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1972年秋天，在处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时，辩护律师们和被告们经常到一家纽约出名的犹太餐厅吃午饭，那是史穆卡·伯恩斯坦的店，史穆卡必定和被告们很熟，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账单。每当要消化辛辣的罗马尼亚腌牛肉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狂热信徒就会对我们大放厥词，其中包括了领导人梅尔·卡汉和他的代理人瑞朋，他们谈的是在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他们快被彻底歼灭了，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而你们这些高唱自由主义的人做了什么事？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和那些安静的任由600万个兄弟姊妹被送进纳粹毒气室的美国犹太人有何不同？”
不停地听着这些言论，还要消化史穆卡的腌牛肉，实在是够困难的；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在缠讼期间，每到下午我都会胃胀气。巴迪·哈克特也住在波罗公园，他曾开玩笑说，在连续几个礼拜吃了清淡无味的军中食物之后，他了解到为什么他的胃会常常发炎，这绝不是天生的或长年不变的病症。
这些言谈不只是对我的胃有影响，它们还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家族中的某些人，像许多美国的犹太家族一样，是从苏联移民来的。我怀疑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远见、没有离开那里的话，现在的我会怎么样？我是否会变成跟随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异议分子？我是否会是个犹太“不准离境者”想尽办法要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或者，我会是沉默众生的其中之一？当我考虑这些选择时，我开始觉得对苏联异议人十负有责任。不只是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还要感谢我祖父母的远见，所以我有责任要做些事情。
但是我也了解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方式并不是我的方式。我憎恶暴力，特别是波及那些无辜的对象。我想我必须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当我听到梅尔·卡汉拉比说明犹太式的暴动时，我开始思量另一种在苏联保护犹太人权利的方法。
有个苏联的案子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并且也是犹太人防卫联盟要保护的重点，有14个犹太人和两个非犹太人的移民请求被驳回，他们劫持了一架小型民用飞机企图飞往瑞典，结果失败了。这个计划被苏联当局发现，并且把这群人全部逮捕，他们受审判并且被定罪，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是两名领导的犹太人被判死刑，此事引起全球哗然。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就在我们为这些苏联犯人讨论法律策略的时候，另一群纽约律师也正思量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将力量结合，组成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目的是为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协助。
写状纸和言词辩论是一回事，而要让苏联当局阅读它们并听我们说话，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美国律师加入并协助我们，我们相信苏联法律当局会听他说的话：那就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泰尔福德·泰勒教授。他在成为卓越的宪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是纽伦堡大审时美国的律师团主席。在追溯纳粹的战争罪行时，他曾和两个苏联律师一同工作过：罗曼·路登科是苏联的检查署署长，列夫·史密诺夫曾是路登科的资深幕僚，路登科后来还成为苏联的检察总长，并且是政治局的成员。史密诺夫则成为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伙伴组合起来，就是苏联法律制度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人士。
纽伦堡大审之后，泰勒的成就也卓越非凡，但是和他们并不相同。他成为美国法律界的良心。对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每个细节和面向，他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他实现了传统中最崇高的公正无私的精神，并且恪遵国际的法律原则。在美国介入越战期间，他写了本深具影响力的书，书名叫《纽伦堡和越战：美国的悲剧》。他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受到敬仰与爱戴。我见到泰勒是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时候，他在那里教了几个学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修了他所有的课，还希望有一天可以为他工作或者和他共事。现在，成为同事的机会来了，泰勒同意当我们苏联法律计划的主持人，如果我愿意主导法律研究和撰写状纸的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从找得到的证人那里尽可能地获得最多的背景资料，我们知道有很多证人，包括被告们的配偶和小孩，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为期一周的紧张访问中，我们尽可能地询问了大部分现在还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朋好友，还访问了另6个曾被审判、认定有罪且和我们的被告一起被关押的人。
访问时，每当谈到深夜的拘捕、秘密审判和狱中的凌虐时，他们总是激动得声泪俱下。很难真的懂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绝望会让这些男士和女士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几乎是会遭到逮捕并且受到长期监禁的。被告们的亲戚和被告的“同谋者”（就是未受审判的老婆和女儿们）诉说着这种种的事件，这些到最后，全都在1970年6月列宁格勒的劫持飞机行动中失败了。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故事的开始是在1969年，42岁的犹太飞行员马克·姆西茨，遇到38岁的犹太积极分子希里·巴曼。迪姆西茨是共产党党员，在列宁格勒受雇做工程师，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不得从事飞行员的职务。巴曼则是个律师也是个工程师，在列宁格勒的犹太社区里是个领导人物，他开课教授大家犹太历史、犹太语和犹太文化，迪姆西茨十分渴望到以色列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当飞行员，但是他无法从苏联当局取得移民许可。巴曼也很希望能移民，但是他的努力一样成空。其他上百个犹太人申请登记也同样被拒绝。这些犹太人们聚集起来被称为“不准离境者”。迪姆西茨开始构想一连串不大周详的计划，企图远离苏联。他想要制造热气球或滑翔机飞过边境，后来他想到比较可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劫持苏联TU1124型飞机，沿着它的飞行路线可以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并且一路飞到瑞典，在瑞典他可以寻求政治庇护，最后到达以色列。迪姆西茨把构想告诉巴曼和两个列宁格勒的犹太积极分子。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十分可以理解的）是非常热烈，毕竟这是在合法方法不断失败和挫折中的一线曙光。它似乎是惟一可以离开苏联的办法。
巴曼认得另一个犹太“不准离境者”团体的几个成员，他们是来自拉脱维亚海岸的城市里加。这个团体包括了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他新婚妻子希尔娃·莎曼莎。库兹涅佐夫是个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在他求学时代就有很长的异议活动的历史记录。在60年代，他曾帮忙编辑3本早期民主运动的地下刊物： 《句法》、《自食恶果》和《浴火凤凰》。在22岁时，库兹涅佐夫热中于批评苏联政体，这使他以“反苏联活动”的罪名坐牢7年。在牢中，他因为他的“态度”经历了很多困难。他早期对抗法律的行为和犹太人的问题无关。其实，他护照上的民族并不是登记为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父亲去世后，她就把家族的姓从犹太人的“葛森”改成俄国名字“库兹涅佐夫”。就在他第一次服满刑期的两周前，他向监狱官申请登记为犹太人。这是当局首次发现他竟然是半个犹太人，于是把他的身份从俄罗斯人改为犹太人；他们习惯于反对任何申请，而他的请求却被受理了。
在他娶了希尔娃·莎曼莎之后，他和犹太人的因缘更深了。这对年轻夫妻和希尔娃的亲戚们，全都申请移民以色列。不过他们不但被回拒，还不断受到骚扰、侮辱和挑衅。爱德华在狱中日记描述他的经历：
某人说着“以色列”这个字，并且带以轻蔑的手势。每当他们听见这个老笑话，人们总是捧腹大笑：“犹太人要到以色列去，你的火车将从北方车站（指的是西伯利亚车站）开出！”
当你到任何地方都这么粗暴地被羞辱着，你会怎么做？你可以一年等过一年，很多人都这样做，依靠着旅行箱过日子，而……然后接到被告知的答案：你没有理由可以获准移民。
这是被拒绝者的困境，没有家园的人，住在没有生气的地方，等待着某种结局，无论是放逐还是监禁。
希里·巴曼首先对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太太提到逃亡的念头。他们走过伦布拉森林时谈论这件事。在1941年，地方的反犹太主义者协助纳粹党在伦布拉森林屠杀了2.5万名居住于里加的犹太人。他们走到纪念碑前，这是1963年由几个年轻犹太军人在屠杀执行地设立的。里加的犹太人通常会搭巴士到伦布拉，只是为了走在纪念悲剧的地方回想着这段往事。巴曼和库兹涅佐夫感叹着，任何移民申请都是没有用的。他们都认为犹太人不会有移民的机会，除非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巴曼提议进行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可以持续一年试试看。总是愤世嫉俗的库兹涅佐夫盘算着，他说：“我们随时可以在红场上烧死我们最钟爱的岳母们，这便是抗议示威。”他们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以表现出他们的绝望。那必定是项戏剧性的行动，要由因为失去信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准备承受极大的痛苦，以“突破重重拦阻，让其他人能走过去”。
他们继续走着，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在附近，然后巴曼小声说：“我们有个很有经验的飞行员。”爱德华和希尔娃难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巴曼细说着一切。库兹涅佐夫提问说：“有多少人？”“他们都能信任吗？”
他们回头看着森林的方向，在那儿有千百个犹太人没有逃出来，他们殉难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归宿了，”库兹涅佐夫轻声说，他知道他们已经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爱德华和希尔娃想到未来可能在自由的土地上不受反犹太主义者的奴役，他们决定不再回头了。他们接受巴曼的建议，加入这个团体，爱德华还找了两个非犹太人的朋友，亚力克斯·举尔琴柯和尤利·费德罗夫，他们和他都因为反苏活动被捕入狱，也成为他们的同伴。这个计划昵称为“婚礼”搭飞机的人都假装要飞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但是很快的，巴曼和列宁格勒的团体对迪姆西茨的计划有了另一种想法，他们想要知道以色列当局是怎么想。一封匿名信寄到最近刚到以色列的苏联移民手中。以色列当局并不支持这项计划。一个自特拉维夫打给巴曼的电话说：“希里，我见到了你的叔叔西蒙·巴曼先生，也和他商量过了。他说：这个药方会害人。”（巴曼叔叔是虚构的人物，指的是以色列情报局）。知道以色列不支持之后，列宁格勒有些人便退出这项计划，他们也说服其他人放弃，他们担心会危害到犹太移民。
