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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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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九五二年至今）出生於芝加哥的海德公園，祖父是移民美國的第一代日本移民，他在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期間抵達美國，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到美國政府拘留。福山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師從保守派政治哲學家艾倫．布蘭姆（Allan Bloom）。他在哈佛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學位，隨後曾分別在知名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與美國國務院工作。他曾在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與史丹佛大學任教。他所出版的其他著作包含《後人類未來》（</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Our Posthuman Future</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二〇〇二年）、《強國論》（</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State-Building</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二〇〇四年），與兩冊講述政治秩序從史前時期到現今的鉅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二〇一一年）與《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二〇一四年）。他最近的一本書是《身分政治：民粹崛起、民主倒退，認同與尊嚴的鬥爭為何席捲當代世界？》（</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二〇一八年），探討近年民粹主義的起源，而這包含了那場讓川普當選總統的運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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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在這本書裡，我盡可能地把討論的思想家和他們的名言串連起來。這些名言通常只有四個英文字長，例如：「惹人厭、野蠻與短促（nasty, brutish and short）」（霍布斯）；「有錢人雇傭管家（riche men hire stewards）」（康斯坦）；「多數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托克維爾）；「全世界的工人，團結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這句有五個英文字）；「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海耶克）；與「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鄂蘭）。我猜想漢娜．鄂蘭應該已經受夠了人們把她的思想和這句名言連在一起，因為這句話已經泛濫到開始顯得有些平庸。</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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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然而，在我所討論的思想家中，只有一位作者的名言成了他的代名詞，而他甚至花了三十年左右的時間想擺脫這句話的標籤。這位就是本書最後一章的主角，他的名言成了他筆下最為人熟知的事物，甚至對許多人來說，人們除了他的名言之外，對他的著作一無所知。在一九八九年，法蘭西斯．福山宣告，我們來到了「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而這五個字成了他揮之不去的標籤。在一九九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歷史之終結》的書，而他為這本書的標題加了後綴：「與最後一人」（and the Last Man）。從這本書出版以來，福山還寫作了許多書籍、涵蓋了諸多主題，這包含了一部分成上下兩冊、解釋現代國家如何在完成現代世界政治秩序的同時，又摧毀了現代世界政治秩序的鉅著，但他並沒能藉此走出那句讓他出名的名言的陰影。在二〇二〇年三月，我在線上聆聽了一場他在慕尼黑一個會議上發表的演說。這場會議想必是德國封城前最後一波大型聚會。在那場演講中，福山講述了他對歷史的終結的想法，以及長期以來，這句話如何被人們誤解。歷史沒有終結，歷史持續著，而福山也持續想要解釋他真正的論點。</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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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歷史的終結〉是福山在一九八九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標題；三年後，他用同樣的標題出版專著。這同時也是柏林圍牆倒塌的一年，實質上標示了冷戰的終結。乍看之下，在一九八九年，西方或自由民主取得了勝利，就像有些人所說，「我們」獲勝了。這表示福山的名聲不僅與「歷史的終結」這句名言串連在一起，在某些人看來，他也和冷戰終幕的勝利主義與狂妄連結在一起。人們常常以為，當福山說歷史終結的時候，他是在說歷史在一九八九年以西方的勝利終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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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結果是，人們誤會了福山。人們總以為福山是一個歡慶自由民主的人，以為他慶祝歷史在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崛起並戰勝其他形式的現代政治（包含馬克思主義）後邁向終結。換言之，人們總以為歷史的終結是由勝利者所書寫，也會認為福山是天真的樂觀主義者。人們以為福山認為自一九八九年之後，事態將順風順水地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發展，因為冷戰的終結意味著自由民主再也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對手，但歷史的發展顯然不是如此。