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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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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弗里德里希.海耶克 (Friedrich Hayek,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九二年) 出生於維也納一個醫生和學術世家。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年,他在奧匈帝國的軍隊擔任戰機觀測員,並因為勇武被授予勳章。在戰後,他前往維也納學習經濟學,成為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重要批評者。海耶克在一九三一年轉任倫敦政經學院(LSE)任教,並在一九三八年成為英國公民。《到奴役之路》這本書的出版,讓海耶克在美國聲名鵲起,並於一九五〇年被芝加哥大學挖角前往任教。在芝加哥,海耶克影響了包含米爾頓.費里曼(Milton Friedman)與法蘭克.奈特(Frank Knight)在內的經濟學家。他是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的創辦人之一,而時至今日,這個學社依舊致力於向輿論推廣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在一九六二年,海耶克重返歐洲,並在弗萊堡大學和薩爾茲堡大學任教直到退休。一九七四年,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年後,他被引介給剛當選保守黨領袖的瑪格里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柴契爾是最為景仰海耶克的人之一,儘管兩人的面談並不順暢,柴契爾對海耶克的景仰也未曾削減。海耶克在一九八九年親眼目睹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儘管那時他已經罹患失智症。在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H. </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W. </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Bush)授予他總統自由勳章,但海耶克因為太過虛弱未出席頒獎典禮。</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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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這一章的主角,也是這本書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馬克思當然常被描述成一名經濟學家,但在一八四八年,經濟學還不是獨立的學門。在當時,馬克思所探究的主題被稱之為政治經濟學,而這門學問包含了政治、經濟、哲學、歷史和幾乎其他所有學科。相較之下海耶克更是一位符合我們現今術語的經濟學家——他是經濟學這個學門訓練出身、具有這個學門的專業身分,而他作為經濟學家的職涯,讓他足以在一九七四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認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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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然而海耶克是一位非比尋常的經濟學家,因為他並不認為經濟學作為職業或學門有多值得自恃自傲。他認為這是種狂傲,也認為經濟學誇大了自身的重要性。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就是這種狂傲的例子:它的成立是為了促進學科發展,讓經濟學能與醫學和物理學等學科並駕齊驅。這確實達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每年的報紙總會報導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肯定,彷彿經濟學與化學是沒有什麼差異的學科,哪怕自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多數人都非常清楚經濟學與化學非常不同,因為它比化學來得不可靠許多。海耶克在很久以前就對經濟學有所懷疑,他領獎時的演講就表達了這些想法。他特別強調,他認為經濟學(尤其是經濟學家)過於誇大自身的重要性;而當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最能掌握事態時,他們同時也不該被人們信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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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海耶克真正懷疑的是經濟學家自認能夠預見未來這件事情。因為海耶克不相信有誰能預見未來,而他懷疑大多數經濟學家也明白這一點。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樣,應該知道他們的學科不是一門善於預測未來的科學,他們的專業不是一場較量誰的預測更為準確的競賽,但許多經濟學家還是難以抗拒地對未來做出預測,即便這些預測並沒有比隨機猜測好上多少。這點就和許多政治科學家一樣(我非常清楚我在說些什麼,畢竟我也是一名政治科學家)。當虛榮戰勝時,學者們很容易忘記學科所訓練的懷疑素養,並在一片黑暗中胡亂出擊。海耶克認為,如果世界上的人們真的相信經濟學家可以未雨綢繆,那麼這個世界將深陷嚴重的危險之中;而如果經濟學家以他們所謂的科學的名義,宣稱他們真的能夠未雨綢繆,那麼他們不是在欺騙他人就是在自欺欺人,因為他們所做的充其量只是猜測而已。正如霍布斯所說的,最好的先知其實不過是最幸運的猜測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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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這表示海耶克也屬於這本觀念史伊始的那個智識傳統。