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一七五九年至一七九七年）出生在倫敦東區的斯比塔菲爾德（Spitalfields），她有六個兄弟姊妹。她的父親揮霍家產，對她母親施暴。她十九歲離家，成為一名仕女的伴仕與家庭教師，最後與姐妹們一起創辦了一所學校。當學校失敗後，她開始擔任翻譯和評論人，結識了當時倫敦的許多激進思想家。她在一七九二年出版了《為女權辯護》之後，踏上前往巴黎的旅途並在十二月抵達，就在法王路易十六被處決的幾週之前。在那裡，她與一位名叫吉爾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的美國人開始了一段充滿激情的戀情，他們沒有結婚，但他們育有一個女兒。她在法國大革命後的恐怖統治（the Terror）期間受到懷疑，但最終幸免於難，並於一七九五年返回倫敦。她嘗試和伊姆利復合，而當他拒絕她後，沃斯通克拉夫特自殺未遂。康復後，她前往斯堪地那維亞（Scandinavia），並將她從瑞典、挪威、丹麥寫給伊姆利的書信彙集出版。最終，她愛上了記者與激進的政治哲學家威廉．高德溫（William Godwin），兩人最後成婚。在她們結婚五個月後，她死於產後併發症，留下了一個女兒：瑪麗。
這一章的主角，和許多書寫政治這個主題的書一樣，是另一本出自政治動盪時期的著作。促成《為女權辯護》這本書的事件，是法國大革命。然而，這並不是一本由法國公民所寫的著作，因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是一位英國人。儘管她經常行旅歐洲各地，但她大部分的人生都在英國度過。雖然她去了法國、參加了法國大革命，但她並沒有經歷整段法國大革命的發展，而是在革命最危險的階段留在巴黎——所謂的恐怖統治時期。法國大革命這個事件，將她與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遺產產生了聯繫。
要說革命與霍布斯的政治哲學之間產生聯繫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因為革命正是霍布斯極力想避免的事情。霍布斯被稱為支持政治秩序的哲學家，嚴格說起來，在霍布斯的論述裡，即使主權者並沒有善盡職責、即使主權者腐敗瘋狂，人們也不應該推翻主權者；如果你的政治體系還在運作，人們就應該繼續在這個體系生活，而非將君王斬首。既然如此，霍布斯式的政治概念要怎麼啟發革命與弒君？
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以及在之後，都有許多思想家借鑑霍布斯的理論，嘗試提出論據，以成為他們建構新政治的基礎。這是因為他們認為霍布斯和他們一樣，都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嘗試著從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s）[1]來思考政治。除此之外，另一個原因是霍布斯以他自己的方式，象徵了某種新政治的開始。霍布斯知道他的理論絕對不僅只是為現狀辯護。在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政治現狀，就是前現代政治那延續至十七世紀混亂的遺產。霍布斯想要創造一個合理的新政治與合理的新政治世界。霍布斯究竟是什麼樣的政治哲學家，其實端看你認為你正活在秩序或是混亂當中。如果你和一些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思想家一樣，認為你正活在一個混亂、無法理性治理秩序的國家，那麼霍布斯式的新政治可能就會是你所追求的目標。也是因為這樣，讓霍布斯的影響出現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然而，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對霍布斯並不那麼感興趣。她是在反對另一種截然不同、為政治秩序辯護的觀點。這個觀點來自她同時代的一位英格蘭—愛爾蘭政治家與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伯克在法國大革命發生不久，就迅速且冷淡地對革命做出回應，並呈現在一七九〇年出版的《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這本書裡。在這本書中，伯克試圖扼殺人們對革命所抱持的熱情，也將這場革命定調為一場隨時可能爆發的災難。他對法國大革命的攻擊奠基於他的觀點：如果你想從純然理性的原則，像是幾何學式的、非人性化的、人工的、冰冷的、機械的、理性的原則，來發展出新形態的政治，最終你只會得到混亂與暴力。這是因為這些原則都過度抽象且不近人情，離人們的真實生活太過遙遠與陌生。伯克認為這樣的政治沒有溫情，最終這樣的政治也只會引入人性中最糟糕的一面：那種在政治轉型期間，隨時可能爆發的殘酷與不受約束的暴力。比起純然理性的政治，他更傾向認為政治運作是奠基於社會中人們的情感、社會風俗與各種不成文的通則，而這些恰恰是精細審議、人工形塑的一致性與無法在生活中被落實的規則的對立面。對伯克來說，生命就是一種傳統，而不是一種延續的活動，因為一個社群的生命是否延續，與曾經活在這個社群中的逝者、正活在這個社群中的人們，以及將會活在這個社群中的來者都緊密牽連。[2]這是一個有著小寫「c」的保守派（conservative）觀點，將政治社群視為某種有機體的延續以及這個有機體所存有的遺產，並珍視這個有機體勝過理性與革命——而這也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絕對厭惡的觀點。