然而，正如福山不斷堅持的，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這本書裡，他從來不曾說過以上這些事物。他不可能這麼說，因為這些想法一點道理也沒有。</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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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首先，這不可能是一篇慶祝冷戰結束的文章。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八九年夏天，遠早於柏林圍牆倒塌的時刻。當時人在華盛頓特區、身為一名國務院年輕官僚的福山，不太可能預先知道柏林圍牆將會倒塌，因為在當時應該根本沒有人會這麼預想。〈歷史的終結〉一文最初發表在一本名為《國家利益》（</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The National Interest</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的雜誌上，而這雜誌有著略帶晦澀的中間偏右理念。我不認為那本雜誌的負責團隊裡，有任何人會想到福山以及他的論文將會舉世聞名，而正如福山在那篇論文裡所說的，他沒有要預測任何事情。事實上，那篇論文並沒有談論任何現實政治中的特定事件，它所關注的是從更宏觀的角度來論述歷史的軌跡，而這與任何接下來可能會發生的事件都沒有關聯。</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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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這篇最早名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有些特別的地方。當這篇論文開始推測事態時，它所推測的內容往往會混淆整篇論文的論點。在那篇文章裡，福山認為，無論接下來幾個月或接下來幾年發生什麼事情，他的論點都會成立。在一九八九年夏季，蘇聯和東歐的政權顯然身陷困境，但福山說，就算蘇聯和東歐沒有解體，或甚至解體後發生了政變使得舊體制得以復甦，他的論點依然會成立；他也說無論中東發生什麼事情都不會威脅到他的論點的有效性。他猜想，也許中東會出現某種哈里發政權，這個政權會對西方發出伊斯蘭教令（fatwa）</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5-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5"><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1]</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我們現在知道，這確實發生了，以基地組織（Al-Qaeda）與伊斯蘭國（ISIS）為名。福山說，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情都不重要，歷史依然處於終結。在那篇論文裡，福山沒有想要預測個別事務的發展，他的論點是關於某種政治形式，關於那獲得勝利的政治形式，而這樣的政治形式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歷史終止了或歷史停滯了，而是因為歷史遇上了一組觀念，而這組觀念讓人類的歷史無處可去。這組觀念沒有任何合宜的後繼者，因為自由民主這種現代政治的形態，同時也是現代政治所能企及的最終形態；唯一的替代方案是擺脫這種形態的政治，重新回到那些已然失敗的觀念與制度裡。歷史並沒有因為一九八九年發生在自由民主政體上的事情而終結。事實上，正如福山所堅持的，這是一個荒謬的想法，因為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並沒有什麼改變。蘇維埃政權發生劇變、開始分崩離析，但在一九八九年，自由民主整體的情境與一九八八年相比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坦白說，將一九八九年的自由民主政體與其他歷史時期的自由民主政體相比，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如果歷史在一九八九年終結了，那將意味著歷史早就終結了，因為自由民主這個代表現代政治意識形態最終樣貌的政治形式，早在冷戰終幕的高潮前就已經成形——成形的時刻甚至遠先於冷戰。福山認為，歷史終結的起源始於十九世紀初期，他把這個現象聯繫到一位我在這本書裡沒有論及的哲學家：黑格爾，而我也不會以黑格爾作為現代政治形式的起點。重點是，福山認為十九世紀初期概念化政治的方式以及當時對政治的理解，到了二十世紀末依然適用，但除此之外其他一切都逐漸凋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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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這個論調並沒有什麼勝利主義的意涵，他認為我們僅存的就只剩現代、自由、民主的國家。這是在歷經二十世紀恐怖的創傷後，唯一倖存的政治形式，因為其他的政治理念都在二十世紀的經歷中走向毀滅。作為個人，我們擁有全然開放的人生選擇（因為我們所享有的自由確保了這一點），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集體構思更好的政治形態的能力。正如福山在二〇二〇年年初的演講中所說的，他依然認為這個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中國很有可能提供了一個不同於西方的政治模式，但福山認為，至少就意識形態的場域上來說，中國的模式並不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競爭對手。中國模式的現代政治當然不是民主政治，而從許多面向上看來也不是自由的政治（儘管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政治）。中國可以做出一些西方國家無法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對公民的控管權，但中國和西方的差異，就會讓中國的模式構成比西方更好的政治觀念嗎？福山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福山是正確的嗎？在這一章的最後，我會回過頭回答這個問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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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福山不是勝利主義者，也不是一名先知。