和霍布斯一樣,海耶克也是懷疑論者。他認為所有關於知識的主張都必須經過檢驗,這意味著,首先我們必須先懷疑那些主張;如果這些主張之中,沒有能讓懷疑者放心的元素,那麼這些主張就應該被拋棄。海耶克認為這個原則適用於大多數的經濟學預測,因此也非常適合用來檢視經濟學家。我們無法確切掌握社會裡的經濟模式會如何運作這樣的未來,部分原因是因為現代社會已經太過複雜。現代社會的複雜性遠超乎任何理論模型,但這同時也是因為未來在本質上便不可預測。事情之所以會發生,幾乎總是因為某種意料之外的偶然,而這意味著社會發展與自然界的生態發展並沒有那麼大的差別。社會發展也仰賴隨機的變異,世界之所以改變,可能是因為某些沒有人預料到的事情發生了,或是發生了當時沒有人意識到的事,又或是發生了人們太晚才意識到卻已經無法應對的事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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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在今天,那些時常從海耶克的著作汲取靈感的人們會說,數位革命就是改變世界的事件,因為沒有人預測到數位革命的到來,更遑論經濟學家們。數位革命的發生,與人們組織資料與知識的模式發生變異有關。《理性的樂觀主義者》(</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The Rational Optimist</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的作者是十分仰慕海耶克的麥特.瑞德里(Matt Ridley),他用了一個比喻來形容網路的出現:這就像電話和個人電腦做愛後的產物;他也用了類似的語言來說明汽車的出現(哪怕這個例子有些浮誇):他說汽車是自行車(或至少自行車的概念)和馬車有過性行為後的結果。他的重點在於,儘管社會演化的步調比自然演化快上許多,社會演化的規模存在著能與自然界比擬的複雜性與不可預測性,而即便是經濟學家也不會宣稱有辦法預測自然演化的發展趨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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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海耶克的懷疑主義讓他加入一個可以回溯到霍布斯的理性主義傳統,但與此同時他也屬於另一個思想傳統,而這個傳統和前幾個章節也有所關聯。海耶克是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小寫的自由主義,不是當代北美政治常見的那種自由主義者,而是更接近自由主義的經典意義——那個現代歐洲的意義。海耶克相信個人的自由、相信免於被專斷干涉與強制掌控的自由,用以撒.柏林的話來說,海耶克相信消極自由。他同時也相信要透過憲法來監督政府的權力與權威,就算這個政府是民主政府也是如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他出身於一個可以被追溯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思想傳統,而這個傳統包含了一些前述提過的思想家,像是康斯坦與托克維爾。事實上,海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的標題就取自托克維爾,來自《論美國的民主》第二部,托克維爾在其中表明了他對政府權威擴大,並以多數統治之名合理化其擴權行為的憂慮。托克維爾擔心一旦如此,民主國家會有什麼樣的轉變。他說,當這個現象發生,人民將開始淪為國家的傭僕,既消極、又服從,因為在這個情境下,那些宣稱代表人民的政治家將實質上成為人民的主人。托克維爾寫道:「人們終於發現了一條將他們引向奴役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將無法被阻止。在成為這必要的奴役之前,人們已然先折服了自身的靈魂,並對繼續保有自由感到恐懼與絕望,因為在他們內心深處,他們已經開始崇仰那些即將到來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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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海耶克結合了懷疑主義與自由主義這兩種傳統來捍衛自由市場。他認為市場作為一個供給人們交易思想、商品與服務的場域,是一個自由的、也是一種知識的場域。市場掌握了一些人類無法掌握的事情,因為人類無法理解未來、幾乎無法全然理解現狀,甚至在很多時候也不了解過去。但市場作為資訊的來源,即便也缺乏預測未來的能力,但仍足以賦予我們一些關於現在世界的知識,而這些知識無法透過其他管道取得。然而市場之所以能這麼做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市場必須是自由的,而且必須擁有免於被干涉的自由。一旦政府試圖掌控市場,政府將會開始扭曲市場發展的結果,而市場所賦予的知識也將隨之喪失。市場將會從一個客觀理解事務的資訊來源,被扭曲成提供偏見的場域,而這樣的偏見將會基於我們自認應該要知道的事情——換言之,市場將淪為人類對不可知的未來的見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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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舉例來說,如果你持有某個物品,而你想要知道這個物品的價格是什麼、想知道它有多少價值,你可以這麼做:取得所有相關有用的資訊,並盡可能計算它們,而這包含了你認為人們在特定情境下,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會用什麼管道又以多少的價碼進行交易;當然你也可以直接試著出售它,比起諮詢經濟學家關於市場會怎麼做又應該怎麼做,你可以直接投入市場,在市場上提供你的商品或服務,同時看看人們願意付出多少,而當你積累足夠的客戶,你將能得到一個只有市場能夠給你的不同答案。這將告訴你一些其他人無法掌握的事物,即商品的價格,因為是市場決定了商品的價格。所以市場提供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知識,也擁有一種特殊形式的權力,但市場沒有強制力。