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其仁
人们不仅可以在美国境内买卖美元、也可在美国境外买卖美元，正如人们可以在欧洲境内外、日本境内外买卖欧元或日元一样。可是人民币的交易就仅限于中国，中国人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外国人也可以在中国买卖外币，但外国人却不可以在中国境外买卖人民币。
央行加息等于诱使货币老虎趴在笼子里趴着别动。
超额准备金也是存入央行的，所以也构成央行购汇的支付手段。不过当央行动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外汇时，趴下了的老虎又跑到市场上去了。
这样忙来忙去，增发货币养老虎，提高准备金率和加息收老虎，央行大手购汇又放虎归山。循环往复，中国经济里的货币存量就越滚越大
央行出售央票的现金性负债，又可以拿去入外汇市场购汇。这就使“捉放虎”的游戏，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央行在中国外汇市场大手用人民币购买外汇，靠的是以下诸种手段：增加货币发行、动用商业银行存于央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以及发出“央票”即央行对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券
这么说吧，当下令全世界肃然起敬的中国拥有的2.5万亿美元的 “国家外汇储备”，每一元每一分都对应着央行的人民币负债。
负债之意，无非就是债务人欠了债权人的钱。但是，央行的负债，与我们平常家庭、企业抑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有很大的不同。比较明显的区别，央行是中央政府开的，所以，央行的负债讲到底都是政府的负债，靠政府的信用借，也靠政府的收入还。可是，我发现，央行的债务与政府的财政性债务还有一点重要区别，那就是央行欠债的时候，不但不需要得到债权人的同意，甚至也不需要债权人知道。
行负债区别于财政和任何公私企业负债的特别之处，是在一个相当宽的限度内，央行的负债根本就无需归还！
实在到了非还不可的时候，央行反正还有增发货币的杀手锏。
我们也理解，由于央行负债具有的特别经济性质，即在一个很宽的限度内，央行可以举债不还，或不断借新还旧，所以外汇市场上的央行就无人可以与之争锋。
不过，任谁来当央行行长，也不容易因此就笑出声来：雄视天下的外汇资产、国外资产连同央行总资产，每1000元中999元以上来自负债
这就是说，央行持有的天量外汇资产，全部来自国内借债
与1999年12月相比，十年时间，央行总资产中的国外资产从1.4万亿到18.5万亿，增加了12.2倍，外汇资产从1.4万亿到17.5万亿，增加了11.5倍
简单概述一下：十年来央行不断忙一件事，就是以更高的资产负债率，大手借债买下了十倍于前的外汇资产。
“人民币绝不可对美元升值”（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绝不可用美元购买人民币”
汇率稳定当然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尤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这样高度倚重外向的经济。
像魏玛时代的马克或蒋委员长的金圆券，极端发毛的票子连同发行它们的政府都会随风而去。
最后推倒金本位的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国争相以通胀为战争筹资的生死关头，币值稳定被弃之如敝屣。
教训很清楚：各主要货币的币值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和基础。币值稳定一旦摇晃，汇率稳定也随之摇晃。这绝不是因为汇率稳定本身不重要、意义不伟大，而就是因为做不到。脱离币值稳定而强调汇率稳定，不过是缘木求鱼罢了。
固定汇率守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参与国际贸易来往的各国，守不住各自货币币值的稳定
守不住币值稳定，休想守住汇率的固定
经济逻辑并没有改变：在贸易失衡没有得到恢复之前，总是生产率进步快的国家得到更多的交易筹码；一旦把更多筹码换成更多的商品，贸易平衡就恢复了
加到一起就是本文的重点：做不到货币币值变动的一律，断然守不住汇率的固定。
历史反正已经做了结论：1944年布雷顿协定签约时允诺的每35美元换1盎司黄金之价，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就摇晃不已。当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干脆宣布关闭美国的黄金窗口时，山姆大叔“千诺不值一金”的做派彻底摇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也合乎逻辑地随之寿终正寝。以今日美元对黄金之价(1200美元1盎司)看，要求全世界恪守固定汇率之道，不啻是痴人做的白日梦！
当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挂黄金、各国货币以固定汇率挂美元——似乎如日中天，但1950年弗里德曼发表的“浮动汇率论”却直指该体系的要害，即固定汇率会传递通胀，引发危机。
困难还在货币与汇率这两元。弗里德曼的结论明白：货币稳定靠不住，所以非浮动汇率不可取。蒙代尔的反击也清楚：用固定汇率把各国货币绑成一体，人类岂不就有了单一而稳定的货币！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这场学术辩论，至今还不断拷问着后来人。读者怎样看？我自己倾向的是已经过世的——甚至被一些生前天天拥戴他的人也认为已经过了时的——弗里德曼，而不是直到上个月还在北京的论坛上高论迭出的蒙代尔先生
弗老在1992年出版的《货币的祸害》（Money Mischief）里写道：“在我看来，即使是糟糕的浮动汇率也比固定汇率制好，即使它并不一定比一体化货币好”。这表明，弗里德曼并不反对蒙代尔的理想——只要真的存在这样一个理想的一体化货币制度就好。
在货币与汇率的关系上，货币稳定是因，汇率固定是果。以为固定汇率就可以倒逼出一个稳定货币，那是本末倒置。
全人类共用一个可靠的货币是值得追求的理想，但以固定汇率捆绑出一个理想的货币体系，却是在经验上没有被验证、在逻辑上也许永远不可被验证的乌托邦空想。
2008年危机之中笔者为文指出，倘若没有脱离金本位的自由美元，没有美国过于宽松供应出来的美元，仅用贪婪的猖獗和监管不当不能解释美国的次贷、以及为什么美国的次贷之火可以烧向全球市场(见《中国做对了什么》，117页)。现在看，通行亚洲和中国的高频盯住汇率，是形成美元流动性全球泛滥的一个重要机制。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还不能帮助人们看清这一点，那么本次全球金融危机总可以提醒人们注意其中的关联了吧？至少，当年那位美国副财长以率真的傲慢口吻讲出来的“名言”——our money, your problem(“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现在总也应该让美国人认清，正是他们的货币给他们带来了大麻烦。
说的是曹操带大军在三江口与吴国决战，却苦于北军战士不习水性，在摇摇晃晃的船上无法发挥战斗力。这时，被蒋干带入曹营的庞统巧授了一计
黄盖之所以能够点着曹军水寨，是因为诸葛亮在七星坛祭来了东南风。
客观衡量，用固定汇率把多国货币连成一体，正如用铁环把多个摇晃的船只连成一体，当然有很多好处。问题是获取好处要不要付出代价，而更致命的问题是所有收益成本得以实现的关键约束条件。我们下周审查，当今世界刮的究竟是什么风？
没有看到吗，这世界刮的是财政赤字风！以包括了最发达国家和影响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20国集团为例，2009年其全部成员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已经从上年的2.3%飙升到7.8%，而2010年仍将维系在7%以上。这就是说，G20平均的财政赤字水平已经远远超出所谓的财政赤字安全警戒线之外。其中，当代最发达的国家平均累积的政府负债差不多要占到GDP的100%。
