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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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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二〇年）出生於德國厄佛特（Erfurt），父親是國家自由黨的律師和政治家，在普魯士議會和德國聯邦議會就職。韋伯就讀海德堡大學，除了主攻法律之外，也修習政治經濟學、歷史、哲學和神學。在一八九三年，他與表妹瑪麗安（Marianne）成婚，而瑪莉安最終成為將韋伯的思想轉化成文字付梓的人。他們沒有孩子，也有一些跡象顯示兩人似乎不曾有過性行為。在一八九六年，韋伯回到海德堡擔任政治學教授。當他的父親於一八九七年逝世後，韋伯陷入長期的抑鬱，並於一九〇三年自海德堡大學辭職。他四處遊歷，並在隔年於美國聖路易州舉辦的世界博覽會上發表演說。他晚年的寫作極為多產，同時也是一部計畫出版的社會經濟學百科全書的編輯，更是這部百科全書最重要的作者之一。他也越發地參與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作為德國代表團的一員出席巴黎和會，同時擔任起草威瑪共和憲法的委員會顧問。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隨著他對自身努力的成果感到沮喪，他重返大學校園，在維也納與慕尼黑大學任教。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韋伯確診，死於併發肺炎。在他去世時，他的鉅著《經濟與社會》（</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Economy and Society</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尚未完成，最終由他的遺孀協助出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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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這一章的主角也是一門講座。這場講座剛好比康斯坦在一八一九年巴黎發表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晚了整整一百年。這是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於一九一九年一月在慕尼黑為一群學生所做的演講。這是與康斯坦的演講截然不同的場合，也是一場非常不同的講座。有些人宣稱，這是現代政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場演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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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康斯坦演講時，他與演講中分析的核心事件已經有了些歷史距離。而這樣的距離，讓他得以用後設的眼光回顧法國大革命及其後果。韋伯沒有辦法如此。一九一九 年一月的慕尼黑是當時政治風暴的核心，而韋伯親赴現場，為這場風暴辯護。慕尼黑是巴伐利亞的首府，當時巴伐利亞正在經歷一場受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啟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月時，這場巴伐利亞革命已經持續了幾個月，而它將很快地被一場反革命扼殺。在那之後，是大量的流血鎮壓。巴伐利亞所屬的國家——德國——在當時彷彿正處於內戰邊緣。在一九一九年年初，這個國家基本上沒有什麼實質運作的機能，德國的政權在兩個月之前宣布投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劃下終點的同時便已瓦解。當時的德國匯集了霍布斯所說的政治災難的三重奏：軍事災情、革命與內戰的萌芽。這也是政治末日啟示的三騎士。</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18-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8"><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1]</span></a></span></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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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我們和康斯坦一樣，有著後設視角所帶來的優勢，而這可能使我們難以重新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與開放性。對我們來說，難以掌握當時的情境的難處在於我們有太多的後見之明。我們知道德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德國並沒有爆發內戰；德國確實建立了一部有效的憲法、成立了一個得以實質運作的國家——威瑪共和，儘管這個國家很快就失敗，並且被另一種國家（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國家）所取代；而我們也知道，那個繼之而起的國家都做了些什麼。</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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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對我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結局是一個更長的故事，我們也習於將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的事件置入這個更長的故事裡。但韋伯不知道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他也沒能活著看到那些事件的到來，這是因為在當時，除了那政治災難的三重奏之外，還有另一種力量在干涉著政治與社會，而這股力量更接近《啟示錄》中所說的騎士：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冬天肆虐，在爆發的十八個月內奪走數千萬條人命，包含韋伯。</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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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我們可以試著用一種方式來重現這種戰後的不確定感（也是這種不確定感催生了韋伯的講座），而這會讓我們必須講述一個很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故事。