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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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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艾列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〇五年至一八五九年）出生於古老的諾曼貴族家庭，他的一位先祖曾在黑斯廷斯戰役（Battle of Hastings）中與征服者威廉並肩作戰。他母親的一支親戚，有許多人在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時期被處決，而他的父親艾維（Hervé）則勉強活過了那段時期——他的父親在一七九四年被釋放出獄時髮色全白、年僅二十二歲。托克維爾年輕時旅居各地，其中一段最著名的旅行，是一八三一年他與好友古斯塔夫．包曼（Gustave Beaumont）造訪美國。但除此之外，他也在一八三五年造訪愛爾蘭、在一八四一年遊歷阿爾及利亞，他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歷，讓他成為法國同化主義殖民統治模式的批判者。在一八三九年，兩部《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之間，他當選成為法國眾議院議員，並在一八四二年與一八四六年再次當選，成為中間偏左政治勢力中重要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在一八四八年，隨著君主制再一次被推翻，他曾短暫地就任法國外交部長。在他死後才出版的回憶錄《紀念》（</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Souvenir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中，他寫下了令人沮喪的政治生涯。於一八五六年，他出版了《舊體制與大革命》（</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這是他對法國大革命為什麼落到如此下場的重要分析。在人生最後十年裡，他不時受到肺結核折磨，而他對政治的看法也越發悲觀。</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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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多花篇幅談論民主。難道我們不應該從這裡開始嗎？民主難道不是現代政治的基礎嗎？我現在就要開始談論民主，但在這之前，有件重要的事情必須要釐清：民主並不是構成現代政治的基礎觀念，而是一個有著明確古代色彩的觀念。民主在古代政治裡有著非常明確的意涵，對許多古人來說，民主意味著將政治交給窮人治理，因為不管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民主都意味著要賦予多數人權力，而在當時，人們總認為無論在哪個社會裡多數人都是貧窮的。民主也意味著一般公民得以直接參與政治生活，要注意的是，民主不是讓所有人參與政治，而是讓所有有資格成為公民的人參與，這不包含遊走各個城邦的人、外國人和奴隸。民主是讓多數男性公民得以參與國家的政治決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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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在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雅典，民主的基本原則之一，是所謂的抽籤選擇。這是刻意以隨機的方式來選擇官員，完全符合樂透的辭意。這個想法奠基於任何人都可以在國家層次上做出決策，因為人們會因為機率輪流被選為決策者，有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們其中的任何人。這種政治運作的方式有個核心理念：參與政治決策並不需要特別的政治特質。古代的民主政治將平等置於能力之上，因為以能力來取捨將會排除太多人。古代的民主觀念認為，輪流享有政治決策的權力，總比永遠沒有機會參與政治好。對多數人來說，這向來是吸引人的想法；但對有特權的人看來，這種想法很駭人。如果政治沒有任何篩選條件，這些人有可能被任何人統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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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然而，在任何一個窮人遠多於有錢人、無知的人遠多於受過教育的人、年輕人遠多於年長者的社會裡，這種隨機看來都不是真正的隨機。它的確為窮人、無知的人和年輕人提供參與政治機會，而有錢人、受過教育的人與年長者一向不喜歡多數決與隨機抽籤。直到晚近，那些有能力動筆寫下他們對政治的看法的人，幾乎都出身於會被民主政治威脅的群體。在古代世界確實如此，當時幾乎所有關於政治的文章，都來自狹小、受過教育、出身富裕的精英階層，因此這些文章對民主都有種批評的態度，而到我目前為止所描述的現代世界也仍然如是。直到十九世紀，幾乎所有能夠表達政治觀點的人都默認，民主是一個危險的觀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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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現代政治的基礎觀念是政治代表而非民主，這是霍布斯的想法。在現代國家，權力是被授予的，權力是在更大群體的默許下，被轉移授予給一小部分的人，並由他們來代表更大的群體行使權力。更大群體的人授權給更小的群體，合法化他們身為代表使用權力的作為；而與此同時，大群體的人也活在這種授權小群體行使的權力之下，與後果共存。霍布斯並不支持民主。