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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杭州美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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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3"><h2 class="calibre14" id="calibre_pb_0"><span id="sigil_toc_id_52" class="calibre15"><b class="calibre6">杭</b><b class="calibre6">州</b><b class="calibre6">美</b><b class="calibre6">景</b></span></h2></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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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杭州地处东南沿海、钱塘江下游、京杭大运河南端，北宋时杭州隶属两浙路，当时人口20余万户，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之一。杭州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贸易繁荣，是全国四大商港之一，繁荣程度超过了苏州和越州（今绍兴），仁宗皇帝御赐“东南第一州”名号。</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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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53">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第5卷“宋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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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吴越纳土，首任杭州知州是宰相范质的儿子范旻。自此以后，杭州知州多“名乡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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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53">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第5卷“宋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宋神宗在位18年间，杭州共有12位知州；从宋神宗继位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34年间，共有20位知州（参表6）。历任知州思想倾向、生活经历并不相同，但大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曾位极人臣。苏颂于元祐七年（1092）任宰相，其他任执政大臣的分别是胡宿、赵抃、吕惠卿、蒲宗孟、王存、林希。另外，陈襄是著名的道学家；苏颂是著名的科学家；沈立精于河防，善治水；熊本通晓兵事，曾经多次在边疆立功；苏轼、陈襄、胡宿、赵抃等蜚声文坛，是当时一流的大文学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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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159">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第5卷“宋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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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东南地区经常遭受水旱灾害，因此杭州所在的两浙路不断兴修水利。在熙宁三年至九年全国兴修水利的高潮中，两浙路兴修水利1980个，在全国排名第二，水利田1048.5万亩，全国排名第一，上贡布帛、粮食等数量也在全国排名第一。在经济上，北宋政府对东南地区依赖越来越多，“自祖宗依赖，军国之费，多出于东南”“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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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159">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沈冬梅、范立舟：《浙江通史》第5卷“宋代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6—67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因此，考察杭州人物，对理解王安石变法具有重要的意义。</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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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7">表6 北宋中后期历任杭州知州及其政治立场</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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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18"><img src="../images/00006.jpeg" alt="" class="calibre19"/></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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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18"><img src="../images/00049.jpeg" alt="" class="calibre19"/></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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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6">资料来源：范小兰《北宋中后期杭州知州及其诗歌研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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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表6所列20位杭州知府中，支持变法的有6位，基本中立的有5位，反对变法的最多，有9位。同在杭州为官，在政治立场上却分属不同的阵营，具体原因是什么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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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240">范小兰：《北宋中后期杭州知州及其诗歌研究》，第21—30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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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考察20位知州的籍贯，浙江籍、福建籍居多，占了人数的一半以上。在浙江、福建籍十多位知州中，除了林希和吕惠卿外，其余大都与范仲淹及其熟人素有交往，形成了以范仲淹、欧阳修以及后来的苏轼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文人相惜，政治立场也相似。与此相反，支持新法的吕惠卿和林希二人，则被孤立，士林风评不佳。来自其他地方的杭州知州，新法的支持者邓润甫、熊本则来自江西，与王安石是老乡，有人怀疑乡邦旧情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宋朝官场，荐举制度十分盛行，荐举者对被荐举者有知遇之恩，由此容易形成政治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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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240">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范小兰：《北宋中后期杭州知州及其诗歌研究》，第21—30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另外，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确立，同乡、同年、师生等关系也成为官场上维持利益联盟的重要纽带。</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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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从任期时间长短来看，20位知州任期大多很短。伴随着北宋中后期变法政潮频起，地方官员调动、迁转十分频繁，导致能够安稳地度过一任的杭州知州非常少。宋初，地方官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任的任期制。任期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可以防止地方官在当地结党营私、垄断地方政治、尾大不掉，威胁中央。但地方官员任期过短，更替频繁，造成居官者刚刚熟悉民情便任满调离，或者有些官员无心留意地方政务。</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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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俗话说人各不同，这20位杭州知州也都有自己的故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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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王安石还没有当宰相前，胡宿就在杭州任职。