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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h1 ebcpara ebcpid_1"><h1>前言</h1></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p>住在紐約市的公寓裡，並在羅格斯大學教書接近十年之後，我在二〇一三年八月，跟妻子潔莉．桑德（Njeri Thande）一起搬到康乃狄克州，入住位於紐黑文的大房子，準備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搬來這裡之後，我認識了學術上的新同事，也獲得更大的生活空間。沒過多久，我的繼母瑪莉．史丹利（Mary Stanley）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寄幾箱父親的藏書到我家。這句話讓我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小時候，我有一半的時間跟她和父親住在一起，屋子裡每面牆上都排滿了書，而且書架都有兩層，每一排書的背後都是另一排書。書的排列方式有如一套複雜的系統，只有我父親知道箇中之秘，但他已於二〇〇四年去世。瑪莉說她想把一兩個房間的東西寄給我，讓家裡騰出一些空間。但我們會收到什麼呢？沒人知道。於是我們惴惴不安地同意了。</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p>我父親曼佛雷德．史丹利（Manfred Stanley）是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也在該校麥斯威爾公民及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for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底下的公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當了多年的主任。瑪莉同樣是該校教授，也是父親在公民研究中心的同事。父親一開始做的是東非研究，發表過相關的人類學論文，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代剛升上教授時轉而研究社會學，經常開設理論課程。在學術生涯中，他寫了一本書。<a class="footnote" href="#fnX-1" id="fX-1">[1]</a></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p>我的父親與我的母親莎拉．史丹利（Sara Stanley）一樣，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毫無疑問地，這使他花了畢生研究時間去批判各種面貌下的威權主義。他在著作中指出，所有剝奪個人自主性的制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以提高社會效率或促進公共利益為名亦然。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太容易混淆自己的利益與公眾的利益，太容易混淆自己的主觀解釋框架與客觀事實。</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p>父親和繼母瑪莉在知識上給我很大的幫助，他們對民主公民的研究更讓我著手研究相同主題。我們可以說，我父親的著作是在解釋為什麼那些真誠良善的人會因為被自身利益所騙，而在無意間製造宣傳。而我寫這本書也正是為了解釋，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蠱惑真誠良善的人，讓他們不知不覺地製造並接受宣傳。為了感謝他們給我的影響，我將用父親著作的核心主題，以及父親與繼母的研究結果來當成這本書的前言。</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p>父親的論文探究的是英國殖民主義對肯亞的基庫尤人（Gikuyu）造成的傷害，重點放在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管理土地的方式是基庫尤人身分認同的核心；尤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a class="footnote" href="#fnA-1" id="fA-1">[A]</a>就說過，「要研究基庫尤的部落組織，就得知道土地所有權對部落的社會、政治、宗教、經濟生活來說，都是最關鍵的要素」。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與奠定英國社會的私有財產制基礎截然不同，「基庫尤人以擁有土地為傲，並以讓大家一起使用自己的土地為樂」。<a class="footnote" href="#fnX-2" id="fX-2">[2]</a>父親的論文指出，英國殖民者誤以為全球各地都像英國那樣實施私有財產制，因而明明抱持著善意，卻與基庫尤人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這件事提醒我們，即使你抱持著善意想幫助別人，也很難真的幫別人做出「客觀」決定。即使是真誠良善的英國殖民者，也無法分辨到底什麼時候真的是在體現自由價值，什麼時候是在強加英國的文化習俗，什麼時候根本就是在為自己牟利。</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p>我父親認為，自主性不只是意味不受他人支配。他認為社會應該讓每個人接受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讓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其中包括學會如何反思，因為能夠反思的人才能真正自主。父親著作的另一部分，正是描述教育在民主中扮演什麼角色。</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8"><p>父親寫的書則針對他常說的「技術主義」（technicism），就是那種認為無論什麼問題都能用科學知識與科技進展來解決的思維。父親認為技術主義有兩個主要危險，首先，它讓人們試圖用專業的技術課程取代通識教育，讓我們沒有能力自己做決定。其次，它會讓人用專家的知識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來代替自己做決定。