道理简单：货币币值的缩水可以直截了当地勾销公共债务
我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拥有货币控制权的国家，可以超越实际的“还款能力”实现高额负债的原因
美国、欧盟和日本之所以拥有当下全球最多数量的公共负债，与他们控制着美元、欧元和日元有关。作为当代三个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国，他们拥有更高负债的“本钱”，因为一旦需要，他们就可以主动贬值货币，直接消减债务
当曹操听信了庞统之策把大小战舰连成一体时，可谓万事齐备，只欠诸葛孔明的东风。当下的新问题是，国际货币供应国无不负下超高额的政府债务——“东风”早已齐备，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难道还应该坚守固定汇率，把人民币与债务国的美元牢牢地捆到一起吗
当下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现实，要求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无法阻止全球储备货币供应国利用创造货币来平衡其天量财政赤字，人民币应当怎样处理与美元的关系
蒙代尔还特别强调，实施固定汇率的国家必须完全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他多次区分“固定汇率(fixed rates)”与“钉住汇率（pegged rates）”,认为两者的调节机制有原则上的不同。在固定汇率下，央行大手笔买入外汇、卖出本国货币，以防止顺差带来的本国货币升值；反之则反之。这就是说，通过大幅度增加或减少本国货币的供应量，自动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钉住汇率”却还要保持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结果央行一面干预外汇市场，一面还要做反向对冲的货币安排，以保持对本国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兼顾对外平衡与对内平衡。蒙代尔不断用巴拿马、中国香港、阿根廷、中欧以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说明，只有严格的固定汇率——而不是 “钉住汇率”——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通货体系，以某种方式将各国货币‘锚’住，以防止通货膨胀”（《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4卷，第39页）。
今天的中国经济说大不是全球最大，但也绝不是舢板一只、小船一条。中国航船要怎样为人民币选择可靠的货币之锚呢？很抱歉，区区在下实在拿不出超然之见。我的观点是，除非美元有可靠之锚，否则人民币不能以美元为锚。
蒙代尔有关固定汇率的全套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是点明了问题的重点——汇率选择其实是货币准则的选择问题
在统计上，1993年人民币对美元之价为5.76，1994年为8.61。这样算，人民币对美元一下子贬值了33%。加上这一年加入WTO，中国对外开放升到新层面，“东方睡狮”蓄之既久的出口潜力开始发挥。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因此改变，也在国际上形成一股“中国靠贬值扩大出口”的舆论
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超发货币，是法定货币时代通胀的根源
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货币当局被动发行人民币的机制。
主动超发货币之门被关上之后，又开出了一个被动超发货币的口子。这就是从汇率形成机制里被动释放出来的天量货币。
中国年度新增外汇储备2000亿-3000亿美元就不算新闻
直到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号称百年不遇，出口导向的中国经济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吗？没有。不但没有减，还继续新增4500亿美元！幸亏中国人民银行没有严格以美元为锚——如蒙代尔所建议的——来决定人民币的供应，而是辛苦异常地不断对冲超发货币形成的流动性，否则，由汇率形成机制被动超发的货币，还不是更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些年我们看到的猪价、钢价、铁矿石价、房价、股价、古董价、普洱茶价、还有什么绿豆价等等轮番出状况，其实不单单是这些个别商品的供求出现缺口，而是被动超发货币引起了国民经济总量失衡的表现。
今日中国不再实施强制结汇，企业有权留汇，也有权把挣来的外汇卖给别的企业或私人，商业银行也有权不向央行售汇，可以自留、自用外汇，或者售汇给自己的客户和存款户
剩下还有什么出路吗？那就增加储蓄吧。这也是近年中国的储蓄问题引起全球关注的一个原因。相关的解释五花八门，从中国人喜欢储蓄的文化特性到社保不足带来的强制性储蓄等等，不一而足，有机会以后再作探讨。这里要指出的只有一点：无论中国高储蓄的成因为何，增加储蓄并不能为中国日益增加的净出口带来的人民币购买力，找到市场平衡之路。
第二，也买不到国外的商品劳务。
上周本专栏先排除了两点。第一，买不到国内商品与劳务。
如果存入银行的款项本身就来自净出口创造的货币收入，那么它断然不会因为到银行转了一圈，就能够找到对应的商品与劳务。恰恰相反，随着存入-贷出次数的增加，更大量的货币被银行创造出来之时，就是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矛盾变得更为严重之际。
因为在顺差巨大的出口导向经济里，本来就有相当大一块储蓄，根本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商品，经由银行贷放出来，陡然增加市场的物价压力。
讲到底，净出口挣下的货币追不到商品，存到银行里贷放出来后更加追不到。这就解释了这些年来为什么不是这里“热”，就是那里“热”。倘若政府干脆不管物价，听任没有商品对应的超额购买力全部冲向市场，最后总归会“平衡”的吧？还以2007年为例——全年净出口2.3万亿、占国民生产总值约9%——如果放任价格不管，年度物价总水平上涨9%，过量货币追商品的游戏，是不是可以不平自息？
有两点困难。其一是我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一文里提到的，过量货币流入经济时有粘性，可能一时集中于某个商品或某个市场。那样的话，某商品的价格上涨就可能远超过9%。其二，出口导向非一日之功，积存在经济体内的过量货币如笼中之虎，一旦放出来，其胃口可能不止增加9%。把这两点合并，加上人们的自保、投资与投机行为分不清楚，在预期紊乱之下“牛群”受惊吓后可能过度反应，局部的市场失衡可能冲天而起。
物价伤民之际，人言滔滔。要政府无为而治，搞自由放任，经济学家可以建言，但听者藐藐。政府以看得见之手频频干预调控市场，由此而起。管来管去，政府部门很辛苦，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扬汤止沸，也许可以遏制货币追商品于一时，却不断按下葫芦浮起瓢，因为釜底之薪——出口导向经济创造出来的过量购买力——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记住了，货币从来不会死，它像泛滥的江河之水一样，永远寻找着新的出口。
在货币供给方面，我以为最重要的线索就是从主动超发转向被动超发。这里所谓“主动超发”，是指政府迫于财政的压力，开动了货币机器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货币，即“央行发票子弥补财政赤字”。大体上，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人民银行法》，在法律上就终结了政府主动超发票子的可能