迪姆西茨告诉巴曼劫机计划取消。确实也是这样。迪姆西茨上了TU1124飞机驾驶舱之后，觉得飞机太大了很难操作，因此他决定取消计划。巴曼和他列宁格勒的朋友很高兴知道计划被取消了，于是他冋去继续犹太人的教育工作。
但是迪姆西茨又想了另一个逃亡计划，他设法对列宁格勒那群人说明：这次是架较小较好操作的飞机，而且没有计划空中劫机。他想要劫持可容纳12位乘客的小型AN-2飞机。计划中库兹涅佐夫一群人必须先购买12张自列宁格勒飞往普利奥则尔斯克的飞机票，乘客将用玩具手枪和打架用的指节环制服两名空服员，把他们留在地面上而不危及他们的生命。没有人会受伤，如此一来，苏联就没有借口要求引渡逃亡的人们。（依瑞典和苏联的协议，只有政治犯可以不被引渡，暴力犯则否。）在普利奥则尔斯克飞机场接上了另外4名乘客之后，这架超载的飞机将由迪姆西茨驾驶，并且要飞过芬兰边境直达瑞典。在瑞典，移民者可以寻求政治庇护（而且可以将飞机交还苏联。）
乘客之一乔瑟夫·曼德勒维奇，草拟了“最后遗书”，如果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死了，就会公布它。因为他们判断成功的机会将低于5%，事实上这是封自杀宣言。信中先是引用先知撒迦利亚的话：“……逃离北方……逃走吧，巴比伦中锡安家园的女儿啊。”接着他描述着：
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苏联政府领导人能注意到……犹太人在苏联无止尽的悲剧处境，并且向他们宣告，让我们的人们回家是对他们有利的。
世界上的犹太人啊！为了在苏联的同胞们的自由而战，是你们神圣的义务。认清吧，苏联犹太人的命运都将由你来决定。
进行策划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得知这项计划。1970年6月15日，计划逃亡的那一天，克格勃（苏联情报局）调整人手做好安排，全面拘捕犹太活动分子。那12个要搭飞机的人在登机前被抓了，还不知道这项最新计划的巴曼和他的4岁女儿在海边度假时也被抓了；好几个犹太领导人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同一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里加等地的犹太人家里进行全面搜查。他们展开法律行动，几天内就遍及其他城市乡镇，克格勃的人员闯入每个犹太领导人家中，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主要城市的所有犹太领导分子全被逮捕，被单独监禁，并且以犹太复国主义共谋的罪名被起诉。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第一场列宁格勒审判（这次行动中被抓的那些人）如果真的依照惯例进行刑事诉讼，被告们确实有罪，因为他们企图非法离境并且非法使用国家财产，简单的审讯就足以论罪定案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的人以叛国罪和窃占政府重要财产的罪名被起诉，这些罪的最重刑罚可以是死刑。
审判就像一出戏，检察官、法官和被告律师照剧本说话，被告一起宣示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在法庭300个座位上几乎是克格勃的啦啦队，他们按照指示叫嚷着：“他们应该全被处死！”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轻蔑口号。好几个被告的亲戚被允许列席，并有某个人偷偷地记录着审判的部分情形。
因为苏联的被告在审判前的调查期间都得收押禁见，他们当然没有机会自己选定或被安排任何辩护人。每个被吿（只有一个例外）都必须为自己作证。他们全都否认危害苏联的叛国意图；他们每个人的动机都只是要移民到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说他们不打算偷飞机，他们还希望到时候由瑞典当局归还飞机给苏联。
很多检察官所进行的交叉询问都是有政治取向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叫做检察官的原因）
检察官：你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不是肇因于犹太复国主义？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但是反犹太主义却是一直都存在的。
检察官：你读过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学吗？
库兹涅佐夫：依你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没有的。
检察官：只有一种理解优太复国主义的方式，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你的代罪羔羊。
有几个被告打算提出反犹太主义的经验为自己辩护，比如说，有个巴士司机对迪姆西茨叫道：“希特勒应该杀光你们！”这时检察官就会打断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苏联人民并“不容许反犹太人民”。
检察官在结束辩论时重申这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并且否认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审判”。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随即请求法院对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判处死刑：这个犹太人是迪姆西茨；而“非犹太人”指的是库兹涅佐夫。（“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个俄罗斯人，”检察官这么说。）
被告的最后陈述是他们惟一能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的机会。希尔娃·莎曼莎代表所有的被告发言，她说：
我被完全击溃了……如果法院作出死刑判决，那么像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这样优秀的人才将死去。我不理解苏联的法律居然将某人想到其他国家生活的想法视为叛国行为……我们之中好儿个人都不认为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 ……当我们在芬兰车站{26}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已经被跟踪。但是回头已经太晚了；难道要回到过去，去继续等待，继续提着旅行箱漂泊度日？即使到现在，我都从未有一刻怀疑过，即将有一天，我们将可以生活在以色列。我的这个梦是2000年来的等待和期望，我永远不会将它舍弃。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希尔娃接着哭了，当她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希伯来文，她是这么用心地复述着：“若我忘了你，哦！耶路撒冷……”但是检察官打断她，禁止她用外语发言。
“分期付款的死刑”
法官们宣布休息，考虑如何下判决。（苏联有句老话：“姻缘天注定，但是判决是由克里姆林宫决定的。”）所有的被告皆被判有罪。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执行枪决，其他人则被判服刑4到15年不等。死刑判决作出时，众人大声欢呼。
但是欢呼声并没有扩及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教皇希望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赦免他们的死罪。西方共产党要求减刑。（美国共产党则和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安德烈·萨哈罗夫同吋发了两封信给尼克松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拉·波格尼；给尼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年轻的美国共产党员安吉拉·戴维斯，她正因为被指称提供武器给革命分子，而即将面临长期徒刑；给波格尼的信则是支持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一群苏联学者也呼吁右翼西班牙政府减免好几个巴斯克人的死刑判决，还有呼吁苏联政府对两名受死刑判决的人从轻处分。
在苏联上诉法院为减刑上诉而开庭审理的前一天，佛朗哥总理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罪。现在举世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1970年12月31日，法院宣布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判决将减为15年的“特殊刑制”这是有期徒刑中最严厉的。
“分期执行的慢性死刑，”库兹涅佐夫的朋友听到这项减刑判决时讥笑地说，“他绝不会活过特殊刑制的15年的。”其实，供应特殊刑制犯的饮食是不足以维持几年的生命的。可能会有人活了下来，但是他们得有很多供应食物的计策。还有，他们必须非常坚忍才行。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在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案件之后，在犹太人的每个主要社区，对许多人进行了审判。第二场列宁格勒审判是典型的政治共谋的起诉案，控告城市里的整个犹太领导阶层，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劫机计划。指控本身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
国际性的犹太复国运动正在……借由散播中伤的文章并寄给观光客进行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这些浩动已经诱使某些人在列宁格勒成立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其中的成员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运动关系密切，并且鼓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利用反苏联的犹太复国主义文学，甚至还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发行。
指控中还很后知后觉地说：“已经有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犹太复国运动中心涉及1956年匈牙利的事件和1968年捷克、波兰的反革命政府活动。”（事实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这些被告中的某些人都还不到10岁，这项事实显然足以免除他们集体犯罪的罪名。）他们所指控的文学作品，包括有李奥·尤瑞斯的《出埃及记》(本书是苏联犹太社区的畅销地下书籍）{27}，霍华德·费斯特的《我光荣的兄弟们》（我的高中母校曾因为其共产党言论而禁止这本书），庇亚里克的诗，以及伦道夫·丘吉尔的《6日战争》。
在共谋罪和出版物的审判之后，接着个别起诉企图移民的一般工人和商人，有些人被指控是“暴民”或“寄生虫”。有个人被指控是美国、以色列的间谍。另外有个人的罪名是“打翻一位女士手上的生日蛋糕”。而所有人都获判有罪，并且都要坐监服刑。
苏联的起诉节奏（集体起诉和个别逮捕的交替）早在几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古拉格群岛》描述过：
这个污水系统的历史，就是永无止境的吞咽和涌出，涨潮和退潮；潮水时大时小地满入，江河自四面八方汇集，排水沟涓滴渗出，然后却只取一瓢。
这其中有一个来自德邦的独脚木匠，名叫平卡·平卡索夫。他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意图，他只是想移民到以色列。他的家庭，他自己、他的太太以及他的6个小孩，是这个地区首先获得出境许可的。那是1973年夏天获准的，但是当局努力说服平卡索夫不要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鼓励其他人。不过他仍坚持，结果被捕了，并且以做木匠时索价过高的罪名被起诉。他的家人获准离开，但是他却被判服刑6年。
“纳粹旅长”