他任职时已经70岁，可以说到杭州是为了养老；其后，这种正常转岗的情况就变得极为罕见。祖无择仕途不达，熙宁二年，他在杭州知州任上被揭发行为不法下狱，郑獬、陈襄、苏颂等反对派纷纷上疏营救。祖无择虽然没有明确反对王安石新法，但一直身处变法派的敌对政治阵营中，政治立场也倾向于反对变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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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116">[元]脱脱：《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第10419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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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新法实施后，郑獬拒绝用新法审理案件，遭王安石贬谪，以侍读学士出为杭州知州。在青苗法推行之初，他只是将青苗法在十几个地方张榜公告，让百姓自愿申请贷款，但由于百姓积极性不高，推行极为缓慢。郑獬认为，青苗法“但见其害，不忍民无罪而陷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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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116">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元]脱脱：《宋史》卷三二一《郑獬传》，第10419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但随着提举官进入两浙路，青苗法开始在杭州迅速推行，大量青苗钱得以发放，因推行新法不力，郑獬于熙宁三年四月被调离杭州。事后郑獬说：“张榜累月而无一人愿请，一日提举官入境，则郡县更相希合，举民而与之，此非强民为何？”张榜一个多月都没有一个人来申请，如今提举官一来老百姓就都跑去贷款了，这不就是强行摊派的结果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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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与郑獬的经历相似，赵抃屡次上书议论新法，都被宋神宗置之不理，于是求去，五次请辞后获准，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杭州。他在杭州第一个任期只有八个月，第二个任期为一年七个月。赵抃之后的沈立，没有参与新法之争。而陈襄则不同，曾五次上书反对青苗法，与王安石素有积怨。在历任杭州知州中，反对变法的占一半多，其中杨绘在熙宁四年为御史中丞，极力反对变法，曾说“免役法”有十害。丰稷多次抨击新党，被章惇打击，《宋史》本传记载章惇为置其于死地，曾一年之内令其亟徙六州。在宋哲宗执政后，丰稷还曾言旧党司马光、吕公著当配享宗庙。</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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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456">范小兰：《北宋中后期杭州知州及其诗歌研究》，第21—30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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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与新旧两党不同，苏颂是“明且哲以保其身”的典型代表。他与王安石是同年，虽然两人没有过多的交往，但也没有交恶。苏颂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新法，是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始终能中立审慎、就事论事的极少数人之一。熙宁变法时，苏颂在朝为知制诰，兼任的诸多职务中有判司农寺一职，负责制定保甲法、免役法，苏颂对此没有任何异议。另外，他还专门上疏对学校的体制、考评提出整顿建议，建议改革科举取士的取舍标准。他虽然不反对变法，但在一些事情上与王安石有分歧，比如拒绝草制超擢李定的任命，因此被罢知制诰出知地方。苏颂外任婺州等七个地方的知州，没有拒绝新法的推行。他与变法派另一个重要人物吕惠卿同乡，吕惠卿曾力劝他站到变法阵营从而获得高位，苏颂没有回应，还上疏救助被新党黜罢的祖无择等人。在个人关系上，苏颂跟保守派的很多人私交甚笃。对变法，他态度非常公允，完全从利弊得失的现实出发，既能肯定变法的有利方面，又敏锐察觉变法中存在的过激、用人不当等问题。因此，苏颂对除弊兴利、振兴国家有其独特的见解，身经五朝，在元老宿臣纷纷被逐斥的情况中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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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456">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范小兰：《北宋中后期杭州知州及其诗歌研究》，第21—30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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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元丰二年起，开始有杭州知州支持新法。邓润甫在杭州两年多，后来在宋哲宗亲政后，他首倡“绍述”之说，为新党重新执政开辟道路。而蒲宗孟在熙宁变法中参与吕惠卿主持的手实法，但因酷虐奢侈屡被弹劾。熊本曾治边西南渝州、泸州有功，称颂王安石变法。作为支持新法的骨干人物林希，在杭州任职一年多，曾被蔡襄举荐，投曾布而叛章惇，后来成为绍述新党的骨干。他被人诟病的事件是在“绍述”时期草制诏书，用“老奸擅国”之语极力诋毁元祐诸臣。据《宋史·林希传》记载：“推明绍述，尽黜元祐群臣，希皆密豫其议。自司马光、吕公著、大防、刘挚、苏轼、苏辙等数十人之制，皆希为之，词极其丑诋，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读者无不愤叹。”据说，有一天，林希草制之后，掷笔于地说：“坏了名节矣。”李琮任杭州知府一年多，《宋史》本传说他擅长吏治，但搜刮民财，为政严苛。李琮官位不高，曾因大力推行免役法被朝廷称赏。作为变法骨干的吕惠卿，与苏轼是同年进士，但二人立场完全对立。变法前，吕惠卿曾得到欧阳修、曾公亮等老臣赞誉，变法中他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颇有建树。吕惠卿在元祐中官职累贬，“绍述”期间多在边境担任军政长官，元符末才到杭任职，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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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杭州知州中，知名度最高、最为典型的人物是苏轼。在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八个地方做官）中，在杭州为官时间最长，前后约六年；次数最多，先后两次；成就最大，修建了苏堤；命运最多舛，被捕入狱4个多月。</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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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苏轼来到杭州，完全是因为他批评新法。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和王安石同列唐宋八大家。两人仕途理念不同，王安石号召变法，受到宋神宗的赏识而一跃成为宰相；苏东坡则反对变法，先被变法派排斥，后来又因反对全盘否定变法被保守派一再贬谪。</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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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虽然王安石和苏轼政治观点迥然不同，但人生之初发展轨迹有很多相似之处。和王安石一样，苏轼二十多岁参加科举考试，两人中进士时年岁相近，但王安石早了十六年。苏轼从四川眉山来到汴京，以全国第二名高中进士，比曾经第四名的王安石风头更劲。与王安石相似，据说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一鸣惊人，然主考官欧阳修猜测这篇文章是自己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为避嫌便把它压为第二名。在这篇文章中，苏轼提到“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连欧阳修也不知道出处，事后才从苏轼口中得知为其所杜撰。欧阳修惊叹苏轼善于思考，活学活用，赞叹他以后必能以文章独步天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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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335">张晓珉：《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83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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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第一份工作是淮南扬州签判，苏轼的第一个职位是陕西凤翔签判。王安石在扬州不受韩琦待见，苏轼与凤翔一把手陈希亮也搞得别扭丛生。陈太守是军人出身，当年在长沙为官时曾经一口气搜捕过七十多名欺压百姓的地痞流氓。但此时陈太守年事已高，看年少气盛、颇为自负的苏轼很不顺眼。当时，府衙差役尊称制科出身的苏轼为“苏贤良”，陈希亮听后训斥道：“府判官，何贤良也？”还命人将这些巴结苏轼的人打了一顿。每次举办宴会，陈希亮有时连比苏轼官小的都邀请，就是不请苏轼。次数多了，苏轼索性什么宴会都不参加，陈希亮竟以“无故不参加中元节聚会”为由，罚没苏轼1600文钱。