作者：张帆
。由“大同”向“小康”的转变，实际上也就是由公有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的转变，由军事民主选举制向君主世袭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周朝的分封则更为彻底，它主要是由统治部族对被征服地区主动进行的武装拓展，大大加强了王室对全国疆域的控制，巩固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朝第二、三任天子成王、康王在位的阶段，被史家称誉为“成康之治”
为压制舆论的不满情绪，厉王又专门派人“监谤”，发现有异议者则杀之，结果人人自危，不敢议论，道路以目
大臣召公劝谏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6〕 厉王不听
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左传·桓公二年》云：“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自天下大宗天子以下，逐次分出小宗，宗法制与分封制相结合，亲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相结合，有效地起到了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作用。这也是周朝政治有别于后世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人评论三代“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孔子则说：“周监于二代（按指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12〕 所谓“文”，指的就是以礼乐为代表的文化建设，它被视为周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春秋历史与西周最明显的一个不同点是王权衰微，周天子逐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贤臣管仲进行改革，整顿基层管理，发展军备，国力更强。当时北方戎、狄诸族活跃，先后攻破邢、卫两国。齐国出兵援助，救邢存卫，在诸侯中威望大增。面对南方楚国的北向扩张，齐国又会合中原国家的军队共同伐楚，迫使楚国求和，答应纳贡于周室。齐桓公在位41年，共九次召集中原诸侯会盟。在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今河南兰考）之会上，周天子也派大臣与会，赐给齐桓公胙肉（祭祀宗庙的肉）和各种仪仗，表明正式承认齐的霸主地位。这是齐桓公霸业的顶峰。桓公死后，诸子争位，齐国渐衰。
文献中习惯上将这四类名称分别代指居于中原四方的不同民族，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合称“四夷”
齐、晋两国提出“尊王攘夷”口号以号召诸侯，尊王即尊崇周王室，攘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楚国。但相对来说，楚国在“四夷”中尚属先进，与华夏的社会差异不算很大
戎狄主要是游牧民族，迁徙无定，蛮夷虽有农业而较粗放，在经济上都落后于华夏。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孔子曾对“仁”下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定义，他的学生则将孔子的为人处世之道概括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中都体现出一种关怀互助和平等相待的人文主义精神。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从而符合“礼”的要求。总的来说，孔子将“仁”看做道德的最高准则，也是道德的总体。其他道德范畴如忠、孝、节、义、信、廉等，在孔子看来都只具有局部的意义。
如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相持三年始决出胜负，赵军被俘杀40万人
起初不受人注意的秦国在商鞅变法（详下）之后国力渐趋上升，凭借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强悍的民俗，逐渐形成了对东方诸国的严重威胁，被称为“虎狼之国”。秦国在东向扩张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外交手段，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结好距自己较远的齐、燕等国，重点打击离自己最近的韩、魏两国，取得很大成效。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一度相约同时称帝，虽然不久后又各自取消帝号，但由此可见当时两国东西相峙、势均力敌的情形。
周天子的威信更加低落。西周王室还能做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到春秋则已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分封诸侯，数量庞大，到春秋时见于史载者仍有120余国
关于五霸具体所指，又有两种不同说法。一说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在长期杂居、邻居的过程中，发达的华夏文明对戎狄蛮夷产生了很大影响，戎狄蛮夷的文化也进一步丰富了华夏文明。到春秋、战国之交，进入中原的戎狄诸部绝大部分已融入华夏族当中，楚国也渐不再被视为蛮夷。
春秋末年，齐国剥削苛重，刑罚残酷，市场上“履贱踊贵”。踊即假足，当时因受刖足之刑者甚多，故而假足的价格大涨。田氏则趁机收买人心，以大斗借贷粮食于民，小斗收回，又在自己的采邑内平抑物价，结果民众“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
其次是实行“平籴法”，丰年时向农民征购余粮以充实仓储，到荒年时出售。这样国家通过对粮食流通过程的干预来控制粮食价格，稳定市场，防止商人囤积居奇，保护农民不至破产流亡。这些政策“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9〕 其基本精神长期为后代王朝所沿用。
公孙鞅遂应召入秦，以“霸道”说秦孝公，陈述改革主张。秦国大臣甘龙、杜挚等提出反对，认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公孙鞅则主张“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11〕 辩论结果，公孙鞅最终获胜，得到了孝公的赏识和重用，开始推行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因此史籍称他为商鞅。
在百姓中实行什伍连坐，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什伍之内互相纠察告发，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罪
新法推行十年之后，“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12〕 秦的国力迅速上升，商鞅亲自统兵击败魏国军队，夺回被魏侵占的大片领土，周天子和其他诸侯都来致贺。秦从此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
商鞅废除公社所有的井田制，建立新的授田制度，虽然原则上仍为土地国有，但由于农民可以长期占有土地以及国家直接管理基层土地存在困难，实际上大大助长了土地私有化的趋势，为以后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社会问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商鞅所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与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但却成为以后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
他们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能通过游说打动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
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获得了秦孝公的重用，后来合纵、连横理论的倡导者公孙衍、张仪也是凭借过人的辩术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成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16〕 的风云人物
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
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不仅从中任用官吏，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
孟子的“仁政”思想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人的修养就是要将这些“善端”在生活中发扬扩大，避免因受外事外物影响而陷于邪恶，最终养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
因为“政在得民”，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恶，性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
人类既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同时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在后世虽然受到一些正统儒家学者非议，但他礼法并重、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
