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准
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柏拉图（Plato）的《理想国》，无论他的“理想”内容如何，他所理想的国家是一个城市国家，即城邦。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把城邦规定为“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他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离了城邦就没有什么政治学可言，东方式的专制主义大王国，在他看来是一种“野蛮人”的制度，是摒除在他探讨范围之外的。
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存在过“神授王权”——有一个身兼军事领袖和最高祭司，或者用我国史籍的语言来说，叫作“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最高统治者，即君主
我们东方人在比较我们古代的专制主义政体和希腊古代城邦制度的截然区别之后，理该进一步探索：是什么环境，通过什么方式使希腊的“神授王权”演变成为城邦制度，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城邦制度怎样发展演变，它对后代历史留下了什么影响？这也就是本文的目的。
蛮族王制（是）僭主性质（按即东方专制主义式）的王制……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为富于奴性；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为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9)
公元前14世纪，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克里特衰落了，迈锡尼兴盛起来了
公元前16世纪和前15世纪时期，正是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代，克诺索斯城雄霸全岛，其他诸城全部被毁
迈锡尼王朝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
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尚未发现以前，历史家曾经认为，腓尼基（今黎巴嫩西顿、推罗一带）是第一个海上霸权，腓尼基人建立了迦太基，希腊人航海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发现以后，根据各种证据，史学界现在公认，是腓尼基人向希腊人学会了航海而不是相反
古代希腊留下来的史料表明，这些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武装冲突，重装步兵战术多半是在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因为公元前7世纪吕底亚（Lydia）王国兴起以前，希腊人没有碰到过什么严重的外来敌人的进犯。而当国际形势变化到地中海和黑海上再也没有新的海岛和海滨可供他们殖民的时候，这些冒险家们宁愿去当“蛮邦”如埃及和波斯的雇佣兵。公元前7—6世纪，埃及的赛斯王朝的军队中有许多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末，争夺波斯王位的波斯王子居鲁士（Cyrus）向巴比伦进军的军队以一支万人左右的希腊雇佣军为主力，当小居鲁士战败被杀的时候，这支雇佣军从巴比伦附近长征到达黑海的特拉布松。这个长征故事流传古代，历久不衰。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波斯的时候，波斯大王的军队中，有二三万人的希腊雇佣军。公元前4世纪以后，武力、文化、经济、技术各方面都冠绝当时地中海世界的希腊人，一方面长期进行自相残杀的内战(5)，另一方面出去当“蛮邦”的雇佣兵，结果要由蛮邦的马其顿来结集希腊人的力量征服波斯。甚至这次征服还没有造成希腊人的民族统一，以致要由“蛮族”拉丁人的一个城邦罗马来统一地中海世界，统一地中海的“希腊社会”。
一批贵族门阀世世代代处在当权地位，最高政权机构是元老院或议事会，元老院或议事会成员是终身职，补缺选任并不通过什么公民大会或自由民大会选举，而是根据元老院或议事会自己的决议，从贵族门阀中挑选任命的。自由民大会或者只召集来听传达，无权议事，或者名存
梅因所看到的是，希腊、罗马、吠陀时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以及日耳曼征服以后的欧洲。真的，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对于西方史家来说，是最现成的根据，甚至日本也部分适用。就是对于中国完全不适用——不，对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是适用的。春秋战国时代真是中国史定型的关键时代。
