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莎拉·贝克韦尔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存在主义者”便成了任何践行自由性爱和熬夜伴着爵士乐跳舞的人的简单代名词
随着他俩地位的提高，所有一切都想诱使他们进入权威机构，但萨特和波伏娃却一直很决绝，坚持要做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两人都没有变成惯常意义上的学者，而是以教书和自由职业为生，他俩的朋友也从事着差不多的职业：编剧、出版人、记者、编辑或散文作家，只有极少数成为大学体制内的人。当萨特因1945年的抵抗活动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以及196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他都拒绝了，而理由便是，作家有必要独立于利益和影响力之外。1982年，波伏娃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49年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还曾推举萨特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但也被回绝了。
萨特读了克尔凯郭尔后，被他的反抗精神和对过去宏大哲学体系的对抗深深吸引了。他借用了克尔凯郭尔对“存在”（existence）这个词的特定用法，来意指人的存在方式，我们通过在每一步上都做出“或此或彼”的选择，来塑造自身。萨特同意他的说法，这种不断的选择带来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很像是从悬崖往下看时的眩晕。它不是对坠崖的恐惧，而是对你不确定自己不会把自己扔下去的恐惧。你头晕目眩，想要抓住点儿什么来固定自己——但你不能保证自己能如此轻易地对抗伴随着自由而来的危险。克尔凯郭尔写道：“忧虑是自由的眩晕。”在他和萨特看来，我们整个人生都处在悬崖峭壁的边缘。
在这幅图景里，上帝已经没有了，因为创造了上帝的人类，已经杀死了他。现在，我们只能靠自己了。正确的生存方式，不是我们去信仰什么，而是要全情地投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之中，把握好每一个时刻，它是什么样，我们就怎么活，不要希望任何东西有所不同，也不要藏匿对他人或对自身命运的愤怒与仇恨。
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是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他们开创了一种反抗和不满的情绪，创造了存在的一种新定义，那就是选择、行动和自我肯定，并对人生的痛苦和困难做了研究。而且他们还引入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哲学不只是一份职业，而是生命本身——个人的生命。 (18)
正如萨特所言，1968年那些路障前的示威者一无所求，也要求所有——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要求的是自由。
随着过去一个世纪中，人们对脑科学和人体化学日益精密的理解，他们同样追问了人是什么。如果我们受制于神经元和荷尔蒙，那么如何依然确信我们是自由的？是什么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仅仅是程度的不同，还是在某些方面能被真正区分开？我们该如何思考自身？
问题的关键，是要持续回到“事物本身”——剥离了概念包袱的现象——来摆脱薄弱或无关的内容，直指经验的中心
它把我们生活的世界还给了我们。在那些我们通常不认为是哲学内容的事物上，它尤其有效：一杯饮料、一首忧郁的歌、一次兜风、一抹余晖、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盒相片、一个无聊的时刻。它通过掉转我们自己通常如空气般被忽略的视角，恢复了个人世界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