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 从现代开始，人们就希望它能一举多得：吸引穷人到正规的工厂工作，消除贫困并保证社会安宁。实际上，它的作用是训练和约束人们，向他们灌输新的工厂制度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服从性。
跟古代政府需要抑制流民的出现，是一个道理。因为流民的出现会让社会出现混乱。这是治理的要求。
现代的工人是一样的，让工人去工厂，某种意义上是社会治理的需要，所以不管社会怎么发展，例如A的高速发展和机器人的替代，在客观上所有人都可以不工作物质生产，就能够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但是这些空闲下来的人去做什么呢？这是一个大问题，他们的需要在哪里？这是整个社会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1. 戒律的内容如下：即使你看不到任何（尚未得到的或不需要的）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
2. 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让他们把收益和福利分给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并不公平
这一点也是福利社会被人诟病的最重要的一点
3. 在工业化的早期，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帮助他们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这种恶习被视为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最大障碍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驱使人们去工作
1. 颇为讽刺的是，市场理性腐蚀工人的奉献精神，对工作伦理的呼吁却遮蔽了昔日驱动工人远离市场理性的力量
2. 工作伦理的幌子之下演化出一种纪律伦理：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就好，日复一日，争分夺秒，即使你完全看不到努力的意义所在。
3.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4. 就目的而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除名称以外，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
5.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劳动的异化
6. 新时代的悖论：“为增长而增长”。
7. 哈蒙德夫妇（J. L.and Barbara Hammonds）尖锐地指出：……上层阶级希望劳动者只具有奴隶的价值。工人应该是勤勉的、专注的，永远不要考虑自己，只对主人忠诚，依附于主人，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在国家经济中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过去种植园经济时代奴隶所处的地位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要么工作，要么死亡
1. 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2.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
3. 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
4. 济贫院壁垒之内的流言越是恐怖，工厂工人的奴役看起来就越像自由，他们遭遇的悲惨也越像一种幸运和福祉。
5. 为了产生效果，两者都需要劳工能够思考和计算。然而，思想是一把双刃剑，或者说，是原本严密的墙体中留下的一道危险缝隙，通过这道缝隙，麻烦的、难以预料的、无法估量的因素（如人们对有尊严的生活的热情或自主的冲动）会从之前的放逐中回归。一些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制造生产者
1. 除大规模征兵（现代另一项伟大发明）外，工厂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圆形监狱”
2.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第二条生产线并不突出，也很少被提及，但绝非附属
3. 在工作场所，工人的自治权是不被容忍的。工作伦理要求人们选择一种献身于劳动的生活，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选择、无法选择和禁止选择。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工作的意义：创造工作伦理 / 从“更好”到“更多
1. 现代组织（包括工厂在内）的总体趋势是使人的道德情操和他们的行动无关（adiaphora），从而使他们的行为更具规律性、更容易预测，这是非理性的道德冲动不可能做到的。
2. 淡化美国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3.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这种变迁中，努力工作能使人们道德升华的呼声日益衰弱。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
第一部分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1. 圆形监狱的训练方式不适合培育消费者。那套体系擅长训练人们习惯例行的、单调的行为，并通过限制选择或完全取消选择巩固效果。然而，不因循守旧、持续进行选择恰恰是消费者的美德（实际上是“角色要求”）。因此，圆形监狱式训练不仅在后工业化时代大幅减少，而且与消费者社会的需求背道而驰。它擅长培养的气质和生活态度，与理想的消费者大相径庭。
2.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可以被完全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期
