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波
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威尼斯衰落了，因为其他国家——如海上强国英国和荷兰——获得了大西洋和非洲的贸易路线。
意大利城市国家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依靠航海贸易和为十字军提供运输服务以及海军支持而致富。虽然这3个航海共和国的陆地领土不多，但是它们通过与东方的贸易，特别是香料和丝绸贸易，而变得特别富有。
随着拜占庭时代的结束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海上共和国都变为守势。由于它们曾经竞争过的东方贸易同样被剥夺了，它们从此经常并肩作战。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战争以及被卷入欧洲内部冲突，使这两个国家都被纳入欧洲国家体系，成为更强大的邻国的附属国。当更强大的力量开始主宰地中海时，两国富有进取心的公民将他们的精力投入金融领域，帮助建立了现代世界。
1497—1498年，葡萄牙的达·伽马开辟到达印度的新航路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直接获得亚洲的香料，打破威尼斯的香料转手贸易垄断，并牟取高额利润。
17世纪中期，荷兰海上势力扩展至全球，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航海条例》的颁布成为英荷海上大战的导火索，两国最终只能通过海战实现海权分割。
1670年6月，英法两国签订《多佛密约》，条约规定：英国协助法国对荷作战，法国协助英国对内平乱。
特塞尔海战之后，英法联盟随之解散。这次海战也结束了英荷之间自1652年以来长达20年的、为控制海洋所进行的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
尽管三次英荷海战中的后两次荷兰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几乎耗尽了荷兰的经济储备，尤其伴随荷法战争的进一步消耗，荷兰再也无力与英国在海上争雄。荷兰逐渐衰弱，英国则虽败犹胜，尤其是14年后英国实现光荣革命，英国国内局势稳定，经济发展，世界海洋霸权易手英国并被其长期占有的时代随即到来。
17世纪的荷兰是叱咤风云的“海上马车夫”与殖民帝国，但在第四次英荷海战后彻底衰落，为欧洲列强所轻视。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手握海上霸权和殖民霸权，在此后一个多世纪里都扮演着国际事务中的主角。
自1607年第一批移民在普利茅斯登陆以来，直到英属北美殖民地发展为13个，英国一直对殖民地采取“令人欢迎的忽视”的政策，也就是“不打扰熟睡的狗”的政策，政治上控制很少，经济上也很少干预，倾向于让殖民地自由自在地发展。
“七年战争”（1756—1763）是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发动的大规模战争。因为对当时及后来较长时期内的世界格局影响很大，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这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英国正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赢家。战争之后，英国成为海外殖民地霸主，稳定了对北美殖民地的统治，迈向“日不落帝国”的传奇。在世界历史上，西班牙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则成为第二个。
1773年5月，英国政府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请求下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也被称为《茶叶法案》，法案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向北美出口茶叶，从英国向北美出口的茶叶可以获得全额退税，只需向殖民地海关象征性缴纳每磅3便士的茶叶税。
基于这般想法，杰弗逊崇尚小政府，不主张由政府出资鼓励制造业，认为这与自由经济原则相背离。同时，他崇尚自由贸易，认为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好的著作，并相信各国都应努力生产大自然赐予其生产的产品，以之互通有无、自由交换。
关税保护对美国纺织业的成长也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全美棉纺厂在1831年已有795家，到1859年再增至1 091家，数量仅次于英国。资料记载，不出19世纪第一个25年，具有创业精神的美国人在关税保护的帮助下，已经建起了世界上规模第二的以工厂为基础的纺织业。
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也曾这样表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制度。
在黑奴制条件下，黑奴们整体的生活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当时美国普通白人们的生活质量要好。黑奴制的经济效益也是相当良好的。黑奴制的确在政治上落后，但是在经济上并没有那么残酷和落后（这都是北方政治上的夸大宣传给世人留下来的印象）。
在黑奴制盛行的地区也难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因为奴隶主通常把他们可以积聚起来的资金投放在土地购买方面，以及奴隶购买方面，而不肯投放到工厂和交通事业方面。
这一点同样跟中国解放前的地主经济类似：地主们掌握了巨大的财富，通常用于买地，而不是投资于工业生产，从而阻碍了社会发展。
北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一再试图提高关税。而南方也多次以脱离联邦作为威胁，压迫美国政府降低关税税率。
南方另一个奴隶主头子本杰明·希尔在吹嘘南方的实力时说：“我们所指的是那根小小的细弱的棉线，一个小孩子可以弄断它，但是它却能够把世界绞死。”
形势对北方来说是相当严峻的，英法等国已经做好了武装干涉的准备，只等一个借口，战争就会即刻爆发，而这正是南部同盟“棉花外交”政策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南部同盟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时期前后，埃及与印度的棉花生产急剧增长，英国在埃及和印度获得了可取代南部同盟的棉花供应源，对美国南方棉花的需求也就不如从前迫切了。
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棉花出口变得极不稳定，英国纺织业断了口粮，不得不转向印度。作为距离印度产棉区最近的港口，孟买成了印度棉花的交易中心，孟买商人纷纷到乡下鼓动农民改种棉花，印度就这样从一个棉布出口大国转变成了棉花种植大国和出口大国。
