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金·罗根
更糟糕的是，这些高压式的政权通过世袭继承积极维持他们家族对政治的掌控，年迈的总统们培养他们的儿子接班
1920年大起义在伊拉克被称为“1920年革命”，它在伊拉克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神话谱系中具有特殊地位，堪比1776年美国革命对美国历史的影响。二者与其说是社会革命，不如说是反抗外国占领者的民众起义；二者都标志着两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尽管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1920年伊拉克起义缺乏了解，但一代又一代的伊拉克学童正是听着民族主义英雄如何在费卢杰、巴古拜、纳杰夫等城镇对抗外国军队和帝国主义的事迹长大的，这些故事相当于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伊拉克版本。
整个阿拉伯世界长达四个世纪的统治最终落下帷幕。同时代的阿拉伯人中很少有人能想象一个没有奥斯曼人的世界。通过更加精巧的官僚机构以及铁路、电报等基础设施，通过向更多的阿拉伯臣民提供在扩大的学校系统中获得奥斯曼教育的机会，19世纪的奥斯曼改革实际上扩大了伊斯坦布尔中央政府对阿拉伯行省的控制。至20世纪初期，阿拉伯人可能会感到与奥斯曼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紧密。
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受独立统治愿望的驱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进入了一个热情高涨的活动期。在1918—1920年间一个短暂、兴奋的时期，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希贾兹的政治领袖相信他们即将步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
阿拉伯人面临的新时代实际上将由欧洲殖民主义而非阿拉伯独立所形塑。欧洲列强确立了他们的战略需求，并通过战后和平进程解决了他们内部的所有分歧。
至1913年皇家海军中已有约100艘石油动力的新型船舰。4这使得英国在波斯湾的首要关切由贸易和与印度间的通信，拓展至对新的石油战略利益的考虑。
沙特家族（其18世纪的联盟曾在自伊拉克至麦加、麦地那两圣城的广大区域对奥斯曼统治构成挑战，直至1818年被穆罕默德·阿里的军队击败）重建了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后人的盟友关系，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沙特-瓦哈比联盟。联盟首领是一位名叫阿卜杜·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赫曼·费萨尔·阿勒·沙特（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Faysal Al Saʻud, 1880—1953）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年轻领袖，在西方更多以伊本·沙特（Ibn Saud）的名字闻名。
面对这一新崛起的、强大的海湾统治者，1915年底英国与伊本·沙特签订了一项协议。该协议承认了伊本·沙特的领导权，并将其控制下的阿拉比亚中部和东部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
整个一战期间，英国一直尝试在两个阿拉伯盟友之间维持和平，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到同奥斯曼人作战上。然而，就在奥斯曼人战败前几个月，沙特人-哈希姆人围绕支配权的争斗最终爆发为公开冲突。两位沙漠君主间一批引人注目的未公开的通信反映了这种竞争关系，两人的火气也随着1918年夏日的热气而上涨。
伊本·沙特继续扩张其治下的领土，并于1932年将其王国更名为沙特阿拉伯。
伊本·沙特不仅在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领土上建立了王权，而且在不受英帝国任何形式干涉的情况下维持了独立地位。在这一方面，他也受益于英国人的一个重大误判：他们不相信在沙特阿拉伯领土内有任何石油。
1921年3月，温斯顿·丘吉尔和T.E.劳伦斯邀请埃米尔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举行会谈，从这一刻起他们提升了后者在大英帝国整个中东地区方案中的地位。费萨尔永远不会再返回大马士革，后者已牢牢地被法国人控制；相反，他将成为伊拉克的国王。他们能向阿卜杜拉提供的，最多就是扶植他成为一个全新的外约旦国的首脑。作为一个内陆国（当时外约旦领土尚不包括红海港口亚喀巴），外约旦显然无法满足阿卜杜拉的野心，但丘吉尔提议说如果阿卜杜拉能够在外约旦维持和平，并与法国人建立良好关系，后者在未来的某天可能会邀请他代他们统治大马士革。
