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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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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凱薩琳．麥金農（Catharine A. </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MacKinnon，一九四六年至今）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父親是一名國會議員，母親是法官。她在耶魯大學接受了律師訓練，並在耶魯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的學位。她目前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法學教授。在二〇〇八年到二〇一二年間，她是國際法庭的特別性別顧問，參與了許多女性主義運動，包括色情非法化、要求法律承認種族滅絕中的強暴案件，與反對販賣女性人口聯盟。她的著作包括《職業女性的性騷擾》（</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一九七五年）、《女性的生命、男性的法律》（</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Women</span><a id="_idTextAnchor009"/><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s Lives, Men</span><a id="_idTextAnchor010"/><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ss Law</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二〇〇五年）和《蝴蝶政治》（</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Butterfly Politic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二〇一七年）。在《蝴蝶政治》這本書裡，她寫道「在不穩定的政治體系裡，做出正確的小規模干涉，將為造成龐大複雜的迴響」。</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1</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她持續寫作，也持續參與在美國與世界各地的性別平等議題，她對不平等、色情與仇恨言論的研究，影響了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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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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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這本現代政治觀念的歷史，正一步步把我們帶向今天。在這一章，我們來到一九八九年，但在我們正式邁入一九八九年以前，我想很快地回到這本書的起點。不是回到霍布斯，而是回到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著作，《為女權辯護》。在我討論過的所有作品中，這是我最喜歡的一部，因為在我看來它最具人性化。《利維坦》是一部鉅著，卻是一本稍嫌不近人情的書，它與科幻小說只有一步之遙，但沃斯通克拉夫特與珍．奧斯汀也只有一步之遙。沃斯通克拉夫特對現代政治的基礎提出了挑戰，而我們之前尚未回應。然而，試著說出這個挑戰的回應，或甚至指出提出回應之困難卻十分重要。</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4-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4"><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1]</span></a></span></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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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提出的挑戰是：我們建立了現代國家，而現代國家是現代政治的基礎。與此同時，藉由建造現代國家，我們創造了一個怪物，並希望它能夠保障我們的安全。現代國家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我們，因此我們賦予它特殊的權力，因為我們認為國家需要這樣的權力以保障我們的安全。但我們也知道，在絕大部分的時間裡，我們的生活不會被國家干涉。沒有國家是無所不能，而事實上，多數的國家會對多數事務置之不理；但，我們也意識到，那些生活中不會時時被國家干涉的面向卻也不是毫無惡意的，因為生活裡不會只發生好事——在我們的家庭生活、私人生活、個人生活中，甚至是我們的家裡或街上，不好的事情總是會時不時地發生。這包含了那些不公正、殘忍、暴力的事情，甚至是釀成死亡的事情，而國家通常對這些苦難不感興趣。所以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們該怎麼面對那些在我們生活中，那些國家不感興趣、而我們卻依然需要被保護的面向？這不是霍布斯所想的那種關乎政治基礎的保護，不是保護我們免於戰爭、內亂、外國侵犯、經濟崩潰和其他大規模災難；這是關乎在日常基礎上，保護我們免於日常壓迫者的侵害，而這些壓迫者有可能是我們的丈夫、愛人、父母、雇主、陌生人，甚至是男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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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我們可以這麼回答這個難題。