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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政治哲學的12堂Podcast:現代國家如何成形?民主自由如何誕生?性別平等如何發展?一探人類文明邁向現代的關鍵時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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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itle"><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七五年）出生於德國林登（Linden）一個優渥的世俗猶太家庭。在她前往海德堡大學之前，她在馬爾堡大學就讀時與老師兼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有過一段短暫而熱烈的戀情。在一九三三年，她因為參與支持猶太人的運動被蓋世太保逮捕並拘禁了八天。她在獲釋後逃往巴黎，直到一九四〇年代被納粹拘禁。在一九四一年年初，鄂蘭逃到美國，定居紐約。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她都定期為一份美國猶太裔報紙《建制報》（</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Aufbau</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撰寫專欄。在一九五一年，她出版了《極權主義的起源》（</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她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論革命》（</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On Revolution</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7.1">，一九六三年）、《黑暗時代裡的人》（</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8.1">Men in Dark Times</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9.1">，一九六八年）和《共和國危機》（</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0.1">Crises of the Republic</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1.1">，一九七二年），其中《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2.1">Eichmann in Jerusalem</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3.1">，一九六三年）是她最著名的著作，最早連載於《紐約客》（</span><span class="Italic"><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4.1">The New Yorker</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5.1">）雜誌。她有過兩段婚姻，第一次婚姻是與哲學家和詩人根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第二段則是哲學家與詩人海因里希．布呂歇爾（Heinrich Blücher）。她是重度的煙癮者，在自家公寓裡招待朋友來訪時因為心臟病發作逝世。由瑪格麗特．卓塔（Margarethe von Trotta）執導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於二〇一二年上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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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6.1">到目前為止，我所談到的許多作者都激烈批評現代政治的基本觀念，因為他們厭惡他們所見到的現代國家。沃斯通克拉夫特因為被國家拋棄的一切（那些國家視而不見，試圖隱藏或忽視的權力和腐敗）而厭惡國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厭惡國家，因為他們認為國家試圖將一切（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中的所有權力、腐化與壓迫）凍結在原地；甘地則出於現代國家對生而為人的經驗所做的一切（國家機械化、理性化、扭曲而後腐化了人作為人的經驗）而厭惡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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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7.1">這些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拒斥霍布斯對政治的理解。因為現代國家過於機械化、過於理性化也過於客觀，而這讓它遺棄了、僵化了、扭曲了也腐化了許多事物。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馬克思、恩格斯與甘地都不曾真的將霍布斯納入思辨的一環裡。他們並不需要這麼做，因為對他們來說，霍布斯不過是觀念史上一個偶然的過客。如果你是甘地，如果你正在為印度獨立而戰，你不會浪費時間去在意霍布斯；而馬克思與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不會這麼做，因為他們有其他事情要擔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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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8.1">但這一章的主角非常明確地在擔心霍布斯。漢娜．鄂蘭認為，現代政治之所以出問題，有許多（不是全部，但夠多）因素必須歸咎於霍布斯。她認為這種將政治視為經過精密計算、理性主義的理解方式，這種機械性、化約、迴避風險的理解方式，不只扭曲了政治原本的樣貌，也大大降低了可能的發展。在現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它同時也削弱了人之為人的條件，而在這個意義上，也攪亂了現代世界。鄂蘭賦予這種災難性的政治思維什麼樣的名稱呢？