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适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把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为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着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
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
、知 他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所以中国禅宗，侧重知解，终身行脚，求善知识。且此语实开中国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这个故事，就可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
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
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致“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四百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
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真伪，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
什么叫做印度禅？印度禅就是用种种的方法来制服人的心。譬如佛教里所谓之慈悲观、不净观等，都是些制服心的方法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须用嘴来宣说甚么大道理
《孟子》上说：“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他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他最喜欢用最亵渎的话说佛教里最神圣的东西：“这里佛也无，祖（查《指月录》此字为“法”——译者）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粪汉；等妙二觉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贤、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求得了么？”
不将事情弄得太易，不把问题说得太直，鼓励学者自行思考，
达摩一系，奉四卷《楞伽》为法要，故后来称楞伽宗。此宗经过二百年，能保持苦修的头陀行不变。
神会的天才，毅力，奋斗精神，——他实行了“一句假话，只要反复说了一百万遍，就成为真话”的宣传大原则
在中国方面，赖有中国古代思想的抵抗力，这种烦琐的分析同中国人的头脑不能相容。中国的文字也不配玩这种分析牛毛的把戏，故5世纪以下的禅学趋势便是越变越简单，直到呵佛骂祖而后止！中间虽有玄奘、窥基的大卖气力，而中国思想终走不上唯识的烦琐哲学上去；虽有不空、金刚智同许多帝后的提倡，而中国居然不曾堕落成为真言宗与喇嘛教的国家。
《大乘义章》十曰：“守心住缘，离于散动，故为止；止心不乱，故复名定。……于法推求简择，名观；观达称慧。
“性言其体，相言可识。
论曰：“此于诸法，能起名生，能安名住，能衰为异，能坏为灭。
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其方法有“数”、“随”、“止”、“观”。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帮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初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其次，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又其次便是“五神通”。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
当时人觉得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
刻石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论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定。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
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中国人终极化追求 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禁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
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
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结果，我们原有简单的宗教，与它比较以后，就不免小巫见大巫，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崇拜到什么程度呢？佛教中人把印度看做西天，看作极乐的世界。都是由于佛教的崇拜。
“骂”是一种声浪，是地水火风暂时凑合发出的声浪，分散了便归乌有。骂的人和被骂的人，都是这四大凑合，如果都是“空”，没有他，没有我。作如是想，便不会生气了。
