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illDurant)
整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机器，但是世界之外是上帝，身体之内是精神灵魂
没有什么比孤独更可怕，而孤独中最艰难的处境莫过于一个犹太人背离了他的人民。
我知道获得荣誉和财富有很多好处，但是如果我想认真地研究一个新事物的话，我应该停止追求这些……一般，一个人拥有这两样东西越多，快乐感也就越多，也就越想进一步增加它们。
- 以大众可理解的方式讲话，只要不阻碍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帮助他们做一切能做的事……2. 只享受维持健康所必需的娱乐。3. 最后，只需要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所必需的金钱，在不违反我们的追求的前提下，遵守这些习俗。[46]
我推测你认为最完美的莫过于之前提到的那些属性了。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认为如果三角会说话的话，它肯定同样会说上帝是出众的三角，如果是圆的话，肯定会说上帝是个出类拔萃的圆，因此每个人都会赋予上帝自己的属性。[68]
伦理学有三个终极体系，三种理想品格和三种有关道德生活的思想。一个是佛陀和基督，强调阴柔，认为所有人都同等珍贵，只能靠善来抵制恶，用爱来诠释道德，在政治上倾向于无限民主。另一种是马基雅维利和尼采的伦理观，强调阳刚，接受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享受战斗、征服和统治带来的乐趣，以权力诠释道德，坚持世袭贵族制。第三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否认阴柔和阳刚的普遍适用性，认为只有明智和成熟的思想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判断，什么时候施王道，什么时候施霸道，因此，他们以理智诠释道德，在政体上赞成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结合。斯宾诺莎独树一帜，将这些表面看来相互对立的哲学调和在一起，使之成为和谐的统一体，并且形成了现代思想中拥有最高成就的道德体系。
斯宾诺莎并不主张人为了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他比自然更宽厚。他认为利己是自我保存的最高本能的必然结果，“没有人会忽略他认为好的东西，除非他有希望得到更好的”[102]
[103]所以斯宾诺莎的伦理不像空想改革者那样，建立在利他和人性本善的基础上；也不像愤世嫉俗的保守主义者那样，建立在自私和人性本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认为不可抗拒的和情有可原的利己之上。一个教导人软弱的道德体系是没有意义的，“德行的基础正是维持人的存在，并在这样做的力量中获得快乐”[104]。
斯宾诺莎说：“最看不起自己的人是最接近骄傲的人。”（一句话道出了精神分析学家最中意的理论——每一个有意识的德行都意在掩饰或纠正一个秘密的恶行。）斯宾诺莎不喜欢谦卑，却赞赏谦虚，并且反感与行为不符的骄傲。
他反对无理性的激情，而赞成经由理性调节的激情，通过对全局的分析而得出结论。思想不应缺乏欲望之火，而欲望也不应丧失思想的光辉。
超人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他摆脱了社会的评判和礼仪，而是因为他摆脱了本能的个人主义。有了这样的全局观和完整性，也就有了智者的泰然自若，不是亚里士多德式英雄的贵族式的自满得意，也不是尼采式理想的目空一切的优越感，而是一种更加亲密平和的心境。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优美的语言描述了同样的观点：“他的思想停留在真正的存在上，无暇顾及凡人的琐事，或者充满嫉妒和仇恨地与他们争斗；他的眼睛锁定在不变的规则之上，他认为没有互相伤害，而是按照理性在有秩序地运动；他模仿这些，而且尽其所能地与其一致。”[126]“所有必然的东西，”尼采说，“都不会使我生气，爱命运是我本性的核心。”[127]或者如济慈所说：
这样的哲学教会我们对生肯定，甚至对死：“一个自由的人不考虑死，他智慧的思考不在于死，而在于生。”[129]它以广阔的视角使我们烦躁的自我得以平静，使我们与约束我们意图的种种限制达成和解。它可能会导致顺从或东方式的被动倦怠，但它也是所有智慧和力量不可或缺的基础。
[131]在这种个体和宇宙泛神论的融合中，东方人又说道：我们听到了欧玛尔[132]的回响，他“从不将个体一分为二”；还有古印度诗歌中写：“了解你与宇宙灵魂的统一，摒弃与整体背道而驰的梦想。”[133]“有时，”梭罗说，“当我悠闲地泛舟于瓦尔登湖时，我停止了生活，开始存在。”
我们通过观察国家行为，对自然法则或自然无法则的状态略知一二，“国家之间没有利他主义”[141]，因为只有拥有被公众接受的组织、共同认可的权威后才能有法律和道德。
大多数人内心充满个人主义，抵触法律和习俗，社会本能晚于并且弱于个人主义，还需要加强。
所以他不赞成国家控制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公立大学与其说是培养人的天生能力，不如说是遏制它们。但是在自由民主国家，如果每个人提出要求都可以获准公开教学，自己承担费用和风险，艺术和科学的教育将发挥到极致。”[154]如何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间找到一种折中的方法是斯宾诺莎没能解决的，而私有财富也没有发展到可以提出这种问题的程
有人说《旧约·传道书》中描述智慧的语言恰好可以用在斯宾诺莎身上：“第一个人对他的了解不完全，最后一个人也不可能完全读懂他，因为他的思想比大海还要宽广，他的思考比深洋还要深邃。”
