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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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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班傑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一七六七年至一八三〇年）出生於瑞士洛桑，來自一個相對富裕且信奉喀爾文教派的家庭。在他出生的八天後，他的母親不幸離世。他接受了嚴謹的家庭教育，經歷不同家庭教師的指導，直到他父親將他送到愛丁堡大學就讀（在嘗試讓他到牛津大學就學失敗之後）。在一七八八年到一七九四年，適逢法國大革命最糟糕最暴力的時期，康斯坦旅居日耳曼地區，在布蘭茲維宮廷（court of Brunswick）裡就職，並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在一七九四他遇到了德．斯戴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成為她眾多情人中最知名的一位。康斯坦隨著德．斯戴爾夫人返回巴黎，被捲入革命後的政治，也成為法國公民。於一八〇二年，在他致力推動以他為代表的一系列溫和改革政策被翻轉過後，他陷入了某種半流放的狀態，旅居歐陸各國，並於一八〇八年再婚。但也正是在這段旅居時期，他寫下了人生大部分的重要著作，包含了小說《阿道夫》（</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Adolphe</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此外，儘管他曾經激烈批評拿破崙，在一八一五年拿破崙的百日統治期間，康斯坦曾短暫地成為拿破崙憲政事務的顧問。隨著波旁王室復辟，康斯坦再次流亡。但很快地，他重新展開政治生涯，成為反對黨的自由派議會成員的領袖。在一八三〇年逝世前不久，他達到了政治生涯最巔峰：被任命為法國最高行政法院（The Council of State）的一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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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我在過去兩章所談論的作者（霍布斯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可能會對他們在今天的名聲感到驚訝。在今天，他們主要以「政治</span><a id="_idTextAnchor002"/><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思想家」的身分廣為人知，而這並不足以體現他們廣博的智識興趣。這一章的主角康斯坦也是如此。他最為人知的也許是他的政治思想，但終其一生，他所做的可不僅只是思考政治。他的著作涉及藝術、宗教、文化與法律，同時也是一名小說家。我將會用他的其中一本小說作為本章的結語，而那本小說，仍然是他寫過最美好的作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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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在這一章我想要聚焦討論的，並不是他所寫作的諸多書籍之一；恰恰相反，這是一篇短文。康斯坦在一八一九年受邀至巴黎皇家學院發表講座。這篇短文是依據講座的講稿寫成。當時講座的名稱是〈比較古代人與現代人的自由〉，這也許不是最吸引人的標題，然而迄今這篇短文仍舊是我們思考自由的本質為何時最重要的文本，這將會是本章的主題：現代自由（freedom or liberty）的觀念。</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7-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7"><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1]</span></a></span></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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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標籤來幫助我們認識康斯坦，包括他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擁有什麼樣的興趣。其中一個標籤是，他同時是一個大寫的，也是小寫的浪漫主義者（a ‘Romantic’ and a ‘romantic’）。說他是一個「大寫的」浪漫主義者，意味著他與觀念史上在十九世紀盛行、被稱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思想風潮息息相關。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浪漫主義的風潮是對霍布斯所代表的科學革命的反動，同時也是對隨這種機械宇宙觀的科學革命而來的工業革命的反動。大寫的浪漫主義者強調感受、情緒、與自然的直接連結、對崇高的美的理念和對自然的敬畏，與霍布斯式的科學革命者對機械的敬畏成了尤其鮮明的對比。大寫的浪漫主義者藉由音樂、繪畫、文學與小說來表現自我，康斯坦就是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但同時他也是在一般日常用語上，更常提及的浪漫主義者：小寫的浪漫主義者。他是愛上追求戀愛的感覺的人，而他的人生也始終在追求這樣的浪漫戀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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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康斯坦結過兩次婚，比霍布斯整整多了兩次。然而，他畢生摯愛卻不是他的妻子。康斯坦的摯愛是名叫德．斯戴爾夫人的女人，在康斯坦結識她時，她已經和其他人成婚。德．斯戴爾夫人是當時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當然也是當時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為女權辯護》裡，對德．斯戴爾夫人討論詳盡：德．斯戴爾夫人是《為女權辯護》最主要的抨擊對象之一，因為她始終堅持女人的教育應該與男人有別。康斯坦近乎瘋狂地愛上她，但這也是一段不太尋常的關係，幾乎是一段有著虐戀元素的感情，而德．斯戴爾夫人則是主導者。康斯坦似乎是那種，在被人支配時會得到滿足的浪漫主義者。與此同時，康斯坦也是一名更為一般的戀人。換言之，他一生都在追求愛戀，也似乎很享受追求伴侶的一切事物：寫情書、寫詩、哭泣、生悶氣、爬進和爬出寢室的窗口，乃至偶爾威脅鬧自殺。他就是這樣的浪漫主義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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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與康斯坦相比，霍布斯無論如何都稱不上是浪漫主義者。不是大寫的浪漫主義，因為這本身是一種時代錯置（霍布斯比浪漫主義的思潮早了兩個世紀）；也不是小寫的浪漫主義，因為他就不是這樣的人。霍布斯的人生一點也不浪漫。相比之下，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確有著足以稱得上浪漫的人生。