阿德科克文中“议事会成员一般是终身职务”，“执政官们通常是他们的下属”两语，还可以给我们某些启发。
本土诸国的城邦化多半同时又是某种程度的集团化，这是不可避免的。通观希腊史，我们就会感觉到，多中心的希腊幸亏有这种集团化，才得以打退波斯人的侵犯；否则的话，成串的富裕的滨海工商业城市，等不到罗马的征服，就会听令东方大帝国的波斯任意宰割而毫无抵抗力量了
亚里士多德上面这段话是政治学，也是史论，它确实美化了王制，也美化了希腊人的自由精神，虽然据说他收集过一百多个希腊城邦政制史作过研究，我还宁愿从脱因比之说：立宪政体，“以契约为基础的政体”渊源于小亚细亚传布到希腊本土
他们取代了王政，建立了贵族专政的城邦，并领头殖民于海外。不过到此为止，他们内部土地贵族和被征服人民后裔的农奴之间的矛盾还未解决，“城邦化”还未完成，这一任务是由后来的“僭主”来完成的。
西息温僭主奥萨哥拉（Orthagoras）出身贫贱，他上台后解放了这些农奴，对多里安人则加以侮辱，对他们的三个部族给予牧猪奴（Hyatae）、牧驴奴（Oneatae）、牧豚奴（Choireatae）等侮辱性的名称
这些僭主政权最多不过持续三代，旋即被民主政治或贵族政治所取代。然而即使代替它的政治制度，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还应称作“贵族政制”，古代的秩序是再也恢复不过来的了，一切改革基本上都保持了下来，其中属于社会政治制度的，有农奴平民上升成为公民、有成文法典的公布等，从此以后，执政者即使是贵族，也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选出的议事会负责了。
长期残酷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以斯巴达的胜利而告终。美塞尼亚再度被征服，一部分人移居海外，其余的被征服人民一直处于称为黑劳士的农奴地位。可是这一次战争大大提高了斯巴达人的警惕，为了防止“叛乱”，保持征服所建立的秩序，从此，黑劳士永远处于严厉的监视之下，斯巴达的男人则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斯巴达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军营。一切艺术文化会松弛这种恒久的警惕与严峻的军营生活，于是，斯巴达人从此就不要艺术文化了。严峻的军营生活要求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商品货币经济会瓦解这种秩序，斯巴达人从此禁绝贵金属在国内流通，交换媒介只准用笨重的铁块……
两三个世纪之内，斯巴达曾经沉溺于和平富裕的生活之中，以致特尔斐（Delphia）神庙的一次神谕中，把斯巴达的贵妇风姿和阿尔哥斯的勇武战士（关于阿尔哥斯当时的武功，见下文）同列为希腊世界的第一流事物之中，现存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抒情诗《少女之歌》残篇，也显示出那个时代斯巴达贵族家庭中少女生活之美。地下发掘所得文物，证明这个时代有出身小亚细亚的诗人居留在斯巴达并创作了优美的诗歌，地下发掘证明这个时代斯巴达还有自己生产的精美的陶器。所有这些，都和当时希腊先进的文明世界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
斯巴达人在美塞尼亚战争中发展出来的一套恒常防卫农奴“叛乱”的制度，使得斯巴达的重装步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最精锐的军事力量。他们还相应地建立起来一套集体主义的、不怕个人牺牲的、以军事荣誉重于生命的精神进行训练的制度。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波战争中防守温泉关的斯巴达王李奥倪达部下300战士全部战死，其中有两个人因患病得李奥倪达允许离军，一人闻警返阵战死，一人生还本国，受到全民蔑视，后来在普拉提亚（Plataea）战役中奋勇作战，才洗雪了污名（VII，229—231）
公民大会另选出五个监察委员，后来监察委员发展成为超乎议事会之上的寡头机关，他们陪同国王出征，监视王的行动；他们负责征募国军，决定一切政策，后来又掌握司法裁判权。
数百年来，统一的阿提卡的最高统治权，是属于雅典的巴西琉斯的，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雅典的王权绝迹了。据传说，雅典最后一个巴西琉斯是科德罗斯。王权消灭之后，雅典的首脑便是从“贵族后裔”选出来的执政者，即所谓“执政官”（Archons）。初时，执政官的任期是终身的，后来就10年改选一次，及后每年改选一次。初时，只选一个执政官，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便有“执政官九人团”的组织——（一）首席执政官（即正式的执政官），初时掌握大权，但后来权力也受限制；（二）祭仪执政官（即巴西琉斯），主要是尽祭司的职责，兼处理有关宗教崇拜的审判
宜，（三）军事执政官（即元帅），是雅典国民军的领袖，兼司邦交大事；（四）其余六个司法执政官，乃是法律的维护者，兼各种审判委员会的主席。执政官是尽社会义务而不受报酬的。……任职期满以后，执政官便入“元老院”（Areopagos），即国家最高议事会……