3. 理想情况下，消费者立刻得到满足——消费应该立刻带来满足感，没有时延，不需要旷日持久的技能学习和准备工作；而一旦消费行为完成，这种满足感就应该尽可能快地消失
合法的鸦片，精神鸦片，娱乐至死。即刻满足，快速消退，不断刺激，短视频就是基于这样的消费逻辑。
4. 人们常说，消费市场诱惑了消费者。但要做到这一点，成熟的、热衷于被诱惑的消费者也必不可少，就像工厂老板能够指挥工人，是因为存在遵守纪律、发自内心服从命令的工人
5. 他们的生活从吸引到吸引，从诱惑到诱惑，从吞下一个诱饵到寻找另一个诱饵，每一个新的吸引、诱惑和诱饵都不尽相同，似乎比之前的更加诱人。他们生活于这种轮回，就像他们的先辈，那些生产者，生活于一个传送带和下一个传送带之间。
6. 本来是市场选择了他们，并把他们培养成消费者，剥夺了他们不受诱惑的自由，但每次来到市场，消费者都觉得自己在掌控一切。他们可以评判、评论和选择，他们可以拒绝无限选择中的任何一个——除了“必须作出选择”之外。寻求自我认同，获取社会地位，以他人认为有意义的方式生活，这些都需要日复一日地到访消费市场。
第一部分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制造消费者
1. 稳定、持久、连续、逻辑一致、结构密实的职业生涯不再是一个普遍有效的选择。现在，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能通过从事的工作来定义永久身份，更不用说确保这个身份。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那种古老的、“终身制”的、甚至是世袭的工作岗位，只限于少数古老的行业或职业，数量也正迅速萎缩
2. 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
3. 文化潮流前赴后继地涌进浮华的公众市场，又迅速过时，变成荒唐滑稽的老古董，衰败的速度比获取注意的速度更快。因此，当前的身份最好都只是暂时的，人们只需轻轻地拥抱它们，确保一旦放手它们就消失不见，以拥抱下一个更新、更鲜艳或者未曾尝试的新身份
4. 身份”这个词或许已经失去了效用，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它所掩饰的比揭露的更多。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恐惧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害怕在必要时难以全身而退。对社会身份的渴望和恐惧，社会身份唤起的吸引和排斥，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持久、矛盾、困惑的复杂心态。
5. 消费品意味着消耗殆尽，时间性和短暂性是其内在特征，它们遍体都写满了死亡的悼词。
第一部分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由美学评判的工作
1. 生产者只能集体完成使命，生产是一种集体性事业，需要分工、合作和协调
2. 消费者恰恰相反。消费彻头彻尾是一种个人的、独立的乃至孤独的活动
3. 聚集只不过凸显了消费行为的私密性，增强了其乐趣。
凸显个人品味
4. 在所有类似的场景中，被共同欢庆的却是选择和消费的个性，这种个性通过其他消费者的模仿得到重申和再次确认。若非如此，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
5. 一个人选择的自由度越大，自由行使的选择权越多，他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就越高，获得的社会尊重和自尊就越多，距离“美好生活”的理想也越近。当然，财富和收入也很重要，否则消费选择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完全剥夺，它们作为资本（用于赚取更多金钱的金钱）的用途即使没有被遗忘，也逐渐退居次席，让位于扩大消费选择的范围。
6. 储蓄增加和消费信贷萎缩绝对是坏消息，信贷的膨胀才是“事情朝正确方向发展”的可靠信号，受到欢迎。消费者社会不会轻易呼吁延迟满足。这是一个信用卡社会，而非存折社会。消费者社会“活在当下”，物欲横流，没有耐心等待。
7. 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8. 消费者社会也是咨询和广告的天堂，是预言家、算命先生、贩卖魔法药水的商人和点金术士的沃土
9. 对于合格的消费者来说，世界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巨型矩阵，包含着更强烈的感受和更深刻的体验
10. 工作的价值取决于产生愉悦体验的能力，不能使人获得“内在满足”的工作没有价值。其他评判标准（包括所谓的道德救赎）则节节败退，无力使某些工作摆脱被美学社会视为“无用”，甚至有损身份的责难。
第一部分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使命是一种特权
1. 工作伦理传达了一种平等的信息，它淡化了工作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异，包括带来满足感的能力、带来地位和声望的能力，以及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
2. 如同所有其他可以成为消费标的、被消费者自由选择的事物一样，工作必须是“有趣的”——多样化、令人兴奋、具有挑战性，包含适度的风险，并不断带来崭新的体验。那些单调、重复、例行、缺乏冒险精神、不允许创新、没有挑战、无法带来提升和自信的工作，就是“无聊的”
3. 这类工作完全没有美学价值，在这个注重体验的社会里，不可能成为一种使命。
4. 只有未经消费者社会改造、尚未皈依消费主义的人才会心甘情愿选择那样的工作，满足于出卖劳动力勉强生存（来自贫穷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和“外来务工者”，或四处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来资本设立的工厂中雇佣的贫穷国家居民，都可以归为此类），其他人只有在被迫的情况下才会接受那些无法提供美学价值的工作
5. 娱乐式工作是一种最令人羡慕的特权，那些有幸得到这种特权的人，一头扎进工作提供的强烈感官享受和令人兴奋的体验中。“工作狂”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7×24小时地专注于工作的挑战。这些人并非过去的奴隶，而是当下幸运和成功的精英。