当1921年埃米尔阿卜杜拉在外约旦建立首任政府之时，他大量依赖那些曾在大马士革为其胞弟费萨尔效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
在这次对抗之后，埃米尔阿卜杜拉驱逐了“不想要的”独立党人，改革了政府财政，吸收外约旦本地人进入其行政机构。奥代·古苏斯重新进入外约旦司法机构中任职，1931年升至总检察长的职位。一旦决定与外约旦的精英共命运，埃米尔阿卜杜拉很快便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和忠诚。直到1946年独立，外约旦一直是保持和平、稳定的殖民地典范，对英国纳税人的负担也极其轻微。
1921年6月费萨尔抵达伊拉克后，英国人开始全力将他们的候选人扶植上王位。一些本地竞争者也想加入竞选，但都遭遇了英国人的强硬抵制。
1921年8月23日，费萨尔被加冕为伊拉克国王。考虑到巴格达夏日惊人的酷热，加冕仪式被订在一大清早最凉爽的时间举行。超过1500名客人受邀参加加冕典礼
费萨尔的困境在1922年开始显露出来。当时英国起草了一份协议来限定其在伊拉克的地位。这份《英伊协议》丝毫不掩饰英国在经济、外交、法律领域对（伊拉克）哈希姆王国的主导地位。协议规定：“伊拉克国王同意在本协议规定的期限内，接受英王政府通过其高级专员在一切涉及国际问题、财政义务及英王政府利益的重要议题方面所提出的建议。”25最能揭示英国人意图的是协议的期限——20年，在那之后将回顾协议的履行情况，根据“签订协议各方”的观点决定协议是否延长或终止。这套方案显然旨在寻求英国长期殖民统治，而非伊拉克独立。
在伊拉克民族主义者看来，新国家并非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而是一个将伊拉克人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制度工具。
费萨尔国王身边围绕的是一些自阿拉伯大起义时期就在他身边效力的军人，这些人热切地期望在伊拉克建立一支军队，通过国民军役服务将库尔德人、逊尼派、什叶派团结在一起
尤其是库尔德人，他们对伊拉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认同构成一个特殊挑战。
埃及民族主义者满怀艳羡地关注着伊拉克人取得的成就。尽管1930年《英伊协议》与1922年《英埃协议》（承认了埃及名义上的独立地位）并无本质差异，但伊拉克人已经确保英国提名其加入国联，那一仅对独立国家开放的俱乐部。这一成就成为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者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
两次大战之间，埃及达到了阿拉伯世界现代历史上多党制民主所能达到的最完善的程度：1923年宪法将政治多元主义、两院制立法机构的定期选举、男性普选权、新闻自由等制度引入了埃及，多个新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选举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投票，记者在工作中享有相当的自由。
而完全独立地位仅受1922年协议中四个“保留要点”的限制：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英国在埃及驻军的权利；保留外国司法特权，即所谓治外法权；以及英国在苏丹的主导地位。
1930年6月，西德基首次执掌政府，就借助独揽3个大臣职位的方式巩固其对政府的控制——除了首相一职，他还控制了财政部和内政部。福阿德国王和西德基共同合作，最终解散了议会，推迟了选举，并起草了一份授予国王更大权力的新宪法。在之后的3年内，埃及的议会民主被推翻，国家受皇家敕令的统治。
1929年经济崩溃触发了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埃及经济已然造成冲击。面对经济破坏，西德基将华夫脱党及其倡导的大众政治视为对公共秩序的巨大威胁。
《贝尔福宣言》是一个导向社群冲突的方案。鉴于巴勒斯坦极为有限的资源，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同时又不损害本地非犹太居民的民事和宗教权利，这样的想法根本就不切实际。
两个犹太激进组织——伊尔贡和斯特恩团伙应为最恶劣的暴力事件负责。
伊尔贡中的一个派系却持不同意见，继续针对英国人的袭击。这个分裂团体在希伯来语中简称为“莱希”（Lehi, 全称Lohamei Herut Yisrael，意为“以色列自由战士”），在西方则主要以“斯特恩团伙”的名字而著
1943年，伊尔贡开始重组，并主导了一场反英抵抗运动。该运动由一位精力充沛的新领导人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 1913—1992）领导
至1944年，伊尔贡和莱希已不愿再受制于整体休战协议，便重启了针对巴勒斯坦的英国目标的袭击。
贝京的伊尔贡主要针对英国委任统治在巴勒斯坦的办公室和通信基础设施开展袭击；