我們傾向於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耗時四年史詩一般的痛苦掙扎，造成了慘重的損傷、總會陷入僵局的戰事、成為象徵的壕溝戰，最終這場戰爭的勝利者只能付出巨大的人力成本來確保勝機，而這樣的慘勝很快就被隨之而來、帶有懲罰性質的和平所浪擲。但對於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這不僅是一場歷時四年的煎熬，也不僅是一場僵局。第一次世界大戰更為戲劇化也難以預測，更非毫無意義。對經歷戰事的人們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坐上了有著漫漫長軌的雲霄飛車。</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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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兩場戰爭，儘管我們習慣把它們混為一談。第一次戰爭從一九一四年八月持續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這更像是一場歐洲的內戰。內戰的一方是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另一方則是中歐和東歐大國：德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保加利亞。這場內戰最終蔓延到這些國家基於帝國主義在全球各地所占有的領土，但總歸來說本質上還是一場歐洲自相殘殺的戰爭。對許多被捲進這場戰爭的參與者來說，這場戰爭真的沒有太多意義，參戰的人員以過度的愛國情操和軍事化的國族主義激情來取代戰爭本身欠缺軍事邏輯的事實。這場戰爭變成一場無解僵局，且在經歷了兩年半的痛苦掙扎之後，戰爭看來毫無出路。</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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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然後在一九一七年春天，爆發了兩件事，而這兩件事徹底改變了戰爭的本質，並將這場歐洲內戰演變成一場真正的全球衝突：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件事情是俄羅斯革命。這不是同年稍晚爆發的布爾什維克革命，而是二月份的第一次俄羅斯革命，</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17-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7"><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2]</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它試圖以類似憲政與自由民主的體制來取代沙皇和帝制政權。對許多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來說，第一次俄羅斯革命的影響在於它讓人們開始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為這是人們第一次可以宣稱，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為民主而戰的戰爭。這場戰爭揭開序幕時，當時歐洲兩個主要的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與尚未成為民主國家的俄羅斯結盟，但正如托克維爾曾預期的，在未來會發生的史詩般的重大戰爭，是民主對抗俄羅斯的戰爭。與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相比，當時俄羅斯政權更像是中世紀的神權政治，但是當那個神權的、神秘的、極其無能的政權在一九一七年悲慘的冬天瓦解，並被民主政體取代時，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終於可以共同宣稱，他們不僅在軍事上是同一陣線，在政治上也是，而這樣的宣稱，吸引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注意——美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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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一九一七年春天發生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美國參戰了。美國之所以參戰，不全然是因為俄羅斯現在是新生的、需要被捍衛的民主國家，但這仍然是它參戰的部分原因。隨著美國參戰，這種新的權力部署讓原本呈現僵局的軍事平衡開始朝著顛覆德國及其盟友的一方傾斜。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團結了起來，以擊垮他們眼中威脅歐洲核心民主國家的敵人。但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年初，事態看來對德國極為不利，那麼到了一九一七年年底，事態又開始變得對德國極為有利。因為到了年底，第一次俄羅斯革命已經被第二次革命所取代。試圖在俄羅斯建立自由民主政權的嘗試最終只能宣告失敗，而那個政權在死亡前並沒有能留下什麼遺緒。第一次世界大戰對這個政權來說太過宏大，而試圖以民主為名來進行這場戰爭，最終只是拖垮了俄羅斯的民主。當布爾什維克上台時，他們的第一個舉動幾乎就是宣布他們想不計條件地退出戰爭，因為這不是他們的戰爭，所以他們根本沒有持續參戰的打算，他們有其他的戰事要處理。列寧投降了，這是一次全面投降，而這或多或少地給了德國人想要的一切。德國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受到威脅，因為同時在東方和西方兩條戰線作戰。而現在，德國可以將注意力轉向西方，雖然還是必須留心東線，因為擔心方興未艾的俄羅斯內戰會蔓延到德國新近取得的領土，也意味著德國必須投入軍隊來恢復東部領地的秩序，但這已經足以讓極多的人力西移，投入西線為最終決戰做準備：與西方民主一決生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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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在當時，還有一些其他應該要發生，卻沒能順利發生的事情。美國的參戰並沒能拯救英國與法國，因為美國沒有及時加入戰場、沒有派出足夠的人手、也沒有對戰爭帶來太多變化。因此，到了一九一八年春季，德國看來正一步步地邁向戰爭的勝利。