在與伯克的辯論裡，沃斯通克拉夫特站在理性這一邊。她希望政治是理性且可以掌握的；她不希望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存續與運作，仰賴那些無法被掌控也無法被改革、無以名狀的預設，以及各種隱蔽的價值與傳統。她希望政治是具備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可以掌握的，她也認為我們都能夠進行理性思考。這個想法本身就是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遺產。與霍布斯相似，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智識層面也無所畏懼。《為女權辯護》撼動了當時的讀者，因為它提出的論點是如此新奇，就像當初的《利維坦》一般。這本書的論點，就好像作者身負追尋自己思路的責任，無論這樣的思路會將她帶向何方。她不會因為害怕論點冒犯人而畫地自限；她也沒有因為害怕她的論點太過激進而約束自己。為了達成她的目的，只要這些論點是必須的，她就會詳實呈現，哪怕有些論點對當時而言的確太過激進。但與霍布斯不同的是，她並不是一個在生活中充滿恐懼，只是剛好在智識上無所畏懼的人。終其一生，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是無所畏懼。當然，說她無所畏懼並不是要說她從來不曾害怕過。她經常感到害怕，也度過了非常駭人的一生，包括她曾經在恐怖統治時期的巴黎生活過。在她的生命裡有很多事情讓人感到害怕，但她不會被這些恐懼嚇阻。即便充滿恐懼，她還是前往巴黎，參加了法國大革命。霍布斯旅居巴黎，是為了逃離他那個時代的革命，可以說他去巴黎是為了遠離革命；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去巴黎，則是為了親眼目睹並親身經歷革命，她具備最真切的勇氣。
沃斯通克拉夫特過著充滿勇氣且不平凡的一生。她不只在寫作中，甚至在行為上都挑戰了傳統。沃斯通克拉夫特有過婚姻之外的兩性關係，這些關係讓她未婚便產下一子——這在十九世紀英國是駭人聽聞的事情。她不僅探索了人類理性的本質，也在她的生活中探索人類情愛的本質。她經常熬受痛苦，有些時刻甚至非常抑鬱；她曾經嘗試自殺，這在十九世紀歐洲的基督教信仰文化裡也十分駭人聽聞；她面對極端貧困與生活的不安全感。從各方面看來，她的經歷和霍布斯那種以確保自身免於危難為主要目標的人生截然不同；她的人生景況與霍布斯恰恰相反。
最重要的是，這是一段理性與激情交織的人生。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生命的結尾才結婚。在《為女權辯護》一書中，她提到了時至今日仍偶爾會出現的古老論點：一個真正深刻的思想家往往不會結婚，因為婚姻生活會妨礙思想家沉思。根據這個論點，要成為深刻的思想家、真正的哲學家，就得像故事中的賢者那樣，過著獨居不婚的理想生活。沃斯通克拉夫特把這個論點與思緒，和一位十七世紀初期的哲學家與科學家連在一起：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年輕的霍布斯曾短暫地擔任過培根的秘書和助理。培根確實有結過婚，但那時他已四十五歲，而他的新娘年僅十四歲。不管在當時還是今天，這都是一場備受議論的婚姻。有些人認為，這是假結婚，培根很可能是同性戀。
在今天，我們偶爾也會看到有人提出同樣的觀點。如果你列出現代西方傳統中常見的一些偉大哲學家，你將會發現，他們的共通點都是未婚（另外一個共通點是他們都是男性，所以無論如何這都不應該是最終確定的名單）。這些人名是：笛卡兒、霍布斯、洛克（Locke）、萊布尼茨（Leibniz）、史賓諾莎（Spinoza）、休謨（Hume）、亞當．斯密（Adam Smith）、康德（Kant）、邊沁（Bentham）。這個由未婚男性組成的偉大哲學家名單，甚至可以一直延續到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時代之後，像十九世紀後半的尼采（Nietzsche）和二十世紀初期的維根斯坦（Wittgenstein）。未婚男人太多是巧合嗎？並不是。這是一個糟糕的觀點，沃斯通克拉夫特也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論點，因為她不相信人類在缺乏試圖建立起深厚持久的關係時，還有辦法過一種完全理性，卻同時也完全富含人性的人生；這同時也是一個愚蠢的觀點，因為實際上，這些哲學家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而沒有結婚。