既然我們建立了國家，那麼我們可以微調國家的存在，可以重新設計這個人造物，讓它也有能力處理日常基礎上的不正義。正因為國家只是機器，所以我們可以試著讓這個機器運作得更加良好。但這種理性主義的論述，正是讓沃斯通克拉夫特對國家抱持懷疑的原因，因為國家不僅只是一台機器，而是一台由我們製造而成的機器，因此它原型是人類。既然如此，我們怎麼有辦法能確定國家不會單純複製那些我們希望國家能解決的日常出現的不正義？比起作為能把我們從常態威脅中救出的機器，國家反而有可能讓這種常態的不正義升級，這就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藉由描繪日常的男女關係所指出的危險。從許多層面上看來，男女關係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正義的，而且兩者會相互腐化，因此這種關係需要救治。然而，如果我們選擇了國家作為救治這些不正義關係的工具，如果我們在選擇之前沒有先確定國家不是這些不正義關係的升級版本，那麼我們只是在惡化整個腐化的情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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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她在十八世紀末所見到的國家確實只是單純複製了男女關係中的錯誤。她眼中的國家充斥了男性的慾望、權力、殘暴，以及隨之而來的男女雙方的相互依存與相互腐化。這意味著如果國家要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必須先解決自己的問題，而我們目前還不知道國家要怎麼做到這一點：因為機器無法自主修正。這構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挑戰的政治難題：如果國家是由我們所組成，而我們人類又是如此容易腐化，那麼我們要如何能夠擁有不只是再現甚至放大問題的國家，尤其是在「國家」原初便是被創造出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提下？針對這個挑戰，我們討論過的作者群基本上提供了兩種答案：第一種是自由主義的答案；另一個則是馬克思主義的答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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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自由主義的答案是，我們應該專心把國家視為一種機器，並且只使用它機械、無人性的那一面，盡可能讓國家遠離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正義。我們讓國家處在超然的位置，藉由把國家變成依循規則運轉的機器來確保國家是可靠、不會涉及不正義的。其中一個用來描述這種國家的詞彙，是說國家是中立的，國家不會偏袒任何一方，因為國家對這些不正義的經歷不感興趣。國家所做的將只會是應用已然建立的規則。如果這意味著國家會有點去人性化，那我們也只能欣然接受；而如果這麼做依然失敗，如果因為多數機械化的國家依然保有人性的一面（畢竟這些國家是依照人類為範本所建造），那麼還有一個解決方法：賦予公民權利，讓公民得以藉由這些權利保護自我免受國家侵犯，並試著確保公民能夠被保護，確保他們免於被國家的專斷權力干涉；同時也藉此希望，如果情境允許，公民得以藉由權利影響國家。這些權利有些被明文寫在法律裡、是被法律保障的權利，有些則是透過投票的方式表態出來的政治權利。這讓公民有辦法令國家得知其作為踰越了職責、讓國家知道它正在惡化事態、讓國家知道其盲點，甚至讓國家知道國家對其所作所為一無所知。這種想法呼應了康斯坦對自由國家的理解。在康斯坦看來，國家是中立組織，保護我們免於互相傷害，但同時也仰賴我們來告訴國家，什麼時候我們需要國家保護我們免於國家的侵犯。</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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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這種自由主義論點有個極為強大的女性主義版本。採取自由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著重於賦予女人權利，包含對抗那些潛在壓迫者的權利，以及那些當國家成為壓迫者時得以對抗國家的權利。這將意味著重要的是確保女性有投票權，並因而構成了現代自由女性主義的一種經典論述，即國家必須賦予女人投票權。然而投票只是必要條件，卻不是充分條件。自由女性主義者希望能夠賦予女人更全面的參與權，包含得以享有不同形式社會福利的權利。唯有如此，當國家表現出偏袒其中一方的利益時，另一方的人能夠有足夠的基礎救治國家偏頗的情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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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以上就是自由主義的模式。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種版本的政治只是圖利自身的胡言亂語，因為認為可以創建公正中立的國家過於天真。建構現代國家的是資產階級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社會建立國家的目的，自然是用來保障這個社會賴以維生的不正義。國家是被用來確保這種不正義不會被救治，而非用來確保我們有辦法救治既存的不正義。這表示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與自由主義截然相反的論點——給予人民更多權利並沒有辦法拯救人民；同樣地，確保國家盡可能地中立也無法拯救人民。唯一拯救人民的方式，是擺脫這種宣稱是中立的國家，並且用另一種存在著明顯偏好的國家取而代之，因為你會需要與被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的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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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馬克思與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把這個論點套用在家庭關係上，也用這個論點來解釋性別與權力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男人實質上占有女人，而那管理男女關係的法律、理應要是中立的法律，實質上一點也不中立。