到了同年初夏，倫敦、巴黎甚至華盛頓都開始感到恐慌。德國人向西線推進，彷彿就快要占領巴黎，也突破了壕溝戰的僵局，眼看著就要拿下勝利。一場無意義的消耗戰成了一種截然不同的體驗：這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以及一場被命運劇烈波動影響的戰爭，接著，突然之間，事態果斷地朝著對德國有利的方向發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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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這就是站在歷史的遠方回顧時難以記得的事。在一九一八年前半，德國幾乎就要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在幾個月，甚至幾週之後，形勢突然逆轉了。不久之後德國的政權徹底崩潰。德國的軍隊有一部分也崩潰了，但不曾全然崩潰過，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德國，在軍事上並未嘗過任何決定性的潰敗。這次的潰敗是政治上的潰敗，因為德國的政治領袖投降了；這同時也是社會的潰敗：飽受病苦、挨餓，瀕臨破產的德國人民已經受夠了。德國再也無法承受打這場戰爭所需的成本。當支應戰爭所必須的一切努力開始失去效力，戰爭也將很快地潰敗。到了一九一八年年底，德國在第一次全面戰爭中徹底戰敗。德國皇帝遜位、政權也被載入史書，德國必須要建立一種新國家。這是韋伯演講的更宏觀的脈絡。當時存在著騷亂，也存在著苦難，但與此同時，也有著深刻的震撼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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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但新的國家還沒有建立。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在德國各地，尤其是巴伐利亞，有些人試圖建立無產階級主政的共和國；而在柏林，人們正努力為一種新的、現代的憲政秩序奠定基礎——這將成為後來的威瑪共和國的起源。韋伯造訪慕尼黑，部分原因是他想要當面告訴他的聽眾，他認為危在旦夕的事情。他直接面對面講課的對象，是參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學生，但他同時也間接地向柏林的政治家們發言。他認為他不能告訴這些人應該如何以落實政治。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韋伯演講的一個核心主旨是，在政治上，你永遠無法告訴那些擁有做出重大政治決定權力的人，他們應該怎麼去做出決定。因為該怎麼做決定，終究是個人選擇與個人責任的問題。但他確實認為，在面對如此嚴重的政治風險和政治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任何負責任的政治家在做出抉擇時，都必須考慮不同的因素，而他想把這些因素們說出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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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韋伯這場講座的德文原標題是：「Politik als Beruf」。這很難翻成英文。「Beruf」這個詞不只有一個意涵，它的意思既是「職業」（profession）也是「志業」（vocation），因為「Beruf」既意味著一份工作（你以什麼為生、如何賺錢），也意味著你的使命（賦予你的生命意義，同時讓你得以營生的事物）。而正如韋伯在他的講座中明言的，政治在現代國家裡兩者兼具，它既是工作的潛在來源，也是意義的潛在來源。正因為韋伯賦予政治這樣的雙重性，使得這個講座如此具有現代的特質。但同時，這場講座也呼應著其他事物。韋伯的演講在最後幾乎變成了某種布道。他並沒有指引著人們應該做些什麼，而是要人們審視自身，反思他們被期望能做些什麼，以及這麼做又意味著什麼。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現代政治史中最重要的世俗布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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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德國在一九一九年年初的處境，可以說是霍布斯式政治最為原始的形式，因為有太多事物懸於一線，也因為事態存於隨時崩壞瓦解的高度危險之中。這是個在戰爭中被擊敗、被流感肆虐的國家，人民無以充飢、政治人物慌張無措、而革命人士正在高歌前行。在當時，有許多離開戰場的軍人並不認為自己戰敗了；更不幸的是，他們多數人認為他們被政治家背叛，因此許多軍人仍舊全副武裝。也因此，當時極有可能發生規模更廣的革命。德國似乎正處於政治災難的邊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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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這是現代德國政治史上一個特殊的霍布斯式時刻，霍布斯絕對會意識到其中的風險。然而還有其他事物連結了韋伯與霍布斯。首先是韋伯在他早期的著作裡，提出了一個現代國家的定義，而這可能仍舊是最著名也最為簡潔的定義。這個定義同時也具有明顯的霍布斯色彩。韋伯嘗試著用幾個詞彙來總結國家的特質。他說國家（現代國家）是一種「成功宣稱它可以合法地壟斷強制力」的群集。這句話有時候被更直白地轉譯為「國家對暴力的合法壟斷」。他用這五個詞彙來總結國家的特質：成功、宣稱、壟斷、合法、暴力。而在這五個詞裡，最容易脫穎而出的是壟斷與暴力。國家是壟斷暴力的實體，也是個製造並使用暴力的機器——這是利維坦可能存在的最為殘酷的版本，但真的讓韋伯的定義染上霍布斯的色彩並賦予他對國家的理解力量的，是壟斷與暴力以外的其他詞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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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國家不只是宣稱它壟斷暴力，它的暴力必須是「合法」的。沒有事物得以宣稱它們實質上壟斷了暴力，因為暴力總是能夠以一種超乎各式宣稱的形式被展現。沒有國家可以廢除國家以外的暴力：家庭暴力、刑事暴力、結構性暴力都持續存在，但是在現代國家中，只有國家得以使用暴力、只有國家得以進行脅迫，也只有國家得以強迫人民去做國家想達成的事情，甚至如果有必要，國家會迫使人民在槍口下行事。然而重要的一點是，這只是一種宣稱。任何國家都會宣稱能做到這一點，但只有正常運作的國家可以讓這樣的宣稱成功執行。這種對暴力的壟斷成功與否，取決於人民是否接受這種宣稱，而接受的人民同時也必須要承受可能施加在他們身上的暴力。