維根斯坦是同性戀，所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結婚對他來說不是一個選擇；尼采則是出於個人健康（據傳他患有梅毒）和個性的原因明白婚姻可能不適合他；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邊沁有自閉症，也非常害怕各種情感糾葛；康德是個對生活一切都吹毛求疵的單身漢，他的鄰居們會依照他準時的散步時間來校正自己的鐘錶；休謨是一個有自己生活情調的單身漢，他白天喜歡探究哲學問題，晚上則喜歡和淑女一起玩雙陸棋；至於霍布斯，正如我所說的，他是傭人，他已經有了家庭且他必須為這個家庭服務，他終生都在尋求保護，而他並不確定擁有另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庭，且分裂他對主家的忠誠，是他得到保護的方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霍布斯極度厭惡風險，把自己的安全置於愛情之上，但沃斯通克拉夫特並不尋求安全。她的著作，以及它所包含的激情與對理性的深深依戀，都反映了她的生活方式。
她對人類的理性以及政治中的理性的辯護，與霍布斯完全不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論點仰賴不同的原則，也沒有霍布斯論點的那些限制。一個可以快速定位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描述，便是：這是試圖藉由理性，來探索政治中理性的侷限在何方的理論。如果我們的思路正確，我們就應該理解，在政治的情境裡，我們的理性唯一能告訴我們的，就是我們應該將政治判斷交給第三方來決斷。除此之外，我們的理性沒有辦法確實掌握什麼。這個第三方可能是理性的人，也可能是傻子，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選出了一個主權者，而主權者會為我們做決定。理性對霍布斯來說，只告訴了我們：我們需要政治，但它並沒有告訴我們應該擁有什麼樣的政治。
沃斯通克拉夫特並沒有像霍布斯這樣限制理性。她並不認為現代政治是一個試圖避免理性以安全與和平之名，引入非理性衝突之可能的計畫。對於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說，比起如霍布斯所言的定錨設計，理性更像是一段過程。理性不是數學練習，理性、思考、對事物有正確的認知以及常識，這種種蘊含理性的層面，都是我們生活經驗的一環，它們一直都與不同形態的激情和情感共存，也與一些單看事物本身可能極不合理的生活經驗共存。也因此，對政治與對生活最核心的挑戰其實是一樣的：尋找一種組織社會的方法，讓理性與激情得以共存且相互支持、豐富彼此，讓人們得以在這之中發展和成長。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來說，這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而生命是一段旅程，不是一場競賽。在這趟旅程中，理性與情感必須始終共存，生命不能自情感抽離。
沃斯通克拉夫特對伯克的第一個回應以《為人的權利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為名，於一七九〇年出版，緊跟在伯克的著作之後。這是對伯克論點的批評，也是對法國大革命及其理性精神的辯護。但這同時也抨擊了，伯克的著作中對於英國的一些隱含論點。英國是他們兩人都共同生活的國度，而伯克的論點暗示了，英國的政體是比革命的法國更好的政治。沃斯通克拉夫特想告訴伯克也告訴她的讀者，伯克在著作中對英國政體的論述站不住腳，因為伯克對理性的批評以及他為情感的辯護，都是充斥上層階級色彩的論點；他想辯護的那些情感、那些他真正重視的情感，也是所謂上層階級的情感；他認為最好的政治形態，是人們成功從那些冷酷無情又主張暴力，並以理性主義者自居的革命分子手中，保留下所謂的高貴情操。伯克想要從革命派手中拯救那些關於仁慈、有愛、傳統、高貴與騎士精神的理念；但沃斯通克拉夫特注意到，在這些伯克所謂富有高貴情操和騎士精神的國家裡——不僅是被革命掃蕩的舊制度時代的法國，還有英國王室統治下的國家——幾乎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國家的政治是由他所說的高貴情操來運作。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這些國家是被人類更基本的感受主導。高貴情操，尤其這些情操確實源自某些貴族社會的遺緒時，並沒有以騎士精神的方式被落實，它被呈現的方式反而是偏見。高貴情操不是以仁慈或慈善的形式出現，它所表現的反而是裙帶關係與政治貪腐。如果你讓有特權的人隨心所欲，你會發現他們的心思充滿偏見：他們偏愛他們最親近的人；他們這樣做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愛那些親近的人（很多時候他們根本不愛他們），而是因為人類是非常偏私的動物，他們更喜歡支持那些最接近自己，也是自己最熟悉的人事物。在這種被偏私主導的國家中，安全並不存在，因為它不僅僅是極度被某些人的私人情感所駕馭的國家，也是不理性和腐敗的國家。
