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arlR.Popper),SoBooKs.cc
罗素说：“休谟哲学……代表18世纪重理精神的破产”，“所以，重要的是揭示在一种完全属于或大体上属于经验主义的哲学的范围之内，是否存在对休谟的解答。若不存在，那么在神志正常和精神错乱之间就没有理智上的差别了。认为自己是水煮荷包蛋的疯人，只是由于他属于少数派而要受到指责……”
我们已经看到对L1的否定回答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理论仍然是猜测、猜想、假说。一旦我们完全接受了这种纯逻辑的结果，就会出现以下问题：为优选某些猜想或假说，是否可能有包括经验论据在内的纯理性论据。
有时说到两个竞争着的理论A和B，我们可以说根据时间t内批判性讨论的情况以及在讨论中有效的经验证据（试验陈述），理论A是比理论B可取，或更好地确证了的。
有些人认为(28)“证明其适于幸存”这句话表明，我在这里想讲的是适于在将来幸存，适于经受将来的检验。如果我使某人误解的话，那很遗憾，但是我只能说，错误地应用达尔文隐喻的不是我。没有人期望过去曾幸存的一个物种将来也一定幸存下去：在某段时间t没能幸存下去的一切物种到那个时间t为止是一直幸存的。以为达尔文的生存理论以某种方式包含了对迄今尚存的每一个物种将继续生存下去的期望，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谁会说我们人种继续幸存下去的希望是很大的呢？）
因此我断言，随着对牛顿理论的确证以及地球是一个旋转的行星这一描述，陈述s“太阳每二十四小时在罗马升起一次”的确证度就大大地增加了。因为s单独不是很好检验的；但牛顿的理论以及地球旋转的理论是完全可检验的。而如果这些理论是真的，s也一定是真的。
我对Pr1的回答是：从理性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信赖”任何理论，因为没有一种理论已经被证明或能够被证明是真的。 我对Pr2的回答是：我们应该优选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的基础。
换言之，没有“绝对可靠的理论”；但由于我们不得不选择，那么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是“合理的”。这将是“合理的”，是在我所知道的这个词的最明显的意义上来讲的：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就是根据我们的批判性讨论看来迄今为止最佳的理论，而且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很好进行的批判性讨论更“合理的”了。
对于理解整个问题尤其是对于理解我所说的传统问题具有极端重要性的是：虽然选择受过最好检验的理论作为行动基础是“合理的”，这个选择的“合理性”并不是在根据充分理由预期它实际上将是成功的选择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不可能有充分的理由，而这正是休谟的答案。（
即使我们的物理理论是正确的，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连同其实用上相关的一切规则性也许在下一秒钟内完全瓦解，这是完全可能的。今天这一点对于每个人都会是明显的；但是，我在广岛事件之前就这么说过(30)：发生局部、部分或全部灾难的可能性是无限多的。
从实用的观点看来，大多数这样的可能性显然不值得担心，因为我们对它们无能为力，它们已经超出行动的范围。（
我首先是在动物和儿童中，后来又在成年人中观察到对规则性的非常强烈的需要——这个需要使他们探求规则性；使他们甚至在没有规则性的地方有时也体验规则性；使他们死抱住期望不放；如果某种假定的规则性崩溃，则使他们扫兴，并可能促使他们失望甚至到疯狂的边缘。当康德说我们的理智把它的规律加于自然界时，他是对的；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理智怎样经常在努力尝试中遭受失败。
虽然把它的任何结果看作确定的将会是不合理的，但是当它用于实际行动时，没有什么是“更好的”了，没有能说是更合理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了。
我看到，必须抛弃的是寻求辩护，指为理论是真的这一声言辩护。所有的理论都是假说；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推翻。
我的第一个论点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常识，我们获得进步的主要手段是批判。
最简单形式的唯心主义断定：世界（包括我现在的听众）只不过是我的梦幻。现在很清楚，这个理论（虽然你将知道它是虚假的）是不可反驳的：作为我的听众，无论你为了使我相信你的实在而采取什么行动——你同我交谈、或者写封信、或者踢我——都不可能形成反驳的力量；因为我将继续说，我正在梦见你同我说话，或者梦见我收到了一封信，或者梦中感到你踢我。（
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
所有这些可以用下述说法表示出来，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
我要提出的这个知识理论大体上是关于知识增长的达尔文理论。从阿米巴到爱因斯坦，知识的增长过程总是相同的：我们试探着解决我们的问题，并通过淘汰过程，获取在我们的试探性解答中某些接近合适的东西。
然而一个好的说明理论总是对某些即将来临的事情的大胆预言，它应该是可检验的和可批判的，但它不可能被证明是真的；
我或许可以把我讲过的东西用两个简单的命题概括起来。 （1）我们可能犯错误也容易有过失；但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到东西。 （2）我们不能证明我们的理论，但我们能理性地批判它们，并尝试性地采纳那些似乎最经得起我们批判并有最大解释力的理论。
谁想把科学方法或这种科学方法看作证明科学成果的方法，他也一定会失望。科学成果不能被证明，它只能被批判和检验。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从生物学方法的观点看来，我们能够说：达尔文指明，在生物学上我们可以完全自由地采用目的论解释——甚至我们当中那些相信所有解释都应该是因果解释的人也一样。因为他清楚地表明，任何特殊的目的论解释原则上终有一天可能变成因果解释或由因果解释作进一步的说明。
因此，我断言，我们不是从观察开始，而总是从问题开始，它们或者是实际问题，或者是已经陷于困境的理论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知识的成长是借助于猜想与反驳，从老问题到新问题的发展。
换句话说，理论知识增长的进化结构几乎正与生物或人类工具或应用知识的进化之树的结构相反。
在探求理论知识的过程中，我们的目的仅仅是理解、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和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都是以给出说明来回答的问题。因此，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就在于说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