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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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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法蘭茨．法農（Frantz Fanon，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六一年）出生在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島（Martinique），父親是一名海關關員，母親則是店主。他有七個兄弟姊妹，而他的父母湊錢支付他學費，讓他前往島上最好的高中就學。在一九四二年，年僅十七歲的法農加入了自由法國軍隊，參與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並於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間，與軍隊一同在法國作戰。戰後法農前往里昂大學，完成了醫學和精神病學的學業。在一九五二年，他出版了《黑皮膚，白面具》（</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Black Skin, White Mask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一書，並在書中以精神分析和存在主義哲學的角度，探討了殖民主義對種族意識的影響。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間，法農在阿爾及利亞的布利達—尚維耶（Blida-Joinville）醫院擔任精神科主任，同時也加入了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FLN），並成為這場運動的報社《聖戰士報》（</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El Moudjahid</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的編輯。在一九六〇年，他被新組成的阿爾及利亞解放運動臨時政府任命為駐加納大使。隔年法農被診斷患有白血症，並前往蘇聯和美國尋求治療。他在《大地上的苦難者》出版後不久，於馬里蘭州去世，這本書的前言是由法農的朋友，哲學家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執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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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我到目前所講述的，是一系列關於現代國家的故事。這個故事可以存在著許多版本，就算在我所述說的版本裡也只說了故事的其中一面。我目前所關注的思想家都把焦點放在國家的內部事務上，探索他們生存的國家。這是一種內在觀點，探究著身為現代主權國家的公民或臣民是什麼感覺？在公民的內心或在政治領袖的內心裡，又在思量著些什麼？同樣地，我所一直關注的是從國家內部的觀點探討國家可能崩潰的形式，而這包含了革命與內戰，但這也只是故事的一個面向，因為現代政治裡，有許多事務是外於國家、發生在國與國之間、發生在主權國家的關係之中。在今天，學術界稱這個領域為「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既是政治學的一部分，也是獨立的學門（在今天，這類的系所通常被稱為「政治與國際關係學系」）。儘管在這本書裡所提及的許多危機，最終是以內戰或革命的形式告終，但在初期都是國際關係的危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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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成為一場瓦解國內秩序的危機前，是一場瓦解國際關係的危機。法國大革命除了是一場法國內部的政治事件之外，也是一場牽涉歐陸的國際事件。時間再往回推移，霍布斯也參與了這個國家外部觀點的故事。事實上，「霍布斯式」（Hobbesian）這個詞彙，比起用在分析國內政治，更常出現在探討國際關係的脈絡裡。在這個情況下，「霍布斯式」成了一個具有特殊政治含義的術語，前提是我們不嫌這個詞被過度濫用的話。國際關係上的「霍布斯主義者」（Hobbesians）所指的，是那些認為國與國的關係就是自然狀態的人，而這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可以自由地做任何對國家最為有利的事情；表示國際秩序並不存在真實意義的秩序，國際場域也只是充斥著利益競爭、毫無法秩序規範的場域，而這些競爭往往致命。因為這種霍布斯式的理解，同時意味著認為自然狀態中的自然法並無法約束國家，就如同自然法在自然狀態底下、在沒有主權存在的情況下，無法有效地約束個人一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關係上的「霍布斯式」政治與「無政府的」（anarchic）政治相去不遠，而這本身帶了點諷刺的意涵，因為霍布斯最極力想避免的正是無政府狀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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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這可能會產生一個簡單的問題：如果國際狀態是霍布斯所說的自然狀態，那麼為什麼霍布斯解決自然狀態的論證邏輯無法用來解決國際狀態的問題？