主權的權力與人民因此是一種連鎖關係：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接受了國家的宣稱，而這之後人民臣屬於這種背後有暴力支持的權力之下；最終，這讓人民沒有辦法從合法性的角度上，對權力與暴力提出挑戰。因此，讓這個論述充滿霍布斯色彩的並不在於暴力被壟斷了，而是在於壟斷取決於人民承認了這種壟斷的合法性。當這個情況發生時，主權權力與人民被相互鎖在一起。</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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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韋伯曾經給予民主一個更粗暴的定義。他說民主只意味著我們選出了某個人來為我們做決定，而如果決定嚴重出錯了，「那就和他一起上絞刑架吧！」把君主送上絞刑架一點也不霍布斯，但這種我們選出某個人來為我們做決定，而且我們不必對這個決定有所付出（換言之我們允許有人以我們的名義行使那不被約束的權力），是非常霍布斯式的觀點。</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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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另一個韋伯與霍布斯的連結在於，他們都是科學家。韋伯是一位社會科學家，而霍布斯則認為自己更像一名自然科學家，儘管在霍布斯的理解中，自然科學的範疇也包含研究社會。但真正聯繫兩人之處，在於他們都相信他們所信仰的科學揭示了既有的政治科學的極限；當然在霍布斯來說，是理性的極限。如果我們回到霍布斯的論點，他基本上在說，如果你純然利用理性來思考政治，你會意識到你的理性論點終會有所侷限，因為政治決策終究未必要是理性的——而理性上來說，你必須要接受政治決策的結果，即便政治決策未必是理性的。或者我們換句話說，霍布斯從來不曾說過主權者必須是理性的，能夠清晰思考的主權者將比無法清晰思考的主權者做得更好，然而，對於霍布斯的論點來說，尤其重要也不可或缺的是主權者的決策，而決策本身卻未必需要是理性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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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韋伯對同樣的論點有一個不同的版本。他認為社會科學，包含社會學、政治科學、歷史學都可以教導我們許多關於政治如何運作、制度如何發展、哪些制度會比其他制度還要好的相關知識。但這些都無法教導我們，政治家們會做些什麼。更直白地說，韋伯並不認為社會科學會教導我們最好把政治交給社會科學家來治理；事實上，他的想法正好與此相反。他認為政治不是科學家擅長的場域，如果你活在由科學家做出決策的國家，這表示你有麻煩了，因為科學家不是政治家。關於政治，你的社會科學所應該教導你的內容幾乎有點套套邏輯：政治事務最好還是交給政治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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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韋伯擔心的不僅是科學家而已。他認為有許多職業根本不適合參與政治，學術界便是其一。他認為政治不應該交給那些不太擅長做出決定、認為在有決定性的證據或證明前辯論應該無止盡地持續下去的人，而學者便不擅長在沒有確切證據、充滿不確定的情境中做出決定。在韋伯看來，適合參與政治的職業是律師與記者，因為他們習於隨著事態發展的過程做出抉擇。韋伯認為另外還有一組人也不適於從政，而我很快地就會談到他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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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於是乎，對韋伯來說，科學的思考政治所得到的結論，就是政治不應該交給科學家來治理。但韋伯和霍布斯之間還是存在著許多差異，而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兩人相距近乎三個世紀。一九一九年的德國與十七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完全不同。其中一個不同之處是，在一九一九年年初的德國，那場看似在醞釀之中卻未曾爆發的內戰並不是一場兩個派系之間的競逐關係，而且也沒有拋出非此即彼這種前現代政治的選擇。當時德國醞釀的內在衝突至少是三向的，因為一九一九年德國所擁有的其中一個選擇，就是成為一個現代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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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在當時的德國，有些人既不尋求推動革命性的變革，也不追求把這個新的世界帶回到數個月前他們所拋棄的那個舊體制裡。讓我們姑且把這兩方稱之為後現代政治的擁護者與前現代政治的擁護者。後現代的一方包含了布爾什維克、斯巴達克同盟（Spartacists）與其他社會主義夢想家；前現代的那組，則包括一些原初的法西斯主義者，以及希望德國皇帝復辟，甚或是希望得以重建一戰期間的德意志帝國且曾在當時為之戰鬥的人們，因為在這些人的腦海裡，他們從來不曾在戰場上被真正擊敗過。換言之，在當時的德國有些人希望能讓時間倒流。但，除了上述兩種人，德國也有一些人希望能夠繼續堅持著新的秩序，希望能在德意志帝國瓦解的灰燼上重新建立新的德國，無論這麼做的結果是好是壞。讓我們稱這群人為現代政治的擁護者。韋伯就屬於這麼一群人，而這群人也將會創建威瑪共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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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與韋伯本人不同的是，這群現代政治的擁護者中，有許多人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多數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且在理論上（如果不曾付諸實踐）相信共產主義革命的改革力量。但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之後，其中一些政治家開始察覺，如果他們實際審視當前的形式，那麼德國所需要的將會是自由憲政國家。這讓他們竭盡所能地想創建一個憲政德國。韋伯的演講中，部分是在向這些政治家們喊話，告訴他們要保持冷靜、放手去做他們需要做的事情，也要牢記在政治的場域裡，沒有什麼決定是簡單、純粹或道德的。韋伯選邊站了，而這與霍布斯截然不同。