相對的,國家當然擁有隨時能控制市場的權力,但若國家真的這麼做將毀掉所有無價的資訊與知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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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到奴役之路》試圖以人們耳熟能詳的語言來捍衛自由市場的理念。海耶克寫這本書的時候,正處於他漫長人生的中期。早在他寫下《到奴役之路》之前,他已然投身多場智識戰役,指出強行規劃並預測市場會造成多大的危害,尤其是以社會主義之名來進行這些規劃與預測時。但這些戰役多半發生在學術期刊的書頁上,而這本著作則有所不同。海耶克希望那些非學術界的受眾也能夠閱讀,他也成功了。《到奴役之路》之所以能享有如此龐大的影響力,部分原因就在於這本書出版之後,美國的《讀者文摘》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個大幅刪節的版本。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閱讀了這個《讀者文摘》的版本,但這並不是一本全然符合《讀者文摘》性質的著作,因為這本書有著嚴肅、細緻、複雜的論點,捍衛了一種特定的自由理念,也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控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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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就像許多最重要的政治著作一樣,這本書出自政治動盪的時期,而這本書所處的動盪,也許也是人類史上最嚴重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無疑是二十世紀最嚴重的破壞,其破壞規模甚至使第一次世界大戰黯然失色。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在這場戰爭即將步入尾聲的那一年(儘管在當時,沒有人知道他們有多接近終戰,因為沒有人知道未來),海耶克在寫作時並沒有真的在思考人們該如何面對戰時經濟的難題。雖然這是一本在戰爭期間寫成的書,但內容卻試圖想像戰後的世界。到了一九四四年,事態看來越發清晰:納粹政權看來很可能會被擊敗,儘管還不敢保證;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西方民主國家很有可能得以持續回到戰前的模式。讓海耶克擔心的是西方政治社會為了應戰而自我動員及組織的方式。因為這種方式,只是延伸了西方面對二戰前最為重大的危機(經濟大蕭條)的模式。海耶克擔心,在戰爭與大蕭條結束後,這種模式會長久影響西方社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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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海耶克稱這種動員與組織模式為經濟規劃。為了參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全面戰爭,國家認為必須盡可能地掌控社會與經濟活動:制定價格、規劃就業市場、規範工業模式、管理人口流動、分配軍備、供應軍事需求……凡此種種,只為了確保戰爭機器能取得一切所需資源來完成任務。在龐大的工業規模上落實經濟規劃的國家,需要握有龐大的權力,且很多時候是專斷的權力。這就是發生在美國與英國的事情,為了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家得到了巨大的權力,也承擔巨大的責任與債務。海耶克認為這個現象並不會在戰爭結束後就突然消失,這正是他所擔心的。因為一旦擁有了這樣的權力、責任以及債務,現代民主國家會不斷走上積累權力、責任與債務的道路,而海耶克稱這條道路為「到奴役之路」。一旦踏上這條路,民主國家將無法離開,而為了面對危機所採取的手段將會在危機結束之後,持續影響民主國家。在這之後,接受海耶克思想的人們總會在面對每一次危機時體會到同樣的焦慮。我們要怎麼知道,為了渡過某個存在嚴重威脅的時期所做的事情,是否會隨著威脅遠去而停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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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海耶克為什麼會認為這些措施將會持續影響國家呢?為什麼在渡過危機之後,國家還會持續想要計畫、規範、控管那些無法被計畫、規範、控管的事物?第一個原因,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科技決定論。這指的是在現代社會裡,科技需要政府組織介入,同時也預定了某種形式的政治控制。換言之,科技本身會告訴我們必須如何行事。這個論點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並開始與數位科技產生聯繫。有許多人會說,科技告訴我們社會應該如何運作,因為科技正是社會運作的基礎結構。意即科技甚至凌駕了政治,而政府與國家的職責,就在於因應科技開創的可能性做出適時的應對與改變,而不是反其道而行,由科技來應對政府與國家的需求。因此在數位的世界,在可以藉由科技來監視公民、密切關注公民的所作所為,並深刻認識公民的行為模式與身分的世界裡,國家是不可能抗拒這種形態的知識,也不可能會抗拒這種形態的干涉。國家會負責判斷要用這種干涉的能力來做些什麼,而這種技術的存在,則意味著這種能力將成為政治的核心——這就是由技術來決定政治生活的終極形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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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海耶克心裡所想的並不是數位革命。沒有人在一九四四年會想到個人電腦會和電話發生性關係,而這不僅是因為海耶克並不知道未來會出現一種叫做個人電腦的東西。海耶克顧慮的並不是網路形態的科技決定論,盤踞他心思的是以大規模工業為主的科技決定論。在一九四四年的現代社會(不僅是民主社會,還包含蘇維埃共產國家,而這個國家在擊敗納粹政權上可能十分重要),為了讓大規模工業有足夠的生產動能,需要有龐大的組織動員:規模龐大的工廠、大型的生產企業、新的通訊方式(包括無線電)、遼闊的交通網絡、足以支應大眾的房屋建設與衣物生產等等,以及大規模生產、大規模就業、大規模消費。難道在這樣大規模的社會中,不需要某種大規模的控管機制嗎?政府難道不需要介入規範工業、通訊與交通嗎?這麼龐然、複雜又全面的事態又怎麼可能不需要全面性的政治控管?這就是海耶克所擔心的科技決定論。