父親這麼寫道：</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9"><p class="kai">某些社會，會刻意只讓特定的統治菁英去做重要的決定。另外一些社會則會把每個正常的成員都當成「負責任的自由個體」。但即便如此，後者還是會認為其中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適合承擔責任。<a class="footnote" href="#fnA-2" id="fA-2">[B]</a><span class="kai">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掌握了某些特定知識，能夠說出某些話，做出某些事，於是社會喜歡他們，便讓他們在某些狀況下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這些享有特權的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專家」。</span><a class="footnote" href="#fnX-3" id="fX-3">[3]</a></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0"><p>不過現代社會當然需要信任專家，畢竟我們得去看醫生。此外在很多事件中，<strong>人民對專家的不信任</strong>是宣傳得以成功的關鍵，譬如很多人就是因為不信任專家而否認氣候變遷（此外在該事件中，宣傳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的一方也動員了一大票的偽專家來幫腔，本書也會討論這種「垃圾科學」〔junk science〕名嘴的現象）。但儘管如此，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是善意的人也經常搞不清楚哪些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哪些是自己的主觀價值。英國人就是因為這樣，才誤以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制度放諸四海皆準，屬於自由主義應當宣揚的普世價值，因而把這種觀念強加給殖民地的基庫尤人。我的父親也發現，美國的教育系統與大眾媒體也在做類似的事。</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1"><p>我的父親沒有解決哪些時候仰賴專家是正當的、哪些時候則並不正當的難題，此外也沒有解決如何使用知識而不受其宰制的問題。但他清楚說明了技術主義文化的危險。<a class="footnote" href="#fnA-3" id="fA-3">[C]</a>技術主義是自由民主國家宰制人民的核心機制。美國史學者卡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認為，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就是用這種方式宰制了非裔美國人，<a class="footnote" href="#fnX-4" id="fX-4">[4]</a>那些自以為客觀的社會科學家，用統計方法掩蓋了自己的種族偏見。派翠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也指出，「知識驗證的過程」重視量化研究方法，會讓我們看不見社會的現實：「量化研究經常讓非裔美國女性的真實生命故事完全消失，讓我們看不見個案間的差異，誤以為領取社會福利者都在濫用福利。」<a class="footnote" href="#fnX-5" id="fX-5">[5]</a>即使是真實的統計數字，也可能變成統治者的宣傳工具，讓人看不見實際發生的統治與壓迫。人們經常用這種方法，以客觀科學與公共利益之名實施社會控制。</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2"><hr /></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3"><p>我在本書把宣傳定義成<strong>一種運用政治理念</strong>（political ideal）<strong>來阻礙該理念實現的行為</strong>。那些用客觀的科學理念來呈現自己主觀價值或為己牟利的說法，就是宣傳的典型範例。在這部分，我父親的學術研究給我很大的影響。</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4"><p>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偉大的德國政治學者尤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推動了社會學與民主理論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轉向。哈伯瑪斯試圖描述民主審議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進而求助於分析哲學。我在一九八六年秋天進入賓漢頓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時知道自己想學哲學，也隱約感覺到民主研究的核心應該會包括語言哲學與康德。最後我繞了一個大圈，去麻省理工學院深入研究了語言哲學、邏輯、語言學，在一九九五年取得博士學位。</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5"><p>在我沉浸於語言學與語用學艱澀細節的十年當中，美國吹起了大規模監禁的歪風，而且不合理地被關的人大部分都是少數族群，都是奴隸的後裔。作家希維婭．溫德（Sylvia Wynter）在某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洛杉磯的司法人員侵犯市中心貧民窟失業年輕黑人男性的人權時，都會在案件標上『N.H.I.』這個縮寫，意思是『不涉及任何人類』（no humans involved）。」<a class="footnote" href="#fnX-6" id="fX-6">[6]</a>溫德認為這種不把非裔美國人當人的做法，跟土耳其泛民族主義者（Turkish pan-nationalists）在一戰期間不把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當成人來對待的做法，以及德國民族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的作為是一樣的——首先不把人當成人，接著就是大屠殺。