她說，這是「霍布斯式」的政治。當然，這不會只是霍布斯的錯，這麼想很荒謬；但用鄂蘭的話來說，利維坦的形象代表了某種像是現代政治的原罪，人們想利用利維坦來建構一個更龐大、更機械、更非人的自我。在《人的條件》這本書裡，鄂蘭盡了一切努力想要消除這麼一個現代政治的形象，而這表示她想要擺脫我在這本書裡所講述的關於現代政治的故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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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19.1">正如我在本書開頭所說，如果想要講述一個政治觀念史的故事，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起點。鄂蘭認為《利維坦》將是非常危險的起點，因為它忽略了所有更早之前且十分重要的政治觀念。某方面來說，鄂蘭之所以把霍布斯看作政治思想上的其中一個反派角色，是因為她想藉著這麼做來說明這個關於政治的現代故事不過是種偶然。這並不是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起源，只是在一個更長遠的人類故事中間偶然出現的事件；甚至，在這個故事裡，它的出現相當晚近。它不過是一條可供採納的道路，也不過是恰巧成為被採納的道路，但這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除了霍布斯式的政治之外，我們還有許多其他種運行政治的方式。鄂蘭並不緬懷前現代對政治的理解，也不思念前現代的政治概念。她並沒有想要倒轉時間，讓我們回到古希臘或古羅馬的時代。然而，她確實認為，前現代的政治概念，那些在現代國家之前的事物有些值得被從過去拯救回來——幾乎可以說，鄂蘭試圖想要從現代國家對政治的所作所為中拯救它。</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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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0.1">在今天，許多人仍然深深著迷鄂蘭。她是一位迷倒不少人的政治思想家，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大學裡。很多學生都讀過鄂蘭，也有很多學者發表研究鄂蘭的文章。至少在英文世界，她也許是二十世紀裡人們最常著述探討的政治理論家，而人們之所以被鄂蘭吸引，並不全然都是因為她的思想，同時也來自鄂蘭的一生、來自她所經歷的一切。鄂蘭的人生，在許多不同層面上，被現代政治的黑暗核心、被現代國家最糟糕的一面、被現代國家恐怖暴力的核爆點觸及：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經歷過納粹政權的陰影籠罩了鄂蘭的一生，在她被黑暗觸及的經歷裡有三個特別的面向，讓人們持續深為鄂蘭著迷。</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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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1.1">第一個面向，發生在鄂蘭還年輕時。當時還是個學生的她，與她的老師——著名的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發展出一段深刻依戀的關係，包含了性關係。海德格將會成為另外一位影響二十世紀思潮的重要人物，在科技哲學與心理諮商等領域，其影響力延續迄今。但海德格同時也將成為另一種人。在他與鄂蘭的關係告一段落不久，幾年內海德格便成為納粹黨員，而這意味著他與納粹政權的惡行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共謀。他究竟是如何看待那群統治他的國家的怪物呢？沒有人有辦法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雖然這並沒有阻止歷史學家們對此進行猜測）。這是一段關於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猶太女性，與一位才華橫溢的老男人的故事，而那個老男人正好是一名納粹黨員；這也是一段令人著迷的故事，魅力也不曾隨著時間褪色。</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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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2.1">第二個面向，發生在希特勒上台後。和當時許多猶太人一樣（至少那些有能力這麼做的猶太人），鄂蘭逃離了德國，渡過了一段流亡歲月。最初，她逃到巴黎；而後，隨著法國被納粹入侵，她又逃到美國，兩度成為流亡者。這種流亡經歷本身也體現了二十世紀中葉觀念史的特質：有許多逃離納粹的德國人，包含許多最終流亡到美國的猶太裔德國人，形塑了當時世界的思潮。儘管鄂蘭在一九五〇年成了美國公民，她仍沒有成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人們通常以「出身德國的美國哲學家」來稱呼她。就像當時許多離開德國來到美國的哲學家，她的思想結合了兩個國家的特質，而這本身也是流亡經歷的結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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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3.1">鄂蘭與納粹的關聯的第三個面向，讓鄂蘭成了國際名人。在美國時，她已經憑著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建立了一些聲譽，也讓她備受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讀者們關注。但在一九六三年，她受到更廣泛的讀者群注目——那一年，她出版了《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這本書讓鄂蘭享譽全球，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句標語，讓人們能夠輕易記住鄂蘭的思想。 「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是她為這本關於艾希曼的著作所取的副標題，這五個字構成了鄂蘭最為人所熟知的詞彙，也是人們最常用來記憶她對這場大審的論述的標語。這個標語部分地總結了鄂蘭廣泛的思想，當然也只總結了部分，而這個部分是，盤踞在現代政治最為黑暗核心裡的並不是什麼恐怖駭人的存在，而是某個極為平庸的人。在一九六一年，鄂蘭前往耶路撒冷，觀察並報導了艾希曼的審判。在審判中，艾希曼被以猶太大屠殺的主要策劃者之一定罪，隨後被處決。