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
作为标题，想要传达的理念则是：人不仅天生好德，并且也好说教、批评和审判。
对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和进化来说，群体之间某种程度上的冲突甚至有可能是必要的。我年轻时祈愿世界和平，但现在向往的则是一个将意识形态冲突维持在平衡状态的世界。
人的天性也是为群体之间的竞争而设的。达尔文很久之前就说过，最团结合作的集体总能打败自私的个人主义者。
人类在90%的意义上是黑猩猩，10%是蜜蜂。人性源起于两种同时进行的自然选择和竞争。
人类的类蜂天性为利他主义、英雄主义、战争和种族屠杀提供了温床。
当我提到“自由主义”时，美国以外的读者可将其替换为“进步主义”或者“左翼”。
科尔伯格最具影响力的发现是，（据其评分方法）道德发展最完善的孩子正是那些经常有机会进行换位思考的孩子，所谓换位思考，即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平等的关系（如伙伴之间）有利于换位思考，而等级关系（如与老师或父母）则不会。对儿童来说，从老师的立场来看待事物是很困难的，因为儿童从未做过老师。皮亚杰和科尔伯格都认为，父母及其他权威是道德发展的障碍。如果希望你的孩子了解物理世界，就让他们去玩杯子和水，而不要长篇大论讲什么体积守恒。如果想让你的孩子学习社会事务，就让他们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处理争执，不要喋喋不休地谈“十诫”。还有，拜托不要强迫他们遵从上帝、老师，或者你。这只会将他们固结在社会惯例的层次。
孩子们是在“伤害是错的”这一绝对道德真理的基石之上建构他们对道德的理解的。
图列尔对道德进步的论述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科尔伯格，但其政治涵义是相似的：道德就是善待个体。它与伤害和公平相关（与忠诚、尊重、责任、虔诚、爱国主义或传统无关）。等级制和权威通常来说是坏东西（所以最好让孩子们自己去思考）。因此，学校和家庭应当贯彻平等自治的进步原则（而非长者训练和限制儿童的权力主义原则）。
为什么很多西方人，甚至包括不太信教的人，也还是继续认为有关食物和性的一些选择负载了极大的道德意义？
对于为何不同文化中自我观念的差异如此之大，施韦德为此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所有社会都必须解决组织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平衡个体和群体的需求。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两大路径：大多数社会选择了社会中心主义的答案，将群体和组织的需求摆在第一位，将个人需求放在第二位。相比之下，个人主义[20]的回答将个人放在中心，而社会是为个人服务的。
图列尔的理性主义推断说，关于伤害的分析是道德判断的基础，所以即使人们说吃掉你养的狗是错的，他们也只能将这种行为视作对社会惯例的侵犯。（
也就是说，施韦德赢了这场论争。运用图列尔的方法访问像我这样的受过教育、在个人主义文化中长大的西方人，我得到的结论和图列尔一模一样——但这却恰恰证明了施韦德所说的，图列尔理论的适用范围很窄。
那个父亲并没有试图给出他最完善的道德推理。道德推理通常是用于影响他人（见第4章），而这个父亲只是想让他好奇的儿子感受到正确的情感——恶心和敬畏，以激发恰当的如厕行为。
人们真的是因为预见到了伤害所以谴责这些行为吗？抑或是过程恰好相反——人们是因为已经谴责了这些行为，于是发明出了伤害？
这些受访对象在推理，绞尽脑汁地推理。但他们推理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为了找理由支持他们的情感反应。这推理正如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739年写到的：“理性只能是激情的奴隶，除了侍奉和服从激情，不能假充自己尚有别的差事。”[23]
为何说他是假达尔文主义呢？他不是被誉为“达尔文的斗犬”吗？没错，也许正因为过于自信和好斗，他迷失了方向，背离了达尔文的自然主义传统，染上了目的论的偏见。后来有朋友再来请我推荐道金斯的书，我都谢绝了。
在空袭警报响起之后的那些时刻，这位医生在那里又发现了什么呢？ 幼小的男孩们继续在人行道上玩耍，顾客们继续与摊主讨价还价。有一位警察，他继续庄严地指挥着交通，只是他的动作显得有些单调沉闷，而骑自行车的人则继续无视生命，触犯着交通法规。就我观察所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下天空。5
希特勒忘记了一件事：英国人的典型性格。他们一贯坚定沉着，处变不惊。有的时候，这甚至表现为一种颇具反讽性的幽默感。例如，商店老板们会在张贴在被炸毁的店铺前的告示中写道：“我们的门比平时开得更大了。”又或者，酒吧老板会在一片狼藉中放上这样一个广告牌：“我们的窗户是没了，但我们的精神还是很好。进来试试吧。”7
英国人能够忍受德国空军的残酷空袭，就像他们能够忍受一趟晚点的火车一样。这一切的确令人恼火，但总的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
那么，精神上的伤害又如何呢？许多专家曾经警告过，轰炸后会出现数以百万计的遭受精神创伤的受害者，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呢？奇怪的是，没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受害者。悲伤和愤怒的确存在，失去深爱之人确实让人悲痛万分，但是精神科病房仍然空空如也。不仅如此，英国民众的心理健康实际上还得到了改善。酗酒现象减少了，自杀人数比和平时期还要少。战争结束后，许多英国人甚至怀念起了“伦敦大轰炸”期间的日子，那时人们互帮互助，没有人关心你的政治倾向，也没有人关心你是富有还是贫穷。11
各种事件来检验勒庞提出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不靠谱的。危机并没有使人性中最恶劣的那一面暴露出来，反而使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展现了出来。
普通英国人的勇气、幽默和善良，”
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已经看到了上述可靠证据的前提下，英国的军事专家仍然支持如下这种观点，即一个民族的士气是可能通过空军轰炸来摧毁的。诚然，这种方法对英国人不起作用，但英国人只是特例。这个星球上再没有其他国家的人能像英国人这样头脑冷静、意志坚定。这些专家深信，德国人肯定做不到像英国人这样。因为德国人从根本上“缺乏道德素质”，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无法承受”英国人承受过的“轰炸的25%”。14