英国需要美国的粮食，而欧洲所需的棉花则可以从埃及及印度获得新的替代品。中国则能够为英法提供更大的经济利益。
东面的德意志自认为继承了罗马帝国，所以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作“神圣罗马帝国”。后来的希特勒认为，罗马帝国是“第一罗马”，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二罗马”，而自己的纳粹德国是“第三罗马”，所以也称为“第三帝国”。希特勒认为自己的“第三帝国”将是“千年帝国”，但是实际上维持不到20年就完蛋了。 其实，被称为“第二罗马”的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就不怎么样。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讽刺它说：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无帝国。
著名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就是一场内战招来外敌入侵的典型例子，当时整个欧洲几乎全部卷入，而以德意志为主战场。战争的结果是，德意志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二。曾经中国人经常批评自己“内战内行”，但在这个方面，如果德意志人不说第一，没有人敢说第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大多数贵族、政要、学者和商人却还相信，用德意志农牧产品换取大英帝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品是符合德意志的利益的，是增加德意志财富的捷径
所以他担心，用不了多久，德意志民族就要沦为只会做儿童玩具的、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到那个时候，英国人想到或谈到德国人，就像德国人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面临着沦为替英国人劈柴挑水的苦工的民族危机。
，关税同盟显示出所有成员邦国都不曾拥有过的优势地位，因为现在普鲁士不是为自己一个人说话，而是代表关税同盟内所有的伙伴。结果，几乎在所有条约中，德意志关税同盟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减税、免税和其他优惠条件。
1836—1861年间，外国棉纱在德意志全部棉纱中所占的比重从3／4降到了1／4。就关税保护的效果而言，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结果：进口增加了，保证了他国的出口利益。但是，本国的工业发展得更快，占据国内市场的更高比重，既没有在根本上破坏国际贸易关系，外国进口品带来的压力也逐渐变得不是那么突出了。
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产生的一个突出的动态效应就是对融资、投资的刺激。在实行内部自由、一致对外的关税政策以后，关税同盟内部、对外贸易空前繁荣。内部贸易额在19世纪上半期增长了1倍，下半期又增长了3倍。对外贸易在19世纪下半期甚至出现连年出超。贸易的增长使政府和私人资本家手里的资金成倍增加，投资回报上升且稳定，投资工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纺织业是德意志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部门。为了鼓励纺织业的发展，关税同盟不但免税鼓励机器进口，也鼓励棉花、生丝、亚麻和羊毛原料的免税进口
。到1871年，关税同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最终融合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作为一种经济融合的历史模式，德意志关税同盟为当代的国际经济合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德意志虽然是利用战争手段实现政治统一的，但在其取得权威和优势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却是经济武器，即数十年来建立起的一个大经济区的关税同盟，而非单纯运用武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德意志关税同盟，就不会有德意志经济的发展，也不会有德意志的统一与强大。与拿破仑
联要么做到这一点，要么被人打倒。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这就是著名的、为中国人所熟知的“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的来历。
苏联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先从轻工业开始的老路子。斯大林认为：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他提出，必须大力推动技术进步，建立重工业基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能满足农业机械化要求的现代农机制造业，建立能抵御侵略的国防工业。
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约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1932年上升50%左右。同年，苏联向美国购买的机器设备占美国机器设备出口总量的50%，占英国同类产品出口总量的90%。
1926—1931年，苏联的进口额增长了5倍，其中重工业设备增长了11倍。在进口额中，90%左右是机器设备的进口。1931年，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占世界机器设备出口总额的1／3左右。通过利用外国设备和技术建立起的第一批大工业企业成为工业化的骨干，它们对苏联技术力量的成长与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29年10月，苏联政府批准70多个有关外国技术援助和技术咨询的协议，其中美国占55个，占苏联接受援助项目的78%。1930年执行的104个技术援助协议中，约有84个是和美国、德国公司签订的。1929—1945年间，苏联和外国公司之间约有200个技术援助协议在执行中。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所有的骨干大型企业都是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1944年6月，斯大林就曾经告诉美国人，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1／3是在德国、法国、英国、瑞典、意大利、捷克、丹麦、芬兰和日本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