至于“被动超发”，则是指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一方面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滞后，共同合成了巨额的贸易出超，结果被动地向国内市场投放过量货币
要素的市场化进展更不平衡
但细看一眼，就发现该市场只限于城市国有经营性土地的转让。宪法规定的、作为我国两种土地所有制之一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至今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合法市场转让权。不少人朗朗上口的“保护农民利益”，原来是并不包括“保护农民的土地经营转让权”这一层最重要的含义的。政府把农民的土地征来，招、拍、挂后开发的楼宇，叫“大产权”；农民在自己的建设用地上与他人合作建成的房子，却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小产权”！虽然法外的转让几乎无日无之，但笔者还是敢斩钉截铁地推断：没有合法保障的交易规模，永远小于潜在可交易的规模。
中国的货币老虎越养越大。是货币总要拿出来购物，养老虎总要喂它吃肉。既然人们对货币之虎冲入市场并抬升物价有很大的意见，那么在左拦右截之余，不妨考虑，究竟喂多大一块肉，才足以让这只货币老虎乖乖地呆在笼子里、不跑到街上来作乱
事情总有个原因吧？个人之见，直接成因是货币。直截了当地讲，只要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需要，物价总水平终究不可避免地要爬高。这是基于常识和经验就可以理解的逻辑，不需要扯上太复杂的理论。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任何通货膨胀都只不过是货币现象”）虽然被看作货币主义的箴言，但正如本专栏多次提到的那样，中文语境里“通货膨胀”的本意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膨胀
把贷给民营部门的去掉，政府和国有公司每投1元，得到银行3元信贷，怕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样算，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政府和国有投资项目，平均资产负债率在60%以上
比较而言，民企杠杆银行信贷的能力要低一些。去年上市公司中报的时候，我在浙江看到当地167家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负债率是45%。
至于居民家庭，利用信贷的杠杆能力就更低了
显然，与政府、国有公司和民营公司相比，居民家庭再带动银行信贷的能力最弱。 调查的结论很清楚。国民收入分配到
居民家庭再带动银行信贷的能力最弱。 调查的结论很清楚。国民收入分配到政府、企业（又分国企与民企）和居民这几个不同的板块，不但具有不同的收入分配效果，而且具有极其不同的“创造货币”的效果。简略粗算，每增加1块钱在政府投资账户，可贷出3块钱，在大国企账户可贷出4-5块钱，在民企账户平均贷不出1块钱，在居民账户顶多只有几毛钱。在逻辑上，把更多的政府收入从投资开支转向民生开支，转到居民家庭收入，对抑制货币再创造，定有奇效。
政府和国企具有较强的信贷能力，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现实
有了信用的支点，贷款才能发生，至于杠杆的力度——资产负债比率——那是由商业银行在监管政策下由竞争形势决定的。
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以及征收农民集体的土地再向市场出让所形成的净收入。对此我先注明两点：第一，“土地财政”的收益范围不限于政府，也包括国企，因为国企利用的国有土地，不论是过去就占有的，还是新划拨或新购入的，也都进入土地资产增值的通道；第二，土地财政不全是地方性的，因为地方的土地出让收益要与中央分成，而在中央各部委——譬如铁道部——的自有资本项下，土地资产都占了不小的一席之地。
一般而言，建设用地的增加直接增加了机构和个人的自有资本金，从而增加了投资的本金；然后，经过土地的评估和抵押，又扩大了这些机构和个人的信用，把更多的银行信贷动员为社会总投资。反过来，建设用地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信用规模产生紧缩性影响。我们把这个经济流程称为"供地融资"”
没有商品供应的货币，就经由商业银行被创造了出来。这在以物易物的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不过2009年中国应对危机放出天量银行贷款的时候，电视里有金融专家“阐释”我国的信贷来自高储蓄，所以没有未来通胀高企的危险，倒着实让人大跌一回眼镜
在“水多了加面”（请见本专栏2010年9月6日43版）一文内，我问过一个问题：在货币超发已经发生的情况下，“要避免严重的通胀，或避免某些市场、某些商品（叫消费品、投资品还是资产，悉听尊便）的价格冲天而起”，除了紧缩货币，“还有别的出路吗？”根据中国的经验，那篇评论回答说，“有的。这出路不是别的，就是将原本不在市场里、不受价格机制支配的资源，拉到市场里来，任由人们买来买去，资源转化而成的商品就需要消费货币来流通了。
从这个论点看，政府增加供地就是在多水（货币）的市场里“加面”，本来就可以收到平衡商品货币、抑制通胀之效。此论点今天不需要改
但是加上本系列最新几篇讨论的进展，我们要补充一个条件，那就是加了面以后，就不能随便再加水，否则水多加面、面多加水，永无止境，宏观调控怎么也忙不赢的。很不幸，“供地融资”创造货币的机制，恰恰是加面之后又放大加水。这样看，要抑制通胀，政府除了熟门熟路但长远效果不佳的物价管制，有必要对独具中国特色的供地融资机制，下更多的功夫
概括起来，中国的货币运动有两个圈。第一个圈，是央行直接掌控的基础货币运动。举世皆然之中的我国特色，是受出口主导逻辑的支配，央行用基础货币为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服务，从而被动超发货币而后又不断对冲调控；第二个圈，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强有力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两圈的交汇之处，在央行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往来之中。如果说，无日无之的央行以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大手购汇，构成近年中国货币之水的源泉，那么政府主导的供地融资，则高能放大了注入金融体系的货币流量。这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通胀压力不时相伴的货币基础。
中国的货币调控也形成了两个着力点。其一，央行发行多种短期央票，以回收过量放出去的基础货币。其二，央行以数量型工具，即提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抑制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主要手段。近年货币调控在两个圈圈上跳舞，挥来舞去主要就是央票和法定准备金率这两把刀。让我们点评一番吧。
央票并不能完全对冲被动超发的基础货币。几周前易纲(专栏)副行长到朗润园做报告，提到为持有2.8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 (2010年底)，央行用了约20万亿人民币购汇，其中80%已被对冲。这说明央行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也积累了在开放环境里调控货币的新经验。不过他的报告可没有以下意思，即能够兼顾汇率稳定与货币稳定的货币调控方面的中国模式已经诞生
