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中国当时的改革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农村经济改革先行和城市经济改革随后；二是持续的分权，主要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观察是，大爆炸式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是否有全国性质的公民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作为新秩序的历史基础。
现行世界上，比较好的制度都是以比较自然的方式演进的，而不好的制度则是人为设计的结果。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具有无限政治想象力的哲学家，当他们掌握了无限的政治权力的时候，政治实践就出现很多包括巨大的生命代价在内的大问题。
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是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社会改革要求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是富人）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拿一部分出来让其他社会成员（往往是穷人）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一些人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政治一旦激进化，就有很多可能性，既可能是导致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也有可能是政治革命甚至“天下大乱”。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历程表明，政治一旦激进化，就很难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政治过程很难加以控制。
但是“放小”方面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内部人”私有化和国有资产流失（廉价出售）的问题，但这是由于国家尚未实现法治，而且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也不会得到很快的发展。“
本世纪初以来，国有企业越做越大，但“走”不“出去”，调转头来进入国内市场，和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竞争市场，导致了两个失衡。这是中国目前存在的大问题。
80年代，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直接把农民解放出来，转型成为新型的农村社会。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村出现了大量的乡镇企业工人。之后，随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又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工。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出现极其复杂的社会阶层结构。
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
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呀！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都还处于早期建设阶段。例如，对任何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法制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法制，而是说，法制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大型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来说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
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动员与转移机制，把财富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虽然价格“双轨制”已然消失，但以行政垄断和福利特权为标志的另类“双轨制”，在社会和经济两个领域仍然并行存在。
不过，早有人（例如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先生）在呼吁“执政党领导集体要和既得利益切割”。的确，如果执政党的议程被既得利益所挟持，那么改革就会变得不可能，最终有悖于执政党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社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了。
中国尽管反对西方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但在实际执行层面，中央各个部门之间的互相制衡远较西方强。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中央集权体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在运作过程中权力不断会往上集中，而一旦高度集中，地方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被扼杀。一旦当毛泽东认为中央官僚体制成为了改革和发展的阻力时，他势必发动分权运动。动员地方力量也是毛泽东这两次分权运动的政治策略。
简单地说，中国的改革往往首先是从地方开始的，在各个地方开始实践，然后通过“顶层设计”，把地方经验提升成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到全国。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就是一个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典型案例。当时人们在理论上视国家和社会关系为一种零和游戏；在实践上，基本上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所有社会个人都被“原子化”，通过各种人身限制，依附于国家和政府，实际上是个人所属的组织，即“单位”。
要社会形成自我管理，必须赋予社会足够的空间。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放权于社会。政府必须把那些社会可以自我管理的领域开放给社会本身。此外，
暴力产生了，就要分析暴力行为的根源，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来减少和控制暴力行为。公权力的责任是提供公共秩序，控制暴力行为，但中国公权力往往成为社会暴力的根源，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公权力的暴力化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暴力行为的崛起。
多元化必然导致分散化。一旦缺少协调，就很容易导致暴力的滥用。例如，这些年城管制度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是没有人去解决，没有其他的制度去制衡它。
