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it 2f2f98cea1b131519e0b1f651fc7afe212c2b8d2 Author: douboer Date: Wed Aug 6 13:11:08 2025 +0800 Initial commit diff --git a/.DS_Store b/.DS_Store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8642330 Binary files /dev/null and b/.DS_Store differ diff --git a/ZAEANNOTATION.csv b/ZAEANNOTATION.csv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7e382d1 --- /dev/null +++ b/ZAEANNOTATION.csv @@ -0,0 +1,6885 @@ +Z_PK|Z_ENT|Z_OPT|ZANNOTATIONDELETED|ZANNOTATIONISUNDERLINE|ZANNOTATIONSTYLE|ZANNOTATIONTYPE|ZPLABSOLUTEPHYSICALLOCATION|ZPLLOCATIONRANGEEND|ZPLLOCATIONRANGESTART|ZANNOTATIONCREATIONDATE|ZANNOTATIONMODIFICATIONDATE|ZANNOTATIONASSETID|ZANNOTATIONCREATORIDENTIFIER|ZANNOTATIONLOCATION|ZANNOTATIONNOTE|ZANNOTATIONREPRESENTATIVETEXT|ZANNOTATIONSELECTEDTEXT|ZANNOTATIONUUID|ZFUTUREPROOFING1|ZFUTUREPROOFING10|ZFUTUREPROOFING11|ZFUTUREPROOFING12|ZFUTUREPROOFING2|ZFUTUREPROOFING3|ZFUTUREPROOFING4|ZFUTUREPROOFING5|ZFUTUREPROOFING6|ZFUTUREPROOFING7|ZFUTUREPROOFING8|ZFUTUREPROOFING9|ZPLSTORAGEUUID|ZPLUSER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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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節目上說道：「我們有一種奇怪的不工作文化，尤其在市中心特別嚴重。一代又一代的人完全放棄了工作，又完全不想學習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必須解決這種文化問題。」|比爾．班奈特（Bill Bennett）的《美國之晨》（Morning in America）節目上說道：「我們有一種奇怪的不工作文化，尤其在市中心特別嚴重。一代又一代的人完全放棄了工作，又完全不想學習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必須解決這種文化|C9CFF464-DFA9-422E-B389-EA903C64445E|||710843794.026551||||||710843781.206861||||| +15|1|1|0|0|3|2|0|0|2|710754710.795946|710754710.796502|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6[002.xhtml]!/4/12/2,/1:112,/3:23)||民主社會保障自由，保障個人的言論與表述自由，但這也同時讓語言的負面功用有空間充分發揮。|民主社會保障自由，保障個人的言論與表述自由，但這也同時讓語言的負面功用有空間充分發揮|E021E092-1D4E-4B07-A1CC-07988EFFCE9C|||710754710.796502||||||710754710.796068||||| +16|1|1|0|0|3|2|0|0|6|710758689.240048|710758689.24057|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84/2/1,:62,:141)||所有看待宣傳的方式，都得解釋為什麼人們一旦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容易去傳播宣傳；但「言不由衷論」會讓我們無法解釋這件事，因此我們不可以接受「言不由衷論」。[|所有看待宣傳的方式，都得解釋為什麼人們一旦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容易去傳播宣傳；但「言不由衷論」會讓我們無法解釋這件事，因此我們不可以接受「言不由衷論」。|70AC24EC-0650-423A-AB0A-7525FB504BF5|||710758689.240570||||||710758689.240158||||| +17|1|1|0|0|3|2|0|0|6|710758860.369242|710758902.603639|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16/2,/3:0,/5:21)|口号-尤其是朗朗上口的-的作用|克蘭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說，納粹「用促發行動的意志，去支配所有詞彙」，[12]而確實「第三帝國所有修辭背後的原理都是要人採取行動」。[13]它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太久，而是直接訴諸行動。|而確實「第三帝國所有修辭背後的原理都是要人採取行動」。[13]它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太久，而是直接訴諸行動。|1C3BD78E-B1F3-4EAC-9424-201E602C4DF3|||710758860.369817||||||710758902.603639||||| +18|1|1|0|0|3|2|0|0|11|710756609.781343|710756609.78188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116/2,/1:37,/6[fX-12]/1:4)||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10]他認為「先把兒童還沒定型的思維固定下來，之後就可能以此打造出巨大結構、產生實際影響」。對他而言，教育是「改變馬具，馴服小馬」的方法，[11]而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就是「用某個巨大的社會機構，讓每位兒童免費上學」。[12]|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10]他認為「先把兒童還沒定型的思維固定下來，之後就可能以此打造出巨大結構、產生實際影響」。對他而言，教育是「改變馬具，馴服小馬」的方法，[11]而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就是「用某個巨大的社會機構，讓每位兒童免費上學」。[12]|485D8C98-3309-4B05-B75B-DD32D4B00023|||710756609.781888||||||710756609.781455||||| +19|1|1|0|0|3|2|0|0|6|710759069.691405|710759069.691935|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44/2/1,:0,:199)||施密特在一九二七年就說：「所有的政治概念、形象、術語都帶有論戰意義。它們都著重某個具體的衝突，發生在某種具體的處境之下，最後讓人們分成敵我兩邊，爆發戰爭或革命。適用的處境一旦消失，它們就淪為抽象的幽靈。」施密特認為「法治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經濟計畫」（economic planning）這類概念都只是為了掀起論戰而設計的，都只是為了用典型的宣傳語言讓人民起而行動。|施密特在一九二七年就說：「所有的政治概念、形象、術語都帶有論戰意義。它們都著重某個具體的衝突，發生在某種具體的處境之下，最後讓人們分成敵我兩邊，爆發戰爭或革命。適用的處境一旦消失，它們就淪為抽象的幽靈。」施密特認為「法治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經濟計畫」（economic planning）這類概念都只是為了掀起論戰而設計的，都只是為了用典型的宣傳語言讓人民起而行動|0DB70DED-5FF9-4C18-9D20-156BCEDFDAF8|||710759069.691935||||||710759069.691520||||| +20|1|1|0|0|3|2|0|0|12|710755656.266349|710755656.266876|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6[012.xhtml]!/4/24/2/3,:239,:282)||社會運動的英雄故事永遠都可能被收編，永遠都可能讓人誤以為英雄們對抗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社會運動的英雄故事永遠都可能被收編，永遠都可能讓人誤以為英雄們對抗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466361ED-59F0-4387-B8F5-4C1C7364D38B|||710755656.266876||||||710755656.266461||||| +21|1|1|0|0|3|2|0|0|11|710757661.641117|710757661.6416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308/2,/2/1:35,/6/1:31)||它請學生思考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五〇年的這段歷史中，「城市的興起與工業資本家的財富積累，如何使新古典主義建築繁花盛開；如何帶來戲院與音樂學院；如何建立第一批公立高中與歷史社團；如何催生『通訊革命』，加速書籍與報紙出版，使城市人與外界的連結更緊密。」……《歷史的教訓》點出我們的政治體系與代議制度，讓個人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偉大潛力。|思考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五〇年的這段歷史中，「城市的興起與工業資本家的財富積累，如何使新古典主義建築繁花盛開；如何帶來戲院與音樂學院；如何建立第一批公立高中與歷史社團；如何催生『通訊革命』，加速書籍與報紙出版，使城市人與外界的連結更緊密。」……《歷史的教訓》點出我們的政治體系與代議制度，讓個人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偉大潛力。|5B5A6D27-9DE1-4089-95D6-8E67314C5A44|||710757661.641680||||||710757661.641228||||| +22|1|1|0|0|3|2|0|0|11|710756068.751513|710756068.75236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0/2,/1:0,/2[fX-1]/1:3)||具有優勢的人都不喜歡相信自己其實只是運氣比較好而已。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本來就應該擁有手中的優勢；他們會說自己「天生」就是菁英，名下的財產及具備的各種特權則是菁英自然而然都會擁有的東西。以此觀之，所謂菁英的品格比其他人優秀，其實是讓菁英族群維持特權、繼續統治他人的一種意識形態，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菁英自己製造出來的，還是別人製造出來給他們用的。[1]|具有優勢的人都不喜歡相信自己其實只是運氣比較好而已。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本來就應該擁有手中的優勢；他們會說自己「天生」就是菁英，名下的財產及具備的各種特權則是菁英自然而然都會擁有的東西。以此觀之，所謂菁英的品格比其他人優秀，其實是讓菁英族群維持特權、繼續統治他人的一種意識形態，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菁英自己製造出來的，還是別人製造出來給他們用的。[1]|AA2582B7-1AA9-4B01-9D3B-0FB3647C24C1|||710756068.752361||||||710756068.751789||||| +23|1|1|0|0|3|2|0|0|6|710759123.091892|710759123.092409|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48/2/3,:21,:84)||人們經常重新定義「民主」這個詞，把裡面的平等尊重換成市場效率，也經常把那些完全不是為了爭取自由而打的戰爭稱為「為自由而戰」。本書要討論的宣傳就是這種宣傳。|人們經常重新定義「民主」這個詞，把裡面的平等尊重換成市場效率，也經常把那些完全不是為了爭取自由而打的戰爭稱為「為自由而戰」。本|F8F3B736-75AD-48A5-A1E7-D8B3019F5870|||710759123.092409||||||710759123.091999||||| +24|1|1|0|0|3|2|0|0|11|710757205.486805|710757205.487339|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12/2,/1:0,/5:32)||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反對民主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太重視自由，而犧牲了一部分的效率。但《中等教育基本原則》卻把民主描述成一種盡量提高效率，而非盡量保障自由的制度。它所描述的民主，其實是《理想國》第二卷所說的民主的反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反對民主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太重視自由，而犧牲了一部分的效率。但《中等教育基本原則》卻把民主描述成一種盡量提高效率，而非盡量保障自由的制度。它所描述的民主，其實是《理想國》第二卷所說的民主的反面。|4B820791-8993-4371-B328-6EE92C15F9E4|||710757205.487339||||||710757205.486920||||| +25|1|1|0|0|3|2|0|0|2|710754763.268343|710754765.292224|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6[002.xhtml]!/4/12/2/3,:95,:139)||從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到邪惡納粹帝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而我們可以再加上從歐美的極右翼民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清楚知道這個民主社會的弱點：民主自由社會把足以摧毀民主自由的武器，奉送給民主自由的敵人。這個武器，就是惡性政治宣傳。|民主自由社會把足以摧毀民主自由的武器，奉送給民主自由的敵人。這個武器，就是惡性政治宣傳。|B77EB25F-B6AC-4F36-9DEC-814489528642|||710754763.268933||||||710754765.292224||||| +26|1|1|0|0|3|2|0|0|6|710758604.547164|710758604.54779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76/2/1,:244,:321)||我們可以合理判定，克萊普勒的著作主要討論的對象就是宣傳，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認為宣傳未必都是違心之論。希特勒既想用抹黑猶太人的譬喻拉票，也真心地相信那些譬喻。|我們可以合理判定，克萊普勒的著作主要討論的對象就是宣傳，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認為宣傳未必都是違心之論。希特勒既想用抹黑猶太人的譬喻拉票，也真心地相信那些譬喻。|C298542B-546F-4B55-881D-9F9F2615351B|||710758604.547798||||||710758604.547275||||| +27|1|1|0|0|3|2|0|0|2|710755127.325587|710755127.32615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6[002.xhtml]!/4/68/2/1,:27,:78)||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對外宣稱自己多民主，但宣稱的方式是扭曲民主的定義，再來說自己民主。這是典型的惑眾妖言。|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對外宣稱自己多民主，但宣稱的方式是扭曲民主的定義，再來說自己民主。這是典型的惑眾妖言|506935D7-AF50-482F-BBA2-8730829CE820|||710755127.326151||||||710755127.325701||||| +28|1|1|0|0|3|2|0|0|11|710757295.142906|710757295.143424|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32/2/1,:0,:40)||民主制度的主要價值是自主與平等。一個由少數人幫大多數人做決定的制度，是民主的反面。|民主制度的主要價值是自主與平等。一個由少數人幫大多數人做決定的制度，是民主的反面|BF4C8654-51C6-4AC5-9A10-207185E28D85|||710757295.143424||||||710757295.143018||||| +29|1|1|0|0|3|2|0|0|11|710755895.075398|710755895.07788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4/2/1,:81,:145)||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為了用一種乍看之下符合客觀事實，精確地說就是是乍看之下很科學的方法，把實際上違反正義的資源分配方式合理化。|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為了用一種乍看之下符合客觀事實，精確地說就是是乍看之下很科學的方法，把實際上違反正義的資源分配方式合理化|71BC11F1-EC18-4661-9947-EEBC9EE2C58D|||710755895.077881||||||710755895.075505||||| +30|1|1|1|0|0|0|||||710755396.12317||com~apple~iBooks|||||12D8B1CF-F8D0-4F65-AA3B-028A5BCEC1FA||||||||||{9223372036854775807, 0}|||| +31|1|1|0|0|3|2|0|0|11|710756557.28955|710756557.29016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112/2,/3:30,/6[fX-9]/1:3)||他認為「菁英，或那些思想與天賦出眾的人，本來就該領導社會」，而且在「人口密集、出現利益衝突、各方又必須在困難的問題上妥協的時候，不追隨高人的領導實在既愚蠢又危險」。[8]菁英族群必須「把願望、品味、道德意見廣傳給大眾」。[9]|他認為「菁英，或那些思想與天賦出眾的人，本來就該領導社會」，而且在「人口密集、出現利益衝突、各方又必須在困難的問題上妥協的時候，不追隨高人的領導實在既愚蠢又危險」。[8]菁英族群必須「把願望、品味、道德意見廣傳給大眾」。[9]|02070E1C-2B7C-4B8E-980C-4FC425A5E5B8|||710756557.290168||||||710756557.289654||||| +32|1|1|0|0|3|2|0|0|8|710843433.376432|710843433.376985|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520/2/1:0,/524/2/1:81)||你最近曾說「黑人該爭取的是工作而非食物券」。此外你也說「窮人家的小孩不夠敬業」，並且建議他們去擔任學校裡的清潔工。難道你不覺得再怎麼說這都是在侮辱所有美國人，尤其是侮辱美國黑人嗎？金瑞契回道「不，我不覺得」，然後獲得觀眾報以如雷的掌聲。接著，金瑞契開始講那些努力工作多麼重要的陳腔濫調，說了一堆那些從小就極其努力的人的故事，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你最近曾說「黑人該爭取的是工作而非食物券」。此外你也說「窮人家的小孩不夠敬業」，並且建議他們去擔任學校裡的清潔工。難道你不覺得再怎麼說這都是在侮辱所有美國人，尤其是侮辱美國黑人嗎？金瑞契回道「不，我不覺得」，然後獲得觀眾報以如雷的掌聲。接著，金瑞契開始講那些努力工作多麼重要的陳腔濫調，說了一堆那些從小就極其努力的人的故事，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6EEE1925-1688-4A97-9563-98819CDB1F7E|||710843433.376985||||||710843433.376539||||| +33|1|1|0|0|3|2|0|0|11|710757397.470874|710757397.47161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40/2/1,:77,:330)||我問過俄國的虛無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是怎麼在沒有書籍、筆墨、紙張的情況下度過漫長的牢獄生活。他說：「喔，我思考了很多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在想把事情搞清楚的過程中，時間就過去了。等到我不再想思考那些難題，我就背誦之前學過的優美散文和詩歌。這讓我越來越了解自己，越來越了解自己擁有的資源。我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廣闊的帝國，全俄國沒有任何獄卒或沙皇能闖得進來。」這就是自由接觸各種思想和大量文化的價值所在。當你有了這些，即使獨自關在囚室之中接觸不到任何人，依然能擁有安適和陽光。|我問過俄國的虛無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是怎麼在沒有書籍、筆墨、紙張的情況下度過漫長的牢獄生活。他說：「喔，我思考了很多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在想把事情搞清楚的過程中，時間就過去了。等到我不再想思考那些難題，我就背誦之前學過的優美散文和詩歌。這讓我越來越了解自己，越來越了解自己擁有的資源。我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廣闊的帝國，全俄國沒有任何獄卒或沙皇能闖得進來。」這就是自由接觸各種思想和大量文化的價值所在。當你有了這些，即使獨自關在囚室之中接觸不到任何人，依然能擁有安適和陽光|18772C7D-CC5D-441D-9CE5-8936C7FF9747|||710757397.471611||||||710757397.470992||||| +34|1|1|0|0|3|2|0|0|12|710755482.885466|710755482.88597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6[012.xhtml]!/4/12/2/1,:0,:141)||此外我們也不能以為，只要把民主的概念逐漸化為法律與慣例，就能夠實現正義。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人們的行動；需要精心設計的訴求；需要喚醒個人、族群、社會的意識；需要新文化與新藝術；需要挑戰既有的美學觀；需要經年累月的勞動、鮮血、死亡、痛苦、夢想，以及直接採取集體行動。以上全都缺一不可。|此外我們也不能以為，只要把民主的概念逐漸化為法律與慣例，就能夠實現正義。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人們的行動；需要精心設計的訴求；需要喚醒個人、族群、社會的意識；需要新文化與新藝術；需要挑戰既有的美學觀；需要經年累月的勞動、鮮血、死亡、痛苦、夢想，以及直接採取集體行動。以上全都缺一不可。|8E56D266-8051-4637-A785-B3AD22E803AE|||710755482.885978||||||710755482.885572||||| +35|1|1|0|0|3|2|0|0|6|710758761.260788|710758761.261383|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04/2/5,:18,:65)||譬如把海珊畫成犯了錯需要打屁股的小男孩，就是用宣傳的方式產生論證效果，去主張美國應該入侵伊拉克。|譬如把海珊畫成犯了錯需要打屁股的小男孩，就是用宣傳的方式產生論證效果，去主張美國應該入侵伊拉克|A37944DA-1A33-4C20-B5DE-767154226A62|||710758761.261383||||||710758761.260896||||| +36|1|1|1|0|0|0|||||710845257.023458||com~apple~iBooks|||||F9684087-F3F5-4EAA-BE94-D82E223D8352||||||||||{9223372036854775807, 0}|||| +37|1|1|0|0|3|2|0|0|6|710759034.954763|710759034.95540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36/2/1,:127,:147)||在自由民主國家，宣傳通常都戴著面具出現。|在自由民主國家，宣傳通常都戴著面具出現。|BBD3CE84-9479-4CCE-8872-E9BA64C07ADC|||710759034.955408||||||710759034.954893||||| +38|1|1|0|0|3|2|0|0|6|710757823.999597|710757824.00022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8/2/5,:0,:47)||3]杭廷頓認為，要有效地領導民主國家，人民就得適當地服從權威，但民主言論過剩，人民就不願服從權威。[|杭廷頓認為，要有效地領導民主國家，人民就得適當地服從權威，但民主言論過剩，人民就不願服從權威。|2867C45C-262F-435F-BDBD-277B3B9F123A|||710757824.000221||||||710757823.999718||||| +39|1|1|0|0|3|2|0|0|11|710757152.264376|710757152.2650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04/2/1:1,/208/2/3:30)||《中等教育基本原則》的作者們在指出明確的民主概念很重要，並在定義民主的概念之後，得出了一些結論。他們認為，民主的理念在於「必須維持人類活動的高效率，並在考慮各種活動重要性的過程中重視活動的效率……每個人都應該去做那些最能夠發展自己的人格、發揮最高效率的職業，並以相同方式選擇要用怎樣的方式服務社會」。這段話顯然怪怪的。它認為民主的定義是國家用教育幫助每個人找到天生適合的職業。也就是說，民主是一種提高社會效率的東西。但這聽起來實在不太像是民主。民主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中等教育基本原則》的作者們在指出明確的民主概念很重要，並在定義民主的概念之後，得出了一些結論。他們認為，民主的理念在於「必須維持人類活動的高效率，並在考慮各種活動重要性的過程中重視活動的效率……每個人都應該去做那些最能夠發展自己的人格、發揮最高效率的職業，並以相同方式選擇要用怎樣的方式服務社會」。這段話顯然怪怪的。它認為民主的定義是國家用教育幫助每個人找到天生適合的職業。也就是說，民主是一種提高社會效率的東西。但這聽起來實在不太像是民主。民主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CA39DE7E-3FDD-4A0D-9CF9-8D24B6EB5B83|||710757152.265010||||||710757152.264485||||| +40|1|1|0|0|3|2|0|0|6|710758376.757092|710758376.757616|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60/2/1,:54,:102)||克蘭普勒發現，希特勒描述猶太人的方式一直都只有兩種，一種是透過「鄙視的訕笑」，一種則是把他們講成「恐怖的怪物」。[|希特勒描述猶太人的方式一直都只有兩種，一種是透過「鄙視的訕笑」，一種則是把他們講成「恐怖的怪物」|1FC8A697-FEFD-4D1F-A86F-292D2F4DD4E1|||710758376.757616||||||710758376.757208||||| +41|1|1|0|0|3|2|0|0|6|710758811.195296|710758811.195922|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12/2,/1:0,/2[fX-11]/1:4)||群眾人數一多，意見就幾乎注定變得模糊不清、一團混亂，只有在拆解、分析、壓縮、統合各種意見之後，人們才知道要怎麼行動。許多社會哲學家都被黑格爾誤導，以為把眾人的願望集結為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過程神秘難解，但它其實是一種領導者、政治人物、指導委員會都懂的技藝。它的核心就是讓那些承載情緒的符號脫離原本的理念，然後拿來操弄。[11]|群眾人數一多，意見就幾乎注定變得模糊不清、一團混亂，只有在拆解、分析、壓縮、統合各種意見之後，人們才知道要怎麼行動。許多社會哲學家都被黑格爾誤導，以為把眾人的願望集結為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過程神秘難解，但它其實是一種領導者、政治人物、指導委員會都懂的技藝。它的核心就是讓那些承載情緒的符號脫離原本的理念，然後拿來操弄。[11]|278EF489-EEBF-4247-9EF2-995A4746079E|||710758811.195922||||||710758811.195406||||| +42|1|1|0|0|3|2|0|0|8|710844961.281386|710844961.281937|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744/2/1,:0,:104)||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民主真的能算是一種理念，就表示現實中已經有某種趨勢將其帶到完美之境，並認為它已經發展完全。但現實中不但沒有這種趨勢，反而一直有人在擾亂、阻礙它，所以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民主真的能算是一種理念，就表示現實中已經有某種趨勢將其帶到完美之境，並認為它已經發展完全。但現實中不但沒有這種趨勢，反而一直有人在擾亂、阻礙它，所以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ED3AF959-B4BD-4E17-8531-1B1805676F0C|||710844961.281937||||||710844961.281493||||| +43|1|1|0|0|3|2|0|0|6|710759190.277938|710759190.278487|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64/2,/1:137,/5:77)||本書所談的宣傳，本質上就是利用理念，包括美學理念、健康理念、經濟理念、政治理念，來達成其他目的的行為。譬如，廣告就是一種利用美學理念或健康理念來販賣東西的典型宣傳。本書的重點是政治理念。我會用政治理念來討論宣傳究竟是什麼，不過請記住，其他領域的宣傳也具備相同的特質。|本書所談的宣傳，本質上就是利用理念，包括美學理念、健康理念、經濟理念、政治理念，來達成其他目的的行為。譬如，廣告就是一種利用美學理念或健康理念來販賣東西的典型宣傳。本書的重點是政治理念。我會用政治理念來討論宣傳究竟是什麼，不過請記住，其他領域的宣傳也具備相同的特質。|99D93A62-4C60-4D68-B986-CED769A20AC4|||710759190.278487||||||710759190.278053||||| +44|1|1|0|0|3|2|0|0|8|710843481.450935|710843481.45148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528/2/1,:0,:73)||前述這件事的重點在於觀眾的反應強度。可想而知，因為討論到了「敬業精神」和「食物券」這類帶有種族歧視非核心語意的詞彙，這成了整場辯論情緒最激動的一節。|前述這件事的重點在於觀眾的反應強度。可想而知，因為討論到了「敬業精神」和「食物券」這類帶有種族歧視非核心語意的詞彙，這成了整場辯論情緒最激動的一節|FC24A435-0FCC-444E-A883-784FC567B54D|||710843481.451481||||||710843481.451047||||| +45|1|1|0|0|3|2|0|0|12|710755629.928838|710755629.92938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6[012.xhtml]!/4/24/2,/1:116,/3:30)||也許這是因為有人刻意用民權運動者的氣節與勇敢，來掩蓋不平等仍舊存在的現實。[1]有些人提醒我們不平等還沒有消失，其他人卻經常不去重視這些警訊，以為這些警訊是在貶低民權運動者為了爭取一個「不看膚色」（colorblind）的社會而做的各種奮勇抗戰。|也許這是因為有人刻意用民權運動者的氣節與勇敢，來掩蓋不平等仍舊存在的現實。[1]有些人提醒我們不平等還沒有消失，其他人卻經常不去重視這些警訊|E0BD8CEE-FC30-4776-9AD8-CFF77C31A8BD|||710755629.929381||||||710755629.928951||||| +46|1|1|0|0|3|2|0|0|6|710758395.294444|710758395.294962|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60/2/3,:54,:136)||在這位年輕學生眼中，這些抹黑都只是為了騙選票的「宣傳手法」，也就是說所謂的「宣傳」，或至少我們想討論的那種宣傳，在他眼中都只是「利益團體為了欺騙民眾而使出的伎倆」。[|在這位年輕學生眼中，這些抹黑都只是為了騙選票的「宣傳手法」，也就是說所謂的「宣傳」，或至少我們想討論的那種宣傳，在他眼中都只是「利益團體為了欺騙民眾而使出的伎倆」。|BF72C6DD-CEB0-4477-B397-048FD5A253EC|||710758395.294962||||||710758395.294552||||| +47|1|1|0|0|3|2|0|0|6|710758967.582954|710758967.583494|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24/2/1,:0,:95)||說謊也會背叛理性意志，但方法和宣傳不同。人在說謊的時候，至少得提出偽證；宣傳則是根本連舉證都不舉證。它試圖讓每個人都不去使用理性意志，然後在這種狀態下統合我們的意見。它繞過了所有的自主決策。|說謊也會背叛理性意志，但方法和宣傳不同。人在說謊的時候，至少得提出偽證；宣傳則是根本連舉證都不舉證。它試圖讓每個人都不去使用理性意志，然後在這種狀態下統合我們的意見。它繞過了所有的自主決策。|C80413C6-63DC-4037-AC03-35F488B19577|||710758967.583494||||||710758967.583073||||| +48|1|1|0|0|3|2|0|0|1|710754536.794585|710754539.282632|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4[001.xhtml]!/4/76/2,/2/1:0,/3:152)||最後，保持心情和建設性：這世界充滿惑眾妖言，「我們這些好人」難以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抗衡，我們的聲音傳不出去，那些自以為客觀的人總是處於準備好充耳不聞的狀態。或許吧，但倡議和公共溝通很少有輕鬆的，而且往往是比氣長。如果你能找到夥伴，彼此開開玩笑、維持心情、想想點子，然後一次做一些、看見進展，你會更有機會撐下去，讓世界變得更好。|最後，保持心情和建設性：這世界充滿惑眾妖言，「我們這些好人」難以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抗衡，我們的聲音傳不出去，那些自以為客觀的人總是處於準備好充耳不聞的狀態。或許吧，但倡議和公共溝通很少有輕鬆的，而且往往是比氣長。如果你能找到夥伴，彼此開開玩笑、維持心情、想想點子，然後一次做一些、看見進展，你會更有機會撐下去，讓世界變得更好。|3C5CECA6-DB1D-4D32-82C1-C96A3B9CA977|||710754536.796245||||||710754539.282632||||| +49|1|1|0|0|3|2|0|0|8|710844925.471199|710844925.471747|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748/2,/1:153,/3:40)||我們可以說這叫做對民主過程保持信任，而且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杜威的另一句名言：「治療民主之病的良方就是更多一點民主」。[|我們可以說這叫做對民主過程保持信任，而且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杜威的另一句名言：「治療民主之病的良方就是更多一點民主」。|624D2FE3-4BE0-4E11-AC95-D04670DCF66F|||710844925.471747||||||710844925.471306||||| +50|1|1|0|0|1|2|0|0|8|710845374.33931|710845401.19238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776/2/5,:20,:212)||如果一句話是否屬於宣傳，取決於那句話是否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那麼審議理念能不能在現實中落實，最終就取決於我們能不能發現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否影響了我們自己的信念體系。|如果一句話是否屬於宣傳，取決於那句話是否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那麼審議理念能不能在現實中落實，最終就取決於我們能不能發現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否影響了我們自己的信念體系。|C686AE60-D700-404B-A9CE-6B7975AB9B24|||710845401.192338||||||710845374.339423||||| +51|1|1|0|0|1|2|0|0|8|710845261.155392|710845263.006043|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756/2/1,:0,:109)||一個人的行為A代表他信仰X的充要條件是：這個人在可以做A、也可以做B的情況下，嚴格偏好A&X勝過B&X，且嚴格偏好B&~X勝過A&~X。此外，這個人偏好在檢驗額外證據前先去做A，而非在檢驗額外證據前暫不決定要不要做A。|一個人的行為A代表他信仰X的充要條件是：這個人在可以做A、也可以做B的情況下，嚴格偏好A&X勝過B&X，且嚴格偏好B&~X勝過A&~X。此外，這個人偏好在檢驗額外證據前先去做A，而非在檢驗額外證據前暫不決定要不要做A。|9AA728D4-CA82-446D-A5F2-0D5E67442B1F|||710845261.155908||||||710845263.006043||||| +52|1|1|0|0|3|2|0|0|8|710844945.561458|710844945.561888|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748/2/5,:0,:73)||44]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我們依然必須在政治討論時信任民主規範。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理念可以指引我們的行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我們依然必須在政治討論時信任民主規範。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理念可以指引我們的行為|A0EAADDD-3E27-46CC-9B04-AA8F7A384EA9|||710844945.561888||||||710844945.561542||||| +53|1|1|0|0|3|2|0|0|8|710844597.87034|710844597.870892|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676/2/1,:25,:111)||此外，這還會讓我們很自然地推論出另一種悲觀的結論：自然語言影響信念的方式過於多元，無法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如果想要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就必須捨棄自然語言，改用沒有這些性質的理想語言（ideal language）來討論事情。|自然語言影響信念的方式過於多元，無法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如果想要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就必須捨棄自然語言，改用沒有這些性質的理想語言（ideal language）來討論事情|7804EF8B-19B4-43CF-949B-D8F9B4F227AC|||710844597.870892||||||710844597.870453||||| +54|1|1|0|0|3|2|0|0|11|710757179.967477|710757179.968114|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4[011.xhtml]!/4/208/2,/5:0,/11:1)||H]歷史上沒有任何支持民主的政治哲學家會說，民主需要個人去從事最能讓他提高社會效率的職業。我在引言中也說過，民主重視的是價值，不是效率。|歷史上沒有任何支持民主的政治哲學家會說，民主需要個人去從事最能讓他提高社會效率的職業。我在引言中也說過，民主重視的是價值，不是效率。|0150CC19-95CF-4D28-8D74-81AD158D4B77|||710757179.968114||||||710757179.967589||||| +55|1|1|0|0|3|2|0|0|8|710842623.718571|710842623.71915|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8[008.xhtml]!/4/324/2,/3:97,/7:6)||黑人都很懶惰」這句話沒有要讓世界上的黑人變得懶惰，而是想要描述世界中的狀況。|黑人都很懶惰」這句話沒有要讓世界上的黑人變得懶惰，而是想要描述世界中的狀況|34BA0803-60A6-419E-A462-E7D6BA3CD8B2|||710842623.719150||||||710842623.718699||||| +56|1|1|0|0|3|2|0|0|6|710758026.702068|710758026.7026|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12/2/1,:207,:306)||杭廷頓處理一九六〇年代「太過民主」的方法，是把科學知識當成政治工具，利用人們對知識與專家威望的遵從來控制人民。這種做法是在混淆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是試圖在民主的自主決策中，利用知識權威來獲取實踐權威。|杭廷頓處理一九六〇年代「太過民主」的方法，是把科學知識當成政治工具，利用人們對知識與專家威望的遵從來控制人民。這種做法是在混淆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是試圖在民主的自主決策中，利用知識權威來獲取實踐權威|383404D2-CC45-4735-B94C-1926F807C9FD|||710758026.702600||||||710758026.702181||||| +57|1|1|0|0|3|2|0|0|12|710755413.490936|710755413.491451|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26[012.xhtml]!/4/4/2/1,:90,:231)||因不平等而受益的人，很容易在證據顯示理想尚未實現的時候，誤以為理想已經實現。他們會用既得的優勢地位打造宣傳工具，阻礙我們檢查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而由此而生的學校教育和媒體系統，更會讓弱勢族群難以看見兩者間的鴻溝。如果教授哲學的人不把這些鴻溝納入哲學教學的核心，就是在助長這些鴻溝。|因不平等而受益的人，很容易在證據顯示理想尚未實現的時候，誤以為理想已經實現。他們會用既得的優勢地位打造宣傳工具，阻礙我們檢查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而由此而生的學校教育和媒體系統，更會讓弱勢族群難以看見兩者間的鴻溝。如果教授哲學的人不把這些鴻溝納入哲學教學的核心，就是在助長這些鴻溝。|F1365BC5-AFBE-4290-AC8A-275ABAAE4F32|||710755413.491451||||||710755413.491040||||| +58|1|1|0|0|3|2|0|0|6|710758480.50324|710758490.928386|CB9A605DCD687C4FA544DD4BCCD00D43|com~apple~iBooks|epubcfi(/6/14[006.xhtml]!/4/72/2,/1:85,/2[fX-9]/1:3)||他很清楚只有那些思維模式跟他一樣的人才會對他忠心不二，為了讓這些人繼續保持這樣的思維模式，就得培養、合理化、美化他們對猶太人的本能仇恨。|他很清楚只有那些思維模式跟他一樣的人才會對他忠心不二，為了讓這些人繼續保持這樣的思維模式，就得培養、合理化、美化他們對猶太人|B88489CF-F60B-40EE-8A01-3D1F286E36BA|||710758490.928344||||||710758480.503359||||| +59|1|8|0|0|0|3|0|0|0|727762976.012338|775559545.955072|9B8D4124D86145C8007FAF83C54E7843|com~apple~iBooks|||||335C29A3-35E3-49C9-88FA-A8C939DAA661||0.3157895|775559514.116884||||||727762976.012443||0.3157895|||bplist00 UsuperZpageOffsetUclassWordinal +60|1|154|0|0|0|3|0|0|11|730106986.346956|730109289.108099|D467ADEC30567710C16E270EE0A170E8|com~apple~iBooks|||||4C0DFA31-B3A2-43AC-9266-A945EE625E68||0.4659091|730109289.108099|avoidSync|||||730109286.065670||0.9857143|||bplist00ZpageOffsetUclassUsuper^BKPageLocation WordinalZBKLocation  &(7@O +341|1|1|0|0|3|2|0|0|8|735913276.313684|735913276.319849|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8[id_9]!/4/206/18/1,:37,:82)||内容也要在发散和收敛间拉扯，既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也要有可以让人愿意把文章阅读下去的钩子。|内容也要在发散和收敛间拉扯，既要有扎实的知识基础，也要有可以让人愿意把文章阅读下去的钩子。|BC5137B3-73B9-4A2D-946B-56C9A2547420|||735913276.319836||||||735913276.319854||||| +342|1|1|0|0|3|2|0|0|8|735914906.5904|735914906.590517|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8[id_9]!/4/362/14/1,:2,:60)||以争议性议题为主题的科普文章所要传递的不是明确的答案或终极的解法，而是通过现今已知的科研证据，建立每个公民的科学素养。|以争议性议题为主题的科普文章所要传递的不是明确的答案或终极的解法，而是通过现今已知的科研证据，建立每个公民的科学素养|909D807B-ECAC-444D-893E-4712ACF410C2|||735914906.590493||||||735914906.590524||||| +343|1|1|0|0|3|2|0|0|10|735916223.881826|735916223.881992|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22[id_11]!/4/362/1,:0,:60)||这就是知识厨师的角色，发表的频率可能是比较低的，可是内容的厚度、密度是比较高的，但重点还是要料理好吃，不好吃是没有用的。|这就是知识厨师的角色，发表的频率可能是比较低的，可是内容的厚度、密度是比较高的，但重点还是要料理好吃，不好吃是没有用的。|A0C5C536-A80D-4D68-B2E9-1435584396C7|||735916223.881969||||||735916223.882000||||| +344|1|1|0|0|3|2|0|0|10|735916221.514655|735916221.51641|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22[id_11]!/4/348/1,:0,:100)||例如，有些文章会说，看完这篇就可以搞懂中东与国际情势，看完这篇就搞懂区块链，看完这篇就搞懂基因编辑技术，这种写法，就是要让人觉得在这一桌菜当中，可以让我吃得很饱，吃得多元，吃得很营养，而且吃完就懂了。|例如，有些文章会说，看完这篇就可以搞懂中东与国际情势，看完这篇就搞懂区块链，看完这篇就搞懂基因编辑技术，这种写法，就是要让人觉得在这一桌菜当中，可以让我吃得很饱，吃得多元，吃得很营养，而且吃完就懂了。|2D39B759-3E2E-4AE9-BB83-16DC1372336A|||735916221.516389||||||735916221.516417||||| +345|1|1|0|0|3|2|0|0|5|735920656.305281|735920656.307329|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78/1,:1,:29)||“从你也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中，去找到热点，吸引大众看向专业。” +|从你也感兴趣的流行文化中，去找到热点，吸引大众看向专业。|0987A995-67A8-45B4-B4C5-0C2540A77256|||735920656.307305||||||735920656.307337||||| +346|1|1|0|0|3|2|0|0|5|735920662.746396|735920662.746559|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80/1,:12,:14)||在各种流行文化中，又以“电影”作为最重要、最容易取得、效果特别好的一个流行文化载体。|电影|02032B30-9138-4FB9-963C-D0B17E65D640|||735920662.746545||||||735920662.746564||||| +347|1|1|0|0|3|2|0|0|5|735921143.548049|735921143.548129|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220/1,:1,:29)||“用目标受众感兴趣的场景，来吸引他们更容易了解你的专业。” +|用目标受众感兴趣的场景，来吸引他们更容易了解你的专业。”|6A6409F4-3C77-4EE0-A97F-B19898D2D12E|||735921143.548113||||||735921143.548134||||| +348|1|1|0|0|3|2|0|0|5|735921408.677507|735921408.677626|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304/1,:0,:76)||这些关于“谁”的描述，都会变成读者阅读历程时自动纳入的证据，能强化专业知识的可信度，让读者觉得的确可以信任这个人，并信任作者现在引用这个人的知识来沟通。|这些关于“谁”的描述，都会变成读者阅读历程时自动纳入的证据，能强化专业知识的可信度，让读者觉得的确可以信任这个人，并信任作者现在引用这个人的知识来沟通。|0C27FA31-44FF-4987-B99D-693FCFE199EA|||735921408.677603||||||735921408.677635||||| +349|1|1|0|0|3|2|0|0|5|735920859.356726|735920859.356846|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142/18/1,:2,:54)||可以试试看具有冲突性、让人会感觉“以为是这样，但并不是这样”的角度，能激起的阅读跟与对话的情绪会更高涨。|可以试试看具有冲突性、让人会感觉“以为是这样，但并不是这样”的角度，能激起的阅读跟与对话的情绪会更高涨。|50E590E3-5AB7-452E-A3B4-2155A2F6DD82|||735920859.356825||||||735920859.356853||||| +350|1|1|0|0|3|2|0|0|5|735921503.350946|735921503.351065|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2[id_6]!/4/338/1,:0,:76)||我们可以通过用“为什么”开头，写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句子，来让自己知道，也让读者知道，这篇文章最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跟你的读者沟通你想帮他们解决什么难题。|我们可以通过用“为什么”开头，写出这篇文章的第一个句子，来让自己知道，也让读者知道，这篇文章最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跟你的读者沟通你想帮他们解决什么难题|38254F33-B5A1-4479-8D93-B9647260D2C5|||735921503.351040||||||735921503.351073||||| +351|1|126|0|0|0|3|0|0|9|735958489.96338|736755536.677202|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20[isbn9787302567868_4]!/4/498/1,:0,:1)||||41F1C521-7018-4E6F-96C4-63849C4B1D50||0.48|736303247.610199|avoidSync|||||735958753.480479||0.9963503||| +352|1|1|0|0|3|2|0|0|6|736042349.338623|736042349.338951|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d_7]!/4/48/1,:1,:35)||“一篇好的教学文，让人乐意分享，亦可以累积信任，建立知识品牌的声誉。” +|一篇好的教学文，让人乐意分享，亦可以累积信任，建立知识品牌的声誉。”|F02272E8-2A61-47D8-96A0-B9A8AA18B8E0|||736042349.338928||||||736042349.338959||||| +353|1|1|0|0|3|2|0|0|6|736042414.141372|736042414.141506|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d_7]!/4/70/16/1,:0,:61)||1．不是试图把枯燥的主题写得有趣，而是要把你觉得有趣的东西写得有趣。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觉得有趣，哪有可能可以成功推给其他人呢？|1．不是试图把枯燥的主题写得有趣，而是要把你觉得有趣的东西写得有趣。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觉得有趣，哪有可能可以成功推给其他人呢|D1B8A483-EB7F-4B5A-92F5-B30B29E66BB6|||736042414.141484||||||736042414.141515||||| +354|1|1|1|0|0|0|||||736042347.965423||com~apple~iBooks|||||B8073C50-F86A-4B0D-A9D9-8056F414BB54||||||||||{9223372036854775807, 0}|||| +355|1|1|0|0|3|2|0|0|6|736042218.826031|736042218.832946|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d_7]!/4/14/1,:0,:132)||从知识写作九宫格来看，你的一篇文章要有“热点场景”吸引读者，要解答“是谁”“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在结论时要能结合“可能性”与“发展用途”，全篇文章要引发某种“感受”，并且记得补充“参考数据”“图片影音”来强化，这样一篇文章，就能具备吸引力、说服力和促成行动。|从知识写作九宫格来看，你的一篇文章要有“热点场景”吸引读者，要解答“是谁”“为什么”“怎么做”等问题，在结论时要能结合“可能性”与“发展用途”，全篇文章要引发某种“感受”，并且记得补充“参考数据”“图片影音”来强化，这样一篇文章，就能具备吸引力、说服力和促成行动。|95D87DE7-8A1D-4B44-B8ED-C69452BDC97E|||736042218.832930||||||736042218.832950||||| +356|1|1|0|0|3|2|0|0|7|736042855.919401|736042855.919598|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6[id_8]!/4/126/1,:0,:71)||但是在新媒体的时代，这一招已经无效，你要知道的是，必须要用“平视的角度”来跟我们想要沟通的对象讲话，他们才会想听，才会喜欢，才会分享，才会行动。|但是在新媒体的时代，这一招已经无效，你要知道的是，必须要用“平视的角度”来跟我们想要沟通的对象讲话，他们才会想听，才会喜欢，才会分享，才会行动|6BCC9814-D12B-4C88-9C4A-7C9E8209BFED|||736042855.919565||||||736042855.919609||||| +357|1|1|0|0|3|2|0|0|7|736042688.668727|736042688.66888|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6[id_8]!/4/72/1,:1,:33)||“想要追求某件东西，来自两种刺激，一个是感觉亲近，一个是感觉新奇。” +|想要追求某件东西，来自两种刺激，一个是感觉亲近，一个是感觉新奇。|CFB8E0F9-CDEA-41FA-A88C-3F94034382A6|||736042688.668846||||||736042688.668892||||| +358|1|1|1|0|0|0|||||736042854.333235||com~apple~iBooks|||||11CE683C-2EBF-423A-B835-2642E25FF8C3||||||||||{9223372036854775807, 0}|||| +359|1|1|1|0|0|0|||||736042612.526582||com~apple~iBooks|||||DA259AA8-82E2-49BA-A542-EEEB07E90045||||||||||{9223372036854775807, 0}|||| +360|1|1|0|0|3|2|0|0|6|736042616.094648|736042616.094761|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d_7]!/4/116/1,:0,:34)||大补贴跟前面几种题目，包含教学文、新知文、翻案文、热点文有什么差别呢？|大补贴跟前面几种题目，包含教学文、新知文、翻案文、热点文有什么差别呢|A2EE5469-EDDE-41EA-ABB5-5B05F5681BBE|||736042616.094738||||||736042616.094769||||| +361|1|1|0|0|3|2|0|0|7|736043959.972801|736043959.972917|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6[id_8]!/4/304/1,:33,:55)||掌握亲近性，掌握新奇性，掌握刚才的三个R和W，你就能有效地了解读者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内容，并制作出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他们想要仔细阅读的内容，以及他们想要分享的内容。|掌握亲近性，掌握新奇性，掌握刚才的三个R和W|6CF4653B-3E4A-4C4B-B481-0ECC9FA9DE63|||736043959.972895||||||736043959.972925||||| +362|1|1|0|0|3|2|0|0|10|736044200.346246|736044200.346321|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22[id_11]!/4/400,/2/1:1,/6/1:124)||·知识健身教练：发表频率密集，通常是每日1～2次。提供稳定、份量小的知识内容，目的在于“帮你成为”，像是得到App上的专栏，通常专注于单一知识领域，情感张力低。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低负担累积新的知识存量。 +·知识厨师：发表频率中等，约每月1～4次。提供经过特殊处理消化后的复杂知识，通常会跨多个知识领域，目的是“帮你了解”，情绪张力中等，像是以前的逻辑思维、图文不符、TaiwanBar、囧星人等。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协助自己有效率地管理高涨的知识流量。 +·知识清净机：发表频率不固定，随事件而发。通常专注于单一知识领域，目的是“帮你逃出”，情感张力强。像是科学新闻解剖室、Medpartner、文青别鬼扯、Sway房市观测站等。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想要提高自己周围的知识质量，能够辨识并排除糟糕的知识。|知识健身教练：发表频率密集，通常是每日1～2次。提供稳定、份量小的知识内容，目的在于“帮你成为”，像是得到App上的专栏，通常专注于单一知识领域，情感张力低。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低负担累积新的知识存量。 +·知识厨师：发表频率中等，约每月1～4次。提供经过特殊处理消化后的复杂知识，通常会跨多个知识领域，目的是“帮你了解”，情绪张力中等，像是以前的逻辑思维、图文不符、TaiwanBar、囧星人等。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协助自己有效率地管理高涨的知识流量。 +·知识清净机：发表频率不固定，随事件而发。通常专注于单一知识领域，目的是“帮你逃出”，情感张力强。像是科学新闻解剖室、Medpartner、文青别鬼扯、Sway房市观测站等。读者认同的主要价值是想要提高自己周围的知识质量，能够辨识并排除糟糕的知识。|27A433F1-FE52-4D6D-8FA1-95C0DE7C6468|||736044200.346310||||||736044200.346326||||| +363|1|1|0|0|3|2|0|0|10|736044217.470201|736044217.470316|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22[id_11]!/4/452/3,:1,:7)|| 内源性奖励| 内源性奖励|D65FCD1E-0071-49E7-BB59-6C43CF5A47D4|||736044217.470291||||||736044217.470324||||| +364|1|1|0|0|3|2|0|0|7|736043855.839709|736043855.839837|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6[id_8]!/4/282/1,:70,:137)||我们在写作时，包含扩大到经营个人品牌时，除了要掌握我们想跟大家沟通的关键主题、关键词外，还要不断帮读者温习论述，同一个知识点可以换方式、换套路重复谈，让读者听到这主题就想到你，愈听愈亲切，甚至养成习惯。|关键主题、关键词外，还要不断帮读者温习论述，同一个知识点可以换方式、换套路重复谈，让读者听到这主题就想到你，愈听愈亲切，甚至养成习惯。|86E8AA0A-CFBB-41C2-86AD-8A392A9D2F8A|||736043855.839811||||||736043855.839848||||| +365|1|1|0|0|3|2|0|0|7|736043866.524681|736043866.524804|D8F7F321F098F8C95C52E01E8A1A3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6[id_8]!/4,/276/1:0,/278/1:2)||三个R，也就是创造亲近感的三个要诀。 +第一个R就是“Related”，就是相关性。|三个R，也就是创造亲近感的三个要诀。 +第一|86C69031-72E5-4787-988E-00202DCC01C9|||736043866.524783||||||736043866.524812||||| +366|1|26|0|0|0|3|0|0|0|736046449.984471|736046496.366853|17D53DBD00587841335C1B1AC1F70C86|com~apple~iBooks|epubcfi(/6/136[id167]!/4/2[filepos163188]/2/2/2/1,:0,:1)||||0B5A6D23-7009-4597-925F-D0DF097BED76||0.5850623|736046496.366853||||||736046496.366470||0.593361||| +367|1|44|0|0|0|3|0|0|0|736046764.38099|736755536.678716|74E9F428D3DC18CEE5DDD76C2A26CA53|com~apple~iBooks|epubcfi(/6/8[id19]!/4/278/1,:0,:1)||||9721E7B7-8B24-44DD-8089-93C5E8D523DD||0.09163347|736645886.664643||||||736046807.089342||0.1348039||| +368|1|1|0|0|3|2|0|0|6|736057926.65308|736057926.654592|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sbn9787302567868_1]!/4/32/1,:50,:95)||我很喜欢这样的记录，通过写作记忆更加深刻，同时也能看到自己一路的成长与蜕变，这种感觉极好。 + |我很喜欢这样的记录，通过写作记忆更加深刻，同时也能看到自己一路的成长与蜕变，这种感觉极好。|2B1FEB32-C7C4-4BD4-ACFA-C5E5C68D3EBE|||736057926.654569||||||736057926.654598||||| +369|1|1|0|0|3|2|0|0|6|736058114.428178|736058117.789381|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14[isbn9787302567868_1]!/4/62/1,:30,:66)||要保持被碾压的心态和行为，你才可能持续高效成长，所以你要找到外部反馈力。 + |要保持被碾压的心态和行为，你才可能持续高效成长，所以你要找到外部反馈力。|AC37AE4D-3D09-4698-98B2-839FD99FE67F|||736058117.789341||||||736058117.789389||||| +370|1|1|1|0|0|0|||||736093961.513717||com~apple~iBooks|||||ECD7B4C0-6359-45A2-9507-F21C90F7D3C1||||||||||{9223372036854775807, 0}|||| +371|1|1|0|0|3|2|0|0|8|736093963.417856|736093963.417977|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18[isbn9787302567868_3]!/4/102/1,:69,:86)||首先，要知道找的是什么素材；其次，要正确地理解寻找到的素材；再者，要通过多渠道来进行搜索；最后，文章中一定要有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 + |文章中一定要有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285A7782-9CEE-49F2-98D5-87D8A37760B5|||736093963.417952||||||736093963.417985||||| +372|1|1|0|0|3|2|0|0|1|736093091.721683|736093099.718629|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4[tit1_1]!/4/48/1,:0,:90)||我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不是在刻意练习和刻意思考，那么就是在偷懒。所以，我每天都保持大概2小时的刻意写作时间，5小时的刻意思考时间。每天都专注这两件事，我被倒逼成了一个优秀的写作者。 + |我很喜欢一句话：如果你不是在刻意练习和刻意思考，那么就是在偷懒。所以，我每天都保持大概2小时的刻意写作时间，5小时的刻意思考时间。每天都专注这两件事，我被倒逼成了一个优秀的写作者。|2C21E0C3-1C4E-4651-9E05-FF206D0F424F|||736093099.718597||||||736093099.718634||||| +373|1|1|0|0|3|2|0|0|9|736095617.035086|736095617.035199|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20[isbn9787302567868_4]!/4/372/1,:12,:16)||写这样的文章需要非常强的逻辑势能，然后用推理的方式一步步提问和回答，通过这样的方式做延展，很容易把一篇文章梳理出来。 + |逻辑势能|42571F80-D8D4-42F3-BB3A-ED721B83A00E|||736095617.035174||||||736095617.035205||||| +374|1|1|0|0|3|2|0|0|9|736095584.767031|736095584.767186|48B87DB94C2DA002E96F8C5701CB1880|com~apple~iBooks|epubcfi(/6/20[isbn9787302567868_4]!/4/356/1,:0,:27)||提问，回答；再帮他问出来，接着再回答；再问出来，再回答。 + |提问，回答；再帮他问出来，接着再回答；再问出来，再回答|831DC437-EC13-4671-ADE0-232AD2D88F02|||736095584.767152||||||736095584.767198||||| +375|1|1|1|0|0|0|||||736442962.850446||com~apple~iBooks|||||51C65545-D8D0-45C8-99A5-427C34D454D7||||||||||{9223372036854775807, 0}|||| +376|1|2|0|0|0|3|0|0|14|736755536.676701|750830499.881545|D1443F0734E2F6CD0CBD96C1F95FBF77|com~apple~iBooks|epubcfi(/6/32[id_16]!/4/4/1,:0,:1)||||04858ABC-0569-40A0-8715-869408D708A9||0.3676976|750830136.978088||||||736755536.676911||0.3676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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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wal_path = base + '.sqlite-wal' + shm_path = base + '.sqlite-shm' + for f in [db_path, wal_path, shm_path]: + if not os.path.exists(f): + print(f'警告: 缺少 {f}，可能无法获取全部最新笔记') + conn = sqlite3.connect(db_path) + cursor = conn.cursor() + cursor.execute(''' + SELECT ZANNOTATIONASSETID, ZANNOTATIONCREATIONDATE, ZANNOTATIONLOCATION, ZANNOTATIONNOTE, ZANNOTATIONSELECTEDTEXT, ZANNOTATIONUUID + FROM ZAEANNOTATION + ''') + rows = cursor.fetchall() + annotations = defaultdict(dict) + import datetime + for row in rows: + assetid, creationdate, location, note, selectedtext, uuid = row + # 转换 creationdate 格式，支持苹果时间戳（以2001-01-01为基准） + date_str = creationdate + if creationdate: + try: + origin = datetime.datetime(2001, 1, 1) + # 苹果时间戳 float/int 或数字字符串 + if isinstance(creationdate, (int, float)): + dt = origin + datetime.timedelta(seconds=creationdate) + elif isinstance(creationdate, str) and creationdate.replace('.', '', 1).isdigit(): + dt = origin + datetime.timedelta(seconds=float(creationdate)) + else: + dt = datetime.datetime.strptime(creationdate[:10], "%Y-%m-%d") + date_str = f"{dt.year}/{dt.month}/{dt.day}" + except Exception: + date_str = str(creationdate) + idref, filepos = parse_location(location) + # 跳过note和selectedtext都为None的笔记 + if note is None and selectedtext is None: + continue + annotations[str(assetid)][uuid] = { + 'creationdate': date_str, + 'filepos': filepos, + 'idref': idref, + 'note': note, + 'selectedtext': selectedtext + } + conn.close() + return annotations + +# 用法示例：输出每本书的前3条笔记 +if __name__ == "__main__": + # 测试 parse_location + ''' + test_locations = [ + 'epubcfi(/6/746[id509]!/4[4MLOS0-27b363c65bfe41ad8429f530566a2737]/10,/2/1:0,/7:8', + 'epubcfi(/6/22[id15]!/4/156/1,:21,:157)', + 'epubcfi(/6/764[id518]!/4[4V8DU0-27b363c65bfe41ad8429f530566a2737]/56,/1:0,/3:2)' + ] + for loc in test_locations: + idref, filepos = parse_location(loc) + print(f"location: {loc}\n idref: {idref}\n filepos: {filepos}\n") + ''' + + annotations = get_annotations() + + # 格式化打印所有 annotations + from pprint import pprint + print("\n所有笔记:") + pprint(annotations, indent=2, sort_dicts=False) + + # 输出每本书的前3条笔记 + ''' + book_notes = defaultdict(list) + for assetid, notes_dict in annotations.items(): + for uuid, ann in notes_dict.items(): + book_notes[assetid].append({**ann, 'uuid': uuid}) + for assetid, notes in book_notes.items(): + print(f"\nAssetID: {assetid}") + for i, note in enumerate(notes[:3]): + print(f" 笔记{i+1}:") + print(f" creationdate: {note['creationdate']}") + print(f" idref: {note['idref']}") + print(f" filepos: {note['filepos']}") + print(f" note: {note['note']}") + print(f" selectedtext: {note['selectedtext']}") + print(f" uuid: {note['uuid']}") + ''' diff --git a/backup/booksnote.py b/backup/booksnote.py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f35e9c3 --- /dev/null +++ b/backup/booksnote.py @@ -0,0 +1,60 @@ +""" +生成 booksnote 数据结构： +booksnote = { + assetid: {uuid: { + 'chapter': label_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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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items(): + idref = ann['idref'] + filepos = ann['filepos'] + href = id2href.get(idref, idref) + chapter = find_label_path(toc_tree, href, filepos) + if chapter is None: + chapter = "(未找到章节)" + booksnote[assetid][chapter][uuid] = { + 'chapter': chapter, + 'creationdate': ann['creationdate'], + 'filepos': filepos, + 'idref': href, + 'note': ann['note'], + 'selectedtext': ann['selectedtext'] + } + return booksnote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 示例：请根据实际epub路径填写 + opf_path = './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content.opf' + toc_path = './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toc.ncx' + booksnote = build_booksnote(opf_path=opf_path, toc_path=toc_path) + from pprint import pprint + pprint(booksnote, indent=2, width=120, sort_dicts=False) diff --git a/booklist b/booklis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437cdc7 --- /dev/null +++ b/booklist @@ -0,0 +1,11142 @@ +{ + "Books" => [ + 0 => { + "BKAllocatedSize" => 5709824 + "BKBookType" => "pdf" + "BKDisplayName" => " 新见邓石如致黄易信札及其相关印学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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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很多所谓的“爱”和“关心”，其实只是一种情感操纵。
主管声称会支持你的工作，实际上却阻挠你获得成功的一切机会；伴侣自称爱护你、关心你，实际上却是在实施以爱为名的操纵；包括你的父母、孩子，好像也一直知道如何如愿以偿地控制你……
你可能早就在这样的关系中感到痛苦、纠结、厌倦，却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而本书将会为你指明改变的方向：
首先，本书会介绍情感操纵者的典型特征；其次，你会了解到他们是如何不动声色地欺骗、操纵和控制他人的；最后，你还会知道应对情感操纵的有效手段。
本书将会帮助你重新定义自己的人际关系，并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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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是一种结构稳定的功能组合、一个自组织系统，一棵生命树。故事一旦开始其生命进程，就会自己生长、自己嫁接、自己开花、自己结果，也会随时空的改变而变异，随生命熵的增加而消亡。在故事中，英雄具备什么样的性格、离开家乡时需要哪些装备、神奇助手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叛徒为什么总是英雄的叔父、误会为什么总是不能避免，所有情节都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或套路，而所有的套路，都是特定功能相互制约的最优结果。故事的结构既是稳定的，又是生长的，貌似无序的生长中，总是有一些最优配置、最优结局。特定的难题，总是对应着特定的解题方式。每一则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都是特定语言游戏中的最优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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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系列作品构成的长篇。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年代。那时,知识分子群体无能为力而极“左”政治泛滥横行。作为倍受歧视的知识分子,往往丧失了自我意志和个人尊严。在这组系列作品里面,名叫“王二”的男主人公处于恐怖和荒谬的环境,遭到各种不公正待遇,但他却摆脱了传统文化人的悲愤心态,创造出一种反抗和超越的方式:既然不能证明自己无辜,便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于是他以性爱作为对抗外部世界的最后据点,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不但不觉羞耻,还轰轰烈烈地进行到底,对陈规陋习和政治偏见展开了极其尖锐而又饱含幽默的挑战。一次次被斗、挨整,他都处之坦然,乐观为本,获得了价值境界上的全线胜利。作者用一种机智的光辉烛照当年那种无处不在的压抑,使人的精神世界从悲惨暗淡的历史阴影中超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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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國政府最愛向臉書討資料？
哪些國家是賭場的大輸家？……
你曾經好奇過這些問題嗎？

面對敘利亞烽煙四起的新聞，你是否好奇過中東的複雜形勢？
面對北韓飛彈連發的新聞時，你是否好奇過「平壤時間」為什麼比較慢？
當眾多資訊從你眼前一閃即逝，
你頭上剛冒出的問號，真的獲得解決了嗎？" + "genre" => "趨勢"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從紙鈔面額、廣告祕辛，到航空公司如何節省成本的全面揭密"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從紙鈔面額廣告祕辛到航空公司如何節省成本的全面揭密.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經濟學人104個大解惑從紙鈔面額廣告祕辛到航空公司如何節省成本的全面揭密.epub" + } + 73 => { + "artistName" => "Unknown" + "BKAllocatedSize" => 6152192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菌群大脑肠道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身心健康的惊人真相-jbwei" + "BKGeneratedItemId" => "0334D206C2788A4ED64C2014BFABC8E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8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0334D206C2788A4ED64C2014BFABC8E1"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菌群大脑：肠道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身心健康的惊人真相-jbwei"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菌群大脑肠道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身心健康的惊人真相-jbwei.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菌群大脑肠道微生物影响大脑和身心健康的惊人真相-jbwei.epub" + } + 74 => { + "artistName" => "gavin" + "BKAllocatedSize" => 135168 + "BKBookType" => "pdf" + "BKDisplayName" => "凯末尔" + "BKGeneratedItemId" => "C7F2C5C9C2190526891F4C55A22EE2F2"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8 + "BKIsLocked" => 0 + "itemName" => "凯末尔" + "modificationDate" => 2024-04-28 01:07:10 +0000 + "pageCount" => 4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凯末尔.pdf" + "releaseDate" => 2023-12-29 06:39:38 +0000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凯末尔.pdf" + } + 75 => { + "artistName" => "刘瑜" + "BKAllocatedSize" => 448512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跳出现象通过比较洞察政治突破认知偏见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理想国出品" + "BKGeneratedItemId" => "4F4D706DCA1A250CFCC280CBF99694CA"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8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4F4D706DCA1A250CFCC280CBF99694CA"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跳出现象，通过比较洞察政治，突破认知偏见，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理想国出品）"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跳出现象通过比较洞察政治突破认知偏见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理想国出品.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学者刘瑜比较政治学新著跳出现象通过比较洞察政治突破认知偏见在浩瀚的可能性中理解我们自身 理想国出品.epub" + } + 76 => { + "artistName" => "安德斯·艾利克森（Anders Ericsson）" + "BKAllocatedSize" => 767180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刻意练习-qr8c3b" + "BKGeneratedItemId" => "D7E15423A9017D0BA4D8162F599BDD4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8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D7E15423A9017D0BA4D8162F599BDD41"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刻意练习-qr8c3b"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刻意练习-qr8c3b.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刻意练习-qr8c3b.epub" + } + 77 => { + "artistName" => "罗希特·巴尔加瓦" + "BKAllocatedSize" => 45056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刻意选择-6rf18" + "BKGeneratedItemId" => "7849965A12BEA9BE7942CA707A0B7C5F"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8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7849965A12BEA9BE7942CA707A0B7C5F"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刻意选择-6rf18"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刻意选择-6rf18.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刻意选择-6rf18.epub" + } + 78 => { + "artistName" => "SoBooKs.cc 卡尔·波普尔(Karl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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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其实极为简单易学，最初级的冥想，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让您放松大脑和心情，解除焦虑、疲惫，回到精神饱满、思维清晰的状态，就像从熟睡中自然醒来一样充满活力。
本书教会您由浅入深的冥想法：开会累了冥想一会儿，伏案久了冥想一会儿，精神紧张的时候冥想一会儿，睡不着觉、休息不好的时候冥想一会儿，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把大脑清空，整个人松弛下来，迅速进入沉静、忘我的状态，精神很快就像是被饱饱地充满电一样，整个人就像从熟睡中自然醒来一样充满活力。
对于初学者而言，第一次冥想练习，往往只能持续5分钟，但这短短的5分钟，就能让您发现自己身体潜藏的活力。
当您完全掌握了冥想，您将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清晰的思维，超强的注意力，准确的判断力，平静而放松的内心，浑身散发出活力与智慧，让您自己也会吓一跳！
翻开本书，随时随地，随你喜欢的方式，从简单的一呼一吸中，开始您的冥想练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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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是蔡崇达继《皮囊》之后，时隔八年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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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囊》里的那句“皮囊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正是出自《命运》的主人公，阿太之口。《命运》以九十九岁的她一生的故事为主线，串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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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经典典藏文集:人间草木+人间有味+人间小暖+人生有趣(套装共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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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誉全球的超级学霸、时间管理达人、畅销书作家斯科特·扬倾囊传授！专注力学习者必备零起点、易上手的“葵花宝典”！中英文双语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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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逸书院(套装共8册)（周易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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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讓人類意識與其他生物的意識有所不同？
且看神經科學家達馬吉歐從演化的角度，切入這一科學界尚爭議不休的神祕課題！
日本科學大獎本田獎得主達馬吉歐從事與腦部運作相關的研究及寫作已有三十餘年，其作品向以融合科學及人文主義著稱。長久以來，科學家一直認為「意識與身體某程度是分離的」，但他對此觀點提出質疑，並以令人信服的科學證據，指出意識乃始於生物體所創造出的一種生物過程。
除了從內省觀、行為觀及神經觀等三種傳統觀點研究人類心智，達馬吉歐也引進演化觀，為看待及講述意識心智史的方式帶來根本變革。他也提出與感覺的起源和多樣性有關的大膽假設，此假設在其所提出的意識之生物學建構的架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感覺是以身體和腦部網絡的幾近融合為基礎，最先浮現於由來已久、功能簡要的腦幹，而非近代發現的大腦皮質。" + "genre" => "應用科學"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意識究竟從何而來？（改版）：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意識究竟從何而來改版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意識究竟從何而來改版從神經科學看人類心智與自我的演化.epub" + } + 165 => { + "artistName" => "舒梦兰" + "BKAllocatedSize" => 103628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游山日记精 林语堂推许为日记模范看古代文人如何在庐山度过一百天中华书局出品" + "BKGeneratedItemId" => "39D92C790D94B6F5E08EFE614C8DCDB7"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69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39D92C790D94B6F5E08EFE614C8DCDB7" + } + "genre" => "-SanQiu.CC"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游山日记（精） 林语堂推许为“日记模范”，看古代文人如何在庐山度过一百天【中华书局出品】" + "p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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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罗尔斯之最著名的著作《正义论》出版50周年。自出版以来，《正义论》不仅在西方学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正义论》一版再版，并被不断地翻译成世界各国的语言，长效树本书中文版由我社出版，出版以来也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正义论》是罗尔斯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著作。然而，这本书非常难懂，即使对于专业的哲学研究者，阅读此书也并非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导读》一书的作者李石副教授从2012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全校选修的“《正义论》原典选读”课程。此课程一经开设便吸引了各专业许多学生，年年爆满。2020年3月，疫情肆虐，李老师将“《正义论》原典选读课程”搬到网络讲授，引发各方关注，在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罗尔斯《正义论》出版50周年之际，对于一本世人并不完全理解的、活着的经典，一部导读性的著作显得尤为必要，《正义论》原著一直由我社出版，这本导论如果由我社出版，与原著可以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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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人生複利化，你需要掌握致富三大因素── 時間、本金與報酬率 本書從消費儲蓄、理財投資、人生增值技巧著手， Step by Step教你提高本金、強化報酬，加速打造源源不絕的現金流！ ★第十屆普洛托斯獎（Plutus Awards）「最佳FIRE podcast」得主 ★全球財務自由者不藏私傳授加速致富的祕訣， 影響全美超過10,000,000人的實戰理財指南！ 你是社畜、月光族、小資族、窮忙族或三明治世代嗎？ －口袋空空存不到錢？ －拼死拼活上班，覺得被工作綁架？ －背學貸、車貸、房貸好辛苦？ －完全不懂投資，該怎麼開始？ －嚮往早早退休享受自由人生，卻不知從何著手？ 2016 年，35 歲就成功財務自由的布萊德・巴瑞特，和努力追尋財務自由的喬納森．曼德沙聯手製播「選擇財務自由」podcast，討論如何從不同面向（如投資、節稅、日常消費等等）實踐財務自由，也採訪多位理財達人。該節目在世界各地獲得極大迴響，更創下破千萬下載數的好成績。本書由兩人和另一位財務自由者克利斯．瑪慕拉合著，濃縮podcast的精華成簡單好懂的行動步驟，教你擺脫財務困擾，擁抱理想的富足生活！ 透過本書，你將學會創造富足、實踐財務自由的複利心法： ．建立終身受用的金錢哲學 ．跨領域學習、多方涉獵，投資自己 ．成為價值論者，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微FIRE」vs「豐FIRE」的儲蓄心法 ．稅務、保險規劃，兼顧理財和保障 ．降低花費的80 / 20 法則 ．聰明理財的4％法則 ．打造穩健獲利的投資組合 實踐財務自由、成為FIRE理財族不代表要極度節儉、擁有超高收入，或有天才般的投資眼光，書中由儲蓄原則、投資心法到加值人生的技巧等，一步一步地幫助讀者打穩FIRE基本功，樂享資產累積的碩果。 作者簡介 克利斯．瑪慕拉 克利斯擔任物理治療師16年半，最後在2017年、41歲時實現財務自由。他撰寫許多關於財務自由、退休議題等文章，請見：CanIRetireYet.com。他的文章也可見於「MarketWatch」、「The Dough Roller」和「Business Insider」等商業網站。 布萊德．巴瑞特 布萊德曾擔任會計師，並於35歲離開公司，展開創業之途，並在不久後便達到財務自由。布萊德對一切都充滿熱情，無論是儲蓄、過得更健康、經營人際關係，或擁有成長心態等。布萊德為「ChooseFI」podcast的共同主持人。 喬納森．曼德沙 「ChooseFI」podcast的共同主持人、熱切的財務自由實踐者。布萊德和喬納森曾受《時代雜誌》、《富比世》、《BBC》、《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報導。 譯者簡介 李靜怡 紐約州立大學媒體相關系所畢業，主要翻譯著作有《超速贏利》、《財富的幾何學》、《重新想像印度：亞洲下一個超級強國的潛力解碼》、《英國下一步：後脫歐之境》、《勞工自主企業：創造經濟民主，挽救崩壞的資本主義與政治民主》、《不流血的革命：素食主義文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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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道德经》被誉为“万经”，是道家、道教的优选经典。从古到今，注解它的书层出不穷,不同的人都能从中得出不同的见解。《道德经》就像一个总纲，虽只有五千言，然微言而大义，似容。 本书旨在探索《道德经》之精微深义。作者从道行于天地，行于社会，行于人三方面入手解读剖析，以当下为背景，纵横古今，以问答形式通解《道德经》全文。全书用60个问题将《道德经》蕴含的哲理融会贯通，同时以独到的解读方式，用直白朴素的语言，并结合《庄子》，提炼出一套完整明了的老庄道学理论体系，贯穿全文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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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首次由兰登书屋出版。据说，这部小说当时已被12家出版社退稿，出版以后，恶评如潮但畅销无比，对美国大众的影响仅次于《圣经》，作者也因该书几乎激怒了整个成人世界：父亲、母亲、左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贬低她：“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醉心于她的学说。”咒骂她：“她患上癌症完全是她在哲学上和精神上犯错的结果。”在政治上，兰德是一个失败者，自由主义者不喜欢她摆出的自我为中心的姿态；保守派不喜欢她的无神论；双方同时都反对她的个人主义。
然而，与青年马克思一样，兰德也是“不怕闪电、不怕霹雳、不怕天空中的惊雷”——或许，安·兰德是美国文学史上最具争议的作家之一，她提倡自私的美德，公开为资本家辩护，而且毫不掩饰她对庞大政府的憎恶。《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美国的销售已达千万，被称为“自私圣经”——在书中，与《资本论》对资本的批判一样，她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批驳：在20世纪发动机公司，实行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制度，开始人们都欢欣鼓舞，觉得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结果能干的人工作越来越多，懒惰的人的需求越来越多，工厂很快就倒闭了。看来，在对人性的缺点没有充分的了解时，在财富还没有达到无限充裕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显然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中，兰德试图解决这个矛盾，在她看来，财富是人类思想力的结晶，妨碍竞争、扼杀创意、执意维护既得垄断利益的资本家是可耻的；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赚取的金钱则值得尊重。
作为一部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描绘了一个由自私而精明的商人、科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组成的世外桃源，有着田园诗般的诗意和现实社会中的欲望的满足。在这里，维系着一切的不是道德而是金钱，金钱被视作为崇拜的偶像，是自由交换和公平正义的象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造者和思考者。小说结尾，由于强者罢工、抛弃了弱者，世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而乌托邦里则是一片和谐幸福。同时，兰德借书中主人公约翰·高尔特之口来说明了她的客观主义哲学：
财富观——财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工具，是人类思想力的结晶。当你判断某人德性的时候，请听他对金钱的理解：诅咒金钱的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金钱，尊敬金钱的人则依自己的本事赚取金钱。金钱是社会美德的气压计，远离告诉你钱是万恶之源的人。
历史观——文明就是一个逐步将个人解放出来的过程。人天生便会思考，让那些叫嚣说人的思想自由在创建工业文明后便毫无用处的吃人者从大学的经济系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让他们拿起弓箭，穿起兽皮。每个独裁者都是神秘论者，每个神秘论者都是潜在的独裁者。
道德观——你生命中的道德的唯一目的是去获得幸福，让自己得到快乐便是他的最高道德目标。“牺牲”就是为了你并不在乎的东西而放弃你所看重的。人的生命是道德的标准，在生命里，快乐是成功的状态，痛苦则通向死亡。正如你不能对大自然进行伪装一样，你同样也不能对人的品格进行假造。武力与头脑是截然对立的；枪声一响，道德无存。
价值观——人类是真正的英雄：以自己的幸福作为生活的道德准则，以实质性的成就作为最高贵的行动，以理性为自己唯一的主宰。人不应该为他人而活，也不应该要求他人为自己而活。思考是人的唯一最根本的美德，其它的一切皆因它而生。自豪就是承认你是自己的最高价值，这和一个人所有的价值一样，需要去赢得。
哲学观——Ａ就是Ａ，一个东西就是它本身。存在是特性，意识是鉴明。存在是存在着的。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一面是正确，一面是错误，夹在对与错中间的则是邪恶。
2006年，好莱坞明星安吉妮亚·朱莉爆出希望出演即将拍摄的影片《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并自称是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的粉丝，还希望男友布莱恩·匹特出演男主角，顿时吸引了不少眼球，也使得这部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小说又一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之中，2007年，这条消息已经得到证实，影片《阿特拉斯耸耸肩》最后确定的男、女主角为布莱恩·匹特、安吉妮亚·朱莉。
对于所有发现了《源泉》，并且就进一步扩展它的思想向我提出许多问题的读者们，我想说，我是在这部小说中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源泉》只是《耸肩的阿特拉斯神》的序曲而已。
　　—— 安· 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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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C9405131DA6BDEC029F6A480D244B2" + } + "bookDescription" =>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其中双方几度停战，最后斯巴达获胜。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它本身是第一次科学地、历史学地被记录下来的史实：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这个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是有先驱作用的。修昔底德后色诺芬在他的《希厄洛》中继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起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雅典的修昔底德纪录了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他在战争爆发时开始了他的纪录，他当时想到这场战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比此前的战争都有历史意义。他这样想因为战争双方使用了它们所有的手段，而其它的希腊城市迟早参加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和一部分野蛮人，可以说这场战争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 + "genre" => "古代 战争 历史 斯巴达 雅典"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伯罗奔尼撒战争史.epub" + } + 211 => { + "artistName" => "彼得．柏克(Peter Bur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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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科普经典名著之一，1970年代末由科学出版社引进出版后，曾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直接影响了众多的科普工作者。
作品以生动的语言介绍了20世纪以来科学中的一些重大进展。先漫谈一些基本的数学知识，然后用一些有趣的比喻，阐述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四维时空结构，并讨论了人类在认识微观世界（如基本粒子、基因）和宏观世界（如太阳系、星系等）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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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是如何诞生的？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建构的？民族主义究竟意义何在？

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各个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时候，它是争取独立、自由的思想，有时候它又是排外、保守的观念。这种矛盾的意识形态究竟从何而来，究竟是福是祸？

本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民族主义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了民族主义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崛起过程。通过对民族主义与宗教、文化的关系的讨论，作者提出了颇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当一个民族处于宗教失范的境地时，“民族”就会被推上神坛。而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则早就了各国不同的民族主义生态。

本书尽管论述的是法国的民族主义，但其观点适用于世界各民族和各种民族主义的讨论。因而对于任何思考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人都有着莫大的启发。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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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邏輯推理與歸納出發，結合關聯式思考，推導結論；
從生活中擷取關鍵資料，讓交易「事件化」；
不斷除錯，最終用正確的機率與時間，換取成果。

投資不受多空影響，屢創勝率新高的菲比斯，鉅細靡遺地詳述十年投資歷程、全面拆解其思維模式與修正式投資哲學，從作者人生出發，全面剖析菲比斯成為成功投資人的祕訣，本書分為五大部分：
．自一段戲劇人生窺知奠定正確知識與觀念的點滴歷程
．從交易心理學切入，擴及提升績效穩定性、降低回檔
．全面且深入地剖析個人投資邏輯，如何立於不敗
．打造個人交易室，詳述交易系統設備的建置與改善
．量化投資，透過策略回測，驗證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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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士德》是一部长达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一行的诗剧，第一部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分五幕，二十七常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 《浮士德》的第一部完成于1808年法军入侵的时候，第二部则完成于1831年8月31日，是时他已83岁高龄。这部不朽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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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中呼吸．心理之型！】 成就動機、同理心、利社會行為……從心理學切入，帶你了解推動角色不斷成長的動力核心，探究強者之所以能不斷變強的真正理由。 ★【全集中呼吸．強者之型！】 開放心態、重視同伴、不逃避、不利己……38個鍛鍊心理韌性的法則，讓你培養不易受挫的思考與精神！ ★張輝誠（學思達教育基金會創辦人）、李崇建（親子作家）、海苔熊（心理學作家）、冒牌生（青年作家） 一致按讚 跟懦弱不中用的自己說再見！ 今天開始，擁有真強者的堅韌心志！ 你不必像炭治郎一樣，過著每天與鬼搏鬥的日子； 但可向他們汲取知識與勇氣，靠自己的雙手突破僵局、面對障礙， 朝夢想踏出新的一步。 你是這樣的人嗎？ 或者，你覺得自己不該這樣，現在卻只能這樣？ ◎缺乏明確的目標，很容易出現負面思考。 ◎覺得眼前障礙難以跨越，自己就快撐不下去。 ◎不擅長與他人溝通，常常誤會╱被誤會。 ◎為了不被別人討厭，總是看人臉色、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 ◎常常有種孤立無援的感覺，不知道究竟有誰值得信任。 很多人都知道，只要「變強」，就能持續前進，卻很難拍胸脯保證「只要這麼做，一定能變強」。 針對這一點，《鬼滅之刃》說得相當清楚明白：真誠無偽、正視現實、尊重他人、持續挑戰，這就是培養出真強者的祕訣。 毫無疑問的，這部作品裡的許多角色都是強者，但他們的強大並非體現在肉體與戰鬥技巧，而是心理韌性與思考模式。本書從心理學角度切入，剖析這些角色得以不斷成長的相關原理、應具備的態度，並進一步告訴讀者如何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出更強韌、更不易受挫的心志。 各界推薦 李崇建（親子作家） 張輝誠（學思達教育基金會創辦人） 海苔熊（心理學作家） 冒牌生（青年作家） ──一致好評 《鬼滅之刃》不僅是一本漫畫、一段故事，更是人存於世的各種情狀。外顯之行為與內在幽微的心靈，透過漫畫人物和情節深刻而豐富地呈現出來，真叫人驚呼、嘆為觀止。然尋常讀者也許自能隱隱約約、模模糊糊感受到這些，但又未必真能深入其中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能有如此專業的社會學教授、心理諮商師願意深入漫畫中，闡微發幽，探賾索隱，寫出這樣一本闡述《鬼滅之刃》相關心理學的書，鉤深以致遠，真是太美好了。──張輝誠（學思達教育基金會創辦人） 各年齡層讀者 ★★★★★ 大心推薦： 「不只是心理學讀物，更是職場勵志書！」 「適合親子共讀，能向孩子傳達人生重要之事！」 ★在充滿煩惱、迷惘與灰心喪志的每一天，本書讓我再次鼓起勇氣前進。 ★本書不但說明了累積的重要性，還包括如同理心、正向思考、團隊合作、不進則退的道理。推薦給忘記努力而厭世度日的上班族們。 ★本書是我買來和念國中的兒子共讀的，之後才把整套漫畫看完。這種閱讀順序讓我對角色們的言行舉止更有感，也期許自己能像炭治郎一樣擁有強韌的內在，不至於被周遭的負面思考牽著鼻子走。 ★本書除了透過心理學解析《鬼滅之刃》如何能打造強韌的內在，對於不熟悉這部作品的人來說，也很適合拿來當成掌握原作梗概的讀物。 ★在環境越來越不穩定的情況下，本書告訴我們，儘管失去了重要的東西，仍要勇往直前；即使遇到危機，也不失去應對的彈性，並與夥伴一起跨越難關。 ★本書其實是念小學的兒子買回家的，但畢竟有他不容易理解的部分，沒想到竟因此成為父子共讀與傳達重要理念的媒介。 ★本書不但能補足並提升我們的思維層次，並以嶄新的方式詮釋原作裡特有的概念。如果只是把本書當成動漫作品解析，未免太可惜了。 ★文字與概念簡潔易懂，推薦給不擅長閱讀的青少年，相信對他們的現在和未來都會很有幫助。   作者簡介 井島由佳 大東文化大學社會學部社會學科助理教授、心理諮商師與職涯顧問。 1970年出生於東京，東京家政大學人類生活學博士，專長領域為教育心理學、職涯心理學。曾任生涯發展諮詢師、產業顧問等職務，多年來負責職涯設計的教科書編寫、教職員研習及相關顧問培訓課程，並開發職涯設計相關課程所需的程式。 經常活用《鬼滅之刃》《航海王》《火影忍者》等知名漫畫進行授課、研習，以及心理與職涯方面的研究，所開設的講座也頗受好評。 譯者簡介 林詠純 臺灣大學物理系、地質系雙學士，日本九州大學藝術工學府碩士，曾在民間研究機構擔任日文研究助理，現為專職日文譯者。譯有《理智斷線》《未來年表》《民粹時代》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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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映先生有个流传甚广的哲学时间表：一步是做语言哲学和本体论；二步是知识论或曰科学哲学；最后抵达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前两步，成果卓著，有目共睹；本书正是这第三步。书中讨论的问题，他都有不下三十年的思考。而这些问题，恰是我们每个人都关心的最切身的问题，与我们的真实困惑相联系。“我们都希望过上合情合理的生活，理性时代人凡事要明个道理，德性重要，我们就想弄清楚德性之理。”在写作风格上，本书一如作者之前的著作，既面向专业读者，也面向一般大众，它向一切有教养、寻求理解的心智敞开。“用现代汉语写出优秀的哲学，自然就有了中国哲学”，在此意义上说，这本书是真正的中国伦理学著作。

内容简介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是陈嘉映先生对哲学中与我们生活最切近的伦理学诸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清晰论述。

    《何为良好生活：行之于途而应于心》从伦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写起，续之讨论善恶问题、知行关系、行动理论，从亚里士多德到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以及何为良好生活。其中，作者对功效主义提出了批评，对人生之目的、利益最大化等议题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同时以分析哲学家特有的敏锐和现象学家特有的绵密，对快乐、幸福等基本概念做了深刻细致的辨析。

作者简介

    陈嘉映，1952年生，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其学术贯通欧陆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学，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从感觉开始》《无法还原的象》《哲学·科学·常识》《说理》《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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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录了德国两位文学巨匠托马斯•曼与赫尔曼•黑塞在1910年至1955年间的通信往来。黑塞与托马斯•曼的出身、艺术趣味和读者群体都不尽相同，但两人追求真理的渴望却如出一辙，通过与传统的联系，致力于道德与精神、伦理与美学的互动，这在他们不时相互呼应的创作主题中得以呈现。黑塞很早就开始关注托马斯•曼的创作，后者则称黑塞是“同代作家中很早就选定的最亲近之人”。对托马斯•曼而言，文学创作是他实现入世雄心、建立个人风格的途径，对黑塞则是忏悔和灵魂的自疗。他们借由文字和图画交换创作灵感、分享阅读体验和日常生活。两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位高尚的写作者就战争的愚蠢、纳粹的野蛮行径和战时的国内外文学图景多次通信交换彼此的意见，也为战后德国和欧洲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他们生活在一个可怖的时代，但他们从未向绝望妥协。两人借由书信相互安慰扶持，在对方遭到外界诋毁时为其辩护。这对旗鼓相当又坚定而独立的伙伴充分精妙地表达了出身、气质和生活态度的差异，但又表现出殊途同归的艺术旨趣，这让他们的对话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为读者提供了一份从文化和当代史角度来看都极为丰厚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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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经有自己的“史前社会” 每个人都是精子战争中的“王中王”不仅是在子宫内 在大千世界的性爱行为 也造就了精子战争的广阔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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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中国白酒市场化的道路，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结构里，其动力关键是1%香气成分认识的深入。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选择，比较优势是主体界定，那么，竞争优势如何产生？或许中国白酒，以及它所具有的1%香气成分可以提供部分解释。至少，工业化未必是惟一导向。
● 寻访佳酿生成的时空奥秘
● 赤水河：60公里的酱香传奇
● 酒的中国地理
● 杏花村里汾酒香
● 鉴湖水与绍兴酒
● 湘西寻酒记
● 川西平原的美酒带
● 45年求解神秘茅台
● 茅台型酱香酒是怎样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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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縱觀古今，橫亙東西，爬梳大量通俗史料，看看人們心中最性感的乳房尺寸，怎麼隨著時代潮流起伏，再追溯戰後的日本成人影視出版文化，觀察這些傲人雙峰的主人，怎麼從讓人羞於啟齒的小黃本主角，搖身一變成為橫掃主流綜藝節目、戲劇的性感偶像。" + "genre" => "人文藝術"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巨乳研究室-zhrc8"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巨乳研究室-zhrc8.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巨乳研究室-zhrc8.epub" + } + 307 => { + "artistName" => "锺叔河" + "BKAllocatedSize" => 1990656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绝妙好文念楼学短选读-sjx0a" + "BKGeneratedItemId" => "3AB1E9F133746026EE8A1F3AA522396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3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3AB1E9F133746026EE8A1F3AA5223961" + } + "genre" => "天浪书屋"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绝妙好文：念楼学短选读-sjx0a"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绝妙好文念楼学短选读-sjx0a.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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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讲透中国官场规则、潜规则的传世经典小说