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九八九年年底，福山變得非常有名，成為世界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當他在一九九二年出版專著時，他已經把原始文章中的黑格爾置換成另一名十九世紀的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福山從尼采得到了靈感，為《歷史的終結》這本書加上了後綴：最後一人。福山之所以轉向尼采，是因為他接受了他大學教授布蘭姆的建議。布蘭姆寫了一本出乎意料的暢銷書：《美國智識精神的封閉》（</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之所以說出乎意料，是因為這是一本學術專著，也是一本極度悲觀的著作。藉由擁抱尼采，福山旨在表明歷史的終結並不全然是好消息，因此他竭盡可能地向人們表明他不是誇耀勝利的人。事實上，在今天閱讀《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時也會發現，這是一本悲觀、甚至打擊人心的著作。無論這是因為福山對他的名氣感到不自在，或是因為福山預見了那些可能的潛在批評，無論原因為何，這本書都不是一部誇耀冷戰結束與西方勝利的著作。這本書幾乎沒有提到冷戰。《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陳述了不少在過去兩百年的政治思想中，對自由民主政治獲勝而產生的憂慮。這是一本談論在歷史終結後，有多少事情可能會出錯的書。</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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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書名裡的「最後一人」所指的，並不是最後的人類。這不是一本關於人類滅絕的著作，因為福山心中所想的那種「終結」並非如此。「最後一人」是尼采的術語，它所指涉的是一旦我們失去了身為人類的基本動力，失去動能、創造力與重新塑造自我的能力，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存有。在尼采看來，一旦人類停止努力想要超越自身環境，一旦我們淪為單只是隨波逐流運動的生物，人類就完了。福山認為，在自由民主得勝後的時代，最危險的並不是人類將成為機械一般的存在，他與鄂蘭的恐懼並不同。福山所想見的，並不是我們失去了自身的智識與心靈並成為機械生物的世界，他的憂慮沒有這麼複雜；他害怕的是，我們變得不那麼有想像力、變得有些輕率，而我們的政治變得無聊、欠乏想像力、安全、繁盛、健康、良好、存在許多價值——但歸根究柢，還是無聊。在這個意義上，最後一人所指的是失去動力的人，這是托克維爾式的主題，而托克維爾和尼采一樣，是出現在福山的專著裡卻不見於原始文章的思想家。福山特別採用了《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冊中的論點。在第二冊裡，托克維爾表達了他的恐懼，他擔心隨著民主成為了主流的政治形式，我們將不會再挑戰民主對我們的控制；相反地，我們隨波逐流地活在民主政體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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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在這個帶有托克維爾色彩的矛盾意義上，歷史的終結是神意的，因為這是我們的命運。我們處在一條航向特定方向的河道上，而危險之處就在於，我們很可能只會順著水流而生，任水流恣意引領我們。繁盛、安全而自由的民主政治，並不會把我們帶到任何特定的方向上，就只是在那裡運轉自如。如果歷史是由人類所創造，那麼當我們任由歷史塑造我們時，歷史就終結了。這並不是最糟糕的結局，因為世界上總會存在著更糟糕的命運，何況二十世紀的歷史向我們展示了許多更加糟糕的結局。無聊的自由民主遠好過恐怖的法西斯主義或粉碎人的共產主義，因此福山對民主可能淪為暴政的看法，比托克維爾來得樂觀。他認為如果民主真的淪為暴政，至少會是軟性的暴政；他也和海耶克不同，沒有把多數決的暴力視為對人類自由的最大威脅，因為對福山來說民主並不是一條到奴役之路，真正的危險是這是一條無處可去的道路。</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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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在一九九二年，福山想像了兩種民主可能的未來，舒適卻又黯淡無光的未來。其中一個未來，是我們都有可能變得像日本人。這並不帶有任何邪惡的意涵，沒有要暗示民主的未來可能會走向日本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展現的軍事擴張。他所想的日本，是一個在二十世紀下半葉趨於穩定、繁盛、成功且和平的民主政體。當時的日本已經脫離二戰後支離破碎的處境，成為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也是一個掌握現代細膩科技的社會。在一九八九年看來，日本幾乎就是下一個超級強權，而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出現了許多著作，也預言著二十一世紀會是日本的世紀。在當時，日本的工業領先全球、科技遠遠領先其他各國，而日本的企業正在收購美國的公司。</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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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到了一九九二年，日本很可能會是下一個主宰世界的強權的想法，看來有些虛幻。在一九八九年，一直盤勢高漲的日本股市（在最巔峰的時期，日經證券交易所占了將近四成的全球股價市值）突然崩盤，而這正是另一件福山沒能預言的事情；但正如福山所說，重點不是預言。在一九九二年福山依然相信民主政治的整體走向是明確的，因為日本經濟泡沫化並沒有阻礙日本政治的穩定性與安全性。日本代表了安全、穩定又略帶無聊的未來。福山曾經用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來形容政治。他說，歷史終結後的政治，有可能會變得像是日本的茶道：典雅、莊重、體面，但在這個外表下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這就是純然在動作中隨波逐流的政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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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福山認為，在歷史終結之後，另一個政治的可能形態是歐盟。這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出現的歐盟，在《馬斯垂克條約》簽訂時，歐盟也有著類似的樣貌：一個官僚組織，體面、繁盛，基本原則是為了迴避風險，以及同樣的有些無聊。歐盟看來並不會是一個能夠創造出重要想法的組織，而歐盟內部絕對不存在讓政治深刻轉型成為可能的要素，因為歐盟是一種媒介，我們藉此可以確保持續擁有已經擁有的一切，我們想要確保這一切是安全的，並只在可能的時候稍稍改善它。