關於伯克極欲從革命熱情中挽救並保護的那個英國，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想法是，在這樣的國家裡人們會失去展開新政治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國家裡，人們沒有任何理性的基礎，足以為這個國家的政治正當性辯護，因為每一個國家都會留有過往的深刻遺緒，而這些遺緒正是從頭開始一個新形態的政治所必須屏除的因子，這就是為什麼創造新形態的政治會需要一場革命。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伯克所捍衛的國家並不合理，因為它只讓極少數人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這讓活在伯克理想的國家中的人們，受制於特權精英的專斷決定，而這些精英並不關心人民。他們對人民的看法不是出於仁愛和騎士精神，而是冷漠和蔑視。那個有著數百年謊言和虛偽遺產的國家，無法被霍布斯的理性原則拯救，因為這個國家是腐敗的。如果這樣的國家是有生命的存在，它的生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腐爛了。這樣的國家不是一台可以被調整修復的機器，它沒有壞，它病了。
沃斯通克拉夫特不相信人們可以為政治開闢一個獨立的空間，讓所有政治的恐懼與危險封存其中，並讓人們得以了解並且從此不用再擔心政治的恐怖之處，進而得以放心做其他事情——這是霍布斯的思維。霍布斯認為人們可以將政治定錨在這種理性的恐懼之中，並且將我們的社會存續定錨在這種理性的恐懼所提供的安全網裡。他認為如果這麼做成功了，這種安全感，會讓我們得以將被定錨的恐懼拋諸腦後，然後開始過著對自己更加有利、更為自由，甚至也許永遠不用再恐懼政治的生活。霍布斯開啟了這樣的一個關於政治的承諾，而沃斯通克拉夫特關閉了這個可能。她不相信這種隔絕政治的做法有可能存在，因為她不相信你可以擺脫這種政治的任意性，你不可能永遠將恐懼拋諸腦後，恐懼的重量永遠都會存在在生活中。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對社會生活的理論裡，政治無處不在，政治就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生活裡並不會有一個空間屏除了權力、排除主權者任意專斷決策，甚至排除了腐敗統治的可能。在日常生活裡，你有太多完全不同的方式來體驗到這種權力任意運作的結果。也許是作為為主人工作的傭僕、作為生活在父母管理下的孩子、作為嫁給男人的女人，或者是作為一名未婚的女人。在這樣的圖景中，我們大多數人在多數時候都是脆弱的，這不僅只是在政治上，而是體現在我們生活中、那些霍布斯認為政治應該忽略並交由我們自己主導的所有層面上。
從許多方面看來，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論點中最深刻也最令人吃驚的一個見解（同時是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便是重新省思男人與女人的關係，這是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對伯克的第二個回應（不是第一個）中所提出來的。在《為女權辯護》一書裡，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兩性之間的關係，具現化了政治問題最根本要面對的挑戰。必須要指出的是，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男人與女人的性別差異是生理性別（sexes），而非社會性別（genders）。她認為，發生在男人與女人身上的事情，便是兩性被以理性和感性區隔開來：理性屬於男人，而感性屬於女人。這種區隔正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想跨越並橋接的事情，她想要縮小這種區隔之間的距離，使得人們最終不必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在男人與女人之間做出選擇。她認為這被區隔開來的兩端，卻是維持社會與政治安定必要的組合。當然，理性與感性還是不同，也不應該被混淆，就如同政府和人民是不同的，兩者不應該被混淆一樣，但她認為兩者應當並存。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根深柢固地擁抱了這種男人應該是理性的，女人應該是感性的分歧，這是因為這種分歧不僅僅被政治，甚至被政治以外的因素（包含道德、宗教、家庭生活乃至教育）所影響、刻畫。但為什麼會如此？這並不是因為男人沒有感情。男人當然也有情緒與情感，只要身為人就應該都有這些。這僅只是因為男人被預期要壓抑自身的情感、運用理性來超脫感情的影響。在當時的人看來，沃斯通克拉夫特更極端的論點是，她同時也堅持這種分歧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不是因為女人沒有能力使用理性。在十八世紀末期，有許多思想家仍舊認為女人是沒辦法使用理性的，但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這是荒謬的言論。真正的問題是，女人被預期以情感來表現自己，就如同男人被認為應該要以理性來自我呈現一般。沃斯通克拉夫特堅持這種認知有嚴重缺陷，「為了讓女人得以適當實踐任何屬於她們的職責，理性是絕對必要的。