如果國家總是陷入衝突，為什麼它們不能對威脅與追求和平的目標產生共識、為什麼不願意建造一個超級國家（甚至一個涵蓋全世界的國家）來代替國家們做出抉擇呢？為什麼這群利維坦不再創造一個更巨大的利維坦？對這些問題的回應，恰巧表現了把國際狀態預設為自然狀態的假設存在著什麼樣的錯誤。國家之所以沒有選擇製造一個超級國家的原因在於，國家不是自然產生的，國家是人造人。對我們來說，自然狀態之所以毫無秩序、充滿威脅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自然的生物，是因為我們是自然的、脆弱的人類。這意味著，很不幸地，要殺死我們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自然狀態裡，沒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很脆弱也很容易被攻擊，即便是那些看起來比我們還弱小的人，都有可能擊敗我們；但國家並沒有這麼脆弱，而這才是霍布斯的重點，因為國家是被人造出來的、一點也不脆弱的人造物。國家是機器人，要殺死這些機器人非常、非常困難。也因為要殺死機器人是一件困難的事，這使得國家在自然狀態裡，可以有一種與我們自然人大不相同的處事方式：國家可以承擔得起沒有一個主權確保和平、為所有人做決定的狀態，甚至能夠承擔得起自然法所隱含的代價。國家也可以認真地追求和平，並相信其他國家也願意如此追求和平，因為知道其他國家和自己一樣難以滅絕。國際秩序裡不一定存在著自然狀態那種共同的脆弱，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是否被精細構築：如果國家的結構與設計不當，這些國家就會顯得脆弱，而穩定的政治秩序最大的敵人正是這種脆弱，而非國家擁有什麼樣的力量。我認為霍布斯很有可能會相信，一旦他所構思的國家概念真的成為世界各國立國的典範，那麼這樣的國家概念確實可以帶來某種形式的世界和平，且不需要藉由在國家之上再創造一個超級國家。但霍布斯的想法是正確的嗎？我們不知道，也還沒有定論。很多時候這種想法看來有些一廂情願。在國際政治的場域裡仍舊存在著許多毫無秩序的要素，但這些要素往往與那些令人驚訝的長久合作關係共存。同時，隨著國家變得越發強大，國與國的衝突所能帶來的負面衝擊也將變得更加懾人，但這並不表示霍布斯是一個認為國際秩序就是無秩序的政治哲學家。與此相反，霍布斯是一個和平主義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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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國際關係，這就是我一直還沒能提到的故事；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與國際關係有關，但不全然是國際關係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才是我在這一章想要討論的。這個故事內容，不只是國家對其他國家做了什麼或少做了什麼，而是國家對生活在國家疆界之外、生活在另一塊土地之上的人們做了什麼又少做了什麼，尤其是當國家取得了那塊土地，並開始統治原本就在當地生活的人以後。這些人沒有辦法獲得公民權，卻依然生活在國家權威之下，這些人的經歷便是帝國與殖民地的經歷。這個故事也存在著一個霍布斯式的版本。霍布斯在為卡文迪許家族服務時，他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管理他們部分的商業事務，而卡文迪許家族是維吉尼亞公司（The Virginia Company）早期的股東，這間公司是最早拓展美洲殖民事務的公司，但這時候的殖民形式還極為基礎，藉由在新的土地上獲取一小塊安身之處，以期渡過嚴冬。霍布斯曾經參加過維吉尼亞公司的股東會議，也必然曾經目睹那些關於殖民的爭論，而這些爭論將會永遠伴隨著帝國擴張而存在。想像一下股東會議上可能會有的問題：你要怎麼控制那些代替你在海外控管殖民地的人？你派遣了一小隊的殖民者前往維吉尼亞（維吉尼亞這個殖民地是以那維持著處子之身的女王為名，而這是一種宣稱統治權威的方式），但這些人畢竟與你有著一海之隔，這表示你不知道他們究竟在殖民地上做了些什麼，而且也沒有可靠的管道可以聯繫他們。你信任他們嗎？你要讓這些人實質上握有處理那些當地居民的權力，還是你想要控制這些殖民者？你會想要試著約束他們嗎？這些問題將一直困擾著英國與這些殖民公司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公司之中規模最龐大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最終的確獲取了太大的權力，成為了規模龐大的帝國征服工具；接著，這家公司最後變得太像一個國家，迫使國家必須把它逼回原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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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這本書所談及的每一位作家，都有意識到帝國主義的問題，儘管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分歧。沃斯通克拉夫特知道東印度公司有多腐敗，而最強烈批評東印度公司的人正好是她的論敵柏克；康斯坦看著拿破崙試圖在歐洲建立帝國；托克維爾寫完關於美國的文章後，成為了研究法國在北非（包括阿爾及利亞）的帝國領地最重要的專家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露頭，是資本主義冒出地貌的表徵。而追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者，尤其是列寧，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終形式，因為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資本家總是必須要尋找並征服新的市場，在這些被征服的新市場裡，資本家得以對被殖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統治的人們傾銷滯銷產品。