米尔的莱希则主要从事针对英国官员的定点暗杀袭击。
由于担心英国人的报复，犹太事务局及其准军事分支哈加纳（Haganah）一直有意与莱希及其所作所为保持距离。
直到二战结束后，伊尔贡、莱希、哈加纳才开始联合力量对抗巴勒斯坦的英国人
10个月以来，哈加纳与伊尔贡、莱希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抢劫银行、袭击基础设施、绑架英国人员的行动。
1946年6月29日至7月1日，超过2700名伊休夫成员被捕，其中包括多名犹太事务局领导人。英国当局还查获了犹太事务局的大批文件，将其带回当时位于大卫王酒店侧翼的英国委任统治秘书处。
。7月1日英国人缴获犹太事务局文件之后，哈加纳第一时间就向伊尔贡发出命令，要求后者尽快执行针对大卫王酒店的行动。
爆炸共造成91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死伤者中既包括英国人、阿拉伯人，也包括犹太人。
英国人意识到与他们战斗的不仅仅是一小撮激进分子。在策略和方法方面，犹太事务局和哈加纳可能与伊尔贡和莱希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同一个目标，即驱逐英国人以便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
二战之后，英国既没有资源也没有意愿继续留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不可调和：如果英国人向犹太人让步，他们担心阿拉伯人又会发起一场与1936—1939年起义相似的大起义；如果他们向阿拉伯人做出让步，现在已经很清楚犹太人会做些什么。英国人试图撮合阿拉伯和犹太领袖1946年9月在伦敦举行会谈，但因双方都拒绝参会而以失败告终。考虑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相互矛盾的建国要求，1947年2月在伦敦举行的一系列双边会谈也都无果而终。
英国人陷入了绝境，而《贝尔福宣言》的悖谬现在也体现得清晰无比：英国人不可能在实现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的同时，不损害“巴勒斯坦既有非犹太社群的利益”。英国政府无计可施，对巴勒斯坦争端中的双方也都无力施加影响。有鉴于此，1947年2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将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新成立的联合国，寄希望于国际社会能更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
特别委员会代表团还在巴勒斯坦期间，一波又一波的非法犹太移民在犹太事务局的协助下，继续乘坐废弃的汽轮由欧洲涌入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则尽全力阻止这些难民进入，其中多数难民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船只中最著名的是“出埃及号”（Exodus）。该船的4500名乘客于1947年7月18日抵达海法港，但由于英国当局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被迫于第二天乘船返回法国，随后则被关押进德国集中营。
纳粹死亡集中营解放后仅两年，万字章和“吊死犹太人”“希特勒是对的”等标语就重新出现在英国各城市。6
英国人甚至来不及等待联合国正式讨论特别委员会的提议。“出埃及号”丑闻、英国中士被绞死、随后的反犹骚乱、特别委员会报告，这一系列前后相连的事件已完全动摇了英国继续留在巴勒斯坦的决心。1947年9月26日，英国政府宣布将单方面从巴勒斯坦撤军，并将自身的托管责任委托给联合国。英国撤军的日期被设定在1948年5月14日。
激进分子们已经实现了其第一个目标，即迫使英国人撤离巴勒斯坦。尽管其手段受到犹太事务局的公开谴责，但伊尔贡和莱希在移除建立犹太国家进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方面仍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为实现政治目标而诉诸恐怖策略，他们也在中东历史上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一丑陋传统也将传播至整个中东地区，直至今日。
从分治决议宣布后的那个清晨起，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就开始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做准备——一场巴勒斯坦主权争夺者间的内战
相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群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