墨子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有宗教和苦行的色彩，在战国社会上影响相当大。但作为墨子、墨家社会政治思想核心的“兼爱”学说，具有虽崇高而不切实际的弱点
墨子提倡“兼爱”，即无差别的爱
其世界观则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
然而随着秦王政的成长，吕不韦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秦王政为人猜忌、专断，权力欲很强，对吕不韦长期把持国政久已不能容忍。公元前237年，已经成年的秦王政借故免去吕不韦相国一职，次年又将他流放到蜀地。吕不韦惧祸，饮鸩酒自杀
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韩非已经完全不承认伦理道德的调节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剩下阴谋和暴力。这一点与荀子性恶论有着重大差别。
“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与法的公开性不同，术的特点在于其秘密性。
中央机构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皇帝最主要的辅佐大臣，后人合称之为“三公”。其中丞相一职尤为重要，“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15〕 为最高行政长官，被视为百官之首。秦丞相通常分设左、右二员。太尉为最高武官，掌军事，然秦仅存其职，实际上并未授人。御史大夫为丞相副贰，协理国政，主管图籍文书，并负责监察百官
“三公”以下，有“诸卿”分掌具体政务，习惯上亦称“九卿”（九仅为数目较多之意，实际职务并不限于九项）
这一套以“三公”、“九卿”为主干的中央官制，也被后来的汉朝所采用
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战国各国县的设立已经比较广泛，但统领县的郡主要仅置于边地，尚未普及。秦并六国，疆域辽阔，中央直接统辖数以百计的县显然比较困难，郡的普及势在必行
“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按照战国时人的说法（主要是阴阳家），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君主只有亲临泰山祭祀天地，才算是正式“受命于天”。秦始皇也成为第一个真正将封禅理论付诸实施的古代帝王
社会财富匮乏，天子找不到四匹同色的马驾车，将相有时只得乘牛车出行。高祖君臣多起自社会中下层，朝中基本都是“布衣将相”。他们熟知民间疾苦，能够顺应百姓的要求，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楚汉战争一结束，即将绝大多数军士罢归家乡务农，按爵级授予田宅，一段时期内免除徭役
吕后精于权术，曾协助汉高祖诛杀功臣，称制后起用吕姓子弟任事，打击刘氏势力。但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并未影响无为而治的总体方针和经济恢复的大趋势。
惠帝时，冒顿单于致书于寡居的吕后，措辞有调戏之意，但吕后接纳大臣季布的建议，仍持忍耐态度，继续与匈奴修好。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卒。大臣周勃、陈平等诛杀吕氏外戚，拥立高祖庶子代王恒，是为汉文帝。文帝及其子景帝在位期间（前180—前157，前157—前141），在汉初以来经济恢复的基础上，继续“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获得了更加显著的发展，统治秩序也愈益稳固。
文帝在位时，诸侯王势强难制的问题日益突出，还发生了数次王国叛乱事件。景帝即位后，用大臣晁错削藩之议，削减一些诸侯国的辖地。
虽然有“七国之乱”这次短暂的波动，但社会经济恢复的趋势未受很大影响。文、景之世，户口迅速繁息，生产有了明显发展，粮价一再降低，政府囤积了大量财物，与汉初的凋敝局面已远不可同日而语。《史记·平准书》描述说：“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西汉王朝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尽可能将中央权力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汉初以来，丞相作为三公之首、百官之长，位高权重，对皇帝形成一定约束。武帝改变了以前专用功臣列侯及其子弟为相的传统，开始擢用没有政治背景的一般士人为相，拜相后始封侯。这样就加强了丞相对皇帝的依赖性，使其渐渐完全为皇帝所控制。武帝在位后期，丞相动辄因故免职、下狱乃至被杀，自保不暇，已失去了汉初的显赫威风。另外，武帝还从中央各机构中选拔了一批资历较浅但有才能的官员，入宫侍从左右，参与决策，形成一个称为“中朝”或“内朝”的小团体，丞相为首的原有政务机关则相对称为“外朝”。皇帝通过中朝更方便地实施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宠凌驾外朝，君主的权力因而也明显地加强了。
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分兵大举北伐，击败匈奴主力，前锋直抵瀚海（今贝加尔湖）
失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不番息 失我胭脂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盐铁官营与酒类专卖——盐、铁、酒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和销售量极大的商品，并称“三业”。起初皆可私营，武帝始由朝廷加以垄断。盐铁官营的工作由大农（中央财政机构，九卿之一，原名治粟内史）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主持，此二人一为大盐商、一为大铁商，他们与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同受武帝重用，是当时财政经济新措施的主要策划者
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时局也逐渐出现不同看法，以皇太子刘据为核心形成了一派主张“守文”的势力，而不少官员仍然拥护武帝开边、兴利的既定国策。两派力量冲突的结果，导致在征和二年（前91）爆发了一起“巫蛊之狱”。当时谣传宫中有人用“巫蛊”的迷信手段诅咒武帝，武帝的亲信江充奉命穷治其案，连及太子。太子不得辩白，遂矫诏发兵杀江充，自己也走投无路而自尽
此事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他作出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的检讨，宣布“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使当时已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趋于缓和，史家评论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
汉朝势力在西域亦获得优势，置西域都护于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总领诸国。边疆局势比武帝时更为稳定。史籍称颂昭帝、宣帝的统治为“昭宣中兴”
史称此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柔仁好儒”的太子奭向他讽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即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19〕 “霸王道杂之”一语，的确较好地概括了汉武帝以来统治政策的特征，即儒、法两手并行不悖而因时损益，用刑宽严、施政缓急、赋敛轻重，皆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执一端。这种统治精神以后长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九品中正制形成之初，带有较强的中央集权倾向，但在大族力量活跃和膨胀的社会背景下，定品时家世逐渐成为最重要乃至惟一的因素，德、才标准则因其不易量化考评渐被忽视废弃，九品中正制反过来成为巩固大族势力的工具。这样，统治集团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贵族化的阶层——门阀士族。
到西晋，已由边塞迁入内地的民族主要有匈奴、羯、氐、羌四支，另一民族鲜卑则附塞而居
鲜卑在东汉末分裂为一些小的部落集团，沿东北和北部边塞散居，较强大的部落有居于辽西的慕容、段、宇文部和居于代北的拓跋部。以上五个民族合称“五胡”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病卒，太子衷嗣位，是为惠帝。
。自惠帝即位至此，卷入政变和内战的主要为汝南、楚、赵、齐、成都、河间、长沙、东海八位宗王，故史籍称这场动乱为“八王之乱”。至光熙元年（306），前七王皆已败死，东海王越最终控制了朝政，毒死惠帝，立其弟怀帝。八王之乱遂告结束。
桓温死后，陈郡谢氏的谢安主持朝政，他与坐镇荆州的桓温之弟桓冲协力合作，使东晋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并且在淝水之战中挫败了前秦的大举进攻（详下）
。武帝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所治即为《春秋》公羊学。“独尊儒术”之后，今文经各门派大都在朝中设立了博士。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曾亲自在石渠阁主持会议，召集儒生讨论诸经各门派的异同。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求“通经致用”，借用阴阳五行等学说来发挥经书的“微言大义”，鼓吹大一统、正名分、天人感应等思想，但不免空疏之弊。随着谶纬的广泛流行，今文经学亦与其相结合，趋于迷信、荒诞
曹魏后期的嵇康、阮籍充分发挥何晏、王弼的“贵无”思想，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蔑弃礼法，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已带有异端色彩