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當戰爭正逐漸走向民主社會獲勝的結局時,也同時強化了一則訊息:如果我們要管理這樣一個工業科技的社會,我們將需要與參戰時期具有同等規模掌控力的國家,否則科技將會超出任何人所能控制的範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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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然而,海耶克認為這種科技決定論犯了致命的錯誤,因為科技無法決定任何事情,科技本身並不具有強制力,正如市場本身也不具有強制力。科技沒有軍隊或警察,也不會把人送進監獄——這是政府的權力,也是國家的權力。所以科技決定論犯了一種哲學上的範疇錯誤。科技是一種工具,不是構成政治的要素,雖然國家可以將科技視為工具來構成國家想要的政治。海耶克的論點,因此推翻了關於科技那日益增長的一般性知識。我們不會只因為科技提出了特定的指示或要求,便認為科技需要政府控管也需要政府來規劃。事實上,海耶克認為科技並不會提出指示或要求任何事物,因為它無法為自己發聲,而決定想要控管、規劃科技的政府將會對社會造成更多傷害,尤其當政府想要將科技作為控管工具時。</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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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正如海耶克所說:「儘管現代科技發展本身並沒有任何強迫我們必須進行總體經濟規劃,但現代科技足以讓實施總體經濟規劃的政府擁有無限危險的權力。」換言之,只要你想,你可以利用科技來控管大型工業社會,但你無法控制經濟,也無法控制經濟發展會有什麼樣的成果。這麼做只是徒勞,因為這些都無法被控制。然而,你可以利用被科技強化的國家強制力,來迫使人們做任何想要他們做的事情。舉例來說,廣播本身並不會叫人們必須要做什麼事情,廣播本身並不是什麼壓迫工具,但高壓國家可以利用廣播來控管群眾。而在二戰期間,所有國家都這麼做了。唯有在政府選擇將科技用在政治目的上時,科技才會決定政治的生態;也因此,我們應該畏懼的並不是科技的力量,我們該畏懼的是政府的力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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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還有一個原因,讓海耶克認為政府對經濟的規劃與控管將會延續到二戰之後,甚至控管的力道會比二戰期間來得強大。而這個原因,就是民主。他認為當戰爭結束後,參戰且獲勝的民主國家的人民,將會要求他們的犧牲與付出應該得到補償(在戰後的幾年內,海耶克的擔憂看來是正確的)。而這個補償將會是安全、完全合理也符合人性,尤其考量到這些人民剛經歷了二戰與經濟大蕭條對經濟所帶來的劫難與不安全感。海耶克擔心,在戰爭期間,這些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民,見識到他們的國家能夠做到什麼程度的控管,也多少適應了這樣的控管之後,會選出那些承諾要藉由控管來為人民提供安全的政府。而這意味著要贏得戰後的選戰,最簡單的方式是做出比對手更多的關於安全的承諾:承諾更多的安全措施、更好的社會福利、更完整的就業機會、更豐厚的退休金待遇、更動人的利益、更周詳的失業保障甚至是全民健康保險。</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0-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0"><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1]</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這些全是讓民主國家一步步轉化成現代社會福利國家的陷阱。更有甚者,不僅只是承諾社會福利政策,甚至承諾會控制物價、提出固定薪資與大規模的企業國有化等等,讓政府控管一切事物。這很有可能會讓人贏得不少選票,因為這看來是一條通往安全的道路;但在海耶克看來,這不過是一條到奴役之路罷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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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海耶克認為,開出這種選舉支票的政治家如果不是在刻意騙人就是在自欺欺人,因為他們所承諾的這種安全不可能落實。他們的計畫(兩年期、五年期、甚至十年期的計畫),都是在試圖創造無法被控制的未來。沒有任何一個五年期計畫會成功,因為五年真的太長了,沒有人知道五年內可能會發生什麼變故。提出這種安全承諾,並試圖規劃出這種未來的政府,往往傾向於強化政府的強制力道,絕望地想要讓市場照著所規劃的藍圖發展。政府愈是想要讓市場照著規劃發展,同時如果市場的走向愈是不遵循規劃,政府將會試圖施加更多的管控,就連選出這樣的政府的人民,也會希望政府能夠取得更多的控制權——這將如此不斷地發展下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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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海耶克明確表示,在自由經濟中,當政府想要控管自由市場,那麼政府實際上在做的只不過是呼應某種特殊需求,而這些特殊需求往往以一種正義的語言來表述。但海耶克指出,一旦政府試圖以民主責任為名來伸張這種正義,實際上會發生的情況,不過是政府反覆嘗試收買人心——有一群人想要這樣、有另一群人想要那樣;工會成員想要更多工作、勞工想要更低廉的物價。在面對這類需求時,政府所能做的不過是試著滿足人們的需求,但滿足一個需求就只會引起下一個需求,而每嘗試收買一個群體,也只會提高收買下一個群體所必須支付的代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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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政府一旦開始為了正義規劃經濟,將無法拒絕為任何人的命運與處境承擔責任。