哈加纳在二战期间积累了广泛的训练和实战经验，此外他们也储备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未做好类似的准备，他们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以及阿拉伯邻国的支持
阿卜杜·卡迪尔·侯赛尼之死以及盖斯塔勒陷落的震动，很快就被4月9日针对代尔亚辛村巴勒斯坦村民的大屠杀所掩盖。这次屠杀发生在侯赛尼葬礼的同一天，在整个巴勒斯坦引发了恐惧的洪流。从那天起，巴勒斯坦人已然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犹太事务局也谴责这一暴行，将哈加纳部队与伊尔贡、莱希的极端分子划清界限。
1948年春，巴勒斯坦人已经开始逃离他们的领土。1948年2—3月，在耶路撒冷、雅法、海法等战斗最激烈的城镇，约有7.5万名阿拉伯人逃离家园，前往相对较安全的约旦河西岸地区或邻近阿拉伯国家。19同年4月即代尔亚辛事件之后，难民数量开始如洪流般激增。
一些巴勒斯坦人则选择以暴制暴。4月13日，即代尔亚辛大屠杀4天后，巴勒斯坦战士伏击了一支前往耶路撒冷郊区斯科普斯山的犹太医疗队。两辆救护车很清晰地标记有红十字，乘客实际上都是来自哈达萨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希伯来大学的职员。车队中共有112名乘客，仅36人幸免
巴勒斯坦人的士气已然被摧毁，斯科普斯山屠杀犹太平民的事件仅仅加剧了对犹太人报复和后续暴行的恐惧。哈加纳已察觉到巴勒斯坦民众士气的崩溃，于是依据一项被称为“D计划”的军事方案加紧了行动进程。该方案旨在毁灭或减少巴勒斯坦城镇和农村地区人口，以便为建立一个可生存下去的犹太国家创造先决条件。
哈吉·易卜拉欣详细描述了他在海法海滨所目睹的惨象。“几千名妇女、儿童和男人，在一种阿拉伯民族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混乱、恐怖状态下，奔向港口区。他们赤足裸体地从他们的房屋逃向海边，等待轮到自己前往黎巴嫩。他们丢下了自己的祖国、房屋、财产、金钱、福利和买卖，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心灵。”22至5月初，在原来超过7万人的人口中，仅有3000—4000名阿拉伯人留在海法，继续生活在犹太人的统治之下。
巴勒斯坦的公路上满是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为逃避战争的恐怖而仅携带了少量可移动的财产。一位阿拉伯目击者描述了难民的悲惨境遇：“人们失魂落魄、毫无方向地逃离他们的祖国。他们既没有家，也没有钱财，在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游荡中病倒、死去。他们缺衣少食，经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山区的天气日趋寒冷，却没有任何人来关心他们的冷暖。”23
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宣布建国，自此以后他们将被称为以色列人。战败的阿拉伯人没有国家来尊崇他们的巴勒斯坦身份，他们将所有的信任寄托在阿拉伯邻国身上。后者正在巴勒斯坦边境集结军队，等待英国人最后撤离。
1948年5月15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内战结束，第一次阿以战争正式开始。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五国政府都派出正规军部队，表面目的显然是要保卫巴勒斯坦、击败以色列
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面临一个严肃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将巴勒斯坦发生的冲突视为阿拉伯人共同的事业，感觉有道德义务进行干预，并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同胞；所有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协调行动这一事实，更强化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每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他们是以埃及人、约旦人、叙利亚人而非阿拉伯人的身份参战。他们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竞争也带到了战场之上。
在阿拉伯兄弟间引发最大怀疑的是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后者对分治方案的支持揭示了其吞并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以扩大自身国土的野心。这一野心也使阿卜杜拉深受巴勒斯坦领袖哈吉艾敏·侯赛尼的仇视、埃及法鲁克国王的敌意以及叙利亚人的猜忌。