6. 富有成就感的工作，能够自我实现的工作，作为人生意义的工作，作为生活核心的工作，作为骄傲、自尊、荣誉和名声的源泉的工作，简而言之，具有使命感的工作，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精英阶层的特有标志。其他人只能敬畏地远观、艳羡，只能通过低俗小说和肥皂剧来体验。他们在现实中没有机会从事这类工作，体验这种生活。
7. 难怪运动员是使命伦理剧的最佳演员：这种成就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他们生动地展示了“以工作为使命”是一种自我毁灭、快速消亡的生活
8. 使命只是生活的一个插曲，就像那些后现代的体验收集者收集的任何一种体验一样。
9. 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作为道德的修行，作为对神圣戒律的践行，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道德问题。今天的精英同样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美学问题
第一部分 / 第二章 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
1.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2. 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
3. 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4. 烦躁成了失业者日常生活的特征。[8
5. 消费世界不允许“无聊”存在，消费文化致力于消除它。按照消费文化的定义，幸福的生活是绝缘于无聊的生活，是不断“有什么事发生”的生活，新鲜又刺激，因为新鲜所以刺激
6.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
7. 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
8. 想要缓解无聊，就需要花钱。如果想一劳永逸地摆脱这个幽灵的纠缠，达到“幸福状态”，就需要大量的金钱。欲望是免费的，但实现欲望，进而体验实现欲望的愉悦状态，需要资源。对抗无聊的药方不在医保范畴，金钱才是进入治疗无聊的场所（如商场、游乐园或健身中心）的通行证
9. 如果说穷人的基本特征是有缺陷的消费者，那么，贫民区的人们几乎很难得当地安排他们的时间，特别是以一种被公认为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方式
10. 即使在有缺陷消费者聚集的贫民区，人们仍无力抵御作为一个不合格消费者的污名和耻辱。按照周围人的标准去做是不行的，因为得体的标准已经被设定了，并不断提升。它来自远离邻里守望的地方，来自报纸杂志和光鲜亮丽、永不间断地传递消费者福音的电视广告
11. 关于一个人是否是合格消费者的评价来自远方，本地舆论根本无法与之抗争。
12.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10]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13.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
14. 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1. 公共福利的理念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即使他们对公共财富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公共福利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生产贡献只应在职业范畴中讨论，由此削弱了工作伦理最神圣的、最不容置疑的前提
2. 一些人坚持国家福利是对于工作伦理的必要补充，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福利是反对工作伦理的具有政治动机的阴谋。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服务大众，还是服务特定人群
1.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各类人群对它们的感知，它们的政治命运预期，也大相径庭。
2. 把社会福利局限于通过经济审查的穷人，对作为整体的社会会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只有当社会服务面向整个社会，惠及所有民众时，才能“像战争期间那样促进社会融合和团体意识”。
3. 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7]。利益理性于是和团结道德对立起来，道德变成了一个人“能负担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政治意愿上一个人愿意分享什么的问题。
4. 经济审查总体的效果是分化而非融合，是排斥而非包容。新的、更小规模的纳税人群体，使用政治力量把那些具有缺陷的公民归为另类，也借此完成对自己的构建。他们不断吸纳自己的成员，不遗余力地把那些失败者边缘化，作为他们没有能力达到公认标准的惩罚。R.博伊森（R. Boyson）之流愤怒又自以为是地认为，钱“从精力充沛、成功、节俭的人那里拿走，施舍给闲散的、失败的、无能的人”[8]，这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共鸣
5. 正如乔尔·F.汉德勒（Joel F. Handler）所言，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社会主流人群的真正或假定的价值得到了强化：“观察者通过构建他人来构建自己”
6. 国家福利的“缩水”与积极参与政治的公民数量萎缩相伴而行。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福利国家的衰败
1. 另一个需要解释的谜团是，为什么曾经促进和推动福利国家稳步扩张的“正义、合理的道德诉求”，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用于激进削减和遣散福利国家
原因？
2. 如果不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的共鸣，很难想象多因素决定的福利国家，最初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此外，福利国家在长期的“劳动力再商品化”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这是任何公司或集团都无法做到的