十月革命后，美国立即决定不承认苏维埃政府。1917年11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兰辛通知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麦杰耶夫，美国不会理睬苏维埃政府，只承认他是俄国大使。不久，美国国务院又通电美国所有驻外代表，坚决禁止他们“同那些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或者是布尔什维克政府所委派的俄国外交人员”有正式关系。
苏联整个对外贸易的总体水平还远未达到战前水平，1926—1927年只相当于1913年的47．9%，到1929—1930年也只相当于1913年的80%。但是，此时苏美贸易的规模却远远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俄与美国的贸易规模。
1927年，85%的苏联拖拉机是福特产品。一个美国人从俄国农村旅行回来后报道：福特可能是仅次于列宁、托洛茨基和加里宁在俄国最出名的人物。1931年，苏联购买的拖拉机占美国拖拉机出口总额的77．3%，购买的钣金工机床、磨床、车床、一刨床、铣床、钻床等占美国该类机床出口的53．9%～78．05%，购买的翻砂设备占美国出口翻砂设备的74%。在
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到1940年，短短的12年内，苏联整个工业增长了5．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6．9%，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倍，年均增长率为21．2%。这是世界工业发展史上所没有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沙皇俄国的步兵连中，连一人一杆步枪也摊不上，在战场上有时竟三人合用一杆步枪，更不用说造汽车了。而到了二战时期，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在整个苏德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在初期，苏联军队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但是哪怕就在局势不利的初期，苏军的大炮、坦克及飞机与德国相比，都拥有明显的数量上的优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尚被人看不起的落后的沙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竟成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苏联。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与苏联的工业化分不开的。
第三，农民做出了巨大牺牲。大规模工业化主要是依靠农业和农民，从人力、物力和财力诸方面给予工业大力支援。为了顺利地积累到实现工业化的资金，对农产品实行高征购、低价格，造成了农民生活困难。
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 200 000 000 000。魏玛共和国维持的时间很短，唯一著名的可以载入史册的事迹是这次特别出格的通货膨胀。
德国的魏玛政党因为无力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最后只能崩盘，
在沙赫特的主持下，德国经济体系的优先安排次序为：首先，战争工业；其次，替代品工业；再次，食品工业；最后，其他的民用工业。对外贸易也按照这个次序为各级别的经济行业服务。
简言之，就是因为当时德国极其缺乏外汇，德国又急需外部资源的输入以促进发展，扩军备战，因而不得不在对外贸易中做一些亏本生意。但是这些亏本生意一是可以满足内部的急需，二是可以把贸易对象稳定在德国身边，扩大了外贸对象。
到1936年，德国工业生产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1937—1938年仍持续上升。德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令美、英、法等国望尘莫及。德国在1938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14．3%，已经超过法国和英国生产的总和。
沙赫特为德国经济军事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经济才能帮助德国在外汇匮乏的窘境下，通过正常的对外贸易渠道获取了扩充军备的关键原料。他的经济构想虽然有点冒险和无赖，但最终还是以严格遵循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为前提的，这与一心想使德国经济自给自足并早日实现战争化，不愿受市场规律束缚的纳粹目标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尖锐的矛盾
1939年8月19日、1940年2月11日、1941年1月10日的这三个经济协定奠定了苏德经贸合作的基础。据统计，从1940年1月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共获得价值达5．97亿马克的苏联商品。苏联总共向德国提供934．5万吨粮食、饲料、豆类和油料作物，6．4万吨棉花，4．3万吨亚麻；石油产品721．8万吨，其中汽油195．6万吨，天然汽油197．8万吨，润滑油74．7万吨；还有铬矿石22．7万吨，锰矿石58．7万吨，石棉0．9万吨，白银1 513公斤，银313公斤。这些商品大大缓解了纳粹德国物资供应紧张的困难。
美国占领军用香烟和食品罐头大肆换取德国人的金银、古董、皮毛、相机等重要商品，甚至是女人。
47年下半年，美国制定了“马歇尔计划”，在4年时间里，德国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36．5亿美元的援助，这也给德国的崛起注入了资金。因此，二战之后德国的复兴处境比一战之后德国的处境要好得多。
当美苏关系全面恶化之后，德国就成为西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争取对象。这个时间比在朝鲜战争之后日本被美国重新扶持更早
阴谋。《广场协议》是否为阴谋姑且不论，但是如果我们拿日本的境况与德国对比就会发现，《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停滞，日本方面也是要承担很大的责任的。
为了不引起进口国的反感，德国在向一个国家出口大批商品之后，还会向这个国家进口大批商品；日本则不同，它把商品大量出口到美国，然后在发展中国家大量采购，这样的做法很容易招致美国的不满。德国采取这些聪明的外贸策略后，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出口国的贸易制裁。
