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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支持者如何变成了反对者</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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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chapter4_0011.xhtml" class="calibre3"></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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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3"><h2 class="calibre14" id="calibre_pb_0"><span id="sigil_toc_id_32" class="calibre15"><b class="calibre6">支</b><b class="calibre6">持</b><b class="calibre6">者</b><b class="calibre6">如</b><b class="calibre6">何</b><b class="calibre6">变</b><b class="calibre6">成</b><b class="calibre6">了</b><b class="calibre6">反</b><b class="calibre6">对</b><b class="calibre6">者</b></span></h2></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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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变法之初，参与新法的人很多，可谓“人才济济”。像李常、孙觉、王子韶等人都参与了变法，而程颢、苏辙等更是可堪一用的人才，但这些人不为王安石所用，被先后逐出，导致变法团队人才流失严重。为什么这些人离开了变法队伍呢？或者说，为什么这些支持者变成了反对派呢？让我们仔细分析，或许从中可以找到变法失败的原因，揭示用人方面的失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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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程颢与程颐为同胞兄弟，世称“二程”，是宋代大儒，理学家、教育家。在历史上，程颢参与并支持变法，而后才转向反对新法。早年程颢在任地方官时，采取过一些类似于新法的举措。熙宁元年，程颢向宋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对当时的教育和科举制提出批评，提出十条措施，倡导变法。熙宁二年二月，在担任条例司属官时，他积极支持变法。然而，同年八月，在吕公著的举荐下，程颢从条例司属官改任监察御史里行，变为台谏官，官阶也从著作佐郎升为太子中允。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是受皇帝直接领导的监察和弹劾百官的机构，地位非常重要。职务的变化，使程颢从新法的参与者变成了新法的监察者，对变法的态度产生了一些变化，在许多问题上与王安石有了分歧。</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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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114">[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癸亥条”。</aside><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313">[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第3110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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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在成都常平仓问题上，程颢与王安石看法不同，王安石主张在成都设常平仓，而程颢则认为不可。程颢说，成都人多米少，不应该设置常平法。王安石则认为，正因为民多米少，更不能没有常平制度，“米少则易以踊贵，以常平抑之兼并，乃不能使米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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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114">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清]黄以周等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七“熙宁三年二月癸亥条”。" class="epub-footnote1"/></a></sup>在能否卖度牒作常平本钱方面，两人看法也不同，王安石主张卖度牒，而程颢则认为不可。此外，程颢还多次上疏反对新法，在《谏新法疏》《再上疏》中，他多次建议废除摊派，禁止派遣三司使，建议实行免息政策。同时“二程”还认为要“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必须具备“时”“位”“才”三个条件，暗指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对此类批评，王安石在奏事时，评论“（程）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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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313">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七，第3110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这里的“权”是指变通之意。程颢则批评王安石说：“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两人遂成水火不容之势。</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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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170">丁涛：《论程颢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华夏文化》，2018年第4期，第17—20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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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程颢从变法派阵营中游离出去，转而反对变法，不仅仅是因为身份地位产生变化，更主要是因为二人观念上的分歧。当程颢担任条例司属官时，变法还处于筹划阶段，各项具体措施还没有制定出来，此时程颢曾支持变法。在程颢担任御史之后，王安石变法已经进入实施阶段，一些措施也显出了不利于百姓生计的方面，这与程颢以民为本、重义轻利的思想相悖，所以程颢转为反对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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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170">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丁涛：《论程颢对王安石变法的立场》，《华夏文化》，2018年第4期，第17—20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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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作为儒学的传承者和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程颢主张以民为本、重义轻利，体现在变法方面，就表现为重视百姓福祉，而不重视国家财政收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增加国库收入，与“兼并之家”等夺利。