我们拜访了几位以前的犯人，他们告诉我们在狱中的处境。有些人和库兹涅佐夫、迪姆西茨一同服刑，他们可以提供监禁时的许多细节。除了可怕的身体折磨之外，最令人难受的是，我们的当事人在监狱中居然被安排和纳粹的通敌犯关在一起，不过其中许多纳粹通敌犯尚未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有个牢友告诉我们，一个监狱营区中有8个犹太人和455个其他囚犯：
其他囚犯都被控以通敌罪，他们是在德国纳粹军队入侵苏联时犯罪的。他们以一项或多项谋杀罪名被判以长年监禁。
分配给犹太囚犯的工作都是最困难、最痛苦的。同时，纳粹通敌犯却担任文书行政、安全警卫等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还被指定为“旅长”。
有个服过刑的犯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团体中有个年轻人遇到特殊的经历，他是个虔诚的犹太正教徒，名叫乔瑟夫·曼德勒维奇。他的胡子被刮掉，他的圆顶小帽被拿走，而且他还被强迫吃猪肉，不然就得挨饿。他当年的同伴告诉我在逾越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曼德勒维奇秘密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他用一片干燥的花瓣作为逾越节的无酵饼。当时刻到了，必须要用无酵饼和苦味草做传统三明治，那里当然没有苦味阜。但这并没有阻止曼德勒维奇，他述说着：“苦味草是为了象征对犹太人曾受苦难的追念。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象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吞食着真实的苦难。”
夹带日记
几个曾和库兹涅佐夫一起服刑的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写有记载狱中生活的日记。他们怀疑这日记是否会得见天日，因为狱方会定期对所有文字进行搜索和销毁。惟一可以夹带些什么的机会，就只有日间私人会面时，通常是在一个房间里，犯人可以和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见面。但是在犯人和造访者进入会客室前，双方都要脱去衣物彻底搜查，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被检查。
不过他们错了：库兹涅佐夫极渴望要说出他的事情，他怀疑可能没有那一天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可以把他的日记送出去。他练习用显微镜才可以阅读的字体，这样就可以把上千个字压缩在很小的卫生纸上。然后他把这些无价的手稿卷成一颗颗小球，并且用药房部走私进来的石蜡相混合。在每一次会晤前，他就吞下好几个小球，当他被搜査时什么也不会被发现。会晤时，他就把包着蜡的小球排泄出来，然后弄干净。他的造访者如法炮制也吞下小球，通过出口搜身之后，在家里把它们排泄出来，把石蜡除去，卷纸打开，然后读写印刷。用这个方法，库兹涅佐夫安排夹带出去的日记内容已经超过10万字。
第一集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书名为《狱中日记》，是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之后最新的狱中札记。其中好些部分读来就像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有些部分读起来又像是《鳄鱼》（苏联幽默讽剌刊物）的讽刺文字。
当日记传到西方时，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复印本。现在我们拥有了所需要的信息：目击证人的描述、口供书、文件、日记和物证。每个犯人的近亲都授权给泰勒以各种法律程序为犯人进行辩护。但是仍有些未决的疑问。苏联当局会不会准许美国律师为苏联国民辩护？犯人是否希望我们为他们写答辩状？其他苏联“不准离境者”（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人们）对我们中途介入的感觉是什么？惟一解决这些疑问的方法，就是到莫斯科去找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以色列处理法律事务是一回事，获得苏联签证以代表被控告叛国罪的犯人又是另一回事。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我曾公开涉入犹太人防卫联盟爆炸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有多篇文章重复讨论该案），苏联当局从此认识了我。”你几乎不可能进入苏联，”一位颇有见地的人警告我：“这就像要把你的当事人弄出来一样的困难。”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申请苏联签证。泰勒教授和乔治·弗列奇教授同行，他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俄语流利而且精通苏联法律。他们申请签证的名义是处理法律事务。泰勒也写了封私人信函给检察总长路登科和法官史密诺夫，告诉他们他“最近期待着前往苏联的旅行”，他还说：“自从我们在纽伦堡战犯大审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很期待在莫斯科时能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彼此重新熟悉，并就专业上共同的兴趣交换意见。”泰勒将由弗列奇协助进行工作，他的工作是和苏联当局进行所有的正式接触，并且获取代表犯人辩护以及撰写答辩状的许可。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行动，以免让泰勒和弗列奇受到“犹太人防卫联盟案”的波及。我原本打算独自前往，像个旅客。但是律师们认为这样太冒险，认为如果带个人同行会好些。于是我决定带着我12岁的儿子艾隆同行。我们申请旅游，名义上是想要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的签证通过了，我的工作是要和“不准离境者”见面，以了解他们对我们介入此事的态度，还要了解犯人的其他情形。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意外的是，4张签证都批准了。我们分别前往莫斯科，并约在国家饭店的大餐厅见面。
艾隆和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可是没有看到泰勒或弗列奇的影子。在我们紧张的等待时刻，侍者帮我倒了好几次的伏特加，倒在艾隆杯里的则是百事可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并没有替代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无法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消息，因为只有在他们抵达苏联之后，苏联的国营旅行社才会分配给旅客特定的旅馆。
最后，在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弗列奇坦率而充满活力的声音。他们迟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碰面了。我们交换下塌旅店的地址和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方，然后吃午餐，谈论工作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想惟一可以找到莫斯科犹太人的地方，就是犹太会堂。有人告诉我在哪里可以遇到“不准离境者”，但是犹太会堂并不容易找。不过我们有地图，是由过去前来旅行的人提供的。最后，我们找到阿契波瓦街上的建筑物，那看起来很像纽约下城西区的犹太会堂。我们走进去坐在后面，领唱者用希伯来文吟颂着，会众以意第绪语低声交谈着，而会堂司事说着俄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叫尤利，他用标准的英语轻声说话：“你们何不到外头找些真正的犹太人。”我问他此话何意，他说：“到外头来吧，你会看到的。”当我们到了街上，听到年轻莫斯科人轻声说着话。尤利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于是，接下来的那个早晨我们和许多“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论着。
那天夜里，我做了笔记，记下对莫斯科犹太会堂的印象：
那个犹太会堂戏剧性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在会堂里的是逝去的日子：留着胡子的拉比用意第绪语叙说着旧时的宝训，对象是逆来顺受的老人们，他们的儿孙们从来就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他们用意第绪语小声交谈，内容是关于即将到来的节日：无酵饼够不够呢？克格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限制做礼拜的人数？美国游客有没有从国外带来祝祷的经书和亲戚的消息？
会堂的外面是未来：他们并不甘于二等公民的生活，他们渴望以犹太人的身份自由地在苏联生活。他们常常会有数十人，有时甚至有数百人之多，全部聚集在优太会堂前，直到礼拜结束。他们习惯占据路口，群聚在两个篮球架之间的空地上，每个星期六都要等到官方前来强制他们离去时才结束。现在他们站在街上，虽然无意却常常造成车流速度变慢，而让警察有驱散他们的借口，在主要节日或当有外国游客混入时，警察也一样会驱散他们。
在会堂外面的人拒绝走进去，他们认为那里被苏联官方当成犹太文化的展示场，其实根本是在慢性消灭犹太文化。他们用很糟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交谈，语言正好反映出他们心中的期待高过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他们最有价值的私有物就是禁书《艾勒佛·米林》，这是希伯来文的基础读物，在苏联因被视为主张“民族主义”而加以禁止；还有就是《时代》杂志，是从美国游客那儿拿来的。他们戴在脖子上的是走私来的饰品“大卫之星”，上面则着“锡安山”和‘‘犹太人民万岁”的字眼。而在他们心中只有一种念头：离开。
大部分会堂外的人也在制度之外。他们作了生存上的决定：他们申请离境签证。一旦苏联犹太人申请离境签证，他就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他很幸运，他可以获准在放弃苏联公民权之后离开。如果他们的申请被驳回，或者只是行不通，他就得面对一连串的厄运，大部分的人最后都进了监狱。
为什么即使如此，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甘冒风险，只为了渺茫的移民希望？答案很简单：在苏联的犹太人想要过好日子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是差别待遇：主要大学的特定科系全部都排斥犹太人，即使对没有申请移民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犹太人的价值和希望都受到贬低和轻视。苏联当局声称那里没有犹太问题，这是真的，除非你刚好是犹太人。
在犹太会堂和我们接触的年轻人尤利·维克斯勒，他自己因为拒绝在苏联陆军服兵役而面对牢狱之灾。他成为我们非正式的导游。他为我们介绍爱达·努黛尔，人称她为思想犯的“守护天使”。我们相约在华丽的圣巴希尔会堂尖塔附近的公园长椅碰面。爱达是个短小丰满的中年女子，是个温柔的犹太母亲。她负责看顾每个思想犯。她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关押他们的监狱，他们最后的一次会客，他们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状况，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疗药物，他们被安排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不可以上诉，还有上百件狱中生活的重要事件。她把这些资料全记在小本子上。
我问她为何这么做。“当纳粹杀了我们的人民时，世人只知道人数有多少，而不了解他们是哪些人。你不能总是只有数字而已。世人还必须知道有关我们犯人的每件事：他们长的样子（当她说到这儿时，她打开档案夹，里头全是犯人们被压皱了的照片），他们的感觉是什么，甚至他们彼此说些什么话。”她的眼中噙着泪水，告诉我一些犯人的笑话：
有个犯人对称呼库兹涅佐夫为白痴到厌烦，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构成诽谤罪，他只是泄漏一个国家机密而已。
有个守卫问犯人他需要服刑多久。犯人回答说：“10年。”守卫问他：“你做了什么要服刑10年？”“什么也没做，”囚犯回答。守卫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不相信；什么也没做的话，他们会判5年，而不是10年。”
