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罗斯
有人声称某种意识形态掌握绝对真理，这样的断言是错误的，所以它只能被强加于社会。
在现实世界中，参与者的思维不仅表现为陈述，也表现为各种形式的行为举止。这使反身性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反馈环（feedback loops）。参与者的看法影响事件的发展，事件的发展又对参与者的看法产生影响。影响是连续的和循环的，形成环状。这一过程可从两者中的任意一方启动，可以从看法的变化开始，也可以从事件的变化开始。
反馈环可以是负面的或者正面的。负反馈使参与者的看法与实际情况更接近，正反馈使两者背道而驰。
。我所能解释的最好的办法是引用波普的科学方法论。这是一个极简明而合理的设计，包括三个要素和三项运作。三个要素是：科学原理，运用这些原理的初始条件和最终条件。三项运作是：预测、解释和检验。当科学原理与初始条件相结合时，就产生预测。当原理与最终条件相结合时，则产生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预测和解释是对称的和可逆的。剩下的是检验，即将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
根据波普的理论，科学原理是假设性的，不能被证实，但可以通过检验被证伪。这一科学方法成功的关键，是它可借助独特的观察，检验结论的普遍有效性。一个失败的验证即足以证伪，但是不论多少肯定的例子都不足以证实
根据波普的方法，科学是经验主义的，因为我们通过观察判断预言是否真实，并依此对我们的理论进行检验；它又是理性的，因为我们观察时使用的是归纳逻辑法。波普放弃了归纳逻辑，改为依靠检验。他认为，未被证伪的概括性结论未必就是科学的。波普强调检验在科学方法中的核心作用，并宣称科学原理仅是暂时有效，可以重新检验，从而为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强有力的范例。因此，波普模式的三个显著特征是：预测与解释之间是对称的，证实和证伪之间是不对称的，而位于中心的是检验。检验使科学得以发展、改进和创新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尝试是经济学的理论。它从一开始就假设认知是完美的，当这个假设站不住脚时，又有越来越多的扭曲观点来维护行为是理性的这一谎言。其结果使经济学得出了一种理性预期的理论，认为人们对未来有一种单一的最乐观的看法，这一看法符合未来的情况，而且最终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将围绕这个观点汇集到一起。这一假定是荒谬的，但又是人们所需要的，以便使经济学理论能有如同牛顿物理学定律那样的模式。
但是我不得不抛开顾虑，承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二元性，因为社会科学除具备自然科学所没有的人的不确定性外，还有第二重困难，即社会理论本身还具有反身性
我先讲一下将我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内在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严重。这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能准确地反映所有有效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行为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它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没有论及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每个泡沫都有两个组成部分：现实中主导的内在趋势和对这个趋势的错误理解。当趋势与错误理解积极地彼此强化时，就引发了繁荣—哀退的过程。
。像花旗集团前首席执行官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说的：“只要还有音乐，就要起来跳舞。我们还在继续跳。”最后终于到了趋势的逆转点，然后它开始朝相反的方向自我强化
泡沫现象具有典型的形状不对称性。上涨拉的时间很长，起始较慢，逐渐加速，直到黄昏期拉平；下跌则很短很陡，因为它是被强迫清算所强化的。幻灭引起恐慌，使之达到金融危机的极点。
信贷量与附属担保物价值之间是反身性的关系。信贷较便宜又较容易得到时，交易活跃，房地产价值上升，拖延欠付情况较少，信贷表现良好，借贷标准宽松。这样在上涨高潮时，信贷量达到极限；其逆转则造成强迫清算，房地产跌价。
泡沫不是反身性的唯一表现形式，但恰恰能最明显和最直接地反击有效市场假说，所以的确值得特别注意。
应该对接近均衡和远非均衡的状态加以区别，前者的特点是波动的随机性，后者的特点是泡沫占支配地位。接近均衡的状态是普通日常情况的重复，构成一般的统计概括。远非均衡的状况下会发生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其后果一般不确定，但是有可能打破基于日常情况的统计概括。
数学模式在接近均衡的情况下可以为人们服务得很好，但在非常情况下仍依赖这些模式的人则受到了重创。
易变性反映了不确定性，易变性增大则需要降低风险暴露。这会导致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偏好”提高，是金融危机中特有的强迫清算的又一个因素。当危机减退，不确定性的范围缩小时，流动性偏好停止上升并最终下降，使股市几乎是自动地反弹。这是我最近学到的又一个经验。
这一超级泡沫的主导趋势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主导的错误观念认为，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应听之任之。里根总统称其为市场的魔力，我称其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这是在里根任美国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任英国首相的20世纪80年代里主导的信条。
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银行业的控制要好得多。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保持的存款额增加了17倍，而监管部门扭转方向时，他们也欣然服从。
因此他们必须实施监管，以确保不需要进行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倒”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存款不应被用来做自营交易。监管者还需要走得更远，必须监管这些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风险与回报相匹配。
就像汽车打滑时，必须先把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再转过来一样，近期内要做的，与长远的需要几乎完全相反。首先，失去的信誉，必须先用剩下的唯一可信的东西补回来，这就是国家。这意味着增加国债和扩大货币基数。随着经济的稳定，必须以与恢复信誉同样快的速度缩小货币基数，否则通货紧缩将被通货膨胀的幽灵所取代。
我知道我关于金融市场的理论还是很不完善的，需要进一步研究，而且显然对其充分拓展不是我一个人能承担的。因此将我的理论称为新的范式也许还不成熟。但有效市场假说已被结论性地否定，金融市场急需新的解释。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市场可自我调节的错误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厦，必须从根本上重建。
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将其信仰置于理性之中。理性应该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消极地躺在那里等待被发现的现实。理性所起的可塑造现实的积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也就是说，启蒙思想没有意识到反身性。这就导致对现实看法的扭曲，但这在当时是恰当的。
我现在再准确地解释一下我所指的“易扩散谬误”。我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但是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知识允许我们据此来做所有的决定。接下来即是，当某一个知识被证明有用时很容易过分使用，并延展到它不再适用的领域，这样它就成了谬误。
路径依赖 我们是在试图找到真相，而不是操纵人们去相信我们想让他们相信的事。