史料表明，梭伦（Solon）改革以前，这些平民的处境是贫困而悲惨的。激烈的阶级冲突，引起了骚乱暴动，出现了立法者和僭主，当人民群众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僭主统治的时候，就形成了希腊史上著名的雅典民主。
在这个过程中，雅典发展了商业和手工业，它的经济力量逐渐超过了科林斯和卡尔西斯，而在民主政体下，它又拥有为数较多的务农的公民，得以招募一支较大的公民军，这又是雅典军事威力的来源。希腊本土诸城邦中，唯有雅典兼具这几个因素，它之所以成为希腊文明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的。
克里特岛为多里安人占领后很快分别建成40个城邦，据说后来还达到过100个。
诗人与雄辩家也参加奥林匹克赛会，公元前4世纪，显赫一时的西西里叙拉古（Syracuse）僭主自炫诗才，派人在奥林匹克赛会上朗诵他的诗作，竟备受讥嘲。为了保证赛会的举行，希腊诸国协定，赛会期间交战中诸国一律要停战若干天。这种盛大的庆节，显然大大促进了希腊的统一的文化的形成，加强希腊民族的团结，事实上它是希腊世界中主权国家的城邦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它对后来的历史事变是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的。
。希腊人用贵金属条块为交换媒介，为时已久，但当时的交换媒介，除贵金属条块而外，还兼用牲畜、铜斧、铁块、铜制三脚架之类的实物，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究竟还受到一定限制。
然而东方希腊和西方希腊所碰到的外敌力量强弱悬殊，从而小亚细亚诸城邦出现了波斯儿皇帝性质的僭主，西西里则出现了战胜迦太基人的西西里帝国。
这些僭主，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金人侵宋后在中原建立的儿皇帝，很难说他们起过什么历史进步作用了。 除了个人专政的僭主而外，米提利尼（Mitylene
腓尼基人在西方建立的最大的殖民城市是迦太基（今突尼斯首都旧址），建城时间在公元前9世纪末。当泰尔、西顿先后藩属于亚述帝国、迦勒底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而衰落的时候，迦太基起来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所有西地中海的腓尼基殖民地或者自愿，或者通过征服和强迫，先后归属于迦太基，结集成为强大的迦太基帝国。其时在公元前6世纪，并且也通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迦太基的霸权，大概首先建立于非洲沿海，次及于西班牙及科西嘉、撒丁尼亚（Sardinia）两岛，最后才到西西里岛上和希腊人争霸。
公元前5世纪及公元前4世纪，西方希腊人与迦太基人间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斗争还延续到罗马时代，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发生于罗马与迦太基之间历时一百多年的三次布匿（迦太基另一名称）战争（战争中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迦太基名将汉尼拔Hannibal和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兄弟），其实是西方希腊和迦太基斗争的继续。
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主权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立法为建成一个繁荣强大的雅典准备了条件，也唯有这个“最卓越的城邦”的活生生的例子，才能够把希腊世界推进到这个阶段
在僭主盛行的时代，像梭伦一样的“民选调解官”，有机会建立僭政，而自动放弃政权的，还有累斯博斯岛上米提利尼的彼塔卡斯（Pittacus），他和梭伦都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雅典政制，到克利斯提尼改革为止，确实兼具“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梭伦、克利斯提尼所建立的这种制度，虽然中间还经历一些曲折，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为止，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亚历山大征服以后，雅典事实上已经丧失主权国家地位，沦为马其顿王国的附庸，以及后来被罗马征服，雅典沦为罗马统治下一个自治城市的时代，政制的某些方面还保持了下来。