我們可以找到一種講述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命歷程的方式，讓她的一生得以符合某種浪漫故事的理想模式，包含準備好跟隨內心的衝動捨棄一切。但沃斯通克拉夫特厭惡浪漫這個標籤，她尤其厭惡男人以「浪漫」來形容女人對事物的觀點。在《為女權辯護》裡，她明確表示她不希望有人會說她的思想是浪漫的，因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浪漫意味著一廂情願、意味著一種追求虛無飄渺的心態，而這種心態隨時會被現實的寒風吹散。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浪漫的愛情不會長久，在進入感情一、兩年之後，你會需要更為堅實的基礎來支持一段感情，而非只仰賴浪漫；但康斯坦則不然，他持續著追求這種浪漫的愛情。如果在開始一段感情一、兩年之後，你需要找到比激情更為堅實的基礎來支撐感情，康斯坦的選擇，會是拋下這段感情另覓新的關係。這就是康斯坦追尋的人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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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然而，康斯坦不僅只是浪漫主義者，他還是一位憲政理論家。他除了書寫愛情之外，也書寫法律。除了浪漫主義者，另一個可以用來認識康斯坦的標籤（而這將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標籤），是稱康斯坦為自由主義者：小寫的自由主義（liberal）。說康斯坦是一名自由主義者，並不是說他是當代北美政治語言中常見的那種自由派。他不是這樣的自由派，因為他相信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或某種國家干涉的理念（哪怕福利國家的觀念其實是二十世紀才出現）。</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6-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6"><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2]</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他的自由主義是更接近現代歐洲的古典自由主義，是那種出現在十九世紀、出現在世紀之交的自由主義。康斯坦是這種自由主義早期的擁戴者，這樣的自由主義核心是自由、自主，以及在國家主權的專斷權力影響中保護個人。如果你是小寫的浪漫主義者，成為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也很誘人，因為你會需要這樣的保護來確保個人空間。儘管自由主義與浪漫主義有極大的不同（而且並非所有的大寫的浪漫主義者都是自由主義者），但如果你想跟隨你的內心，你必須要確定你至少要有自由追隨內心的空間；如果國家持續干涉你的個人生活，要跟隨自己的內心便極為困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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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有些人會試著把霍布斯描繪成早期或原初的自由主義者，因為霍布斯的國家觀念確實把許多事情都屏除在「政治」的範疇之外，也讓我們不用掛心政治得以自在生活。但康斯坦非常清楚地表明，霍布斯壓根不是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在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上，霍布斯的思想只做到了一半。對康斯坦來說，霍布斯的思想充其量只對了一半。康斯坦認為，霍布斯正確的部分，是以「代表」（representation）為核心重構國家的概念。在現代世界中，政治必須透過人們將政治權力委託給他們的代表的方式來運作，換言之，政治運作的方式必須仰賴代表來為人們做出決定。康斯坦有一句名言，雖然沒有霍布斯的那麼出名，但仍舊精要地點出了這點：「有錢的人總會僱用管家。」在這句名言裡，有錢人就是我們現代人，我們過著相對安逸舒適的生活；而管家就是代表我們的政治家，我們僱用了其他人來為我們做出抉擇。就像有錢人僱用管家來管理宅邸事物一般，我們僱用了其他人來為管理國家，因為我們沒有時間、沒有興趣，或沒有意願管理。但與此同時，康斯坦也同樣明確地指出，那些僱用了管家並讓管家主導事務卻毫不關心家政的有錢人，很快就會淪為窮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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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這點出了霍布斯對政治的理解的問題：霍布斯賦予了管家絕對的權力。「絕對」（absolute）這個詞尤其重要。如康斯坦所說：「在『絕對』這個詞的影響下，任何政治制度都無法享有自由、和平與幸福。人民主政的政府會淪為某種暴力的暴政，君主專政的政府則會成為某種極權的專制。」康斯坦認為我們所需要的政治，是一種可以確保我們不會被那些被賦予權力的代表濫權的政治，這意味著我們需要一個確保自由的憲法，這個憲法將會限縮國家主權的權力。康斯坦花費了許多時間（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及革命結束之後）試圖為法國制定這種憲法，儘管最終他還是失敗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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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康斯坦確實認為這樣的政治可以借鑑某些模型。在康斯坦的時代，有許多國家足以作為思考更好的政治形態的靈感，這是霍布斯無法擁有的，因為對霍布斯來說，在那個滿是戰亂的時期，除了他自己腦海中構思的理念之外，沒有地方足以作為改善他的國家的借鑑對象。康斯坦的視線跨過了英吉利海峽，在不列顛找到了他心中自由國家的某種模型。在康斯坦看來，這個模型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但是一個自由國家，尤其在以法治與一系列的憲政俗成來侷限主權權力這個意義上。在這個時期的英國，英國的主權存在於某種奇怪的混雜體制之中，既不屬於國王也不屬於議會，而是以「國王居於議會之中」（the king-in-parliament）的形式存在。專斷的權力在這樣的系統中難以恣意行使，因為這個系統有太多的制衡機制，而對康斯坦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對權力的制衡使得公民得以享有自由。當然，康斯坦眼中的英國，正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筆下那個腐化的國度，沃斯通克拉夫特視革命後的法國為理想政治的啟發，康斯坦則視英國為啟發，顯然對這些政治思想家來說，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圓一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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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除了英國之外，康斯坦心中還有一個自由國家的模型。美利堅合眾國的誕生，幾乎與法國大革命同時發生。