东晋以下，随着佛教的传播，玄、佛趋于合流，独立的玄学逐渐消失。
早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以《老子》、《庄子》的思想解释《周易》（此三书在当时合称“三玄”），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各种具体存在的“有”都是“无”的体现，然去“有”亦不能体“无”
佛学为世所知者主要是清虚无为、省欲去奢等内容，近于黄老之说，故浮屠（佛）每与老子并祭，甚至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
汉魏之际，士人的精神风貌有较大变化，失去了评论时政、激浊扬清的热情，更多地转向对个人生命的关怀，由感慨时光流逝、人生短促进而产生对生命和万物的怀疑，或饮酒以逃避现实，或服药以企求长生，旷达奇诡之风，于是而盛。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理论对生死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颇能满足士大夫的心理需求，加上大乘佛教当中的般若学说与玄学有相通之处，故佛学传播渐广
鸠摩罗什弟子众多，其中僧肇、道生都是一代佛学宗师
北朝则崇尚修行，广泛建寺造像，还开凿了云岗、龙门等规模巨大的石窟。反佛势力与佛教的斗争，在南北方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南方为论战，北方为灭佛行动
南朝一些士大夫就佛教与儒家伦理的矛盾发起攻击，与僧侣及其信徒争论沙门是否应敬王者，以及夷夏之辨。范缜著《神灭论》，从形神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证神为形之用，形亡神亦灭，从而驳斥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
道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假托老子为始祖，实际上是黄老学说中某些思想概念与民间巫术、神仙方术的结合。其早期经典为《太平经》，内容十分庞杂。东汉末，有太平道、五斗米道两大流派。张角通过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事败后太平道之名逐渐消失
此前张陵在蜀地和汉中宣传道教，入教者纳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后来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约30年，为曹操兼并
东晋前期人葛洪著《抱朴子》，讨论道教修炼之术，同时力图将道教信仰与儒家纲常伦理相结合，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 〔19〕 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
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为齐、梁时期的陶弘景，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是北魏前期的寇谦之，他们在改革道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制作教义，清理道规，各王朝也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整顿。
但它思想内容贫乏，缺乏深度，虽以“道”为名，与道家哲学的关系却不很大。在道教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道士不得不设法抄袭、改编佛经，以杜撰道教经典
汉代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两部史学巨著
汉代的文学形式主要为赋、散文和乐府诗。赋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陈文辞以“体物写志”
汉、魏之际，张仲景著有医疗专著《伤寒杂病论》，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论伤寒诸症，后者论杂病
如东晋葛洪著《肘后卒就方》，南朝陶弘景又进一步修订为《肘后百一方》，皆用常见之药配方，简明切于实用。陶弘景又有《本草集注》，著录草药700余种，比东汉《神农本草经》多出近一倍
隋文帝遂于开皇三年“罢天下诸郡”，三级制变为州、县两级制。后又改州为郡（唐朝重新改为州），并省郡数，全国共190郡，统1255县
选官方面，废除曹魏以来长期行用的九品中正制，选官之权尽归中央吏部。过去地方官府的属官习惯上由长官辟除，现在也改为统一由吏部任免。“自是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无复辟署矣。”“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由吏部。” 〔2〕 这方面的改革是对士族门阀政治的致命打击，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李渊自称出自北魏士族陇西李氏，为十六国西凉李暠之后。实则其家族背景与杨隋相同，皆早迁武川镇，掺入鲜卑血统并有鲜卑化倾向，为西魏北周以来所形成关陇贵族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渊本人为隋炀帝表兄
贞观是唐朝第二任皇帝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太宗为高祖次子，唐初封秦王，在开国战争中立下了显赫的功勋。武德九年（626），在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发动兵变，杀死其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逼高祖禅位于己，于次年改元贞观。
不过到贞观后期，上述良好政治风气并未能完全保持，太宗的纳谏作风有所下降，还冤杀了一些无罪大臣。
贞观之治之所以为人称道，还在于政治风气开明。
太宗趁机开拓西域，相继控制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和田）、疏勒（今喀什）等据点，皆由安西都护府统辖，称为“安西四镇”。
开元后期以李林甫为相，林甫奸佞狡诈，善于玩弄权术阴谋，时称其“口有蜜、腹有剑”。 〔16〕 他利用玄宗的怠政心理，专宠固位，排斥异己，居宰相之位长达16年，开元前期的良好政风破坏殆尽
秦汉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公九卿，经过数百年发展演变，到隋唐其核心地位已被西汉中期以后相继出现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以及尚书省的下属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取代
皇帝下发诏令，原则上也须经宰相通过，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
六部以外的行政机构，还有九寺五监。九寺名称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名称为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它们与六部共同构成了隋唐三省制下的中央行政体系
上述比较规范的制度，主要存在于唐朝前期。自唐玄宗时起，差遣之制开始流行，往往临时差遣某官去负责某项工作，久之差遣遂成为其真正职掌
因弹劾百官，或亦言及皇帝，故御史台实际上也有谏诤之权。另外，还常奉命与刑部、大理寺共同鞫审大狱。谏诤官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诸职，但并未组成一个单独的机构，而是分属门下、中书两省（凡左皆属门下、右属中书）。就对决策的影响而言，谏官的作用比御史台更为重要。他们可以随宰相入见皇帝议事，有失则谏，还可随时绕过宰相，向皇帝上秘密的“封事”
科举在南北朝后期已经萌芽，隋朝废九品中正制，强化考试选官制度，增设考试科目，科举制逐渐定型
为防御边疆诸强敌，守住已开拓的疆土，唐廷吸取教训，被迫大量增加边防驻军，形成若干边防大军区，其长官称为节度使
开元、天宝间，在漫长的边防线上已形成十大军区。东北设范阳（治今北京）、平卢（治今辽宁朝阳）两节度使，北方设河东（治今山西太原）、朔方（治今宁夏灵武）两节度使，西北设安西（治今新疆库车）、北庭（治今新疆吉木萨尔）两节度使，西方设河西（治今甘肃武威）、陇右（治今青海乐都）两节度使，西南设剑南节度使（治今成都），南方设岭南经略使（治今广州），亦概称十节度
天宝元年（742），全国兵数57.4万余名，边军已占49万，外重内轻，形势适为相反。唐朝“盛世”局面一朝崩溃，实肇于此。
禄山骁勇有智谋，熟悉河北边地情况，又狡黠工于逢迎，故玄宗对其信任不疑，倚为东北长城。
六月，哥舒翰被迫出兵，一战溃败，潼关失陷，长安震动，玄宗仓皇逃往成都。途中经马嵬驿（陕西兴平西），随从军士哗变，杀杨国忠，玄宗被迫令杨贵妃自尽。安禄山叛军随即进占长安
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谓之姑息之政。”唐后期自肃宗起共14帝，历时150余年，基本上一直处于藩镇跋扈的局面之下，最终至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
唐前期宦官不预政事，自玄宗时起，宦官地位明显上升。玄宗晚年怠政，宦官高力士常宿禁中代览四方奏表，小事便自行裁决，安禄山、李林甫、杨国忠诸人均厚加交结，以固将相之位
文宗以至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一支至西州（高昌，今吐鲁番），以后逐渐形成维吾尔族。
回鹘汗国灭亡后，黠戛斯据其故地，仍受唐册封为可汗。然黠戛斯占据漠北为时不长，十世纪时亦逐步西迁，以后形成今之柯尔克孜族。
吐蕃为今日藏族祖先，据称源出西羌，其首领称为赞普。唐初松赞干布在位，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强大政权，逐渐成为唐朝在边疆的头号劲敌，史称“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吐蕃人最初信仰本教，其教义较为原始，具有多神崇拜、自然崇拜、注重祭祀巫术等特点。