本书主人公老残，不入仕途，浪迹江湖，凭借医术糊口，游走中华大地，看似跌宕曲折的游历，实则是潜入官场内部的冒险。
老残一路走，一路看，茫茫官场，芸芸百官，玉贤、刚弼等“清官”的真实面目、官场晋升的手段和细节，一一浮出水面，读来不寒而栗；中国传统官场文化中的规则与潜规则，再无任何遮掩！

本书问世百年，赢得“中国近一百年内无此小说”之盛赞，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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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和公平的价值，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让你困惑的大小问题，过去也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头脑。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出阐释，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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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讲义里，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19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讨论工具理性的利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和全球化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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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19位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想大厦的地基与框架。你还会在思想大厦之上，直面个人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的诸多难题，收获审慎而真诚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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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克氏教诲的精选，诸多内容内地读者都不曾接触。对于尚未领略克氏智慧之光的人而言，它是最佳入门读物，深入浅出，完整详实。对于已经入门的读者而言，它是深化之书，厘清困惑，涤净烦忧。绝对值得再三阅读，细细品味。
　　你可曾安静地坐着，不专注于任何事物，也不费劲地集中注意力，而是非常安详地坐着？这时你会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会听到远处的喧闹声以及近在咫尺的细微声响。这意味着你把所有的声音都听进去了。你会发现自己的心在不强求的情况下产生了惊人的转变。这份转变里自有美和深刻的洞识。
　　封底推荐
　　当他进入我的屋里时，我禁不住对自己说：“这绝对是菩萨无疑了！”
　　—— 纪伯伦（Kahlil Gibran）
　　在我人生中，克里希那穆提曾深深地影响我，帮助我突破了重重的自我设限。
　　—— 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
　　克里希那穆提的话带给人一种非比寻常的亲切感：优美、富有诗意，其博大精深犹如浩瀚的虚空一般。
　　—— 杰克?康菲尔德（Jack Kornfield）
　　克里希那穆提的语言赤裸而富有启发性，它替代了障碍竞赛和捕鼠器，令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喜悦的过程。
　　—— 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听克里希那穆提演讲，就像在听佛陀传法，如此的力道，如此原创的大家之言。
　　—— 赫胥黎（Aldous Huxley）
　　一种深奥而新颖的自我认识之道，为个人解脱及成熟之爱带来更深的洞识。
　　—— 罗洛?梅（Rollo May）
　　我认为克里希那穆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带来的意义就是：人必须为自己思考，而不是被外在的宗教或灵性上的权威所左右。
　　—— 范?莫里森（Van Morrison）
　　克里希那穆提带给我深思的机会，并促使我去追求自己几乎不理解的东西。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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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駭客結合各領域成功人士的智慧，教你駭入大腦、駭入恐懼、駭入身體細胞，讓你表現升級，開創破框人生2.0！

為了讓人生從A躍升A＋，矽谷怪咖駭客亞斯普雷製作《防彈電台》播客，與來賓暢談成功的關鍵。他想知道：這些人如何影響世界，是什麼樣的信念和行為讓他們大獲成功？以及，他們究竟做了什麼，才能達到今日的成就？因此每集節目最後，他都提出相同的問題：「如果有人來請教你，希望在他所能企及的生活各面向擁有高水準的表現，你會建議他做哪三件事？」

這些來賓是橫跨各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共通點是不受限於傳統，引領各種專業開拓全新的境界，包括在未知實驗埋頭苦幹的生化學家、顛覆競爭市場的創意領袖、探索人類潛意識的神經學家，以及運用靜坐呼吸全身保命的海豹部隊隊員。

身為一名徹頭徹尾的「駭客」，作者經過大量數據的統計分析，發現人要成功，必先達成三大原則：更聰明、更迅速與更快樂。本書詳述具科學背書、執行力高且立即見效的四十六條法則，從馴服恐懼到克服懷疑，從練習表達感激到找出作息規律，從鍛鍊意志力肌肉到活化大腦能量，從建立運動習慣到維護腸道健康。最重要的是，你必須先認清自己的價值與影響力，搞清楚做甚麼對你來說最重要，才能將全部精力投注在升級表現，並達到身心靈平衡滿足，成為真正的人生勝利組。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你還在遵循傳統成功學，為「窮忙人生」辛苦奮鬥嗎?快跟上高科技生物駭客的腳步，用最前衛的觀念和最輕鬆的技巧，邁向人生巔峰。"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防彈成功法則"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防彈成功法則.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防彈成功法則.epub" + } + 403 => { + "artistName" => "（清）沈复著；朱奇志 校译" + "BKAllocatedSize" => 202752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浮生六记" + "BKGeneratedItemId" => "74BABDAE28830C1943A07D640B41274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5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74BABDAE28830C1943A07D640B412741"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浮生六记"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浮生六记.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浮生六记.epub" + } + 404 => { + "artistName" => "Apache POI" + "BKAllocatedSize" => 692224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自助治疗基于躯体体验的视角" + "BKGeneratedItemId" => "8E8732F4D1B831422F0BFAE4EA08C815"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8E8732F4D1B831422F0BFAE4EA08C815"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自助治疗：基于躯体体验的视角"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自助治疗基于躯体体验的视角.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自助治疗基于躯体体验的视角.epub" + } + 405 => { + "artistName" => "高并发的哲学原理" + "BKAllocatedSize" => 5947392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高并发的哲学原理" + "BKGeneratedItemId" => "C42A4273023E553FAD865084E2E59F66"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C42A4273023E553FAD865084E2E59F66"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高并发的哲学原理"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高并发的哲学原理.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高并发的哲学原理.epub" + } + 406 => { + "artistName" => "強納森．歌德夏" + "BKAllocatedSize" => 3457024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故事洗腦術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 + "BKGeneratedItemId" => "33F87E0060C02301D678DBBEA400F826"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33F87E0060C02301D678DBBEA400F826"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故事洗腦術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故事洗腦術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故事洗腦術 從商業行銷形象塑造到議題宣傳都在用的思想控制法則.epub" + } + 407 => { + "artistName" => "迈克尔·霍华德" + "BKAllocatedSize" => 671744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观察家精选系列套装共7册" + "BKGeneratedItemId" => "730EE1D4377A38FB5923FA0B06161130"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730EE1D4377A38FB5923FA0B06161130"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观察家精选系列（套装共7册）"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观察家精选系列套装共7册.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观察家精选系列套装共7册.epub" + } + 408 => { + "artistName" => "楊聯陞" + "BKAllocatedSize" => 15704064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漢學散論楊聯陞誕辰110周年紀念版" + "BKGeneratedItemId" => "B43773F4C50302347BA52150DB26B31B"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B43773F4C50302347BA52150DB26B31B" + } + "bookDescrip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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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漢學界一流學人。從經濟史入手，兼治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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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稱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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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喻「敢比仰山雜貨鋪，何堪舜水再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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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學泰斗楊聯陞，有顆萬裡挑一的鑽研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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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時：「楊先生的研究工作，常常以一點重心、一個文化的側問題，從古到今全面地來看。他的學問融會貫通，在思想、制度、經濟、科學、藝術、語言等方面都有獨特的素養，而且摒除學派門戶之局限，能兼容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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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聯陞先生雖自謙「瓦礫沙金雜貨舖，也談儒釋也談玄」，淵博學識堪稱學界傳奇。本書也如同重拾碎金般，輯錄其發表於中外多本學術專著的文章，除早年求學時文章、中年時的追憶作品外，還有以中英日法文發表的學術書評、為本人及他人著述所作的序文、學術演講、漢學新書推介及學術論文。內容則涉及經濟史、簡牘、書法、考古、青銅器、唐代均田制、漢代行政和近世商賈等各種專門領域。選題新穎，辨析細微，讓人驚歎其興趣和研究的廣度。書中分為談史、評說、記序、學記、論述五個部分，絕大部分篇章均為首次中譯編入文集，見證先生直面挑戰、推動現代學術發展的深遠影響，也為漢學界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研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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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日復一日的生活感到徬徨？或者對改變感到不安？
本書帶你發掘心頭烏雲密布的原因，陪你在心理上重返現場，
瞭解與接納恐懼，對舊傷做適當彌補，勇氣與力量將再度萌生。" + "genre" => "心理學"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恐懼的原型分裂憂鬱強迫歇斯底里人格深度探索.epub" + } + 412 => { + "artistName" => "[美]史蒂芬·科特勒" + "BKAllocatedSize" => 856064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跨越不可能全球心流体验与表现专家史蒂芬科特勒新作基于神经科学的心流触发训练实现自我效能500放大" + "BKGeneratedItemId" => "4C96BF2347D94CBD3424704FBC90F83E"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4C96BF2347D94CBD3424704FBC90F83E"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跨越不可能【全球心流体验与表现专家史蒂芬·科特勒新作，基于神经科学的心流触发训练，实现自我效能500%放大】"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跨越不可能全球心流体验与表现专家史蒂芬科特勒新作基于神经科学的心流触发训练实现自我效能500放大.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跨越不可能全球心流体验与表现专家史蒂芬科特勒新作基于神经科学的心流触发训练实现自我效能500放大.epub" + } + 413 => { + "artistName" =>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 "BKAllocatedSize" => 856064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理解人性2022年新版豆瓣评分86阿德勒个人心理学理论大成之作作者认为生活模式上的错误往往会危及生活本身本书希望帮助人们透彻地理解人性指导个体如何融入社会生活 心理学经典译丛" + "BKGeneratedItemId" => "731DBA701A11515DD2A8A88413F4515C"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6343035 + "book-info" => { + "cover-image-hash" => "B31A38AE955C0969C91CEC3889B728D6" + "cover-image-path" => "cover.jpeg" + "mime-type" => "application/epub+zip" + "package-file-hash" => "731DBA701A11515DD2A8A88413F4515C" + "publisher-unique-id" => "e337f574-d949-439a-9325-a24531651472" + "unique-id" => -3022820434559682270 + "update-level" => 2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理解人性【2022年新版！豆瓣评分8.6！阿德勒个人心理学理论大成之作！作者认为生活模式上的错误往往会危及生活本身；本书希望帮助人们透彻地理解人性，指导个体如何融入社会生活】 (心理学经典译丛)"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理解人性2022年新版豆瓣评分86阿德勒个人心理学理论大成之作作者认为生活模式上的错误往往会危及生活本身本书希望帮助人们透彻地理解人性指导个体如何融入社会生活 心理学经典译丛.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理解人性2022年新版豆瓣评分86阿德勒个人心理学理论大成之作作者认为生活模式上的错误往往会危及生活本身本书希望帮助人们透彻地理解人性指导个体如何融入社会生活 心理学经典译丛.epub" + "updateDate" => 2024-08-26 05:30:35 +0000 + } + 414 => { + "artistName" => "[美]汉娜·阿伦特" + "BKAllocatedSize" => 79872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人的条件" + "BKGeneratedItemId" => "D28EEBED1ADF0AEEE8ECA02E3630E124"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D28EEBED1ADF0AEEE8ECA02E3630E124" + } + "bookDescription" => "Downloaded from z-lib.org"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人的条件"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人的条件.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人的条件.epub" + } + 415 => { + "artistName" => "[美] 托马斯•哈代•黎黑" + "BKAllocatedSize" => 411648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人类心理3000年从荷马史诗到人工智能" + "BKGeneratedItemId" => "DD16A08DFB244E0F90E20189F3D6A16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6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DD16A08DFB244E0F90E20189F3D6A161" + } + "bookDescription" => "作为以哲学为根源的学科，心理学有一段漫长的发展历史。从吸纳科学的研究方法，摆脱哲学的思辨本质，到以科学实证的方法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心理学逐渐成为科学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不可或缺的学科。 本书以全景式的视角回顾了心理学的发展历史，以新科学史观的历史研究方法梳理了从古希腊时期至今的心理学思想发展脉络，内容涉及从心理学产生的哲学基础到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新思潮和新观点，为读者了解心理学、学习心理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角。 本书作者托马斯·哈代·黎黑一直致力于哲学心理学以及心理学史两方面的研究，本书代表了他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成果，适用于有兴趣了解心理学发展的每一位读者。"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人类心理3000年：从荷马史诗到人工智能"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人类心理3000年从荷马史诗到人工智能.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人类心理3000年从荷马史诗到人工智能.epub" + } + 416 => { + "artistName" => "[美] 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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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版是由作者本人授权的唯一完整版本，是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资深教授罗兰??斯特隆伯格的扛鼎力作。本书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风行欧美大学，90年代新版问世，续写流行神话。斯特龙伯格教授以高屋建瓯的历史眼光、激越昂扬的文字表述、犀利透彻的哲理分析，生动而简约地勾勒了近500年来西方思想的全景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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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的内容设计充分照顾到社会上一般青年读者的阅读选择，适合自学；同时又能满足大学通识课教学的需要。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

内容简介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系由不同的作者撰写，这些作者都有不同的治学风格，但又都有共同的追求，既注意知识的相对稳定性，重点突出，通俗易懂，又能适合接触学科前沿，引发跨学科的思考和学习的兴趣。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系大都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有意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在经历了现代性的近3个世纪的构建过程之后，如今批判的锋芒转向了现代性本身。类似的问题重行开始。社会规范的基础来自何处？现代性的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根据何在？假如以"主体性"作为客体的价值之源，意义之源是错误的，那么主客体之间应当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人是什么？对此类问题的新解答，构成了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思想态度的转变。

作者简介

    1952年生于福建厦门。1989年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西方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学报》编委会主编。曾在德国马堡大学．英国圣一安德鲁斯大学，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加尔文学院从事访问研究或讲学。主要著作有《建构与范导—一康德哲学的方法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轧《实在。心灵与信念----当代美国哲学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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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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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40堂公開課
經濟學的40堂公開課
文學的40堂公開課
科學的40堂公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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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不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有思想、有靈魂的生活史和奮鬥史。

研讀世界歷史，不僅可以豐富我們的歷史知識，還可以讓我們從世界歷史的興衰演變中體會生存智慧、開闊眼界，感悟與中華文化不同的風俗民情。

全方位、新視角、多層面的編排方式，中西年表對照，輕鬆瞭解國內外大事。

我們本著為廣大讀者提供一本通俗歷史讀物的思想，特別採用編年體制，按歷史順序編寫，版面編排用心，兩側附上中西簡易大事紀年表，讓讀者在讀美洲歷史的同時，可以清楚明白的知道當時國際上發生的事情。

掌握世界趨勢演化的精髓，簡單扼要地勾勒出世界歷史的發展。

歷史是一面鏡子，更是一部五花八門、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本書精選了美洲歷史上一個個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可歌可泣的豐功偉業與驚心動魄的重大事件將之完整再現，讓讀者可以開啟眼界、啟發智慧。

本書的敘述手法，輕鬆而詼諧，讀者可以因此進入歷史的時光隧道，與古人的生活合而為一。

本書以時間為序，精選了重大事件、風雲人物、輝煌成就、燦爛文化等內容，使讀者能從世界歷史中汲取睿見卓識，深化並拓展人生閱歷。精練簡潔的文字、多種視覺元素、全新的視角、科學的體例，結合全面豐富的內容，使讀者能深入地瞭解世界歷史，從全新的角度和嶄新的層面去感受歷史、思考歷史。"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一本書讀懂美洲史》"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一本書讀懂美洲史.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一本書讀懂美洲史.epub" + } + 478 => { + "artistName" => "克里夫顿·费迪曼 (Clifton Fadiman)^约翰·S.梅杰 (John S.Major)" + "BKAllocatedSize" => 1417216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一生的读书计划这一版有实质性的修订和扩充最突出的变化是推荐的阅读材料的来源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经典名著 阅读指南" + "BKGeneratedItemId" => "82EF4162BD1AA7F9CD4F8797865C576D"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7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82EF4162BD1AA7F9CD4F8797865C576D"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一生的读书计划（这一版有实质性的修订和扩充，最突出的变化是推荐的阅读材料的来源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世界的经典名著。） (阅读指南)"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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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朱特认为，评价知识分子的核心词应是“责任”。这三位道路迥异却共同拥有“勇气与正直”这种道德人格的知识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后，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责任之下，以独立的良知发言，以一致的言行影响现实政治、纠正时代谬误，并不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才有所谓“责任的重负”。 +他们活在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并反对这个不负责任的时代”。 +可以说，他们不单代表了现代法国的思想和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种声音，还代表了现代社会和思想中许多最优秀、最持久的价值——过去是，如今也是。 +-------------------------------------------------------------------------------------------- +媒体评论： +所有为知识界缺失“正义”“品格”与“道德”而感到遗憾的人，都会从本书中读到很多值得汲取的言论。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托尼·朱特有关三位已逝的伟大法国人的论述，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和道德的全貌。在当前文化战争的甚嚣尘上的声浪之中，朱特理性的声音犹如一把穿透黄油的刀，穿透了那些胡言乱语。 +——欧仁·韦伯（Eugen Weber，著名历史学家） +托尼·朱特笔下的这几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也都是积极的活动家，不像后来的学者只摆弄语词。他描写这些人的笔触优雅，充满有根有据的自信。 +——埃尔贝•R•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著名作家，《加缪传》作者） +朱特讲述了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思想历程，并进一步展现了法国思想文化的诸多方面。而且，这本书文字优美，笔触动人……令人钦佩。 +——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 + "genre" => "知识分子"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责任的重负"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责任的重负.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责任的重负.epub" + } + 493 => { + "artistName" => "李冲锋" + "BKAllocatedSize" => 173260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增广贤文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中华书局" + "BKGeneratedItemId" => "43E180A7C65D444F4DA88C20ECF74561"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48424278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43E180A7C65D444F4DA88C20ECF74561"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增广贤文（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中华书局)"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增广贤文精--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 中华书局.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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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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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就是當下覺照：吃飯就是吃飯，上廁所就是上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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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就是喜歡吃飯聊天、上廁所看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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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錯過了正念的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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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行禪師最不可錯過的一本經典，寫給每一個不想渾渾噩噩過日子的人，告訴你，禪修不在他方的深山裡，而是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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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正念？正念就是保持覺照，清清楚楚地覺察當下的存在狀態，也就是走路時，走路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覺知自己在走路；剝橘子時，剝橘子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覺知自己在剝橘子；洗碗時，洗碗就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你覺知自己在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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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聽起來有些愚蠢，但你知道你真的做到了以後，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會發生嗎？你真的不想好好地活生命的每一分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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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正念，就是一行禪師的禪修方法，也是禪修目的。因為正念不只是禪修時才練習，而是從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開始。一行禪師告訴我們從「呼吸」開始練習，一直練習到覺知到自己的每一「呼吸」，每一瞬間的移動，每一絲意念與感覺，每一件與我們有關的事物，我們就能在一瞬間招回渙散的心思，整合成一個奇蹟。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好好地活生命中的每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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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當我們在正念中向大地踏出每一步，感知自己正走在這不可思議的地球上時，這樣的時刻，存在本身就是個絕妙的奇蹟；而沒有正念的我們，卻一直沒有認知到這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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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禪師做到了，他從呼吸開始保持正念，在一九六○年代被美軍密集轟炸的越南中，每一個和他在一起的人，都從他身上經驗了另一種可能性：用愛來克服恨的可能性。中斷人類歷史上似乎永無止盡的暴力連鎖反應是可能的，這所有的可能，都在一行禪師的這本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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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只在念念分明的此時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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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禪師以他最單純的心境，把觀呼吸和四念處的法義，透過簡潔易懂的文字，讓我們能在日常生活中運用自如。如果我們懂得在每一個當下提起正念、念念分明，我們就不會有煩惱，而且可以安住當下，內心中流洩出平靜的自在和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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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修行和生活分開，修行的時候坐在靜室裡，不讓旁人打擾，生活的時候又攪在煩惱痛苦之中，如此硬生生地將修行和生活切成兩半，這是完全不懂得修行的法要。一行禪師明白地告訴我們，生命只在念念分明的此時此刻，心念離開當下就是拖死屍的人、離開覺性也等於是夢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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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琴富（「水月蘭若」禪修中心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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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是通往奇蹟的入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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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字裡行間，學派傳統不被提及，有的只是經典名稱，也沒有太多的佛學專有術語。讓人讀來貼切感動的是他溫厚直接的觀察，沒有價值判斷、道德訓示，而是對現象的可改進處提供一套細膩貼切的方法。這種禪風呼應出嚴峻禪門中的溫厚慈悲，但卻沒有落入任何形式。相反地，修行是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洗碗、喝茶、走路，陪太太孩子及和別人談話。禪修可以無所不在，出禪堂、下坐後，正是用功的好時機。藉由正念禪，日常生活的點滴不再是瑣碎無意義的細節枝末，而是通往「奇蹟」的入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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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鼐法師（香光尼眾佛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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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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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禪師　Thích Nh?t H?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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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生於越南中部，十六歲時在慈孝寺當見習憎，後來赴美研究並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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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戰期間返國從事和平運動，對於越南的年輕僧眾起了重大啟發，戰爭結束代表參加巴黎和談。越南赤化後，一行禪師被放逐海外，在2005年第一次回返越南，2007年2月至5月也再次回到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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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提名他角逐諾貝爾和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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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他在法國南部建立了「梅村」禪修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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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曾到台灣弘法並主持禪七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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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禪師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最具宗教影響力的僧人之一，以禪師、詩人、人道主義者聞名於世。著作超過一百本，都是教導人們在生活中實踐佛法，已在台灣出版的有：《生生基督世世佛》《步步安樂行》《橘子禪》《與生命相約》《你可以不生氣》《你可以不怕死》《正念的奇蹟》《觀照的奇蹟》《見佛殺佛》《你可以，愛》《祈禱的力量》《一心走路》《生命真正的力量》《建設淨土》《接觸大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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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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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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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學系學士，英國約克大學婦女研究碩士。現任聯合報文化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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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有《液態之愛：論人際紐帶的脆弱》（與高瑟濡合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西藏正念書》、《正念的奇蹟》，著有青少女讀物《惡女背 / 被棄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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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中央日報小說獎、兩岸新聞報導獎、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吳舜文新聞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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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雖然標榜正義，重點卻是思考力的訓練。作者有教學天才，新聞事件信手拈來都是正義思考 的案例。要解釋康德，他使用柯林頓偷腥案。要解釋羅爾斯，他搬出伍迪艾倫。
要把理性帶進公領域，公民必須把自己的正義觀說出道理，不能只是「我說我對就是我 對」。本書目的正是邀請讀者做個自我檢 視，搞清楚自己抱持哪些信念，何以抱持這些信念。有 了理性思辨，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互嗆叫陣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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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生命的神话：永续生存的力量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
Myths to Liv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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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著名历史学家和法律史学家瞿同祖（1910- ）的著作。瞿同祖，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学术顾问。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中国的传统法律与社会》（英文版）、《清代地方政府》（英文版）、《汉代社会》（英文版）、《清律的继承和变化》等。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根据其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合
大学的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讲稿改写的，初版于1947年。后由作者加以修改、补充，译成英文，于1961年在国外出版。1981年作者又应中华书局要求，对原书作了某些修改，再次印刷出版。本书一共有6章，前面有一个导论，后面有一个结论。书的最后还附有《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
瞿同祖在导论中提出，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他认为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因而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意义和作用。
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他认为集中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制度和秩序。
在正文中，作者首先对“家族”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说，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以父亲而论，则凡是同一始祖的男系后裔，都属于同一宗族团体，概为族人。一般情况下，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源单位。作者继而由家族谈到家长权。他以为，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权力的时代，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长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作者以家族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封建法律规定的亲属间犯罪的几种主要形式，如杀伤、奸非、窃盗等，作了分析，并对司法审判中的几种例外情况，如亲属相为容隐、代为受罚以及缓刑免刑等的原因、沿革作了细微的阐释。
作者对于中国古代婚姻的论述，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关于古时婚姻的意义，作者认为不外乎“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完全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他认为古代婚姻的禁忌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一是同姓不许结婚；二是外亲之中有些亲属之间不准通婚，如有服属而又尊卑辈分不同者、虽无服而尊卑相犯者；三是亲属的妻妾与其夫家亲属之间不许结婚，主要指妇女亡夫之后，不能与丈夫家的亲属结婚，而只能改嫁外姓。那么，那时的婚姻又是如何缔结的呢？在封建社会中，只要二姓的家长同意其子女的结合，经过一定的仪式，婚姻便成立了，男女的结合无须顾及夫妻本人的意志。直系亲属，尤其是男性的直系亲属，对子女拥有绝对的主婚权，父母的意志在法律上成为婚姻成立的要件，子女即使在成年以后，也无婚姻自主权。男女结婚之后，夫妻名义上是平等的，但社会舆论与家庭分工都造成了夫妻不平等的事实。在家无二主的最高原则之下，女子被排斥在家长之外，“妻正位于内，不得为家长，就是夫死，也只能由子或孙继之为家长”。社会习惯和法律还对妻的财产权作了严格限制，妻对家庭财产只有行使权，而没有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除了财产权之外，从夫妻的人格方面的关系来看，更可以发现妻完全处于夫权统治之下的情形。“法律上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的地位如卑幼”。从夫妻相殴杀的法律中，就可以看出夫尊妻卑、地位极不平等。法律上完全根据尊卑相犯的原理，对于妻殴夫的，较常人加重处罚；而对夫殴妻的，则采取减刑主义。至于婚姻的解除，主要以七出、三不去为条件。“七出”一般指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多言、盗窃、妒嫉和恶疾。“三不去”则是“七出”的例外情况。“七出之外，离婚的另一条件为义绝。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殴杀罪、奸非罪，及妻对夫的谋害罪而言。”七出是夫方要求离婚的条件，而义绝则是法律规定的当然离婚条件。
作者还以相当大的篇幅，从生活方式、婚丧祭祀、法律特权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作了深刻的剖析，并从礼与法、德与刑和以礼入法几个角度，阐述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相互影响以及中国法律逐步走向儒家化的过程，揭示了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法律中的深远影响。
纵览全书，其较为突出的特点有两个：其一，作者将汉代至清代两千余年间的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在各章、节不同题目下加以讨论，进行比较，以便向读者揭示中国古代法律在历史上究竟有无重大变化。其二，作者研究法律不仅根据其条文规定，而且还注意法律的实效的问题。全书除了利用古人的有关记事外，更引用了个案和判例作为讨论问题的根据。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瞿同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学术专著，它对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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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撷集近年中短篇小说佳作，作品主题注重对生活的观察、对生命的体悟，为读者提供关照社会、探微人性的一扇窗口。个人叙事的篇什或唯美沉静，或于灵动处见文学元气，多漾溢哲学意味，有的佳构尺幅千里，有家国命运之开阔，得大叙事之魂魄，还有不少篇幅在进行文学叙事的同时携载文化含量，用小小说诠释属于中国的一些文化因子，体现出文化传承的力道，体现出那些已融入国人血脉的文化精神在当下的生命力。该文集作者以小小说作家中坚力量为主，聂鑫森、于德北、陈毓、邓洪卫等等，他们的作品具经典性、垂范性。"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中国文学佳作选.短篇小说卷"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中国文学佳作选.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中国文学佳作选：短篇小说卷-zxr1q.epub" + "updateDate" => 2024-12-04 05:02:19 +0000 + } + 566 => { + "artistName" => "乐天无极" + "BKAllocatedSize" => 473088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 + "BKGeneratedItemId" => "D4A5580F22F20DEB8A24E1267F0A80FE"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55068891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D4A5580F22F20DEB8A24E1267F0A80FE"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打造美利堅美國的建國理念及其歷史反思.epub" + } + 567 => { + "artistName" => "未知" + "BKAllocatedSize" => 251084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佛经故事" + "BKGeneratedItemId" => "E5469BED2B6D1659F241741085037CF6"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55068892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E5469BED2B6D1659F241741085037CF6"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佛经故事"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佛经故事.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佛经故事.epub" + } + 568 => { + "artistName" => "雅瑟 编著" + "BKAllocatedSize" => 1069056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小故事大道理全集" + "BKGeneratedItemId" => "1CFC3D8CF2A8BCE707FDF94E95606602"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55068893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1CFC3D8CF2A8BCE707FDF94E95606602" + } + "bookDescription" => "《小故事大道理全集(经典收藏本)》一书在手，尽览人生哲理；触类旁通，领悟成功真谛。一滴水，可以折身太阳的光辉；一本书，可以滋养无数的心灵。共收录832则小故事，它们涵盖了幸福人生的所有诠释，有习惯养成、职业生涯、财富金钱、潜能激励、爱情婚姻、交际处世、心灵境界等47 辑32类。这些精辟的小故事背后，都隐藏着无穷的思想和智慧。" + "genre" => "其它"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小故事大道理全集"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小故事大道理全集.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小故事大道理全集.epub" + } + 569 => { + "artistName" => "〔波斯〕鲁米" + "BKAllocatedSize" => 184320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在春天走进果园" + "BKGeneratedItemId" => "961FA99FCDF50BD7F969AAF64ABA413E"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55068894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961FA99FCDF50BD7F969AAF64ABA413E" + }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在春天走进果园"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在春天走进果园.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在春天走进果园.epub" + } + 570 => { + "artistName" => "茨威格" + "BKAllocatedSize" => 109772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海峡青少年文库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 "BKGeneratedItemId" => "A014EF367A5116B9BF5DBE66D7E6A4EA"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55068895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A014EF367A5116B9BF5DBE66D7E6A4EA" + } + "bookDescription" => "

本书记录了从一次大战前夜到二次大战欧洲动荡的社会,披露了世界文化名人鲜为人知的生少轶事,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描绘了们的音容笑貌,同时穿插着茨威格自己的各种心迹:欢乐、兴奋、忧愁、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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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只對朋友、對另一半、對主管說謊，甚至也對自己說謊——前Google資料科學家賽斯．史蒂芬斯—大衛德維茲，利用「永不說謊」的大數據，親自為你探索人生的各種重大問題！

從戀愛、婚姻、理財、教養到工作，真正的成功關鍵，絕對跟我們想像中截然不同！
如果《數據、謊言與真相》用大數據揭露了世界的真相；本書將用這些真相，教你做出更好的人生決定！" + "genre" => "商管理財"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數據、真相與人生：前Google資料科學家用大數據，找出致富、職涯與婚姻的人生解答"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數據真相與人生前Google資料科學家用大數據找出致富職涯與婚姻的人生解答.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數據、真相與人生：前google資料科學家用大數據，找出致富、職涯與婚姻-yr8lu.epub" + "updateDate" => 2025-05-21 04:27:29 +0000 + } + 600 => { + "artistName" => "刘天琦 校译【法】奥利维尔·布兰查德 著" + "BKAllocatedSize" => 2482176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低利率时代的财政政策_(【法】奥利维尔·布兰查德_著)-3iptl" + "BKGeneratedItemId" => "18EE8FD0AA9A12E08AFB541C0181285B"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69494529 + "BKPercentComplete" => 1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18EE8FD0AA9A12E08AFB541C0181285B" + } + "bookDescription" =>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发达经济体的实际利率逐渐下降，并呈现出将长期持续的趋势。在有效利率下限的约束下，亦即在政策空间有限的情况下，究竟怎样调整财政政策，才能避免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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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罗兰士从纽约来到香港，开始研究亚洲市场。1991年，罗兰士在香港创立了高观投资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高观投资以每年14.3%的速度持续增长，这一骄人的增长记录证明了其发现和投资亚洲优秀企业的能力。 + +这也引发了两个重要的问题：高观投资是如何成功的？高观投资如何能确保未来的成功？ + +在本书中，罗兰士和高观投资的管理团队以细腻的笔触详述从未披露过的高观投资框架，以及高观投资30多年发展历程中的精彩故事、波折经历、有趣的人物和公司、惨痛教训与欢乐时刻。 + +本书内容分为四大部分。 + +第一部分：熊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高观投资历经的浮沉，以及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 +第二部分：高观投资框架。介绍高观投资理念、商业操作以及安全边际。 + +第三部分：高观投资在中国（1985—2021年）。追溯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观投资在中国三个不同时期的投资经历。 + +第四部分：高观投资之声。高观投资委员会成员围绕重要投资课题分享洞见。"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铸就"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铸就.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铸就：亚洲股权投资40年_(【美】richard_h._lawrence-qutaq.epub" + "updateDate" => 2025-05-21 04:30:57 +0000 + } + 602 => { + "artistName" => "【英】尼克·博斯特罗姆" + "BKAllocatedSize" => 253952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未来之地：超级智能时代人类的目的和意义_(【英】尼克·博斯特罗姆)-5hrjp" + "BKGeneratedItemId" => "FFA3DEB1F3C651B720160074919822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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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有什么区别？大丈夫与小女子真的般配吗？吸引力的秘密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真的是不同的动物吗？同性恋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吗？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离婚吗……什么是爱情？由什么构成？能持续多久？两性在发生一夜情及选择终身伴侣上有什么差异？爱情和性欲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吗？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婚姻持续一生？米勒教授在本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澄清了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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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汲取了社会心理学、沟通研究、家庭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及家政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并重，学术标准与大众兴趣兼备。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启发思考，既通俗易懂，读来轻松愉快，又科学权威，崇尚实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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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的认知规律，论述了亲密关系的基础、活动形态、类型、矛盾和修复等内容，读完本书，你将对人际吸引、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沟通、性爱、依恋、择偶、嫉妒、出轨、家暴等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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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处理得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创伤，因此科学地认识亲密关系，攸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婚姻长久、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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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远古时代到清末，本书摘取了十个鲜为人知又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段，希望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被世界多元力量共同塑造之中国。"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世界之中"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世界之中.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世界之中.epub" + "updateDate" => 2025-07-24 09:31:15 +0000 + } + 638 => { + "artistName" => "蒯乐昊" + "BKAllocatedSize" => 18280448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 + "BKGeneratedItemId" => "5FB12B4279AE1AF191914326B65DCC7C"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75043422 + "BKPercentComplete" => 1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5FB12B4279AE1AF191914326B65DCC7C" + } + "bookDescription" => "北魏时期，在文成帝的支持下，昙曜主持云冈石窟的开凿建设。孝文帝、冯太后时期，石窟建设愈发兴盛，北魏后期则逐渐衰微，云冈石窟历经多次荒废与重建，甚至一度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直到近代被考古学家再次关注，才遏止了更多的国宝流浪海外。 + +本书爬梳了云冈石窟的历史沿革，亦讲述了无数云冈人的故事：一举夺回学术主动权的中国云冈学奠基人宿白先生，勇敢开辟新赛道的云冈守护者、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用古建筑学思路还原石窟工程营造的新一代学者彭明浩，保护石窟的文物医生们，努力留下石窟今日样貌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者们…… + +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云冈不但向世人展示跨越千年的石窟艺术之美，也彰显了以短暂生命去连接永恒的人性之美。"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云冈：人和石窟的1500年.epub" + "updateDate" => 2025-07-24 09:50:22 +0000 + } + 639 => { + "artistName" => "【美】史蒂文·哈恩" + "BKAllocatedSize" => 225280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自由之困" + "BKGeneratedItemId" => "3BD01B73A281FB545A04D4C5C39EDF93" + "BKGenerationCount" => 1 + "BKInsertionDate" => 775043802 + "BKPercentComplete" => 1 + "book-info" => { + "package-file-hash" => "3BD01B73A281FB545A04D4C5C39EDF93" + } + "bookDescription" => "当下，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自诩自由灯塔的美国仿佛深陷某种难言的困境：自由的口号仍在高唱，民主的仪式依旧庄严；然而，总统权力极速扩张、贸易保护愈演愈烈、多元文化遭到压制，民粹泛滥、民意撕裂、仇恨加剧、反智当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美国，真的曾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度吗？ + +本书中，作者史蒂文·哈恩告诉我们，非自由主义在美国从来不是异端，而是贯穿乃至塑造美国历史的一条幽暗脉络。 + +从殖民地时期到《独立宣言》发表，买卖黑奴、驱逐原住民、剥削契约奴、压制不同信仰均属司空见惯，等级体系、剥削制和排他性是国家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使得解放与压迫始终并行不悖；从独立战争到重建时代，自由的旗帜虽然高举，但为了维系联邦，种族等级仍得以容忍并延续，自由在联邦政府的妥协与南方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下名存实亡； + +从进步时代到二战之后，政治、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改革和进步看似如火如荼，但出台排华法案、暴力镇压工会乃至麦卡锡时代的政治清洗，无不展示着国家机器对多元与异见的压制；即便是在民权运动取得史无前例的成果之后，种族主义仍以新的面貌得以延续，旧有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根本性消除，直至“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爆发。 + +本书不单纯是一部重述的历史，而是一次关乎反思的召唤。哈恩用厚重的历史与深情的笔触提醒读者：自由与非自由的纠缠与角力才是美国250年历史的主线。" + "isPreview" => 0 + "itemName" => "自由之困：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 + "path" => "/Users/gavin/Library/Mobile Documents/iCloud~com~apple~iBooks/Documents/自由之困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epub" + "sourcePath" => "/Users/gavin/Library/Containers/com.apple.iBooksX/Data/Library/Caches/Inbox/自由之困.epub" + "updateDate" => 2025-07-24 09:56:42 +0000 + } + 640 => { + "artistName" => "刘瑜" + "BKAllocatedSize" => 4833280 + "BKBookType" => "epub" + "BKDisplayName" => "可能性的艺术" + "BKGeneratedItemId" => "EA04133EA4200588F61042FBEC89139D" + "BKGenerationCount" => 3 + "BKInsertionDate" => 775057199 + "BKPercentComplete" => 1 + "book-inf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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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美]亚伦·德萧维奇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491256034 小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id：d716-716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址：www.ireadweek.com QQ群：55033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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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 7-5442-2212-8/D-61

定价：29.80 元

最好的辩护/[美]德萧维奇著；李贞莹，郭静美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9

ISBN 7 - 5442-2212 – 8

I.最… II.①德…②李…③郭… III.司法制度-研究-美国 IV .09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 核字(2002)第04271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2-68

责任编辑：陈明俊 项竹薇

策划编辑：陈明俊 季晟康

Email:schmj@95777.com

封面设计：新经典工作室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570203

新华书店北京迪鑫印刷厂880 x 1230 毫米 1/3215350千

2002年9月第1版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The Best Defense

Copyright © 1982 by Alan M. Dershowitz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Trad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Naihai Publishing Corporation（南海出版公司）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南海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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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

我挚爱的双亲

哈利·德萧维奇和克蕾儿·德萧维奇

在波罗公园那些年，他们鼓励我包容我

也献给我的孩子艾隆和吉米

在剑桥那些年，他们给予我最大的鼓励与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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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亚伦·德萧维奇(Alan M. Dershowitz)

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律师，曾为辛普森杀妻案、克林顿绯闻案与弹劾案、泰森案等一系列轰动全球的大案担任辩护律师。1962年自耶鲁法学院毕业。28岁时即成为哈佛法学院教授，是这所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1981年，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颁奖给他，奖励他作为学者对于美国司法体制建设的卓越贡献。德萧维奇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大案撰写成书，著有《厚颜无耻》、 《颠覆命运》、《合理的怀疑》等部畅销不衰的作品。其中《最好的辩护》堪称解剖美国司法体制的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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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最好的辩护
THE BEST DEFEN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谨以此书献给

作者简介

目录

作者记

导言

采取攻势
终审的律师
定罪与撤销判决
没有人想要正义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粗糙的司法正义
“全部真相”
诈骗精英
司法的游戏规则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嘶嘶”
攸关生死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你是自己人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寻找告密者
席格的故事
录音带的故事
留下或离开
政府的秘密档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主动攻击
窃听
“我必定是疯了”
诉讼的游击战
扭转局势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上诉法院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尾声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真实的尸体案件
梅尔的自白
专家证人的战争
作证或不作证？
“大辩论”
州法院上诉审
致命一击的争辩
挑选法官
学生的解决办法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连续攻击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法律争点
什么是认罪协商？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联邦判决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结语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裸露臂膀的权利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这不是道德问题……”
裸体的挑衅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坚持自由的疲累”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分期付款的死刑”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纳粹旅长”
夹带日记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平卡索夫案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电视辩论”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审判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无止境的等待”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去对法官说”

第八章父亲的罪

没有父亲的生活
越狱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蜜月中的恋人
追捕
协商失败
审判谋杀案
惩罚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到死囚牢房
言词辩论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城市王子
制造罪行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设计陷阱
收网
路奇的脱身
第二个圈套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审判罗斯纳
政府的缄默
巴伦出场
判决
调査和上诉
国王对上王子
询问巴伦
巴伦与王子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腐败的渊薮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对我的“审判”
是否要起诉路奇？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再次上诉
后记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爱出风头的律师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正直的律师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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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记

这本书是爱的结晶。我有幸得到许多朋友、家人和同事的帮助，使这个耗费多时的工作显得很愉快。我的儿子艾隆在编辑上甚至是常识上提供了一些建议。我另一个儿子吉米则提供了有建设性的质疑。我的弟弟纳坦和他的儿子亚当，他们读了部分的原稿，也给我一些有帮助的建议。我的母亲除了在疲劳的诉讼期间下厨做饭之外，她还集合家族的人仔细追忆我们家族的根源。而我的父亲用他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我。我亲近的朋友及同事琼·贝克和哈维·希维格，他们不但在书里所提到的案例中支持我，也总是在我需要他们的时候在我身边。我的编辑，温文尔雅的罗伯·考雷，是这一行的佼佼者，也是艺术大师，他在书中每个重要转折处提供协助。还有我的出版商包伯·伯恩斯坦，当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他总是适时敦促我继续写下去。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学生们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将用几个章节介绍这个班级，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珍贵的回馈。那些学生现在都成为杰出的年轻律师，例如：辛西亚·汉弥敦，乔安娜·克里斯比，詹姆士·维特肯，罗拉·汉夫和马裘利·汉斯，他们都提供了无价的协助。贝蒂·阿吉斯特、温蒂·罗素、布鲁·泰伯和安·麦德彭也给了我十分宝贵的建议和许多编辑上的意见，还有其他不胜枚举的学生也在研究上帮忙许多，其中包括最近的爱伦·麦德彭、马克·费比尼和多娜·列文。

我在哈佛法学院的同事们，即使并非完全同意我的主张，却仍然鼓励我。我特别想要感谢约翰·艾利、詹姆士·瓦伦伯、菲利普·赫曼、苏珊·艾斯翠和艾蓝·史东。哈佛法学院的帮忙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凯·吐斯雷、西维亚·马德里葛、潘·福雷、黛比·瑞马和文字处理及录像中心的工作人员。而兰登书屋的珊蒂·萧芬在编辑工作上更展现了极大的耐心和真正的专业技术。

最后，我也谢谢书中的当事人、检察官、法官及其他辩护律师，他们提供了本书的基本素材，我想尽可能地对所有人都公平，可是事实上却很难，对此我倒希望是我有所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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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令人闭口不言的共谋掩蔽了美国司法制度的真面目。大部分的圈内人——律师和法官，都保持缄默；而大部分的圈外人——法律系教授和记者，却都蒙在鼓里。大概没有哪个圈外人能够了解这日复一日的运作系统，然后如实地评断它。

许多圈内的人不言语，因为他们和司法的黑暗内幕有着利害关系。其他的圈内人则害怕说出来会被报复。某些成规使律师们无法公开评论他们的同业，而鼓励他们促进“公众对法院的公信力”和“法律专业的尊荣”可是重要的是，在私下里圈内的人都清楚，他们只能在圈内讨论而不能公开批评。

圈内人心照不宣，而圈外人雾里看花，这种二分的现象已经剥夺了舆论如实评断美国司法制度的权利。在本书中，我试图打破这种二分的现象。虽然我是个法律系的教授，但是我已经在美国的各级法院打官司超过10年。而且因为我并不依赖打官司维生，所以我比绝大多数的执业律师怕遭到报复的顾虑少。因为我主张我的学生必须诚实面对法律，所以当我在真实世界中遇到司法虚伪、不诚实的时候，我也很难保持沉默。

在我法律事业的头几年，我是个圈外人。我只看到最高法院以及人文荟萃的精英体制。耶鲁法学院毕业后，我有幸在美国历史上最优秀、最高尚的法官那里担任法官助理，那就是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的院长大卫·巴史隆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郭德堡。

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我的教书生涯，那时我是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坚信司法制度中法官的清廉、检察官的诚信以及辩护律师的奉献。我秉持了这些信念并如此告诉我的学生，直到1972年某个不寻常的“意外事件”发生为止。“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被控告制造弹药，致使一个无辜的妇女死亡，那个被告正好是我在布鲁克林区波罗公园的邻居，那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当时因为无法找到任何“真正的”律师，他转而向“那个成为法律系教授的小鬼”求助。这个曲折离奇的案件，把我带到法律教科书中不曾描述过的、法学院也没有教过的世界。它使我开始了新颖而漫长的法律学习旅程，我将会在书中叙述这个故事。

在这漫长的旅途中，我目睹了某些令人十分困惑的事实，这些东西不属于法律理论的任何一部分。我学习到虽然有所谓宪法上的“无罪推定”但是绝大多数的刑事被告事实上确实犯下了被指控的罪行。我的当事人差不多都是有罪的，当然，也有些是无辜的。然而，无论他们被判徒刑或是无罪开释，都和他们是否有罪几乎毫无关联。

采取攻势

我的一些当事人获得无罪开释，因为政府的执法者侵犯了他们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在替刑事被告特别是有罪的被告打官司的时候，对官方采取攻势是必要的手段，让政府的不当行为受到审判。在法律的世界里，就像运动比赛一样，进攻就是最好的辩护，这便是本书书名的由来。

这本书描写了许多案例，身为被告，我的当事人被指控了各种罪名，包括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罪行，例如大屠杀，也包括了从来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

并不是只有我在为有罪的被告辩护，这其实是大部分辩护律师的终身事业。裴瑞·梅森这样的英雄人物，在被诬陷或错误指认的案件中为无辜的受害者辩护，这只是电视虚构的形象。偶尔也会有无辜的被告被起诉受审，但被定罪的则微乎其微；某些案子中甚至有被执行死刑的情况。这些案子尽管很重要，却不是刑事律师每天的工作。如果有任何刑事辩护律师告诉你，他的当事人大部分是无罪的话，那他不是虚张声势，就是故意将他的业务局限在一些无罪的被告上。

因为我以教授法律维生，如果我想要的话，我是可以选择案件的，我可以只代表我认为无罪的或是人品高尚的被告打官司，但我却故意不这么做。我选择案件的方式并不是按照被告是否有罪或者我对他们的个人意见如何而定，也不考虑打赢官司的可能性。我认为代表有罪的被告打官司是一种挑战，而且，真心诚意地把它当作法律专业最重要的义务。

我尝试挑选最具挑战性、最困难的而且最可能创下判例的案子。因为我几乎与法院和职业公会的压力绝缘，我也觉得特别有责任接下其他律师羞于承接的案子。我解释为何我总是直接和法官、检察官以及其他辩护律师计锋相对。我承办可以提出新的法律论点并且适于课堂讨论的案子。我也尝试把法庭和课堂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在第二章中我会谈到一个杀人案件，我的学生帮我找到办法解决了该案令人为难的法律困境，而使我打赢了那场官司。

终审的律师

我基本上是个上诉律师（虽然这不是我唯一的工作）也就是终审的律师。被告或者是他们的律师，通常会在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之后跑来找我，而且常常是在上诉被驳回之后。他们希望我可以取得联邦最高法院受理审查的机会，或者发出人身保护令。他们是绝望的，而他们几乎毫无希望得到法律的救援。我有一个在牢狱中的当事人，他在所有的上诉程序中都宣告失败了，却仍然保有幽默感，他送我一幅漫画，画中有两个带着脚镣手铐的犯人，被绑在牢房的墙上，其中一个还很乐观地转头向另一个犯人耳语道：“听好，这是我的计划……”这张漫画悬挂在我的办公室，不断地提醒我，这些向我求助的当事人在绝境中是如何迫切地期待着。

如果我决定接下一个案子，我便只有一个信念：要打赢官司。我会尝试用所有公平合法的方法让我的当事人无罪开释，而不去想到后果如何。{1}

我并不会为了帮助一个杀人犯无罪开释而道歉，或是因而感到歉疚，即使我知道可能有一天我的当事人又会出去杀人，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曾发生像这样的事，所以我并不确定到底我会如何反应。我知道我会为了受害者而难受，但我希望我不会为我所做的事感到后悔。就好像外科医生不应该为了医治一个康复后却去杀害无辜的病人而感到悔恨一样。

定罪与撤销判决

本书中收录许多最具争议性和戏剧性的案例。不像其他律师写书时只记录打赢的案子，在我的书中，我也选了一些打输的案例。我并不喜欢输，但是这类案子对我、对法律的发展，尤其是对我的当事人，都是意义重大的，它们与我在法庭上获胜同等重要。

我所描述的大多数案例都是刑事案件，但也有一些关于民事纠纷的，它们属于非刑事案件：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国家公园管理处关闭鳕鱼角海滩的天体营；一个好战教授被斯坦福大学解聘；中央情报局和前工作人员弗兰克·史奈普打官司；还有一个法官判决一个年轻女子进入精神病院，只因为她想控告她的心理医生。不论刑事或民事，这些案件都逼使一个小市民和庞大的体制对立，诸如国家的检察官、大学或官僚体制。

没有人想要正义

有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律师在一场重大的官司获胜后，立即打电报给他的当事人：“正义胜利了。”他的当事人火速致电给他，要他“即刻上诉”这个故事指出了我们的法律制度的真相：没有人想要正义。就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对大多数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而言，获得最后胜利是“惟一重要的事”刑事被告和他的律师当然不想要正义，他们想要无罪开释或至少较短的刑期。

我们总认为检察官是对正义最有兴趣的——司法部的墙上有句格言宣称：当正义实现时，就是对政府的褒奖。但在真实的世界中，许多检察官对这句话持保留的态度，他们相信当官方受到褒奖的时候，才是正义实现的时候。检察官想赢得官司，特别是当有罪的被告试图借政府的不当行为等技术上的错误而脱罪时。大法官霍尔姆斯形容道：“让一些罪犯逃脱刑责比起让政府扮演卑劣角色，罪孽要小得多。”虽然检察官立誓维护法律，但是他们仍然常常用违法取得的证据将被告定罪。在这样的案例中，检察官并没有追求正义，他们和想要被释放的被告一样，只追求一件事，就是打赢官司。

我将说明为何大多数的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重视输赢比例的程度，就像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投手一样。正因为他们的重视，导致“认罪协商制度”被滥用：检察官和律师都可以因此在他们的记录中多一次“胜利”——只有民众输了，但是没人会为民众记录胜败。我相信在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认罪协商制度是最具破坏性、最不能实现正义的制度。

不过，你可能会认为至少法官是对正义有兴趣吧！案件都是被送来给法官的，他们对于任何结果似乎并无特别的好处可言。但真是这样吗？大多数的法官对正义并没什么兴趣，他们同样有他们的目标：很多法官认为他们自己是执法单位的成员，仿佛是警察和检察官的延伸似的。他们只想要确定罪犯被定罪，然后把他们送走。即使依法应该释放被告，很多法官还是尽可能在他们合法的权限内（有的甚至会越权）使这些他们认为该坐牢的被告被定罪。法官对这个系统运作的效率也很感兴趣，他们总是要确保法庭内没有积案或塞车的情形。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判决被上级法院推翻。我们将在书中看见全程的诉讼案件，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法官会维护“他们”的有罪判决，即使当推翻原判是达成司法正义的必要手段，他们仍把推翻判决看成是一种对其个人及其专业的侮辱。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我对法官提出了一些批评，从地方最基层的治安法官到美国的最髙法院首席大法官。（无论那个法官作出对于我的当事人有利或不利的判决，我都试着以批判的角度去面对他们，可是我怀疑我很难完全剔除所有枝头上的坏葡萄。）这本书原来的书名其实就是“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这样的说法并不为过，因为谎言、曲解和其他各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法官的通病。在我20年执业的经验中，在所有刑事诉讼制度的参与者中，最令人失望的便是法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就像很多人一样，非常尊敬这身穿黑袍的法律的化身。当我开始执业时，我天真地以为所有法官都很诚实地面对法律，都很注意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也都关心大众，就像当初我曾为之工作过的两位法官一样。可是我实在是太失望了。在许多法袍底下，我看到腐败、无能、充满偏见、怠惰、无聊卑劣的灵魂以及普遍的愚蠢。我也看到奉献、诚实、勤奋、仁慈的法官，但是我们有权期待法官至少要拥有这些特质。如果我强调司法制度的黑暗面，是因为它比光明面更有撰写的价值，也因为它预示了法律程序即将腐化的恶兆。我强调黑暗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律师都过于强调它的光明面。法律界以外的人们有权知道我们法律体系的“全部真相”而不只是他们在法律节那一天吹嘘的东西。

粗糙的司法正义

在我们刑事所采的双方当事人论争的诉讼制度里，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刑事被告、辩护律师、检察官、警察和法官，都在寻求他们自己和职业利益的极大化。虽然在这个体系中似乎没有人对正义感兴趣，但讽刺的是，最终的结果却正好是一种粗糙的司法正义。

虽然不诚实是普遍的现象，但我知道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通常会产生公平而准确的结果：很少有无辜的被告会被判刑，当然一些有罪的会被释放，也有一些有罪的人根本不会进入审判，这是这个体系自夸的一部分：“宁可错放十个有罪的人，也不能误判一个无辜者。”不过，腐化之处主要并非来自它的结果，而是来自它的过程。

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许多评价中，支持者会夸耀它是诚实、公平而且结果准确的，而批评者会抱怨它的腐败、不公平和结果不准确。通过这本书，我试着说明这个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或是这么泾渭分明。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已经腐化了：有赖于参与者越来越普遍地不诚实。这制度并不公平：它歧视贫穷的人、未受教育的人，还有少数民族成员。但是它并不是大体上不准确的：大量的无辜被告并未充斥于我们的监狱，我们的制度也不应该被不公平地形容成是“迫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所享有的言论自由、著作和集会结社及其他表现的自由，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但这并不代表说，我认为我们的自由和司法正义已经足够。事实上还是不够的。但是与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制度做比较，有助于我们认清自身的处境。

我们能有现在的自由，我们能有一个即使腐化不公、仍能疏而不漏的司法正义，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我们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论争的刑事诉讼制度：通过这一程序，每个被告都可以挑战政府。我协助有罪的被告或为被人看不起的人辩护，甚至还使其中的一些人无罪开释，我有理由相信这是我们会如此自由的一个小小代价。试想，如果在一个制度中，让那些有罪的和被人看不起的（至少是被有权有势的人看不起的）这些人们，都被剥夺受辩护的权利，会发生什么事！

“全部真相”

“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而且只说真相，别无其他”，在法庭中这句誓词只适用于证人。辩护律师、检察官及法官并不适用这个誓词，他们不能用！真的，其实公平地说，美国的司法体系是建筑在不说出“全部真相”的基础上。

这就是辩护律师的工作，特别当他代表有罪的被告时，他必须利用所有合法的方法来防止“全部真相”被发现。这是正当的而且义不容辞的，辩护律师必须拒绝采用一些即使是真实，但用不正当方法取得，或是存有偏见的证据。在第十章，我描写几种不同辩护律师的类型，其中一些人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他的辩护身份，而其他的律师却重视他自己的利益，更甚于对当事人的责任。

虽然检察官比辩护律师更有义务发现“全部真相”，但是他们也通常必须加以隐瞒，至少对社会大众是如此。但是，除了一些隐瞒真相是正当必要的少数情形以外，在本书中我们将看到，在一些地方，歪曲事实甚至公然不诚实已变成检察官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高级公务人员宣誓要崇法守纪，但似乎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诈伪行为是错的。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市民不服从的方式，是对更高的法律的认可。美国司法体系就这样被“善意的谎言”所摆布。第九章将道出一个丑陋的故事，被大家认为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纽约市联邦检察署，他们竟然试图掩盖罗伯·路奇事件的真相，罗伯·路奇是个警察，他的一生被写成一本书，也被拍成电影《城市王子》。

本书也会描述最优秀聪明的法官们如何歪曲法庭记录、假装相信政府证人的谎言、曲解案件的本意以及漠视法庭上的辩论。在普通法系列的刑事审判中，法官的不诚实可能真是天生的。有时歪曲法庭记录是让有罪的人被定罪而不至于开创恶劣判例遗患无穷的惟一方式。法官霍尔姆斯曾评论道：“难以处理的案子，就像那些恶名昭彰的案件，使法律徒具虚名。”一些法官为了避免陷入这种困境，他们会将这些案件的复杂事实加以歪曲简化，让它们变得容易些。借简单事实取代复杂真相的方法，法官可以确定这些恶名昭彰的罪犯会进监牢，而不用创设危险的判例，因为这个判例可能会滥用到没那么恶毒的被告身上。这样的司法诈伪通常会被称为“法官的政治艺术”。

我最近听到一个关于一位备受敬重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的故事，由此可以显示司法的不诚实有多普遍。他在意见书里主张维持原审的有罪判决，其中有一句话说：他看过所有的法院记录，并确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项有罪判决。另一位法官写了一份备忘录，表示他很怀疑那位法官怎么能阅读所有审判记录，因为在整个上诉期间，惟一的一份法院记录被锁在他的抽屉里。那位法官被逮个正着，于是撤回那段话。大众并不知道这件令人困窘的事件，虽然这个故事已经在圈内传遍了。这位法官仍在法律界中继续享有清廉公正的盛名，而我却一定会因为说出这个故事而遭圈内人大加挞伐。{2}

如果律师或法律系的学生伪称他看过法院记录，他一定会被惩处的。（新闻记者或医学研究员如果有类似的不实陈述的话，一定会被解雇或取消资格的。）但是我知道有许多法官在案件中作过不实的宣称，歪曲法院记录，或是其他的欺骗行为。为何法官这种不诚实被允许，甚至是被赞扬的，这是个非常重要却无法回答的问题，它直接冲击着美国的法律体系。

诈骗精英

我对最优秀的法律精英体制提出最严厉的批评：包括最高法院中最具权威的法官们、最清廉公正而备受尊崇的检察署，还有最有名也是最成功的辩护律师。像行贿、攀关系和操纵案情等等行径是十分明显的，要抨击司法体系中最低层次的腐化，实在太容易了，其他更有机会观察这些病症的人，早已经披露过了。而我所看到的是，在我这个专业中受尊敬的人们，却变成诈骗精英之徒，并因而受到奖励，还传授给他们的继任人。

通过本书，尤其是第九章，我举了一些例子，说明一些最受尊敬的法律界成员如何成为诈骗精英，并且也没出事。我觉得我特别有义务将这种诈骗精英的恶迹劣行揭露出来，因为我任教于“精英”法学院，而且我的学生很快会成为这个专业中的精英成员。作为精英分子，像法官助理、大型法律事务所的合伙律师或法官，他们似乎不太会有屈从于腐化的危险，但是他们却不断遭受诈骗精英的诱惑。举例而言，你想，一个看着法官欺骗大家说他看过法院记录的法官助理，他会学到些什么？再想想看，一个才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会从（城市王子》 里的联邦检察官的身上学到什么？今天，诈骗精英已是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阴险狡猾的腐败形式，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和贿赂是同样的腐败。

司法的游戏规则

在对簿公堂、著书立说以及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司法游戏实际上似乎有些规则可循，大部分的刑事诉讼的参与者都了解它们。虽然这些规则从来没有被印成文字，可是它们似乎主导了整个过程的真实面。和所有的规则一样，它们被过分简化为几个基本的条文，却总括了这个体系的实际运作。以下就是司法游戏运作的几个关键性规则：

规则一：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是有罪的。
规则二：所有的辩护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了解并且相信规则一。
规则三：违反宪法比合乎宪法更容易给有罪的被告定罪，而在一些案件中，不违反宪法是不可能给有罪的被告定罪的。
规则四：几乎所有的警察对于他们是否违反宪法都说了谎，而这样做是为了给有罪的被告定罪。
规则五：所有的法官和辩护律师都知道规则四。
规则六：许多检察官毫不迟疑地鼓励警察，当他们被问到是否用违反宪法的手段给有罪的被告定罪一事说谎。
规则七：所有的法官都知遒规则六。
规则八：大多数进行审判的法官，都会假装相信明明在说谎的警察人员。
规则九：所有上诉法院的法宫都知道规则八，可是有许多法官仍会假装相信那些假装相信说谎警察的原审法官。
规则十：大部分的法官并不相信被告对他们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的陈述，即使他们说的是真的。
规则十一：大多数法官和检察官不会故意给他们都不相信有罪（或是较轻的罪行）的被告定罪。
规则十二：规则十一不适用于犯罪组织的成员、毒贩、职业杀手或潜在的告密者。
规则十三：没有人追求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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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无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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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对于在布鲁克林区的波罗公园中成长的我们而言，犹太男孩会在如此宁静祥和的地方制造炸弹，实在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可是这令人想象不到的事，就在1972年1月某个星期二的下午发生了。当大多数波罗公园的传统犹太人都开始上班做生意、没人会去注意外面世界有些什么流行活动的时候，3个认真的少年正在争论着怎样才是正确组装炸弹的方法。他们那么认真，就好像在探讨犹太法典一般。他们在纽乌特尔希大街上一间破旧的办公室内争论，房里映着西区高架铁路的影子，还不时传来火车经过的回音。

一街之隔的第十三大街上，蓄着胡子的商人们用英语、意第绪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混合组成的待殊方言，沿街叫卖着他们的商品。第十三大街是主要的商店街，吸引着全城各地精通数国语言的人。戴着圆顶小帽的小男生在位于第五十街的“生命之树”小学的校园里玩着吊球。戴着宗教头饰“夏伊特尔”的家庭主妇们，在第四十八街的屋里烤着面包，并且为小孩换尿布。下午3时左右，男人们和13岁以上的男孩子们，其中有些会穿着他们哈西第教派的黑色衣服，在每条街上，10人或更多的人一组，参加男子集会，共同吟诵着午祷文。一些人会祝念传统犹太人对死者的祈祷文《迦底什》这是午祷的一部分。

那个下午，在纽乌特里希大街的那些男孩子们并没有暂停他们的祷告。他们要制造炸弹，而这炸弹的致命威力将使一个犹太父亲为他被杀害的女儿唱颂《迦底什》。

这个惨绝人寰的谋杀和戏剧性的故事竟然就这样发生了。事件的3个主角都在波罗公园长大：被指控制造炸弹的年轻人、破案的刑警，还有替年轻人辩护、想要让刑警的调査不被采信的律师。这是个第一人称的故事，因为我就是那个律师。

“嘶嘶”

第二天早上，星期三，哈洛克在他高雅的12楼办公室内勤奋工作着，他的办公大楼是玻璃幕墙的，位于曼哈顿市中心区第五十六街和第六大街的交叉口。哈洛克出生在乌克兰的波加尔，1905年移民美国，这点他和波罗公园的人们是蛮像的。可是他们的相同点仅止于此。哈洛克是个世界公民，而波罗公园的人们的世界却很狭隘。几乎已经有50年了，他一直主管着“索尔·哈洛克演出公司”戴着海狸绒软呢帽，拿着银色顶端的乌木手杖，这个秃头男子从大厅的后方大叫：“太精彩了！”这就是哈洛克身为剧团经理的形象。哈洛克，他介绍鲁宾斯坦、帕芙洛娃、夏烈宾和波西瓦芭蕾舞团到美国来。

83岁高龄的哈洛克，最近接洽的是苏联奥西波夫三弦琴乐团在美国的首演。他相信这会是艺坛盛事。但是，他担心一个自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好战团体对乐团的恐吓。众所周知，自从苏联拒绝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以来，犹太人防卫联盟便反对和他们所有的文化交流。最近几个月来，烟雾弹和催泪瓦斯被丢到演奏厅中，甚至有一篮子的老鼠被放到观众席上。但是表演还是继续下去，虽然有些影响，但是并没有什么严重损害。

正当这个经理在为下一次的演出安排更多的安全措施时，有两个穿着整齐、年约二十多岁的男子，走进他办公室的接待室，礼貌地询问着即将开演的演奏会。因为询问处正在做检查，所以他们被要求等一下。结果他们很快地离去了，只留下一个看来很普通的公文包。人们几乎无法听到里面有个定时器正滴答滴答地计算着，一分一秒过去了。

恰好在同一个时间，另外两个男子也在曼哈顿市中心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办公室内放下了一模一样的公文包，这个公司同样也引介苏联演出团到美国来。

在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公文包时，自里面已发出奇怪的嘶嘶声。粉红色和蓝色的烟雾喷出来，弥漫了整个房间，并散发出热气。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总办公室中，惊慌的工作人员打破一楼的玻璃窗逃到街上。而在哈洛克这里，彼此连接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部都被密封的玻璃给困住了，窗户无法打开。中央空调不断地喷出致命的烟雾，哈洛克快要不能呼吸了，他被消防队员救出送上救护车时，几乎失去了意识。

爱丽丝·康妮斯，哈洛克会计部门年仅27岁的助理，她和两个员工将脸贴近地板想要避开浓烟。当消防队员发现他们时，那两个员工已经失去意识，他们的脸埋在深色的地毯中，头发已经烧焦了。救援人员想要使他们3人苏醒过来，可是爱丽丝·康妮斯已经窒息而死。

全世界都强烈抗议这个罪行。也许最动人的响应便是来自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他的成就非凡，享誉国际，特别是他为了纪念二次大战时犹太人在基辅附近的娘子谷被大屠杀所写的诗集更是出色动人。叶甫图申科到纽约作新诗朗诵，他要求参观被烧毁的办公室。隔天晚上在麦迪逊花园广场，他对着费尔特论坛默哀的人群朗诵他的诗，名字叫做《扔向巴拉莱卡的炸弹》(巴拉莱卡是俄式三弦琴）：

可怜的爱丽丝，遇害于年轻时，
你就这样去了，
纤细的身驱，深色的眼眸，
犹太的女孩因为浓烟不能呼吸
就像在纳粹的毒气室，
太难了，有毒的空气怎样都排不开。
可恨的你，地狱来的使者，
总在找寻和人们共存的机会，借着尸体搭起的桥梁。

犹太人领袖也同声谴责炸弹事件。波罗公园的拉比们也附和日趋高涨的指责与抗议。在爱丽丝的葬礼上，拉比委员会的主席祈祷时说：“没有犹太人参与此事……这不是我们会做的行为。”纽约市警察局炸弹小组的组长相信有犹太人涉案。在炸弹事件发生的几分钟之内，曾有匿名电话打给美联社和美国国家电视台，留下相同的讯息：“苏联文化必须为苏联犹太人的死亡与入狱负责。”电话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标语作结束：“不可再犯！”犹太人防卫联盟否认涉案。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和首领梅尔·卡汉拉比，在他访问耶路撒冷时发表声明：犯下此罪的人是“极愚蠢的”柏兰特·茨维本——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副主席和首席律师，则指称炸弹事件是激进左派的检察官编造罪名给犹太人防卫联盟的。

经过了5个月的调查，在地方警察和美国联邦调査局联手侦办之下，发现了几个线索。然后，在1972年6月16日，联邦大陪审团在纽约控告3名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谋杀爱丽丝·康妮斯。虽然她的死并非是故意造成的，但是却是设置炸弹的行为所导致的。因此在法律上被认为是重大谋杀罪，将判处死刑。

攸关生死

起诉那天，我正在泰顿大峡谷国家公园露营。公园的守林人带给我一个讯息：“一个叫‘大象’的人要找你，说有一件攸关生死的事。”守林人提到的那个人名一下子把我从怀俄明高山的瑰丽美景中拉回到布鲁克林街道的童年回忆。马堤·埃利法特{3}住在波罗公园区，距我家只有两道门。我依稀记得他好像当律师了，可是我们已经几乎有20年没有联络了。当我在纽约和他碰面时，他问我是否还记得第五十街的谢尔顿·席格。“当然，”我回答道，“他现在如何呢？”“席格以一级谋杀罪遭到起诉，”埃利法特回答道，“他正面临死刑。他们说他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制造炸弹，而他所做的炸弹在今年1月时使哈洛克办公室里的一个女孩死亡。这根本是阴谋陷害嘛！”他向我保证：“他们不能证明什么，但是席格是遇到大麻烦了，他很害怕。他现在需要。一个律师，你愿意做他的律师吗？”当我在思考埃利法特的问题时，我想起更早之前我见过席格。他安静而忧郁、高大而笨拙，还长了满脸痘子，感觉是有点古怪，但绝对不会是个制造炸弹的人。波罗公园绝不可能会有杀人凶手的。会有像喜剧演员巴迪·哈克特和基奇·梅森。对了！还有棒球选手桑迪·考菲克斯！以及各具特色的作家、医师、律师和拉比。虽有一些不重要的小偷和几个声名狼藉的疗养院经营者，但绝对不会有杀人凶手！

在席格和我成长的波罗公园，实际上是没有犯罪的，至少没有残暴的犯罪。夜间侵入住宅偷窃是常常发生，但只要发生就必然会被认为是外来者所为。当然也有打架闹事，我就曾参与其中，而且干了不少事。但是炸弹、枪击和杀人？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像武装抢劫那么严重的事。我从没有看过或听过波罗公园的人拥有任何枪械。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波罗公园像变形虫一样，它的边界常常移动而且不明确。就像布鲁克林其他区，如福雷特布西、布朗斯弗和贝特福德斯图伊维桑，波罗公园并不是官方划定的行政单位。中心地区大约1.6公里见方，居住着10万名犹太人，大多数的人都是正教会信徒。在公园周围，由于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因素，住着几千个意大利人、波多黎各人和斯堪地那维亚人的家庭。

波罗公园杂居着东欧各地的犹太人，反映出自19世纪末持续到今天的移民潮混合交错的现象。在这一带的美国犹太人区域中，波罗公园是很特别的。它不像曼哈顿下东区，在那儿犹太人居住之前是爱尔兰人，之后又住进大量的波多黎各人。20世纪初，在农田上建造房舍的第一批波罗公园的居民，是想要逃离曼哈顿拥挤住处的犹太移民。

我的曾祖父他们在1883年自皮尔泽的波兰小村庄举家迁出，而他就是第一批自曼哈顿迁移至布鲁克林的犹太人。在这个世纪最初的10年间，他们搬进了一间有高台阶的旧房子。这种高台阶促成了独特的城市运动——台阶球的兴起。

我的曾祖父是个著名的泽卡利瑞比（“瑞比”是拉比的昵称）他在布鲁克林建造了最早的正教会家庭会堂。我的祖父路易是唱诗班的领唱者，而他的7个儿子、侄子及表兄弟们则组成了唱诗班。“泽卡利瑞比的家庭会堂”在这个正教会小社区里，变成了聚会的地方、社区的中心和慈善机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在30年代末期，他们决定要聘请全职的拉比来处理各项服务；他们从欧洲请来一个拉比，但集会的会众并不满意。两个星期之后，新来的拉比被解雇了，他们给他一小笔遣散费，然后把他送走。他们又从欧洲请来新的拉比，但是他也在几个星期之后被解雇了。他们换了十几个拉比，而教士们都穿过“会堂回转门”或加入“每月拉比俱乐部”这些都是现在才开始有的称呼。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字谜在说什么：这其实是个小规模的援救行动，是为了援救受纳粹迫害的欧洲拉比。他们要求自国外引迸拉比来领导善变刻薄的会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巧妙地回避移民法规的种种限制，成功地运作了将近10年左右。

会堂刚刚盖成时，拉比和唱诗班领唱的全职工作不多，所以我的曾祖父和祖父只好过桥回到曼哈顿去赚钱。就像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在剥削劳工的工厂里上班。他工作的那个口袋书制造工厂就在华盛顿广场正东边的建筑物内，即在那家不祥的三角女衫工厂里。在1911年的那个星期六，一场大火吞没了整栋建筑物，烧死了145个工人。泽卡利瑞比在家，这天是犹太人的安息日。自此他学到了两件事：他发誓他的小孩绝对不做工厂工人，而且也绝不在安息日上班。

泽卡利瑞比的儿子路易在他8岁时就开始在街角卖火柴，后来他成为一个印刷工和做盒子的人。世纪交替时，他遇到来自波兰基希柯夫的移民爱达。他们很快地结婚并在1909年生下我的父亲哈里。最近我的家族齐聚为我的父亲过70大寿。我的叔叔讲了些他过去的故事给我们听，都是些英勇事迹：他如何单挑4个爱尔兰流氓，他如何打断附近恶霸的鼻子，他如何爬树追赶一个袭击他弟弟的家伙。我父执辈的这些温和庄重的男人，现在已成为拉比、律师、老师和商人了，在回忆这些光辉的日子时，竟然将拳头紧握于前，我的父亲还会咬牙切齿。

我父亲念完公立高中之后几年，到曼哈顿下东区做销售员。后来，他和一个合伙人在那儿开了家男士工作服装店，店里平常做批发，周日做零售生意。

1907年，我的外祖父跟随波兰第二波移民潮来到美国。他不愿意当波兰兵，便告别了3个兄弟和20个亲戚，逃离了普利兹姆耶瑟尔小城——那里是犹太经院和哈西第教派的重镇。35年后，除了一个兄弟之外，其他兄弟都和1万7千名居民在纳粹到达小城时被杀害了，不过是在英勇的抵抗之后。幸存的那个兄弟逃离纳粹军队的魔掌，跑到西伯利亚，最后到达以色列。

我外祖父最初到达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他有个亲戚住在那里。他可以找到的惟一工作是当个为了宗教仪式而宰杀动物的屠夫。因为他无法像拿枪对着标靶开火那样拿刀割断动物的喉咙，所以他只好跑到下曼哈顿区，在那里当小贩赚钱，想把仍在波兰的老婆和3个孩子接出来。他和家庭重聚时，已有两个婴儿因白喉死亡，这时我的母亲出生了，而他们一家人也搬到曼哈顿下东区的公寓中，直到他们金钱上有办法负担，才过了东河搬到布鲁克林去。

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1929年夏天，16岁的她高中毕业。当她的家庭受到经济大萧条的打击而需要她赚钱养家时，她中断了在市立学院的学业。此后她成为记账员，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去。

我的父母在1937年结婚，两年之后生下了我。1942年，我弟弟出生之后，我们一家人搬到第四十八街的小房子，那儿靠近第十六大街，就在波罗公园内。那间小房子最早住着一个家庭，现在却住进了3个家庭。我妈妈的兄弟和他的家人住在楼上，而我爸爸的堂兄和他的新娘住在地下室。

在我们成长的年代，波罗公园是个鳞次栉比的住宅区，但是却有着活跃的街道生活：吊球、用扫帚柄打棒球、石头弹珠和旋转雷飞欧占领了游客甚少走过的大道（我们称它们叫大水沟）和从未使用过的车道（只有少数居民拥有车子，而如果看到出租车，一定是有紧急事件或者有重要的外来客造访）。在布鲁克林这区有很多树，但我们很讨厌它们，因为它们总是妨碍球的飞行，造成“死球”。在我们的童年生活中，下水道是十分重要的，倒不是因为它们将污水带走，而是它们的水沟盖是我们比较男子气概的基础和标准：像我玩吊球从不能超过一个半水沟盖的长度，所以在我们自立的标准中，我只能算中不溜儿的水平。

虽然到现在，来自布鲁克林区的人已经抛弃“duh”、“dat”、“toid”等口音，但是我们的腔调还是有区别的：因为过去布鲁克林属金斯县，{4}所以我们称它为“国王英语”；邻近的“皇后英语”{5}有种比较优雅的味道；但是布鲁克林的英语很怪，即使我们听来仍然很难理解。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耶鲁法学院第一次读诗的时候，几个学生嘲笑我的腔调。几天之后，他们遇到布鲁克林区市立学院来的阿伯拉罕·戈德斯泰教授，比起他的腔调，我的声音倒像是来自中西部似的。可能是对布鲁克林腔调的反应，我的双亲都以自己出生在美国为荣，不想和“新移民”混在一起，他们特别下了一番功夫，每有机会就要矫正我们的措辞用语。直到今天，常常来看望我的母亲，只要到法院听我和弟弟在争论某个案子时，她就一定会拿出她那一套布鲁克林守则来，这套守则常常不经意地（如果我站在布鲁克林法官的面前的话，则是有意识的）溜进我的讲演中。

席格的家庭也和其他家族一起搬来波罗公园。席格在1946年出生，他的家人搬进一间住有两个家庭的砖房子里，距离我们家两条街。

席格和我念同一所波罗公园的犹太小学，我们有一些老师也教过我们的父亲，而我们也有些相同的特质：我们都很穷而且都被视为麻烦人物。我记得我数学和拼写的成绩是丙和丁，但更令人头痛的是我在品行举止上的成缋只有己，甚至是己下。我的父母常常被电话招到校长办公室，因为太过频繁，有个同学还问我的母亲是否在学校工作。上课时我老觉得无聊，所以玩着注意力集中间隔的游戏，计算瞬间可以看到多少个物体，并在几秒之内复述出来。我的老师不会用这么老练的字眼：“注意力集中间隔”或“超好动症”；他们用比较土的话来形容我：“坐不住。”（意思就是我的臀部肌肉不能支撑我坐得够久，久到足以学习任何事）我从不读书，除了漫画以外，我把所有空闲的时间拿来打棒球，或者打吊球，或者用扫帚柄打球，就在我家前面的街道上。

很多老师，特别是宗教科目的，常是来自欧洲难民营的新移民。我们同学中也有些人曾经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待过。但我不记得有过什么讨论，连一个都没有，在班上、在校园，甚至在家里，没人会去说有关大屠杀的任何事。它悬在空中，在许多我们的朋友和邻居的脑海里。事实上每个人都失去了亲人。到处都在提醒着我们：有一个同学卷起袖子揍小流氓，他的手腕上文着数字刺青；许多家庭失去父亲或失去母亲；小孩们没见过他的其他兄弟姊妹；还有节日的纪念祷告时刻……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不问而已。

在孩提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其他犹太人的问题：我们的父母是正教会的，对犹太人复国运动心存怀疑；我们根本不知道所谓苏联的犹太人；而且对我们及周围的人们而言，“反犹太主义”其实是遥远而抽象的概念。（我记得曾误以为，我的邻居大卫·塔尔他科夫一定是个异教徒，因为他的家人不戴犹太式的圆顶小帽，而且他们在安息日听收音机。）小时候我们只想当美国人：我们的英雄是史奈德公爵，一个独来独往的突击队员，还有罗斯福；我们非常希望能像其他美国小孩一样。我们花去无数的时间争执讨论，想要冒用昵称来假扮美国大联盟的球员：我的朋友楚·格隆选“泰德”（而且自从他可以解决礼拜六轮班安息日不用上场的问题之后，他决定当个投手）；佐蒙·爱森司塔成为“查克”；而我选了“里德”这个名字（自从我的头发颜色变深成为浅棕色，便有了年代错置的感觉）我们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种族的荣誉感，我们用犹太球员的棒球卡作为奖励，如：柯尔·亚伯拉罕和山帝·考菲克斯。今天波罗公园种族意识的提高，反映在球员卡交易的转变上：哈西第教派的小孩子都搜集著名宗教领袖的卡片来代替棒球选手，比如波波夫和萨特马尔拉比。

我们为自己的强悍及在街头的精明而自豪。打斗是每天的活动，也是新来的人加入我们的入会仪式。所有的人都知道规矩：可以用拳头和脚踢，但是拉头发、挖眼睛和拿头撞击水泥却是被禁止的。虽然可以携带刀子、皮带和剃刀等工具“以防万一”但打斗时禁止使用。“以防万一”的意思是说，从比较富裕的地区来的意大利小孩，他们会不时入侵我们的地盘，有时我们会和他们在第四十六街的电影院那里打群架，那里就是罗马和耶路撒冷的边界，也就是纽乌特里希大街。宗教战争比任何一种战争都来得残忍凶险：你可能会受伤，虽然我不记得有比几道刀伤更严重的，可是有些人牙齿被打断了，还有个人被打得脑震荡。这种种族尊严的战争很少发生，但我们总是准备妥当，带着我们磨利了的守备军皮带扣，并将剃刀的刀片藏在皮夹中。这些被包装好了的剃刀片，不会比保险套更常派上用场，而后者我们也会带着，“以防万一”。

我们都属于“社区运动倶乐部”这是称呼帮派的委婉说法。我的帮派叫做沙克防卫队，而且我们都穿着法国沙特勒兹修道院的黑色夹克，我们学校不久就禁止穿着这衣服，这是我第一次被审査。无论如何，我们巧妙地回避这项禁令，我们把它们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的地下室，而在放学的时候才穿上。

在波罗公园，你常能从社区人们的眼中看到自己真实的地位。我差不多是在中间。我在运动上很好但并不特别突出，不过男性同辈中我相当受到欢迎，主要是因为我打架的技巧高明而且言语犀利。但是我在学校可怕的成绩和行为，使父母们认为我十分差劲，还有些家庭对我下逐客令，以免我的恶行影响他们的孩子。（最近我帮一个以贿赂罪被起诉的人辩护，十分成功，那是其中一个母亲的亲戚，这时候我才有些被赏识的感觉。）因为我不可能从事医生和工程师的工作，所以附近的父母们总是告诉他们的女孩子，我是个没有未来的男生。

“生命之树”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经院大学的中学部就读，它离艾贝兹园只有三条街，很方便，那儿是我们的英雄窝，聚集着布鲁克林的逃亡者。我的高中学业能继续，全是因为我总是偷偷摸摸溜到逃亡者之家玩游戏：为了成为学校代表队而玩棒球（对我而言，代表队的意义就是帮派支系）还有定期竞选班上的千部和参与全校性的选举活动。我只有一个类似学院派的兴趣，那就是辩论，辩论和在街头打口水战很类似。在标准测验中我总会拿到好成绩，但是我的老师却认为我一定是考试作弊。我在全州举行的政治历史测验中拿到高分之后，我的老师叫我过去并严肃地跟我说话，他提醒我是一个“75分的学生”，我一直都是个“75分的学生”，所以我将会一直做个“75分的学生”。他建议我考虑去学个一技之长。

整个高中时期，我仍然继续恶作剧。有一次，一个老师罚我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我的朋友杰克·葛林菲尔德和我跑到顶楼去，我们用我的皮夹克、帽子和裤子填装物品做成假人。当我拿着假人站在屋顶边缘时，杰克跑下楼到班上去大叫说我在屋顶扬言要跳楼。老师跑到窗户旁，我就让假人掉下去。杰克尖声惊叫：“他跳了，他真的跳了！”老师的眼睛充满了惊吓和愧疚自责的神情。

又有一次，班上坐在我隔壁的家伙，把我运动袋中的护膝带拿出来高举着，并且把它丢到拉比身上。我的母亲会在我们所有的东西上绣上姓名，从手帕到棒球手套都有，所以当拉比在护膝上面发现犯人的名字时，他把我踢出了教室外。我的朋友杰克——他从未错过任何机会，警告拉比说我参加了“帮派”。当我到街上去时，我告诉两个来自贝德福大街的醉汉，如果他们到教室里去说：“德萧维奇派我们来”，那么他们就有免费的酒可以喝。当他们走进教室并说着台词时，杰克大声地说：“那就是德萧维奇的帮派同伙，我认得他们。”那个拉比吓得逃出门去。我被禁止活动了几个星期，而且每天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过期的《生活》杂志，这时每个人都非常地满意愉快，除了我蒙羞受辱的父母之外。

最后我终于从高中毕业了，虽然没什么学术上的荣誉，但得了个名声：“一个能言善道的聪明家伙。”毕业纪念册中对我的第一个描述颇为适当，他们说我“有韦伯斯特的嘴和克雷的头脑”。我妈叫他们改掉。因为我做了许多油嘴滑舌的糊涂事，校长建议我去做些“逞口舌之能但少用大脑的事”。他建议我去做律师，如果我可以完成学业的话。我妈为我填写布鲁克林学院的入学申请表，而在经过入学测验之后我注册进入文学院。突然我的兴趣来了，并且变成了好学生，我有着高度的学习欲望，希望能得到好成绩，以便进入一流的法学院。

即使在我总是做些不适当的行为使我的父母没面子的那段期间里，我的家庭生活仍是温暖而充满关爱的。席格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他17岁吋，他的母亲去世了，一年半之内，他的父亲娶了一个和席格从来没有相处过的女人。这个地区传言说，她常常严厉地责骂席格不成熟、没有责任感以及不愿意自力更生。家里气氛非常紧张，席格越来越多地躲到他喜爱的车子和机械零件中。他长得皮包骨头又不爱运动，朋友很少。他总是让他身边的人不舒服。

有一次，犹太人在纽约州北部举办露营活动，整个夏天，我的弟弟担任席格的营区辅导员。他记得席格是个阴沉无礼、诡计多端而且不合群的人，他一再地把他的科学天赋用来胡搞。有一次他把他自己的麦克风缠上金属线，并连接到营地的通讯系统，然后广播假消息，使得露营的人和辅导员全部陷入混乱与愤怒之中。高中之后，席格进入市立学院的市区校园念书。他读过好几个学校，包括纽约市社区大学、南加州大学，还有市立学院的上城学区。最后他以建筑系学士学位毕业。我记得听到席格加入犹太人防卫联盟时感到很奇怪，因为当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他对犹太人的事情并不怎么活跃或热心。