當康斯坦在一八一九年發表講座時，美利堅合眾國已經是一個運作越趨成熟的國家。在時人眼中，這個國家已經歷了幾個世代的政治輪替，看來穩定的政權也足以作為一個可靠的政治實驗。美國的政治模式有一個尤其吸引康斯坦的新理念：政治分權。這提供了一種保障自由主義者眼中的自由（那種個人不被政府權力干涉的自由）的方式：讓管家們彼此相互監督，讓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相互制衡。如果我們真的因為太過忙碌或太不在意政治，將政治交給其他人來處理，我們至少可以要求我們的代表彼此監察政務，藉此來確保當其中一個代表踰權時，這個國家裡總會有另外一個代表將踰越的權力置回原處。這是明確屬於現代的政治觀念，我們不應該把這個觀念和古代政治的「混合政體」或「均衡政體」（a ‘mixed’ or ‘balanced’ constitution）混為一談，因為這種古代的理想政體往往過於不穩定。美國的政治能不能夠熬過南北戰爭是另一個問題，</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5-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5"><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3]</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但政治分權仍舊是個新的政治觀念，而康斯坦認為這個觀念非常值得納入法國的政治安排。</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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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康斯坦人生的核心事件是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他活得夠長，足以見到後果的全貌：從恐怖統治時期到拿破崙崛起、從拿破崙帝國在歐陸的擴張到入侵俄羅斯的崩壞、從拿破崙於一八一五年的短暫回歸到滑鐵盧戰敗，最後，再到了波旁王室的復辟。革命的經驗是康斯坦人生的核心，如同霍布斯與沃斯通克拉夫特。但這三個人的經驗，在他們各自的人生故事裡，有著不同的意涵。有一種思考革命的方式，是將革命想成一個不停轉動的巨輪（這幾乎就是「革命」這個詞的字意），</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4-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4"><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4]</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而這意味著社會不斷圈轉。在他們經歷的兩場革命裡，社會底層的人突然成為上層、上層的人則成為底層，君王被送上斷頭台而平民展開統治——哪怕只是一小段時間。但在多數（不是所有）的革命裡，這個巨輪會不停地轉動下去。當霍布斯寫作《利維坦》時，英格蘭革命的巨輪已經轉了一半：國王已死、議會掌權，但巨輪繼續轉向；在書成的十年內，英格蘭回到了君主政體，然後對許多人（包括霍布斯）來說，事態突然間變得極為不同。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說，法國大革命在她相對短暫的生命即將告終時發生了。她身歷革命，包含革命最血腥的時期，但她沒能看到革命的後果。就康斯坦而言，當他發表講座時，法國大革命的巨輪已經轉動完成：經過二十年的動盪，法國從國王被處決之後，再次回到君主政體。比起霍布斯與沃斯通克拉夫特，康斯坦得以享有某種程度的後見之明。在一八一九年，他已經知道法國大革命的終末，並得以用革命的結局為基礎，反思這件人生中的核心政治事件所帶來的啟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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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就如同霍布斯寫作《利維坦》時一樣，康斯坦早期一些作品深受政治的偶然性困擾。在霍布斯心中，他最大的不幸是在極度的偶然時期——在革命的巨輪快速轉動時期——出版了《利維坦》。在那個時刻，他論述的邏輯，迫使他必須做出他後來深悔不已的權宜論點：議會是得以正當統治。當康斯坦發現自己也身陷情勢變化快速的時代時，他也有了類似的悔悟。身為自由主義者，他既不認同拿破崙的統治也不認同拿破崙本人。然而當拿破崙在一八一五年重返法國政治時，康斯坦認為（或也許他害怕）拿破崙仍舊足以代表法國政治的未來。這讓康斯坦決定嘗試與重返帝位的拿破崙一同制定一部足以限制皇帝權力的憲法。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因為一百天後拿破崙戰敗並遠去，而這讓康斯坦看來像是個對權勢妥協的人。這是康斯坦吃盡苦頭才體悟的啟示：政治的偶然性變化無常，只有當結局到來，事態才會明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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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到了一八一九年，當康斯坦反思過往三十年的一切，他想要得到更為廣泛的啟示。這個啟示無關他個人的親身經歷、無關法國與英格蘭或法國與美國的政治對比，也無關革命與帝國、革命與反動，或革命與改革的對比。這個啟示是關於政治現象一個更為基本的對比，也是我在本書開頭所描述的：關於現代政治與前現代政治，或者借用康斯坦的話來說，關於現代政治與古代政治的對比。對康斯坦來說，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的核心啟示，是它教會了現代人（像他這樣的人，像我們這樣的人）關於自由的本質。這個啟示是現代政治的自由，不能與古代政治的自由混為一談。</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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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康斯坦認為，古代和現代的自由觀念足以構成鮮明的對照。事實上，它們非常不同。在古代的政治世界，像是雅典或斯巴達，或羅馬共和時期的世界，一個人享有自由，意味著他要成為擁有自由的國家的成員。所以古代的自由在本質上是集體性，你與他人共享你的自由，也一起捍衛這個自由。在這個意義下，自由被扼殺的情境並不是你個人變得不自由，而是你所屬的國家變得不自由：你的國家被扶持了、被征服了，或者被殖民了。由此來看，對古代自由的根本威脅是，國家在軍事上嚐到敗績。這意味著古代的自由帶有軍事性，因為自由必須以戰爭和自衛的形式實踐。古代的自由需要政治群體來共同捍衛，而不是由個人捍衛自身的自由，因此如果你和其他人共享了自由，你同時也與他們共享你所試圖捍衛的價值。所以在古代的政治理解中，一個自由的國家，意味著公民通常對他們的公民身分，以及他們應該享有什麼樣的公民生活有共識。最重要的是，在古代的政治世界裡，自由最主要的特質是公共性。正如我們現代人可能會說，自由必須在公共領域實踐，且傾向將公共領域與私人生活視為對比，但這種公共與私人的區別，在許多古代國家無法成立，當時公共和私人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差別。成為古代的公民，就是必須完全居住在政治的、公共事務的（res public）世界裡，而過著這種公共領域中的生活就是體現自由的方式。