之路。二战之后，德国之所以较少介入激烈的贸易摩擦，至少很少直接介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德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藏在欧盟的后面。例如，德国与美国的贸易冲突，就隐藏在整个欧洲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
为了在发展的过程中减少阻碍，1834年，德意志诸邦以普鲁士为核心建立了关税同盟。这个关税同盟不但在经济上收效显著，迅速推动了德意志经济的发展，使德意志从一个欧洲的落后地区成长为欧洲第一经济强国和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且，通过这个关税同盟，德意志加强了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保障了其外贸利益。
1955年6月，参加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外长在意大利墨西拿举行会议，建议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原则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并建立共同市场。1957年3月，六国外长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两个条约，合称《罗马条约》。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1965年4月，六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该条约于1967年7月生效。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1973年，丹麦、英国、爱尔兰正式加入欧共体。
为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德国与法国一道，先后推动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欧共体、欧盟、欧元区等，建立国家联合体，在稳定德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扩大本国的市场，促进本国产业体系的成长与完善。
欧洲煤钢共同体标志着18世纪以来法国对德政策的根本转变，揭开了法德和解的序幕，为法德和解的实现奠定了基础；而法德和解与合作又是整个西欧联合的基石与核心。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使西欧联合从1950年前政府间的合作进入一个超国家机构的合作阶段，因此改变了西欧联合的性质，使西欧联合进入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一体化阶段。
美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是以美元输出带动商品的输入，德国则是以商品的输出带动本国货币的输出。美国的利益可能更大，但是德国的利益可能会更加均衡。在这方面，德国的发展逻辑与中国的发展逻辑更加接近，也更加值得中国学习。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同样对拿破仑阳奉阴违。结果，英国货物从广阔的沙俄西部边界经过波兰、普鲁士、奥地利涌入欧洲大陆各国，这就严重破坏了“大陆封锁”政策。因此，拿破仑认为，要顺利地实行“大陆封锁”，就必须征服沙俄。拿破仑自己评价说：“没有沙俄参加，‘大陆封锁’政策简直荒谬可笑。” 为了加强“大陆封锁”，并惩罚沙俄对“大陆封锁”政策的背叛，1812年，拿破仑亲率大军远征沙俄，但等待他的却是一场毁灭性的大败。
拿破仑大军最后的失败跟“大陆封锁”之间也存在着必然联系：“大陆封锁”影响到法国的工业生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力量。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记录了拿破仑远征沙俄的过程，其中特意提到了拿破仑军队缺少御寒的冬衣以及其他物资。这是因为，法国的工业已经没有办法生产出足够的质量好的冬衣了，因为大量的原材料来自海外，而“大陆封锁”与英国的反封锁损害了原材料的供应。在沙俄的严寒下，法军冬衣的纽扣容易掉落，也严重影响了御寒的效果。
既然法国急于求成，对英国发动了贸易战，禁止一切贸易，那么英国也必然进行反击。这样一方面削弱了法国的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欧陆其他国家的不满，削弱了拿破仑在欧陆的威信，导致了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的瓦解，最终带来了帝国的覆灭。
1860年左右的英法算得上是世界并列的双雄。 拿破仑战争之后，胜出的英国正式取代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法国虽经拿破仑战争失败，不再是欧洲老大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它依然是欧洲大陆的强国。
1860年，在世界范围内，英国经济第一，法国紧随其后，中国已经衰落，而且正处于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长期内战中，美国则陷于内部冲突，将要爆发被美国人称为世界上最残酷的内战——南北战争（1861—1865年），而且当时美国的实力也比不上欧洲各大国。
两国刚刚联手在克里米亚把俄罗斯帝国揍了一顿。1858—1860年，英法两国又联手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在天津打了个胜仗，1859年在天津大沽口被清军打败。
美国独立后的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同样坚决地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这会妨碍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及经济独立，主要也是防范英国工业品对本国制造业的冲击。事实上，美国在其独立后的100多年里，基本上都坚定地实践着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
重农学说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秩序”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上帝制定的“自然秩序”，即合乎理性的秩序，政策、法令等是“人为秩序”，只有适应自然秩序，社会才能健康地发展。重农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出游欧陆期间，与法国重农学派交往甚密，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另外需要说明的是，重农学派受中国传统经济理念的影响很大，尤其推崇黄老学说的“无为而治”。学界很多人认为“自由放任”的思想其实就来源于“无为而治”，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专门强调过这一点。