3. 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
4. 现代工业世界可能仍然需要少量老式的劳动力，但考虑到金融已经获得新的移动自由，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拥有了珍贵的灵活性，这类需求可以在其他遥远的国度得到满足
5. 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国家福利体系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
6.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
7. 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因此，那些坚持保持福利标准不变的政府被“双重打击”的恐惧所困扰：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人蜂拥而入，资本（以及潜在的收入来源）蜂拥而出。
生产力提升，如ai应用，人力变得没那么重要的时候，这种效应会变弱？
8. 历史都向我们表明，民主的包容性越强，它就越果断地走向对弱者的保护，走向集体保险。选举权从普及的那一刻起，就一次又一次地把权力赋予那些承诺借集体力量驱逐个体苦难的政客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心满意足的大多数？
1. 对福利国家的态度长期具有大众共识，但是在近半个世纪，这个共识从普遍支持走向普遍反对
2. 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层选民对于财务成本和福利保障的权衡（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他选项越来越糟糕，间接地加强了他们自力更生的愿望）。第一个因素是经济审查带来的长期影响
3. 把国家福利的服务对象限定于选民中被政治边缘化的那部分人，是降低福利质量无懈可击的秘诀
4. 长期实施经济审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
5. 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
6. 第二个原因是消费者社会的到来和消费主义文化的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最重视的是“选择”。选择，就纯粹的形式而言是一种价值，也许是消费主义文化中唯一不容置疑的价值。它是消费者社会的元价值，被用于评价和排序所有其他价值
7. 理想的消费者可以容忍消费品大量的相对劣性，只因为它们是“自由选择”的，而非被分配的
8. 产品的营销必须宣扬（至少口头上）对差异化和选择的崇拜，福利国家则必须追求公民生存环境、需求和人权的平等，它们是彼此对立的。福利国家胜算不大，消费心理造成的压力占据了绝对优势，即使国家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仍然会背负“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这个消费者社会获得豁免的基本缺陷——在业已皈依的、虔诚的、“获得新生的”消费者眼里，这个缺陷使得福利国家无可救药地声名扫地。
第二部分 / 第三章 福利国家的兴衰 / 招致毁灭的成功
1. 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2. 康纳利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拐杖”，“我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如”。但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康纳利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现在的竞争环境更趋于公平。”[17]然而，竞争环境是由于“平权法案”而趋于公平，这是该法案不可否认的成功和历史性的成就
3. 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
4. 为了让这个论调更加可信，他们必须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审视那些穷困的、不机灵的同伴；最重要的是，必须强烈要求拆除“特权”，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提示着自己“被贬损的”（因为得到了帮助）历程。那些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正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5. 在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去年的非裔新生约占5.9%。今年，随着平权政策被宣布取消，这个比例将降为0.7%。沃德
6.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1. 今天，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
工业革命的时候产业工人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说是根本重要的资产，比如圈利用运动就是为了获得大量的产业功能，中国的农民工进城也是同样的道理
2. 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1996年6月至7月，美国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比例上升，这条消息被报道为“就业数据令华尔街振奋”[2]，道琼斯指数当天应声上涨70点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定居者与游牧者
1. 他们积极从事于可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劳动力塑造成可供购买和消费的商品