在這樣的世界裡並不存在私領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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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康斯坦認為這種自由的觀念是古代的，但他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原初或落後的觀念。這個觀念之所以逐漸消失，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愚蠢或錯誤的觀念；恰恰相反，康斯坦認為即使對現代國家的公民來說，這個觀念仍富有英雄氣質，也依然是崇高且極為吸引人的觀念。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博愛（fraternity）指的是男性公民之間的情感，是兄弟之間的情感。這在現在聽起來有些性別歧視的意味，而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當時並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批判這點。但公民之間要有兄弟情誼，正是古代自由觀念的表現。我們渴望這種團結的感受，或我們認為藉由共同參與革命而成功重現了這種特質。然而，誠如康斯坦所說，這其實不是現代人能夠享有，或根本不是現代人想要的生活方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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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作為現代人，我們的自由最基本的表現方式，體現在我們擁有能夠過上與其他人不同的生活的能力。這可能意味著信仰不同的神明、從事不同的工作，或者只是做其他人不贊同的事情。現代人的自由是宗教自由、言論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集會結社自由意味著如果你想要集體做某件事情，你可以自由地選擇集會的地點和方式，不一定只能聚眾在國家控管的公共廣場進行。你大可以私下聚會。這種能力對現代公民來說非常有意義，意味著現代人的自由不僅僅是私人的，同時也是商業的，因為現代社會不是軍事化的社會，我們構成的並不是將戰爭視為首務的群眾，而是以商貿為主的群眾。現代人的自由適合商貿的世界，在之中我們交換商品並隨著人們願意付出的金額調整商品的價值，而我們得以這麼做，正是因為我們有進行交易並四處移動的能力，因此行動自由是另一個重要的現代人的自由。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人的自由是私人而非公眾的，且不僅只限於聚會。現代世界的自由意味著我們有完全活在私領域裡的自由，包含了退出公眾領域回歸個人的家庭生活，回到自家家門裡的起居、個人的內心與思想甚至回到個人的良知裡，並且在這些私人的領域裡做任何我們想做的事情。而我們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我們有一定的信心相信，就算我們做的事情可能會被其他人窺視，至少我們不會被國家監視；甚至，我們有理由相信就算國家監視著我們，國家也不會對我們在私領域做的事情有什麼興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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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現代人的自由因此具有個人性、商業性和隱私性，而古代的自由則是集體性、軍事性和公共性，兩者有著明確的區別。但這不表示康斯坦認為，對現代世界而言，古代的自由顯得多餘。絕非如此。康斯坦認為古代的自由之所以成為現代政治的問題，主要原因是它吸引著現代人。它將現代人拉回到那個古代政治的理念中，而這是因為身為現代人，我們有時候會覺得與古代人相比，我們的自由顯得有些薄弱膚淺，乃至自私。有時候，我們對於我們不足之處、對於我們所欠乏的事物會有種敏銳的直覺。當我們可以成為以軍事為首務的人民時，我們真的會想要當商業掛帥的人嗎？如果我們可以選擇成為古代政治意義上，那種具有兄弟（甚至姐妹）情誼的公民群體時，我們還會想要當一個偏重私人層面的公民嗎？</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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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這是康斯坦從法國大革命中得到的重要啟示之一。他認為這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的自由觀念啟發。對許多投身革命的人來說，這個古老的自由觀念有著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們受到斯巴達、雅典或羅馬的精神啟發，想成為斯巴達人、雅典人或羅馬人。然而，他們試圖做一些在現代看來已不可能的事情，因為難以抗拒想要有著古代公民那樣生活的渴望，但同時也無法實現。我們無法過著古代人的那種生活，為什麼呢？因為現代國家的公民人數比起古代政治要多出太多。古代的自由只適用於小國寡民。古代那種奠基在公民之間兄弟情誼的自由，只有當你有辦法親眼看著每一個同胞的雙眼時，才有可能生效，但十九世紀初法國人口大約二千五百萬人。在這種情境底下，你不可能有古代的自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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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在這種規模的商業國家裡，絕大多數的人際關係是透過金錢往返而非人身接觸所建立。古代人經常看不起金錢，他們慣於懷疑金錢對政治有著不好的影響。有些古代國家試圖完全屏除金錢，然而，沒有一個現代國家能夠在沒有金錢與債務的情形下運轉。我們彼此存在著債務關係，我們的國家與我們也存在著債務關係。我們總是相互借款，我們的國家也總是在向公民借款。與此同時，我們也非常重視私生活，不想被規範在私領域應該如何生活，即使我們內心深處可能會渴慕古代人有辦法做到消除私領域，我們也不會願意放棄私領域。所以，如果你試圖讓一個現代國家的政治遵循古代自由的觀念存續，你會得到的只是自由的終結，因為古代自由的觀念已經不適用於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太龐雜、太多樣化，也太難以控制，一旦強行追求古代的自由，最終你會得到的只有高壓統治——為了讓人們放棄私領域擁戴公領域、為了使公民之間有著兄弟情誼，國家的權威必須專段行使，迫使人們依照古代政治的模式生活，而這最終將被證明完全不可行。高壓統治會引爆衝突，衝突會流於暴力，暴力則衍生恐怖，恐怖終將衍生在現代看來仍舊是大規模的死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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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法國大革命是康斯坦的個案研究，讓他得以分析，如果我們試圖強行壓縮多元複雜的現代國家，以讓它符合古代的自由這種簡單觀念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現代國家不適合古代的自由，強行迫使現代國家適應這樣的理念，只會導致人們在強行嘗試的過程中失去生命。但除此之外，康斯坦想藉法國大革命傳遞一個更為複雜的訊息。事實上，康斯坦要傳遞的訊息，比這個不應該強行使現代國家適應古代自由的論點要有趣得多——如果康斯坦在這場講座的論點只是如此，我並不認為他的講座會如此享譽盛名流傳於世，畢竟這個論點顯而易見，從政治史觀點來看也太過粗糙。