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来，研究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难以计数。著名宋史专家李华瑞先生系统梳理了千年来王安石历史地位沉浮与变法得失评判，他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中称，仅20世纪研究王安石的传记、变法史实的专著就达90余种，发表论文约千余篇。这些论著，大都毁誉、褒贬莫衷一是。不同时期对王安石的评价，起起落落，是是非非，甚至完全颠覆。在王安石改革之初，他被寄予厚望，被认为是继承庆历新政的领军人物，是改善了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希望。晚年，他被封为荆国公，死后被追封为太傅；绍圣年间获赐谥号“文”，配享宋神宗庙堂；宋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极盛一时。但在其后九百多年的传统社会，主流观点则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北宋灭亡的历史罪人、历史上真正的“小人”。然而，近代梁启超等学者对王安石重新诠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先行者，甚至称之为“三代以下惟一之完人”。

为什么会有这么翻天覆地的差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