資本主義情境底下的婚姻關係只是一種財產關係，這產生的結果是婚姻與賣淫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因為女人只是財產，而男人剝削女人。從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正因為婚姻的定義是把女人視為財產，所以任何想要改善婚姻法、想要讓婚姻法變得更為公正的嘗試都沒有意義，因為要保護女人，該做的並不是改變法律，而是改變整個社會的根基，但這會需要一場革命。我們看到了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各自從自己的理論基礎出發，試圖回應這個問題：我們要如何阻止國家重現那些我們希望國家能夠解決的不正義？自由主義者說，我們需要更公平的國家；馬克思主義者則說，我們需要更公平的社會。這一章的主角凱薩琳．麥金農提供了一個很特別的答案。她說，從要賦予女人權利這長久掙扎的歷史看來，兩派的答案都不夠充分，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都無法奏效，因為他們實際上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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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麥金農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律師，這本書裡唯一提及的另一位律師則是甘地。有些人會認為，甘地也是某種女性主義者。但如果是這樣，甘地會是相當奇特的女性主義者。甘地對性別（甚至可以說尤其是性別）有一種相當奇怪的態度。他崇尚貞節，也抗拒性的誘惑，甚至提倡結了婚的伴侶應該禁慾。甘地也試圖落實他所宣揚的理念，會特別花時間與年輕女性近距離接觸，只為了確認自己不會和她們有性行為，而他從來不曾相信他的性生活足以作為整個社會的典範，因為他對性生活的態度太過嚴苛。他認為女人應該抗拒被視為「性的符號、玩物或洋娃娃」。有一種說法是，甘地對非暴力的理解是一種女性的政治，而他所對抗的則是那充斥著暴力與壓迫的父權政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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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但要說甘地是一名女性主義者，意味著我們必須要將他思想中不同的面向分立出來、重新編織組合。女性主義最多只是激發甘地寫作的眾多原則的其中一個分支。事實上，在麥金農眼中，多數的女性主義者都是如此，因為女性主義只是他們思想的一個元素，而這也是麥金農認為自由女性主義出錯的地方。自由女性主義對日常壓迫的回應，並不是以女性主義為主、自由主義為輔的回應，而是以自由主義為主、女性主義為輔的答案——這個回應是先以自由主義的原則出發，再而嘗試著挪用這些原則來回應所謂的「女性問題」，在這樣的政治分析裡，女性只是附帶而非主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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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馬克思主義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論述並不始於對男女關係的討論，而是起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階級的關係，再而嘗試著將這個論點延伸至所有其他面向，包含性別與性關係。麥金農認為這不是真正的女性主義。在她出版《邁向女性主義國家理論》前不久，麥金農寫了一篇文章盡可能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她說，世界上存在著各式各樣的女性主義，包含自由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以及其他。她指出，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擁有任何形式的女性主義，只要你把某種關於正義的原則應用到女性在社會中應該被如何對待的問題上，你就會得到一種新的女性主義。你可以有生態女性主義（Ecological Feminism）、素食女性主義（Vegan Feminism），你甚至可以有一個霍布斯式的女性主義（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話）。但麥金農堅持認為，唯有激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才是最純粹的「女性主義」，因為這種女性主義不帶有任何前綴。女性主義的激進形式，只是單純地以女性主義作為出發點思考問題的模式，從女性主義出發，而不是以女性主義結束。如果你從女性主義出發來思考問題，那麼你會發現，不管是自由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答案，最終都不是在保護女人免於男人的壓迫，因為它們的答案所關懷的是其他事物，是保護個人抵抗國家（自由主義），或保護勞工抵抗資本家（馬克思主義）。而正因為它們所關切的是其他事物，它們並沒能真的回答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提出的問題——我們該怎麼保護女性免於男性的壓迫？</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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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那麼在麥金農眼中，自由女性主義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她認為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自由主義想要建立一個中立、獨立於所有衝突之上的國家是錯誤的嘗試。