康斯坦的訊息，不僅只是說法國大革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法國太過龐大，且革命試圖把這麼龐大的法國轉化成小國寡民的斯巴達導致了失敗。康斯坦很清楚，造成問題的不僅只是古代的自由觀念對現代人的誘惑。造成問題的，同時是現代的自由觀念欠缺了什麼。對許多現代人來說，現代的自由觀念並不那麼吸引人。意思是，現代人想要擁有現代的自由，畢竟現代人的生活已經根深柢固地環繞在現代的自由之上，但與此同時，現代人也全然不知道該怎麼捍衛現代的自由觀念。我們多數人（也許是我們所有人）都不想放棄我們的個人自由，但我們也不全然知道為什麼我們不想放棄，而且我們很容易被說服，認為這麼重視個人自由是錯的。古代的自由之所以有吸引力，也是因為現代的自由並沒有像古代的自由一般有著名的哲學原則支持，這就是為什麼前現代政治依然存在於現代世界裡，因為很多時候，前現代政治看來為現代人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政治選擇。像「兄弟情誼」這樣的前現代政治理想，總會吸引著我們（至少我們之中的某些人），因為它的確有動人之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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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這表示現代自由觀念的一個難題是，現代人其實不清楚要怎麼為這個觀念辯護。正因為欠缺辯護的方式，使得我們時常深陷那些無法實現的政治承諾裡，以試圖填補現代自由觀念的欠乏之處。另一個難題，也是更深層的難題是，現代自由的觀念會讓我們遠離公共生活。如果你是現代世界的公民，你大可以深潛入個人的私領域裡，同時開始相信完全與政治無關的生活是可能的。你以為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被捲進任何家庭、宗教、價值觀與其他的差異，因為你活在一個不會在意你怎麼安排私人生活的國家裡。這構成了現代自由的兩種危險誘惑：或則被古代自由吸引，因為它提供了現代自由所欠乏的那種對政治關懷的吸引力；或則你單純因為現代自由是如此的安逸舒適，而深潛入現代世界裡。正如康斯坦總結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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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kai"><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古代自由的危險在於，人們只關心他們所共享的社會權力，進而輕忽了個人權利與享受的價值。而現代自由的危險則是，當我們沉浸在個人獨立地享受與追求彼此不同的利益時，我們過於輕易地放棄了共享政治權力的權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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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現代自由的問題在於它太過淺白，我們不必深入思考，因為過一種沒有人會告訴你該做些什麼的生活，遠比過一種必須與其他人共享的生活要容易得多——然而對康斯坦來說，問題的核心在於如果你真的這麼想。如果你真的認為，因為沒有人告訴你應該怎麼安排人生，所以你的自由便是安全不受侵犯，你就犯了一個基本的錯誤。現代世界與現代公民總會誤以為只要不關注政治，政治就不存在；現代公民總會以為，如果你不干涉他人，只專注做著自己的事情，那麼其他人也會專注在他們的事務而不會干涉你，但這只是假象，因為如果你不碰觸政治，仍會有其他人來替你碰觸政治。這就是現代國家的運作模式。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你，但並不會因為你對它不感興趣就不干涉你。如果你真的不關切政治，國家的權力將變得專斷且強制，並在未來的某一天揭露真面目（那個你完全對它失去興趣之前，應該早就要知道的真面目）：一個專斷蠻橫的霍布斯式國家。到了那個時候，當國家的權力開始針對你時，你將再也無法保護自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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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對康斯坦來說，這才是現代的自由觀念真正危險之處，比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還要嚇人。他認為像法國大革命那樣的恐怖統治，是我們現代人對現代政治做出太多要求時，一種不常見但駭人的可能結果；但另一種危險是我們對政治的要求太少。康斯坦說，法國大革命真正的啟示是，如果你只是沉浸在現代自由裡，你將永遠無法確保你的現代自由是安全且不會被侵犯。因為這表示你把政治交給其他人來管理，而其他人可能根本不在意你的現代自由。正因如此，在他的講座最後，康斯坦說了一件事情，而這件事情在當時被多數聽眾忽略了。康斯坦的聽眾們都以為他站在現代自由的一邊，倡議著現代自由的理念而反對古代自由，但康斯坦並非如此。他要說的是，活在現代世界唯一的方式，是不把自由視為一種在古代與現代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他總結道：「是以，我要說的絕對不是要放棄任何一種我所陳述的自由，而是必須學著結合兩者。」古代與現代的自由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我們應當要同時保有兩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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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要保有現代自由、要不被干涉，便需要政治參與——這是現代生活的悖論。如果你真的不想參與政治，你反而需要藉由參與政治來確保你有不參與政治的權利；如果你對政治漠不關心，你會發現政治最終還是會捉住你；如果你想要不被他人干涉，你需要注意其他人在做些什麼。所以康斯坦說，作為現代公民，僅僅追求你個人的利益、信仰與憧憬的生活都不夠，你同時必須對政治感興趣。他說要做到這點並不困難，只要確保你有正確接受政治相關的消息即可。你必須看新聞、必須掌握時事、必須加入那些為你所信仰的事物投入選戰的政黨、必須知會你的民意代表，如果你希望他們能關注到你。如果你不理會代表你做決定的人、如果你全然將家產交給管家治理，那麼有一天你會意識到，當管家與代表失去控制，你的莊園將不再是你的莊園，你的國家也將不再是你的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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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這是非常容易被忽視的訊息。除了康斯坦之外，還有另一個著名的講座，內容也是關於兩種理解自由的方式，而那個講座就忽視了康斯坦的訊息。在一九五八年，哲學家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發表了名為〈兩種自由的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的演講。在那場演講裡，柏林對自由的概念做出了迄今依舊著名的區別。他沒有把自由區分成古代與現代，而是將自由分成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與消極自由（negative freedom）。其中一種自由是積極的，因為要擁有這種自由我們必須要擁有一些什麼；另一種自由是消極的，因為擁有這種自由的方式，是藉由某種東西的缺席。