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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h1 ebcpara ebcpid_1"><h1>謝辭</h1></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p>我的母親莎拉．史丹利（Sara Stanley）在刑事法庭做了幾十年的書記官。她讓我從小到大一直知道美國司法系統的公正性與種族歧視問題。此外，她也總是「站在我這邊」，即使是在覺得我處理問題的方式並不明智的時候也義無反顧。我人格中有許多強項都得歸功於她，這些強項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了我許多忙。</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p>本書延續曼佛雷德．史丹利（Manfred Stanley）和瑪莉．史丹利（Mary Stanley）的研究。瑪莉對我，以及對本書都產生巨大影響。她找了許多對這項研究有幫助的書，默默地幫助我，而且花了好幾個周末跟我密集地討論稿件，並協助我寫下某些關鍵段落。她對本書厥功甚偉。</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p>我的兄弟馬可士．史丹利（Marcus Stanley）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提出了最聰明敏銳的問題與評論，並且讀過、評論過本書書稿大部分的版本。他不斷提出批判意見，讓我把主張寫得越來越詳盡清楚，而且直到最後他還是不夠滿意。我的妻子潔莉．桑德（Njeri Thande）也讀過並評論過本書許多版本的手稿，她的意見讓本書更臻完善。至於我的兒子埃米爾（Emile），則讓我在寫書的過程中一直保持清醒。</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p>我深深感謝女性主義哲學家與研究種族問題的哲學家；他們過去幾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還因為不去追尋「真正的」哲學而不斷被辱罵，但本書的理論基礎都奠基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之上。尤其蕾．藍騰（Rae Langton）的著作對我個人而言特別重要，讓我能在語言哲學、知識論、社會與政治哲學之間建起橋梁。</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p>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愛德華．赫曼（Edward Herman）對宣傳的看法跟我有一些差異。但他們的著作以及喬姆斯基的許多作品，尤其是喬姆斯基對政治哲學的看法，是本書的靈感來源。我很感謝他在許多作品中對這個領域提出的洞見，也很感激他為年輕學者們提供的榜樣。</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p>我想寫這本書已經很多年了。一開始是《紐約時報》的部落格「石頭」（The Stone）讓我動筆；我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寫了第一篇文章〈讓人無法說話的方式〉（The Ways of Silencing）討論宣傳，之後的四篇文章中有三篇也都是談這個主題。但之後又隔了一段時間，直到二〇一三年十月，我才真的開始寫這本書。寫作的過程花了整整一年，是我記憶中做過最難的工作。「石頭」的編輯Peter Catapano與Simon Critchley在這四年中幫助我把想法確實地化為文字。尤其是Peter Catapano，這四年來與他相互切磋的火花，讓我把我的意見說得更清楚，改進了我的寫作技術。而在這段時間中，羅格斯大學的研究生也幫助我思考這些問題，尤其是Gabriel Greenberg幫助最大。Joshua Armstrong、Karen Lewis、Carlotta Pavese也放下一切事務跟我討論想法，Carlotta Pavese還讀了手稿的好幾個章節。</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8"><p>本書全是在耶魯大學寫的，充分利用了這間學校豐富的學術資源。耶魯的同事幫了很大的忙。史蒂芬．達爾沃（Stephen Darwall）一邊當哲學系主任，一邊在本書撰寫的好幾個不同階段，分別抽空讀了至少十幾份的手稿，並給出評論。他從我來到耶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教民主的政治哲學，以及這種哲學背後的基礎：道德哲學。他從最初就一直鼓勵我寫出這本書，沒有他堅定的支持，我不可能寫完。他是我第一位要感謝的耶魯同事。</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9"><p>二十五年來我一直和泰瑪．甘德勒（Tamar Gendler）、Zoltan Gendler Szabo討論哲學。甘德勒對「引念」的研究，深深影響了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多年來，我在與她討論的過程中學到許多，更期待往後也能繼續詳細討論。不過當我到了耶魯，甘德勒已經成為學院的副院長，現在又成為文理學院的院長。我在過去的十年內，無論是閱讀她的作品，還是當面與她討論，對她哲學思維的接觸與反思都深深影響了這本書。如今她則用另一種方式，以打造理想的制度氛圍來探索這些問題。至於Zoltan Gendler Szabo的辦公室則在我隔壁，我們在走廊上討論過很多問題。</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0"><p>法學院的同事丹．卡韓（Dan Kahan）讀過本書的兩份完整手稿，並給出評論，他和達爾沃一樣都對本書產生重要影響。此外，我也非常感謝耶魯的克里斯多福．