有些歷史學家嘗試論證霍布斯在內心深處對民主抱有同情，因為霍布斯指出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人民，但對霍布斯來說，民主並不是一個正確描述這種政治的詞彙。霍布斯蔑視古代的民主觀念，因為他基本上蔑視古代政治的所有觀念，在他看來，擁戴民主政治的人，有著這樣的信仰：讓愈多人共同參與政治，將會得到愈好的結果——而霍布斯認為這種信仰只是自欺欺人。不只如此，霍布斯基本上完全不在意民主，這才是他政治論述的核心觀點，讓多少人來統治根本不是他的重點。古代政治思想有一個著名的區分：我們可以把政治區分成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統治和單人統治（換言之是民主制、貴族制與君主制的區分），但這個區分對霍布斯來說一點也不重要。在他看來，這種區分只是讓人容易陷入「什麼才是好政治」的爭辯裡，無助於了解政治的本質。正是這種漠不關心，讓霍布斯對政治代表的觀念與前人的政治思想大不相同，因為真正重要的是你應該要有政治代表，而不是誰當代表或是用什麼方式來確立代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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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然而事實證明，霍布斯代議政治的觀念，可以成為一種新的民主政治基礎：就是我們現在所稱呼的代議民主。比起政治代表，讓被代表的人們能夠比霍布斯所想的還要擁有更多權力，是完全可能的：被代表的人，能夠針對誰來代表他們有發言權，也能夠表態他們是否真的有被好好地代表。將政治精簡成代表政治（paring politics），使民主重新成為一種可能，然而這種民主非常現代，絕非古代的民主。現代的民主政治始於政治代表制，所以當我們說「代議民主」時，用詞其實有些不精確，因為這個說法暗示了代議政治符合了民主政治的基礎，但並非如此。我們的政治，是一種採取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不是採取代議形式的民主政治，因為是民主符合了代議政治的基礎。雖然在十八世紀中葉，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逐漸成為可能，這樣的政治仍要一直等到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在歐洲真的開始成形；要一直等到更晚期，一直到二十世紀，代議民主（或更精確的說，採取民主形式的代議政治）才開始成為常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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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已經和霍布斯的時代有極大的差異（不僅僅是因為英格蘭這個國家如今已經成為不列顛），</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10-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0"><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1]</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但英格蘭並沒有朝民主的方向轉變，而是成為康斯坦會欣羨、沃斯通克拉夫特鄙夷的自由主義國家。這個轉變，有很大的程度是受到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的影響。在當時，政治的齒輪轉動了寸許，而後卡榫停滯。光榮革命不是一場民主革命，而自由主義的不列顛也仍非民主。要讓英國成為民主國家，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相比之下，法國大革命成為真正的民主實驗場。然而，並非所有參與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支持民主。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對這個危險的古代觀念有著深刻、來自現代的疑慮。他們希望在代表制的基礎上重建法國，也認為最好的方式，是由他們這樣的人來出任政治代表。從一場民主實驗的角度來說，從一場試圖讓一般大眾能夠參與政治的實驗的角度來說，法國大革命失敗了，這場革命沒有造就一個民主的法國。那樣的法國，同樣的，也需要等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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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初，一處現代民主政治的實驗看來有所進展，或至少有實驗成功的機會。這就是獨立革命之後，在美利堅合眾國展開的實驗。這場革命讓北美殖民洲擺脫了英國統治，為新的國家、新的憲政、新的政治奠定基礎。這個新的、名為美國的國家，其憲政本身並不民主。美國的憲法是在十八世紀末，由一群同樣懼怕著古代民主的人所寫成。正如創建這個國家的人所說，這個新獨立的美國是「共和國」。對他們來說，「共和國」這詞意味著一種現代、代表制的國家，他們試圖建構一個藉由一套制度與觀念來限縮多數決權力的國家，但他們同樣不想賦予窮人、沒受教育的人與年輕人權力。美利堅共和國的建國者和當時的任何人一樣害怕這種古代形式的民主，而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是一個仍舊允許奴隸制存在的國家的創建者，他們對民主的恐懼，源自更深層、對於如果真的接受人人平等的後果的恐懼。</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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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但美國存在的政治意涵不僅只是因為憲法，對獨立的追求也不僅導致一場憲政革命——這同時也是一場社會革命，並且在革命後很短的時間內，美國就變得比憲法所預期得要來的民主許多。這造成的結果是，對許多從外部觀察美國的人來說，美國真正的民主實驗不在於他的政治，而在於美國所體現的生活方式。