然而，在這場大審中，鄂蘭所得到的結論是，一旦你摘下那些無名小卒的技術官僚的面具、如果你摘下那個戴著眼鏡瑟縮的人的面具，你並不會因此看到某種怪物，你也不會看到法西斯主義那惡魔的角與滴血的獠牙——不，如果你摘下技術官僚的面具，在面具之下，你所見到的終將只會是那個身為無名小卒的技術官僚本人。艾希曼是一個從頭到腳都再平庸不過的人，讓他變得如此危險的並不是因為他有著殘暴嗜虐的性格，而是因為他不會動腦思考。他就是一個聽命行事的人、一個國家的公務員，而他體現了理性主義與官僚主義政治的危險：如果公務員沒有能力思考，如果公務員只是機械化地聽從國家機器的指示行事，他們可以犯下最可怕的罪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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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4.1">在過去和現在，這個論點都深具爭議。這有一部分是因為這個論點似乎可以讓艾希曼脫身。有些讀者認為，鄂蘭的這個說法欠缺道德上的義憤填膺，而這畢竟是一本筆觸冷靜和諷刺的著作，因此這些讀者認為這是本失敗的著作，它沒有把納粹政權視為某種邪惡象徵、沒有把納粹視為現代世界的特例，而是將納粹視為現代世界的表現。鄂蘭本人當然拒絕把她的人生與思想化約成她對納粹的經歷，但她也確實把法西斯主義當作現代世界的象徵，而不是邪惡的符號。她認為法西斯政權是極權主義的典型代表，但極權主義不等同於法西斯，因為極權主義也包含史達林主義。在鄂蘭看來，這些極權主義政權有著遠超乎彼此意識形態差異的相似性，這是因為極權主義本身就是現代性的表徵，且極權主義國家有許多與現代國家互通之處：都是機械化、都欠缺思考能力、都沒有心靈也都足以動員大眾。一旦國家這個機器被設置成要推展一條毀滅性的道路，鄂蘭認為再多的現代性都無法拯救我們，因為現代性就是問題的一部分。以現代進步理念為名的那種道德義憤，永遠沒辦法阻止現代政治的慘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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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5.1">鄂蘭盡了一切可能，想要讓她的思想不至於被化約成她的傳記。鄂蘭肯定會對那種，認為她對海德格或艾希曼的經歷形塑了她的思想的理解感到震驚。但與此同時，她的性格也是讓她如此深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我必須承認，我一直對鄂蘭有些抗拒，因為她的思想既富爭議又如此流行。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曾閱讀鄂蘭，至少不曾好好閱讀鄂蘭，因為我曾經認為鄂蘭筆下有些論點聽來有些自命不凡的意味。她的論述當然極富野心，但與此同時，鄂蘭的名聲也有些浮誇，而說實話，那些著迷於鄂蘭的人也會有些令人不悅的表現。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對鄂蘭的感受就像英國作家保羅．梅森（Paul Mason）最近一本書其中一章的標題：「閱讀鄂蘭是不夠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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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6.1">但緊接著，在幾年前，我被一名學生說服了，並開始閱讀鄂蘭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人的條件》。這本書是在她出發前往耶路撒冷的幾年前出版，讓我徹底驚懾。這是一本完全超乎我期望的書，雖然還是有那麼些自命不凡的味道，但與此同時，這本書也非比尋常地廣博。書裡的觀念疊加交錯，寫作風格時而浮誇，時而又精準清晰得驚人。但真的讓這本書超乎我的預期的是，我沒有想過一本在一九五八年寫成的書會帶有如此接近當代的色彩，幾乎以自身的風格帶有先見之明。這是因為這是一本關於即將到來、屬於機械科技的時代的書。這本書警示我們，可能將要面臨被這種新機器主宰的世界。鄂蘭稱這種機器為「電腦」（computers）與「計算機」（calculators），而霍布斯也曾經使用這兩個詞彙。鄂蘭所思慮的，是那種新型、足以消化數位資訊的強大設備，就算這些設備還無法具有自主意識，卻幾乎就要具備某種獨立思考的能力。但鄂蘭指出，這種設備的運作只有在一種條件下能被稱為「思考能力」——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思維模式化約成單純的計算與運算，然而我們不應該這麼做。我們是人類，不是機器。</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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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7.1">鄂蘭指責霍布斯，認為霍布斯為這種拋棄智識責任的作為奠定了基礎，認為霍布斯是一個把政治化約成數字運算的哲學家。鄂蘭認為，她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所見到的那些機器，就是現代思想趨於化約的最新證明。除此之外，這種帶有數理思維的現代性所呈現的孿生機制（利維坦與計算機）將會相互滋長，而這種機械式、理性至上的現代國家，將為這種化約思維的機器鋪路，與此同時，這些機器則會引導出現代國家最為糟糕的一面。如果這個觀察在一九五八年是正確的，那麼在二〇二一年又是多麼適用？在二〇二一年，機器學習</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3-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3"><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8.1">[1]</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29.1">為電腦與國家提供了多少新力量？讓這本書看來如此具有先見之明的原因，在於它對一個特定議題的憂慮。鄂蘭擔心這種機械式、自動化的思維模式會如何影響工作的本質。這也是我們今天時常擔心的課題：工作機會將會何去何從？這種機器的發明，對人類擁有工作的經驗會有什麼影響、又會怎麼影響那些靠著工作維生的人？當我們看看未來的就業前景，隨著這種足以取代人類勞力、足以完成我們的工作的機器開始出現，維生方式似乎開始受到威脅——或至少，我們開始為這種機器的出現感到緊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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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0.1">有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得以總結鄂蘭對政治的看法，那就是解釋她對工作的想法。