“毎个犹太人都有0.22口径的手枪”因为就读耶鲁法学院，我离开了波罗公园，几年之后拉比梅尔·卡汉成立了犹太人防卫联盟。最初只是个犹太人自助性质的小团体，目的是为了保护年长的犹太人，避免受到邻近其他族群的流氓攻击，可是它的成员迅速增加，也逐渐地成为主张使用武力的团体。

开始时它关注地方事务。它保护有种族问题的学校里的犹太老师；它在曼哈顿的艾曼纽艾尔礼拜堂的门口设路障，防止黑人激进分子詹姆士·福曼来要钱；而一些年轻会员撂倒几个美国的纳粹分子，这些人举着“送犹太人进毒气室”的标语。

犹太人防卫联盟刚开始还颇有幽默感，它们在美国大联盟的出入口拉布条，要求“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伦敦警察队”都必须指定犹太棒球员的配额，以反应纽约地区在种族上的比例。

但地区性的幽默最后变成国际恐怖行动，犹太人防卫联盟把它的目标设定在：压迫犹太宗教人士及拒绝犹太移民的苏联；以阿战争的敌手，阿拉伯国家组织。它的工具和武器也快速地从无线电话机和示威标示牌扩大增强到来福枪和炸弹。为大屠杀事件的受害者祷告时，联盟正式通过它们的口号：“不可再犯。”坚定的犹太人防卫联盟成员宣称：每个犹太人都有一支手枪。

虽然卡汉拉比和他的联盟受到相当多的注意，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重要的犹太社区的支持。不过，无论如何它抓住了来自布鲁克林及皇后区中下阶层的年轻人的想法。他们把阅读来福枪使用手册和谈论犹太法典看成是犹太教的勇士行为，受到这种浪漫想法的激励，这些孩子（有些我曾见过，只有13岁）组成了热情而有纪律的小型军队。他们在卡兹其尔山上的夏令营接受半正规军的训练，不过那只是把来福枪的子弹打光罢了。比较健壮的小孩组成杂牌禁卫队，他们有个很适当的名字叫沙亚队，在希伯来文里是“动物”的意思。有科技兴趣的人组成后勤补给队，负责制造炸弹和其他武器。有些人则成为狙击手。

1969年，在犹太教的庆法节{6}假期里，席格因为朋友之邀加入联盟。在庆法节期间，所有犹太人会在街上跳舞庆祝。那年，波罗公园郊区在犹太教会外庆祝的人们，遭到附近小流氓的攻击。当攻击的消息传到波罗公园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集合一些小孩子准备战斗，席格的一个朋友被召集，席格也跟着去了。当他看见无助受伤的人满脸是血的模样之后（伤者大部分是比较年长的）席格决定加入联盟。其他年轻人也在相同的经验之后加入这个组织。有个年轻人说：“过去你打一个犹太人，他会把另一边的脸颊给你。现在如果你打一个犹太人，你将会被揍回来。”当我回到波罗公园探望我的家人时，犹太人防卫联盟暴力的“话题”常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每个人对卡汉和跟随他的那些犹太少年们的感觉都很强烈：有的人钦佩他们，有的人轻视他们。但是，即使在那些贬损他们的人之中，我仍察觉到一点暗地里的自豪。

1970年，在波罗公园竞选活动的一场政党集会中，我介绍民主党副州长候选人巴西尔·帕特森。帕特森是个黑人，犹太人防卫联盟派出进行抗议的特遣队，带着种族歧视的标语对他讥笑不已。当集会结束，我还留下来试着向这些小孩讲述什么是种族歧视，什么是礼貌尊重，但他们听不下去。他们开始推挤，最后我只好叫警察来把我救出去。

当联盟越来越好战和俄裔美国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联盟成员声称要在几个苏联的公共设施中放置爆炸物，要在苏联的外交人员身上打穿几个窟窿，还要恐吓、绑架和谋杀。悲剧似乎不可避免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悲剧竟是发生在一个手无寸铁、无辜的犹太女性身上，她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攻击她的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攻击她。

对席格的拘捕和控诉是在1972年6月16日，理由是致爱丽丝·康妮斯之死。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长期的作战伙伴：斯图尔特·科恩和谢尔顿·戴维斯。

斯图尔特·科恩第一次遇到卡汉拉比，是在皇后区犹太正教会高中的犹太哲学课程中。科恩很快成为卡汉的信徒。虽然人很安静又长得矮小，可是在卡兹其尔夏季训练营中，他成为队长，他是卡汉拉比思想的发言人，也是联盟内部的灵魂人物。

戴维斯则来自不同的背景。遇到卡汉拉比之前，他对犹太传统没多少热情。他是皇后区牙买加高中的理科班优等生，当他遇见卡汉拉比而被卡汉说服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奉献他的科学天赋时，他才开始真的考虑从事军人的工作。

依照法律这3名人犯将被执行死刑。这些年轻的狂热信徒是自1953年罗森堡夫妇间谍案以来第一次在纽约面对电椅的联邦被吿。{7}

你是自己人

我的老邻居马堤·埃利法特通过电话对我说明案情。现在回到他的问题来，我到底要不要做席格的辩护律师？

那时我从未真正接过任何案子，我从法学院毕业之后就担任法官助理，然后到哈佛法学院去教书。虽然我曾经对一些案子表明法律见解，也在几件上诉案中辩论过，但这次是大不相同的：我被要求担任一个我认识的杀人嫌疑犯的诉讼代理人。

我如何能将这么复杂的杀人案件作为第一次的辩护经验？ 但是我又如何能拒绝一个我认识的涉案人？为什么我一定要为几年前攻击我的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不良少年们打官司？可是，难道犹太人的不良少年们就没有找辩护律师的权利？而他们找不到其他比较有经验，或至少比较有同情心的律师吗？那听起来很像是件杀人案，而不是人权案件。但是，埃利法特提到其中有窃听、非法搜索、侵扰和其他侵害人权的问题。我怎么可以拒绝在这个如此令人兴奋和真实的事件中，试验我在课堂上的理论的大好机会呢？

当这些问题在我心中打转的时候，我却听见自己在回答马堤·埃利法特。不，我不能代表席格，因为我那年的教书规划是要经常往返剑桥和纽约，所以很困难；不过我会介绍一个很棒的纽约律师来接这个案子，而我也可以提供宪法方面的咨闻服务。

我安排了一趟从怀俄明到纽约的行程，并开始寻找可以代表席格的律师。我认识很多律师，他们愿意为各式暴力激进的案件打官司，即使他们并不同意这种行为方式。所以我预料我可以说服其中任何一个律师，请他们帮助犹太反动分子面对杀人控诉。但是整个城市给我的回答竟然都一样：“为什么我要代表这些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策略的凶手？”我反驳说，他们其实也会帮一些他们并不认同的左翼革命家打官司，比如黑豹党、气象员派地下武装成员以及“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这些律师却很快地提出差别在哪里。几个律师声称当他们代表或帮助黑豹党辩护时，没有人会指控他们赞同这些人的行为或方式，但是当一个犹太律师代表犹太团体时，可能就会被指为是政治性的协议。一些人权律师否认这个案子会有什么人权的问题，但是舆论都公认他们对人权的问题非常敏锐，尤其如果被告是左派人士的话。

最后我还是无法找到可以解救席格的好律师以实现我的承诺。我建议埃利法特可以寻求法律援助或要求公共服务事务部指定一位免费的辩护人。他回答说犹太人防卫联盟不相信外面的人，他们不会接受政府出钱请的律师。他们相信我是因为我是“自己人”波罗公园的渊源是个重要的保证，因为我绝对不会像其他律师那样反对他们。

于是在经过更多的刺激以及沉思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案子担任席格的律师。这个决定，或者是它现在对我的意义，是在很复杂的动机下做成的：罪恶感、自我、兴奋、维护公民自由的使命感、宗教的忠诚、狭隘的地域观念，还有可能下意识地想讨好我的家人。那时我根本没想到这个决定会改变我的一生。这使我可能被撤销律师资格或遭到攻击，一些朋友或家庭开始反对我，而我的律师事业也进入完全无法预期的新方向。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做了决定之后，到底应该从哪里下手，我是一无所知。学校里不教你这种东西。（现在我试着教了。）结果我去找了一个我早期的学生——哈维·希维格，他在波士顿当了4年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劝我绝对不要单独承接这样的案子，他还很委婉地提醒我，我可能还不知道联邦法院怎么运作，而且我也没有准备提出预审申请和其他技术性程序的经验。于是角色逆转，在这个案子中他变成我的老师。我很愿意当学生，于是我们开始进入准备辩护的辛苦工作。

1972年的夏天，我们和席格、其他两个共同被告以及他们的律师见了几次面，一起开会商讨策略。被告们向我们保证他们是无辜的，而炸弹是另一个犹太人的好战团体制造的，那个团体叫贝塔（他们的英雄是那时以色列议会的少数派领导者莫纳罕·贝京）。

我们持怀疑的态度。尽管宪法上高唱“无罪推定”的论调，但是聪明的辩护律师总是会推定他的当事人有罪，至少是作为工作的前提。我假设这3个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都是有罪的，并依此行事。

经过整个夏天的计划，9月8日，我们在第一次开庭时提出预审的申请。这个审判被分派给阿诺·包曼，他是由尼克松总统任命的新任法官。

包曼在58岁被任命之前，担任过许多不同的工作，他为公众服务，也曾自己执业。在经济大萧条结束时，他在纽约地方检察署工作，由托马斯·杜威带领调查组织犯罪。二次大战时，他参加海军，担任指挥官参谋。在他的法律事业中，他仍带着军人气质，有时显得过于专横傲慢，和乔治·史考特在《巴顿将军》里的角色极为相似。离开海军之后，他自己开业，过了几年，再度成为检察官，这次他是担任联邦检察署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之后他又自己执业，此时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刑事律师，专门为白人被告辩护。

他是个聪明、专制而且毫无幽默感的法官。因为他也做过检察官，所以他始终提醒被告律师他的“最高原则”，这是他从美国检察署早期同僚那里学来的，也传承给后来的人。包曼提示他们（有时是用命令的方式）要表现出相当尊敬的样子；他向我们保证，这并非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对这个他所代表的体制。真的，他常把自己称做“本庭”好像变了个戏法，想象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穿上了阴沉的黑色法袍似的。他常夸耀说“本庭”从未被上诉法院撤销过判决。

律师们在上午9点45分进入了审判室，准备10点开始的审判。10点3分，包曼法官高坐法官席开始问案。他用学校老师评分时的声调说：“各位先生，我的庭是在10点开始的，并不是10点15分。我希望在现在或所有的程序中，在这次或其他案子中，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当事人都要了解这点。”然后是介绍每个律师。斯图尔特·科恩的主要辩护人是斯洛特·加龙省尼克，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帮乔·可伦波打过官司，乔是所谓的犯罪组织老大，他在“美国意大利人民权联盟”的一场集会中被射杀。斯洛特·加龙省尼克十分老练而且说话快速，还穿着闪闪发光的套装；但他不仅仅是个话匣子而已，他还是个能干、勤奋和成功的诉讼律师。他的华丽装扮不是取代他的法律天赋，而是要让这天赋更添光彩。

戴维斯的律师是瑞朋，他是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卡汉拉比亲自挑选的继承人。瑞朋律师的专长是遗产管理。（每当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制造麻烦吋，他总会对我说：“我的当事人只要说谎就好；他们不用抱怨，他们在世上有的是时间。”）瑞朋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角色和所受的训练是担任刑事辩护律师；他参与大部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审判，不论是作为辩护人或被告。政府机关不大高兴瑞朋担任被告的辩护人，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共犯。不过瑞朋仍继续参与。

首席检察官是亨利·帕索三世，年轻聪明的美国助理检察官，他的父亲是美国最高法院书记官。他长得矮胖，性情温和而有趣，大家都叫他彼得，与传统保守的检察官模样并不相合。

他的助理约瑟夫·杰夫则与他不同，十足是个检察官的模样：高大、黑肤色、十分阳刚，总是阴沉无礼、不大说话而且满脸怀疑。约瑟夫总看见所有事情的黑暗面而且不断地威胁人。（他后来做了沙利文县的地方检察官，那里有波绪贝尔特旅馆，席格和我十几岁的时候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包曼法官、被告们、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们全部都是犹太人。很多观察家马上拿本案来和罗森堡案相比，因为在罗森堡案中所有成员也都是犹太人。还有个更显着的相似之处：上诉法庭的预审法官竟是罗森堡案的承办法官。

介绍完毕，包曼法官说，在他36年的法律生涯中，这是个严肃而重要的案子，他会把他当个死刑案件来处理，虽然他不认为被告最后会被判死刑。（几个月前，最高法院就“福曼诉佐治亚州”案裁定，现存大部分的死刑条文可能都是违宪的。）

听审的过程中，我提了个有点令人困窘的动议。我提出质疑，认为官方可能从潜伏在防卫联盟里的卧底获得“哈洛克案”和“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案”的犯罪情报，而政府不想让这个密探曝光。我认为如果真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听到辩方团队的诉讼策略机密。这个质疑或许是因为检察官神秘的回答而起的：“我们知道相关判例……而被告在适当的时候会有他们的对策。”在这样神秘的字眼里隐藏着事实的真相，可是那时没人注意到其中的暗示。

接下来的几周都在进行困难的调查工作。我阅读了有关炸弹及军备的资料，了解到把硝酸钾和糖混合的结果（回溯并重建哈洛克爆炸案的场景）我请教武器专家，试图证明引爆装置不会构成法律上的“爆炸物”，

寻找告密者

这几周，我越来越觉得在犹太人防卫联盟中一定有告密者或卧底的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政府总会在组织中设一只“鼹鼠”（长期卧底的间谍）——这是处理颠覆性团体的惯例。但是犹太人防卫联盟并非这么容易潜入，他们的特色是组织严密、清一色的犹太人、仇视且排外，只从几个地区产生成员。早期联盟就曾成功査出官方派来卧底的犹太裔警察。其实，看穿瑞奇·罗森塔尔的伪装并揭发他是个警察，一点也不花时间。瑞奇身上有明显且华丽的文身图样，传统的犹太人并不会在身上刺青，这证明他绝不是来自波罗公园。官方的其他努力也都失败了，主要可能是因为在警员及联邦调查员中缺乏犹太人的缘故。

接下来几周，官方的态度更让我确信有告密者。他们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指纹证据，却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我突然有个可怕的念头。告密者会不会就是这三个被告之一？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官方不试着和任何被告达成协议。会不会他们根本不需要协议，因为被告之一本身就已经是告密者？

刚开始这个想法似乎很荒谬。三个被告加入防卫联盟的时间都很久了；他们都不是警察，这我们当然都清楚；他们不但彼此从小就认识，甚至是生死之交。此外，根据波罗公园的信条（我非常了解这个信条）背叛和告密者比任何犯罪都要罪大恶极。真的，18岁的犹太正教会信徒每天都要读三遍祈祷文，其中有一句就是：告密者无论在这个世界或来世都不会得到救赎。

我开始重新检査所有的基本资料。到底哪个被告最可疑？ 我四处调査，并详细追问过去失败的计划。我仔细审阅以前的起诉状，包括州的和联邦的，注意到其中有个被告在许多起诉书上都出现过。我尽可能分析这些案子：包括证据的性质是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如何引起警察的注意；案件如何终结等等。我发现和这个“嫌犯”有关的起诉书有个共同之处：他所涉及的罪名都很神秘地被解决了，没有明显的线索或证人。每件案子都可能有个告密者。在我完成业余的侦探工作后，我要开始测试了。

在住棚节{8}的前一天，我拿起剑桥家里的电话，这是我法律生涯中最痛苦的一个电话。“我已经知道你是告密者了，”我告诉电话那一端的人。他开始只是沉默，接着开始啜泣，然后是更长的沉默。

“感谢上帝，你知道了，”席格最后轻声地说，“我大概有一百次想要告诉你，但我想你会恨我而且唾弃我。请你帮助我脱离这泥淖吧。”他一点也没错！我最初的反应确实是怒不可遏。我真的痛恨他而且恨不得把他踢得远远的，然后脱离这个案子，让他自己去想办法。可是毕竟当我答应成为他的律师时，我接下了他的案子，是要我保护的同胞，波罗公园的故人，老邻居的孩子，而不是线人。可是我怎么能再信任席格呢？几个月来，他欺骗我和我的同事，使我们相信他是个杀人犯，而他却是为政府工作，他很有可能把我们策略的细节都报告给检察官。我在心里迅速回想一遍，我是否曾对他说过什么不想让官方知道的事情。我想到几个月来，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而且是无法补偿的时间，想尽办法为这个杀人犯辩护，可是他竟然早就知道他根本不会面对死刑。（我有了个自私的想法，如果这段时间都要他支付诉讼费用，说不定他会早一点告诉我，这样就不必花这些冤枉钱了。）

我透过电话对席格大吼：“天杀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你惟一的律师啊！”他温和地回答我：“我不相信你不会告诉其他防卫联盟的律师。”尽管我非常生气，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解释。既然是防卫联盟的律师马堤·埃利法特介绍我接这个案子，席格实在没有理由认为我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于是我向他保证，当我代表一个当事人，这名当事人就会是我惟一关心的人，所以我不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律师，除非我的当事人要我这么做。

我问席格他为政府工作多久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我并没有为他们工作。他们强迫我给他们消息。他们威胁我，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他们会杀了我，而且他们承诺绝不会让我做出不利于我的朋友的证词。现在他们要我在哈洛克的案子中指证科恩和戴维斯。我不想这样做。他们可以强迫我吗？我该怎么办？”我还是很想扔下他不管。但我同意在作出最后决定前私底下见他一面，给他个机会，让他道出事情的始末。我们同意第二天在布鲁克林见面。

几分钟之内，我打电话给希维格，然后告诉他这件事。希维格大吃一惊，但还是态度十分强硬地说：“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案子。我不为政府做事。我也不为告密者辩护。让政府给他找个律师。他是他们的人。”我对希维格解释说，这个案子其实要复杂得多，席格说他是被胁迫成为告密者的，如果是这样，他的权利可能已经被侵害了。希维格并不相信。“每个告密者都有借口，”他说，“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让官方的案子变得简单。”最后希维格勉强同意，不论我如何决定，他都会支持我，但是如果席格成为检方的证人，他自己是不会参与本案的。我们同意让席格知道希维格的态度，以免对他有影响。而对我而言，不论席格要不要为官方作证，都不会是我决定是否继续担任他的律师所考虑的因素。

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我回想起在我准备这个案子时，我去拜访我的弟弟，他是位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我们讨论到可能有告密者的时候，我的弟弟开玩笑说：“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的当事人？”我以老大哥的态度对他保证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提醒我说他比我了解席格，因为他当过他的营队辅导员。“那家伙全身上下都是麻烦，他很阴鸷且不合群，而且无论你对他怎么好，他都不会忠实回报你。你要提防他。”当我想要揭发告密行为时，我完全把这段谈话给忘了。我想要打电话给我的弟弟，赞美他的真知灼见，但是我还是不想侵犯席格的隐私权，即使是对我自己的弟弟。

我还很困窘地想到，我曾在包曼法官的法庭上申请要控告侵害我当事人权益的告密者。坐在东方巴士上，我怀疑在我提出申请时，包曼法官会不会早已经知道我尴尬的处境。

当希维格和我到达纽约时，我们和席格在布鲁克林一家清静的咖啡厅碰面。我们告诉他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他最好告诉我们所有的真相，如果他说谎或再次让我们误解，我们之间就完了。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件事。

席格的故事

席格告诉我们，在1969年，他加入防卫联盟之后，开始在波罗公园的总部闲晃，总部是个指挥所，也是个社交俱乐部。因为席格对电子很在行，所以他被分派到兵工补给队，在那儿他制作出各种炸弹：烟雾弹、燃烧弹、爆破弹，并因而在同辈之中赢得尊敬。这是他第一次交到朋友，而且似乎还变成英雄。

在他的崇拜者当中，有个美丽的小姐，她有一头金发和水蓝色的眼睛，名叫朵娃·凯斯勒，她的家庭很完整，有爸爸、妈妈和兄弟们，都是支持使用武力的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一场罗曼史从此开始。受凯斯勒家人好战习性的鼓舞，席格越来越积极地投入防卫联盟的作战计划和行动。

1971年，席格执行他的第一个重要计划。负责苏联对美贸易的安托大楼位于曼哈顿，在下午5时30分，建造大楼的首席工程师接到一个电话，宣称该大楼即将被炸毁。这个电话以防卫联盟的口号做结束：“不可再犯。”几分钟之内，所有人都被疏散，大楼被清场并且用警戒线把这个地区围起来；数十名警察到来，包括探长西德门，还有好几个高级警官。一枚炸弹爆炸了；另一枚在爆炸前几秒钟被拆除，探长、情报局长和勘验组长都离这个装置只有几步之遥。从死神掠过身边的恐惧中醒过来以后，这些警官得到了意外的礼物：这是他们第一次取得防卫联盟完好的没有引爆的炸弹。它是由几个都彭公司出产的红色炸药棒所组成，棒上绕着金属线和电池，这个炸弹最后连接到厨房的定时器，上面有麦昆塔的商标。

有了这样有利的调查工具，警察打算把制造炸弹的人找出来。他们指派一个来自爆破小组的侦察队追踪各个零件的来源。这个小组带头的是个老练的爆破专家，名叫山度·帕罗拉。除了他对炸弹的经验外，就这个工作而言，帕罗拉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资格：在爆破小组中他是惟一在波罗公园长大的刑警。他对参加防卫联盟的孩子十分熟悉。

帕罗拉在波罗公园的意大利区长大，靠近第六十街和第十—大街的地方。他比我大几岁。他的父亲从意大利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然后搬到波罗公园，在鞋店担任店员。像席格和我一样，山度也曾经是个麻烦人物。他是个恶名昭彰的街头战士，山度（或者山姆，大家都这样叫他）痛恨学校，不管是商业学校还是他爸爸叫他去念的教区学校。但是他很受欢迎，他很擅长玩波罗公园的街头游戏。“我是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有一次在法庭的中场休息时，他对我吹墟。我告诉他，我是个最多只有一个半下水道的男人，对他当然印象深刻。（希维格在新泽西州长大，他一点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他竟然问我们有两个下水道的男人是否就是做贼的意思。）

虽然山姆在“罗马”的边境长大，他还是有很多来自他所谓的“犹太城”的朋友。“聪明的小孩都去上大学了，可是还有一些人想成为好汉，所以他们和我们一起鬼混并且穿打着褶子的裤子，把烟盒夹在卷起来的袖子内，还系着一条驻军皮带。几乎是这样的，拥有意大利的好朋友，使犹太小孩感觉比较强悍；另一方面，如果意大利的小孩有个犹太朋友，会使他显得聪明一些。”山姆了解这个共生关系，而这种了解在他对待席格和我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学校毕业之后，帕罗拉入伍当战地工兵。后来他在爆破及电子配线部门做事。但他的最爱是警察的工作，他在25岁时加入。他在刑警中的升迁迅速，27岁时就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他在35岁时便负责调查纽约市所有主要的炸弹事件。他的成就非凡。

现在他的工作是去找出把这些零件带进大楼组装炸弹的人。既然炸药和电池是那种很容易就买得到的，于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麦昆塔定时器，这东西只有“谢客家电”中才有，“谢客家电”是连锁电器行。仔细检查最近的售货单，帕罗拉发现一张1971年4月10号的账单（正好是安托大楼爆炸案的前一天）单子上包括两个麦昆塔定时器和一包铜线。交易是在“谢客家电”在波罗公园分店进行的，正巧就在防卫联盟总部附近的街角。顾客的名字是“费德曼”他的地址是第八大街6136号。帕罗拉找过这个地址，但是没有这个人。他回到商店，掏出他的名片给经理，并且要他睁大眼睛注意“费德曼”这个人。

几周之内，兴奋的经理来电话：“费德曼”刚刚在店里，他买了一些铜线、电池和电线胶布。经理还注意到费德曼的车牌号码。在迅速查对后找到车子，一部黄色的瑞典富豪汽车，登记在艾尔文·席格的名下。

席格很快就注意到，有两个便衣刑警坐在破烂的通用汽车里跟踪他。席格来个不予理会，让他们继续跟踪。不过他开始对他们照相。有一次他还到派出所去填了申诉单，表示被不明人士跟踪。另一次他叫住一个正在巡逻的警员，并声称他被两名歹徒紧追不放。穿着制服的警员把便衣刑警拉出车外，并且质问穿便服的帕罗拉要求证明身份。席格因此沾沾自喜。

1971年6月4日上午，这天席格从市立学院毕业，他开着黄色富豪汽车，旁边坐着另一个防卫联盟的成员艾泽·丹齐格。那天他们被一个叫杰瑞米·霍华德的警探跟踪。好像基思顿·考普斯的电影情节一样：当车子遇到红灯停下，席格便跳下车来对着尾随他的人快拍几张照片。在曼哈顿街上绕了一段路之后，席格开进市中心的停车场停车。霍华德也开了进去，而且在没有取得搜查证的情况之下搜查这辆富豪轿车，并且发现许多定时器、电线、电池和火药。当席格和丹齐格回到停车场时，他们被逮捕了，并且以持有爆炸物的罪名被起诉。黄色富豪汽车原是席格的骄傲和娱乐工具，现在却被扣住当做证据。

现在席格和丹齐格是安托炸弹事件的嫌犯。但是警察的心里想的可不只是这样。他们最需要的是一扇窗子，可以用来透视防卫联盟高深莫测的委员会。帕罗拉受到指示，要以证据为工具，促使嫌犯“弃暗投明”，如此警察就可以得到极度向往的防卫联盟计划的讯息。

其实帕罗拉从没见过席格或是丹齐格，所以他很难开始这个实在不让人羡慕的工作。他努力地想找出最好的方法，而他所能知道的，就是关于每个嫌疑犯的背景和兴趣。作为波罗公园的小孩，帕罗拉已经知道很多有关这里和附近的人们如何来往的事，席格和丹齐格就是这样长大的。他知道忠诚的道理和告密者的耻辱；他知道许多犹太人因为大屠杀时置身事外而感到歉疚；他也知道他们对于苏联犹太人有很深的同情心；他还知道犹太人对暴力既爱又恨的感情。

在研究过两个嫌疑犯的背景资料后，帕罗拉决定集中全力对付席格。他知道席格才被保释出来，而他整个夏天都在卡兹其尔山的犹太避暑旅馆中当水电工。（那个旅馆和我有很深的渊源：我的两个叔叔小时候在那里工作，而我自己也在那里度过一些时日。）帕罗拉打电话给席格，说要谈谈车子的事。而席格对他的宝贝车子能否拿回来非常紧张，他同意在离那家旅馆几里外的废弃村落和警探见面。帕罗拉就在约定的地点见到席格，他们便开始了上百次秘密谈话中的第一次。

帕罗拉一开始就表示出对苏联犹太人的同情和对苏联人的不屑。然后他问席格是否听说过亚伯·西德门。席格摇了摇头。“你他妈的应该知道！”帕罗拉吼着说，“他是你们的人，而你差点把他妈的头给轰掉。”席格缩着脖子耸着肩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帕罗拉告诉他爆炸案几乎炸死探长的事。“这些家伙拼命要破你的案，而且他们会的，除非你把知道的告诉我们。”席格不为所动。“你们这些人一定以为我是个笨蛋。我才不会告诉你们任何事呢。”帕罗拉转过身去打开他的车箱。当他拿起一把铁铲时，席格不解地看着他。“你拿那个要做什么，”席格问道，“为犹太人种树？”帕罗拉没有笑。“不，你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们是要把你埋起来，”他说，并举起铁铲作势威胁要砍席格的头。“这事我们常对烟毒犯做，不然你以为我们怎样让他们从街上消失？绝不是经由法院审判，我可以跟你打赌。有很多的毒犯，就被埋在黑人区的空地上。”席格吓得向后退。“等一下，”他说，似乎已不再聪明了，“我们可以谈一谈。”帕罗拉对席格说，官方打算要他顶起爆炸案的所有罪名，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关于防卫联盟未来工作计划的消息。他说警察对人名没有兴趣他们只想得到足够的讯息，以防止任何的屠杀行动。接着帕罗拉提到席格的哥哥，富豪汽车登记在他名下，车上藏匿的爆炸物可能会使他也涉入本案，除非席格可以提供一些消息。帕罗拉还说会帮席格把富豪汽车拿回来。

席格答应考虑看看。帕罗拉说如果他决定合作，他会给他一个直拨给他本人的电话号码。席格使用的代号叫安杰洛，而帕罗拉则改称史蒂夫·霍洛维兹。

两天后，帕罗拉设法把车子归还，“安杰洛”打了那个特别的电话给“史蒂夫·霍洛维兹”“有一些人，”席格小声地对话筒说着：“计划在长岛格林库夫的苏联大楼里装置炸弹。”没有多说一句话，席格将电话挂上。炸弹小组迅速前往处理，于是未爆的炸弹被顺利地拆解了。帕罗拉很高兴。几个礼拜以来，他不断跟踪防卫联盟和席格，想要抓到那只“真正的金丝雀”。现在他得到了回报。但是照料金丝雀是非常麻烦的。提供情报之后的好几个礼拜，金丝雀拒绝再唱歌。对他而言，这已经还了人情：他拿到他的富豪汽车，为了回报，他也帮助警察阻止了一桩重大的爆炸事件。他已经不亏欠帕罗拉了。

帕罗拉必须走下一着棋。席格必须继续通风报信，他必须提供人名和消息。帕罗拉不断提醒席格，他在安托炸弹案中必须面对20年的徒刑。“你知道服刑期间你是不可能吃上一顿好的，而且更惨的是，你根本不能和人上床，至少是不能和女人。”席格吓坏了。帕罗拉继续提醒他，在车上发现的东西和安托炸弹案所使用的完全吻合，这可是他犯罪的“技术证据”。

席格不知怎么办，也似乎无法回头。在安托爆炸案里，他有个律师，那是防卫联盟本部随意派给被捕的成员的。席格不能告诉联盟的律师他和帕罗拉谈话的事，因为他害怕联盟知道他的背叛。他也不能告诉他的女朋友朵娃，她对联盟的忠贞甚至超过对席格的爱。席格极渴望和朵娃快快结婚，而他很淸楚如果她发现他告密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席格觉得陷入了帕罗拉收紧的圈套里：除非将人名说出来，否则检察官就会加罪于他，拖累他的哥哥，揭发他是个告密者，并且把车子拿回去。席格只好投降：他想得到保证，如果他指认他的朋友的话，联盟中是否会有人知道是他告的密。帕罗拉满足了他的要求。“我以我自己小孩的性命作担保，”他很郑重地保证。帕罗拉甚至还骗他说，他根本不会举证证明席格曾经对他说过什么。“我们还没有宣读你的权利，不是吗？你知道‘米兰达警语’的。如果我们没有宣读你的权利，我们就不能拿你对我们说过的任何事当做证据。”最后，在8月的某个夜晚，席格和帕罗拉坐在西线高速公路下的车子里，席格同意说出一切。他们走进爆炸物调查队废弃的办公室，席格紧张地说出他如何设计安托和格林库夫爆炸案。他指出有哪些人参与组装炸弹、安置炸弹和打电话。

帕罗拉建议席格跟起诉安托案和格林库夫爆炸案的检察官见面，他是纽约东区的联邦助理检察官托马司·帕特森。这些案子在西区的地方法院审理，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布鲁克林和长岛，因为炸弹是在布鲁克林制造而格林库夫位于长岛。席格没有律师陪同，帕特森向他保证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不会起诉他。但他告诉他还是得把他列名在起诉书的被告栏上，而且也要逮捕他，但这都是为了掩护他。席格要求白纸黑字的证明，帕特森同意开列证明并交由帕罗拉保存。很快地，他在美国司法部的官方用笺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然后用信封袋封好交给帕罗拉：

美国检察署兹同意谢尔顿。席格先生的请求，免除他安托案和格林库夫案中的罪责。

席格在秘密大陪审团面前为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作证。第二天，联邦大陪审团就以炸弹事件起诉席格和另外6个被告。他们都被逮捕了，包括“羞于见人”的被告谢尔顿·席格。

起诉后几个星期，有个狙击手用高性能的来福枪，对着靠近曼哈顿公园大街的联合国苏联代表的房间射了4枪，差一点就打中睡在床上的4个小孩。凶器来福枪在对街杭特大学的通风管内被找到，是一把口径0.243雷米通，还装有昂贵的望远镜瞄准器。这似乎并不是故意没打中的，不过这次没有预先的警告。

在莫斯科的美国大使夜半时分被召入克里姆林宫内，而且受到严厉的指责。派到联合国的苏联大使则批评美国政府对“犹太流氓”的暴行完全无法遏阻。还有人主张联合国应该离开有犹太人的纽约市。反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市长约翰·林德赛，竟然也被批评为以色列的支持者。还好狙击手枪法太不准，没有造成全面的外交灾难。帕罗拉收到指示，必须要让席格指出狙击手是谁。来自国际及国内的压力都非常大，警察必须逮捕凶手。

“史蒂夫·霍洛维兹”打电话给“安杰洛”但席格不感兴趣。帕罗拉的命令是直接来自督察，起初只是含糊的暗示，到后来却很具体了：席格还是会因为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被审判，尽管有免罪的证明。他还告诉席格，免罪与否是视他于审判中对其他被告指证的意愿而定。席格开始惶恐了起来。他到底该如何选择，被审判还是被揭发告密者的身份？帕罗拉承诺绝不会让他做这么恐怖的选择，这事绝对不会让他的朋友发现。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竟然笨到去相信帕罗拉。警察只是在耍他，让他越陷越深，直到没有人可以帮助他——除了他们之外。他很痛苦地学到了政府是如何利用告密者来玩一场必死的审判游戏，而这经常是这个城市惟一的游戏方式，侦破重大案件的惟一方式。

政府把陷阱的盖子盖上。席格无处可逃，没有人可以帮他，除了帕罗拉之外。最后他有了个灵感。他将希望寄托在他生命中最值得信赖的东西——他的科学天赋。他设计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装置，将他和官方当局的对话录下来。他把录音机放置在车子前座底下，并连接到驾驶座的踏板下，使席格的长脚可以控制它的开关。这样他就可以把他和帕罗拉、帕特森的对话录下好几个小时来。

录音带的故事

我对席格的故事充满疑问，直到他对我说到录音带的事。故事大部分听起来都像是他为自己见不得人的行为的合理化说辞。告密者声称他们被威胁、被欺骗，甚至被折磨，这是很平常的说辞。再者，我很确定即使席格的说法属实，法官也不会当着警察和检察官的面，接受这样的翻供。所以当席格和我提到有录音时，我希望可以尽快听听看。他跟我说因为那些录音带被丢在后车箱好几个月，恐怕不能听了。我问席格是否还有其他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席格说没有。我要他不能告诉任何人。

席格拿出几个被水浸过、快烂掉的卡带。我们有点惶恐地把它放进机器中开始播放。在静电干扰、咕噜声和咒骂声中，我们听到对话，真是悦耳啊。

这些卡带现在在我手上，这是我最独特的收藏品（也是无价的教学教材）让我知道官方用什么伎俩来获得告密者不愿说出的消息，这可能是惟一存在的用秘密手段获得的录音记录。{9}

录音的开始就谈到一周前发生的苏联领事馆枪击事件。（致命的哈洛克炸弹事件则是在3个月之后发生的。）席格知道正在录音，话说得很少。

帕罗拉：我们只要那个王八蛋的名字。他们不会对你怎样，我不可能把你抖出来，我不会的。我只想知道这件事，之后你什么也不用告诉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席格：不知道。
帕罗拉：天杀的。你别给我这种混账答案，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你听到我说的吗？因为我只要这个肮脏的王八蛋，就他妈的帮我一个忙而已。我告诉你，我不会伤害这个家伙的，我不会对涉案的人做什么的。我可能会把他们抓起来，我可能会搞得他们不太舒服，可是只是这样而已，我不会利用你。我会让这些混账家伙吃不消，只是让他们吃不消而已。可是我要知道是谁，我要去把他们抓起来，我会搞定一切，但是我不会说出消息来源的，我不会提到你的，我不会。如果我可以拿到他妈的一点点的消息的话，我不是说一定要正确的人名，但可不能是他妈的冒名顶替的。
席格：哦。
帕罗拉：只要给我个美妙的名字，我就又可以调到市中心去。嗯，如此一来我还可能高升呢……我有可能会进行逮捕，我可能会搞得他不舒服，可是我绝对不会去证明。你只需要帮我这个忙，我会回报你的。
席格：我如果帮你，你又无法回报我，那你打算怎么办？
帕罗拉：这可说不定，席格，说不定。想想看，搞不好哪一天你会需要帮忙呢？……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你可能就需要他妈的一个忙。你可能正需要帮忙，而你看，我就是那个人。除了杀人以外的事，不过也看你要杀的是什么人。

这种残忍的话题充斥在帕罗拉要求合作的恳求之中。他从不直接了当讲明白，有时还半开着玩笑。不过确实是的，他好像随时在提醒席格车箱中有把铁铲，迫使席格要开口说话。

谈着谈着，他告诉席格他如何处理那些和他玩游戏的人。

帕罗拉：我会喝得他妈的有点醉，然后向他施点压力。我会搞得他吃不消，而不是做个好人。

有时威胁也是直接加在席格身上。

帕罗拉：…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牢。而且…… 如果你说是我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夜里遇见你，然后会开卡车碾过你。你……如果出卖我，我会轰了他妈的你的脑袋，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如果你不帮我，你对我就他妈的没有任何好处，席格，我下次见到你就会把你碾过去……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他妈的别跟我玩花样。

但是私人“帮忙”的要求和威胁似乎都起不了作用。既然席格相信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安全无虞，他就没有必要给帕罗拉更多消息而使他的朋友陷入危险——还有，甚至于他自己的生命。因此，席格难免对那张免罪证明信心动摇。

席格感觉到需要法律上的建议，于是告诉帕罗拉，他可能需要和律师谈谈。帕罗拉阻止他，而且还提供他所需要的建议。以下就是帕罗拉在法律上的建议，如果席格拒绝泄漏狙击手的名字：

帕罗拉：你也会被起诉，你脱不了千系，而且你会更惨，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都加到你身上。如果他们知道你有罪的话，他们会把所有的罪名加在你身上。别以为他们不会撤回他们的证明书。

帕罗拉也暗示，如果席格因为不愿继续提供消息而失去卧底的价值，他可能会被迫在庭讯时作证。

帕罗拉：你怎么对那些人说，你是迫不得已才出来作证的，不是吗？
席格：除非我知道我不是。
帕罗拉：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让联邦法官相信你真的是自愿作证的？你想我没有办法改变法官他妈的想法吗？ 嘿，当我作证时，我可不会是坐在这车上的同一个人。
席格：我也不是。
帕罗拉：这我可不敢说。

席格开始紧张，害怕公开作证时身份被揭露。

席格：如果我上法院会发生什么事，你说他承诺免除罪责而他并没有真的免我的罪，怎么办？
帕罗拉：我不会改变我的口供来配合任何人。只要我说出实情，就没人可以帮你。我不打算说谎。我知道他们大概会要我做什么，不过我不会照着做。

席格想到帕罗拉早先曾告诉他一个有效的技巧，因为帕罗拉并没有对席格宣读他的权利，所以他对帕罗拉说的话无法作为证据。

席格：你告诉帕特森了没，你会坐上证人席，说你根本没有，呃，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宣读我的权利？
帕罗拉：我说过吗？当然是的。
席格：你告诉他了？
帕罗拉：我已经对所有他妈的那群人说过了。我说，我从未对他宣读他的权利。
席格：你告诉了他们。
帕罗拉：你问我是真的假的？
席格：是的。
帕罗拉：你知道，我可以马上改变说法，然后说，当然，我已经告知他。
席格：你上了证人席会这样说？
帕罗拉：当然。嘿，我可不为无名小年说谎的啊，席格。

席格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权利、他的弱点、他的处境和那张免罪证明的意义，于是他和助理检察官帕特森以及帕罗拉在席格的富豪汽车上见面。帕特森建议席格应该对于他们承诺免罪的罪行进行庭外协调，承认这项罪行。

帕特森：如果你认罪，他们便不能就此对你进行交叉询问。如果你没被起诉，他们就会想办法整垮你。他们会说，这家伙躲起来了，因为他已经逍遥法外了，他没有胆子认罪，而他希望你们相信他，笑话！
席格：如果我认罪，我可能要指认他们。
帕特森：是的。而且你看，这下子他们就无法质问你免罪的事了。你知道吗？

帕特森指出，如果一个共犯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就会“对陪审团说，这家伙得到这样的好处，一定会指证任何人。他连他妈妈都会抖出来”。可是如果共犯并非得到正式的免罪证明，被告的辩护律师便无话可说。

席格问他怎能确定他不会被判入狱。帕特森回答道：

这是我的看法，怎样做比较好，你可以自己衡量看看，我已经前后想了好几回了……你可以相信我们，你可以相信法官，你可以告诉他所有的事，并且要求开始新的生活……为了你自己好，离开西岸。

帕特森担保在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中会特别安排一个法官 ——马克·康斯坦，他会遵守所有的约定。既然已经告诉席格他不会坐牢，他开始说服他这个安排好过免罪文件。

帕特森：你会得到所有涉案者的尊敬。你是个犯了错却愿意说出真相，并且承担一切后果的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当然的，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会为你说项和打通关节，而你会离开西岸。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席格：哦，哦。
帕特森：你知道我说的重点了吗？

帕特森的“重点”说得有点狡狯，而且我觉得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十分可虑。他要说的是，政府保证他不会服刑，但同时也要避免那些重要事实被其他被告的辩护律师知道。

有经验的辩护律师都在怀疑，检察官其实经常对证人保证他们不会被判入狱，但是却又要他们在证人席上否认这种“承诺”。通常检察官会以含糊其辞的保证来保护他们自己。在录音带中，帕特森并未明确地向席格承诺说他绝不会被判入狱，但是这个讯息是不会错的。他的话里独缺“承诺”这个微妙的字眼，因此在席格和其他共同被告的审判中，他们便可以郑重否认曾经承诺免罪。这可使法官错误地做出推论：其实，就席格而言，并没有以担保免罪来交换合作及证词的事情发生。

其实帕特森最希望的是安托和格林库夫两案可以不要上法庭。他希望如果席格认罪而且愿意指证其他共犯，那些共同被告的律师就会建议他们的当事人认罪。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席格得以免罪。如果律师们知道检察官的免罪证明和秘密保证，他们可能就不会让他们的当事人认罪。而他们会要求审判，并利用席格获得免罪一事击垮检察官。

我相信像这类检察官的把戏并非绝无仅有。不过在帕特森和席格对话的过程中，他说这是种常玩的游戏。我不曾看过有其他录音或有力证据像这个录音带如此铁证如山。

结果，席格终于就安托案及格林库夫案俯首认罪。其他共同被告也都认罪了，而判决被延期了。

自始至终，帕罗拉都很无情地盘问席格。他给他钱。他答应逮捕席格的情敌。当所有的方法都失败后，他又会拿出铁铲来威胁：“你把我们搞毛了，你该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我拿着这把铁铲，不过这次要真的挖了。”最后，帕罗拉的纠缠得到了回报。席格告诉他，在苏联领事馆枪击事件中，警方抓错人了，他认为应该是个叫加里的人干的。于是在17岁的加里·施莱因要搭机去特拉维夫时，警方将他逮捕。警方还用不着泄漏消息来源，他就认罪了。席格秘密的情报员身份还是安全的，至少到这时为止。

席格希望在安托案和格林库夫案的情况也会一样。但是政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帕罗拉接到指示通知席格，只要在未来他能继续提供“好的情报”他们会尽量在这两个案子里隐藏他的身份。

这时已经很明显了，席格的价值是作为线人。接下来几个礼拜，席格告诉帕罗拉好几个准备要向苏联外交官和他们家人下手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成功，绝对会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

第一个计划已经在执行中了。犹太人防卫联盟造了一架无人飞机。这架飞机装载6个TNT炸弹，并且由车子上的无线电装置控制。他们可以指挥这架飞机去冲撞公园大街的苏联领事馆，从远处控制就可以让炸弹落在大使馆的屋顶上，把它炸个粉碎。

如果不太遥远的话，第二个计划会指向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室，而且更加要命。防卫联盟跟踪苏联的外交官，发现他在每个礼拜差不多的时间和女友约会。这时他的车子会停在容易进出的地方。防卫联盟计划在他车子内安装定时炸弹。当车子开回戒备森严的苏联领事馆的地下停车场时，炸弹就会引爆。

其他的行动还在计划中，包括一座移动式的迫击炮向位于格林库夫的苏联大楼发射；另外还进行着一项精密的计划，要在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前往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路上行刺他。

当帕罗拉向他的长官报告这些计划时，他的长官很惊讶：如果“安杰洛”的消息是确实的，那么犹太人防卫联盟真的打算向苏联展开全面的城市游击战。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布什在他的渥德夫大楼的豪宅里召开高层会议。与会成员是各机关的代表，包括美国安全局、联邦调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财政部、纽约地方检察署、司法部、联邦检察署。当然，西德门队长和帕罗拉警官也参加了。布什代表尼克松总统下达直接指令：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犹太人防卫联盟任何可能危害美苏关系的行动。他建议进行任务编组，专门处理每个已知的联盟恐怖分子。这些人员的工作就像是联盟活动分子的“道德保姆”。帕罗拉必须继续向席格施压。“要比过去更加积极，”他们命令说，“‘安杰洛’必须持续让情报不断地流进来。”

因为有席格提供的情报，这个以帕罗拉为最前线的联邦与州的保姆军团可以在波罗公园某个地下室找到无线电遥控的无人飞机，并阻止它的杀人任务。他们也可以阻止华盛顿的行刺计划，还有炸弹和迫击炮的计划。就像西德门队长说的：“惟一有效阻止联盟行动的警示情报，是来自十分合作的‘安杰洛’和在车上的……帕罗拉。”

但是告密者总是陌生而且不可预期，特别是像席格这样，不是政府编制内的人员而是新招募来的。为了确保他能继续效忠组织，告密者（常常自己知道，也会被政府要求）必须继续参与犯罪活动。真的，他有时会主动想要制造犯罪，以便能传送“好的情报”。

比如说，在席格所揭露的大部分计划中，席格都有参与，特别是他所擅长的科技和想象力的部分。他有意无意地设计这些，到底是不是为了揭发它们当做业绩？就在席格把前往华盛顿剌杀苏联大使的细节都透漏给帕罗拉的时候，他却在波罗公园的联盟总部制造要放在哈洛克和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办公室里的燃烧弹。

1972年1月的哈洛克及哥伦比亚炸弹事件，让政府完全措手不及。他们掌握了防卫联盟所有的工作内容，可是席格竟然没有给帕罗拉关于这个案子的任何警告。炸弹事件之后不久，帕罗拉去找席格，问他这次谁该负责任。几个礼拜过去，席格都坚决否认联盟涉及此案。帕罗拉受命将5000元美金放在车子前座给席格。席格非常生气，他说他不被收买。

最后西德门队长授权帕罗拉，给席格他最想要的事：一个完全的保证，如果席格告诉他们谁该为爱丽丝·康妮斯的死和哥伦比亚爆炸案负责，他就从此不再需要为任何审判提供情报了。帕罗拉告诉席格这项保证，想换得哈洛克及哥伦比亚炸弹事件行凶者的名字。席格相信这个承诺，于是告诉帕罗拉涉案者的姓名，他说炸弹是他自己做的。

当席格告诉我这事时，我问他有没有录音。如果这段话被录音下来，会有助于说明席格决定不愿做出不利于其他共犯的证词一事。席格悲伤地摇着头。那天录音机不能用，这番决定性的谈话并没有录音。我要席格保守没有录音这个秘密。

即使没有录音带可以作证，我仍然决定相信席格的话。因为这和前面录音带的事一致，而且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席格告诉我们说，官方会否认帕罗拉曾经有过任何承诺。这已经计划好了，要席格成为哈洛克案的主要人证，同时要揭发他的线人身份，以及这一年来提供防卫联盟的情报给政府的事情。

席格几乎已经完蛋了。他怎么办？他得作证吗？我们要怎样帮他？

留下或离开

在听完这个充满暴力、腐败和表里不一的悲剧故事之后，希维格和我都已精疲力尽。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比较可恶：是罪不可逭的席格和犹太人防卫联盟，还是恶意侵犯席格的宪法基本人权、并且否认曾许下承诺的政府官员。政府的行为是为了要防止暴行以及外交上的危机，好像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他们并不合法。他们引发了关于公民自由的争议性问题。虽然自由主义者不会那么同情告密者，可是他们的确拥有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应该给予政府的证人什么样的权利或帮助（和被告不同）这问题在宪法上仍然悬而未决。在这个案子里（如果我们坚持下去的话）大有机会批判政府对待线人和证人的做法。再者，希维格和我都认为席格被利用了，而他极需要法律上的协助。尽管我们犹豫是否要为这个一直欺骗我们的双面间谍辩护，我们最后还是同意继续处理这个案子。

我们决定对政府和防卫联盟采取中立态度。我们脱离其他被告及律师们的预备作业。就是否要出庭作证一事，我们不会采取任何方式去影响当事人的决定。我们将尽可能地向他提供法律建议。

席格决定不出庭指证他的朋友。他想知道到底政府有些什么合法手段可以“迫使”他出庭作证，如此一来他可以衡量他的风险。

通常的规则是，检察官给了证人免责证明后，他就必须指证，如果拒绝会被视为藐视法庭。免责保证是为了替代他宪法上“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因为在刑事案件中，证人的证词不能被用来作为自己的犯罪证据。席格知道这个，因为帕罗拉和帕特森告诉过他，如果不作证，就要去坐牢。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政府从未告诉席格，在某些特别的情形之下，即使是有了免责证明，证人还是可以合法地拒绝作证。例如说，联邦法律规定，政府不得使用非法窃听取得的证据。因而，在最高法院，即便是有免责证明的证人，对于基于非法窃听得来的资料所作的询问，依法可以拒绝回答，因为它是个不当询问（因为他取得消息的方法是非法窃听）。

就在席格告诉我们他的故事的时候，官方透露，联邦调查局曾经对防卫联盟和席格进行窃听。有个窃听器安置在联盟的总部，自1970年10月到1971年7月2日，而另一个被安置在席格家中的电话，自1971年11月15日到1972年3月1日。席格的许多谈话都被录了下来。这两个窃听器都是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授权设置的。虽然最高法院在1967年裁定安置窃听器必须有法院的授权令，不过政府却视若无睹。尼克松政府就认为，不论是国外的或国内的组织，举凡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安置窃听器并不需要法院的许可。1972年，在某个涉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案件中，最高法院强烈批评尼克松政府，认为涉及任何国内团体的窃听都必须事先取得态度中立的法官的许可，而不是那些可能有党派倾向的司法部长的检察官说了算。而涉及“外国势力”或间谍时，是否也要取得法官的令状，对此最高法院则还没有任何裁定。

当我们知道了非法窃听的存在，我们便要求看到司法部和国务院关于这些录音的文件。大部分的录音文件都列为机密文件，于是我们要求撤销机密等级。最后我们得到的比我们要求的还多（但非全部）这些文件果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政府的秘密档案

这些首次公开的秘密档案显示，苏联确实向美国施压要求制止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行动。在纽约市苏联民航办事处办公室的窗户被打破以后，苏联马上取消了第二天“四国高峰会议”的行程，而且直接把“责任”算在美国的头上。而苏联艺术家访美表演不成，导致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和歌剧院到美国的巡回演出也被取消（当然，这也是由哈洛克公司安排的）档案中还显示，苏联当局可能以犹太人防卫联盟为借口，意图停止或暂缓美苏限制武器谈判中战略武器的裁军约定。

苏联的抗议书中表示，如果不是美国的“共谋”或“纵容”，犹太人防卫联盟不可能持续、有系统地犯罪。苏联大使雅各布·马利寄给联合国的一封信，虽然文法拙劣，但是义正词严地控诉说：“大有作为的美国当局不可能毫无能力去处理犹太复国运动分子的强盗行为，他们散布着种族沙文主义以及‘上帝选民’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他们在你们的国家里制造仇恨并且公开宣传，以造成美俄关系恶化为目的。”（讽刺的是，政府的特遣部队竟将犹太人防卫联盟视为“左倾的政治团体”，因为胡佛以为所有反纳粹的团体都是左翼的。）其他苏联电报则声称：“没有任何犯罪是这样被处罚的。”并且表示要提供美国当局“做出这些蠢事的人的地址，如果司法部找不到的话”。

国务院的机密备忘录要求司法部一定要起诉防卫联盟的凶手，并表示这可以“适度增进美苏间的实质外交关系”。

当苏联法院把意图劫持苏联飞机开往瑞典的两名犹太人判处死刑时，犹太人防卫联盟马上要挟如果执行死刑判决的话，他们会立即处死4名苏联外交官。国务院的一封秘密电报显示，美国外交人员非常担心防卫联盟真的会那样做。行刑的前一天，国务院全神贯注地观察事态发展，最后判决被减刑为终身监禁。（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后来会去为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当律师，甚至飞到苏联去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调查局长胡佛认为犹太人防卫联盟可能威胁到美苏关系，于是写信给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要求准许在他们的电话中安置窃听器。他描述防卫联盟是“在美国活动的亲犹太人的好战团体”，要求“白宫应该表示关心”。因为担心联盟“支持犹太人”的活动会造成“美国在国际形势的困窘”胡怫同意授权安装窃听器以“进一步了解”联盟活动。于是政府当局授权安装窃听器。

看了这些秘密档案之后，我们发现有个窃听器的安装是非法的，因为它没有事先取得许可。无论我们认为犹太人防卫联盟是什么样的团体，它毕竟是个美国国内的团体。虽然它的任务是（用胡佛的话说）增进“犹太种族”的利益，但犹太人防卫联盟并没有得到任何国际上的协助。即使是以色列政府，虽然受惠于防卫联盟，却对他们的行动表示遗憾并且谴责暴力。

检察官声称，犹太人防卫联盟是个国际性的组织，所以最高法院针对国内组织的判决并不适用本案。首席检察官亨利·帕索提出这项论点，但被包曼法官打断：

法官：你的意思是说有人主张……对犹太人防卫联盟安装窈听器……和美国的国际关系有关？
帕索先生：我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如果法庭认为这不是国外的情报，而是国内的情报工作，那么……
法官：我是这么认为。

到今天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官方不继续强调“国际关系”这一论点，为什么包曼法官要急着驳回。即使防卫联盟是个国内组织，但是国务院的文件却显示这些窃听是“关系着美国的国际关系”的。这应该是个很理想的机会，可以更广泛地解释对外情报工作免除令状的例外。但是包曼法官却裁定，在本案以及诉讼的其他相关部分，所有窃听皆属违宪。

根据这项裁定，我们要求政府公开窃听录音的内容，以便认定席格的哪些供词受到非法窃听的“污染”，也就是找出“有毒的果实”。“污染”和“果实”是传统法律上的隐喻，暗指受到质疑的证据与政府的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关联。例如，如果政府进入室内非法搜查而发现毒品的话，这个证据便受到“污染”，因此是“有毒的果实”的搜查。可是，如果警察在非法搜查的过程中发现一本通讯簿，并借由通讯簿中的证人循线追查发现毒品，这时就比较难确定该证据是否受污染。法院可能会判定，最初的“污染”已经因为后来出现的证人而被“冲淡”了，所以该毒品并不是政府非法搜查的直接“果实”。{10}

如果我们可以证明，政府质问席格的问题都是从非法窃听直接取得的资料的话，我们可能可以说服包曼法官这些质问都是有毒的、受污染的“果实”。如此一来，我们可能可以确保席格不需要在哈洛克案中指证他的朋友。

我们等候着这些录音带，想要专心聆听每个字，仔细地分辨出任何蛛丝马迹，听他们从非法窃听中找到哪些来自席格的资料。

但我们并没有听到这些录音带：帕索检察官宣称这些窃听录音带已经“例行地”且“不经意地”被洗掉重录了，不过联邦调查局将其中的内容摘要“记录”下来。帕索告诉我们，这个记录是由专门听录音带的探员按照时间顺序记载的。我们拿到了这些记录，果然是一点用也没有，只有非常简略的摘要，让人相信联邦调查局监听单位的行为“十分得当”。

但是这些摘要记录倒也让我对窃听有其他的发现。席格的电话记录里从狗食、车子到炸弹、来福枪都有，甚至还牵涉到家庭成员和不计其数的朋友。这是个十分令人因窘的经验，因为我竟然知道了在窃听时有这么多人在谈论以及被谈论着。

窃听记录中透露出，情报局早在1972年2月就知道席格是防卫联盟的活跃分子，那是在安托爆炸案的两个月之前，也就是富豪汽车被搜查的4个月之前。3月时，他们知道席格涉及防卫联盟的枪支买卖。在5月（安托爆炸案之后几星期，但是在席格被谢客连锁店的售货员指认之前）窃听中透露席格受到相关当局的关注，有可能会找他来了解安托爆炸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席格所面对的情况是：如果他指证他的朋友，他可以免除所有的罪名。他可以无罪开释，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在西岸重新开始生活。可是席格并不想重新开始，因为如果这样，他必须完全脱离他成长和生活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他拒绝作证，官方就会把所有罪名加在他头上。他会因藐视法庭而被起诉，检方会找到最重的刑罚，判例显示，他所受的刑期可能会是所有哈洛克案的被告刑期的总和，甚至可能会终身监禁。基于他在布鲁克林的认罪，他会被处以最高刑罚。而且他也要为在纽约州持有爆炸物的罪行受审判。我们告诉席格，我们的胜算不大。基于政府非法保证他的合作，我们可能获得裁定拒绝作证不被视为藐视法庭。我们也可以根据免罪证明，使在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认罪成为无效。甚至可能因为政府非法搜查他的汽车，而使得检方的起诉被驳回。但是，我们提醒他，这三个质疑的成功可能性都很低，而如果在拒绝指证的情况下，任何一个质疑失败了，他就会在监狱待很久。

接着席格问我们是否可以延迟决定，直到获得这些裁定，这样他就可以确知拒绝作证的后果。这问题太难了。法律从来不会让证人轻易挑战政府。只要证人拒绝作证，通常都会被视为藐视法庭。

虽然这些规则是最高法院定的，但是我们还是决定在席格作出这个困难的决定之前，尽可能地寻找较有利的规定。而不是按照政府最希望的——等待传唤，然后出庭作证·我们采取主动攻击而控告政府。

我们的策略是让政府变成被告，在政府将防卫联盟的被告带上法庭为爱丽丝·康妮斯之死接受审讯之前，让帕罗拉、帕特森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为他们的违法行为接受审判。

主动攻击

当刑事辩护律师代表有罪的被告（而绝大多数的被告都是有罪的）时，控告政府有时候会是最实用的方式。美国司法制度是惟一允许这种角色互换的制度。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不过人权法案则十分重要地对政府以及它的相关单位作出了限制：宪法第四修正案限制了政府搜査和逮捕的权利（也被解释为包括窃听在内）；第五修正案则禁止政府在刑事案件中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为了实现这些修正案，最高法院建立了“证据排除法则”——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理中使用。

证据排除法则并非是美国宪法原有的。不过最早期的美国司法制度通常也排除某类证据的使用：逼供。证据排除法则袭自英国法律，这是因为严刑逼供所得的自白经常是假的而可能错判无辜。

某些经由威胁取得的供词，即使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案子里，法院还是逐渐扩大解释第五修正案的证据排除法则（例如供词和其他人证物证无关时）。在这些案件里，法院不是因为被告没有嫌疑才开释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道到侵犯。证据排除法则的重点不在于被告是否有罪，而是针对警察和检察官取得供词的不当做法。如果警察或检察官的行为抵触第五修正案所保护的被告权利的话，供词会被排除，有罪的被告会被无罪开释。最高法院认为宪法上的证据排除法则也适用于第四修正案。{11}1969年，最高法院在“马波诉俄亥俄州”案中裁定，有罪的物证，如果是通过“官方的违法行为”而侵犯了第四修正案所获得的，那么即使是最可笮的、最无庸置疑的证据，仍必须予以排除。最高法院也认为证据排除法则适用于非法窃听。这样一来，被告律师便可以试着去证明，对被告不利的证据是“官方违法”取得的。当法庭的大门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最高法院会开个小审判庭，在其中，政府变成被告，法庭则审理“官方的违法行为”。（近几年来，尤其是在最高法院院长华伦·博格任内，第四和第五修正案的证据排除法则被一批例外和限制玩弄着；但是高明的被告律师即使在今天仍能控告官方的违法行为。）

我们想要控诉的“官方违法行为”，包括无状的非法窃听、富豪汽车的非法搜查，还有胁迫席格成为告密者的行为，最后，还有政府当初为了强迫席格合作而许下承诺、最后又毁约的行为。

我们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并没有任何既定的机制，可以让证人（不同于被告）提出这样的动议去控告政府。被告在他的审判中可以提出动议排除政府对他不利的有罪证据。但是席格在哈洛克案中不会受审；政府不会提出任何对他不利的证据；他只会以证人身份被传唤来指证其他被告或接受诘问。事实上，在哈洛克案中，作为谋杀案的被告比作为拥有免罪证明的证人，对于席格而言要有利得多：作为被告，他有权控告政府在取得不利于他的证据（无论是口供或物证）时所采用的手段不合法；可是如果他只是个证人，他的权利就有争议得多。

我们想试试过去没试过的方法：我们要求庭上将席格列为本案被告接受审讯。这听起来或许是很怪异的、自杀式的策略，事实上相当安全。我们相信，在本案中，席格共谋的证据都是非法获得的，而没有了这些证据，法庭便无法判他有罪。我们的提议（我们知道是不会被准许的）会是个戏剧性的姿态，证明政府企图间接取得那些无法直接取得的证据；换句话说，我们是要控告席格在哈洛克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是由政府以“官方非法行为”所发现的。

庭期被安排在1973年2月的某个星期五早晨，我们来到法院，准备要施展我们离经叛道的诉讼策略。当美国助理检察官亨利·彼得·帕索和他的助理乔瑟夫·杰夫坐到控方律师席时，气氛相当紧张。在他们后面的被告席坐着科恩、戴维斯以及他们的律师。

我们坐另一张桌子，以强调我们独立于检方和被告之外。琼·贝克加入希维格和我的阵容，她是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年轻学生，现在担任希维格的研究助理。

包曼法官走进坐满了人的法庭。他问帕索：“国家的‘国情咨文’是什么？”帕索很缓慢而且似乎很烦恼地走向发言台，他宣布说：“政府提议隔离审理。”每个在场的律师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谓“隔离审理”的动议是政府常用的手法，是指将真正受审的被告，和不用接受审判或至少不在一起受审的告密者隔离听审。这是个让被吿辩护律师十分恐惧的动议，因为通常意思是某个被告已经变成告密者。可能的政府证人必须从其他的共同被告中“隔离审理”，因为宪法禁止政府传唤被告在他的审判庭中作证。

在帕索说明隔离审理动议的理由之前，我站了起来，要求这项说明应该在法官室中进行而不是在法庭。理由相当清楚：因为如果席格真的获得承诺不会被揭露他告密者的身份，而这项承诺是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那么在审理和判决之前，检方不应该在公开场合暴露他的身份。在这个议题上，帕索的回答是政府一贯的论调：“我并不知道检方做过任何承诺，席格先生竟然如此相信。”法官不顾我们的抗辩，裁定隔离审理动议将在公开法庭提出。

第一回合我们输了。

帕索继续说：“我们提出动议的根据是，席格先生提供了关于本案的情报，并且曾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获得承诺，在适当时候，也就是现在，他将因他的作证而免罪……席格先生就是所谓的官方证人……”

法庭里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不敢相信地发出惊呼，然后开始愤怒。组织里从来就没有过背叛者。对告密者的恐惧一直存在在他们的心中，但谁想到竟然会是最初制造炸弹的这个人？（很快地，席格和我都接到恐吓信，提醒我们，依犹太律法，他们不容许告密者活太久。）

接着官方提议让席格不受审判。

我表示异议。

包曼法官很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好像我弄错了，他问我说：“你反对他免予起诉？”

“是的，我们反对，”我回答道：“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希望政府对我的被告提出指控，而不是给他豁免权。”

法官狐疑地摇着他的手说：“在我的经验中，这是第一次政府提供豁免权而被告拒绝的。”

帕索要求延期一个月审理，以“调查是否有任何不当的压力”强加在席格身上。我们怀疑其实是政府想要争取一个月的时间，对于不愿作证的主要证人施加压力。察觉到时间上的迫切，我马上请求在星期一听审，保证届时我方所有的文件——申请书、宣誓书以及诉状，都会准备好。当我发言时，希维格用力拉着我的袖子，简直要叫出来说：“我们还没开始呢，星期一之前我们不可能准备好的。”我悄声回答他：“我们会的，如果必要的话。”而我们有必要如此做。法官安排在星期一审讯，但是条件是必须在开会之前备妥所有文件。

快马加鞭回到波士顿，我们召集所有法律系学生义工，日以继夜地准备所有必要的文件。星期天晚上，我们完成了，然后直奔纽约，为第二天一早的审讯进行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的当事人无法提供旅馆，防卫联盟的一个成员给了我们一间在曼哈顿西三十八街的住宅型办公室，供我们晚上工作及休息。当我们半夜到达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幢豪宅配备有游泳池和芬兰式蒸汽浴，墙上挂着红色天鹅绒，而从地板到天花板上都是镜子。有个隐秘的房间藏在镜子后面，按动按钮才会出现。楼上的房间都有电眼保护，任何人上楼来，都会触动警铃。有好几个吧台，各种酒类琳琅满目，冰箱中还有满满的鱼子酱和法式小面饼。我们注意到有十几张床上都没有毯子，但却有数百件干净的床单和毛巾。夜里没有暖气。

我们幻想我们将会在三十八街进行的活动：这里变成了我们的临时法律事务所，有小型法律藏书室、打字区、录音室，还有会客室。我们会在此度过许多夜晚，听录音带、准备交叉询问，以及写状子。

因为到达时很冷，房子又没有暖气，我们便在芬兰式蒸汽浴中开会。大约1点时，席格姗姗来迟，他告诉我们他在车子的备胎下面发现了一卷录音带。它已解体了，似乎不能播放，不过还是要试试看。琼·贝克负责查看是否有些可用资料，可以在明天的审讯中提出。

约摸清晨4点时，我听见楼上传来一声尖叫。哈维和我跑上褛去（关闭了电眼警报装置），发现琼坐在她的床上，双眼瞪着录音机，喃喃说道：“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我们问她怎么回事，她回答道：“我发现政府第一次对席格进行窃听的证据。”

我要琼播放录音带中的关键部分。我听到帕罗拉对席格说：“你知道那些玩意儿是在商店买到的，而我们又是如何得到所有消息的。你知道——”接着是含糊不清的字眼，可能是“不是”也可能是“是”、“用窃听的。”{12}

我失望地按下停止键说：“这有什么用？帕罗拉只是说：‘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琼和哈维齐声说：“什么，你聋了吗？他说：‘你知道是用窃听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可能有十几次。哈维和琼坚持他们的理解。我放弃我的想法。录音内容显示的可能是任何一种版本。

帕罗拉：如果我们第一个案子就动真格地起诉你，你难道以为我们没机会把你整垮吗？
席格：算不了什么。
帕罗拉：假设我决定指证，你知道那些玩意儿是在（谢客）商店买到的，而我们又如何得到所有消息的。你知道那是（不是？）我们窃听到的。
席格：这和第一个案子有何关联？
帕罗拉：这就是我们逮到你小辫子的地方了。你想谁会来搞你呢？我们会的。我们查过那间店，我们找出是你买了那些电池，我们知道你不会有好日子过了，我们以前还不曾知道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逮到你小辫子的地方。你知道的。如果你还不知道，那就是你太笨了，或者你的混账律师是个蠢蛋。

这个决定性的字，“不是”或“是”，含糊不清而且带有鼻音，是典型的布鲁克林流行的发音方式。仔细地听，我可以听见低沉的“d”，也有可能是“n”，但真的无法辨别出那个字。越听越觉得像“不”，我还是不相信那是“是”。因为我来自和帕罗拉、席格相同的地方，我设想我是一个带有波罗公园地方口音的“专家”，布鲁克林的直觉告诉我那是“不是”，但是剑桥的理性警告我那可能是“是”。作为辩护律师，我有责任站在被告的立场，主张这场对话可以证明帕罗拉承认对席格进行窃听而逮到他的小辫子。我向我的当事人询问，席格自己并不特别记得这场对话，也不确定帕罗拉曾说过，但是很可以理解的是，他希望我们采用最能帮助他的版本。不管怎样，我们还不准备在法庭上播出这卷录音带，或甚至透漏它的存在。我们还会给政府其他意外的惊喜，而这个录音带是我们压箱底的王牌。

10点整到达法院时，我们早已累得两眼昏花。我开始简述席格的诉讼主张。

德萧维奇先生：一开始就有许多的非法窃听……事件始末如下：
首先是非法窃听显示席格先生和安托案有关。
然后是非法搜查他的车子，并且发现其中和安托案有关的证据。
我们将会指出……只因为这些通过非法窃听和搜查得到的情报，帕罗拉先生才有办法让席格成为告密者。

我指出我们实际的劣势，因为窃听的录音带已经不存在了。联邦调查局已经销毁它们，不论是故意还是意外，这都违反了联邦窃听法规，法规中要求各单位所有窃听录音必须妥善保存。我们主张，政府不得违法利用这些证据。检方很巧妙地回答说，联邦法规只要求保存依照联邦法规进行的窃听录音；但是本案并不是依照联邦法规所做的窃听，它们未经认可，所以是非法的。因此根据行政管理，这些录音带是合法地被销毁的。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有两个错误（未经许可的窃听和录音带的销毁）但是检方却主张第一个错误使第二个错误不成立。对此法庭保留意见，而要求官方传唤他的第一个证人。

窃听

官方找来一串证人（联邦调查局和帕罗拉），他们否认联邦调查局的窃听和帕罗拉的行动有任何关联。帕罗拉发誓说他不知道有任何窃听的存在。这让我们实在很难理解，因为窃听是为了预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暴力行动，使地方执法官员得以预防，其实是具有正当性的。

为了支持“帕罗拉并非是经由窃听才发现席格”的这项争点，检方提出了他们如何发现席格的说明。他们声称有个叫麦克基肯的警探自行调查后认为，席格涉嫌另一宗爆炸案。帕罗拉作证说，有一天，帕罗拉和麦克基肯恰好在同一间房间里，他提到有一辆黄色富豪汽车由一个叫做艾尔文·席格的人所有，而他也在谢客连锁店中购买电线和电池。突然麦克基肯跳了起来大叫说，他正在找一个叫做席格的家伙，这人有一辆富豪汽车是登记在他兄弟的名下。

警探麦克基肯正在住院，无法出庭作证回答帕罗拉证词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他到底是如何得知席格这个人，以及如何认定他涉嫌炸弹案？麦克基肯的情报是否来自受污染的非法窃听？

包曼法官知道，麦克基肯的缺席使检方的说法出现漏洞，于是他下令要求仍在康复中的麦克基肯出庭作证。

我们计划在下一次审讯时诘问麦克基肯和帕罗拉，借此证实和检测这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是否有相互矛盾之处。就在帕罗拉站上证人席之前，琼•贝克无意中听到他要把他的车钥匙交给麦克基肯，并建议他既然还未康复就应该回家去。她立即打断对话并且要求传唤检方律师，认为既然麦克基肯还在法院中，便应该出庭作证。然后，帕罗拉站上证人席，接受询问几个问题之后便退席。帕罗拉快速地自法庭跑出去，我们警觉到事有蹊跷，我匆忙地跟在他后头。走廊上空无一人，我听到从男厕所传来的声音，有两个官员站在那边。帕罗拉催促麦克基肯快离开这里回家去。事实上，麦克基肯开着帕罗拉的车子从法院消失的速度，比看见通缉公告的罪犯还要快。我们马上把这场厕所会议告诉法官，但是帕罗拉和麦克基肯都没有因为违抗法院命令不得讨论案情或漠视我们要求麦克基肯随时等候召回而受到法院的告诫。

“我必定是疯了”

审讯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对席格车子的搜查行为，以及对组装炸弹零件的没收扣押。检方对于这项决定性的搜查的说辞，是建立在警探杰瑞米·霍华德的证词上，他曾搜査过富豪汽车并发现这些东西。霍华德那时正在进行监视席格的工作，并尾随席格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车潮受阻于红灯，霍华德走出车外直接走到富豪汽车那儿。在那里，根据他的证词，他看见席格的同伴丹齐格正在车子前座制造炸弹。稍后，当席格在停车场停车，而车门没关，很淸楚地看到一枚炸弹放在前座。霍华德表情严肃地陈述他的证词，虽然他知道席格当时察觉到被跟踪，甚至下车用袖珍相机对着霍华德拍照。

包曼法官似乎准备接受霍华德关于席格行为的荒唐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法官还得相信席格和丹齐格会在警察的视线之内犯下重罪。（测试犯人是否在法定意义下精神错乱的典型方法，就是看看“有警察在他身边时”他是否会犯罪。）包曼对辩护律师说：

我看这位男士的处理并没有什么不妥……我建议……你应该认真对待他们在此作证的事实……我的意思是，不要用法律术语来妨碍常识判断。

霍华德警探的证词很小心地使用警方常用的那一套说法，当被告质疑无状搜查和扣押时，他们总是说：警方有合理的根据相信那里有违禁品，在紧急情况或者在警察的视线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违禁品时，可以不用搜查票而直接搜查。{13}

不过最后包曼法官因为两件偶发的事件，而改变了他对于霍华德证词的接受态度。第一，我们找到看守停车场的服务生。他作证指出他开着黄色富豪汽车进入车库，陪同霍华德警探和警队搜查车子。他告诉庭上说他确定并没有看到炸弹，并且说如果前座有炸弹，他还敢将车开到车库的斜坡道，那他“必定是疯了”。第二件事则是在一个证人作证后不久，霍华德就被怀疑曾利用警察身份接受贿赂。

诉讼的游击战

审讯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们主张帕罗拉曾允诺绝不会以证人身份传唤席格的声明。争论问题的关键证人就是帕罗拉和席格。一场经典的一对一的较量于此展开。法庭中没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没有人——除了席格和律师们，我们是惟一知道有秘密录音存在的人。

我们曾花去很多时间决定如何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利用这个小小的秘密。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是要证明帕罗拉曾确定地允诺席格，如果席格将哈洛案中犯案的人名说出来，他就不会被以证人的身份传唤出庭。但是关键的承诺并没有在录音带中，于是我们必须让帕罗拉站上证人席，证明他说过这些话。

我们打算把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我们要让帕罗拉相信并没有对话录音，如此一来他就可以毫无提防地说谎，而且相信只有席格才会反驳他的证词。我们会诱导出某些回答，而我们知道借着隐藏的录音带，可以证明这些都是谎话（他却不知道我们对内情了解多少）

第二个阶段，我们要在诘问中逐字引述席格和帕罗拉的对话，使帕罗拉怀疑席格已经秘密录下他们的对话，即使不是全部的对话。

第三个阶段，我们计划继续对帕罗拉“逐字引述”那看似是哈洛克案的“抄本”。事实上，我们会引述部分的“抄本内容”，但并不是来自录音带，而是根据席格的记忆和描述粗略地重建对话内容。我们希望帕罗拉相信我们引述的就是录音带的抄本内容，并因而承认他真的作出了引述中的承诺。

最后，我们会播放录音带，让法院清楚地了解哪些陈述是有录音的，而哪些并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策略颇具风险，律师必须在进行交叉询问时能够误导证人、官方和法官（至少是暂时的）让他们相信或至少怀疑，我们确实拥有对话录音带，而事实上那些对话并没有被录下。

我们询问过几个熟知法律规范的权威人士，他们告诉我们虽然有点风险，不过我们打算对帕罗拉做的事并没有不当之处。我们知道我们游走在合法辩护的边缘，但我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是正当的。

我决定自己来进行对帕罗拉的交叉询问。我有两个理由。第一，我看起来很没经验，这是个优点：在第一阶段的交叉询问中，要让帕罗拉产生出自信的感觉（即使还不到傲慢的地步），这是很重要的。在我们的策略中最要紧的是，让他相信，除了席格和他的说法抵触的说辞，以及没经验的律师无关痛痒的诘问以外，他根本没什么好害怕的。第二，如果有任何人要为交叉询问中的误导而受到批评的话，我希望我是那个人，因为我是首席辩护律师，而且这个点子是我想出来的。

第一阶段的交叉询问由一些例行性的提问开始，这是为了让帕罗拉对所做的安排感到轻松。过了一会儿，我开始问他和录音带中的对话有关的冋题。

问：你是否曾告诉席格，你之所以没有向他宣读他的权利，是因为如此一来，他所提供的情报就不会被用米当做对他不利的证据？
答：不，我不曾说过。
问：你曾和他有过类似的讨论吗？
答：不，不曾。

帕罗拉并不知道，我们稍后就会播放他和席格的对话，而他不只一次地说过这些话。

问：你是否曾对他作出承诺，如果他提供安托案的情报的话，他绝不会被揭露身份？
答：不，我不曾承诺过。

录音记录将再次揭露，帕罗拉曾重复地提出保证，如果席格提供情报的话，他就绝不会公开席格的身份。

问：关于你向席格先生询问苏联大使馆枪击事件的情报，你是否曾告诉过他，如果他给你消息，你就不会在任何案子里传唤他出庭作证，也不会泄漏他的线人身份？
答：说也奇怪，是席格先生自愿提供消息给我的。

当然，录音记录显示，席格根本没有“自愿”提供消息，而是帕罗拉花好几个礼拜的时间逼迫席格，并且不断承诺绝不会揭穿是席格提供消息的来源，席格才勉强告诉他的。

帕罗拉中了我们的圈套，而且越陷越深：一个接着一个的回答都是假的。他必定知道这些回答都是假的，但他没有想到我们能证明那些都是谎话。在休庭时，他还向琼·贝克夸耀说，他在我的交叉询问中应对得有多好：“你那个教授老大，他可能很会教书，但是他却不知道如何对警察进行交叉询问。”

第二个阶段开始，帕罗拉开始起了疑心，接着相信我们真的持有他和席格的对话录音带。

休庭过后，我手持装着录音记录的卷宗走向发言台。同时，哈维在我们的桌上放了一盒录音带。哈维害怕检方会没收录音带，听听到底有些什么，或者没有些什么，所以把真的录音带放在手提箱里，而把音乐录音带放在桌上。不过我们在音乐的选择上却有了争执：哈维想要用《诸神的黄昏》但是席格否决任何瓦格纳的音乐；最后我们决定用贝多芬的音乐。我要求法庭在接下来对帕罗拉的询问中，允许我引述他曾说过的那些“猥亵的言语”。包曼法官严肃地回答说，“引述实际上使用的言语”是他一贯的原则。而这些猥亵的言词立即招来法庭内人群的窃笑。（我的母亲当时也在场，她稍后斥责我说不准我说这些脏话。）我引述抄本的内容，问帕罗拉是否曾经和席格有过以下的对话：

你不会因为任何罪名而坐牢。而且……如果你说是我说的，我会否认，我会在某个他妈的夜里遇见你，然后会开卡车碾过你。

帕罗拉还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答：不，我否认说过这些话。
问：你确定你从没说过要开车碟过他？
答：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我继续向他施压。我问他是否做过如下的陈述：

我告诉你，如果你耍我的话，如果你出卖我的话，我会他妈的轰掉你的脑袋。

帕罗拉回答时变得有些不大确定：“我想我没做过这样的陈述。”帕罗拉有些泄气，他的从容镇静开始有了改变。他要一杯水喝。他的脸色苍白，手指颤抖不停，使得手中那杯水几乎要掉落。

这个时候，助理检察官帕索不断地抗议，以妨碍我的询问。他是想借此让帕罗拉有喘息的时间，想清楚他的困境，并且反省回答的方式。抗议都被驳回，但帕罗拉作出了回答：

我只能说我有时会使用这样的言语……

帕罗拉的声调改变了。他自信十足的否认，逐渐软化为回避和健忘：“我不记得了，不过听起来很耳熟”“我有可能说过类似的话”“我会说这样的话来维持和线人的关系”。

于是每个人都很清楚了，我们拥有录音带，而且足以证明帕罗拉之前的证词都是在说谎。

直到此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人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发出了欢呼的声音。包曼法官告诫他们：“有些听众有点过于精力充沛。除非他们可以保持安静，否则我要请他们离开。”检方非常惊慌，整个案件都系于帕罗拉迅速消翳的可信度上。帕索试着要我们即刻播放录音带，以挽回颓势：

经由德萧维奇先生的陈述，我们得到很清楚的推论，他在这里有完整的录音记录，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法官回答非常微妙：

你们都确定那并不会让你们感到意外吗？

接着帕索提出他的要求：

如果有录音带和拷贝，我们能不能马上播出来，别再玩把戏了……

我们站在那里，一脸漠然，静默地等候法官的判决。我们的策略（当然还有整个案子）目前尚未明朗，结果难以预料。如果包曼法官同意这个要求，我们就要提出完整而且正确的录音内容，并列出录音中我们有哪些对话，没有哪些对话。从我们的立场去看，检方提出这个要求的时机糟糕透了。我们已经成功击溃了帕罗拉的可信度。但是我们还没有证明最重要的事情：帕罗拉事实上曾答应过席格，如果他提供犯案者的姓名，在哈洛克案中绝不会以证人的身份传唤他。只要帕罗拉继续相信我们的问题是根据我们持有的对话录音带，我们就可以成功。而我们就要针对在哈洛克案的调查中，帕罗拉和席格没被录音下来的对话对他进行诘问。

包曼法官下令休庭以思考如何裁定。紧张的情绪被我的母亲打破，她烤了巧克力果仁甜饼干，一视同仁地分给所有的人，包括律师、被告，甚至山度·帕罗拉。（我的母亲每次到法院，总是要烤些饼干。）我的母亲注意到我十分紧张，她认为是缺乏睡眠和食物。她给我更多的饼干和一个有咖啡香味的犹太小甜点。

我掩藏心中的焦虑等候法官的决定，而当他回到法官席宣布他的裁定，我才松一口气：
德萧维奇教授有权对于证人的可信度或是对实质性事实进行讥问。
现在，他可以借由播放录音带的方式来进行，或者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我们继续吧。

我们的交叉询问到了高潮：帕罗拉必须相信，我引述的对话是来自录音带。我们已经问过席格，请他尽可能地回想关于哈洛克案的重要对话的所有确实细节。他交给我们关于对话内容的手稿，可是其中却缺少帕罗拉的风格和粗话。这时候，我在波罗公园的成长背景提供了无价的协助，我在编修手稿时用上了我们的街头黑话。

我们引述的句子，对我们而言，听起来很像帕罗拉自己说的。但是重要的是，必须让帕罗拉感觉像是他自己说的才行。

我装作很从容的模样，就好像只是要继续中断的诘问。我问帕罗拉是否记得和席格有过如下的对话：

帕罗拉：你去了哪里？
席格：什么意思？
帕罗拉：我说过两点钟，不是吗？
席格：不。你说两点到两点十五分之间。
帕罗拉：嘿，别装蒜了。喂，你得帮我这个忙。如果你可以在哈洛克那事上带个忙，我会很感激的。整个地方将会……

法官突然打断了我的问话，并且要求我提出“复本”给法院笔录员，这样他就可以不用叫我放慢速度以便抄写。我有些发慌：我正念到关键的问题，却要我把“副本”交给笔录员。但那并不是副本！那只是席格的手稿。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要被席格的抄本给打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接着法官说完他的意见：“否则你必须说得再慢一点。”我们获救了。我放慢了速度继续道：

帕罗拉：我答应你，席格，只要给我们名字，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如果没有你我们还不能证明的话，我们就真的会不能证明。

我将“抄本”移开而直视着帕罗拉的眼睛。”你记得这样的对话内容吗？”帕罗拉看着别处，嘴里喃喃地说：“事实上，我可能说过这些话。”

我看着琼和哈维。他们的眼睛闪烁着成功和期待。成功了——至少到目前为止。帕罗拉相信我们拥有哈洛克对话录音带。我回到抄本，继续念道：

帕罗拉：以前我们知道是谁做的，你以为我们不会把他们楸出来？你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们会把他揪出来的。我告诉你，我们可以的。
席格：如果有人发现呢？
帕罗拉：没人会知道的。你甚至不用到大陪审团面前。我们可以完全解决，而不需要用到你。

当我问帕罗拉他是否记得这对话的内容时，他再次把脸转开并且很模糊地表示：“那听起来很熟悉。”

这时，包曼法官开始对帕罗拉的躲闪态度感到不耐烦。当帕罗拉对另一段对话的诘问回答说“我可能说过那样的话”时，法官严厉地斥责他：“你说可能是什么意思？你说过还是你没说过？”情势已经转变了。检方意识到事态严重，再次开始表示抗议。但包曼法官似乎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事实上，他说了一段话，使我们怀疑他已经看穿了我们的小把戏，他对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拥有全部的（或甚至任何的）对话录音带感到怀疑：

法官：这些提问并不构成证据，特别是在没有陪审团的审讯中，请注意你们是在有相当丰富的刑事案件经验的法官面前。
如果录音带存在的话，无论如何德萧维奇教授必须要提出来。