我问爱达，就像我对其他“不准离境者”所问的问题一样，美国律师介入本案是否有用。“当然，绝对是的，”她回答，并且重复我听了好几十次的那些话：“外界的介入是十分需要的。苏联当局必须知道这不是个内政问题，他们必须了解全世界都关切我们这些囚犯。美国律师、政治人物、商人都应该表示关心。”
“但是，是否有可能会招致反效果？”我问道。“是否我们的介入可能会害了这些囚犯？”
“我们全部都是未来的囚犯，”她平静地说：“而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策略。有个观点是我们一致赞同的：必须有舆论讨论和外界的关注，那是我们的生命线。”接着她提醒我，伟大的犹太史学家西蒙·都布诺夫在被纳粹拖到伦布拉执行死刑前最后说的话：“最严重的罪行是沉默……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不准离境者”团体的许多成员见面。我们约在火车上、会堂中、公园里，以及（有几个受注意的案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在公寓里无法进行实质的讨论，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被窃听。“不准离境者”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比如说如果可以取得离境签证的话，他能否接受移民到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去。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囚犯需要外界的法律协助。“如果苏联害怕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真相。”好几个莫斯科律师也告诉我，苏联虽然希望他们的法律架构能受到西方的认识，但却不希望被看成是原始而毫无法纪的制度。他们假设，如果律师很认真地依照苏联法律制度写下答辩状，苏联当局可能因为觉得受到奉承而愿意读它。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当我和异议人士见面时，泰勒和弗列奇则在饭店里等待检察总长路登科的来电。电话没来，他们于是到检察署和最高法院去。有人告诉他们路登科在休假，而史密诺夫正好病了，并不清楚这两人是否会和美国人见面。他们还被告知，要他们回家去等电话。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过了，仍然没有电话。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下午4点之前仍没有电话来，泰勒和弗列奇开始打包准备离开。弗列奇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去，所以他决定到附近书店买些俄文书。他走后不久电话就响了。（弗列奇的举动是不是受到了监视？）来电的是第一副检察长马亚洛夫。泰勒用他的德式俄语热诚地说了些话。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几分钟之内，一个翻译人员打电话来告诉他路登科仍旧生病，但是如果他马上就过去，马亚洛夫会和他见面。泰勒找了个翻译人员火速冲到检察署，马亚洛夫在那里等着。寒暄几句之后，泰勒谈到手边的工作，对副检察长拿出受委任辩护的证明文件，表示囚犯亲属授权他为他们的法律代理人。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莫斯科要为苏联人民辩护，”马亚洛夫刻薄冷笑地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些审判资料？”他接着问，泰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进行的访问。”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的话？”马亚洛夫问道。
泰勒逮到机会说：“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对彼此仔细地做过调查。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查阅审判记录，如果可以阅卷的话。”
马亚洛夫摇着头：“你们有你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泰勒向马亚洛夫表示，我们打算以法律程序来进行这件事，如果苏联当局可以接受我们的法律文件，并且答应阅读参考的话，我们会避免对外宣传或公开评论。
在一阵犹疑之后，马亚洛夫答应泰勒可以递交上诉状，并保证会以最高检察官的标准加以审阅和参考。我们成了第一群被允许正式进入苏联法律程序的美国律师。
对泰勒的成功，我们感到兴奋狂喜，但对可能的结果完全不抱希望。回过头来想想那苏联的老笑话，我们不只是对死人“说话”，而且他甚至在“听”呢。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来了，必须要让他活过来做些事情！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从苏联和以色列梦幻般的旅程回来之后，我们知道这是时候了，必须回到现实着手准备马亚洛夫允诺受理的法律文件。我负责事务管理的工作，安排办公室、速记员、打字设备和翻译人员，我借用了哈佛法学院的办公用具和人员。我们在剑桥和波士顿地区四处寻找擅长斯拉夫字母打字的打字员，越多越好。我们把哈佛法学院中大部分的苏联藏书都搬到办公室来。有两个受过苏联法律训练的律师自愿加入，还有好几个俄文打字员和翻译人员以及两个在纽约法律事务所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加入我们阵容。在1974年5月20日于剑桥组成了我们的团队，成员有十多人，阵容十分强大。
我们在哈佛法学院有限的办公室空间里经营一家国际法公司，疯狂热烈地忙碌了几天几夜。我们工作量惊人，总共要处理19个案子，每个案件都需要上诉状和授权书，用俄文以及英文书写。我们也必须准备大量的答辩状，内容涵盖所有主要的法律议题。全都算来，我们必须生产（几乎全都先用潦草的字迹写下来）超过50份法律文件。
工作时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在狱中的当事人，却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好像我已经认识许多年。我发现我都以亲密的昵名称呼她们，“爱迪克”、“尤西”而不是正式的名字。我从未和我的当事人如此亲近，虽然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们，并且喜欢他们。
为了能撰写上诉状等法律文件，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自行学习研究苏联刑法和诉讼程序。幸运的是，苏联法律制度全部都是有条文可依循，并不是由案例发展出来的习惯法。相对地，成文法的法规有一定的数量，而且通常是可以驾驭的，不像习惯法制度中需要研究的案例数量那么庞大。我们真的很幸运，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有全部苏联法律条文的英译本。如此一来，在填塞了一堆苏联法律之后，我们开始下笔。{28}
我们的时间紧迫，因为几天之内，泰勒就要前往莫斯科和检察总长路登科见面，提出我们的文件。我们和时间竞赛，在泰勒快登机的前几分钟，才完成最后诉状的复印工作。
这次路登科出现了，他和泰勒会面谈了几个小时。路登科接受了这些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必须等待，几个星期过去毫无消息。6月27日，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参加高峰会议，我们说服他的法律顾问传电报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促使他们协助我们的案件，并且还送上了诉状的复印本。后来我们得知，在双边会谈时，我们的案子曾被提出讨论。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一直到8月底，我们才听说，希尔娃·莎曼莎突然以健康因素和人道主义为由被释放了。报道中说她罹患了胃溃疡和肺结核。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虽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才有这项释放命令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公开舆论呼吁要求释放她。但是也不能说和我们的答辩状全然无关，因为我们特别在她的上诉状中强调“无数的报道描述她健康恶化的情况，包括了身体和心理方面”，我们特别请求检察总长“行使权力去了解她的情况并且采取改善措施”。我们写了申请书，希望“就判决中尚未执行的部分，减免全部或部分的刑罚”。希尔娃自由后，立刻到了萨哈罗夫的夏天别墅去，在那里她发表声明，对于来自国外为她提出上诉的协助表示“无尽的感激”，并且希望外界能继续支持，以还给“我的丈夫以及所有仍在狱中的犹太政治犯的自由”。
莎曼莎获准在她被“驱逐出境”到以色列之前，和她的先生爱德华见面，她将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不久后，她跟随演说团来到美国，这个演说团是要游说大家支持仍在狱中的朋友。泰勒和我以及其他参与该案的律师们，安排在路席格的店和她见面吃午餐，那是在曼哈顿的犹太餐厅。这是我们第一次“团聚”，我们满怀期待地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当事人会面。相见是激动而且涕泗纵横的。我们知道莎曼莎喜欢犹太人的东西，所以为这顿礼拜五的午餐安排了地道的犹太套餐。第一道菜是“修腩”，这是一道可口的餐点，以豆子、马铃薯、大麦和少许牛肉调制而成。当“修腩”上桌时，我向莎曼莎解释这道菜，这是犹太家庭在安息日时所吃的传统菜肴。她吃了一口，她的表情转为悲伤，然后却又大笑了起来，她解释道：“传统犹太菜？这是苏联监狱中的食物！我吃了像这样的食物长达4年之久！”这时我们才了解到，什么是老式的传统菜肴，那就像我们的遭遇一样，是十分粗鄙的食物，是尽可能用最少的肉做成的。同样的经济条件使得我们的先人吃这样粗鄙简约的菜肴，也让监狱当局决定准备相同的食物。我们全部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为我们的客人点了道精致的烤牛肉。
她告诉我们她丈夫的情形，恳求我们坚持努力下去。她坚定地告诉我们，狱中囚犯都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法律上的努力。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由我们的当事人向我们确认需要我们在法律上的介入和协助。她强调对两位非犹太囚犯（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持续支持努力是重要的。她还告诉我们许多其他的囚犯有的已经被释放，还有谁将获得释放，而她激励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并带去我们的最新的信息。
平卡索夫案
因此，过了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且了解一些新的当事人。其中我们见到了雅塔·平卡索夫，德邦的独脚木匠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被诬陷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这件案子本来就不大像是全然无罪的，因为指控的罪名是索价过高，这是苏联商人间的通病。但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平卡不会的，他绝对不会索价过高。”我们向她保证我们会为她先生辩护，即使他有罪，因为有那么多人都索价过高，却只有他被起诉，只因为他要申请移民。也因此，他的案件成为政治案件，而他成了思想犯。
但是他的太太并不满意：“不，不，你必须坚持他是完全无罪的。”最后，她很绝望地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问法官。”我笑了，我说要到德邦去问法官可是很困难的。和我们在一起的以色列翻译人员似乎对雅塔的表现很不高兴，并且当她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不高兴了，雅塔说：“我丈夫的案件中有个法官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并且在我丈夫定罪的几个月之后移民了。”
我决定要见这位法官，我询问有关她的事。以色列翻译人员希望我打退堂鼓，他说：“她不会和你说话的，这整件事对她是很大的创伤。我们承诺她绝对不再提这件事。她在这里开始她的新生活，不会再回头去看过去的事了。”
我很坚持，任何律师都会如此的，特别是因为当事人正在坐牢，“我必须和她说话，即使我自己去找她也成，”我说。