消極自由對柏林來說，是不被干涉的自由，沒有人來干涉你、沒有人來告訴你該做什麼與不該做什麼，因此當有些事情（例如干涉）不存在時，你便是自由的；積極自由需要的則是擁有行動的能力，只有當你能夠隨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時，你才擁有積極的自由。相比之下，如果沒有人來阻止你隨心所欲地做想做的事情，你就擁有消極的自由，無論你有沒有真的去做那些事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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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讓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柏林的區別在現實中得以怎麼運作。以我居住的小鎮為例：英國劍橋。這裡的人可以自由買房置產嗎？在二〇二〇年疫情最嚴重的幾個月裡，人們買房的自由被限制了，因為封城的關係，我們被關在自己家裡無法行動，房市實際上也關閉了。這便是對消極自由的干涉。但在正常情況下，如果我想買房會有誰來阻止我呢？在某些時期，某些地方可能存在著禁止特定類型的人置產的法律：你的種族或宗教信仰可能會讓你沒有資格買房；可能有某條法律規定某個城鎮不得將房屋出售給天主教徒或猶太人（類似的法律曾存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時代，已婚婦女不能買房，因為她沒有自己的財產權，財產只屬於丈夫。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已婚婦女，或在類似的情境中身為天主教徒或猶太人，都是對消極自由的限制。但值得慶幸的是，劍橋不是那種地方，至少現在不是了。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都可以自由地買房置產，只要你沒有用非法取得的財產來買賣房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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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然而，城鎮現在的房價非常昂貴。如果你去找房屋仲介說你想買房，仲介當然不會要求你聲明宗教信仰以檢查你是否符合購屋條件。相反地，你會被問到你的預算有多少。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預算怎麼辦？從消極自由的角度來說，你還是可以自由地買房，畢竟沒有人會干涉你。在你買房的路上，不會有第三者強加阻礙你，房地產仲介不會阻止你，因為他們會很想要賣房，國家也不會因為你想買房而動用國家的權力干涉你。但是從積極自由的角度看來，說你可以自由地買房很荒謬，因為如果你買不起房，要怎麼說你擁有買房置產的自由？你買不起房子的原因是你沒有能力買房，且是字面意義上的沒有能力，因為你負擔不起，即使沒有旁人干涉，你也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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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還有一個例子。想想那些海洛因或其他毒品成癮的人。那些人真的擁有自由嗎？從消極自由看來，只要沒有人阻止這些人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毒品成癮的人就是自由的。消極自由藉由沒有干涉來定義自由，所以如果你能夠在沒有干涉的情況下吸毒，你就是自由的；但從積極自由的角度來看，毒品成癮的人在某種程度上極為不自由，因為能力被大幅削弱。毒品成癮對你的影響愈深，你做出有意義的選擇的能力就愈有限，你的世界會隨著毒品的影響限縮，自由也會隨之影響。如果吸毒者的家人和朋友介入干涉（這種干涉可能是高壓強迫），他們可以說這些干涉行為是出於積極自由的名義，但毒品成癮的人可能不會認同他們。歌手艾美懷絲（Amy Whitehouse）在她的歌曲〈療程〉（‘Rehab’）中唱道：「他們試圖讓我康復／但我說不，不，不。」那聲「不，不，不」是消極自由的吶喊：你不能迫使我做任何事情，如果你強迫我了，你就是在限制我的自由（「我不會做，做，做」）。但是，如果你把一個又踢又叫的人拖進戒毒所，在二十八週之後他們成功戒斷毒品了，也許你可以辯護說：你成功地讓他們從奴役他們的毒品中解放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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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這兩種自由概念之間的爭論貫穿了政治，也貫穿了我們的生活。柏林說，政治思想的歷史，是由擁戴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兩派人馬所構成。柏林認為霍布斯是消極自由的擁護者之一，因為霍布斯是以運動不受阻礙的方式來定義自由，對霍布斯來說，囚於枷鎖就是不自由的最終形態；而在柏林眼中，積極自由的擁護者之一則是尚—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但康斯坦則認為盧梭是讓古代自由的觀念融會進法國大革命政治思想最關鍵的思想家。盧梭的名言是公民得以「被迫自由」，而這正是積極自由的本質。柏林同時也說，消極自由最重要的辯護者就是康斯坦，他稱康斯坦為「所有為自由與隱私辯護的人當中，最雄辯滔滔的那位」。柏林指出，康斯坦對自由的理解，包含了我們有得以傷害自我的自由：只要沒有人阻止我們、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可以自由地揮霍我們的健康、智識與福祉。當然這麼做會讓人感到遺憾，但沒有人可以預防性地阻止我們這麼做，除非他們要限制我們的自由。對柏林來說，這就是康斯坦的立場。</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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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然而柏林錯了。康斯坦不支持這一點。他明確主張我們必須將兩種自由結合在一起，因為他認為，如果我們只是過著消極自由的生活，積極自由的擁護者最終會捉住我們，進而迫使我們自由。所以康斯坦說，如果你想保持消極自由，你就不應該放棄公共生活，不應該放棄那個充滿兄弟情誼、同胞情感與政治的世界，因為在面對那些終將迫使你放棄私領域並進入政治療程的人時，你會需要一些來自公共領域的協助。在面對現代國家的權力時，僅說著「不、不、不」是不夠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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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康斯坦的這則訊息存在著另一種版本，並呈現在他著名的小說《阿道夫》中。這本小說於一八一六年首次出版，但在今天，小說的標題已然無助於提升其名氣。「阿道夫」是個不幸的名字，哪怕此書是一部浪漫小說；也許「阿道夫」曾經是一個浪漫的名字，但那已成往事，而這就是歷史諷刺之處。</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3-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3"><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5]</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無論如何，讓我們先假設阿道夫這個名字，曾經代表一個典範式的情人。