美國的社會看來將要開始接納一些古代民主政治中關於平等的原則：其中之一是，人們或多或少都是一樣良善，也多少有同樣的能力得以做出重要決定。當然在聯邦政治的層級上，美國的代表政治仍然有著階級、貴族社會的色彩，因為權力依然被保留給那些富裕、受過教育、相對年長的精英（例如美國建國諸父）。但讓美國能夠接納平等原則的便是美國的社會，因為那個社會沒有階級也沒有貴族，讓人們（多數人，但依然不是所有人）能夠享有平等的對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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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其中一名如此看待美國的人，是年輕的法國貴族艾列希．托克維爾。他出身自一個驚險逃過法國大革命的家族。政治的巨輪轉動，但沒有拖垮托克維爾家族。活在革命後的法國，使得托克維爾想親眼看看美國，因為他明白美國是那個時代偉大的政治和社會實驗。這種實驗在歐洲是不可能的，像法國這樣的國家在採取民主實驗上總會處處受限，因為受到兩件要事阻礙，而這兩件事美國都不曾擁有。其中一個是，法國有歷史，法國承受了數個世紀的歷史、階級制度和社會結構，這意味著想在這裡建構新世界，哪怕像透過法國大革命這樣激進和狂野的革命，也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托克維爾後來寫了一本關於法國的書：《舊政體與大革命》（</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一八五六年），在書裡他描述了這樣的限制。正如現代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說的，法國大革命是一場路徑依賴（path-dependent）</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9-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9"><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2]</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的革命，因為法國的政治，早已被長年的歷史影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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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除了歷史，歐洲還有另一個問題：歐洲太過擁擠了。如果你的國家時不時就和鄰國與競爭對手發生衝突，想要實驗一種新的政治、新的社會秩序只會越發困難。如果要展開一場政治實驗，你會希望能夠有一定的信心相信，即便事情開始出錯，這場實驗仍舊能夠持續。但依據他的人生經驗以及他出生前歐洲所發生的種種，托克維爾知道，在歐洲，如果實驗出錯了，你的鄰國並不會靜靜旁觀並祝你的國家好運。實驗只會讓自己的國家陷於被接管、征服甚至全盤崩潰的困境，因為在歐洲，每一個國家都密切注意鄰國的舉動，觀察著擴張的良機。托克維爾寫道：「在歐洲，很少有國家能在替換君主時，得以免除無政府狀態與被征服的恐懼。」</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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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所以美國有兩個歐洲沒有的優勢：沒有被深厚的歷史牽扯，同時擁有遼闊的地理環境。當然，美國不是沒有歷史的地方。美國對歐洲人來說是新世界，但只有在忽略了已經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時，它才是新的世界。對美洲原住民來說，美國民主的偉大實驗是一場災難，是所有可能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中最為糟糕的結果。對於那些承受美國擴張後果的人來說，美國的實驗絕非零成本也絕非良性。這場實驗是可怕的暴力，對於實驗中的美洲原住民受害者來說，它最終成了一場種族滅絕的屠殺。但對歐洲人來說，美國是一個新世界，一個可以實驗的地方。美國的政治史始於英國歷史，唯有在英國史的脈絡裡，我們才能正確理解美國革命所代表的政治意義；然而與英國決裂，使得參與美國革命的人們，表現得彷彿他們正在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在建立革命後的世界時，沒有受到幾個世紀以來的封建階級與貴族制度掣肘。也許他們可以與這一切訣別，創造一個沒有這些制度的世界。托克維爾作為幾個世紀以來封建階級與貴族制度的產物，他想知道這是否真的可能。</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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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美國人還有一個優勢，他們離歐洲非常遙遠。如果他們的實驗出了問題，雖然他們可能還是會被捲入戰事，而他們確實曾被捲入戰爭（美國人與英國人開戰，而英國人在一八一二年燒了華盛頓特區），但美國人仍能夠承擔伴隨實驗失敗而來的他國的威脅。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美國的幸運之處：他們可以實驗、可以承擔實驗的失敗，並從實驗的失敗裡生還。歐洲人無法承擔這樣的後果，法國人絕對無法，但美國人可以。正因如此，托克維爾想親眼見識美國。在一八三一年，當他還相當年輕的時候（當時才二十六歲），他和朋友一起遊歷美國，而他希望這趟旅程的經歷，能夠讓他完成一部關於美國的著作。他最初的計畫是想寫一本關於美國刑法制度的書，因為托克維爾認為比較歐洲和美國對犯罪和刑罰的態度會很有趣，但他很快就改變心意，認為他必須講述一個更為重要的故事——關於美國民主的故事。他在兩本書裡闡述了這個故事，第一本於一八三五年出版，第二本則在一八四〇年。這就是上下兩卷的《論美國的民主》，而這也許是有史以來，關於民主政治或關於美國最偉大的著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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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托克維爾在美國發現了什麼？