央行何苦这么来来回回两头忙？也回答过，因为央行在本币币值稳定的目标之外，还要顾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为了汇率稳定，央行有如愚公移山，大手购汇天天不止。哪天只要少买一点，人民币对美元马上升值。
央票并没有做到百分之百回收超发的基础货币。困难应该不是技术方面的，因为再多发20%的央票，总量上不就可以做平了吗？我的理解，困难还是来自央行的多目标——当权衡要不要更多回收基础货币时，其他目标包括保增长、保就业、保财政、甚至保商业银行的生意等等，均可能构成央行决策的约束。
特别是对一个习惯于超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来说，收紧流动性很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质疑、批评和埋怨。惟有看得见的通胀压力，才能够抵抗几乎全社会“松货币”的持久冲动。可惜，通胀信息通常要滞后很久，例如2008年上半年和今年年初我们遇见的情形。加起来看，央行用左手发出的央票，要把右手购汇花出去的每一块基础货币全部收回来，实际上面临不少困难。
规律是：央行从增发基础货币到发央票回收的时间间隔越长，“泄漏”到商业银行的“过路货币”越多，新创造的货币量就越多。是的，时间就是金钱——这是理解近年我国基础货币增加较快、但广义货币增加更快的一条基本线索
可供抵押资产的增量是货币创造增量的第一个支点
过去这些年铁路的“跨越式发展”，主要就是靠银行信贷搞起来的。当下雄心勃勃的高铁规划，不过是进一步放大过去的“成熟经验”而已。
投资项目是不是“重中之重”，并不取决于对预期风险与收益之类的纯商业考量，而是取决于由哪个级别的政府做出的审批
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大项目，拿到哪个银行还不是响当当的？何况我国的大银行都由政府控股和控制，在这个圈子里，实现国家项目信贷的供求平衡，“交易费用”实在是很低的
于是人们看到报道，京沪高铁上马之时，财政预算投资不足，保监会就协调若干国家保险公司对该项目投资。当这家“仅次于三峡”的铁道部“企业”筹够了自有资本，就可以大举向银行借贷。从金融流程分析，那几笔原本也趴在银行账上的保险金，一旦注入京沪高铁公司，顿时就变得活跃起来，因为从此它们就有资格充当“支点”，以便京沪高铁从银行里借贷出更大数额的贷款。银行可贷放的款项，当然来自机构和个人的存款。最为神奇的地方，是机构或个人的存款也可以来自从银行得到的借款。不是吗？假如商业银行带给京沪高铁1000亿，后者花掉100亿，余下900亿存入银行，于是可贷资金又多出来900亿！
中国的特色，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在全部经济活动中占有很大的权重，所以行政权力可以直接参与货币创造
离开央行源源不断地向商业银行注入基础货币，信贷放大中的“货币创造”就是无源之水。
一个现成的解释，是我国属于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银行是金融的主打，股票等其他融资通道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但在整个融资结构中占比还是小头。
通货膨胀的定义，是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对于可应市的商品与服务量太多，所以引起“物价总水平”的持续提升。
从这点看，越靠近今天，CPI反映通胀程度就越不足。到底拿什么测量更准确，见仁见智，要统计专家下定论。我自己倾向于按中文的“通胀”定义，直接看流通中货币的数量变化
目前的形势是，远超经济增长的广义货币增量惊人，真实利率为负，通胀预期又已形成
这就是说，预期很重要，一旦通胀预期形成，人们觉得将来买不如现在买，流通中的现金量多大，市场的“买压”就有多大
通胀 促进消费 流动性降低? 大豆价带起农产品和食品之价，铁矿石带起钢铁和基建品之价，石油带起能源之价，那还不是国际的通胀输入到中国！
这样的事情过去有过，那是金本位下国际之间的价格传导，当年休谟命名为"黄金价格定律"
按常理，甲国通胀、票子发毛，看在乙国人眼里，便不会把对方的票子看得和从前一样值钱，更不值得再拿出像原来一样多的本国票子去交换甲国货币
回到现实世界，当下以美元计价的大商品价格超常上涨，反映的是美元币值下降，背后是如何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有效约束美元和美国的严重问题
美元的超发和泛滥当然对全球都有负面影响。
问各家公司为什么多招工？答订单多到做不过来。订单是什么？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嘛。很明白，“成本"是需求的一种表达，没有需求，何来成本？如果真的"没有超额需求”，哪里会有"成本提高"这回事
比较惊世骇俗的，是"停滞型通胀"，简称"滞胀"。那是欧美经济上世纪70年代的一段经验记录，即高通胀与高失业相并存。正是这段历史，把与凯恩斯大相径庭的"凯恩斯主义"，活活杀下了马来。
近年有意思的观察是，什么时候货币政策收紧，“警惕滞胀"的舆论一般就升起来，似乎其主要功用就是叫停货币紧缩，即使在货币偏多已经非常明显的关口。其实，“滞"“胀"本不同源。引起长期经济停滞的根源是产权无效、法治不明、过多的不当管制压制了企业家创业的精神，而通胀的主因概莫能外，都是货币当局在诸多压力下发出过多货币。治理通胀、稳健货币，不但不会引起停滞，还是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基础。
通胀本不复杂，无非就是流通中的货币比生产增加得更快。无端端地把通胀分出很多类别，逻辑上讲不通，徒然增加记忆负担，还可能分散治理通胀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因此没有可取之处。
“物价总水平”上涨呢？则是流通中钱的总量太多，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钱多于物，其价必高。
美联储主席倒是讲过，急了可以用直升飞机撒钱，
借贷权的分布决定着物价鼓包的基础。毕竟总要口袋里有钱，买家竞相出价，才有价格鼓包这回事。本文的贡献，是把货币增发与借贷权分配，加到购买力形成的分析之中。借贷权分布得越不普遍，物价鼓包的基础就越厚实。中国这个地方，向来轻普遍、重特殊，“政策倾斜”层出不穷，“重中之重”外加“急中之急”，意图无懈可击，但效果永远是借贷权高度集中。
投资空间狭窄、从众心理流行的地方，追涨杀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现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价鼓包
经验说，带一个问题进入状况，远胜于“纯粹客观的观察”。还不够，最好再为问题预想一个答案，然后拿观察到的结果来加以验证
我感兴趣的有两说。一说“货币似水”。大意是，货币别无他用，无非是给商品的交易充当媒介。因此，过量货币投入经济与市场，不会增加商品，却一定会提升物价的总水平。打个比方，直升飞机在一个封闭的迷你国上空大手抛撒现金，使该“幸运国”每个人的手持现金都增加了一倍。接着会发生什么？是那里的每个人都多得到一倍的商品，还是该国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一倍？如果你选后一个答案，那么恭喜你，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应该判你对。可是，为什么直升机抛下的钱能让人人手持现金的数目都翻了一倍？答曰：货币似水，流到人间就迅速、均匀地流淌开来，对所有人的机会均等。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较多方面的措施，希望稳定总体价格水平，包括价格管制。不过，我早就提出，如果政府压价把供给也压制住了，则是愚蠢之举。此外，扩大进口也可以缓和国内通胀。
加息就像是给货币老虎多喂块肉，当然有助于暂时把它稳在笼子里。可是，老虎却因此变得体型更大，胃口也更好了。但问题尚未根治。