程颢坚决反对“与民夺利”，由此也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相关举措。同时，“二程”认为，要拯救当时的局面，需要把握住“心性”指导“行为”这个不变之理，相应改变人们的“心性”，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自律自省，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程颢曾多次上书宋神宗，表达变法不可行的观点，他甚至认为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还没有哪个改革因为反对者多而成功。</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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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58">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988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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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曾与程颢论学，越说越不投机，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意指艰涩难行。程颢针锋相对地说：“参政之学如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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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58">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988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讽刺王安石不切实际，不能以身体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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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撇开观点孰是孰非不谈，单就胸怀气度、处世用人谋略以及团队建设而言，王安石都做得很不够，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与气魄。作为当时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二程”有很高的理论成就。当时程颐在京城授徒讲学，颇具声望。王安石以一己之力与他们“为敌”，结果是两败俱伤。在此之后，“二程”以理学大师之尊，抨击作为变法基础的王安石新学，认为新学不成系统，变法以错误的王安石新学为理论基础是谓“革之不得其道”。“二程”对变法的合理性和理论框架提出质疑，让王安石更是难以招架。</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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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本来是观念的差异，最后转化成相互攻讦，导致变法公信力严重受损。因反对新法，程颢被贬至洛阳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后来，司马光上台后，欲全面废除新法，重用“二程”，遭到他们的谢绝。程颢托人给他带信说：“君实（司马光）忠直，难与说”，意思是司马光个性太直，难与之合作；而程颐则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不满，在信中对司马光说，假使“韩（琦）、富（弼）在时，吾犹可以成事”。“二程”的言行说明，他们其实既不是保守派，更不是趋炎附势的小人，而是和王安石一样有着自己的变法理念和做人做事原则。但在王安石主政时，他们既未能施展才干，又不见容于变法派。</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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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另一位由变法支持者变为反对者的代表人物是蜀学早期重要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从早年积极主张变法到后期反对变法，从参与变法的人员到反对变法的被贬人员，其间的历程，或许可以令我们看清变法的一些运行逻辑。</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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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说字同叔，四川眉山人，是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弟弟。嘉祐二年，苏轼、苏辙兄弟考中进士。在以后的官宦生涯中，苏辙位至执政，政治地位比苏轼显赫得多。</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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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中举之后，苏辙给当时的枢密使韩琦写了一篇《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干谒”意指对人有所求而请见，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文章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同时苏辙也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为文的经历，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这就是著名“文气说”。虽然当时苏辙只有十九岁，但他的“文气说”却新颖独特，别开生面，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也给韩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韩琦对苏辙尤为关心器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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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嘉祐五年二月，宋仁宗下诏制举，于是苏轼、苏辙兄弟留京应考。“制举”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高规格特殊考试，参加制举考试的人员不但要求学识渊博，而且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他们先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的考核。嘉祐六年八月，经欧阳修、杨畋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举考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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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据记载，当时参加制举考试的只有四人，为什么人数这么少？据苏轼的学生李廌《师友谈记》记载：当年准备参加考试的人很多，但宰相韩琦对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句话传出后，放弃考试的人“十盖八九矣”。据说，嘉祐六年开科之前，苏辙偏偏生病。韩琦上奏宋仁宗说：“今年招考的学子，唯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声望最高，而今苏辙病倒了，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有负众望，考试是否延期举行？”