</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6"><p>如果只有黑人哲學家和黑人知識分子在呼籲人們注意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問題，而其他人都不發聲，那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但當時除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希維婭．溫德，以及其他常春藤名校出身的人以外，還有很多人也在擔心美國貧窮黑人的處境急遽惡化。吐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某次採訪中表示：「當我唱著『我過著小混混的生活，寶貝，這種日子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人們可能以為我只是說說。可是你知道嗎？我是想讓那些真的過著小混混生活，真的覺得<strong>沒有希望</strong>的人聽到。他們聽到<strong>人生沒有任何希望</strong>，會知道就是在說自己，懂嗎？更糟的是，雖然我在歌詞裡把過著小混混生活唱得好像很瀟灑，但現實中過著那樣生活的人卻是真的毫無希望，這部分我啥都幫不上。所以我至少把它唱出來，這樣他們就聽得到，之後我就可以再去聽聽他們到底過得怎樣。」<a class="footnote" href="#fnX-7" id="fX-7">[7]</a>我們很難想像為什麼有人會想要把「杳無希望的人生」唱成一件「很炫」的事。但像吐派克和冰塊酷巴（Ice Cube）這些歌手會試圖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唱出那些住在貧民窟、不被當人看且了無希望者的生命，可惜社會卻只把這些歌當成「幫派饒舌」（Gangsta rap）風格，認為這些歌手是在「美化」絕望的處境。</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7"><p>一九九〇年代，有人不斷以客觀科學為幌子販賣種族歧視，造成美國的州立監獄與聯邦監獄持續大規模擴張，種族主義者在這段時間中提出了許多惡名昭彰的技術主義話術。神經科學家卡爾．哈特（Carl Hart）解釋種族歧視如何讓科學家誇大了某些非法藥品的風險，合理化那些過於嚴苛的量刑政策，其中許多量刑標準甚至嚴重扭曲，把貧窮黑人使用廉價古柯鹼的罪判得比較重，有錢白人吸高純度古柯鹼的罪反而比較輕。<a class="footnote" href="#fnX-8" id="fX-8">[8]</a>他同時指出，這些扭曲判決背後的依據，正是二十世紀早期那些帶著種族歧視去討論毒品與黑人病理學的科學研究。</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8"><p>在我成年之後，美國各界的「科學專家」，從醫生到「專業」警方審訊員，都不斷把種族偏見包裝成科學事實。相關例子多不勝數，譬如孕婦吸食古柯鹼造成胎兒嚴重殘疾（即「古柯嬰」［crack baby］）的謠言、中央公園慢跑者事件，以及本書之後會提到的「頂級掠食者理論」（super-predator theory）。「頂級掠食者」源自普林斯頓政治科學教授約翰．狄琉爾（John Dilulio）在一九九五年提出的理論，它成功地讓成人監獄開始監禁青少年黑人罪犯。當時狄琉爾預測，美國暴力犯罪在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間會增長五倍，實際上暴力犯罪卻從一九九一年開始不斷下降，並在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間一路下滑。這種趨勢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變得非常糟糕，一方面人們宣稱已經達到了民主平等，也有人真心如此確信；另一方面種族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在某些地方卻繼續存在，繼續傷害到某些人，而許多人對此仍渾然不覺。我大概也是在這段時間開始系統性地思考這本書的主題，只是還不知道自己最後會把它寫成一本書。</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19"><p>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再次讓哲學人開始思考宣傳的威力為何那麼大。《華盛頓郵報》（<em>The Washington Post</em>）二〇〇三年九月的民調顯示，近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認為海珊與九一一恐怖攻擊有關。但美國前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十年後卻聲稱，當時的政府從沒說過伊拉克涉入了美國恐攻事件。宣傳究竟如何讓大部分美國人相信當時應該顯然為假的事情呢？宣傳與意識形態為何有這麼大的威力，是一個哲學問題。</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0"><p>也許最讓我不安的是，當我回頭看看自己投身的哲學，發現它竟然也深受宣傳與意識形態影響。哲學自詡追求客觀真理，但打從亞里斯多德至今，許多哲學家都在幫奴隸制與種族主義辯護，其中最讓我忍不住研究這個領域的莫過於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他不但充滿仇恨地反猶太人，還衷心相信雅利安人至上。</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1"><p>其實自古以來，哲學界一直都有難以否認的性別歧視與厭女傾向。但我在當哲學家的學術生涯中，卻沒有注意到同業裡的女性相當少。過去二十五年來，許多最重要的哲學著作都是女性哲學家寫的，而且這本書的理論基礎也來自女性主義哲學家。然而研究證實，整個哲學界的結構性性別歧視的確阻礙了當代的女性哲學家發聲。社會學家基蘭．希利（Kieran Healy）研究指出，過去二十年來最常被引用的哲學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來自女性作者。即使哲學致力於追求客觀與真理，經驗證據卻顯示哲學界的性別歧視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我明明身處其中，大部分時間卻都沒注意到。