2. 这类人很少有抗争的意愿，特别是团结起来一致行动的意愿。所有的情况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工作是脆弱的，肯定不会持续很久，随时可能消失不见；今天的伙伴明天可能就各奔东西，去向遥远的地方……投身于工人的团结和集体抗争，需要付出长期的、充满风险的努力，注定收益不大，成本却高得难以计量。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很久，看不到任何改观，那些受雇者的世界观和心态也会相应变化。“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在潜移默化之间不可避免地成为审慎而有效的生存哲学。
所以底层的这些人啊，其实是最势利，最贱风是多的，这是他们的形式造成的性格是卑贱的，活该被压榨。这种奴性是刻在骨子里的，是长期的卑贱环境中造成的。这人要是得势，他也会变本加厉的，把曾经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痛苦百倍的方式返还给其他人。
3. 在一个灵活性的体制中，有难度的任务只会带来麻烦。这就带来一个可怕的悖论，当我们减少困难和阻力的时候，我们也在培育工作者不去挑选和漠不关心的行为。[6]
4. 这些“常规劳动者”是临时的、可替换的、用完即弃的。在雇佣期间，他们的身体虽然在工作，却心不在焉。工作仍然是生存的源泉，但不是生命意义的源泉，当然也不是培育人与人之间纽带的温室，它不足以支撑和维持道德信念和道德实践
5. 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对于来自肖尔迪奇（Shoreditch）或韦克菲尔德（Wakefield）的电话咨询，应答可能出自孟买或加尔各答…
6. 当游牧资本想要转移到其他地方时，定居的劳动力根本就没有机会阻碍它转移，更不用说将其永久绑定，因此他们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抱负。
7. 他们“喜欢创造、竞争和迁移”，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价值观、对未来无忧无虑、自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社会。他们“享受新鲜事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并实践着“液态生活”（liquid life）的艺术：接受方向的迷失，免疫于晕头转向，容忍旅行计划和方向的缺失，以及无限期的旅行
8. 如水般流淌……你灵动前行，顺势而为，从不停顿太久，成为一潭死水，也不依附河岸或礁石——生命中过往的财物、情境或人，甚至不固守自己的见解和世界观，而是聪明地轻轻抓住任何出现在路边之物，随即放手，让它随风而逝……
9. 他们难以捉摸，坚定地拒绝付出，避免承诺。他们精通胡迪尼式的逃脱术，总是打破最复杂的枷锁，从最牢固的牢笼里逃脱。
10. 如果说“失业”，甚至是长期失业，意味着工作生活的一个阶段，那么“过剩”则更贴近如今失业的本质。它暗示了一场不可逆转的灾难最终到来。它是通向废品站的一张单程票……
实在是悖论，过剩应该是好事，说明所有人在物质上的极大的丰裕，但过程又带来工作机会的降低。也许，过剩的一定程度，物质极大丰富，人就不需要工作了。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从“失业”到“过剩
1. 所谓“过剩”的人被标记在资产负债表的借方，而非贷方，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他们增加的只是社会的负担（公共支出）。他们是“资源黑洞”，是尚无清晰解决方案的“问题”；从事“经济活动”的那部分人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似乎也创造不出“过剩”的人的工作需求，无法使他们重新就业。就所有现实意义而言，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简而言之，他们应该继续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
2. 欧洲公司从痛苦中获益”，副标题是“削减成本虽不带来就业，但带来了利润”
3. 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这是对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里卡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直接挑战
4. 工作伦理能够持续存在，或者说近来在政治主张中有所复苏，只能解释为：在我们这样的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消费者社会，人们期望它发挥一些新的作用。
5. 换言之，工作伦理虽然不再是减少贫困的手段，却能帮助调和社会众生和永恒存在的穷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平和。
一个故事，某种叙事。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底层阶级”的浮现
1. 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2. 应该不是巧合，当底层阶级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冷战正好趋于停止，冷战制造恐怖的力量迅速消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底层阶级的讨论全面展开，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中心。危险不再来自外部威胁，也不在于“内部敌人”——那些外国势力在我们内部建立的根据地和桥头堡，那些敌人扶植的“第五纵队”。外国煽动、培育的政治威胁不复存在，危险无处扎根，必须委身于社会内部，在本地的土壤中生根壮大。有人倾向于认为，即使不存在底层阶级，它也会被创造出来。事实上，它确实恰到好处地出现了。
有意思，有意思。就像嘎腰子的缅北人。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用于底层阶级的工作伦理
1. 言成肉身
2. 把“底层阶级问题”和“贫困问题”分开，无疑是一石数鸟
3. 正如堕入底层是一个选择问题，脱离贫困也是个选择问题——如果作出的是正确的选择。穷人沦为底层阶级是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暗示的是，他们完全可以作出另一种选择，使自己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4. 消费者社会有一个没有争议的、核心的、不成文的规则——自由选择需要具有竞争力：行使选择权的技能和决心