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混亂不堪。他的第一印象是噪音、喧囂、相互吹捧、誇大其詞、信口開河、缺乏階級，看起來也缺乏秩序。在托克維爾看來，它就像一個實際廢除了貴族階級與敬重服從，但還沒有找到替代方案來填補秩序缺口的社會，讓美國看起來像是個失序的社會。托克維爾第一眼所見到的，是一八三一年的紐約，但隨著托克維爾的足跡涉及全國各地，隨著他開始更加地了解美國，托克維爾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結論。他的第一印象僅是深水表面的波動。隨著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認識愈深，他愈加發現，美國社會與政治看似失控，但在失控的外表下、在動亂背後，事態相對安定。不僅如此，美國社會甚至是存在尊嚴的社會。從許多面向看來，美國社會謹守成規，穩重也安定。美國社會裡的平等觀念，在社會某些角度造成波動，但同時也為這個社會裡的許多社會關係，構成更加穩定的基礎：一個既強調均等主義但也著重社群主義的基礎。如果你沒有比我更有能耐，你就不能告訴我該如何作為；反之亦然。我們都在這麼一個平等的關係裡，人們相信他們所創造的社會，相信並共享這個社會所擁有的價值，結果是美國社會表層的波動遮掩了深潛在其中的恆常。</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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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托克維爾造訪美國是一段不尋常的旅程，也得到了一段不尋常的結論。在當時，多數造訪美國的歐洲旅人，是以截然相反的方式體驗美國。舉一個比托克維爾稍晚一些的例子，來自另外一名年輕、有野心的年輕歐洲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狄更斯在一八四二年造訪了美國，也想親眼見證美國的生活。狄更斯的第一印象與托克維爾一樣，都是關於美國的繁華、熱鬧、喧囂。然而狄更斯與托克維爾不同，他很快就喜歡上這樣的表象。他認為這樣的喧擾反應了他希望在美國找到的東西：美國社會裡得以接納民主的本能。狄更斯站在窮人那一邊，也站在被壓迫者那一邊，他認為美國與歐洲不同，賦予了那些被壓迫的人在歐洲永遠不可能得到的發聲機會。但隨著他的遊歷漸廣，他對美國的體驗也越發遲疑，他開始認為，在美國光鮮的外表之下，在那些難以抗拒的喧囂背後，有著更低劣、腐敗、虛偽的事物。他對美國的原罪（奴隸制）越發感到震驚與恐懼，也對美國人如何利用民主的語言來遮掩他們根深柢固的生活方式感到震驚與恐懼。狄更斯認為美國在表面上看來良好，但在表象之下已然腐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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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托克維爾的經歷與此截然相反。他認為美國雖然表面上看來糟糕，但實際上可能是穩定和安全的。這種潛在的穩定和安全，體現在美國對民主的信仰裡。正因為美國人相信平等，也因為在他們的生活中平等真實存在，這使得他們相信民主是未來的道路。對美國人來說，民主近乎神意，美國似乎有一種信仰民主的宗教。托克維爾察覺美國的民主生活中，存在著不少熱鬧又莊嚴、幾乎像宗教場合的儀式，例如為了紀念七月四日《獨立宣言》週年而舉行的節慶。美國人是一群宗教感濃厚的人，他們相信天意，因為他們的信仰（整體上是新教）告訴他們關於上帝預選的事宜，也告訴他們要相信未來。</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08-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8"><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3]</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當時的美國人很少是天主教徒，因為這是愛爾蘭、義大利與東歐的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紀後半大舉移民到美國之前的時代，所以當時美國人鮮少有人來自由神父、迷思與宗教階級構成的世界。美國人的信仰教示的是均等，同時教示他們，他們是得救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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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但這同樣也創造了一個謎題。讓托克維爾成為一位如此有趣的作家的原因之一是，他幾乎可以在任何政治問題的解方中找到謎題，也幾乎可以為任何謎題找到解方。如果美國人生活之謎的解方，是在波動的表象下有著神意支持，如果在實驗的表象下是他們對未來的信仰，那麼這將構成一個悖論：這並不是一場真正的實驗。一個沒有人相信會出錯的實驗，怎麼可能是真正的實驗？一個所有的失誤終將得到良好結果的實驗，怎麼會是真正的實驗？信仰神意並不會構成科學意義上的實驗，只會是一種盲目的信仰表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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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托克維爾用一個故事來闡述他所察覺的關於美國生活的悖論。這件事發生在他於美國南方搭乘汽船旅行時，也是他歷時九個月環遊美國的旅程中最糟糕的經歷。當時汽船撞上了石岩或泥塊開始下沉，當它逐漸沉沒時，托克維爾察覺這艘令人印象深刻的大船，實際上非常脆弱：結構粗糙，在碰撞後開始分解。他當時以為自己會溺死於船難，也留意到的確有許多人在美國水道上乘坐汽船時溺斃。幸運的是，托克維爾最深的恐懼沒有實現。他活了下來，但這場船難讓他深受衝擊。船難結束後，他問這些汽船的製造商，為什麼他們把船製造得如此糟糕？為什麼他們不把船造得更安全些？