1997年-2005年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元，意味着每增加1美元国家外汇储备，央行就要增加动用8.27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购汇，这8.27元“高能货币”转入银行系统，再乘上四至五倍的货币周转速度，可放给市场的贷款总额就是40元人民币上下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即“水多了加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根据中国改革的早年经验——“水多了加面”——比较合理的政策组合似乎应当是，或动员更多的资源进入市场，以消化源源不断超发的货币；或减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但必须严格控制货币的超发。最糟糕的组合，就是既听任货币被动超发，又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出口导向带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不但对外“失衡”，而且对内也失衡。根本解决之道，不是人为地压缩中国的出口，而是主动扩大进口，在更充分发挥自己与贸易伙伴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达成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每增加一块钱国外商品的进口，就是为平息国内通胀压力增添了一份积极力量。
因为经济刺激不是没有代价的，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整体市场物价产生的不利影响。刺激政策只有短期的效果，中国经济必须要回到可靠的增长基础。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在中国的市场上形成的，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它的确是一个市场，不过，尚带有转型经济的若干制度特征。第一个特点较为明显，它是一个仅仅设在中国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别无分店。另一个特点较为隐蔽。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实行会员制，所有在中国合法经营外汇业务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组织，经央行和外汇管理局的审查批准，都可以成为该中心会员。进入中国的外汇，无论来自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还是所谓的“热钱”，都是先与这些会员“结汇”，然后再由会员机构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个“银行间市场”上竞买竞卖各自持有的外汇头寸。 现在全球高度关注的“人民币汇率”，就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会员们每天在这个市场上竞争的结果。说人民币汇率是在市场供求竞争中形成的，此言不虚。
财新：既然人民币汇率是通过“市场化机制”形成，为什么争议这么大？ 周其仁：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特超级会员。这就是主管中国外汇市场的央行及外汇管理局。在这里，像所有其他会员一样，央行可以进场购汇。加上“特超级”的修饰语，是因为央行不但是日益成长的中国外汇市场上的最后买家，而且在事实上购入了进中国外汇的绝大部分。 当然，特超级会员也还是会员，因为今天的中国再也不要求强制结汇，央行进场购得了外汇的绝大部分，仅仅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 问题在于央行购得数万亿美元储备所付出的惊人庞大的人民币，与“基础货币”有关。这是央行不同于任何其他入市的政府机构的真正特别之处。 央行通过发行货币购汇。从经济关系看，货币发行是央行之负债，这里的“债主”不是别人，恰恰是包括你我在内的所有持币的个人和各类机构。如果央行为了大手购汇而发行出过多的货币，那么天下持币人的原本的债权权益就受到侵害，也就是老百姓说的钱不值钱了，或者说票子“毛”了。
简言之，金本位有效约束各国政府对内无从乱抽“通胀税”，对外不能通过操控货币汇率以邻为壑，当然是上佳的货币制度。然而，实际的货币制度取向，似乎服从“两痛相权取其轻定理”，即：货币和物价不稳定的痛苦更大，货币制度就向金本位靠近；经济调整的痛苦更大，则向易于放水的货币制度演变。
货币政策可以是松的，也可以是紧的，但无论从松还是从紧，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单一的，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在一个差不多一切都变的世界里，为什么要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长篇大论读者不感兴趣，开门见山只讲一条：为了便利交易
物物交换实在麻烦无比，直到发现了"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易的媒介，麻烦才得到解决。这"一般等价物”，就是度量进入交易的各色商品与劳务，价值究竟几何的一把公用尺，或者一杆公平秤
不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中迷失方向。所有政策工具都是实现货币政策根本目标的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单一地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讨论货币问题始终要牢记一点，货币别无他用，只能用来购买商品与服务。
出口导向加上汇率机制方面的问题，导致国内过量货币追逐不足量商品的情况发生
货币的平衡之道可能是双向的：或者根除主动、被动超发票子的体制毛病，或者用本文标题所说的办法——水多了加面——把原本没有支付货币成本的自然资源送到市场上来“消费”货币
多少年来，“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代表的就是后一条路线。
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货币供给可控，弗里德曼的主张是“准则高于权威”，也就是美联储干脆像计算机一样，恒定让货币供给略高于经济增长率3-4个百分点，坚持执行，对任何经济、政治压力一概不予理睬。
此论把物价（P）、商品与劳务量（Q）、货币供应量（M）以及货币周转率（V）联为一体，认为在这四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着恒定的关系，即MV=PQ，也就是货币量乘以货币周转率永远等于物价乘以商品和劳务的数量
首先提出货币数量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19世纪美国天文学家西蒙·纽康（Simon Newcomb）
此改写的货币方程也有清楚的含义：给定货币量和货币周转率，价格水平与新增商品劳务的量成反比。
形象一点说，加息等于给货币老虎丢出一块大一点的肉，好让那厮待在笼中，不要跑到市场上来乱咬一气。
中国式加息”与美国加息的不同含义。对前者而言，加息是央行略微松动利率管制，允许商业银行提高对客户的存、贷利率。美国加息呢？也讲了，无论是联储贴现率（或“再贴现率”）还是联储基金利率，加的都是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贷之息
美国加息先紧动脉、再紧毛细血管，中国加息从毛细血管紧到动脉收缩，殊途同归，究竟有什么不同嘛
真正能够实现人民币远大抱负的基础，是本国普通人把人民币看得像黄金一样贵重