勒布朗（Christopher Lebron）讓我轉而研究社會與政治哲學，而且我總是一邊照顧兩個年紀相仿的兒子，一邊跟他討論最新的想法；他每天都對我的論述做出大量貢獻，該記的注解多到我根本記不完。丹．葛里科（Dan Greco）是每位哲學家夢寐以求的同事，我在直到交出本書定稿之前，都一直從他那邊獲得建設性的建議。伊蓮．蘭德摩爾（Hélène Landemore）對前期手稿的建議，則是詳細和受用得不可思議。轉到耶魯讓我興奮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和薇絲拉．韋弗（Vesla Weaver）共事，她在二〇〇七年的論文 ”Frontlash” 激發我去思考很多意識形態與宣傳的政治問題，如今我已經實現了共事的夢想，甚至獲得了更多。Casiano Hacker-Cordón也給了我豐富的資源，包括大量的閱讀材料和必要的討論。Steven Smith對早期稿件的評論非常有用。與Seyla Benhabib、Bryan Garston、維莉蒂．哈特（Verity Harte）、Jonathan Kramnick、Daniel Lanpher、Tracey Meares這些耶魯同事的討論也很有幫助。最後，耶魯的優秀研究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貢獻極為重要，丹尼爾．帕南（Daniel Putnam）一直與我密切合作，讀了一份又一份的手稿。Yuan Yuan讀了幾份後期手稿，點出了不少關鍵錯誤。Matthew Lindauer和Sam Schpall對整份稿件的評論也非常有用。Jessie Munton不但讀了好幾份手稿，還給了第五章極大的幫助，她自己就在研究刻板印象對知覺的影響，我在和她討論我們各自研究計畫的過程中，把相關問題想得越來越清楚。Emily Kress給了我許多非常珍貴的古典哲學資料。Jessica Keiser給了我許多語言哲學的資料，與我一起討論相關問題。Jiewuh Song讓我用當代政治哲學的脈絡討論我的一個核心論證。總之，能加入耶魯這個絕佳的知識圈實在太棒了。</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1"><p>除了耶魯的同事以外，我在寫書的過程中還大幅仰賴許多人；我很驚訝他們竟然在需要照顧自己的生活，而且跟我沒有學術合作關係的情況下，願意寫文評論。政治哲學家Peter Levine是我的兒時好友；他在二〇一二年聽了我在甘迺迪學院的演講之後，就變成了重要的討論夥伴。他讀了前幾章的好幾版手稿，寫下詳細意見，並在本書撰寫之初，點出重要的研究方向。克莉絲蒂．達森（Kristie Dotson）和凱瑟琳．波金（Kathryn Pogin）都非常仔細地讀過好幾章的許多份手稿，而且總是願意花好幾個小時跟我討論。克莉絲蒂．達森非常慷慨地貢獻出她的時間，而且她的著作顯然大幅影響這本書，尤其是影響了意識形態那兩章。此外，我也很開心能參與她的作品。她這麼聰明的人能加入這個領域，實乃這個領域之福。凱瑟琳．波金還只是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卻極為優秀，我期待她寫完論文找到職位，這樣她在指出錯誤和修正那些沒寫清楚的論證時，我就不會那麼尷尬了。莎莉．哈斯藍爾（Sally Haslanger）、Bryce Huebner、Alex Guerrero、珍妮佛．索爾（Jennifer Saul）、蘇珊娜．西格（Susanna Siegel）都從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時間幫我，為許多章節寫下重要的意見。我從二〇一二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表演講之後，就一直跟哈斯藍爾密集討論，這些討論大幅改善了我談意識形態的章節；我在過去的一年裡也逐漸發現，她對用個人主義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批評是正確的。珍妮佛．索爾讀了第四章好幾個版本的手稿，她的評論讓該章超越了我們原本的期待。這些人的無私付出令人震驚。</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2"><p>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Michael Morris一直以來提供我該領域的許多重要作品與討論。能和一位傑出的文化與社會心理學家交上朋友真是太棒了。過去幾年以來，Gilah Kletenik鍥而不捨地針對我的想法給出反饋，每個人都該有一位像他在哲學上這麼有天賦的導師。凱特．曼恩（Kate Manne）、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蕾貝卡．庫克拉（Rebecca Kukla）也給了我很有用的意見與支持。</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3"><p>我在讀研究所時，和約書亞．柯恩（Joshua Cohen）一起上過政治哲學課。我最初的社會與政治哲學的文章不是刊登在學術期刊上，而是《紐約時報》上。我把第一篇稿子寄給他時，他非常鼓勵我，從此更是不可思議地慷慨、花時間跟我討論。他還邀我在史丹佛大學的政治理論課演講，我講了本書第四章的內容，獲得Ken Taylor的回應。Ken Taylor的評論與聽眾的支持都讓我深深感激。</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4"><p>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我在康乃爾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那裡的研究生很優秀。我很幸運可以和Allen Wood、Karen Jones一起審查Chris Sturr研究意識形態的學位論文。在那幾年，我經常與蘇珊娜．西格、Lisa Rivera一起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主題，而我也是因為這樣才開始研究知識論。為此，深深感謝Chris Sturr、Wood、Jones。