要這麼做，我們必須要區別三種人類行為的類別，工作只是其中一類。在《人的條件》裡，鄂蘭提及了人類在世界上採取作為的三種方式：第一個類別是所謂的「勞動」（Labour）；第二個是「工作」（Work）；而第三個則是「行動」（Action）。勞動、工作與行動。我們並不總會區別這三個詞彙，尤其是前兩者的勞動與工作，但鄂蘭認為我們必須做出這個區別。</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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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1.1">什麼是勞動呢？在鄂蘭看來，勞動是人類行為的自然領域，人類本來就會從事勞動，因為生而為人就是如此；這是屬於消耗的領域，我們藉由消耗足夠的能量來維繫生命——這是一個根本、幾乎帶有霍布斯色彩的想法，認為我們就是必須要做些什麼以確保自身是在運動中的生物。我們攝取能量，也付出能量。勞動的原初形態就是試圖攝取讓人得以充分維生的食物，而這通常是某種不屈不撓、足以折斷腰背的農業勞動，包含了翻土、播種、收割，就只為了從大地中攝取足夠的養分。這也可以意味著某種更具現代意義的勞動，藉由就業以賺取維生所需的一切，從事那些能夠讓我們照養自身或是養家糊口的工作，是卑微的、工業的、也是沒有靈魂的勞動。讓勞動之所以是勞動而不是其他形態行為的原因在於，勞動是無情的，人們必須持續勞動以維持生命。勞動因此時常是不斷重複、讓你日復一日反覆做著同樣的事情。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勞動也是間歇且零碎的，你取得了食物、食用了食物，然後幾個小時過後你又需要更多食物。這個循環永無止盡，但這同時也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因為沒有勞動，我們就會死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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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2.1">相比之下，鄂蘭所說的工作並不屬於人類行為的自然場域，而是人為場域。工作所帶來的是鄂蘭所謂的「人造物」（artefacts），而人造物無法脫離人類而存在。驅使人類勞動的是自然對人類存續的要求；驅使工作的則是同一批人試圖逃離自然的侷限，以組造某種原先不存在於自然的事物。從椅子到桌子、從房屋到工廠，工作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態。當然，工廠有可能是人類勞動的場域，但工廠的存在本身所能創造的事物，不會僅限於勞力。一個人造物可以是基於美感而出現，也可以是基於效能；可以是非常實用的器物，也可以是非常精緻的物件；可以是一個藝術品、更可以是一部憲法（而憲法是國家的架構）。讓工作有別於其他兩個類別的，是它所創造的事物將會持續存在（如果這些事物被合理創造的話）。人類可以製造出比人類存在得更久的事物，工作意味著人類的行為不再只是攝取能量與消耗能量，更意味著勞力的自然循環是可以被打破的。</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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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3.1">對鄂蘭來說，工作這個範疇，和技藝與技巧有著重要關聯。人們能夠製造出品質良好，也能製造出品質奇差的物件。想當然，不是所有由工作創造的事物都會長久延續下去。一張粗製濫造的桌子可能在隔天就倒塌了，但被精心製造的物件，通常會存在的比人類的自然生命來得長遠。這意味著當不斷付出勞動的人類生命結束時（這包含了製造人造物的人或工匠的生命，是的，藝術家也需要飲食才能維生），工作所創造的物件依然會存在。這個想法適用於藝術作品，但同樣地，也適用於憲政秩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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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4.1">最後一個範疇是行動。如果說勞動是自然的範疇，而工作是人造的範疇，那麼行動則更接近於虛構的想像世界這個範疇。行動指的是人類試圖想要講述關於自身生命故事時所做的事情，是指他們想要藉由在世界上做些什麼，留下屬於自身的印記。要能做到如此，人們主要仰賴的方式是語言，而行動是一種溝通的形式。另一個用來表述行動的詞彙是政治，這不是唯一的詞彙，但卻有可能是最重要的。這裡的政治，所指的並不是作為結構、骨架、規則、法律或律法的那種政治。這種政治的表現形式是人們共同在世界上展開行動，藉由語言互相交流彼此的希望與恐懼。這種政治所試圖要創造的是無法獨立於人類而存在的事物；但這種政治之所以無法脫離人類而存續，並不是因為它是人造物，而是因為這種政治就是一種人之為人的表現。我們可以把這種「行動」，和「敘事」（narrative）在小說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提並論——因為藉由行動所建立的事物永遠都是一種故事，而這個故事存在於行動產生的當下。這幾乎是一種不合時宜、與時間格格不入的存在。對鄂蘭來說，人類行動的一個特質就是行動總是倏忽即逝，你可以試著講述一個精彩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將會因為你的述說而存在；但當你把故事說完了，人們將不再清楚這個故事還留下些什麼。然而一個精彩的故事有可能是永恆，尤其當這個故事永存於聽眾的心理並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反覆傳誦時，因為只要還有聽眾，故事將會一直持續下去。這樣的故事甚至可以存在得比一張精心製造的桌子還要長久，也可以延續得比一個精良建構的國家來得長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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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5.1">值得一提的是，鄂蘭並沒有要暗示這是一種歷史進程。她要說的並不是一個，人類的存在條件從勞動進化到工作再進化到行動的故事。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在一九五八年，甚至在今天，多數人對人之為人的條件，最主要的經驗都是勞動、是不懈怠地追求那些必須被消化的事物以資維生。對許許多多的人來說，這就是人的條件，而且從來不曾改變過。但與此同時，鄂蘭的行動觀念卻是早先於工作觀念而存在，因為工作是一個屬於現代世界、屬於人工製造的概念，而行動的觀念則來自古代世界。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常見的錯誤認知：有些人認為鄂蘭的論點在於我們可以保留行動而不需要工作或勞動，並認為鄂蘭的論點，是要闡述一個理想的人類生命體驗，而在這樣的體驗中，人們一切的行為都是為了政治。