回顾这个过程时可以发现一种饶有兴趣的现象，这一连串历史事变中起了某种主导作用的人物，全属于贵族阶级，甚至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也留下了几个贵族世家之间争夺政权的某种痕迹。不过这种现象，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民主政治建立初期，文化知识和政治、经济事实上是贵族阶级独占的。当经济基础和时代潮流决定历史演变趋向的时候，贵族分子有的出于个人的信念，有的纯粹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投向人民方面，成为民主政治的斗士，这是一种合乎历史规律的现象。其中某些人，如梭伦，具有伟大的人格，让“已经进网的鱼跑掉”，而不愿僭窃政权，则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敬仰。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据说就搜集了150多个实例，作了比较研究写成的，现在我们读这部著作，还可以看到希腊政制的十分复杂的多样性。但是，大体说来，除早期和后期的僭主政制而外，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主权在民”与“轮番为治”总是它们的共同的特色。所以，我们说雅典民主的确立，就是希腊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僭主是事实上的王，然而王权起源于宗教色彩浓厚的古代，王权周围围绕有神祐的光轮。僭主崛起于希腊的“人文主义时代”，他在希腊那些蕞尔小邦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眼中，是和自己一样的凡夫俗子，所以他的周围怎样也蒙不上一层神秘的天命。
如果着重于僭主一词的篡夺者或僭窃者的意义，那么，我国战国时代分晋的三家韩、魏、赵是僭主，取代姜齐的田成子是僭主，崛起草莽的刘邦也是僭主。然而两千多年来我国史家虽有直书弑君的传统，虽有正统非正统之争，都从来没有僭主这个概念。一切开国皇帝，无论是农民暴动中崛起的刘邦、朱元璋，无论是欺凌孤儿寡妇的赵匡胤，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达成“我其为周文王乎”的曹操，都是“奉天承运”的天子。其实，往上推溯，被孔丘捧到天上的文武周公的道统，从殷商“法统”的观念来看，又何尝不是僭主？
开国帝王吹捧为“奉天承运”的天子，不仅我国古代有，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中也有。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威行天下，希腊的知识分子纷纷尊他为神。罗马的恺撒，死后被祀为神，这是共和罗马转为帝国罗马必不可少的宗教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然而城邦希腊的专制君主却被称为僭主，永不能获得“神授王权”的尊荣，这是城邦特殊条件下所产生的结果。
民选调解官和僭主一样，都是城邦制度的特殊产物，专制主义盛行的“东方”，是不可能产生这类史例的。
一个阶级手里，而城邦的法律就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显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法国两个拿破仑专制主义皇朝的分析，事实上也就是我们对于希腊初期僭主的历史作用的分析。
每逢庆节演剧，观众要不要买门票，现在难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时代的雅典，规定了一种“观剧津贴”制度，即在公共庆节演剧的时候，每个公民发给两个欧布尔的津贴，等于一人一天的生活费
史家考证，希波战争后200年间，主要在雅典，前后创作出来的戏剧剧本为数超过2000，这是真正的艺术繁荣！
雅典是原始民主，是公民大会的民主，这种民主始终要求有对外殖民的出气孔来维持。没有这个因素，就更加需要一种精神贵族的民主了。
民主，事实上只能是“精神贵族”之间的民主。 打倒精神贵族的结果，就是专制主义，或者专制主义和暴民政治相结合。
伯里克理斯时代……雅典治下所有地区居民的数目达1000万至1500万人。阿提刻的居民数目，约41—42万人，当中享有全权的公民只占一小部分（约42000人），其余是妇女和未成年者（约96000人），外邦人和奴隶。后者，占不下人口之半数。
然而以一个城邦的罗马来统治一个大帝国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两个三头政治和长期内战就是这种局面维持不下去的证明，所以共和必须让位于帝制，只有在帝制之下，才能对行省宽大，才能把罗马公民权和拉丁公民权颁赠给行省居民，才能把这个大帝国内部各民族权利的过分不平等现象消治掉。
可是帝制——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就必定要倾覆罗马赖以繁荣的基础——战利品，包税和金融投机，竞选和对选民的贿赂，聚居城市的前公民的流氓无产阶级，等等。所以，罗马帝国的城市衰落了，大庄园制兴起了，奴隶转为隶农了，城市时代让位给乡村时代了。这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和自然经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的必然后果。
史实有关。 人为地维持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并不仅仅出现于中国，在西方也有，而且是十分触目的现象，这就是拜占庭。