不过包曼法官对这场交叉询问越来越有兴趣，也越来越投入。其中，在引述抄本时，我开始扮演对话者的角色。官方立即提出抗议：

帕索：法官先生，我对这样的演出表示抗议。
德萧维奇：对不起。
法官：我了解你的痛处，帕索先生，但这是相当让人兴奋的方式。

另一次，包曼法官还接手了这场交叉询问：

法官：请一句一句来。
德萧维奇（朗读）：“喂，只要告诉我谁做了哈洛克那件事。只要给我他妈的他们名字就好。”
法官：1972年3月，你是否和席格先生有过如此的对话？
帕罗拉：是的，我可能曾有过那些与哈洛克案有关的谈话，法官先生。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要你做证人，我们会绕过你去办这个案子。我们会用你提供的线索。”
法官：在那场对话中你是否对他说，不要告诉我你可能有或可能没有，我要知道你有或没有？
帕罗拉：我相信我已经在记录上作证过，法官先生，事实上我是对席格先生说过，我们会绕过他去办这个案子。

包曼法官现在正在帮我进行交叉询问。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进行。”
法官（提高了声调）：你说过吗？
帕罗拉：用这些确定的字眼吗？我不记得了，法官先生。
德萧维奇：你有对席格先生做过如此的陈述吗？
帕罗拉：实际上，我会说我说过。
法官：那么这是真的了，不是吗？你曾经对席格说过：“我们不会利用你。”对不对？
帕罗拉：法官先生，我和席格的对话是：“如果我们可以绕过去办案的话，我们就不会利用你。”法官：我并不是说“如果”那一段。我问你的是，你是否曾对他说过没有加上“如果”的那段。
教授，请你再读一次最后那几行。
德萧维奇（朗读）:“我们不会利用你。我们就是不会，也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已进行。”法官：你对他说过那样的诒吗？
帕罗拉：这听起来很熟悉，法官先生。我不能确切地记得是否就是这几个字。
法官（生气地吼叫）不要打断我。我认为当你说“听起来很熟悉”时，就是你大体上是记得的，即使不是这几个字！
帕罗拉：大体上，是的，法官先生。
法官：是的。

如此一来，帕罗拉即是承认他曾承诺席格在哈洛克案中决不以证人身份传唤他。

我们的策略进行得比我们大胆设想的还要好：帕罗拉否认了大部分我们所持有的录音带中的对话，而他却承认了事实上并没有录音的对话。

交叉询问末了，法庭上每一个人，包括法官、检方，甚至帕罗拉自己，都相信帕罗拉在法庭上说了谎。帕罗拉惊慌又困窘地离开证人席；帕索生气地看着他；而包曼法官的表情写着，这人真笨，笨到逮个正着。其实，法官形容这一天是“大崩盘”。

诘问收场的时候到了：播放录音带。趁着帕罗拉的证词在大家心中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急着要播放录音带。我们希望对包曼法官证明，他刚刚的怀疑（录音带的事可能只是个故弄玄虚），只是部分正确。我们也想证明，关于诘问帕罗拉的对话内容，其实真的有录音带，虽然不是全部。

第三阶段的交叉询问刚结束，我便立即宣告：“我们希望现在能播放录音带，唤醒帕罗拉警官刚才那些他记不得是否说过的回忆。”

检方对此声明犹豫不决，他们建议接收录音带，而由联邦调查局测试其真伪，并准备抄本。法官于是决定延期审理，直到检方完成他们的工作。

虽然我们并无法律上或道德上的义务，必须在那个时候告知法院或检方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在录音带上，但是现在证实，那时候没告知他们，实在是失策。我们任由检方“发现”这个“漏洞”并由他们来向法院揭露，造成作假的印象，好像我们想要隐藏什么。

无论如何，这重要的一天以犹太人防卫联盟的群众拥促席格欢呼庆祝结束。他们在今天之前还瞧不起席格出卖背叛的行径，今天却称赞他机智忠诚。有些人甚至暗示（虽然我怀疑有人会相信），席格是为了让检方出丑并揭发他们卑劣的做法，才编了这出不寻常的戏。隔天的新闻报导说，秘密录音击溃了检方的关键人证。

扭转局势

经过一个周末，当我们忙着准备帕罗拉录音带的抄本时，包曼法官显然开始认真考虑他证词中的含义。在帕罗拉的可信度破产之前，法官并不需要面对我们的动议所引起的法律难题：警察对告密者承诺不以证人身份传讯，这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性。就像很多法官例行性的作为，他可以选择相信警察的否认。但这条路似乎行不通，因为经由录音带的揭露，帕罗拉的确做了承诺。

当星期二包曼法官再在法庭出现时，他必须对哈洛克案中的其他被告所提出的动议作出裁定。那天席格和我都不在法庭上。但是包曼法官不断地表示对我们动议有所怀疑：

我想要询问德萧维奇教授的申请，到底要我做什么。检方还没开始传唤证人呢，他要中止什么？他到底要求我对哪个机关行使权力，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啊。我也没听他说。
在我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里，这样的事我是压根听都没听过。

现在事实对我们有利，而包曼法官对于法律却有了别的想法。

在那个礼拜里，我们把录音带交给检方。检察官播放时当然发现哈洛克案的承诺根本不在录音带的记录上。帕索打电话来剑桥找我，他很生气我们玩的“小把戏”。却也佩服我们的聪明。他还告诉我，星期五的下午包曼法官要在他的“法官更衣室”约我见面，谈谈录音带和抄本的问题。因为是例行公事，我独自前往，也没有携带任何文件，希望可以在半个钟头之内离开。然而，那个星期五竟然变成我律师生涯中最令人震惊的下午。

我一坐下，美国的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就站了起来，他的演说经过排练，他指控我“非常非常严重地误导法庭并且误导证人帕罗拉”。杰夫指控我“引述”不在录音带上的对话混淆帕罗拉。包曼法官逮到这个“严重的错误”，而对我们表示“根据这些陈述，你们让证人道德堕落，并误导我们认为他说谎”。包曼法官开始把帕罗拉当做受害者，而我就像是个攻击者，似乎忘记了录音带本身（并非是我们的“陈述”）才是证明帕罗拉说谎的真正证据。包曼法官的语气倒像是个检察官，他开始攻击我说：

法官：现在，我想建议你，先生，至少在这个法庭上，律师必须按照规矩来……
德萧维奇：法官先生，我不知道有任何不按照规矩的地方。
法官：那么，先生，你和我对司法层次的看法有所不同……
德萧维奇：我只是不了解你的论点，阁下。
法官：不要以为我想和你争辩什么，先生。我是在表达法院的意见。
德萧维奇：如果当他认为没有录音带而说一套证词，而当他相信有录音带时，又是另一套证词，我不了解我们发现了什么真相。

包曼法官不为所动：

法官：你认为你可以问那些从录音带中摘述的问题，而又在其中夹带一些不存在于录音带里的杜撰问题吗？ 德萧维奇：当你说“不存在”时，你是认为那是“杜撰”的吗？
法官：是的。
德萧维奇：不，这说法不适当。你的问题是不是：在证人以为被录音的对话中间，夹带地问他某些没有被录音、却使他误以为在录音带上的对话，这种做法是否正当，我会说是的。
法官：即使是你的行为、举止、朗读和其他的态度都显示就是在录音带上？
德萧维奇：当然是的。
法官：你和我有绝对不相同的看法。
德萧维奇先生：我想我们是的，阁下。
法官：我认为那是应该谴责的行为。
德萧维奇：是否你想对我解释……
法官：我不需要回答问题。你了解的，不是吗？
德萧维奇：我完全不明白那有什么不对。
法官：这我帮不上忙。

我们显然发生了分歧。我请包曼法官在这个议题上能“保持客观”，至少等到我们有机会书面回答检方的控诉，而不是在这里的对话。但“法院”可等不下去：

法官：我批准并且指示，那些问题和回答自他的证词中排除。这意思够清楚明白了吗？……现在，我要替德萧维奇教授省下写诉状的麻烦，因为我直接裁定：那是不当的程序，而如果我有错，就请上诉法院来告诉我吧。{14}

就这样，一个突然的重击，包曼法官裁定说他会忽略录音记录、帕罗拉明显的谎言，以及帕罗拉不情愿地承认他曾作出的重要承诺。突然之间，说谎的警察变成真相的最后堡垒，而对他交叉询问的律师，却变成不道德的讼棍。包曼法官在他的裁判书中强烈地暗示着，他将正式地以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指控我，因为我误导交叉询问。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因为包曼法官的批评以及他任性的裁定，我很生气地离开法院，但我也决定那绝不会是我最后一次对帕罗拉进行交叉询问。虽然法官想要让我省下对交叉询问的妥当性呈递诉状的“麻烦”，但是我仍决定为我的行为进行答辩。

几天之后，带着关于对帕罗拉交叉询问的正当性的诉讼摘要，我们回到了法院。我们引用很多法律权威的言论来支持我们，“长期以来，有效的交叉询问的本质就是（尤其是对那些说谎的证人），使人相信询问者手中多少握有某些证据，无论比实际上的更多、更少或是完全不同的证据”诉状中引述许多和帕罗拉的询问相似的案例，这些案例都被法律权威认为是“经典的”有效使用交叉询问的例子。

我们甚至提到林肯，他在伊利诺斯州当律师时，据说使用了和我们相去不远的策略。法兰西斯·威尔曼在他的经典作品《交叉询问的艺术》里，提到“有指导意义的交叉询问案例”。有个叫加里森的人以谋杀罪名被起诉，他的母亲聘请亚伯拉罕·林肯为他辩护。林肯询问目击证人是如何发现犯罪的。“借着月光，”他回答道。林肯于是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历书，并在提问中宣读说那天晚上并没有月亮。证人以为他被历书打败了，只好承认是他杀了人。威尔曼详述说，这个传闻，“有些伊利诺斯州的巡回法院人士常说林肯在这案子中骗了陪审员，他以旧的天文历替代谋杀案当年的天文历”。{15}

包曼法官对我们的法律研究没有兴趣。他继续用人身攻击：

法官：我今早才想警告你，不要再用你上礼拜五对我的那种质问态度和我说话。
德萧维奇：我实在是不了解阁下所说的。
法官：对此我很抱歉。继续。我会听你说的。
德萧维奇：你的意思是指我的音调有问题，或是太大声，或是哪种态度……
法官：回答问题并非我的习惯。
德萧维奇：记录下来吧，我现在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并且以极其卑敬的态度。（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想到在电影《我的小山雀》里，梅·威斯特对法官的反驳，当他问她是否对法院表示出蔑视的态度时，威斯特回答说，“不，我正极力要隐藏它。”）

就在这个时候，哈维·希维格扯我的袖子小声地说：“亚伦，必须停止了。包曼正在审问你。我们要让他知道我们是针对事情的。你何不休息一下，让我从这里接手。”我总是愿意向我的老师学习，我要求休庭到法官室去讨论这件事。

希维格接手并向包曼法官解释：

希维格：问题是我们觉得我们完全没有错。依法我们必须进行，但是如果无论德萧维奇先生说了什么，总是被误解成语调怀着敌意，或是措辞不够尊敬，我们对席格的辩护就很难进行下去。
法官：辩护律师质问法庭是很不恰当的。这你知道。{16}
希维格：但他的确有权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法官：你们要申请什么？
希维格：我们认为法庭应当主动回避本案。

当提到“回避”时，包曼法官愣住了。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在审判中法官表现得明显偏袒某方，他就必须自行回避本案。这是法官的耻辱，特别是由辩护律师提出时。希维格故意在法官室私下提出来，让他不至于在众人面前出丑，但是这个动议迟早要公开的。经过这个回合，包曼法官整个态度都改变了。他直接问我：

法官：我看并没有理由不让你继续以你惯有的活力为你的当事人辩护……我想我们应该重新来过，并看看是否我们不能再进行下去了。对于这样交叉询问的方式，我心里其实有强烈的意见。但为了让你比较放松，我现在告诉你，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会写下任何建议……

我们接受法官的保证而回到法庭来。在我们离开之前，包曼法官叫我过去并告诉我，他想“非正式地”对我说些话。带着长辈的笑容，他告诉我，如果我像个“街头律师”对于我的交叉询问，他其实并不会那么生气。“但是你是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你在教法学院的学生。我必须用比较高的道德要求你。”我告诉法官：“如果我对我自己用你所说的‘比较高的道德要求’的话，那么我对我的当事人就会进行标准比较低的辩护。那并不是好的法律或好的道德。我希望我可以继续破除所有道德的质疑以帮助我的当事人，并且继续告诉我的学生，如果他们成为辩护律师的话，也要这样做。”

接下来的审理期间，包曼法官对我的态度倒是中规中矩。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我们回到法庭，准备播放录音带作为呈堂证供。联邦调查局结束了对录音的检查并报告（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录音带是真的，没有经过任何篡改。其中关键的那一段话听来很模糊：在1971年秋天，帕罗拉对席格说的话里，到底是说“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还是“你知道不是用窃听的……”。

录音带播放了，并为法官再播一次：

法官：听起来很像，“不是用窃听的”，但我想要再听听看。请播放两三次。
(播放录音带。)
法官：我错了。”你知道是用窃听的”，才是他所说的。

我们赢得决定性的争点。法官听这含糊的字眼时，注意到我们这一方。

审讯到此结束。包曼法官表示会尽快作出判决，但是几个礼拜过去了，他的办公室没有透出只字片语。律师们最喜欢的消遣，就是推测判决迟延的含意，无论是陪审团的判决还是法官的判决。希维格是极端的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时间的延宕是个好预兆：“他真的在看我们的文件。”我是极端的悲观主义者，只看到了黑暗面：“他正在撰写冗长的判决书，准备要在我们的棺材板上钉上最后的钉子。”琼。贝克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已经准备好了上诉状，相信无论包曼法官对哈洛克案作出什么判决，都要上诉。

在等待包曼法官的判决书时，我们还有事情要做。助理检察官帕特森以席格在安托案的认罪协商威胁他，如果他不肯合作的话。

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排除这个威胁。因此，我们在纽约东区地方法院提出告诉，希望能撒回席格的认罪，因为免罪证明文件早已预先排除了这个可能性。

那时候，政府的人都知道席格录下了检察官和线人的对话。没有人确知席格到底录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只拿出哈洛克案件部分的录音带给检方，没有拿出关于安托案的部分。

我们和帕特森协商时，我们透露说他和席格的对话已经被暗中录音了。我猜想帕特森可能是害怕像帕罗拉那样接受交叉询问，于是他决定“建议”法官准许撤回认罪而不用经过审判。法官接受帕特森的建议，于是席格的认罪获准撤回。

1973年4月25日，也是康斯坦丁诺法官在东区地方法院准撤席格认罪的那天，包曼法官作出判决。仿怫有个法庭小丑对我们说：“我有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坏消息是，包曼法官写了长达38页的判决书，上面说席格必须为哈洛克案的审判作证。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包曼法官认定一个事实，“录音记录无法支持席格的主张”。也就是帕罗拉曾承诺席格如果提供涉案的人名便不必出庭作证。

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帕罗拉曾在交叉询问中承认“实际上”曾对席格说“我们不会利用你”；并且帕罗拉的伙伴乔瑟夫·吉普尼作证指出，他曾给过席格“全面的保证”，不会暴露他的身份，也不必出庭作证；而录音带也确实显示帕罗拉重复对席格保证政府“不会为任何事出卖你。我不可能把你说出来。”{17}

包曼法官决定相信帕罗拉的证词，他说他不知道有违法窃听，也“从未自窃听资料或联邦调査局中取得任何情报”。当然，其中还有个问题，在庭讯的时候，包曼法官听过录音带好几次，也认为帕罗拉曾告诉席格“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这就是我们如何逮到你的小辫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他只要再度改变看法就行了：

我倾向同意检方的意见，……录音的那个字是“不是”。

包曼不愿意根据录音带内容去作裁判，反而完全相信帕罗拉的话：

在听审中，帕罗拉经过所有询问，他都坚持他说的是“不是”。我必须重视他的回忆。在我的看法尹，这一证据具有更大的力量，即使面对持续的、有时候不公平而令人混淆的交叉询问，帕罗拉仍然坚持毫不知悉而且也未曾使用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任何窃听记录。

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尤其在水门事件正沸沸扬扬之下，联邦法官居然选择“相信”警察的证词，而秘密录音却保存了他自己的陈述而显示该证词是假的。包曼法官完全漠视录音带、吉普尼的证词和交叉询问（除了被视为“不公平而令人混淆的”以外），他竟然遽下断言说帕罗拉所言属实。

我相信每个听到帕罗拉证词和录音带的人——法官、检察官、法庭内列席的人——都会认为帕罗拉在说谎。可是包曼法官仍然在判决书中说他相信且信赖帕罗拉是诚实的。我们知道要说服某些法官相信警察说谎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最生动也最令人沮丧的例证。警察作伪证，以及美国某些司法制度的纵容，大家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大部分的刑事律师都很犬儒地接受了，就像他们也都知道大多数被告都会说谎，却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警察的证词离谱到不可置信，特别是警方自己都不相信，就好像警员杰瑞米·霍华德，他曾对席格的车子进行搜查。包曼法官裁定席格对该车搜查行为的解释较霍华德的证词更为可信。他认为对富豪汽车的搜查行为是违宪的，并判定“政府不得基于席格车内的物品对席格进行讯问”。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个判决所蕴含的问题：对席格的车子搜查和扣押以及发现证明他涉及安托案的“技术证据”，这些是帕罗拉用来威胁席格当线人的关键。

在涉及“证据排除法则”的所有判决中，由各个方面来看，包曼法官的判决书其实是很典型的。他不和我们争执法律上的问题，因为他知道任何法律上的错误都可能会在上诉法院复审中被提出。相反的，他处理所有不利于我们关键性的事实争点。除了特别的情形，原则上，上诉法院不会推翻原审法官的事实判定。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地方法院法官事实上听到并且看到现场的证人，所以应该是比较有立场去认定他们的可信度，而非像上诉法院只是审阅“冰冷的”文件。另一方面，“法律”只存在于上诉法院的特别职权范围里，他们的对象是卷宗而不是证人的证词。很多地方法官（很清楚他们有通过事实去造法的权力）故意以他们的事实裁定去迎合他们所要的法律结论，如此一来，便有效地绑住了上诉法院的双手。

所有诉讼程序的参与者都了解这个哑谜，但是除非过度滥用，否则很少会揭穿它。

包曼法官的判决是这种类型的杰作。我们知道很难会被上诉推翻的。包曼法官骄傲地提醒我们，他的案子从不会被上诉法院推翻。（很多法官都把诉讼程序人格化了，而认为他们才是上诉的主体，而不是被告。）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何他对这项记录如此自吹自擂：他的判决似乎是有意为防止被上诉法院推翻而设计的。

到这个时候，席格的未来很灰暗。我们已经得到席格是否必须出庭作证的判决，但是对我们非常不利。如果席格受传唤出庭却拒绝作证，被判以藐视法庭似乎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会是个很重的判决。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检方赢得了第一回合之后，迅速地开始进行哈洛克案的诉讼。夹着锐不可当的气势，检察官急着要传唤席格作证，趁着包曼法官的判决刚出炉的时候。我们的义务是告知席格我们专业上的意见，上诉是否能成功是很不确定的。我们很不愿意向席格提供我们个人的忠告，建议他是否要提出对他朋友不利的证据。（而我们几个人之间的意见也不相同。）席格必须自己去根据这些专业判断（无论是事实或是“猜测”）去作决定。

我们决定立即上诉，因为我们猜想席格很快就会被传唤作证，并且会因藐视法庭而被抓（如果他拒绝作证的话）案件就会迅即进行辩论。时间非常重要，我们想包曼法官在判定席格藐视法庭之后，会命令拘留席格而不准保释，因为到了席格被传唤到证人席时，哈洛克案的陪审团已经就座，而法官并不愿意让陪审团因为冗长的上诉而模糊了对本案的印象。在我们的策略中，顶重要的是，在上诉未判决之前，席格必须在监牢之外。我们希望他可以下决定。这意味着要确保他一方面不被官方和法院施压，另一方面也不受到防卫联盟的压力。席格不久前娶了朵娃·凯斯勒，她变成他拒绝作证的支柱。我们害怕如果政府拘禁了席格，离开他的律师和老婆，他们又会对他施压而旧戏重演。

最后，对哈洛克案的审判开始了。法庭挤满了防卫联盟的支持者，有的带着圆顶小帽、有的围着祈祷的披肩。每个进入法庭的人都要由美国特遣部队检查是否携带武器。包曼法官告诫几个联盟的成员停止前后摇摆的祷告仪式。有一次，有个妇人站起来狠狠地瞪了法官一眼（古老的犹太诅咒方式）激怒了包曼，竟威胁她说，“如果再犯的话”，就要驱离她。

在锱铢必较和种族的争论下，双方选出各自认为最有利的陪审员，陪审团名单出炉了。（被告律师猜想：面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被告，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陪审员会比英国白人新教徒、黑人或犹太人更支持他们。）助理检察官乔瑟夫·杰夫开始进行言词辩论，他告诉陪审员检方在本案中的立场几乎是建立在席格的证词上。

法官不耐烦地说：“带席格先生上证人席。”紧张气氛骤然升高。每个人都在等待我们的下一步。席格会作证吗？他会拒绝作证而因藐视法庭被抓吗？法官会作出怎样的有罪判决？席格穿着不合身的外套、没有扣上的衬衫，慢慢地走上证人席。他紧张地转了一圈才坐下来。当助理检察官帕索对消沉忧郁的席格开始第一个问题时，紧张气氛急遽增加，他问道：“以下所述是否属实，1972年1月25日星期二，哈洛克爆炸案前一天，你在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总部遇到斯图尔特·科恩和谢尔顿·戴维斯?”这个时候，即使是我们都不能确定席格会怎么做。

他把手伸进他的皮夹，作了个冷静的决定，拿出一张纸条。这是我为他准备的，当他决定不作证时，可以使用这个声明。他开始念，其中几个字音还颤抖着：

我很尊敬地婉拒作答，因为政府官员曾经承诺，如果我提供特定的消息，我就不必出庭作证，因为我的身份是政府通过非法窃听和非法搜查而得知的。
我相信我很尊敬地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是我有意要妨碍司法，只是确信司法会给我正义，而我在宪法上的权利也不受侵害。

帕索听到席格拿着手稿的陈述，声严色厉地说：“是谁为你准备这样的声明的？”包曼法官回答道：“这显然是他的律师写的。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接着帕索问席格是否“意图基于宪法第五修正案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席格回答道：“是的，我不愿。”帕索十分惊讶。在他经验中，这是第一次听到不愿作证的证人在被问到可能判他有罪的问题时不向宪法第五修正案求助的。

帕索继续提出可能陷他于罪的问题；席格每次回答都照本宣科。最后包曼法官向前探身，瞪着席格说：

席格先生，我要告诉你：拒绝遵守法院的指示，你会为藐视法庭而受到惩罚。

法官继续盯着席格看，而这个惶恐的证人蜷缩在座位中，不敢看着法官的眼睛，但是仍坚持拒绝回答检方的问题。

这些都在检察官意料之中，他转而要求法院给予证人免责权。我站起来提出抗议，因为只有在证人援引“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时，才适用免责权的法律。我们故意让席格拒绝引用第五修正案的规定，以投入变量，搞乱检方的计划。但是包曼法官看穿了我们的手法，而提醒检察官，因为席格并未援引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所以不必赋予他免责权；他得被迫回答问题，如果拒绝回答，会以藐视法庭受罚。

接着法官正式判定席格藐视法庭，并且下令将他监禁，直到他改变意愿同意作证为止。

通常，当证人被判以藐视法庭，都会立即关起来，以便对他施压，让他同意遵循法院的命令。我请求法院在上诉审理期间，允许席格交保。我告诉法院，我已经准备提出上诉，在“下午2点30分，如果必要的话”。如此一来，我表示了无意拖延诉讼。我同时提醒包曼法官，他对我们所提的争点写了长篇大论的判决书，这当然意味着，上诉的争点也会是严肃而重要的。

我们怀疑我们的请求是否会获准，因为包曼法官已经着手进行审理，而陪审团也已宣誓了。检方想要迅速进行。我们也认为包曼法官会受到最近报导的影响，哈洛克强烈抗议防卫联盟制造爆炸的人竟然还逍遥法外，他们差点儿杀了他。他抱怨说，他不能“想象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这么可怕。这些人进出法庭好几次，他们已被证明有罪，而审判居然还在进行”。他的这席话获得广泛的回响。

令我们惊讶的是，包曼官同意让席格交保，因为考虑到“德萧维奇先生促进诉讼”的表现。几分钟之内，帕索和我站在上诉法院的全体审判团之前，他们要求极为紧迫的时间表，在12天之内，所有的答辩状及论据都要齐备。哈洛克的审判延迟，陪审团回家，而所有的人都在等候上诉法院的行动。

上诉法院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是个有卓越传统的重要法院。其管辖范围包括整个纽约州、康涅狄格州以及佛蒙特州。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只审查很少的案子，上诉法院（为了实际上的目的）是大部分刑事被告的终审法院。过去，第二巡回法院的历任法官有许多司法界的伟人，如韩德法官、哈兰法官、法兰克法官以及克拉克法官。（当然也有些司法界的小丑。）法庭坐落在联邦法院的第17层楼，可以眺望布鲁克林桥和华尔街金融区，外表简朴却令人印象深刻。法院有9个执行业务的法官和几个资深法官，每3个法官轮流组成审判团。特别的审判团会听审某些案件，而且直到辩论前几天，才公布审理的法官名单，这是为了防止律师为了个别法官的偏好而撰写诉状。这也使得上诉律师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且具挑战性，因为每个法官的法律见解都不相同，特别是在刑事及宪法的领域里，同样的论点可能被某个法官接受，却冒犯了另一个法官。

其中有个法官，我尤其关心：首席法官考夫曼。当考夫曼还是个地方法院法官时，担任过该法庭最后一宗死刑案件的主审法官：1951年恶名昭彰的罗森堡间谍案。他判下死刑判决的风暴，至今尚未平息。虽然他在独立而有影响力的上诉法院声誉卓著，可是他仍然时常为罗森堡案的判决受攻击。其中有人批评他，身为犹太人，竟然不知道要关心他的同胞。我担心只要案件牵涉到任何恶名昭彰的犹太组织，他就会做出完全相同的事。我希望审理的法官里没有犹太人，如此他才能摆脱某些种族情结，而只专注于复杂的法律问题。

法院终于公布审判法官：主审的是大法官考夫曼。两位陪审法官都很资深：康涅狄格州的法官史密斯和来自纽约地方法院的法官布莱恩，他刚暂调到上诉法院。我一知道审判团的名单，就马上到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查阅考夫曼和他的同僚所有的判决记录。上诉庭的辩论经常受个人意见的主导，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辩论由某位在场法官对某个案件所撰写的解释。

阅读考夫曼大法官对上诉案件的许多见解，让我获得了鼓舞。他不是倾向政府的人：他经常责备检察官（对被告辩护人也一样的态度）。他显然很喜欢精彩的辩论。为了强调宪法的基本精神，他也会（至少是偶尔会）把显然有罪的犯人无罪开释。我的几个律师朋友，一听到是大法官考夫曼主审，就提醒我一定要做准备，否则他的态度会是十分尖酸刻薄的。

于是我心里有了底，便开始准备相当关键性的言词辩论。在上诉审中，只有言词辩论才能和法官直接遭遇。这是惟一的机会，可以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并且响应他们所关心的议题。一般而言，在律师能够对法官陈述论证的15到20分钟的时间内，案子经常就会尘埃落定。

通常上诉庭不会像某些法庭有那么多旁听者。听众只有法官助理、在旁听席等候的被告，以及等着上前发言的律师。在那个6月燥热的星期二里，只排了一个案子，法院却被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支持者、媒体、被告家属和几乎全员到齐的检察官们挤得水泄不通。

法院的书记官照例说着“肃静，肃静”宣布开庭（旁听的马堤·埃利法特轻声地把“肃静”〔oyez〕念成“ovay”这在意第绪语里是绝望哭喊的声音）接着他宣布审理案件。我走到发言台，开始叙述席格如何成为告密者的故事。考夫曼大法官立即打断我，并且提出关于窃听记录被销毁的问题。考夫曼大法官显然仔细看过诉状和记录，因为他没有问及包曼法官的判决书，而我们当然也没有在诉状中强调它。（希维格说服了我要在诉状中提到它，以便“保留”到本案上诉最高法院之时。）

考夫曼法官的问题让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不过上诉律师的职责就是要预备回答所有可能的问题，而我们也已经做了准备。当我开始回答时，琼·贝克递给我一个档案，整洁地标示着“销毁的录音”其中包含相关的案件和条文，而且重要的句子都用红线标注。我感觉到其他法官对这个议题十分有兴趣，于是放弃原来准备的重点，集中讨论录音被销毁的法律问题。为了连接到其他的论点，我指出联邦调查局非法销毁录音带的行为，使我们难以证明检方利用窃听发现席格的事实。问题来了。法官们显然还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在很多案件里，法官对本案总是坚持自己先入为主的看法。在没看过甚至不想看诉状的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其实是很常见的事。原本还自信十足的帕索，也被问及录音销毁的问题。言词辩论结束时，考夫曼大法官向我们保证，几天之内裁判就会送达给我们，因为我们必须回到悬而未决的哈洛克本案的审判。

好的律师总是为他的当事人做最坏的打算。（我们还是觉得很讶异，即使监牢的大门就在他的身后，犯罪的被告总是对未来仍然十分乐观。）在我等待法院的判决时，我们还是持续和席格讨论出庭作证或不作证的法律后果。

言词辩论后的两个星期，我在哈佛的办公室里接到上诉法院的电话。书记官告诉我，法院已经递出无异议撤销包曼法官的判决。我还打算搭下一班飞机去听判决，而几个小时之内电话就来了。

警察的措施失当

撤销判决的意见书由考夫曼大法官撰写，先提到爱丽丝• 康妮斯的死，他说这是“愚昧的、懦夫的暴力行为”。他接着说这个诉讼“很不幸地彰显了刑法体系及其执法最卑劣的层面”。“就本案而言”，法院说：

……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我们知道线人席格利用和他的党羽相同的手法，秘密录下了许多对话……这显示他们在爆炸案的暴力行为中尔虞我诈的特质，而他本身甚至还是政府的内应。

法院接着转到政府消除窃听记录的事：

销毁证据是非常严重的事，在本案中不可忽略。以揭穿污点证人的身份要挟拒绝使用由非法窃听得来的证据的被告，……尔后又为了逃避责任而从他那里撤回这些手段和工具，这是法律上最荒谬的做法。

法院裁定，消除录音记录这件事，“使我们必须严格查证检方的主张”，他们说席格在安托案中的身份和角色不是经由窃听发现的，而是有“独立的来源”。

法院审查了政府的说法，那些被包曼法官相信是真实的说辞。上诉法院说，席格至少成功地记录了和帕罗拉的一段对话，“关于警察如何发现席格的身份这件事，显然有不同的版本”。考夫曼指出重要而具争议性的一段：“你知道那是（不是？〉用窃听的。”我们要求上诉法院听那一段录音，然后再决定到底是“是”或“不是”，上诉法院接受了我们的提议，然后作出结论：

我们作出结论，毫无疑问、含混或不确定性地，帕罗拉对席格说的是：“你知道是用窃听的。”这项发现（就我的意见而言，是有点言过其实的）{18}使上诉法院得到很令人困惑的结论：

如果纽约警爷局真的经由窃听得知席格涉案，席格的辩护律师所持有的这些窃听的内容，或许可以粉碎官方声称是“独立来源”的证词。因为如果真有窃听，帕罗拉在法庭上作证说是“独立来源”的证词，在这关键点上就站不住脚，而且之后的证词显然就更不可信。

这个结论是很令人困惑的，因为帕罗拉的可信度“早已经”被录音带中其他清楚且无庸置疑的部分给破坏殆尽，这些内容证明帕罗拉不断地在说谎，包括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席格那里取得情报，以及他绝对不可能忘记，曾威胁要杀掉席格，而且不向他宣读权利的“交易”而关于窃听的对话（即使是已经认定帕罗拉告诉过席格他“是”经由窃听被发现的）帕罗拉很可能真的忘记了，因为这和他的主要任务无关。

那么，为什么法院要将争点集中在这段模糊的对话，使得帕罗拉的可信度破灭？我猜想，上诉法院的法官是想要减少包曼法官的尴尬困窘：如果上诉法院详述了帕罗拉证词中的矛盾与谎言，包曼法官对他可信度的信赖便显得太荒谬了，除非他是故意欺骗。如此一来，焦点集中在包曼法官对特殊对话的无心之过，则法院就可以避免对地方法院法官的事实审理过程造成严重的中伤。

无论如何，法院认为帕罗拉的证词“在这关键点上站不住脚，而且之后的证词显然就更不可信”，对于政府的不当处置予以适当的补救。法院的叙述带了些哲学味道：

当然我们都很难过，用卡多索法官的经典名言来说，如果罪犯因为警察的措施失当而获得释放，有些人会辩称必要时也应该使用非法的方法，以维护法治。最高法院法官布蓝迪斯对此有精辟的响应：“我们的政府是无所不在的老师。是好是坏，政府的行为都是人民的榜样。犯罪是会传染的。如果政府变成了法律的破坏者，法律将会受到蔑视，因为这会鼓励每个人都只遵守他自己的法律。”

接着法院宣示判决：

我们因此认为，就本案而言，消除录音记录的行为使席格无法拿到必要的武器以防御对方的攻击……因为录音带已经不存在了，重审也失去效用。因此对席格藐视法庭的判决，应予以撤铕。

仿佛是要让判决绝无疑义，法院也指出，席格“在何情况下都不需要被追诉”，无论是安托案，或格林库夫爆炸案，或是在车上持有爆炸物。最后，仿佛是直接响应了包曼法官对我的交叉询问的批评，上诉法院费心地措辞：“席格的辩护律师以有力的、礼貌的方式，发现了很复杂的事实以及法律争点，而始终坚持追求真相。”我们了解这意味着他赞同我们在交叉询问中所用的技巧，至少在结论上。

席格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对他解释说，这表示我们已经完全脱离危险。他不用受审也不用出庭作证。在两年的威胁、恐惧和孤立之后，席格得到了自由，离开法院并且开始他的新生活，不用再担心被审判、被判藐视法庭，或是帕罗拉的恐吓，甚至是犹太人防卫联盟。他已经不必在说出对他朋友不利的证词和面对牢狱生活的两难之中作选择了。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哈洛克案的审判并未结束，只是休庭等候上诉法院作出判决。那天早上，在判决作出之后，包曼法官重新开庭审理哈洛克案。席格再度被传唤出庭作证，但这次并没有藐视法庭罪行的威胁。正如预料中的一样，他拒绝作证。没有席格的证词，法官被迫驳回哈洛克案对所有被告的指控。

于是科恩、戴维斯以及席格走出法庭，向彼此道贺并且大笑，这时包曼法官转向他们生气地说：“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爱丽丝·康妮斯！”就当我想到这个哈洛克案中无辜的受害者时，我听到法官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愤怒：“有人犯下了懦弱的、恶毒的、不可原谅的、不容遗忘的罪行；有人在我认为是件谋杀案的犯罪里破坏了司法正义的实现。存心这样做的人将知道法律的力量，即使有些人在现实里逃避了责任。”在他明确地说出最后几个字时，包曼法官将他的视线移开年轻的被告们，而直接地注视着我，就好像是在说：“你必须为此负责。”

他的话语像利刃一般刺伤了我。我从来没有如此难受过，即使案子已经结束，而我的当事人获得完全的胜利。他是对的。在某个意义下，我们应该负责——我、哈维、琼和其他为席格辩护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策划这突发奇想的法庭辩论，如果我们没有为了席格的辩护而日夜工作，上诉法院很可能支持包曼法官对于藐视法庭的判决，并且命令席格服刑。而没有人能确定在牢狱之灾的压力下，席格是否会崩溃而同意作证。

在所有的人离开之后，我在法庭坐了整整一个小时。我不要任何胜利的欢呼。我忘不掉爱丽丝·康妮斯。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席格的案子持续困扰了我好几年。我每年都在刑法课上教授这个案例，播放录音带并且回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的争点。有时我会邀请帕索来说明检方的观点。有时我会邀请琼和哈维。学生的反应每年都不同。有时帕罗拉像个英雄，有时像个恶棍。席格总被轻视或是可怜。包曼法官通常招人讨厌。我自己的角色则充满争议，特别是针对受理这个案件的决定，有时是对我交叉询问的部分。所有的剧中人物中，学生总是特别喜欢琼，她自己在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诉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个案子提供了极好的教学范例，因为指出了法律上以及道德上的深刻问题，那就是政府在预防和起诉大部分重大刑案时的介入的限度。我让学生努力思考席格这个线人的角色。我们生活在政府依靠线人办案的年代。每个执法机关都有他们的线人，任何重要的组织（和许多无关紧要的组织），都已经被渗透。告密好像已经变成高尚的工作，或是大众行业。我们很难评估现在到底有多少线人。他们的角色变动太快，根本无法计算。政府总是从他们身上不加选择地获得情报，从最轻微的到最严重的犯罪。他们还制造犯罪，以便有线索出售。他们会谎报犯罪，以便向雇主出卖他们想听的消息。

帕罗拉和席格的对话录音带，戏剧性地揭露了政府如何对线人施压，以得到情报，无论那情报是杜撰或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为了有效执法，利用线人可能是必要的方式。有史以来，所有的政府都曾利用线人作内应，而他们也会继续这样做。人权运动可能会让联邦调查局不能再渗透三K党，而要是没有内应，我们对组织犯罪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了。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并非是警察不小心“措施失当”造成的，这是考夫曼法官的说法。其实只是因为政府根本无法渗透犹太人防卫联盟（因此就无法预防可能的严重后果）。除非通过非法途径。于是，高层人士经过审虑和权衡后，决定要触犯法律，为了更高的利益，要解决“群众的骚动”。很多人说政府只是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当遵守法律会引起灾难时，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墨守成规。在进行本案诉讼时，我有时也会这么想，特别是当我知道由于席格的情报而胎死腹中的计划时。

但是，经过最后的分析，政府是应该输掉这场官司。行政单位为了保护重要的价值而在庞大压力下采取权宜措施，这是一回事；而法院在刑事诉讼中谨慎审理，并且确定其是否合宪，这又是另一回事。就像在二次大战时的日本侨民安置案中，大法官罗伯·杰克森的不同意见书里所说的：当政府官员触犯了美国宪法，“这可以说是意外事件”，但是如果法院支持政府的行为，“就不再是意外事件了，而是对美国宪法的一种解释，它具有普遍性的繁衍力量，其产生出来的东西会危害到宪法原则本身”。

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也是如此，或许政府有防微杜渐的必要；但是当灾难已经远离，而罪犯已经揭发出来了，就不必再强迫利用违宪的手段来定他们的罪。重要的是，在我的想法里，我比较能原谅帕罗拉的行为，却难以宽恕包曼法官将这些行为合法化的企图。

政府单位会继续从事违宪的工作，而通常是为了较不引人注意的理由，而非现存的这些。在这样的案子中他们会吃到甜头，因为法院仍然忽略他们是否触法，或者认为那是无害的，并依此作成定罪的判决。每次法院根据宪法废除有罪判决，就让违宪的代价高一些。在任何特殊的案件中，特别是在像哈洛克案这般重大的案件，代价就更高了；但是如果考虑到法院事实上很少会要他们付出代价的话，席格案的判决就应该被视为美国宪法的胜利。

尾声

现在犹太人防卫联盟处在自己的阴影之中。好几百个激进分子分布在东北部的主要城市，有时候出现在反对纳粹或巴勒斯坦的喧闹示威游行中。他们在共产党的书店放置炸弹并且侵扰苏联的外交人员。1974年11月，阿拉法特访问美国，联盟的新领导还曾提供奖金以鼓励暗杀行动，不过后来被逮捕了。在美苏关系中，联盟不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对美国的政治外交也是一样。在大西洋的彼端，没有任何外交单位报告过他们的活动。

犹太人防卫联盟加速殒灭的重要事件，便是爱丽丝·康妮斯的死。这场没有意义的悲剧让犹太社区不再愿意支持联盟。这意味着，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滥用群众骚动和暴力行动，使得原来的目的和口号丧失了意义。即使这些好战分子可以证明他们抵制苏联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具有正当性，但在哈洛克和哥伦比亚案子中的行为，特别是有个犹太女子死亡，即使是意外的，仍然令人震惊不已。

讽刺的是，对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这3个人的无罪宣判，更确切地说，没有定罪可能也为这个组织的没落作出贡献。在面对席格的罪行败露时，联盟竟尖锐刺耳地否认共谋，这显示联盟的领导者不愿意承担多余行为的责任。更重要的，没有人被定罪使得犹太人防卫联盟没有了英雄或烈士，否则他们可以建造个偶像：如果席格、科恩和戴维斯被定罪并且判以长期的徒刑，他们就会变成“政治犯”会被犹太人防卫联盟利用为继续抗争并且采用武力的焦点。但是失去了这样的焦点，又要面对支持者减少的局面，犹太人防卫联盟已经变成吵闹但却无能的废墟。

大部分的联盟领袖和活跃分子都转而过着美国主流的生活。科恩现在在经营一家旅行社。戴维斯在形式上和联盟还有来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犹太神学院教授希伯来语。瑞朋回去经营房地产（他最近还告诉我——用他特有的坟场式幽默—— 他说他真是“无聊死了”）。拉比卡汉在以色列，他领导一群想在西岸定居的正教会犹太人。在最近的一场示威中，卡汉被以色列的警察逮捕，而且受到粗鲁的对待。他抱怨说，即使在美国，也不曾受到如此粗暴的对待；对此，以色列的警察响应道：“在以色列这里，我们不需要担心会得罪‘犹太人的选票’。”

席格和他的太太朵娃，他们在审判之后就搬到长岛，在那儿开了家清理和修补家具的商店。席格自从1973年7月步出法院之后，就离开了犹太人防卫联盟，也脱离了麻烦。

帕罗拉仍然干警探的工作。在席格案结束几年之后，我打电话到纽约市警局，问他是否可以见个面做访问。几番迟疑后，他同意了。

那是个温暖的6月天，我到达位于曼哈顿区布鲁克林桥旁的警局总部。“大律师，”帕罗拉展开他的手臂温暖地说，“真高兴见到20年作证以来惟一在证人席上打败我的律师。”他指着金属探测器解释道：“设计这个是为了确定有没有人携带隐藏式的录音机进入警局总部。而这个‘席格规定’就是，所有的访问都必须在警局总部内处理进行。”在经过搜身是否夹带隐藏式录音机之后，我被带进小房间开始我们的谈话。

话题转到了布鲁克林，因为帕罗拉说：“你知道若非在波罗公园长大，我不可能侦破那个案子。在我成长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像席格这样的犹太家伙。那些迟钝无用的家伙，他们是羡慕我们的，如果你和他们处得好的话，你可以让他们完全顺从你。席格就是这样。他其实有点想要成为像我一样强悍的意大利警察。我正好抓住这一点，然后跟他玩。我们习惯很粗鲁地说话，意大利式的谈话，不是犹太式的，谈些关于汽车、炸弹、吗啡这类的事。他照单全收。通常我让他变成意大利人，然后变成警察。我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但是我抓住他的弱点，很重要的弱点。我不可能做到的，除非我知道波罗公园，除非我知道怎样利用像席格这种笨蛋。”

为什么他决定揭发席格，并利用他做证人？“这并不是我决定的，”帕罗拉反驳道，“我他妈的快疯了。他是我20年来最好的内应。你知道，他可以让我们发财。所有其他我知道的线人都会要钱。就他所提供的消息，他大可以要求2. 5万甚至5万元。但是他从没要过一毛钱。他妈的当一堆屎的价钱都比当证人要高。但是那些天杀的联邦政府决定要他当证人。为什么，我不知道。预防炸弹事件不是比把几个笨蛋家伙送进牢里关几年更重要？而且你看看结果如何。我们把他抖出来，却输了案子。联邦政府那些人只会砸锅。他们违背诺言，却拿我做替死鬼顶罪。他们要我随便敷衍那个家伙，而我照做了。他们却用我来说谎。他们破坏我的承诺，于是我只好否认曾经做过承诺。”

像帕罗拉这么经验老到的警察，怎么可能被像席格这种笨蛋给愚弄了？我提出问题。“他很不错。至少他后来变得很厉害。讽刺的是，我们作法自毙，自己跳进坑里。你知道，当我回想的时候，我曾感到怀疑。这家伙有没有对我们录音？我记得曾这么想。不过我猜我那时很粗心。他相信我们，我们也相信他。我们都是他妈的笨蛋。我们都太相信对方了。”

我和帕罗拉一样，对席格也有这样的优势，因为我也生长在波罗公园。“和很多像你这样的家伙在一起？”帕罗拉笑了，而我继续说着，“我习惯和像你这样的家伙打棒球，强悍的意大利小孩总是炫耀他的肌肉，然后开始打架。我们的策略就是要让他们过于自信。让他们以为我们很害怕。让他们变得粗心散漫。然后回击。当我们是小孩时，这招就有效了，而现在则对你有效。”

帕罗拉摇头笑道。”你还真是个怪胎，大律师。你的确是愚弄了我。我那时以为在交叉询问中你问我的各种开放性问题，是向我投出简单的滚地球。你的确让我过于自负而变得粗心。然后你丢下一颗炸弹。我真的很害怕。在我这辈子里，我第一次对法律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法官或联邦政府那些长官会怎样对付我。”

然后他停了下来对我笑，他小声地说：“你知道当你最后赢得那个案子时，我的感觉是什么吗，大律师？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太棒了。席格不该进监牢的。”

当我起身要离开时，帕罗拉转过身来把他的手臂放在我的肩上。“大律师，”他说：“这真完全是个波罗公园的案子。我侦破了案子并且指出席格，因为我了解这个老地方。而之后，你从剑桥来把我打败了，因为你记得这个老地方。惟一不知道这个老地方的，是包曼法官。而他绝对无法理解这个案子。他不了解席格，他不了解我，他甚至不了解你。他以为他了解你们，以为你们是虚有其表的律师。他不知道你是真的布鲁克林街上的小孩，穿着三件式套装的街头战士。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你了。如果我有了麻烦，我会去找你的，大律师。我希望在我这边有个街头角色，即使你从不是个两个水沟盖的男人。在法庭上，大律师，你已经是3个水沟盖的男人了。”对波罗公园的人而言，这是最极致的赞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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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一个人躺在地上死了。他的敌人走过来，以为他在睡觉，然后他猛刺尸体。这个人是否……谋杀这个死者未遂？法律有时是有点驴，但也不至于冥顽不灵。
瑞德，霍顿诉史密斯案。

在法学院一年级的课程里，通常都会安排“苏格拉底教学法”。教授扮演全知者苏格拉底，提供假设性的案例，并且对迷惑不已的学生提出连珠炮似的问题。每当学生的回答接近正确答案时，教授又改变了案例中的关键事实，然后问学生这个改变是否会影响他的答案。这些不断变化的“假定”（有着不断变动的事实的假设案例）是法律教育的主要部分，为的是训练未来律师的思考能力，以便于将来在法庭上的激辩。有些学生抱怨那是“纸上谈兵”的教育方法，但也有许多学生似乎很享受这种挑战。

在一年级的刑法课里，有个总是激起学生好奇却又让人迷惑的“假定”，那就是被告射杀的对象，在他认为是个活着的人，而事实上是个尸体或人偶，这时候他是否会构成杀人未遂的罪名。

当我开始教授刑法时，法学年鉴中并没有这样实际案例的报告，所以讨论这个议题必须经由“假定”的方式，或引用类似的个案。

我最喜欢的案子是福尔摩斯的故事《空屋历险记》伟大探长福尔摩斯正被莫伦追踪，莫伦是“最厉害的狙击手”、“伦敦第二危险的男人”（最危险的男人当然就是首领莫里亚蒂，莫伦的老板）为了把这人引诱出来，福尔摩斯委托有名的雕刻师制作了一个和他自己的头完全相同的蜡像。这个“诱饵”被摆在贝克街上福尔摩斯家里的窗边，不时转换方向，让人觉得他在活动。时候到了，莫伦出现了，他在对街用高性能来福枪瞄准“福尔摩斯”子弹击中了雕像，“正中后脑勺，‘脑袋’炸开来”莫伦即刻被逮捕，并且承认他打算谋杀福尔摩斯，却被探长聪明的诡计给阻止了。当警员带走莫伦时，福尔摩斯问：“你要以什么罪名起诉他？”巡官莱斯特雷德回答说：“这还用问吗？当然以谋杀福尔摩斯未遂的罪名。”伟大的探长沉思了片刻，然后摇着头表达了不同意见：“不能这样的，莱斯特雷德。”他提议应该试试看莫伦和其他未侦破的谋杀案之间的关系。迷惑的读者始终搞不清楚，在英国法律下，射杀人偶“脑袋”的“杀人犯”是否犯了杀人未遂罪。

美国有个真实的人偶案件，在许多刑法案例参考书中经常被提及。密苏里州有个猎人猎杀一头“鹿”，那其实是公园管理员为了要抓盗猎者用的假动物。争议在于，这个猎人是否构成在非猎杀季节猎杀鹿只的罪名。法院认为：“意图做那些在法律上而言不可能的事……不能算犯罪。举例来说，意图杀害尸体并不构成犯罪，因为尸体不可能被谋杀。”某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如果被告相信这个“尸体”是个活着的人而意图杀害，这就应该构成杀人未遂。

我在法律学院一年级时，曾热中探讨未遂罪的法律问题。在我所知的最早案例里，有个叫达姆斯的人，开车载着他的老婆，后来他拿出枪来威胁她；她试图逃走，但他抓住了她，而且拿枪抵住她的头，他缓慢而谨慎地扣下扳机。手枪并没有射出子弹。他忘了装子弹！两个警察目击了这个事件，并且听到达姆斯在他扣下没有子弹的手枪之后大叫：“它没有发射，它没有发射。”（我们无从证明这个吼叫的声调是自信、失望、惊讶，或是绝望！他被判杀人未遂罪。而他提出上诉，以他“不可能用未填装子弹的手枪射杀他老婆”为理由。法院维持原判决表示：

当达姆斯……扣下扳机时，该手枪并未填装子弹，这项事实并不能免除他杀人未遂的罪名，如果他确实认为当时该手枪已经填装了子弹的话。

我对这个案子做笔记，分析“不能未遂”概念，利用我假设的例子。“对着看似睡着的人开枪，他却因为自然的原因在射击之前早已死亡。”我试着区别两种未遂之意图，前者是因为个人不能控制的偶发因素（比如手枪在发射时因为卡弹而无法射击），后者则是因为个人意志的自制（比如射击者发现对方怀孕而改变主意）。引用佛洛伊德对潜意识行为的研究，我推测达姆斯忘记填装子弹反映出他对杀死老婆在潜意识里有冲突的情结。我的报告既幼稚又自大，而且布满临床心理学上的陷阱，但是这也让我认真思考法律上的未遂罪以及如何为“不能”作辩护。

当我在哈佛法学院开始教授刑法时，我特别投入刑法的“未遂”问题。每年班上都会分为正反双方，讨论福尔摩斯的故事，或是假设某个案子，在该案中，“杀人犯”刺杀他以为活着的敌人，而因为他早已经死亡的事实，使他免除杀人罪。大部分的学生起初都同意上议院议员瑞德的声明，他认为如果法律对刺杀尸体或者人偶者作出杀人未遂的认定，那么法律就实在太驴了。我则扮演魔鬼代言人，要求学生在刺杀尸体案和其他被学生认为是杀人未遂的假设性案件之间比较同异。

有个假设性案例，是小说《杰克的一天》的故事，描述戴高乐总统因为突然弯下腰来而逃过暗处刺客的子弹。在另一个案例中，有人在飞机登机处装置炸弹，却因为机械故障而不能爆炸。

当课程结束时，许多学生改变立场，认为“不能未遂”（尸体和人偶）以及非预期之状况（弯腰的总统和爆炸失败），二者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在这些案例中，被告企图杀害而且也想尽办法要达成这个结果。我甚至提出论证说，在道德的意义下，在想尽办法要杀人却失败的被告和成功了的被告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区别。我问道，偶然的成功或失败能够决定被告被惩处的程度吗？

这些课程一直让我很兴奋，但是拿假设性的尸体和人偶作为“不能未遂”的例子，却总有雾里看花的感觉。其实，批评法学院的假设教学法的人，都会提到“尸体案件”，以说明法学院的假设有多么不切实际。因此，在10年的教学之后，我要在法庭上为对着以为还活着的尸体射杀的第一件真实案件进行论争，这使我异常兴奋。

真实的尸体案件

故事是在1975年的10月，杰夫里·柯恩律师问我是否对他朋友的弟弟的上诉案有兴趣，那个人因为射杀一具尸体被判以杀人罪名。

“你在开玩笑吧！”我大叫道。”这种案件是不可能发生的，除了在法学院教授的奇想之中。”

他向我保证那真的发生了。我告诉他，如果法院对该案的报告真的提到这吸引人的议题，我是绝对会去参加辩论的。这会为我的刑法课程添加怎样的内容啊！

几天之后，杰夫里带着整箱的文件飞到了剑桥，他告诉我涉及本案的悲伤故事。（法律教授为着吸引人的事例而兴奋不已，却常常忘记在那背后的人类悲剧。）他朋友的弟弟，叫梅尔·德鲁加什，23岁，来自布鲁克林班森赫斯特区的中产阶级家庭（毗邻波罗公园区）。梅尔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会计员，他的妹妹是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的医科学生。就像他的哥哥和妹妹一样，梅尔也上大学。表面上，这个家庭像其他中上阶层的家庭一样。但是梅尔并不相同。他自祖母遗传了癫痫症，并且会周期性发作，这让他感到十分困扰。自从青春期开始，他的生活就有了麻烦。1971年当他就读塞拉加斯大学时，就因为非法持有手枪而被逮捕。在认定罪行轻微之后，他被下了缓刑判决。在他的大学时期，这是他惟一接触法律的正式经验，但是毕业之后他开始和一群强悍的人鬼混。

1973年12月21日星期五的晚上，梅尔和两个朋友，麦克·吉尔以及乔·布什，一起外出喝酒参加聚会。麦克住在布鲁克林西区公寓的地下室；乔和他住了几个月，麦克认为他应该分担房租和其他花费。那天傍晚，麦克好几次要求乔分担房租。乔很生气地回答说他什么也没有，如果麦克坚持要的话，他就会“不客气了”。大约半夜，这3个人回到麦克的公寓继续喝酒。大约3点的时候，乔和麦克的争执越来越剧烈。麦克再度要求租金100元，而乔再次威胁如果他不停止的话，他要伤害他。麦克重复他的要求。

突然，乔从他的口袋中掏出0.38口径连发左轮手枪，并且对准了麦克。麦克步步后退。但是乔并没有停止。乔对着麦克的心脏发射3枪。梅尔看着麦克倒下，血像瀑布般从他胸口的洞中流出来。

然后乔转向梅尔，拿枪指着他，说：“如果你不射杀他，我会射杀你。”乔希望让事件看起来像是他们一起干的，这样梅尔就不能指控他。虽然梅尔在他的靴子中有自己的枪，但是他被乔吓倒了。几番迟疑之后，梅尔走向麦克倾斜而静止的身体，扣下他0.22自动手枪的扳机。在乔的0.38口径的子弹穿透了麦克胸部的几分钟之后，5颗子弹打破了麦克的头。

第二天清晨，当麦克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乔和梅尔正在前往纽约北部的路上。他们在城外待了几天，而梅尔在几次癫痫发作之后，过了圣诞节，他就回到他双亲的家。

梅尔的自白

12月27日，梅尔的双亲动身去度假。他的妹妹因为学校圣诞假期放假而在家，开车载父母去机场。梅尔独自在家，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似乎是癫痫要发作了。几分钟之内，他便痛苦地在地上打滚，咬着他的舌头，然后失去知觉。当他妹妹回来，发现他躺在地下室的沙发上，神情恍惚。她试着和他说话，但是他无法清楚地说话。他只是嘟哝着，并且对她打着手势表示他必须要睡了。那是在下午5点的时候。

一小时之后，有敲门声，有个自称是“梅尔的朋友”的男人说他在找梅尔。他直接走到梅尔的沙发边。这个人并非梅尔的朋友，而是便衣约瑟夫·卡拉斯奇洛，他负责调查麦克的谋杀案。

卡拉斯奇洛向神志不清的梅尔宣读米兰达警告，告诉他所有基本权利：他可以保持缄默，还可以雇请律师。之后，探员开始提出必要而例行性问题：“现在我经已宣读你的权利，你愿意在没有律师陪同下回答问题吗？”梅尔点点头。

卡拉斯奇洛探员现在可以自由提出问题了，他问梅尔，关于麦克的死他知道些什么。梅尔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乔·布什北上旅行了四五天。探员接着问梅尔是否愿意到警局去指认布什的照片。梅尔同意。当他们到达第六十九管区（在我十几岁时，每个礼拜我都会走到这个管区，参加警察运动社团的聚会），他们带梅尔进侦讯室。卡拉斯奇洛告诉梅尔说，警方有好几个目击证人，都表示曾看见梅尔拥有并携带着一把手抢。

此时梅尔告诉探员他的癫痫刚才才发作。而探员告诉梅尔要到侦讯完成之后才会给他药吃。

于是梅尔开始告诉探员在为租金争执之后，乔如何射杀了麦克，还有他如何地“害怕”乔·布什。他对探员表演他是怎样走到麦克的尸体旁，并拿着他的0.22口径手枪对着麦克的头开火。梅尔说从乔发射子弹到他发射之间“大约3分钟，最多不超过5分钟”当探员问梅尔为什么射杀他的朋友时，他解释说“麦克已经死了”而他又“很害怕会没命”。

对探员卡拉斯奇洛做完这些陈述之后，梅尔被逮捕并且以杀人罪嫌起诉。地方法院助理检察官约瑟夫·洛利亚和一个速记员被找来，进行正式的口供笔录。口供是构成起诉案的核心，它的记载如下：

助理检察官洛利亚：在12月22日凌晨大约3点30分，你是否在第五十二东街740号？
答：是的。
问：有其他人和你在一起吗？
答：我确知的只有乔·布什。
问：你为什么会不确知？
答：我不时地会痉挛。每一次我痉挛——癫痫症的痉挛——我就……

但是助理检察官打断了梅尔的话。

问：乔·布什在做什么？
答：嗯，起初乔拿出枪来开始射击。他趁我措手不及时把我抓住。我真的不知道他会这样做。
问：然后发生什么事？
答：麦克倒在地上之后，我的癫痫就停了。而乔在他身上射了 0.38的子弹之后，我开始向他射击。现在，为什么……

但助理检察官再一次没让梅尔把话说完。

问：我对为什么没有兴趣。你向他射了几枪？
答：大约5枪。
问：麦克那时有对你做什么吗？
答：没有，麦克已经死了。
问：你开枪之前有检查他的脉搏吗？
答：没有，他没有动。
洛利亚先生：我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梅尔的妹妹是杰夫里·柯恩的弟弟的朋友，她打电话给杰夫里寻求帮助。杰夫里答应了，在为审判做了些准备之后，他找到两个经验丰富的布鲁克林刑事律师来帮忙。

同时，警方到处都找不到乔·布什——最初射杀麦克的男人。他在国内四处逃亡，最后回到纽约。他又干了些麻烦事，这些事导致他被逮捕了，但是纽约市警局不能指证他与麦克之死有关。即使如此，乔·布什仍在纽约市警局的监管之中，在记录上他仍是逃犯的身份，直到发生巧合事件：乔·布什和梅尔·德许加什被关在同一间牢房中。梅尔马上告诉了他的律师，于是乔·布什就正式和梅尔一起以谋杀麦克的罪名被起诉。

布什的律师最后和地方检察官达成认罪协商。协商的内容中提到将对布什故意杀人的控诉改为过失杀人。布什会被判以5到10年的徒刑。梅尔认为他既非造成也不是故意让活生生的人死亡，所以他拒绝同意过失杀人罪的认罪协商，并就谋杀罪名受审。

1975年9月8日，指控梅尔谋杀的审判在金斯县最高法院开庭。{19}听取了医学上对梅尔癫痫症的证词之后，法官认定梅尔的口供是出于自愿的。陪审团将会听取梅尔被捕的当天对探员和地方检察官所说的证词。其实，如果不是他的口供，本案根本不成立，因为乔·布什不愿对发生的事说任何话。本案的起诉仅仅是基于梅尔告诉地方检察官的那些话而已。

起诉状指控梅尔和乔·布什的“共同行动”导致麦克·吉尔因枪伤死亡。在这个推论之下，检方必须证明乔和梅尔共谋杀害麦克。如果他们可以证明这点，那么是谁的子弹杀了麦克的辨护就不重要了。检方只要能证明任何一个人的手枪中的任何一发子弹，或密集的数发子弹，造成麦克的死亡，这就可以了。这是因为当犯罪行为是共同行动的时候，其中任何罪犯在法律上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其他人也同样要为此负责，因为这是他们共同造成的。例如，如果两个武装抢劫银行的抢匪进入银行，其中一人开枪杀了警卫以便利行抢，另一个抢匪也一样触犯了谋杀罪。如果两人在警卫身上各开一枪，到底是谁的子弹杀了他的问题也就不重要了，两个人都要为他的死亡负责。

但是如果控方无法证明乔和梅尔共谋杀害麦克（如果证据显示乔射杀麦克是独自行动而梅尔并没有赞同的话），那么政府对梅尔的指控想成立就困难得多：为了让梅尔被判定谋杀，控方必须说明：一、当乔对着麦克的胸开火之后3到5分钟之内，就在梅尔对麦克的头开枪时，他真的还活着；二、梅尔相信麦克还活着，而且在开枪时是故意杀害他的。

专家证人的战争

就在审判开始的时候，检方显然不能证明乔和梅尔是共同行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梅尔稍早曾同意乔去杀害麦克。根据惟一的证据（梅尔的口供），是乔冲动而且一个人射杀了麦克，而梅尔什么也没做，直到乔射杀了麦克的几分钟之后。审判的法官听取证词之后，认定检方不能证明是共同行为。检方现在必须证明麦克在乔射杀他后的几分钟之内是活着的。这个案子于是变成法医的战争，双方都会找来法医到证人席上作证。

控方的主要证人是法兰西·梅洛默医生，他在麦克尸体被发现的数小时之内验了尸。那时没人知道谁先开枪；法医能判定的，只是麦克心脏被射了两枪，而头部被两种口径的子弹射了好几枪。因为验尸工作是自头部开始进行的，鉴定报告认为可能的死因是“头部和胸部的复合枪伤，脑部受伤，还有因为穿入心脏引起的胸腔两侧大量出血，这显示行为人有杀人癖好”。梅洛默医生坦直的证词和验尸报告的结论一般无异。

在交叉询问中，他被问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基于证据而臆测出来的问题。（通常证人不被允许回答假设性的问题，但是专家证人除外。）对梅洛默医生的假设性问题是这样的：

设想死者胸部被0.38口径的武器（乔的枪）所射伤。再设想3到5分钟之后，死者头部被较小口径的武器（梅尔的枪）所射伤。医生，就医学的确定性而言，你可以告诉陪审团，死者在稍后子弹射入他头部时，是否还活着？

陪审团等待医生沉思后得出答案。最后，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说：“不，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检方另一个专家证人是迪马伊奥医生，纽约市医学检验中心的主任，他已经看过太多的尸体了。他指证说有一发0.38 口径的子弹（从布什枪中射出的）“没入肺部，并且自左至右地穿过心脏”。于是他被问到是否该发子弹会直接致命。他的回答是“是”。审判的法官问道是否这表示那人立即死亡。

鉴定人：不，不一定。
法官：这就是我想知道的。

被告辩护人接着问：

问：但你是否有任何可能的方法可以知道，要多久时间他才会死亡？
答：没有。

最后迪马伊奥医生被问到与对梅洛默医生相同的假设性问题：是否能就医学上的确定性去回答，麦克在胸部中枪后3到5分钟之内仍然活着？他的答案和梅洛默医生一样。

被告只打算传唤一名专家证人：赫本医生，他曾在纽约市权威医学检验中心工作长达20年之久，而且担任过纽约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系的系主任。世界各地的人都认为他是法医学和法律病理学的耆宿。赫本医生被问到是否“能说出本案中死者在胸口受到布什0.38 口径子弹的枪伤之后，要多久才能去世”。

赫本医生再次确认了控方专家证人的论点：

没有办法。我们完全元法确认。死者胸口中枪后可能很快会死亡。常常他会因为枪伤一下子就死了。这些伤害也有可能会施延……要过一段时间才死亡。但是……大多数情死是他们会很快死亡。

作证或不作证？

依据所有鉴定人的证词，被告必须作出重要而困难的决定：让事情就这样，或是把握机会让梅尔自己上证人席。乔·布什十分清楚，他不愿为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也没有任何一方想要冒险传他出庭勉强作证。

犯罪的被告是否需要亲自出庭作证，这是刑事律师既重大又困难的决定。即使如此，每个被告仍有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可以不自证己罪。很多经验丰富的律师相信，陪审团始终认为被告若不作证就是有所隐瞒。他们通常是对的！但是他想要隐瞒的，经常不是他自己在该案中的罪行；他想隐瞒的是过去被判决有罪的事实。在证据法里，如果被告不出庭作证的话，他较早的记录通常不会被说出来。但是如果被告选择走上证人席，检方就可以在交叉询问中询问他过去的犯罪记录，借此怀疑他作为证人的可信度。虽然法官会指示陪审员不要以过去的犯罪记录作为其犯罪的证据，却还是会影响他作证的可信度。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不相干的事。大多数的被告和他们的律师都害怕这种情况，这将会使陪审员在认定有罪与否时心存偏见。有些陪审员可能甚至会作出有罪的结论，因为他们认定他是坏人，却不去考虑在本案中他是否真的有罪。

有时候，辩方律师没有多少选择的机会，因为当控方的证据要求被告直接作答时，被告律师可能必须冒险自行揭露他的当事人的犯罪记录。这个判断是复杂且微妙的，总是要根据个别案子的事实来决定。（我认识一位刑事律师，对一件刑事案要价5万美元，他说5000美元是为了本案的准备和解决问题；剩下的4.5万是要支付他在审判将结束时建议当事人是否应该上证人席作证。）

在梅尔的案子里，问题差不多。一方面，梅尔有前科，但那是在他大学学生时代，而且是不很严重的罪；另一方面，这个案子的证据没有那么站得住脚。但是他始终面对着一个威胁，那就是梅尔可能在交叉询问中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他将如何解释他向朋友的头部连开5枪的怪异行为？陪审团是否会相信，梅尔自己持有上膛的手枪，却害怕乔·布什会加害他？如果他是如此的恐惧，为何在犯罪之后，他又和布什一起到北部去？在交叉询问中，是会有一些很难以应付的问题的。

被告的辩护团队决定任事态发展，不要传唤他作证。他们知道没有了他的证词，除了探员卡拉斯奇洛在审问梅尔时所说的那些话，就无法证明记录中所说的，是因为乔以枪口威胁要杀他，他才对着死者的头部开枪的。法律认可在强迫或威胁下的正当防卫，但是这个限制很严格而且很难成立。辩护人最后认为，让他作证的潜在性危险超过任何现实的利益。

“大辩论”

带着医学专家证人的冲突意见，案子到了陪审团面前。辩方完全反对案子送到陪审团，因为根据医学证词，陪审员无法论断麦克在梅尔开枪时麦克是否还活着。不过法官还是裁定，陪审员应该裁定本案最重要的争点——“当时死者是否还活着”。

这个争点变成最深奥的道德和科学的议题：生命何时结束？面对这个难题，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和律师们，几个世纪以来，总是争论不休。有人认为生命直到心跳停止时才结束。但是人造呼吸设备发明后，在其他生物性的功能都无法挽回地结束之后，仍能维持心脏持续跳动许久。因此大多数的医生都主张“脑死”（表现在脑细胞的电波活动停止）作为法律上生命终点的认定，这是比较实用的标准。（在生命周期的另一头，也有相似的争论：生命何时开始？）

不过，审判的法官并没有将陪审团带进这个往而不返的论题。他只是简单地指示陪审团说：

当有人故意致他人于死亡，而且在行为上致使他人死亡，那么他就犯了谋杀罪。

法官把谋杀罪的“故意”定义为：

有意的、出于自身之意志的、知道其后果的、恶意的行为，而有别于出于错误的、意外的、无意的或过失的行为。

接着他告诉陪审团如何判断被告是否具有谋杀的故意。他解释道：“故意是人心秘密而静默的作用。那是不可见的东西。”但是在判定被告有无故意时，陪审员可以使用“推定”的方式：

根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为故意要达到行为自然且可能的结果。

不过，法官强调：“你们可以……接受或推翻这个推定。”

法官指示陪审团说，只有当陪审团认为麦克在被梅尔射杀时还活着时，才可以判他谋杀罪，接着法官解释说，如果陪审团不作此裁定，仍然可以判定梅尔杀人未遂。法官同时说明了这个复杂的难题“不能未遂”。

现在，女士先生们，因为死者早已死亡，所以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杀害死者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你们仍可据此判定被告是杀人未遂，只要你们发现在没有合理的推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被告确实故意杀害死者，并且在他自己心中相信该死者是活着的——即使他真的死了。

法院诱使陪审团就梅尔射杀死者一事判他杀人未遂罪，但是强调只有在梅尔相信麦克是活着的情形下。

几个小时的审议之后，过了两天，陪审团作出全体一致无异议的裁决：梅尔犯了谋杀罪。陪审团认定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是活着的。他们根本就不用去面对梅尔是否犯了杀人未遂罪的第二层问题，这只有在麦克当时已死的情形下才会发生。但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仍然潜伏在本案中，准备再度被提出来。

几周之后，梅尔再次被带上法庭，根据法律，将处以无期徒刑或15年有期徒刑。根据这判决，梅尔最少要在牢中服刑8年半，而他也可能必须在铁窗之后度过余生。乔·布什承认最先开枪发射出致命的子弹，但却因认罪协商被判过失杀人，可能关不到5年就会被释放，最多也不会超过10年。在法庭上争取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州法院上诉审

在梅尔案被定罪之后，我见到了柯恩，他向我介绍德鲁加什家人。他们聘请我准备诉讼并进行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我的当事人见面。我前往布鲁克林区的男性拘留所。典狱长带我到了满是受监禁者的牢房。至少有7个人从梅尔牢房的铁栏杆后注视着我：他们全部都很高大，大部分是黑人，有几个嗓门很大。梅尔站在那儿，相形之下差异惊人，他只有1.6米左右，肤色苍白，结巴的声调显得很平静。梅尔显然对他的身体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肌肉结实有力，在充满暴力的男性拘留所中，这样的防护条件是有必要的。

我们被带到谈话室内，进行简短的对谈。我告诉他我的上诉计划。他看来兴趣缺乏。他惟一的问题是：“你何时可以把我保释出去？”我告诉他在被判谋杀罪后，保释是不可能的。他要我想办法。我告诉他没有任何机会，至少在上诉之前。他很不情愿的样子，十分失望地回他的牢房。

我要求尽快开上诉庭，并且在几周内提出诉状。我们认为杀人罪并不成立，因为并没有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可能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超越合理的怀疑的举证责任意味着，仅仅是推断为可能，那是不足够的；他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地证明事实的确定性，至少在理论上应该如此。

我们认为，对“麦克在梅尔开枪时是否活着”这个问题，陪审团不可能达成超越合理怀疑的结论，因为即便是检方的专家证人都承认他们（负责验尸的医生们）“在医学上完全无法确定”，麦克在乔射杀他之后的3到5分钟之内是否还活着。（我从没有讨论是以“心跳停止”还是“脑死”作为判断准则。在大多数争讼的案件中，脑死都要先于心跳停止。其实，由脑死来界定死亡的目的，是为了准许生命维持系统可以终止，或是可以开始进行器官移除，这时心脏仍可跳动，但是不可能恢复意识。在本案中，心跳停止明显早于脑死，而我们不想转移法庭的焦点。）

检方让步承认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麦克当时还活着，但是他们辩称说有确凿的“间接证据”支持这项结论。根据目前的法律，刑案的成立可以根据“间接证据”但是只有在“待证明的事实……在完全确定的程度下，在有罪认定以外，排除了所有其他可能的假设”。{20}

检方在诉状中指出，麦克的尸体被发现时，胸腔积满了血。胸腔大约要10分钟的时间才会充血，而在此期间，他的心脏应该还在跳动，既然如此，梅尔开枪时，麦克就有可能还活着。但是梅洛蒙医生作证表示，他只能“猜测”胸腔充血要花多久时间。“推算估计”（即便是鉴定专家所为）并不足以作为可以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在我们上诉状中，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即是认为，谋杀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既无法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已经死去，也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尔相信他当时还活着。如果梅尔相信麦克已经死了（不论他所相信的到头来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他就不可能“故意”杀害他。这个争点的惟一直接证据是梅尔自己的证词：在他的口供中，他说他相信开枪时麦克已经死了。

我们的第三个重点是，不得采用梅尔对检察官洛利亚的口供，因为洛利亚在梅尔企图解释他为何开枪时打断了他的话，这个做法并不适当。助理检察官的行为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在上诉之前采用梅尔的“证词”，而不用让他在陪审团面前冒险作证。柯恩准备了口供书，说明如果不是被打断的话，他会如何对助理检察官说：

首先，我确定麦克·吉尔在我对着他开枪之前已经死了。其次，我为我的生命感到畏惧、害怕，因为布什拿枪对着我并且明白地对我说，如果我不对着尸体开枪，我也会被杀掉。这是威胁，我毫不怀疑，因为就在几分忡之前，我看到布什……杀了我最好的朋友。

不管这个法律争点如何解决，我希望法官能看看梅尔的供述，并且了解当他对着他朋友的头部发射了5发子弹时，他心中经历了些什么。

言词辩论定在1976年2月5日召开，在布鲁克林上诉法院，它位于布抒克林美丽住宅区的安静街角。合议庭的法官有 5位，但只有一位法官主持整个辩论。

夏皮洛法官是个地道的布鲁克林小孩：讽刺而不耐烦的声调充斥在他的每个问题里。他不以为意地带着布鲁克林口音，刺探我们案子中的每个弱点。大多数他的问题都很雄辩，不是要你回答，只是要告诉他确实掌握案件中所有的细节。在胸腔充血的问题上，他对我毫不留情；接着是5发子弹的部分：“1发或2发不够达到目的吗？为什么他要发射5枪？难道这没有代表什么意思吗？”他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当我开始陈述最后重点时，他打断了我（讽刺的是，这就像是我起初提出梅尔被助理检察官打断回答的不当处置一样，但是我还好没有拿来影射法官）：“我们已经听够了你说的了，教授。让我们听听看地检署会说些什么吧。”

地区检察署由上诉审的主任检察官代表，他是个精明、博学的法律人，名叫海曼·布鲁克。布鲁克还没就位，夏皮洛已经看着他说：“你证明他还活着的证据在哪儿？我没看到。”

布鲁克开始整理答辩状中的间接证据。“不够充分，不够充分。”夏皮洛不断地打断他的发言。布鲁克每拿出一个间接证据，夏皮洛就提出无罪推定的假设。法官夏皮洛在帮我辩论这个案子。

几分钟之内，布鲁克改变他的做法。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勉强承认，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的证据是有些“可疑”。

夏皮洛对他施压：“这是否表示你已经让步承认谋杀罪并不能成立?”