从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和哲学一直非常重视自然规律，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斯宾诺莎曾在这些高傲的概念上建立自己雄伟的形而上学殿堂。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涵“必然性”
想想看，那些信奉传统宗教的人听了这些话，会觉得多么刺耳！认识论的传统——探索认识的本质、来源和有效性——已不再支持宗教。
难怪伊曼努尔·康德1775年读到大卫·休谟著作的德语译本时，十分震惊。如他所说，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被惊醒了，曾经，他不加怀疑地接受宗教的本质和科学的基础。难道科学和宗教信仰都要向怀疑论者低头吗？怎样才能挽救它们？
在出生之时，我们的脑海是一张白纸，感觉和经验用千万种方式在上面描画，直到感觉引起记忆，记忆产生认识。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由于只有物质才能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所以我们只能认识物质，也因此必然要接受唯物主义哲学。草率的人这时说道，如果感觉是思想的材料，那物质就是心灵的原材料。
洛克 它不过是一连串感觉或是一连串记忆，它是心灵的一种状态。就我们所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我们直接认识的唯一实在是心灵。对唯物论我就说这么多。
心灵不是一种实体，也不是产生观念的器官，它只是一个指称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知觉、记忆和感觉就是心灵，思考背后并没有看得见的“灵魂”
休谟并不满足于通过打碎灵魂的概念摧毁正统宗教，他还想通过消解规律的概念来毁灭科学。从布鲁诺、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和哲学一直非常重视自然规律，重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斯宾诺莎曾在这些高傲的概念上建立自己雄伟的形而上学殿堂。但休谟说，我们从没感觉到原因或者规律，我们只能看到事件和结果，然后推断出因果关系和必然性；规律不是一件事必然永久遵循的法则，只是心灵对千变万化的经验的一次总结和速记。我们无法确定曾经的因果顺序是否会在将来重现。“规律”是从事件发生的顺序中被观察到的习惯，但这种习惯中并不包涵“必然性”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发生在这位哲学家身上的一个不寻常的现象：他超越了壮年时的保守主义，在将近七十岁时，可以说是在他最后的作品中，又回到了朝气蓬勃的自由主义。要不是他年事已高且享有盛名，这么做有可能是致命的。
差生无药可救，天才学生则能自助。
感觉是无组织的刺激；知觉是有组织的刺激；概念是有组织的知觉；科学是有组织的知识；智慧则是有组织的生活。每一项都在条理、序列和统一性上更进一步。那么这种条理、序列和统一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不是来自对象自身，因为我们只是通过感觉认识对象，而这种感觉又是通过上千无序的渠道快速获得的，所以并不可靠。是我们的目的使无规律的它们具有了条理、序列和统一性。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性格和心灵给这片海洋带来了光明。洛克认为，“感觉里不存在的，理智当中也不会存在”，这种想法是错的；莱布尼茨补充说，“理智里除了理智本身外，别无他物”，他是对的。康德则认为，“若是没有概念，知觉是盲目的”。如果知觉能自己转变为有条理的思想，如果不是心灵主动地将无序变有序，那为什么面对同样的经验时，有些人表现得那么平凡，而那些积极主动、不知疲倦的人，却能将这样的经验升华为智慧之光和真理的美丽逻辑？
最初阶段的经验分类最终将成为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规律就是对象的规律，因为我们是通过遵循这些规律的思想来认识对象的，而思想与其规律是一体的
科学的普遍原理是必然的，因为它们最终是思想的规律，这些规律包含在每个经验中，是它们的前提，无论是在过去的、现在的还是尚未发生的经验中。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是永恒的。
当对象转化为观念时，我们认识了对象，但我们却不知道它转换前的真实面目。科学终究是天真的，它以为它研究的就是对象本身，是没有被污染的纯粹的外部实体；哲学则相对复杂，它意识到科学所面对的材料是感觉、知觉和概念，而不是物自身。叔本华说：“康德最伟大的贡献是将现象和物自身区分开来。”[25]
这本书最雄辩有力和尖锐的一面，是认为信仰的对象——自由和不死的灵魂，仁慈的创造者——是不能被理性证明的，这样一来，宗教就“得救”了
“道德本不教我们如何幸福，而是教我们如何无愧于幸福。”[33]我们应该给别人带去快乐，而对自己，则要追求完美，无论追求完美能否给我们带来快乐。[34]给别人带去快乐，让自己变得完美，就要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无论这个人是你自己还是其他人”[35]
真正的教堂是人民的社区，尽管分散，但因为共同的道德准则而团结在一起。
开篇康德就以令霍布斯大为惊异的个人对抗全体的抗争为理由，承认发挥生命潜能的自然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如果人类完全是社会性的，就会停止前进；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混搭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一点反社会性……人类可能过着完全和谐、事事如愿、互敬互爱的田园仙境牧童式的生活；但是，人类的才华将永远无法得以激发。”