像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確信帝國主義不會持久，因為資本家總會面臨到沒有市場得以征服的時刻，而這意味著將不再有新的受害者任他們剝削。當這樣的時刻到來，革命也會隨之而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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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但即使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這類立場堅定、批判帝國的人，他們仍舊是從帝國主義者的角度來了解與體驗帝國，而不是從被殖民者的角度來看待一切。</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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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在這些人之中，甘地是唯一的例外。甘地從被殖民者的經驗出發，告訴我們帝國主義有著什麼樣的樣貌。而這一章要討論的作家法農，也同樣是以被殖民者的視角出發著述。法農並沒有從握有權力的人的視角來認識帝國，他所寫的是在天平另一端的人，那些被帝國壓迫的人；但法農在多數面向上都與甘地有別，因為法農寫作的靈感，有一部分來自馬克思與恩格斯，法農對帝國政治提出了一種轉化過的馬克思主義批判，甚至批判得比馬克思與恩格斯本人來得更加深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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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法農的批判在兩種意義上比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要深刻。首先，與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法農真的經歷過他筆下的那些壓迫。馬克思與恩格斯並沒有真的寫出他們自身對帝國的體驗，他們所寫的不過是從自身的理論基礎出發對帝國產生的推想，而在某個程度上，推想很多是虛構編造的。除此之外，法農還在另一個意義上比他們來得深刻。對馬克思與恩格斯來說，帝國利用國家的力量來殖民與征服市場，不過是國家基礎功能的延伸，即國家將極盡所能支持資本主義發展。在他們看來，現代政治的壓迫核心是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壓迫，而被殖民者受資本家壓迫也不過是這種壓迫的延續；但法農翻轉了這層關係。法農認為，作為現代政治基礎的壓迫透過帝國來顯現，而帝國壓迫以赤裸的形式展現了現代政治的本質：純粹的壓迫，以及那徹底抽離所有關於自由、權利與代表制謊言的純粹暴力；除此之外，其餘一切都是次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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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在法農看來，唯有被殖民者才能見到那些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是勞工才能體悟的事。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當法農動筆寫作時，他認為當時歐洲勞工已經徹底地被資本主義迷惑，不再清楚知道身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應該解放勞工的蘇聯體制裡，勞工們一方面受到各種關於解放的語言迷惑，一方面卻又過著被高度制約管控的生活；而與此同時，西歐並沒有踏上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預見的道路，革命並沒有發生——相反地，勞工們被資本主義收買了。在法農眼裡，當時世界上唯一還能理解國家本質不過是以自由語言粉飾壓迫權力的人，便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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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法農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經歷了帝國的壓迫。他出生在法國殖民地馬提尼克島，在他成長過程中，活在馬提尼克島意味著要經歷雙重的帝國壓迫。在法理上，馬提尼克島是法國國土，而不是海外殖民地；但實際上它仍然被視為殖民地，並且被作為殖民地剝削，在當地也充斥著針對向法農這樣的黑人必然會面對的種族歧視。然而與此同時，法國本身也被納粹政權殖民。當法國在一九四〇年戰敗後，隨著被當作傀儡的維奇政權（Vichey regime）建立，法國本身成了另一個國家的權力延伸，而雖然法國並沒有被像是殖民地一般對待（至少沒有像法國先前對待其殖民地那般殘酷），但法國的處境與殖民地已相去不遠。這表示從一九四〇年起，到法農離開馬提尼克島加入自由法國軍隊對抗納粹壓迫前，法農經歷了雙重的殘酷。那些殘酷對待他的人，自身也被其他人殘酷地對待著。對法農來說，這樣的經歷意味著政治不再具有任何幻想的空間。這種經驗裡並不存在著以自由、權利或正義的語言來粉飾現代國家的可能，因為這樣的經驗所存有的只是壓迫。當法農從軍為法國而戰時，他發現即便並肩對抗著納粹的種族主義，法國人本身也是根深柢固的種族主義者。