尽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地方稳定，但一旦稳定被视为是头等大事，成为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地方官员就会倾向于随意使用甚至滥用暴力机器。
即使在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法律权力，但中央（联邦）法高于地方法，地方法要服从于国家法。尽管中国从理论上说属单一制国家，但地方政府拥有着实际上远较其他政治体系更大的法律权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就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即没有和地方政权独立开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影响法律的实施，司法因此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工具。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资本家。容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共产主义政党区分开来。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展示了执政党的开放性，使得其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产阶级之所以是稳定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更是因为他们在遇到新的局面和问题时，往往会理性地思考，不会走极端路线。这也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说的“有恒产者有恒心”的道理之所在。
中国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方面高度分化，在思想意识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稳定就是一个大问题。社会本身没有整合自身的能力，只有依靠政治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维稳”局面。
社会价值观和理想层面上的激进化现象严重，社会往往被“极左”或者“极右”所主导。在中产阶级缺失的情况下，权势者（往往是极右派）和贫穷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义者）互相“折腾”，造成整体社会的不确定感。
但所谓的“国家能力”和社会公平之间显然并没有发生任何正面的关联，而负面关系是显然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在分权的环境下，地方政府大多实行藏富于民、藏富于地方的做法。但随着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这种策略失去效用。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财政政策大幅度向中央倾斜，中国在过去很多年里越来越显现出“中央富、地方穷”、“国富民穷”的局面。
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
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这是原初的设想，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
要实现前面讨论的理想即“政府强、社会强”的状态，就必须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随着权力由地方向中央和国有部门的大举扩张，中国已经造就了一些人称之为“举国体制”的动员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既阻碍了中国经济结构走向再平衡，也有效制约着社会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是国家动员型体制，那么西方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市场动员。
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工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政府常常会使用其他替代性工具，例如国家计划、行政垄断和直接的准军事动员。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根本不可能像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凯恩斯主义只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学说，已经预设了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存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远远超越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市场经济是“用”而不是“体”。
在西方，每次经济危机发生，人们总会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每次危机过后，总会强调政府要及时退出市场领域，把经济运行的空间还给市场。二战结束以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的情形也是这样。
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土地和资源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全面垄断金融（国有银行）、土地（地方政府）和战略资源（央企），反而是直接税收和公共服务倒显得无足轻重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决定了“市场经济”的运行。
西方国家从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在社会力量的压力下规制市场的结果。
举国体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或者国家的代理者通过各种机制包括政治、行政、市场等等，有效地把财富从“民”转移到“国”。
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只有皇帝一个人的位置是可以继承的，其他都没有继承的合法性。这和欧洲国家许多政治家族的继承制度不同。
当其他国家的皇权被边缘化，仅仅成为政治象征的时候，中国的皇权被现代党权所取代。
传统皇权究其本质来说是不可民主化的，因为它的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党权的载体则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民主化，而组织则可以民主化。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更替的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官僚系统越来越成为一个具有自我封闭性的系统，一个独立的既得利益集团。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纠正，长此以往，执政党及其政权就会有与社会失去相关性的危险。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
所以，在新加坡没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