在一個規劃經濟的社會裡,我們將會得知我們究竟過得比別人好還是比別人差,而這不會是因為沒有人在控管我們生活的情境,也不是因為我們不可能確切預見未來情境的發展——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政府的權威要讓我們知道自身處境為何。任何想要改善我們處境的努力,都不是為了盡可能做好準備以面對某種無法控管的情境所帶來的改變;這些努力都只是為了影響我們,讓我們更傾向於支持那擁有權力改變所處情境的政權。</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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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這是一個滑坡論證,因為海耶克認為,一旦你開始踏上這條路,不管一開始的步伐有多猶豫,最終所能做的就是試圖收買所有人。零碎的控制將變成全面控制的測試;想要修復五年計畫,將會讓你開始嘗試著要控制一切。在海耶克看來,正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被這種形式掌控,最終這種想要控制一切的嘗試,將以人們失去自由告終。</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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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有另一種說法可以試著解說這個論述,並在某種程度上混合了隱喻,但這並不是海耶克的想像,因為與滑坡無關。對海耶克來說,經濟規劃有點像是想要釘下一張不合尺寸的地毯,你並不知道地毯不合尺寸的原因,也不知道地毯重疊的地方會在哪裡,所以能做的就是不斷地把地毯往地面敲打,但地毯總會在某個角落彈上來;於是乎你必須再去敲打那個角落、釘上更多釘子,但當你這麼做的同時,也逼得其他角落釘好的釘子又翹了開來。地毯就是不合尺寸,就像計畫就是不適用於經濟上一樣,但你所能做的就只是在地毯上釘下更多釘子,而最終藉著滿布的釘子讓地毯全面服貼,讓釘床實質上取代了地毯。這是海耶克最害怕的,經濟規劃最終將導致的結果:一個釘床的社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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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海耶克對民主的論點,與他對科技的論點有些相似。他不認為戰後的民主政治必然會導致釘床社會這樣的結果,因為沒有什麼結果是預定的。誠然,民主政治的選民有可能讓民主政治走上這條路,政府也的確在每一個踏上這條路的步伐上滿足選民的需求。但就如同科技一般,民主本身並沒有預定什麼事情。民主也是一種工具,人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使用。海耶克明確指出,民主並不意味著規劃,正如科技也並不意味著規劃,但如果你有一個執意要進行規劃的政府,那麼民主可以讓這個政府變得危險,就像新的科技能讓這個政府變得危險一般,因為民主會成為規劃者極為有力的工具。執意要規劃的政府可以說,它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多數人想要如此,這麼一來,多數人就成了政府壓迫的工具。「多數」成為了一種讓政府得以達成目的的手段,而屆時將再也沒有什麼能夠制衡政府,因為民主已經強化了政府的作為。「一旦真正的『無產階級專制政府』(就算有著民主的形式)開始專心指引經濟體系,將很有可能會像任何專制制度一樣徹底摧毀個人自由。」這正是為什麼海耶克是典型的自由主義支持者,因為他害怕各種形式的國家權力,而這包含(尤其是)民主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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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儘管如此,海耶克堅持自己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他聲稱從未放棄過民主,哪怕這個制度存在著許多陷阱。而他之所以愛好民主,正是因為民主不可預測(在某種程度上,海耶克的確對民主充滿熱情)。民主總展示著未來的不可知性,畢竟誰能預見哪一個候選人將會贏得選舉呢?坦白說,唐納.川普會成為美國總統幾乎是一件和網路的存在一樣令人訝異的事情。對海耶克來說,民主的好處就在於它提供了一種安全模式,可以防止那些宣稱自己掌握了未來的發言。因為包含政治家在內,所有人都應該不時為民主的結果感到驚訝。而民主的危險之處則在於,它可以提供一種確立確定性的模式,並以此用來控制市場。</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19-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9"><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2]</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這讓海耶克深信,唯有當自由民主政體具有強大憲法且足以約束民選政府的權力,尤其約束這個政府以舉新債、制定通膨、調節物價與就業等方式來控制經濟的權力時,才是唯一能夠生存的民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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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終其一生,海耶克一直熱切倡議著必須以憲法來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這種限制可以採取許多不同的形式,從固定的憲政安排來防止預算失衡,到某種帶有理想色彩的憲政設計(就像海耶克晚年所擁戴的那種)。海耶克認為民主的一大危險之處,在於年輕人沒有充分了解他們的選擇可能會導致什麼樣的長期後果,而許多老年人的壽命也接近終點,更不會去在意這些年輕人的選擇可能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影響。海耶克因此建議,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將會將投票權侷限在四十五歲左右的人們。不會更老也不會更年輕,就是四十五歲。而四十五歲正好是海耶克寫下《到奴役之路》時的年紀。