5. 问题的关键在于穷人能否对自己负责，首先，他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生活[19]……无论罗列出什么外在原因，这些无业者的内心始终是个谜——赤贫的人在把握明显存在的机会时总是表现得消极被动
6. 必须具备发现机会的能力，具备拥抱它们的能力：一些智慧、一些意愿和一些努力。穷人很明显缺少这三种能力
7. 让我再重复一遍：一开始，工作伦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它可以帮助急需劳动力的工厂迅速扩充人员。随着劳动力迅速变成提高生产力的障碍，工作伦理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但这次是作为另一种有效手段：洗涤社会中正常人的双手和良知，帮他们从抛弃同胞致使同胞永久失业的罪责中摆脱出来。在对穷人的道德进行谴责的同时，对非穷人的道德实施赦免，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达到双手和良心的洁净。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贫穷即犯罪
1. 底层阶级在当今富裕社会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吸纳恐惧和焦虑，过去强大的外部敌人扮演了这个角色，但他们已不复存在。底层阶级是内部的敌人，注定要取代外部敌人，成为保持社会健康的关键药物，成为源于个体不安全感的社会紧张的安全阀。
2. 每种社会秩序都会制造出一些威胁它们自身的危险形象。每个社会也会按自己的标准孕育为之奋斗的愿景
3. 用精神分析学的术语来说，这些威胁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方式方法、关于社会当下和长期生存方式的社会内部矛盾的投影。一个社会如果对自己的生存方式缺乏自信，就会产生围城心态。攻击城墙的敌人是它自己“内部的恶魔”：被压抑的、环绕着它的恐惧渗透进它的日常生活，渗透进它的“常态”
4. 根据这条普遍性规则，传统的、建立秩序又深陷于秩序的现代国家面对的是革命的危险。敌人是革命者，更确切地说，是头脑发热、胆大妄为、过于激进的改革者，他们试图用一种新秩序取代当前的国家秩序，新的秩序意图颠覆现行秩序赖以生存的每一项原则。
5. 那些有欲望并能满足自己欲望的人（已经被诱惑并能按照诱惑的期望行动的人）与那些已经被诱惑却无法按照期望采取行动的人，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市场诱惑，既是伟大的均衡器，也是伟大的分化器。为了取得效果，消费的诱惑、消费更多的理念必须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不加区别地传达给每一个愿意聆听的人。然而，总是存在不能够按照诱惑的期望付诸行动的人，他们每天面对着那些获得满足的人展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这些人被告知，奢侈的消费是成功的标志，是赢得公众掌声和名誉的捷径。他们还了解到，拥有和消费某些商品，践行这种生活方式，是幸福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实现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
6. 与放松管制、取消福利相伴的是犯罪率上升、警力和囚犯的不断增长。那些年里，为罪犯准备的监狱也更加严酷，这匹配了大多数表面成功的消费者（沉默或不那么沉默的大多数）快速增长的恐惧、焦虑、紧张、不安和愤怒。“内在恶魔”越强大，大多数人越希望严惩犯罪、伸张正义
7. 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需要对底层阶级进行恐吓，以驱逐自己内心的恐惧。
8. 根据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说法，“较幸运的阶层对穷人的情绪是恐惧、愤怒和厌恶的混合物，但恐惧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26
9. 被广泛宣传的穷人对于工作伦理的反抗，以及他们不愿意像大多数正常人一样辛勤劳动，已经足以引发普遍的愤怒和厌恶。如果再叠加犯罪率上升、暴力侵害他人生命和财产等惊悚信息，厌恶的情绪就会被恐惧淹没。对工作伦理的违抗除了在道德上令人憎恶之外，又成了一种令人恐惧的行为
10. 穷人不再是消费者社会的弃儿，他们在全面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彻头彻尾地成为社会的公敌。依赖救济的人和毒贩、强盗、杀人犯之间，只有一条能够轻易跨越的纤细界线
第二部分 / 第四章 工作伦理和新穷人 / 逐出道德义务的世界
1. 用不工作的穷人道德败坏且具有犯罪倾向的新闻持续不断地轰炸，或许能够成功地压制大众的良心，但道德冲动无法消除的残余始终存在，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寻找出口。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
2. 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除了缓解不断积累的道德感情外，其长期的影响是：……世界上的发达地区以事不关己的藩篱将自己包围起来，竖起一道全球的柏林墙，来自“外部”的信息都是战争、谋杀、毒品、抢劫、传染病、难民和饥荒，都是那些对我们造成威胁的东西。
3. 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我们炫耀着订单，为自己的竞争力感到自豪，这是我们所珍视的繁荣的命脉。一个人造的咎由自取的景像沉淀在公众意识中：一个显而易见的“贫民街区”和“危险区域”的形象，一个夸张的黑帮，一个没有道德无法救赎的低等人的世界
4. 独有工作伦理除外。它是经济规则能容忍的唯一变体。工作伦理不是一味追求利润和竞争力的敌手，而是其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对于世界上的富裕阶层来说，工作伦理是单向的。它阐述了那些在生存中挣扎的人的职责，却只字未提那些超越了维持生计、有着更高层次追求的人的职责。特别是，它否定了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于是免除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1. 这个过程最近被概括为一个新潮的概念：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这个重要转变让人们留意到一直存在却又一直被疏忽的现代创造力的特点：它的破坏性