以色列人试图要阻止我：“无论如何，她不是真的法官，她是两个非专业法官的其中之一，就像你们的陪审员一样。”我很清楚，在苏联制度中，一位专业法官会有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推事，他们的部分工作内容像陪审员，另一部分则像业余的法官。如果能取得非专业法官对他无罪主张的正式证明文件，而且这位人士又是平卡索夫案中的人物，这可是非常珍贵的。我向以色列人解释并且做保证。最后他们同意帮我找到莉亚·蜜莎娃。
就我们所知，这位女法官曾被安排住在绪德洛，这是以色列为新移民建造的新市镇，位于以色列南部偏远的地方，从特拉维夫开车前往要一整天的车程。我启程上路，但却不知道该怎么找，因为她没有电话，无法事先和她联络。
我到达绪德洛，它像是沙漠中升起的城镇。镇上的建筑物是用类似沙的灰泥建造的。那儿有个市集和小型游乐区。原始、简单、贫乏，但是很可爱。我去了市场向人询问莉亚·蜜莎娃，最后有个男孩说知道她住的地方。我赶忙到他说的公寓去，才知道她刚搬走，不过他们带我到她朋友的住处，在那儿我找到了蜜莎娃。这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些行军床，有几家人在此等待从苏联托运来的行李。
我告诉蜜莎娃我来此的缘由，她受到震惊而拒绝回答。她的朋友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后来其中一个人满脸笑容地走来，请我和他们一起吃东西。我立刻接受邀请。我又提出我来访的目的，但是招待我的人们并不理会，我们就这样一起继续剥着面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试探我，看能不能相信我。他们问及我的背景，我说了我自己俄国和波兰的家世。
谈话之间，第一道菜上桌了。那是只很大的鱼，不知是哪种鱼，用报纸包裹得好好的。看到那竟然是张俄文的报纸，我吓了一大跳。我故作镇定地问他们，这鱼是何时到达以色列的。”几个月之前，”他们回答说。确定了鱼的时间，我觉得有点恶心。我想，当个好律师，为了不让消息溜走，有时候还是得吃些可怕的食物。我于是尝了一口。哇！那真是天上美味。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条鱼在德邦就已经先用当地的方法脱水腌溃过了。不管怎样，在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酒下肚之后，看来不会有什么事了。
最后蜜莎娃说：“你已经告诉我们你的背景。你看来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我就告诉你我的事吧!”她开始说她的故事，她是共产党员，受任命负责德邦糖果工厂的业务工作。她至今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不断为她的党和苏联的制度服务，为她的政党效忠。这使她和她的朋友常起争执，她的朋友对她的热忱颇不以为然。她移民到以色列，她说，虽然共产党并不鼓励，但是因为“个人因素”使得农夫和工人里仍有反犹太分子的存在。
蜜莎娃告诉我们非专业陪审法官的制度，必须对该党效忠到某种程度才可以成为“人民的法官”她曾担任这项职务有“5年之久，审理过许多案件”“做个法官”她说，是她的“第二份职业”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她的故事已经说完了。
“你能不能说说平卡索夫的案子？”我问。她安静地坐着，眼泪从她脸上滑落。”你所说的事可能可以救他的命，”我轻柔地对她施压，她仍不回答。我又多加了点力道：“你难道不认为你可能亏欠他，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出真相？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做这件事：说出真相。”
她马上说话了：“你以为是我让他身陷囹圄的。你错了，是我救了他，让他不会更惨的。”接下来，她滔滔不绝地说出这个故事。
她说她获准参与平卡索夫的案子，是因为她是个犹太人，所以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说服他改变移民以色列的想法。一位叫洛斯马沙诺夫的专业法官安排她的工作，负责和平卡索夫进行沟通，他告诉她，如果他肯放弃移民的打算并且要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回来，所有的指控就将立即撤销，他还会有个新房子可以住。平卡索夫说他是无辜的，蜜莎娃告诉他：“那不是问题。其他人会判你好几个罪名，直到你照我的话去做。”平卡索夫拒绝了，所以审判程序继续进行。检察官传唤了11名证人，全都是平卡索夫曾为他们做过木工的地方人士。每个人都说独脚木匠做得很棒，价格也很公道。好几个人曾经给平卡索夫食物或酒，要他多做点事。其中一个人说他曾给平卡索夫的儿子一份小礼物，因为小朋友帮他做了件事情。
洛斯马沙诺夫和其他法官助理都想判木匠7年徒刑。蜜莎娃却主张要减短刑期。最后判定5年徒刑。蜜莎娃有点自我保护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名，他可能会受到7年徒刑的判决。后来她声泪倶下地对我说，平卡索夫是无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看过档案也听了所有证人的证词。”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索价过高。这整个案件都是杜撰的。我们受到指示必须定他的罪名，除非他放弃移民申请。”
我问蜜莎娃可不可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让我录音，并且希望她签署文件以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想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做。我告诉她我们会送交苏联法律当局，她又开始犹豫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那些还在那里的朋友？”她问。我告诉她我无法保证什么，但是要报复在毫无关系的人身上似乎不太可能。她很哀愁，几乎是用听天由命的语气说：“你是对的，我欠他的。我会照你的话做。我已经逃离那个国家了。”
有了蜜莎娃的承诺与合作，我立即依我们的对话内容起草一份完整的宣誓文件，由她签名作证。然后我们准备一份详细的上诉状。依照苏联的法律，我们援引了各种对被告权益侵害的请求权，并且特别强调他根本是无罪的，书状上的根据就是法官她自己的宣誓书。
相对于其他许多案件，我们对平卡索夫的上诉有比较大的期待。我们知道其他被告的判决，特别是集体审判的案件，很难引起莫斯科最高阶层的注意。他们愿意改变判决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臆测，平卡索夫的案子因为属于地方阶层，所以我们呈送上诉状由上级法院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比较有可能的，特别是其中又有蜜莎娃的宣誓证明这样明显而令人尴尬的证据。
这次响应快多了，也直接多了。1975年9月24日，在我们写好上诉状后几个月，我们收到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判决，平卡索夫“减刑为两年”，而这时木匠先生已经几乎服刑有两年了，所以他被释放并获准到以色列和他的妻小团聚。
我们仍关心在狱中的囚犯，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我们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开我们为苏联囚犯辩护的事实，还有我们曾经获准为当事人撰写（也已经撰写了）许多上诉状和答辩状的事。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克里姆林宫仍然没有响应。这一次我们得等上好几年。直到1979年4月27日，一架苏联客机穿过阴郁的黑云降落在肯尼迪机场，飞机被一条铁链钩住机身，以防止飞机继续滑行到栅栏之外。7辆黑色的机场小巴士开到机身后侧，连接上飞机的活动梯子。5个神情未定的人，仿佛还不知道他们置身何处，就被带出飞机，坐上机场小巴士，另外两个乘客通过前方的活动走廊，准备搭乘其他飞机回到莫斯科。媒体警觉到这应该是件大事，但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飞机，只能在灰暗的天色下看到模糊的身影。机场小巴士迅速离开停机坪，前往联合国广场特别豪华的东方饭店。下午4点25分，机场巴士到达饭店，瘦小、苍白、疲惫、刮去胡须的乘客们终于着地了。他们是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是爱尔克山达·吉兹伯、乔治·凡斯和瓦伦丁·莫若兹。就像《纽约时报》所形容的，在戏剧化的“柏林冷战时期的国际性秘密交易”中，5名政治犯和两名苏联人交换，这两名苏联人士最近被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50年徒刑。这是第一次以苏联公民来交换苏联公民，而无关任何美国人。（那时候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苏联牢里。）
最后，在几乎长达9年的“特殊刑制”之后，策划劫持苏联飞机的两名主角获释。他们随即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则斯克飞机场到班吉里昂飞机场的旅程竟是如此遥远。交换犯人后不久，我和爱德华·库兹捏佐夫在萨哈罗夫的继子家中见面，萨哈罗夫的继子名叫亚历克斯·山尤诺夫，他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而他的妻子企图离开苏联，直到最近因为萨哈罗夫绝食抗议才成功离境）。通常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而长久以来，我又特别期待这次的会面。当我开车抵达马萨诸塞州纽顿山尤诺夫住家坐落的那条安静街道时，我不停地猜想库兹涅佐夫的样子。我看过他在媒体上的模样，那个我曾为他写过上诉状和答辩状的勇敢男性，一个即使在狱中几乎度过了所有成年时光却仍不愿沉默的男人。（从22岁到40岁，在这18年中，他有16年是待在牢里的。）库兹涅佐夫并没有令人失望。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爱迪克（他的昵称）流露出聪明、敏锐和正义的气息。即使苏联当局夺去了他的青年时期，但仍看不出他受过当局的折磨。虽然他看起来比实际40岁的年龄要老些，但仍是精神饱满而富足的模样。我见过许多被释放的犯人，在与他们的会面时，他们总是在谈着他们不应该被抓，但是库兹涅佐夫却不想絮叨过往之事。为了确认一些事，我们谈到他被关的事，主要是为了获得仍在狱中的3个共犯的消息。“现在要让他们的大名曝光，”他坚持着：“我们不可任由世人忘却费德罗、墨尔琴柯和曼德勒维奇。”他特别关心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身体，因为他们健康情况很差。
我们的讨论从个别犯人转到国际问题。他接下来所说的事让我十分讶异，他说：“不要让犯人和人权问题阻碍紧张的国际关系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会让苏联强硬派分子得利，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犯人，而不是美苏的谈判。尽量报道这些犯人，但是不要用核灾难作为交易筹码。”他接着说：“无处不在的公开宣传，才能确保犯人的性命，每天都有不知名的犯人在狱中死去，但是如果某个犯人让西方世界知道的话，他们是不敢让他死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十分重要；它可能已经阻止了许多起诉案，也可能是使许多犯人早点获释的原因。
结束谈话时，我们有种成就感，虽然只是部分的，却很真实。无论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是否改变了什么，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验。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下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和其他政治犯辩护。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持续几年的劫机案审判期间，出现了新的犹太领袖。这些事件和安德烈·萨哈罗夫所带领的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萨哈罗夫是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但仍坚持其犹太人特质并且关注移民问题。