《伊甸条约》在经济理论和思想上迎合了重农主义的美好理想，但条约执行的最终结果是法国工业遭受了致命打击。以棉纺织业为例，法国本已进入工业化初期，但英国的廉价商品将其摧毁在摇篮中。因此，虽然《伊甸条约》的名称听起来很美，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法国大批底层劳动者破产，流亡到城市成为“无套裤汉”，进而诱发了法国大革命。 直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经济政策制定者才吸取这一教训，
所以，全球自由贸易的确是英国所倡议的，但真正的自由贸易时期始于1860年英法商约的签订。这也是1860年英法商约的重要历史贡献。
为什么《伊甸条约》给法国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而1860年的英法商约却对英法两国都有益呢？ 第一，1860年时法国的工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再像当年那样薄弱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已经比较强了。 第二，1860年的英法商约在条款上比较公平。《伊甸条约》则不然，由于当时法国方面主导谈判的官员过分理想化，《伊甸条约》的条款本身是不公正的。对英国有优势的产业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对英国没有优势的产业则同时实行贸易保护，这对法国而言当然不会带来好的结果。而1860年的英法商约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对法国相对更加有利。 第三，1860年英法商约的签订符合当时的时代形势。当时，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英法签订商约，鼓励自由贸易，有利于带动产业的整体发展。
第四，英国方面真诚希望推进自由贸易。《伊甸条约》签订之时，英国方面虽然表面上提倡自由贸易，但在实际上还是坚持实用主义原则。而在1860年前后，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相较于其他国家已经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当时从首相到谈判代表科布顿，都是真诚地相信自由贸易并且真诚地推进自由贸易，而非像18世纪末那样故意挖坑让法国跳，这样就让两国能够真正实现互利合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是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如果说普法战争之前，英法之争是欧洲最大的矛盾，那么在德意志统一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德之争都是当时的国际矛盾中最大的矛盾。英德之间既有政治矛盾，也有经济矛盾。两者当中，经济矛盾又是主要矛盾。1871年统一之后，德国就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迅速超越了英国并把它抛在了后面。而英国的传统国际战略就是“大陆平衡”，不允许欧洲大陆出现强大的、可能挑战英国的力量。
在一战之前，德国同时面临三个方向的压力：英国、法国和俄国。
到20世纪初，在工业产品生产方面，英国已落在美、德之后。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为16%，跃居第二位，英国则居第三位，为12%。英国原先在世界市场上占第一把交椅和独霸一切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1897年，德国以“租借”为名吞并了中国的胶州湾，随后将整个山东半岛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使早已盘踞在中国的英国感到不安。
西方文明自古以来存在一种在中国人看来不可理解的、在东方文明当中根本不存在的冲突：制度冲突。公元前希腊文明内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就因为制度不同而存在长期的冲突。当前中国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是多方面的，中国不肯采纳西方制度，也成为西方国家反对中国的重要原因。德国统一之后，英德两国的经济逐渐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这也是英德矛盾的重要侧面。
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已经以自己的殖民体系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宏大而且完整的经济体系。英国本土的经济运作发展出与整个大英帝国体系相适应的模式——殖民地为英国工业提供原材料，大量产品又返销殖民地。
俾斯麦终生力图在欧陆编织一张由彼此矛盾、相互掣肘的同盟组成的大网。这套体系包括1879年的德奥同盟、1881年续订的三皇（德奥俄）同盟、1882年的三国（德奥意）同盟。他设计出了一整套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的战略构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89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到1910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生动地描绘了这个时期的美国：经济繁荣、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信心高涨。到1929年，美国的经济力量甚至占全部工业国的半数以上，美国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具有空前的重要性。
二战胜利后，美国提出了凭借其雄厚实力帮助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抵制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的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该计划因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而又得名“马歇尔计划”。