在這本書中，我將以理論論證指出，我之所以看不見哲學界的厭女傾向，正是因為我因此受益。<a class="footnote" href="#fnA-4" id="fA-4">[D]</a></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2"><hr /></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3"><p>為什麼我們經常把那些真實客觀的理性主張，與事後證明是心理偏誤或自私的觀點混為一談？為什麼許多看似客觀的言論，都帶著心理偏誤與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幾百年來，各地許多被壓迫或剝削的群體提出的主張，事後看來明明都顯然為真，當時的人卻視為無稽之談？這些問題都是本書的核心。</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4"><p>政治抗爭中有兩個神秘的現象。首先，權利被剝奪的團體所提出的政治主張經常會被駁回，甚至是被<strong>真正用意良善的</strong>菁英駁回。其次，缺乏資源以及權利被剝奪的團體很難開啟政治行動，他們除了缺乏政治行動所需的資源，通常也同時缺乏必要的知識或自信，無法站出來設法減輕自己所受的壓迫。幸好哲學家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曾指出，知識既是判斷的準則，也是行動的準則。<a class="footnote" href="#fnX-9" id="fX-9">[9]</a>這正是我需要的連結。如果有人能證明<strong>缺乏資源會讓你所知的知識有漏洞</strong>，那麼威廉森提出的知識、判斷、行動之間的關係，就能解釋受壓迫族群的認知為何會有某些明顯的漏洞，這些漏洞又為何會阻礙他們<strong>付諸行動</strong>。</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5"><p>後來我轉而研究知識論，並在二〇〇五年出版了第一本書，一本知識論著作。<a class="footnote" href="#fnX-10" id="fX-10">[10]</a>我在書中試圖連結實踐與認知的關係，主張當人在決策中有著更多利害關係，他就越難獲得相關知識。譬如有些時候，對富人適度增稅並拿這些錢幫助窮人，會讓窮人獲益匪淺，但這時候這些窮人與其支持者獲得相關知識的門檻卻非常高，說法因而更難獲得重視。此外由於採取行動需要知識，窮人採取政治行動的知識門檻也比其他人高。</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6"><p>上述論點引發了許多困惑。知識論學者不懂為什麼我要這麼用力地討論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此外，雖然我當時也想找出政治利益的實踐與認知之間的關係，卻對其尚不夠了解。<a class="footnote" href="#fnA-5" id="fA-5">[E]</a>不過，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傑瑞米．凡透（Jeremy Fantl）、馬修．麥葛拉斯（Matthew McGrath）、約翰．霍桑（John Hawthorne）等哲學家，也都跟我一樣討論到了某些明顯與政治無關的知識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看來條條大路通羅馬。</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7"><p>本書第六章將提到，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如何威脅民主，因為每個人在決策中的利害關係程度，跟他能夠利用的知識資源有關。而且除了資源匱乏以外，<strong>偏見</strong>也會阻礙我們獲得正確的知識。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她二〇〇七年的著作中獨闢蹊徑，提出了「知識的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這個概念。她所提出的兩種知識不正義的形式，是解釋那些處於劣勢的群體為何經常在政治辯論中比對方更難證明自己所言屬實，或至少乍看之下更難證明自己所言屬實時的關鍵。此外，泰瑪．甘德勒（Tamar Gendler）在研究「引念」（Alief）<a class="footnote" href="#fnA-6" id="fA-6">[F]</a>的作品中提醒我們，如果你身處的社會違反你相信的規範性理念，「你的認知會被影響」。<a class="footnote" href="#fnX-11" id="fX-11">[11]</a>這符合目前許多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哲學研究結果。我大量引用了這項著作，以及其他引用該著作的作品，它與許多討論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關係的分析哲學知識論著作彼此呼應，且彼此作用。</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8"><p>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很喜歡把一整群人貶低成體力勞動者。這類主張的立論，通常都是不同人的理論反思能力有差異，所以某些群體比較適合思考理論，某些群體比較適合實作。人類自古以來都用這種說法為奴隸制度辯護，而且每個社會無論有沒有奴隸制，幾乎都會相信這種意識形態的某個版本。過去十五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的另一個計畫，即我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技術知識的秘密》（<em>Know How</em>）的內容，就是指出這種意識形態在科學與哲學上都毫無基礎。本書在最後一章也會提到這件事，藉此指出美國教育制度出了什麼問題。</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29"><p>大規模監禁壓抑了許多人的潛能，令我感到憤怒，促使我把這本書的版稅，除了一筆小額的預付款，其他全數捐給位於麻州、由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帶領的「監獄政策倡議組織」（Prison Policy Initiative）。