為什麼不用更適合航行的方式建造汽船？而人們告訴他，美國的變化如此快速。在這裡一切都快速變動著，讓人們認為改善現有的汽船，並不是件值得投資的事情，因為更好的汽船很快就會問世。人們說，我們可以守著現有的粗糙汽船，並相信很快的會有更好的船隻出現。對未來的信心，可以非常危險。</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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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用更現代的術語來說，美國的社會內建了某種道德隱憂。這個隱憂在於人們認為，他們並不需要為他們的過錯負責，因為人們活在一個如此繁盛、活力如此充沛、變化如此瞬息的社會裡，這使得他們犯下的</span><a id="_idTextAnchor003"/><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錯，很快就會被淹沒在進步的洪流之中。但如果你是如此不幸，陷入這些人犯下的錯誤裡，那麼你很可能會跟著錯誤一起被沖走。造船者的境況很可能適用於整個美國社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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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美國所處的情境，讓它以為可以免於一般的隱憂。美國並沒有與當時世界的其他國家接壤、有著整個大陸可探索、有足夠的空間讓蓄奴與廢奴的州並存，也有餘裕得以將北美印地安人趕往大陸西方，最終導致北美印地安人毀滅。托克維爾說：「美國人沒有鄰居，因此他們不用害怕嚴重的戰爭、金融危機，不用害怕被他國侵犯或征服。」這讓美國人容易誤以為可以逃離謀殺的罪行。在白種人構成的美國社會裡，沒有比謀殺更糟糕的事，因為當時的美國人難以想像會發生什麼足以讓國家或社會崩潰的事情。這是一個太容易犯下嚴重錯誤的實驗，因為嚴重的錯誤不太可能讓犯錯者嚐到苦果。托克維爾曾說，美國發生過比歐洲更多的火災，但同樣的也有更多的火災被撲滅。在美國，民主政治持續出錯，但事態變動得如此之快，讓這些錯誤看來很快就無關緊要。這對托克維爾來說，就是美國民主殊勝之處，同時也是危險之處。危險之處在於，人們對自己犯下的錯顯得不夠嚴肅。閱讀美國民主從當時迄今的發展史，很難不認為托克維爾有其道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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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托克維爾試圖透過另一種方法，藉由檢視悖論兩端的關係來建構美國的核心悖論：表面的波動和潛在的穩定。他語帶譏嘲、幾乎戲謔地寫下他所目睹的美國大選。選戰時節是美國政治中波動最為嚴重的時期，也是喧囂幾乎變得無法忍受的時期，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觀點、每家報紙都在尖聲嚷嚷著某個候選人當選會是世界末日或是國家救贖。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當選舉季即將到來時，感覺就像名為美國民主的河流河水暴漲即將決堤，而每個人都將被水流席捲。美國大選有一種歇斯底里的氣氛， 「（選舉）讓整個國家陷入狂熱，成了報紙的每日頭條、每個對話的主題、所有推論的目標，也是所有思緒的宗旨，是當前唯一讓人感興趣的事情。」而後選舉結束，某個候選人勝選了，暴漲的河水也跟著消退，河道恢復原狀。美國的生活恢復平靜，人們也照常過著日子。選舉看似改變了一切，但通常在實質上不會帶來什麼太大的變化，這是美國民主的矛盾力量之一：當它運作良好時，波動與穩定相得益彰，因為波動為這個深層穩定、循規蹈矩的社會，注入了活力；而穩定與循規蹈矩則預防了政治的波動失控。但美國的危險之處也在於，美國政治與社會的兩面（也是民主的兩面）很可能分道揚鑣——波動或穩定都有可能壓過彼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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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許多可能會導致這個結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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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托克維爾有一句曖昧不明的名言：「多數決的暴政」，這句話捕捉了他在美國政治所見到的危險。托克維爾警告我們，這種暴政對民主政治來說非常危險，因為民主除了強調平等之外，也強調多數決。多數決的暴政，勾起了受過教育的菁英長期以來對民主的恐懼：如果任一社會裡的多數人，都是沒有能力做出正確決策的呢？如果這些人選是錯的，或如果他們選了錯誤的代表來做決定呢？如果那個名為「多數」的群體，具有某種不被約束的力量，那將是件具有潛在危險的事情。身為一個受過教育的菁英，托克維爾顯然也如此認為。任何形式的暴政都是威脅，但他也認為與其他形式的暴政相比，多數決的暴政有著鮮明的特徵。托克維爾的政治思想常存著二元性，他對這個問題的反思也是如此：多數決暴政的問題有兩個面向，也會發展出兩種可能的後果。在兩卷 《論美國的民主》中，托克維爾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描繪了生活在一個多數人失控的社會中會有什麼不同的面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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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在第一卷中，托克維爾掛慮的是民主政治波動的一面。因此，當他在第一卷（於一八三五年出版的第一卷，比第二卷要來得樂觀）裡提及多數決的暴政時，這個詞彙反映的是美國民主政治中令人振奮的那一面裡的一小部分。在這裡，托克維爾描繪了如果民主政治讓人過度振奮，會使得政治變成什麼模樣。托克維爾說，在這樣的情境下，多數決的暴政看來就像一場暴動，一場名符其實的暴動。