关贸总协定明确规定，不管哪个国家，都不能再随意提高关税，或者采取一些非关税壁垒的协定，如果要强行实施，就有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其宗旨就是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以求大幅度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推行贸易自由化。自此，关贸总协定建立了这样一项在国际上共同遵守的规则：你要想获得别人的东西，就必须让人家也得到来自你的东西。也就是说，你要获得别国的市场，你就必须让出本国的市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局面。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条约文件，沿用了48年，直到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它创造性地建立了一套和平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使得因贸易摩擦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宣布对进口物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表明了美国自由贸易时代的结束，美国外贸政策又逐渐回到贸易保护的轨道上。
综观20世纪美国的贸易政策，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流。
其次，美国虽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贸易优势已在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丧失，在曾经占绝对优势的高技术领域产品中也遇到了激烈的竞争。为此，美国重点保护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正是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产业。
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对全世界发动了贸易战，并招致强烈反对，结果把世界经济带入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形成之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当中。危机又导致二战爆发，给美国及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但是，吊诡的是，危机的始作
在这当中，存在这样一个链条：受迫于内部困难→美国发动贸易战→他国反击→世界经济危机→世界大战→全球受到沉重打击→美国单独受益。
在美国的援助和保护、国内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高潮的推动下，日本不断发展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完成了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种产业结构使得日本出口的主要是面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进口的主要是来自亚洲国家的价格较低的初级产品，必然促成日本对美贸易的顺差。
20世纪50—90年代，日本宣布实行贸易自由化，却始终没有正式实行，直到1967年，日本仍然保留着非自由化商品项目，这一比例还一直保持在7%的水平上。20世纪70年代，美日贸易的扩大使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但日本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仍对市场采取保护性政策。
11%。1968年，日本
经过多次谈判，美国在日本的半导体销售水平也并未改善。1987年3月27日，里根宣布将对3亿美元等值的日本电子产品征收100%的关税。此外，在对日半导体实施贸易保护期间，美国还与日、德、法、英共同签署了《广场协议》，随后日元大幅升值，直到1988年才趋于稳定。
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简称G5）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故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交换中，已经不仅仅是贸易带动金融，也不仅仅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而是越来越多地表现为金融带来贸易，实体经济服务于金融。
如果不是各国政府及民众对国际储备货币的追求，尤其是对美元等货币的追求，美国就不可能大量输出美元，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就会大打折扣，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也将与今天完全不同。因此，不是国际贸易促进了国际货币交易，而是国际货币交易促进了国际贸易。
美元发行的私有属性与作为国际本位的公共属性难以兼容，这也是“特里芬难题”产生的根源。
美国政治学者肯尼迪曾经写过一本书《大国的兴衰》，总结了历史上大国失败的教训，认为大国超出自己的实力过度使用力量是衰败最根本的原因。美国最终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从人类的发展来看，“牙买加体系”的建立相当于人类的一次自我解放。
就英国而言，自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船只共有232艘。其中前往广州的有194艘，前往福建厦门的有19艘，而前往浙江宁波贸易的有18艘，另有1艘前往澳门，即大约83．6%的船只更愿意在广州进行贸易。
光十年，英国下议院对在广州从事贸易的商人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几乎所有出席的证人都承认，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上
由于当时日本对中国最大宗的商品需求是生丝，所以幕府对中国船只在地域上进行了管理，来自生丝主要产地的江浙商人受到了优待，允许入港的船只比较多，其中南京船11艘，宁波船10艘，占比较大，而厦门、台湾和广东的船只都只是各允许两艘进港。
当时的西欧各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等，这些公司不但是商业管理机构，而且具有行政权、军事权。在贸易管理上，公司不但对外具有贸易垄断性，对内也有严格的规定，抑制商人之间的自由竞争。
中国签订了大量的贸易协定，也是同样降低税率，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加入WTO的协定，就承诺将中国的关税税率降到10%以下。另外，中国还签订了很多自贸协定，如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就把90%以上的商品税率降到了0的水平。