在1975年，美国与苏联签下《赫尔辛基协议》之后，一群苏联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准离境者成立正式的团体，以监督苏联是否遵守协议中人权部分的规定。这个团体称为“赫尔辛基看守”或“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5月12日于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随即纷纷成立分支机构，其后两年之间就有58个苏联人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加入这些团体，成为公开的会员。这个团体定期提出苏联人权报告书。在1976年到1978年之间，有大约300篇类似的报告书被公开讨论，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在赫尔辛基监督协会中，有个人名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他曾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中“犹太不准离境者”的代表人物。
沙朗斯基29岁，是个国际象棋专家，他还曾做过研究，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苏联国家级比赛中。他出身贫穷，是认真勤奋而且精力旺盛的学生，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在科学或国际象棋上出色的表现已经预示了他的未来。在沙朗斯基17岁那年，他“最要好的朋友”发现他是个犹太人而打击他，嘲笑他。这件事对沙朗斯基有很深的影响，激发他产生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的兴趣。他自称为“纳坦”，然后开始在阿契波瓦街的犹太教会闲晃。在那儿他遇见一位高大而令人惊艳的美女，娜塔亚·史丹格丽兹，她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自称艾维塔。）在1973年，沙朗斯基申请签证被驳回。
他并没有参加日渐壮大的“不准离境者”团体，反而是进入了苏联体制里去工作。他设法和出入境管理局局长会面。局长以“共产党员的荣誉”发誓，保证如果沙朗斯基保持沉默，两个月内他就会获得签证。沙朗斯基果然保持沉默，不去管示威和抗议活动，但是之后移民局长告诉他，他的签证被驳回。于是，沙朗斯基决定不再沉默。
当我在1974年春天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西方世界尚且不知沙朗斯基这个名字。也没人告诉过我。好像我曾见过他，可能在我所拜访的团体中，或是在犹太会堂的门口，或是在某个“不准离境者”的家里，不过我不记得曾私下和他说过话。
1974年6月，艾维塔收到离境前往以色列的签证，但是沙朗斯基并没收到。她的签证在7月5日到期，不可再拖延。艾维塔和沙朗斯基想在她离去之前结婚，但是当局拒绝批准“不准离境者”和就要移民的女性的婚姻。7月4日，这对恋人以犹太仪式举行婚礼，由拉比主持，以犹太诗歌颂赞。仪式之杯破裂之时，新婚佳偶彼此对望着并且小声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见。”翌日清晨，艾维塔就离去了。
独良一人的沙朗斯基很快地成为苏联人权运动的中心人物。他有好几个不可或缺的领导特质：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使他具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永不枯竭的精力供他持续不懈地为人权奋斗；在海外人权运动中，让几乎势不两立的敌人可以彼此合作的协调能力；以及绝妙而且温暖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坚持在记者会中由沙朗斯基担任同步翻译的工作。来访的美国权贵人士如果想了解人权运动都会找他。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托斯，称他为人权活动的消息来源。
沙朗斯基常常遭到官方的讯问和侦查，特别是当来访权贵指名找他或当记者招待会要召开时。有一次在侦讯时，两个捉到他的克格勃人员向他挑战国际象棋。沙朗斯基同意，但是他要求输的人必须在地上爬。几分钟之内，沙朗斯基享受到难得的景象，两个克格勃人员跪在地上。
当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精神领袖尤利·欧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安纳托里·沙朗斯基担任犹太移民运动的代表人。沙朗斯基积极热心地参与监督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公布报告书的部分。他当然知道他不断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录音，墙上装着窃听设备，还有他走到哪儿都被跟踪。他惟一不知道的是，他的室友山亚·林波斯基居然是克格勃派来卧底的，而且还是个检察官呢。
1977年初，苏联当局扩大对人权活动的打击行动。1月 22日，苏联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记录片。片名是《贩卖灵魂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沙朗斯基在内，都被称作“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军人”。内容全是反犹太主义者传统的刻板印象，例如肥胖的犹太人勉强施舍少许英镑给复国主义的跟随者。接着是个在苏联不寻常的举动，影片中称呼许多人为“异乡斗士”，并且把他们的脸清楚地放在屏幕上，逐一标明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沙朗斯基严重地受到了伤害。“这是场大屠杀的录像邀请，”他告诉朋友说，“他们用最新的科技达成差别待遇这种最守旧的政策目的。”然后沙朗斯基做了件苏联人绝不会做的事：他控告电视台以表面上“回避诽谤罪的讯息来破坏我的名誉和尊严”并且要求“停止以相同的方式传播这项讯息”。
这时候，克格勃决定要为沙朗斯基罗织罪名。他因为严肃对待苏联的司法体制而嘲弄了它。
当他们决定对沙朗斯基罗织入罪，剩下的就只是时间和选择罪名的问题（就像斯大林秘密警察的头子贝理亚曾经说的：“只要把这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找到罪名的。”）沙朗斯基的“朋友”山亚·林波斯基受克格勃的传唤，并受指示写下公开信，指称沙朗斯基企图进入美国中情局做雇员。
林波斯基的信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1977年3月13日（就在信件公布一周后）沙朗斯基撰写公开诉状，他写道：“情况如此，让我觉得自己根本像个人质……身处在恐怖分子的威胁掌握之中，他们完全无视法律——无论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存在，并且已经准备采取极刑。”
他也写了很多私人信件，给在以色列的艾维塔：
娜塔亚我的爱人：
从头到尾全部想一遍，我只有一个遗憾，为此我已经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我遗憾我们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史当帕克的公寓里，跟踪我的那群人就住在隔壁……
爸爸很难接受这件事。他无法睡觉，他的心很痛，他的血压很高，我害怕他不能熬到这件事结束。
在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我答应坐下来给你写封长信，我会把信送出去，这样你才能看到……
但是没有电话也没有随后而来的信件。两天后，1977年3月15日，沙朗斯基被赶上克格勃的囚车，被送到恐怖的勒佛托弗监狱。他的逮捕事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沙朗斯基被捕后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士用蹩脚的英语介绍她自己是艾维塔·沙朗斯基，是安纳托里的妻子。她希望我帮助她的丈夫。我们透过翻译机对话。“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托里是沙朗斯基的小名。）我告诉艾维塔，苏联当局不太可能会让我在苏联法庭为他说话。她说她理解的，但是“托里需要一个美国律师，一个能在美国披露这个案件的辩护人——向总统、国会、媒体和美国人民。”你会担任这样的律师吗？她问我。
“这实在是极大的荣幸，”我回答。我知道她是对的，这比作为律师更任重道远。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里，并不只是在法庭里单纯地为被告辩护而已，还必须要在其他公共场合中提出答辩状并且直接辩论。这的确是个挑战，而我张开双臂欢迎它。之后不久，我收到爱塔·米格伦写来的信，她是安纳托里的母亲，她仍在苏联，也请我接受她的委托，并且随函附上委托书。因为苏联报纸指称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所以作为他美国律师的我，第一步应该是试图让美国政府否认这项指控。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在政策上都不愿在间谍案中表态。逻辑上的原因是，如果在某些案件中否认，那么全世界就会知道那些没有否认的指控就是真的了。政府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否认（即使是真的），也会招来难堪并失去信用。然而，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在研究后发现，之前至少有一个案件，总统（肯尼迪）曾特别宣示否认耶鲁大学佛里德列克·巴格宏教授是情报局雇员。当然，相较之下我们的情况更加困难，因为巴格宏是美国公民，而沙朗斯基并不是。
我并没有去找国务院和情报局的公务员，而是直接找上白宫。我约了两个人见面，我以前的学生史都华·艾森斯塔，他是卡特总统的内政顾问；以及罗伯·李修兹，他是总统的律师。
1977年一个和煦的3月天，我到达白宫，走进艾森斯塔的办公室。我们谈到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日子、卡特的同僚们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他的新工作，那时卡特总统上任不过几个月。李修兹随后加入我们。我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沙朗斯基的状况，我说，萨哈罗夫称沙朗斯基被捕是直接向卡特当局“挑战”并且“企图要挟新政府……放弃以世界人权为立场的原则”。
李修兹向我保证绝不会对勒索行为有所让步。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卡特总统的人权声明是把两面刃：“如果他能坚持下去，那会很有建树，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我解释说，像沙朗斯基这样的异议人士和拒绝者已经陷于险境，而部分的原因是相信总统对人权运动坚定的承诺。如果卡特现在仍保持沉默，“总统就是断绝了沙朗斯基的退路”。
他们问我认为美国当局对沙朗斯基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说我想总统应该发表直接声明，明确地否认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或否认他曾提供任何情报给美国情报单位。李修兹提醒我，美国原则上不愿意去证实任何人是否为间谍。我告诉他关于肯尼迪总统对巴格宏教授的声明。他们答应向最高当局提出这件事。我离开的时候，史都华（他在会面时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建议我准备备忘录，整理出各种替代的回应方案，以提供当局参考。
我回到剑桥草拟备忘录。那其实就像是为我牢中的当事人所做的公开答辩，不过对象并非是苏联政府，而是美国当局，美国政府可能会因而作出影响重大的决定。
协助我准备备忘录的是尤利·维克斯勒，我在莫斯科犹太会堂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因为拒服兵役而身陷囹圄。那时沙朗斯基被捕，尤利已经移民，他在文章中说到：
苏联官员想要征召我入伍当兵，但是我拒绝。一般的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就在我等着接受审判时，我遇到了哈佛法学院教授亚伦·德萧维奇。我向他说了我的案子，不久后他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转告此事，而参议员在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就提出我的案件。现在我已经完成布蓝迪斯大学的学业，而不是监狱的刑期，这样的交换是多么幸运啊！
在离开苏联之后，维克斯勒搬到我剑桥的家，在这里他住了快两年，帮忙做些家务杂事以换得食宿。他也是个翻译人员，还帮忙搜集沙朗斯基案的相关文件和信息。