自由主義所理想的國家，是不會選邊站、只會單純從證據判斷優劣的國家，並認為這將會是個公正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將不會複製人類的偏見與激情、將會是人類的救贖，因為自由主義國家的目的，就是要拯救我們免於落入我們最糟糕的一面。但麥金農說，如果你有一個從根基上就不正義的社會，如果社會裡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從根本上就不正義，那麼中立的裁判也不會試圖去糾正這種不正義，因為中立只會重現這樣的不正義。即便一名裁判拒絕在一場比賽中選邊站，但只要這場比賽中有一方享有所有權力，那麼這個裁判所做的，也只會是確保比賽的結果終將由享有權力的一方持續獲勝。</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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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麥金農認為自由主義國家本質上是由男性主導的國家。自由主義國家試圖藉由宣稱自身的中立來掩蓋這個事實，但正如她所說，任何嘗試與國家打過交道的女人都會明白，國家一旦宣稱保持中立不選邊站，實際上就是選擇站在男人那一邊。自由主義國家總是由男性組成，國家裡那些享有重要權力的角色，也幾乎都是由男性所構成，包含了政治家、法官與警察。這樣的國家將藉由男性的視角來觀看世界，並且讓男性的權力完好無缺，然後再自稱這是中立的立場。我們可以透過一個比喻來理解這件事情（這是我的比喻，不是麥金農的）。讓我們想像一場體育競賽，然後選擇一項你想要參與競賽的運動，這可以是足球、籃球、網球或其他運動，參與運動的運動員可以有男人也有女人，這無所謂。重點不是體育競賽裡的男女關係，而是權力關係。在決定好競賽項目與參賽選手的組成之後，讓我們接著把這場比賽設定成由十八歲以下成員組成的隊伍對抗十二歲以下成員組成的隊伍；然後我們繼續假設，這場比賽的規則將會依照那個運動項目的常規舉行，因為這些常規通常都是公平中立的。在這種團隊競賽裡，通常都會有一個裁判，而裁判的工作就是盡可能維持全然的中立、不選邊站、依據規則判罰。讓我們想像一下，就算所有人都遵守規則，這兩個隊伍之間的競賽會發生什麼事情：十八歲以下的隊伍會遵守規則，十二歲以下的隊伍也會，裁判也會公平地依據規則判罰，因此這是一場有著中立裁判的比賽，但十八歲以下的隊伍永遠都會獲勝。</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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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對麥金農來說，這就是在存在深層結構性不正義的社會裡，引介全然中立的裁判，然後要求這個裁判全然中立地依據規則判罰後會發生的事情。無論裁判多麼謹慎地依據規則吹判，他的所作所為都確保了永遠獲勝的一方將會持續獲勝。如果從一開始，所有的權力就集中在男人身上，然後在這樣的情形下開始中立地吹判，男人最終還是會享有所有的權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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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麥金農認為，自由主義之所以會失敗，與消極自由的觀念息息相關。誠如她所說的，人們之所以會被消極自由的觀念吸引，是因為他們希望能得到免於國家專斷權力的保護。人們想要能夠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犯錯，自由地用他們的身體、財產、信仰與價值觀來做想做的事情。消極自由的觀念預設了我們是自己命運的主人，但是麥金農指出，消極自由是一種會吸引不需要消極自由的人的觀念，被吸引的人根本不需要消極自由，因為他們早就已經擁有這樣的自由——他們擁有了權力，而這意味著沒有人能夠在實質意義上阻止他們做他們想做的事情。與這些人比起來，那些相對無能為力的人，即便會因為在生活場域擴展自由的疆界而受益，他們也不會想要更多的消極自由，因為這些人知道，消極自由並不會對他們的處境造就任何差別。</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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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麥金農認為，那些熱愛消極自由卻又不需要它的人往往是男人，更重要的是，有財產的男人。如果你想要過一種能夠擁有犯錯的自由的人生，這往往是因為你有足夠的本錢讓你犯錯，因為你幾乎能夠確定你所犯下的錯並不會對你造成致命的損傷。這和托克維爾對美國的看法有些相似。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有本錢犯錯，因為它犯下的錯誤不會致命，而最終，這導致了某種政治上的自滿。在麥金農看來，任何認為自己犯下的錯不會是致命錯誤的人，都是已經被制度保護的人。消極自由在本質上是一種富含這種自滿意味的觀念，對那些隨便犯下一點小錯都可能造成致命損傷的人來說，他們深深明白，制度不僅沒有保護他們，系統甚至選擇了與那些有本錢犯錯的人站在同一陣線。在現存的制度裡，消極自由對那些真的能從這個觀念中受益的人來說，沒有半點好處，因為這些人所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制度。</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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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從這個角度看來，麥金農聽起來應該要是個馬克思主義者，或至少是積極自由這個觀念的捍衛者，而積極自由這個觀念多少受到馬克思主義啟發。如果單純被保護、單純免於被專斷權力干涉尚不充分，因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有自我滿足的能力，我們難道不應該活在賦予我們這種能力的國家嗎？