三、有人说，专制主义不是西欧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拜占庭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旧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 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了。
四、这样说来，蛮族的日耳曼，推翻了罗马在西欧的统治，走上了封建的道路，首先让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共和国兴盛起来，然后让伦敦、巴黎、汉萨同盟等城市兴盛起来，真正替西欧的，也是替世界的历史开辟了新的一页。那么，黑格尔颂扬日耳曼民族，也应该承认是有道理的了。
专制主义的基础：一、军队；二、私有财产神圣观念的不存在。
英国那样的环境和内部条件是千载一遇的。它集中了岛国特点，拜占庭—威尼斯商业传统，十字军东征—地理发现及其后的欧洲殖民浪潮的若干历史条件于一个点上。资本主义没有这些凑合不能发生，英国以外的资本主义都不过是Secondary Capitalism(1)。
希腊哲学，通过经院哲学家，把宗教的神秘主义的世界观的讨论和逻辑论证相结合，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萌芽。
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多少起一些绊脚作用，即其分散落后的性质和资本主义的集中的要求有矛盾而已。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 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
然而西方的自由放任学说是商人利益的哲学化的辩护词，东方的黄老之术却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术，所以它的客观效果，即商人阶级的衣锦食肉，童仆成群，是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所不能忍受的。（专制主义的官僚主义，其实是一种教阶制的等级体
而汉武帝的开拓，其动力绝不是商人阶级。因为开拓要求“算缗”，其结果等于是商人阶级的毁灭。至于桑弘羊，则是把商人阶级所发展出来的集中财富的科学贡献给汉武帝的人物，是借商人阶级这张梯子，爬到专制主义教阶制顶峰的一个个人，而不是商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代表者。
如果说拿破仑主义是两个阶级在斗争中两败俱伤以后出现的特殊产物，中国的历次专制主义的开国王朝都有点拿破仑主义的味道。
日耳曼有其自己的蛮族的历史。但这个蛮族传统，在历史上只起了摧枯拉朽地破坏腐朽的帝国罗马的作用，至于后来法兰克发展起来的封建制，从其契约观念，从其忠诚信义的伦理传统，从其接受基督教文明等诸点而言，都不过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续而已。
西周文明是“予一人”的专制主义。那时候，周天王还处于“组织贵族阶级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还没有发展到“专制主义加绝对君权”的阶段。战国的征伐兼并，秦的统一，儒、墨、法、术诸家的思想，使中国的政治走上了（一）专制主义；（二）中央集权；（三）绝对君权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兼具这三种因索的国家，确是到秦汉才彻底完成的。扫除障碍的最后一幕是晁错请削六国，发挥这种国家威力到很高的程度的，一个是汉武帝。
这个社会的政治统治就有它自己的进化路线。它的复杂形式的发展须要鼓励劳力的积藏。
人口集中的需要，像精耕一样，就须放弃山地以及其他不能以沟渠或水井灌溉的土地，最大可能人口的需要造成早婚和孝道，为童工制度造成道德的根据。
五代十国的吴越王国，完全可以脱离全中国而自立。如果真的长期自立下去，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也许真的可以形成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然而这样一个地方发展得太晚。既然隋唐时已经是以东南之财，养西北之兵，这个地方就无法脱离大帝国，或抵抗大帝国而求得独立自存。推而至于闽、粤等地，也莫不如此。
甲、迄至现代，中国还留下自周秦以来历经递嬗的古代残余。这个“残余”可以上溯至周秦，这个传统，是周秦以来的传统； 乙、这个传统必须打倒，必须彻底肃清，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否则的话，中国永远将受这个曾经起过历史进步作用，然而已经僵化，已经长期成为中国停滞不前的传统的祸害。 这个传统，社会史论战中称之曰封建，或称之曰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