</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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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除了這點之外,海耶克同時也欣賞許多憲政自由主義者歷來欣賞的傳統方式,包含美國憲法所強調的權力制衡原則(checks and balances),藉此限縮任一政府部門擴權壓過其他政府部門的可能。他希望所有的民主政體都能夠有著類似的原則,包含英國。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所有民主國家都能明白,民主的權力、民主繁盛的能力,取決於人民認知到國家權力必須被侷限。他希望民主政體的群眾能夠了解到,民主需要自我約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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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這意味著有另一個形象可以用來表述民主。這是一個隱喻的延伸,經常被用來表現海耶克對政治的理解。這個形象取自於一個古典神話:尤里西斯與塞壬女妖的故事。尤里西斯在從特洛伊返鄉的航程中發現,他必須航行過一段海域,而盤踞這段海域的塞壬女妖將會利用誘人的歌喉,引誘他與船隊撞上海岩遇難。在過往,航過這段海域的船隻與船隊無一能幸免於女妖絕美的歌聲,最終航向海難與滅亡。有鑑於此,尤利西斯做了個決定。他要船員把棉花塞進耳朵裡,這樣他們就聽不到女妖的歌唱,也不會受到歌聲誘惑;但作為船長,他想親耳聽聽看這樣的歌聲,他想知道是什麼東西會如此迷人。因此他要船員把他綁在桅杆上,並告訴船員,如果他們聽到他乞求解開繩索,是因為他想讓船航行得離歌聲更近,船員們絕對不能理會他的請求。如果他想要聆聽女妖歌唱,他就必須要束縛自我。對海耶克來說,憲法對民主權力的限制,有點像把尤利西斯綁在桅杆上。船長所代表的就是民主社會中的「多數」(the majority),因為這就是民主的涵義:人民當家作主。塞壬女妖與她們甜美的樂聲,就是社會保障、經濟控制、限制不確定性、保障人民就業、保障居住與收入。海耶克認為民主國家裡的「多數」也必須被綁在桅杆上,否則民主國家這艘船將會撞上海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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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但這個圖景沒辦法真切地反映海耶克對政治的理解,因為原版故事的重點是,一旦船航過了那個充滿岩石的海域,船員們就可以把棉花從耳朵裡取出來,並解開船長的束縛。但在海耶克的民主觀中,你永遠不會駛離那段海域。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們永遠不會渡過這場危機,因為社會保障的甜美樂聲永遠會在背景裡繚繞並引誘著選民,這最終將誘使國家航向毀滅。對海耶克來說,毀滅的意思是國債高築、是通貨膨脹、是政府增強控制,也是政府日益增長的專斷權力,最終讓民主國家走向奴役。因此,在海耶克版本的寓言裡,我們會需要一部嚴格的憲法來永久約束「多數」,鬆開這種對「多數」的束縛永遠不會是個安全的做法,因為人們總是傾向接受女妖歌聲的誘惑。海耶克明白,人類總是會被誘惑,總會想要尋求更安全、更受控制的情境。這意味著在海耶克看來,政治從來不會走到一個階段,讓他能夠從在《到奴役之路》裡提出的論點放鬆。就算在二戰結束許久之後的未來,就算距離人們渡過最初危機的時刻已然遙遠,海耶克也不會放寬他的論述。因為對他來說,危機不曾過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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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如果真要評價海耶克的一生,比起鬆懈,海耶克的生命與思想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而他的立場也變得越發堅決;隨著年齡增長,他的觀點變得益發嚴苛,也對他所認定的事物變得更加執著。年邁的他不只堅持我們應該要保護市場,使市場免於政府的干涉,更認為市場應該要滲入那些民選政府所掌管的業務。這包含了教育、醫療保險與貨幣供應。在海耶克的晚年,他想要將一切都私有化,包含了貨幣。在有其他更適於儲置價值的載體的情況下,為什麼英國人必須要用英鎊作為唯一的貿易媒介?如果海耶克活到今天,他將會是比特幣的頭號粉絲。海耶克認為,沒有任何壟斷會是安全的,他想要開放一切被壟斷的事物,同時也加強了他對制衡民主統治的安全機制的立場、強化了他對制衡民選政府的保護機制的主張,尤其要制衡民選政府追求那種海耶克認定具有毀滅性質的政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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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在一九七三年的智利,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主政的民選政府在一場政變中被推翻了,取而代之的是由軍人政治家皮諾切特將軍(General Pinochet)領導的軍事政權。在一群受過西方訓練的經濟學家的幫助下,皮諾切特將軍在壓迫智利社會的同時,也開放了智利的經濟。海耶克與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同事彌爾頓.費里曼(Milton Friedman)不但深刻影響了這群經濟學家,海耶克也支持皮諾切特,甚至為他的政權辯護,理由是有時民主政治需要從自身可能造成的危險中被拯救出來。與這本書到目前為止所談論到的人物幾乎全然不同的是,海耶克的作為到現在仍然是當代政治和民主重大爭議的主題。為皮諾切特這個折磨人民並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人辯護,並不是什麼歷史中蒙塵的遺寶。海耶克的作為在今天還是有所迴響,也還會使人刺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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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在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辯論裡,被稱為海耶克主義者有著特殊意涵,可以是辱罵也可以是讚美,而海耶克的祝福或詛咒也仍舊有意義。