但麥金農指出，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論點犯下了一個致命的範疇錯誤，那就是它以為我們可以輕易地轉化一種階級不正義，並用它來解釋所有形式的不正義。馬克思主義以為一旦正視階級不正義的問題，那麼所有其他不正義的問題也將迎刃而解。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背後存在著一種信仰，相信一旦有了正確的政治革命（那種讓勞工掌控一切的革命），那麼包含婚姻、家庭關係、工作關係與所有社會裡的人際關係，也都自然而然地會趨於和諧。麥金農認為，我們完全沒有理由要相信這種信仰會成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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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當幾乎所有馬克思主義理論都預設了勞工是男人的情況下，為什麼所有存在於男女之間的不正義，都會隨著勞工掌權而消失？麥金農用非常驚人的術語來形容馬克思主義者得勢後的事態。她說，馬克思主義版本的女性主義，讓女人淪為被「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宰制的對象。歸根究柢，社會主義是一種以社會對抗政治的主義，因為它是「社會的主義」（social-ism）。在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裡，一旦勞工掌權，國家或多或少就失去意義，國家將不再是必要的存在，因為社會得以自我管理；在麥金農看來，自我管理的社會就是自然狀態，而這也是她認為一旦國家消失後，女人將會面對的命運。她說，在馬克思主義革命之後，「女人將被交給公民社會處置，而對女人來說，這更近似於自然狀態。」自然狀態是霍布斯的術語，但麥金農用它來表述的並不是如霍布斯那樣用來說明國家出現以前的事態，而是用來說明男性主導的革命取消了國家之後的事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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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這意味著麥金農的論點，實質上認為霍布斯版本的自然狀態是錯誤的，她認為霍布斯理解錯了順序。霍布斯的基本預設是，當人類之間的關係只存在著自然關係時，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我們都一樣脆弱，因為人類是脆弱的動物。我們有強大的腦袋，卻有著脆弱的身軀，而這讓我們很容易就會被殺害。對霍布斯來說，自然狀態的基本事實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可以殺害任何人。所以霍布斯式的國家是被創造出來，確保人們可以脫離這種脆弱的平等；但麥金農認為，即便你接受了這點，即便你以這種方式來建構政治社會、讓國家來保護你，在自然狀態中最深層的不平等依然存在。對麥金農來說，自然狀態的核心事實便是人類並不平等，這並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殺害任何人的狀態，而是男人會殺害女人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下，殺害女人的男人數量遠超過了殺害男人的女人，因此一旦你認為成功救治了公民社會根本的不正義，並因此抹消了國家的存在，你所做的只是在革命大業中遺漏了自然狀態中深層的不平等。在奠基於這種不平等的社會裡，一旦沒有了國家的存在，只是把女人拋給男人宰制，男人便會讓女人的生命變得可憎、野蠻、短暫。</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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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麥金農使用了霍布斯式的語言，但她拒絕接受霍布斯關於國家起源的故事，而她也認為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版本的女性主義都無法解決最根本的問題。從這點看來，她的論點幾乎全然地批判了我在這本書所談論的一切，但她的論點並沒有要全然否定國家；與此相反，她的論點旨在邁向一個女性主義的國家理論。但要邁向女性主義的國家，也意味著要遠離我們所接受、從霍布斯以來對國家的想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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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麥金農很直白地提及韋伯，認為韋伯所提出的國家只是重現了國家應該要解決的問題。韋伯提出了對國家最著名的定義：把國家定義成得以成功宣稱它合法壟斷暴力的組織，而人們之所以接受國家的宣稱，是因為想要藉由合法的暴力來保護自身免於其他形式的暴力與壓迫。然而麥金農說，在這樣的國家裡，有許多暴力並不會被國家觸及，尤其是存在於男人與女人之間的暴力、男人對抗女人的暴力。如果國家是唯一一個被允許行使暴力的組織，但與此同時國家又默許其他形式的暴力持續存在，那麼國家等同於合法化了這些被默許存在的暴力，而對女人來說，現代國家便喪失了基本功能，因為國家沒能制止的所有暴力，都將成為國家所認可的暴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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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麥金農的論點不只是關於霍布斯和韋伯。麥金農從根本上不認為現代政治（甚至是現代性本身）是如同其先知們所宣稱的那種重大轉折。她抨擊那些認為一旦我們建立現代國家，我們就把中世紀的迷信拋諸腦後的人。我們並沒有因為建造現代國家就改變了世界，我們沒有把世界從髒亂醜陋又暴力的環境，轉化成乾淨有效率又機械化的世界，麥金農認為這種想法只是幻覺。維多利亞時期有一位名叫亨利．曼恩（Henry Maine）的律師，曾經提出一個區別前現代與現代世界的方式，而這個區別變得非常有名。曼恩說，隨著現代性的到來，我們從階級的社會踏入到合約的社會。