“感谢自然赋予我们的反社会性，感谢嫉妒和虚荣，感谢贪婪的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渴望……人类渴望和睦，但是自然比人类更了解什么对人类有利；自然使人类不和睦，这样人类才能被迫发展自己的能力，使其自然天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每一个人都应因为他本身而受到尊重；如果仅是把一个人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这将是对他的尊严的亵渎。”[53]这也是无条件命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宗教，它也只是虚伪的闹剧
康德呼吁平等，但不是能力的平等，而是应用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他反对门第和等级特权，他认为，所有世袭特权都是过去通过暴力获得的。当愚民政策、反动派和欧洲君主制联盟要摧毁大革命的时候，康德尽管已年逾七十，仍为了新秩序而坚守立场，呼吁民主和自由。从没有一位老人有如此年轻的勇气。
贝多芬带着敬意引用他关于生命两大奇迹的话语——“星空在天上，道德律在内心”
他说思想的规律等同于现实实在规律，启发了黑格尔构建出一整套哲学体系；他的“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对斯宾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卡莱尔的晦涩难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企图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歌德和康德原本就已晦涩难懂的思想——不同的宗教和哲学只是永恒真理的变体罢了
即使是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爱尔维尔也矛盾地说：“人类，我敢说，是物质的创造者。”
在我看来，认识论绑架了近代哲学，并且几乎毁了它，因此，我希望有一天，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会被归入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哲学会被理解为对全部经验的综合性诠释，而非对某种模式或过程的分析性描述。分析属于科学，带给我们知识；哲学则是全部智慧的综合。
科学始于哲学，止于艺术，始于猜测和设想，止于完美的成就
科学教会我们如何治愈、如何杀戮；它一面零星地降低着死亡率，一面又用战争大规模地灭杀我们。只有真正的智慧，即在全部经验指导和协调下的思想，才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救，什么时候该杀。对过程的观察、对方法的构建是科学，对目的的批判和协调则是哲学。
，我们在生存手段和生存工具的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对自身理想和目标的诠释和综合，我们的生活充斥着嘈杂和躁动，空洞无聊。因为不指向欲求的事实毫无意义，不联系目的和整体的事实不可能完备。没有哲学指导的科学和欠缺眼光及价值的事实无法将我们从大劫难和大绝望中拯救出来。科学给予我们知识，但唯有哲学赋予我们智慧。
我们就可以秉承这种思想去向那些伟大的哲人学习，而不会感到自尊心受伤了！我们可以继续沾沾自喜，因为爱默生还说过，每每聆听圣人之声便经历一次一种奇异的似曾相识感，仿佛在遥远的青年时代，我们年轻的头脑中也曾出现过这些声音，只不过当时我们既无能力也无勇气将它们表达出来罢了
他蔑视民主，憎恨暴民，就连他的贵族出身和教养也没能令他产生如此深刻的反感；他深信，民主必须被推翻，国家必须得由最智慧和最优秀的人来统治。这也成为他毕生关注的问题，即如何找寻这些最智慧、最优秀的人，如何培养他们的统治能力并劝服他们去实施统治。
爱默生说：“柏拉图就是哲学，哲学亦是柏拉图。”让我们将欧玛尔赞美《古兰经》的话转用至《理想国》吧：“烧掉图书馆吧，它们全部的价值都在这本书里了。”[28]
这在今天会被我们或对或错地与尼采联系起来。“确实，我时常嘲笑那些弱者，他们自以为有了一双跛脚就称得上强大了。”[29]施蒂纳[30]曾简短表明过相似的观点：“一把强权胜过一袋公理。
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展开赞扬和谴责，他们声称不诚实是可耻的、不公正的——在此，不诚实指那种想要比邻居拥有更多的欲望；假如他们知道自己是如此劣等，那他们该会为大家平等而窃喜不已……但假如一个人拥有充分的力量（超人来了），他便会摆脱、突破并逃离这一切，他会将我们的准则、咒语、魔法和法律等一切违背自然的罪恶通通踩碎……一个真正会生活的人能将他的欲望充分发挥和表现出来，但当这些欲望增长到最大限度时，他又能用勇气和智慧来调控它们，并同时满足他所有的渴望。我断言这才是自然的正义和高贵。然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们责备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并希望将此掩饰；因此，他们将无节制视为卑劣……他们禁锢自身崇高的自然需求并赞美正义，只因他们是懦夫。
这样的正义是属于愚民的奴隶式道德，而不是适用于君子的英雄式道德。一个人真正的美德是勇气和智慧。[32]
这位历史学家还记录了雅典特使要挟米洛斯加入雅典对斯巴达之战时的话：“你跟我们一样清楚，这个世界上公理只存在于力量均等的强者之间。强者随心所欲，弱者受苦纯属活该。”[35]这便是我们在伦理学中遇到的最本质的问题，也是道德行为理论的核心：什么是正义？——我们应该追求正义，还是权力？——善良与强大，哪个更好？