因此，歐盟是一個漸進式的組織，並把歐洲過往曾經擁有的野心掩蓋在乏味的技術性語言裡。「別讓船隻晃動」似乎是指引歐盟行事的哲學；或者，我們可以借用另一個常見的片語：「別驚擾馬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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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在現今，我們距離《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出版之時已經隔了三十年。福山所給的兩個關於歷史終結的例子已然過時。二十一世紀不會是日本的世紀，雖然當日本的經濟泡沫化時，有許多人認為日本捲土重來只是時間問題。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日本看來就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勢的經濟體，看起來有著足夠挺過經濟風暴的資源，但日本並沒有捲土重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日本陷入了停滯，這是所謂的「失落的十年」（失われた10年），日本的經濟停滯、通貨緊縮，而日本的政治與社會看來只是在空轉，試圖想要重新激發那一九八〇年代的火花，但火花不復存在。這有點呼應了福山所擔憂的事情，但又和他想像的有點不同，因此這不是福山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日本並沒有認為它是在歷史的洪流上順著神意漫無目的的漂流，反而看來是一個被水草絆住的社會，沒有順著水流流動，而是停滯不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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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歐盟的情境又不相同。如果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歐盟看起來有點無聊、有點技術性、有點缺乏想像力，那麼現在看來，歐盟已經不再如此。這不僅只是因為英國脫歐。歐盟看起來既脆弱又易怒，看起來很可能因自身的狂晃而受害。歐元這個令歐盟自滿的重大轉變計畫、這個由官僚語言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創生的單一貨幣，造就了歐盟今天的脆弱，也造就易怒的性格。歐元區的政治絕不無聊，許多歐洲的政治家會希望歐盟的政治更無聊些，但在這個安靜的事態裡存在著太多的能量與動能，這看起來像是一種存在著許多風險、許多事務都可能出錯的政治形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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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就算歐元作為政治與經濟計畫都失敗了，這看起來也不會像是福山在一九九二年所描述的那種歷史的終結，因為這會太過戲劇化，也充滿太多的不確定性。日本與歐盟都不再代表著安全、相對平穩的未來。然而，正如福山在最早那篇文章所說的，他的論點並不會被未來發生的特定事件佐證，而這些事件也不足以構成對他論點的挑戰，就算歐元政策失敗也不會影響福山的論點，因為這不是一個針對特定地域、特定制度的論點，而是涉及一個觀念，或更精確地說，一組觀念的論點。</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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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福山依然認為，這些觀念無法被超越。那麼究竟是什麼樣的意識形態組合會立足於歷史的終結？在福山看來，自由民主存在著兩大特質。讓自由民主無懈可擊的，正是這兩大特質的組合，是因為唯有在自由民主的國家，這兩大特質才會結合在一起，且正是這兩大特質構成的雙重性，進而構成了民主政治的獨特之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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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其中第一項特質是繁盛，或繁盛與和平，因為這兩者一體兩面。穩定的自由民主政體為人民提供了一個情境，讓他們預期能夠有著相對長久、安逸的人生，除非遭逢不幸，但民主也提供了預防這類不幸的保障。在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裡，公民們得以預期他們的孩子將會過上比他們舒適的人生，而就算這些孩子們沒能過得更好，至少也會得到國家與制度的照護。在一九九二年，這是民主呈現的樣貌。在當時，自由民主政治證明了它們有辦法實際落實這種期望，而能否落實國家的目的也許是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最根本的挑戰。無論我們怎麼定義「過得更好」（這不一定要由GDP來定義，甚至不用以數字來衡量），自由民主國家都可以達成：不是無時無刻讓所有人都過得更好，但是至少在多數時候，讓多數人能過得更好。在一九九二年看來，在福山所描述的那種民主社會中（這包含了歐洲、美國與日本的民主），這種形態的政治運作得比其他模式的政治還要良好，因為從長遠看來，它會提供更好的結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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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與此同時，這種政治給予人們一種尊嚴與被尊重的感受，因為它讓人們擁有發言權，而這便是民主的第二種特質。自由民主在讓人們得以過得更好的同時，也讓人們能夠表述自我。而在福山看來，這是任何政治社會都應該具有的根本政治價值與需求。政治社會必須存在著讓人民的欲求得以被聆聽的方式，而我們透過選舉的方式被聆聽，因此選舉依然是民主之所以吸引人的重要元素。一人一票的意思是，我的聲音和你的聲音有著同樣的份量，即便我們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我們依然無法說我們沒有得到表述自我的方式。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言論自由也隨此而來，而這包含了在選舉與選舉之間抱怨政治的自由。康斯坦相信，這是現代自由主義政治的根本要素：現代公民不僅有權利當一個擾人的抱怨者，他們也應該要成為擾人的抱怨者。如果我們不喜歡周遭正在發生的事物，我們不必隱忍熬受，我們可以藉由大聲抱怨來降低難受的程度。</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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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這是一個難以擊垮的組合：實際的政治成果與受到尊重的感受；繁盛加上尊嚴；利益加上發言權。