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裡，托克維爾為此給出的例子，包含了種族暴動、私刑正義與暴民統治。如果多數決被用來展現人們對少數族裔、對無法融入社會的人、對外國人的憤怒，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因為這是民主國家，且這種憤怒無法被制止，而施暴的人永遠可以占多數，又會發生什麼事情？托克維爾認為美國的民主永遠蘊含這樣的危險。在今天，我們用來形容美國政治這一面的詞彙是「民粹」（populism）。民粹指的是當群眾、暴民與為群眾和暴民喉舌的政治家，直白地表現他們對政治的懷疑、憤怒與沮喪，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他們認為如果這真的是民主政治，身為多數、身為這個國家裡的大宗族裔，他們應該要過得更好、政治應該要待他們更好。當那些自認為是多數的人覺得他們成了政治的輸家時，憑什麼稱呼這樣的美國是民主國家？托克維爾認為，這種政治上的直覺，有可能讓人傾向暴政，而美國的政治永遠都有可能被這種直覺狹持。托克維爾是正確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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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在第二卷裡，托克維爾表述了對多數決暴政的另一種恐懼。在這一冊裡，他呈現了美國政治另一個較為消極被動的一面。美國政治同時存在著一種多數人變得停滯、循規蹈舉的危險。活在一個認為多數人的決定是最好的決定，因為多數人的想法會得到最好的解答的社會，同樣也意味著活在一個文化變得粗糙簡化的社會，因為多數人可能是無知的。這會讓人們的生活變得怯弱死板，每個人都害怕與其他人不同而顯得招搖，同時也會單純因為旁人與自身不同就懷疑他人。僅管沒有了動亂、沒有了無所不用其極也要摧毀那些阻礙「多數」得償所願的嘗試，取而代之的卻是對那些脫穎而出、新奇、不甘平凡的人的否定。托克維爾認為，這也是美國民主政治始終存在的危險。多數人不一定會失控，但很可能會失去想像力。他擔心美國生活富含實驗的一面（那個他身為歐洲人深受吸引的一面），會被多數決暴政扼殺。這場實驗將會緩慢步向失敗，因為它將不再具有實驗精神，反而漸趨僵化，淪為它試圖逃離的歐洲社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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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美國政治這兩種面向將一直存在，而我懷疑托克維爾不確定哪一個會造成更大的危害。真正更大的危險在於，兩種扭曲民主政治的方式——民粹與盲從——會互相滋長。正如托克維爾所說，民粹主義有一個略微不尋常的特質，即民粹主義是群眾盲從的後果。因為民粹發乎於多數決暴政，所以即便是民粹最狂暴的形式，也常包含某種對特立獨行的指指點點與苛刻反對。托克維爾的這點洞察迄今依然成立，只要聽一聽美國右翼保守派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那日復一日、自視甚高的刻薄評語，便能認出這一點。川普也會展現他自視甚高的一面，尤其是在他對生理機能（例如汗水、月經、細菌）表達厭惡噁心的態度時。他鄙夷身心障礙人士、鄙夷沒有生理吸引力的人，也鄙夷任何形式的外人。民主政治裡混亂的一面，總是離那種由厭惡構成的政治不會太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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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隨著時間推移，托克維爾對美國政治的發展越發悲觀。他年輕時被美國激起了熱情，在他寫下《論美國的民主》時，不少熱情躍於文字。同時他也單純地為美國的政治著迷。但在第二卷的結尾，他開始對美國這種政治示警，認為這種將政治依附於對平等與民主的未來有神意祝祐的方式，有可能變得被動、流於盲從。被動與盲從的人民會成為實質暴君的獵物，也是民選政治人物的獵物。這些政治人物會利用人民的被動、向人民提出安逸生活的謊言，並利用人民莫衷一是的指指點點，將其轉化以達到破壞民主的成果。美國民主政治總是存有這樣的風險。</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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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部分讓托克維爾變得越發悲觀的原因，是他自身的政治經歷同時也越發慘淡。他一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在法國：另一場法國大革命。這場革命發生在一八四八年，而那一年，前撲後繼的政治波盪席捲了歐洲大陸。有這麼一段時間，革命的巨輪似乎又開始轉動。許多不同出身的人對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投注各自不同的政治願景：對於像托克維爾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這個願景是透過憲法改革傳統的政治；對於更激進的思想家來說（包括許多社會主義者），這場革命意味著有可能徹底改變政治和社會。然而這一次，革命的巨輪沒有徹底翻轉，巨輪從來都沒有真的轉動。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失敗告終。對托克維爾來說，這些失敗部分是種解脫，因為他對巨輪徹底翻轉、甚至只是半轉都沒有太多興趣；但同時，他也經歷了自由主義者的失望。在他看來，哪怕他對改革抱有微薄的希冀，也消逝在政治的複雜性、歷史的深厚與人民的痴愚裡。由此看來，一八四八年體現了他對歐洲政治一直以來的恐懼，即歐洲的政治無法改革自身，因為它太容易陷入過往所犯下的錯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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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作為一名政治家，托克維爾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不只是書寫政治而已。