本書中有很多不同的資訊都來自該組織在網站上免費釋出的研究結果。他們在反對美國擴張監獄方面成就斐然，尤其是成功對抗獄中的高額電話費，以及反對利用獄中人數來改變選區大小（即所謂的「監獄傑利蠑螈」〔prison gerrymandering〕）。</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0"><p>本書處理的核心問題在社會理論、政治理論、「歐陸」哲學中相當常見，但我引用的資料大都來自分析哲學家。綜觀來看，歷史上的分析哲學似乎都接受德國哲學刻意把「理論」哲學與「實踐」或規範哲學分開的做法；但研究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分析哲學家，在分析權力、壓迫等核心政治概念時，卻證明了所謂「理論」哲學工具很有價值，也顯示哲學不能這樣二分。蕾．藍騰（Rae Langton）、珍妮佛．洪斯比（Jennifer Hornsby）、莎莉．哈斯藍爾（Sally Haslanger）、泰瑪．甘德勒、珍妮佛．索爾（Jennifer Saul）、克莉絲蒂．達森（Kristie Dotson）、伊夏妮．麥特拉（Ishani Maitra）、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蕾貝卡．庫克拉（Rebecca Kukla）、荷西．梅帝納（José Medina）、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以及許多哲學家，都用顯然不屬於規範領域的分析哲學來研究不正義的運作機制，並且用分析哲學的精確工具來解決傳統的哲學問題，尤其是社會與政治哲學問題。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看出，這類大部分由研究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分析哲學家所做的研究結果，對我影響良多。他們開創了這條研究之路，並在我踏上之前就已經走了很久。<a class="footnote" href="#fnA-7" id="fA-7">[G]</a></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1"><p>當然，我不可能完全只用分析哲學來寫這本書。寫書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瑪莉不是沒系統地把某個房間裡的所有藏書寄過來，而是有特意選過。裡面有很多我年輕時熟悉的古典社會理論，如今需要重溫；有幾箱討論自由主義遭到扭曲的書；還有很多箱討論美國教育制度的書。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瞭解她為何要挑這些書寄給我，而且瑪莉知道我開始寫一本關於宣傳的書之後，又寄來了許多社會理論的書作為工具，以及幾個案例研究的材料。我在這一年中重新研讀了古典社會理論，以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W．E．B．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社會學最佳名作。哲學將許多重要問題拱手讓給社會學與社會理論，令我深感遺憾，因此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證明，哲學一旦像過去幾百年那樣與社會理論結合起來，將變得多麼豐富。</p></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2">譯注：尤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1891至1978年）在一九六六年成為肯亞史上首位總統。甘耶達是當地原住民族基庫尤族，而他在一九二四年開始從政時便積極為族人爭取土地權。</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33"><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4">譯注：此處原文為「certain people are designated as more equal than others」，典故出自二十世紀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小說《動物農莊》裡的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35"><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6">原注：我父親也是在米爾格蘭實驗之後開始寫這個主題的，本書第六章會提到這個一九六〇年代在耶魯大學做的實驗。</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37"><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38">原注：至於哲學界的種族歧視，則是嚴重到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它跟厭女問題放在同一段討論，因為提到其中一個好像就同時提到了另一個。</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39"><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0">原注：基蓮．羅素（Gillian Russell）和約翰．多里斯（John Doris）指出，我在那本著作中的觀點會產生明顯的政治問題。我在該書中將自己的觀點稱為「利益不變論」（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而他們指出：「可是有錢人對世俗事務的知識顯然比別人多出很多，譬如他們知道銀行在週六有沒有上班。如果利益不變論這類說法為真，這些知識大概對有錢人的利益並不重要吧。」此外他們也有點諷刺地說，根據利益不變論，那些住在又昂貴又優質社區的人，大概是被處境所困而欠缺了知識，才會在找房子時變成冤大頭。他們把這些問題當成反對利益不變論的理由，但我把它當成利益不變論可以接受的結果，只是需要在政治上額外解釋。見Russell and Doris, “Knowledge by Indifference,” p. 434。</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41"><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2">譯注：在心理學與哲學的討論中，「引念」指的是人因內在或周遭環境的特質，而在心中產生各種與其相關的內容。