5世纪中叶，苏州有一个道生和尚，他对中国古代老庄的思想，特别有研究。他头一个提出“顿悟”的口号。不要念经，不要坐禅，不要持斋拜佛，以及一切繁琐的步骤，只要有决心，便可以忽然觉悟。这与欧洲宗教的重大改革，由间接的与上帝接触，变为直接的回到个人的良知良心，用不着当中的媒介物一样。
经我考证，不是梁武帝时代来的，而是刘宋明帝时来的。有人说他到中国9年回国，或死了；实际他是由宋经齐梁，在中国居住了50年之久。他是印度人，年轻时就有很多胡须，所以冒充150岁。他到中国创立一个宗派——楞伽宗；认为用不着佛教许多的书，只要4卷《楞伽经》就够了。
他提倡“理入”和“行入”。“理入”承认人的本性是善的，凡是有生之物，都同样含有善的、完美的本性——含有同一真性。“行入”是苦行和忍，作众人所不能忍受的苦修。
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
藉个人的良知，可以毁掉种种繁琐仪式和学说，即所谓“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缕一丝，其数无量；若合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人也是这样。“发菩萨心人，亦复如是。”一切入定出定的境界，都是繁于心。只要发愿心就可以“豁然晓悟，自见法性本来空寂。……恒沙妄念，一时顿尽”
消极方面，神会是反对坐禅，反对修行的。他说：“一切出定入定的境界，不在坐禅。”“若有出定入定及一切境界，祸福善恶，皆不离妄心。”凡是存着修行成佛的思想，就是妄想。“众生若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这种佛教革命的危险思想，最值得我们参考比较的，就是在《唐文粹》这部书中，有梁素《天台通义》的一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危险思想；说这样便没有佛法，没有善、没有恶了。从这反对党的说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危险思想，的确是佛教中一种革命的思想。
在这个环境下，只有禅宗派不要建筑。在9世纪中叶，佛教出了两个了不得的和尚：南部湖南出了一位德山和尚，北方河北出了一位临济和尚
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是摧残佛教最厉害的一年。
在新政府于756年成立时，有一个大问题：怎样筹备军费？其中的一个救急办法：大卖度牒，大度僧尼。推销度牒，必须在都市里举行募道劝说，使善男信女打开心房与荷包才行。于是，他们想起了这位有大辩才，能够感动听众的和尚神会（可能是出于当时在战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禅友苗晋卿和房琯他们的推荐）
马祖的另一位弟子——学者居士的庞蕴，他留下一首这样的偈语：“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
此种大迫害，大破坏，尽管残忍而又野蛮，但对禅僧不但危害不大，相反，可能倒加强了他们的势力，因为他们根本无须依靠庞大的财产和堂皇的建筑。实在的，他们甚至对于经典也不必依赖。并且他们在理论上乃至行动上，亦有排斥偶像的倾向，至少他们中部分却是如此。
宣鉴是第10世纪兴起的云门和法眼两宗的精神祖师。他遵循马祖之道教人“无事去”，颇有老庄哲学的风味。他说：“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摩小碧眼胡僧到此来，也只是教你无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吃饭，屙屎送尿，更无生死可怖，亦无涅槃可得，无菩提可证，只是寻常一个无事人。
“仁者，莫要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你且不闻道：老胡（按指佛——译者）经三大阿僧只却修行，即今何在？八十年后死去，与你何别？”“仁者，莫用身心！一时放却，顿脱羁锁！
毫无疑问的，在大迫害之后的数十年间，最伟大的两位禅师，恐怕要数偶像破坏主义者的德山宣鉴（865［年］卒）和临济义玄（866［年］卒）了。
义玄的伟大处，似乎在于他把知性的解放视为中国禅的真正使命。他说：“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山僧无一法与人，只是治病解缚。”“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始得自在。”“夫真学道人，不取佛，不取菩萨罗汉，不取三界殊胜；迥然独脱，不与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诸佛现前，无一念心喜；三涂地狱顿现，无一念心怖。”
，以其在中国思想中所占的时间而言，前后涵盖有400年左右——约当公元700到1100年之间。最初的150年，是中国禅各派大宗师的时代——亦即危险思想、大胆怀疑、和明白直说的时期。我们可以从此一时期的可靠文献看出，所有自神会、马祖、到宣鉴和义玄等大师都以明白无误的语言说法，并未使用字谜样的文词，姿势或动作。被认为是马祖及其亲传弟子所作的某些谜样的答话，都是很久以后的发明。
首先，是一般所谓的“不说破”原则。禅师对于初学的责任是：不将事情弄得太易，不把问题说得太直，鼓励学者自行思考，自寻真理。禅宗大师之一的法演（1104［年］卒），曾经吟过两句出处不明的偈语： 鸳鸯绣出从君看， 莫把金针度与人。
假历史是人人可以制造的。神会生前与死后，各家都在造假历史了。
神会一系被埋没的最重要原因是：在他大胜利之后，全国的佛教宗派（除了天台一系）又都纷纷造历史，造传法世系表，来做攀龙附凤的工具了！
菩提达摩教人持习《楞伽经》，传授一种坚忍苦行的禅法，就开创了楞伽宗，又称为“南天竺一乘宗”
．佛法当与佛书分开来说。 2．历史的研究法可应用于佛书上，于佛法则不可能。 3．真正知道佛法的，并不看重佛书，而那些代佛书辩护的，实不知佛法为何物。 4．佛说法，实无所说，就是把佛书尽量破坏，其佛法亦无涉。 5．研究佛学史的与真个研究佛法的，地位不同，故方法亦异。 6．研究佛法的，应把自己放在佛法里面，去证会他，至于处旁观态度的研究法，只能看到佛学的表面，却永不能看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