更有甚者，讓這個組合強大的原因在於，這兩種特質還會相互強化彼此。自由民主之所以能夠讓人民過得更好，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於它讓人民享有發言權。當人們認為自己的處境被忽略或被遺漏時，人們有辦法發聲讓統治者留意到這些問題；當政治家們未曾預期的問題出現時，自由民主提供了多種讓社會潛藏的不滿得以發聲的管道，同時也警告政治家們，必須正視這些出聲的不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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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選民有能力去告訴政治家們他們需要做些什麼，而政治家們也會有強烈的動力想要完成選民的願望。如果他們沒有做到，他們將會被其他能夠完成選民願望的政治家取代。海耶克認為這是一種很快就會腐化的制度，因為這把民主政治轉變成某種拍賣場，販賣無法實踐的政治承諾。但福山比海耶克來的有信心，他認為這種制度的優點將會持續存在。他認為，如果一個民主國家有著足以持續存在的良好制度與充分掌握訊息的群眾，如果這個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對於民主政治的運作有一定的認識，民主國家的事態只會愈變愈好。自由民主的自我修正機制，應該要能夠超越自我毀滅的衝動，這是民主應該要運作的方式，而這也是為什麼當歷史終結時，自由民主會是唯一存在的觀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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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然而，隨著我們邁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情況還是如此嗎？如果我們拋下眼前的時事新聞——從川普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從選舉到抗議、從環境變遷到新冠病毒——只看待自由民主的觀念組合，我們可以合理詢問這些觀念是否依舊有效。這不是福山所提出的問題，福山的問題是「我們可以想到比自由民主更好的觀念嗎？」然而，即便我們不能想到更好的觀念，我們依然可以追問自由民主的觀念是否依然奏效，而且在這個時代，這樣的追問非常重要。自由民主之所以是最好的觀念，單純只是因為這是一個持續奏效的觀念。這也表示如果自由民主的觀念開始失常、如果結合了兩種特質的觀念組合開始分崩離析，那麼我們很有可能根本還沒來到歷史的終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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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在今天，自由民主的觀念組合面臨了什麼樣的挑戰呢？其中一個挑戰是中國現行的國家資本主義，這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但同時極有效率也成功地取得物質成果，而最重要的是，它讓上億的公民得以擺脫赤貧。福山承認這個模式的確表現了某種對自由民主的挑戰，而這個挑戰與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權帶來的挑戰截然不同。在中國的模式裡，政治成果與讓人尊重的感受存在著另一種組合方式。在自由民主的模式裡，我們所獲得的尊重是作為一個個人，或作為得以自由選擇群集的個人所得到的尊重，因為這是自由主義政治裡最為根本的自由，伴隨著我們擁有作為自我被聆聽的權利。但中國的公民沒有這種自由，中國模式的現代國家試著藉由國族主義與集體投射的國家尊嚴，來讓公民享有這種被尊重的感受。而伴隨這種尊重而來的，是以官僚管控的方式來為個人帶來實質的經濟成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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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換言之，如果自由民主政治將公民享有發言權的尊重，與政府將會實踐長期成果兩相結合；那麼在中國模式下，尊重與成果則有另一種結合方式。中國模式將國族尊嚴與技術官僚在短期內以促進發展與繁榮的能力相結合，原本屬於自由民主模式下那種短期尊重加上長期成果的組合，被長期尊重與短期成果的組合取代，而中國正在證明這也是一種強力的組合，儘管這不是福山所想像的那種，在歷史的終結時會出現的組合。誠然，這種中國模式所提出的替代方案還在發展初期，而福山也承認，如果二十年後這種政治形態持續證明其價值，那麼他也許必須要承認他在一九八九年提出來的論點並不完善，但他還不相信這個模式有辦法長久運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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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福山之所以懷疑這種中國模式的未來情境，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並不清楚從長遠來看，對國家自負的驕傲要如何與藉由官僚管控所達到的經濟成果相互滋長，我們找不到這兩者之間的直接關聯。很多時候，國族情感只是在經濟成長出現問題時的包裝，而這很有可能也是中國會面臨的情境。但除此之外，我們也有理由認為福山對這種模式的懷疑以及他對歷史的終結的主張來得過早。這個原因是，在中國模式裡有可能存在著某種比自由民主模式更長久存在，並且更早就證明其價值的事物，因為中國模式的政治有一個根植在前現代世界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對中國文明的認知，而在這種認知裡，這是一個延續千年，不僅只是幾個世紀的文明。</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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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從更長遠的歷史的角度看來，西方在過去三百五十年間所取得的主導地位，有可能才是真正的偶然事件，而這會讓自由民主國家的時代，成為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過渡階段；有可能中國這種處理政治的方式，這種不把政治焦點放在權利之上的政治，才是歷史的正常現象。中國是現代國家，但這個現代國家所仰賴的不只是從霍布斯出版《利維坦》後才發展開來的觀念。對中國這個現代國家來說，孔子還是重要的，而孔子的時代比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還早了數個世紀。