弃松德赞在位时（755—796）佛教有较大发展，从印度迎来寂护及莲华生二位高僧传教，译经、建寺等活动都取得显著成就。在与本教的反复斗争中，吐蕃佛教于密宗基础之上也吸收了本教很多巫术仪轨方面的内容，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喇嘛教。
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唐军由胶东渡海，与新罗王金春秋合兵攻灭百济，高丽之势已孤。时值高丽内乱，大臣争权，唐朝遂出动大军，由名将李勣、薛仁贵等率领，最终于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丽灭亡
时航海技术尚不发达，遣使须经历极大风险，且耗资非常可观。在此期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646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多仿唐制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中进士，更名晁衡，擅长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有密切交往。扬州僧人鉴真赴日本传授佛教戒律，出行五次皆遇风涛折回，第六次始最终成行，后卒于日本。日本僧人圆仁在扬州、五台等地学法近十年后归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从907年唐朝正式灭亡，到960年北宋建立，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五代十国。
宋太祖建国后，十余年内相继削平南方诸割据政权
防弊之政的第三原则是重文轻武。为抑制武将势力，巩固皇位，宋太祖即位不久即利用举行宴会“杯酒释兵权”，剥夺宿将石守信等统领禁军的权力，代以资浅才庸之将领
与轻武相对，大力抬高文官、士人地位，提倡文治，扩大科举规模，鼓励台谏言事，强化监察工作，逐渐形成了“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传统“家法”
统观宋初防弊之政的具体内容，可以说是用心深远，几乎算无遗策。无怪宋太祖感叹“为天子亦大艰难”，“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
但另一方面，上下约束过紧，牵制过密，“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乃至“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按指辽夏金等北方民族政权）”。 〔8〕 其消极影响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得到了充分暴露。
“防弊”之政的隐患逐渐显露出来，其最集中的体现则是时人所概括的“积贫”、“积弱”
冗费——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加上其他费用，财政自然会出现问题。而且宋朝财政管理不善，机构重叠，彼此牵制、扯皮，收入分散数处，互不相知、互不调用
积弱现象更具讽刺意味。宋廷虽斥巨资养兵，却未得其用，对外被动挨打，屡战不胜
自太宗北伐失利，宋兵不敢北向，辽方掌握战争主动，频频南侵。真宗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换得苟安
宋朝国力远胜西夏，然而却是“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以至“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
其一，军事指挥混乱，将从中御，以文制武，兵权分散，互相牵制。其二，兵不识将，将不专兵，上下无凝聚力。其三，消极防御，战略呆板，兵分势孤，被动挨打。其四，长期重文轻武，忽视将材培养，将领有勇无谋，临敌每多失当。
防弊原则的出发点即体现消极思想，宁可不求有功，必须先求无弊。加上机构重叠，官员繁多，权力不专，权限不明，互相牵制，动辄得咎，导致官员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皆以老成持重相标榜，无过贤于有功，“守道者以躁进为耻，怀能者以自炫为非”，“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
其具体表现，即重义轻利，重名轻实，重道德轻事功，重原则轻表现，重动机轻结果。流弊所及，遂至务为高名，好持苛论，意气用事，舍大就小。这本来是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的共同缺点，而尤以两宋为甚
“大国之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其失得，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瘉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论议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此语深中宋人“异论相搅”之病。贫、弱疴疾，也因此日重而难除。
新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范仲淹等人直接从整顿吏治下手，与同属既得利益者的整个官僚集团为敌，难度、阻力过大，众寡悬殊
。柄政之后，保守派官员群起攻之，然安石不为所动，倡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勉励神宗坚持改革
辽朝贵族政治色彩明显，高级官员多由“世选”产生，显贵家族世代产生高官，但具体由何人任何职则不固定。世选原则并不限于契丹贵族，一些燕云地区的汉族大姓亦有特殊政治地位，代有闻人，最显者有韩、刘、马、赵诸家
北宋每年向辽支付“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协议史称“澶渊之盟”
金朝在消灭了辽的残余势力后，随即大举进攻北宋，北宋遂继辽之后被金灭亡。
12世纪初，女真族建立金朝，向辽发起进攻，辽兵屡败。
13世纪初，蒙古崛起，西夏大难来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前后，于1205、1206、1209年三征西夏。西夏国势已经衰弱，远非蒙古铁骑之敌，襄宗安全纳女求和
1127年，金灭北宋，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政权，后定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宋朝重文轻武、以文制武的传统家法，在南宋建立之初一度受到破坏。
韩世忠、岳飞、张俊、刘光世、吴玠等主要将领各拥精兵，自擅兵权，民间皆以韩家军、岳家军等称之。他们的地位已足以与文臣平起平坐，乃或凌驾其上，跋扈不服朝廷调遣之事亦时有发生，朝廷甚至长期不了解各大将下辖军队的人数。
至南宋统治基本稳定后，武将势力膨胀已成为高宗的心腹之患。而在维护宋朝家法、削弱武将势力方面，士大夫文臣集团与高宗的立场基本一致，即使抗战派亦不例外。
岳飞之死，固然因为他抗金最力，与高宗、秦桧的妥协投降政策形成冲突，同时也是高宗君臣压抑武将势力、杀一做百的需要
秦桧既佐成高宗削兵权、对金议和两件大事，遂深受信用，进太师，封国公，终身任相。其用事本有金人胁迫的因素，即所谓“借外权以专宠利”，“挟虏势以要君”
所谓道学，即北宋新儒学程颐一派，到南宋由程颐四传弟子朱熹发扬光大，形成更加完整、系统的理论。因其核心概念“理”亦称“道”，其人又多“以道德名世”，故时称道学
作为北方民族政权，金朝带有浓重的“家产制国家”色彩，皇权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并大幅度外延，官僚制度自主性的一面难以发展，其作为专制皇权工具的作用则得到了充分发挥，亦即史书所谓“鄙辽俭朴，袭宋繁缛之文，惩宋宽柔，加辽操切之政”
故金朝皇权之独尊，更胜于前代。如君臣关系方面，皇帝滥施淫威，动辄对大臣施以刑罚，尤其是杖刑。海陵王曾得意地对臣下说：“古者大臣有罪，贬谪数千里外，往来疲于奔走，有死道路者。朕则不然，有过则杖之，已杖则任之如初。”又云“大臣决责，痛及尔体，如在朕躬，有不能已者”。 〔11〕 廷杖的传统由此一直影响到元、明。
女真社会原有军事民主制的传统。金太祖即位后赴臣下宴集，“主人拜，上亦答拜”。“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
而在金初宗室贵族崛兴的背景下，军事民主制传统实际上变成了宗室内部的“民主”
。太宗私用国库财物过度，被诸勃极烈数以“违誓约之罪”，“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 〔6〕 皇帝立储亦不得自由。
〔7〕 宗室贵族权力膨胀过度，逐渐与皇权形成了矛盾，孕育着激烈的冲突。 第三代皇帝熙宗即位后，宗室共治的局面开始向皇权独尊转变
正是在对宗室贵族残酷屠杀的过程中，金朝的专制皇权得到了充分确立
就中国古代皇权的发展线索而言，两宋金元是孕育明清极端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关键阶段。
但宋朝同时也是士大夫政治的黄金时期，发达的官僚制度尚能尽量约束皇权在合理的范围内运行。至金朝（还有后来的元朝）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家天下色彩明显，传统官僚制度对皇权的约束、限制机能大为削弱。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辅以宋朝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绝对、无条件忠君观念，导致了皇权的显著强化，影响后代历史至为深远。
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以东，即为蒙古之前身。回鹘
辽、金王朝对这些游牧民族只是羁縻约束，控制并不牢固，金朝更是一再受到“鞑靼”诸部的侵扰，渐居守势。另一方面，草原上的诸多游牧部落集团，甚至同一部落集团当中的不同氏族、支系，又处于频繁的混战当中，分合不定
蒙古的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汉文史料将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位于契丹以北、靺鞨以西、突厥回鹘以东的一些部落统称为室韦，他们与鲜卑、契丹同属于东胡之裔。其中有一部称“蒙兀室韦”，居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以东，即为蒙古之前身