他在自由法國軍隊裡所經歷的各種歧視，與在馬提尼克島的童年經歷沒有太大的差別，而這些經驗讓他明白，法國人根本不想被那些被他們殖民統治的人解救，就像他們根本不想解放殖民地一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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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在戰後，法農到法國留學，接受醫學訓練。他是這本書裡提到的第一位醫生。法農成為一名精神科醫師，並以精神科醫師的身分來到法蘭西帝國的另一塊領地：阿爾吉利亞。一九五〇年代阿爾吉利亞爆發血腥的獨立戰爭時，法農一直待在那裡。戰爭期間的經歷提供了法農靈感，也讓他動筆寫下《大地上的苦難者》。這本書在一九六一年以法文出版，並在一九六三年被翻譯成英文。法農在經歷阿爾吉利亞獨立戰爭的同時，也在一間精神醫院工作。這是一場非比尋常的暴力衝突，法農也親身經歷了這場衝突的暴力。《大地上的苦難者》有極重要的篇幅，是法農對這種殘酷情境對心理影響的研究，討論了活在這麼毫不掩飾的暴力裡意味著什麼，也討論了當這樣的暴力試圖偽裝成非暴力時，對人們的理性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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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韋伯明白現代政治可以讓政治家們發瘋，因為政治家們必須要嘗試面對暴力的雙重性。這些政治家們以現代國家為工具，而現代國家正是暴力的工具；但與此同時，政治家們想要利用這個工具所達到的又不僅只是暴力。正如韋伯所說，除非你格外謹慎，否則這樣的經歷將會讓人神智錯亂。但法農書寫的對象不僅是政治家，而是所有那些因為想要與帝國的謊言共存卻反而被逼得發瘋的人，這包含了那些殖民者（那些濫用暴力的人）、那些想要與暴力妥協的人、那些想要逃離暴力的人與那些想要改革暴力的人。在這種程度的極端暴力面前，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逼瘋，尤其因為這種暴力不會表露自我。唯一不會被這種程度的暴力逼瘋的人，會是那群深知暴力底細的人，是那群在殖民地被這種暴力壓迫、那群不願妥協、那群不想活在這種體制中卻仍舊被殘酷對待的人——換言之，是在大地上蒙受苦難的人。法農認為，殖民地的被害者與歐洲的勞動階級最大的差異在於，如果你在殖民地體驗了那殘酷的剝削，沒有人會為了你而粉飾權力與暴力，人們根本不會想要欺瞞你，他們只會直接地開始凌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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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法農寫道，殖民地是一個被一分為二的世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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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kai"><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軍營和警察局構成了分界線與邊界。在殖民地，警察和士兵是官方建立的中間人，是殖民者及其壓迫統治的代言人……在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有許多道德導師、顧問與「蠱惑者」來區別那些有權力的人與被剝削的人；與此相反，在殖民社會裡警察與軍人才是指引被殖民者們應該如何言行的人，他們藉著槍托與汽油彈來指引，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是直接出現在殖民地並經常採取直接舉動的人。在殖民地裡，政府的代言人使用的語言是純粹的力量，這些中間人並沒有試圖要減輕壓迫，也沒有想要隱瞞宰制——中間人直接展示並實踐壓迫，帶著以和平締造者自居的良知，但他卻是將暴力帶到當地人心靈與家庭裡的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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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殖民地的處境與現代歐洲國家不同，不會有人想要去埋藏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劃線，這樣的劃線也沒有內化成社會的一環。殖民地的劃線，是被暴露在外的開放傷口，直接區隔有權力的人與無力抵抗的人。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有一整個社會階層的存在是為了粉飾這種剝削，並將剝削裝飾成教育、改革或正義；但在殖民國家裡，警察和軍人這些國家力量的表徵，藉著存在與行動直接接觸當地人，並以槍托和汽油彈指引人們的行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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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在現代歐洲社會，法農筆下所謂的「蠱惑者」包含了民主政治的政治人物。這些人宣稱他們代表勞工發言、宣稱會致力改善勞工的生活，卻只是為勞工們提供馬克思所警告的妥協。「蠱惑者」也包含了教勞工識字的教師與道德改革家，這些人在學校與教會推動著資本主義社會。在現代歐洲國家成長，意味著被這類無情的宣傳機制轟炸，被永無止盡地告知資本主義社會不是謊言，也被告知只要表現良好便有機會得到權利、自由與正義；而法農認為，任何經歷過純粹、野蠻的殖民統治的人，都無法相信這些。