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一直等到苏辙痊愈，因此考试推迟了二十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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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631">[元]脱脱：《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19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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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这次御政殿考试题目是“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贤良方正”指德才兼备，道德端正；“能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苏辙作《御试制科策》，文章矛头竟然直指宋仁宗。在他看来，宋仁宗在庆历新政时，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结果半途而废，未见实效。于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观察皇帝您的意思，不过想让史官记下您的一时仁政，以邀美名于后世，为虚名迷惑而已。”他提出，治国当择吏，皇帝当择宰相，宰相当择职司，而现今朝廷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所以我认为皇上根本就不懂为政之纲也。这样指斥皇帝，顺带还把为政官员批评一通，可谓咄咄逼人；不仅如此，更为犀利的是苏辙直接批评宋仁宗的私生活，指责皇帝沉溺声色。他列举历史上六个昏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说这六位帝王都误以为天下安定，不愿意约束自己，沉湎于酒，荒耽于色，荒废朝政，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这些帝王的左右前后都是宫女妇人服侍，只听妇人之言，不肯听取法度正直之言。他认为，仁宗所为与这些昏君相似，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资政，便殿无所顾问。苏辙无所顾忌的批评，立马引起轩然大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幸运的是，宋仁宗是仁厚之君，他大度地说：“我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如果现在罢免不用，天下人怎么看我呢！”宋仁宗不仅不生气，反而更加欣赏苏辙的文章胆识，对苏轼、苏辙兄弟赞赏有加，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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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631">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元]脱脱：《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19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结果，苏辙得入第四等次。苏轼在制科考试中文辞婉转，表现卓越，入三等次。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者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御试制科策》对苏辙的一生影响深远，当时他饱受舆论争议，事后还被迫辞官，导致这位青年才俊多年仕途不顺。晚年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用道听途说的话议论宫掖之秘，自己也知道必会以此获罪，果然还是被相关部门认为不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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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353">[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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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返回家乡，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熙宁二年二月，苏轼、苏辙服丧期结束，返回京师。此时，宋神宗诏求直言，苏辙不禁奋笔疾书，写成《上皇帝书》。在上书中，他分析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认为存在冗吏、冗兵与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只要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但宋神宗看后，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他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每有新法出台颁布，王安石大都找他商谈，征求他的意见。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青苗法的弊端，使王安石一个月内不再谈论青苗法。王安石知道苏辙的脾气后，特别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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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353">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宋]苏辙撰、俞宗宪点校：《龙川略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4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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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后来，王安石推出青苗法，苏辙因自己的建议没被采纳，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视苏辙为异类，欲将其治罪，因陈升之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做二不休，上《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在这封请辞信里，苏辙说：自己参与变法工作才五个月，虽然夜以继日地操劳，但才疏学浅，议论迂腐，以至于每次商量公事，怎么做都不合时宜。苏辙所说的“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实乃幽怨之语，是对不得用、不见容处境的曲折表达。</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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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37-109">[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二《苏轼诗狱》，第2100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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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宋神宗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状后，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苏辙和苏轼怎么样？看他们的学问颇相类。”王安石说：“轼兄弟大抵以飞箝捭阖为事。”