“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
真正起作用的，恐怕还是货币数量公式里的那个“Q”，即商品数量。物价都变了，商品供给量怎么可能不变？！菜价涨刺激供菜，房价涨刺激供房，古董价涨刺激古董供应的增加——当然包括假的。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尚没有投放到市场里来的资源有的是，市场形势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这就是本专栏讲过的“水多了加面”：1990年代以后，国有土地拍卖、城镇居民房改、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加上土地转包和山林权转让，多少资产投入，把那被动超发的货币“积极平衡”了不少。
民怨沸腾之际政府出手限价是标准动作，但从效果看，如果压价连带压制了供给那可是愚蠢之举
在抑通胀的各项措施中，要特别注意刺激商品的供应量，决不能压制商品的供应
无数普通网商在关税未加注意时就率先自发行动，才显示了新潮流的重要含义：对外有助于平息贸易保护主义，对内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有助于抑制通胀。从这个角度看，对海外代购、直购严格税收的做法虽出于维系不同贸易通道之间的税负公平，但更为可取的做法，却是审时度势，适度平减入口税费和进一步提供进口服务便利
美元量化宽松影响? 在经验上，通胀下货币贬值，人们可以持有实物资产——特别是土地资产——来趋利避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当年“通胀有利于农民”的立论基础，是英国农民拥有土地财产权，所以通胀下市场对土地的需求上升，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或有利可图。今天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拥有土地房产，但财产权利还不充分，特别是合法转让权远没有发育起来，享受“李嘉图效果”又从何谈起？什么时候，像成都那样高举“还权赋能”改革纲领、系统确立农民土地转让权的地方多了，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也不迟。
管物价就是治通胀，反过来治通胀就是管物价，
究竟怎样处理物价问题，才能比较有效地抑制通胀？
减少流通货币-加息 增加商品供给 限价?伤害供给 只不过在经验上，直接的价管既打击供给，也加大行政成本，任何长期实行价管的地方，经济不可能有起色。
比较新鲜的招数是“管理需求”。说白了，就是以行政、立法或其他措施，限制消费者购买商品与服务的数量，通过管束需求的量，把物价水平压下来。这其实是一种间接的价格管制，但着力点不是管卖方的要价和成交价，而是限制买方的购物数量。反正在市场里，价格升降影响购买量，反过来，购买量也影响价格升降。通过限制购买量，总可以把某种商品的市场成交价格压下来，这在经验上是成立的。
政府出台限购甲物的禁令，当然可以“平稳”甲物之价。但人们的货币资产还在，市场的货币购买力还在，不准购甲物，人家就转向购乙物。你再禁购或限购乙物，人家又转购丙物。推来拿去，货币购买力在市场里“漫游”，物价上涨此起彼落，一道道的禁购令有可能成为物价总水平的积极推手。
后来读《陈云文选》，才懂得这是处理60年代通胀的有效措施之一。陈云同志说，“一九六二年货币流通量达到一百三十亿元，而社会流通量只要七十亿元，另外六十亿元怎么办？就是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这里的“几种高价商品”，也包括本文作者当年吃一个就永远记住一个国家名字的伊拉克蜜枣。
这些蜜枣和糖果点心的后面，有一个大背景。我引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论述，告诉读者以下三点：第一，“大跃进”之后，国家财政连续四年出现了亏空；第二，以当时的办法，由人民银行多印了六七十亿票子去弥补财政赤字；第三，由于农业和轻工业减产，国家掌握的商品少，发出去的票子又多，结果就引起物价上涨，市场供应紧张。在此背景下，多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陈云，重新被请出来解决问题。他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 “搞了几种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六十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
陈云网开一面放出高价食品回收货币，谁多买，谁就多交了通胀税。打的愿打、挨的愿挨，是经济学上“帕累托改善”的理想境界。
通胀起来之时去管制价格，治标都难，不可能治本。至于把价管的动静闹大，甚至变成某种程度的反商业、反服务，那根本就是歧路一条。讲过的，打击供给对治通胀有反作用，能免则免，是上策
问题是，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只要有一个货币的币值不稳，还要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就难上加难矣。不是做不到，而是此时欲守汇率稳定，必定要以币值的不稳定为代价。这是另外一个"不可能定律”——只要一种货币的币值不稳定，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就不可能稳定，除非其他货币的币值与它同样的不稳定！
1944年每盎司黄金值35美元，2000年值200美元，眼下多少？过了1500美元！美元再也不是"美金"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回到总部设在上海外滩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这就是本文题目的含义。改汇率是指改革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因为经验证明，央行不惜动摇币值稳定来守汇率稳定，代价过大，非改不可，否则在经济上国无宁日。大刀阔斧的意思是，央行干预汇市的货币动员规模已经很大，小来小去的改革于事无补。不过，只要动员等量的人民币进场购汇，人民币汇率的水平可以不变。这就是说，大改汇率机制不是大动汇率水平。下周再谈吧。
经济学道理很简单，代价低者需求量必定大。譬如很多经济学家喜欢说温和的通胀税无伤大雅，听起来似无大错，可是以通胀税来充当实现政策目标的财务工具，“便宜的"债务举过了头，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累积的通胀压力就大了。出来混，最后还是要还的
笔者从来没有呼应过要国企上缴利润的舆论。不是不该缴，而是以我有限的观察和理解，国企之所以能够产生大把利润，其中一个关键的制度安排就是经由"利改税"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国企创造的利润可以不上缴。长话短说吧：正因为利润可以不上缴，国企才有今天的利润！看到人家腰缠万贯，高举国家权益的旗帜要求把利润拿过来花花，不是不可以，只是我担心，“创利上缴"制执行不了多少年，国企的利润也许就没了。因此之故，不要说利润上缴，就是对国企收入福利的种种干预，我以为也没有算好账。
这就是让国企把尚未上缴的利润打入财政购汇基金
不过讲好还是两权分离，国企用利润购入的外汇，所有权是全民即国家的，但使用权还是归国企。如此安排，汇率稳定目标多了一份财政性资源的支撑，而国企的创利动力多少还保留着，至少比利润悉数上缴的要强。大国企有了自己可用的外汇资源，有助于他们走出去。我的观点，在国内多少还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大国企，惟有走出去，走到没有行政垄断保护的环境里参与市场竞争，才可能真正打出中国国家队的威风。
“不同的看法才使一档股票交易发生”，这是巴菲特的老师讲过的至理名言
没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关于市价当下水平的不同分析与未来变化的不同预测，哪来交易，又哪来市场？