殖民社會裡的中間人（不是蠱惑者）是警察與軍人，他們不會像政治人物或教師一般試著談判妥協。警察與軍人的工具也不會是授課、演說、選舉、報章社論或布道，他們說服你的工具是步槍的槍托與汽油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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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法農認為，帝國的殖民同時也會摧毀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線，而人們總會相信這種界線存在於現代歐洲國家，是自由主義堅守的界線。警察和士兵除非有正當理由，不然他們不應該踰越公共與私人的分界；在現代國家（即使是霍布斯式的國家），我們應該要能夠找到一條劃分公共與私人領域的界線，讓人們可以安然撤回到私領域裡，而國家將不會干涉私領域中的作為。但如果你活在被殖民的社會裡，暴力將會闖入你的私生活，也會闖進你的家裡。你將會無所遁逃，因為代表殖民國家的官員並不會尊重個人界線。在殖民地的經驗將會讓人們不再錯信他們被權利保護、錯信他們有權利對抗暴力；在殖民社會裡，當你退回到私領域時，暴力也會尾隨而至、將會進到你的家裡，而後，如法農所說的，將會侵占你的心靈；一旦暴力侵占了你的心靈，便將永遠無法擺脫暴力；一旦你無法擺脫暴力，哪怕你多麼善於逃避也將無法逃離暴力——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要面對暴力，並且，在最終我們必須推翻暴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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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論點。它的力道在於指出，只有一群人不會對殖民權力懷抱幻想，而那就是承受殖民統治的人。這暗示了其他所有人都深陷在殖民政治的謊言裡，就連那些施加暴力的人、那些警察與軍人，也都活在這種謊言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殖民統治裡有這麼多人發瘋。這個論點有另外一個版本，出現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其中一篇文學作品之中。與法農不同，它的作者出身於殖民暴力的彼端，這是喬治．歐威爾寫下的故事，而歐威爾是誕生於西方傳統內部，對帝國主義最強烈的批評者之一。歐威爾的故事同樣來自於他對殖民統治的經驗。他知道他在說些什麼，因為他曾經是帝國的警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從學校畢業以後，歐威爾來到緬甸，成為緬甸帝國警察的一員，而他的職責是負責維持英國殖民地的秩序。歐威爾用許多不同的方式寫下了這段經歷，這包含了那本名為《緬甸歲月》（</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Burmese Day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的小說。除此之外，歐威爾也在二十世紀英文散文寫作中最著名的兩篇篇章裡，寫下了這些經歷。第一篇散文的標題是〈絞刑〉（‘A Hanging’），第二篇是〈射殺大象〉（‘Shooting an Elephant’）。在這兩篇散文裡，歐威爾用寥寥數語描繪了他的殖民經歷如何表現出他身為帝國警察時受限的自主性，同時也表現出作為帝國公僕的人有限的道德選擇。</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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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在〈絞刑〉裡，歐威爾負責押送一個人到絞刑檯上。在〈射殺大象〉裡，他受命射殺了一頭大象。歐威爾並不想射殺大象，但他所能做的只是描述當他手中握有槍枝時，他越發覺得自己別無選擇的過程。歐威爾這麼寫道：「在這一刻，我所意識到的是，一旦白人成為暴君，他所摧毀的是自身的自由，他成了某種空洞的假人、成了符合人們想像的殖民官員形象，因為能讓他持續殖民統治的條件，是他必須終生致力於符合當地人對他的想像。於是乎在每一次危機發生時，他必須要採取那些當地人認為殖民官員會採取的行動。他戴上了一張面具，而他的臉開始成為面具的形狀。」拿著步槍的人和被步槍指著的人，有著根本的差異。拿著步槍的人同時也穿著面具，最終面具成為了那些人的身分認同，他們沒有辦法取下面具，但面具終究只是面具。身為帝國統治下配戴武器的公僕，歐威爾深陷在帝國謊言裡，而讓歐威爾射殺大象的原因是什麼呢？歐威爾說：「當我手持步槍跋涉而來，身後跟了兩千個希望我射殺大象的人，我能夠什麼都不做就轉身離去嗎？不，這是不可能的。這些群眾會嘲笑我，而我的人生、每一個在東方生活的白人的人生，都不過是不想被嘲笑的漫長掙扎。」這表示歐威爾得以述說某些關於帝國的真相，但他也無法說出真相的全貌；或至少，歐威爾無法在他的生命裡揭露真相的全貌，因為身為帝國警察，他所能做的就是戴著面具直到他全然失去了摘下面具的能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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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法農深信，承受這種慘忍壓迫的人，並沒有戴著面具。他們過著悲慘的生活，而這種悲慘的生活正是殖民統治的真實經歷。這些人的人生被全然化約成暴力，暴力就是他們的現實，而體悟到這一點為被壓迫者帶來力量；就像在馬克思看來，當無產階級發現自己過著被壓迫的生活時，他們將獲得力量一樣。