韋伯選擇站到了現代國家的陣營，這意味著他比霍布斯更靠近我們今天稱之為「建國」（state-building）的實質事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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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但韋伯與霍布斯另一個且更大的不同之處在於，一旦我們進一步脫離十七世紀，那些為現代國家寫作、同時也想像現代國家的未來的思想家，開始有愈來愈多的現代國家可以作為模型來考察、研究與探知。當時存在了許多現代國家如何運作的實例，而在一九一九年，這讓韋伯得以寫出最為成功的現代國家的社會學史。韋伯演講的第一部分（幾乎是前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從歷史證據出發，描述現代國家實質上（不是在理論上）是如何運作的。就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場相當傳統的學術講座。他對現代英國尤其感興趣，而他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英國可能是最為成功的現代國家範例。在韋伯與他之前一、兩代人眼中，在政治場域所發生的重大變化，是他所謂的政治的專業化。而在政治專業化所創建的制度裡，有一個我到現在為止都還不曾提及，卻有可能是現代政治中最重要的制度的發明：政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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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政治已經成為政黨政治，而用韋伯的話來說，政黨就是機器。他的確是以機器來稱呼政黨，但這麼做的不僅僅是韋伯。在美國，政黨被稱為「政黨機器」（the party machine），以一種對倫理與道德良善毫無興趣的方式運轉著；政黨同時也是一個產業，僱用了許多人力來完成某些相當骯髒與機械化的業務，這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在選舉期間催出選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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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機械化的政治正是現代國家裡，甘地所厭惡的事物；而在韋伯看來，機械化的政治正是現代國家的表徵。因此，如果他選擇站在現代國家的陣營，在某種程度上也必須站在機器的陣營裡。但韋伯也明白，如果政治只是機械化的，這同時也意味著政治確然沒有靈魂。在這個情境底下，「Politik als Beruf」 將必須接受「Beruf」這個詞彙更為狹義的、指涉職業而非志業的那個意涵，政治將會充滿常規、唯利是圖、欠缺想像。但韋伯認為政治需要比上述還要更多的特質：必須有人為政治提供願景；必須有人相信政治所代表的原則；必須有人清楚這一切究竟有什麼意義。而那個人的名稱，就是政治領袖：政黨的領袖、國家的領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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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韋伯認為英國模式的議會政治非常擅於在這樣的政治機器中培養領袖。它培養出來的不是那種凌駕於政治機器、不願為政治事務弄髒雙手的領袖，而是那種真的理解政治是機械化的、卻又能夠超脫政黨而直接訴諸整體人民的領袖。他心目中的政治家包括維多利亞時期重要的英格蘭首相威廉．格萊斯頓（William Gladstone），韋伯在這場講座中以仰慕地語氣，形容他是某種民主政體的獨裁者——「選戰中的獨裁者」。格萊斯頓是一位能夠為國家提供終極願景的政治家，而這並不是因為他是某種解決政治難題的機械降神（deus ex machina），</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16-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6"><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3]</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反而正是因為他出身於政治機械的內部。他在政敵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所形容的政治權勢的油污之柱上攀爬，最終成功攀頂；而在達到頂峰後，他的視野方得以超越自己的政治起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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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另一個韋伯可以舉的例子，是離他更近期也更令人不安的實驗，而這場實驗是測試兩種對立的政治體系哪一個更能夠承受壓力——這場實驗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場實驗進行的四年當中，他目睹了對立的政治體系如何在測試過程中邁向滅亡。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實驗的結果已經昭然若揭。戰勝國（美國、英國、法國）的領袖都是專業政治家。當戰爭結束時，美國的總統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英國首相是大衛．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法國首相是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他們都是職業政治家（儘管威爾遜曾是一名學術界的政治科學家，而這想必會讓韋伯非常緊張）。他們各自都透過政黨制度的運作而勝取最高的權力位置，表示他們之所以得以成為領袖，所憑藉的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政治洞見，而是他們管理現代機械化政治的能力，以及為政治這個機器提供專業知識與想像的能力。諷刺的是，這三位領導人在戰爭初期，都是反對參戰的政治家。威爾遜更是在一九一六年宣示絕對不會帶領美國參戰而成功贏得總統大選，但在他當選的幾個月後，美國參戰了。這也表示這三位領袖也都是虛偽的人。他們都有著雙重性格，是懂得在不同的場合扮演不同角色的雙面人——他們正是令甘地感到絕望的政治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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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民主政治的領導人所對抗的是，不是由專業政治家治理的德國。當時的德國政府有兩種領導形式。首先是皇帝本人：正如韋伯所說，在政治範疇裡，皇帝只是個業餘者。