后被迫投靠势力强大的克烈部部主王汗，拜其为义父，同时渐渐收复部众，重建以本家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
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开贵族大会，被推戴为全草原的大汗，号成吉思汗（后元朝追尊为太祖），大蒙古国由此建立
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大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系统，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并由大汗委任的贵族功臣世袭管理
此前千余年，漠北的统治民族更迭频繁，兴衰无常，而自蒙古建国之后，漠北草原上就只剩下蒙古一个主体民族，即使在元朝灭亡、蒙古统一政权解体之后亦不例外。
草原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成吉思汗在艰苦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个人崇高威望，加上蒙古国家最高权力与草原原始宗教萨满教神权的结合，使成吉思汗完全成为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超人”型统治者
1223年，成吉思汗率军东返。此前由哲别、速不台统领的一支蒙古军追击摩诃末不获，由波斯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钦察草原和乌克兰地区，击败了斡罗思诸国王公与钦察人的联军后退兵，渡过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与成吉思汗会师，一同东归。
1232年春，拖雷趁天降大雪之机，大破金军主力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边的三峰山，金朝灭亡的大局已定。1234年正月，蒙古与南宋合兵，将金朝最后一支势力消灭。
大蒙古国统治下的中原汉地，长期处于动荡、混乱之中。蒙古初入中原，以劫掠为主，不重视地区占领，屠杀之残酷，于史少见
人口掳掠也非常严重，贵族、军阀在战乱中大量役占私属奴婢，称为驱口（意即“被俘获驱使之人”），据说其数目“几居天下之半”。经过战争浩劫，中原已陷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悲惨境地。
由于历代蒙古大汗一直以漠北草原作为国家本位，“视居庸以北为内地”， 〔22〕 只将汉地看做大蒙古国的东南一隅，因此从未考虑过针对其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进行正规管理。相反，却置汉地混乱局面于不顾，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取民有度的正常剥削方式，而是竭泽而渔，百般敲榨，使中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
史称此事为“戊戌选试”。这些措施使大蒙古国在汉化方面作出了试探性的迈进，但同时也受到了蒙古贵族、西域官僚和商人的抵制、破坏。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在汗廷受到排挤和冷遇，不久抑郁而终，其改革措施亦大都中止。
到蒙哥死后，忽必烈终于依靠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登上汗位，正式结束了大蒙古国的草原本位政策。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它的前身是大蒙古国。1260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在汉地即汗位，推行汉法，建立起汉族模式的中央集权官僚制统治。1271年，正式定国号为大元
大批南宋旧臣，如状元留梦炎、王龙泽、宗室赵孟頫、谏臣叶李等等，接踵北上仕元，出任要职。但同时也仍有很多遗民坚持民族气节，拒不出仕。
因中央宰相机构为中书省，派高级官员外出镇遏方面，称“行中书省事”，简称行省。起初行省带有比较明显的中央派出机构色彩，至忽必烈后期已基本上转变为地方常设的最高行政机构，全国形成辽阳、甘肃、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四川、云南九行省。后来又设立了岭北行省，共10个行省，皆“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作为几乎没有外患的大一统王朝，元朝享国百年，寿命并不长久。与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元朝统一后并未出现一个呈上升趋势的“盛世”，相反却显露出早衰的迹象。
元朝明显呈现出汉化迟滞的特点，统治者对国家“马上得之，马上治之”，长于镇压、聚敛而短于改革、治理，与被统治地区的文化差异一直没有很好地弥合。加上政治腐败、内讧、社会贫富分化、自然灾害等其他王朝常见的问题，终于导致了元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命运。
它们被配置、分布在国家机器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从而在总体上使元朝的国家体制呈现出二元性的特点
忽必烈虽行汉法而建元朝，但他对“汉法”的推行并不彻底。随着政权设置的大体完备和仪文礼制的基本告成，推行、贯彻汉法的政治革新工作渐趋停顿。若干事关政权进一步汉化的重大举措，如开科举、颁法典等，皆屡议屡置，悬而不
这一时期的皇位争夺非常激烈，三十余年中更换了八个皇帝，其中大部分都不是按照正常传接次序即位的。造成皇位争夺的主要原因，是大蒙古国忽里台选汗传统在元朝的遗存。忽必烈虽力图确立嫡长子继承制，但在忽里台传统的影响下，仅有前任皇帝的遗命仍然不足以成为继承皇位的充分条件，必须通过忽里台会议的合辞拥戴，皇位继承才最后生效。这种由草原社会流传下来的贵族选君观念，缺乏对被推举者身份的具体限制，实际上为争夺皇位的行动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依据，也为有野心的大臣进行政治投机提供了可能性。
元朝中后期，权臣专权的现象逐渐突出。由于分封制的发达，元朝的贵族政治主要表现为家臣政治，执政大臣基本出自怯薛，君臣关系当中具有一种自草原时代继承而来的私人隶属色彩
到顺帝在位前期，由于地方动乱频繁，加深了蒙古保守贵族对汉人的仇视情绪，据称伯颜甚至向顺帝提出尽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建议。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将全体百姓分为四等的民族等级制度，关于它将在下文详述。这里主要从有关统治集团文化素质的角度来看元朝汉化迟滞的一些表现。
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儒学的地位就要逊色许多。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使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虽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产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顺帝一度讲习经史，左右近臣即多加阻挠。帝师则对太子习儒提出异议：“向者太子学佛法，顿觉开悟，今乃受孔子之教，恐损太子真性。” 〔19〕
怯薛、吏员两条主要仕途出身的官员，有一个大体共同的特点，即缺乏正统儒家思想薰陶和巩固统治的长远目光，文化素质较低，社会责任感、道义感薄弱，只知刻剥百姓、营私聚敛。元朝政治腐败严重，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
四等人制总的精神，首先是区分蒙古、色目人和汉族人（包括汉、南人）两大集团，保证蒙古贵族的统治地位。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即遣军2.5万人远征日本，登陆后因后援不继，又仓促撤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南宋已灭，忽必烈遂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日战争。远征军兵分两路，忻都、洪茶丘率蒙古、高丽、汉军共4万人、战船900艘由高丽出发，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率新附军（南宋新降附的军队）10万人、战船3500艘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志在必取。两路军队在日本沿海会师后，因将帅内部出现矛盾，且日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故而驻于近岸岛屿，逗留不前。不久台风大作，元军战船多毁，大批军士淹死。
经济重心（以及文化重心）南移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明显的现象，隋唐宋元则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秦汉时北方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南方十分落后，自永嘉之乱，大批中原人口随晋室南渡，推动了南方的开发
而南方经济自东晋南朝以来逐渐上升，且自然条件优越，蕴藏着非常巨大的开发潜力，其取代北方的经济重心地位已是势所必至。
城市的繁华超过北方，作为运河枢纽的扬州几乎已具有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其城市生活之丰富侈靡大为时人倾倒，至有“人生只合扬州死”，“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咏
南粮北运不但未见终止，其规模反而继续扩大。唐朝漕粮最高数字在300至400万石之间，宋朝则平均达600万石，最高时700万石。北宋后期，东南户数已占到全国一半，加上西南则超出三分之二。至“靖康之难”，北方再遭战火蹂躏，大批人口南渡，则又一次促使南北经济差异扩大，完全奠定了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