法農的《大地上的苦難者》試圖喚醒這樣的力量，他以用來闡釋現代政治的語言，刻意將現代政治與現代以前那種古代的、中世紀的、神學式的對真相的理解做對比。法農拒絕現代政治的雙重性，他不認為政治可以同時是兩件事情，也不相信截然不同的概念可以被視為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這些不該被混為一體的概念包含政府與人民、手段與目的、正義與暴力。他想要挽回在政治中存在著真正的選擇的想法，並用來取代認為這些非此即彼的選擇可以被避免的理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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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法農在《大地上的苦難者》裡談到了亞里斯多德的殖民主義邏輯，而他把這個邏輯和現代歐洲民主社會那蠱惑人的辯證法做了對比。法農想要表達的是，我們不該以雙重性來理解被殖民的生命；與此相反，殖民政治是依循著那種截然二分的古代邏輯所運作，因為殖民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生命體驗。在殖民地裡存在著涇渭分明的邊界，也沒有人能夠跨過鴻溝。你如果不是在邊界的這端，就只能是在彼端，任何一種想要告訴你可以同時橫跨邊界兩端的政治都是謬論。法農也把殖民經歷稱之為一種摩尼教般的體驗，意味著這是一個存在著良善與邪惡衝突的宇宙，而這又是一種前現代的比喻，指出政治是非善即惡而非身兼善惡。除此之外，法農也形容殖民的體驗是獸性的，因為被以這種方式對待，意味著不足以為人。獸性與野蠻相去不遠，而野蠻正是霍布斯用來形容自然狀態的詞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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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法農在描述的是一個幾乎帶了點自然狀態意涵的殖民世界，充斥著前現代與非此即彼的意涵。但法農並不是要說，生活在被殖民的社會就像活在更為原始的狀態裡。對法農來說，被殖民的經歷是一種典型的現代體驗。他想要說明的是，這種掩蓋殖民暴力的現代政治是虛假的，而我們需要前現代的概念來剝除這種偽裝、揭露現代政治的真實面貌。法農堅決認為，我們不應該相信有任何現代政治的工具得以修復這樣的慘況，如果殖民壓迫是非此即彼、是正邪兩立、是獸性的，那麼人們也應該要認識到，民主與代表政治的語言所扮演的角色，不過是法農所說的用來裝點門面的工具，因為你無法把獸性的情境變得民主化，也無法在正邪對立的衝突中找到一種能夠體現正邪差異的代表方式——你要怎麼在不持續作惡的情況下，代表一個為惡的人呢？法農認為，你無法單純透過選舉制度，就把非此即彼的選擇轉化成一種兼容並蓄的妥協。</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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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在《大地上的苦難者》中，法農的怒火指向了那些身處於殖民社會之中的公眾人物，因為他認為這些人試著想要調節現代政治的雙重性。法農反對改革、反對合作、反對妥協，同樣地也反對那種後來被稱為「現代化」的方案。有許多人認為，改善殖民地處境最好的方式，是讓殖民地現代化，尤其是以歐洲社會為模型的現代化方案。讓殖民地擁有自己的議會！讓他們有現代教育體系！為他們打造現代公共衛生設施！凡此種種，在法農看來，都只是用來掩飾殖民地真實樣貌的方案。法農不信任那些相信這類原則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和他一樣受過西方教育的人），他懷疑這些人只是在玩兩面手法。法農同時也深深懷疑那些想要將殖民經驗智識化的人。當然我們可以認為法農自己也是這樣的人，畢竟他寫了兩本智識含量極高的書，充滿了各種心理分析、存在主義哲學與文學典故；但法農自己並不這麼認為，他之所以在晚期著作裡開始大加描繪殖民社會裡的心靈創傷，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認為這些創傷必須被看到，而不僅只是被理論化。作為心理醫師，他目睹了這些，而現在他要把所見的一切呈現出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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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與此同時，法農也費盡苦心地強調，他筆下的殖民景況並不是殖民地最真實的樣貌。見證者並不是真正造成改變的人。法農欣賞那些他所謂的「偏遠地區的人們」，而他這麼稱呼他們，並不是因為這些人比城市裡的人要來得落後，而是因為這些人被壓迫的經歷還沒有因為被教育與智識化而妥協。這些人受迫害的經歷最為清晰也最少被瞞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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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但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法農擁抱暴力。這也許是法農的著作中最讓人震驚的地方，但在法農看來，暴力是解放的工具，是擺脫殖民統治的手段。在他看來，「偏遠地區的人們」深深明白這點，哪怕知識分子並不明白。暴力有著強大的澄清作用，它揭露了真相，而甘地同樣也認為暴力揭示了帝國統治的真相。但與甘地不同的是，法農相信唯一的真相是唯有暴力得以對抗暴力。這種欣賞暴力的方式，讓法農實際上更為接近他所不屑的某些歐洲傳統。從馬克思與恩格斯自身開始，馬克思主義思想蘊含了各式各樣對暴力的欣賞。最明顯的例子，也許是一名法國工程師喬治．