《阿道夫》是一部帶有自傳體元素的小說，講述了一個年輕人的故事。在十八世紀末，年輕人經歷了一段空閒歲月，彷彿是生涯之間的空檔年被延長了似的。就像康斯坦本人在法國大革命最惡劣時期的經歷一般，在德國成為統一的國家以前，年輕人花了許多時間在日耳曼地區各個公國之間旅行，也在旅行中尋訪愛情。在旅行期間，自由奔放的阿道夫遇到了一位年長的女性並墜入愛河，並對她展開熱烈的追求，希望她能回應他的情感。女人名喚艾連諾，而她過著一種以日耳曼邦國的標準來看幾乎稱得上體面的生活：她有兩個孩子，是某個顯赫男人的情婦（換言之她有一段半體面半正式的關係）。所以，當阿道夫（又名班傑明）帶著水汪汪的雙眼、攜著情書來訪，並聲稱如果不接受阿道夫的感情，阿道夫將會死去時，艾連諾非常抗拒也非常懷疑（相信換成是你也會有相同反應）。但他的追求太過纏人，最後她如果不是真的愛上他，就是愛上了他的追求。他們成為一對戀人、真的愛上了彼此，然後一起逃離他們所擁有的一切。他們不得不放棄一切，因為他們的這種關係不符合上層社會的禮節。儘管艾連諾曾經有過近乎上層社會的生活，她也不得不放棄，因為在那個標準裡，你不能在拋棄孩子、和一個年輕人私奔之後，還期望能像沒犯錯一樣，受到上層社會的歡迎。阿道夫與艾連諾都明白，而他們選擇追隨自己的內心。這就是成為「現代」的意義、是浪漫的意義，也是至少在現代與浪漫的意義上，擁有自由的意義。在他們出逃後，將不再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止、干涉他們，沒有邊界、障礙或法律可以圈禁他們，他們一起逃離了公共領域的世界，流放到私領域裡。愛必須是支持他們的因素，而愛也確實支持了他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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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但正如沃斯通克拉夫特應該可以警示他們的一般，在一段時間之後，他們的熱情開始消退。兩人都開始尋找其他事物來維繫生活，但當你被從公共生活中排除之後，這一切都將變得更加困難。如果你們的生活只有彼此，要找到除了彼此之外，能夠讓這段關係持續前進的事物，也會變得更加困難。對阿道夫與艾連諾來說，這段關係最終成了一場噩夢，哪怕他們依然相愛，甚至對彼此做出承諾。他們是現代人，他們是自由的，不過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阿道夫的父親打算把他拉回到體面的上層社會，而在那個世界裡，人們結婚的基礎不一定是愛，而是其他一些可以長久延續、可能最終會讓他們獲得更多自由的事物。阿道夫的父親開始對這段感情進行一種家庭干預：他想向阿道夫展現某些唯有接受約束方能帶來的自由。阿道夫的父親通過朋友寫信給他，試圖說服他放棄這個女人、放棄這愚蠢的行為，說服他結束那過於漫長的空檔年，好回到受人尊敬、經商維生的世界。在信裡，阿道夫的父親說在這樣的世界裡，阿道夫可以擁有更豐富的生活，如果他放棄對這段愚蠢愛情的執著，他將會過得更加充實。阿道夫受到了強烈的誘惑。康斯坦用了自由的雙重語言，來描述這種誘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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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kai"><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對於婚姻裡可能的幸福與平和，促使我在心中建立起理想妻子的形象。我深思著婚姻會帶來的平靜、地位甚至獨立，因為長期以來一直束縛我、干涉我的枷鎖，早已千倍於我在正式、被認可的婚姻關係裡會感受到的束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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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阿道夫開始看到，從某些方面來說，比起受困於他和艾連諾共享的那種全然獨立、全然浪漫的愛情裡，正式、被認可的婚姻（哪怕認可本身意味著某種約束），可能會讓他更為獨立。阿道夫受到誘惑，但最終，他並沒有放棄對艾蓮諾的愛。他已經鋪好了床，而今他必須好好地躺在床上。然而，當艾連諾找到了他的一封信，發現他曾經受到誘惑進而動搖時，她徹底心碎了。艾連諾最終哀慟而亡，阿道夫重新得到了自由，但他也從此成為一個破碎的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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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這是一部不尋常的小說，部分原因是它在心理層面的描寫上是如此現代；但在其他面向來說，它是一部完全屬於那個時代的作品。就兩性的政治來說，這不是一本屬於二十一世紀的小說，但這是一個關於自由的故事，以小說的形式表現了康斯坦的講座裡的政治啟示。盲目追求現代或消極的自由、浪漫的自由、心靈的自由、犯錯的自由、為所欲為的自由以及後果自負的自由，是如此美妙也令人興奮，也是這些追求使得我們成為現代人。但是，如果我們都踏上這條盲目追求的路，這條道路將會引領我們走向滅亡，因為當我們退回私人世界時，公共的世界並不會因此消失，它將帶著對全然不同的自由的承諾持續追逐著我們。如果我們陷入私領域的世界，我們最終將失去自由；如果我們想捍衛我們的私領域，我們會需要重新進入公共生活。我們需要結合古代和現代的自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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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這是現代政治的悖論，也是霍布斯式政治的悖論。霍布斯創建現代代表制國家的理念，是為了讓我們得以擺脫政治。霍布斯不是自由主義者，但他接受那種使自由主義成為可能的思維、那種想要逃離政治的思維。然而，在這種逃避的誘惑裡，埋藏了一個致命的陷阱。正如康斯坦所理解的，我們會需要以不同的形式來約束那些有權力得以約束我們的人，即使我們不這麼認同卻依然需要。從某個角度來說，當你對政治最不感興趣的時候，才是你最需要考慮政治的時候。舉例來說，如果你陷入愛河，也許這才是你需要思考政治的時刻，因為有可能在一夕之間，你一覺醒來發現不被允許有個人時間陪伴所愛之人；你可能一覺醒來發現，國家突然下令你與愛人只能待在各自的家裡，你們不准見面，因為外出碰面會威脅到公共安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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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在近期的事態之前，我會說這只是假設的例子，在現代自由主義國家中談戀愛的人可以非常有自信地相信，國家不會突然決定，他們的愛、他們想陪伴彼此的願望會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是在二〇二〇年，許多現代自由主義國家都採取了封城的措施，許多人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決定要同居還是分居，因為在戀人彼此的住處之間移動，對所有人來說都太過危險。即使享有現代生活，那種我們以現代國家提供的安全保障為基礎，為自己所構築的安全的、隱私的生活，我們也不知道政治何時會捲土重來。