，财政性购汇基金还是不够怎么办？一般说不会不够的。真的还不够，所有力量都使出来了还是维系不了人民币的现有汇价，怎么办？也好办，那就让人民币汇率升吧。因为，各参与方都用真金白银买东西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在真正市场里产生出来的汇率，才是真正的均衡汇率。
这也不是当代的新玩意，古代君王就懂。”平粜”、”平籴”的记载，可是从春秋战国就有了的。
比较而言，政府入场买卖比下达限价命令，还是技高一筹。
由于经济环环相扣，那些即使不直接出国采购的国人，难道真的就不能享受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出口增加制造就业，进口增加服务就业，莫非只有制造就业才算就业？那些帮国际代购的网商送货的物流工人，难道不同样挣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钱？
。但是，另外一些美国人——”中国制造”的美国消费者——却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受到损害。这是同一事件的另外一面。哪部分美国人多呢？我看还是消费者
人民币升值对更多的美国人有害，仅对一部分中国制造的同业竞争者有利。唯有全面权衡，才可以把”主张人民币升值就是替美国张目”的热门指责冷却下来；唯有冷静权衡，我们才能真正判断自己与贸易对手的利益关系。
价格变动有利有害，但人们永远只能听见受损者的叫骂。市场里的收益者呢？永远得了便宜卖乖——不吭声低头数钱便是。
格林斯潘算不错，下岗后写的回忆录里认了一句：幸亏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让他大手降息却没有引起美国通胀
部分美国人叫，人民币汇率不为所动，美国方面的损益阵线没有变化，总是”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更高，闹得中国这厢的一些不明事理之辈，以为要人民币升值真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好好升一把就知道了：部分美国生产者也许可以缓一口气，但他们的消费者就要狠狠多掏腰包了——届时你再看他们国会议员们叫喊什么吧。
但是选锚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贵金属货币本来没有选锚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天然约束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者说，贵金属货币之锚，就是它们自己
弗老对美国货币史下了过人的功夫，所以其建议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之间存在着可靠的因果联系
历史上最可靠的美元之锚，是黄金与白银。179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铸币法案》规定：每一个美元（Dollar）等于371.25格令纯银，或24.75格令纯金（格令是英美制重量单位，每格令等于0.0648克）。法案还规定：任何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把金块银块送到铸币厂铸成美元硬币，铸币厂 “应对送来的”金块银块进行检测，“一经接受，应尽快铸成硬币，并免收加工费用”。这就是“自由铸币”的由来。不过，铸币厂必须按法定的金银比例（15:1）铸造美元。很明白，美元来到世上的时候，是响当当的以金银为本位的货币。
那个时代，美元本身的含金量就是货币之锚。由金币券和银币券构成的纸币，不过是政府和银行依凭储备的金币银币开出的“借据”
大变化发生在1933年，美国在这一年废除了美元的金本位。背景是一连串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国际金本位，因为黄金的物理属性并不能抵挡参战各国政府通过膨胀货币来膨胀财政的冲动，所以碍手碍脚的金本位不再合乎时宜。美国没有卷入战争，却因此成为欧洲黄金避险的安全地带，大量的黄金流入讽刺性地造成美国的高通胀，以及接踵而来严重的通缩。一番手忙脚乱的调控之后，终于把正在全球崛起的美国拖入了大萧条的深渊。为摆脱困境，1933年4月美国宣布黄金管制，不准黄金出口，强制美国人上缴黄金、换回美钞，并禁止公众在国内拥有黄金或从国外购买黄金。1934年1月，美国通过的《黄金储备法》将美元贬值40%，确立了1盎司黄金35美元的新法定价格。
上世纪50年代以降，美国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在充当世界宪兵的同时还要在国内搞 “伟大社会”，哪样不是靠了财政赤字？巨额财赤超过了其收税的能力，还不是靠超发美元，以便让全球储备美元的国家“分享”美国债务？
美国承诺兑付黄金又大手超发美元，总有国家率先警觉、率先行动。数据说，战后美国拥有250亿美元的黄金存量，但从50年代起，由于欧洲国家不断向美国兑黄金，60年代后期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到90亿美元。按承诺的黄金平价计，美国的黄金存量从7亿多盎司骤减到2.5亿盎司。但此时的欧洲各国，至少还囤积着800亿美元、有权要求美国兑付22.8亿盎司的黄金！这台戏怎么唱？山姆大叔使出浑身解数对欧洲施压，不让他们来兑现黄金。别人好办，偏偏法国的戴高乐总统不买账，在他那位奥地利经济学派出身的顾问、古典金本位制经济学家雅克·吕夫的推动下，法国带头要美国履约。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
至此，美元不但脱开了黄金之锚，也脱开了“承诺的黄金平价”之锚，真正变成“法定不可兑现货币（fiatmoney）”。不要以为人类从此进入了一个货币新纪元——这种不以黄金和商品为本位的法币，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过。这种货币命悬一剑，完全取决于操控印钞机的货币当局能不能维系币值的稳定。因为各种压力办不到的，多少在历史上光鲜登场的法币，在把所有持币人和整个经济洗劫一番之后，自己也难逃“纸船明烛照天烧”的命运。于是，离不开交易的社会只好重新向贵金属或商品本位的货币回归，重建货币秩序。这就是货币史，美元也不例外。1970年代彻底脱开黄金之锚的纸币美元，超速通胀，把美国和世界经济搅得一团乱麻。倘若不是出了一个敢负责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PaulVolker）在1979年后下痛手治通胀，美元怕是早就玩儿玩了。即便如此，根据当下的黄金市价（每盎司1200美元）看，“以央行货币政策为锚”的美元制度究竟能不能经得起“生存检验”，还真的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以
此前几年，美国国会也大大咧咧地解除了美联储发行美元非要有一定比例黄金储备的法定要求。这就是说，无论对外还是对内，美元都获得了“解放”——它既不受黄金储备的束缚，也不受履行平价兑金承诺的压力。但是，美国因此就真的白白占到了便宜吗？
他上任第八天就宣布，把联储基金利率提高50个基点到11%，再过两天又宣布把贴现率提高5个基点到10.5%。
要打破高通胀自我强化的逻辑，有效办法就是升息，因为利息的提高等于增加了消费行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说，只要代价足够高，总可以约束得住行为
背后的道理是，如果天下是谁的都未定， “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国家机会主义思维就容易占上风，因为还不知道究竟会滔了谁的天哩。
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新政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一般伴有严重的通胀。