而我必須重申，感性絕對不是理性。」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前述這種思維的結果，導致男人必須要將他們的情緒偽裝成是理性的反應，而女人則被迫要將她們的理性思維偽裝成情緒。也就是說，男人會利用理性與論辯這兩種只屬於男人的手段來運使權力，他們會宣稱這種權力（包含政治權力）只屬於男人。這種現象並不會只發生在伯克試圖辯護的那種傳統家父長式的政治體系裡，也會發生在號稱以理性作為基礎原則運作的政治體系之中——也許在這種體系中，這種現象會尤其明顯。法國大革命宣稱它是理性的，但與此同時，這場革命也剝奪了女人的權利，賦予男人更多的權力。男人會以理性為名宣稱自己的權力，並將通常只是他們的慾望或情緒，甚至僅是難以克制的感受，都偽裝成是理性權力的展現。女人則必須利用情緒或感性的語言，來表達她們對權力、控制、自主權，與自我管理生活的能力的追求。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這種以男女區別為核心來建置人類社會的方式，完全是一場災難。不管對男人或女人來說，這種方式都腐化了人性。然而，沃斯通克拉夫特並不認為男人和女人應該為這樣的結果承受同樣的責罵。男人更應該為這樣的結果負責，因為在這個體系中，他們享有權力，也因為他們的情感往往更為野蠻。在《為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如果你要找到埋藏在既定的兩性關係這場災難背後的核心問題，那必然會是男性的慾望。是男人將慾望偽裝成某種更為理性的事物，進而迫使女人必須退守名節，並以感受與情感來回應這種慾望；是男人在追求肉體慾求的同時，對愛的感受展開嘲弄。但儘管男人要負起更多的責任，這種「男人就是理性、女人就是感性」的關係，對雙方都會造成侵蝕，因為在這場關係裡，沒有人可以誠然面對自我。男人很難從這種已經內化、堅決扮演一種不屬於真我的假象中解放出來，這使得男人直覺性地會堅持自身是理性的，卻也造成了人們始終無法正視自身情感；而在這種女人被剝奪以理性思辨表達自身、被剝奪身為理性動物的權利的情境裡，也幾乎沒有女人有能力坦然面對自我。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來，即便如此，男人與女人終究必須共存，這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男人與女人必須要建立關係，這種關係主要但也不完全以婚姻的形式呈現，但就因為這種假象的性別關係，使得婚姻也很容易淪為災難。在這個情境下，男人與女人都無法真正的了解彼此的處境。再基於所有的關係都是某種權力關係，使得在這層關係裡，相互不了解彼此的結果，便是男人與女人往往相互施暴。大多數時候，這種施暴是男人對女人的暴行，但也有些時候，女人也會濫用她們的權力，尤其是那些有吸引力的女人。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這些有吸引力的女人得以透過「專斷的美的力量」來役使其他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同時也非常清楚地指出，當男人與女人的權力結合在一起之後，他們都極有可能濫用這種權力來對待孩童：男人藉由將情感包裝成理性，使得男人轉化成冷漠疏遠的父親；女人則以她們唯一的抒發權力的管道（情緒性的語言）來展現權力，使得女人成為過度黏著與情緒化的母親。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分析中，這種虛假的男女關係，造就了虛假的性別道德。其中一個代表，就是關於貞操的虛假道德：在這個男人必須將情慾偽裝成其他東西的社會裡，女人如果失去了自持與美德，就意味著女人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地位。這將女人置於一種近乎難以生存的處境之中。在這樣的社會裡，女人一旦失去了所謂的美德，她們將只剩下一種謀生之法：賣淫。沃斯通克拉夫特直白地指出這一點，哪怕這使得她同時代的讀者感到震驚不已——讀者會震驚並不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面貌，而是因為他們雖然心知肚明，卻不喜歡看到這個殘酷的面向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大眾面前，尤其還是被一個女人揭露出來。一個腐敗的社會，是從頭到腳都徹底腐敗，你不能夠希望將腐化的事物隔絕在政治裡，然後再將政治獨立開來，使得社會餘下的部分能蓬勃發展，因為不好的事物總是會傾溢而出。
但《為女權辯護》的傑出之處在於，它不僅犀利地剖析了當時社會中已然成為某種道德災難的性別關係，它將男女之間的關係視為某種更深刻的政治問題的表現。這不僅是一本關於男女關係的書籍，它涉及所有形式的社會關係。在這之中，其中一方宣稱掌握了理性和權力，而另一方則必須透過感受與感性的語言，來行使這種語言所能掌握的權力。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所有形式的政治關係，都可以看到這種「男人／女人（理性／感性）」的界定模式。舉例來說，這就像是暴君與廷臣的關係，而暴君並不一定是男人，儘管多數時候他是。在任何一個只有單獨一人享有專斷權力，而其他人的生活必須依循著這個人打轉，並試圖在專斷權力之外的狹小空間中展開私人生活的處境中，涉及這個關係的雙方，都會被這種關係侵蝕腐化。沃斯通克拉夫特明確指出，暴君會被自己的暴政腐化，就像男人與女人被各自的權力腐化一般。這是在現代政治思想史上不斷出現的論點：儘管總地來說，奴隸主的處境比奴隸好上許多，但奴隸制度中就是一個對所有人（包含奴隸主）都有害的制度。權力會腐蝕一切，而絕對的權力最終絕對會腐蝕所有人：