。对国家这艘大船而言，人民共治是个风大浪急的海域，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汹涌波涛，甚至使这艘大船偏离航向。这种民主的最终结果不是暴政便是独裁；民众如此热爱阿谀奉承，如此“渴
民主制度也没能幸免，它因过度使用民主原则而走上了自毁之路。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全体人民拥有平等执政和平等决策权利。乍一看这是个不错的安排，但实际上，由于人民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选择最优秀的执政者、最明智的发展道路，于是，这一原则变得极其可怕。
将选举政治官员的重任交给毫无主见、轻信他人的群众该是多么愚蠢啊，柏拉图越想越觉得震惊——更别提信任那些躲藏在民主舞台幕后、追逐财富的寡头决策者了。
设法阻止没能力和不诚实的人靠近公共权力，挑选并培养最优秀的统治者来服务公共利益——这就是政治哲学所要考虑的问题。
在理想国中，工业力量负责生产，但不统治；军队负责保卫，也不统治；而知识、科学和哲学的力量得以繁荣发展并受到保护，并由它们实施统治
人生的第一个十年，教育的重点是体育。所有学校都将配备体育馆和操场，竞技和运动是课程的全部内容；这十年，身体素质将逐步加强，药物将变得多余。
乌托邦始于人的身体
人类思想的无意识源泉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抚慰和舒缓；而正是在这行为和感情的最底层，灵感生根了。“任何人在清醒时都不可能收获真正的或有如灵光闪现般的直觉，唯有当人的理智因熟睡、疾病或痴呆而被捆绑束缚时，它们才会出现”；先知或天才，他们与疯子并无大异。（《费德罗篇》，第244节）
某些并非必需的乐趣和本能被视为非法，而每个人似乎都有这样一些非法的乐趣和本能。但在一部分人那里，这些欲望受到律法和理智的控制（“得到升华”），并被更加美好的欲望所超越；它们要么遭到完全的压制，要么在强度和数量上被大大地削减
教育的基本原理……应该从儿时开始，但不能强行灌输；因为自由之人在是否获取知识这一点上也必须是自由的……强压之下习得的知识无法真正扎根于心。因此，不要使用强力，而要让早期教育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娱乐，这也将使你更好地辨清孩子的天赋。（第536节）
。没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不能担任公共职务；只有将基础职位干好的人才能升至更高的职位。
贵族体制是一种世袭的制度，在这里必须清楚地指出，柏拉图式的贵族体制并非如此；或许它更应被称作是民主式贵族政体。
天才不管诞生在哪儿，美好的前程总是在等待着他。这是教育的民主——比选举式民主诚实和有效一百倍
同时，“护卫官放下其他一切事务，将为维护国家自由而殚精竭虑，将这视为唯一的使命、从不涉猎任何与此无关的工作”（第395节）。他们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基于随时变幻的环境，甚至法律也不能将他们束缚于某一教条中；他们的统治原则是一种灵活变通的智慧，不受陈规陋习的约束。
但柏拉图回答说，他已有效地防止了上述困境的出现，因为这些哲学家既接受学校的正统知识教育、又经历社会生活的磨练；因而他们将具备充分的行动力，而并非只会思考——他们将成为志向远大、情操高洁、阅历丰富的一群人。柏拉图口中的哲学是一种充满活力、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和智慧；他口中的哲学家不是整日躲在家中、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论者；柏拉图便是“与康德最不相似之人，而这一点（谦逊地说）也正是他一个极大的优点”[43]
因此无论男女，除非身体健康，否则不得生育；新人结婚一定要提供健康证明。（《法律篇》，第772节）男人的生育年龄为三十岁至四十五岁；女人为二十岁至四十岁。三十五岁仍未婚的男人要交纳公益税。（
因为这是使人类始终处于最优等状态的唯一途径……我们更加优秀、勇敢的年轻人，除了荣誉和嘉奖，还将获得更大数量的配偶；因为这样的父亲理应生育尽可能多的儿子。
柏拉图勇敢地给出了他的定义：“正义就是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责。
哪里有人僭权越位，哪里的商人负责支配政治决策者，哪里的军人篡夺王位——哪里的秩序就遭到了破坏，衔接部位松动了，社会就会随之分崩离析。正义就是有效的协调力。
柏拉图就这样一劳永逸地答复了塞拉西马柯和卡里克利斯以及日后众多的尼采信徒：正义不仅指力量，而且指一种和谐的力量——欲望归于秩序形成智慧，人民归于秩序形成组织；正义不是强者的权力，而是整体的有效协作。
。耶稣说，道德是善待弱者；尼采说，道德是强者的英勇；柏拉图说，道德是全体的有效和谐。或许将三者结合方能得到一个完美的伦理学；但究竟其中谁是那最根本的因素，我们还需要怀疑吗
这个伟大的保守主义者辩称，共产主义会将人拖入一种难以忍受、永无止境的密切联系中；使得隐私和个性毫无栖息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实际上只有少数圣人才具备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
柏拉图迄今为止最著名（也是最令人羡慕的）的学生持有与后世同样论调的批评。他们认为，柏拉图低估了在长期实践中沉淀下来的一夫一妻制以及附着其上的道德律令的势力；他低估了男人强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认为他们只要占有某位妻子的某个部分就会满足；他也低估了母性的本能，认为母亲们会同意自己的孩子被带走，被送至一个没有爱心、不知名的地方去抚养。尤为重要的是，他忘记了废除家庭也就动摇了道德培养的基础，切断了合作和共产式习惯的来源，而这些又是理想国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他以无与伦比的雄辩毫不留情地锯断了自己坐着的树枝。