“飞箝捭阖”指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皇帝说：“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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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37.html#footnote-37-109"> <img src="../images/00007.png" alt="[宋]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二《苏轼诗狱》，第2100页。" class="epub-footnote1"/></a></sup>虽然宋神宗并未加罪苏辙，但准予苏辙离开条例司。秋末，苏辙离开条例司，出任河南府推官。</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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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苏辙无奈之下求去，成为王安石团队人才流失的一个样本。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青年，转眼间就被划入到反对变法者的阵营，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到底是苏辙个人的无奈选择，还是王安石处事不当所致？无论如何，他的离去都对变法事业造成了不利影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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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最让王安石痛心的是孙觉的“忘恩负义”。孙觉和王安石都是青年才俊，中进士时都二十多岁。早期，两人惺惺相惜，交往密切，少年得志的王安石踌躇满志，认为孙觉将来会帮助自己成就一番事业，对他十分器重。嘉祐四年正月，朝廷选拔天下的名士编校昭文馆书籍，王安石大力举荐，孙觉第一个被预选进京，由远离朝廷的太平县令晋升为馆阁校勘。馆阁校勘虽然职位不高，但位置重要，很多高官由此起步。孙觉也抓住了机会，写了《富贵二箴》一文，很合宋神宗胃口，被提拔为右正言（右正言是台谏官）。有一天，宋神宗和孙觉私聊，流露出对枢密副使邵亢的不满，认为他碌碌无为，想用陈升之取代。孙觉揣摩上意，第二天便上书弹劾邵亢，举荐陈升之。不料，宋神宗反而认定孙觉是溜须拍马、曲意逢迎的小人，一怒之下将孙觉降官两级，让其离京担任越州通判一职。更让孙觉难堪的是，朝廷还委任邵亢担任越州知州，做了孙觉的顶头上司。关键时刻，王安石再次伸出援手，设法升孙觉为通州知州，让其摆脱了尴尬处境。熙宁二年，在王安石的帮助下，孙觉被召还京城，担任谏官一职，不久又调至审官院，负责朝廷文官的考核选拔工作，成为朝廷上下举足轻重的人物。王安石多次对孙觉伸出援手，希望孙觉能知恩图报，在朝廷上不遗余力地支持新法。但孙觉的表现，却让王安石非常失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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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一件让王安石不满的事，是孙觉批评吕惠卿。当宋神宗征求孙觉对吕惠卿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说吕惠卿虽然有辩才，但私心太重，只是为了暂时的利益才屈从并迎合王安石，日后必成大患，宋神宗连连点头。王安石得知情况后，非常不高兴，认为孙觉不顾变法大业。</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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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不久，第二件让王安石不满的事情来了，孙觉公开上书反对“青苗法”，认为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比王莽时期的利率都高，是典型高利贷，国家一时富了，但天下百姓却贫困了，必须废除。王安石认为周朝曾经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贷款给百姓，但孙觉反对这种说法。</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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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事情还不算完，第三件让王安石不满的事接着发生了，孙觉反对王安石参劾排挤重臣的做法。朝中元老重臣如吕公著、司马光等人因反对变法下野或流放，孙觉看不下去，上书称朝廷现在是小人得势，有良心的重臣一提反对意见就被下放偏远地区，长此以往必然动摇国家根基。孙觉因事拜访中书省，王安石当面责怪他：“想不到学士你竟然这样！”两人的关系面临破裂危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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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但王安石还幻想孙觉支持他，恰逢大臣曾公亮上书说京城周边地区强行摊派常平钱（旧时官方预储供借贷的银钱），王安石派孙觉前去查究虚实。孙觉回到京师，向神宗汇报地方确有强迫的行为，还提醒皇帝，新法失去民心，天下百姓都不愿意与官府往来，请求朝廷不要给地方政府摊派指标，建议下令逐渐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做法。这个结论，让王安石非常生气，认为孙觉出卖了朋友，他决心惩罚这个忘恩负义的人。结果，孙觉被下放到广德军任知军。</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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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不仅如此，还有不少名望很高的人，也因反对新法，被排挤出朝廷。如文彦博、吕公著、韩维，这些人曾经是王安石的师友；欧阳修、富弼曾举荐王安石，但因持不同意见，这些人逐步成为变法反对派。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御史和谏官，如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离去。</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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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有评论认为，如果王安石保持一份清醒和理性的话，应该认识到此时新法实施更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变法越是推进，越是急需有正义感的台谏官员及时发挥“拾遗补阙”作用。然而，在传统专制文化氛围中，王安石虽然具有超出一般古代政治家的抱负和能力，但凭借皇权力量强制推行新法，始终无力跨越“权力专制”政体下的魔咒，反而不断加剧和滥用这个“权力魔咒”。到熙宁后期，朝廷敢言之士屡遭罢黜，致使士大夫“讳言时政”，严重败坏了北宋文人敢言之风。</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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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从以下表格（表3）可以看出反对派和变法派的人数对比，反对派不仅人数占据优势，而且人才济济，不少声名卓著、有社会号召力的朝廷重臣和当代大儒、文学大家都在其中。由此，可以推断，反对派虽表面落败，但在社会舆论上已占据上风，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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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7">表3 王安石变法中的主要人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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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18"><img src="../images/00050.jpeg" alt="" class="calibre19"/></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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