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无政府状态已经成形：政府依靠“维稳”来维持秩序，而社会成员则依靠暴力甚至自己的生命来争取他们所认同的社会正义。
在一些阶段，一些犯罪行为多了起来，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在这个时候，从秩序建设的角度来看，严打成为必要。很多国家也会这么做。但在中国，严打不再是司法的动员，而是政治的动员，司法替代了政治，破坏了司法。
但在中国则相反。在“党纪国法”这个概念中，“党纪”先于“国法”。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执政党对自己的党员有更严格的要求，但在行为领域这种排列次序有力阻碍着法制的有效性和法治社会的建立。
人们也很容易观察到，在西方之外很难在发展中国家看到犹如西欧和北美社会那样的优质民主。优质民主多发生在西方，而劣质民主都在西方之外的发展中国家。
而集选区就有效地保障了少数族群在政府和政治过程中的代表性，从而防止了族群冲突，促进了种族和谐。
无论在哪个层级和哪个领域，民主如果不能和专业主义相配合，那么只能是花样文章。
西方大学很民主，系主任大家轮流当。这是因为在这里民主很不重要，专业主义至高无上。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转向建设内需社会，但是内需社会的建设困难重重。在没有有效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住房等）的情况下，内需社会没有任何制度基础。
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在渐行渐远，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
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就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成为必然。
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
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
一句话，一个被保护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是发达国家社会稳定的基础。
因为缺少社会保护，中间力量不仅不能像经济增长本身那样得到成长，而且没有任何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轻易使得今天的中产阶级在明天就演变成为贫穷阶层。
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
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更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和穷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和富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而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社会之一。
东欧的改革是一步到位，所谓“big bang”（大爆炸），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一起来的方式立即导致了诸多问题。
我的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经济改革的内容，共同富裕就是社会改革的内容。在这些基础上，本世纪中期实现民主，那就是走政治改革的道路。
经过90年代的改革，经济上基本的市场制度确立起来了。比如说1994年的税收制度、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加入WTO，等等，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雏形已经建立。
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
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
然而更糟糕的是，中国很多年来，尤其是地方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社会保障机制，反而是通过破坏社会、损害社会的方式达到经济的增长。比如说像医疗和教育，在任何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和第三世界欠发达的国家，都属于社会保障，是需要政府大量投入的领域。在西方社会，包括这些部门在内的公共部门都是非营利性质。而在中国，这些领域却成了暴富的领域——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些本来是需要保护的领域，却被货币化了，商品化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
西方早期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所讨论的，狄更斯（C．Dickens）在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是原始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本质，按马克思所说的，就是要把所有的东西货币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来交易，因为利润是资本唯一的目标。这个对西方整个社会破坏得很厉害，就是“悲惨世界”。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来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德国最典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俾斯麦这样的“铁血”宰相建立起来的。当然，这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有改善，这不需要回避。所以，中国如果在民主化之前不能把国家制度建设好，肯定是一个劣质的民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出发，我可以这么比较有信心地说。
既然按马克思的说法，法律就是政治意志的体现，那么执政党可以主导立法、控制立法。但是一旦法律产生了以后，政治就要休止了，就要通过专业的司法人员进行司法，保证这个程序。因为司法在任何社会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可以再政治化。这一块中国也有很大的空间。
按照政治学上国家制度的逻辑，一定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没有一种制度是自下而上的，自下而上只是一种压力和推动力，不是建立制度的过程。
这就意味着，执政党要有克服这个困难的机制。比如，党必须是开放的，党不可以被既得利益所利用，党要超越既得利益——党当然有它的利益，没有利益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但它本身不可以成为既得利益，既得利益是封闭的、不开放的。所以党本身要开放，通过开放掌握领导权。
邓小平的做法是，有既得利益阻碍的话，就在外面培养新的利益，使得新的利益对老的利益构成压力，从而推进改革。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的分化也挺严重啊，基尼系数和中国差不多，或者还高一点。那它为什么没有社会稳定的问题，反而很和谐，让中国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新加坡做到了保护社会，虽然上不封顶，但它保底，把社会保护机制建设好了——超过80％的居民住在政府的租屋里面，教育是有保证的，医疗保障也是有的。有了这些，中产阶级就得到了保护；有了这些，就没有绝对的穷人了。