教会能够长期统治或许也是由欧洲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决定的：农业人口由于依赖反复无常的自然，因而从本性上敬仰超自然力，而自然的无法控制又进一步导致恐惧和崇拜；工商业的产生、发展使得另一种思想和另一阶级产生，他们更加实际和注重现世，教会势力也随着与这一新生势力的碰撞而开始逐渐崩溃。
它崇尚对科学思想如此重要的秩序，却忽视了艺术的灵魂即自由；它崇拜美的名声，却放逐了能够独立创造美或展示美的艺术家。它是斯巴达或普鲁士，而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度。
最后我们需要公正地指出，柏拉图明白自己的乌托邦实际上远非真的可行。他承认自己描绘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情境，但他认为这种对美好愿景的描绘其实是有价值的：人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憧憬，并努力实现憧憬的一部分；人生来就是一种创造乌托邦的动物。
“我们瞻前顾后，渴望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一切也并非全都无疾而终：我们的许多梦想都已经生根发芽，有些甚至已经开花结果，就像伊卡洛斯[49]做的人类能够飞翔的梦一样。尽管我们只描绘了一幅画，但它可以作为我们行动的目标和标准；当更多的人看到并愿意去实现这一梦想时，乌托邦距离真正实现也就不远了。与此同时，“天堂中也存放着这一理想国的模本，那些渴望实现它的人尽可以看着它，并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无论这样的国家能否实现或是何时实现……他都将以其中的规范来约束自己，而不是按照别的标准”（第592节）。善人即使在不完善的国度仍能奉行完善的法律。
尽管经院哲学被束缚其身的各种教条折腾的无所作为，但还是训练和教会了成熟的欧洲人如何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谨慎的表达。
这门新科学的诞生其实在苏格拉底发疯似的坚持定义、柏拉图不间断地推敲概念时已经初露端倪。亚里士多德的短篇论述《定义》就说明了他是如何从这些源泉中得到启发的
现在亚里士多德明白了，柏拉图曾经认为共相是具备客观存在的，而且柏拉图确实说过，比起个体，共相具有更长久、更重要和更实质的意义——个体只是苍茫大海中的渺小一粟，“人们”来了又去，生生死死，而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人”却永远存在
一个持反对意见的评论者可以说亚里士多德（跟尼采一样）如此猛烈地抨击柏拉图是因为他深知自己从后者那里继承了太多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面对自己的债主
而出于对共相和普遍共性的热爱，柏拉图不惜在《理想国》中将个体彻底毁灭，以构建自己心中的完美国家。
赫拉克利特说：“万物由生向死……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它使有的成神，有的成人；有的沦为奴隶，有的却是自由身。
。培根说：“亚里士多德模仿奥斯曼帝国的做法，认为不把自己的兄弟赶尽杀绝，就不能实施牢固的统治。”[32]然而，我们对前苏格拉底时期大部分思想的了解也正得益于他这种“兄弟残杀”的狂热。
“国王在位，可他并不统治。”难怪英国人喜欢亚里士多德，他的上帝显然就是他们女王的翻版。
他没有想到宿命论者对此已有现成的答案，即这些塑造我们自身的看似自由的选择，其实正是由我们先前的性格决定的，而这性格也正是由无法选择的基因和早期环境决定的
宿命论者可以给出完全相反的解释——赞美和责怪之所以被使用，正是因为它们是塑造之后行为的一部分。
“人之善是灵魂在充实人生、实现卓越过程中的工作……正如并非一只燕子或一个晴天就意味着春天一样，昙花一现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行动并不能使人得到祝福或感到幸福。”[71]
在现代政治中，“自由派”被激进分子称为“保守主义者”，又被保守分子称为“激进派”
不过我们实事求是的哲学家又说道，中庸之道并非实现幸福的全部秘密。我们还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物质财富：贫穷使人吝啬或贪婪，而财富能使人免于在意和贪念，这正是贵族式闲暇的魅力源泉所在。
政治事业也不是幸福，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就将幸福的主动权交给了群众，听凭他们的处置，而世上没有比群众更加反复无常的了
“智慧的活动……不在乎任何除自身以外的目的，而在乎自它内部产生的一种愉悦，从而激励它继续如此行动下去；同时，自给自足、不知疲倦和悠闲自得……显然都属于这一活动的特征，因而它们之中必然蕴藏着完美的幸福。
他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因为很少有他会十分在意的东西
君子不立于危墙 “离群索居的人不是动物，便是神。
。理论上说，理想的政府形式应该是将所有政治力量集中在一位最优秀之人的手中。荷马说得对：“多头君主要不得，且让一人做帝王。
他们或许会如此反驳——正如安提西尼的寓言所云，兽类会议上，当兔子大发议论要求平等时，狮子问兔子：“你的利爪在哪里呢？
一位几何学家才能就几何学问题做出选择，一位飞行员才懂得航空导航方面的问题……[107]因此，不论是行政官员的选举还是召他们前来接受质询，都不应该交给普通大众去做。”
世袭贵族制的苦难在于它没有永久的经济基础；新富阶层循环往复地不断出现使得政治职位迟早都得落入出价更高的竞拍者手中。