我们在对白宫的备忘录中，建议国务院应该向苏联政府传达美国外交官愿为沙朗斯基作证的意愿，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和许多著名的美国人都曾见证沙朗斯基的行为，也看过他所受的审判。这是希望能向俄国当局施压，或使他们撤销对沙朗斯基的指控，以避免和国务院的面对面对质。
我并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函，但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特总统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针对沙朗斯基先生是否从事与颠覆行为有关的事，或是和情报局是否有过任何关联，我已经仔细向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查证过。答案是“没有”。我们已经重复确认过这件事，过去我迟迟未作公开声明，但是现在我已完全确信，事实与媒体的报道完全相反，就我们所知，沙朗斯基先生与中央情报局绝无任何关系。
我很兴奋。后来我们知道总统先生是自行决定发表这篇声明的，即使情报局和国务院都反对。苏联这下子不能以美国间谍的罪名来指控沙朗斯基了，否则就是指摘卡特总统是骗子。
我们并不期待卡特的声明会让沙朗斯基立即获得释放，可是我们期望这会使克里姆林宫更难以用严重的罪名指控他，尤其是那些会令他被判死刑的罪名。
次月，谣言满天飞，都在传着可能有包括沙朗斯基在内的犯人交换，“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我持续注意官方的消息，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电视辩论”
我和艾维塔、一些朋友以及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商量，我们决定要持续施压。1977年6月，有个值得注意的机会可以把沙朗斯基的案子介绍给美国大众。几个月前，苏联因为关心它在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象持续恶化，于是提议在意大利电视台举办辩论，由3个苏联人和3个意大利人以人权为题进行辩论。这场辩论成为苏联成功的宣传。他们的辩论者能言善道，准备周全，而且颇具说服力。苏联人因为他们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还扩大到要向美国提出类似的挑战。他们提议由3个苏联人对抗3个美国人辩论，地点则转到NBC，同样是90分钟的现场录像转播。美国接受了。我受邀为美方的辩论人，其他两位是诺特丹大学校长提奥多·赫斯堡神父，以及《华盛顿邮报》驻苏办公室前主任罗伯·凯索。因为我是我们团队中惟一的律师，我的角色就是向苏联辩论者提出交叉询问。我列了一长串的问题，很想问出有关沙朗斯基和其他囚犯的事。但是那时，就在辩论的前一天，苏联辩论团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他们不得参加由我向他们提出交叉询问的辩论赛。可是辩论已经列入重要节目且经过大肆宣传，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觉得好像是被耍了。在双方协商之后，同意一方团队可以向另一方提出问题，只要不是“交叉询问的形式”。
辩论会的主持人是NBC新闻评论家爱德温·纽曼。代表苏联的辩论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位苏联新闻记者，也是剧作家，名叫金利克·布洛维克。布洛维克聪明而有魅力，而且（就像他重复告诉我们的）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佳的辩论人中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我们调查时也发现，他是个残忍无情的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克格勃的主管级干部。虽然他是苏方辩论团中最年轻的，而且属于不重要的低下阶层，不过很清楚是他在负责左右局面。我知道他会强调媒体的作用，就像他曾在意大利辩论时的表现，而我准备好了要迎战他。
当布洛维克上阵，他开始重复地表示美国新闻报纸报道中有很多失业、犯罪以及种族歧视的情形。我直接对他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
问：布洛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的报纸”。如果有个一般的苏联公民走到苏联的书报摊上，他可以自由寻找到批评苏联的当天的《纽约时报》吗？
答：书报摊上有很多种报纸，除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之外。那些报纸的价格十分昂贵……
布洛维克继续说，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共产党的报纸。不过我回答了，我说在哈佛广场，我可以轻易买到25份以上不同种类的共产党报纸。当我从公文包中拿出每种报纸，并且读出报纸名称时，他摇着头表示无法置信。
当我进行正面辩论时，我谈到“赫尔辛基监督协会”的逮捕事件：
那就好像是前总统尼克松为了要解决水门案而下令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一样。如果沙朗斯基的审判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不准美国人去旁听，特别是因为指控他的罪名之中和美国有关？
当布洛维克试图回答时，摄影棚的观众席上发出呜咽的声音：“这是谎言。”说话的是艾维塔·沙朗斯基，应我的邀请参加这场辩论，原本是希望她可能可以遇到一些苏联律师，并可以请求他们协助她先生。
布洛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该国公民自由的例子，特别强调詹尼·哈里斯的案子，他是个黑人，因为参加监狱暴动而在阿拉巴马获判死刑，该场暴动中有个警卫被杀。我并没有否认美国有时也会侵犯人权，我马上同意哈里斯案引发不少争议。我告诉布洛维克，事实上我曾经为这个案件奔走过，并且提议苏联和美国律师以及新闻记者都应该共同加入，为弥补人权所受到的侵害而努力。
罗伯·凯索的结辩非常精彩，他说：“我们最大的优点是……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面对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评论我们的政府。不幸的是，苏联辩论人没有这种好处。”
这场辩论对我们而言是成功了。我们可以在受欢迎的节目中向广大的美国电视观众说明沙朗斯基的案件。《纽约时报》这么说：
这“初次交锋”……的确是场引人入胜的辩论赛。对于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的基本人性尊严的观点，以及德萧维奇教授为苏联异议人士咄咄逼人的辩护，苏联代表完全无法招架……这个电视节目生动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概念不仅是口号而已，也真正地实现了。
威廉·柏克利是我在辩论场上的老对手，对我的评论更加友善：
我提议领发自由勋幸给罗伯·凯索、亚伦·德萧维奇和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由于美国队的辩论技巧，苏联队显得黔驴技穷……
辩论案结束时，我们被带到华盛顿的某家餐厅接受招待。我和艾维塔·沙朗斯基同行。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导这场“戏剧性的对抗赛”：
苏联犹太异议人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被放逐的妻子，在招待宴会上面对两位来访的苏联律师。
沙朗斯基太太和德萧维奇教授穿过拥挤的房间时，她迎面看到了沙缪。齐夫教授……
齐夫教授询问沙朗斯基太太的娘家姓，他以为她是沙朗斯基先生的“女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
这个时候，第三个苏联辩论人，新闻记者金利克·布洛维克注意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做笔记。随后这位教授中断谈话并且迅速离开，走之前他告诉沙朗斯基太太，和报纸搅和在一起“对你的先生没好处”。
这是我们真正最关心的问题。媒体扩大报道沙朗斯基的严酷处境是否会召来反效果，是否会因此造成克里姆林宫不可能让步的坏处？我们自己辩论这个议题，但是最后艾维塔的观点占优势：“托里的方式就是公开，面对它、对抗它而不逃避躲藏。如果他能在这里提供意见的话，他绝对会希望我们继续让他的案子曝光，那是他惟一的希望。”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对媒体以及舆论下功夫。
这时，我们可以想象到克格勃的调查必定是进入了高速运转中。克格勃传唤数十位证人，包括许多重要的不准离境者和人权运动人士，还有美国记者罗伯·托斯，他在莫斯科街上被抓，还被盘问了好几天。我们通过不准离境者发送消息到莫斯科，希望在每个证人被放出来之后，马上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在托斯回到美国之后，我自己则详细地询问他，借以了解克格勃向证人们询问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拼凑出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沙朗斯基的案子。一周接着一周过去了。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结论逐渐浮现：克格勃准备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起诉沙朗斯基，而且他们不让证人有任何提供对沙朗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因此我们决定集合许多美国优秀人才组成调查团，评估克格勃拒绝审理的证据。最后委员会的文件会传达到苏联，作为调查沙朗斯基的内容。会议成员中包括有哥伦比亚校长威廉·麦吉尔，爱德华州参议员法兰克·邱奇，以及活跃的民权人士贝亚·卢斯丁等等。一场听证会就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
作为沙朗斯基的美国辩护人，我代表被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暨教育基金会”的杰克·格林伯则担任调查团的顾问律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隆正式为证人宣示，如此一来，这些证词在苏联起诉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中的任何程序都可以被采纳。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受邀出席，但他未予理睬。
我传唤我的第一个证人艾维塔·沙朗斯基，问到她的丈夫是否已经知道他受到监视。她作证指出安纳托里曾写信给她“提到好多次，他清楚知道有些人在跟踪他，他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也知道他的公寓里被装了窃听器”。
我的第二个证人是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德林纳，在沙朗斯基被捕前，他曾在莫斯科和他共处过一小段的时间。德林纳神父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总是“行事公开”。
下一个证人是计算机科技专家，他作证说沙朗斯基没有拥有任何与“苏联军备武力”有关的计算机信息。
我接着传唤“欧洲安全合作协进委员会”的代表爱尔佛瑞·法兰德利，他叙述和沙朗斯基的接触：
他走路的样子和其他苏联人不一样。他始终抬头挺胸。而且他常常公开发表言论。有一次他还要我聆听街道宁静的声音。他惟一的罪名就是他说真话，而他最重的罪是他用英文说。
最后一个证人，在沙朗斯基被捕前几天都和他在一起，艾沙克·爱尔康，是刚从苏联移民出来的律师。爱尔康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最近才加入不准离境者的研讨会，会中研读苏联法律，希望团体中所有成员都能熟悉并且尽可能避免触犯苏联法律。
这些程序结束后几个星期，调查团的人员公开他们的结论•：
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都证明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与中情局完全没有接触，所以他不可能参与间谍活动。
这是以证据和证词所得出的结论。调查团的审理程序以及裁定，都公开发行并且转寄给苏联最高检察院。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1978年6月，美国驻欧洲的安全合作协进会（美国国会所设立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决定针对沙朗斯基、爱尔克山达·吉兹和尤利·欧洛夫3人的案子，召开听证会。我受邀代表沙朗斯基，威廉斯代表吉兹，克拉克代表欧洛夫。这场听证会是说明本案的重要机会，因为委员会的功能就是要评估赫尔辛基协议是否受到遵守，它是正式的责权机构。