而且，不管苏轼起草什么文稿，陈希亮大都修修改改，更有甚者，有时看也不看就直接把苏轼的文稿扔了，让自诩文章名满天下的苏轼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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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335">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张晓珉：《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遇到这种上司，苏轼憋屈无比，在给弟弟的信中说“思乡心似雨难开”“虽无性命之忧，且复忍须臾”。在给这位太守后园楼台写《凌虚台记》时，苏轼借机嘲讽奚落一番。苏轼生性洒脱，不拘小节，而陈希亮冷峻严厉，处事不留情面，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矛盾，闹得最厉害的时候，甚至连皇帝都惊动了。多年之后，苏轼为陈太守作传，曾表达过惭愧的心情：“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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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不过，与王安石不愿任京官不同，苏轼在凤翔任满之后，按规定回到了朝廷。此时，王安石在扬州的顶头上司韩琦已是宰相，宋英宗获悉苏轼文笔漂亮，计划破格提拔他为知制诰（起草诏书）或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韩琦认为人才应该一步一步历练，官场应该讲究秩序和规矩，请求皇帝收回了破格提拔苏轼的想法。治平三年苏轼父亲苏洵去世，他扶送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守孝三年之后，苏轼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主导的变法轰轰烈烈地展开。同年五月，苏轼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王安石多录取赞同变法考生的做法；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苏轼将新法比作深夜驾车，周围都是万丈悬崖，而车夫还纵马狂奔，随时会车毁人亡；在《上皇帝书》中，苏轼认为变法“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过于急功近利；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将变法比作医生在患者身上胡乱试药，不顾病人的生死，他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主张可能多属于老生常谈，但他在批判新法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正是这滔滔雄辩的文章，给苏轼惹来一生的波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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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126">罗强烈：《人品风流：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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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苏轼指桑骂槐，舞文弄墨，反对新法，甚至一度动摇了宋神宗改革的决心。尽管如此，王安石还是尽量容忍，不想和苏轼计较。御史谢景温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传统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趁此拿下苏轼轻而易举。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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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126">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罗强烈：《人品风流：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 class="epub-footnote1"/></a></sup>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违背天理，独断朝纲，这已经超出个人恩怨，属于“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决心把苏轼赶出朝廷。在王安石的示意下，熙宁四年四月，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此后，在王安石执政期间的熙宁七年（1074），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1076）又迁徐州知州。从苏轼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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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虽然变法派没有阻挠苏轼升迁，但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新法一直评论不断。在杭州时，苏轼做了很多诗文批评新法，后来被沈括抄写下来，作为弹劾苏轼的凭据呈报宋神宗。比如，苏轼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被曲解为“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苏东坡什么都说，所以得罪了好些人，都睁大眼睛找他的错。另一方面，苏轼在政治上没有站队，既反对新法，也反对旧党，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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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元丰二年苏东坡被调任湖州，然后例行公事地上了一篇谢恩的折子《湖州谢上表》，发牢骚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指那些升官过快的无能之辈；苏轼称自己不“生事”，被指责暗示“新进”人物“生事”。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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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光写这几句诗还不算罪过，偏偏凑巧，当时出版了《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进”提供了充足的材料。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潜心钻研，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等也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提出了应处苏轼极刑的四项理由：“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变法派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心中不满，乃讥讪权要；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苏轼所写诗虽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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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宋神宗很生气，命人将苏轼抓到了御史台受审。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此案称为“乌台诗案”。苏轼在大牢里待了一百三十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甚至还在狱中写了两首绝命诗。</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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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70">此时，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上书“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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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宋神宗一时举棋不定。立国之初，宋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这时，王安石为苏轼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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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70">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此时，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上书“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 class="epub-footnote1"/></a></sup>，再加上身患重病的曹太皇太后也出面了，同属于苏轼口中“新进”的章惇也积极地营救，并不惜与宰相王珪翻脸。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违背祖制，再加上宋神宗自己也喜欢苏轼的才华，所以免了苏轼的死罪。</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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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据史料记载，有一天晚上，苏轼所在的牢门打开，一个人走进来，往地上一躺就睡了。苏轼以为是新来的犯人，没有理会，继续睡觉。四更天，他被那个人摇醒，那个人说“贺喜苏学士”。苏轼问祝贺什么，那人也不回答，头也不回地走了。原来，那个人是宫中的小太监，宋神宗派他去监狱暗中观察苏轼。第二天，小太监向皇帝汇报，说苏轼举止坦然，一夜熟睡，鼻息如雷。宋神宗听后，认为苏轼胸中无事，心里没鬼。