唐朝宰相十分之九为北人，北宋宰相72人中，南人已占到31人。时云“东南之俗好文”，“西北之人尚质”， 〔8〕 南人在科举考试中优势突出，故北宋后期被迫采取南、北分卷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别考而单独录取，以维持取士人数之均衡。结果东南百人取一而西北十人取一，录取水准高下判然。南宋立国南方，南人顺理成章地在政府中占压倒多数，已与东晋南朝“侨人”掌权之格局大异。
关陇贵族凭借武功崛起，基础本浅，在唐前期政治斗争中又屡遭打击，故作为集团整体衰落较快。而山东士族仰仗其久远根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至唐朝后期犹保有一定的封闭色彩。
经唐末五代动乱，关陇、山东两大士族集团都受到毁灭性打击，到宋朝已“绝无闻人”。与唐朝相比，宋人已无所谓士、庶之别，“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
与唐宋不同，金、元王朝直接脱胎于“前官僚制”的边疆部族政权，因而又造成了贵族政治形态的回归。女真、蒙古贵族作为统治特权阶层，成为皇帝控制官僚机构的得力工具。他们分别在两朝政治领域中拥有身份性的世代垄断地位，可以仅凭出身就骤列高位，拔置要津。
唐后期韩愈著《原道》等五篇论文，抨击佛、老，大力提倡儒家纲常名教。他吸取了佛教宗派衣钵传授系统之观念，排列出儒家的“道统”，自尧舜至孔子、孟子，谓孟子既没，“不得其传”，将汉以来儒学成果基本否定，而实以“道统”继承人自居
韩、李二人虽排斥佛、老，实际上却从释、道两家汲取了大量思想资料以救传统儒学之弊，为宋朝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论学多围绕理、气、心、性等哲学范畴而展开，通常以“理”概括精神，“气”概括物质，对“性”则有不同理解
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个层次，前者出于天赋，人人所同，后者是后天习染，人人不同。修养之道，即在磨去气质之性，展现天地之性。程颐则将人性的两个层次命名为天理、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论理气心性，又必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依归，将自然、道德合二为一。如将意识的“理”与社会秩序的“礼”相等同，并升格为“天理”。三纲五常都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结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而又主张天地人本为一体，提出化小我为大我，与天地万物浑然合一的人生观，溥怀众生，泛爱万物，明理尽分，乐观通达，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
朱熹论“理”，一则明其绝对、永恒，在气之先，二则明其运动不息而无处不存。针对佛教“空虚”之说，特别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在人性论方面，朱熹用伪《古文尚书》中“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语加以概括，称其为尧舜相传十六字“心法”
陆九渊则以为心性无别，理心合一，由内向外贯诸万物。故曰“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关于修养途径，朱熹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累积递进，以求贯通。陆九渊则主张由内入手，直接发明本心，以求彻悟。不必去费心认识外部事物，而是“先立乎其大者”，通过自我反省、自我体验达到修养目的，“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
中唐以下，诸派多因教义繁琐趋于衰微，唯禅宗因其传布、修行简便风靡于世。禅宗最初出现于南北朝，相传由菩提达摩创立，以坐禅之法参究佛性。唐前期分南、北二宗，后南宗压倒北宗，其创始人慧能被尊为禅宗六祖
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实则是将复杂的宗教理论简单化、世俗化
另外以念佛为基本修行方法的净土宗后来主要向下层社会发展，组织佛教结社，并汇杂若干民间信仰，衍生出白莲教等支派。
宋朝佛教以禅宗为主，起初分为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五派，后临济宗又分出杨歧、黄龙二派，故有“五家七宗”之说
围绕各种机锋、公案，宋朝禅僧进行了大量文字阐释，过去“不立文字”的禅宗很大程度上已被“文字禅”、“看话禅”所代替
道教在唐宋时期也很活跃。唐朝建立后，尊道教“创始人”老子（李耳）为始祖（后加号太上玄元皇帝），并确定了道先、儒次、佛后的三教次序
徽宗亦亲注《道德经》，为老、庄诸书立博士于太学，并自称“神霄帝君”临凡，讽臣下加尊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不过道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内容明显比佛教贫乏，巫术迷信色彩浓重
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召王喆弟子丘处机（号长春真人）至军前问道，全真道因而贵显，不复能遵循禁欲苦行原则，生命力渐衰
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及相关著作——北宋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294卷，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寒微，而能于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除暴止乱，重建一统，史称其“得国之正，皆非汉唐宋所及”。
元末大起义的主要组织、发动者是白莲教徒。白莲教本为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支派，以普劝在家人斋戒念佛、死后同生净土为宗旨。因其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允许“在家出家”，故而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并且较多地被利用来组织民众起事
日本一向宗,既净土真宗,允许啖肉娶妻,更加宽泛 朱元璋以集庆作为中心根据地，更名应天府，并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2〕 之策，在加强政权建设、发展生产的同时，不急于自立旗号，仍长期遵用龙凤正朔。
十三年，以谋反之罪杀中书左丞相胡惟庸（详下），因而宣布废除中书省，不设宰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等具体行政机构。明太祖废相之举，与其权力欲旺盛、以及对大臣疑忌心理过重的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他认为“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多有小人，专权乱政”，因此废相，“事皆朝廷（按指皇帝）总之，所以稳当”
他并且将这一措施作为硬性制度规定下来，宣布“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又有翰林院，专司笔札文翰之事，包括起草制诰、修史、备皇帝顾问咨询等等，其工作有“清要”之名，接近皇帝，亦时而参与机密，后来从中分化出了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
军屯带有明显的超经济强制特征，剥削苛重，但推动了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基本保证了当时的军储供应。在这个意义上，卫所制具有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色彩。而且卫所主要是一种驻防体系，并非战时编制。卫所军平时进行军事训练，遇战事则由朝廷命将充总兵官，抽调卫所精锐出征，战毕将领归还总兵印绶，军士各回卫所。因此卫所制度被评价为“得唐府兵遗意”。 〔12〕
“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
“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
明太祖在学校、科举之外，又通过荐举途径选官，时称“三途并用”
〔15〕 明初三途用人，学校、荐举为盛，相比之下科举地位不算重要。
由于科举发达，对其考试标准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四书义、经义的写作格式日益严格，形成“八股文”。
另外洪武三十年（1397）发生“南北榜案”，因是年会试录取者皆为南方人，明太祖疑其间有弊，杀主考官，重试结果全取北方人。以后明朝科举会试遂分为南、北两榜，分别录取，以保证南北士人入仕机会的相对均等。
洪武重典统治明显带有极端强化君主集权的色彩，由此形成的高压政治气氛和君主绝对独裁观念，对明朝中后期以及以后清朝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
洪武重典统治最集中的表现，是大开杀戒、株连广泛的四起重要案件：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其中胡、蓝两案主要针对功臣集团，亦合称“胡蓝党狱”。另外两起案件涉及的则多为一般官吏。
二十三年（1390），以知胡惟庸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持两端、大逆不道之罪，处死已经退休多年、77岁高龄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并及其家口七十余人。总计前后因胡案被诛、或已死被追夺封爵的功臣有二十一侯，株连而死者共达三万余人。
当时开国大将或老或卒，蓝玉在诸将中最受明太祖倚赖。但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亦渐为明太祖所不容，屡次降诏责备，君臣关系日益紧张