“我们并不是要促请判定谋杀罪布鲁克说话的声音很小，看来局促不安，“但我们坚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构成杀人未遂。”

夏皮洛笑开了嘴，他直接地讽刺检察官：“你是在告诉我，当被告想要杀害一具尸体时，会构成杀人未遂？”法官在说出最后一个字时，声音提高了八度。

布鲁克坚持他的立场：“这正是我们要主张的，阁下。”夏皮洛显然不能相信地摇着头：“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理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布鲁克持续辩称，在纽约州，立法局最近修正了法律上的未遂罪，把“不能”纳入未遂罪。根据修正之前的法律，被告在意图犯罪时构成“在法律意义上不可能”是可以赢得诉讼的。

例如，在常被引用的英国假设性案例中，爱尔顿女士到法国旅行，并且买了一些蕾丝，她相信是法国制的，而这样的商品必须课征进口税。为了不要付税，这个不大高贵的女士决定通关时暗藏走私这些蕾丝。稽查员发现了，这个女士不大好意思地承认她“犯了罪”。但是调查时发现，被骗的是这位女士而不是海关：这些蕾丝根本不是法国制的，这只是便宜的英国复制品，根本不用付税金。爱尔顿女士是否企图逃避关税未遂？她当然有犯罪意图。如果事情是她所相信的那样，她就成了走私犯了。但是罪犯需要为意图做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而受惩罚吗？

（在纽约，每天都有爱尔顿女士“犯罪”的当代翻版。旅客只用少许的钱买了“偷来的”昂贵的名牌手表，后来才发现这是专门坑害游客的假货。这个被骗的旅客是否会因为他自以为不会出错的意图，而构成购买赃物未遂？）

大多数的权威人士都认为爱尔顿女士并未违法。因为她企图进行的是“法律上不能”的行为：不可能企图在不用课税的物品上逃税。但是也有权威人士不同意。于是，“不能”的辩护问题始终莫衷一是。

根据纽约州条文的修订，“不能未遂”是会被处罚的，只要实际情况就像被告“所相信的那样”而使得犯罪是有可能的时候。

如此一来，爱尔顿女士（以及买手表的旅客）是有罪的，非季节性猎杀鹿偶的猎人，以及经过深思却射杀了误以为还活着的人，也都有罪。

当布待克正在高谈阔论时，夏皮洛法官就本案的争点诘问他：“但是你如何证明他‘相信’？你如何证明这名被告在开枪时错认死者是活着的？有任何证据可以反驳他说他以为麦克已经死去的供词吗？”布鲁克提到5发子弹的问题、个人对行为之自然结果的意图推定、对被认为已死的躯体射击的荒谬性，以及欠缺让人信服的解释。

对其中每个争点，夏皮洛响应道：“还不足够，还不足够。”

当布鲁克完成他的辩论时，我站了起来提出反驳。夏皮洛法官打断我的话：“你不知道你已经说得太多了吗？”他带着笑容问道。我当然知道我已经辩论过了，但是我不能确定其他法官（他们难得说句话）怎么想。于使我只好让夏皮洛法官来说服他们。

我们没花多久时间等结果。1976年3月1日（正好言词辩论结束三个星期后），全体一致无异议地撤销谋杀罪名。在审查过医学证据之后，法院作出结论，认为控方：

无法提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以证明麦克。吉尔在遭被告射击的时候还活着。

在裁定谋杀罪不成立之后，法院转而提到未遂罪的部分：

前后一致的证据是，被告……相信吉尔已经死了，而且……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证据足以来反驳他的说法。

因此，梅尔不能被判杀人未遂，因为他并没有意图杀害尸体。

梅尔被免除所有的罪名，而且对他的指控也全被撤销了。（判决书中最令人惊讶的是，那竟然不是夏皮洛法官写的，撰写的人是马图伽洛法官，他在言词辩论中始终保持沉默。）

《每日新闻》有长篇的报道，标题是“法院判决他没有‘杀害’已死去的人”。《纽约时报》的标题较为缓和：“受害人死亡的问题推翻了谋杀罪”。

判决送达之后，我们立即安排释放梅尔事宜。看来似乎梅尔在法律上的考验已经结束了。但是新的磨难才刚开始，因为如果被告在上诉判决中赢得诉讼，那么控方就有权向纽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再上诉。

致命一击的争辩

纽约巡回上诉法院的审查包括两个程序：首先，败诉的一方向法院某个法官提出申请；之后，如果该法官认为应受理上诉，那么案子就会排上日程，准备进行言词辩论。而控方的案子是由院长查理·布雷特受理。

1976年的某个傍晚，当我正在做晚饭时，电话铃响了。电话那一头的声音说：“我是查理·布雷特。我想和你谈谈有关‘射杀尸体’那个有趣的案子。”我不知如何回答。我始终以为，和法官在庭外单独的接触是不适当的。我建议布雷特法官，我们应该让海曼·布鲁克也到线上一起来谈。

“我已经和海曼谈过了，”法官向我保证，“我对这个案子感到很熟悉，而我也愿意批准他的申请，但是在此之外，我认为我应该给你说明的机会，虽然我怀疑你可能不会说，因为这是我长久以来所看过最有趣的案子了。如果我让这个案子跑了，法院的同事们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我问布雷特法官是否希望我就在电话中提出论述，而没有任何的准备文件。

“当然，”他说，“我所想要听到的是‘为什么不应受理本案’的一般性理由。这完全是非正式的。这是我们在纽约这儿的做法，教授。”

我开始论述，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只在证据的审查上做文章，仅仅如此，就足以论断检方无法提出证明。这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地方。

布雷特笑了：“做得好，但是关于未遂罪的议题呢？这不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尸体’的第一个案例？”

“这个问题并不在本案中，”我回答说，“因为并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证明被告相信死者在他开枪时是活着的。”

“但是，”法官突然插话说，“他不可能完全确信他已经死了。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如果我们假定被告正像对火枪队下命令的警官一样，他的工作是对犯人补上致命一击，只为了完全确定犯人已死。”

我不同意，但我看得出来是没希望了。布雷特法官真的投入本案，他不会放手的。最后他建议我要准备好回答“致命一击”的争点。

一周之后，正式的裁定公告了：控方获准提出上诉。对我而言，这会是个难得的经验。我必须扮演代表被上诉人的律师角色，并为下级法院的意见辩护，而不是我所习惯的上诉律师的角色，因为我总是在抨击下级法院的判决。上诉法院的争点集中在最初吸引我承接本案的问题上（而且那也激起布雷特法官以及历届法学院学生的兴趣）：在何种情况之下，可以让人因为射杀死尸而被判以杀人未遂的罪名。我们都了解，不论这个问题会如何判决，本案一定会成为法学院的经典。它将会取代粗糙的假设性案例，那是法学院教授因为缺乏真实个案而被迫编造的。

我到奥伯尼{21}去，为了到纽约州巡回上诉法院的华丽法庭进行辩论，那是一座小型的大理石建筑，位于精致的购物中心以及贫穷的犹太人区阴影交错的地方。前往奥伯尼的旅程令人有时代错置的感觉，仿佛这个小镇仍是濒临哈得逊河畔的帝国首都。到这里开庭的律师都要经过100多公里的旅途从纽约市来到此地，大多数的法官也一样。在法院中每个人似乎都有点累，脾气也有点暴躁，这其实是正常的——特别是一天快结束时，当他们看到期待中返回真正首府纽约的公车和地铁总是慢吞吞的时候。

在巡回上诉法院的7个法官面前进行言词辩论，就像7个音调发出的不合谐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对于几个主要的争点，法院显然意见不一。有个法官坚持有非常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谋杀罪成立，基于最早乔和梅尔打算共同计划杀害麦克的论调。这是个荒谬不合理的看法，因为记录中毫无任何进行计划的证据，但这并没有阻挡法官的坚持。

另一个法官不断询问要如何射杀尸体才能构成杀人未遂的罪名。第三个法官则对证明“故意”的证据感到怀疑。第四个法官大声质疑原判决法院所下的指示。其余的法官分别质疑事实以及法律的问题。两方都不可能在每次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完成连贯的辩论。

1977年5月12日，终于作出判决（原上诉法院判决的14个月之后）八面玲珑地讨好每个人。该判决同意原上诉法院的看法，认为谋杀罪名应该撤销，因为控方无法证明麦克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无论如何，射杀死尸并非谋杀，”法院认为，“人只会死一次。”但是法院却认定那构成杀人未遂，因为有充分的证据显示，梅尔在开枪时“相信”麦克还活着。

法院开始讨论“杀人未遂”并指出，在大多数的司法管辖区中有个一般性规则：“‘法律之不能’是有效的抗辩，但是‘事实之不能’则不是……”法院提出许多例证来说明“法律之不能”包括：

被告射杀填充鹿偶；或是……有人企图贿赂陪审员，结果他根本不是陪审员；以及爱尔顿女士和她的法国蕾丝

然后法院又举了好几个“事实之不能”的例子，这些是无法抗辩的：

有个人朝着屋子里射击，那是他的目标通常睡觉的地方，但是很偶然的，该目标当晚正好睡在别处；有个被告同意对卧底的女警探进行堕胎这种犯罪行为，但是该警员其实并没有怀孕；有个男人和一名女子做爱，他相信她是活着的并且不同意和他做爱，……可是这名女子原来已经因为不相干的疾病早在性交行为之前就死了。

“不能未遂”的分类竟是如此怪诞，这告诉我们，“法律之不能”和“事实之不能”之区分，经常只是为了某些结果而在事后的辩解：当法院想无罪释放被告时，就会把“不能”归类为“法律之不能”；而如果想对他定罪时，就称该“不能”是“事实之不能”法院举了两个枪击案的例子：

在第一个案子中，被告射杀鹿偶并不构成犯罪，因为杀害鹿偶是在法律上不可能的行为。而在第二个案子中，被告对着空床射击，却被认为有罪，因为他的行为未遂只能算是事实之不能。但是射杀被以为是活着的布偶和射击被以为有人睡着的空床，这其间有什么差异？如果空床上有个人偶而非枕头的时候呢？依据传统上对“不能”的理解，这个差异可能会由事实之不能转变为法律之不能，而让被告由“杀人未遂”变成无罪。

毫无疑问的，有好几个州（包括纽约在内）已经修改了未遂罪的条文，删除了法律和事实不能的区别。根据修正后的法律，法律或事实之不能都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抗辩，因为只要附带的情况符合行为人所相信的，那么他就可能犯下故意的“犯罪行为”。根据这个条文，所有布偶射击者都有罪，因为他们的子弹会杀死活着的目标，如果情况真如他们所相信的那样。

但是新的条文也造成了一些颇具争议的案例，例如有个无知的人相信巫术，于是做了一个娃娃象征他的敌人，并且以针刺它，他还相信这样会杀了他的敌人。根据条文，他会被判杀人未遂，因为只要情况像他“所相信的那样”（只要巫术真的有用），他就会杀死他的敌人。买了便宜仿冒手表的旅客，如果他相信那是偷来的，也同样有罪（收买赃物未遂）；同样的，和20岁的妓女上床做爱，却误以为她是个15岁的处女也构成犯罪（诱奸未成年少女未遂）；还有，爱尔顿女士也躲不了，她走私英国蕾丝还误信那是法国货（逃漏关税未遂）。

处罚这些未遂犯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未遂罪的立法是为了惩处“坏人”，他们企图达成他们所相信的犯罪结果，而且也清楚地表现他们的意图。那确实是纽约州法条的本意。就像巡回上诉法院所指出的：

这项条文的基本前提是，到底行为人的心中想的是什么，这是决定他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标准，以及是否故意进行犯罪的倾向。

于是法院依据修正后的法律，作出结论说：“如果被告相信受害人开枪时是活着的，就不能以受害人已死作为抗辩理由而免去杀人未遂的指控。”换句话说，依据纽约法律，如果行为人相信他还活着，枪击死尸就构成杀人未遂。就像上议院议员瑞德所说的，处罚企图刺杀尸体的人，这让法律太“驴”了，这就是纽约州的法律。

既然修改的条文预设了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法院达成这样的结论。我们认为因为纽约的立法是如此强调“行为人心中所想的”，那么，要让射杀死尸的行为构成杀人未遂，控方就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在“心中”相信，当他开枪时，这个躯体还是活着的。在本案中，当然，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梅尔相信麦克是活着的。证明梅尔在他开枪时心中想些什么的证据，又是如此薄弱，除了他的口供之外，这足以作为反证。

但是巡回上诉法院于判决书中，明确表示认为有“丰富的”证据支持“陪审团有正当理由作出被告于行为时相信吉尔尚未死亡的结论”，但是丰富的证据是什么？法院提出两个例子：第一，法院提出以下事实：

……被告承认朝受害者的致命之处连射5枪，而实际上人体还有其他很大范围可供选择。陪审团因此认定被告的目的和意图是要做出“致命一击”。

但是，到底最重要的问题是梅尔开了5枪而非1枪的事实，还是他对着受害者的头部而非腿部开枪？如果被害人当时在他的身边走动，而争点是在于梅尔是否故意杀害或是伤害活着的人，那么子弹数目以及它们的落点就会有助于证明杀人意图。但是现在惟一的争议却是，被告到底相信这俯卧的身躯在开枪时刻是死是活，而子弹的数目以及落点对这个争点并没有什么帮助。其实，传统上的“致命一击”,通常只是指一发子弹而不是连续射击。

法院接着指出以下事实：

……不只是被告没有马上说出实话，而且警方到达他家时，他为了隐匿他和布什的杀人罪行而说谎。这些事实都指出，被告自觉有罪，要是他真的相信吉尔在他开枪时已经死了的话，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这样的论点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服力。当然，梅尔会“觉得有罪”。不论他射的是死的或活的躯体，他是做了可怕的事。他本能的逃避和说谎，并不能证明他相信当他开枪时麦克是活着的。这些只是证明他很紧张而且害怕受到牵连（无论是否真的会被如此认定）。他们的确还是欠缺“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来证明梅尔相信麦克还是活着的。

无论怎么说，法院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判定梅尔杀人未遂。仅仅是说陪审团“可能认为”有充分的证据“以作出结论”认定梅尔杀人未遂，这是不够的；巡回上诉法院必须确定错判梅尔谋杀罪的陪审团事实上认定他犯下了杀人未遂。

当然，我们有理由怀疑，因为陪审团无异议认定梅尔构成杀人罪，他们非常可能也会判他较轻的杀人未遂罪（如果他们曾触及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法律上有个理论概念，称为“重罪包含轻罪”就是在说这种可能性。根据这个理论，上诉法院可以认定，当陪审团判被告较重的罪时，例如持械抢劫，他们也可能会判他较轻的罪，例如非持械抢劫。因此，在被判持械抢劫的案子里，而上诉法院又认为证据不够充分，那么，根据“重罪包含轻罪”原则，不必把案子送给新的陪审团重新判定为非持械抢劫：上诉法院可以径行判定该被告非持械抢劫罪（不需要新陪审团的裁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较轻的罪名中没有任何构成要件是包括在较重的罪名里，依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必须召开新的陪审团审判庭，因为上诉法院无法“审理”未被陪审团发现的事实。关于要求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包括了要求有个陪审团去解决每个有争议的事实争点（而不是由一个法官或几个法官审理）。

控方的论点在于认为杀人未遂是包括在杀人罪中的较轻的罪行。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的。在这两个罪行之中，被告都有杀害被害人的故意：如果他成功了，就是谋杀；如果失败了，就是杀人未遂。若陪审团要判定梅尔谋杀（就像他们在我们的案子中所做的这样），必须要能构成两个要件：一、梅尔故意杀害麦克；二、他成功地实现了计划。巡回上诉法院认定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梅尔成功了。（因为对在梅尔开枪时麦克可能还活着的说法，存有合理的怀疑。）因此，谋杀罪名无法成立。但是由此推论，巡回上诉法院似乎可以根据陪审团的结论而认为梅尔杀人未遂。对于持械和非持械抢劫的类推，似乎很具有说服力，在逻辑上似乎无懈可击。但是在控方的论述中，却有着些微的瑕疵。

虽然，杀人以及杀人未遂确实都要求被告“故意”杀害被害人，但陪审团可能会发现“故意”这个要件在两种犯罪之间有着戏剧性的差异：在杀人罪中，陪审团曾认定被告事实上真的杀了被害人，并据此“推定”他具有“故意”。其实，在本案中，主审法官曾明显引导陪审团在裁定是否构成谋杀罪时作如此之推定：“根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是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但是未遂罪的条文，特别是在纽约，却极度强调“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在他自己心中想的是什么。如此说来，在未遂罪的案件中，陪审团不能从行为来推定“故意”他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意要达到犯罪的结果（而不依据行为结果来判断）。

在我们这样的案子中，这意味着陪审团必须排除任何推定，判断当梅尔对麦克射击时确实故意要杀害他，并且相信那时他是活着的。的确，当主审法官向陪审团说明关于杀人未遂的故意时，并没有告诉他们要做任何这样的推定。他指示他们说，如果要判梅尔杀人未遂罪，他们就必须认定“被告确实故意杀害死者，并且在他自己的心中相信该名死者荇是活着的。”

我们认为杀人未遂罪（至少在“不能未遂”的案件中）并不是谋杀罪的“轻微犯罪行为”。我们抗辩说，在本案中，那当然不是“轻微犯罪行为”，而主审法官却对于杀人及杀人未遂罪的“故意”作了如此不同的指示。

巡回上诉法官直接略过我们的论点；法官们假装我们没有提过，当法院很难回答任何论证时，多半会装聋作哑。法院用一种三段论法，却没有看到它细微的瑕疵（那时尚未像现在如此明显）。法院解释如下：

……陪审团判被告杀人罪。他们因而必然判定被告故意杀害还活着的人。由这个判定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被告在行为时相信吉尔还活着。因此，陪审团就不必进行其他事实的认定。

巡回上诉法院因此裁定被告杀人未遂并五判决有罪。

这次，《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死尸可以被射杀，但不是谋杀”。报道中写着：“纽约巡回上诉法院——本州岛最高裁判——判定人不可能谋杀死人，但是企图这样做，却可能构成犯罪。”

巡回上诉法院妥协性的意见书（认定梅尔杀人罪不成立，但是构成杀人未遂），对我们而言已经算是胜诉了。杀人未遂的最高刑期是15年，最低是1年。如果梅尔被宣告最低刑期（这是有可能的），他可能几个月就被释放了，因为在上诉法院撤销原判决之前，他已经服刑一段时间了。

挑选法官

从前有个被告，他的案子由当时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受理。在最高法院败诉之后，被告去找他的律师，十分悲伤地问道：“现在我们要怎们办？”律师注视着他的眼睛回答说：“你说‘我们’是什么意思？你去坐你的牢。我回我的办公室。”

我并不满意这个结局。这个时候，梅尔离开牢房一年多了，已经安定下来。他住在家中，在曼哈顿有个稳定的工作。他极力希望不要再回到监狱，即使只有几个月。如果他回去了，他会失去他的工作、他的新朋友，还有他的新生活；当他出狱之后，一切必须重新来过，而他不确定是否做得到。

在巡回上诉法院判决宣布之后，梅尔一家人对我很失望。他们认为我的论证太过于学术性了，我疏忽了本案情绪性的部分。我不同意，我相信本案中情绪性的部分对我们不利，而我们，只要论证严密合理，就可以胜诉（确实是有此可能）。我很失望，当然，巡回上诉法院对我大部分的论证都视而不见。我得到败诉判决；而我决心不让梅尔在那个我曾经拜访过的悲惨牢房里多待上一天。

我必须承认我的形象也处在危险中。我知道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会成为刑法课和判例汇编的标准案例。我不希望在经典的案例中，被当作是个不朽的输家，或只是部分的输家。我确信那是错误的判决：本案必须由新的陪审团对杀人未遂进行审判。如果我们得到新的审判机会，我非常渴望可以在陪审团前论辩。我几乎可以听到自己对陪审团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演说，告诉他们，在明知被害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向尸体射击的行为人，被判定杀人未遂，这是多么荒谬的见解。（“法律有时是有些驴，但也不能如此冥顽不灵。”）

但是这简直是愚公移山。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就是法律，而我们却必须推翻它。我认为我们最好的希望是向布鲁克林的联邦地方法院取得人身保护令。人身保护令（普通法里的“最高令状”）授权由联邦法院得以调查州法院之判决是否有宪法上的缺失。在判决有罪时，该区的联邦法院可以发出这种令状，如果被告可以证明他因为违宪的判决而遭到监禁（或受到即将监禁的威胁）。人身保护令在英美法系里源远流长。最高法院宣称说“没有比维护这法令不受侵害更重要的责任了”，因为这法令在“个人自由与政府压制之间的抗争”扮演着核心的角色。但是人身保护令经常只是理论上的空谈，在执法上却没有受到太多重视。虽然绝望的被告常常向他们提出请求，但是联邦法院却很少批准人身保护令。在本案中，我认为我们有机会，如果我们找对了法官的话。

在我们向联邦法院请求人身保护令之前，依法必须是在州法院没有其他救济渠道的情况下。因此，我们只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向上诉法院要求陪审团审判，不过法院表示无权这么做，他们不能将案子发回重审，而使梅尔以杀人未遂罪名再度受判决。基于若干理由，以下的阶段至关重要：首先，这会决定梅尔将接受何种判决•，他所受的徒刑可能会从1年到15年不等。其次，这会决定梅尔是否要立刻回牢里，或者可以继续保释，直到我们用尽一切救济方法。这会影响本案接下来的策略。如果梅尔押回牢房，在我们上诉到联邦法院之前，他可能要服完他的刑期（特别是可能的最短刑期已快被执行完了）那时即使我们在联邦法院胜诉，牺牲也会很大。

我们知道这个判决阶段非常重要，而当我们发现原审判法官已经退休之后，更是松了一口气。我们推论认为，新的法官可以比较不受限于最初的审判结果，而对于现在已经恢复健康且有了工作的被告的前途，会有比较开放的见解。我们也感觉到新的法官会比较同情我们延缓判决的诉求，让我们可以对原判决提出新的策略。

因为这样想，我们“到处挑选”（就像律师常做的）最有利于我们的州法院法官。（在州法院里，在某些情况里，律师有某种能力，可以“挑选”他的法官；在联邦法院，“挑选法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法官是随机挑选决定的。）我们向几位可能的法官寻求支持。最后选定几个法官，我们认为他们有足够的智能和动机去了解我们的复杂论证。（我们很惊讶，那么多法官——特别是州法官，当然也不只是他们——居然缺少了解稍微复杂的法律论证的基本智力。有些人简直笨到家了，有些人欠缺必要的法律训练，还有些人是懒惰或没有耐心。

某天下午，杰夫里·柯恩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调对我说：“布朗斯坦法官本周值班。”欧文·布朗斯坦法官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法官：聪明、独立、慈悲、学识充足而且经验丰富。我担心他可能太聪明了些。他不只会明白我们的论证，他也可能看出其中不着痕迹的意图。但是我宁愿和聪明的法官打交道，而布朗斯坦法官具有法官应有的智能。

杰夫里和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在告知海曼·布鲁克之后，我们到布朗斯坦法官的法庭上解释本案曲折离奇的历史，并且要求他审理本案。我们不断地用这个争点原有的迷人之处吸引他。他也理所当然地为之着迷。他并没有把本案排给其他法官（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他决定自己审理。他把本案延到1979 年8月2日宣判。

但是我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判决。我们想更进一步地获得新的陪审团的审判。我们对布朗斯坦法官提出诉状，认为无论纽约最高法院的法官怎么说，如果没有陪审团对该罪行的裁定，依据宪法规定，法官就不能对梅尔作出杀人未遂的判决。

当布朗斯坦法官接受我们的诉状时，他邀请双方到法官室会谈——海曼·布鲁克、杰夫里·柯恩和我——到他的办公室开始非正式的讨论。

“这是个天杀的疯狂案子，”法官开始说道，“我已经看过文件了，我想被告可能有什么冤屈，但我不确定我可以做什么。我已经看过缓刑监护的报告了，这孩子不必坐牢的，但是巡回上诉法院让我动弹不得。”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说服布朗斯坦法官作出延缓判决的裁定，让我们可以想其他更正的方法。我也敦请他在报告中表示他认为我们有确凿的法律证据，我希望这在联邦法院中会有所帮助，因为比起对方律师的表述，法官们总是比较看重其他法官的看法。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在报告书中竟然表示，巡回上诉法院已经“作了事实的裁定”，而这原本是必须由陪审团来进行的，这已经构成了“正当法律程序之剥夺”，而必须复审。布朗斯坦法官使我们的宪法论点有了进入司法程序的机会。

他接着判处梅尔最短刑期1年，并且延缓执行判决，直到我们向所有州法院申诉均遭驳回后30天之后再执行。我们要求30天的宽限时间，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梅尔开始服刑前，写好向联邦法院提出人身保护令的请愿书。州法院的法官无权延缓审理中的联邦复审案，但是法官把梅尔的还押时间排到在用尽最后救济方式之后的30天，事实上是使我们有机会在梅尔的保释期限之内向联邦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

在刑事诉讼当中，被告可以有自由之身，这给予被告律师非常大的精神帮助：很多法官天性保守而不愿改变现状。比起判决原本自由的人无罪，他们更不愿意作出判决释放牢里的被告。

我们马上进行联邦人身保护申请的准备工作。我们必须“用尽一切”救济方式（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法院），而我们因此必须循着纽约法院体系重新来过。但是我们的目标直指联邦法院，那是我们惟一的希望所在。

学生的解决办法

当我们为了通过州法院迷宫一般的诉讼程序而进行策略演练时，正好是我在哈佛教授刑法通论的第一年。当我们上到法律上未遂罪的个案处理部分，我突然想到何不以梅尔的案子为例，这对我以及我的学生可能都会有帮助。我安排两个学生代表梅尔，两个学生代表控方，还有3个学生扮演法官。剩下的学生负责向参与案件的人提问。比起大部分有多年经验的律师，学生们把辩护人的角色扮演得非常好，甚至更精彩。学生法官进行的准备工作比大部分真实生活中的法官要好太多了，他们还提出了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其中有个学生法官对学生检察官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其实很直接了当，但我却从来没想到可以像她这样问：

假定，检察官先生，被告自始就被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而非谋杀，而在谋杀未遂罪的审判中，主审法官曾栺示陪审团说“依据我们的法律，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达成的结果”。如果陪审团根据该指示而认定被告杀人未遂，罪名是否成立？

学生检察官（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尽全力辩护，她认为根据“推定故意”的说法，杀人未遂罪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到最后她必须承认，这于法无据。

我突然找到破解困局的办法。我告诉学生，这样的角色转换，让我想到面对联邦地方法院时，应该如何建构我的论证。

在面对地方法院的诉状里，我曾经大量借用课堂上的角色转换，就像学生的论证一样。{22}

我打算在言词辩论时，也用类似的方式呈现争点。但是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主持言词辩论的方式却是另辟蹊径。法官名叫尤金·尼克松，他曾做过拿骚县的行政官，而在当选法官之前，他是著名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律师。

尼克松法官主持诉讼的方式，就像经验老到的法学院教授主持高等的研讨会一样。他并没有鼓励律师们发言。他告诉两方哪个部分的论证是他同意的，哪部分他不同意，还有哪些他要求澄清。你可以看出他并没有预先设定何种结果，而他也尽可能地做到公平（这种特质在法官中是非常少有的）。他的“研讨会”开了一个小时，然后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核准过任何人身保护令，他也不太确定准许的程序该如何进行。他告诉我们（但没有透露他的倾向），他希望我们知道这是他审理过的最有趣的刑事案件。这就是我们想听到的！结束之后，他表示他不用太久的时间就会作出判决。

当尼克松法官离席时，他走过来对我说：“我注意到你父亲在这儿，教授。”他指的是一个坐在法庭旁听席的长者。

“是的，”我回答道，“他常来法院看我弟弟和我。但是你怎么会知道那是我父亲？”我好奇地问道。

法官回答说：“喔，我记得几个月以前他曾在陪审团的候选名单之中，但是检察官把他排除了，因为他的孩子们是律师。”

这个时候我的父亲走上前来加入谈话：“那些检察官，他们从不让我担任陪审员，只因为我的孩子们。我真不理解。我对罪犯可是很严厉的，我才不像我的小孩那样。”

尼克松法官很同情地看着我的父亲，他说：“这是否就是问题所在。父母总是得承担孩子的罪过。”在这颇为神秘的评注之后，我们全部离开了法院等待判决。

几天之后，尼克松法官宣布他的判决。在他法官生涯里，他首次核准了人身保护令，明令除非州政府对他进行新的审判，否则梅尔就可以维持自由之身。

尼克松法官裁定，根据美国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梅尔有权要求对杀人未遂罪名重新进行审判，除非州政府能指出原来的陪审团曾经裁定，被害人在梅尔开枪时还活着以及梅尔故意杀害他。他进一步指出，任何这样的裁定，都必须基于“正当描述使陪审团作出决定的合理程序”的指示。他接着表示，陪审员们在梅尔初次以谋杀罪名审判时，可能是经由“每个人都被推定故意造成其行为自然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这个指示，才判定了梅尔的“故意”不过，既然这样的推定对杀人未遂并不适用，那么依据“正当法律程序”，这个罪名便不能成立。

在这个判决里，我们大获全胜。梅尔会得到新的审判，这正是我们要求的救济程序。而且更加令我个人满意（也让实习法庭的学生们高兴）的是，我们的法律论证终于占了上风。但是本案尚未结束。州政府有权对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所核准的人身保护令提出上诉。该上诉必须向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提出，要越过东河到下曼哈顿区。如果州政府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再度败诉的话，该案就将上诉到最高法院。而在所有最高法院刑事庭的复审案件中，政府机关获胜的几率（特别是在最高法院院长伯格的领导之下）远远高过辩方律师。因此，我们担心在下级法院的胜诉可能被上级法院再度夺去。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因此，我决定写封信给地方检察官，企图尽力劝阻他对尼克松法官的命令提起上诉，并促使他和梅尔达成认罪协商，协商中梅尔将承认较轻的罪行，进而确保他仍继续保有自由。信中我栺出，犯罪在6年前发生，而梅尔在监禁达8个月之后，现在是自由之身，并且已经工作长达3年半的时间。如果州政府提出上诉，“本案势必将再延宕两年”，要经过巡回上诉法院、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的程序：

到那时候，将他送回监狱服刑又是为了什么？这个可能将进监牢的人，自几年前涉嫌参与那件悲剧之后，早已经洗心革面了。判他有罪，终究只是形式压倒实质，专业战胜正义而已。

收到信之后几天，海曼·布鲁克打电话给我。地方检察官尤金·古德，曾询问他4个主要助理的意见：他们相持不下，有两个人倾向接受认罪协商，而另外两个人则要想上诉到最高法院。地方检察官自己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控方不上诉，不过梅尔要在不至于回到监狱的情况下承认最严重的罪名。我们同意了，至少是在原则上。现在，最困难的细节——协商时刻到了。

地方检察官建议梅尔要承认犯下过失杀人。我们拒绝，因为这样的认罪简直是认定梅尔杀了麦克，而梅尔就是不能同意，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是这样。

我们则提议由梅尔承认他非法持有枪械。地方检察官拒绝我们的建议。海曼笑道：“下一个你要提议的罪名就是毁损尸体了。”我们没有共识。书上似乎没有够严重的罪名，可以既让地方检察官感到满意，而又可以让法官判处缓刑。

最后我半开玩笑地建议：“我们何不来编造一个罪名？”

海曼问我是什么意思。

“是的，”我说明道，“我们何不来编造一个适合本案特殊事实的罪名，也就是说，像是‘过失杀人未遂’这类的。”

海曼好像很有兴趣。虽然在纽约州判例汇编里没有这种罪名，但是它的确有逻辑上的道理。“过失杀人”是不小心杀了人。梅尔的确是不小心。如果麦克在梅尔射杀他时真的还活着（即使梅尔误信他死了），梅尔是有可能构成过失杀人的。而既然麦克早已经死了，这表示他犯的罪似乎像是“过失杀人未遂”。承认犯下这个罪，可以让法官有理由判缓刑，也可以满足地方检察官要求梅尔承认犯下威胁人命的重罪。于是我们达成认罪协商。

1979年12月4日，悲剧事件发生6年后，梅尔回到布鲁克林的最高法院，并承认犯了“二级过失杀人未遂罪”。当布朗斯坦法官试着对梅尔解释这个“罪名”时，他有了困难：

若要认定你触犯“二级过失杀人未遂罪”，那必须是在1973年12月22日于金斯县，你很不小心地，故意很不小心地——这真是大离谱了——很不小心地故意造成麦克·吉尔的死亡，使用致命的武器，也就是，填装了子弹的手枪。

不过最后还是达成协议解决了本案，到如今都还有点令人不可置信。布朗斯坦法官判处梅尔5年缓刑，而梅尔走出法庭成为半个自由的人。5年之内，他必须管好他自己的行为，而他也准备好这样做了。

这个被杀了两次的尸体案件终于结束了。在美国，它还活在法学院的案例教材和课堂上，吸引并迷惑着历届的法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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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学生、听演讲的听众、朋友，甚至我的父母都会问）：当你知道你的当事人犯了可憎的罪行时，你如何还能为他辩护？这是刑事律师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因为绝大多数的律师所代表的刑事被告都是有罪的。有些刑事辩护律师声称他们只代表无辜的当事人。可别相信他们！这是个策略！没有全职的刑事辩护律师会代表多少无辜被告的。威廉·康斯特勒律师（我曾协助他进行诉讼）宣称他只为他“喜爱的”人们辩护，但是即使他想要和当事人谈恋爱，他们仍然是有罪的。刑事辩护律师的偶像，佩里·梅森，借着揭发真正的罪犯以解救他无辜的当事人，这全是电视虚构的剧情故事，在真实世界极少发生。几乎所有的刑事被告，包括我大部分的当事人，都真正犯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刑事律师的工作，绝大部分是要代表有罪的人——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要让他们无罪释放。那么，在做了这些事之后，我们在晚上还睡得着吗？

我们很容易回答说：

——判断当事人有罪与否并不是律师的工作，这是陪审或法宫要去决定的。

——即使是罪名最重的被告，都有权受到充分的辩护。

——让律师来挑战政府以确保政府的诚信，这是很重要的。

——不然就要像集权专制的法律制度，在那里，律师只代理“有权”辩护的被告进行诉讼。

——律师的功能不只是为无辜的被告辩护，还包括认罪协商以及获得可能最短徒刑的判决。

这些说法或许有其说服力、却没有说出整个事实。辩护律师全都是自私的家伙，而让有罪的被告“无罪释放”的挑战，则是扩人知名度的好办法。这也表示事务所会门庭若市，当事人络绎不绝；当事人意味着金钱；金钱意味着很多刑事辩护律师渴望的美好生活。

很多律师对有罪的被告没有什么胃口，他们必须为此钻研其他领域的法律。无辜的被告本来就不够多，律师无法靠他们维持生计。所以没有人能成为刑事律师，除非先有心理准备要投入绝大多数的时间去代表有罪的当事人。

并非全部的有罪被告都是卑鄙可恶的。逃避兵役的人、三 K党徒、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成员、都市暴民，全都有他们的拥护者。再怎么说，有些被告的确是有罪而且卑鄙可恶的。这些当事人就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尖锐的两难问题。

1977年夏天，有个老朋友要我协助一件案子，这个案子挑战着“每个被告（无论多不受欢迎）都有权委托律师”的原则。被告是个拉比，名叫贝纳·伯格曼，据说他控制了纽约数十间不合格的私立疗养院。当时伯格曼是纽约最令人痛恨和最受非议的人物。虽然形式上他只犯了两项相当技术性的罪，但是媒体却指控他许多严重的罪名。人们都想把他关起来。而我的朋友则要我尽力别让这样的事发生。

那是在1975年伯格曼被起诉之前，报纸和某些政治人物都想判他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罪名：加速疗养院老病人的死亡；以已故病人为名，要求支付医疗辅助计划；虐待老人；任由老鼠爬满在弥漫着屎尿味的疗养院里；利用疗养院作为约瑟夫·科伦波犯罪家族组织的洗钱基地；贿赂政府最高阶的公职人员；为了其企业和个人借贷利息的庞大支出而诈领医疗补助；对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诈骗数百万美金；秘密控制上百间私立疗养院以及疗养院的房地产，其相关资产超过数亿元美金。

连续攻击

连续性的攻击开始了，《纽约时报》以及《村声》一系列披露内幕的文章率先发表。在3个月之内，《纽约时报》连续报道伯格曼的文章达62篇。1月和2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关于伯格曼的电视新闻。可以这样说，在几乎所有纽约媒体里，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长着胡子、戴着圆顶小帽的拉比的形象，并把他冠上以下罪名：虐待病人、与犯罪组织勾结、大规模的诈骗、政治贿赂以及宗教上的伪善。

专栏作家彼得·哈米尔称他是个“伪善的鼠辈”。另一个专栏作家杰夫·卡曼，引用他93岁老奶奶的描述，说伯格曼是“可怕又可憎的男人，他将他的罪名隐藏在他的圆顶小帽之下，而现在他是我们所有犹太人的耻辱”。《每日新闻》形容他是“侵占了2000万国家医疗辅助计划经费的独裁者，而在那些疗养院中的老人们却遭遗弃而死亡”。路易斯·卡普兰法官早先曾主持对疗养院的调查，他认为如果他看到的资料属实的话，他会“不相信他是个人”。《纽约时报》记者约翰·赫斯的报道曾提出最早的几项控诉，他写信给某家犹太人报社，指责“伯格曼这种人”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助长反犹太主义，他还暗示说：“现在正是犹太社群将这些使他们背黑锅的分子抖出来的时候。”《国家讽刺月刊》刊登了两页讽刺漫画，描述长胡子的、被（且有鹰钩鼻）称做“拉比鸟人”的疗养院经营者，兴致勃勃地看着老病人在尿中打滚，然后被水泥制成的十诫板击中头部。

杰克·纽菲尔，《村声》的专栏作者，写了个封面故事：

在这个城市，在我的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像伯格曼如此腐败的人。
我曾见过恶房东诈领房客的房屋租赁津贴。我曾见过强盗伤害瞎眼的报贩且偷走他们的导盲犬。我曾看过法官贪污渎职。
但是伯格曼显然是最可恶的。他最可恶，因为他应该是最被尊敬的。
而事实是，这个世界有博格量这种人存在，是造成反犹太主义的原因。

《村声》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这不是纽约最卑劣的人吗？”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答案。

当媒体揭露（或制造）一个反派角色，政客绝不会袖手旁观了。曼哈顿年轻的议员，安德鲁·史坦，有着高度的政治野心，他借着攻击伯格曼而成名。他说伯格曼是“我们曾审阅或调查过的最坏的人”，而且指控他领导着“危害人群的诈骗帝国”。国会议员爱德华·柯奇不久之后选上纽约市长，想要超过史坦。美国参议院议员也加入攻击的行列。他们召开了听证委员会，电视播放着伯格曼就涉嫌和梅耶·隆斯基以及约瑟夫·科伦波勾结之事接受讯问。伯格曼手中拿着祈祷书，头戴着圆顶小帽，成为纽约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我被找来协助伯格曼的案子时，这些新闻热潮已经过了两年半。但是舆论对他的谩骂、诋毁仍未稍减。

伯格曼曾经认罪（依照认罪协商的内容），承认触犯联邦政府所指控的健保法，另外还有州政府指控的行贿罪名。比起报上和政治人物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这些罪名在程度上要轻得多。联邦法官马文·法兰克判处伯格曼4个月的徒刑。新闻以大标题刊登这项判决，立刻引起举国公愤。我记得读到法官判决时，也让我十分愤怒，那看起来似乎是司法上软弱无能的判决。媒体认为法兰克法官太过乡愿，而且滥用特权。纽菲尔下的标题是：“这个恶棍是如何愚弄了沉默而聪明的法官”。史坦议员号召所有纽约市民写信给州法院的法官，敦促他依法科以最重刑罚。众议员柯奇警告说，这将会鼓动反犹太主义行动，因为法官和被告都是犹太人。而州政府处理疗养院案件的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召开记者会，批评4个月的徒刑判决是“无关痛痒的”，而且反映出“特殊法官的特权”。法兰克法官的判决成了风暴的焦点，因此引发了对法官的调查，甚至是指控。

州老人院问题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对4个月的徒刑特别愤怒，因为他代表联邦和州政府进行认罪协商，而曾经同意向州法官建议：州法院判处的刑罚将和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一致，而且会同时生效。如果州法院的法官接受这建议（就像法官们通常做的），伯格曼会收到两项4个月的判决而同时服刑。而如果他表现良好，可能100天不到就可以回家了。

但是州法院的法官艾洛索·梅立亚拒绝接受特别检察官言不由衷的建议案，他追加判决，伯格曼在服完联邦法院判决的4个月刑期之后，要在州监狱多待上1年的时间。于是新闻界热情声援法官的判决，伯格曼案于牢狱大门在老拉比身后关上时落幕了。

但是战斗才开始。当伯格曼在宾夕法尼亚州埃伦伍德的联邦男子监狱（“乡村俱乐部”——报纸都这样称呼它）服刑期满时，他的律师开始挑战州法院额外服刑1年的判决。杰克·李德曼——我过去的学生——受雇于伯格曼，打算要在纽约州法院对梅立亚法官的判决提出抗辩。李德曼曾在法兰克·霍根的办公室担任助理检察官，那时他成功起诉了数起谋杀案。现在他是为罪犯辩护的执业律师。在纽约，他被认为是最好的刑辩护律师，他以辩才无碍著名，是个精力充沛的辩护人。但是纽约州法院拒绝接受他对伯格曼行为的辩护。这是如此敏感的案子，以至于在纽约司法体制的3个层级，在没有任何裁判书的情况下，全都驳回了李德曼周密的法律论证。

当我被找来加入伯格曼的案子时，所有州法院都已试过了。一个礼拜之内，伯格曼要被收监执行，将在瑞克斯岛开始1年的徒刑。媒体为他重回牢狱而喧闹不断。摄影记者尾随他的行踪。传闻说他可能会早几天收监服刑，以避开大量的人群。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对我而言，成为伯格曼的律师，最初的原因不在伯格曼本身，而来自于我的老朋友贝纳·费希曼。费希曼是纽约某家大型法律事务所的资深律师，他半生都在宣扬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等议题。身为早期“全国律师公会”的发起人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长期活跃分子，费希曼（那时他已60多岁）一直是我事业上的精神导师。

他以他温和坚定的声音告诉我，他要我考虑做一件我最不想做的事。但是他鼓励我说，在我听完整个故事并好好想一想之前，先别说不。他说得很慢：“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是拉比伯格曼打来的。他希望你可以代表他打官司。几天之内他就要进入州立监狱服刑了，而他希望你可以让他别进那里。我知道，他也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各级州法院都败诉了。或许你可以从最高法院那里弄个延期执行。他很沮丧！他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在牢中再撑过1年，特别是在瑞克斯岛。请用最认真的态度去考虑。”

我想要回答他，但是我的老友打断了我。“我知道你在报上看到些什么。我也读过。那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法官们也读过报纸、看过电视。但是，在你听完另一方的说明之前，请别妄下断语。艾伦，我的朋友，我可以像你保证有另一种说法的。”费希曼说他会把伯格曼的律师所准备的答辩状和法兰克法官的裁判书送来给我。他要我看完之后再下决定。

费希曼的结语极富挑战性：“艾伦，他不是个普通的当事人，这也不是个简单或愉快的案子。但是，拜托，请慎重考虑。”

在我和费希曼通话后的几分钟之内，拉比伯格曼打电话来。他的儿子史丹利和梅耶，还有他的女婿亚维仁·凯斯——哥伦比亚法律学院毕业的，他们全都和他一起在线上。伯格曼先生向我介绍他自己，他说他认识我的家人，他还说我因为弱势辩护而名声响亮。“再没有比我更受压迫了。若再有任何牢狱之灾我就没法活了。这是个死刑判决。”我答应阅读判决记录。他说他会叫个信差送到剑桥来给我。

那夜我读完了答辩状。它十分有说服力并且慎重仔细，这并不令我意外。但是企图说服法兰克法官不要判伯格曼入狱的声明内容倒让我吃了一惊。大部分的答辩状都尽量让被告看来像是个纯洁的天使。这次却不同。它首先提醒法官所有媒体和政治人物对伯格曼的指控，甚至还呈给法官那些报导的复印本。乍看之下，那倒像是检察官的诉状，即使不像史坦议员那样措辞尖锐。接着，答辩状逐一指出所有控诉的起源、滚雪球的效应和告发的过程。譬如说，指控伯格曼和犯罪组织勾结的指控如下：

1974年12月2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约翰·赫斯的报道：

——昨天调查转向关于勾结黑社会与政治成护的“指控”以及某篇“报道”，在该报道中指出，有个自称是黑社会老大乔瑟夫·科伦波的同党，在穷途潦倒时，曾住在某家疗养院的顶楼。
——这是由参议员查尔士·伯西“提出”的议案……紧接在众议员爱德华·柯奇的指控之后……
——……关于“报道”所称黑社会喜欢使用疗养机构的财产来洗钱一事，史坦议员宣称：“我们得到‘情报’显示，贝纳·伯格曼帝国和犯罪组织有联系。”

仔细看过这些文摘之后便会发现，这个“扭曲的事实”其实是经由以下一连串的事件捏造出来的：

《村声》报道史卡福先生和伯格曼的疗养院的关系。
众议员爱德华·柯奇引用这个故事而将它变成是国会议员的“指控”。
接在“这些指控”之后，参议员伯西“提出议案”。
安德鲁·史坦……在记者会中回答道：“我们得到‘情报’显示，贝纳·伯格曼帝国和组织犯罪有联系。”
接着，约翰·赫斯在《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报道。

事实上，在关于伯格曼的报道中所引述的任何“指控”，完全都是虚构的，经证实都是来自罗寇·史卡福的证词。

其他任何指控都以类似的方法予以回答。其实伯格曼是控制了某些疗养院，但并非报上所说的117所；而虐待病人的指控只是基于某项针对疗养院中18年前的一般状况的调查；特别检察官在一般性的调查之后，“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指控伯格曼在病人照顾上有何不当”。而事实上，相较于报纸的指控和其他疗养院主持人的控诉，这些过分和错误的控诉实在是微不足道。

这份答辩状在审判过程中猛力炮轰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我的眼前浮现出完全不同的伯格曼（以及攻击他的人），这并不是说伯格曼完全无辜，却绝不是像媒体所说的那么其罪可诛。

显然法兰克法官仔细审阅了答辩状。他的裁判书裁定说：

媒体（以反媒体所要代表的人民）以许多罗织的罪名来讲谤他。
……虽然他确定犯了若千重罪，但是相较于原来罪不可赦的指控，其实要轻得多。并没有任何确实的事证证明伯格曼的疗养院是否提供良好看护。

看过了法兰克法官的裁判书、我被说服了，我承认新闻媒体和政治人物对伯格曼的指控是不公平的。这些抨击几乎使每个人——包括我在内——认为伯格曼是个罪无可逭的恶棍。 《纽约时报》对伯格曼的描述“几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他是“虐待和丑闻的代表性人物”。在众人的心中，伯格曼真的“代表”了在那个行业中的所有罪恶，何是他不是偶然“成为”代表性人物的。新闻媒体及政治人物把这个留着胡子、头戴圆顶小帽的拉比描绘成集所有腐败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这在新闻和政治上是很有销路的。

这并不是说伯格曼的慈善机构是清白且有爱心的模范，也不是说伯格曼的许多做法不应该受到批评。但是其他疗养院的主持人，包括很多慈善机构和许多不良的陋习，却很少上头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伯格曼已经被新闻媒体和有野心的政治家给定罪了，他被判各种罪行，而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他都不曾犯下那些罪。如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有钱有势的伯格曼身上，那么那也有可能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我决定接下这个案子，因为我相信，直到现在仍相信，伯格曼是代替整个产业在受罪：忙碌的美国人抛弃他们年老的父母、祖父母，他其实是代替了这整个犯罪制造过程而受罪的。我相信他那喜欢炫耀的犹太人性格（他的拉比身份、他的组织化机构、他的胡子以及他的圆顶小帽），已经被犹太人及非犹太人当作是替罪羔羊了。我相信法律制度已经被扭曲、误用和滥用，只是为了抓到伯格曼。我还相信有些检察官，特别是某些法官，过于保守谨慎，而失去了基于法律的中立原则行使独立判决的勇气。如果法律制度连这种暴民私刑的状况都无法抵抗，那么我们又怎能指望它在真正的危机时代里挺住更沉重的压力呢？

我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情下答应这个案子。我知道我可能会输。我知道我会被中伤。但我不知道由此而生的非难会让我那么难受。

在我协助过的所有恶名昭彰的案件中，包括黑手党成员、色情书刊作者、纳粹党成员以及死囚牢房中的杀人犯，从没有像本案如此引起社会公愤，并且还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激进分子称我为叛徒；民权人士警告我这样会危及我身为弱势斗士的地位；我家族的成员拒绝和我讲话；在某次晚宴中，当我告诉对方我为谁辩护时，她马上起身离开；我的学生在我讨论到本案进行认罪协商的部分时，对我嘘声不断。即使是联邦法院的法官，以信奉自由主义著称的人，都曾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抱怨说：“我不了解亚伦怎么会代表那个王八蛋。我还以为他是民权斗士呢。”

决定接下此案之后，我被安排在我当事人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见面。接待室的墙壁上满是让人感觉神秘的旧时记念物：记念奖牌、表扬状和照片等等，挂在那里，就像一切都没改变。在这间办公室中，拉比伯格曼先生依然受人尊崇。我等了片刻，拉比伯格曼和他的随从一起出现。他比我想象中要瘦矮些。他的面容看来僬悴而且疲累，但是他的眼睛仍闪着光彩，他的声音仍充满热情。他热烈地欢迎我：“欢迎平安归来。”(Sholem aleichem,犹太人向旅行回来的人问候的话。)并对我张开双臂。“你的家人好吗？”他问，这提醒我，他原来早就认得我的祖父还有我的叔叔。没等我回答，他拿出一大沓文件。“你一定不相信这些文件是怎么写我的。你看看吧。”他拿出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写给他的感谢及赞扬的信件，摊在我面前，证明他的疗养院有多么成功。“我们不会对我们的病人袖手旁观的。我们安排有圣经和塔穆德（Tahmud，犹太教的律法集）的课程。我们有犹太教会聚会服务。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活动。这里，看看这封信吧，”他指着一封对他称颂不已的信函，因为他收容一个照料起来特别困难的病人。

就在我看信的时候，拉比伯格曼开始叙述他的出身。1929年，他从匈牙利最贫穷的地区移民到美国。自从在某个小型慈善机关担任教师起，他便开始了疗养院的事业。1974年，在他开始遇到麻烦之前，他是美国（甚至可能是全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犹太正教会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犹太慈善机构、教会和教育组织，财产估计超过1亿元美金。拉比伯格曼拿出1967年5月5日有折角的国会记录复印本，其中记录为他举办的晚宴，宴会中如何对他赞美颂扬。这些信件和演说有来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他对公益事业的杰出贡献……是我们国家的模范。”），来自以色列总统（“他的心灵响应了所有呼唤他的人，因为他有犹太教和人道主义中最和善且宽容的心肠，因此他交游广阔，还有许多崇拜者。”）来自犹太经院大学的校长（“在犹太社群中……杰出的伯格曼博士担任许多重要的领导职位。”）还有来自许多行政首长、参议员和其他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

他在墙上的每个匾额前驻足，并解释它们意义。有些表扬他的乐善好施，其他则是颁给他的疗养院，因为他们“对病人的照护无微不至”。

这是个不寻常的展示，想让我别太注意他在法律上是否清白，而重视他个人的高尚品德。但是这实在演练得太好、太过包装，也太容易预料到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显然只是又一次上演的老戏。我倒是沉着镇定。我知道当你受人敬重（或是有钱有势）时，很容易得到政客的逢迎拍马，就像你失势时毁谤会纷至沓来一样。因为我有几个亲戚的亲人住在疗养院中，所以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些对疗养院的溢美之词。我对拉比解释说，这都很有趣，但是我的工作并不是对他或是疗养院的经营者作出评价。我的工作是对梅立亚法官额外的刑期判决提出基于宪法的质疑。我要求他的女婿亚维仁·凯斯（他是个律师）告诉我，从宪法角度上对此案有利的事实。

凯斯简单说明了法律上的争点，史丹利和梅耶则帮忙提出关于疗养院经营的事实。拉比始终居于幕后，偶尔也插入一些意见。法律上的争点看来相当直接。检察官没有履行认罪协商的义务，这关系着重要的宪法问题。对我而言，如果被告不是伯格曼，在法律上的结论应该会是他们预期的结果。法院很有可能判定特别检察官违反了认罪协商的内容，因为特别检察官公开攻击他曾同意建议州法院的内容，所以，在联邦法院4个月徒刑之外另科之1年有期徒刑是无效的。

但是公众仇视伯格曼的情绪却是丑陋的。法律权威人士猜想，法兰克法官无视千夫所指的情绪，诚实公正地作出判决，这可能已经毁了他的司法前途。在各种精彩的裁判书、著作和论文里，他都会被烙印上以4个月徒刑“放走伯格曼”的形象。法官要有超凡的勇气才能那样做。有任何其他的法官敢冒这种风险作出有利于伯格曼的判决吗？特别是他们看到媒体如何对待法兰克法官之后。

法律争点

故事是由1974年底到1975年初的媒体连续攻击开始的。1975年春天，州和联邦检察官的压力越来越重，必须要让伯格曼进监牢了。为了对付这些压力，纽约州的立法局成立了新的办公室：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署，共有成员将近100人，每年还编列超过700万美元的预算。其最初的目的，就像人们所想的，是为了要逮到伯格曼。对伯格曼家庭的大规模调查开始了。位于纽约州的地方检察署也开始进行调查。

这些检察官很快就知道，无论如何，在法庭上打这个官司要比在媒体或立法机关里提出指控的声明困难得多。举例而言，专栏作家杰克·纽菲尔的新闻来源是某个男子的匿名信，这名男子宣称在伯格曼刚到纽约时就认识他，信件的内容充满了显然是虚构的指控声明，怛是纽菲尔却照单全收。这样的匿名信当然不能呈上法庭。尽管经过全面的调查（上千件的文件以及上百个证人），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以及联邦检察署都不能“证明”（或甚至只是无法提出证明的事实陈述）大部分媒体的指控是否属实。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病人受到虐待，无法证明伯格曼秘密控制数百家疗养院，也没有和组织犯罪的勾结证据。州和联邦检察官惟一能使大陪审团满意的证据，只有贝纳·伯格曼和他的儿子在填写和整理医疗保险和医疗辅助计划表格时，技术性地违反了会计揭露规定。

州和联邦起诉书的理由（预先安排在同一天，内容也完全相同）让人有种近乎尴尬的失望，特别是对特别检察官而言。在所有媒体混淆视听的宣传下，众人相信伯格曼真的犯下了更多更大的罪行。他们企盼更严厉的控诉。

何是即使如此贫乏的指控，还是很难去证明。伯格曼的首席法律顾问，非常优秀的华盛顿律师内森·列文，建议他的当事人“到法庭上”去打这个案子。因为他们不能证明在医疗保险申请单上有明显的错误陈述，所以看样子这个官司的检察官会有段难熬的日子。其实，记录显示，伯格曼的疗养院只违反某项会计规定（专业的术语是“额外增值”），对此有某个会计必须负起法律责任；在伯格曼没有亲自主持的疗养院里，并没有额外增值事情；而其他非伯格曼所有的疗养院中，有类似的额外增值事情，则是会计人员的责任。（说起来让我的家人有点窘，也会让媒体搞不清楚，那个会计人员名字也叫德萧维奇。）伯格曼为此责怪过会计人员，并称不知道这些事。他还自愿接受测谎试验，测谎结果是支持他的说法。检察官似乎也知道伯格曼的罪名难以成立，甚至开始担心如果最后输掉如此引人注意（而且十分昂贵）的案子，他们可能会很丢睑。

检察官们，尤其是特别检察官，还面对着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联邦和州政府都提出内容几乎相同的起诉书，显然伯格曼不可能被联邦和州重复审判两次。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规定，“受同一犯罪处分者，不得接受两次生命或肢体上之危害”；最近法院的看法是，一旦被告在联邦或州的任何法院接受审判后，就不能再由其他法院就实质上同一罪名进行审判。如此一来，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开始担心，如果联邦法院抢先审理伯格曼的案子，州法院就无从置喙一一这让他太尴尬了。

为了确保对伯格曼的判决不会影响州政府特别检察官的面子，检方代表主动向伯格曼的律师要求以认罪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联邦和州法院提出的两个控诉，这项认罪协商集合了州特别检察官、联邦检察署和伯格曼家人共同协议。

什么是认罪协商？

认罪协商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在某次电视访问中，有人问我是否“相信”认罪协商；这使我想起一个宗教怀疑论者被问到是否相信受洗的笑话。我回答说：“相信？为什么，我真的看过达成协商呢！”）认罪协商只不过是双方交换承诺的契约而已。这和其他契约一样（像买卖食物、车子，租房子）只是赌注不同。在认罪协商中，被告放弃他受宪法保护的权利，以换取比较短的刑期。有时候，赌注会更大：在被告面对死刑时，得为了他的生命在做交易。认罪协商让人联想到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只是它是有法律效力，而且法院对此有拘束力。

理论上，当协商内容涉及宪法权利时，就很难立证它：没有法院会容许检察官用钱让被告放弃权利。想象一下法院的大门挂着招牌说：“愿意放弃聘请律师的被告可得酬金100美元；放弃免于自证其罪者可得200美元；放弃诉讼可得500美元。”不过最高法院却认可（其实是鼓励）检察官提供被告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的自由，以之和他的宪法权利做交换。在许多法院门上，都无形地挂着这个招牌（法律学者和最高法院是这个招牌的始作俑者），被告只要放弃诉讼的权利，就可以换取几年或几个月的时间，甚至赢得生命。更精确地说，招牌上通常写着，寻求宪法权利的被告，必须处以几年几月的徒刑，甚至是死刑。

认罪协商就像最高法院所认可的，在今天成为美国解决诉讼案件的主要模式。现在大约有3/4的刑事案件，都由认罪协商的方式结案，而非经审判。

在伯格曼案中，特别检察官提出的认罪协商内容，是要伯格曼承认犯下数项在联邦法院起诉的罪名和在州法院起诉的一项新罪名，但是他只会受到“一个判决”：联邦法官科处的刑期，就是他必须坐牢的时间；州法院会给他完全相同的判决，服刑的时间也和联邦法院的判决相同。因此，如果法兰克法官（联邦法官）科处的刑期是1年，州法官也会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并且在联邦判决的服役期间里同时服刑。（因为人只有一个身体，同时发生的、内容完全相同的判决，在功能上等于没有判决。）

伯格曼所要承认的州的指控是新的罪名，控告他对州议员行贿。（伯格曼不能对原来的指控认罪，因为这构成双重危害，即一罪二罚。议员是亚伯·布鲁门塔，州议会中少数自由派的著名领袖。指控的内容是，伯格曼曾为了他的疗养院执照迟迟无法取得，而寻求议员帮忙。布鲁门塔同意予以关切，但希望会有回报。他告诉伯格曼，在他的选区中有个向联邦借款的青少年职业培训计划，他希望伯格曼答应，在疗养院开张后，受训人员可以在疗养院中接受培训。看来这是个完美合理的要求，伯格曼也答应了。但是布鲁门塔却没有告诉伯格曼（也没有人声称伯格曼知情）布鲁门塔除了是州议会的议员之外，他还是职业培训计划幕后的负责人。布鲁门塔的要求因而可解释为“索贿”，而伯格曼的同意就成了“行贿”。

在调查期间，州政府的特别检察官告知伯格曼，他掌握可以控告议员布鲁门塔的资料。依照纽约州法律，伯格曼不得被要求吐露这样的消息，直到他关于所有必须作证的罪名都可以完全免予起诉（称做“交换性豁免权”）。特别检察官想要获得议员的资料，但又不想给予伯格曼完全的豁免权。他害怕（像助理检察官派迪森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所害怕的）如果布鲁门塔的律师们知道伯格曼以出庭作证交换完全的豁免权，他们就会开战了，就会开始攻击伯格曼提出不利证词的动机和可信度。因此检察官安排伯格曼认罪而免于其他判决。他们抛出另一个诱因，让伯格曼家人接受认罪协商：如果伯格曼承认有罪，他的儿子史丹利（同样也涉案）就可以“脱身”所有控诉他的罪名都会撤回。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为什么检察官碰到像伯格曼案的情况时，都会提议进行认罪协商？毕竟，他们已经说服两个大陪审团相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联邦和州对伯格曼和他的儿子的指控。每个指控都有可能被判很长的徒刑。检察官允许被告承认部分的起诉罪名，而可能只判决部分的刑罚，这样他能有什么好处呢？检察官并不是宽宏大量的人。他们提议或接受认罪协商，只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安排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利益。利益的形式是多样的，有些可能没那么高尚。对检察官而言，在认罪协商中基本的好处是对案件的保障：受认罪协商的拘束，被告承认犯下某些罪名，检察官得到判决有罪的保证。如果没有认罪协商，他就必须担负着陪审团、法官、上诉法院种种不确定和反复无常的危险。

对许多检察官来说，确定性是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他们认为统计数字对他们事业的重要性就像对球员一样。认罪协商为胜负记录加分。赢的意思就是判决有罪，即使比起最初指控而言是较轻的罪名；输的意思是没有得到有罪判决，即使那是个困难或是不可能的案子。胜负记录对检察官（或被告律师）其实是毫无意义的统计，但是这些记录到处传播，就像是他们成功和能力的指针一样。

在众所瞩目的案件中，认罪协商的案子和早已预定了的结果，也可以使检察官免于因败诉而受到批评，任何检察官，如果输了伯格曼的案子，将会被媒体批评为无能甚至更悲惨的评语。毕竟，如果媒体能向大众定他的罪，为什么检察官不能说服陪审团呢？如果镁光灯之下的案件被无罪开释的话，检察官的事业将可能毁于一旦，或至少岌岌可危。

认罪协商也被用来引诱某些被告和检方合作，以作出不利于主要被告的证词。在本案中，特别检察官有兴趣的是议员布鲁门塔的罪行，因而乐意和伯格曼进行协商。

还有个比较单纯的层次，对工作过度的检察官们而言，认罪协商代表较少的工作量，不需要牺牲漫漫长夜和周末假期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检察官不是支付时薪，而是年薪制）

在伯格曼案中，检察官提议认罪协商的动机是渴望有确定的保障。案件中对伯格曼的指控很脆弱，但是大众想要定罪的期望却非常强烈。更复杂的是，虽然联邦和州政府以相同内容起诉伯格曼，但是只能有一个法院对他进行审判。检察官的风险太大了，他不能保证进入审判。认罪协商虽就检察官而言并非理想，却是这种情况之下的最佳选择。

如果检察官可以从认罪协商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被告会考虑接受这样的交易？在本案这样的情形下，伯格曼不认为他犯下这些罪，而且他的律师还认为他会被无罪开释，为什么他竟会考虑承认犯罪？最直接的答案是，有时对检察官和被告而言，经由认罪协商解决争议，比起交由陪审团审判，风险要低得多，这对双方都有利。最终，认罪协商像其他契约一样，经常有其他不同的形式：双方都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全部，双方都有得有失。双方都获得他们最想要的：确定性。{23}

毕竟，即使是无辜的被告（这种人是少之又少）有时也会被判有罪，当案子到了陪审团之前，结果就不可预期了。而被告像检察官一样，也喜欢确定的感觉，即使是确定一个短期的徒刑。另外，诉讼是非常昂贵的。要是伯格曼进行了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绝对会高达数十万美金。这可能不是伯格曼接受协商的理由，但却是许多没有钱的被告的选择，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被告，他们不适用免费的诉讼协助，但是他们也负担不了长时间的诉讼和上诉的费用。

还有一种情形，虽非被告的最佳利益，但辩护律师有时也会鼓励被告进行认罪协商。这是因为律师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就每个刑案诉讼而言，刑事律师通常会收到统一规定的费用，大概是2500元美金。这通常是所有被告可以负担的。律师会收到这样的价额（而且只有这样的价额），不论要花去多少时间结案。这时尽可能地采用认罪协商，对律师可能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协商比诉讼要节省许多的时间。他协商的案件越多，他就赚得越多。因此，认罪协商的计时费用要比诉讼案件高出许多：如果协商某个案件要花去10个小时，那么收了 2500元美金的律师每个小时就赚了 250元；如果审判这个案件要花 100个小时，那么他每小时只有25元，连日常开支都不够。

很少律师会表面上这样说这件事，他们会辩称是为当事人的利益考虑。有时他们是这样，但有时并不是。我对总是在进行认罪协商的律师很有疑问。他们通常为他们的当事人拿到最差的交易条件，因为检察官都清楚，他们威胁说要上法院，其实是在吓唬人的。只有那些很少进行协商的律师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这些律师通常会选择上法庭论辩而且多数为胜诉。那些是检察官最害怕的律师，检察官总会对他们作最多的让步，以避免败诉的风险。

内森·列文，伯格曼的首席顾问律师，在美国是最令人害怕的律师。他胜诉的案子比例很高。伯格曼案中的检察官知道，当他们提议认罪协商时，他们要对付的是谁。

自始列文都不主张认罪协商，他想要打官司，而且他认为他会赢。不久后他这样写着：

伯格曼面对大笔的律师费、健康状态的不允许，甚至要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困境中等待判决，于是他回绝了律师要对簿公堂的建议，他要认罪协商。

在许多因素的考虑中，让伯格曼同意进行协商的原因，是他的儿子史丹利。他不希望他的儿子因为媒体和政治罗织罪名而受罚。检察官常常会玩这种亲情勒索的把戏。{24}作为父亲，伯格曼不忍让儿子背负罪名。虽然他相信他儿子和他自己是无辜的，而他的律师也建议他不要接受认罪协商，伯格曼还是指示了列文尽力完成最好的交易，其内容是由他自己接受其中一个判决，而要撤回对其子的一切指控。

继之而来的，是数星期棘手的协商交易。就像波斯市集一样：每个项目都在讨价还价，双方都假装想要早点谈妥结束交易，但基本上很少有一致的部分。

既然协商是担保伯格曼只受到一项判决，因此就必须事先要求州法官同意不就联邦法官的判决追加科刑。因此最初由州政府特别检察官所草拟的认罪协商内文中，包含下列的句子：“基于伯格曼承认贿赂亚伯·布鲁门塔的认罪协商而判决的纽约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同意不会在联邦地区法官判处的刑罚之外，追加其他刑罚。”

认罪协商的两方都试图和州法官打交道，恳求他能够同意这项交易（这是个平常且完全可以接受的步骤，只要双方都在场）。州政府特别检察官征求到州法官同意，也就是不追加判刑。如果州法官同意（就像期待中的），事情就会在大家都满意的情形下解决。但是州法官拒绝在形式上受联邦法官判决的约束。“我不会胡乱交易的，”他说。这让进行协商的人陷入了困局。

在一番争吵之后，终于产生了替代方案。这是为了达到相同的目标：只由联邦法官判刑，但是不要求州法官看上去被制约了。

替代方案是，州特别检察官会“建议”州法院的法官，请他不要在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外追加刑罚，井且要紧接着联邦法院的判决之后作出。州法官之所以不追加刑罚而作出相同判决，是因为在纽约州，法院通常都接受检察官的建议案。而提议紧接在联邦判决之后马上作出州法院的判决，是避免让州法官的压力过大，这些压力（来自媒体新闻、政治人物或其他方面）可能随着联邦法院从轻的判决接踵而至。

艾洛索•梅立亚法官明白地告诉伯格曼，要他“告诉你的法律顾问和特别检察官，对比较轻的判决，我通常会接受检察官的建议，而我也会告诉他在这个问题点上，我没有理由不这么做……”然后他要伯格曼谨慎小心，因为依法他可以作出最重的判决，而“不顾联邦法院的判决”这样的警告虽然很陈腔滥调，但透露出的讯息仍然很清楚：伯格曼只会得到一个判决，由联邦法官法兰克作出的。交易已经签字完成、封缄并且寄出。

联邦判决

依据认罪协商的内容，伯格曼在同一天承认了联邦和州法院起诉他的罪行，他以为他只会为一个判决服刑。

不久之后，已经无关紧要的认罪协商范围更缩小了，梅立亚法官还撤销了对布鲁门塔议员的贿赂指控。他的结论是，并无罪行可言，布鲁门塔借着催促伯格曼疗养院的执照签发，以交换青少年在疗养院中进行职业训练的计划，“并没有收受或要求任何不法酬金或补偿利益等”。如果提出要求的布鲁门塔没有犯罪，那么可以推论，只不过是同意其要求的伯格曼不需要为此接受其他的刑罚。

现在，责任清楚地落在法兰克法官身上。他是代表联邦法院及州法院作成判决的法官。而他的判决就是伯格曼实际要服刑的判决。其实，法兰克法官清楚了解这个惟一判决的作用，他声明“为履行认罪协商的义务，依协商内容，将由本法院判刑而且完全涵盖州和联邦法院的定罪”。

1976年6月17日，法庭里挤满了政治人物、新闻媒体、双方律师，法兰克法官宣布，判处贝纳·伯格曼监禁4个月。

喧哗声震耳欲聋：报纸、广播和电视台谴责这个判决，政治人物猛烈攻击，而群众则嗤之以鼻。

州政府医疗及看护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非常担心媒体会指责他提出不由州法官另行判决的建议案。因此，他要他的公关助理在特别检察官的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海因斯向州法院要求延缓州法院的判决，佯称伯格曼拖欠州政府的金额仍有争议。延缓判决的申请获准。特别检察官因而可以避免（至少在那个时候）尴尬地站在法院里，被迫向州法官提出建议，而建议案内容就是，不在法兰克法官的4个月徒刑判决之外追加刑罚。

大批记者带着电视摄影机和录音机，跟随着海因斯回到他的办公室进行记者招待会。海因斯用生气的语调说话，他说他实在“非常失望”，因为法兰克法官对伯格曼作出“无关痛痒的判决”。他怀疑这是反映“本质的正义”或只是“特权者的正义”。而他抱怨说：“我担心我们对疗养院锲而不舍的调査，可能因这项判决而有不利的影响。”《纽约时报》全文刊载海因斯的声明，其他报纸也以头条报导，广播不断地讨论着，大部分的新闻节目也播出这个消息。

当海因斯在梅立亚法官面前提出他的建议时，并不令人惊冴，大多数的旁观者都持存疑的态度。海因斯承认伯格曼已经履行他在协议中所要履行的义务，而现在

我有义务履行承诺而且建议庭上的判决和1976年6月17日的联邦判决完全一致。

海因斯清楚表示他不喜欢他的角色。“我被要求提出这种建议，”他宣称。海因斯请法官作出同样“令人失望”、“偏袒的正义”和“无关痛痒”的判决。法官清楚意识到，特别检察官提出的“建议”并不是要他形式上遵守认罪协商中的法律义务。

梅立亚法官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判伯格曼更重的刑。安德鲁·史坦议员曾拜访梅立亚法官，鼓励他尽可能处以最重的刑罚。史坦也发起一人一信运动，写给梅立亚法官。判决宣告的那天，在梅立亚法官办公室外面，史坦安排“监视”、“繁戒线”和“示威游行”，而且有许多民意代表支持这个行动。因此，梅立亚法官在众人的期待下打破了他的惯例，“拒绝”检察官的“建议”。相反的，他在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之外，追加判处伯格曼监禁1年。

为了证明他违背义务是合法的，梅立亚指出对伯格曼的指控的严重性。而那是他之前以无犯罪事实为由撤销布符门塔议员的同一项指控。

特别检察官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些幸灾乐祸；政治人物和媒体都很满意。梅立亚法官成为英雄。伯格曼因为得到保证只会接受一项判决才同意认罪协商的，现在却发现要面对两项判决以及高于联邦判决4倍的徒刑。他并没有得到协商交易的东西。他把无价的宪法权利拿去交换，换来的却是要身陷囹圄，要服刑16个月。

伯格曼开始挑战这项追加的判决，理由是检察官的行为（他的记者招待会以及他向梅立亚法官的建议）已违反认罪协商。他的律师向纽约最高法院上诉庭以及上诉法院提出申请。每个法院都拒绝了申请案而无只字片语的解释。我就在这时候加入了这件案子。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延期执行伯格曼的监禁，他将要在瑞克斯岛上服刑1年。在我们向联邦法院提出申请的同时，我们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别进牢里。如果伯格曼已经就无效的判决服刑完毕，那么我们任何的胜利都没有意义了。因为即便是最髙法院也无法还给65岁的老人1年的光阴。因此，从任何联邦法院那里得到延期执行的命令，是现在最重要的事。但是联邦法院都极不愿意妨碍州法院判决的执行，因此很难申请获准延期执行。本案如此声名狼藉（其实，媒体已经吵着要求将伯格曼立即交付执行），而比一般案子更加困难。但是我们必须试一试。

我马上找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舍伍德·马歇尔。最高法院每个大法官都会被指派巡回法庭的紧急申请案，就像是要求延缓执行这样的案件。因为马歇尔大法官曾任职于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辖区包括纽约州、康涅狄克州和佛蒙特州），所以就负责这件案子。马歇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他很少批准延缓执行的申请。有几回，他已经认可的延期案却被其他法官推翻。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对这类申请案已经变得有些沉默了。

在我同意接下这个案子之后的几天内，我就向马歇尔法官申请延缓执行。马歇尔要求特别检察官回答此事。这是个好现象，因为大部分的延期申请案都没有要求响应就被否决了。但是几天之后，他还是否决了我们的申请案。那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伯格曼要在下个星期二早上10点交付执行。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纽约的联邦地方法院。整个周末我发狂地工作着，准备提出人身保护令和延期交付执行的申请。我在星期一早上4点完成了申请书，早上9点，我带着文书到纽约联邦法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要提出紧急延期执行的申请。在联邦法院，总会有个法官负责受理这样的紧急申请案。那天的法官是罗伯·瓦德。

我走进瓦德法官的法庭，等着他休庭出来。他正审查一件非常复杂的财务案件的技术性动议。他看来正苦恼着。休庭时我走上前去，告诉法官我有件紧急申请案。我刚介绍自己，瓦德法官立刻走出来欢迎我“大老远从剑桥来”。当时我很高兴，也有点不好意思，他竟然知道我是谁，还这般热情地欢迎我。他宣称他的法庭永远为紧急申请案而开放着。然后他问我是什么案子。

“伯格曼案，”我回答道，并且开始陈述我的请求。

“伯格曼，”瓦德法官大叫：“你是说贝纳·伯格曼？”

“是的，”我回答道：“贝纳·伯格曼。”

法官几乎无法控制他的愤怒。“那个人应该在牢里。你到联邦法院这里来做什么？这是州法院的案子。你怎么敢用那样的案子来打断这里的诉讼程序。我正在审的案子非常重要。全国各地的律师都来到这里了。”

我告诉法官，伯格曼在24小时之内就要回到监狱去了，而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个紧急案件。

瓦德法官打断了我：“让伯格曼坐牢去吧，然后我会考虑他的请求的，这几天我就可以了结这个案子了。”

“但是，阁下，”我响应道：“本案中的宪法议题非常重要，而如果被告依判决服刑，这就会变成未决事项。”

法官并不在意。“这个人不会在我的法庭上得到任何特别的审判。大部分获得人身保护令的被告，都是在牢中提出申请的。这才是伯格曼应该做的事。无论如何，我是不会同情他的。”

我想我在法官最后的评语里知道我该如何开始。我回答道，并将声调提高了些。

“我们并不要求同情，我们也不要求特别的审判。更正确地说，问题正是伯格曼受到了特别的审判。本案的检察官存心要违反认罪协商。而州法院连写个裁判书的勇气也没有。本案的确挑战了联邦司法制度的能力，看看是否能抵挡得住媒体和政治人物的审判。我确信本法院将面对这样的挑战。”

突然间，法官的观点有了很大的转折。瓦德法官向我保证，他的同情心不会影响他的判决，本案将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几乎就像是要证实这个说法，他开始对我们的法律论点表现出认同的样子。他给了我仔细陈述论证的机会，然后他询问特别检察处的年轻检察官亚瑟·温斯坦，问他关于特别检察官在法兰克法官作出判决后的声明内容：

瓦德法官：我记得。州政府特别检察官有些严厉的评论。
温斯坦先生：这表示他对判决并不满意，阁下。
法官：那么是不是媒体比州法院法官先作下判决呢？
温斯坦先生：是的。
法官：你要为此抗辩吗？
温斯坦先生：记录中并没有这些事情。
法官：好，那么我们就来做记录。这些程序的作用就在这里。
温斯坦先生：阁下，我只能就记忆所及详尽地回答。虽然我并没有把记者会的新闻稿带在身上。
（德萧维奇将报纸复印本遂给温斯坦先生。)
温斯坦先生：我拿到《纽约时报》的复印本。其中，海因斯先生批评法兰克法官的判决。
法官：我想在记录上确认，记者会之后他到州法院去作了什么声明？
温斯坦先生：他建议说：“无论庭上作出怎样的判决，都请和联邦法院的判决完全一致。”
法官：他脸上表情显示出他就是这个意思吗？
温斯坦先生：庭上，我不在那儿。我不知道他的表情是什么。
法官：检察官，我想问题只是在于：到底有没有协议，如果有，有被遵守吗？

当辩论结束后，瓦德法官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承诺“会很快”作出判决。那是令人焦急的等待：离收监服刑的时刻只剩下16个钟头。若要对瓦德法官的不利判决提出上诉，时间太仓促了，而上诉法院第二天上午10时半才办理业务，那时伯格曼又已经被收监半小时了。我们认为我们在辩论中已经改变了瓦德法官的看法，可是他也有可能改变念头。

大约30分钟后——感觉像是过了30个小时，瓦德法官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缓缓地宣读他的裁定：

虽然司法部长曾经说过，在法院里没有新鲜事，但是本庭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本案的舆论压力非比寻常。本案将被受理，这将会在今天下午受到媒体强烈的关注。
根据本庭已有的充分辩论而得到结论认为，州政府在认罪协商之履行上严重侵犯了宪法的权利。
再者……申请人明天要交付执行，而他延期执行的申请之前曾遭到否决……
据此，本法院将在对本项请求进行审理之前，批准延期执行，并且由吉瓦德。古特法官审理。

第二天的早报刊登：“伯格曼赢得监案延期11小时执行”。

《每日新闻》的社论标题是“正义被延迟了”，部分文字如下：

正义遭到延迟就是被否定，疗养院所有恶行的代表人物贝纳·伯格曼再一次嘲弄了司法正义。

杰克·纽菲尔讽剌地说：“到伯格曼进监牢的时候，我可能已经在疗养院了。”

特别检察官很尴尬，因为媒体批评他们无法把伯格曼送进牢里。他们对瓦德法官的裁定提出异议。但是上诉法院再次确认裁定而维持延期执行。接下来就看古特法官的审讯了。伯格曼至少现在得到了暂缓执行。

7月底的仲夏时分，审理开始了。由抽签决定审理本案的吉瓦德·古特法官是个寡言而认真的人。在他担任联邦地方法官之前，曾在该法院担任司法行政官。

两方在听审时都找来大批人马：伯格曼的律师团，除了我之外，还包括杰克·李德曼和他的搭档刘易斯·弗里德曼；而特别检察署派了6个检察官。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有联邦助理检察官、其他律师、旁听的群众，还聚集许多媒体，包括在法庭中的电视素描画家和走道上的电视摄影记者。

审理开始，古特法官说，他的“外祖母名叫玛丽·海因斯，和特别检察官查尔斯·海因斯可能有亲戚关系”。他询问两方中是否有任何意见。不过我们都不认为要为这种小问题请他回避本案。

听审中的基本争点（所有证据指涉环绕的问题）就是，特别检察官是否违反了认罪协商规定。关于这个争点最著名的案例是最高法院1971年判决的“圣托贝罗诉纽约州案”在该判例中，被告以两项与赌博有关的重罪被起诉。他的律师进行认罪协商，让被告承认罪责较轻的罪名，该罪行最重的量刑是1年徒刑。协商中还约定州检察官“同意不对任何判决提出建议”当该案判决时，同意协商的检察官被撤换掉。新的检察官显然不知道前任检察官的协议，而直接向主审法官建议判决最重的1年徒刑。被告辩护人抗议检察官的建议。但是法官否认他受到检察官建议案的影响，他判决圣托贝罗应受徒刑1年。

圣托贝罗提起上诉，声明检察官违反认罪协商。和伯格曼一样，被告在纽约州法院的申诉都得不到回应，而转向最高法院请求延期执行判决。但和伯格曼不同的是，他在最高法院的辩论后取得法官的延期执行令。该判决是由最高法院院长华伦·博格做成的，他认为该检察官提出建议案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认罪协商。

对伯格曼的听证而言，直接从圣托贝罗判例得出的基本问题就是：特别检察官对法兰克法官判决的公开批评是否已经违反了认罪协商，还有，判决的法官是否知悉这项批评。

一般来说，证据的听证并不会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事，因为两方都已经清楚基本事实，在听证里是已经在记录中确立的了。但是本件案子的证据审理却充满惊奇，甚至还有爆炸性的内幕。

我们当然知道，特别检察官海因斯曾举办一场攻击法兰克法官判决的记者会，其声明的内容在《纽约时报》刊出。看来该声明似乎未经琢磨，应该是从法庭到他办公室的路上所拟的草稿。但是其中有些东西让人怀疑。起初我并未理睬它，仴是后来我注意到，该声明没有提到判决中的重要部分——4个月有期徒刑。这有点奇怪，因为正是这4个月的判决才引发如此喧哗的批评。我开始怀疑，声明稿可能在法兰克法官判决之前就已起草，因为他预料到判决结果会让他十分尴尬。我们决定传唤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出庭站上证人席，以查证我们的怀疑是否正确。李德曼负责询问他。

海因斯是个谨慎小心但不愿合作的证人。一开始他否认他曾经召开“记者会”：

那并不是记者会……我只是回答了媒体向我提出的许多问题。

他最初的证词是，在法兰克法官作出联邦判决以后，他“最早决定要和媒体讨论案件”，是在诉讼程序结束之后。略施压力之后，他承认在判决“前一天”，为了要应付媒体，他曾准备了对法兰克判决的声明。在我们继续追问之后，他说是在“判决之前两天”撰写了新闻稿。而在几分钟之内，海因斯又说：“我弄错了。”其实是判决前“三天”最后，海因斯终于承认在判决前几天，他找来一个老朋友，那时这个朋友在国会山担任媒体助理，海因斯要求他写新闻稿，以免因为法兰克法官可能的从轻量刑而陷入困境。这个朋友过去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叫做大卫·尤威尔，他被传唤作证指出，他曾来纽约和海因斯商讨有关判决的新闻声明，可能是在“判决前一星期”。海因斯的公关秘书草拟了最初的新闻稿，她说她在海因斯的指示之下拟稿，大约是联邦判决日前一个星期。

依据新闻界人士的说法，该声明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特别检察官海因斯成为媒体的“笑柄”，并且确保他的“公众形象”。尤威尔指证表示，他曾告诉海因斯：“伯格曼的判决是调查案件中最重要的事。这个案子全看这次的判决了。”他要海因斯发表强烈的声明：“这是后水门时代了，……你不可以走老律师的旧路子，把事情都藏在壁橱里，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尤威尔作证说，整个事务所都在“讨论着声明稿是否可能被解释为违反该项认罪协商”，在海因斯上班的地方，有来自检察官们的压力，要他不要做任何声明：“检察官们不会去做那种事。”但是媒体朋友又坚称，如果海因斯保持沉默，将会是个灾难：“我们的压力很大，不比打官司轻松。”尤威尔回忆说。

海因斯对他的形象的关心显然高过对于认罪协商的义务，他选择了媒体朋友，并且决定要发表公开声明，枇评法兰克法官任何的“从轻量刑”虽然他知道这可能损害到认罪协商，但是他还是决定不通知被告律师他将发表声明的事。

听证证实了我们的怀疑，甚至还更多：海因斯并非基于愤怒才批评法兰克法官的判决；他是刻意安排且有预谋地要维持其“形象”，即使是以违反认罪协商为代价。当古德法官知道有事前计划时，他注意到可能会揭露“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还有个意外的发展，梅立亚法官否认曾看过或听过特别检察官海因斯对法兰克的声明。这个说辞令我们陷入困境。我们确信法官说谎：在纽约很难有人没有看过或听过这篇声明。而正在审理本案的法官梅立亚居然说他毫不知情。我们调查后发现，当天傍晚他在纽约，而他通常会看晚间新闻，而且他也习惯看《纽约司法杂志》和《纽约时报》。但是他竟然坚决否认。（每个人显然对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都十分熟悉，连古德法官都承认。在听证过程中，就在我建议伯格曼应由其他没有看过特别检察官声明的法官来作判决的时候，古德法官说：“我想你在纽约州找不到一个法官是不知道这项声明的。”我无法反驳，讽刺的是，“除了梅立亚法官之外”）

对法官进行交叉询问是很困难的：大部分的律师都不愿做；他们宁愿他的证词毫无进展，也不愿意招来“法官证人”或其他法官的愤怒。我们必须要进行法定的交叉询问；我们必须要他180度地改变证词；我们希望他承认说谎。我们别无选择。他的否认会让我们的案子一败涂地。如果他事实上不曾知道特别检察官的声明，那么这个不当的声明就仅只是个“无害的错误”罢了，因为这样并不会对他的判决有何影响。我们必须积极地向他进行交叉询问，并且让他更改证词。

被告团队决定由我来担任这项工作，即使我缺乏李德曼的经验和询问的才能。我猜李德曼和他的事务所必须经常出席纽约刑事庭；他们常会在梅立亚法官面前出现，除非必要，他们会尽可能不去挑衅他，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则可能永远不会在他面前出现，所以这项工作的风险对我也就没有那么大。

我决定在交叉询问中把他当做说谎的证人；我不会因为他是法官而有不同的对待。我推测梅立亚法官以为会有特别待遇。我认为让他措手不及可以窥见真相，所以我用侵略性的语调开始交叉询问：

问：这是否是事实，梅立亚法官，早在你宣判之前，你已经预先写好整个判决文，包括最后宣判的1年徒刑在内，你早就判定了？是不是？
答：不是。
问：在作出判决当天之前，你早已拟好判决文的草稿，这是否是事实？
答：我写了一份……
问：是或不是？
答：是。
问：可以麻烦拿出草稿的复印本吗？你有带在身上吗？
答：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
问：请不要回答任何我没有询问的问题，法官。

接着我进入交叉询问的重点，并证实梅立亚法官订阅了 《纽约法律日报》和《纽约时报》。我也让法官承认曾对伯格曼案做过剪报。显然他知道，像这么大的案子，法官会跳过头版头条而没有看到，是很难置信的，于是梅立亚法官在否认时显得摇摆犹豫，然后他承认他的确读过法兰克的判决：

问：在法兰克法官判决伯格曼案后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报道中包括了这项判决。这样说是对的吗，你确定曾读过这篇报道？
答：是的。
问：你确定曾在判决的第二天看过《纽约法律日报〉头版的伯格曼判决，这样说对吗？
答：我不知道。是有可能。
问：是有可能？
答：是有可能。我知道我看了《纽约时报》
问：你是否看了《纽约时报》的整个报道，包括伯格曼的判决？
答：我想是的。
问：我想要拿出《纽约法律日报》的头版复印本让法官您看，可能可以唤起您的记忆。标题是：“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联邦法院给了他4个月”。是不是有可能，你订阅《纽约法律日报》并且每天都看，却没有看到这篇以“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为标题的文章？
温斯坦先生：抗议。
法官：抗议成立。
问：是不是看到标题“伯格曼的州判决延迟”已经唤起了你的记忆，那天你事实上是否看了《纽约法律日报》？
答：不是。
问：你在此作证是说你可能没有看过《纽约法律日报》的报道？
答：我的证词：是我并不知道……
法官：应该让他看一下复印本比较适当吧。
(停了一下。)
答：谢谢你。
(停了一下。)
答：是的，我想我是看过。
问：那么，你的回答就是说你的记忆被唤起了，你证实曾看过这篇报道？
答：是的，先生。

逮到他改变对报纸的证词之后，我问他是否看了当天的电视，由第四频道11点新闻转播的特别检察官的记者会。我提醒他画家将绘画下他的表情，连同对特别检察官记者会的报道会一并出现在第四频道11点新闻，于是他支吾其言。

最后，我对梅立亚法官提出我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

问：当你看到或知道特别检察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的时候，你是否得知特别检察官有责任要建议你作出他其实是十分失望的相同判决。

这次这位法官没有含糊其辞。

答：是的。

我们达到我们当初的设想。记录已经清楚了，梅立亚法官曾看过特别检察官“对联邦判决十分失望”的报道；当梅立亚法官看了之后，他得知特别检察官是被迫向他建议作出相同判决的，这很清楚。因此，无可争议的，特别检察官实际上让梅立亚法官知道，他对必须提出的判决建议的真实感觉到底是什么。特别检察官坦率地来到梅立亚法官面前，向他建议作出相同的4个月判决，他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梅立亚法官在接受了他的“建议案”时，了解他的真正的观点，那就是特别检察官感到“十分失望”。

接下来的听证过程，除了些许小插曲之外，都是意料中事。媒体新闻热烈报道着，电视上每晚都会出现本案参与者的形象。到了听证的最后，罗伯特·立普斯特在《纽约邮报》写了篇专栏，令我家人焦虑至极。专栏的内容如下：

医疗资源的掠夺者贝纳·伯格曼，昨天并没有在监牢中度过。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在法庭上……而杰克·李德曼在那里，杰克过去是能干的助理检察官，他曾起诉过布朗，也曾对威廉·菲利普穷追不舍，使这个无赖的警员在法庭内对他叫道“你是个人渣”。亚伦·德萧维奇也在那里，哈佛法学院的德萧维奇教授，曾为《我很黄》和《深喉咙》辩护。德萧维奇曾经为文促请就“保障人权”要有所作为。但是昨天他却和伯格曼在一起。这是个讼棍的审判，没有讨论是非问题，没有提到伯格曼疗养院中被遗弃的残障老人，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贿赂或欺诈之事。只有动议、佯攻战术以及有疑义的判例，他还要求查看法官持有的文件，因为“对手的眼睛和裁判的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州政府年轻的检察官穷于应付，因为李德曼和德萧维奇是经验老到的法律掮客，他们占尽了优势。在休庭时，安德鲁·史坦怀疑为什么这么有名望的律师要为这么卑鄙的人辩护。“这对他们而言是大有好处的，”他说：“德萧维奇从伯格曼那里捞到了多少钱。”这些人怎么可以在回去之后满口仁义道德地发表演讲和写教科书，而他们又会对哈佛的那些孩子说些什么呢？

听证很快结束了，案件在古德法官的手里。通常，在冗长的听证之后，律师多少可以感觉出法官大概会如何下判决，但是古德法官却丝毫不动声色，只露出些许线索。他显得很困惑。确实，他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判决书。最后判决宣布了，竟有40页之长，由此显见他有多么犹豫和怀疑了。

在事实部分的听证之后，对我们最在意的特别检察官新闻稿，古德法官提出重要的裁定：

海因斯攻击联邦法院判决的声明，显然未经批准且不当，也明白违反了州法律。它违反了《纽约州职务执行法》法规中禁止检查方在判决前作任何声明而影响判决。

为了支持特别检察官海因斯不当行使职务的这项论点，古德法官引用了一条法规，禁止检察官的声明“支配或影响舆论以获得政治利益……或是企图影响或胁迫司法”。海因斯的声明确实是为了提高“他的公众形象”，是用以“获得政治利益的”，而且还影响了梅立亚法官的司法判决。

有了这项重要的裁定，按理来说，法官的判决应该会有利于我方。但是这却不是一般的案件，古德法官在此有不寻常的逻辑跳跃。

首先，他为特别检察官的声明（不适当且不合法的声明）辩解，他说该声明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的内容”。法官承认认罪协商的确明白禁止“在‘协商后’发表新闻声明”；但是他却强调协商并不禁止“在‘判决后’发表任何声明”（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既然判决必然要在协商之后，就不需要多余的禁止规定。）法官耍了种讼棍手法，而作出结论说，特别检察官的声明并没有构成如圣托贝罗案中的技术性违法事情。

接着，古德法官论及特别检察官在法庭上的判决建议。他同样作出对我方有利的裁定：

毫无疑问的，特别检察官的建议不追加判决显得言不由衷。他并没有完全遵守认罪协商的内文……

再次，根据这个裁定，通常的结论（认罪协商的内容必须被完全遵守）应该会有利于我方。在这里更是应该如此，因为法官字斟句酌地认定特别检察官不适当且不合法的声明在技术上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但是，最终古德法官却有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毫不理会协商内容：

如果特别检察官对判决的结果歌功颂德……那就是伪善了。

这样，在圆滑的文字游戏之后，古德法官认为特别检察官的声明虽然不当且不合法，但并不因此而要负责，因为这事实上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的规定；而他裁定，特别检察官“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事实上是违反了认罪协商的内容，却不需要为此负责，因为如果海因斯遵照协议而表现出服从判决，就会被认为是“伪善”，特别检察官赢了，被告输了，就因为他的名字是贝纳·伯格曼！

这样的见解表示古德法官没胆子释放贝纳·伯格曼，即使他对大部分事实的裁定都是有利于伯格曼。当我再次看过他的判决书时，我不由得同情起古德法官：基本上他是理性而诚实的法官，现在很难见到这种人了，他不得不作出对我方有利的事实裁定。但是他就是不能核准人身保护令，因为媒体和大众的愤怒将会排山倒海而来。我相信他有意或无意地决定将这份重担拆解开来，他的事实审理部分，使我们得以提出强有力的上诉声明。如果接下来的法院准备依据事实进行审理，那么他就可以被释放。如此，古德法官就可以既完成事实审理而又不会激怒媒体。比起被指派单独审理本案的新法官，由3个法官组成的上诉法庭是比较能经得住这种压力的。

古德法官不愿担下释放伯格曼的罪名，这表现在判决中最后关于伯格曼的保释申请的那段文字里。在判决书里，古德承认这是个困难的案件。但他就是拒绝对伯格曼的保释申请作出裁决。

放弃裁判在法律上并无根据。的确，当我们到上诉法院要求保释时，法官对古德法官将保释裁决的责任推给他们表示很生气，依据法律，这应该是地方法院法官的事。这再次显示贝纳·伯格曼的案子非比寻常。媒体的幽灵总是漂浮在法院之中；而古德法官虽然拥有法官终身俸，却成为媒体的司法囚犯。

在上诉法院，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们轻松地裁定，在上诉审判期间，伯格曼获准保有自由。审判长厄文·考夫曼（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曾作出对我方有利的判决）宣布“这里有些很严肃的问题”，而且那绝对是“伯格曼可以胜诉的机会”。

但是当在上诉庭辩论的几个月之后，这3位法官（他们都不是审理保释案的法官）似乎要推翻我们的论点。

瓦特·曼斯佛德和亨利·法兰德利两位法官在我刚上发言席时就立刻攻击我的法律论点。有些攻击几乎是直接针对我个人，指责我接下这个案子；我觉得我好像才是上诉的目标。几乎没有只字片语批评到特别检察官，而他的行为已被古德法官认定为不当和不合法的。我们对法院感到十分沮丧，但是也很疑惑，为什么有了古德法官的事实裁定和最高法院的判例，上诉法院竟然还是否决我们的论点。

判决书是在1977年圣诞节之前宣布的。全体一致通过。主稿判决书的是法兰德利法官，这份判决书非常特别，特别是对他而言。上诉法院是不可以用自己的事实裁定取代地方法院的原事实判决，法兰德利向来都谨守着这规定。可是，在伯格曼案的判决书中，竟然绝口不提古德法官的事实裁定。

古德法官裁定预先安排发布的新闻声明是不当、不合职业道德且不合法的，可是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中完全没提到；相反的，法兰德利法官的判决书倒让人觉得伯格曼试图推翻被地方法院认定声明适当的结论。古德法官曾判定特别检察官对梅立亚法官判决建议“没有完全履行认罪协商内容”，而他却绝口不提；法兰德利法官既无法自圆其说，也无法从记录得到支持，却作出结论说，“‘大家都承认’，海因斯已经提出所承认的建议”。当法官使用“大家都承认”或“不容置疑”的字眼来拒绝律师的强烈主张时，最令律师们气愤（或者说是知识的欺骗）。我们从来没有“认可”过他们的这种话。我们曾经抗辩过（古德法官也曾同意过）特别检察官并没有“根据承诺提出建议”。现在法兰德利法官不仅否定我们的论点，他不仅推翻古德法官的裁定，还假装我们已经“承认”曾极力抗辩的事。