真的，在轰炸之后，”其中一个受访者说，“我可以说全身都充满了活力，还点了一支雪茄。”另一个受访者则说，在遭到空袭后，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情绪是欣快的，“就像打赢了一场战争之后的那个样子”。21
希特勒、丘吉尔、罗斯福和林德曼——他们全都同意勒庞的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厚度非常之浅，只是表面覆盖的一层薄薄的膜而已。他们确信，空袭足以把这层脆弱的遮盖物炸成碎片。但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轰炸，它变得越是厚重。
但是事实恰恰相反。当危机来临时，当炸弹来袭或洪水泛滥时，人类才会成为最好的自己。
通常来说，在灾难期间，严重的罪行——谋杀、入室盗窃、强奸，反而减少了。人们并没有因震惊而失去思考能力。相反，他们通常都能够保持冷静，并且迅速采取行动。“
科学家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结论：让数百名儿童中招的，是一种群体心理疾病。简而言之，这种病是他们自己癔想出来的。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反安慰剂效应中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观念绝不仅仅是观念。我们相信自己是什么人，我们就会成为什么人。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我们能够预料成真。
它很容易让人成瘾，而且很快每个人都成瘾了。科学家进行了调查研究，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种药物会引起“焦虑、情绪低落、习得性无助、蔑视和对他人的敌意，以及脱敏的误解”。22 那么，我们会“服用”这种药物吗？你会允许自己的孩子去尝试这种药物吗？政府会让它合法化吗？对于以上所有问题，答案其实都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种成瘾药物。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服用”这种药物，它还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贴，并且被大规模地分发给我们的孩子“服用”。 这种药物就是新闻。
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新闻总是特别关注异常情况。一个事件越异常——无论是恐怖袭击、暴力叛乱还是自然灾害，它的新闻价值就越大。
数十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新闻是一种危害精神健康的有害品。23
为什么人类如此容易受到悲惨、消沉、无望的新闻的影响呢？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负面偏差（negativity bias）：我们对坏的东西比对好的东西更加敏感。回想一下，在狩猎采集时代，人类被蜘蛛或蛇惊吓一百次，总比被它们惊吓一次（被它们咬死）要好。太多次惊吓不会要了你的命，惊吓次数太少反倒会杀死你。
我们每天都被飞机失事、绑架儿童和恐怖分子取人首级之类的令人惊怖的故事所轰炸——这些事件也往往更容易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已经被扭曲了。
在当今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时刻都在被“投喂”各种消息，而且它们一直在变得越来越极端。在过去，记者们不太了解他们的读者，他们是为大众写作的。但是在今天，Facebook、Twitter和谷歌背后的写手都非常了解你。他们知道什么会让你震惊、什么会让你恐惧。他们也知道什么会让你心动。他们知道如何操纵新闻以“摄取”你的注意力，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你提供最赚钱的个性化广告服务。
人类天生是自私的，这个信条在西方的正典中有着近乎神圣的传统。尽管关于人类文明，伟大的思想家，如修昔底德、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埃德蒙·伯克、边沁、尼采、弗洛伊德，以及美国的国父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都认为我们生活在B星球上。
对于掌权者来说，对人性抱有希望的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威胁。因为这种论断是危险的，是具有煽动性的。它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那种需要被统治、被约束、被管理的野兽。它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领导。拥有内在自我激励机制的员工所在的公司是不需要经理的，一个拥有敬业的公民的民主国家是不需要职业政客的。
27正如媒体科学家格布纳所总结的那样：“讲述某种文化故事的人，在实际上支配了人类的行为。”28
为什么无没有被洗脑 我低下头来，看了看第一页：“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重要的一课是，你应该努力去寻找人性中善良和积极的东西。”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历史在这方面也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新异或奇怪的事情。它的主要用途仅仅是发现人类本性中那些永恒和普遍的原则。 ——大卫·休谟
但是别担心，霍布斯又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都同意放弃个人自由，无政府状态是可控的，和平是能够实现的。把我们自己，包括肉体和灵魂，交给一个绝对的统治者。他用了《圣经》中的那只著名海怪来给绝对的统治者命名：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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