如果這個世界（可以再細分成王國和家庭）被純然由理性推演出來的法則治理，那麼女人與暴君都將同時享有比現在更多的權力。但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延續這樣的類比），女人與暴君的人格都將被貶低，而罪惡將在整個社會中蔓延。
沃斯通克拉夫特還有另一個令人訝異的論點，即這種腐化的權力關係會在國家及軍人的關係中反覆出現，且不僅僅是暴君專政的國家，而是所有國家，包含英國。或許在《為女權辯護》這本書裡，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挑釁的論點是指出，軍人本質上是女性化的。那群持有槍支軍火，得以合法殺人的人，在權力關係中無疑地處於女性化的位置。他們僅是國家達成目標的工具而已，他們不被允許擁有獨立思辨的理性、他們沒有辦法參與決定他們行動的決策過程。相對於國家來說，他們沒有權力。然而，所有人都會渴望以各自被允許的方式來表現自我。除了軍人定期必須執行不受控制的暴力行為之外，還有什麼因子讓他們與眾不同？承平時期的軍人是怎樣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說，他們是嬌媚的。她說，看看軍人那華麗的猩紅色大衣與擦拭得發亮的鞋履，看看他們打扮成如此並出現在舞會和遊行上，看看軍人必須時時注重他們的髮型與儀容、必須致力維持俐落的身形。沃斯通克拉夫特說，在權力關係裡，軍人就是女人。當然，不是字面意義上的女人。軍人象徵了她對腐化的權力關係分析中，女人所代表的意義：不被允許獨立理性思考。她說，「軍人就像淑女一般，一生志業就是吸引欣慕的視線。他們被教導要去取悅他人，也為了取悅他人而活。」因此軍人的一生，基本上在殘酷與風姿的轉換中度過，這就是在這種腐化的關係中會發生的事情。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對男女關係的剖析中，這是一種對她所熟知的社會的全面批判。《為女權辯護》因此是一本激進的著作，與法國革命期間發表的任何著作相比都毫不遜色。
那麼，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我們該如何解決這種會腐蝕所有人的權力關係呢？從某個角度來說，答案顯而易見，儘管這個答案其實比乍看之下更為激進許多。沃斯通克拉夫特終其一生都在思索與擔憂教育的問題。成為一名教師，是十九世紀時女人可以就任的少數職業，而《為女權辯護》也對教育的問題提出全面性的討論，尤其是反省當時的女性教育。在那個時代，女性教育被化約成教導女性如何恰當的感性。在當時的教育體系下，女人的心靈被框限閉鎖，使得女人失去接納生命中多樣化選擇的能力。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能為女人提供一種教育，將她們視為具備理性思考能力的個人，並促進女人得以學習歷史、科學、哲學，同時也兼顧藝術、感性與情感。她認為全面的教育不會單純只是理性的教育，因為你不能只學習數學與幾何學；但它也不能是片面的感性教育，因為感性的教育是將人拖進這種腐化關係的陷阱。
沃斯通克拉夫特並沒有單純說，完整的教育是女人需要也是應得的權利。她說的是完整的教育是「所有人」都需要也應得的權利，因為在那個時代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她書中最令人震驚也最嘲諷的內容，有些是關於男子公學（尤其是那些在英格蘭名為「公共學校」的私校，例如伊頓公學［Eton College］與哈羅公學［Harrow College］）。在這些學校裡面，男孩被教導要怎麼成為男人。她將這些學校描繪成腐壞人性的籠寨，將男孩教導成為男人，意味著教導他們要如何隱藏情感，包含他們對兩性的情感，並強迫男孩們以一種隱匿卻又不受控制的方式表達他們的性慾（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此有非常生動的描寫）：在基督信仰道德與公共道德的包裝下，隱藏著這些私校男孩們相互為彼此手淫的秘密社交圈。沃斯通克拉夫特說，這是一種野獸的生活，這並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一種使人腐化的教育，符合了嘗試將男孩轉化成男人的腐化國家。對在意孩子（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的家長來說，這並不會是他們願意選擇的教育系統，因為「兩性都應該培養節制慾望的美德，否則這將會是一株病態的溫室植株。」
