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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引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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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class="calibre3"><h1 class="calibre4" id="calibre_pb_3"><span class="calibre11"><b class="calibre9">三</b></span></h1></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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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纵观我国历史，不乏变法先例。春秋时期诸侯富国强兵的革新（管仲改革、子产变法等），战国时期地主阶级改革（赵武灵王改革、商鞅变法等），古代王朝为挽救统治危机进行的变法（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张居正改革等），还有少数民族为了稳定统治采用的汉化措施（北魏孝文帝改革），针对当时社会弊端，力图挽救统治危机。这些变法，大都以失败告终，变法者得善终不多。但这些改革无论成败与否，都不像王安石变法存在这么大的争议，是非功过的评价截然不同。千百年来，熙宁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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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变法到底有什么魔力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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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171">俞菁慧：《回望“孤岛”——写在王安石千年诞辰之际》，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3—74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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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从总体上看，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非常特别的经济社会改革，从学术、思想、理论到决策、立法、施行和政策调适；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风俗和人心；从中央、各部到州府、县镇和乡村，变法深入到国家社会的每一个环节、阶层和群体，它的拓展性、普及性、执行力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十分罕见，其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悖论、陷阱与困境，都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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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3.html#footnote-2-171">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俞菁慧：《回望“孤岛”——写在王安石千年诞辰之际》，纪念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73—74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从变法思想看，王安石变法最大的魅力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老百姓上缴的税率不增，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多，多么神奇的政策！但如何做到呢？一是增加经济总量，摊大缴税基数。二是政府少花钱，也能买到好东西。政府直接成立相应机构，贵卖贱买，同时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地商业化，将实物赋税货币化，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通过加快经济周转增加财富。但事实上，变法并没有按照这个逻辑施行，“不加赋”却加重了老百姓负担，扩大商品化却限制了商品经济发展，不想“与民争利”却在官僚和地主利益集团转嫁赋税的实践中变本加厉地“与民争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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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172">刘玉能、杨维灵：《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42—48页。</aside><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405">缪延亮、廖岷：《政策的非预期陷阱：体制机制视角》，第128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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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案例表明，良好的动机并不能确保良好的结果。出发点良好的政策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导致一系列非预期的社会效应，导致变法走向了当初设想的反面，掉入了“非预期陷阱”。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最先提出“非预期结果”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他认为“有意的社会行动产生的既不在意图之中，也不在意料之中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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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3.html#footnote-2-172">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刘玉能、杨维灵：《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一个理论简史》，《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42—48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包含意外收获，也包含意外危害。由于默顿分析的是一般的社会行为，因此他将出现非预期结果的原因归于疏忽、错误、意识形态偏执等导致的知识缺乏。与此不同，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到专家知识的运用可能带来的意外后果，强调抽象知识应用到具体情境中发生的“操作失误”、理想化的专家知识因脱离实践而导致的“设计错误”等。著名的社会风险理论学者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和扩大，人们试图减轻风险的各种努力，可能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未预期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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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3.html#footnote-2-405">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缪延亮、廖岷：《政策的非预期陷阱：体制机制视角》，第128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做好预防，可能导致比原来更加不利的后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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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非预期陷阱”概念只是说明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后果，没有解释为什么改革者没有避开“陷阱”。在理论上，西方公共政策理论专门研究分析了政策在设计、执行、评估等过程中失效的原因。马兹曼尼亚和萨巴蒂尔认为，政策目标不清晰、政策方案具有外部性，可能导致政策设计失效。戈金、斯托克等指出，导致政策失效的原因可能是政策执行主体相互冲突、缺乏合作、沟通不畅等问题。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通过分析具体政策案例，探讨政策执行效果偏离初衷的原因。其中，普雷斯曼和威尔达夫斯基对美国联邦政府“奥克兰计划”失败原因的分析，指出政策执行中“联合行动”的困难，揭示了政策设计与实际执行的偏差。