大批屠杀功臣的原因，除功臣往往不学无术、骄纵违法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明太祖本人猜忌多疑、近于草木皆兵的“忧危”情绪所造成的。特别当他年事渐高之后，更是不惜对功臣深文周纳，斩尽杀绝，以求为子孙清除隐患，保证朱氏天下传之久远
如《刑律》中“受赃”单列为一卷，枉法受赃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即处绞刑。
洪武重典统治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特务的活跃。明太祖要求臣僚对自己绝对忠诚，时常采用特务手段侦察臣下的言行
检校倚势横行，百官畏惧，明太祖则得意地说“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明太祖因而又在洪武十五年（1382）设立了锦衣卫，置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下属有将军、力士、校尉等司侦察，名为“缇骑”。蓝玉案即由锦衣卫首先举发。锦衣卫所属镇抚司中设有监狱，有权审判、处刑，亦称“诏狱”。洪武后期大狱，多使锦衣卫断治，诛杀甚众
廷杖行刑任务后来也固定由锦衣卫校尉承担。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年逾七十的明太祖驾崩，皇太孙即位，是为明惠帝。因次年改元建文，亦称建文帝
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亲属“九族”之外又株连朋友、门生，合为“十族”一并杀害，死者873人
靖难之役的结局有一定偶然性。如就实力、道义诸因素而论，这次叛乱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本来十分微弱，但此时斗争双方领导者的个人政治、军事素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建文君臣多属文弱书生，缺乏政治经验，用人失当，军事策略也一误再误，直至败亡
这也成为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地方藩王叛乱成功之例。
作为汉族王朝，明朝实行比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故除某些特殊时期外，皇位更迭基本未引发大的动荡。与前代汉族王朝相比，明朝皇权出现了显著的膨胀，“家天下”的政治色彩也十分突出。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世宗卒，太子载垕即位，是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为人庸懦，怠于政务，大臣争权夺利，攻讦不已，政局依然比较混乱。不过这一时期与蒙古订立和议，纾缓了北部边防的压力。隆庆六年（1572）穆宗卒，太子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年号万历。万历前期因神宗年幼，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辅政，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明中叶的统治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张居正死后神宗亲政，局面又变。神宗热衷于聚敛财物，时人评他有“好疑、好逸、好货”的“三好”和酒、色、财、气“四病”
神宗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明朝覆亡的命运也是在他在位期间基本奠定，“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
同时因受金、元两朝“家产制国家”政治特征的影响，家天下的色彩十分浓重，皇帝至高无上，奴视臣僚。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宰相制度是“贤人政治”的体现，宰相选贤而任，统百官，平庶政，可以适度弥补君主世袭带来的一些弊病。现在宰相已经废除，官僚机构对皇权的调节机能大为削弱，政治正常运作也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故后人云“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臣下章奏搁置不理，既不送内阁票拟，也不予批红下发，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时称“留中”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传统观念受到明显破坏，皇帝只是单方面要求臣下绝对效忠，而对臣下的礼遇程度大大降低，动辄采取简单粗暴的惩罚方式，随意折辱。明初即有廷杖之法，自正统以下“殿陛行杖，习为故事”，有时集体杖责臣僚达上百人
分封宗藩的做法同样鲜明地体现了明朝的家天下特征。由两汉至唐宋，分封制度总的趋势是逐步衰微，宗室子弟享受的特殊待遇日渐减少。明朝则受到元朝影响，分封制重新抬头，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明初分封之制规定，皇帝之子除太子外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袭爵，余子封郡王
明初藩王权重，引发“靖难之役”，成祖以下继续削减藩王的政治、军事权力，制定各种“藩禁”，使其不再能构成对中央的威胁
出于维护“家天下”目的的分封宗藩制度，最终成为加速明朝衰亡的一大弊政
明初废除宰相之后，皇帝的日常工作量大为增加，日理万机，疲于应付，不得不挑选一些官员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辅佐理政，逐渐形成一个固定的秘书咨询机构，即内阁。与此同时，宦官集团也利用接近皇帝的特殊地位，乘机扩张其势力，渐掌国政，使明朝成为继东汉和中晚唐以后第三个宦官专权的时期
内阁在制度上只承担秘书、顾问工作，虽有议政之权，而无监督百官执行之权，不能指挥六部等行政机构
明成祖夺位时，朝中宦官曾为其刺探情报，手下的一些宦官也立有战功，故即位后对宦官十分倚重，放手使用，充当统治耳目。史称“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
宦官在明朝特务政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东厂，掌侦伺缉捕之事，由宦官统领，后例用司礼监太监提督。东厂与洪武时期设置的锦衣卫工作性质相近，合称厂卫，因厂属内官，其权势又在卫上。东厂番役皆自锦衣卫差拨，后来锦衣卫即归于东厂节制，卫官多用宦官弟侄、党羽。宪宗、武宗时，还曾一度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内行厂，后罢
锦衣卫司侦察的“缇骑”多达数万人，横行天下，百姓避之唯恐不及。厂卫的侦讯工作不受刑部、大理寺等正规司法机构约束，可直接奉诏行事，受理词状，逮捕吏民
在宦官严重专权的时期，厂卫横行亦更甚，全国上下告密盛行，一片恐怖气氛。
明朝宦官的权力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举凡政治、经济、军事各领域，只要国家官僚系统延伸所及，宦官的触角也随之而入，他们实际上成为皇帝监视官僚机构的代表
明朝宦官专权的性质，主要是以皇帝家奴身份窃取了“管家”权力。即使不可一世如刘瑾、魏忠贤，最后也被皇帝比较轻易地铲除
这表明宦官权力只不过是皇权的延伸
随着党争的延续，谏诤派官员形成了被称为“东林党”的集团。东林党因其领袖顾宪成曾在其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友讲学而得名，他们自命“清流”，对中枢政务多所批评。
“南倭北虏”的边防格局，在洪武时期已经形成
倭寇的产生始于元朝。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统治衰落，经济凋敝，大批中小武士陷于贫困化，下海从事走私贸易，很多人亦商亦盗，常以劫掠为生，元人称之为倭寇。
对倭寇除在沿海修建城戍防备外，又实施经济封锁，亦即“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而对于其他海外国家，明太祖仍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即使对日本也是以防御为主，并未轻言出兵，这多少是吸取了元朝海外扩张失败的教训。
郑和是明成祖十分宠信的宦官，原姓马，云南回族人。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七次奉命率船队出海远航，到达了东南亚、南亚、西亚直至东非地区的30多个小国。
永乐时期对外大举开拓，征需频繁，民力凋敝。至仁、宣两朝，遂本着休养生息的方针调整边疆政策，转向收敛防御。其时鞑靼、瓦剌相争不休，亦未对明朝形成较大威胁，北部边疆形势相对比较稳定
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 〔7〕 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
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明朝中期，格鲁派宗教领袖的产生开始采用“灵童转世”制度
万历初年，蒙古俺答汗在青海会见格鲁派领袖索南嘉错，宣布皈依格鲁派“黄教”，并为索南嘉错奉上“达赖喇嘛”的尊号。格鲁派教徒遂追尊其前任领袖为达赖一世、二世，索南嘉错为达赖三世。俺答汗的曾孙按“灵童转世”之法被确认为达赖四世，成为历代达赖中惟一的非藏族人，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因而得到了进一步推动。后来黄教内部又出现另一位宗教领袖，尊号班禅，亦用“灵童转世”之法递相传袭。
平哱拜、援朝鲜、平播州合称“万历三大征”，将明朝自张居正改革以来的财政储备大部分耗尽。
。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后金改国号为大清，族名由女真改称满洲
明朝在建州女真居地设有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三个羁縻机构，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在明成祖时曾任建州卫都指挥使之职，其祖父觉昌安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父亲塔克世为指挥使。