這就是康斯坦從霍布斯創造的政治世界中，所得到的啟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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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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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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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7"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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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7-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2.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3.1"> 譯註：作者在這裡的原話是「the idea of modern freedom or liberty」。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傳統中，自由在英文的兩種表述可以存在著細膩的差異。「Freedom」包含了做什麼的自由（free to do something）與不被什麼影響的自由（free from something）。「Liberty」則更直接指向自由作為一種政治權利，這個政治權利很可能可以包含了「Freedom」所蘊含的兩種意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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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6"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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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6-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4.1">[2]</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5.1"> 譯註：這裡有兩個細節必須補充。首先是，作者在此對「自由主義」這個概念做了細微的區分，他把「自由主義」先區分成當代北美政治語言中常見的自由派，以及康斯坦所代表的、歐洲十八至十九世紀對政治自由的理解；其次是作者把康斯坦所代表的啟蒙政治自由論述，與今日我們所習慣的自由主義的語言（如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等等）做了區隔。先就前者來說，今日北美政治語言中常見的自由派（Liberal）是一個很模糊的詞彙，它可能表示了一個人擁戴平權、機會平等與正義政治，這通常會與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一九二一年至二〇〇二年）聯繫在一起；但與此同時，這種自由派又可能是進步的自由派（Liberal Progressive），為這種自由派提供思想資源的，卻可能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對私人企業侵犯人權與環境權有嚴重批判的左派論述。作者在此要強調的是，康斯坦所代表的自由主義並不是今天他的英文讀者可能會立即聯想到的那種自由派。而是一種更古典的思維，但這種思維也不是第二種區隔中，當代政治與社會科學從「市場—政府」關係切入去理解何謂自由主義的思維，因為這種古典的自由主義思維在強調自由作為一種個人權利的同時，也強調了政府對於弱勢、對於貧窮皆有一定的責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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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5"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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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5-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6.1">[3]</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7.1"> 譯註：南北戰爭又被稱為美國內戰，而在戰爭時期，有許多輿論認為美國這個聯邦政體會就此分裂。事實上在內戰時期也是如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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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4"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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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4-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8.1">[4]</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9.1"> 譯註：「Revolution」的拉丁文「Revolutio」的原意有「轉動」的意思，也因此拉丁文的「Revolutio」同時也是英文「Revolve」的字根。直得一提的是，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也正是以「Revolutio」這個詞彙來指涉星體的運轉。</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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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3"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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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3-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0.1">[5]</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1"> 編按：此指阿道夫．希特勒，是現代最為知名的「阿道夫」。</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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