人们已变得习惯于接受事先包装好的信息，因而就有了拿钱作政治广告的影响。他们更有兴趣的是娱乐而不是知情，因而就有了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这样的大众评论员的影响。
根据启蒙思想的看法，理性与现实是彼此分开和相互独立的。人们要使现实变得对自己有利的唯一途径，是理解决定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现这些规律是第一位的。这一点塑造了人类智能最伟大的成就，即自然科学的发展。只是在对人类事务的研究中，谬误悄悄溜了进来
相比之下，后现代的世界观是完全误导性的。它为政治提供了一种非道德的实用主义的手段，可以这样归纳：既然我们已经发现现实是可以操纵的，为什么要给认知功能以优先地位呢？为什么不直接进行操纵？为什么不追求权力而要追求真理？
综上所述，在近代史上，对思维与现实的关系，人类已接受了两种谬误：启蒙期谬误和后现代谬误，它们是彼此关联的。启蒙期谬误没有认识到人的活动中操纵功能的普遍存在，而对操纵功能的发现导致了后现代谬误。每一种谬误都只认识到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半。
特别是有一点也许还不够明确，需要再次强调：客观现实的核心是无法被操纵的，就像死亡的不可避免。后现代谬误所忽视的正是这一核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很难确定，而且往往很难承受。最省事的做法会导致相反的方向：回避令人不快的现实，鼓励欺骗，只要能让人相信。开放社会要保持开放和繁荣兴盛，必须抵制这些倾向。
让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开放社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既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它可以使社会理解面临的问题，并且能比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但前提是，要将认知功能置于操纵功能之上，而且人民要愿意面对严峻的现实。
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的“价值中立”（value-free），实际上是削弱了道德价值观
。我说的资源诅咒，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受腐败或专制政府、暴乱和内战的折磨，致使那里的人们比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的人民更贫困，生活更悲惨，例如刚果、苏丹、塞拉利昂和利比亚。
代理问题也是代议制民主的祸根：被选出的代表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利而损害公众利益
美国的政治体制采用代议制民主。人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当选者应是人民利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竞选要花很多钱，当选的代表感恩于支持者。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的人不能当选。这就是金钱如何污染政治，特殊利益如何战胜公众利益的。
我不想被误解。把过去描绘得过于美好是上了年纪的人的特点，我不想陷入这么明显的陷阱。
我所说的公众道德的下降，具体是指，市场价值的非道德性（amorality）已渗透到它不应该进入的领域
经济学理论声称，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看不见的手会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这意味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也间接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就给了个人利益和利润动机以道德上的许可，允许其取代诚实、正直、为他人着想等美德。
人们应区分自己作为市场参与者和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作为市场参与者，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政治程序的参与者，我们应以公众利益为指南。
。利润不仅提供了人们追求不同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本身也是目的。因为作为衡量成功的可靠尺度，利润可吸引他人的赞赏和改善自我感觉。
作为对冲基金经理，我按游戏规则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作为一个公民，我试图改进这些规则，即使改革不符合我个人的利益。比如，我和其他金融机构一起支持对对冲基金实行监管。我
选民是否拒绝被完全无视真相而企图操纵他们的人所影响，是对每个开放社会能否保持开放的检验。
如果更多的美国人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作用与作为市场参与者的作用区别开来，美国的民主制度会运转得更好。这取决于每个人。我已经这样做了。即使是一个较小的少数群体，对重建正在消失的中间地带也会有帮助
这些措施已见成效，全球经济似乎趋于稳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全球金融体系已再次免于崩溃，我们正逐渐回到一切照旧的状态。这是对目前形势的严重误解，已经破碎的东西不可能再回复原样。
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这正是它崩溃的原因，也是它不可能再复原的原因。
监管的覆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无法承受的风险之下
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将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地位变化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形式，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国际资本主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接近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
同时国家可以通过维持价值被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顺差，抽取其劳动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
但中国不可能允许人民币自由兑换，因为这样会摧毁现有机制，即允许国家通过价值被低估的货币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中受益。中国会继续实行资本控制，但会与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双边结算账户。这样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但不会取代它。
美元已失去了它曾拥有的信任和信心，但尚无其他货币可取而代之。现在总的趋势是各种货币正在向黄金、其他商品和有形资产转移。这样做是有害的，因为它会将这些资产锁住而不能投入有效的使用，并且会煽起对通货膨胀的恐惧。
为了继续崛起，中国必须让世界其他国家接受它。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向更加开放的社会方向前进，将个人自由的扩大与法治相结合。鉴于目前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下中国才能继续崛起，世界各国也才乐于接受中国的崛起。
为了使自己被世界所接受，中国也需要成为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不会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于中国的繁荣。随着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它必须学会更多地注意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所有这些变化也许发生得太快，中国领导人还来不及调整自己。希望中国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毫不夸张地说，世界的未来要看他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