判决书剩余的部分都是可预料的。法院认为海因斯的新闻声明没有不当之处，还有他“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也并无不妥。认罪协商并没有被违反，只是“在检察官的声明中缺少了足够积极的态度”。检察官言不由衷地提出建议仍是正确的，仍是在许可的范围内，“除非他的脸部表情或他的声调告诉法官他不希望建议被采纳”。根据本案的记录，这最后的“除非”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古德法官在听审时曾重复地提出），事实上特别检察官宁愿他的建议不被采纳。他并不需要借由“脸部表情”或“声调”等表现方式来传达他的期望。他其实已经透过新闻声明直接表示出来了。但是，因为特别检察官并没有在法院中表现出奇怪的表情，所以即使他期望法官判决不要接受他的建议，该新闻声明也不足以构成这项意思的传达。

法院认为“特别检察官并没有违反认罪协商”，而伯格曼必须坐牢1年以执行州法院的判决。

我们提出再审的上诉状引发了媒体另一波的痛批：“伯格曼玩弄美国法律制度，就像是在打弹珠台，而他现在还无所顾忌。”杰克·纽菲尔如此抱怨着。纽菲尔批评我和我的专业，因为我用尽了所有的法律途径为我的委托人效力。

当我们所有努力失败的最后一刻，那天是1978年2月6 日，伯格曼被带到雷克斯岛的监狱。

结语

贝纳·伯格曼挨过了雷克斯岛的牢狱生活。他很乐意帮助他的狱中同伴而大受欢迎。现在他已经回家，埋首撰写犹太法典的学术性文章。他已经脱离了疗养院的事业，但是他还是花许多时间继续他过去的活动。他和特别检查署争论拖欠州款之事还没完全解决。“在疗养院案审判4年之后，伯格曼的事件仍然缠讼不断”这是1980年《纽约时报》的新闻标题。报道中罗列了几十件诉讼案和其他仍悬而未决的法律事件。我并没有涉入任何一件，但我仍然因为曾在联邦程序中代表伯格曼而遭非议。

查尔斯·海因斯被任命为纽约市消防署署长。

安德鲁·史坦当选曼哈顿区长，主要因为他在伯格曼的调查中表现有功。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在提醒选民，是他将伯格曼这种“野兽”关进牢里的。

马文·法兰克，判决伯格曼4个月徒刑的法官，在伯格曼的案子结束之后不久就辞职了。许多观察家都将原因归咎于舆论和政治对判决的影响。如果他没有因为伯格曼案而消沉，而能有机会爬到上诉法院的话，他将是裁判席上非常杰出的人物，会是联邦法院伟大的上诉法官。

他在伯格曼案中的判决书现在被视为经典的判决书。它被收录在好几本刑法案例的书中，供全国的法律系学生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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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妨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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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鳕鱼角南边的沙丘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地方。自亚特兰大白色的沙滩中隆起，海风、潮汐和其他神秘力量，使它显得凹凸有致。我在依傍这些沙丘的杜鲁洛镇上租间小屋，夏季里尽可能在小屋中度过每一天。许多诉状及文章都是在海滩或甲板上写出来的（在寒冷的冬天里，当从卷宗里掉下沙粒时，更让我怀念不已）我和两个人权律师共同承租这间屋子，还怂恿朋友在入口处写标语：“注意：辩护律师隐居所，检察官来会挨揍。”

离我们的房子大约四五百米的地方，有个最雄伟的岬角沙丘，就叫做“髙丘”。海拔约有30米高，陡峭下切至满是灌木丛的小村庄，叫做“灌木洞”，是沙丘最低洼的地方。这样的对比形成不对称的美丽奇景：沙滩、灌木、海洋和天空。许久以来，这个美丽的地区被当做非正式的天体营海滩，鳕鱼角的人们都在这里脱下泳装，晒一身棕色皮肤。据传多年以来，从高丘可以看到许多文学家赤身裸体，如尤金·欧尼尔、玛格丽特•桑格、约翰·里德和他的妻子路易丝·布莱恩。那里十分别致、不拘形式，也完全没做过宣传。许多小型的地区裸泳团体聚会时，彼此都会很慎重地保持距离。很少人会唐突地盯着人看，若有人穿着泳衣从镇上的海滩闲步走来，打算到几里外南边的高丘去时，按照海滩的规矩，他必须对邻人们做日光浴的景象装作视若无睹的样子。

在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身体解放运动方兴末艾，裸体也成为某种主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认为把身体藏起来是道德的错误。裸体成了一种美，高丘下的海滩成为整个东北部天体主义的聚集场所，无论身材好不好看。1974年夏天，非正式的天体海滩延伸了将近1公里长，而8月的每个足期六，在那明亮的沙滩上都可以看到上千个裸露的人体。海滩的性质改变了。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彼此保持尊重的距离或是礼貌的掩饰了。游客四处充斥着，特别是摩托车骑士，他们带着双筒望远镜和摄影机，驻足于沙丘的顶部。穿梭的商业巴士把市中心喜欢偷窥和暴露的人们带到海滩来。小贩、街头艺人，甚至毒贩，营造出嘉年华的气氛。这里不再是欧尼尔那个时代的文人聚会，但却十分欢乐，似乎每个人都很享受这气氛。

但是杜鲁洛镇的居民和神父却高兴不起来！杜鲁洛的冬季人口有700人，夏季有3000人，属于鳕鱼角国家海岸公园。在天体海滩聚集新的人潮之前，杜鲁洛是个安静的避暑胜地，几间小餐馆和少许的旅店，几乎闻不到商业气息。乡间小路蜿蜒狭窄，风景宜人，车行稀疏。骑脚踏车的、散步的、慢跑的和沙丘上的轻便车，都比汽车要多得多。夏天时，镇上居民大部分是律师、教授和医生（特别是心理医生）；在政治立场上无疑是自由派的；在种族上则主要是英国清教徒和犹太人。

突然间，杜鲁洛却成为“时髦的”城镇，带着吉他、长发披肩的家伙全从西北部各地跑来了。刚开始许多自由派的律师和心理医生都很喜欢他们，有些人甚至和海滩上的嬉皮士一起脱去身上昂贵的法式泳装，有些不自在却自以为是地自由表现着，全然不顾他们松弛的肌肉。

我记得8月中有一次，有些光着身子的女子坐在浴巾上，一个看来很显眼的老男人走了过来。当他走近时，你几乎可以认得出来，虽然他一丝不挂，但是他必定是个心理医生：留着胡须、叼着烟斗，他有着典型心理医生的所有特征。突然间，一名女子尖叫着钻到浴巾底下：“哦！我的天，那是科恩先生，我的精神分析师！”科恩医生仍然平静地走过，并没有要找什么掩蔽，但是我们都十分好奇，接下来的精神分析会是什么模样。

很快地，对原来居住于杜鲁洛的人来说，人群已经太多了。地方居民在停车上有了麻烦。1974年8月中，在18天之内，总计有1248辆车次违法路边停车。许多小径被发现了，更多是被开发的，它们穿越过私人士地或优美的沙丘。最重要的是，杜鲁洛的居民开始讨厌赶流行而来的人们。这些人比以前更加喧闹、粗鲁、开放、有毒瘾，而且还更加纵欲。到处都有着关于性事的流言。而有个同性恋天体海滩就是由高丘上直接开了条便道下来的。杜鲁洛悠闲平静的生活品质已经改变，刚开始还难以察觉，之后便十分明显了。

居民们召开了许多会议，愤怒地辩论着。有些镇民不希望受到干扰。其他镇民（即使其中有些人热中于观看镇上最流行的球赛）提议禁止所有海滩上的裸体行为。还有些人建议进行规划，以降低并控制游客人数。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反对裸体，虽然很清楚地有些镇民总是反对开放裸泳，但是他们却利用外部问题作为禁止裸体的借口。（还有个禁止裸体的观点，认为裸体的人会危害优美的沙丘；反对这项说法的人讽刺地质疑着，要提议的人穿好衣服跑下沙丘，而他则光溜溜地跑下同 一个沙丘，试试看在沙丘上哪种走法比较危险。）最后，主张完全禁止裸体的人占了优势，而杜鲁洛社区协会决定游说联邦政府在整个国家海岸区域取缔裸体。

裸露臂膀的权利

1974夏天，好几个最投入的天体主义者到我们的小屋来寻求法律协助。他们的领导人是斯蒂夫·威廉斯，古铜色皮肤、热爱海滩，他整年都住在杜鲁洛并且获选为海滩理事，还有李·贝克森达，是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是“解放海滩”组织的首领。其他几名男士或女士，大部分是学者或教授，都为了要求开放海滩而来寻求辩护。起初我们把他们的宪法主张当成笑话。“当然，裸体是宪法保护的权利，”我对他们提出证明，“就在人权法案中，在宪法第二修正案里有规定：人民有‘裸露臂膀’（bare arms:原意是配带武器）的权利。”但是他们很认真。在海滩上有些隔离区域，传统以来都有裸体的活动，他们希望我能向法院就禁止这类活动的联邦法规提出质疑。我告诉他们，想说服法院认定光溜溜地在联邦海滩上自由活动有宪法上的依据，实在有些困难。而我也对他们说，我并不认为裸体的问题是目前社会最迫切的法律议题。不过我不赞成全面取缔裸体（甚至扩及海滩的隔离区域)，是太过分了些。

在我的想法里，这个议题和成年人在关起大门的戏院里看电影是类似的。虽然这里没有门，但是海滩的隔离区域有着相同的功能。政府有权管理外部的问题，成员、停车、非法入侵、毁损沙丘，以及不想被裸体人群包围的那些人的感受，但是政府无权禁止合意的成年人不得在隔离区域进行天体日光浴。我同意建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如果政府全面禁止裸露的话，就接下这个案子，那时我是该联盟全国理事会的成员。马萨诸塞州的公民自由联盟同意代表天体主义者，但要求由我担任他们的辩护人，而我也接受了这项工作。我们成立一个小组，包括有和我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中含作的琼·贝克；还有刚从法学院毕业，自愿为公民自由而努力的朱蒂·米尼；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律顾问约翰·伦斯提。在鳕鱼角小屋的甲板上我们设立了“法律办公室”并且开始拟定策略，为我们当事人在高丘裸体日光浴的宪法权利进行辩护工作。

我们决定以两个方向来进行：首先是主动攻击，提起诉讼，对现行禁止裸露的联邦法令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其次是防守，等待我们当事人中任何人因为裸露而遭拘捕，再根据宪法进行辩护。这样的方式，就像贝克说的，“左右两翼都有了掩护”。（和色情出版品的案子一样，我们很难不用青少年的双关语：最不堪入耳的包括“片面说辞”、“不适用”相对照，或者“提供情报”给我们当事人。）

没等多久，联邦政府就有了行动。1974年到1975年冬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处颁布规定如下：

公开裸露，包括公开裸泳……是被禁止的。公开裸露是指在公开场合故意不以不透光的物质遮蔽生殖器、阴部、下部或女性胸部乳晕的顶部。本项规定不适用10岁以下之人。

鳕鱼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劳伦斯·哈得利于1975年5月19日宣布，在鳕鱼角国家海岸上的所有公开裸露都将被禁止，初犯者将处以25美元罚金。（该规定中最重罚则是6个月徒刑和500美元罚金。官方为预防大规模的市民暴动，安排了直升机巡逻、公园骑巡队，并且在沙丘上设立无线电监测小组，发现状况就立即派遣沙滩车突击取缔，甚至有穿着“便衣”的线人（后来人们说他们是“没有掩饰身份的警探”）。他们雇用并训练数十个公园警卫。规则规定，警卫巡逻队中必包含有一男一女，由和被逮捕者相同性别的警卫进行拘捕。（这规则是否适用于同性恋沙滩，则是大家非常渴望知道的。）联邦治安法官从波士顿被派来鳕鱼角，专责取缔裸露行为。联邦政府正准备大规模展现权力。天体主义者则准备以同样的规模来展现他们的肌肤。双方就此相遇，一场强硬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这项规定生效的那天，我们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原告是8名男士和4名女士，他们经常造访天体营海滩，他们能继续活动而没有被逮捕的风险。原告们或是在杜鲁洛有居所或是长期的居民。有个人是波士顿著名的律师；还有个人是米尔顿学院的科学教师，那是波士顿近郊的私立学校；另外还有卫理公会被祝圣过的牧师。

杜鲁洛海滩委员会的主席斯蒂夫·威廉斯，在口供书里陈述他对裸体海滩的记忆：

我小时候和家人住在一起，我会走到海滩人烟最稀少的地方。若是遇到其他家庭或团体在裸泳，习惯上靠近他们时要谦恭有礼，并且要保持彼此间最适当的距离，然后再宽衣解带。

埃德蒙和苏珊·卡伯陈述他们的经验：

……我39岁，我的妻子36岁。我们有4个小孩，年纪从4岁到9岁不等。我在米尔顿学院担任科学教师；我的妻子是家庭主妇并且在米尔顿获选为镇民大会代表。我们拥有两间房子，分别在米尔顿和杜鲁洛。有两年的时间，我们观察邻近宝石顿海滩混杂的情形，在比较之后，来年我们才开始加入灌木洞的“解放海滩”，和陌生人一起裸泳，对我们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刚开始，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反应感到紧张，但是很快地，每个在灌木洞的人都乐在其中，在海水里、阳光下，毫无矫情做作。我们的小孩原本对着他人的身体还有些顽皮的偏执，后来也开始接受别人和他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看了感到很欣慰。

我们主张该法规侵犯了原告基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以及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隐私权。了解这群人的问题所在之后，我们认为他们应该受到适当而谨慎的规范，而不能以全面禁止裸露的方式限制他们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们建议，为了避免对沙丘造成损害，公园管理处可以在最常被穿越的沙丘安排警卫；为了解决停车问题，警卫应该依停车规定加强取缔；为了降低游客人数，管理处必须限制海滩人数。整顿这些外部问题会比全面禁止裸露耗费更少的资源（较少的经费和警卫）。

对海岸有裸泳传统的隔离区禁止裸泳的执行处分，我们请求法院核发禁止令。法兰克·费立曼是本案的听审法官，他安排审判庭但却建议我们去看看“那个犯罪现场”——高丘的裸体海滩。

在晴朗凉爽的6月天，一大群衣冠楚楚的法律人，法官、他的助理以及天体主义者、镇民和政府的代表，大多穿着正式的三件套装，登上小型单引擎飞机，飞往鳕鱼角海滩。到达普罗旺飞机场后，有吉普车队和海滩车来接我们，穿越过弧度优美的沙丘群，开往目的地天体营海滩。不过每个人都很失望，因为在令人兴奋的这一天，海滩上竟然没有人裸泳（或其他任何游泳方式）。法官看到光秃秃的沙滩倒很满足，至于海滩和沙丘上挤满裸体人群的景象，就留在法庭里去想象了。

我们已经完成“勘察”，不久在当月某个酷热的日子里开始听审，那时候，每个人心里都想冲到海滩去。我传唤了第一 个关键证人，劳伦斯·哈得利，他是鳕鱼角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也是提议禁止裸体的人士。我诱导他说出导致制定法规禁止裸体的民怨的本质：

问：（所谓非法侵入私人士地、危及主要沙丘群和海滩植被的自然资源、增加镇上路边的垃圾量等等）这些民怨，可不可以说，这些问题是关于公用设施过度使用的问题，而并不是使用者在海滩上穿或不穿泳装的问题？
答：我想答案是是的。
问：问题被看做“裸体本身”这并不公平吧？
答：是的。

我接着问哈得利，如果其他团体（非天体主义者）纷纷到灌木洞去，问题是否会一样。

问：假设……黑人们发现这里是聚会很理想的美丽海滩，……而突然间你发现有1200个黑人家庭穿着整齐的泳装在某个周末来到海滩。所产生的问题会不会和现在有所不同？
答：我想问题会是一样的。

再来，我让哈得利先生面对每个因为人群过多所产生的问题，并询问他这些问题能否仅仅通过全面取缔裸体的方式来解决：

问：要解决停车问题，是不是应该采取其他措施，而不是全面取缔裸露？
答：是的。
问：我们知道人们在沙丘上行走会损及沙丘。是否有现行的联邦禁令可以限制人们在沙丘上行走？
答：没有，先生。
问：在美国境内的国家公园中，比如黄石公园和约塞米特公园，过度使用是普遍的问题吗？
答：是的。
问：是不是这样，国家公园的制度中并没有限制步行路线这是造成使用过度的原因之一?
答：……我知道有许多管理计划是针对公园内的利用行为进行规范的，利用行为是多变多样的。

既然人群过多的问题至少有其他可以选择的解决办法，于是我提出公园管理处的文件作为证据，其中编列了管理杜鲁洛海滩的几种选择方式：

问：就我所了解，是否有其他方案允许灌木洞继续作为天体营海滩，而只是限制使用灌木洞海滩的游客人数？
答：是的，先生。
问：难道不是这样……准许灌木洞作为天体营海滩而对人数加以限制……其效果和全面取缔裸体是相同的？
答：完全正确。

哈得利承认天体营海滩的每日平均人数（接近340人次）尚未超过该海滩可承受的数量；周六或周日的平均600人次也没有超过；其实，即使是8月每周日1200名泳者的巅峰人数，也都还可以管理。但是如果人数像近几年呈倍数成长的话，未来可见的人数就是真正问题所在。他也承认海滩上的人数，不论是穿着衣服还是裸体的，都可以用其他方法来控制，而不必用全面禁止裸体的方式。（有个纽约人造访过康尼岛和洛克威的拥挤海滩，他就表示在高丘旁的长海滩上至少要5000名泳者才称得上“过于拥挤”。）

接着杜鲁洛社区协会的律师向几个反对天体营海滩的居民提出问题。有个居民作证指出，渔获量越来越糟糕，因为裸泳者把鲈鱼都吓跑了。还有人说近几年来他的房子的价格下降，但是他很快又改口了，因为他看见我掏出支票簿准备要买他的房子。（其实这几年来所有在杜鲁洛的房价都上涨了几乎一倍，而只要他开出6年前的价钱，我真的打算买下他的房子。）

听审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希望费立曼法官能在7月4日之前作出判决。但是并没有判决，裸泳的法律定位仍在地狱边缘游走了好几个星期。起初在那段时间里，“取缔裸体的警卫”和“裸体迷”之间存在不舒服的停战状态。高丘旁传统的天体营海滩像海军陆战队的操演区：海滩车载着配备无线电的警卫四处巡逻，并且在每个岔路上站岗拦阻；戴着双筒望远镜的警卫站在沙丘顶部，几公里之内都看得见；有望远摄影机的直升机低空盘旋。他们全副武装准备和数以千计坚决的天体主义者作战，而他们惟一的武器是赤裸的身体。（我曾听过警卫嘲讽说：“不用担心他们怀中会藏有武器。”）但是，没有人出现。美丽的海滩上仍旧是光秃秃的，裸体的人全都散开了，他们在从威尔佛立到普罗旺城绵延好几公里的海岸线上寻找无人的海滩。新的天体营迷你海滩沿着海岸线浮现出来。有十几个在这里裸泳，许多对夫妇在那里做日光浴，还有个家庭在另一处裸体聚会。这种方式让麻烦变少了。不再有停车问题、毁损沙丘或拥挤的人群了。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但是警卫队受命在身，他们必须取缔禁止所有裸体，坚持不计代价彻底执行。他们派遣侦察飞机，搜寻沙丘上赤胸裸体的人。他们进口海滩车，以便不知不觉地跟踪裸体佳偶，并且在他们穿回衣服前赶快抓住他们。开始时像个游戏。巡逻警卫一有新花样，天体主义者便有对策。成群的天体主义者占据隔离的海滩，他们带着双筒望远镜和哨子并且设置瞭望台站岗，一有风吹草动便吹起警示哨音，让光身子的人赶快穿上衣服。很快地，海滩巡逻队人数暴增。从威尔佛立到普罗旺城的300 多公里海滩上，布满了海滩车的轮胎痕。即使是一般的海滩游客，巡逻的警卫也都会趋前询问，怀疑他们刚刚穿上衣服以逃避被捕。“你穿这身衣服做什么，”尽责的巡逻人员询问穿得严严实实的女士。裸体侦察队到处可见，在天空、在沙滩上、沙丘顶，甚至在海中的船上，早已经将海岸的宁静破坏殆尽。

他们难免也会正面遭遇冲突：天体主义者（寸缕不挂是他们仅有的身份证明）给了巡逻人员假的名字。我们原告的领导人物，斯蒂夫·威廉斯，因为偷了写着“禁止裸体”的告示牌而被抓；他确信我们的案子一定会赢，所以打算把牌子上的“现在式”改为“过去式”并且要把它当做胜利礼物送给我们。有些裸体的人试图和警员比赛跑步或游泳。其他人则想办法驳倒警卫或装备周全：有个游泳的人被抓时，衣服是披在手臂上的，他说因为他在水中“胳膊肘以下就看不清屁股”另一个，被发现时正在水管里裸身漂浮，他声称他是“衣着得当'。许多人不断咒骂着，有人甚至打翻或丢掷果汁饮料。很快地，警卫们（大部分是警校的孩子）开始配备枪械。（有个警卫之前常常造访天体营海滩，她被认为“不适合”执行取缔裸体的勤务。）

好几个镇民原本乐意见到裸体被取缔，但是很快地他们发现竟是作茧自缚。很明显的，海滩车、沙丘顶的侦察飞机和直升机对沙滩的危害远甚于天体主义者。即使是保守的地方报《鳕鱼角人》，之前曾积极参与禁止裸体的行动，如今也开始怀疑。有个社论标题是：“裸体：转过另一边脸颊”内文如下：

我们没有听过，因为人们独自或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脱去泳装享受阳光及海滩而必须被起诉的，我们只需要更温和的措施。这似乎是可以做得到的，只要海岸公园管理处暂停威尔佛立和杜鲁洛海滩上的吉普侦察队，并且让巡逻警员用走路的方式更健康地执行他们的任务，就算是让所有的直升机回到总部去，也不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这不是道德问题……”

7月4日后，联邦政府大规模地展现他们的公共权力，并且在费立曼法官7月中旬宣判之后更加扩大。在判决中，法官审査相关证据（并没有包括公园警卫队实际的取缔行为），他作出有趣的结论。他先是评论说：“这不是道德问题……问题不在裸体本身，而在于海滩吸引人潮……”法官接着谈到“初步的探究”：“对在半隔离的海滩上习惯聚集裸泳的人们而言，美国宪法提供了什么保护？”他的结论是（我觉得很合理）：“裸泳者对言论自由的主张和蓄长发的学生同样受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接着他考虑到我们对个人自由的主张，这是我认为本案中最精要的部分：

虽然这个问题和宪法里的实体权力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仍然可以在第五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所保护的自由权概念找到根据。我认为这是它依据所在。这样的自由正是指，人民有权“于私人活动上不受政府之侵扰”。
个人自由不仅包括基本的自由，还包括在个人比较不重要的决定上不受政府恣意的干预。
本庭的结论是，尽管这是新的主张，但是宪法的保护尺度必须能满足灌木洞的裸泳者延续他们传统的活动。

在那个时候，上述判决是个胜利。费立曼法官是第一个认定在隔离海滩上裸体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的联邦法官。他了解到这个判决“是这个学说的最大延伸解释”，于是他接着在天体主义者和政府海岸管理权之间做了衡平。

他讨论到人群、停车和环境的问题本质，那是法规原先要规范的问题。正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事实上也承认），他认为这些问题很严重。然后他考虑除了全面禁止裸体，是否有其他方式解决，比如沙丘的游客管制和停车规定。费立曼法官同意我们的主张：

法院同意原告的看法，每个因为裸体产生的问题都可以个别处理而且可以成功。

依我们的法律分析，这应该会让他作出禁止裸体违宪的认定。毕竟，他已经表示在隔离区域的裸体行为必须有“宪法上某种程度的保护”，而他也表示，每个和高丘有关的外部问题都可以透过不像全面禁止裸露这么限制性的管理规定去“个别处理”。但是他接着权衡所主张的自由（裸体的自由）和允许这种活动所造成的问题孰轻孰重。他的结论是：

尽管法院认定应保护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但是显然有比这褊狭的自由更重要的原因，让被告得以采行管理法规。

因此法官基于环境和人潮的问题，支持全面禁止裸体。对杜鲁洛的天体主义者而言，该判决是个失败，但是对“天体营海滩运动”（至少“运动”的领导人）而言，则是个胜利。费立曼法官为天体主义者立下“大宪章”他判定宪法保护在隔离区域裸泳的权利，政府只能在证明外部问题存在的情况下，才能予以禁止。法院同样也依此标准认定裸体的合法性。政府不得仅以道德的理由禁止它；必须找出其他外部的、合法正当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的价值要胜过宪法上保护裸体的程度。我们相信这项判决对裸体人士在规定区域内的权利有实质的影响，比方说在国家公园内，还有在国内其他海滩、河川、溪流人群稀少的地方。

裸体的挑衅

当这项判决的消息传到了鳕鱼角，取缔的巡逻警卫加强了执法力度。1975年夏季剩余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小磨擦和一场主要的冲突。“解放海滩”委员会的领导者花去大部分的夏天（显然是在屋内），计划在8月最后的周日举行大规模的“不得裸体地区的裸体”示威活动，仿佛是在追怀越战期间的抗议运动，他们花了好几百个小时筹备这场裸体示威。

我不赞成这个策略，我认为抗议运动应该是针对最迫切的道德议题。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同意派出观察员以对抗警察权的滥用。（这场运动的观察员人数超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15 年来任何的抗议活动。）国家公园管理处很聪明地决定任由抗议活动进行，所以到最后都没有警力威胁。几百个参与的天体主义者（其中有几十个赤裸的偷窥狂和观察员）到海滩上，小心避免非法侵入他人士地或违法停车。有些领导者为了避免被捕，穿上和皮肤颜色相同的泳装，然后在上面画上性器官。（法院裁定那些图画比性器官还有权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有个男士问我是否他会因为在泳装上画上性器官而会依猥亵罪嫌被起诉。看了他所画的大小之后，我告诉他猥亵罪方面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他可能会因为诈骗或不实宣传而招来麻烦。在整天的欢乐嬉戏之后，好几个没穿泳衣的领导人在停车场被便衣巡逻人员逮捕，他们早已注意到那些人是赤身裸体的。我们为他们进行辩护（有些在技巧上很成功）但是大部分都被判罚金25美金。

1976年春天，我们准备对费立曼法官的判决向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我在4月7日出庭辩护，而7月底，在巡逻警卫与天体主义者之间，玩了整个夏天的“捉迷藏”之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它以微弱的音调，响应地方法院的判决：

我们可以假定本案上诉人在公有土地上娱乐活动的利益受宪法某种程度的实质保护。
……然后，即使接受这个假定，但是毫无疑问的，现有证据支持地方法院作出政府行为正当的判决……

最高法院最近判决的倾向使我们觉得成功的希望渺茫，因而没有寻求再审。鳕鱼角的天体营的法律战场已经结束，我们输了。但是游击战还是继续着，天体主义者仍坚持以更多异想天开的方法对抗取缔行动。

杜鲁洛海滩上流行的天体营活动可以用20年代的故事做最佳的脚注。有个英国的记者问某个美国人对“禁酒令”的看法。美国人的回答表达了国内许多人的态度：“总不像没有酒那么要命。”对裸体的全面禁止仍然时有所闻，而在杜鲁洛海滩仍然有效。但是对许多继续脱去衣服的人们而言，总不像完全没有天体营那么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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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如果就像大法官何姆斯曾说的，难以处理的案子造成恶法，那么战争则制造了更多更差劲的法律。政府企图压制反战声浪的做法，产生了某些限制基本自由的最危险的案例。在南北战争中，林肯总统搁置人身保护令；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下令大规模起诉和平反对征兵的人士和政治激进分子；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下令集中调查11万名有日本血统的美国人。越战中最可怕的后遗症之一（包括某个人可能因为参与越战而终身活在痛苦的阴影之中）就是夺去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

在越战这个不幸经验所引发的后续案件中，我参与了几个有关第一修正案的重要案件，并且近距离地观察到这场战争对国家中言论自由的蹂躏。

第一个和越战有关的重要案件，是起诉班杰明·史波克医生、威廉·史龙·考菲牧师和其他几个反战领袖。我是史波克医生的辩护律师，最后我在《纽约时报》写了篇有关本案的文章。

最广为人知也是最恶名昭彰的反越战案件，是在1968年的共谋案件，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起诉了示威活动中的“芝加哥7人党”。该案审理之后，辩护律师团的领队，威廉·康斯特勒，以藐视法庭的罪名被判4年徒刑那时，我是上诉辩护律师团的成员。

另一个重要的案件是起诉贝里根兄弟和其他抵制征兵运动的激进派领袖。我受聘为本案辩护，但是其中有个较为好战的被告发现我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后，就把我“解雇”了。

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案被媒体披露，可能是使美国舆论转向反战最重要的事件。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法院里努力争取公开部分文件内容的同时，阿拉斯加州的麦克·葛瑞瓦参议员采取了更加直接的行动：他在他的“大楼土地小组委员会”召开夜间紧急会议，并且把五角大楼文件放在公开记录中。五角大楼文件的“葛瑞瓦版本”之后由波士顿贝肯出版社出版。我则代表贝肯出版社和葛瑞瓦参议员在最高法院的上诉案。

越战的伤痛迅速地散布到大专院校的校园内。原本只是和平的校园讨论和抗议活动，很快地却转变为暴力冲突场面。1969年哈佛大学罢课事件后，各著名学校连续3年纷乱不安，最终导致暴力冲突。这些不愉快的事件使大学试图开除学生或留校查看。那时我曾代表过某些学生控告校方。

在斯坦福大学中，反战团体的领导人是英国文学的教授布鲁斯·法兰克林。因为他的演说和所参与的活动，斯坦福大学校方决定撤销他终身教师资格并解聘他。这是自麦卡锡时代以来，第一次有终身职的教授遭到著名大学的政治性解聘。而我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接下他的案子。

当战争接近尾声，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军，中央情报局扮演监督美军撤退的重要角色。有个负责指挥的中央情报局高级职员，名叫法兰克·史奈普，他写了篇未经预先审查的回忆录，但是文中并没有揭露任何机密。他拒绝依照任用契约的规定将手稿呈报中情局“核准”。当《庄严时刻》出版时，中情局控告他，最后案子上到了最高法院。在全程诉讼期间，我是他律师团中的一员。

这些有关越战的案件中，许多判决都违反了言沦自由的主张，也都引发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价值和战时所谓“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些议题比起黄色书刊和天体营海滩涉及的第一修正案问题还要困难得多。两边的赌注都相当高：比起色情书刊或天体营案件涉及的“色情言论”（虽然界限有时很模糊），政治言论自由（如反对越战或反对征兵）要更接近第一修正案的核心；而比起色情书刊和天体营案件中的隐私权、自主性和“道德”的要求，国家安全的要求（如探员身份或战争计划的保密）显然更加迫切。因此，理所当然的，战时涉及第一修正案的案件总是最困难的，也最可能危害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

本章叙说两个案件：斯坦福大学解聘布鲁斯·法兰克林案，以及联邦调查局指控法兰克·史奈普案。我选了这两个案子，是因为它们在至今几未讨论的不寻常背景下，提出了言论自由最根本的问题，而且也因为我对这两个案子涉入很深。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1964年，我开始任教于哈佛法学院时，哈佛校园是个平静而遗世独立的地方。大部分法学院的学生都缺乏政治热忱。他们外表穿着总是保守而整齐，并且似乎对社团、打球和工作比较有兴趣，不太理会时下热烈激辩的社会议题。

60年代末期，一切都有了改变。空气中有种骚动的味道，特别是对美国扩大介入越战这件事。1969年4月初，哈佛学生开始罢课。他们先是反对在哈佛校园里设置“预备军官训练营”招募学生服役，后来很快就发展成反对大学成为战争“共犯”的普遍性抗议活动。激进的学生占据了大学厅——大学主要的行政中心，内森·帕塞校长召来手持警棍的警察驱散他们。自此校园已经不复从前。

课堂上充斥着显见的怀疑和敌意，暴力的威胁（或至少是粗鲁无理的对待）时有所闻。教授们严重分裂，胸襟开阔的研究精神荡然无存。警察到处站岗放哨。哈佛大学不再是愉快的学习或工作的地方了。我不否认，这气氛还蛮刺激的。我记得那几年召开了无数的教员会议，会中讨论着对入侵神圣而安静的大学殿堂的行动是否合理。系主任们成了调解人，大学校长成了警察总长，教授们成了控诉者或辩护律师。

我家的电话响个不停，学生被捕或被处罚，教授在课堂上被学生赶下台，系主任以辞职威胁学生等等。当我进入这些逐渐展开的闹剧中，不由得缅怀初到哈佛时的第一个学期的平静气氛，即使那有点无聊。

就在这些事件继续进行时，我收到一封通知信，邀请我参加在加州帕洛阿尔多的斯坦福大学举行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年会。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比这里更加远离（不论是地点还是气氛）哈佛校园中的疯狂混乱。“斯坦福的智库”位于优美动人的山丘顶上，俯视拉根尼塔湖，有着栉比鳞次的木造别墅。每个成员都有间视野舒畅的房屋，有秘书和研究助理，还有很充分的隐私及孤独。房屋里不允许装设电话，户外活动也不被鼓励。会员制的目的是为了刺激会员反省、研究、写作和知识交流。每年都会从许多申请者和受推荐者中选出40名人士。1971年到1972年的“班级”中，包括许多知名的学者，如精神科分析学家布鲁诺·贝特海姆，社会学家内森·格雷兹，哲学家罗伯·诺兹克，心理学家加尔德·林兹，教育学家劳伦斯·克伦门和政治理论学家麦可·华兹。通常每年都会有一个法学教授，而我很兴奋我获选了。我非常期待那迷人的孤独，没有电话、没有学生、没有当事人，而且是一整年的学术研究、智力较量以及排球运动（与会者的消遣活动）。

我在1971年9月初的某个周日夜晚到达帕洛阿尔多。第二天早上我并没有设定闹钟响：睡迟一点可是我休年假的享受。但是7点半我就被电话铃吵醒。电话那头传来刺耳的声音，而不是我所期待的圆润的加州腔：“我必须和你谈谈法兰克林的案子。”我最不希望和任何人谈到的事，就是诉讼案，特别是那天早上。难道我不能有一年的时间，不必理会每个当事人夸张地抱怨“司法不公”吗？而且再也没有比帕洛阿尔多小丘更好的地方，可以假装这世上一切都很好。

“什么案子？谁是布鲁斯·法兰克林，他被指控什么罪名？”我问着，含糊地回想这个名字，但是我只想到每天新闻中一大串数字的组合。（芝加哥7人案、广东城9人和其他类似的组合，已经成为流行语汇，以至于当我听到印第安纳波利斯500 时，第一个反应是众多的共犯，而不是500英里的赛车。

“你是说你不知道法兰克林的案子？他是斯坦福终身职英文教授，他被解聘了。我们需要帮助，李奥纳·布登告诉我们，你可能愿意协助我们，所以我们马上给你打电话。”他们肯定是马上打的。我甚至还没到我新的办公室呢。我解释说我在休假年，我不会介入这个案子的。“你何不打电话给某个斯坦福的法学院教授，”我怀着希望提议，我说那里有很多以关心公民自由和学术自由运动著称的教授。

打电话来的人（她自称是教授政治行动团体的成员）笑了出来。“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从法学院得不到任何帮助。莱曼校长控制了每个法学教授。有些支持我们的年轻教员也都噤若寒蝉。”

“你们可以叫法兰克林的律师打给我啊，”我提议，希望能撇开这些事，“我很愿意和他讨论案情的。”

“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回答说，“法兰克林没有律师。他原先有的，但是他钱花光了，校方也不愿意替他付费请律师。他想找个法律教授帮他忙，但是没有人愿意。”我告诉她，我不太相信斯坦福大学真的会在没有律师协助的情形下解聘终身职的教授，而竟然没有任何法学院的教授自愿为他辩护。

她回答说：“你真是新来的呢。几年之后，你就不会对法兰克林的案子感到惊讶了。”我同意和她以及团体中另外两个成员一起吃午饭，但是我反复郑重声明，除了这场午餐约会以外，可别对我有任何期待。

在第二天，法兰克林案仍然成为话题。我遇到新邻居，他是我从前在斯坦福大学时的同事，5年前我曾在那里教过度季班。我问他关于这件案子的事。“你必须了解，这并非公民自由的案件，也和学术自由无关。这个家伙坏透了，他在小山丘上训练美籍墨西哥人打靶。他是‘必胜’组织的首领，这个组织专门在校园里放炸弹。怎么说呢，才几个星期前，在附近刚有个炸弹被拆除。”他手指着不远的地方，“就在教职员社区。”(教职员社区位于校园内，在那儿教员和行政人员住在优雅的房了里，土地是向斯坦福大学承租的。)“法兰克林已经把这个地方变成野战丛林了。他也利用课堂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我的朋友继续说：“你知道学生怎么称呼他开的麦尔维尔和霍桑的课吗？”没等我猜，我的朋友自己做了回答：“‘毛维尔’（Mao-ville,毛泽东公社）和‘胡桑’（Ho-thorne，胡志明的王座），他根本不是个教授。他是政治组织者。”

“那么，这真是和那名打电话给我的女子所说的不同，”我说，“他当然应该被解雇，如果他们可以证明他真的做了那些事的话，特别是暴力的部分。”

“他并没有真的因此受到指控，”我的朋友说，有些自我辩解的味道，“进行这些暴力事件时，他非常小心不被逮到辫子。他躲在校园里，偷偷地用手提对讲机向年轻人和墨西哥移民下指令；当暴力事件发生时，他从不在现场。但是我们终究会抓到他的。他有好几场演讲都在鼓吹暴力，这是我们可以举证的。当亨利·洛基在演讲时，他还叫嚣着要他下台。”

“那这真的是言论自由的案件，”我归纳说，“惟一确实的指控就是他的几场演讲和大声嚷嚷。”

“这倒是真的，”这位斯坦福教授承认道，“如果你只看到这个案子褊狭的意义的话。”

“找律师的部分呢？”我问道。

我的朋友回答道：“他不想找律师。他想自己辩护，这样他就可以在听证会时发表政治演说。如果他想找律师，他肯定可以找到一打以上。”

因此，当布鲁斯·法兰克林几天之后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在听证会代表他时，可让我有些惊讶了。他告诉我他真的是想做政治性的辩护，但是他也希望能有个律师进行第一修正案和其他法律辩论。我告诉他我在研究中心有会议，所以无法抽空当他的律师。他说他了解，但是他仍要求见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法律问题。我到他家时，陪伴我的还有乔·克莱恩，他现在是著名的华盛顿律师，不过那时他是个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年轻人，那年在研究中心做我的研究助理。我们花了一个半小时寻找法兰克林的房子，它位于帕洛阿尔多市中心附近中下阶层住宅区的阴暗街道上。（他的房子没有门牌，我们稍后才知道，那是因为他曾受到邻居的骚扰。）我们最后终于找到房子，按了门铃之后，听见开了好几道锁的声音。法兰克林开门出现了，他穿着蓝色工作服。疑心地四处张望之后，他才让我们进门去，然后很快地关上门。

“永远也不知道这些猪，”他用典型的黑人腔调说，“什么时候会再突然闯过来。几个星期以前我们差点中枪。”

我劝他别浪费时间，快点进入正题。我们谈了15分钟。他播放一些演说录音带给我听，那是对他的指控根据，我们简要地讨论了应该如何根据第一修正案作辩护。接着他再度问我是否可以代表他。我再度声明我不会代表他，然后我们又回头去争论斯大林的功过得失，又花去了15分钟。讨论结束，我们没有任何人改变立场。当我要离去时，他交给我两本书，《毛泽东语录》和《林彪文选》他要我付钱买书，我马上归还书本。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拿这两本书作为我的“顾问费”。

克莱恩送我回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又回头去找法兰克林，和他继续讨论找律师的问题。考虑了各种选择之后，克莱恩（他还不是律师公会的成员）同意在听证会之前协助法兰克林准备法律辩论和诉状。这是法兰克林惟一可能找到的辩护律师。

我开始在中心作研究，并体验到中心的所有服务。住在我隔壁的是布鲁诺·贝特海姆，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改革了对自闭儿童精神分析的临床学方法，并且写了好几篇经典杰作。在研究中心的那一年里，他为他的学校撰写关于有情绪困扰的儿童的书，书名是《心灵的家》。因为我处理过许多精神病患者在住院期间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讨论他的书和我的研究。布鲁诺和他迷人的妻子不论到何处都带着越战前的生活步调：几乎每天下午4点钟，贝特海姆太太就会来到布鲁诺在研究中心的小屋，带着银色茶盘、茶水和相搭配的糕饼点心。通常他们会邀请我和他们一起用茶点，一起回忆往事。

我正在进行英美法中研究预防性拘留的法源问题，所谓预防性拘留是指因为预测到可能的犯罪行为而予以监禁。每天我会来到我的小屋中，看看外面的风景，读几个小时的书，和我的研究助理讨论事情，和我的同事吃个午餐，玩几场排球赛（通常会分成社会科学家和“真的”科学家两队对抗），并且花几个小时写作。然后我会去游泳，在圣塔克鲁兹旁的海洋中，或是我屋子边的游泳池。那真是创作力旺盛的田园生活。

但是我仍然无法逃离法兰克林的案子。布鲁斯会未先通知就来中心找我；他的支持者会在我家门口等我；全国各地都有人会打电话或写信给我，说学术自由是如何因故意解聘而受到迫害。报纸天天都在谈，争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尖锐。

布鲁斯·法兰克林真的摇撼了斯坦福大学的宁静气氛。在每个行政主管和大部分教员的眼中，他象征了斯坦福大学（以及其他大学）六七十年代的纷乱动荡。像其他恬静生活般的大学一样，斯坦福还没准备好面对这段期间的激进主义，因为在最美丽的美国校园里，在纯洁无瑕的平整草坪上和棕榈树丛间，不曾听过激进主义。有“美国西部的哈佛”之称的斯坦福大学，曾是加州富裕保守主义的象征。直到二次大战之前，那里一直是种族主义的堡垒，但是后来逐渐开放，聘请来自美国各地的教职员，特别是常春藤盟校。斯坦福以无可比敌的物质条件吸引这些教员，包括美丽的校园的免费土地和房屋津贴。有了如此舒适的安排，教职员的私人和学术生活紧密地和大学融合在一起。当抗议、示威或破坏冲击着斯坦福时，教职员们(特别是许多资深教授）总是感受特别深刻。

1967到1971年间，斯坦福大学经历了“像是恐怖统治那样的时期”，有个教授这么形容。刻意的破坏造成了25万美元的损失•；纵火事件摧毁了珍贵的文件资料；炸药和枪械伤害了教职员们原有的宁静和安全。布鲁斯·法兰克林无形的威胁（校园革命）出现了。他被当做是暴力行为的精神支柱，虽然他从未出现在犯罪现场。许多人说他是魔王的化身，和斯坦福校园格格不入。

我完全不同意布鲁斯·法兰克林的政治观点和做法。我也不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们有相同的出身背景。我们年龄相仿，也都出生于布鲁克林区中下阶层的家庭。他和我一样，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念完大学的人，在爱默斯特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参加预备军官训练营，之后加入空军，在空军战略指挥部服务3年，是空军中队的杰出军官。退伍以后，他到斯坦福念研究所，取得英国文学博士学位，并且留校担任助教。那时他的政治主张是偏向自由派和民主党的；他支持爱德列·史蒂文森和林登·詹森。

和其他自由派学者一样，法兰克林因为越战而变得更激进。在巴黎的一年期间，他受到越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而更加偏激。他回到斯坦福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准备武装战斗的革命分子。他和同样激进的妻子珍，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称之为“半岛红卫兵”，后来和激进的墨西哥移民组织“布朗贝雷兹”的支部合并，成为“必胜”联盟。“必胜”联盟是武装革命团体，在正式声明中鼓吹武装战斗，并且要求成员们配置武器（M11步枪）。

法兰克林强烈否认他曾参与任何暴力活动，却又吹嘘他在“必胜”联盟中央委员的角色和他的武器装备。他涉入（其实是扮演领导的角色）武装革命组织，使得学校同事都畏惧他、鄙视他，特别是因为斯坦福大学正是他主要的革命目标。越战越来越激烈，法兰克林的活动也是。1971年1月，亨利·洛奇到斯坦福演讲，法兰克林喝倒彩，说他是“猪猡”和“战争犯”，然后被震天价响的喝彩和掌声所淹没。最后，演讲只好取消（正巧和早几年在哈佛的演讲情况十分相似）。法兰克林明明叫嚣不断，却否认他是使演讲草草结束的那些喝倒彩的共犯。

接着还有件插曲，法兰克林接到斯坦福校长李察·莱曼的信，信中告知他将被留职停薪一个学期。法兰克林回复给莱曼校长的信一开始是这样写的：

致斯坦福大学董事会主席，同时也是窈取铁道铺设工人的劳力和土地的家族、发战争财以及帝国统治者的继承人。

信的结尾署名：

遵循阮文追精神/人民力量！/布鲁斯·法兰克林/中央委员/“必胜”联盟。（阮文追是越共的游击队长，在肯尼迪当政时期他曾在西贡企图行刺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

几个星期之后，法兰克林发表反战演说，反对斯坦福计算机中心进行与战争相关的研究。他的演说的内容如下：“我们只是要人们以举手之劳去阻止最明目张胆的战争机器，这就是——我想这是个很好的目标——计算机中心。”接着他叫道“就是这样做”，一群听众游行到计算机中心，动手破坏中心设备，造成某些损害。法兰克林自己并没有参加示威抗议活动，他保持安全距离看着这件事。警察后来把所有人赶出计算机中心，并且命令示威群众解散。这个时候，法兰克林加入人群并且抗议解散令。他走到警察前面，和他们争辩解散令是违法的，并且鼓动群众坚持下去。大部分的人继续示威活动，而警察强制驱散他们。有些示威人士受了点小伤。

稍后在晚上校园中又重新举行集会，法兰克林在此完成他的演说。他鼓吹“人民战争的方法”。听众要求他做解释，他告诉示威群众：“人民战争的意思是他们应该回到宿舍中，组织许多小团体，然后和他们说话、玩足球或其他任何事，尽可能地拖得越晚越好。”法兰林演说后几小时之内，发生了更多暴力事件，而这次有好几个人都受了重伤。

第二天莱曼校长宣布法兰克林教授被解聘，丧失终身教职，因为他“具体明显地违背义务，实质损害到他在大学内应负的职责”。

法兰克林要求正式的听证会以及教员咨询委员会（教员咨询委员会是由7个专任教授组成，目的是要审查指控的内容并建议适当的惩戒）。不过要找出7个不讨厌法兰克林的教授十分困难。

虽然布鲁斯·法兰克林肤浅的行径很有魅力，可是在我以为，那只是把世界过度简化为好的和坏的，是让人厌恶而且封闭的狂热分子。

有个偶发事件或许可以勾勒出法兰克林政治思想的轮廓。就在他给我两本书之后几个月，法兰克林出现在我家门口，要求我交还其中一本书：“林彪失去了官方对他的信任，我受到指示必须收回并毁掉他所有的著作。”

我笑着说我不会参与任何焚书行动；那本书现在是我的，我打算留着它。我开玩笑说，如果他能收回并烧掉其他所有书，那么我这一本可能会成为高价的收藏品。

布鲁斯没有笑，“我必须将书收回，”他坚持。

“很抱歉，”我同样坚持地回答着：“你不能拿回我这一本。”

布鲁斯很生气：“我会拿回来的，即使是抢回来。”

这个时候，我很焦虑想要避免冲突，我告诉布得斯我找不到那本书，可能早就被丢掉了。他似乎安心了。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在我到达中心之后，平静的日子持续了几个礼拜。我真的想远离这个案子，特别是因为我那么不喜欢法兰克林这个人以及他的做法。我非常希望那个大学可以找到有力证据以证明法兰克林确实参与暴力行动，这样他就会被解聘，而不是因为他发表演说和声明。但是时间过去了，有两件事情很令人不安：法兰克林因为他发表演说被解聘，而且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区（或任何其他地方）找不到任何律师在听证会中为他辩护。

在哈佛整整有3年的时间气氛是十分紧张的，那段时间里，很多煽动家和激进分子受到惩处，我沉思着哈佛和斯坦福之间的不同。在哈佛，校方非常坚持学生必须有辩护人。老实说，我就曾因为为某些人辩护而被同事批评，但是我仍然可以担任这个角色。在斯坦福，没有任何法律教授准备成为法兰克林的辩护人。学校聘请一群顶尖的校外资深律师来控告法兰克林，却拒绝法兰克林的请求，没有给他足够的经费，让他可以获得校外律师的协助。我非常困扰，一个终身职的教授，因为他的演说被一群高薪律师控告，却没有任何律师或法律教授帮忙他，在他的案情中理清事实和宪法规定等复杂的问题。

法兰克林极力恳求我为他辩护，虽然我始终拒绝他。我很想把这个案子丢给其他人，于是打电话给在旧金山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告诉他们这个案子。他们早知道这个案子，但是没有介入。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挑战斯坦福，这让我更加生气。到斯坦福之前，我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担任全国理事会的执行委员有好几年，我是那么坚定地信赖着这个组织的立场以及原则。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旧金山分部的负责人，是斯坦福大学法律教授，他曾积极游说该团体对法兰克林的案子保持距离。我打电话给这位教授，他说了他的看法：“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这是契约案件。法兰克林违反契约。”

我问他法兰克林的契约中有什么规定让他不能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发表演说。

他回答说，这些演说并没有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还挑衅地说：“我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支部的负责人，我知道联盟的哲学。我打赌组织中不会有两个以上的人认为这是件公民自由的案子。”

我接受了他的挑战：“我们就在委员会成员的面前辩论，由他们来决定。”

他同意，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在我们双方都表示意见之后，委员会投票：除了一票反对，全部成员都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是件公民自由的案件，而这些演说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要我向教授会议提出答辩状，并且提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此事的法律见解。我认为这和我在中心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研究中心主任也允许我撰写答辩状。

我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本案的传言很快在斯坦福校园散布，因为我闯进地主大学的案件而遭到批评。莱曼校长在广播中攻击我：

人们认为所有言论都受宪法保护，这其实是个神话。在我们的国家，任何拥护宪法的律师，即使是德萧维奇先生，都不可以做出如此无限延伸的主张，虽然这位德萧维奇先生，哈佛法律教授，他跑到斯坦福来想解救我们脱离罪恶。

我在《斯坦福日报》响应他说：

解聘法兰克林的事件是很重要的公民自由的问题。如果莱曼博士想要对我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成员关于宪法或公民自由的观点提出挑战，我很欢迎，让我们就事论事吧。

莱曼拒绝辩论的邀请，并且继续由他个人以及他的代理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对我以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敌意，很快地在教授们之间传布着。可想而知，教授评议委员会也有耳闻，他们正在审查法兰克林的案件。

开始时，该会议拒绝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任何参与，不论是口头陈述或法律答辩状。最后，“法庭之友”（更精确地说，是“咨询委员之友”）允许我们提出答辩状。我负责撰写诉状。他们没有想到，有两个斯坦福法律教授，约翰·卡普伦和保罗·皮瑞斯，后来也加入了，并在诉状上签名。我们所撰写的诉状一点也不偏激。诉状上一开始就陈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统立场“含理的告知”；“没有人应该为某种行为受惩罚，除非有清楚有效的条文规定着何种情况他不应该这么做。”答辩状中强调，在言论案件中，“合理的告知”特别重要：

慎重的个人有权……在规定的极限内发表言论；而在他行为之前，他必须明确被告知界线在哪里。这界线不可以在行为完成之后才设定。

其次，答辩状中分析对法兰克林的各项控诉。首先是对亨利·洛奇喝倒彩的事。其实，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完全不同意法兰克林的抗辩说他有“权利”要被视认为“战争犯”的演说者闭嘴：

如果贵会觉得法兰克林教授有意地使洛奇大使不得发言，让他完全无法进行演说，对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达当的惩处是合理的。

但是，答辩状辩护说，法兰克林有权向演说人提出质疑，他可以发出嘘声，也有权对演说者表示不高兴或者不同的意见。如果听众中有人可以欢呼、喝彩表示赞同演说人，那么他们应该同样有权表示他们的不赞同：

根据经验法则，演讲人应被容许完成整场演说，但是可以中途被打断，只要他在中断之后的短时间内可以继续演说。这样的经验法则可能不足以使演讲者感到舒服，但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相信这符合宪法所要求的平衡原则……

再说，法兰克林的演说是在下午计算机中心被占领以及晚间校园暴力活动之前，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这样的演说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为它们并没有引发立即的暴力行动。

最后，答辩状提到当警察命令群众解散时，法兰克林在计算机中心的行为和声明：我们认为讲演人有权和警察争辩其解散命令。他也有权鼓吹其他人不服从命令，只要他真心相信该命令是不合法的。惟一的例外是当讲演人的唆使“产生了明显而立即的人身严重伤害的危险”。因此，我们作出结论说：

只有在证据足以证明法兰克林唆使人们立即对警察使用暴力时，该言论始构成明显而立即的危险。

这篇答辩状一点也不激进，它只是清楚陈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传统立场，并且要求教授评议委员会在法兰克林的案子里采用这个立场。我们也敦促校方以第一修正案为原则，不要以“斯坦福大学是私立学校，所以其行为并不适用美国宪法的保护”作为借口。这篇答辩状对事实并不采取立场，也没有主张任何特别的结论。

听证会的进行完全如我们预期的。校方优秀的律师团表现得从容而专业。而法兰克林则把听证会当成政见和辩论的舞台。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代表的我，也出席了好几场听证会。会场上有张桌子是法兰克林专用的，另一边是斯坦福大学。法兰克林在他的桌上贴了好几张革命领袖的画像，我告诉他，和画像坐在一起，让我很不舒服，可是他不愿意把画像拿掉，所以我就坐在自己的桌子。有一天我带了两张海报，在听证会开始前放在我的桌上。海报的主角和他的革命英雄姓氏相同，不过名字和脸则完全不同：我放的是格罗查·马克斯和约翰·列侬。当然我无意在听证期间让这些无伤大雅的照片一直留在桌上，我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是法兰克林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纠正我不得对他的英雄模仿嘲弄，并且警告我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会容忍我的行为的。

听证会结束后几个礼拜，咨询委员会宣布了长达168页的决议书。关于法兰克林对洛奇喝倒彩的问题，判决采纳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所提出的原则，认为并没有证据足以证明法兰克林确实阻止洛奇演讲。

对于法兰克林在计算机中心遭占据之前的演说，该委员会认定：

法兰克林教授的确有意鼓吹并煽动怀特广场的人群聚集非法占领计算机中心。

委员会也维持有关警察解散命令的指控，它认定：

法兰克林的确有意地鼓吹并煽动他人违背解散令，因此增加在现场者被拘捕或受伤害的危险性。

最后，委员会否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对晚间演说的看法：

委员会坚定认为法兰克林教授有意鼓吹并煽动他的听众们瘫痪校区活动，对个人和财产造成伤害威胁……

然后，令所有观察者感到意外的是，委员会以五比二判定法兰克林应该即刻被解聘。大部分的人，即使是对法兰克林批评最严厉的人士，都认为应该采用某种形式上妥协的惩处，比如停职、暂缓惩罚或减薪。但是委员会拒绝这些程度较轻的惩罚方式。而莱曼校长和斯坦福大学董事会立刻就执行了委员会的决定，将法兰克林解聘。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但是那并非是布鲁斯·法兰克林最后在斯坦福的日子。他对被解聘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他在帕洛阿尔多的“必胜”联盟总部举行记者会。但是他说话时，他的太太带着一把M11卡宾枪站在他身边。布鲁斯·法兰克林否认委员会中那些“自由主义法西斯分子”的判定，他号召以暴力响应：“我认为事情不应该这么离谱，我想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不应该再继续教课。”法兰克林呼吁从校外继续对抗斯坦福“法西斯分子”他还威胁将运用游击战。

但是有效的游击战必须要有内部支应，而斯坦福教员及学生对法兰克林被解聘的反应很令他沮丧。《纽约时报》描述校园的气氛是“冷漠”而“微弱的”。是有一场小型的集会和一些威胁性的破坏行动，但是学生们和教授们仍然回去上课，没有受到干扰。布鲁斯·法兰克林在斯坦福校园中的影响力（不论之前曾是如何）已经逐渐消失了。有位斯坦福教授这样说：

法兰克林的时代结束了。在大学里为暴力辩护的人已经消失……那个时代，包括破坏行为、纵火事件和人身伤害，只存在斯坦福教授的回忆里。

随着法兰克林被解聘，我开始撰文叙述本案始末。我十分确定法兰克林这个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因为他的讯息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中会被排除掉。但是委员会的决定却会成为大学法律问题的重要判例。我批评该判决没有区别“主张”和“煽动”的差别，前者是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而“煽动”则不是。我解释说：

主张是思想的传迗，是诉诸理性，提供听者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编动是驱策不自觉的行动，回避理性思考的过程。这完全不同于“在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喊失火”这种过度简化的例子。大叫“失火”并不是在传达提供反省的想法；它和火警的“警钤”大响的意思是相同的。它只是有意要鼓动不自觉的行为反应。

我认为委员会混淆了“主张”和“煽动”的定义。

文章的最后，我指责某些教授假装法兰克林的案子和公民自由这个重要议题无关：

我经常听见一个谬论，说法兰克林被解聘是因为他的“行为”而不是因为他的“言论”，他们没有想到这种歪理并不能掩盖“他的行为就是发表言论”这个事实。我常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本案与“学术自由”无关，只是雇主因为受名者不忠诚而解聘他而已，好像忠诚度的要求和学术自由可以相提并论。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真实的考验，就是看他如何响应近在身边的难题。

法兰克林的案子（或至少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其他部分仍持续着，包括法兰克林在加州法院提出的告诉。（在本书撰写期间，解聘事件的10年后，诉讼还没有结束。）我继续在研究中心工作着，不太关心关于斯坦福校园的消息。但有个议题，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在斯坦福的教授中，有位备受争议的教授，名叫威廉·肖克立，他曾因晶体管的研究而在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几年，肖克立从事于遗传学的研究以及论文写作。他曾发表好几篇备受争议的文章，文中主张黑人不如白人聪明。意料之中地，这种不受欢迎的结论受到大部分著名的遗传学者的嘲讽和驳斥。有些科学家和学生也要求要审查这种文章。斯坦福大学激进左派（包括布鲁斯·法兰克林）全都认为，肖克立的观点不应该出现在斯坦福校园内。肖克立关于遗传学的论文计划大都被中断或取消，甚至他的物理学课程也常受到恶意学生的破坏。

就在我在研究中心的那年，这个问题登上头条。肖克立想要在研究所开一门特别的选修课：“劣生学：人类行为遗传学和种族差异的新研究方法论”。校园性的争议立即爆发。“斯坦福不会教授这样的课程，”一位激进左派的学生领袖说。

几番争议之后，由5人组成的教师咨询会议召开，他们将裁定斯坦福大学是否应该允许肖克立开这个课。他们研究了3个月然后提出说明，建议允许开一次课，但是没有学分。虽然这样，研究所的所长仍然不批准开课。

很多曾批评解聘法兰克林的那些斯坦福左派，却很高兴对肖克立的这项决定。有些支持解聘法兰克林的斯坦福右派，却厌恶对肖克立的这项决定。大多数的中间分子两边都支持。而几乎没有人批评这两种观点。

我认为所长对肖克立开课的决定和法兰克林案正好是一体两面：两者都否定了学术自由，而只是党同伐异的争辩。

起初我打算对肖克立的问题保持沉默。法兰克林案已经影响了我的工作，并且让我和以前在斯坦福法学院同事的关系十分紧张。我注意着争论的发展，而不曾公开表示意见。但是在所长决定推翻了教授会议的决议之后（而且是没有任何舆论枇评）。我在《斯坦福日报》写了篇文章，我认为在几个月里先后否定了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的学术自由，这所大学已经成为全面钳制言论的地方：

我假定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调和的做法，证明斯坦福对时下议题的中立态度。我却认为对肖克立和法兰克林的两项决定，代表着斯坦福大学在言论及学术自由方面可悲的共同点……斯坦福在肖克立案中再次轻率地对激进左派和反动右派的言论审查举白棋投降。真正的悲剧是，在斯坦福大学里，关于政治意见的所有层面，似乎没有任何要求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压力团体。

很快就有人响应我的文章。第一个发出声音的就是该大学前校长的辩护人，唐纳德·肯尼迪，他也是法兰克林案的教授会议主席，他附和莱曼校长对我的人身攻击，而不是就事论事：

德萧维奇最近的说教使人了解到莱曼校长果然有所隐瞒，他只说到这位作者是“从哈佛来解救我们脱离罪恶”。可悲的德萧维奇，他从研究中心别墅的阳台上，像猫头鹰那样凝视着，把拉根尼塔湖错认为巴勒斯坦的加利利海。
德萧维奇应该回哈佛，在法学院之外的科系开一门课……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哲学系，但是我想德萧维奇的同事可能会发现他的伦理学有些异国风味。所以我得建议德萧维奇教授在哈佛医学院指导胸腔外科。德萧维奇，无论他的医学知识有多好，必定是医疗过失的最佳示范。

我想如果肯尼迪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我做人身攻击的话，我还可以回应他。不过我仍然要指出，事实上我曾在哈佛医学院教过几个学期，我虽然没有医学学位，但也没有造成任何医疗过失的事件。

有个比较好的响应，是来自远方的罗伯特·诺兹克，哈佛哲学系的教授，那年他也在研究中心做研究：

唐纳德·肯尼迪故意朝笑艾伦·德萧维奇，他说如果德萧维奇教授想在大学共同科目中开伦理学的课，他在哈佛哲学系教授伦理学的同事会抗议。我要声明，我们并不会抗议。

诺兹克认为，肖克立所谓的资格不符，只不过是在掩饰对他的研究结论进行审查的事实。如果有个资格完全的教授想要开课主张种族之间智力相当，他会不被允许吗？最后诺兹克指出：

斯坦福大学对德萧维奇教授就法兰克林和肖克立案件的言论所作的卑鄙响应，无法反驳德萧维奇教授指控斯坦福大学对于异议分子的仇视态度。

至少，我还是和自以为是的斯坦福教员进行辩论。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斯坦福日报》充斥着对该案的讨论、信件和声明稿。但是都没有用。在斯坦福大学的课堂上，肖克立和法兰克林都无法引起讨论，也没有出现任何较具争议性的观点，至少我还在那里的那段时间里，是没有看见的。斯坦福回归过去的平静，在摇曳生姿的棕榈树下，他们把破坏者、分化者和不忠诚的人（无论是左派、右派，甚至是自由主义、中间派）都当做不受欢迎的人物。

我在研究中心的一年快结束时，《斯坦福日报》的记者撰写有关法兰克林和肖克立案件的报导，结语时的描述令我有些自豪•：

在为法兰克林和威廉·肖克立的令人振奋的，即使是有争议的辩护中，在和菜曼以及他的顾问你来我往的公开言论中，德萧维奇确实成为近年来在斯坦福很少见的角色：大学的牛虻（苏格拉底曾自喻为牛虻）

1972年1月的学术研究结束后，我回到了哈佛。既然回来了就必须面对哈佛校方对我的多方意见，但是我绝不会受到像斯坦福那样的人身攻击。

法兰克林继续他的革命道路，甚至还曾因为窝藏遭通缉的杀人犯而被捕。他现在在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的鲁格大学教文学。李察·莱曼在斯坦福大学校长任期届满后，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董事长。莱曼在斯坦福的继位者，理所当然的是唐纳德·肯尼迪。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1977年11月20日，上千万个美国人在看《60分钟》，节目中麦克·华莱士正访问前中情局人员法兰克·史奈普。这场访问格外特别的理由有几个：访问在秘密场所举行，有相当周全的安全措施；在播放之前，没有任何公开预告；而且访问占了整个节目的三分之二，而不只是部分片段而已。

节目中史奈普说到，他如何从中情局的忠贞人员转变为内部的批评人士，然后又公开中情局的腐败、背叛、愚行和忘恩负义。他描述情报局如何在危难之中只因为琐碎“厌烦”，就背弃它的朋友：

史奈普：在大使馆围墙外的柏油路上，我们留下了400至500个西贡武装特警，我们曾经训练过他们，而他们正遭遇共产党逼临的危险。我们也丢下了大约400到 1200个情报局的人员：中央情报组织。我们也曾训练他们。我们还遗弃了3000个曾为凤凰计划工作的人们。
华莱士：凤凰计划是……
史奈普：反恐怖活动的指挥中心，在60年代中期由情报局指挥对抗共产党人士。
华莱士：你形容这个抛弃的行为像是“情报局无情的背叛行为”。
史奈普：有些事件的确涉及背叛。我们救白人，而留下越南人。
华莱士：你的书中说到情报机密挡案……被留了下来。
史奈普：是的。当北越军进入西贡，他们发现这些档案是完整的。如果有个有经验的情报中心指挥部……汇整所有资料，就可以了解美国危机处理的模式，这些全都是战略性的情报。
华莱士：那么史奈普先生，你怎么看情报局在越南最后一刻的拙劣行为。
史奈普：这是错误领导。

华莱士问史奈普，他曾“宣誓”，未经情报局授权核准，不得泄漏曾身为干员所获得的资料。

华莱士：你曾签下宣誓书，不会公开。
史奈普：对的。
华茱士：你认为情报局不知道这些事如此严重，而且他们也不知道你所告诉我们的事？
史奈普：我想，如果他们真的了解，麦克，我早就回去加入他们了。我想他们会弄个法院命令来让我不要说话。如果这个机关还是用它老旧差劲的方式在做事的话，比如电话监听、非法跟踪监枧人民，那么我就不会这么做了。

史奈普未经核准就写书并且还谈论他在越南所见所闻，情报局对他的挑衅行为怒不可抑。有人说可能他会被起诉。

《60分钟》访问的几个礼拜之后，法兰克·史奈普问我可否考虑为他辩护。虽然还没有诉讼，但是这经常是最需要法律顾问的时候。我同意，所以我们安排见面。

当我们几天之后在他的出版社见面时，他的样子让我很惊讶。他看起来像个情报局招募新人，海报上的模特儿。就西方观点而言，是非常的英俊，礼貌得有些过度（他甚至叫我“长官”），对他的国家热情忠诚，并且十分谨慎，尽量不要说得太多。他能犯什么罪？他不曾出版也没有泄漏任何不能披露的机密文件。他对组织的批评一点也不过分。真的，他的书《庄严时刻》在很多方面都像他一样：优雅、轻描淡写、充满资料、小心翼翼以防泄密，整个来说，甚至有点无聊。

但是，史奈普要出书时并没有这么乖：他很慎重地拒绝交手稿给情报局进行审查，他没有取得预先核准。这使得情报局对他大发雷霆。情报局的基本态度是认为没有人可以决定什么情报可以无安全之虞地披露。只有情报局在看过干员预备公布的信息之后才有权作此决定。因此，每个干员都要签下保密约定，谨守提供所有这类情报供预行审査的义务。

照道理说情报局在预行审查时如有删减，删减的内容应该是那些揭发出来就会危及国家安全的部分，但是事实上，情报局却运用其审查权保护自己免于公开难堪。比如说，在1974 年，情报局对某本书进行如下部分的删除：“中情局局长李察·汉门时常把新成立的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错念成马拉加斯加。”它也曾对如下的“机密”进行删除：“智利选举排定在9月举行，而阿连德——马克思主义者，是主要的候选人之一。”，“在智利，亨利·基辛格是四十大会会议中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些只是些公开的例子，仍有许多被审查删改的“机密”不为人知。

史奈普知道情报局的审查政策以及那些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的难堪的事情。虽然他的书并没有提到任何未公开的机密文件，但是他还是很怕审查员会查禁他的文字，因为他批评情报局自西贡撤退时的不当行为，这是令他们难堪的。所以他拒绝呈送该书取得核准。

最后，因为卡特政府的司法部不同意，所以政府决定不以刑事罪名起诉史奈普，而是对他提出民事诉讼，以防止他继续在没有中情局事前核准的情况下公开其他资料，并且要求他缴还《庄严时刻》所有的获利。因为法兰克为了这本书全职工作了18个月，如果政府胜诉，这位前情报局人员就会损失这段期间赚来的钱。总金额高于10万美元。

我在本案的角色是法兰克的个人律师：我将要证明他的利益是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之内。（正如后来的演变，法兰克非常坚持他的律师要特别重视他个人的公民自由，即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本案辩护律师团的成员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优秀的律师们，带头的是马克·林奇，华盛顿的律师，专攻国家安全法。林奇负责搜证和出席法庭发言的主要工作，我则协助撰写状纸并提供辩护意见。

本案在维吉尼亚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即中情局总部的所在地区，主审法官是特立独行的老法官欧伦·刘易斯。（我们要求要有陪审团，但是被他们拒绝。）“火爆欧伦”，维吉尼亚地方的律师都这么称呼他，在《美国律师双周刊》对法官的调查显示，他是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中最差劲的联邦法官。刘易斯的判决已经是可以预见的。审判开始时，他告诉史奈普的律师们，他确定他们将会对他的判决提起上诉。“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他讽刺地说，然后告诉他们到上诉法院怎么走，“如果你不知道怎样走到李奇蒙路的话，只要往南走就可以。”这个审判成了笑话一个。当马克·林奇试着郑重提出证据表示，对于其他未经事前许可就著书披露机密情报借此牟利的情报员，情报局并没有控告他们时，刘易斯法官不可置信地问他：“你不是认真的吧？”然后他判定“本案并不适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而当林奇向政府证人提出问题时，法官裁定“抗议成立”超过 20次以上。问题是，当时并没有人——无论是政府律师还是证人——曾提出任何抗议。刘易斯法官认可的是他自己的抗议！

在愤怒的审判之后，刘易斯判决史奈普违反了他受托于中情局的义务，因为他未经预先审查就出书。因此政府有权得到作者因此赚得的费用。刘易斯法官也发出禁止令，命令史奈普不得进一步侵犯保密义务，并且要求若有其他手稿，必须提供交付预先审查，否则将依藐视法庭罪起诉。

史奈普果真在李奇蒙的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并且获得部分胜诉。上诉法院判决认为地方法院剥夺作者所有稿费并不适当，因为无法证明他“违反受委托的义务”。如果政府想要主张任何高于象征性的损害赔偿（意即，如果他们想获得补偿或惩罚性的损害赔偿），那么就必须进行有陪审团的审判。

情况仍旧处在令人不安的状态：政府最主要的诉求已经获胜了，因为上诉法院判定情报局的契约高于史奈普依第一修正案主张不经审查而出书的权利；但是史奈普得到实际而重要的胜利，因为他不用交出稿费，除非政府准备要来一场冗长累赘的陪审团审判。

法兰克·史奈普面对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上诉最高法院要求重审，他得冒险放弃和解，可能会什么都输了。如果他决定不上诉最高法院，那他也许保住了钱，但却得放弃他行险至今所坚持的公民自由：不用预先送审手稿即可发行出版的权利。（我们相信，如果法兰克不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复审，政府也不会上诉最高法院，并且极可能不会要求进行陪审团审判。）到底是谨慎接受让人不舒服的和解，还是决定上诉寻求最高法院的复审。我向史奈普分析了所有风险，这时候，只有他才能作决定了。

史奈普那时已经成为世界级业余的宪法律师了，他了解一切情况之后，并没有考虑很久。他决定孤注一掷，寻求最高法院复审。

现在事件变得真的诡异了，还有些复杂。我们提出上诉状，申请最高法院移送诉讼文件，由最高法院自由裁量复审。在上诉状中，我们反对两个下级法院的判决，我们主张情报局要求预先审查是不合法的。我们请求最高法院复审这些判决，并且撤销“情报局要求前干员手稿预行送审的契约内容（这是未经美国国会批准的契约）高于人民依第一修正案主张不受预行审查径行出版的权利”的判决。最高法院从未正式处理过这个重要问题，而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案例，因为之前政府已经承认史奈普的出版品中并未披露任何机密情报。

根据最高法院的规定和惯例，我们呈送了非常简短的诉送文件移送申请状，只有15页。只是要告知最高法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法院批准我们提出答辩状并且就事论事地进行言词辩论。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因为第一修正案的问题十分重要（其实是最基本的）如果最高法院下令移送诉讼文件，而且接受了本案的复审，应该会有足够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就本案的是非曲直进行辩论。

而官方对我们的上诉状采取了很有趣的策略。他们写了两份不同的文件。第一份是答辩状，反对我们的复审请求。政府主张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十分正确的，所以不需要进一步复审。第二份文件是附带条件的诉讼文件移送命令的反诉，在这份很不寻常的文件中，政府重申其主要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该拒绝上诉法院判决的复审，因为“上诉法院提出了对该契约的补救之道，在本案中已经充分保护该干员的利益”。但是政府主张，如果史奈普复审的请求获准，那么政府也会要求对上诉法院的判决复审，然后主张上诉法院撤销地方法院关于史奈普稿费的判决是错误的。

当这些上诉状和有条件的反诉呈到最高法院等待裁决之前，另一个出版事件发生了，根据许多观察者所言，该事件对最高法院认定史奈普案的态度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1979年12月，巴伯·伍渥德和史考特·阿姆斯持朗出版了一本揭露最高法院内幕的书，名叫《最高法院兄弟们》。这令人尴尬的内幕消息是来自法院的助理，而其中首席大法官又特别难堪，他被描写成愚蠢、腐败、坏心眼并且不适任的法官。传统上，即使不是默示的契约，他们也有义务为他们的大法官保守秘密。对最高法院院长的描述，就是在违反这种信任关系的情况下产生的。《最高法院兄弟们》的出版成为了司法界，特别是最高法院的话题，而这时候大法官们正要考虑是否接受史奈普的复审申请。所以，他们处理史奈普案的不寻常表现就只能在这背景下去理解了。

每个礼拜一（礼拜一是最高法院通常作出判决的日子），我们就会打电话到法官助理办公室，询问法官们是否已经作出决定，内容如何。我们不断地被告知尚未作成决定。之后，在 1980年2月19日星期二（星期一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我们听到了令人错愕的消息，最高法院已经决定不听审本案，也不允许我们提出答辩状，但是会根据事实作出判决，在没有言词辩论和答辩状的情形下。更有甚者，最高法院受理了有条件的反诉，命令移送诉讼文件，并且撤销上诉法院有关稿费部分的判决。如此一来，在没有给我们任何陈述机会的情形之下，最高法院判决（以六票对三票作成决定）史奈普必须将《庄严时刻》 的所得全部交给政府。

法院未署名的多数意见显得既暧昧又神秘。在9页的判决主文中，没有引用任何判例（只有在第11项批注中引了几个判例），把我们对第一修正案的论证移到批注中说明：“即使缺乏明确的协议，中央情报局为了保卫国家的利益，可以对受雇者的行为做合理的限制，虽然这些行为在其他情况之下可能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最高法院判决认为上诉法院所提出的补救之道（这项补救之道在政府反诉状中被认为是“充分保护了中央情报局的利益”）并不充分。换句话说，最高法院给了政府多过于其表示需要的。政府只有半条面包就满足了，但是最高法院给了它一条半。

没有任何案件比本案更能说明“保守的”法官有多么伪善，这些法官拥护“司法限制主义”反对“司法行动主义”。史奈普案就是司法行动主义的典范：因为国会曾否决立法禁止揭露类似史奈普案的内幕或是让政府有权夺取作者因披露该情报之所得。而且，政府已经对上诉法院判决中的补救方式感到满意，可是最高法院却不这么想，他们由“保守”而且坚持“司法限制主义”的信念，却给了政府多过于国会所赋予的，也多过于政府所要求的。这样的司法限制主义也未免做得太多了吧！

最终的底线是法兰克到底要不要把所得交给政府，因为他根本没有刊载任何机密文件，也没有泄漏任何之前未曾被“授权”公开的情报局秘密。那些在书中谈论他们机关和单位而获得暴利的前政府雇员们，例如基辛格，就算泄漏了未经预先审查的机密，都还可以保留他们的所得。{25}而史奈普受到终身禁止令，只要是撰写和情报局有关的文章，在发行前都要先送情报局审查。这项判决是最高法院在自由言论上最危险、影响最深而且最重要的判决，在作成判决前，甚至没有给予书状答辩和言词辩论的机会。史奈普的名字因此变成法律字典的一部分：现在律师们都把被高等法院敷衍对待的人称为“被史奈普”。

舆论对史奈普判决的反应很快，批判性也很强。《纽约时报》的安东尼·路易报道说，最高法院的保守作为影响深远，可能会适用于几十万个政府雇员。“这绝对是个警讯，”他认为：“最高法院在‘史奈普诉美国政府’案中作出如此无知而欠考虑的判决……”奈特·韩道夫则表示：“在美国的历史上，从没有法院判决会让告发者如此深陷危险，美国人民可能因此再也无法发现政府的愚蠢和腐败。”

判决之后不久，在纽约举办了一场相关的座谈会。与会座谈的人是麦克·华莱士、安东尼·拉芬、情报局前任首席法律顾问，还有我。华莱士表示：法兰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并不赞成他违反契约的做法。对我而言，契约约束个人，如果你采取公民不服从的行为，那么你就要付出公民不服从行动的代价。
当然金恩博士并不需要因为他的不服从行动而被判以无期徒刑。不过法兰克·史奈普……则要被拿走他因为这本书所得的每一块钱。

拉芬代表中情局发言：

因为受雇而不得泄漏机密文件，这样的受雇义务使中情局有机会在公开出版之前预行审查原始手稿的内容，这是情报局的势力范围。如果这样的义务不存在，那情报局就没法子做事了……
本判决使某些前政府官员打消出版著作的念头，他们正打算以国家机密作为交易来换取美金。我认为这项判决不会有大失误的。

我则提出了几年前伍渥德和伯恩斯坦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著作为例，讨论最高法院的见解：

如果秘密告发《深喉咙》者是个政府雇员，负有信托义务（他显然是有的），而如果伍渥德和伯恩斯坦知道（他们显然是知道的），那么政府会有权可以得到伍渥德和伯恩斯坦著书的所得，还有《华盛顿邮报》、柏那部片子的电影公司等等的利益。

因为最高法院判决中有意表现出“以儆效尤”的态度，于是我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出假设性的例子，如果“法兰克·史奈普写了一首诗，《越南树林之歌》”，我十分怀疑禁止令是否也会适用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久之后，这样的假设果然成真。

判决之后，法兰克开始写一本关于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小说，这件悲剧发生时，他才20岁。情报局认为即使是这样的虚构作品也要送交审查。根据情报局的说法，史奈普在呈交给情报局审查之前，不得将初稿拿给他的编辑看。法兰克很震惊，但是他没有选择。不过他仍然有权以不受审査的信件来表达他的感受，这封信是连同他的小说一并送出的：

谁有办法想象在这个国家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绝非我们宪法的立法架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构想就是要作为屏障和堡金，以对抗……预先审查制度，那是17世纪时英国曾用来查禁不受欢迎的文章以及言论的制度。在那个年代，处在黑暗中的作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躲避政府强加在他身上的禁锢。他们会写寓言故事……但是你所做的却比早年英国审查员更过分。实标上你所主张要进行审查并删除重要部分的权利，甚至已经及于寓言故事。我们已经槽糕到什么样子……
你在这里处理的是一本小说。惟一可能的“难以挽回的伤害”，只是让读者觉得无聊之味而已，他们其实应该有权得到比价目表更好的东西。

情报局驳斥了史奈普的立场，仍将小说交给审查员审査。最后，小说完全没有更动通过了审查。

“坚持自由的疲累”

在国家安全和言论自由之间的冲突的确存在。在关心国家安全更甚于公民自由的社会中，必定会产生这种对立，然后被解决。就这方面而言，情况和所谓猥亵物品的检查所引起的冲突是不同的：在大部分的猥亵案件中，“冲突”是被设计出来的，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多元而自由的社会有很宽大的空间，可以获想自黄色电影中得到快感的人们和需要受到保护以防止被可憎的东西侵犯的人们之间，彼此调适。指导的原则是“你挥拳的权利只能到我的鼻尖为止”，这是可以运作的方法，但是仅仅规范那些令人憎恶的东西。在言论自由和国家安全的调适中，就没有简单的规则可循，某种言论表现有可能足以让我们的国家陷入真实的危险之中。

然而还是有些准则可以适用。第一，绝大多数被认定危及国家安全的言论表现，其实并不是真的；大多数这样的说法，可能连自己都这样宣称的政府官员本身都不相信。”国家安全”这个护身符常常是为了牟利而加上的透明外衣，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用来保护个人或政治上的难堪困窘的事情。每个国家安全（或“公司安全”或“大学安全”或任何组织的安全）的主张，都应该受到严格的质疑，设计内容的人和认定判断的人必须是来自不同的立场。但是这样仍不足以终结所有冲突。在安全和自由之间仍会有些真实而难以处理的冲突案例。我们的宪法意义是要保护个人基本自由，但是仍有些案例无法以这个原则去解决问题：也就是当真正的国家安全主张高于言论自由的推定。

在那些案件中，我们需要有解决纷争的合宜机制。解决的方式不能只是全部交付于负责安全的人手上，比如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在危机时代里，有权作出判决的机构，总是让我们感到沮丧。

我们的自由仍能幸存是十分幸运的事，总是有些美国人（通常只是小团体，有时是那些没有直接影响力的人）愿意挑战政府的高压专横，甚至在危机时期。依照我们宪法制度的设计，只要有个人挑战政府就可以创造一个案例，或成就有助于解决司法争议的论点。

这并不是说要司法对真正危及国家存在的危险事件视而不见。就像前最高法院法官亚瑟·郭德堡曾说的：“虽然宪法保护个人权利免于受到任何侵害，但那并不是个自杀的契约。”但是的确也有困难，当短暂的权宜方式和持久的防范措施之间的平衡失去而倾斜了，就是法院展现他们重要功能的时候：保护或者恢复平衡点上的敏锐度。

就自由与安全之间永无止境的争执，我们预期行政和司法单位会支持后者。司法机构、终身职务、独立的传统、保护我们不得侵犯的权利的人，是最能够抗拒危险时刻当下的恐惧及激情的机构。

但是自由并非商品，无法一劳永逸，然后还能持续不变。公民自由的战争，正如已故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创办人罗杰•鲍德温喜欢说的一句话：“不会常保胜利。”必须由每个新的世代，在每个新的危难挑战中继续坚持下去。在独立战争的前一天，托马斯·潘恩教给我们至今仍受用的一句话：“想要收获自由成果的人，必须……历经坚持自由的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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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1972年秋天，在处理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案子时，辩护律师们和被告们经常到一家纽约出名的犹太餐厅吃午饭，那是史穆卡·伯恩斯坦的店，史穆卡必定和被告们很熟，因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账单。每当要消化辛辣的罗马尼亚腌牛肉时，犹太人防卫联盟的狂热信徒就会对我们大放厥词，其中包括了领导人梅尔·卡汉和他的代理人瑞朋，他们谈的是在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他们快被彻底歼灭了，精神和身体上都是。而你们这些高唱自由主义的人做了什么事？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和那些安静的任由600万个兄弟姊妹被送进纳粹毒气室的美国犹太人有何不同？”

不停地听着这些言论，还要消化史穆卡的腌牛肉，实在是够困难的；也可能正因为这样，在缠讼期间，每到下午我都会胃胀气。巴迪·哈克特也住在波罗公园，他曾开玩笑说，在连续几个礼拜吃了清淡无味的军中食物之后，他了解到为什么他的胃会常常发炎，这绝不是天生的或长年不变的病症。

这些言谈不只是对我的胃有影响，它们还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我的家族中的某些人，像许多美国的犹太家族一样，是从苏联移民来的。我怀疑如果当时他们没有远见、没有离开那里的话，现在的我会怎么样？我是否会变成跟随安德烈·萨哈罗夫的异议分子？我是否会是个犹太“不准离境者”想尽办法要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或者，我会是沉默众生的其中之一？当我考虑这些选择时，我开始觉得对苏联异议人十负有责任。不只是为了感谢上帝的恩赐，还要感谢我祖父母的远见，所以我有责任要做些事情。

但是我也了解到，犹太人防卫联盟的方式并不是我的方式。我憎恶暴力，特别是波及那些无辜的对象。我想我必须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当我听到梅尔·卡汉拉比说明犹太式的暴动时，我开始思量另一种在苏联保护犹太人权利的方法。

有个苏联的案子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并且也是犹太人防卫联盟要保护的重点，有14个犹太人和两个非犹太人的移民请求被驳回，他们劫持了一架小型民用飞机企图飞往瑞典，结果失败了。这个计划被苏联当局发现，并且把这群人全部逮捕，他们受审判并且被定罪，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是两名领导的犹太人被判死刑，此事引起全球哗然。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就在我们为这些苏联犯人讨论法律策略的时候，另一群纽约律师也正思量着类似的问题。我们很快就将力量结合，组成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目的是为这些思想犯提供法律协助。

写状纸和言词辩论是一回事，而要让苏联当局阅读它们并听我们说话，又是另一回事。

我们决定邀请一位美国律师加入并协助我们，我们相信苏联法律当局会听他说的话：那就是哥伦比亚法学院的泰尔福德·泰勒教授。他在成为卓越的宪法和刑法教授之前，曾是纽伦堡大审时美国的律师团主席。在追溯纳粹的战争罪行时，他曾和两个苏联律师一同工作过：罗曼·路登科是苏联的检查署署长，列夫·史密诺夫曾是路登科的资深幕僚，路登科后来还成为苏联的检察总长，并且是政治局的成员。史密诺夫则成为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泰勒的苏联伙伴组合起来，就是苏联法律制度中最有影响力的法律人士。