叙利亚在随后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都是为了遏制外约旦。阿拉伯国家最终参战与其说是为了拯救阿拉伯巴勒斯坦，不如说是为了防止改变阿拉伯世界现有的势力均衡。
阿拉伯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其领导人的这种犬儒主义，相反他们热情地支持本国政府军事介入，保卫阿拉伯巴勒斯坦免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阿拉伯公众以及阿拉伯军队中的战士们深受官方辞令的鼓舞，坚信自身事业的正义性。而战败后阿拉伯公众对国内政客的幻灭，也将在“丢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内部引发巨大波动。
1947年11月，阿卜杜拉国王与果尔达·梅耶森（Golda Meyerson，后改名为梅厄，并成为以色列总理）举行会谈，并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前两周就初步达成了一项初步的互不侵犯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阿卜杜拉将不会反对在联合国授权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作为交换，外约旦将吞并与其毗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主要是约旦河西岸地区。25 为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拉国王就与犹太事务局建立起广泛的联系。联合国讨论巴勒斯坦分治方案期间，这些联系发展为一系列秘密谈判。
。2月7日，总理艾布·胡达向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陈述了外约旦的计划：英国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时，外约旦政府将派遣阿拉伯军团跨越边境，占领与外约旦边境相邻的巴勒斯坦阿拉伯领土。
因此，阿拉伯联军参加巴勒斯坦战争的目的基本上是消极的：防止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个外来的犹太国家，防止外约旦扩张至巴勒斯坦，同时防止穆夫提侯赛尼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巴勒斯坦国家。基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阿拉伯军队被决意要建立自己国家的犹太军队完全打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比于人员、火力等因素，犹太人在战场上的优势更多是意志力的因素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爆发后，联合国迅速召开会议以便恢复地区和平。5月29日，联合国呼吁各方停火，6月11日正式开始生效。瑞典外交官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被正式任命为阿以冲突的调解人，受委托在巴勒斯坦恢复和平。第一份停战协定为期28天，规定对整个地区实行完全的武器禁运。阿拉伯国家试图为其消耗殆尽的军队寻找武器来源，但却发现英、法、美等国都严格遵守禁运条款。相比之下，以色列人则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确保了关键的武器运输线路，并将军队规模增至超过6万人。当7月9日停火结束之际，以色列比它的对手做了更充分的重启战事的准备。
在其发表于1949年3月的文章《巴勒斯坦的教训》（ʻIbrat Filastin）中，阿莱米反思了阿拉伯人整体失败的原因，并指出了通往民族复兴之路。31
“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祖雷克警告说，“绝不是简单的挫败或者暂时的、无关痛痒的灾祸。它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是阿拉伯人在其漫长历史中所经受的最严酷的考验和苦难之一，是一段以无数磨难和苦难为标志的历史。”32阿拉伯人应对这一新威胁的失败，将使他们在未来陷入分而治之的不幸境地，这一境遇与他们刚刚从中摆脱进而获得独立的殖民时期不无相似之处。
在对巴勒斯坦灾难的回应中，阿莱米和祖雷克的呼声几乎等同于将一场阿拉伯复兴作为实现阿拉伯统一的序曲，作为在一个现代世界中赎回巴勒斯坦、实现阿拉伯人尊严的自我救赎的先决条件