然而，我們需要勞動，因為那些積極在這個世界上採取行動的人，也必須要滋養自身，即便這些人並沒有親身到田野付出勞力，也總會有人為他們付出勞力；與此相同，工作也總是會存在，因為總是會需要有人來製造那些能長久存續的事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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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6.1">鄂蘭明確指出，穩定且成功的政治，會需要一個精細構築的憲政架構，因此不能夠隨性打造憲政結構。所以鄂蘭的論點，並不是在指出行動是好的，勞動次之，而工作是不好的——這是一個指出現代人的生命到底哪裡出了錯的論點，但現代世界之所以出錯，就在於將這三個範疇相互混淆滲透。即便在一定的程度上，這三個範疇必須互相支持，我們也不應該混淆，但鄂蘭認為，漸漸地，我們這群現代人把它們混淆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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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7.1">鄂蘭特別警告了兩種混淆的形式。第一種是誤以為工作就是勞動，而混淆了兩者。這種混淆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人們將想要製造耐久人造物的念頭，化約成某種形式的消耗。鄂蘭的論點，批判了一種以消耗為核心理念運轉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公民將逐漸被化約成消費者，當人們擔心自然與人工的關係出錯時，人們往往認為真正的危險在於人造物開始殖民宰制自然界，擔心我們將會占有自然世界，並用機械化、沒有生命的人造架構來掩蓋自然。正如喬尼．米歇爾（Joni Mitchell）在他的歌詞裡所說：「人們鋪平了天堂，並在上頭蓋起了停車場／人們砍下樹木，好把它們送入林木博物館中／而他們向其他人收取一點五美元的門票，讓人們得以觀賞被砍伐的樹影。」這樣的景況發生在人造事物宰制自然界的情境裡。但這並不是鄂蘭所擔心的事情，我不認為鄂蘭對世界有一種喬尼．米歇爾式的觀點，因為比起擔心自然界被人造物殖民，鄂蘭更擔心的是人造物被自然殖民時，會發生什麼事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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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8.1">讓鄂蘭感到恐懼的，是屬於工作的世界會被勞動與消耗的結構與韻律所吞噬。她害怕工作變得像勞動一般不容休憩、循環反覆、永無止盡，而這都是基於消耗的核心：即便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會結束，但讓人類這個物種得以延續的勞動將永不止歇。勞動與工作不同，勞動沒有靈魂，而工作往往需要匠心獨具。某種程度上，鄂蘭的這個論點，是在攻擊十九世紀對工作與政治的理解。勞動（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勞工）與鄂蘭所說的工作毫不相同，馬克思所謂的勞工只是付出勞力的人，他們的人生毫不懈怠地追求維生所需的消耗；在鄂蘭看來，想要以這群人為基礎建構政治，並宣稱從這些人的人生經驗、從無產階級的視角來看待世界，將會帶來最深刻的洞見，便是一種範疇錯誤。</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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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39.1">但讓鄂蘭的書如此有趣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同時也批判了二十一世紀的政治與社會。我們畢竟不是活在馬克思的世界裡，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是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的世界。這是屬於亞馬遜（Amazon）的時代，也是網路消費的時代。在這個世界裡，我們藉由工作所製造的一切、所創造的所有人造物（不管是現實的還是虛擬的），都可以在網路上被消費。這讓我們消費人造物的方式，逐漸地染上自然消耗那種永無休止的節奏：永遠無法感到滿足、循環反覆、永無止盡。你買了某個你認為可以滿足欲求的東西，卻在兩個小時之後認為自己需要更多或其他東西來滿足。我們的慾望變得愈來愈難被滿足。誘餌式標題（Clickbait）</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2-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2"><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0.1">[2]</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1.1">就是工作被化約成勞動、人造物被化約成自然的現象。這就像我們不斷地想餵飽飢餓這個概念一樣，正是這種充斥著廣告的生活方式，創造了一個把我們都變成毫無止歇的消費者的世界。廣告創造了現代網路經濟，而從某種可能非常奇怪的方式看來，鄂蘭其實預見了這點。鄂蘭警告了這種化約對人的條件所造成的影響，而她的警告有著深刻的見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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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2.1">鄂蘭有另外一個更深層的政治憂慮，她把這歸咎於霍布斯。這個憂慮在於，人們可能會把行動化約成工作，但就像工作不應該被化約成勞動一樣，行動也不應該被化約成工作。這意味著人類透過語言與說故事所開展那些具有創造力、富含人性、政治的交流，不應該被化約成某種機械式的建構，因為這些都不應該是人造的，也不應該像機械。在鄂蘭心中，霍布斯是一個把行動的世界轉化成機械行為的世界的思想家，因為他打造了利維坦。而儘管霍布斯借用了《聖經》裡海怪的名字來稱呼他所打造的事物，彷彿他是在把人造物簡化成神話，但霍布斯實際打造的是一個計算機器、是一個自動機器、是一部處理數理運算或人體運算的機器。這台機器把公民化約成國家的主體，而國家的主體不過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這就是鄂蘭對霍布斯的批判：《利維坦》創生了政治機器，而政治機器最終製造了像艾希曼這樣的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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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3.1">關於鄂蘭有一個奇特之處在於，這本著作既深具見識卻又徹底過時。