然而，民主制整体上仍旧不如贵族制。[111]因为它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平等基础之上，它“起源于这样的观点，即那些在某些方面平等（譬如在法律方面）的人在其他任何方面也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们享有平等的自由，他们就宣称自己是绝对的平等”。最终的结果是因寡不敌众而折损能力为代价，而数量的多寡又由阴谋诡计所操纵。因为群众极易受哄骗，他们的观点又总是反复无常，投票权应该只限制在具备聪明才智的人那里。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研究这一永恒的政治问题，我们都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应该由公众来决定，但实现它的途径只能由专家来决定和执行；选择的权利应该以民主的方式广泛散布，但政府职务只能严格地由具备条件并且经过筛选的人担当。
但与这种观察的天分和才能齐头并进的是他对形而上学如柏拉图一般的狂热，这使他在每门科学中都摔跟头，并诱使他做出最荒诞不经的臆想和猜测。这确实是希腊精神极大的弊病：它不受约束，缺乏限制和一贯的传统；它在未经测绘的领域里恣意驰骋，并过于匆忙地形成理论和结论。因此，希腊哲学纵身一跃、登上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台，而希腊科学则一瘸一拐地落在后面。我们现代的危机则恰好相反：由归纳产生的数据如维苏威火山的熔岩一般向我们袭来，我们在互不协调的事实信息中窒息；由于缺乏综合的思想和统一的哲学，我们的头脑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科学箴言，继而形成一团专业纷繁的混乱局面。相比人所应该成为的形态，我们都只是些残肢断臂而已。
亚里士多德不是纯粹的雅典人，他在来雅典之前就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而且他一点都不像雅典人，身上没有一点儿急迫而充满激情的实验精神——这种精神使雅典人在政治上蠢蠢欲动，却最终使其臣服在一个心怀统一天下梦想的专制帝王脚下。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欧洲哲学的影响有如圣经在神学中的地位——一份几乎无懈可击的文稿，其中包含了对每一个问题的解答
人们都先验地认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甚至在行动过程中。他们认为，自己可以随时开始另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成为另一个人。但是，通过经验，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并不自由，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必须如此的。对人类来说，一个人无论下多大的决心，无论进行多少反思，他的行为举止依然不会改变；从出生到死亡，他必须做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就好像在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直至落幕。[89]
据说，第欧根尼因为拒绝呼吸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第欧根尼战胜了求生意志，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胜利
别人对你怎么看并不重要，因为说到底，人人都是孤独的。重要的是，孤独的我们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相比于外界，我们从自身获得的幸福要多得多……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怎么样，主要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它……对一个人来说，由于一切存在物、一切发生的事情只存在于他的意识中，一切事情只为他发生，所以，最重要的莫过于意识的构成……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道出了伟大的真理，他说：“幸福就是自给自足。”[128]
人生的终级智慧是涅槃，即将一个人的自我降至欲望和意志的最低点。世界的意志比我们的意志强大，所以我们要学会屈服。
。拥有闲暇时间是成为悲观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因为活跃的生活态度通常会给身体和心灵带来高涨的情绪。
古训说，快乐不在于占有或满足，而在于创造。健全的人渴望幸福，但他更渴望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为了获得这样的自由和力量而必须忍受痛苦的煎熬，他会欣然接受，毕竟，这点痛苦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需要通过抵御痛苦来提升自我，正如阻力能够令飞机起飞、使鸟儿翱翔；我们需要各种阻碍来砥砺我们的意志、激励我们成长。没有悲剧的人生不值得活。[183]
歌德说过，没有人过了三十岁还是悲观主义者。但二十岁以前，几乎人人都是悲观的。对于那些自我意识已经觉醒，妄自尊大的年轻人来说，悲观是一种奢侈。
十七世纪，数学主宰哲学，于是出现了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帕斯卡[12]；随着心理学的兴起，哲学界出现了贝克莱、休谟、孔狄亚克、康德；十九世纪，谢林、叔本华、斯宾塞、尼采、柏格森等哲学家扮演着主要角色，此时的哲学思想以生物学为背景。
难怪当时的工人和商人听到斯宾塞的名字时会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斯宾塞跟自己很像——不读书、没“文化”，但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学习关于大自然和实际生活的知识。