時機允許時他挺身而出，實際藉由投身政治嘗試推動改革。但他不是一名太好的政治家。在 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動盪的政權中，他曾短暫出任法國的外交部長。在任期間，他嘗試為政局引入托克維爾式、對於可以如何更好地讓政治運作的方案——尤其是關於政治難免存在悖論、難免矛盾這一點。不出所料，這種嘗試沒有成功。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把這一次的經驗稱之為一段深刻的幻滅經歷。他對一八四八年的法國政治，有著狄更斯在十年前造訪美國時的體驗：這樣的政治有著表面的振奮、有著初始的熱情，讓人們認為也許這是一個新的政治的起點、認為這就是他一直在追尋的事物；然而他很快就發現了，在這些表面之下，政治已然腐化。舊政治依然延續，投身這樣的政治裡的人多是虛偽，其中沒有人坦然，願意不擇手段的人也將獲勝、劣幣終將逐離良幣。這就是托克維爾在一八四八年投身政治惹得一身腥的經歷與後續。法國並沒能透過這場革命自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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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與此同時，隔海相望，他看著美國一步步走上一條越趨危險的道路。托克維爾在一八五九年離世，比美國民主政治最大的災厄爆發還早了兩年。而這場災厄，正是霍布斯堅持認為任何政治制度不惜一切也該避免的境況：一場內戰。托克維爾沒有活著看到內戰爆發，但在他去世之前，他很清楚美國的民主實驗深陷嚴重困境。美國政治的兩個面向漸趨漸遠，而它們之所以不再相互滋養，正是因為美國政治默認了奴隸制的存續。美國社會向來被深刻的種族分歧，以及伴隨這種分歧而來的緊張氣氛籠罩。在奴隸制這個難題上，美國的政治變得更加動盪、也變得越發自滿。這個議題激起了更多的憤怒、更多的喧囂，與更多的表面波盪，但同時，很少有人真的試圖改變美國的政治、試圖拯救它或試圖嘗試新的政治。在他去世之前，托克維爾發覺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所講述的，關於美國民主政治的故事，將會變得越加暗淡——哪怕相比他在第一卷中起始的積極，第二卷中後已經變得暗淡。美國社會有著尚待解決的基本問題，而這個問題幾乎過於棘手。然而，美國民主那種表面的波動與深層的被動的奇異組合，並無法有效解決這些難題。要解決這個難題，絕對無法透過美國引以為豪的憲政秩序，美國必須要付出一些成本。</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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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但就算如此，托克維爾也沒有說民主不會是政治的未來——我認為他從來不相信如此。他依舊認為民主是某種蘊含神意的政府體系，是上帝意旨人類所該擁有的制度，因為托克維爾認為民主的根本原則最終將成為所有政治基礎的原則，即便在歐洲也是如此。而這個原則，就是人類在某種程度上是平等的。對托克維爾來說，現代世界的特別之處，就在於他所謂的「平等的情境」日益增強。現代性之所以與之前的時代有別，就在於現代性逐步地、漸進地脫離傳統的階級社會，用新的階級關係來取代舊有的社會階層，而這包含了將「多數」與「代表」視為階級頂端（所以少數應該服從多數、而多數應該服從代表）。階級還是存在，但舊有的階級制度開始失去掌握社會的能力。這不僅是個別社會的發展方向，也是所有社會的發展方向。這無法被阻止，而終有一日，這將席捲歐洲，就算一八四八年不是它在歐洲實踐的一刻，那一刻終究會到來；而最終，它將會席捲全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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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在《論美國的民主》裡，托克維爾嘗試提出一個讓民主政治得以持盈永續的想像。在這個想像裡的民主政治，將不會受美國生活的起起落落，更不用說美國選舉的起起落落，或受歐洲國家的政治動盪影響。托克維爾描繪了一個關於政治的未來，在那個想像裡，世界各國最終可以區分為兩種政治形式：一種以美利堅合眾國為代表，另一種以俄羅斯為代表。這裡的俄羅斯當然是他那個時代的俄羅斯——一個貴族社會，比美國甚至英國、法國都還要受階級制度影響的社會；但與此同時，它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地域廣闊、不受歐洲小打小鬧所限制。托克維爾認為，在現代性的政治世界裡，美國和俄羅斯最終會代表兩種相互競爭、關於我們該如何構成國家的願景而發生衝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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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在冷戰期間，這個近乎預言的願景，是讓人們重新閱讀《論美國的民主》的原因之一。自他去世迄今，托克維爾的著作反覆的流行與退潮。有些讀者覺得他的論述既深刻又富有遠見；其他人則看到一個容易受騙的法國貴族，看到他如何在旅遊中對異國的政治過度振奮，而後開始反悔。從一九五〇年代到一九八〇年代，許多讀者認為托克維爾已經深刻掌握了兩極政治形塑世界秩序的未來。從這個立場觀之，俄羅斯指的是蘇聯，而不是帝制時期的俄羅斯，而蘇聯是一個從追求政治平等的意義上，比美國所經歷過的任何嘗試都要極端、專橫、虛偽的實驗。但就算俄羅斯成為蘇聯，托克維爾關於美、俄兩極對抗的啟示仍舊適用。然而，蘇聯這個美國民主政治的對手崩壞，也證明蘇聯的實驗失敗。於是又一次地，在二十世紀末，美國的民主看起來仍舊是神意的體現，是上帝對宇宙的安排的一部分。 正如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的導言中所寫：「想要阻止民主政治，似乎就是在與上帝本人對抗。」民主一直都是政治的未來，而在一九八九年，這個未來已經到來。也許在當時，我們到了歷史的盡頭。