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盛況，有可能是更長期歷史中的一個特殊斷代，如果我們可以想像過去三個世紀的政治發展只是例外而非常規，那麼這就不會是歷史的終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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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有另外一個認為自由民主的觀念集合可能瓦解的理由，那就是數位科技對自由民主造成的影響。自從福山第一次動筆寫下關於歷史的終結的想法後，資訊的場域已經徹底變化，我們藉由科技來相互溝通與聯繫的模式也徹底變化了。福山當然無法預見這種變革，就像海耶克也無法預見一般。數位科技極大化了人民的聲音，強化了我們表述自我以及讓我們得以被聆聽的方式。更有甚者，數位科技導向了永無止境的抱怨。同樣的科技也強化了我們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隨之而來地，也創造了觸手可及的物質利益。科技讓極少數的人，那些科技億萬富翁變得比原本要來得「更好」，而這對民主幾乎不可能有任何好處。但與此同時，這樣的科技也讓一些基本商品得以更為廣泛地流通，特別是因為這種科技往往提供了免費使用的服務。數位科技的發展存在許多缺點，但總體看來，這場數位革命讓自由民主觀念集合的兩端都充分增值：人們得到了更大發言權，也獲得更多的利益。</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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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數位科技帶來的難題在於，在數位時代裡，民主的兩端是否依舊相互支持？它們看來似乎越發地相互矛盾。民主政治最為理想的情境，是人民的聲量強化政治成果，而政治成果也反過來強化聲量。但數位科技解決困難的能力，往往與它賦予我們表述憤怒與沮喪的能力相距甚遠。事實上，有愈來愈多的人利用被強化的聲量，來表達對數位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的不滿與憤怒，而這是因為這種解決問題的能力看來只是越發地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不只如此，這也因為數位科技解決問題的能力往往顯得太過遙遠、太過數位，讓這種能力無法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產生連結。數位科技很有可能拆解了自由民主的觀念集合，因為這個觀念集合認為成果必須要強化人民備受尊重的感受，但數位科技那極有效率的解決問題方式，卻常常讓人們認為不受尊重——讓機器來替你解決問題，很有可能是一種非人化的體驗，而這正是甘地從許多面向上提出的警告。</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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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但現在要去評斷民主政治的數位實驗還言之過早，就如同現在要去評斷中國的資本主義實驗還言之過早一般（雖然這個實驗在中國文明的漫長故事來說顯得晚近）。事態有可能有許多不同的發展，而以人為基礎的輸入與以機械為基礎的輸出之間的距離間隔漸遠，絕不是唯一可能的結局。我們可以找到許多不同的方式來橋接兩者，而這些方式很有可能是科技、政治或兩者兼具，雖然至少就目前看來，民主政治制度似乎不足以縮小兩者間漸行漸遠的差距。從福山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以來，儘管世界產生了變化、儘管人與人產生聯繫的方式產生巨變，自由民主的制度結構幾乎驚人地沒有發生任何改變。福山在一九八九年的論點是，自由民主的制度不需要改變，而這就是為什麼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而不是偶發的政治事件，但這和自由民主自一九八九年迄今沒能發生改變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這很有可能反而證明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太過剛硬使得它顯得脆弱，而不是表現了自由民主制度的韌性。自由民主政治裡，那結合民主的成果與民主所賦予人尊重的制度，並沒有跟上數位革命所帶來的變革潛力。這看來幾乎有點像日本社會，自由民主被歷史洪流中的水草絆住了，而水流將持續流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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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與一九九二年的他相比，現在的福山對政治的看法更為悲觀；而即便在一九九二年，他對政治的看法也比他的名聲所顯示的要來得悲觀。福山尤其對美國感到擔憂。在過去的十年裡，他一再警告美國的民主制度可能已經不足以實踐自由民主政治的目的。在觀念的層次上，自由民主的觀念依然沒有真正的對手；然而在實踐上，世界上最主要的民主國家所展現的民主政治，可能會讓人們開始對自由民主感到懷疑。美國的民主比以往都要來得喧鬧，但也正如托克維爾所擔心的，它停滯不前、毫無改變。美國的民主制度沒有變化，但與此同時這個制度也不容任何來自內部或外部的改變。福山用一個詞來形容美國政治，他說美國的民主（democracy）已經成為一種「否決為主」（vetocracy）的政治。在這樣的政治裡，指出事情為什麼不應該發生，遠比應該做些什麼事情改善制度要來得容易許多，而這彰顯的是，美國民主制度中的制衡特質已經成為死路與路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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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這是某種托克維爾式的政治，充斥喧囂、充斥表面波盪，也充斥著爭執衝突。這與日本茶道式的政治截然不同，這種政治滿是動盪、派系紛爭與兩極分化，政治中的每一方都在責怪另一方對國家犯下了糟糕的罪行與不正義的舉止，但在這種動盪之下，政治並沒有運轉，事態也沒有改變。每一方都相互指責對方在醞釀更深層的陰謀，指責對方全然不理解政治應該如何運作，而與此同時，政治持續空轉，事態也不曾變化。如果這就是歷史的終結，那麼這樣的政治看來一點也不安定持久，遲早總會有一方必須要實質做些什麼。政治不可能全然只有喧囂而毫無成果，因此這種政治只會有兩種後果，如果不是最終真的產生了成果，就是自由民主被喧擾全盤淹沒。</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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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在《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的結尾，福山提出了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景，他認為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他堅持指出，歷史的終結並不意味著人類旅程的結束，也不意味著在未來將不會再有任何新的事物。