過時的原因在於，鄂蘭所看到、所憂慮的那種會不懈怠地將人類轉變成某種機械的機器，並不是我們今天所擔心的機器。當她想到「電腦」這個詞彙時，她想到的是某種處理數理運算的機器，而不是我們今天所使用的那種仰賴晶片運作的電腦。這是她在《人的條件》一書裡所說的片段：「大型電腦所證明的，是現代過於信任霍布斯所犯下的錯誤。這個錯誤是以為『考量後果』這種理性是人類最強、最人性化的能力。」這句話讓我特別留心的詞彙並不是「霍布斯」，而是「大型」，尤其是大型電腦。這種電腦是一九五八年出現的電腦，是當時商業世界的利維坦。它們體積龐大、足以占據整個房間，運作起來時不只聲量驚人還熱氣炙人，而它要花上整整一小時，才能做到手機在毫秒之間就能做到的事。鄂蘭在這種電腦上看到的是那龐大的體積可能會宰制人類；但鄂蘭沒有從電腦在處理運作事物的效能規模與速度上，來認識電腦的力量。換言之，她所看到的是物理規模上的巨獸之間的戰鬥。</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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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4.1">與此同時，鄂蘭最擔心的另一個科技是太空旅行。這在一九五〇年代末與整個一九六〇年代盤據了人們的想像，但在二〇二一年的今天，我們並不怎麼常想到它。對鄂蘭來說，把火箭送到太空是最先進的技術，在一九五七年，蘇聯的史普尼克一號（Sputnik）成了第一顆進入行星軌道的人造衛星，打入地球的軌道。而在一九五八年初，美國發射了自己的人造衛星，並在同年稍晚成立了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鄂蘭在寫作時，同時也想到了能夠觀測宇宙的大型望遠鏡。她在《人的條件》裡提到了，這會如何影響人類對自身的理解。我們可以觀測宇宙，意味著我們可以想像我們會怎麼看待宇宙；同時我們也會發現，與宇宙相比，我們顯得微不足道，不過是浩瀚宇宙中的微末斑點。事實上，從宇宙的觀點看來，我們所居住的星球、那唯一一顆可以供人類生存的星球、那唯一一顆讓鄂蘭所珍視的人的行動成為可能的星球，也不過是個斑點罷了。在鄂蘭看來，這就是科技的可怕之處，讓人類變得渺小、把人類和生存的環境縮小到幾乎不存在。人類成為了科技的一小部分、成了那看透宇宙的機器視野涵蓋範圍裡的一小部分，而我們正在利用這個機器來觀測宇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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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5.1">在今天，我們不再那麼在意火箭和望遠鏡，因為有其他的事情要擔心，而且我們也不覺得電腦是什麼體型龐大的利維坦。我們認為的電腦，是我們隨身攜帶、體積愈來愈小的物品，或是某個存在於所謂的「雲端」、難以簡單說明的系統。電腦可以主宰我們的生活，而我們甚至不會意識到它們的存在。然而，鄂蘭對科技的恐懼還是能與我們現在的經歷有所關聯，尤其是她提到人類將會因為機器而顯得渺小這件事——這不是一種體積上的比較，不是因為人類在龐大的機器面前顯得渺小，而是因為人類的生活與經驗將會被機器切割得瑣碎。某種程度上，新的科技使人類的經驗變得支離破碎，而科技讓人類變得渺小的方式，並不是像大型望遠鏡那樣在看入太空後反觀人類，進而把人類視為居住在浩瀚宇宙中一顆渺小星球上微不足道的生物；現在科技的視野關注在人類自身、觀測著我們的行為，並逐漸把我們視為分析網絡裡的數據點。套用歷史學家尤瓦爾．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說法，科技所做的是個人的「去個人化」（de-individuation），而這是新的資訊科學與新的數位科技所導致。我們變得支離破碎，因為被變成數據點的我們散落於各地。各種數據點記錄著我們想了什麼、我們那無止盡的消費欲索求著什麼、我們相信什麼、我們對什麼懷抱夢想、我們愛著什麼又愛著誰。哪怕是最為人性、最以鄂蘭所謂的行動為導向的行為，都可以被化約成數據點，即便是政治亦然。這就是一旦混淆了行動與工作的後果，而這正是鄂蘭所畏懼的，也應該讓我們感到畏懼。</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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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6.1">鄂蘭希望能夠在這樣的情境裡，挽救一種遠比機械化的政治更為人性化的政治。這必須要是以人類為政治的基本範疇，在這之中，人類得以思考、得以行動、得以述說屬於他們的故事。我們需要這樣的政治來解救人類，以免人類被科技的力量矮化乃至切割分裂。鄂蘭認為，政治是人類行動的根本場域，而她認為霍布斯扼殺了這個場域。政治是人類得以真正成為人類的場域，人類應該要是自身故事的作者，而政治行動正是人們得以授權自己的人生、成為自身人生的作者的方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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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7.1">霍布斯也使用了「授權」這個詞彙。他說，我們是國家的主體、是國家的作者。這意味著我們允許國家來講述我們的政治故事。對霍布斯來說，政治故事不會是我們的生命故事，因為我們生活中幾乎所有重要的事物、那些符合我們利益的事情，都可以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十七世紀的國家並沒有殖民人類生命經驗的能力，儘管它們有能力結束人類的生命；然而，在二十世紀，極權主義國家的確想要以政治來述說整個人類的故事；在二十一世紀，我們不得不去猜想，國家會不會想要做得更進一步，尤其當新的科技使得國家得以觀測每一個組成國家的個人時——在這之下，人類的故事可能徹底消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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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8.1">鄂蘭希望我們可以創造屬於自身的政治故事。她用一個醜陋又略為隱晦的詞彙來形容她所追求的成果，她說，行動是一種屬於「誕生」（natality）的空間。她的意思是，行動是某種意義上的重生，是我們讓非自然的事物誕生的地方，不是我們生產自然人的地方，因為這種自然的生產是一種勞力的形式，就如同我們還是使用「誕生」這個詞彙來描述分娩的過程一般，至少在機器介入之前，分娩屬於勞力的範疇，然而，隨著機器介入，連分娩這再自然不過的勞力也開始機械化。