纽伦堡大审之后，泰勒的成就也卓越非凡，但是和他们并不相同。他成为美国法律界的良心。对基本人权和公民自由的每个细节和面向，他都积极地付诸行动，他实现了传统中最崇高的公正无私的精神，并且恪遵国际的法律原则。在美国介入越战期间，他写了本深具影响力的书，书名叫《纽伦堡和越战：美国的悲剧》。他在整个文明世界都受到敬仰与爱戴。我见到泰勒是在耶鲁法学院求学的时候，他在那里教了几个学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我修了他所有的课，还希望有一天可以为他工作或者和他共事。现在，成为同事的机会来了，泰勒同意当我们苏联法律计划的主持人，如果我愿意主导法律研究和撰写状纸的工作。

我们的第一步就是从找得到的证人那里尽可能地获得最多的背景资料，我们知道有很多证人，包括被告们的配偶和小孩，都已经移民到以色列，所以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找他们。

我们在以色列去了好几个城市，在为期一周的紧张访问中，我们尽可能地询问了大部分现在还被关押的苏联被告的亲朋好友，还访问了另6个曾被审判、认定有罪且和我们的被告一起被关押的人。

访问时，每当谈到深夜的拘捕、秘密审判和狱中的凌虐时，他们总是激动得声泪俱下。很难真的懂得，到底是什么样的绝望会让这些男士和女士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几乎是会遭到逮捕并且受到长期监禁的。被告们的亲戚和被告的“同谋者”（就是未受审判的老婆和女儿们）诉说着这种种的事件，这些到最后，全都在1970年6月列宁格勒的劫持飞机行动中失败了。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故事的开始是在1969年，42岁的犹太飞行员马克·姆西茨，遇到38岁的犹太积极分子希里·巴曼。迪姆西茨是共产党党员，在列宁格勒受雇做工程师，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不得从事飞行员的职务。巴曼则是个律师也是个工程师，在列宁格勒的犹太社区里是个领导人物，他开课教授大家犹太历史、犹太语和犹太文化，迪姆西茨十分渴望到以色列定居，在那里他可以当飞行员，但是他无法从苏联当局取得移民许可。巴曼也很希望能移民，但是他的努力一样成空。其他上百个犹太人申请登记也同样被拒绝。这些犹太人们聚集起来被称为“不准离境者”。迪姆西茨开始构想一连串不大周详的计划，企图远离苏联。他想要制造热气球或滑翔机飞过边境，后来他想到比较可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劫持苏联TU1124型飞机，沿着它的飞行路线可以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并且一路飞到瑞典，在瑞典他可以寻求政治庇护，最后到达以色列。迪姆西茨把构想告诉巴曼和两个列宁格勒的犹太积极分子。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十分可以理解的）是非常热烈，毕竟这是在合法方法不断失败和挫折中的一线曙光。它似乎是惟一可以离开苏联的办法。

巴曼认得另一个犹太“不准离境者”团体的几个成员，他们是来自拉脱维亚海岸的城市里加。这个团体包括了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他新婚妻子希尔娃·莎曼莎。库兹涅佐夫是个激进派的知识分子，在他求学时代就有很长的异议活动的历史记录。在60年代，他曾帮忙编辑3本早期民主运动的地下刊物： 《句法》、《自食恶果》和《浴火凤凰》。在22岁时，库兹涅佐夫热中于批评苏联政体，这使他以“反苏联活动”的罪名坐牢7年。在牢中，他因为他的“态度”经历了很多困难。他早期对抗法律的行为和犹太人的问题无关。其实，他护照上的民族并不是登记为犹太人，因为他的母亲并不是犹太人，所以他父亲去世后，她就把家族的姓从犹太人的“葛森”改成俄国名字“库兹涅佐夫”。就在他第一次服满刑期的两周前，他向监狱官申请登记为犹太人。这是当局首次发现他竟然是半个犹太人，于是把他的身份从俄罗斯人改为犹太人；他们习惯于反对任何申请，而他的请求却被受理了。

在他娶了希尔娃·莎曼莎之后，他和犹太人的因缘更深了。这对年轻夫妻和希尔娃的亲戚们，全都申请移民以色列。不过他们不但被回拒，还不断受到骚扰、侮辱和挑衅。爱德华在狱中日记描述他的经历：

某人说着“以色列”这个字，并且带以轻蔑的手势。每当他们听见这个老笑话，人们总是捧腹大笑：“犹太人要到以色列去，你的火车将从北方车站（指的是西伯利亚车站）开出！”
当你到任何地方都这么粗暴地被羞辱着，你会怎么做？你可以一年等过一年，很多人都这样做，依靠着旅行箱过日子，而……然后接到被告知的答案：你没有理由可以获准移民。

这是被拒绝者的困境，没有家园的人，住在没有生气的地方，等待着某种结局，无论是放逐还是监禁。

希里·巴曼首先对库兹涅佐夫和他的太太提到逃亡的念头。他们走过伦布拉森林时谈论这件事。在1941年，地方的反犹太主义者协助纳粹党在伦布拉森林屠杀了2.5万名居住于里加的犹太人。他们走到纪念碑前，这是1963年由几个年轻犹太军人在屠杀执行地设立的。里加的犹太人通常会搭巴士到伦布拉，只是为了走在纪念悲剧的地方回想着这段往事。巴曼和库兹涅佐夫感叹着，任何移民申请都是没有用的。他们都认为犹太人不会有移民的机会，除非有什么戏剧性的转折。巴曼提议进行大规模的绝食抗议，可以持续一年试试看。总是愤世嫉俗的库兹涅佐夫盘算着，他说：“我们随时可以在红场上烧死我们最钟爱的岳母们，这便是抗议示威。”他们需要做些不一样的事，以表现出他们的绝望。那必定是项戏剧性的行动，要由因为失去信心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准备承受极大的痛苦，以“突破重重拦阻，让其他人能走过去”。

他们继续走着，看了看周围，确定没有人在附近，然后巴曼小声说：“我们有个很有经验的飞行员。”爱德华和希尔娃难以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巴曼细说着一切。库兹涅佐夫提问说：“有多少人？”“他们都能信任吗？”

他们回头看着森林的方向，在那儿有千百个犹太人没有逃出来，他们殉难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归宿了，”库兹涅佐夫轻声说，他知道他们已经作出改变命运的决定。爱德华和希尔娃想到未来可能在自由的土地上不受反犹太主义者的奴役，他们决定不再回头了。他们接受巴曼的建议，加入这个团体，爱德华还找了两个非犹太人的朋友，亚力克斯·举尔琴柯和尤利·费德罗夫，他们和他都因为反苏活动被捕入狱，也成为他们的同伴。这个计划昵称为“婚礼”搭飞机的人都假装要飞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但是很快的，巴曼和列宁格勒的团体对迪姆西茨的计划有了另一种想法，他们想要知道以色列当局是怎么想。一封匿名信寄到最近刚到以色列的苏联移民手中。以色列当局并不支持这项计划。一个自特拉维夫打给巴曼的电话说：“希里，我见到了你的叔叔西蒙·巴曼先生，也和他商量过了。他说：这个药方会害人。”（巴曼叔叔是虚构的人物，指的是以色列情报局）。知道以色列不支持之后，列宁格勒有些人便退出这项计划，他们也说服其他人放弃，他们担心会危害到犹太移民。

迪姆西茨告诉巴曼劫机计划取消。确实也是这样。迪姆西茨上了TU1124飞机驾驶舱之后，觉得飞机太大了很难操作，因此他决定取消计划。巴曼和他列宁格勒的朋友很高兴知道计划被取消了，于是他冋去继续犹太人的教育工作。

但是迪姆西茨又想了另一个逃亡计划，他设法对列宁格勒那群人说明：这次是架较小较好操作的飞机，而且没有计划空中劫机。他想要劫持可容纳12位乘客的小型AN-2飞机。计划中库兹涅佐夫一群人必须先购买12张自列宁格勒飞往普利奥则尔斯克的飞机票，乘客将用玩具手枪和打架用的指节环制服两名空服员，把他们留在地面上而不危及他们的生命。没有人会受伤，如此一来，苏联就没有借口要求引渡逃亡的人们。（依瑞典和苏联的协议，只有政治犯可以不被引渡，暴力犯则否。）在普利奥则尔斯克飞机场接上了另外4名乘客之后，这架超载的飞机将由迪姆西茨驾驶，并且要飞过芬兰边境直达瑞典。在瑞典，移民者可以寻求政治庇护（而且可以将飞机交还苏联。）

乘客之一乔瑟夫·曼德勒维奇，草拟了“最后遗书”，如果所有参加计划的人都死了，就会公布它。因为他们判断成功的机会将低于5%，事实上这是封自杀宣言。信中先是引用先知撒迦利亚的话：“……逃离北方……逃走吧，巴比伦中锡安家园的女儿啊。”接着他描述着：

借着我们的行动，我们希望苏联政府领导人能注意到……犹太人在苏联无止尽的悲剧处境，并且向他们宣告，让我们的人们回家是对他们有利的。
世界上的犹太人啊！为了在苏联的同胞们的自由而战，是你们神圣的义务。认清吧，苏联犹太人的命运都将由你来决定。

进行策划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苏联当局已经得知这项计划。1970年6月15日，计划逃亡的那一天，克格勃（苏联情报局）调整人手做好安排，全面拘捕犹太活动分子。那12个要搭飞机的人在登机前被抓了，还不知道这项最新计划的巴曼和他的4岁女儿在海边度假时也被抓了；好几个犹太领导人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同一天，克格勃在列宁格勒、莫斯科、里加等地的犹太人家里进行全面搜查。他们展开法律行动，几天内就遍及其他城市乡镇，克格勃的人员闯入每个犹太领导人家中，在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拉脱维亚。主要城市的所有犹太领导分子全被逮捕，被单独监禁，并且以犹太复国主义共谋的罪名被起诉。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第一场列宁格勒审判（这次行动中被抓的那些人）如果真的依照惯例进行刑事诉讼，被告们确实有罪，因为他们企图非法离境并且非法使用国家财产，简单的审讯就足以论罪定案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大部分的人以叛国罪和窃占政府重要财产的罪名被起诉，这些罪的最重刑罚可以是死刑。

审判就像一出戏，检察官、法官和被告律师照剧本说话，被告一起宣示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在法庭300个座位上几乎是克格勃的啦啦队，他们按照指示叫嚷着：“他们应该全被处死！”还有其他相类似的轻蔑口号。好几个被告的亲戚被允许列席，并有某个人偷偷地记录着审判的部分情形。

因为苏联的被告在审判前的调查期间都得收押禁见，他们当然没有机会自己选定或被安排任何辩护人。每个被吿（只有一个例外）都必须为自己作证。他们全都否认危害苏联的叛国意图；他们每个人的动机都只是要移民到其他地方，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说他们不打算偷飞机，他们还希望到时候由瑞典当局归还飞机给苏联。

很多检察官所进行的交叉询问都是有政治取向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叫做检察官的原因）

检察官：你认为反犹太主义是不是肇因于犹太复国主义？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但是反犹太主义却是一直都存在的。
检察官：你读过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文学吗？
库兹涅佐夫：依你所理解的犹太复国主义，没有的。
检察官：只有一种理解优太复国主义的方式，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
库兹涅佐夫：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你的代罪羔羊。

有几个被告打算提出反犹太主义的经验为自己辩护，比如说，有个巴士司机对迪姆西茨叫道：“希特勒应该杀光你们！”这时检察官就会打断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苏联人民并“不容许反犹太人民”。

检察官在结束辩论时重申这是“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并且否认这是“针对犹太人的审判”。为了强调他的观点，他随即请求法院对一个犹太人和一个非犹太人判处死刑：这个犹太人是迪姆西茨；而“非犹太人”指的是库兹涅佐夫。（“我不认为库兹涅佐夫是犹太人，我认为他是个俄罗斯人，”检察官这么说。）

被告的最后陈述是他们惟一能为自己的行动辩解的机会。希尔娃·莎曼莎代表所有的被告发言，她说：

我被完全击溃了……如果法院作出死刑判决，那么像迪姆西茨和库兹涅佐夫这样优秀的人才将死去。我不理解苏联的法律居然将某人想到其他国家生活的想法视为叛国行为……我们之中好儿个人都不认为我们的任务能够完成 ……当我们在芬兰车站{26}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已经被跟踪。但是回头已经太晚了；难道要回到过去，去继续等待，继续提着旅行箱漂泊度日？即使到现在，我都从未有一刻怀疑过，即将有一天，我们将可以生活在以色列。我的这个梦是2000年来的等待和期望，我永远不会将它舍弃。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希尔娃接着哭了，当她用沙哑的声音说着希伯来文，她是这么用心地复述着：“若我忘了你，哦！耶路撒冷……”但是检察官打断她，禁止她用外语发言。

“分期付款的死刑”

法官们宣布休息，考虑如何下判决。（苏联有句老话：“姻缘天注定，但是判决是由克里姆林宫决定的。”）所有的被告皆被判有罪。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执行枪决，其他人则被判服刑4到15年不等。死刑判决作出时，众人大声欢呼。

但是欢呼声并没有扩及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教皇希望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赦免他们的死罪。西方共产党要求减刑。（美国共产党则和往常一样保持沉默。）安德烈·萨哈罗夫同吋发了两封信给尼克松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可拉·波格尼；给尼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年轻的美国共产党员安吉拉·戴维斯，她正因为被指称提供武器给革命分子，而即将面临长期徒刑；给波格尼的信则是支持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一群苏联学者也呼吁右翼西班牙政府减免好几个巴斯克人的死刑判决，还有呼吁苏联政府对两名受死刑判决的人从轻处分。

在苏联上诉法院为减刑上诉而开庭审理的前一天，佛朗哥总理赦免了巴斯克人的死罪。现在举世的目光都集中在克里姆林宫。1970年12月31日，法院宣布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判决将减为15年的“特殊刑制”这是有期徒刑中最严厉的。

“分期执行的慢性死刑，”库兹涅佐夫的朋友听到这项减刑判决时讥笑地说，“他绝不会活过特殊刑制的15年的。”其实，供应特殊刑制犯的饮食是不足以维持几年的生命的。可能会有人活了下来，但是他们得有很多供应食物的计策。还有，他们必须非常坚忍才行。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在库兹涅佐夫和迪姆西茨的案件之后，在犹太人的每个主要社区，对许多人进行了审判。第二场列宁格勒审判是典型的政治共谋的起诉案，控告城市里的整个犹太领导阶层，无论他们是否知道劫机计划。指控本身的政治意味非常明显：

国际性的犹太复国运动正在……借由散播中伤的文章并寄给观光客进行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破坏活动。这些浩动已经诱使某些人在列宁格勒成立犹太复国运动的组织。其中的成员和以色列的犹太复国运动关系密切，并且鼓动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利用反苏联的犹太复国主义文学，甚至还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版发行。

指控中还很后知后觉地说：“已经有无法否认的事实证明，犹太复国运动中心涉及1956年匈牙利的事件和1968年捷克、波兰的反革命政府活动。”（事实是，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这些被告中的某些人都还不到10岁，这项事实显然足以免除他们集体犯罪的罪名。）他们所指控的文学作品，包括有李奥·尤瑞斯的《出埃及记》(本书是苏联犹太社区的畅销地下书籍）{27}，霍华德·费斯特的《我光荣的兄弟们》（我的高中母校曾因为其共产党言论而禁止这本书），庇亚里克的诗，以及伦道夫·丘吉尔的《6日战争》。

在共谋罪和出版物的审判之后，接着个别起诉企图移民的一般工人和商人，有些人被指控是“暴民”或“寄生虫”。有个人被指控是美国、以色列的间谍。另外有个人的罪名是“打翻一位女士手上的生日蛋糕”。而所有人都获判有罪，并且都要坐监服刑。

苏联的起诉节奏（集体起诉和个别逮捕的交替）早在几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古拉格群岛》描述过：

这个污水系统的历史，就是永无止境的吞咽和涌出，涨潮和退潮；潮水时大时小地满入，江河自四面八方汇集，排水沟涓滴渗出，然后却只取一瓢。

这其中有一个来自德邦的独脚木匠，名叫平卡·平卡索夫。他从来没有政治上的意图，他只是想移民到以色列。他的家庭，他自己、他的太太以及他的6个小孩，是这个地区首先获得出境许可的。那是1973年夏天获准的，但是当局努力说服平卡索夫不要离开，因为他们担心因此会鼓励其他人。不过他仍坚持，结果被捕了，并且以做木匠时索价过高的罪名被起诉。他的家人获准离开，但是他却被判服刑6年。

“纳粹旅长”

我们拜访了几位以前的犯人，他们告诉我们在狱中的处境。有些人和库兹涅佐夫、迪姆西茨一同服刑，他们可以提供监禁时的许多细节。除了可怕的身体折磨之外，最令人难受的是，我们的当事人在监狱中居然被安排和纳粹的通敌犯关在一起，不过其中许多纳粹通敌犯尚未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有个牢友告诉我们，一个监狱营区中有8个犹太人和455个其他囚犯：

其他囚犯都被控以通敌罪，他们是在德国纳粹军队入侵苏联时犯罪的。他们以一项或多项谋杀罪名被判以长年监禁。
分配给犹太囚犯的工作都是最困难、最痛苦的。同时，纳粹通敌犯却担任文书行政、安全警卫等工作，而且，其中有些人还被指定为“旅长”。

有个服过刑的犯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团体中有个年轻人遇到特殊的经历，他是个虔诚的犹太正教徒，名叫乔瑟夫·曼德勒维奇。他的胡子被刮掉，他的圆顶小帽被拿走，而且他还被强迫吃猪肉，不然就得挨饿。他当年的同伴告诉我在逾越节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曼德勒维奇秘密准备逾越节的晚餐，他用一片干燥的花瓣作为逾越节的无酵饼。当时刻到了，必须要用无酵饼和苦味草做传统三明治，那里当然没有苦味阜。但这并没有阻止曼德勒维奇，他述说着：“苦味草是为了象征对犹太人曾受苦难的追念。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象征，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吞食着真实的苦难。”

夹带日记

几个曾和库兹涅佐夫一起服刑的人告诉我们，库兹涅佐夫写有记载狱中生活的日记。他们怀疑这日记是否会得见天日，因为狱方会定期对所有文字进行搜索和销毁。惟一可以夹带些什么的机会，就只有日间私人会面时，通常是在一个房间里，犯人可以和他们的妻子和父母见面。但是在犯人和造访者进入会客室前，双方都要脱去衣物彻底搜查，他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要被检查。

不过他们错了：库兹涅佐夫极渴望要说出他的事情，他怀疑可能没有那一天了，于是他想了个办法可以把他的日记送出去。他练习用显微镜才可以阅读的字体，这样就可以把上千个字压缩在很小的卫生纸上。然后他把这些无价的手稿卷成一颗颗小球，并且用药房部走私进来的石蜡相混合。在每一次会晤前，他就吞下好几个小球，当他被搜査时什么也不会被发现。会晤时，他就把包着蜡的小球排泄出来，然后弄干净。他的造访者如法炮制也吞下小球，通过出口搜身之后，在家里把它们排泄出来，把石蜡除去，卷纸打开，然后读写印刷。用这个方法，库兹涅佐夫安排夹带出去的日记内容已经超过10万字。

第一集在西方用俄文、法文和英文出版，书名为《狱中日记》，是继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之后最新的狱中札记。其中好些部分读来就像但丁《神曲》中的《地狱篇》，有些部分读起来又像是《鳄鱼》（苏联幽默讽剌刊物）的讽刺文字。

当日记传到西方时，我们很快地取得了复印本。现在我们拥有了所需要的信息：目击证人的描述、口供书、文件、日记和物证。每个犯人的近亲都授权给泰勒以各种法律程序为犯人进行辩护。但是仍有些未决的疑问。苏联当局会不会准许美国律师为苏联国民辩护？犯人是否希望我们为他们写答辩状？其他苏联“不准离境者”（仍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人们）对我们中途介入的感觉是什么？惟一解决这些疑问的方法，就是到莫斯科去找苏联当局和“不准离境者”。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以色列处理法律事务是一回事，获得苏联签证以代表被控告叛国罪的犯人又是另一回事。从来没人做过这种事。我曾公开涉入犹太人防卫联盟爆炸案（在《真理报》和《消息报）有多篇文章重复讨论该案），苏联当局从此认识了我。”你几乎不可能进入苏联，”一位颇有见地的人警告我：“这就像要把你的当事人弄出来一样的困难。”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申请苏联签证。泰勒教授和乔治·弗列奇教授同行，他是加州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俄语流利而且精通苏联法律。他们申请签证的名义是处理法律事务。泰勒也写了封私人信函给检察总长路登科和法官史密诺夫，告诉他们他“最近期待着前往苏联的旅行”，他还说：“自从我们在纽伦堡战犯大审之后，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很期待在莫斯科时能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彼此重新熟悉，并就专业上共同的兴趣交换意见。”泰勒将由弗列奇协助进行工作，他的工作是和苏联当局进行所有的正式接触，并且获取代表犯人辩护以及撰写答辩状的许可。

大家认为我应该单独行动，以免让泰勒和弗列奇受到“犹太人防卫联盟案”的波及。我原本打算独自前往，像个旅客。但是律师们认为这样太冒险，认为如果带个人同行会好些。于是我决定带着我12岁的儿子艾隆同行。我们申请旅游，名义上是想要学习苏联的法律制度。如果我们的签证通过了，我的工作是要和“不准离境者”见面，以了解他们对我们介入此事的态度，还要了解犯人的其他情形。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意外的是，4张签证都批准了。我们分别前往莫斯科，并约在国家饭店的大餐厅见面。

艾隆和我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可是没有看到泰勒或弗列奇的影子。在我们紧张的等待时刻，侍者帮我倒了好几次的伏特加，倒在艾隆杯里的则是百事可乐。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并没有替代方案，而且实际上也无法知道他们在莫斯科的消息，因为只有在他们抵达苏联之后，苏联的国营旅行社才会分配给旅客特定的旅馆。

最后，在两个小时之后，我听到弗列奇坦率而充满活力的声音。他们迟到了，不过最后我们还是碰面了。我们交换下塌旅店的地址和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和地方，然后吃午餐，谈论工作的事。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想惟一可以找到莫斯科犹太人的地方，就是犹太会堂。有人告诉我在哪里可以遇到“不准离境者”，但是犹太会堂并不容易找。不过我们有地图，是由过去前来旅行的人提供的。最后，我们找到阿契波瓦街上的建筑物，那看起来很像纽约下城西区的犹太会堂。我们走进去坐在后面，领唱者用希伯来文吟颂着，会众以意第绪语低声交谈着，而会堂司事说着俄语。约莫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人叫尤利，他用标准的英语轻声说话：“你们何不到外头找些真正的犹太人。”我问他此话何意，他说：“到外头来吧，你会看到的。”当我们到了街上，听到年轻莫斯科人轻声说着话。尤利把我们介绍给他的朋友们，于是，接下来的那个早晨我们和许多“不准离境者”热烈地谈论着。

那天夜里，我做了笔记，记下对莫斯科犹太会堂的印象：

那个犹太会堂戏剧性地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层面。在会堂里的是逝去的日子：留着胡子的拉比用意第绪语叙说着旧时的宝训，对象是逆来顺受的老人们，他们的儿孙们从来就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他们用意第绪语小声交谈，内容是关于即将到来的节日：无酵饼够不够呢？克格勃是否会像过去一样限制做礼拜的人数？美国游客有没有从国外带来祝祷的经书和亲戚的消息？
会堂的外面是未来：他们并不甘于二等公民的生活，他们渴望以犹太人的身份自由地在苏联生活。他们常常会有数十人，有时甚至有数百人之多，全部聚集在优太会堂前，直到礼拜结束。他们习惯占据路口，群聚在两个篮球架之间的空地上，每个星期六都要等到官方前来强制他们离去时才结束。现在他们站在街上，虽然无意却常常造成车流速度变慢，而让警察有驱散他们的借口，在主要节日或当有外国游客混入时，警察也一样会驱散他们。
在会堂外面的人拒绝走进去，他们认为那里被苏联官方当成犹太文化的展示场，其实根本是在慢性消灭犹太文化。他们用很糟的希伯来语和英语交谈，语言正好反映出他们心中的期待高过于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他们最有价值的私有物就是禁书《艾勒佛·米林》，这是希伯来文的基础读物，在苏联因被视为主张“民族主义”而加以禁止；还有就是《时代》杂志，是从美国游客那儿拿来的。他们戴在脖子上的是走私来的饰品“大卫之星”，上面则着“锡安山”和‘‘犹太人民万岁”的字眼。而在他们心中只有一种念头：离开。
大部分会堂外的人也在制度之外。他们作了生存上的决定：他们申请离境签证。一旦苏联犹太人申请离境签证，他就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他很幸运，他可以获准在放弃苏联公民权之后离开。如果他们的申请被驳回，或者只是行不通，他就得面对一连串的厄运，大部分的人最后都进了监狱。
为什么即使如此，还有这么多人选择甘冒风险，只为了渺茫的移民希望？答案很简单：在苏联的犹太人想要过好日子是不可能的。到处都是差别待遇：主要大学的特定科系全部都排斥犹太人，即使对没有申请移民的犹太人也是如此。在每个地方，犹太人的价值和希望都受到贬低和轻视。苏联当局声称那里没有犹太问题，这是真的，除非你刚好是犹太人。

在犹太会堂和我们接触的年轻人尤利·维克斯勒，他自己因为拒绝在苏联陆军服兵役而面对牢狱之灾。他成为我们非正式的导游。他为我们介绍爱达·努黛尔，人称她为思想犯的“守护天使”。我们相约在华丽的圣巴希尔会堂尖塔附近的公园长椅碰面。爱达是个短小丰满的中年女子，是个温柔的犹太母亲。她负责看顾每个思想犯。她知道他们的每件事：关押他们的监狱，他们最后的一次会客，他们身体以及心理的健康状况，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医疗药物，他们被安排做什么工作，他们可不可以上诉，还有上百件狱中生活的重要事件。她把这些资料全记在小本子上。

我问她为何这么做。“当纳粹杀了我们的人民时，世人只知道人数有多少，而不了解他们是哪些人。你不能总是只有数字而已。世人还必须知道有关我们犯人的每件事：他们长的样子（当她说到这儿时，她打开档案夹，里头全是犯人们被压皱了的照片），他们的感觉是什么，甚至他们彼此说些什么话。”她的眼中噙着泪水，告诉我一些犯人的笑话：

有个犯人对称呼库兹涅佐夫为白痴到厌烦，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并没有构成诽谤罪，他只是泄漏一个国家机密而已。
有个守卫问犯人他需要服刑多久。犯人回答说：“10年。”守卫问他：“你做了什么要服刑10年？”“什么也没做，”囚犯回答。守卫带着怀疑的眼光看着他说：“我不相信；什么也没做的话，他们会判5年，而不是10年。”

我问爱达，就像我对其他“不准离境者”所问的问题一样，美国律师介入本案是否有用。“当然，绝对是的，”她回答，并且重复我听了好几十次的那些话：“外界的介入是十分需要的。苏联当局必须知道这不是个内政问题，他们必须了解全世界都关切我们这些囚犯。美国律师、政治人物、商人都应该表示关心。”

“但是，是否有可能会招致反效果？”我问道。“是否我们的介入可能会害了这些囚犯？”

“我们全部都是未来的囚犯，”她平静地说：“而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策略。有个观点是我们一致赞同的：必须有舆论讨论和外界的关注，那是我们的生命线。”接着她提醒我，伟大的犹太史学家西蒙·都布诺夫在被纳粹拖到伦布拉执行死刑前最后说的话：“最严重的罪行是沉默……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不准离境者”团体的许多成员见面。我们约在火车上、会堂中、公园里，以及（有几个受注意的案子）在他们的公寓里。在公寓里无法进行实质的讨论，因为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被窃听。“不准离境者”之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并不相同，比如说如果可以取得离境签证的话，他能否接受移民到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去。不过，所有的人都同意囚犯需要外界的法律协助。“如果苏联害怕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真相。”好几个莫斯科律师也告诉我，苏联虽然希望他们的法律架构能受到西方的认识，但却不希望被看成是原始而毫无法纪的制度。他们假设，如果律师很认真地依照苏联法律制度写下答辩状，苏联当局可能因为觉得受到奉承而愿意读它。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当我和异议人士见面时，泰勒和弗列奇则在饭店里等待检察总长路登科的来电。电话没来，他们于是到检察署和最高法院去。有人告诉他们路登科在休假，而史密诺夫正好病了，并不清楚这两人是否会和美国人见面。他们还被告知，要他们回家去等电话。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都过了，仍然没有电话。星期五是我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下午4点之前仍没有电话来，泰勒和弗列奇开始打包准备离开。弗列奇不愿意两手空空地回家去，所以他决定到附近书店买些俄文书。他走后不久电话就响了。（弗列奇的举动是不是受到了监视？）来电的是第一副检察长马亚洛夫。泰勒用他的德式俄语热诚地说了些话。但他并不了解，其实话中有刺。几分钟之内，一个翻译人员打电话来告诉他路登科仍旧生病，但是如果他马上就过去，马亚洛夫会和他见面。泰勒找了个翻译人员火速冲到检察署，马亚洛夫在那里等着。寒暄几句之后，泰勒谈到手边的工作，对副检察长拿出受委任辩护的证明文件，表示囚犯亲属授权他为他们的法律代理人。

“原来是美国律师来莫斯科要为苏联人民辩护，”马亚洛夫刻薄冷笑地说。”你是如何得到这些审判资料？”他接着问，泰勒告诉他我们在以色列进行的访问。”你为什么会相信他们的话？”马亚洛夫问道。

泰勒逮到机会说：“我们已经尽可能地对彼此仔细地做过调查。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机会可以查阅审判记录，如果可以阅卷的话。”

马亚洛夫摇着头：“你们有你们做事的方法，我们有我们的。”泰勒向马亚洛夫表示，我们打算以法律程序来进行这件事，如果苏联当局可以接受我们的法律文件，并且答应阅读参考的话，我们会避免对外宣传或公开评论。

在一阵犹疑之后，马亚洛夫答应泰勒可以递交上诉状，并保证会以最高检察官的标准加以审阅和参考。我们成了第一群被允许正式进入苏联法律程序的美国律师。

对泰勒的成功，我们感到兴奋狂喜，但对可能的结果完全不抱希望。回过头来想想那苏联的老笑话，我们不只是对死人“说话”，而且他甚至在“听”呢。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来了，必须要让他活过来做些事情！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从苏联和以色列梦幻般的旅程回来之后，我们知道这是时候了，必须回到现实着手准备马亚洛夫允诺受理的法律文件。我负责事务管理的工作，安排办公室、速记员、打字设备和翻译人员，我借用了哈佛法学院的办公用具和人员。我们在剑桥和波士顿地区四处寻找擅长斯拉夫字母打字的打字员，越多越好。我们把哈佛法学院中大部分的苏联藏书都搬到办公室来。有两个受过苏联法律训练的律师自愿加入，还有好几个俄文打字员和翻译人员以及两个在纽约法律事务所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也加入我们阵容。在1974年5月20日于剑桥组成了我们的团队，成员有十多人，阵容十分强大。

我们在哈佛法学院有限的办公室空间里经营一家国际法公司，疯狂热烈地忙碌了几天几夜。我们工作量惊人，总共要处理19个案子，每个案件都需要上诉状和授权书，用俄文以及英文书写。我们也必须准备大量的答辩状，内容涵盖所有主要的法律议题。全都算来，我们必须生产（几乎全都先用潦草的字迹写下来）超过50份法律文件。

工作时我有种奇妙的感觉：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在狱中的当事人，却觉得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般，好像我已经认识许多年。我发现我都以亲密的昵名称呼她们，“爱迪克”、“尤西”而不是正式的名字。我从未和我的当事人如此亲近，虽然事实上我从未见过他们（可能正是因为这个事实）。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见到他们，并且喜欢他们。

为了能撰写上诉状等法律文件，我们必须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自行学习研究苏联刑法和诉讼程序。幸运的是，苏联法律制度全部都是有条文可依循，并不是由案例发展出来的习惯法。相对地，成文法的法规有一定的数量，而且通常是可以驾驭的，不像习惯法制度中需要研究的案例数量那么庞大。我们真的很幸运，哈佛法学院的图书馆有全部苏联法律条文的英译本。如此一来，在填塞了一堆苏联法律之后，我们开始下笔。{28}

我们的时间紧迫，因为几天之内，泰勒就要前往莫斯科和检察总长路登科见面，提出我们的文件。我们和时间竞赛，在泰勒快登机的前几分钟，才完成最后诉状的复印工作。

这次路登科出现了，他和泰勒会面谈了几个小时。路登科接受了这些法律文件。

现在我们必须等待，几个星期过去毫无消息。6月27日，尼克松总统到莫斯科参加高峰会议，我们说服他的法律顾问传电报给在莫斯科的美国总统一行人，促使他们协助我们的案件，并且还送上了诉状的复印本。后来我们得知，在双边会谈时，我们的案子曾被提出讨论。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一直到8月底，我们才听说，希尔娃·莎曼莎突然以健康因素和人道主义为由被释放了。报道中说她罹患了胃溃疡和肺结核。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虽然并没有特别的理由可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请求才有这项释放命令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公开舆论呼吁要求释放她。但是也不能说和我们的答辩状全然无关，因为我们特别在她的上诉状中强调“无数的报道描述她健康恶化的情况，包括了身体和心理方面”，我们特别请求检察总长“行使权力去了解她的情况并且采取改善措施”。我们写了申请书，希望“就判决中尚未执行的部分，减免全部或部分的刑罚”。希尔娃自由后，立刻到了萨哈罗夫的夏天别墅去，在那里她发表声明，对于来自国外为她提出上诉的协助表示“无尽的感激”，并且希望外界能继续支持，以还给“我的丈夫以及所有仍在狱中的犹太政治犯的自由”。

莎曼莎获准在她被“驱逐出境”到以色列之前，和她的先生爱德华见面，她将要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不久后，她跟随演说团来到美国，这个演说团是要游说大家支持仍在狱中的朋友。泰勒和我以及其他参与该案的律师们，安排在路席格的店和她见面吃午餐，那是在曼哈顿的犹太餐厅。这是我们第一次“团聚”，我们满怀期待地和这些素未谋面的当事人会面。相见是激动而且涕泗纵横的。我们知道莎曼莎喜欢犹太人的东西，所以为这顿礼拜五的午餐安排了地道的犹太套餐。第一道菜是“修腩”，这是一道可口的餐点，以豆子、马铃薯、大麦和少许牛肉调制而成。当“修腩”上桌时，我向莎曼莎解释这道菜，这是犹太家庭在安息日时所吃的传统菜肴。她吃了一口，她的表情转为悲伤，然后却又大笑了起来，她解释道：“传统犹太菜？这是苏联监狱中的食物！我吃了像这样的食物长达4年之久！”这时我们才了解到，什么是老式的传统菜肴，那就像我们的遭遇一样，是十分粗鄙的食物，是尽可能用最少的肉做成的。同样的经济条件使得我们的先人吃这样粗鄙简约的菜肴，也让监狱当局决定准备相同的食物。我们全部大笑了起来，然后我为我们的客人点了道精致的烤牛肉。

她告诉我们她丈夫的情形，恳求我们坚持努力下去。她坚定地告诉我们，狱中囚犯都希望我们能继续在法律上的努力。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由我们的当事人向我们确认需要我们在法律上的介入和协助。她强调对两位非犹太囚犯（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持续支持努力是重要的。她还告诉我们许多其他的囚犯有的已经被释放，还有谁将获得释放，而她激励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并带去我们的最新的信息。

平卡索夫案

因此，过了圣诞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前往以色列进行访问，并且了解一些新的当事人。其中我们见到了雅塔·平卡索夫，德邦的独脚木匠的妻子。她告诉我们她的丈夫是被诬陷的。作为有经验的刑事律师，我们对家人的无罪主张都持保留态度。这件案子本来就不大像是全然无罪的，因为指控的罪名是索价过高，这是苏联商人间的通病。但是平卡索夫太太坚持：“平卡不会的，他绝对不会索价过高。”我们向她保证我们会为她先生辩护，即使他有罪，因为有那么多人都索价过高，却只有他被起诉，只因为他要申请移民。也因此，他的案件成为政治案件，而他成了思想犯。

但是他的太太并不满意：“不，不，你必须坚持他是完全无罪的。”最后，她很绝望地脱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去问法官。”我笑了，我说要到德邦去问法官可是很困难的。和我们在一起的以色列翻译人员似乎对雅塔的表现很不高兴，并且当她继续说话时显得更加不高兴了，雅塔说：“我丈夫的案件中有个法官在以色列。她是犹太人，并且在我丈夫定罪的几个月之后移民了。”

我决定要见这位法官，我询问有关她的事。以色列翻译人员希望我打退堂鼓，他说：“她不会和你说话的，这整件事对她是很大的创伤。我们承诺她绝对不再提这件事。她在这里开始她的新生活，不会再回头去看过去的事了。”

我很坚持，任何律师都会如此的，特别是因为当事人正在坐牢，“我必须和她说话，即使我自己去找她也成，”我说。

以色列人试图要阻止我：“无论如何，她不是真的法官，她是两个非专业法官的其中之一，就像你们的陪审员一样。”我很清楚，在苏联制度中，一位专业法官会有两个非专业的陪审推事，他们的部分工作内容像陪审员，另一部分则像业余的法官。如果能取得非专业法官对他无罪主张的正式证明文件，而且这位人士又是平卡索夫案中的人物，这可是非常珍贵的。我向以色列人解释并且做保证。最后他们同意帮我找到莉亚·蜜莎娃。

就我们所知，这位女法官曾被安排住在绪德洛，这是以色列为新移民建造的新市镇，位于以色列南部偏远的地方，从特拉维夫开车前往要一整天的车程。我启程上路，但却不知道该怎么找，因为她没有电话，无法事先和她联络。

我到达绪德洛，它像是沙漠中升起的城镇。镇上的建筑物是用类似沙的灰泥建造的。那儿有个市集和小型游乐区。原始、简单、贫乏，但是很可爱。我去了市场向人询问莉亚·蜜莎娃，最后有个男孩说知道她住的地方。我赶忙到他说的公寓去，才知道她刚搬走，不过他们带我到她朋友的住处，在那儿我找到了蜜莎娃。这个房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一些行军床，有几家人在此等待从苏联托运来的行李。

我告诉蜜莎娃我来此的缘由，她受到震惊而拒绝回答。她的朋友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后来其中一个人满脸笑容地走来，请我和他们一起吃东西。我立刻接受邀请。我又提出我来访的目的，但是招待我的人们并不理会，我们就这样一起继续剥着面包。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在试探我，看能不能相信我。他们问及我的背景，我说了我自己俄国和波兰的家世。

谈话之间，第一道菜上桌了。那是只很大的鱼，不知是哪种鱼，用报纸包裹得好好的。看到那竟然是张俄文的报纸，我吓了一大跳。我故作镇定地问他们，这鱼是何时到达以色列的。”几个月之前，”他们回答说。确定了鱼的时间，我觉得有点恶心。我想，当个好律师，为了不让消息溜走，有时候还是得吃些可怕的食物。我于是尝了一口。哇！那真是天上美味。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条鱼在德邦就已经先用当地的方法脱水腌溃过了。不管怎样，在几杯浓烈醇厚的伏特加酒下肚之后，看来不会有什么事了。

最后蜜莎娃说：“你已经告诉我们你的背景。你看来应该是个正直的人。我就告诉你我的事吧!”她开始说她的故事，她是共产党员，受任命负责德邦糖果工厂的业务工作。她至今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不断为她的党和苏联的制度服务，为她的政党效忠。这使她和她的朋友常起争执，她的朋友对她的热忱颇不以为然。她移民到以色列，她说，虽然共产党并不鼓励，但是因为“个人因素”使得农夫和工人里仍有反犹太分子的存在。

蜜莎娃告诉我们非专业陪审法官的制度，必须对该党效忠到某种程度才可以成为“人民的法官”她曾担任这项职务有“5年之久，审理过许多案件”“做个法官”她说，是她的“第二份职业”这时候她停了下来，她的故事已经说完了。

“你能不能说说平卡索夫的案子？”我问。她安静地坐着，眼泪从她脸上滑落。”你所说的事可能可以救他的命，”我轻柔地对她施压，她仍不回答。我又多加了点力道：“你难道不认为你可能亏欠他，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出真相？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你做这件事：说出真相。”

她马上说话了：“你以为是我让他身陷囹圄的。你错了，是我救了他，让他不会更惨的。”接下来，她滔滔不绝地说出这个故事。

她说她获准参与平卡索夫的案子，是因为她是个犹太人，所以应该比较有机会可以说服他改变移民以色列的想法。一位叫洛斯马沙诺夫的专业法官安排她的工作，负责和平卡索夫进行沟通，他告诉她，如果他肯放弃移民的打算并且要他的家人从以色列回来，所有的指控就将立即撤销，他还会有个新房子可以住。平卡索夫说他是无辜的，蜜莎娃告诉他：“那不是问题。其他人会判你好几个罪名，直到你照我的话去做。”平卡索夫拒绝了，所以审判程序继续进行。检察官传唤了11名证人，全都是平卡索夫曾为他们做过木工的地方人士。每个人都说独脚木匠做得很棒，价格也很公道。好几个人曾经给平卡索夫食物或酒，要他多做点事。其中一个人说他曾给平卡索夫的儿子一份小礼物，因为小朋友帮他做了件事情。

洛斯马沙诺夫和其他法官助理都想判木匠7年徒刑。蜜莎娃却主张要减短刑期。最后判定5年徒刑。蜜莎娃有点自我保护地解释说，如果她拒绝签名，他可能会受到7年徒刑的判决。后来她声泪倶下地对我说，平卡索夫是无辜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她看过档案也听了所有证人的证词。”根本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索价过高。这整个案件都是杜撰的。我们受到指示必须定他的罪名，除非他放弃移民申请。”

我问蜜莎娃可不可以把这个故事再说一遍，让我录音，并且希望她签署文件以证明平卡索夫是无辜的。她想知道我们打算怎么做。我告诉她我们会送交苏联法律当局，她又开始犹豫了。“他们会怎样对待我那些还在那里的朋友？”她问。我告诉她我无法保证什么，但是要报复在毫无关系的人身上似乎不太可能。她很哀愁，几乎是用听天由命的语气说：“你是对的，我欠他的。我会照你的话做。我已经逃离那个国家了。”

有了蜜莎娃的承诺与合作，我立即依我们的对话内容起草一份完整的宣誓文件，由她签名作证。然后我们准备一份详细的上诉状。依照苏联的法律，我们援引了各种对被告权益侵害的请求权，并且特别强调他根本是无罪的，书状上的根据就是法官她自己的宣誓书。

相对于其他许多案件，我们对平卡索夫的上诉有比较大的期待。我们知道其他被告的判决，特别是集体审判的案件，很难引起莫斯科最高阶层的注意。他们愿意改变判决的可能性很小。我们臆测，平卡索夫的案子因为属于地方阶层，所以我们呈送上诉状由上级法院撤销地方法院的判决是比较有可能的，特别是其中又有蜜莎娃的宣誓证明这样明显而令人尴尬的证据。

这次响应快多了，也直接多了。1975年9月24日，在我们写好上诉状后几个月，我们收到塔吉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主席团的判决，平卡索夫“减刑为两年”，而这时木匠先生已经几乎服刑有两年了，所以他被释放并获准到以色列和他的妻小团聚。

我们仍关心在狱中的囚犯，在几个月的沉默之后，我们决定召开记者会公开我们为苏联囚犯辩护的事实，还有我们曾经获准为当事人撰写（也已经撰写了）许多上诉状和答辩状的事。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克里姆林宫仍然没有响应。这一次我们得等上好几年。直到1979年4月27日，一架苏联客机穿过阴郁的黑云降落在肯尼迪机场，飞机被一条铁链钩住机身，以防止飞机继续滑行到栅栏之外。7辆黑色的机场小巴士开到机身后侧，连接上飞机的活动梯子。5个神情未定的人，仿佛还不知道他们置身何处，就被带出飞机，坐上机场小巴士，另外两个乘客通过前方的活动走廊，准备搭乘其他飞机回到莫斯科。媒体警觉到这应该是件大事，但是任何人都不准接近飞机，只能在灰暗的天色下看到模糊的身影。机场小巴士迅速离开停机坪，前往联合国广场特别豪华的东方饭店。下午4点25分，机场巴士到达饭店，瘦小、苍白、疲惫、刮去胡须的乘客们终于着地了。他们是爱德华·库兹涅佐夫和马克·迪姆西茨。另外3个人是爱尔克山达·吉兹伯、乔治·凡斯和瓦伦丁·莫若兹。就像《纽约时报》所形容的，在戏剧化的“柏林冷战时期的国际性秘密交易”中，5名政治犯和两名苏联人交换，这两名苏联人士最近被美国联邦法院以间谍罪判50年徒刑。这是第一次以苏联公民来交换苏联公民，而无关任何美国人。（那时候没有任何美国人在苏联牢里。）

最后，在几乎长达9年的“特殊刑制”之后，策划劫持苏联飞机的两名主角获释。他们随即在以色列定居。从普利则斯克飞机场到班吉里昂飞机场的旅程竟是如此遥远。交换犯人后不久，我和爱德华·库兹捏佐夫在萨哈罗夫的继子家中见面，萨哈罗夫的继子名叫亚历克斯·山尤诺夫，他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而他的妻子企图离开苏联，直到最近因为萨哈罗夫绝食抗议才成功离境）。通常期待越高，失望就越大，而长久以来，我又特别期待这次的会面。当我开车抵达马萨诸塞州纽顿山尤诺夫住家坐落的那条安静街道时，我不停地猜想库兹涅佐夫的样子。我看过他在媒体上的模样，那个我曾为他写过上诉状和答辩状的勇敢男性，一个即使在狱中几乎度过了所有成年时光却仍不愿沉默的男人。（从22岁到40岁，在这18年中，他有16年是待在牢里的。）库兹涅佐夫并没有令人失望。他比我想象的还要矮小，爱迪克（他的昵称）流露出聪明、敏锐和正义的气息。即使苏联当局夺去了他的青年时期，但仍看不出他受过当局的折磨。虽然他看起来比实际40岁的年龄要老些，但仍是精神饱满而富足的模样。我见过许多被释放的犯人，在与他们的会面时，他们总是在谈着他们不应该被抓，但是库兹涅佐夫却不想絮叨过往之事。为了确认一些事，我们谈到他被关的事，主要是为了获得仍在狱中的3个共犯的消息。“现在要让他们的大名曝光，”他坚持着：“我们不可任由世人忘却费德罗、墨尔琴柯和曼德勒维奇。”他特别关心费德罗和墨尔琴柯的身体，因为他们健康情况很差。

我们的讨论从个别犯人转到国际问题。他接下来所说的事让我十分讶异，他说：“不要让犯人和人权问题阻碍紧张的国际关系以及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这会让苏联强硬派分子得利，他们想要的是更多的犯人，而不是美苏的谈判。尽量报道这些犯人，但是不要用核灾难作为交易筹码。”他接着说：“无处不在的公开宣传，才能确保犯人的性命，每天都有不知名的犯人在狱中死去，但是如果某个犯人让西方世界知道的话，他们是不敢让他死的。”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十分重要；它可能已经阻止了许多起诉案，也可能是使许多犯人早点获释的原因。

结束谈话时，我们有种成就感，虽然只是部分的，却很真实。无论我们的法律辩护计划是否改变了什么，这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验。我知道只要在苏联仍有思想犯，我就不会停下来。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将一直为这些异议分子、不准离境者和其他政治犯辩护。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在持续几年的劫机案审判期间，出现了新的犹太领袖。这些事件和安德烈·萨哈罗夫所带领的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萨哈罗夫是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但仍坚持其犹太人特质并且关注移民问题。

在1975年，美国与苏联签下《赫尔辛基协议》之后，一群苏联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民族主义者以及不准离境者成立正式的团体，以监督苏联是否遵守协议中人权部分的规定。这个团体称为“赫尔辛基看守”或“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5月12日于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会议。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随即纷纷成立分支机构，其后两年之间就有58个苏联人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加入这些团体，成为公开的会员。这个团体定期提出苏联人权报告书。在1976年到1978年之间，有大约300篇类似的报告书被公开讨论，其中搜集了大量的文件，并且有详尽的描述。

在赫尔辛基监督协会中，有个人名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他曾是莫斯科赫尔辛基监督团中“犹太不准离境者”的代表人物。

沙朗斯基29岁，是个国际象棋专家，他还曾做过研究，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在苏联国家级比赛中。他出身贫穷，是认真勤奋而且精力旺盛的学生，成绩优秀，曾获金质奖章。在科学或国际象棋上出色的表现已经预示了他的未来。在沙朗斯基17岁那年，他“最要好的朋友”发现他是个犹太人而打击他，嘲笑他。这件事对沙朗斯基有很深的影响，激发他产生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的兴趣。他自称为“纳坦”，然后开始在阿契波瓦街的犹太教会闲晃。在那儿他遇见一位高大而令人惊艳的美女，娜塔亚·史丹格丽兹，她也想移民去以色列。（她自称艾维塔。）在1973年，沙朗斯基申请签证被驳回。

他并没有参加日渐壮大的“不准离境者”团体，反而是进入了苏联体制里去工作。他设法和出入境管理局局长会面。局长以“共产党员的荣誉”发誓，保证如果沙朗斯基保持沉默，两个月内他就会获得签证。沙朗斯基果然保持沉默，不去管示威和抗议活动，但是之后移民局长告诉他，他的签证被驳回。于是，沙朗斯基决定不再沉默。

当我在1974年春天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西方世界尚且不知沙朗斯基这个名字。也没人告诉过我。好像我曾见过他，可能在我所拜访的团体中，或是在犹太会堂的门口，或是在某个“不准离境者”的家里，不过我不记得曾私下和他说过话。

1974年6月，艾维塔收到离境前往以色列的签证，但是沙朗斯基并没收到。她的签证在7月5日到期，不可再拖延。艾维塔和沙朗斯基想在她离去之前结婚，但是当局拒绝批准“不准离境者”和就要移民的女性的婚姻。7月4日，这对恋人以犹太仪式举行婚礼，由拉比主持，以犹太诗歌颂赞。仪式之杯破裂之时，新婚佳偶彼此对望着并且小声地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见。”翌日清晨，艾维塔就离去了。

独良一人的沙朗斯基很快地成为苏联人权运动的中心人物。他有好几个不可或缺的领导特质：绝佳的英文听写能力使他具有和美国记者广泛接触的本事；永不枯竭的精力供他持续不懈地为人权奋斗；在海外人权运动中，让几乎势不两立的敌人可以彼此合作的协调能力；以及绝妙而且温暖的幽默感。

安德烈·萨哈罗夫坚持在记者会中由沙朗斯基担任同步翻译的工作。来访的美国权贵人士如果想了解人权运动都会找他。美国记者，如《洛杉矶时报》的罗伯·托斯，称他为人权活动的消息来源。

沙朗斯基常常遭到官方的讯问和侦查，特别是当来访权贵指名找他或当记者招待会要召开时。有一次在侦讯时，两个捉到他的克格勃人员向他挑战国际象棋。沙朗斯基同意，但是他要求输的人必须在地上爬。几分钟之内，沙朗斯基享受到难得的景象，两个克格勃人员跪在地上。

当赫尔辛基监督协会在1976年成立时，精神领袖尤利·欧洛夫和安德烈·萨哈罗夫建议由安纳托里·沙朗斯基担任犹太移民运动的代表人。沙朗斯基积极热心地参与监督协会的工作，特别是公布报告书的部分。他当然知道他不断受到克格勃的监视。他知道他的电话被录音，墙上装着窃听设备，还有他走到哪儿都被跟踪。他惟一不知道的是，他的室友山亚·林波斯基居然是克格勃派来卧底的，而且还是个检察官呢。

1977年初，苏联当局扩大对人权活动的打击行动。1月 22日，苏联国家电视台上播放了整整一个小时的记录片。片名是《贩卖灵魂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不准离境者”，包括沙朗斯基在内，都被称作“苏联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军人”。内容全是反犹太主义者传统的刻板印象，例如肥胖的犹太人勉强施舍少许英镑给复国主义的跟随者。接着是个在苏联不寻常的举动，影片中称呼许多人为“异乡斗士”，并且把他们的脸清楚地放在屏幕上，逐一标明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沙朗斯基严重地受到了伤害。“这是场大屠杀的录像邀请，”他告诉朋友说，“他们用最新的科技达成差别待遇这种最守旧的政策目的。”然后沙朗斯基做了件苏联人绝不会做的事：他控告电视台以表面上“回避诽谤罪的讯息来破坏我的名誉和尊严”并且要求“停止以相同的方式传播这项讯息”。

这时候，克格勃决定要为沙朗斯基罗织罪名。他因为严肃对待苏联的司法体制而嘲弄了它。

当他们决定对沙朗斯基罗织入罪，剩下的就只是时间和选择罪名的问题（就像斯大林秘密警察的头子贝理亚曾经说的：“只要把这个人交给我们，我们就会找到罪名的。”）沙朗斯基的“朋友”山亚·林波斯基受克格勃的传唤，并受指示写下公开信，指称沙朗斯基企图进入美国中情局做雇员。

林波斯基的信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1977年3月13日（就在信件公布一周后）沙朗斯基撰写公开诉状，他写道：“情况如此，让我觉得自己根本像个人质……身处在恐怖分子的威胁掌握之中，他们完全无视法律——无论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存在，并且已经准备采取极刑。”

他也写了很多私人信件，给在以色列的艾维塔：

娜塔亚我的爱人：
从头到尾全部想一遍，我只有一个遗憾，为此我已经难过得快要哭出来了：我遗憾我们没有孩子……
我现在住在史当帕克的公寓里，跟踪我的那群人就住在隔壁……
爸爸很难接受这件事。他无法睡觉，他的心很痛，他的血压很高，我害怕他不能熬到这件事结束。
在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我答应坐下来给你写封长信，我会把信送出去，这样你才能看到……

但是没有电话也没有随后而来的信件。两天后，1977年3月15日，沙朗斯基被赶上克格勃的囚车，被送到恐怖的勒佛托弗监狱。他的逮捕事件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头条。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沙朗斯基被捕后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个女士用蹩脚的英语介绍她自己是艾维塔·沙朗斯基，是安纳托里的妻子。她希望我帮助她的丈夫。我们透过翻译机对话。“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托里是沙朗斯基的小名。）我告诉艾维塔，苏联当局不太可能会让我在苏联法庭为他说话。她说她理解的，但是“托里需要一个美国律师，一个能在美国披露这个案件的辩护人——向总统、国会、媒体和美国人民。”你会担任这样的律师吗？她问我。

“这实在是极大的荣幸，”我回答。我知道她是对的，这比作为律师更任重道远。特别是在这样的案件里，并不只是在法庭里单纯地为被告辩护而已，还必须要在其他公共场合中提出答辩状并且直接辩论。这的确是个挑战，而我张开双臂欢迎它。之后不久，我收到爱塔·米格伦写来的信，她是安纳托里的母亲，她仍在苏联，也请我接受她的委托，并且随函附上委托书。因为苏联报纸指称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所以作为他美国律师的我，第一步应该是试图让美国政府否认这项指控。我知道这很难，因为不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中央情报局在政策上都不愿在间谍案中表态。逻辑上的原因是，如果在某些案件中否认，那么全世界就会知道那些没有否认的指控就是真的了。政府如果所有的案件都否认（即使是真的），也会招来难堪并失去信用。然而，我还是决定一试。我在研究后发现，之前至少有一个案件，总统（肯尼迪）曾特别宣示否认耶鲁大学佛里德列克·巴格宏教授是情报局雇员。当然，相较之下我们的情况更加困难，因为巴格宏是美国公民，而沙朗斯基并不是。

我并没有去找国务院和情报局的公务员，而是直接找上白宫。我约了两个人见面，我以前的学生史都华·艾森斯塔，他是卡特总统的内政顾问；以及罗伯·李修兹，他是总统的律师。

1977年一个和煦的3月天，我到达白宫，走进艾森斯塔的办公室。我们谈到他在哈佛法学院的日子、卡特的同僚们以及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谈到他的新工作，那时卡特总统上任不过几个月。李修兹随后加入我们。我向他们简要地介绍了沙朗斯基的状况，我说，萨哈罗夫称沙朗斯基被捕是直接向卡特当局“挑战”并且“企图要挟新政府……放弃以世界人权为立场的原则”。

李修兹向我保证绝不会对勒索行为有所让步。我告诉他们我认为卡特总统的人权声明是把两面刃：“如果他能坚持下去，那会很有建树，但是如果他只是说说而已，那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我解释说，像沙朗斯基这样的异议人士和拒绝者已经陷于险境，而部分的原因是相信总统对人权运动坚定的承诺。如果卡特现在仍保持沉默，“总统就是断绝了沙朗斯基的退路”。

他们问我认为美国当局对沙朗斯基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我说我想总统应该发表直接声明，明确地否认沙朗斯基是美国间谍，或否认他曾提供任何情报给美国情报单位。李修兹提醒我，美国原则上不愿意去证实任何人是否为间谍。我告诉他关于肯尼迪总统对巴格宏教授的声明。他们答应向最高当局提出这件事。我离开的时候，史都华（他在会面时大部分时间都保持沉默）建议我准备备忘录，整理出各种替代的回应方案，以提供当局参考。

我回到剑桥草拟备忘录。那其实就像是为我牢中的当事人所做的公开答辩，不过对象并非是苏联政府，而是美国当局，美国政府可能会因而作出影响重大的决定。

协助我准备备忘录的是尤利·维克斯勒，我在莫斯科犹太会堂遇到的那个年轻人，他因为拒服兵役而身陷囹圄。那时沙朗斯基被捕，尤利已经移民，他在文章中说到：

苏联官员想要征召我入伍当兵，但是我拒绝。一般的刑罚是3年有期徒刑。就在我等着接受审判时，我遇到了哈佛法学院教授亚伦·德萧维奇。我向他说了我的案子，不久后他向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转告此事，而参议员在第一次到莫斯科时就提出我的案件。现在我已经完成布蓝迪斯大学的学业，而不是监狱的刑期，这样的交换是多么幸运啊！

在离开苏联之后，维克斯勒搬到我剑桥的家，在这里他住了快两年，帮忙做些家务杂事以换得食宿。他也是个翻译人员，还帮忙搜集沙朗斯基案的相关文件和信息。

我们在对白宫的备忘录中，建议国务院应该向苏联政府传达美国外交官愿为沙朗斯基作证的意愿，因为这位美国外交官和许多著名的美国人都曾见证沙朗斯基的行为，也看过他所受的审判。这是希望能向俄国当局施压，或使他们撤销对沙朗斯基的指控，以避免和国务院的面对面对质。

我并没有收到白宫的回函，但是在1977年6月13日，卡特总统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针对沙朗斯基先生是否从事与颠覆行为有关的事，或是和情报局是否有过任何关联，我已经仔细向国务院及中央情报局查证过。答案是“没有”。我们已经重复确认过这件事，过去我迟迟未作公开声明，但是现在我已完全确信，事实与媒体的报道完全相反，就我们所知，沙朗斯基先生与中央情报局绝无任何关系。

我很兴奋。后来我们知道总统先生是自行决定发表这篇声明的，即使情报局和国务院都反对。苏联这下子不能以美国间谍的罪名来指控沙朗斯基了，否则就是指摘卡特总统是骗子。

我们并不期待卡特的声明会让沙朗斯基立即获得释放，可是我们期望这会使克里姆林宫更难以用严重的罪名指控他，尤其是那些会令他被判死刑的罪名。

次月，谣言满天飞，都在传着可能有包括沙朗斯基在内的犯人交换，“他们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我持续注意官方的消息，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电视辩论”

我和艾维塔、一些朋友以及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商量，我们决定要持续施压。1977年6月，有个值得注意的机会可以把沙朗斯基的案子介绍给美国大众。几个月前，苏联因为关心它在欧洲共产党国家的形象持续恶化，于是提议在意大利电视台举办辩论，由3个苏联人和3个意大利人以人权为题进行辩论。这场辩论成为苏联成功的宣传。他们的辩论者能言善道，准备周全，而且颇具说服力。苏联人因为他们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还扩大到要向美国提出类似的挑战。他们提议由3个苏联人对抗3个美国人辩论，地点则转到NBC，同样是90分钟的现场录像转播。美国接受了。我受邀为美方的辩论人，其他两位是诺特丹大学校长提奥多·赫斯堡神父，以及《华盛顿邮报》驻苏办公室前主任罗伯·凯索。因为我是我们团队中惟一的律师，我的角色就是向苏联辩论者提出交叉询问。我列了一长串的问题，很想问出有关沙朗斯基和其他囚犯的事。但是那时，就在辩论的前一天，苏联辩论团收到来自莫斯科的电报，指示他们不得参加由我向他们提出交叉询问的辩论赛。可是辩论已经列入重要节目且经过大肆宣传，是不能取消的。我们觉得好像是被耍了。在双方协商之后，同意一方团队可以向另一方提出问题，只要不是“交叉询问的形式”。

辩论会的主持人是NBC新闻评论家爱德温·纽曼。代表苏联的辩论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位苏联新闻记者，也是剧作家，名叫金利克·布洛维克。布洛维克聪明而有魅力，而且（就像他重复告诉我们的）是个犹太人。（他说：“我们最佳的辩论人中有好几个是犹太人。”）我们调查时也发现，他是个残忍无情的人，而且几乎可以确定他是克格勃的主管级干部。虽然他是苏方辩论团中最年轻的，而且属于不重要的低下阶层，不过很清楚是他在负责左右局面。我知道他会强调媒体的作用，就像他曾在意大利辩论时的表现，而我准备好了要迎战他。

当布洛维克上阵，他开始重复地表示美国新闻报纸报道中有很多失业、犯罪以及种族歧视的情形。我直接对他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

问：布洛维克先生，你提到“阅读美国的报纸”。如果有个一般的苏联公民走到苏联的书报摊上，他可以自由寻找到批评苏联的当天的《纽约时报》吗？
答：书报摊上有很多种报纸，除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之外。那些报纸的价格十分昂贵……

布洛维克继续说，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共产党的报纸。不过我回答了，我说在哈佛广场，我可以轻易买到25份以上不同种类的共产党报纸。当我从公文包中拿出每种报纸，并且读出报纸名称时，他摇着头表示无法置信。

当我进行正面辩论时，我谈到“赫尔辛基监督协会”的逮捕事件：

那就好像是前总统尼克松为了要解决水门案而下令逮捕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理事会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一样。如果沙朗斯基的审判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不准美国人去旁听，特别是因为指控他的罪名之中和美国有关？

当布洛维克试图回答时，摄影棚的观众席上发出呜咽的声音：“这是谎言。”说话的是艾维塔·沙朗斯基，应我的邀请参加这场辩论，原本是希望她可能可以遇到一些苏联律师，并可以请求他们协助她先生。

布洛维克接着提到美国剥夺该国公民自由的例子，特别强调詹尼·哈里斯的案子，他是个黑人，因为参加监狱暴动而在阿拉巴马获判死刑，该场暴动中有个警卫被杀。我并没有否认美国有时也会侵犯人权，我马上同意哈里斯案引发不少争议。我告诉布洛维克，事实上我曾经为这个案件奔走过，并且提议苏联和美国律师以及新闻记者都应该共同加入，为弥补人权所受到的侵害而努力。

罗伯·凯索的结辩非常精彩，他说：“我们最大的优点是……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面对困难的问题，我们都可以评论我们的政府。不幸的是，苏联辩论人没有这种好处。”

这场辩论对我们而言是成功了。我们可以在受欢迎的节目中向广大的美国电视观众说明沙朗斯基的案件。《纽约时报》这么说：

这“初次交锋”……的确是场引人入胜的辩论赛。对于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的基本人性尊严的观点，以及德萧维奇教授为苏联异议人士咄咄逼人的辩护，苏联代表完全无法招架……这个电视节目生动地告诉我们，在这里，自由的概念不仅是口号而已，也真正地实现了。

威廉·柏克利是我在辩论场上的老对手，对我的评论更加友善：

我提议领发自由勋幸给罗伯·凯索、亚伦·德萧维奇和提奥多·赫斯堡神父。由于美国队的辩论技巧，苏联队显得黔驴技穷……

辩论案结束时，我们被带到华盛顿的某家餐厅接受招待。我和艾维塔·沙朗斯基同行。第二天的《纽约时报》报导这场“戏剧性的对抗赛”：

苏联犹太异议人士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被放逐的妻子，在招待宴会上面对两位来访的苏联律师。
沙朗斯基太太和德萧维奇教授穿过拥挤的房间时，她迎面看到了沙缪。齐夫教授……
齐夫教授询问沙朗斯基太太的娘家姓，他以为她是沙朗斯基先生的“女朋友”，而不是他的妻子。
这个时候，第三个苏联辩论人，新闻记者金利克·布洛维克注意到《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做笔记。随后这位教授中断谈话并且迅速离开，走之前他告诉沙朗斯基太太，和报纸搅和在一起“对你的先生没好处”。

这是我们真正最关心的问题。媒体扩大报道沙朗斯基的严酷处境是否会召来反效果，是否会因此造成克里姆林宫不可能让步的坏处？我们自己辩论这个议题，但是最后艾维塔的观点占优势：“托里的方式就是公开，面对它、对抗它而不逃避躲藏。如果他能在这里提供意见的话，他绝对会希望我们继续让他的案子曝光，那是他惟一的希望。”因此我们决定继续对媒体以及舆论下功夫。

这时，我们可以想象到克格勃的调查必定是进入了高速运转中。克格勃传唤数十位证人，包括许多重要的不准离境者和人权运动人士，还有美国记者罗伯·托斯，他在莫斯科街上被抓，还被盘问了好几天。我们通过不准离境者发送消息到莫斯科，希望在每个证人被放出来之后，马上向他们询问一些问题。在托斯回到美国之后，我自己则详细地询问他，借以了解克格勃向证人们询问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拼凑出他们打算怎么处理沙朗斯基的案子。一周接着一周过去了。我们对这些问题做了摘要整理。有两个结论逐渐浮现：克格勃准备以间谍罪和叛国罪起诉沙朗斯基，而且他们不让证人有任何提供对沙朗斯基有利证据的机会。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因此我们决定集合许多美国优秀人才组成调查团，评估克格勃拒绝审理的证据。最后委员会的文件会传达到苏联，作为调查沙朗斯基的内容。会议成员中包括有哥伦比亚校长威廉·麦吉尔，爱德华州参议员法兰克·邱奇，以及活跃的民权人士贝亚·卢斯丁等等。一场听证会就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会议厅举行。

作为沙朗斯基的美国辩护人，我代表被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律辩护暨教育基金会”的杰克·格林伯则担任调查团的顾问律师。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隆正式为证人宣示，如此一来，这些证词在苏联起诉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中的任何程序都可以被采纳。苏联大使安那东里·都伯尼受邀出席，但他未予理睬。

我传唤我的第一个证人艾维塔·沙朗斯基，问到她的丈夫是否已经知道他受到监视。她作证指出安纳托里曾写信给她“提到好多次，他清楚知道有些人在跟踪他，他知道他们的长相，他也知道他的公寓里被装了窃听器”。

我的第二个证人是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罗伯·德林纳，在沙朗斯基被捕前，他曾在莫斯科和他共处过一小段的时间。德林纳神父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总是“行事公开”。

下一个证人是计算机科技专家，他作证说沙朗斯基没有拥有任何与“苏联军备武力”有关的计算机信息。

我接着传唤“欧洲安全合作协进委员会”的代表爱尔佛瑞·法兰德利，他叙述和沙朗斯基的接触：

他走路的样子和其他苏联人不一样。他始终抬头挺胸。而且他常常公开发表言论。有一次他还要我聆听街道宁静的声音。他惟一的罪名就是他说真话，而他最重的罪是他用英文说。

最后一个证人，在沙朗斯基被捕前几天都和他在一起，艾沙克·爱尔康，是刚从苏联移民出来的律师。爱尔康作证指出，沙朗斯基最近才加入不准离境者的研讨会，会中研读苏联法律，希望团体中所有成员都能熟悉并且尽可能避免触犯苏联法律。

这些程序结束后几个星期，调查团的人员公开他们的结论•：

所有可以获得的证据都证明安纳托里·沙朗斯基与中情局完全没有接触，所以他不可能参与间谍活动。

这是以证据和证词所得出的结论。调查团的审理程序以及裁定，都公开发行并且转寄给苏联最高检察院。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1978年6月，美国驻欧洲的安全合作协进会（美国国会所设立的赫尔辛基监督委员会）决定针对沙朗斯基、爱尔克山达·吉兹和尤利·欧洛夫3人的案子，召开听证会。我受邀代表沙朗斯基，威廉斯代表吉兹，克拉克代表欧洛夫。这场听证会是说明本案的重要机会，因为委员会的功能就是要评估赫尔辛基协议是否受到遵守，它是正式的责权机构。

我告诉委员会的委员们沙朗斯基案的最新发展，我告诉他们：苏联当局曾指派辩护人代表沙朗斯基，那人名叫希维亚·都罗夫斯卡。然后我向他们读了一封德林纳神父拍给她的电报：

德萧维奇教授已经接受沙朗斯基母亲的委托，在美国为他辩护，他也拜访过为数众多的证人……这些证人都是已经离开苏联的了。这项证据显然你并没有看到，这可能对沙朗斯基案的辩护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我们不想干涉你的代表权，也不想介入苏联的外交诉讼事务。我们只是想和你见面（律师对律师），并且提供给你相关的消息，这是我们惟一的通路，我们可以立即安排飞往莫斯科，希望可以共同合作、相互了解。

我们从未收到都罗夫斯卡的回音。后来我们才知道沙朗斯基拒绝她做他的律师。

当我们为了沙朗斯基案尝试公开的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了私下的工作。我们设法和苏联官员见面，展开外交谈判，提议交换犯人。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审判

然后，苏联当局宣布安纳托里·沙朗斯基触犯叛国罪，将于1978年7月进行审判。这项指控认为，在1974年到1977年之间，被告提供国家机密给“西方外交官、情报单位以及外国军事情报单位的雇员，此人在莫斯科以新闻记者身份作为掩护”。本罪最重的刑罚是以火枪队执行死刑，那是我害怕听见的消息。直到对沙朗斯基的叛国罪名被正式判定之前，仍有些许的希望（无论是多么微小），他有可能获释，或者被判较轻的罪名。但是如果判决宣告，结果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我立刻请求准许我前往苏联代表我的当事人，或至少旁听这场审判。沙朗斯基的欧洲律师、他的加拿大律师以及其他律师也都作出相同的请求。但是这些申请不是没回音就是被拒绝。

快要审判的那些天，简直是一场疯狂。我跑遍全国各地，在群众大会上、在立法院大厅和电视上讲述我那命运多舛的当事人的故事。审判期间，ABC的芭芭拉·瓦特在晚间新闻中访问我，她问我沙朗斯基是否“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受审判”我回答他受审判，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因为他想要移民；因为他英文说得太漂亮并且是赫尔辛基协议监督运动的领导者；还有和媒体接触过于良好；因为他连接着各种反对运动；以及，因为他是个话说得太多而仍无所畏惧的人。

瓦特接着问我“这场审判对其他苏联的异议人士有何重要性”。我回答道：

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信息，不论他们如何努力守法，只要他们批评制度或寻求移民，就会被起诉和定罪。

审判渐渐接近尾声，我的挫折感直线上升。虽然拥有全世界的支持，安纳托里仍孤独地站在被告席为自己辩护。他无法和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说话。他的母亲被禁止进入法庭，萨哈罗夫和其他人权运动者和犹太人也都一样。苏联官方宣布这场审判是“公开的”，只是所有座位都“被其他人占满了”。只有安纳托里的哥哥李奥尼获准坐在后排的位子上，于是他成了安纳托里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好几次两兄弟走过走廊时，可以彼此打个招呼微笑一下。李奥尼很惊讶：在接近一年半单独监禁和讯问之后，安纳托里仍不减他的轻松、热忱，甚至他的幽默感。两兄弟在大厅交会时，安纳托里向他兄弟小声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在外头变胖了”，这时他向他闪过一张皱皱巴巴艾维塔的照片，那是他一直带在身上的。不过，他外表的沉静只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安纳托里知道自己既定的命运。

当我读到审判的报道时，我决定最后一搏，我希望能为我的当事人提出法律辩论。我整晚工作着，草拟着结辩时要说的话，要是我可以获准在苏联法庭上代表当事人的话。我拍出电报给法官们，同样的内容也刊登在《新闻周刊》和《国会记事》。以下是我部分的声明内容：

令人敬重的法官们，我现在要为一位男性说话，他已经被苏联媒体、苏联共产党以及政府的高层官员宣判有罪了。我很明白你们所承受的负担，你们自己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苏联历史上，没有法官曾经投票让有叛国罪嫌疑的政治犯无罪开释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摆脱束缚，做个令人尊敬的法律人：作出真正诚实的判决。
如果这些指控没有这么严重的话，那其实会是一场闹剧。想想看，美国情报单位是多么无能啊，他们竟然让像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当间谍。他的电话显然被录音，他的每个举动都公开地被监视，他的室友是克格勃派来的，沙朗斯基可能是情报游戏中最差的人选了。想想看，苏联反间谍活动的机构又是多么的无能，竟然让沙朗斯基这样的人——公开宣示效忠以色列并且要求移民以色列的人——取得军事情报。
当年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有个德国法官因为他的判决使无辜的犹太人被执行死刑而为自己进行辩护，他说在个别的案件上遵守纳粹党的命令，可以延缓种族大屠杀。来自你的国家及我的国家的纽伦堡大审的法官们，他们驳斥他的见解，并且联合发表声明说，在判决第一个无辜的犯人有罪时，便已经扭曲了正义，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种族大屠杀。我恳求你们在制造相同悲剧之前，先问问你们的良心。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当我在安稳的剑桥家中草拟我的辩论时，安纳托里正在他那狭小的牢房里构想他的辩论，那才是真正可以站到苏联法院上的。在审判的第四天，也是最后一天，安纳托里有机会可以结束他16个月被强迫的沉默。他的陈述非常动人。他转过来背向法官，直接对着整个法庭之中的某个人说话，那是他的兄弟李奥尼，他会聆听并且转达他勇敢的话。他说：

我一开始就了解到，在像这样半公开的审判中为某个人进行辩护，其实根本是件毫无希望的案子。

这时他的说话被一阵吼声打断：“他们应该把你这种人吊死！”安纳托里继续说：

有几个人在调查时警告我，我会受到死刑判决或者至少是15年的徒刑判决，除非我同意和克格勃等组织合作，协助他们摧毁犹太移民运动。他们承诺会很快释放我，并且让我和我的太大见面。而现在，当我距离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更加遥远，当我要面临牢中许多艰难岁月，我要说，向我的人民和我的艾维塔说：“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

然后沙朗斯基突然转向3位法官，直视着他们的眼睛轻蔑地说：“对这个法院我无话可说，这个法院必须证实一个早就决定的判决。”说着，他坐了下来，等待无可避免的定罪和判决。

几个小时后，法官回到法庭上，正式宣告沙朗斯基被指控的罪名全部成立，并且必须服刑坐牢13年。惟一的好消息是他的命保住了。

克格勃的支持者充斥整个法庭，其中几个大叫“判刑不够重”！李奥尼就在警卫把安纳托里带走的时候，对他的兄弟喊着：“托里，整个世界都和你在一起。”李奥尼流着眼泪离开法庭，走向街上的朋友。他们焦急地想知道安纳托里如何坚持下去。李奥尼向他们转告安纳托里最后的话，这时他们的母亲已经泣不成声。安德烈·萨哈罗夫想走过去安慰悲伤的母亲，这时克格勃人员走过去挡在他们之间，不让他过去。最后，含蓄稳重的科学家再也不能控制他的情绪。“你不是人！”他对着克格勃人员大喊，这样发火一点也不像他的个性。“我是苏联科学院的成员，你听我说，你们是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围在空无一人的法院前面，突然间，沙朗斯基的支持者开始唱出《哈提瓦》——犹太人的希望颂歌。所有的支持者（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沉浸在乐音中，群众缓缓散去。

“就这样，一场吸引美国和全世界注目的莫斯科审判结束了，”《新闻周刊》这样报道着。确实，有好几个星期，安纳托里·沙朗斯基的名字成了谈话的主题。他的微笑、激动却不紧张的容貌，几乎出现在西方世界每天的杂志和报纸封面。但是安纳托里看不到这些杂志和报纸，除非他重获自由。

当消息传到身在华盛顿特区的艾维塔时，她第一个反应是，“13年里我不能生养自己的孩子”。几天之后，受到判决的安纳托里获准第一次给艾维塔写信。这封信还是习惯性地压抑其痛苦：

娜塔亚，我被捕前几天，我无法顺利地打电话给你，我原以为那会是最后听见你声音的机会，有个“聪明的”人告诉我说：“当你觉得很难熬的时候，你可以安慰自己说，对娜塔亚而言，那是更加难熬的。”他是对的，当然你比我要痛苦多了。但是他又是千错万错的，我绝不可能这样安慰自己的。
艾维塔，我深爱的妻子，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一起享受过真正快乐的日子，每天我重复这个愿望，不断地以希伯来文祈祷着。
你是伟大的女中豪杰，我非常快乐，也非常自豪我有这样一个妻子。

托里

“无止境的等待”

自这场审判开始，艾维塔到全世界各地去寻求对他先生的声援。她的律师同样不停地工作着：沙朗斯基的加拿大律师，麦吉尔大学的厄文·科特勒教授，提出详尽的诉状，他们不断安排着讨论会和群众大会，建议进行犯人交换，以及在外交上的努力。

安纳托里在狱中日渐憔悴。他的体重减轻，几度昏倒，并且在一次意外中受伤。他的父亲因心脏病过逝。他的母亲拒绝络绎不绝的来访者。1981年春天，我遇见乔瑟夫·曼德勒维奇和希里·巴曼，他们才从牢中被放出来，在牢中见过沙朗斯基。他们告诉我他的精神十分高昂，虽然他的健康情况恶化。

我对本案的关心不曾减少。我到马德里，在国际赫尔辛基协议会议中，为沙朗斯基案发言（以及爱达·努黛尔所关心的政治犯和仍在列宁格勒牢中的犯人们）。

1982年1月，沙朗斯基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坐了几天的交通工具，和他见了两个小时的面。瘦小苍白的安纳托里说，他的判决中有3年从劳改营转到监狱去（他的健康状况非常差），他被判犯罪，罪名是“不断认为自己无罪”他也因为点“哈努卡”蜡烛而受罚。

不论何时，只要我失去希望和动力，我就想起金利克·布洛维克的话，他是苏联新闻记者，我曾和他在NBC进行辩论。在辩论之前，于苏联大使馆有一场招待会，我问他为什么克里姆林宫不怕因为沙朗斯基案招来美国政府和媒体的报复，因此危及国际关系而造成彼此紧张。他回答说：“沙朗斯基审判之后不要几个月，美国媒体和美国人民就会忘记他。你们人民是非常健忘的。当然啦，在审判期间前后几个星期，我们都饱受批评，但是不用几个月，就没有人会记得他的名字。他只会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

安纳托里·沙朗斯基决不可以变成“只是另一个不知名的犯人而已”。美国人对他的印象决不会被磨灭掉，他的名字和形象已被千万人知道，同样地，也不可以忘却全世界各地千百个无名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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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当电话响起的时候，我正整理好我的书本和笔记，准备去教下午的“精神疾病与法律”的课。我不打算接电话，因为我还得上路去接我的授课同事——亚伦·史东医生，他是精神科医师，也在哈佛法学院教课。史东和我合开这堂课已经超过了 10年。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精神医学和政治学”我准备讨论苏联的判例，他们把主张法律权利的异议分子判处监禁在精神病院里。而如同过去的课程一样，我也准备提到美国的情形，在美国，将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并不被当做是公开的行政行为，因为那样会引发严重的法律及政策问题。

但是我还是接起了电话，而接下来的这场对话戏剧性地改变了我的授课内容，“我刚刚被布洛威法官判定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来电话的人情绪激动地说着。每年我都会接到很多这种类型的电话，在通话中我要这位女士描述一下具体情况，她告诉我3周前她到剑桥来拜访一位表亲。有一天晚上，她感觉很难受，而且有了些让人困扰的举动，结果她的表亲叫警察来把她抓起来，还把她关起来，直到开庭审理，那天早上是在医院地下室的临时法庭中进行审理的。

来电话者因为曾上过法律预科课程，也修过法医精神医学，因此决定（非常天真地）在审判时代表自己发言。不过，她其实做得很不错，控方提出了大量的证据，指出某家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诊断这位病人患有偏执狂及精神分裂症。打电话给我的人，我暂且称她为萝莉，她发现证据中有些部分并不够充分。在控方结辩之后，法官口头宣布判决结果：“根据我所听到的证词，我命令释放这名患者。”当然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但是有些人取得优势时还不知道要闭嘴。萝莉接着说：

我希望这位心理医生对我所作的诊断的证词可以列入记录。我想要获得证明……我可能会在未来的诉讼之中，于审判时使用这项记录。

布洛威法官听到“未来的诉讼”这几个字就发火了。他面向这位病人说：“根据这些陈述，我决定判你进精神病院。”在法庭旁听的人们起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重复了他的决定，很坚决地：“送这位病人进精神病院。”

我听过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千奇百怪的故事，我也知道听故事的时候要很保留，我问萝莉有没有审判记录的副本或录音，这样可以确立法官曾经这么做过。她告诉我没有副本或录音，不过她有个律师朋友曾在场旁听，还做了笔记。我和这个律师在电话中谈了片刻，她证实萝莉所说属实。我希望下课后能马上和律师谈一谈，于是要她来我的办公室。

当我到课堂上时，我说了这个电话的事，我说我很有兴趣想为这位患者辩护，并且询问是否有哪个学生想来帮忙。我说如果事实就像萝莉和她的朋友所描述的那样（这里之所以用“如果”是因为我心中的疑问很大），那么这会是个精神病院移送监禁的行政滥用。很明显的，如果在控方结辩后，法官准备释放萝莉，而如果他更改判决要她移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只是因为她说她可能要控告精神病院的话，那么判她入院的理由就足以让她有权提起诉讼。

然后，史东医生和我进行对话，讨论心理疾病和精神性犯罪的基本观念。我们提到美国精神病学之父班杰明·鲁奇医生，他曾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担任革命军的外科医生，也是乔治·华盛顿将军的伙伴。他曾分析过所有政治活动分子的行为，并归纳认为：热中革命的人患了“革命症”，而激进分子都得了“无政府主义症”。我不由得想到，如果鲁奇活在今日，他可能会分析认为，一个人之所以威胁要起诉是因为成了“诉讼狂”。整堂课下来，萝莉因为威胁要起诉而被判有罪的鲜明景象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当我们继续讨论精神病治疗可能被滥用时。

当我课后回到办公室，萝莉的朋友已经等在那儿了，她准备了宣誓书，仔细地描述了布洛威法官主持的审判。我看了宣誓书之后，立刻决定要接下这个案子，并且申请释放这位病人。宣誓书中明确指出，布洛威法官改变判决，既任性又有滥用职权之虞。法官们想保护其他政府机构的情况十分常见；早已经有不可计数的案例显示出，法官们常以被告同意不控告警察为条件撤销其刑事控诉。法官通常和“他们的”警察们关系良好。而且法官在对当事人的主张很不满时，也经常会做出很专断、恣意的判决。

萝莉的来电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上一级的法院可以注意到司法的傲慢和滥用职权的问题。而维持精神医疗制度的健全也是很重要的事，绝不可以把移送心理治疗的判决当做惩罚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利。

我长期以来对精神病患者的权别的研究一直很有兴趣。在我就读法学院那年，曾就这个领域和几个教授们做过探讨，毕业后我担任了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大卫·巴史隆的助理，他在“法律与精神病医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是司法界的权威。1964年，哈佛法学院第一次有这个课程，就是由我开课教授的。1968年，我发表第一篇法律评论，题目是《法律中的精神医学，两面利刃的刀》（引自《卡拉马佐夫兄弟们》，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该书中说：“精神病如此深奥难解，就像两面利刃的刀……借由它，你可以证明任何事。”）在这篇评论中，我批评无论是精神医生和律师都忽视了精神病患者的基本人权。我在文末提出呼吁，在裁决是否移送精神病院时，应该有律师为患者辩护：

法律条文不应该以医学术语来表示；法律判决不应变成精神病的诊断；从来没有法律问题是（而且也不应该）以法律人不熟悉的字眼来表示的。判定公民应移送精神病院是法律问题。只要你对公民行使了强制力或是妨害到了他们的自由，不论你是国家、教会、团体、大学或是精神医生，它都已经变成了法律问题，律师就必须尽快参与这个事件。诚如布蓝迪斯所说的：“……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政府的目的是为民谋福利时，我们就得小心我们的自由。生为自由之人，自然会警惕不让恶意的统治者便犯他们的自由。但对自由最严重的威胁，总是由热心、善意却不知道体恤民情的人不知不觉地侵害。”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写了许多文章，广泛讨论精神病患者的权利，但是我从不曾在任何被判移送精神病院的案件中为被告辩护过。

我决定要上诉到本州最高法院，依马萨诸塞州法律，州最高法院任何法官都有权发出人身保护令，这是在特殊情形下释放被羁押者的命令。

我打算尽快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要突显一件事：判决每分钟都可能被推翻，原来裁定为“释放”的随时都可能改判羁押，这正是法律和精神医疗制度不断被滥用的证据。我们自己设定以第二天中午作为提案的最后期限，我的学生们和我发疯似的找出必要的法律文件。第二天大清早，我们完成了文件的草稿，之后，我告知州检察长办公室，我们要控告布洛威法官和医院院长。