歷史終結這個詞所代表的，也是福山所論述的，不過是在過往的兩個世紀裡，現代政治基本上都在朝著同一個方向與同一個終點邁進，而這個終點就是現代自由民主國家。他說這就像是在美國西部拓荒時期駛向遠方休息站的馬車一樣。有些馬車會比較早到達目的地，有些比較晚，而有些根本還在遙遠的漫漫長路上。但無論如何，所有的馬車都在朝著目的地前進，最終，「會有夠多的馬車進到休息站，多到讓人們被迫接受，而從頭到尾所有的馬車都共享了同樣的旅程，因為他們只有同樣的一個目的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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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但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到達目的地了，然後呢？我們要停留在目的地還是繼續前行？我們可以決定這就是要長期停留的地方，或可以重新整裝出發前往新的目的地；我們可以決定既然已經到達目的地了，那麼也許我們應該要展開另一趟旅程，哪怕我們並不知道接下來何去何從。旅程必須要持續下去，因為一旦旅程停滯了、一旦這種前進的想法消失，人類的生命也將失去意義。即便我們現在想不到更好的政治觀念，但我們不能否認更好的政治觀念永遠都可能存在於未知的未來裡。只要我們有勇氣去探尋，我們就有可能找到它們。正如福山所說：「歸根究柢，就算我們知道多數的馬車都已經駛進休息站，我們還是無法知道乘坐馬車而來的人們，在片覽休息站的環境後不會對休息站的環境感到不滿，而決定要啟程展開新的、路途更加遙遠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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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然而，儘管這個圖景令人印象深刻，卻也有點缺乏說服力。我們要怎麼知道我們已經抵達休息站了？福山認為，到了一九九二年（如果不是更早），我們應該要知道我們已經抵達終點；但我們永遠不可能真的知道，因為在現代政治裡，我們依然努力不懈地想知道我們現在究竟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我們永遠無法一致地相信，既然我們已經安然找到了暫歇之所、已經在此休養生息，也許我們應該鼓起勇氣邁向新的旅程。在還沒有確定我們究竟身處何方的前提下，我們永遠都不會經歷這種認為我們應該繼續前行的時刻。我們所經歷的時刻，永遠只會是停下腳步看看現在究竟身處何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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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2.1">目前主導自由民主政治的情緒，是那種極力想要確保事物依然有效運作的情感，因為至少這些事物在過往曾經運作得宜。然而我們並不清楚這些曾經有效的事物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總在努力想要修復，試圖想要確保它們完好，試圖想讓自由民主的觀念集合依舊牢固。這讓我們不太敢嘗試新的事物，因為我們深怕這個集結遠比我們所想的要來得脆弱，而新事物的衝擊可能會讓它分崩離析。這看起來並不像是一個能讓我們稍微休憩而後展開新旅程的休息站，這更像是被危機環繞的棲地，讓我們不願輕易離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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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3.1">我們有其他方式來理解歷史的終結。在此我只會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來自兩本遠比福山的《歷史的終結》還要暢銷的著作。這分別是哈拉瑞的《人類大歷史》（</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4.1">Sapien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5.1">）與《人類大命運》（</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6.1">Homo Deu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7.1">），而這兩本書提出對歷史終結截然不同的定義。哈拉瑞指出，歷史所指的是人類能動性的故事，而這不會只是一個關乎現代的故事，這是一個延續了至少十萬年的故事。歷史就是人類的所作所為，或人類對世界的所作所為，而從長遠看來，我們可以說人類的歷史蘊含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故事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人類的能動性是被人類的能力所定義，這便是前現代人類經驗的漫長故事。第二個故事則相當晚近，是指近期人類能動性被現代國家與現代企業的人造能動性所強化的故事，而這是一個三百五十年如何抗衡十萬年的故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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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8.1">這是從人類能動性發展成人類能動性結合人造能動性的轉變，而這樣的轉變改變了人類生活的情境，創造了一個異常繁榮、有著以人類歷史的標準看來長得難以置信的和平時期，以及極度安全的世界。這也是西方公民在二十世紀末所居住的世界，是福山的世界，也是歷史終結的世界。而哈拉瑞所擔心的，是這樣的世界即將迎來另一波轉變。人類能動性與國家的人造能動性結合後的世界，將會得到人工智慧機器的支持，而一旦人造能動性開始被細緻的人工智慧所塑造，那麼人類能動性的重要性將會減低，成為為機器服務的次要功能。一旦發生了這種情況、一旦機器不再強化我們，反過來變成我們藉由把經驗轉化成機器運作所需的數據點來強化機器，那麼在哈拉瑞看來，歷史將會終結。這是因為如果歷史就是一個關乎人類能動性的故事，那麼隨著人類能動性的意義消散，歷史也將淪為虛無。留下的只會是數據科學（data science）。</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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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9.1">我不認為哈拉瑞是對的。即便我們接受哈拉瑞對歷史終結的定義，我也不認為我們來到歷史的終結，這是因為人類能動性要怎麼與國家和企業的人造能動性共存，依然是會影響我們未來的問題。