并不是说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就稳定，贫穷社会主义也是不行的，也不稳定。通过保护社会达到稳定，这是各国一个比较普遍的成功经验。
中央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钱，这能做得成吗？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很高，是不是相应的责任也要负担起来？或者不想负担责任，那是不是要让一部分钱重新回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生存，不靠房地产哪儿来的钱呢？这些体制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在西方，你离政府越远，你表现得越自治，越是市民社会。中国刚刚相反，依赖政府越紧，政府相信你了，你倒自治了，政府不相信你，把你当政治反对派给重点关注着。这是不同的形态。
中国跟西方在规制方面是两个解决方法，西方完全是自由市场，中国则是政府无限扩张。历史上就是这样，比如王莽、王安石的改革使得国有和非国有经济失衡。改革开放之前，也是这样。
从历史上看，西方的民主也是这样开始的，就是精英民主。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竞争。
中国现在的体制结构，上面是大头，是组织化的精英，地方是诸侯，底下是民粹。
我觉得，哪怕花五年时间，在房地产领域也好，医疗领域也好，社会保障领域也好，教育领域也好，找到哪怕只是一块大的突破口，其他都会被带动起来。重点还是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已经没什么可再讨论的，基本上，再有经济改革就是怎么规制国有企业，让国有控股经济不介入其他方面。社会改革更迫切，因为不改革，社会就要出问题。有人讲现在中国面临两条路径，要么改革，要么宫廷政变。不改革，当然要革命，革命的话，政权就有被替换的危险。
但其实越维持越不稳定。因为“维稳”的手段其实是在破坏社会稳定。
刻意维持稳定的力量必然制造不稳定的因素，你想，从中央到地方那么大一套“维稳”系统，它靠什么吃饭，它的最大利益是社会不稳定，社会稳定了他们就没饭吃了。
一个是社会的稳定，一个是内部的稳定。如果政治精英内部不稳定也会带来统治的不稳定。社会力量跟体制内的力量也是要有平衡的。不过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内部力量比外部力量更厉害。有人统计过，中国历史上真正自下而上革命成功的，只有一次半，李自成的半次，朱元璋的一次。
因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越多，越觉得大家要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美国人说同床异梦，睡着不同的床，没关系，但躺在同一张床上，夫妻之间这种最低限度的价值观认同还是需要的。如果一些基本的价值观一点都不同的话，那就整天吵架了。今天正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去想一下现在有多严重，房地产行业，现在就是权贵之地，医疗领域，教育领域，所有的这些破坏社会的领域都在权贵资本主义手中，这个程度当然很严重。
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是用科举的方法，向整个社会开放。在新加坡，各个领域的精英能够在政治体制中呈现出来。
跟中国共产党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党内培养的方式培养他们的精英，而新加坡是社会培养出来的精英，把你吸纳过来。因此它显得要更开放。
洛克说有限政府，我们经常理解为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实际上也是有限民主。
用民主的方式把整个社会都动员起来，那就是古希腊时雅典人处死苏格拉底的方式。如果完全民主大众化，也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制度没有建设好，没有完善的法制时，民主很容易变成一种民粹主义，这是万万不行的。没有边界的民主也是危险的。
中国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革命，革命就是因为没变化，要重新走老路。我看到有报道说，现在很多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都在移民。这是知识和财富的退出。知识和财富退出之后，还能留下什么？只能是权力和贫穷，也就是暴政和暴民这两个东西了。我觉得应该尽量通过内部改善，把知识和财富留在一个国家内部。本来中产阶级和民营企业家是支持社会改革的力量，他们退出之后改革就更加困难了。
社会科学中有三个人的书是必须读的，对西方学者也一样，马克思、涂尔干（E．Durkheim）、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我是强调普世价值的，社会就是社会，有基本的共性。
口号性的东西不叫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成员自身认可和接受，并且内化于心的观念。缺乏意识形态，维持秩序的成本就很高。任何一个国家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而光靠制度根本是维持不下去的。人永远比制度聪明，人总可以找出逃避制度制约的方法。
这就好像拿苹果来衡量橘子，说橘子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像苹果。
在中国，有权的、有钱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他们哪能感受到教育市场化的危害。有钱的人不需要医疗保障，有权的人本身就有医疗保障，公共物品是为穷人服务的，穷人没有话语权，谁会愿意发展公共服务呢？
中国学者常常说资本主义民主，好像资本主义与民主是一体的，其实民主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制约力量。
做学问，理性很重要，像马克斯·韦伯说的，你观察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用价值来评判这个东西。西方和中国很多学者所做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这不是真学问。
如果没有社会改革，中国很难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消费社会，内部需求的动力就会不足。
韩国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问题也是阶级问题，财阀和老百姓的矛盾很大。
美国的中产阶级庞大，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哪个党执政，都必须往中间靠，没有中产阶级的支持，哪个政党都很难执政。
在一个民族、宗教和阶级分化都很大的社会，民主化会造成国家的分裂，民主的分化力量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孙中山后期，他就开始转向学苏联模式，发现列宁主义政党对组织国家非常有效。这说明在共产党之前，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就试图转向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共产党执政是历史的产物。
西方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它们的发展不需要政党推动。