比如，与他的勇敢、坦率、独创相伴的是一意孤行的狭隘。斯宾塞反感一切奉承巴结，不接受政府颁发的任何荣誉；连续四十年，他忍受着慢性疾病，在几乎隐居的生活中从事痛苦的工作。
唯一坦诚的哲学，用赫胥黎的话来说，就是不可知论。
在斯宾塞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叔本华的影子，两人都认为，人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在斯宾塞事业成功的终点，他发出了人生不值得一活的感叹。他有着哲学家的通病：看得太远，以致无法看到现实中一切拥有美丽色彩和线条的东西。
在《生物学原理》开篇，斯宾塞便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生命是为了适应外在关系而对内在关系的不断调整。”
[65]随着个体发育的完全和能力的提高，繁殖率会趋于下降。“如果物种构造低级，它们抵抗外在威胁的能力便会很弱，个体便会大量死亡，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该物种就需要强大的生殖能力，否则，便会惨遭灭绝。相反，如果自然赋予物种强大的自卫本能，相应地，该物种的生殖能力就不能很强”，以免过高的繁殖率超过食物供应能力。[66]
物种或物群越是发达，繁殖率就越低。但一般来说，该法则也适用于个体。比如，智力的发展似乎与生育是相悖的。“拥有强大生育能力的个体一般在思维方面较为迟钝；反之，如果个体在学习期间过多地进行脑力活动，该个体往往无法生育，或者在生育时遇到障碍。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人类进化的下一步便是生殖能力下降。”[67]哲学家臭名昭著，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极力避免为人父母。而女人，从做母亲的那一刻开始，她们的脑力活动通常就会减少；[68]而且，她们的青春期之所以会缩短，也许就是因为她们过早为繁衍后代做出了牺牲。
爱国主义不再是对他国的仇恨，而是对祖国的热爱。
“合同契约取代了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能动性的自由发挥取代了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人平等，自由合作取代了强制性合作。“人类的信仰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认为，个人为社会而存在；相反，人们坚信，社会为个人而存在”[97]，这种变化充分体现了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不同。
麦也许是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的。”[103]“一个组织越完善，便越僵化。这是一切组织的不变法则。”
我们的道德家不得不因这些矛盾不断认错道歉，正如在后来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希腊和印度，道德家被迫对神祇行为作出解释，因为这些神祇是在半滥交时代被塑造出来的。
通过亲身经历，我们也发现，经过全民投票，较大的阶层必然会获益，而较小的阶层将被牺牲……
政治权利是虚幻的，唯有经济权利才是王道。因此，当女同胞们耗费大量的时间争取选举权的时候，她们踏上的其实是一条歧途。
在社会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去追求个人幸福是达到大众幸福至高境界的首要前提”
除了这样的瑕疵，斯宾塞生物学理论的最主要缺陷是：首先，他无法摆脱对拉马克的依赖；其次，他没能找到一个动态的人生观。
。按照斯宾塞的观点，百分之百的适应便意味着死亡。
斯宾塞认为，进化和进步是一回事，这一假设贯穿全书。但根据斯宾塞的假设，通过进化，昆虫和细菌十有八九会在与人类的残酷斗争中最终获胜。
。斯宾塞只与为数不多的几位深交保持着联系。他曾写道：“没有一个人能与自己的作品等量齐观。如果我们将作者思维活动的产物比作产品，那么，一本书所包含的内容便是其最优质的产品，它们在被写进书之前会与大量的次品分离，而在作者的日常谈话中，这些次品总是与优质品混杂在一起的。”[170]如果人们坚持要来看他，他便会在耳朵里塞上东西，平静地聆听他们的谈话。
“我比任何保守分子更保守，比任何激进分子更激进。”他忧伤地说道。[171]斯宾塞很真诚，但这种真诚过于固执，对什么都直言不讳使他冒犯了所有团体：他同情工人，认为他们是老板的牺牲品，但他又马上补充道，如果将工人和老板的位置调换，工人也会作威作福；他同情妇女，认为她们是男人的牺牲品，却又补充说，如果妇女有能力，男人也一样会是妇女的牺牲品。斯宾塞在孤独中默默老去。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加冕为王后时，法国正闹饥荒，国民粮食匮乏，于是大臣向王后报告：“法国的百姓没有面包吃。”王后调侃似的回答：“为什么不让他们吃些蛋糕呢？”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指控王后生活腐化、脱离民众的证据。
中国那位皇帝–何不食肉糜 尼采是达尔文的孩子，俾斯麦的弟兄。
斯宾塞的伦理哲学并非进化论最必然的结果。如果生命是一场唯有最适者才能生存的竞争，那么力量便是最高的美德，柔弱便是唯一的缺陷。能够存活下来的便是善，是胜者；退却的便是恶，是败者。
：一、在这场我们称为生命的战斗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善，而是力量，不是谦卑，而是骄傲，不是利他，而是果敢的智慧；二、平等、民主与选择、生存是相悖的；三、天才，而非庸民，才是进化的鹄的；四、权力，而非“正义”，才是各种事物的区别和一切命运的裁决者。——尼采是这么看的
尼采是无畏的，于是他便成了德意志的代言人。