此外，引念通常與一個明確信念相伴出現，並與之衝突。譬如，甘德勒以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為例，說明來到此地的遊客雖然相信在步道上行走很安全，但步道的透明玻璃地板及其建於懸崖邊緣的特質，都讓遊客產生與前述信念相衝突的引念，即「走在步道上並不安全」。</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43"><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4">原注：蕾．藍騰也曾討論過本書主題在現實生活中造成的狀況，也就是宣傳言論會傷害自由民主。她在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寫給英國列文森調查委員會（UK Leveson Inquiry commission）的信上，解釋了為什麼傷害政治平等的言論會給民主帶來危險。</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45"><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6">Stanley, .</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7"><em>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48"><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49">Kenyatta, , p. 22.</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0"><em>Facing Mt. Kenya</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51"><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2">Stanley, , p. 98.</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3"><em>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54"><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5">Muhammad, .</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6"><em>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57"><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8">Collins,, p. 255.</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59"><em> Black Feminist Thought</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60"><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1">Wynter, “No Humans Involved.”</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62"><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3">.</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4"><a href="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hAllAdmz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hAllAdmzE</a></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65"><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6">Hart, .</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7"><em>High Price</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68"><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69">Williamson,.</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0"><em>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71"><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2">Stanley,.</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3"><em>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em></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74"><img src="../Images/back.png" /></div><div class="c ebcpara ebcpid_75">Gendler, “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div><div class="c-padding"></div><div class="p ebcpara ebcpid_76"><img src="../Images/back.png" /></div><!--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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