也許是如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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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在今天，我們又開始活在兩極強權相互競爭的世界，但這不再是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競爭，而是美國與中國之間。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競爭模式依然符合托克維爾的預期。這兩種政治體系都宣稱他們體現了未來，也都宣稱他們體現了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並不是民主，而是平等的代表制。中國這個國家代表了中國人民，而美國則代表了美國人民，兩個國家都宣稱，他們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代表並保護他們的人民，然而他們所體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其中一個國家有著民主政治，其中一個沒有。兩種體系也體現了非常不同的政治控管的方式，對於該如何實驗政治也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在二十一世紀初，是中國政府還是美國政府更有能力面對自身所面對的挑戰，尚未有定論；而哪一個國家面對著更大的道德潛在危難，同樣沒有定論。中國和美國都有足夠的能力，自認能夠安然擺脫它們所犯下的錯誤，直到它們犯下對所有人來說都足以致命的錯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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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我並不清楚這個中國與美國的兩極政治故事會走向何方，而我想沒有人會清楚。有許多政治評論家相信，我們正在經歷一個世界霸權從美國過渡到中國的世紀，是從一種對平等的理解轉移到另一種理解的時刻，也是從民主政治轉移到另一種政治的世紀。當然，要就此下定論還言之過早。但至少我們可以清楚明白，托克維爾說民主是一項重大實驗的敘述是正確的，而如果民主真的是一場實驗，它就不能是神意的展現，因為實驗總會有失敗的風險。</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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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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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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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10"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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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10-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 譯註：英格蘭與蘇格蘭這兩個王國，在一七〇七年兩國議會通過了聯合法案後，正式成為不列顛王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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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09"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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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9-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2]</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2.1"> 譯註：「路徑依賴」是社會學與經濟學的用語。概略言之，它指的是過去已經發生的事件，對於未來事件的開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用這個術語來描述法國大革命，所表示的多為法國大革命之後的動盪，並不全然是因為法國大革命推翻了王權使得政治失序，而是因為導致法國大革命的十八世紀法國根本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並沒有被革命這個政治事件解決。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國社會依舊被已然發生的社會經濟問題所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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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08-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3.1">[3]</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4.1"> 譯註：這是一種獨特的政治神學觀點，相信人類文明未來的走向將會符合神意，因此人類必須要以行動來落實上帝的意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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