最明顯的一點可能發生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之後,在當時的政治辯論裡,有一方經常被歸類成海耶克主義者。這些人反覆呼籲不應該把這場危機作為政府擴權的藉口,就像海耶克一直以來的警告一般。他們警告政府現在所做的決定將不會消散,也提醒我們民主極不擅於自制,除非在民主之上施加極為強大的束縛。在這個情況下,這種警告特別針對政府紓困方案(Government Bailouts)和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在他們看來,這將會導致通貨膨脹、債務積累、破產和毀滅,因為如果你鬆開了國庫的綁帶以協助度過危機,便將永遠無法恢復約束。在辯論的另一邊是那些凱因斯主義者,這是以經濟學家約翰.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為名,儘管他們有時並不是真的那麼像凱因斯主義者,就像海耶克主義者並不總是那麼像海耶克主義者一樣。但無論如何,人們通常認為凱因斯主義者主張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度過危機,畢竟如果不採取能度過危機的必要行動、如果沒能度過危機,那接下來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已經無關緊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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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在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海耶克對決凱因斯成了政治場域的中心分水嶺之一。而這也表現了在海耶克一生中,他的思想是如何演變的。因為凱因斯本人正是最早支持《到奴役之路》這本書諸多論點的人,但凱因斯後來卻被與海耶克對立的思想連結在一起。凱因斯和海耶克一樣,也自認是一名自由主義者,而且凱因斯深受海耶克許多自由主義論點吸引,包含《到奴役之路》裡許多懷疑論的論點,雖然凱因斯也沒有全面接受海耶克的論點。凱因斯和海耶克一樣,熱衷於防範那些過於自滿、意圖明顯的政客。海耶克與凱因斯的關係,從在一九四四年站在同一陣線,到今天演變成海耶克對決凱因斯的事實,證明了海耶克的立場在所有面向上都變得越發堅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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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但除了與凱因斯對比,我們還有一種思考海耶克的論點與現代關聯的方式。如果海耶克必須要找到某個主義來代表他所堅決反對的事物,那有很大的機會是所謂的命定論——這意味著接下來要發生的一切事物都已經被命運決定了,而我們除了為這些事態做好準備之外別無選擇。經濟學家並不習於將論點以宿命論的方式呈現,但在海耶克看來,他所厭惡的那種經濟學家就是宿命論者。這些經濟學家總會規劃未來,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必須如此,即便根據定義,未來根本無法被規劃。海耶克認為未來是開放的,因此反對那些認為未來是封閉的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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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從某些方面看來,海耶克的想法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儘管這個證明是建立在他自身也沒有能力預測未來之上——因為他的滑坡論述最終成為一個錯誤。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追求規劃,也沒有追求政府控管,更沒有因為如此追求而淪為奴役。有數十年的時間,海耶克一直堅持西方民主踏上了到奴役之路。從一九五〇年代、一九六〇年代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他的警告變得越發危言聳聽,他對憲法必須限制民主權威的論點也變得越發強烈,因為那些在他看來是宿命論者的人不斷反覆贏得選舉。他認為民主選舉常常沒有提供任何實質選擇,參選的往往是一組規劃者對抗另一組規劃者,有些仗勢凌人、有些膽怯許多,而選舉的勝利不過是屬於那些開出更好支票的人。但到了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或至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這個論點轉向了,海耶克所擔心的滑坡也變得平整,因為瑪格麗特.柴契爾在英國當選,而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在美國當選。在當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在柴契爾夫人當上首相之前,當時還是在野黨的她參加了某一次的影子內閣(The Shadow Cabinet)會議。在當時,與會的政治家們熱烈爭辯著上台後應該如何規範經濟,而柴契爾夫人只是從手提包裡取出了一本書。這本書並不是《到奴役之路》,而是另一本海耶克的著作,更厚重也更難閱讀,是海耶克的《自由的憲章》(</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一九六〇年)。柴契爾把這本書砸在會議桌上。人們說,她對在場的男同事直言:「這個,各位男士,才是我們所相信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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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由柴契爾夫人與雷根所代表的政治,有時被稱為新自由主義革命,而這場革命正是斜坡可能會在一段時間之後趨於平穩的證據。換言之,巨輪有可能會朝另一個方向轉動,因為政治就像經濟一樣,從來都無法預定。但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海耶克對命定論的論述。海耶克宣稱他對未來的開放性抱持著開放的態度,宣稱他與那些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人站在同一陣線。他認為懷疑論是政治與經濟當中唯一可能的安全基礎,因為我們要知道自己究竟有多麼無知。但在海耶克的思想當中,也在某些他追隨者的思想當中,同時存在著另一種形式的命定論。