這表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是藉由改善女性的教育以期改善所有教育的方案。單獨改善男孩們的教育並不合理，因為這意味著未能受教育的女孩仍舊將任憑男孩擺布；但反過來說，改善女孩們的教育幾乎保證你可以改善所有人的教育——同理而論，如果你能改善女人的命運，你也將能改善社會的命運。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論及政治參與時，也有類似的論點。她暗示女人應該也要能夠充分參與決定國家命運的過程，女人應該也要能夠成為國家的公民。她沒有明說，但正如她所寫的：「如果我在此留下一些暗示，關於那些我在未來某一天想追求的事物的暗示，我可能只會激起嘲弄的笑語。然而我真切地認為，女人應該要有屬於她們的政治代表，而不是只被獨斷地統治，沒有辦法參與政府的決策。」這也許是她無畏的智識追求的極限。但在那個時代，留下這樣的暗示並不是懦弱的表現，因為她暗示的方式，非常接近她的受眾所能接受的理性論述。她的論點明確：如果公民的身分包含政治參與、包含參與決定形塑社群命運的過程的權利（甚至包含投票的權利），那麼讓女人擁有參政權也是合理不過的事情。
與她對於教育的論點相仿，這也不單純只是一個為女人爭取投票權的論述。在那個法國大革命的時代，沃斯通克拉夫特寫作時的英國並不是民主國家。那是個與民主相去甚遠的國家，投票的權利只限於極少數人，且建立在嚴格定義的財產權前提上。同時，投票也是極度腐化的過程，當時有許多選區已經是人煙稀少的自治市鎮。當然，當時的英國國會已經是由政治代表構成的代議政體機構，英國的憲法也從內戰時期發展成更像現代國家的制度（不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做選擇，而是將兩者合一）。但即便如此，當時的英國仍舊不是民主國家，絕大多數的人（女人以及多數的男人）都沒有辦法參與政治。當時的男人選擇從軍的一個理由，是因為這是讓那些沒有辦法參與政治的人，能夠有機會參與政治行動的少數管道（哪怕這也只是在政治權力結構的邊陲），而這也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軍人在當時的政治權力結構中實質上扮演了女人角色的原因。
沃斯通克拉夫特藉由暗示女人應該要有投票權，實質上是在做一件更為激進的事情。如果女人可以投票，那麼窮人當然也要應該可以投票。由此推演，我們可以繼續追問，為什麼不讓所有人投票呢？如果每一個人都開始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之後，為什麼不這麼做？換句話說，一旦女人能擁有投票權，當時的英國也將不再有理由拒絕讓所有受制於專斷統治的男人也能參與政治。這是一個為政治平等辯護且毫不妥協的論點，同時也是比許多法國大革命最為激進的參與者（無可避免的全都是男人）還要更不妥協的論點。這發生在十八世紀末期，在人們探索新的政治可能的時期，然而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這個論點完全合理。
儘管提出了這麼合乎理性的論據，《為女權辯護》仍然是一本充滿激情的書。這不僅僅是一本勇敢的著作，也是一部真正令人振奮的著作。它對性和身體機能的運作描寫非常直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描寫的某些社會的腐化層面（她幾乎從不掩蓋這些），是她認為極為腐敗的性行為，包含了她只稍加掩飾的對肛交的描寫。在某些地方，這本書顯得相當現代，但在有些部分又不然。沃斯通克拉夫特並不是性開放者，她也很可能會被我們這個充滿色情產業的世界所驚嚇。她對性的觀點非常高雅，尤其是她對理想婚姻的看法。她不只一次提及，任何建立在激情之上的關係，都需要激情以外的要素才能維持長久。這無疑來自於她的親身經歷。激情（包含性的激情）會在一、兩年後消耗殆盡，在那之後你需要的是理性與互重來彌補。如果你只想要藉由激情來維繫一段關係，這段關係最終將會同時腐化彼此。她理想的婚姻是一種雙方心靈契合的婚姻，建立在兩個理性動物的理性溝通上，而這非常困難；但與此同時，這樣的理性動物也保有對彼此的情感與激情，絕非只是純然的理性。只是在這樣的關係裡，雙方都知道情感是短暫的，關係的長久仰賴某種受過教育且懂得平等對待彼此的性格。這有時候聽起來有些冷酷。這種冷酷，有可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不想讓她的論點太過超出當時人們所能接受並尊重的界線；但同時，這也可能是因為沃斯通克拉夫特熱切地堅信，理性與激情的結合是維繫一段健康關係的唯一之道。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讓十八世紀末的時代顯得遙遠。即使對今天的讀者來說，這也是一本試圖療癒社會創傷的著作。《為女權辯護》終究是一本關於理性與感性之間、良好的理智與健全的情感之間如何結合的著作。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失去了理性的感性是一場災難、失去了感性的理性不過就是謊言，因為我們所有人都擁有情感——這意味著我們終究必須在政治、家庭、公共生活、家庭生活之中，找到結合理性與感性的方式，而不是只能在理性與感性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理性與感性不是截然二分，我們必須要找到一種能讓男人與女人共存的方法。