在階級的社會裡，你可以藉由出身而恣意妄為：你是某某人的兒子、擁有某某頭銜之類的（而如果你是女人，除非你非常幸運得以剛好是某某人的女兒或妻子），這是一個出生就有各種利益伴隨的世界；然而合約的社會則不然，合約的社會是自由主義的理想，運作的根本前提是我們得以自由地與其他人進行交易，並且在交易的過程測試彼此的底線，藉此營造人際關係。根據這個維多利亞時期的觀點，當我們從階級邁向合約社會，我們同時也逐步邁向自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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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我們有許多理由（不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理由）認為這是一個太過簡化也太過美化、沒有說服力的觀點。而麥金農所提出的理由是，這個觀點誤解了階級。有一個更為根深柢固存在的階級，在我們從階級社會過度到合約社會後，依然沒能擺脫。在《邁向女性主義國家理論》中，麥金農指出，一旦你見到現代政治與社會深層的社會分化，你就會注意到這種階級依然存在，「由此看來，一旦我們以社會分化的媒介來理解性別，我們將會發現，那種構成中世紀法律基礎的階級範疇，並沒有如人們所想的被自由主義政權對階級、抽象化人格的理念所取代。中世紀的階級範疇依然存在也未曾改變，因為自由主義論述預設了性別是外於法律經驗的階級範疇，這使得性別被壓縮進入那憲政秩序出現之前的假想社會秩序裡，而這種壓迫，正是來自於那被設計成刻意忽視這種階級範疇的憲政結構。」這意味著在這樣的自由主義政治裡，男人依舊享有他們的階級特權，女人則沒有階級，而最終人的階級將會決定所有號稱是中立競爭的結果，因為如果把中立建構在階級之上，只是在確保有階級特權的人將永遠得勝。</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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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麥金農把這個分析應用在更為廣泛的事務上，不只用這個方式來分析暴力犯罪，也用來分析女性想要改善那根深柢固的經濟與其他形態的不平等。在麥金農看來，常見的反性別歧視立法是一種全然不足的取徑，因為這種立法往往被自由主義者認為是改善女人所經歷的日常不平等與不正義的方式，認為這麼做就會使女人得到與男人相同的待遇。但麥金農認為，這種立法的失敗之處，恰巧反映了把中立視為法律根本原則的想法，存在著什麼樣的根本問題：「在反性別歧視法所處理的議題上，人類的隱性參照是男性，而男性特質被作為平等權的衡量基準。在主流的詮釋中，這個法律是中性的，因為它不怎麼賦予女人那些它也無法賦予男人的事物，法律一方面維繫著性別不平等，一方面表現得彷彿面對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在這個法律所闡釋並維繫的性別觀念裡，性別依舊被視為權力分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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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如果男人享有階級特權而女人沒有，女人將會持續地落敗，因為中立的法律永遠不會賦予女人那些男人獨享的特權。這有點像是一場十八歲以下的隊伍與十二歲以下隊伍進行的賽事，唯一能確保十二歲以下的隊伍有機會獲勝的方式，是法律不會對兩方採取公平與平等的判罰標準。如果有一方需要一些協助才能克服困境，我們應該要拋下中立原則，並正視在規則與競賽之前便存在的基礎的結構不正義。在這樣的不正義面前，決定誰贏誰輸的並不是競賽本身，因為早在比賽開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誰勝誰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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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如果要讓十二歲以下的隊伍有機會取得勝利，那麼只仰賴中立原則全然不足。我們必須要有某些規則來約束十八歲以下的隊伍。在麥金農的論述裡，存在著一個很基本的霍布斯式的前提，儘管麥金農反對霍布斯對政治應該如何運作的論點，也反對他認為人們藉由建立現代代議制國家進而徹底改變了事態的想法。麥金農如此樂於使用自然狀態與國家這些霍布斯式的語言，並不是純粹的巧合，因為國家之所以存在，便是為了使用暴力來對抗其他形式的暴力，而核心問題始終不曾改變：有哪些其他形式的暴力，是我們希望國家可以處理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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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麥金農不曾掩飾她蔑視許多理解現代政治的不同方式，但麥金農並不反對國家這個現代政治的基本觀念。在她看來，自由主義國家不足以處理問題，因為所謂的沒有立場的公平本身便是不公平；馬克思主義國家也不足以完成應該要完成的工作，尤其是考量到國家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後並不會存在這一想望。在麥金農看來，我們還是需要武力與壓迫來對抗武力與壓迫，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有點法農的色彩，法農也認為唯有暴力能對抗暴力；但這也不像法農的論點，因為法農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相信終究會有一種暴力得以全面轉變國家，把國家變成某種超然於既存社會秩序以外的事物。法農相信在未來，所有人類關係中的問題都將得到和解，而他幾乎不曾提及男女之間的政治關係（除了他對病患的筆記，而在其中他又太過於描繪男性的性能力）。在法農的思想中，幾乎不存在任何論點讓人們得以相信男女之間的關係將會隨著暴力革命而改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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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讓麥金農知名的不只是她的政治理論而已，她同時也實際參與了許多女權運動。