相比之下，政治是孕育自我並讓自我誕生的地方，這樣的自我會是一個我們能與之共存、賦予我們自主性、讓我們可以因應情境變化而重新自我形塑的自我。我們不會把這樣的自我變成某種人造物，我們在政治中所創造的自我會是人類的典型——也就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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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49.1">唯有藉由政治，公民才有可能誕生；鄂蘭認為，唯有當我們成功地擺脫霍布斯式理性主義那冷酷、機械的政治才有可能，因為那樣的政治把公民轉化成臣民。唯有當我們擺脫了那種視政治為計算機器延伸的想法，我們才能真正地活著。鄂蘭這麼寫道：「透過言說與行動，我們將自身投射進人類的世界裡。這種投射有如新生，而藉由這樣的新生，我們確認也接受了自身原初外貌的真實。這種投射既不像勞動那樣強加於我們，也不像工作是出於效益。這種投射是被其他事物所驅使，例如我們可能會意識到其他人的存在而渴望加入他們，就算我們加入了，我們也永遠不會被他們所限制。這種投射出現的衝動，從我們最早誕生於這個世界之時就已存在，而我們回應這個衝動的方式，是主動創造新的事物。」我認為鄂蘭的這個論點彷彿預見了什麼，也因此令人不寒而慄，哪怕從某方面來說，她根本上是錯的。這個論點弄錯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它完全誤解了霍布斯的現代國家概念想要達到的目標。也許這是因為我太關注霍布斯了，但我之所以關注霍布斯，有一部分是因為我認為霍布斯的理論展現了一些對我們來說已經成為基礎的選擇。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就在於他成功顛覆了前現代政治那種非此即彼的選擇。</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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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0.1">鄂蘭誤解霍布斯的地方，在於她以為霍布斯試圖想把人類的行動化約成機器的運轉；她以為霍布斯把國家建構成一個自動機器，是因為他也想要把構成國家的人民轉化成某種自動機器；她以為霍布斯想把人類轉變成機器人。我不認為在《利維坦》中有任何片段顯示霍布斯想把我們變成機器人。的確，在某種意義上，霍布斯認為人類就是機器人，因為他認為宇宙中的一切動靜都可以用機械運轉的原理、用數學的語言來解釋。但要成為人類，不僅只是成為一個自動機器，而霍布斯也沒有想要把政治化約成機器。用鄂蘭的話來說，霍布斯想做的是藉由工作、人造物、想像力、結構與技藝來創造一個人造人。這表示，他想要為那唯一有能力創生行動的自然物種，打造一個人造的版本——而那個物種就是我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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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1.1">換言之，霍布斯並沒有要把行動的世界化約成機械的世界；與此相反，他是想要為行動的世界添加新的事物。他所做的是利用人類心智的非凡能力，來創造某種足以模仿人類行為的事物，而這個事物與人類相比，將會具備所有成功的人造物所擁有的特質：將長久存在。霍布斯想要建造一個能夠比人類的行動還要存在得更加長久的國家，並藉此來確保人類的行動將永遠會有得以存在的空間。但這不是鄂蘭對行動的理解，因為鄂蘭認為最終會持續存在的事物是故事。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說，霍布斯所做的事情也包含了闡述故事，他說了一個關於現代國家的故事，《利維坦》這本書之所以會充滿如此多的隱喻與寓言，正因為它其實是一個故事。而它的目的，就是要激發我們對國家的想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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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2.1">因此，霍布斯與鄂蘭的說法存在著重大差異。說國家是一種人造版本的我們，和認為我們是一種人造版本的國家，本來就是兩件極不相同的事情。如果國家真的按照霍布斯的方式被好好地打造，那麼這個國家將會開始擁有自身的生命，也會有能力得以說著自身的故事。這些故事可以充滿想像力、充滿創造力、富含力量也充實；當然這些故事也可能不是如此，也可以是恐怖、愚昧、粗魯與殘暴的。人們所說的故事存在著各種可能，因為說故事本身是最富創造力的行動，人造人說的故事也是如此。如果霍布斯想做的是建造某種得以模仿人類行動的存有，那麼他所發明的實際上就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造機器，他認為這是人類政治問題的解答，而這很有可能是錯誤的認知。這很有可能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計畫，因為這種人造人有可能過度化約，使得國家所說的故事也可能過度化約</span><a id="_idTextAnchor008"/><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3.1">。也許國家的故事是只有機器會講述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可能會摧毀那些被牽扯進其中的人類。</span><span class="top _idGenCharOverride-1"><span id="footnote-021-backlink"><a class="_idFootnoteLink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1"><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4.1">[3]</span></a></span></span><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5.1">這種毀滅性的確是二十世紀的故事的一環，而這也是籠罩鄂蘭的生命、言語與行動的陰影——在所有的故事裡，最糟糕的故事便來自最糟糕的國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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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6.1">但就算鄂蘭誤會了霍布斯，她的論述還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正確的內涵，而我認為正是這些內涵，讓鄂蘭的論點得以呼應我們對這個充滿機器的世界所感受的焦慮。我們不會再為史普尼克一號這類的人造衛星煩心，也不會再擔憂IBM所製造的那種龐大、撼動邊牆、熱氣燙人、霸占你的辦公室讓你不得不搬到走廊避難的電腦。