通过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分析社会政策失灵的具体表现、内在机理、应对思路，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治理理论创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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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王安石变法的结果说明，政策运行并不只是具有正功能，有时还可能出现一些不利于社会秩序维持、妨碍社会发展的负功能。认识政策的负功能和潜在风险，是政策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不能仅仅陷于非黑即白的模式。历史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指出变法既有优点又有不足。</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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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经历过庆历新政的欧阳修提出“知易行难”四个字，他深知宋朝弊病积重难返，牵一发而动全身，制定法规与政策很容易，但要使新政推行而不受阻扰则很难；裁减冗官、杜绝营私舞弊不难，但要长期坚持，不受到攻击和诋毁则不容易。</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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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梁启超：《王安石传》，第3页。</aside><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170">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5—6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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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近代以来，维新派梁启超大声歌颂：“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王安石）庶足以当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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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2.html#footnote-2-62">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梁启超：《王安石传》，第3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而同时代的林语堂则得出“一项神圣不可侵犯的主张，永远是为害甚大的”的推断。针对同一个人，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为什么呢？连林语堂都不得不承认：“王安石所鼓吹的那套道理与中国当时所付出的代价，至今我们还没有弄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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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3.html#footnote-2-170">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林语堂：《苏东坡传》，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5—6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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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王安石距离古人远，距离现代人近。对于这场改革，人们在当时、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王安石变法不存在“最后的叙述者”，那段大家以为已经“了结”的历史并未了结，历经千年巨变之后，依然激荡回响。</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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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从林语堂、黄仁宇到当下，又过去了几十年，从工业社会向信息时代转变，国家又逢转折的关键点。</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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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那么，是不是到了该弄清楚的时候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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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围绕王安石变法，笔者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具有现代意涵的解读。由于变法涉及人的问题、制度问题与政策环境的问题，所以本书采用了综合政策分析工具，分析变法涉及的几大因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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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一个因素是政策的决策主体。任何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并执行的，人是国家治理及政策分析的首要因素，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人的价值理念、观点与偏好，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变法的主体——政策决策者是以北宋皇帝宋神宗及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年轻的皇帝素有大志，力图实现宋朝开国百年来“收复燕云，威服辽国，再造汉唐辉煌”的伟大梦想。但现实很骨感，刚刚继承大统的皇帝发现财政匮乏，钱袋空空，能干的人不多，添乱的人不少，寻找治国的英才成为皇帝首先解决的急迫问题。于是，倡导变法的王安石越次入对成为推动变法的骨干力量。</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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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二个因素是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过程。这就涉及制定政策的背景、决策、执行等环节，涉及政策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沟通协调与资源保障等一系列因素。变法之初，朝廷命令“熙宁八使”到各地察访，设立了变法机构三司条例司，推出来一系列富国、强兵、取士之法。变法政策一旦出台，就不得不面临政策执行“失灵的风险”，包括政策错位性失灵、缺陷性失灵、利益变异性失灵及负面性失灵。</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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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三个因素是政策实施的效果与反馈。一项政策若要顺利实施，不偏离初衷，需要对政策执行的过程进行有效控制，正确评估与不断回应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样才有可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适，保证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走到政策执行的末端，走进基层，听听青州故事、看看齐州烟云、欣赏杭州美景、感受陕西边境血雨腥风，细察政策具体执行的效果。</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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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四个因素是政策环境。变法本身形成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处在一个更大的系统中，这个更大的系统就是变法的政策所处的内外环境。北宋中期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一系列系统性社会危机，而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环境、小农经济为主的经济环境、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文化环境以及改造自然的生态环境，都时刻影响着变法政策实施的整个过程。