然而这只是巴勒斯坦人的一厢情愿,毕竟其他中东国家的多数人还是国家民族主义优先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个一盘散沙的根源并没有因第一次阿以战争而有所改变。而持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往往又被迫导向恐怖主义,最终举步维艰。 老一代政治精英过去曾领导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但他们在与其帝国主人的联系中也受到了污染。他们在欧洲大学接受教育，讲欧洲人的语言，穿西方服饰，在殖民主义强加的机构内工作——总之，他们散发着勾结外敌的气息。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论不休，其狭隘的世界观仅局限在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国家边界之内。
新一辈走向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更加危险 阿莱米和祖雷克提出的补救方案，即一个由被解放的公民所组成、以统一的力量来面对现代世界诸多挑战的更广阔的阿拉伯民族，才会打动许多的阿拉伯人，成为他们解决积弱现状的主要方案
巴勒斯坦灾难之后，埃及国内陷入政治混乱。对一个新兴的宗教政党而言，在丢失的穆斯林领土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无异于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于1928年3月，其创始人哈桑·班纳（Hasan al-Banna）是一位来自苏伊士运河城市伊斯梅利亚的小学教师。班纳是一位致力于与西方影响作斗争而又富有个人魅力的改革家，他坚信西方影响正在削弱埃及的伊斯兰价值观念，强调埃及人民徘徊于欧洲启发的改革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已然“偏离了他们信仰的目标”
他们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失败视为对伊斯兰教的背叛，并将责任归咎于阿拉伯政府，特别是埃及政府。回到埃及后，他们开始组织示威游行，指责政府，认为政府应对巴勒斯坦的失利负责。
总理马哈穆德·法赫米·努格拉希（Mahmud Fahmi al-Nuqrashi）宣布实行戒严法，并于1948年12月8日颁布政令宣布取缔穆兄会。
12月28日，这位埃及总理在进入内政部的途中遭到近距离枪杀
1949年2月12日，哈桑·班纳在青年穆斯林协会总部外遭枪击身亡。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宰伊姆政府仅持续了不到150天，但这次政变却标志着军人开始登上叙利亚的政治舞台。除去几次短暂的间断时期，叙利亚在20世纪剩余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军人的控制之下。
随着政变、处决、暗杀在阿拉伯国家领导层更迭中成为家常便饭，阿拉伯政治也变得越来越暴力。
在一战后对中东的分割之后，巴勒斯坦灾难成为20世纪阿拉伯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阴影之下。
1948年战争最持久的遗产之一就是今天仍在持续中的阿以冲突。一方面，阿拉伯人拒绝接受失去巴勒斯坦的现实;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则渴望得到更多的领土。
尽管采取了上述策略——有人会说，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策略，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诉求至今尚未实现。
旧政治精英被年轻一代军人推翻，也标志着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的到来。与两次大战之间那些接受外国教育的政治精英相比，这些军人很多来自农村，与大众政治保持着更为密切的接触。元老派政治家们在本国既有的边界内为实现民族独立而奋斗，自由军官煽动家们则是促进泛阿拉伯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旧政权说欧洲语言，新的先锋队则说普通民众的语言
分别于1949年、1952年、1958年在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上台的年轻军官们与英国或法国并没有联系，相反他们转向了新的世界强权——美国及其超级大国对手苏联。这是帝国时代的结束，也是冷战新时代的开端。阿拉伯人不得不适应一套新的游戏规则。
在巴勒斯坦战败，以及1948年12月总理努格拉希遭暗杀所造成的混乱之后，埃及政府于1950年举行选举。华夫脱党获得胜利，组建新政府并重启与英国人的谈判，目标便是自1919年以来埃及民族主义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完全独立。