其中一個讓她聲名大噪的也許是她投身反對色情的運動，試圖讓色情成為非法事物。色情這個議題展現了麥金農的理論如何能夠被應用到廣泛的議題上。在麥金農看來，色情是一種針對女人的暴力，是一種暴力的展現。而針對那些認為色情只是表現了暴力（畢竟色情不是真正的暴力）的人，麥金農反擊道：表現暴力就是複製了真實的暴力。色情就是色情，所蘊含的暴力存在於所表現的事物上，但對許多人來說，色情是棘手的政治議題，這些人也包含了自由主義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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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對某些自由主義者來說，色情的問題並不棘手，尤其是當他們開始轉向放任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時。色情可以單純地被視為原則問題，而這會把色情變成了一個關乎言論自由與合約自由相關的問題。如果有些女人將色情視為一種謀生方式，我們憑什麼去阻止她們？如果有很多人（多數是男人但也包含女人）想要享有色情消費，我們又憑什麼去阻止他們？我們應該要阻止的是在製造色情時可能會發生任何不容懷疑、針對弱勢尤其是孩童的暴力，而這一點連放任自由主義者都會同意。但如果色情是合意表現性行為的結果，且在這種色情表現中，人們得以自由選擇其作為，也能自由選擇其消費內容的話，色情將會成為關乎權利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有些形式的色情有礙觀瞻，不只是因為這些色情被生產的方式，也因為我們認為這些色情所蘊含的內容與良好社會不符，也許我們會想要把這些形式的色情定為非法。但一旦色情成為一個關乎自由的問題，那麼在多數的自由主義社會裡，多數的色情會被允許，因為自由主義者傾向對色情寬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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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馬克思主義者對色情的看法，就像他們對多數事情的看法一樣。他們會認為，如果我們能改正現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問題（即資本主義），那麼所有其他問題都會跟著消失。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色情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產業，有許多資本家的財富都是構築在色情相關的產業之上。這意味著在革命之後，人們將不再需要色情。因為人們將會得以享有自在尋愛的自由，人們也能在求愛關係裡，自由地向彼此展現彼此應得的敬意。沒有人會想要在尋愛的過程中獲取利益，人們將會找到適宜的表達自由。在這個論點中，一個馬克思主義社會裡，是絕對不容許色情存在，因為在這個社會裡色情沒有存在意義，也悖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裡（這表示這些社會經歷過馬克思主義者所宣稱馬克思主義革命，並建立所謂的共產政權），人們對色情往往抱持某種清教徒一般的態度，也遠較自由主義社會更有可能將色情視為非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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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當我還是一名學生時，一九八九年發生了一件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那一年，凱薩琳．麥金農出版了《邁向女性主義國家理論》；同年，柏林圍牆倒塌，而這會是我們下一章的主題。但在這裡，我要說的是一個小故事。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季，我前往羅馬尼亞旅行。當時的羅馬尼亞仍然是所謂的共產主義社會，由東歐最糟糕的獨裁者中之一，尼古拉．塞斯庫（Nikolai Ceausescu）和妻子埃琳娜（Elena）統治。在當時，我去了東歐旅行幾次，包括波蘭、匈牙利、東德與捷克斯洛伐克。但一九八九年的羅馬尼亞，絕對是我旅行過最糟糕的地方。那是一個極度壓抑、非常貧窮和悲慘的社會，但在這樣的社會裡，卻充斥著最為可愛的人。我那麼喜歡在東歐旅行，部分原因是東歐的人們總是非常友善，在旅行之中很容易交到朋友。在當時，想要進入這些國家並不是那麼容易，但是一旦你到了那裡，人們總會對你敞開心扉，歡迎你造訪他們的家園。</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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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當時的我是一名二十一歲的學生，也在羅馬尼亞旅行的期間與一群學生成為朋友。他們有些人和我同年，有些人比我年長。然後他們邀請我到其中一個人的家裡，因為那個人的家裡正舉辦某種聚會。顯而易見地，就算這些人不是什麼異議分子，這也是由對政權日漸失去耐心的人們所組成的聚會。聚會的人有男有女、相談甚歡，他們也招待我許多食物，是段美好的時光。然後在夜暮深沉時分，房間裡的男人們突然說，女士們必須回家了。於是在場的女士離席，而男士們則邀請我們（當時我和另一個英國男子共遊）留下來渡過這個夜晚的高潮節目。他們把我們帶下樓，來到地下室、拉上窗簾，然後放了一部電影：那是一部西德的色情片。我們應該要帶著一種虔敬的心態來觀影，而這是我人生中最幻滅的一刻。我還記得當時的我有多震驚，也記得當時的困惑：難道這就是自由對他們的意義嗎？先不管共同觀賞色情片所帶來的社會意義有多難堪，這也是一種政治上的難堪感受。當時的我並不知道該怎麼理解這一切，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於是我們找了個藉口離開聚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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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色情似乎是非常困難的政治問題，因為看起來它的確觸及自由的基本問題。