另外，政策的模糊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也时刻影响着变法的整个过程，天灾人祸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而独掌天下的宋神宗伐夏失败，让人得以窥见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的“宿命”。</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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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为充分阐释和分析以上四个因素，本书分为九章：</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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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一章：从一次看似普通的基层调查入手，以韩琦上书反对青苗法为例，分析为什么皇帝相信两个宦官而不信三朝宰相，阐述调查结果被认可的主客观依据，揭示出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立场及主观认识差异。</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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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二章：进入宋神宗的生长环境和主观世界，分析宋神宗的志向和梦想。年轻的皇帝继承了一个危机重重的国家，最大的志向就是国家富强、打败西夏、收复燕云、威服辽国，恢复汉唐辉煌！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英才，如何觅到人才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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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三章：深入分析王安石其人其事。宋神宗找到了实施变法的人选——王安石。王安石是怎么被选中的？他提出了什么变法主张？本章主要介绍王安石的成长之路，以及他曾经在鄞县、常州进行治理的试点，从中发现变法政策形成的过程，探讨这些地方试点如何演变成一场涉及北宋国运的轰轰烈烈的变革。</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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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四章：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经过多方准备，变法终于启动。本章主要介绍北宋中期面对的盛世危机（严峻的社会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军事危机），分析了“八使”调研的安排及启动变法引起的三次激烈争论。新旧观念争锋、人事更迭，一些人进入变法队伍，一些人被先后逐出，本章深入分析了变法中的用人策略，着重分析了为什么一些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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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五章：变法全面展开，引发“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丽场面。通过东明县群访事件中的免役法、上香引起的市易法彻查之争，阐释变法斗争的剧烈程度，深入分析变革推动力量以及政策实施的重大缺陷，深入揭示了为什么一个看似利民的政策调整为何引发了一场滔天大祸。</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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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六章：不得不说的大宋军事。本章简要梳理了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设置军器监等法令和措施，与变法派共同畅想了通过军事改革实现人强马壮、兵精粮足、武器先进从而开疆拓土、一统山河的辉煌梦想。这个梦想，不仅更深一步揭示了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目的，也从一个小小保丁成长之路的艰辛曲折揭示了这个梦想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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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七章：一叶知秋。本章走进北宋的州县乡镇，看看变法引发基层的众生相。无论是欧阳修、郑獬和赵抃的青州从政故事，曾巩、苏辙搅动的“善治”与“恶法”交相辉映的齐州烟云，还是杭州苏轼修建的美丽苏堤和他遭受的牢狱之灾，以及大宋边陲陕西军民经历的血雨腥风，都深刻揭示了新法在各个层面激荡起的风云。例如，在齐州下辖的地区，积极推行市易法的德州通判赵挺之与反对新法的德安镇黄庭坚发生了激烈争论，两位基层官吏各执己见，公文往来不绝，被当时普通老百姓视为“怪事”。</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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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八章：变法遭遇的天灾人祸。城门小吏掀翻了当朝宰相，严重的旱灾引发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契丹的侵扰与变法派分裂导致的内外交困迫使王安石离开了政治舞台。</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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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第九章：宋神宗集大权于一身，独掌天下。继续进行变法的宋神宗，亲自改革内政，主持对外战争，但五路伐夏和永乐城失败摧毁了皇帝的斗志和精神。宋神宗驾崩，变法落下了帷幕，但也留下了一个争斗不休的摊子。其后，权力斗争加剧，“新法”几度恢复，但实际上完全变质，失去了积极的内容，变成了对百姓的肆意掠夺，原本“利国利民”的宏大改革一步一步蜕变成了“亡国害民”的恶政，“好的想法”变成了“恶的政策”。</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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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以上“四个因素”和“九个方面”的分析，似乎涵盖了王安石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是历史并非如此简单，王安石变法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惑，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答。有些问题是宏观的，有些却非常具体。怎么探索和解答这些问题和疑问呢？</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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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 type="footnote" id="footnote-2-68">《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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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毛泽东说：“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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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 class="calibre12"><a type="noteref" href="part0002_split_003.html#footnote-2-68"> <img src="../images/00053.png" alt="《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class="epub-footnote"/></a></sup></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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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calibre7"><span class="calibre10">让我们也从一次基层调查谈起吧。</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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