開放的未來才是最好的未來,這個預設本身不也是一種命定論嗎?我們要怎麼確定,限制國家權力會是讓我們能擁有開放選擇最為可靠的方式?如果我們一直不把船長從桅杆上的束縛解放開來,如果我們一直束縛「多數」,如果我們永遠都在阻止政府招攬過多權力、過多權威、過多控制,我們要怎麼能確定這麼做的同時,沒有封閉某個更好的未來的可能,而這個可能是政府的行動將會是唯一能拯救我們的事物?我們有足夠的證據顯示,海耶克反宿命論的論點預設了某種對未來的知識,也就是預設了最後是什麼東西會發揮效用:那就是開放的經濟與開放的心胸;但真正的懷疑論者永遠不該有這種預設、也永遠不該預設他們掌握了什麼知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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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讓我用另一個例子來為這一章劃下句點:氣候變遷。這在當代政治中存在著一種深層對立。其中一邊希望政府能立即採取行動、希望政府能竭盡所能、希望國家能夠控管並制定長期計畫,以應對氣候變遷的威脅。另一邊則認為在面對氣候變遷時,最好的籌碼是開放市場以及創新科技,希望這些能帶來我們無法想像的驚喜方案,因為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變異。再一次地,這是一場在海耶克的支持者(那些支持開放市場與科技驚喜的人)與另一群人(那些相信我們不能承擔任何風險,也無法承擔等待的人)之間的辯論。無論誰對誰錯,我認為沒有辦法說,在這場辯論裡,抱持海耶克式的論點的人是相信開放未來的人,而他們的論敵是封閉未來的人。如果你接受海耶克的論點,你認為你確信未來將青睞開放的市場,也將青睞限制國家管控市場,但你要怎麼確信呢?有人能確信,如果現在不讓政府做些什麼,科技會在災難發生之前及時解救我們嗎?有誰能確信,我們並不會來到必須解放船長,讓國家接手控管的地步?民主國家、具備權威的國家、多數決的國家、技術官僚的國家,不管是哪一種國家都無所謂,因為在這場危機裡會有某個時刻,國家權力可能具有關鍵影響。這場氣候變遷的危機並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而是會長期陪伴著我們——這意味著科技將有充分的時間能拯救我們;但這也意味著,市場主導的科技將花費太多時間,使得科技無法及時拯救我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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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這表示我們有可能有另一種更為深層的懷疑主義。這種懷疑主義與海耶克的懷疑主義相悖,幾乎可以說這是霍布斯的懷疑主義,至少從我的觀點看來,這是現代國家概念創始者的懷疑主義。如果我們真的是一名懷疑主義著,如果我們真的相信我們並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也應該抱持著開放的態度,看待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可能會需要國家的力量來解救我們的想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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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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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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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20"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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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0-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 編按:這邊海耶克所述的安全承諾,即二次大戰後的一九六〇年代,歐洲各國所盛行的「福利國家」政策,這種全方面照顧人民的政治思想,改變了公民對自由與平等的想像以及消費與生活習慣。福利國家政策因此被視為介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中間路線,也使得當時的政治光譜整體向左移動,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才改</span><a id="_idTextAnchor007"/><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變。</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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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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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19"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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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9-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2]</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 譯註:海耶克所擔心的,是民主政治很有可能會賦予政府確切的正當性,使政府採去干涉市場經濟自由的政策。例如前文所提到的社會福利政策就是如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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