政治不是皇帝的專業事務，因為他並沒有把政治看作職業。皇帝一出生就在政治的場域裡，而他對政治也極不擅長，犯下許多錯誤、很愚蠢也很放縱，但更重要的是，他從未接受過測試，檢測他是否適合擔任政治領袖。當皇帝終於得到測試的機會時，為時已晚。相比之下，議會制度會檢測政治家、篩選他們，直到在其中找到屈指可數、足以作為領袖的人。格萊斯頓的出現驗證了這種篩選機制，勞合．喬治也是個實證，但德國皇帝從未曾接受過這種檢測，因為他無法被免職，直到面對毀滅性的考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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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後來將命運交付在另一種領袖手中。從一九一六年起，德國的政治發展方針被掌握在兩位重要將軍手中，分別是保羅．興登堡（Paul Hindenburg）與埃里希</span><a id="_idTextAnchor006"/><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魯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並建立了一種軍事獨裁的政治。這當然有其道理在。如果你正在打一場終極之戰，難道你不需要一位深刻了解戰爭的領袖嗎？最終的軍事勝利，難道不會屬於那群被軍事領袖引領的人民嗎？韋伯對此的答案是否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驗證了他的答案。將政治權力交託給軍人並不能贏得戰爭，因為軍人不是政治家；而到頭來，與其他戰爭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是一場政治的戰爭。最堅毅的議會制度獲得了最終的勝利，因為議會嚴厲的政治考驗，得以培養出有能力做出足以影響軍事勝利的政治決策的人。軍事勝利絕不僅仰賴軍人，同時也仰賴通訊、組織、運輸、稅收和代表權，而這正是現代國家的所有職權範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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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韋伯的講座是在為專業政治這個理念辯護，並以現代國家的雙重語言來表述。成為一名專業領袖的意思，不僅是成為一名專業人士。將政治作為一份工作，意味著要為政治提供視野，尤其對那少部分成為主權國家政治領袖的人來說更是如此。但韋伯與霍布斯最後的一個差異是，韋伯做了霍布斯從未做過，而且可能也不知道該怎麼做的事情。韋伯試圖帶領我們進入政治領袖的思想和內心世界。他試圖從身為主權者政治家的腦中世界，講述一個關於現代政治的雙重性故事。身為主權者的政治家，必須做出最終那關乎生死、足以左右戰爭勝負的抉擇。韋伯說，現代政治（專業化的政治）必須用頭腦和心靈來完成。</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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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在他的講座的最後一部分（同時也是最像布道的部分），韋伯的語調有了變化。他採取了一種近乎宗教的語言，講述關於惡魔、鬼魂和作祟的現象。這是描述政治領袖的壓力與緊張，也是描述那種必須要與如此龐大的責任共存，且必須同時保有智識與心靈、理性與激情的人生，使得他的描述帶了點心理和神秘的色彩。或者，正如韋伯所說，這是一種同時生活在兩種不同倫理中的人生：一部分是責任的倫理，這意味著行事時必須考量事情的後果；另一部分是信念的倫理，這意味著行事時必須考量你相信這是正確的事情。正如康斯坦在巴黎對聽眾講述古代自由與現代自由時所說的，這不是一種選擇：你必須同時擁有兩者。韋伯在慕尼黑對聽眾說，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同樣也不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選擇，你必須兩者兼有。作為政治領袖，你不能只考慮事情的後果，也不能只考慮你的信念。你必須調節你的信念與可能的後果，而這意味著你必須要接受，無論你相信什麼、無論你多麼熱切地相信，有些違背政治良心的事情就是會發生。政治是一件粗暴的工作，而你不得不接受這一點。正如他所寫的：「誠然，儘管政治是一件需要大腦的事情，但肯定不是一件只需要大腦就能完成的事……一個人是否應該根據信念倫理來行事，還是應該根據責任倫理？什麼時候應該依據前者，什麼時候應該依據後者？這些都不是人們可以指引其他人的事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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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這有個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是，韋伯在譴責他在一九一九年年初的德國所見到的，那群已經拋棄信念與責任之間連結的人。尤其是那些熱衷革命的人，而這包含了聽眾裡那些參與革命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相信可以改變政治，使得政治超越現代國家的束縛，成為某種共產主義烏托邦；這些年輕人也因此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任何代價都值得付出，哪怕這些代價包含濺血的暴力與苦難。他們認為，就算在這個過程中，有數以千計的人死去又何妨？因為一旦你來到應許之地，過程所經歷的恐懼與記憶將會很快被抹去。韋伯聽眾裡的這些潛在政治家認為，信念勝過責任；但韋伯堅持強調，如果你以這種態度從政，你就會變得非常不負責任，因為你會認為你所造成的死亡和你釋出的暴力都不是你的責任。對你來說，真正重要的是你想要實現的目標；而韋伯說，如果對你來說，希望比結果還重要，這意味著你已經迷失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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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韋伯同時也明確指出，政治不是聖人的工作。對於那些認為手段和目的總是必須相符合的人來說，政治不適合他們。其中一位聖人就是甘地，甘地明確表示，在政治上，手段和目的必須同時進行，否則手段將會污染目的。韋伯同意手段確實會污染目的，但他認為這就是政治的代價，這是你選擇了政治生命就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世界上沒有任何倫理可以規避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很多情況下，為了實踐好的目的總會與道德上可疑的、甚至道德上危險的手段有所牽連。同樣地，世界上沒有任何倫理能決定，倫理上良善的目的在什麼時候以及透過什麼方式會洗淨那些倫理上危險的手段。」無論你的目的是什麼，都會留下某些污點，而你的目的可以是任何事情，包括和平。