关税税率的高低应取决于一国经济及产业的发展状况。一般来说，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强的时候，应该采用低关税税率。但是，如果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就应该采取较高的关税税率，以保护国内市场及幼稚产业。近代以来的西方列强，均按此模式实现发展。
排挤。由于印度、锡兰及日本茶叶的竞争，华茶出口量自1886年达到顶峰后即呈波浪式下降。
生丝的出口价格情况也与茶叶类似。因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传统出口商品茶叶、生丝的价格已经脱离国内市场（自然也脱离农民生产成本），而是受国际市场支配了。结果，中国“自有之货，不能定价，转听命于外人”。
直到1931年，中国才终于部分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得以根据自己对内外形势的判断，按照对自己有利的原则，而不是对列强有利的原则来调整关税税率。中国的工业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黄金发展期，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但是，这一黄金发展期又很快被日本的侵华战争所打破。
学史明智，鉴古知今。中国历史上屈辱的协定关税及关税自主权的丧失，给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是阻碍中国近代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协定关税降低了中国的关税壁垒，符合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原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但是由于这一协定关税的不公平性及不自主性，导致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竞争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发展及产业升级，将中国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及国际产业体系的附属地位，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无法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深化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地位。
当前，中国的确已经跨过了屈辱的近代，进入了复兴繁荣的当代，然而来自西方的挑战仍然存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本性并没有改变，一手暴力、一手欺骗的基本策略并没有改变。西方列强时刻担心中国发展壮大，时刻不忘在某个早上扑过来一把将中国扼死。至于借口，它们反正总是找得到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就很有说服力地说明太平天国的茶、丝出口贸易是很兴旺的。此外，从上海1861年至1863年棉花输出猛增的情况估计，太平天国的出口货物可能还有棉花，其数量也是逐年增加的。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中国商品的出口，这种出口的盈余达到每年1 500万银圆以上。仅从1852年到1856年的4年当中，中国的白银净进口就达到五六千万银圆之多，导致整个国际社会银根紧张、利率飞涨。
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让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背弃了国民政府，最终导致了国民政府的迅速崩溃。
西方政治学家认为：邻国天然就是敌人。中德不相邻，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也相对较少，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人民对德国的印象较好，在关系上较为友善。孙中山曾说：“在列强中德国是中国的次要敌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就第一个与德国签订了平等的《中德协约》，因为这个时候德国势力已经被赶出中国了。
。从1929年到1933年，世界多数地方正遭受严重通货紧缩的时候，只有实行银本位制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
大萧条开始后的前几年（1929—1931年），世界经济衰退，美国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严重的通货紧缩中，然而中国却在经历温和的通货膨胀。1931年，美国的价格水平相较于大萧条前的1929年下降了1／4，中国的价格水平却上涨了20%。
银价下跌导致了白银的进口，增加了银行的储备和货币供应数量，也使一般物价水平升高，白银流入还增加了信贷的供应。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促使商业活跃，而且各种外币成本价格升高，使那些喜欢向国外投资的人转向在国内寻求投资出路，银根充足，信贷宽裕，地产和建筑业也在上海等大城市开始繁荣起来。
美国的提案人认为：中国是以白银作为本位币的，如果美国收购白银，就能够提高白银的价格，从而提升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使之可以更多地购买美国的商品，从而既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复苏，也能够惠及中国人民。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的确存在美好的言辞背后的贸易战的内涵。因为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比中国强很多倍，而且白银正是中国的本位币，所以白银涨价的确能够抑制中国的出口，扩大中国的进口，对中国的经济造成的破坏性冲击最大。美国《白银收购法案》的通过，进一步加剧了银价的上涨，造成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而此时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却在复苏。
不仅如此，在中国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竞争力的情况下，当时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只剩下白银。