再比如自由主义，它对解决当时中国的危机有一定相关性，但它拒绝本土化。中国的自由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拒绝本土化，还是用基于西方经验的理念批评中国。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之所以会成功，第一是因为它适合中国的土壤，第二是因为它进行了本土化。本土化很重要。
中国共产党要培养国家知识分子，就是能为百姓代言的知识分子，这是共产党的长远利益所在。现在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成了利益知识分子，都是为了五斗米而折腰的人。知识分子为谁服务非常重要，如果利益知识分子占多数，这对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本文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企业家本应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但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属于国家的代理人，国有企业的扩张实是财富转移机制的扩张，很容易把民营企业财富转移过来。
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
而相应的整个法律体系是保护这个群体的利益。利益首先保护好了，企业壮大了，经济发展了，企业家就慢慢拿钱出来，为社会主义造就了物质基础。欧洲经验展示，创造财富，要先尊敬财富。
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历史上财富群体也没有真正的条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依附于权力之上，它是依附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利，它只能依靠别人来得到发展。这种格局下，一些企业家和财富，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富士康的困局即在于此：以最大化劳动力效用为本的“功能完备”的工人社区，终究只能成为“宿舍”而不是“社区”。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通俗说法是“在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
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
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被剥夺感就尤为强烈。
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就是说，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在形容欧洲封建制度的时候，有一句话叫“我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现在中国典型地表现出这个现象，县级政权和中央政权失去了联系。
西方学者常说政治极权主义，笔者认为现在中国可能的危险在于权力和资本走到了一起，比单纯的资本的力量要大很多，它们形成了一种资本极权主义。
历史学家黄仁宇也谈过这种情况。当官僚集团坐大，皇权就要想办法直接和百姓联手，对抗这个集团的利益。但这样的风险也很大，会激起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弹。
文葛 应该明确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层面，而考虑虚化省的地位，这就是所谓“虚省实县”。为了使省虚化，可以考虑设立更多的直辖市制度；为了使县实起来，要让县级政府与民建立起有机联系，人大制度也要作一些根本变革。如果县人大代表实现直选，很多事情就可以推动，他们可以代表民来监督官。
这么多年了，社会制度建设很慢，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制度、环保，很多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没有到位。
深圳改革的核心是行政三分，这无疑是为了决策的合理化和权力的制约，从制度上防止腐败。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这点与中国很相似，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
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在新加坡，政党登记是自由的，反对党也出来参加国会大选，参与选举的门槛并不高。一党独大与一党制是两回事。中国某些学者批评新加坡是伪民主，与西方批评新加坡是一样的。西方的教科书认为，民主就是轮流执政，否则就不是民主。西方以前也批评日本自民党长期执政。如果民主是以政党数量来衡量的，那么美国是两党制，欧洲的政党往往远较美国多，照此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欧洲比美国民主化程度更高？这显然是错的。
发达国家的优质民主，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建立起来的，梦想一夜之间建立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有些国家有西方式民主，但没有秩序，也没有发展，比如菲律宾；有些国家没有西方式民主，但有发展，比如中国；有些国家没有民主，也没有发展；有些国家有民主、有秩序，也有发展，比如新加坡。
集选区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它有效地解决了直至今天西方国家仍没有解决的种族冲突问题。
新加坡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强制性投票，慢慢地培养起人们的公民精神。
李光耀一代最大的贡献是把手中的权力转化成制度，而不是让制度为权力服务。
西方的优质民主，同样在于所有政党和人们都认同国家的基本制度，无论哪一个党上台，都按照这一套去做，这就使得一个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新加坡是一党独大，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但在新加坡，没有人阻止你去参加反对党，也没有人阻止你投反对党的票。
怎么样建立消费社会？怎么样能够促使居民消费？这就要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西方为什么能够建立消费社会？主要是因为它有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等。我在英国观察到，对很多家庭来说，能有几千英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因为上学不用太花钱，看病不要钱，或者不需要很多钱，住房也不贵。在这些方面有社会政策作保障，那么不消费干什么呢，没必要存那么多钱嘛。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社会在进步，在发展，但是大家都有不稳定感，看病需要很多钱，上学需要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出了很多的“房奴”、“孩奴”，什么“奴”都有，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社会保障机制，老百姓只能自救，就需要存款了。所以，建立消费社会需要社会的保障，没有社会保障机制是建立不起消费社会的。社会改革就是要建立把社会保护起来的制度，用社会保障的制度鼓励老百姓消费。
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出馊主意，把教育做成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