</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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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61">张晓珉：《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第109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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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于是，苏轼保住了性命。但因为诽谤朝廷，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签署）公事。通过这一案件，皇帝整肃了纲纪、压制了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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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61">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张晓珉：《宋朝果然很有料》（第六卷），第109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给那些非议朝廷的人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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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264">[宋]苏轼：《苏东坡全集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582页。</aside><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60-281">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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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乌台诗案中，那些被苏轼引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没有多少人为苏轼出力，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称为小人、奸邪的变法派人士纷纷上书为苏轼求情。通过这次变故，苏轼的人生态度有了极大转变，激进思想慢慢转化，心胸更为豁达，以前是“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今朝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熙宁元丰年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不断接触新法，所以“实践教育了他”，他在给滕元发的信中说，自己在新法施行之初，就存在偏见，有很多批判评论，“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日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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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264">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宋]苏轼：《苏东坡全集7》，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第3582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苏轼觉得新法行之得当也能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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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60.html#footnote-60-281"> <img src="../images/00046.png" alt="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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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黄州四年后，苏轼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轼在江宁相聚，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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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和苏轼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轼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轼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滕达道书》中，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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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6">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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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6">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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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这是苏轼历经仕途坎坷之后的由衷之言。四十八岁的苏轼，在诗中真诚地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或许钟山相会后，苏轼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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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和苏轼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宋神宗驾崩，十岁的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轼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应该保留其中的合理部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轼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王安石去世后，苏轼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按宋史权威邓广铭说法，苏轼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传达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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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和苏轼皆为文坛领袖欧阳修的门生。从性格上讲，两人都极有个性，王安石很固执，苏轼是个大嘴巴。王安石最爱解字，他曾解“波”字，说波就是水的皮啊。苏轼说那“滑”岂不就是水的骨头？因此，王安石很烦苏轼，可是苏轼却最爱迎烦而上，没事就问他：“牛比鹿长得壮，鹿比牛跑得快。但为什么三个牛的‘犇’字，意思是跑得快，而三鹿的‘麤’字意思却是粗壮？”不仅如此，苏轼偏偏要继续逗笑：“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王安石答不上来。据说，有一次王安石向苏轼请教，问“鸠”为什么写成九鸟？苏轼戏弄地引用《诗经》“鸤鸠在桑，其子七兮。”儿子有七只，再加上爸妈，刚好九个。作为文学圈同道，王安石和苏轼惺惺相惜，对对方的文采大加赞赏。王安石写的词不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被看成是怀古词的巅峰之作。连苏轼看了之后，都大为赞赏，说王安石真乃野狐精也！这倒不是说王安石是个狡猾的老狐狸，而是赞叹王安石写词的功力。而王安石对苏轼的文采也是赞不绝口，说苏轼是几百年才出的大人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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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文学创作上，两人互相欣赏；但作为政治人物，两人观点不合。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经常上书反对，王安石虽然爱惜苏轼的才华，但也知道不可能把苏轼拉到自己阵营中来。在政治上，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轼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轼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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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任期间，苏轼自比唐代的白居易，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人，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印月”）作为标志。挖出的淤泥则筑成了一道长堤，后人仿效“白堤”命名曰“苏公堤”，即现在著名的“苏堤”，“苏堤春晓”后成为西湖十景之一。</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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