但麥金農說，如果我們還記得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護我們免受暴力侵害，那麼色情就不會是困難的問題。我們不必寬容色情，不用假設色情關乎了人們的自我表達與藉由自認合適的方式自我享受的權利，因為色情不是消極自由的問題。麥金農的論點在於，色情更像是人口販賣而不是言論自由。我們幾乎可以肯定，被捲入色情的人總會在某些方面受到壓迫，這些人是更深層次的結構不正義、不平等與潛在暴力的受害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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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我們知道要怎麼處理人口販賣的問題，因為這不是困難的政治問題，雖然把政治理論付諸實踐總會存在著困難。當我們發現人類被強行轉移、拘禁、僱用和剝削時，我們知道必須要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必須要解放他們。我們不會去煩惱那些非法販售人口的人的權利和自由，因為我們要解放被壓迫的人。麥金農認為，正因如此，在面對色情時，我們該做的事情就是把色情視為一種人口販賣的形式。在良善的自由主義社會裡，我們會對人口販賣採取什麼行動（或至少當我們發現時，我們會試圖採取什麼行動）？我們會竭盡全力確保這是非法的，我們會禁止人口販賣、打壓人口販賣以確保它不會存在，我們會採取暴力來對抗人口販賣，而我們所採取的便是國家暴力。麥金農認為，我們也應該如此對待色情，這依舊是以國家為基礎的論點；但這同時也是一個，指出在這本書裡所提到的其他以國家為基礎的論證都有所不足的論點，因為在那些論證中，我們忘卻了國家的目的是什麼：國家應該為我們服務，但如果身為女人，在那些論證中，國家並沒有保護我們，國家棄我們於不顧。</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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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麥金農關於色情的論點，以及更廣義地，她對國家應該如何使用權力的論點，都極富爭議。即便在女性主義裡，這也是極具爭議的論點；但在女性主義之外，這個論點的爭議性更強。自一九八九年迄今，世界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女性主義也產生重大的變化。在今天，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女性主義思潮，論及各式各樣的議題，包含了色情。還是有許多自由女性主義者不喜歡禁制色情的想法。有些女性主義者認為麥金農的論點太過法學，因為這是以國家為基礎的論點，但同時也是以法律為基礎的論點。麥金農是一名律師，她筆下的許多議題都是關於法律議題的技術性討論，而有許多女性主義者想要得到不受法學概念束縛的正義觀——這些女性主義者想要思辨的是更宏大的問題，這包含了文化、表現與性別認同的問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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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但從一九八九年迄今，還有一些其他事情也產生變化，色情也有所改變。它不見得變得更糟（我對此並不清楚），但確實變得更加廣泛，其中一個變化就是網路。網路是一部傳播色情的機器，當我想到一九八九年的羅馬尼亞，然後又思及今天的羅馬尼亞，我相當確定色情在今天的羅馬尼亞就像色情在世界任何角落一般普遍。在今天，要接觸色情應該已經沒有必要等到晚餐過後，聚在某個人家裡的地下室並拉上窗簾。儘管中國是世界上最後幾個仍然堅持想要反對色情的地方，而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依然自詡是馬克思主義國家，但坦白說，這種堅持正在失敗，因為在網路的時代，色情無所不在。我們無法想像在這個時代要怎麼禁止色情，色情無所不在，因為資訊也無所不在。現在看來，我在一九八九年的經歷彷彿不是上個世代發生過的經歷。我已經不記得當年在羅馬尼亞，人們用什麼樣的科技來播放那些色情片，但我很確定片源不是來自網路。一九八九年並不是前現代的世界，但它是數位化之前的世界，而從今天看來，那幾乎像是某種前現代的體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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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這意味著在麥金農的分析裡，還有一個基本的問題沒被解決。這是關乎今日國家的基本問題，而這也是我在本書最後一章將要討論的問題。我不會討論這個問題和麥金農或女性主義或色情的關係，因為我想討論的是更大的議題。在網路的時代，在這個網路串聯、資訊無孔不入、無限存取的時代，在這個資訊（包含色情）超脫了消極自由的範疇、幾乎如同成為呼吸的空氣，讓我們難以察覺其存在的時代，國家還有足夠的權力來面對自身的不正義嗎？我們還是可以如此宣稱：我們創造了國家，並且賦予國家所有合法壓迫的權威，並期望國家會使用這種暴力來保護我們。但現在是二十一世紀了，不是二十世紀，更遑論十七世紀。我們可以問：我們賦予國家所有的權力，但這樣夠嗎？</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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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4-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 編按：麥金農將「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的概念套入了政治領域中，而蝴蝶效應亦即一種細微的連鎖反應，看似無關的事件將帶來劇烈的改變，即遠方蝴蝶的振翅卻可能引發此地的龍捲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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