当时没有什么人相信共产党管得了通胀。但是陈云带薛慕桥到上海，只用两招就把问题解决了。这也是对付通胀和通胀预期最基本的功夫：一是严控货币投放，二是加大商品供应。反正看到街上的东西越来越多，囤积保值的心理倾向就会逆转。等到了囤物者熬不住也向市场抛卖商品，通胀连同通胀预期就被杀下马来。从此，“货币不能超经济发行”就成为管理人民币的第一准则。剩下的问题，是摸索究竟是发行多少票子才算合适的经验参数。
君不见，美联储印制的天文数字的美元，到国外转一圈回去就成为美国有钱可花的国债？2007年危机爆发后，美联储还有进一步的"创新”，那就是加印钞票购买美国国债。
世界货币 流动性被世界消化 贬值呢? 这倒不是说山姆大叔的国运依旧昌盛，而是超级大国走下坡路是长期而慢变的趋势，短期内除了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冲击，偌大一个美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倒就倒的可能性等于零。
。最后要转了一大圈才发现，所谓“顶住人民币升值压力”的，讲到底还是靠国内通胀顶下来的！后来连美国政客都拿这一条做他们国内的工作，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英雄们情何以堪？ 一番探查之后，问题提上了台面。既然挂美元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被动放出过量货币，甚至危及到人民币本币的币值稳定，为什么就不能考虑改一改？
无非是预算拨付(委托央行也可)、专项发债(特别欢迎主张人民币绝不升值的中国公民和外国专家带头认购)、国企利润(似乎比上缴财政技高一筹)。其他来源还有，包括国家减持金融和一般国企的股份、社会管理收益(如道路拥挤收费之类)
反正原则就是一条，要在已经发出、已经创造出来的货币里打主意，筹措大手购汇，即维系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读者或问：如果一切潜在可能都用尽，仍然筹不足购汇款项，那又怎么办？我也答了：那就让汇率升吧。因为那才是更完全意义上的“市场汇率”，至少与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一更为重要的目标，不再矛盾与冲突。
，对西方选民政治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正屈指一算，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美元按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承诺之价换黄金的窗口，已经过去了40年。美元没有因此而倒，堪称奇迹。但是美元开始摇，却是不争的事实。最重要的是摇出了欧元，也是上世纪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件。可惜欧元冲击还未见最后成功，它自己就开始摇了起来。问题是一样的：管不住国家欲望，不可能有可靠的财政，因此断然难有可靠的货币。
大路径也许就是两条。其一是开会开出一个国际货币来，如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建议过的那样。其二是若干个国别货币竞争全球货币的地位，在竞争中互相约束，防止国家欲望的管理失控
什么是结构性对策？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最终产品追到中间产品再追到资源产品，深入到所有涨价品的市场供求。结构性措施不是皆不可取，但是，要清楚再周全的结构性措施，也替代不了货币总量的控制。中国传统智慧说“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货币就是物价总水平的釜底之薪，此薪不除，“结构性通胀”就转来转去，摁下葫芦浮起瓢，永无宁日就是了。
一次大战后的法国总理讲过一句话，“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委托给军队”。弗里德曼拿过来改了两个词，化出一个货币主义的警句——“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要交给中央银行”。毫不含糊地反通胀，就是要全力支持央行乾纲独断，履行货币管理职责。
更严重的问题，是多龙治水，十八般兵器一起上，到底是哪样政策工具发生了哪样效果，谁也搞不清楚。分工不明确，职责就不清楚，譬如当下CPI高了，人们总不好问责国土部吧？
九龙治水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工人生产率的绝对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但是比生产率的进步速度，1990年代后的中国人明显占了上风。如果汇率真的由市场决定，早就反映相对生产率的变动了。这就是说人民币升值有实体经济的基础。不是谁喜欢不喜欢的事情。非不喜欢，那就要有两个本事：要么让美国人生产率的进步速度提上来，要么让中国人的进步速度降下去。实际上，谁也没有这两个本事，人民币盯住美元的体制怎么守得住？非死守，国内通胀压力就无可避免。
后来又说可以缓缓地、渐进地升——难道不知道，人民币缓升的宣示等于是“快快向中国搬钱”的邀请函和动员令？果不其然，贸易顺差、外资直投、以及应邀来华分享人民币渐进增值好处的热钱，三股潮流合并，使中国的货币流动性有如“黄河之水天上来”。
究竟可换多少，那是由“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决定的。这个票子非发不可，天天发、月月发、年年发。央行当然不能容许这笔惊人庞大的高能货币全部留在市场上，于是不断发央票“对冲”，也就是“回收流动性”。收不干净的呢？就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
农民土地一到流转的环节，非要“集体”出面不可。而“集体”制——正如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所显示的——并不能自动保证农民的利益。像小产权房交易这样的事，到底农民得了多少，“集体”或少数村庄权力人物又得了多少，完全没有章法，不得已叫停一下也有道理。
不过给定市场对房屋的需求，地价越高，结果只有高价位的房屋需求才优先得到满足，于是观察得到的房屋成交价，就都是高价位的了。一面希望房价不要升得那么快，一面又规定土地决不能卖得便宜，这无论如何是加不到一起的。
用行政命令或法律手段限定了产出品的最高价位；同时又对投入的要素实行价格的下限管制，就是不准卖得便宜。
这其实是不难明白的——出售之物不得低于市价，投入之物又必须高于市价，两头挤压生产者，人家还不是只好减少生产、退出生产？上世纪80年代中期，饲料粮价格先放开，但生猪还按政府定的低价收购，当时江苏农民就发牢骚说，“议价饲料平价猪，谁养猪谁是猪”。现在的“饲料”不但市场议价，而且非贵过市价不可，那岂不是“谁养猪谁还不如猪”了吗？
通胀一旦起来，一般不会马上下去。这个时候，鼓励生产、增加生产很重要，因为只有拿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对付市场上已经偏多的货币购买力。在这个紧要关头，不当价管打击生产，无异于为通胀火上浇油。
但是通胀指数高了之后，政府的第一位任务转向“摁住”物价，原定的价格改革——包括电价调整——不得不押后。
传统思路又总把通胀看成物价现象，习惯用管制物价的办法来“治理通胀”
。那样的结局，不是把饭烧糊，就是把锅烧炸。因此，如果说“松货币”是一错，“紧物价”就是再错
弗里德曼继承他老师西蒙（Henry Simons）的主张，坚持“规则高于权威”，也就是要设定一个货币发行准则，以此约束货币当局的权威和权力。弗里德曼本人也曾提出过一个简单的准则，那就是每年增发的货币量不得超过经济增长的幅度，比如年平均4%。他甚至提出根本不需要中央银行，就让一台中央计算机系统按照设定的数值来控制货币发行，保证物价总水平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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