我們還是需要做出實質的政治選擇，尤其在關於人類應該如何藉由在三百年前建造的人造能動者（即政府）來控制人工智慧，並藉由人工智慧來控制或是解放人們。這包含了人工智慧是否應該由國家來主導（像中國模式那樣）、由企業來主導（而這越發像是美國模式），或是由法治官僚來主導（歐盟模式）的問題；這既是政治選擇也是歷史選擇，選擇我們要採取中國、美國或是歐盟的路線，而這也將意味著很不一樣的未來。如果問題是應該由誰來掌握日漸強大的人工智慧的權力，那麼這將會是一個內在於歷史而非外在於歷史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取決於我們與代替我們做出決定的國家之間的關係。</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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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0.1">我之所以認為，不論是依照福山或是哈拉瑞的定義，我們都還沒有來到歷史的終結的原因在於，我們依然活在霍布斯式的世界裡。我們依然仰賴國家來保障安全，與此同時也持續地面對應該如何防止國家支配我們的基本問題。誠然，國家越發地與那些科技巨頭企業（Apple、Google、Facebook、微軟、特斯拉、阿里巴巴、百度、華為、騰訊）共存，而這些企業握有連國家也不曾擁有過的權力。國家要怎麼控制這些創造人工智慧的企業？有任何人或任何事物能夠控制人工智慧嗎？這些問題都還是霍布斯式的問題，因為這是關於那些我們創造來服務我們的機器的問題，也是關於這些機器是否在為我們服務，還是變成我們在為他們服務的問題。這些問題也都具備雙重性質，都不可能只有單一解答。國家保護我們免於機器力量的迫害；但國家同時也遺棄我們，讓我們在機器的力量面前顯得脆弱；國家既為我們服務，我們同時也在為國家服務——這是一種霍布斯式的理解，永遠都是兩者同時存在，永遠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兩者並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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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1">而今我們生活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時代。二〇二〇年三月和二〇二〇年四月，我在家中錄製了一系列的講座，而這些講座正是這本書的原型。當時的我被英國這個現代國家的政策閉鎖在家裡。這種封城的閉鎖沒有採取任何壓迫的形式，沒有讓我更加害怕國家的力量，儘管實質讓我更加意識到國家的力量。在這個疫情時代，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更加意識到他們的國家所擁有的力量，意識到他們的國家依舊握有左右他們命運的力量，哪怕國家都會宣稱這麼做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與安全（有時的確是如此）。在疫情大流行的時刻，現代國家展現了它們依然是當今世界不可或缺的制度，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國家這樣的政治存有，我們要怎麼度過疫情。即便不是所有國家都是依照霍布斯的藍圖所建成，這些國家依然是以符合霍布斯想像的方式存在。這些具備非凡權力的國家，是我們賴以確保自身安全的國家、是我們應該感到畏懼的國家、是當我們誤解了國家的本質可能會導致嚴重災害的國家，也是仍舊對我們掌有生殺大權的國家（不論是否在自由民主政體，國家都握有這個權力），但這並不是國家的全貌。從國家的角度看來，我們也握有足以影響它的權力，我們的政治領袖畏懼著我們，如同我們也畏懼他們，正如霍布斯所說，這雙重面向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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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2.1">現代國家不只是不可或缺，也是無法避免。我們可以想像一個國家破損的世界，我們知道我們活在一個國家隨時可能失敗的世界，也知道讓國家得以運轉如常的觀念集合有可能會分崩離析。即便福山對馬車與休息站的比喻可能是錯的，即便我們可能根本還沒有走到驛站休息，也還沒能整裝重新出發，且無論我們喜不喜歡這樣，我們很可能還是要繼續這麼前行。現代國家作為這個現代世界不可或缺的制度並非永恆，因為國家也會死亡。在目前看來，國家不可或缺的同時也十分脆弱。我們無法想像一種沒有國家的生活，但很可能終究要面對沒有國家的生活。不過無論如何，至少在現在看來，國家還是具備初始的那種雙重性：既是人性的也是機械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被捨棄的。國家並不是一種存在非此即彼選擇的制度，它兩者兼具，因此問題永遠不會是非國家即我們，或非機器即人性；問題永遠都是國家與我們、機器與人性共存。我們依然活在一個被擬人的人造機器所主導的世界，而這樣的機器就是現代國家，一種最終極的雙重性創造物。我們還沒有來到必須要在國家與我們之間做出終極選擇的時間點。</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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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3.1">至少現在還沒走到這一步。</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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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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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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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25"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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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5-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4.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5.1"> 編按：由伊斯蘭學者對於伊斯蘭教法議題做出的宗教性詮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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