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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引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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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3"><h1 class="calibre4" id="calibre_pb_1"><span class="calibre11"><b class="calibre9">一</b></span></h1></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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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我国历史上，很多朝代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大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活力消退、社会矛盾重重等问题。北宋中期，表面上经济繁荣，科技文化空前发达。然而，在“百年无事”的表面下，内忧外患，国库空虚，连办理皇帝丧事都捉襟见肘。政府税费收不上来，各种利益相互渗透，各种力量牵连纠结，导致国家看似有巨大资源，但就是动用不了，如同一个臃肿肥胖、“三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问题严重的中年人，心有不甘却又力不从心。由此，以宋神宗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不得不试图通过变法来解决系统性社会危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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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但怎么变法呢？变法派有哪些治病救人的“灵丹妙药”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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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也许历史存在巧合。起于鄞县的旱灾及救灾的诸多措施，成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力求富国强兵的王安石变法的源头。遥想当年，二十多岁的鄞县县令王安石，通过抗旱救灾、兴修水利获得了升迁的政绩，成为转“危”为“机”的典范。但二十年后，一场旱灾成为压倒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开封城门小吏描绘的《流民图》被送给皇帝御览的第二天，新法就在全国被暂时废止。此后，支持和反对变法的人形成新旧两党更替执政，互相打压，斗争此起彼伏，从此北宋王朝危机连连，灾难不断，祸乱不停，直至被异族鲸吞蚕食。其后，厄运并没有结束，新旧两派内斗更为激烈，内耗迅速瓦解了宋朝为数不多的生机活力，也连带导致变法主导者王安石在此后的几百年间成为“历史罪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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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找出那次社会危机的缘起，探讨变法实施的现实逻辑，探求危机治理的原理和规律，及早排除下一个隐患，无论对个人、企业还是整个国家，都具有不可争辩的意义。</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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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557">康震：《千秋万岁名：在王安石千年诞辰之际的一点思考》，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第17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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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变法始于熙宁二年（1069），结束于元丰八年（1085），亦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变法背景是北宋立国百年，表面无事，实则危机重重。制度因循，社会矛盾重重，财政入不敷出，贫富分化加剧，边境军事挑衅不断，燕云国土收复遥遥无期，大宋王朝“内不能安民，外不能御敌”。在有志之士的呼吁下，变法成为时代的选择，成为当时各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如何通过变法解决财政危机，如何克服因循守旧的氛围，如何实现国家统一富强的梦想，成为北宋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面对北宋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与国家积贫积弱的矛盾，王安石提出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为特点的变法，通过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希望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全面系统地改变国家吸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不仅如此，王安石还试图通过保甲法、市易法等措施，强化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王安石不乏理想主义情怀，但绝不是狂热的空想家，在冷静、理性与务实的分析下，他将宏达且精细的构想和具体法度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理论与现实的迷雾中探索可能的道路，彰显了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的情怀和勇气。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历史，更是一部不断改革进取的历史。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其实，不断地改革、创新、创造，才是千年中国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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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1.html#footnote-2-557">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康震：《千秋万岁名：在王安石千年诞辰之际的一点思考》，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1年，第17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这种变革的传统，为中国社会改革、思想创新、经济增长开辟新风气、树立新格局。</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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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追溯千年，变法并不是没有实践基础，王安石曾在鄞县小试牛刀，成效显著；他的变法策略，并不是没有规划，王安石和宋神宗君臣探讨多年才逐步一项一项有序推出；他的变法理念，无一不显示了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良好愿望；他的变法力度可以称得上强有力，皇帝不顾反对无条件鼎力支持，另有能干之才奔走推行；追溯变法精神，王安石不怕世人反对，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一力推行……但是，如同我国历史上很多变法一样，王安石变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不仅如此，变法反而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危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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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314">梁启超：《王安石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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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一千多年来，变法功过是非争议不断，褒贬不一，甚至分为截然相反的两极：赞同者认为变法积累了巨大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反对者则称变法误国误民，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总体上讲，在宋朝之后的八百年间，王安石变法一直被否定，王安石也被看成祸国殃民的“小人”。但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一些人开始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王安石变法，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维新变法先锋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实在了不起，青苗法、市易法不就是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吗？保甲法不就是西方警察制度吗？保马法不就是用现代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解决战马饲养的问题吗？他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措施，直到今天，仍然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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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1.html#footnote-2-314">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梁启超：《王安石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4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他甚至把王安石比作一个从当代穿越回去的人，用全套的现代经济制度改造近千年前积贫积弱的王朝。</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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