我認為韋伯相信在某種程度上，政治的目的應該是和平，就像霍布斯一樣，但這是透過暴力所實現的和平，因此任何透過暴力所實現的和平，將永遠帶有暴力的污點。這就是現代政治的悖論，無法忍受這點的人都不應該假裝想嘗試接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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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但韋伯也認為政治還有另一種誘惑：不是擁有太多信念，而是擁有太多的責任。也就是說，沒有信念、沒有信仰、沒有激情、沒有原則，只是隨波逐流成為一名官員或技術官僚。現代國家的運作仰賴官員與技術官僚，韋伯和許多人一樣都明白這一點：他職業生涯大部分的時間裡都在撰寫關於官僚主義的文章。但他認為官僚不能成為政治領袖，就像學者、科學家或軍人一樣。要成為一名政治領袖，你必須要做的不僅僅是衡量事件的後果，你不能根據模型或圖表的內容做出政治決策。在試圖達成某個特定目的時，你無法精細計算出多少死亡是值得的代價，因為對你來說，那個本身必然蘊含某種價值的目的，是無法被計算比較的，哪怕牽涉了生死。這對韋伯來說是現代政治的挑戰：你必須要是一台計算機，但同時你也必須懷有信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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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對韋伯來說，政治領袖最後一個巨大誘惑，是刻意忽視那些意想不到的後果。這很容易做到，而且非常危險。當政治家決定想以他們的政治生命來追求什麼，並嘗試計算追求這個目標可能會有什麼後果時，他們總會疏忽那些意想不到的突發事故，而這些突發事故可能與他們的目的和達成目的的手段都沒有直接關係。政治家總會忽視意外事故，並自食惡果。但政治事務總會存在著意料之外的連帶影響，因為無論政治家想要追求什麼目的，他們都會利用那巨大、可怕、魯莽的工具來達到目的，而這個工具就是具有強制力的現代國家。人們總會輕易忘記，許多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發生，都不是有意為之的，追求革命的人尤其容易忘記這一點。很多時候，沒有人想要這些事情發生，但這些事情還是發生了，因為當你把現代國家視為達成目的的工具時，不好的事情總會隨之發生，因為政治就是既危險又邪惡的事務，韋伯說：「任何想要從事任何形式政治活動的人，尤其是任何想要投身政治、以政治為職業的人，都必須意識到這些倫理悖論；也必須並意識到，他必須對自己在壓力下可能變成什麼樣的人負起責任。我再重申一遍，投身政治，意味著他投身一股隱身所有暴力背後那惡魔一般的力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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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人們往往會把韋伯的這場講座收進我在本章開頭所說的那個故事裡。我們很熟悉這個故事，也知道它是如何結束。這個故事從一九一九年一月快轉到一九一九年夏天，當時威瑪共和正式成立，德國勉強逃過全面崩壞、也避免了那場潛在的內戰；幾年後，威瑪共和因為駭人的通貨膨脹而瀕臨崩潰，但情勢終究回穩；然後，在全球大蕭條中，平復穩定的情勢再一次動盪，為希特勒的崛起鋪路，而自一九一九年起希特勒便不斷在慕尼黑製造麻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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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韋伯從一九一九年上半年開始一直到一年後死前，都非常擔心德國在試圖成為一個正常運作的現代國家的過程裡會犯下錯誤。他擔心德國欠缺強而有力的政治領導人。韋伯之所以欽佩英國首相（同時也欽佩美國總統，雖然程度稍微低了些），正是因為他們為國家發聲的能力。格萊斯頓是一位試圖為全國發聲的政黨政治家，而最成功的美國總統們也是如此，他們超越了選舉的狹隘範圍，成了國家的代言人。韋伯認為，現代國家的政治領袖需要擁有這些非比尋常的特質。他擔心根據比例代表制度所建立的的威瑪憲法，最終只會產生一個存在許多權力相互制衡的國會，內含許多宣稱將成為政黨領袖卻不是國家領袖的政治家。這將會是韋伯向來所害怕的那種政黨政治：狹隘、功能取向、欠缺想像力、徒具專業。</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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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他希望德國能夠只擁有一個政治領袖，並希望在新的威瑪憲法的框架下這有可能達成。這讓韋伯成為憲法中一項特定內容的強力支持者——總統得以在危機時刻得到獨裁者一般的權力，這後來成為威瑪憲法第四十八條。這個條文的存在目的在於，唯有當國會失去功能無法運作時、唯有當分歧太過強烈而政治家無法達到共識導致沒有人能做出決定時，能有人介入讓國家正常運轉。根據威瑪憲法第四十八條，總統可以讓議會休會並親自掌權（這個條文預設是男人，但當然沒有必然規定如此）。到了威瑪共和末期，當時就任的總統是興登堡，他是前任將軍，是一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並為另一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鋪平了道路，那就是希特勒；然後，希特勒鋪平了一條徹底毀滅德國的路。有時候，人們因為納粹的到來而批評韋伯；有時候，人們說任何在威瑪共和誕生時，主張在危機時期國家應該要有強力、幾乎不被約束的總統權威的人，都應該為納粹的到來負責，因為這最終為希特勒的崛起撬開了權力的大門——但這並不公平，因為韋伯並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對希特勒一無所知，因為希特勒在韋伯去世的那一年，才在慕尼黑聲名鵲起。</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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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如果我們想要一個韋伯式政治家的典範，我認為應該看看其他地方。這絕對不會是希特勒，我們也知道不會是興登堡，因為韋伯鄙視軍人出身的政治家。韋伯喜歡專業政治家。儘管他非常欽佩格萊斯頓，但還有一位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更接近韋伯式政治領袖的理想典型，雖然韋伯從來沒有明言。而這位政治家恰巧在許多人（儘管不是所有人）眼中，是所有現代政治家中最偉大的人。理想的韋伯式政治領袖是亞伯拉罕．林肯，他符合了韋伯的一切標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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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林肯是一個從政黨機器出身的政治家。