或许是除了一次严重的违规之外，尼采自始至终都是一名虔诚的清教徒，如雕像一样贞洁
希腊戏剧最深刻的特点，在于狄俄尼索斯通过艺术征服悲观主义。在现代诗赋中，我们遇到的希腊人是欢快的、乐观的，但过去的希腊人并非如此，他们熟识人生的痛楚和悲剧般的短暂。当弥达斯[13]向西勒诺斯发问：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命运是最好的，西勒诺斯回答道：“朝生暮死的可怜人类，意外与不幸的孩子，你为什么要逼我说出那不说为好的答案？最好的命运可望不可及，那就是不出生，成为虚无。其次便是早死。”显然，这些人无需再学习叔本华或印度宗教。
悲观主义是颓废的表现，乐观主义是肤浅的表现；“悲观的乐观主义”才是强者的心态，他们锲而不舍地试图从深度和广度上体验人生，即使以悲痛为代价；在他们眼里，能够认识到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这是一种快乐。
在实现目的的道路上，如果需要变得“恶”，他会毫不犹豫地变得“恶”，他会无所畏惧，而不是慈悲善良。“什么是善？……勇敢便是善。”“什么是善？一切能够增强人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本身的东西。什么是恶？一切源于软弱的东西。
充沛的活力、高超的智力、无限的自豪——这就是造就超人的三要素。但是，活力、智力、自豪这三者必须达成一种平衡：一个崇高的目的能将混乱的欲望铸造成一种强大的个性，一个人拥有了崇高的目的，便拥有了特定的热情，这种热情在目的的统领下成为权力。
“一个人如果不甘成为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一员，他只需放下对待自我那种随和的态度便可。”有了目标，便可对人苛求，但首先，需严格要求自己；有了目标，便可随心所欲，除了背叛朋友——这是高贵者享有的终极特权，是超人的最后法则。[92]
这批杰出的统治者已经走向堕落，原因有三方面：首先，天主教对女性品德的颂扬；第二，宗教改革中的清教徒与平民化理想；第三，与低等人群通婚。
新教和啤酒使德国人的智慧变得愚钝不堪，如今，还得加上瓦格纳的歌剧
欧洲人高贵的品味、感觉、举止其实都是法国人的杰作，但是，它们只属于过去的法国，即十六、十七世纪的法国。法国大革命在摧毁贵族制的同时，也摧毁了文化的媒介和苗圃。如今，法国的灵魂已经变得瘦弱而苍白。尽管如此，它依然闪耀着某些优秀品质的光芒；
无论何时，威尼斯一位贫穷的船夫看上去都比柏林的大臣还要风度翩翩。说到底，柏林的大臣不及一个威尼斯的船夫”[105]。
最糟糕的是英国人，腐蚀法国人头脑的便是英国人对民主的妄想。“店主、基督徒、妇女、英国人以及其他民主主义者可以归为一类。”英国的功利主义和庸俗习气是欧洲文化的糟粕。
“正如家犬痛恨野狼，民众最痛恨的莫过于自由的精神、抗拒镣铐与跪拜的人”
大自然不喜欢平等，它喜欢个体间、阶级间、物种间的差异。社会主义违背了生物发展规律：进化过程包含着较高级的物种、种族、阶级或个体对较低级的物种、种族、阶级或个体的利用；生命便是一种剥削，它终究都将依赖别的生命而生存；大鱼吃小鱼，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嫉妒：“他们总想得到我们的东西。”
令人害怕的不是领导者，而是那些下层的人，他们以为可以通过革命摆脱自己的从属地位，殊不知，他们的低贱是自己无能与懒惰的必然结果。唯有奋勇反抗的奴隶才显得高贵。
“我们应该从私人或私企手中夺回那些有利于大量财富积累尤其是有利于货币市场发展的运输部门和贸易部门，并像对待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把拥有过多财富的人列为社会危险分子。”[110]
对那些身心日益软弱、生活日益舒适、内心日益可鄙的民族来说，战争是一剂良药，它能激发人在和平环境中慢慢退化的本能。民主制的柔弱娇气是一种毒药，而战争和兵役是必要的解药
。勤奋、节俭、规矩、节制、坚信，有了这些美德，庸人也会变得完美，但这种完美只就庸人作为工具而言。“一个高等文明就像一座金字塔，唯有以广阔的地基为基础，才会高高耸立；树立起一座金字塔的先决条件是有强大而稳固的庸民阶层。”不
最能败坏与削弱贵族制的依然是贵族与庸俗不堪的有钱人的联姻，正如英国贵族习惯所为；正是这种通婚腐蚀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治国机构——古罗马贵族元老院。世上没有“偶然的出生”，每一次出生都
最终，尼采的出色令我们精疲力竭，他的出色像是鞭打肉体的劈啪声、对话中高分贝的强音。在他那强有力的话语中，有一种条顿人的狂暴；
但尼采从不隐藏自己，在他作品的每一页中，他都以第一人称出现。他颂扬本能，反对三思；颂扬个体，反对社会；颂扬“酒神”精神，反对“日神”精神（即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反抗），因此成为时代的背叛者——这是铁的事实。
学者普遍认为，文化全盛时期是那些贵族世袭的时代，其实，这是一个谬见。相反，正是由于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资助，人类文化如繁花般盛开的伯里克利时代、美第奇家族[139]时代、伊丽莎白时代、浪漫主义时代才会诞生。
让所有的出类拔萃者统治我们吧！唯有当贵族成为一个变动的团体，当贵族掌握特权不是因为他的出生，而是因为他的能力时，这个贵族制才算好的——贵族成员应通过人人机会均等的开放式民主不断筛选与培养产生
为了确保成功地征服死亡，生殖意志几乎是完全不受认识或反思的控制。
如果世界就是意志，那么，这个世界必将痛苦。
一切只是意志的表象 欲求是普通大众无休止的痛苦之源，而无聊则是上流社会的痛苦之源。对于中产阶级，休息日代表着无聊，工作日则代表着欲求
生存意志四处捕食，但最终都是在向自己开刀，不同形式的意志互相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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