。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征建州右卫首领阿台时，误杀觉昌安、塔克世。明廷遂命努尔哈赤袭职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以报偿其祖、父之冤屈。努尔哈赤迁怒于引导明军进攻阿台的另一名建州左卫贵族、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起兵伐之，由此开始统一建州女真的事业。
到万历十六年，已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明廷升其职为左都督，又加号龙虎将军。此后经过20余年的艰苦战斗，征服了海西女真的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大部落，以及一部分野人女真，基本完成了女真社会的统一
努尔哈赤身为八旗共主，又自统两黄旗，以子、侄、孙统领其余六旗。到努尔哈赤死后，随着大批蒙古、汉人的降附，又按同样的形式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但仍泛称八旗。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终于在他的统治中心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老城）正式称汗，号“英明汗”，建元天命，改赫图阿拉为兴京。其国号仍沿用昔日金朝之名，称“大金”，史家一般称之为后金。
宁远之战是后金对明作战以来首次重大失败，努尔哈赤愤恚得疾，于当年八月死去，后被追尊为清太祖。
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盛京举行盛大典礼，接受诸贝勒大臣、蒙古贵族、汉族降将官员共同奉上的“宽温仁圣皇帝”尊号，改元崇德，新定国号大清，并改女真族名为满洲。皇太极后来被追尊为清太宗。
明思宗杀死幼女、嫔妃，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
史称其“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 〔13〕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明初强化君主专制独裁的最终恶果。
但李自成受农民乡土观念影响，却选择了经济凋敝的陕西作为发展方向，在陕西立足未稳又直取北京，虽逞一时之快，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出现了清朝这一更强大和更难应付的对手
明朝灭亡时，清太宗皇太极已于前一年去世，其第九子福临嗣位，年号顺治，是为清世祖。福临年幼，其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掌握大权。与李自成相比，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清朝上层统治集团对时局有着更为清醒的洞察。
但李自成对吴三桂部队在当时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争取工作未尽全力，相反却在北京大行“追赃助饷”之举，拷掠明朝降官令其缴纳财物，吴襄亦未幸免
大顺大将刘宗敏还夺去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吴三桂得知上述情况后，怒而改变初衷，拒不投降，杀逐大顺使节，转而与清朝接触。他致信多尔衮，请求合兵进攻李自成，复辟明朝，并许诺在事后“裂地以酬”
此时李自成亲征吴三桂，兵临山海关，吴三桂兵力不敌，处境窘迫，急乞援于清军，使者相望于道。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到达山海关，吴三桂出关谒见多尔衮，称臣剃发，正式降清，清朝封之为平西王。
顺治七年多尔衮卒，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但时隔未久，亲政的顺治帝即开始清算多尔衮“僭逆”之罪，削其爵号，平毁墓葬，籍没家产。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去世，其子年仅8岁的玄烨即位，是为清圣祖，年号康熙。鉴于多尔衮擅权的教训，顺治帝临终决定不再用宗室摄政，而委任异姓满族贵族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至康熙八年（1669），四大臣辅政结束，康熙帝亲政，清朝由此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鼎盛时期。
文字狱的频繁出现和文化专制的发展，则使君主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专制权威笼罩了思想文化领域。康乾盛世取得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与君主高度集权分不开的，但君权的极端强化，也预示着君主专制体制即将走到历史的尽头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6〕 这种乾纲独断的政治传统，在嘉庆、道光两朝也都得到了继续保持。
鉴于康熙后期诸子争储的教训，雍正帝在即位之后不久，即于雍正元年（1723）正式宣布了秘密立储的决定。
雍正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内廷秘书机构军机处。当时因对西北蒙古准噶尔部用兵，在雍正帝寝宫养心殿附近的隆宗门内设立了军需房，协助其处理军务文书，后更名军机处。由于军机处具有浓重的保密色彩，故其始设年代众说纷纭，有雍正四年（1726）、七年、八年等不同说法
文字狱以外，文化专制的另一重要表现为禁毁书籍，亦以乾隆朝最盛。乾隆后期借编修丛书《四库全书》（详下）之机，要求各地广泛搜求、进献书籍，然后予以全面检查，凡“悖逆”、“违碍”著述概予销毁或抽毁。通过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销毁书籍三四千种，大体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数量相当
在统治大一统国家的民族地区方面，清朝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原则，保持各民族自己的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笼络其上层分子，大事集权，小事放权，根据不同情况进行有特点的行政管理。
。清朝统治者反复宣称“满蒙一体”，大力发展满、蒙贵族的联姻关系，对蒙古王公百般优待，爵同宗室，使其成为清朝统治的得力柱石
查抄其家产，共编109号，其中已估价者26号，即值银2亿2千多万两，相当于当时五年的国库收入，以致民间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谚
另外由于承平日久，八旗兵训练废弛，战斗力逐渐衰退，同时沾染汉族社会的种种享乐习俗，趋于腐化
到清末，八旗已几乎成为纨绔子弟的代名词。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之序，先格物方能致知，王守仁则认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先致（良）知而后能格物。三是倡言“知行合一”，针对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强调认识与实践密不可分，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反对将知、行看做先后两个程序
总的来说，王守仁的思想具有比较明显的感性自然和直觉经验色彩，以自己的内心为最高权威，反对用先验观念强制管辖心灵，体现出一定的平等和叛逆萌芽
王守仁去世后，其后学分化出很多门派，大旨有保守、激进之别。保守者基本株守师说，而对王学中的叛逆因素有所收敛。激进者则进一步发扬王氏轻视经典、先哲的思想倾向，不尚读书而事空谈，将修养视之过易，提出“现成良知”之说，类似于禅宗之“顿悟”。甚者出现变态，超越了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即是激进者的代表。他们将王学中“人皆可为圣人”的命题大加发挥，将玄妙的“天理”世俗化，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穿衣吃饭，担水劈柴，皆无非圣人之道。由此进而肯定人类物质欲望的合理性，体现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其末流多带有“狂禅”色彩，言行惊世骇俗。如何心隐公开反对禁欲，提出“育欲”，又主张建立以师友关系为基础、超越于身家之外的“会”作为社会基本单位，时人称其“五伦去其四”，后被逮捕杖杀。李贽鼓吹“童心”的修养标准，认为经书皆为“童心”之障，世人皆虚伪，自私、享乐为天性，提倡个性自由、感情解放，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标准多所否定，终被御史弹劾“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下狱后自刎而死。他们的“异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变化（参上文）的趋势相适应，影响颇为广泛。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在史学领域各有造诣。顾炎武除在《日知录》中撰写了不少史学考证条目外，还广泛搜集实录、方志、文集等资料，编纂《肇域志》述历代舆地沿革，《天下郡国利病书》述各地经济、风俗及有关制度的演变，尤详于明朝。黄宗羲著有《明儒学案》，叙述明朝各学术流派的传授源流和思想要旨，网罗宏富，提纲挈领，开创了以“学案”体编写学术思想史的新体裁。晚年又撰《宋元学案》未毕，为后人所续成。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宋论》，以深邃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清朝的传奇创作，以洪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最为著名，两者都取材于历史上的爱情故事，文采斐然，轰动一时。李渔的《闲情偶寄》则是一部戏剧理论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