我告诉委员会的委员们沙朗斯基案的最新发展，我告诉他们：苏联当局曾指派辩护人代表沙朗斯基，那人名叫希维亚·都罗夫斯卡。然后我向他们读了一封德林纳神父拍给她的电报：
德萧维奇教授已经接受沙朗斯基母亲的委托，在美国为他辩护，他也拜访过为数众多的证人……这些证人都是已经离开苏联的了。这项证据显然你并没有看到，这可能对沙朗斯基案的辩护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我们不想干涉你的代表权，也不想介入苏联的外交诉讼事务。我们只是想和你见面（律师对律师），并且提供给你相关的消息，这是我们惟一的通路，我们可以立即安排飞往莫斯科，希望可以共同合作、相互了解。
我们从未收到都罗夫斯卡的回音。后来我们才知道沙朗斯基拒绝她做他的律师。
当我们为了沙朗斯基案尝试公开的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私下的工作。我们设法和苏联官员见面，展开外交谈判，提议交换犯人。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审判
然后，苏联当局宣布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触犯叛国罪，将于1978年7月进行审判。这项指控认为，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被告提供国家机密给“西方外交官、情报单位以及外国军事情报单位的雇员，此人在莫斯科以新闻记者身份作为掩护”。本罪最重的刑罚是以火枪队执行死刑，那是我害怕听见的消息。直到对沙朗斯基的叛国罪名被正式判定之前，仍有些许的希望（无论是多么微小），他有可能获释，或者被判较轻的罪名。但是如果判决宣告，结果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我立刻请求准许我前往苏联代表我的当事人，或至少旁听这场审判。沙朗斯基的欧洲律师、他的加拿大律师以及其他律师也都作出相同的请求。但是这些申请不是没回音就是被拒绝。
快要审判的那些天，简直是一场疯狂。我跑遍全国各地，在群众大会上、在立法院大厅和电视上讲述我那命运多舛的当事人的故事。审判期间，ABC的芭芭拉·瓦特在晚间新闻中访问我，她问我沙朗斯基是否“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受审判”我回答他受审判，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想要移民；因为他英文说得太漂亮并且是赫尔辛基协议监督运动的领导者；还有和媒体接触过于良好；因为他连接着各种反对运动；以及，因为他是个话说得太多而仍无所畏惧的人。
瓦特接着问我“这场审判对其他苏联的异议人士有何重要性”。我回答道：
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信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守法，只要他们批评制度或寻求移民，就会被起诉和定罪。
审判渐渐接近尾声，我的挫折感直线上升。虽然拥有全世界的支持，安纳托里仍孤独地站在被告席为自己辩护。他无法和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说话。他的母亲被禁止进入法庭，萨哈罗夫和其他人权运动者和犹太人也都一样。苏联官方宣布这场审判是“公开的”，只是所有座位都“被其他人占满了”。只有安纳托里的哥哥李奥尼获准坐在后排的位子上，于是他成了安纳托里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好几次两兄弟走过走廊时，可以彼此打个招呼微笑一下。李奥尼很惊讶：在接近一年半单独监禁和讯问之后，安纳托里仍不减他的轻松、热忱，甚至他的幽默感。两兄弟在大厅交会时，安纳托里向他兄弟小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外头变胖了”，这时他向他闪过一张皱皱巴巴艾维塔的照片，那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不过，他外表的沉静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安纳托里知道自己既定的命运。
当我读到审判的报道时，我决定最后一搏，我希望能为我的当事人提出法律辩论。我整晚工作着，草拟着结辩时要说的话，要是我可以获准在苏联法庭上代表当事人的话。我拍出电报给法官们，同样的内容也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国会记事》。以下是我部分的声明内容：
令人敬重的法官们，我现在要为一位男性说话，他已经被苏联媒体、苏联共产党以及政府的高层官员宣判有罪了。我很明白你们所承受的负担，你们自己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历史上，没有法官曾经投票让有叛国罪嫌疑的政治犯无罪开释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摆脱束缚，做个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作出真正诚实的判决。
如果这些指控没有这么严重的话，那其实会是一场闹剧。想想看，美国情报单位是多么无能啊，他们竟然让像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当间谍。他的电话显然被录音，他的每个举动都公开地被监视，他的室友是克格勃派来的，沙朗斯基可能是情报游戏中最差的人选了。想想看，苏联反间谍活动的机构又是多么的无能，竟然让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公开宣示效忠以色列并且要求移民以色列的人——取得军事情报。
当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有个德国法官因为他的判决使无辜的犹太人被执行死刑而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在个别的案件上遵守纳粹党的命令，可以延缓种族大屠杀。来自你的国家及我的国家的纽伦堡大审的法官们，他们驳斥他的见解，并且联合发表声明说，在判决第一个无辜的犯人有罪时，便已经扭曲了正义，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种族大屠杀。我恳求你们在制造相同悲剧之前，先问问你们的良心。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当我在安稳的剑桥家中草拟我的辩论时，安纳托里正在他那狭小的牢房里构想他的辩论，那才是真正可以站到苏联法院上的。在审判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安纳托里有机会可以结束他16个月被强迫的沉默。他的陈述非常动人。他转过来背向法官，直接对着整个法庭之中的某个人说话，那是他的兄弟李奥尼，他会聆听并且转达他勇敢的话。他说：
我一开始就了解到，在像这样半公开的审判中为某个人进行辩护，其实根本是件毫无希望的案子。
这时他的说话被一阵吼声打断：“他们应该把你这种人吊死！”安纳托里继续说：
有几个人在调查时警告我，我会受到死刑判决或者至少是15年的徒刑判决，除非我同意和克格勃等组织合作，协助他们摧毁犹太移民运动。他们承诺会很快释放我，并且让我和我的太大见面。而现在，当我距离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更加遥远，当我要面临牢中许多艰难岁月，我要说，向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说：“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然后沙朗斯基突然转向3位法官，直视着他们的眼睛轻蔑地说：“对这个法院我无话可说，这个法院必须证实一个早就决定的判决。”说着，他坐了下来，等待无可避免的定罪和判决。
几个小时后，法官回到法庭上，正式宣告沙朗斯基被指控的罪名全部成立，并且必须服刑坐牢13年。惟一的好消息是他的命保住了。
克格勃的支持者充斥整个法庭，其中几个大叫“判刑不够重”！李奥尼就在警卫把安纳托里带走的时候，对他的兄弟喊着：“托里，整个世界都和你在一起。”李奥尼流着眼泪离开法庭，走向街上的朋友。他们焦急地想知道安纳托里如何坚持下去。李奥尼向他们转告安纳托里最后的话，这时他们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安德烈·萨哈罗夫想走过去安慰悲伤的母亲，这时克格勃人员走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不让他过去。最后，含蓄稳重的科学家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情绪。“你不是人！”他对着克格勃人员大喊，这样发火一点也不像他的个性。“我是苏联科学院的成员，你听我说，你们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围在空无一人的法院前面，突然间，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开始唱出《哈提瓦》——犹太人的希望颂歌。所有的支持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沉浸在乐音中，群众缓缓散去。
“就这样，一场吸引美国和全世界注目的莫斯科审判结束了，”《新闻周刊》这样报道着。确实，有好几个星期，安纳托里·沙朗斯基的名字成了谈话的主题。他的微笑、激动却不紧张的容貌，几乎出现在西方世界每天的杂志和报纸封面。但是安纳托里看不到这些杂志和报纸，除非他重获自由。
当消息传到身在华盛顿特区的艾维塔时，她第一个反应是，“13年里我不能生养自己的孩子”。几天之后，受到判决的安纳托里获准第一次给艾维塔写信。这封信还是习惯性地压抑其痛苦：
娜塔亚，我被捕前几天，我无法顺利地打电话给你，我原以为那会是最后听见你声音的机会，有个“聪明的”人告诉我说：“当你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对娜塔亚而言，那是更加难熬的。”他是对的，当然你比我要痛苦多了。但是他又是千错万错的，我绝不可能这样安慰自己的。
艾维塔，我深爱的妻子，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一起享受过真正快乐的日子，每天我重复这个愿望，不断地以希伯来文祈祷着。
你是伟大的女中豪杰，我非常快乐，也非常自豪我有这样一个妻子。
托里
“无止境的等待”
自这场审判开始，艾维塔到全世界各地去寻求对他先生的声援。她的律师同样不停地工作着：沙朗斯基的加拿大律师，麦吉尔大学的厄文·科特勒教授，提出详尽的诉状，他们不断安排着讨论会和群众大会，建议进行犯人交换，以及在外交上的努力。
安纳托里在狱中日渐憔悴。他的体重减轻，几度昏倒，并且在一次意外中受伤。他的父亲因心脏病过逝。他的母亲拒绝络绎不绝的来访者。1981年春天，我遇见乔瑟夫·曼德勒维奇和希里·巴曼，他们才从牢中被放出来，在牢中见过沙朗斯基。他们告诉我他的精神十分高昂，虽然他的健康情况恶化。
我对本案的关心不曾减少。我到马德里，在国际赫尔辛基协议会议中，为沙朗斯基案发言（以及爱达·努黛尔所关心的政治犯和仍在列宁格勒牢中的犯人们）。
1982年1月，沙朗斯基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坐了几天的交通工具，和他见了两个小时的面。瘦小苍白的安纳托里说，他的判决中有3年从劳改营转到监狱去（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他被判犯罪，罪名是“不断认为自己无罪”他也因为点“哈努卡”蜡烛而受罚。
不论何时，只要我失去希望和动力，我就想起金利克·布洛维克的话，他是苏联新闻记者，我曾和他在NBC进行辩论。在辩论之前，于苏联大使馆有一场招待会，我问他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怕因为沙朗斯基案招来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报复，因此危及国际关系而造成彼此紧张。他回答说：“沙朗斯基审判之后不要几个月，美国媒体和美国人民就会忘记他。你们人民是非常健忘的。当然啦，在审判期间前后几个星期，我们都饱受批评，但是不用几个月，就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他只会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
安纳托里·沙朗斯基决不可以变成“只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决不会被磨灭掉，他的名字和形象已被千万人知道，同样地，也不可以忘却全世界各地千百个无名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