2. 当需要治疗的病症很大程度上是医源性的，即病症是治疗本身的副产品，当重组的对象大多数是过去重组的产物，是过去破坏性喧嚣的恶报时，幻觉就不再能够维系。除了装睡的人，大家都清楚，所有的创造都是创造性的破坏。所有的创造都会留下一些具有污染性且常常有毒性的残渣——“合理化”的废弃物
3. 对人的“精简”意味着更多的过剩。就人而言，那些制造出来的过剩构成了“再造”的主要“废弃物”。为了生存，公司必须向股东证明投资是有回报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侵略和征服，有能力“创造性地破坏”，就像“处女地”充沛的殖民时代一样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殖民主义，还是剩余劳动力输出
1.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蛮荒开化”这个传奇进程的总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解决本土问题的全球化策略之兴衰
1. 制造“人类废弃物”，或者更正确地表述为，制造无用的人（“过剩”“不必要”“编外”“冗余”的人口，即那些不能被留下、也不被接纳的人口），是现代化过程不可避免也难以处理的结果，与现代化如影相随。这是秩序建立（每种秩序都会丢弃现存人口中“不协调”“不合适”或“不受欢迎”的部分）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可能不破坏和废弃之前行之有效的谋生方式，也必须剥夺一些从业者的生计）不可避免的副作用。
2. 简而言之：地球的这种饱和，本质上意味着过剩人口处理面临严重危机。在过剩人口的产生有增无减，不断上升到新高度的同时，地球上的垃圾场和垃圾回收的工具却急剧短缺。
3. 全球化已经成为第三条过剩人口的生产线（另外两条是秩序建设和经济、技术的进步），也是最多产、最不受控制的一条生产线。它为旧问题披上了新衣，赋予旧问题全新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4. 移民”和“难民”成了当代政治议程新的核心，模糊又无所不在的“安全担忧”在新兴的全球战略和权力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 安全恶化的警报加剧了本就足够脆弱的“安全担忧”，并将公众的关注和个体的焦虑从问题的经济、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人人身安全。相应的，蓬勃发展的“安全产业”迅速成为废弃物产业的主要分支之一，并成为解决废弃物处理问题的首要手段。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工作和贫穷问题的全球化新维度
1.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罗蒂的呼吁不只是为了遥远国度的穷人们：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10]
2. 现在的地球已经超负荷，没有空余土地可以作为废弃物处理场，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坚决反对新进入者。周边的区域不再欢迎过剩人口，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迫接纳他们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社会问题转为法律和秩序问题
1. 社会国家正在逐步地，不可逆转地变成亨利·A.吉鲁（Henry A. Giroux）所说的“卫戍型国家”（garrison state）[13]。他将其描述为一个越来越多地保护全球跨国企业利益的国家，“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压制和军事化程度”
2. 既然“无用之人”已经不能被放逐到遥远的垃圾处理场，也不能被放置在“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就需要用密闭的容器将其封存起来。
3. 非常明显，监狱的主要目的，或许也是唯一目的，不是暂时性处理过剩人口，而是对其进行终极的不可逆的处理。一旦被拒绝，永远被拒绝。对于假释或缓刑的囚犯来说，重返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重返监狱
4. 事实上，罪犯通常被视为“本质就邪恶的人”，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
5. 一言蔽之：与许多其他社会机构一样，监狱的任务已经从废弃物回收转变为废弃物处理。现代性的全球性胜利以及地球的饱和使得废弃物处理的通道不再有效，现在，监狱被指派到这场战争的前线。所有的废弃物都有潜在的毒性，或者，被定义为废弃物就是被认为具有污染性，是潜藏的炸弹，总是会扰乱事物的正常秩序。如果回收利用无利可图，回收方案（无论如何在现今的环境下）也不再现实，那么处理废弃物的正确方法就是加快其“生物降解”，同时尽可能安全地将其与普通人的居住环境隔离。
第二部分 / 第五章 全球化之下的工作与过剩 / 从社会国家到“安全国家
1. 社会国家将其合法性，以及公民效忠国家、服从国家的合理性，建立在以下的承诺上：保护自己的公民，保护他们不被裁员、不被排斥、不被拒绝，帮助他们对抗命运的冲击——不因个人不足或不幸而沦为“过剩人口”。简而言之，承诺公民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对抗混乱和偶然性。如果有人不幸跌倒，身边的人会拉住他们的手，帮助他们再次站起来。
2. 美国总统不断提醒他的选民，“一旦不慎让一丝不安定因素流入国内，我们就会遭受前所未见的灾难
3. 民众普遍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帮助他们重燃希望，对抗过剩，限制废弃物，只是这种需求不再建立在社会不安全和社会保护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人的脆弱性和人身安全之上。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1. 对秩序的渴望是一种堂皇的托辞，是强烈厌世的借口。