最常盤據我們心頭的是網路、智慧型手機、人工智慧與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機器，以及它們所帶來的各種可能。這些機器的確有辦法思考一些超乎人類能耐的事情，哪怕這些機器的思考方式與人類不同、哪怕它們沒辦法用鄂蘭認為是行動表現的語言來溝通、哪怕它們還沒有辦法講述屬於自身的故事。這些機器的運算能力、辨識模式的能力以及其他所有那些我們稱之為機器學習的能力，都超越了人類的思維能力。機器的確具有這種能力，對這種能力的恐懼也真實存在，而我們很可能必須要與這樣的恐懼共存上一段時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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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7.1">鄂蘭的論證中存在著一個錯誤的假設。她認為正因為霍布斯式的現代國家是一台機器，使得它必然會與其他機器站在同一陣線。這意味著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國家這台機器將全然為機器人服務，因為機器人得以滲透國家系統、因為國家不過是一台機器。但霍布斯式的國家絕不僅只是一台機器而已，它同時也是某種人類，機器的宗旨並不是要模仿機器如何運轉，而是要模仿人的行動。這個機器是為了與我們站在同一邊而被設計出來的，這是一台我們製造出來用以控管其他機器的機器，是我們建造出來站在我們這一邊以對抗那種沒有靈魂、沒有感情、機器人形態的政治與行動。在人工智慧的時代，在這個我們所生存的新的機器的時代，國家很有可能不會與機器站在同一陣線，而是與我們站在同一陣營。我們甚至有可能說，在面對這些新的科技時，國家是我們唯一擁有的工具，因為這是我們以自身為模型所打造，是我們唯一可以用來對抗機器的工具。</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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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text"><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8.1">鄂蘭寫道：「問題不在於我們是機器的主人還是奴隸，而是機器是否仍舊為這個世界及事物服務，又或是機器已經展開自動運轉的程序，並開始主宰甚至毀滅這個世界。」這仍然是重要的問題，是關於現代國家本質的問題，也是現代國家必須面對的問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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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 class="HorizontalRu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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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_id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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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23"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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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3-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59.1">[1]</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0.1"> 編按：屬於人工智慧（AI）的一種，基本概念為可根據所使用的資料來學習或改善效能的系統。</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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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22"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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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2-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1.1">[2]</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2.1"> 編按：最簡單的理解就是在社群媒體、網路上藉由誇張、聳動的標題，吸引閱聽者點進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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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footnote-021" class="_idFootnote" epub:type="foot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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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note"><a class="_idFootnoteAnchor _idGenColorInherit" href="#footnote-021-backlink"><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3.1">[3]</span></a><span xmlns="http://www.w3.org/1999/xhtml" class="koboSpan" id="kobo.64.1"> 譯註：作者在此所暗示的，是當國家淪為機器所造成的一個可能結果，是如二戰時期納粹的國家機器確實地以機械式的方式，展開了大規模地種族屠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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