正是这一点，是中国资产阶级软弱的历史根源。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是仰承皇上和总督鼻息、捐班、报效的皇商，从来不是据城市以抗神圣罗马皇帝的Tuscany（托斯卡纳）、Hansa（汉莎）的资产阶级，更不必说和教皇争论十字军讨伐方向，而且居然转移十字军讨伐方向的Venice（威尼斯）了。
历代帝王，以仁政来号召的，都有类似这个口号的号召，与“权利”无关。
天、天子压倒了一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
“大同思想”是什么性质，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其前提的吗？如果如此，则自然权利还是没有地位的
中国已经丧失了从众多封建主的统治发展到民族国家的机会，中国已经是一个“超国家”，太大了。这个超国家，只有在飞机—原子时代和类似欧洲联邦的时代，才能完成意识形态上的现代化。
郭氏作风，见得敏锐，常不深入，此亦一例
孔子不认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 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神。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 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墨子是庶民的空想政治……因为庶民要求得到政治上的地位是难的，所以墨子创立了带宗教色彩的政治性团体。
孔孟……假若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至贬低了哲学的价值。 尊奉孔孟的人，即使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他们把人划分为智愚上下，而以智者自居，亟亟于统治愚民，所以参与政治的念头也非常急切。终因求之不得，反而召来丧家之犬的讥诮，我真为圣人感到可耻！
春秋末年，一部分有产者或士，已经有了饱食暖衣的机会，但不愿案牍劳形，或苦于寿命有限……故采取一种避世的办法以“全生葆真”，而他们的宇宙万物一体观和所谓“卫生之经”等便是替这种生活态度找理论根据的
稷下的道家三派……的兴盛对于当时的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宏大……使儒家墨家都起了质变。儒家于诗书六艺之外也大谈其心性问题，企图在宇宙论方面作一枝的栖息。……魏晋以后更得到印度思想的支援，于是乎道家思想直可以说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墨家店早被吞并了，孔家店仅存了一个招牌。礼教固然吃人，运用或纵使礼教以吃人的所谓道术，事实上才是一个更加神通广大的嗜血大魔
我还没有研究墨子，反正孔、老、法、术诸家，无论彼此间有何差异，他们的主体总是天子、圣人、明王，他们的问题总是治国安民之道。中国从来不可能有独立探索真理，崇奉理想主义，企求自我实现的个人。中国人如果要追求自我解放，出路只有一条，遁入空门。庄子如此，李卓吾如此，贾宝玉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确实是反对“礼教”的，反对帮助专制政权去“经邦济世”的。不过在两千年来的中国，“反对者”的出路，总不免是贾宝玉式的。
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庞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
韩非的时代，七国并立，各国太子互质，那时的君主，倒确实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他看到许多历史教训，田常代齐，三家分晋，子罕劫宋，子之“禅”燕，他所想望的势治，就他的主观愿望说，也许还有几分好心好意，他那时的条件，也允许他设想中人势冶可以得治。然而他死后不过二三十年，秦二世把统一的秦国搞翻了，以后的两千年专制主义王朝，绝没有实现他的中人势治，千世治而一乱的局面。倒是哪一个朝代难得有几个“明君”。甚至专制主义把较好的君主也弄得腐化下去了，唐玄宗即其一例。韩非学说，其实是腐化统治者的学说，是窒息创造的学说，是崇尚黑暗的学说。他的学说的黑暗面，发扬得十分彻底——专制主义的重压，把中国窒息了两千年。两千年来，中国的停滞就是韩非主义的历史后果。
这是人的本位的哲学。然而是肤浅的人本哲学，所以它抵挡不住佛道，宋明理学之所以杂糅佛道以此。
其实，从爱的差等出发，必然要追究利己利人的关系。从利己利人的关系出发，必然要追究矛盾斗争和进化的规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阶级斗争、矛盾论、进化论等就成为必不可缺的东西了。空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违背客规人性，找不出矛盾进化的原委。所以，是空谈主义。
（二）既违背客观的人性，又要加以贯彻，贯彻之道就是礼。礼拘束个性、窒杀进步，千年停滞，儒家哲学不能辞其咎。
（三）窒杀进步的哲学必定是愚民哲学，所以汉武以来，把它当作专制主义统治的最好的工具。
事实上，中国是法家和儒家分工合作。法家拘束行为，儒家统一思想，造成了千年来的死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