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利用政黨機器來達成個人信念與目的的政治家。他在共和黨的組織中奮戰向上，並在成為總統的道路上經歷了許多失敗。在選戰中，他成為輸家的次數遠多於成為贏家的次數，而這正是韋伯喜歡英、美民主的原因之一。英、美民主教會政治家們如何面對失敗，不僅僅是如何取得勝利；而德意志皇帝從來沒有學會該如何面對失敗、魯登道夫也從未學會如何面對失敗，所以當失敗到來時他們也失去一切。林肯在失敗中不斷反擊，最終他超越了初始的政治身分，不再只是利用政黨機器來達成個人信念與目的的政治家、不再只是政黨政治家，也不再只是一名律師（這是韋伯認為最適合政治的職業）。他成為了那種超然的、超越黨派利益的國家領袖。林肯有他熱切信仰的原則，雖然這不是一個道德原則，他也絕對不是一個聖人，但他熱切信仰的原則，便是相信美國的聯邦。</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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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林肯相信美國這個國家代表了一種向善的力量，認為幾乎值得做任何事來拯救這個國家。這意味著他也明白，要拯救聯邦，可能會涉及那些最為極端的暴力。最終這極端的暴力確實拯救了聯邦，而林肯作為美國總統，必須要承受這些暴力的後果。美國內戰是現代歷史上最慘烈、最血腥的戰爭，而這要一直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才奪走了這個頭銜。美國內戰同時也是林肯的戰爭，他無情又熱情地戰鬥著，帶著一些想像力也富含各種計算。這絕對是一場大屠殺，林肯從不迴避他必須對大屠殺負責。林肯知道他的抉擇將會導致死亡，但這就是政治，他必須承受這個結果，僅管這幾乎讓林肯發瘋。韋伯講座的主題之一，不僅在於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出任領袖，更在於現代國家的政治領袖這個職業，可能只適合極少數人，因為只有他們能夠承受這種雙重生活所帶來的心理壓力。這是一種要成為一個好人，意味著也必須當一個壞人的雙重人生。你必須透過暴力來達到崇高目的、你必須雙手沾滿鮮血，而且不試圖把這些髒污一筆勾消。韋伯說，這是在與魔鬼交易，因此他認為很多人會發瘋。但少數人、極少數的人，可以在這樣的情境下茁壯成長。在美國內戰期間，林肯差點失去理智，但他沒有。他甚至熬過了失去兒子的悲痛，儘管愛子的死亡如同內戰期間的其他死亡一般，都是林肯永遠無法克服的痛。接著，在林肯英年早逝之前，他做到了一件事——這是所有韋伯式政治家如果想證明他們確實了解政治的專業和使命是什麼，都必須做到的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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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他取得勝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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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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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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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18"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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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8-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2.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3.1"> 編按：此處作者挪用了聖經《啟示錄》裡提到的天啟四騎士概念，在《啟示錄》中，天啟四騎士為瘟疫、戰爭、飢荒與死亡，是帶來災難的象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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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17"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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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7-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4.1">[2]</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5.1"> 編按：在臺灣又俗稱二月革命，而同年稍晚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則俗稱十月革命。</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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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16"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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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6-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6.1">[3]</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7.1"> 編按：英文為「god from the machine」，時常譯為「天外救星」、「解圍之神」，此處為符合韋伯對政治機械的論述，而採用機械降神的譯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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