2. 事实上，对秩序的渴望未必源于厌世，却会促进厌世，因为它为厌世支配的所有行为提供了一个借口
3. 任何秩序都在不顾一切地把一致性、规律性和可预测性强加给人类世界，但人类倾向于多样化、反复无常、不可预测
4. 终结选择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否有意，是否欢迎，厌世必将随之而来。怀疑、厌恶和憎恨，这些糅合出厌世的情绪和态度，是人类与生俱来、根深蒂固、不可救药的怪癖，是无止境混乱之源。
厌世 译作 厌倦 更好
5. 秩序和规范的概念是对准社会现状的尖刀，传达的首先是分离、截断、切除、驱逐和排斥的意图
6. 另一方面，规范（任何规范，工作伦理的规范只是其中之一）则间接地发挥着作用，使得驱逐看上去更像是自我边缘化。
7. 是被驱逐者自己错误的行为，使他们成为被驱逐的对象，他们自己需要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被驱逐表现为社会性自杀的结果，而非社会性处决的结果
8. 剥夺被驱逐者的行动自由（他们一定会滥用或浪费这种自由）无疑是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需要，也最符合被驱逐者的利益。监视、控制、管理被驱逐者的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善行、一种道德义务。这两方面交织在一起，促使人们必须对这些达不到标准的人“做些什么”，这种冲动从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中汲取力量，也涉及怜悯和同情等道德情感支持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 失去位置的穷人
1.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所以，必须要有个嘎腰子的缅北存在。想到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嘎腰子的地方，想想自己的腰子还健在，幸福感一下就满注了。
2. 穷人的存在是上帝的礼物：一个实践自我牺牲、施行善举、忏悔罪孽、获得救赎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依靠来世寻求尘世生活的意义的社会，如果没有穷人的存在，就需要另外寻找一种救赎的手段。
3. 任何形式的经济诱导都达不到目的，要对付善变又愚蠢的穷人，赤裸裸的强制最为有效
4. 想符合社会规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就需要对消费市场的诱惑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需要为“清空供给”作出贡献，需要在经济环境出现问题时，积极参与“消费者主导的复苏
5. 他们是一项糟糕的投资，永远不可能收回成本，更不用说带来收益。他们就像一个黑洞，吸入任何靠近的东西，吐出的只有麻烦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 没有位置，没有道德义务
1. 这个工业社会的遗留看上去就是一个“保姆国家”，宠爱懒惰的人，溺爱邪恶的人，教唆堕落的人
2. 美国引领着世界去福利化的浪潮。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收入最低20%家庭的总收入下降了21%，而收入最高20%家庭的总收入则上升了22%
3. 他们不被需要，被社会抛弃。那么，哪里才是他们的归宿？最简短的答案是，消失不见。首先，要把穷人从消费者的勇敢新世界赶走，把他们从街道赶走，从公共场所赶走。如果他们碰巧是新来的，证件都不齐全，那就再好不过，可以把他们驱逐出境，从而把他们从社会的义务中完全驱逐出去。如果找不到驱逐出境的借口，他们仍可能被流放到遥远的监狱或集中营，最好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在远离航线的落锚船上，或在高科技、全自动化的牢狱中——在那里，他们见不到任何人，即使是狱警也不可能经常和他们见面
4. 把剥夺的故事改写为自甘堕落的故事
5. 人们自认为是正直的、有道德的，却认为那些暴力的受害者没有理由成为自己同情的对象，因为他们早被踢出了人类大家庭。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话说，一旦道德共同体的消亡与解决棘手问题的先进技术相结合，“你的生存机会几乎为零”[10]。解决麻烦的理性方案，辅之以道德上的冷漠，造就一件爆炸性混合物。很多人会死于这场爆炸，而最醒目的牺牲品是躲过这场劫难的幸存者的人性
第三部分 / 第六章 新穷人的前景 / 工作伦理，还是生活道德
1. 比如：“一切都以有效性优先，但对谁有效？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经济增长是实现了，但这是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达到了什么目的？”
2. 克劳斯·奥菲最近提出一个合乎逻辑又有生命力的主张，意在彻底解决目前的危机。这个解决方案的核心是“个人收入权利和实际收入能力脱钩”[13]的构想。这是可以实现的，只需要改变一个视角，即从工作伦理决定的以雇佣劳动为中心，转变为人的地位和尊严决定的以基本权利、基本保障为中心。通过以税收为社会保障提供资金且废除经济审查和工作意愿评估的原则，通过逐步以需求原则取代等价原则，通过个人作为权利基础的原则，这种构想就能够切实推进。按照这些原则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造，就有可能把自由、平等、公正的福利国家价值观延续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充分就业的目标早已退出理想和现实的视野）。
3. 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他们把自己的事业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让女人去从事其他所有必须的生活家务。由于这些工作看不到经济收益，所以就不再被看作是工作。
4. 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
5. 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6. 在伯里克利的希腊或恺撒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