索瑞爾（Georges Sorel）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著作《對暴力的反思》（</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Reflections on Violence</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在這本書裡，索瑞爾提出了一個論點，認為暴力是必要的，而這個論點與法農有些相似。兩人的差異是索瑞爾指涉的對象是歐洲的無產階級。索瑞爾認為，暴力自身足以揭露勞工的困境，而光憑這點就讓暴力應該被擁戴。如果你駁斥暴力，等於是拒絕了那讓你了解自身真實處境的經驗。索瑞爾尤其欣賞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爆發的暴力，在當時，勞資關係的衝擊相當殘忍，而瓦解罷工的方式往往是軍人開槍擊殺參與罷工的工人。索瑞爾提倡全面罷工的想法，認為這將迫使壓迫者露出獠牙。罷工者面對手持槍械的軍人的時刻，也是你知道你的政治發揮作用的時刻；同樣的，這也是讓你明白你必須反擊的時刻，因為當軍人的槍枝指著你時，你別無選擇。</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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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在二十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索瑞爾不過是邊緣人物，他的思想也很快就被列寧所取代，因為列寧的觀點更從國家的角度出發。索瑞爾所希冀的全面罷工從來不曾發生過，發生的是俄羅斯革命。但當法農採取了索瑞爾的思維，並把這個想法應用在分析殖民政權時，這個觀點重獲新生——遠離了巴黎，來到阿爾及利亞，而後又重返巴黎。到了一九六八年，當學生和勞工再次走上巴黎街頭時，法農和索瑞爾都是他們口中不容忽略的人名、是揭露真相的人，他們揭露了現代性致命的妥協，而當壓迫你的人開始著手準備採取最壞的舉措時，這種妥協將會隨之暴露。索瑞爾與法農都認為，被壓迫者應該要主動逼使壓迫者出手，並藉此揭露壓迫者的真面目；但他們兩人所求的並不是一場公民不服從的運動，而是要號召革命，因為擁抱暴力卻不使用暴力沒有意義。對法農和索瑞爾來說，重點是要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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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法農沒能活著見到一九六八年的巴黎街頭，也沒能見到當時對革命的期許以及隨後的失落。在一九六一年寫完《大地上的苦難者》不久，法農死於白血病。但法農本來就不怎麼相信歐洲會發生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政治轉變，在他看來，歐洲已經病入膏肓，歐洲人已經浪擲了改變的可能。他寫道：「解決人類重大問題的所有要素，都曾在不同的時間點存在於歐洲的思想當中。然而，歐洲人並沒能完成他們所肩負的使命、沒有傾盡全力來推動這些要素，進而改變他們的生活與本質。他們沒能改變，也沒能把人類的問題推向更高的層次。」最終，歐洲人沒有能夠以暴力或激烈的方式來面對他們的問題，他們始終停留在單純的思想層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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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法農認為歐洲深陷在它的過去，儘管歐洲有著改變所需的正確觀念，但無法從自身的政治與社會結構中解放，而這些政治與社會結構掩蓋了表述正確觀念的正確語言。歐洲得以藉由帝國擴張，向外投射自我；但沒有辦法向內投射自身，最終使得歐洲的政治充滿了議論卻始終沒有行動。歐洲的政治淪為法農口中「毫無動力的運動」，而這可以被用來描述某個版本的現代國家。這場毫無動力的運動所揭露的危險在於，現代國家有可能逐漸癱瘓，因為它的每一個環節都緊扣其他環節，最終成了某種維持平衡的邏輯，但在這樣的邏輯裡，一切都被固鎖在原地，不足以產生任何動力。正如歐威爾所說，面具會變得太過合身而無法摘下面具，但面具終究只是面具。對法農來說，這就是歐洲的命運，也是歐洲政治的命運。歐洲創造了一種富含改變潛能的政治模式，但這種政治模式卻被「蠱惑者」、教育家、政治人物與政治代表們困住。這些人除了凍結政治以外什麼也做不了，最後只能把壓迫這樁原始的事務，交託給帝國的官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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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法農想要一種有別於歐洲的政治。他認為非洲存在讓一種新國家形態出現的可能——他所想的不僅是阿爾及利亞而已，而是整個非洲大陸，因為整個非洲幾乎都經歷過帝國最為殘酷的壓迫。誠如法農所說，他認為這種新的國家形態將會有能力將人類視為一個整體，將會是有能力重新思考「人類全體心靈」這個問題的國家，也會是能夠重新賦予大地人性的國家。法農的想法極富野心，且他是真切地相信唯有殖民經歷、唯有非洲國家經歷過的那種經歷，才有機會讓這樣的國家成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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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我們很難去界定這麼一個政治計畫。無論從精神上的野心來看，或從願意不計一切地擁抱暴力作為手段來看，這個計畫都超越了我到目前為止所討論的事情。