巴勒斯坦战争后，纳赛尔招募部分最亲信的同僚加入了一个由军人组成的秘密基层政治组织。基于为其行动争取最广阔的支持基础的考虑，纳赛尔招募的成员中既包括阿卜杜·哈基姆·阿米尔（Abd al-Hakim Amer）、萨拉赫·萨利姆等巴勒斯坦战争的亲历者，也包括像安瓦尔·萨达特这样与穆兄会有联系的军官，还包括像哈立德·穆希丁（Khaled Mohi El Din）这样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秋，这些人在纳赛尔家的客厅内举行了首次会议。随着自由军官组织的扩大，新的基层组织也不断成立，但出于反侦查的考虑都彼此保持独立。每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从埃及军队的不同分支中招募志同道合的军官。51950年秋，自由军官组织发布了其首份传单，以便在军官群体中争取对其反帝事业的支持。6
但从1952年1月起，自由军官开始公开讨论推翻法鲁克国王及其任命的保王派政府。
军队占领这些机构后，安瓦尔·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的名义宣布了政变的成功，从而为一场经典的政变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自由军官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法鲁克本人：是逮捕他，还是将他处决？纳赛尔做了明智的决定：确保法鲁克退位并允许他流亡海外，从而避免让新政府卷入一场可能导致分裂的司法程序，或是因草率的处决而把一位不受欢迎的国王升格为殉难者
自由军官革命代表着新兴的年轻一代在埃及政治中的崛起。该运动成员的平均年龄仅34岁，51岁的纳吉布在其中已经是一位老人。所有人都是本地出生、具有农村背景的埃及人，通过军队晋升至要职——这些特点与19世纪80年代艾哈迈德·欧拉比上校身边的支持者极为相似。
被剥夺了头衔之后，埃及贵族接着又被剥夺了土地。自由军官们开启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改革，出台法律将个人持有地产的上限限定在200英亩。政府没收了王室的巨大种植园，征收了约1700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产并以30年期债券偿还。合计起来，新政府从埃及土地精英手中没收了约36.5万英亩土地，随后这些土地被分配给小土地所有者，每份地产面积不超过5英亩。尽管遭到了总理阿里·马希尔的激烈反对——马希尔代表着财富源自地产的平民精英，但土地改革方案还是得到了通过。显然，与有产贵族的意愿相比，自由军官们更看重民众的支持。1952年9月，他们成功迫使马希尔辞职。
土地改革措施为自由军官们赢得了切实可见的政治回报。尽管埃及农业人口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共约14.6万个家庭，而当时埃及人口达到约2150万——真正受益于1952年土地改革的措施，但土改措施却在埃及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好感。
1953年6月18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废除君主制，纳赛尔也完成了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埃及被宣布为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则被任命为首任总统。法老时期以来，埃及首次由本土出生的埃及人统治。用纳瓦勒·萨阿达维的话来说，纳吉布是“古埃及国王美尼斯以来第一位统治埃及的埃及人”。17
对于他们面临的所有问题，革命指导委员会的军官们有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在尼罗河上修建一座水电大坝。
为了资助阿斯旺水坝、确保埃及的经济独立，执政的军官们将不得不与国际社会打交道。
为确保英国从埃及完全撤军，1953年4月纳赛尔及其属下在美国的斡旋下与英国人展开谈判。对双方而言，这场谈判的风险都非常之高。纳赛尔深信谈判失败将意味着自由军官的倒台；在一个日益步入后殖民时代的世界中，英国则对其国际地位十分敏感。谈判不断地破裂随后又重启，整个进程拖延了16个月之久。最终，英国人与埃及人达成一项妥协方案：英国将在24个月之内从埃及撤走所有的军事人员，只在运河区内留下约1200名民事专家，其停留期限为7年的一个过渡期。显然，英国人并非无条件地完全撤离，政府对撤军延期2年、英国民事存在长达7年的让步，都成为部分埃及民族主义者指摘的对象。但这一妥协方案的独立性已足以让纳赛尔在1954年7月获得革命指导委员会的批准。1954年10月19日，英、埃两国政府签署了解决方案。1956年6月19日，最后一名英国士兵离开了埃及。
穆兄会同样抓住英国撤军不彻底的时机批评自由军官政权。这个伊斯兰主义组织与其他政党一道于1953年被取缔，因而对新兴的军人政权已然心怀不满。1954年初纳赛尔对穆兄会的镇压，也使得他成为一个伊斯兰主义分裂团体全力刺杀的目标。这些人甚至考虑过派遣一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身藏炸药的情况下靠近纳赛尔以便将后者炸死——这也成为中东历史上最早的自杀式炸弹计划之一。但这个策略对于1954年的伊斯兰主义者似乎缺乏吸引力，因为并没有志愿者愿意执行该任务。
原文载录，如侵权，留言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