沃斯通克拉夫特於一七九七年去世。同年，珍．奧斯汀（Jane Austen）完成了一部小說的初稿，便是《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那之後，她又寫了另一本小說，名為《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珍．奧斯汀很可能讀過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儘管沃斯通克拉夫特沒有機會閱讀奧斯汀的小說。如果她有機會去讀，也許會減少她對那個時代裡花時間閱讀小說的女性的一些蔑視（畢竟沃斯通克拉夫特曾說，「我相信糾正女人對小說的喜愛的最好方法就是嘲笑她們」）。奧斯汀的小說在某些方面與我們的世界相去甚遠，因為它們總是圍繞著財產、婚姻和繼承等殘酷的事實，並以它們為圓心，展開對那個時代的禮儀的細膩描寫。然而，人們仍能在讀珍．奧斯汀時，深感她的小說仍舊在描繪某些現代社會的縮影，彷彿這些小說不過是在昨天寫完似的。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著作也是如此，沃斯通克拉夫特經常被描述成一名政治思想家，但她的著作不僅涉及政治；奧斯汀有時被描述為將政治排除在外的小說家，因為她的小說裡找不到奴隸制的描寫、找不到對拿破崙戰爭的描繪，她的角色從來沒有激烈地爭辯法國大革命的後果。但奧斯汀的小說自始至終都極具政治性，就像沃斯通克拉夫特一樣。奧斯汀了解政治，知道政治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可以出現在生活的所有角落。感性與理性之間的問題，其實是關於權力的問題，而這個問題關乎到兩性同時腐化的風險。奧斯汀對軍人風姿的描繪，恐怕是所有文學作品中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想像你進入了小說裡的世界，當軍人造訪你居住的城鎮時，看看他們如何打扮自己，並同時為你的女兒、也為這些軍人所處的權力世界感到畏懼。珍．奧斯汀是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世界裡的小說家。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最後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年結婚了。她的丈夫是威廉．高德溫，一位與她一樣，有著許多政治激情的政治激進分子。他們兩人育有一個女兒，與她在婚姻前的孩子一同生活。產後不久，在一七九七年夏末，她死於產後的併發症。這是她的世界裡許多自然的不平等之一，身為女人意味著要活過一段充斥著危險與不安全的生命，因為分娩就是如此的危險與不安全。分娩殺死了三十八歲的沃斯通克拉夫特，即使在當時也是相對早逝。她的女兒名叫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高德溫（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後來她嫁給了詩人珀西．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在婚後改名成為瑪麗．雪萊（Mary Shelle）並以此為筆名，完成了《科學怪人》（Frankenstein，又名《法蘭肯斯坦》）。
現代英語文學中，有兩個早期關於機器人的重要形象，不約而同地表現出我們如何使用不完全了解的力量來創造出某種類人類生物，並賦予它們生命。其中之一是霍布斯的利維坦，霍布斯的利維坦並不是《聖經》中的海怪，霍布斯在那本書的開頭非常明確地說，他建造的是一個「自動機器」。這個機器人是具有超人力量的人造人：擁有國家的力量。另一個最令人難忘的人造人形象，是名叫法蘭肯斯坦的怪物，由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兒構思而成。自此，現代思想的車輪轉動了。
[1] 譯註：所謂的第一原則，指的是一種思維方式，認為任何理論都會有最根本的核心概念，這些核心概念既是理論的基礎也是前提，也是理論有效的最基本原則。以歐洲啟蒙時期的政治理論來說，用第一原則來理解政治所表達的，是指「人類是理性的，故人類必須應用理性來落實政治」這樣的思維。
[2] 譯註：以一個柏克式的語言來說，這表示像英國這樣一個政治社群的延續，不僅只是制度上確保國家主權的獨立運作而已，而是關係到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議會主權的君主憲政）與社會經濟文化傳統（從喝茶的習慣到文雅的社會禮儀等等）的延續。這是因為每一個身在英國的英國人，他們的生命歷程與生活與這些傳統都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係。我們活在由傳統構成的社會裡，而我們的行為也都確保了傳統的持續。柏克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就在於革命破壞了法國這個政治社群既有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經濟文化傳統。而他認為這樣的破舊立新，將會使得人民失去長期以來支撐著生活的文化脈絡，進而使得人民失去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