我們也許可以試著用一個詞彙來為它定調；也許，我們可以說它是「後現代的」（Post-Modern），是超越現代國家的國家；是藉由非洲的體驗，而非歐洲的辯證思想來超脫現代政治雙重性的國家。法農真切地相信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從二十一世紀回顧這一切，這種野心充其量是一廂情願，而這已經是比較有禮貌的說法。非洲國家這幾年來的歷史，甚至其他在殖民解放之後獨立的國家的歷史，都沒有超脫現代政治的歷史。非洲還沒有能夠超越現代政治的兩難，也還沒有能力去擁抱人類的命運。真要說的話，非洲的政治看起來就像被卡在政治難題當中，而這正是霍布斯式的政治所陳述的政治難題。在這樣的政治裡，安全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國家內部崩潰是真正的危險；主權權威一旦失敗將會導致混亂，但為了維繫主權權威卻又可能導向貪腐與剝奪。在這樣的情境裡，人們所能希冀最好的情境，是擺脫非此即彼的選擇，並擁抱某種安定、運作正常的現代國家，但這麼做本身還是存在著重大風險。這麼一個霍布斯式的國家不會是唯一的希望，但對這個地球上的多數人來說，很多時候這依然是政治現在的處境——對必須面對人口急速增長的非洲國家來說，也是如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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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後現代」這個詞有許多不同的意涵，但這個詞彙確實捕捉到法農的一個重要論點。法農理想的新形態國家，的確是出現在現代國家之後；法農的理想國家是看向未來的國家。他非常清楚，若他如此強調這種國家的非洲性，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風險，尤其對那些可能被他的著作吸引的西方讀者來說。這個風險就在於，他的西方讀者可能會認為法農在鼓吹某種原始國家，認為他想要撤回到一個不那麼人造、更為原初的時代。在《大地上的苦難者》裡，法農批判了那些欣賞非洲文化的歐洲人，而他們之所以欣賞非洲，是因為他們認為在非洲找到了更為純粹與自然的事態。這些人欣賞非洲的手工藝品，並展示、穿戴它們，因為這些人認為這些物品將喚醒他們更為純真的內在，但法農並不認同。即便法農歌頌著「偏遠地區的人們」、欣賞他們並沒有被歐洲的教育腐化，但法農從來不曾想要倡議回歸原始狀態，他所相信的是政治那超越現狀的力量。對法農來說，非洲對殖民體驗的純粹性，所指的是對暴力的純粹體驗，也是對直接壓迫的體驗。不是非洲人的人，沒有辦法單純透過穿戴非洲工藝品就能模仿這些體驗，他們也不應該如此嘗試。</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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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法農的論點讓當時許多思想家感到驚駭。漢娜．鄂蘭就是其中之一。鄂蘭因法農對暴力的欣賞、對她稱之為法農的「暴力自然主義」感到震懾。鄂蘭認為暴力具有毀滅性的本質，而她將暴力與她所謂的「力量」做了比較：與暴力不同的是，力量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發揮作用，力量雖然不是行動，但也能夠創造有價值的事物。我們應該要能夠把國家的權力當作某種形式的力量來使用（會具有創造力），而不是把國家的權力當作某種暴力的載體（這只會有破壞性）。鄂蘭抱怨法農的暴力自然主義，也暗示無論法農再怎麼強調政治的轉變，法農所做的不過是把暴力化約成勞動：暴力變得循環反覆、永不止歇。鄂蘭寫作這些時是在一九七〇年，她目睹了六八學運的學生們徒勞無功地倡議著法農對創造性暴力的論點，並試圖想用這個論點來達到某種徹底的變革。在鄂蘭看來，創造性暴力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詞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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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鄂蘭和法農幾乎沒有任何相同之處，但我認為還是有一件事情把兩人串連在一起——他們兩人各自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強調現代政治並不是唯一一種政治運作的方式，也都強調現代國家的起點帶有某些偶然，現代這種認為政治的基礎結合了暴力與安全的理解方式，不過是偶然的結果。他們都想要跳脫這種思維，並說明這些被霍布斯綁在一起的觀念可以被解開；雖然霍布斯認為，他用了一種無法被拆解的方式把這些觀念綁在一起。他們甚至認為，這些觀念必須要被拆解開來。所以，無論這兩位思想家有多大的差異，他們都對現代政治提出了最根本的問題——現代政治是偶然的嗎？是一個我們能夠摘下的面具嗎？還是這個面具已經緊緊黏在我們的臉上，再也無法摘下它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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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這個關於現代國家的問題不再只是一個殖民經驗的問題。這個問題關乎的是我們所身處的環境，是那個現代性、可能困縛卻又可能自由的環境，而地球的命運可能便取決於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法農認為，殖民的經歷有著讓這個問題變得真實的特殊能力，又有誰能夠說法農是錯的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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