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房地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资产价格大跌，由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
抗战时期的日本人本村增太郎就总结说：中国如无一九三五年之币制改革，绝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战。法币制度实施以后，中国现银集中，国民政府经济力量大增，军费不虞缺乏，乃有此次坚强
“中国的抗战差不多是一个奇迹……令人惊奇的倒不是出现失败和种种丑事，而是国民政府竟然能够渡过战争。”美国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证明，国家对货币的主导与否决定了国家的安危。
在1933—1935年世界经济已经有所复苏时，中国却正处于经济恐慌严重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受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邀请来中国调研经济问题，目睹经济危机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之后，讲了一段名言：“……农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一直站在齐颈深的水里，甚至一个小小的涟漪都足以将其淹没。”
货币供应的充足促进了工业发展，全国工业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7 700多亿元增加到1932年的9 200多亿元。
大量的资金从实业经济中退出，涌进银行和上海楼市，造成房地产和金融业表面的繁荣。随着资产价格大跌，由表面繁荣支撑起的银行信贷陷入资产泡沫的黑洞。上海房地产的崩盘急剧震荡了脆弱的金融市场。另外，银价的升高减少了侨汇，这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国际收支。
如果没有大危机，中国政府本来是难以掌握铸币权的，但是大危机的到来，迫使资产阶级与政府合作，拱手让出了金融的主导权，并因此而渡过了国家危难。
抗战时期，政府大量发行纸币以弥补财政亏空，是能得到全社会的理解的。不仅中国如此，当时的西方各发达国家也都是这样干的。因此，人们虽然因为货币大量发行而承受巨大的损失及痛苦，但是没有怨言。然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内本来可以太平的情况下，还要滥发纸币以发动内战，就不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但是，国民政府就是这样干的。
抗战结束后，天下初定，恰如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国民政府在国家疮痍未复的情况下，悍然发动内战。而国民政府所能够依赖的，无非货币发行权在手，以为可以如抗战时期一样，用纸币来弥补亏空。
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到了1948年，民众清明祭拜竟然还烧起了真钱。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百姓们回到了最原始的时代，只能用物品交换物品。后来，这个政府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在世界主要国家都进入金本位时代之后，中国还处于银本位的时代。但是，这种特殊的货币体系却让中国在大萧条爆发初期的冲击中因祸得福，白银的跌价相当于中国货币的贬值，促进了出口，带动了经济发展。
但是，从根本上说，当时的中国毕竟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处于一种边缘地位，而且也缺乏国家的坚定组织。别的国家退出金本位体系，尤其是美国实施了《白银收购法案》之后，白银大幅涨价，中国经济就一败涂地了。这是一个落后的边缘性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命运——可能会因为某种特殊的际遇获得一些利益，但最终是要被收割的。
在社会经济崩溃的结局面前，中国的资产阶级迫不得已与政府走到一起，与政府合作，通过法币的改革，稳定了国内金融形势，控制了物价，同时也稳定并改善了外贸形势，从而让中国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摆脱了危机。 更加令人想不到的后续发展是，因为国民政府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从而得以在抗日战争中依赖货币超发，度过了财政最为紧张的时期。但是，这样的成功又让国民政府产生了一种错觉：货币的超发是可以无止境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其再次企图依靠货币超发来维持国内战争的需要时，却最终满盘皆输。
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总共从苏联获得11笔贷款，总价值为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解放前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样的开放，虽然其作用是不完整的，但比单纯的“亚当·斯密式”的对外贸易还是要好得多。
按国别来说，1951年我国与东欧各国贸易协定总额中，民主德国占51．13%，捷克占22．63%，匈牙利占12．91%，波兰占12．11%，罗马尼亚占1．21%。
1949—1957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因为受到封锁而发展并不充分，但是所引进的苏联150个项目给中国工业体系的建设带来的推动作用却是非常突出的。因此，可以把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总结为“积极一边倒型”。
。2017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突破1．3亿人次，境外旅游消费达1 152．9亿美元。
2001—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3．5%，高出全球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五分之一的出口
当然，谷永江事后也承认：“‘入世’倒逼了改革。很多东西不是我们想改的，是被‘入世’条款逼的。从总体上说，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利。”因此，中国“入世”后的成功其实并不是在谈判的协议上有多么成功，而是在“入世”之后，中国拼命干加巧妙干，实现了超出协议条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