</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5"><p>麥可．羅森（Michael Rosen）的《論自願為奴》（<em>On Voluntary Servitude</em>》這本書，幫助我整理出對於意識形態的想法。麥可．羅森也慷慨提出意見，而且還在緊要關頭找了幾位研究政治理論的研究生：Emma Saunders-Hastings、Tae-Yeoun Keum、Bernardo Zacka、Jacob Roundtree一起討論本書的前期手稿，讓我如虎添翼。我很感謝政治哲學界的同行一直都給了我許多幫助。Alex Guerrero幫助我探索新領域。梅爾文．羅傑斯（Melvin Rogers）和Tamsin Shaw經常在臉書上，回答我這個政治哲學新手在文本與概念上的疑惑。梅爾文．羅傑斯的作品是閱讀杜博依斯的珍貴指南，而且對本書也產生重大影響。我在本書寫作後期認識了Robert Gooding-Williams，和他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杜博依斯，他讓我把自己的詮釋說得更清楚，並給了我其他相關討論素材。David Goldberg自從聽到我在韋恩州立大學Gail Stine講座的演講後就幫了我很多，給了許多關於美國政治理論的理論與資料。羅格斯大學的教育歷史學家Ben Justice對最後一章的幫助非常重要。與卡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討論技術主義意識形態非常有幫助。</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6"><p>洛莉．格魯恩（Lori Gruen）自始至終都在鼓勵我，為好幾版手稿提出建議，並經常與我討論政治哲學，無論是在內容上的實質幫助，還是在我研究方向上的鼓勵，都數之不盡。她還找來她在康乃狄克州維安等級最高的男子監獄「柴郡懲教所」的政治哲學課上教過的學生，舉辦了兩場討論會。第二場研討會裡有一段「作者與書評會面」，討論讀者拿到的手稿。Craig Gore、James Davis、David Haywood、Clyde Meikle、John Moye、安德烈．皮爾斯（Andre Pierce）、Jason Torello都簡短地給出了有用的意見，這些意見與隨後的討論大幅影響了本書的最終版本。從他們的角度討論學校以及監獄和學校系統的相似之處，讓我決定在最後一章討論美國教育體系。</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7"><p>我在很多地方討論過本書內容，譬如馬里蘭大學、柏林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語意學在歐洲研討會、韋恩州立大學、南伊利諾大學，感謝這些地方的人給我的意見。其中我要特別感謝一位聽眾：我第一次討論這些內容，是在二〇一四年一月受馬里蘭大學PHLINC研討會之邀做專題演講，當時的論文對宣傳的定義有誤，素未謀面的Georges Rey在提問階段堅持提出反對意見。感謝Georges Rey，他說的才對。不過他也有點煩人，所以我一直沒告訴他。希望他現在會看到。</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8"><p>二〇一四年一月，我和薇絲拉．韋弗在《紐約時報》共同發表了一篇探討大規模監禁的文章。我用哲學解釋帶有種族歧視的大規模監禁對民主造成的傷害，但引用的全部都是<strong>白人</strong>哲學家。哲學家Tommy Curry和John Drabinski寫了一篇很棒的短文 ”Race, Racism, and Thinking with Philosophy” 來回應，指出我們的文章立場「很矛盾。明明是徹底要讓讀者去注意黑人經驗、看到制度性的種族歧視、聽到受害者的聲音；卻在最能夠發聲的哲學性時刻，完全只用白人思想家的作品」。我非常感謝Tommy Curry和John Drabinski，他們讓我從以前讀過的所謂政治哲學經典，轉向黑人作者寫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作品。這個領域我從小就不陌生，我知道它有多麼多采多姿，又有多少思想後來被白人默默地收錄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試圖用這本書撥亂反正。我的政治哲學不僅來自羅爾斯，也來自杜博依斯。我保證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也希望這本書有做到。</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9"><p>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蕾．藍騰和湯米．謝爾比（Tommie Shelby）都花了大半個夏天，細細評論本書的手稿。他們顯然是全普林斯頓最優秀的讀者，我很幸運能獲得他們的建議。本書因他們而大幅進步。</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0"><p>Robert Demke是一流的文字編輯，他細心地讀稿，耐心地回應我修改後的稿件。</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1"><p>Rob Tempio是一位很棒的責任編輯。沒有他的持續鼓勵，我就沒有勇氣寫這本書。</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2"><p>我在寫謝辭的時候才發現，有很多作者的作品我該讀卻沒去讀，我應該在討論這個主題時提到他們。請容我對此先致上歉意。在本書討論的主題上，我漏掉了太多傑出的聲音。</p></div><div class="c-padding"></div><!--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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