11时30分，我们到达最高法院，请求紧急开庭审理。起初，书记官办公室都觉得不太可能很快得到释放，但是我们坚持我们的主张。最后，庭长贺伯·威京斯表示他会在下午1点钟时审理我们的案子。排在我们之前的案子是抗议公立学校校内规定“自愿”祷告的行政法令。

我走进拥挤的法庭里旁听祷告案的辩论。当这个案子结束时，法庭里每个人都离开了，而轮到我走上发言席时，我觉得自己有点像是在最后一个脱衣舞娘结束演出后对着空荡荡的大厅表演的滑稽小丑，我开始陈述：

午安，庭长。本案是为了要求立即释放一位女士，她被判移送精神病院，因为她表示她有可能会行使权利控告医院。我们的申请案只有3个相关事实：第一，在听审整个控方案件之后……法官口头裁定释放该病人；第二， ……这个时候，这位病人作了种种声明，其中并没有与精神疾病或……危险行为……有任何关联的话题，只是令人烦厌地表示她有权提出诉讼。整个发言时间将近30秒 ……；第三，法官根据这30秒提出诉讼的声明而变更判决，最后裁定移送精神病院。
和世界上其他滥用精神医疗制度的国家相比，美国的谨慎、合理确实是值得骄傲。而很多人都曾明确表示，在美国没有人会因为行使他们的政治或法律权利而被移送精神病院。而我现在站在这里，庭长，这样的宣示已经不再是事实。萝莉正在州立医院内受罚，因为她行使了她的政治和法律的权利。

这时威京斯法官突然插嘴问：“裁定移送精神病院的程序是如何进行的。”据我所知，我介绍了具体情况：

大约20天前，这位女士拜访她的表亲，一位哈佛学院的教授，并且在表亲的家中住了一夜，而那夜她的行为似乎给她的表亲造成了困扰。于是，这位表亲找警察来，把她带到市立剑桥医院，并且请求裁定送医院治疗。她在听审时代表自己发言。她曾修过法医精神病学的课程，在法学院的性向测验中得到700分，而法律预科课程使她觉得自己有能力代表她自己。我无意谈论此事，庭长。

然而法官却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当个人等候裁定移送精神病院时，是否有能力代表自己辩护。”

我同意。

我完全地同意，而且所有相关事件法官都应该加以考虑。然而，看到对她不利的证据、看到她的交叉询问、她的陈述，法官却裁定释放她。这是我们正要执行的裁决。庭长，这就好像这位法官已经说了“释放”，然后控方走进来说：“顺便一提，庭长，你知道这个被告是黑人而不是白人吗？”法官说：“喔！是个黑人，那我判定他送医院治疗。”如果是这样，没有人能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再审的理由是无效的理由，在本案中再审的理由是完全无效的。

法官于是传唤助理检察官说明控方的立场。助理检察官承认我对事实的陈述是正确的，但是他说：“这里没有任何违法之处，庭长。”威京斯法官不同意：

在我听起来，这位法官似乎是因为她威胁说要提出上诉才改判移送精神治疗的，我认为这根本站不住脚。

助理检察官回答说，萝莉的声明“可能暗示有其他证明其有精神疾病的证据”

威京斯法官随后作出推测性的结论：

那么我真的认为她应该被怿放……问题是程序上该怎么做呢？

然后他问我可否向他做出保证：

确保她将由她的家人以有助于她的方式对待她，那也许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觉得没有提供这种保证的必要：

庭长，今早我做了一番努力，希望能有个答案，但是我必须向您报告，我无法取得她家人的保证。据我了解，部分的原因是这位年轻女士和她的家人基本上并不和谐，她的家人住在加州，而我想从她的家人那里是得不到直接的支持与协助的。这位病人希望仍留在本地，如果她有这个选择权的话。

威京斯法官接着结束审讯，他说：“会考虑这件事。”

结束辩论后回到我的办公室，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我接到法庭打来的电话，说威京斯法官已经宣判，指示精神病院院长“立刻”无条件释放萝莉，他的判决书有如下决定性的文字：

以提出上诉作为威胁并不是裁定上诉人送医院治疗的有效理由，也不是进行再审以获得其他证据的理由。因此，上诉人应该免于医院的监护。而我个人希望能够对这位上诉人以个人协助。

所谓个人的协助，其实就是帮她找个适合居住的地方，让她获得心理的支持和医疗。不到一个礼拜，她就迁居海外，住到了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她写了好多封信，告诉我她很快乐，生活也很顺利。她信中暗示她仍在受着精神病症的折磨，但是她似乎在用集体农场的生活训练与之对抗。

“去对法官说”

以起诉作为威胁不应被政府当局视为判刑或其他惩罚的基础。但是可悲的却是，人民总是因为主张他们的权利而受到惩罚。通常法院和警察在释放个人之前，都会要求他放弃控告逮捕他的执法人员的权利，以其作为释放的条件。被捕的人如此被恐吓着必须放弃控告拘捕他的警察，如果拒绝，他就得一直待在牢里。很少人会愿意一直被关着，因此他们“很愿意”签署弃权书。我自己就曾受害，就发生在萝莉案之前的几个月，在我决定当她的律师时，对此暴行我心中仍记忆犹新。

我的案子发生在活力十足的芬威球场，正值波士顿红袜队和纽约洋基队的棒球大赛之时。洋基对红袜的比赛总是难以预料、非常剌激，特别是当约翰站在投手板面对艾可斯雷时更是如此。但是事情的发生却和我的春秋大梦相距甚远。那是个迷人的周日下午，一个律师朋友打电话给我，要给我球赛入场券。“我不能去，我不想浪费我的票。你10分钟之内可以过来吗？”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开赛了，而我的儿子和我很快地穿上我们最好的芬威球场运动衣，在第一局中进入球场。我们坐在价值4美元的正面观众席的位置，就在一垒后方。刚坐下，一个穿着鲜艳的保龄球服的、结实的家伙粗鲁地走过来，向我和我16岁的儿子要票。吉米拿着票给他看，这个人说：“拿给我。”

吉米害怕他会拿走球赛的票然后说位子是他的，于是他说：“不行，这是我的票。”

这位男士说：“哦！是吗？那么我是个警察，而这是张被偷走的票。跟我走。”

可笑的是，他一点也不像个警察，所以我说：“等一下，让我看看你的警察证。”

“好的，先生，这个小孩是你的儿子吗？你也一起来吧！”

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被捕了。

他说：“不，这只是调查而已。”就在这个时候，杰利·雷米短打上了一垒，而贝勒森在等候打击区准备要上来打林恩的球。我告诉这位警察说票不是偷来的，是个有名望的律师送给我的，我很乐意与警察合作协助调查，我给了他我的名片。

他拿着名片说：“好的，聪明的家伙，你和你的小孩构成收受赃物罪。”

我问他赃物是什么？赃物的主人又是谁？他说，“你的位子的票是原所有人被扒走的票，而你现在持有它们。”我说我并不知道什么扒窃的事，他却把我们抓起来要带我们走。

在我们要离开时，两个坐在后排的人交给我他们的名片，并说他们是“这场暴行”的见证人。在下楼的通道上，我们经过几个公用电话亭，我要求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但是警察却拒绝说：“你的名片上说你是个律师，你不需要另外一个。“当然我是个律师，我想，但是我不想做个愚蠢的当事人。

当我们下楼后，我问主管的警官是否容我解释完整件事之后，让我及时回去看完球赛。他说不行，我可以第二天自己解释给法官听。警车开过来我们被铐上手铐。我问他们为什么抓我的儿子。他们说他不合作协助调查。我向他们保证他除了我们去看球赛之外什么也不知道，警察说：“够了！”主管的警官允许我打一个电话，我打给我的律师哈维·希维格。

我们到了拘留所，立刻被分开了。我的儿子被带到拘留未成年人的狭小牢房去了，那里没有椅子，并且上了锁。他们问我是否系了皮带（“你可以用一条皮带吊死自己”我被严肃地告知）他们还告诉我可以保留皮夹和律师日志。逮捕我的警察接着说，将以“妨害公开集会”和收受赃物的罪名控告我。我问他的意思是不是我之前说话太大声，他说不是。（我甚至还没有机会为我们的芬威英雄们欢呼。）“事实是你和我的对话必定干扰了球迷们看球赛。”我提醒他所有的球迷都站在我这边，而且整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只花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去对法官说吧！”他笑嘻嘻地说着。

就像个好律师那样，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开始写下齐察所说的话（特别是他承认我并没有大声说话）这位警察见状就说：“我们要取消你可以保留皮夹和笔记本的许可。现在我们真的要对你进行搜查了。”

他们拿走了我口袋里的所有东西，拿走了我的皮夹，还拿走了一袋零食，那是我准备在球赛中享用的。搜查进行大约有一个半小时。52颗瓜子在小心地计算之后被装入信封中。两根香蕉和一根巧克力棒被加入了物品清单中。最后，我被带走了。狱警到处看了看，找了间合适的牢房，有一间没有门的脏厕所，里面还留着上一个人犯最近的呕吐物。我隔壁的邻居是个同性恋，被控告刺杀他人。当他企图把手伸到我的牢房而无法成功时，他打着墙壁大叫：“让我出去！警官！我必须离开，我需要一点麻醉药，我需要一些速度感，让我出去！”他不断撞着墙壁，使我的牢房嘎嘎作响。我坐在硬板凳上等了一个小时（想着雷米在一垒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后来我知道他很不光彩地被踢出了局）。

最后，哈维·希维格的合伙人——汤姆·夏皮洛出现了，他告诉我整件事是场可怕的误会，现在已经澄清了。原来，就在球赛前一天晚上，我的律师朋友在他的事务所外面发现这场球赛的票，和好几张以后几天球赛的票放在一起。他本想把它们交给大楼夜间守卫，随后发现其中两张是第二天下午的票，很显然地会被浪费掉，所以他决定自己使用，然后等他星期一回来之后再补偿给原所有人。原所有人是个保险业务员，显然是在打电话时把这些票忘在那儿，因为不好意思说是他把同伴的票给搞丢了，于是他捏造了被扒窃的故事，向警方报了案。警察知道这些票的球场位子之后，就等在座位附近，看是谁会坐上这“烫屁股”的位子。直到夏皮洛告诉我，我才知道整件事情。

我感谢我的律师澄清事实把我接出去，然后像萝莉一样，我说：“好家伙！我要提出非常诉讼来反击这些警察。”（我在牢房里都在幻想要求赔偿的金额：1万美元？10万美元？何不来个100万！）夏皮洛严肃地回答：“亚伦，你知道你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不？”我怀疑地问。

“那样的话，他们不会让你或吉米离开，除非你们签署弃权同意书，免除警察们抓错人的责任，”他告诉我。

“你开玩笑吧，”我不耐烦地说，“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签署的。”这个时候我的儿子来了。他很紧张想知道可不可以出去，因为第二天早上他有场重要的考试。他催促我签下弃权书。我提议他签他的，然后离开，但是我拒绝签署我的弃权书。夏皮洛说警察们是不会同意的，包括我也得签署，否则我们两个人都得留在牢里。我考虑了一下，我想弃权书可能不具约束力，因为是在坐牢的威胁下的签署行为。我决定签署，先出去再说，然后无论如何也要告那些兔崽子。

我签完后，本区的队长就来向我道歉，说是一场误会，他说他不知道他“摸到老虎屁股了”，而他希望整件事从此被遗忘。“就我们所了解的，你和你的儿子从未被逮捕，这全都是个错误。”我问会不会有案底记录。“没有记录，”他向我保证：“你没有被捕或被控告，如果有任何人向你问起，你就说你从未被捕过，知道了吗？”我说我知道，然后离开了警察局，心中却盘算着一场诉讼。

最后，我没有提起诉讼，因为我的儿子那年夏天在芬威球场卖爆米花，他想远离那位逮捕他的警察，而这位警察一直在芬威球场担任警察的勤务工作。但是我仍然受到严重伤害，因为警察局的警察以及很多法官，他们拒绝释放像我这样无辜的人，甚至我们放弃了对不当处置的警察的控诉权。

当然，这件芬威球场的插曲是一面镜子，反衬出布洛威法官对萝莉所做的事。因此我们赢了她的案子让我有些感触，好像那个迷人6月的星期天，我和我儿子在芬威球场以及警察拘留所所发生的事，已被辩护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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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父亲的罪

我到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探视瑞奇和雷蒙·泰森，比起他们两年前劫狱救他们的父亲，还要费事得多。我在死囚牢房和瑞奇以及雷蒙见面的那天，正好是万圣节前夕，他们父亲的灵魂还徘徊在监狱之中，他在这间监狱待了将近20年。最后11年的时间，是因为逃狱时杀害守卫而被判无期徒刑。盖利·泰森是亚利桑那州立监狱最重要的居民，监狱帮派的领导人。后来他也成为监狱中最著名的逃犯。

监狱的环境非常优美，坐落在佛洛伦斯，是富有田园风味的亚利桑那州中最古老的城镇。监狱的高墙布满倒刺的铁丝网，和皮诺郡平坦扬尘的棉花田形成怪诞的对比。当我站在监狱守卫森严的大门旁（他们说那是“超级警戒”）。我几平无法穿过尘沙看到岗哨的高塔。在电影中看来可能颇有诗意，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沙尘布满你的嘴唇和鼻孔，而且侵犯你的眼睛，直到获准进入超级警戒的干净走廊之中才得以解脱。

开车带我去监狱的是男孩的母亲——桃乐丝·泰森，以及监狱的新闻写作讲师——丹·狄克，他在发行监狱新闻报时和男孩的父亲成为朋友。泰森太太看起来很清瘦，不太说话，让我想起《歌德式美国人》中的太太，她因为协助逃狱计划而被起诉。丹·狄克有吟游诗人的味道，他打算撰写有关泰森的书，不过他是以发明谋生的。（他最新的发明是气体震动器，可以复制出人类说话的情形，他向我保证：“这个不会累的舌头每年有上亿元的市场。”）当我们开车穿越亚利桑那沙漠时，狄克不停地说着盖利·泰森的生活和他的丰功伟业（我很快就发现狄克有着“不会厌倦的舌头”好像他是为伟人写传记的权威作家。他知道盖利·泰森的每件事，并且用谦恭敬畏的语气叙说着他的事。

当车开进了佛洛伦斯（经过它的房车公园、一个晚上12美元的汽车旅馆以及它的棉花田），我觉得有如生活在戏里面。我在相关的审判文件和新闻报道中曾读过的人物，都不再是法律理论中的抽象角色。我们到达了监狱，桃乐丝·泰森哭了起来。“今天他们不让我和儿子见面，自从我被起诉之后，我只能和我的律师一起来。难道母亲不能在她的儿子被永远带走之前和他们度过最后的时光吗？”她擦了擦眼泪，生气地说：“你知道我再也无法要回这些时光，如果他们杀了雷蒙和瑞奇，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努力奋斗的缘故，我不会任由他们把雷蒙和瑞奇从我身边带走的。”

丹·狄克显然想要改变谈话气氛，他指出劫狱中的重要地标：劫犯们在医院停车场换了车子后，选择走泥巴路离开镇上进入沙漠。然后（好像暗示正义的报应出现了），瑞奇和雷蒙·泰森最后在西班牙风格的法庭受审，并以劫狱行为判决有罪。在该州另一区的另一间法庭中，他们以大规模谋杀而被判有罪，并且被判于毒气室中执行死刑。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尘埃满天的秋日里来到亚利桑那州的原因。第二天一早，我要到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争取泰森兄弟的性命。言词辩论将在雷蒙21岁生日当天召开，而瑞奇只大他11个月。劫狱时他们俩都只有十几岁，我想要见见这两个年轻人，想要知道他们的故事，并且想了解是怎样的动机让他们参与这个在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广为人知的集体越狱事件、大规模谋杀事件以及搜索犯人行动。

没有父亲的生活

故事的开始没有半点暴戾之气。就在泰森兄弟探视牢中父亲的其中一次，他们酝酿着和平的劫狱计划。在盖利坐牢的许多年之中，家人探监是每个礼拜的仪式性活动。

多年来，雷蒙、瑞奇和桃乐丝·泰森没有真正的父亲或丈夫——“家中的他”，他们只知道“牢里的他”。盖利在亚利桑那州立监狱中度过成年的所有时光。即使在他遇见桃乐丝并且与她结婚之前，他就已经因为持械抢劫服刑过两年。结婚不过几年，3个小孩很快地相继出生，盖利又因持械抢劫再度入狱。他用从地方兵工厂偷来的机关枪，抢了好几家商店。这次他必须服刑5年。这期间，桃乐丝每周都带男孩子们去探监看父亲。在拥挤的会客室里，他们祷告、玩闹、嬉笑。桃乐丝坚定地维系家庭，等待丈夫返家。

盖利获释后，的确给凝聚力很强的家庭带来了一段真正快乐的时光，佛洛伦斯的无尽等候和灰尘蔽天的旅途，盖利坐牢的污点，这些全都值得了。第二年，在男孩们记忆中，他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父亲。盖利带着他的男孩子们（那时他们分别是8岁、7岁和6岁）钓鱼、打猎和露营。他们在家中喧闹，在户外爬树，做了所有父子应该一起做的事。

但是盖利的心中又起了坏念头，这次不过是开空头支票，却必须在牢中多待上些时日。即使这次只判6个月，盖利还是无法接受。可能因为这时候正和男孩子们以及桃乐丝享受天伦之乐，那种美好是他不曾想象过的。

他被带进牢中，但他知道他不会好好待着，他在等机会。而机会来到的速度比他期待中要快。通常当犯人要带到法庭进行诉讼程序时，都会有两个武装警察陪同。但是由于他们信任盖利，只有一个警察陪着他。从法院回来的路上，盖利制服了警察，杀了他还拿走他的枪。然后他拦路抢劫，要挟说要硬币打电话给朋友。他们很害怕地把皮夹和珠宝都掏出来。盖利却说他不需要这些东西，只要硬币就够了。他的气度为他赢得了“绅士强盗”的称号。

盖利再度被捕，而他的6个月徒刑判决变成了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瑞奇、雷蒙和桃乐丝再度失去了“家中的他”，这次要很久了。起初桃乐丝没有告诉她的9岁、8岁和7岁的儿子们。但是他们还是知道了。同学们之间流言飞语，最后他们的母亲对他们说了。当瑞奇了解到他的父亲不会很快回来，他把自己锁在卧房叫嚷着：“我要我的爸爸……”

男孩子们又重新调适没有父亲的家庭生活，他们长成了讨人喜欢的青少年，对打猎、钓鱼、汽车和女孩子充满兴趣。瑞奇在他祖父的加油站度过大部分的时光，成为小有名气的汽车专家。雷蒙做了许多不同的工作，从运砖头到安装开罐器。最后，他赚得足够的钱为自己买了一部车。唐尼在比萨店打零工，后来加入了海军。男孩子们之间很相亲相爱。桃乐丝教导他们，家庭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相爱，而且他们也彼此需要。瑞奇常帮助唐尼解决麻烦事情，唐尼是3个男孩中最任性的。很多时候弟弟们会去比萨店等唐尼，还帮他关门打烊，然后一起去找朋友喝酒或游泳。而这段时期桃乐丝在保险公司当秘书，以维持家中生计。

事实上，这些年的每个周末都要去看盖利。他们会住在桃乐丝的母亲家，因为她住在监狱附近。然后和盖利共度整个会客时间。男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有时也会单独前往去看盖利，或者也会有某个周末没有去，不过，桃乐丝仍然总是尽量让盖利演好父亲的角色。她告诉儿子每天生活的所有琐事，从拼字测验到买新鞋子。几年下来，她不断鼓励盖利教导、规范和赞扬他们。她支持他限制小孩开车的决定，并且顺从他赞成唐尼加入海军的意见。盖利很自然地扮演他的角色，他以儿子们为荣，也为监狱生活的沉闷无聊而悔不当初。他坚强的意志力和处理事务的完美技巧让他对他的儿子们产生影响，也为他自己找到出路。

男孩子们当然有他们共同的麻烦，但是比起父亲的遭遇，那就不算什么。瑞奇和雷蒙有一次在他们家附近的墨西哥食品店中偷了几瓶啤酒，他们被抓到，被罚去清扫高速公路上好几公里长的垃圾。

哥哥唐尼想当律师。他最早是想成为警察或联邦调查局的职员。他到亚利桑那中央学院去上课，有个指导教师就是个退休警察，还曾逮捕过他父亲两次。盖利觉得他的大儿子想往司法界发展是值得骄傲的事，“你想做什么，或是你选了哪一边都不要紧，”他告诉他的儿子，“只要你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就对了。”而瑞奇和雷蒙的未来则是充满疑问。因为他们的生活笼罩在了他们父亲坐牢的现实中。

探监看父亲仍不间断地继续着。愈来愈多的谈话内容提到盖利获得假释的可能很渺茫。虽然朋友们说要提供工作，包括政治人物也承诺要关切此事，但是什么也没发生。有好几次男孩们几乎相信就要得到假释或减刑了，可是现实却让他们的希望破灭。没有人会为输了4次官司，还杀人越狱的犯人冒险一试。

盖利是充满活力的人，他最痛恨的就是等待，而等待却是囚犯必须做的事。他们等待、数日子，并且心怀希望。他们学会写答辩状，还写上诉状，然后继续等待，有些囚犯会计划越狱。每件越狱行动背后都有上千个计划。但是盖利并不是这种梦想家，他想要出去，而且他付诸了行动。

他做的第一步就是要脱离“越狱疑犯”的黑名单，并且脱离最高度的安全警戒，也就是建立起狱方对他的信任。当某些年轻的犯人进行狱中抗议活动时，盖利会站在狱方那一边，并且协助镇压抗议活动。这件事使得报纸、电视和康乐会都认为他是模范犯人，因此他有权在室外的游乐区和家人见面。每周的探监活动成了户外野餐：烤肉、兰姆酒、柠檬水和笑声。这也养大了这家人的胃口，他们知道只有离开监狱，他们才能更加亲密地在一起，才能获得满足。谈话的内容都在说团圆重聚的事。开始只是说笑着有一天要到国外相见，很快地笑话成了正经事。他们渐渐形成共识：男孩要帮父亲越狱，必须为盖利·泰森想个离开监狱的办法，至少片刻也好，以前他就曾离开过两次。这次必须潜逃出国：亚利桑那州立监狱距离墨西哥边境只有两小时的路程。他们计划要在夏天逃脱。

越狱

计划很快付诸行动，就在1978年7月中某个炎热夏天的探监日，泰森兄弟3个来到佛洛伦斯，带着经年不变的餐篮。但是有两个地方与以往不同：桃乐丝没和他们在一起，而且在餐篮中取代烤鸡和兰姆蛋糕的是一篮子的手枪和霰弹枪。

男孩子们很小心地制定了劫狱计划。他们带着武器；霰弹枪事先已被分解成好几段，并且还在地方医院停车场安排了一部空车子。他们知道有风险，他们可能不会成功。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可以和父亲在一起，而且很自由。如果他们没有成功。他们也会和父亲在一起，不过是在牢里。

当然还有其他的危险，可能会有枪战，他们会被枪打死，他们的父亲也可能会死掉。但是父亲向他们保证，没有人会受伤，“你有越多的火力，”他告诉他们，“你越不可能使用它。”

“我们告诉爸爸，”雷蒙说，“我们只会在一种情况下开枪，就是没有人会受伤的情况。”

盖利向儿子们保证：“我们会在不开火也不会受伤的状况下逃出去，而且一旦到了外头，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我知道到时候会怎样。我曾经这么做过。”他是曾逃出去过，可是他从来没有真的成功过，不过孩子们并不怀疑他的话。他们相信他的人，也相信他的心。对他们而言，他不是杀人者。是有个警察曾经在混战中意外丧生，但那绝对不是故意的，他们的父亲不会做那样的事。

当孩子长大，盖利慢慢告诉他们，他所犯的罪行都是秘密训练中被赋予的“任务”，全部都是最高机密。他告诉他们，他希望男孩们可以理解他这些麻烦背后的原因。他们相信这个鬼话，就像他们相信父亲所说的任何其他事情一样。“没有人会中枪”他们的父亲向他们保证着。

他们的父亲是对的——至少是逃狱的那部分，没有阻碍也没有用掉一颗子弹。雷蒙在野餐区和他的父亲见面，瑞奇和唐尼带着餐篮在会客室等候。还有个事先的安排，就是盖利的一个杀人犯朋友——伦狄·格林纳瓦，他在隔壁的控制室中。虽然他的记录不好，但他仍然受到狱方信赖。（“杀人犯最受信赖”这是老囚犯观察得出的心得。）当房间里所有探监来访的人都离开时，男孩们拿出霰弹枪把警察逼到角落。很快地男孩们把枪丢给格林纳瓦，雷蒙和盖利在走廊上加入了他们。

有两个警察冲出来，立刻就被命令趴在地上。有个人想要打开皮带上的对讲机时，被盖利看到了，他赶着要到雷蒙那边去。“只要你碰一下对讲机，你们全都会没命！”盖利提出警告，还命令这名警察把对讲机丢到地板上滑过来。

警察们很快地全被赶到了贮藏室，还有些受到惊吓的来访者也一样，他们本不巧地撞见这场戏。锁上门，关上灯，这5个人装着没事的模样走出前门。

在前面控制塔上的警卫注意到办公室的对讲机不通。当他要使用对讲机时，他见到5个人走出大门，其中一个还拿钥匙开门，在探亲日这似乎很平常。他们搭上绿色的福特汽车开上公路。警察花了几分钟修理对讲机之后，他高喊着找来在下面守卫的警察，要他去检查一下办公室。这个时候贮藏室的警察们已经用被丢弃的铁管将天花板撬开一个洞，并且撬开了门锁。警铃大响。但是泰森家人和格林纳瓦已经离开了。绿色福特汽车后来被发现丢弃在了附近医院的停车场。

收音机和电视大肆报道这件胆大妄为的越狱新闻，于是通缉行动开始了。被追捕的人背向沙漠西行。他们坐着白色的林肯汽车，车是乔叔叔提供的，他是个大坏蛋，他的职业是从墨西哥进口大麻。但是那车子的轮胎很不中用，其中一个隔天就没气了，他们换了备用胎。那天深夜，就在优玛北方的沙漠中，另一个轮胎也没气了，这次已经没有备用胎可用。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那天傍晚，约翰·莱恩从洛杉矶回到家里。他驻扎在优马北方的海军的对空基地，他将准备和他的家人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镇。他15岁的侄女泰瑞莎已经在他们家玩了一个礼拜，这次也准备一起上路并在途中的拉斯维加斯下车。他们准备当晚就出发以避开沙漠白天中的热气。

他的妻子唐娜烫了最后一件衣服，两岁大的克里斯也入睡了。约翰和他的朋友尼克把行李装上橙色的马自达轿车。最后，这家人的行李、约翰的枪以及小娃娃全都上了车，他们大约在10点半时上路，向北行驶。

约莫一小时后，有个挥着臂膀的人影在约翰车前灯处出现了。起初约翰开了过去，后来他停了车，退回到那辆林肯轿车旁。4个带着枪的男人身影出现了。其中一个命令莱恩全家下车，要他们全部到林肯轿车的后座去，其中两个和他们一起坐上了这辆车，其他的人则坐上了马自达。

林肯轿车又开了几里路，然后转到一条石子路上，马自达车跟随其后。盖利停下林肯轿车，告诉格林纳瓦把车开到后头来让车箱对着车箱。莱恩全家被赶下车，然后那两个男人开始清理马自达车上的行李，并把他们的枪放进去，然后把莱恩家的行李丢到林肯轿车上。沙漠中，只有枪管碰撞和行李落下的声音打破了寂静。

然后盖利和格林纳瓦上了林肯轿车，开了60多米，驶入沙漠之中。他们对引擎开了几枪，然后要男孩们把莱恩家人带上林肯轿车。在他们都坐好了之后，盖利转过来对瑞奇说：“你们几个男孩回到马自达那边去拿水壶。”雷蒙和瑞奇这下子可安心了，认为莱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水存活，等候救援的到来。

唐尼、瑞奇和雷蒙安静地穿过黑色沙漠的夜晚走回车边。他们从马自达的车上拿到水壶，准备要拿过去，突然间他们听到霰弹枪的枪声，黑夜中还可以看见开火的火光，他们吓呆了。好像持续了很久很久，然后，四周又安静了下来。

盖利和格林纳瓦模糊的身影，渐渐在路上清晰了起来。当他们接近时，男孩们可以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汗水和他们手臂上吊着的霰弹枪。盖利看着瑞奇的眼睛说：“除掉林肯汽车的确很困难。”此外没有一句话，他们上了车。

男孩们不可置信地像哑巴一样。他们刚看到了他们的父亲杀了一家子的人，父亲、母亲、小宝宝和侄女，没有任何理由。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想、怎么感觉。因为恐惧，他们呆坐在橙色马自达车上，格林纳瓦就这么载着他们离开。

车向北开时，路上空无一人，很快地他们开始想着他们看到的事，以及他们参与的事。“我们拿了他们的车，”雷蒙想着。“为什么他们必须死呢？”他们心中充满厌恶和害怕。

他们知道会有人查询莱恩家人的下落的，这是迟早的事。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小镇的杂货店铺前停车，买了 6罐银色的喷漆，不过，就算为车子喷上银漆也只是暂时之计，他们需要另一辆车。

格林纳瓦想到有个人可以试一试，他以前的女友就住在福来镇附近。他们小心翼翼地开车，并尽量记下他们走过的路。

隔天早上他们开到多尼公园，就在福来镇的东边。他们因为一路上提心吊胆而饥肠辘辘，于是到市场买了些热狗和豆子。当他们出来时注意到有条老旧的泥巴路，可以穿越主要干道。他们沿着小路上了山丘，看到有个无人而且有松树林围绕的隐蔽营地，于是就在那里等着天黑。

当晚，格林纳瓦敲响了凯西的家门。他想要她儿子的货车，但是那辆车车况很糟糕。她答应他明天早上就买辆车给他，她和唐尼到福来镇，同时由格林纳瓦在凯西家陪她的孙儿。最后，唐尼在“疯狂阿尔”的店里看了蓝色货车，凯西也到银行借了钱。

货车要晚一点才可以拿，所以他们开车回去接格林纳瓦，给了他枪支和弹药，然后，在泥巴路上把他放下车。唐尼留在车上和凯西一起去取货车。路上她转过头来问他怎么了。“我非常累，我好想睡个长觉，”唐尼回答说，“我们把爸爸接出来，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他靠着椅背，慢慢地进入梦乡。她开着车在车厂把他放下来。

现在他们拿到货车了，可以继续上路，但是首先得把马自达留下来。他们把马自达藏在枯树后，并且用松枝覆盖住，然后他们就往科罗拉多州的边境前进。

蜜月中的恋人

几乎在同时，另一部车也前往科罗拉多。玛琴和詹姆斯刚在德州举行婚礼。他们计划在科罗拉多的树林中度蜜月，而在此之前，要到丹佛观看野马队和牛仔队的橄榄球赛。8月5日婚礼当天的早上，玛琴的父亲给了她100块美金。拿了钱之后，这对夫妻开着他们银蓝色旅行车上路了。

8月8日，玛琴打电话给他的父亲，说他们要到科罗拉多州南佛克镇附近去钓鱼，玩几天。几天之后有人看到他们在南佛克附近的超级市场购买补给品，那是这对蜜月中的新婚夫妇最后一次被人看见。他们在球场的座位也是空的。

8月9日，3个全身污泥、浑身湿透了的男人，走进同一家超市。他们买了几条香烟，然后用一张100元钞票付了账。那天稍晚一些的时候，在科罗拉多州柯堤兹镇的雪佛莱车厂，有个体格魁梧的男人丢下蓝色的货车在那里修理，然后和其他几个人开着银蓝色的旅行车离开，就再也没有回来取他的货车。

无人确知，走进南佛克镇那家超市的那些人，是否是“泰森帮”那群人，也不知道“泰森帮”有没有遇到那对蜜月新婚夫妇。我们只知道4个小时之后，两具已经腐烂的尸体在卡宾森溪附近被发现。尸体上有一部分已覆盖着白雪。一罐鱼饵、一副眼镜和一只新婚戒指就在附近。两个人的致命伤都是自后脑射穿的子弹。警察认为是盖利·泰森杀了他们两人并开走他们的旅行车。

追捕

就在那些男人在科罗拉多南佛克镇附近的超市被看到的时候，亚利桑那州警方在优玛发现莱恩一家人。母亲和婴儿陈尸在林肯轿车内，是被射杀的。约翰·莱恩躺在汽车旁的地上。泰瑞莎不见了，他们猜她已被泰森父子挟持或者被强暴了。几天之后她的尸体被发现。她的臀部中了一枪，她打算爬到主要道路上却因失血过多而死。那只狗躺在她身边几米远的地方，因脱水而干死了。

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震惊了警界。针对这次大胆的越狱，警方是既恐惧又佩服。现在有了大改变，厌恶和痛恨取代了佩服。媒体形容这些罪行是“疯狂大屠杀”、“死亡狂歌”和“执行死刑的仪式”。这群嫌疑犯被描述成“疯狂杀人犯”和“亡命之徒”。有些人不愿在夜间开车，直到泰森父子和格林纳瓦被抓为止。

警察的压力加重了，他们加倍努力追踪泰森父子的下落。于是亚利桑那州史上最大规模的搜索行动展开了：巡逻车、直升机、警犬、路口临检，密布的联络网，上百份联邦及州的公文迫使官员们全天工作追捕“泰森帮”。

加诸泰森父子身上的压力也增大了。他们坐在逃亡以来更换的第五辆车内，不过他们得在公路上度过每分钟，还要担心四处巡逻的警察认出他们。他们因为疲倦而变得呆滞，钱也花光了。

盖利决定马上逃到墨西哥去，即使穿过边境检查哨的风险很大。

8月11日夜晚，3个警察配置在卡萨格兰德南方，架设路障进行临检工作。2点58分，有一辆旅行车接近，突然向他们开火，把警车打了两个洞，然后旅行车立即加速冲过路障。警察跳上警车，追赶旅行车，爬上了小山丘，穿越道路，车速超过了100公里，一辆警车闪过同行的警车，以便让第三个警官使用霰弹枪。他在高速行驶的旅行车四周来回开了好多枪。

然后，警察慢慢停止开枪，他们传呼随时待命的直升机。他们知道在路的那一头还会有第二道检查哨，不过泰森父子并不知道。两个检查哨之间有一小段空当，负责从车后窗向外射击的盖利认为他可以成功，但是开车的唐尼看到了第二道路障，他加速冲过，但是还没到达就有4发子弹从路边警车中射出，打穿了他的头。旅行车突然转向，冲出路面，扬起漫天尘埃，停在沙漠中。盖利叫着：“各自保命快逃。”然后跑进沙漠中。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也跟着跑开。有个警察看到格林纳瓦模糊的身影，他开了一枪，瑞奇、雷蒙和格林纳瓦倒在路上。盖利继续跑，逐渐在黑暗中消失了身影。

警察小心地趋近旅行车旁，他们发现了唐尼，他的身体陷在驾驶座中，仍有呼吸，但是因为头部中枪命意识模糊。他们把他铐上，呼叫卡萨格兰德的救护车，并且在搬离旅行车上所有枪械之后送他离开。那时是早上3点15分，阿兹特克救护中心收到急救电话。3点40分，救护车到达，车灯照亮临检路障的现场，警报器响个不停。但是司机和医生在检察哨那里等了 5个小时，等到他们最后获准去看唐尼时已经是9点10分，他已经死了。

在警察们对旅行车进行第一次搜查之后不久，有着强力照明灯的直升机到了。可以看到有两个男人躺在一起，不远处还躺着一个人，他们命令最近处的那个人站起来，举起手走到警察这边来。那是瑞奇，身上溅满他哥哥的鲜血。

接下来雷蒙被命令站起来。就在他要被铐上手铐时，他告诉警察他的衬衫下面肩膀上的皮套里有一把手枪。他们拿走了枪，铐上了他的双手。有两个警察走到躺在沙漠中的格林纳瓦那里。他们绑起他，把他带到检查哨。在这3个男人倒下的沙漠中，他们发现了另一把手枪。

他们拿枪抵着瑞奇的后脑，另一把手枪枪管放进他的嘴里。他的衣服已经被小刀割碎了。他们拉着他的头发将他拖进警车里，他被3个警察围着讯问，就那样光着身子打着哆嗦问了5个小时。当他勉强可以说话时，他们问他：“你想看看你那快死的哥哥吗？”提示十分明显：如果他不招供，他会被开枪打死。唐尼流着血，意识模糊，除非他的弟弟们肯招认，否则不会对他用药和医治。最后，瑞奇招供，他参与了逃越边境的行为。雷蒙所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

天亮时，警察把这两个男孩子送到皮诺郡立监狱，给他们披上毛毯遮蔽赤裸的身子，以便面对等候猎物许久的记者。{29}

桃乐丝·泰森是从电台欢呼般的播报声中，得知围捕枪战以及她大儿子死了的消息的。

大约有一个星期都没找到盖利·泰森的行踪。超过500名配枪的自愿武装人员翻遍了枪战处附近的沙漠，找寻那名最主要的逃犯。霹雳小组直升机机队低飞着搜寻被废弃的矿坑和洞穴。警犬也出动了。已经退休了的80岁老将被找回来寻找逃犯。他们还请了精神战术专家来咨询。喧腾热闹的气氛围绕在搜索行动中。到处有谣言说在哪里看见盖利出没。从大峡谷到墨西哥，数十个地区电台竞相报道。警察设了“热线电话”，处理千百个来电。他被“锁定”在犹他州，搜索行动在那里展开。其次是梭图斯山脉。他们派遣登山队和骑兵进入山区，在一个礼拜的紧张气氛和地毯式搜索后，他们逐渐减少调遣的人力，瑞奇和雷蒙心中有一线希望，希望他们的父亲可以活着走出那个群蛇出没的地区，并且获得自由。

但是，当大多数的自愿武装人员回家之后几天，有个帕帕果印第安人在树林草丛里闻到一股恶臭的气味，那是已经腐烂得很厉害的尸体。警察来了，就尸体残余的部分辨认出那就是盖利·泰森的尸体。他在沙漠中藏身，在距离检查哨北方不到1公里处。8月的酷热对他而言似乎太难以承受。他的终点是在帕帕果印第安保留区，他躺在灌木丛中，头边还有榨干的仙人掌果子。只差几米，就可以到达他想要的水源。在他身体下方是约翰·莱恩的枪，枪身被埋在沙中。盖利·泰森死亡之处离他逃出的监狱还不到50公里。搜索行动结束了，根本没用上枪弹，干燥、灼热和孤寂的沙漠帮了这次行动的大忙。在远方的加州，报纸头条写着“泰森死了”。桃乐丝·泰森相信他被发现时是活着的，但是被自愿武装人员杀死了。

协商失败

自从开始逃亡，尤其是发现莱恩父子之后，追捕“泰森帮”成为了报纸的头条。媒体把他们和“曼森帮”、“波士顿锁喉手”以及“谋杀会社”等等犯罪团体相提并论。他们的越狱行为动摇了监狱制度：监狱狱长被解聘了。终身监禁犯人的优待方案被撤销。还有件事也被揭露出来了，监狱中的官员早在5个月前就收到泰森可能越狱的警告，但是在通过4项测谎试验之后，依然允许他享有优待方案。

现在刑事被告中有人死了，公众的愤怒全部都集中在那些还活着的人身上。到底是谁做了这些事，竟然连还蹒跚学步的婴儿也不放过，对此还有人认为：“如果他们不让盖利和格林纳瓦跑出来，就不会发生任何事。”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媒体要求使用毒气室。有篇社论甚至对泰森家中有两人活着被抓而表示愤怒。可能是感受到众人的情绪，或者只是因为绝望，瑞奇从郡立监狱逃跑了，他自由了15个小时，新闻报道说他的逃狱使亚利桑那州民十分愤怒和害怕。但是，瑞奇很快在棉花田中被警犬发现了。他被那些警犬咬了3口，终于屈服了。“那真是些恶狗，”他回监狱时喃喃自语着。

不久之后，雷蒙、瑞奇和格林纳瓦在皮诺郡受审，并且被判协助越狱罪和伤害罪成立。当接近优玛郡杀人案审判期限时，每家报纸的报道都提到了去年夏季的杀人事件，这又再度激起众怒。

因为这样的背景，法庭指定的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绝望地试图进行协商。他们的王牌是因为格林纳瓦会被单独另案审判。格林纳瓦是杀人犯，过去也曾犯过谋杀罪（逃狱前正在为该罪名服刑），因此他成为政府最重视的犯人，但是因为格林纳瓦不能被强迫在对他的审判中给自己作证，所以莱恩惨案仅有的证人就是瑞奇和雷蒙。也有可能是检察官觉得这两个男孩所做的事还不至于进毒气室，所以愿意进行认罪协商。

无论如何，交易达成了，瑞奇和雷蒙在格林纳瓦的审判上作证，以交换州政府的承诺不判处死刑。两个男孩子根据协商的内容，和检察官以及格林纳瓦的辩护人自由谈话，他们的律师则将注意力移转到其他案子上。但是外界充满不满的声浪，说这两个男孩“获释了”报纸上的社论批评那些进行认罪协商的检察官。

对格林纳瓦的审判自1979年2月开始。检察官在第一次陈述中表示，泰森兄弟将出庭作证，并把焦点集中在法庭上。但是媒体提醒众人，这两个男孩可能不会以杀人罪判决死刑。显然瑞奇和雷蒙被判终身监禁是不够的，这样对他们太宽大了。支持认罪协商的少数人，也因为报纸不断报道残忍的犯罪细节而改变了主意。

当雷蒙最后站起来宣示作证要说出“真相，全部真相，而且只说真相”时，他已经准备要指证那晚在优玛附近沙漠发生的事，那是格林纳瓦受审的惟一实证。认罪协商中要求雷蒙“在就所指控的罪名审讯中作证指出，1978年8月1日，约翰·莱恩一家人……被杀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雷蒙已经接受过隔离审讯，他的协助越狱也被判有罪，所以他作证说格林纳瓦是独自犯下杀人罪的。

但是检察官一开始就问他的劫狱计划：有没有其他人涉案，他们又负责些什么事。雷蒙拒绝回答，他并不清楚为什么会被问到这些，可能是因为检察官想要给陪审团“完整的情节”，可能是想套出不为人知的共犯，或者可能是他认为雷蒙不会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雷蒙以及后来的瑞奇会拒绝回答，其原因是清楚而且合理的。他们不想把帮助他们越狱的人供出来，或许是不想使他们母亲被起诉。

法官宣布格林纳瓦案的审判无效，认罪协商交易也一并遭到撤销。这下子瑞奇和雷蒙的辩护律师得在两个星期内准备对谋杀罪的审判。

审判谋杀案

2月20日的早上，律师们站在道格拉斯·凯迪法官面前。审判开始之前，媒体制造了紧张的气氛，其中有两篇刊登在 《优玛太阳日报》的社论提到，该名法官曾表示这件案子“不应该被报道”。瑞奇的律师主张这件审判应该移交到本州其他地区进行，这项申请被驳回了。他接着主张至少应该暂缓开庭，直到陪审员们不再受媒体的影响。这次申请同样被驳回了。他还打算说服法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照片不应该在陪审员间传阅，虽然照片中林肯轿车上布满血迹的座位被当作证据。

泰森兄弟在优玛谋杀案的审判是分开进行的。法官先审理瑞奇的部分3他面对8个女士和4个男士的陪审团，他们应该都看过《优玛太阳日报》有个女士坦承在审判之前就认为瑞奇有罪。”我只记得一件事，那个婴孩被杀了。这个婴孩无法指认任何人啊，而若不是这个婴孩被杀，可能我也不会感触这么深。”但法官相信她可以“把个人意见放在一边”，只根据审判中的证据来作决定。其他陪审员也表达了类似深恶痛绝的看法，却也都坐上了陪审席。这实在不是个好的开始。

证人就像在低成本侦探电影中用旧了的破道具。有个人名叫“乔·泰森叔叔”刚离开州立监狱，他因为协助进口大麻而被判刑。他说他的“生意”是在亚利桑那和西岸之间利用旧车运送大麻。旧车都是他偶然买来的，并且都在用完之后丢弃掉了。其中一辆就是林肯轿车，有两个轮胎曾经因为磨损得太厉害而在24小时之内接连爆胎。他作证指出，他提供给盖利等人那辆林肯轿车逃跑，是希望交换“墨西哥黑手党”的承诺，以说服某个可能的潜在证人不要在走私大麻案中指证他。

审判很快开始详尽陈述那些残忍的事实。医生的鉴定证词指出射向莱恩家人的子弹数量、弹着点和间距，他还展示了染血的座位，这些滔天罪行的可怕印象，深深烙印在每个陪审员的心中。警察、州长代表以及探长也作证描述这项恶行。而即使有些疑点，例如哪个警察在哪里捡到什么枪以及如何处置，在陪审团心中，却不认为是警察有渎职嫌疑，而是认为泰森父子的火力实在太庞大了。有一大堆武器作为证据，似乎是最明显的事实证明。

瑞奇并没有作证，但是检察官却对陪审团详述了他的自白。“这全都是值得的，”检察官如此转述，“只为了和父亲共处10〜12天，这些全都是值得的。”瑞奇曾经告诉警察，没有人会受到伤害。这些事情都应该不会发生的。

整个审判，瑞奇都带着紧张的笑脸坐在法庭上。瑞奇的律师想要冲淡他的这种微笑带来的不好的印象，他传唤曾雇用过瑞奇好几年的屋顶建筑商——豪威尔先生，他解释说，瑞奇曾带过牙齿矫正器，而当他承受压力吋“他看起来像是在笑，其实他一点笑意也没有”。豪威尔先生、泰森太太的老板、朋友以及邻居们都指证说，瑞奇是个“乖孩子”诚实、勤奋，而且从不使用暴力。但是这些证据都太迟而没有力量。大量的证词，以及根据亚利桑那州法律，瑞奇只要参与越狱就可以一同被判谋杀罪，这就足以说服陪审团了。陪审团退席进行讨论，当天回到法庭之后，陪审团全体一致判定罪名成立。雷蒙的审判随即进行，结果也是一样。

从头到尾，桃乐丝都坐在法庭里，她尽可能四处借贷为儿子提供支持。她对家庭的挚爱遭到严厉的试炼。她的儿子们协助爸爸越狱，因为他们爱他，而后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是他们能控制的。问题是，如果男孩子们在医院的停车场把他们的父亲留下，如果“乔叔叔”还有备胎，如果盖利·泰森仍然活着，就可以代替他的儿子们面对这整个社会的愤怒。

惩罚

现在战场转到了另一个地方，赌注更大而且结果更难预料。在亚利桑那州，当陪审团认定有罪之后，法官就有量刑的权力。两兄弟走到凯迪法官的面前，分别被认定犯有4项谋杀罪、3项劫持罪和2项抢劫罪以及盗窃汽车罪。不过，在亚利桑那州，谋杀罪是惟一可能被判死刑的罪名。为了作此判决，法官必须就犯罪情节之“严重”或“轻微”予以认定，并且判定必须是严重的而非是轻微的。桃乐丝·泰森希望，既然瑞奇或雷蒙都没有实际杀人，或许法官会判他们无期徒刑。（在美国过去25年以来，从来没有以杀人罪名判处不曾亲自杀人的犯人死刑的先例。）

但是检察官不再需要履行不要求判处死刑的协商承诺，于是他请求从重量刑。判决前的审判变成了公开说明会，详尽描述了杀害科罗拉多州年轻蜜月夫妻的残忍经过。新娘的父亲站在证人席上，当被问及有没有小孩时，他回答说：“我剩下一个孩子。”南佛克镇超市的售货员记得玛琴“十分美丽，不只是外表上而已，她的脸上有着光彩，你不会忘记她的”。然后接下来叙述可怕的故事，她颈部后方的弹孔就像黑道的惯用手法，当警方发现她时，骨头已被动物咬断，支离破碎地拖到小溪旁，这真是个可怕的悲剧，让任何听众都义愤填膺。但是杀人犯不在法庭里：盖利·泰森死了，而格林纳瓦在他自己的地狱中受煎熬。取而代之的，是两个衣着整齐的年轻人坐在那里，必须为不是自己所造成的行为承担后果，若以某种方式来看，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

8个为瑞奇和雷蒙作证的证人出场，每个人都强调这两个男孩天性温和而且深爱着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姑姑细述着当年她偶然倒车撞到雷蒙的新车，他却只是很有礼貌地为她移动了她的车子。朋友们和邻居们说这两个男孩是如何帮忙架设壁炉和修理车子，却拒绝报酬。而最后，曾在狱中和盖利·泰森过从甚密的新闻写作老师丹·狄克，他说盖利很聪明，很会处理犯人和狱吏的关系，而且他想尽办法要逃出监狱。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泰森兄弟会被判终身监禁。监护官强烈建议格林纳瓦应该送进毒气室，他们形容他是“对人性的恐怖威胁”，却对这两个男孩是否“判决死刑或从轻量刑”犹豫不决，于是什么建议案也没有提出。但是各报社论纷纷要求把他们送进毒气室：“没有其他的惩罚能够满足亚利桑那州人民对这两个人的报复心。”众人的这种期待令人无法忍受。瑞奇感触良多地说：“我不想唐尼死掉，但是我很高兴他不用像我们一样经历这些。”

1979年3月29日，瑞奇和雷蒙并肩站在凯迪法官面前聆听判决。法官首先宣读他对事实的特别裁定。这时候男孩们知道他们成了父亲的代罪羔羊。法官认定3个“加重情节”每件谋杀案都构成“对他人的死亡威胁”（对其他3个受害人），杀人是为了取得有价值的东西（汽车），而方式“极为邪恶且残酷”。瑞奇和雷蒙自己并未杀人的这个事实，法官几乎不予理会：他们被定罪的理论依据是“替代责任”，为其他共犯的罪行负责，这理论使法官看不见这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的差异。他们没有不良记录，他们还年轻，他们的犯罪情节远不及他们父亲的残暴罪行，但是尽管如此，法官却判定将他们送进毒气室执行死刑。他们要为他们的父亲和朋友的罪行而受死。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长久以来，我坚持主张废除死刑，从高中参加辩论队与对手争辩开始，我的立场就十分坚定：“我坚持死刑必须废除。”(关于这个主题的第一场辩论内容，我还留了下来。卡片上写着：绝大多数的杀人犯其实是环境造成的，所以我希望废除这种剥夺生命的“极刑”。)在大学时，我也以这个主题写了篇报告。当我进入法学院，我写信给以色列的总理，要求即使是阿德夫·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因为参与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活动而被以色列绞死）也不应该被判死刑。

当我担任法官助理时，曾经处理过一件死刑案，涉案人是个黑人，为了从持枪射击的警察枪下幸存，他失手杀了这名警察。他以“重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因为他和警察对战的原因是企图抢劫酒商，我和大卫·巴史隆法官都希望能保住他的命。

1963年夏天，在我第一天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郭德堡的助理时，大法官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问我说：“你是否曾想过死刑的问题？”

“我当然有！”我热切地回答。

“好！那我有个想法，你应该会有兴趣，”法官说，“我希望你帮我整理有关死刑法违反宪法权利的议题，做成备忘录。”

“我很愿意，”我说，无法掩藏我的兴奋之情。

郭德堡大法官说：“在你埋头书本前，让我们再多谈一谈，有些想法我想应该和你沟通一下。”我告诉法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并且曾经在为巴史隆法官工作时处理过死刑案件。

“关于死刑，大卫曾说过一件有趣的事，”这位大法官评论的斯护着，“但是不论是他或任何其他法官，就我所知，至今都未曾真的对死刑是否违宪的问题表示过意见。”他继续说，“宪法第八修正案中规定禁止‘残忍及异常之刑罚’，而有什么刑罚会比国家在经过审慎决定后剥夺个人的生命更加残忍？如果凌虐折磨、严刑拷打是残忍且异常的刑罚，那么国家作出慎重判决杀死个人应该是更严重的刑罚。”

这个想法是大胆而有想象力的，但是历史上这样的观点反复被批驳过，于是我提醒法官：“在第八修正案颁布的时代，殖民者到处在执行死刑，可以确定的是，制定宪法的人并不认为死刑是违反宪法的。”

郭德堡法官当然知道我所谈论的事，他早已经准备好如何回答：“因为如此才有伟大的人权法案，这是个划时代的法案，这表示今天比起1792年是有所不同了。残酷惩罚条款，”说着他拿出书架上的一本书，“必须从不断进化的人性尊严的标准去解释其意义，这些标准代表着成熟社会的进步。这是华伦大法官在‘待洛普诉杜勒斯案’中所说的话。”

我记得这个案子，最高法院的见解认为剥夺个人的公民权是残忍且异常的惩罚，但是我也记得这位大法官曾提出个人意见（律师们都称它为附带意见），他表示“我们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死刑，而且只要在它仍广泛被接受的一天，就不能称它为残酷野蛮且违反宪法精神”。我向郭德堡法官提出了大法官的声明，这项声名的提出只不过在5年之前。

他伤心地摇着头回答说：“我知道这位大法官说了什么，我希望他没说。在‘特洛普诉杜勒斯案’中，根本不必要提到死刑，因为该案与死刑无关。这位大法官的声明会变成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致力于这项议题。可能我们没办法成为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但是最后我们可以让律师和法官开始去思考以宪法观点来挑战死刑。”

我向大法官告别，心中想着为何律师和法官不曾提出这样的挑战。我想起大学同事亚伦·史东的话，他说诺贝尔奖里没有法律奖，因为只有在法律这种领域中，你会因为有创造力而失分，怛却因为发表前人说过的观点而得分。法律人总是向“权威”（过去的律师和法官）的观点看齐。法律中所谓的创造力，只是大量分析过去案例，以规避或改变法律。很少有法律人会在信念和概念上有什么重大突破。（我记得我在高中的犹太经典老师，当我说有个新见解时，他揶揄我说：“如果你的想法真有这么好，那么显然比你聪明得多的老拉比一定也想到；而如果比你聪明的老拉比没有最先想到，那么这一定不是什么好想法。”）

郭德堡大法官关于死刑违宪性的想法的确是观念上的大突破。现在是我的工作了，必须让这个想法成为既存法律和权威的自然进步。我埋首书堆时，心中感到迷惑。我们的州和联邦政府已经处决了好几千人，大部分都是黑人、穷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倒霉鬼。这正是最高法院最切实的机会，可以解救无数条人命。

在好几个星期的研究和写作之后，我准备了长长的备忘录给郭德堡大法官，全都是讨论死刑在宪法上的地位。文件中描述了英国和美国禁止残酷刑罚的历史，以及最高法院曾讨论这项议题的案例。结论是根据宪法精神，应该废除死刑。我建议最高法院首先应该“小心仔细地审阅……所有的死刑案件，审慎界定出哪些案子的死刑判决是违宪的”。我提议郭德堡大法官应该让大家知道他对死刑在宪法上的质疑，这样律师们可以开始在死刑案中提出宪法第八修正案的论点。这些提议将会逐渐瓦解死刑在宪法的适法性，并且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新观点，以宣示所有案件的死刑判决都是违宪的。

我拿我的初稿给郭德堡大法官看，他马上开始阅读加以修补增订。他决定要将最后版本的备忘录在最高法院公布，当做测试气球，试试看会得到多少支持。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的手稿（即使这些想法全都经过郭德堡大法官的修订）会出现在最高法院每位大法官的桌上。

不知看了多少次，改了多少次，郭德堡大法官终于把备忘录公布出去。他表示出他自己坚强的信念，“国家以制度夺走人类的生命”是野蛮粗暴、残忍无情的。但是文章中也承认“全国同胞可能并不同意……死刑是违宪的”，因此，他请大家考虑以下命题：“至少，为了某种罪名而对某些罪犯判处死刑，违反宪法第八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

这份备忘录是颗炸弹，很快地成了法院的话题。不论是法官或是法律助理都在谈论着。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最受困扰的两位大法官是“自由派”、伟大的长者、首席大法官厄尔·华伦和雨果·布雷克大法官。华伦是机智灵敏的政治人物，他总是关心法院见解被民众接受的程度，他相信任何主张死刑违宪的说法都是暗地里要颠覆法院对废止种族歧视和其他争议性议题的判决。布雷克大法官主张宪法的字面解释，认为郭德堡此举是要“改写”人权法案。

但是布瑞南大法官和道格拉斯大法官同意郭德堡大法官的看法，而史都华大法官尽管有些怀疑，但还是很犹豫地表示同情。

最后，在首席大法官的命令之下，郭德堡大法官同意不发行他的备忘录，我的心碎了，害怕我所有的努力都将幻灭。但是郭德堡、道格拉斯和布瑞南大法官决定对于某件黑人因强暴白人女子而被判死刑的案子提出不同意见书。他们想让刑事被告的律师知道，至少有3个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某些条件下对死刑的合宪性感到怀疑。

响应不只来自律师，还有反应热烈的媒体。

《纽约时报》描述郭德堡的不同意书中提出了“见解精辟而影响深远的想法”。《华盛顿邮报》称赞那是“对法律的沉思精神，对未来社会的理性的呼吁……”但是并非所有社论都是令人高兴的。威廉·洛柏是《曼彻斯特联合论坛》极端保守的发行人，他写了整版的社论，标题是“最高法院3个大法官联手鼓励强暴罪行”。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解，理所当然地，只能是在鼓励强奸犯而已。这些强奸恶魔们就这样免于死刑的威胁，他们也清楚许多假释委员会总是很心软，所以他们不认为对其暴行的处罚会有多么严重，因此他们会更容易犯罪。
没有任何共产党能像这些大法官一样如此彻底地颠覆健全社会的基础。如此侮辱我们的妇女同胞，用不了几年 ……就会使伟大的文明完全退化至野蛮状态。

洛柏没向他的读者提到，在他的新罕布什尔州，至少有100年不曾对强暴犯判处死刑。其他的报纸，特别是在南方，新闻报道都像这祥恶毒谩骂，只是没那么花哨而已。

其他法院也不欢迎郭德堡的不同意见。很少人追随他，有许多人以相当华丽的言词驳斥他，例如佐治亚州的最高法院：

我们必须驳斥这项意见，这使得对人类母亲的保护荡然无存，削弱了文明社会的基础，并且贬损了上帝的造就，我们反对比致人于死更可怕的罪行，那就是对女性身体及灵魂的强迫性侵害，污辱她们的贞节，而那是人类最珍贵的特质。

但是郭德堡不同意见书的目的，是要对刑事被告的律师们传达讯息，要提出“残酷刑罚”的问题，给予法院在法律、事实以及历史的思考武器，让他们在这个议题上去作战。这个讯息传达得十分淸楚，可以被完全理解，特别是两个律师社团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他们的领导人都表示支持。

就像律师麦克·麦兹尼所说的：“郭德堡的意见唤醒我们对死刑合宪性的兴趣……鼓舞我们付诸行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改变其政策，长久以来，他们认为死刑“不是公民自由的议题”，现在也开始受理死刑案件。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理事会开会研究，讨论死刑判决的种族因素。在6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开始努力终止死刑的执行，并且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有合宪性疑义的死刑案件。这项努力由安东尼·阿姆斯特丹所领导，他是国内最有创造力、精力最充沛的人权律师。他跑遍各个州、各个监狱和各个法院，勤奋不懈地为被宣告有罪的人说话。他以郭德堡的不同意见书为基础，说服法院判决死刑时扩大适用该意见书所建构的基础原理。

当这种努力越来越多时，我协助郭德堡法官（这时他已经离开最高法院）为《哈佛法学评论》写了一篇题为《宣告死刑违宪》的文章。文章中我们列出宪法上的论点，呼吁法院、立法者和统治者基于宪法拒绝准许死刑。

这篇文章刊出后不久，产生了第一个效果：宾夕法尼亚州的检察长引用我们的文章，写信给该州监狱典狱长，指示他“将行刑室中的电椅移除……”

也有些其他较小的胜利：有个上诉法院裁定对强暴犯处以死刑违宪，最高法院判定，除非所有陪审员本着良心而坚决地判处死罪之外，否则死刑是违宪的。但是其间也有些挫折。

1972年6月29日，郭德堡、阿姆斯特丹律师以及主要的同事，包括麦克·麦兹尼、法兰克·贺夫隆、雷若·克拉克和其他无数人的伟大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联邦最高法院在“福曼诉佐治亚州案”，以5票对4票促成“现有的死刑判决皆属违宪”的判决。3位大法官（道格拉斯、布瑞南和马歇尔）引用郭德堡大法官的论点，认为死刑是“残酷的刑罚”。另外两位大法官，史都华和怀特，并没有作出这种程度的认定，他们的看法是，经由法官或陪审员自由裁决以判定死刑，是“非常鲁莽而荒诞的”，是残酷而异常的方式。史都华大法官如是说：“这些死亡判决是残酷且异常的，就像被雷打死那样残酷和不寻常。”{30}

公开的战斗已然得胜，有600个原来被判以死刑的人死里逃生。郭德堡法官在这项判决作出的几个小时之内打电话给我。”我们成功了，”他说，“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在法院的历史中，从没有任何单一判决可以解救这么多条人命。从没有这么多条法律（包括州法律和联邦法律）因为一个判决宣布而被撤销，而且，从来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由单一的法院达成这么重要的社会性转变。

可是离战争结束还早得很，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华伦·伯格（被认为是致力于司法限制主义的人士），在他对福曼案的不同意见书中，建议各州修正他们的法律，以便适应“立场摇摆的法官们”如怀特和史都华大法官阐述的观点。当这项见解为各州知悉之后，很多州都开始照着这样做。

许多州在几年内恢复死刑的惩罚，并立法通过死刑条例，以符合怀特和史都华大法官的论点。1977年，联邦政府10年来第一次处决犯人。但是战争还在持续着。

最近几年，立法者和法院里的争论就像乒乓球一般。立法者修正他们的死刑条例，法院撤销其中一些，立法者又再次修正条文。好几个州颁布“强制执行”死刑条例来响应伯格院长的建议，坚持所有被判某些特定罪名的罪犯都应该当然处决。但是最高法院迅即认定这些条例违宪，宣布这种处置方式违反“人性尊严”。

其他州则企图在原则和个别处置的需要之间走钢索，他们设计了繁复的“二重关卡”的程序。

在重刑犯被定罪之后，另行召开个别的审判庭，由法官或陪审团考虑被告犯罪情节之“加重”或“减轻”，比如他是否曾犯过重罪，或是他还很年轻，或是在胁迫之下犯罪的。法官或陪审团要证实每个情节，并且认定“加重犯罪”或“减轻犯罪”，如果他们作出加重犯罪的判决，那么就会执行死刑。

最高法院在受理“葛雷格诉佐治亚州”时，面对各式各样的死刑条例，这次法院对许多州立法者所表达的意愿让步了。最高法院裁定，在判决者（无论是法官或陪审团）依据该条例自由裁量的情况下，判决死刑是合宪的。

然而，该见解引发的问题不下于他们所解答的，包括什么罪行才可以合宪地判处死刑，依据葛雷格案的判决，很清楚的是，被判死刑的被告是计划周详地、蓄意地谋杀受害人的。

直到泰森案，这议题仍未获解决：如果有人涉及谋杀案，自己却没杀任何人，是否可以判处死刑。自从1972年最高法院对福曼案的判决后就不曾在任何类似案件中支持过任何死刑判决。虽然这个问题在最高法院出现许多次，但每个死刑判决最后却会因为在法律解释或程序上的错误而遭撤销。

我决定上诉泰森案，我想如果本案可以到联邦最高法院，我们有机会可以推翻一个死刑判决。布瑞南大法官和马歇尔大法官自从福曼案以来，始终坚持废除死刑，我们在“洛柯特诉俄亥俄州案”中提到死刑问题时，怀特大法官直接表示，对任何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或非故意致人于死的被告判处死刑，都是违宪的。泰森案情显然正是这种情形。我想我们有机会说服最高法院撤销这个案子的死刑判决，因为本案被告并没有造成死者致命的伤害，也没有故意致人干死。

不论泰森案最终会如何结案，我都不能看着两个年轻人走进瓦斯室而见死不救。我一生都致力于反对死刑。这正是个好机会，可以说服法官不让司法谋杀这两人，不让死刑在不该死去的被告身上发生。

在我对亚利桑那州最髙法院的诉状中，我回顾了最高法院对死刑判决的历史，强调犯罪和刑罚相当的比例原则，是量刑最主要的原则。我特别引述了怀特大法官的见解，也就是说，被判处死刑的被告必须至少被证实有杀人之故意，我也说明25年来还没有任何州对非造成致命伤害的谋杀犯判处死刑的。我希望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不会是第一个在这种情形下执行被告死刑的州。我希望法官了解，对这两位年轻人判处死刑，其实是要他们为父亲的罪受死。

到死囚牢房

我写好答辩状，准备前往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为本案辩护。那是1980年秋天，我正在准备这个案子，我留着胡子、蓄着长发。而在言词辩论前一个礼拜，我巧遇某位亚利桑那的律师。和他谈到亚利桑那的最高法院，说到那地方有多么保守。“你知道院长最近说了什么？”我的律师朋友有技巧地问我：“在最新加入律师公会的律师们宣誓时，他说他很高兴这群新的亚利桑那律师没有任何人是蓄胡子、留长发的嬉皮。”我赶紧坐上理发厅的椅子，“给我理亚利桑那的发型，”我的指示吓坏了剑桥的理发师，“剪短一些，剪整齐，然后把胡子刮干净。”瑞奇和雷蒙因为他们父亲所做的事已经有很多的麻烦，他们不必因为他们律师的长相再受惩罚。我前往亚利桑那时头发剪得很短，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穿上细条文的律师装。

我的第一站是死囚牢房。我从未见过泰森兄弟，他们要求在开庭前和我见面。

当你私底下和犯人见面时，他们看来几乎都不像是穷凶极恶的犯人模样。雷蒙和瑞奇看来是典型的小镇青少年。雷蒙长得很好看，是个温和的年轻人。即使是穿着粗棉布的监狱制服，他都像是个立志当保险业务员的人。他说话温和、平稳而认真，能很快就掌握情况。他拿出演示文稿资料和法律文件，依序告诉我案情始末。

瑞奇看来比较有趣，也比较世故。他打量我时，笑得很精明。他的双颊有酒窝，但是却不可爱，他常常以妙语打断他弟弟的话。比起雷蒙，瑞奇似乎情绪更富变化，也比较不能预测。他总是微笑着，或者看起来是在笑。有位地方电视记者形容那像是“张着嘴睥睨着，使亚利桑那州千万百姓看了深恶痛绝”。他的弟弟雷蒙提醒我“瑞奇吃的方式不对，吃得太多使他总有牙齿的毛病，这让他看来像在笑，不论他真实的感觉是什么”

在复习了和第二天有关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后，男孩们想要谈谈个人的事情。”我们知道你很多事，”他们告诉我，“即使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我们可是对你作了很多调查。”

我知道他们对我个人很有兴趣，因为他们写了很多信询问我的事。但是我的回答相当专业而且毫不泄漏我的私事。“丹·狄克告诉我们一些事，妈妈告诉我们一些事，有些囚犯也知道你的事。我们在电视节目上看过你，你反对死刑。”

瑞奇开始谈他的父亲：“他是我们所知道最有效率、最有决心的人了。如果他决定做一件事，他就会完成它。他甚至不必问别人，他有吸引人的魔力。他可以影响人，即使人们对这件事一无所知。如果他到你们那边去的话，必定会是个伟大的律师。”我很怀疑，怎么经过了这么多，他还是这般相信着，不过子女的爱通常是没有道理可以解释的。

“瑞奇是对的，”雷蒙补充说，“父亲根本不用问，你就会知道他对你的期待。”过世的盖利·泰森显然是颇具影响力。真正令我惊讶的是，怎么甚至在已经犯下如此不堪的罪行而且死了之后，他仍然有如此大的力量。

我问男孩们，是否曾想过会和他们的父亲以及格林纳瓦分开行动。雷蒙回答说：“直到快结束的时候，就在边境拦检的路障之前，我们讨论过。很清楚，父亲已经失控了。我们打算分开逃跑，各自顾命。我们已经成了父亲的负担。带着我们他跑不快，因为他要照顾我们，没有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逃亡对我们是全新的经验，”瑞奇解释，“我们不知道要期待些什么。不过父亲什么都知道。他是很聪明的犯人。他以前逃亡过。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上路，要避开些什么，要停留多久。所有这些事他都知道。”当说这话时瑞奇的眼睛向地上看，他很失望地说：“但是外面的世界有些事情父亲是不知道的。他在牢里的时间太久了，他不知道物价，警察的电子配备，他不知道世界发展得这么快，他仍活在60年代。他已经被监狱僵化了，当他跑出来时，这些是没办法帮他的。”

我问他们怎么评价自己在这场犯罪中的角色。雷蒙说杀人是可怕而不可饶恕的，特别是杀了婴儿。”我们只有杀了我们的父亲，才能阻止这些受害者被杀，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改变什么，因为太迟了。”瑞奇说话时眼睛看着地板。“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在优玛杀人事件发生之后杀了父亲，但是无论他做什么事，我都不能杀掉我自己的父亲，我没有办法拿枪指着他的头，扣下扳机。他是我的父亲，我仍然爱着他并且尊敬他。”

“他们因为我们没杀死自己的父亲而判了我们死刑，”瑞奇继续说，“我们因此有罪，但是我们没有犯下杀人罪，我们没有杀死任何人啊！我们无法阻止，我们希望没有发生这些事，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你不能想象射杀开始时，那穿过我们脑袋中的是什么东西，”雷蒙接着说，“我们从未有过任何像这样的经验。太可怕了！”“我还能听得见那些枪声。”瑞奇打断了雷蒙，紧张的笑容让他的脸部僵硬不协调。他说话时酒窝开始抽动。“我们觉得害怕、觉得无助。我们无法相信这种事竟然会发生。”

“特别是那个婴孩。为什么对婴孩开枪？他无法指认任何人，”雷蒙说，‘‘他可能怎样都会死，但是他们为什么对个婴孩开枪？”

“你知道吗°我们因为这个婴孩而受到监狱同伴的死亡威胁，”瑞奇补充说，“当我们最初被抓到时，许多人都威胁要杀死我们，包括教会团体。现在则是监狱同伴威胁我们，甚至是做了更多坏事的犯人都还诅咒我们、唾弃我们，并且威胁我们，全都因为那个婴孩。”

雷蒙解释说：“不论那些人有多恐怖，不论他们犯的罪行有多恐怖，每个人都会有个限度。而每个人都可以谴责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对大多数人而言，没有比杀害婴孩更可恶的事。借着对我们的谴责，他们可以对他们自己说：‘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事，至少我们没有杀死婴孩。’”

雷蒙接着问我，是否会把他们从毒气室救出来：“我们会死在这里，或是你会救我们？”两兄弟专心地看着我，等待着回答。“法律是没有保证的，”我说。我只能承诺一件事：我们全力以赴，直到他们离开死囚牢房。

当我起身要离开时，雷蒙脸色转为乐观而开朗，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你会救我们出去的。我知道。”瑞奇看着我，这是第一次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他说：“我们全都靠你了，你是我们活着离开这里的惟一希望。”

言词辩论

从我和泰森兄弟会面的地方看出来，第二天的早晨情况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辩论庭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法学院举行。我们竟然是在法学院的“实习法庭”举行言词辩论，使不真实的感觉更加夸大。电视摄影机架设好了，对法学院实况转播。对学生而言，这是有教育功能的案件，对数十个来自亚利桑那各地电视台采访辩论的记者而言，这是个娱乐事件。但对雷蒙和瑞奇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5个法官出庭了（全都刮干净胡子、理着平头）辩论庭开始了。我的策略是强调亚利桑那州的宪法、法律和案例。我不想象个外来的人卖弄着美国宪法条文，然后告诉地方的人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事。我想要说服法官，用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解释，免除泰森兄弟的死刑。为了准备这场辩论，我列举了数十个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案例，我也知道该州的法官们是如何看待死刑的问题。

我指出亚利桑那州的死刑条例并不适用这种案件。一个涉案的年轻人，没有犯罪前科、没有造成致命伤害、没有主导情况，也没有故意谋杀。大法官立刻打断我的陈述，他问我关于这两个男孩“故意”私自运送枪械给杀人者，我回答这是“故意”要协助他们父亲逃狱，这并非判死刑的罪名。在亚利桑那州，惟一的死刑罪名是加重杀人罪，而私自运送枪械并不表示瑞奇和瑞蒙打算要杀害任何人。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显示是相反的，他们没有要杀害任何人。

我指出，连作出判决的法官都不认为这两名被告有犯下加重杀人罪的故意，也不认为他们有杀人的事实。在整个判决书中，法官所判定的是，这个罪行本身是“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行为”。但是这些被告——瑞奇和雷蒙，并没有做出任何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事。犯下罪行的是盖利·泰森和伦狄·格林纳瓦，是他们开枪、控制局势，并且选择杀害对象的，包括那个婴孩在内。法官所认定的“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只能适用于盖利·泰森和伦狄·格林纳瓦，而不是瑞奇和雷蒙。

其实那天早上言词辩论前一小时左右，我发现判决的法官提出“罪大恶极、残酷无情、卑鄙无耻”的字眼，是抄自他对伦狄·格林纳瓦的判决意见，而他也已经被判死刑了。我怀疑有种可能的情况，法官可能很偷懒，即使那是重要而受到舆论高度重视的案件。于是我打电话给格林纳瓦的律师问清楚。他证实判决法官用同样的词语形容瑞奇、雷蒙以及伦狄·格林纳瓦。虽然事实上是格林纳瓦开枪，而不是雷蒙或瑞奇，判决法官却用相同的文字来描述他们完全不同的角色。这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证实法官在判处死刑时并没有考虑到每个被告是独立的个体。

亚利桑那法律十分明确。在法官判处任何人死刑之前，必须认定“被告的犯罪情节是特别的罪大恶极、残忍无情且卑鄙无耻”。根据其他被告如此的行为，并不足以认定该名被告也犯下这个“罪行”，况且他并不认定瑞奇和雷蒙个人有如此的行为。他们被判死刑的原因，只是因为其他人——他们死去的父亲和他的杀人犯朋友，犯下了罪大恶极、残忍无情并且卑鄙无耻的罪行。

辩论结束之后，我被电视台的麦克风和摄影机所包围。亚利桑那的媒体提的问题敌意很重。为什么我会大老远从马萨诸塞州跑来为这两个男孩辩论？我不了解他们应该为什么事负责？为杀婴孩的人辩护是不是我的嗜好？我不信任亚利桑那的律师吗？

我并不了解他们对泰森男孩的敌意有多深，我只是开始担心这可能会影响法官的判决，法官毕竟会受到四周的情绪和敌意的影响。他们看同样的报纸、同样的电视节目，听同样的地方广播谈话。黑色的法官袍并没有让他们变得不同：只是让他们看起来不同而已。

我飞回剑桥等待判决，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法院才会作决定。有可能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月。第一天晚上我不能入眠，我梦到两个景象交互出现，婴孩被射杀以及泰森兄弟走向毒气室。在后面的景象中，我看见瑞奇·泰森有所期待地四下张望，不曾消失的笑容因为害怕而扭曲着，就像是他还等着我跑过毒气室的那个门，带着法官令状去阻止行刑。但是怎么都看不到我，那失望的情景萦绕我心，怎么挥也挥不去。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那情景仍萦绕心头。泰森兄弟仍在死囚牢房里。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在1981年夏天确定了死刑判决。法院知道瑞奇和雷蒙都没有造成致命的伤害，也没有任何致人于死的故意。但是，他根据亚利桑那法律作了判决，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

的确，他们并不特别故意让莱恩全家以及泰瑞莎死亡，没有预谋杀人，也没有真的扣下扳机造成致命的伤害，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什么意义。瑞奇和雷蒙·泰森在过去和那些故意且犯下杀人罪行的人们为伍。

瑞奇和雷蒙的罪名是和他们杀人犯的父亲为伍而被判死刑。

这个案子现在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瑞奇和雷蒙在等待，我也在等待。不过他们是在死亡阴影之下等待着，那里距离有毒的氰气筒只有几米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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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打击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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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环环相扣

纽约南区联邦检察署被公认为“联邦体系中的瑰宝”。检察署的年轻检察官大半来自于哈佛、耶鲁和哥伦比亚等大学。他们素质普遍很高，也从未有过任何贪污的传闻。最近有篇文章说，这个检察署有“其他司法部门的下属部门都望尘莫及的自主、反贪污和正直的传统”。纽约南区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们“在工作时都十分干练”

这是关于该区检察官锲而不舍地打击年轻有为的刑事辩护律师埃德蒙·罗斯纳的故事。故事的主角还包括警探罗伯特·路奇。路奇的故事被写成书，并且被改编成电影《城市王子》在电影里，我们看见全然不同于官方解释的故事。

我和罗斯纳相识于1973年的春天。当时我手边正在处理的是犹太人防卫联盟的谋杀案。他当时在阿诺得·包曼法官的法院等待宣判。他涉嫌贿赂联邦检察署的探员而被陪审团判定有罪。包曼法官最后判决罗斯纳5年刑期。

判决确定，再审申请被驳回，罗斯纳在法庭的走道上找到我。

“我已经观察你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新律师来处理我的上诉，你愿意接这个案子吗？”我问他问题出在哪里，他说他中了某位警员的“圈套”而犯案。（“设圈套诱人犯罪”是合法的辩护，据此被告可能无罪开释，如果该犯罪动机是从警方“开始”的，或者说是政府“创造了”这个罪行。）他还告诉我：他确信使他落入圈套的警员并未对陪审团据实告知他自己的罪行。

罗斯纳不否认提供贿款，取款过程也被秘密录音。罗斯纳和席格一样，希望我能控告政府的行为。他希望我揭露政府不当派遣警员诱使他犯罪；此外，政府也纵容警方在证人席上对于他之前的不法行为作伪证。

我在考虑是否要接下这案子时，遇见在纽约认识的法院助理。他反对我接受此案。“罗斯纳是个狠角色。他在此地执业时，是最令人反感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傲慢、自大、好施小惠，像狐狸一般狡诈，又非常龌龊。他善于制造证据，尤其是不在场证明，并因此赢得许多案子。”我问他罗斯纳的案子是否有可能是“设圈套诱人犯罪”的例子。他不认为那是问题的重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不可能撤销对罗斯纳的判决。几乎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想逮到他，他就像这个法院里的癌细胞，当你可以除去时，不会留在背上的。

这位可信的助理的评论（基于善意要使我不致陷入没有希望的处境），却成为使我接下这个案子的主要原因。我告诉罗斯纳及其夫人南西（也是个律师）我愿意为他的上诉案辩护。

这对夫妻聪明、成功，过着富足生活，穿着入时，开华丽的轿车，并且收费昂贵。几年前，罗斯纳曾自愿为公民自由联盟以及“种族平等会议”工作。他曾参与过最著名的“马赛亚案”，首席大法官华伦任内的最高法院最后判决毒品走私贩无罪开释，因为政府的卧底探员于毒贩的辩护律师不在场时诱骗被告供出许多自我控罪的陈述。（很讽刺的是，在罗斯纳的上诉案里，也涉及马赛亚案的判决。）

罗斯纳从1966年开始执业，主要是刑事案件的辩护。他很快就因为积极、有侵略性的作风而闻名，他尤其善于处理棘手的毒品案件。他多次为当事人提出意外的不在场证明，而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胜利。当他声名大噪且业务蒸蒸日上时，他聘请芝加哥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南西当他的助理。后来他们坠入情网，结为终身伴侣。

南西出生于布朗克斯区，父亲从事理发业。南西聪慧、强悍、辩才无碍、有备而来且具说服力的特性，使她成为杰出的律师。她出众的外貌更为她增添优势。她出席法庭的一贯装扮：剪裁合身的上装和窄裙，或是柔和且迷人的洋装外加合宜的外套，让她散发适当的性感。这性感为她吸引众人的目光。{31}罗斯纳夫妇很快地功成名就。在他俩事业到达巅峰时，罗斯纳才30出头，南西甚至不到30岁。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帕得罗·赫南德兹是罗斯纳的当事人，于1967年3月因贩毒遭联邦政府起诉。联邦政府的这个案子似乎无懈可击：赫南德兹在纽约进行海洛因交易且被当场逮捕的情形，巨细靡遗地记录在起诉书中。但是赫南德兹坐到证人席，作证说自己当天在迈阿密参加由中情局赞助的反卡斯特罗示威活动。他以旅游的账单或旅馆房间的预约登记支持不在场证明。然而陪审团仍是判定赫南德兹有罪，法官判决他5年刑期。

政府像对席格一样“逼迫”赫南德兹，提出交易条件：给“我们”罗斯纳，你便可以无罪开释。赫南德兹于是告诉联邦政府他们想听的证词：罗斯纳及私家侦探尼可·迪斯芬诺捏造不在场证明，并且伪造文书。罗斯纳和迪斯芬诺以教唆伪证罪被起诉，赫南德兹则被释放。

罗斯纳既试着为自己脱罪，又继续执业，然而事务所却门可罗雀。当他全心准备辩护自己的案子时，南西接下了业务。他聘请了纽约最知名的资深辩护律师摩里斯·艾德包恩为他辩护。罗斯纳很害怕：他知道这次政府要的是他，但是除了从他的委托人诱骗得到的供词之外，他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

城市王子

正当罗斯纳忙于自己的辩护时，城里的另一个角落正悄悄上演和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戏。

31岁的纽约市人罗伯特·路奇是缉毒组的警探。在1971年2月时，他被特调小组传唤，就警方的贪污事件接受询问。路奇原先隶属优秀的缉毒小组，这个小组专门调查海洛因贩毒集团，就像《城市王子》所描述的。出生于布鲁克林区的路奇在就读布朗斯维高中时是运动明星。在堪萨斯州的贝克大学打了一年的美式足球后，路奇回到纽约任职警界。在4年内晋升到警探的职位。

那普调查委员会是根据前任主席惠特曼·那普的姓命名，他曾经因为大胆揭露警方贪渎事件，为警界带来风暴，而成为城里媒体竞相报道的头条。（调査小组委员之一的阿诺得·包曼律师，在几个月后辞去联邦法官的职务。）

路奇的那次调查是例行公事，他原本是被征召来提供其他缉毒警员贪渎的情报。委员会早就知道纽约市警局的缉毒组是贪污的大本营。有位经验老道的调查员甚至这样说：“你根本很难区别谁是警察，谁是毒贩。”说这话的尼可拉斯·斯克波特正是派来询问路奇的调查员。他原本是个和蔼可亲又机智的律师，后来成为纽约市特调委员会的特派员。

长达好几个小时的询问和挖掘，让斯克波特怀疑路奇无辜的外表，他在腐败的街头上是公认的乖小孩。路奇否认自己犯任何罪，并将话题偏离到受贿的辩护律师和助理检察官身上。斯克波特经过严密的调查后，发现路奇的说辞缺乏说服力。斯克波特使出诱饵：如果路奇愿意合作，他的过去可以一笔勾销。路奇答应考虑。

第二天，路奇答应供出其他的人。他承认缉毒组的确有贪污的事情，但是整个司法体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斯克波特问路奇为何不有所行动。路奇转回他的主题：他愿意作证指控律师、法官和贿赂警员的人。斯克波特提醒路奇：“那普调查委员会”只负责揭发警界的贪渎。路奇咒骂说：“去他的那普！”如果斯克波特真的想抓出整个贿赂的根源，他应该放弃“那普调查委员会”另外成立特别调查小组，侦查辩护律师、检察官以及法官。

斯克波特也意识到这样的专属部门的可能性，他试着让美国司法部考虑设置专属部门侦查行贿的律师以及其他司法人员。司法部早在斯克波恃担任特别助理检察官并负责路奇的审问之前，就有同样的看法。斯克波特和路奇于是从那普调查委员会移转到联邦地检署。

地检署中协助调查路奇案的是个举止温和的哈佛毕业生，爱德华·萧，身高2米，脸上带着高贵的自信。

斯克波特和萧一致认为路奇是揭发贪渎的最佳人选，路奇根本就活在腐败且堕落的圈子里：他的表兄约翰·拉斯特诺是个“队长”，不过不是在警察大队，而是在可伦波的犯罪家族里。路奇最后向斯克波特坦承涉及某些受贿案件。缉毒组的警员会对贩毒嫌犯进行调查。警方如果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让案件成立，便会派路奇和嫌犯交涉；他会告诉那人，警方握有对他极不利的证据，但是如果他愿意，可以用1万美元脱罪。对方接受这个诱饵，并如数付出这个勒索金额。路奇也以掮客的身份拿到佣金。

斯克波特想知道路奇到底参与了多少这类的恐吓。路奇承认有3件。{32}精明的斯克波特怀疑绝不仅于此，此外，其中的作案手法也令他十分感兴趣。但他考虑到路奇未来的线人工作，所以并不想对路奇的罪行施压。然而，他终于也说服路奇录下自己的受贿经验，以及个人参与的程度。路奇同意录音，但是要求录音后保有录音带。他录了几天的音，录音带装满一大箱。但是，永远也没有人能确定那些录音带的内容，因为路奇拿回录音带后，就在烤肉时将它们烧成灰烬。长达几百个小时的录音带，惟一遗留下来的是关于3起贿赂案的两页备忘录。

制造罪行

斯克波特与萧转向主要的工作：让嫌疑犯罪名成立。萧不只是想要发现贪污，他还想罗织罪行，只要对象确实是个恶棍。根据前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罗伯·戴利的说法，{33}萧的第一个计划是这样的：

造访纽约市的5个黑手党家庭。故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逃税被捕。然后让路奇透过特殊渠道接近这些家庭，让他们了解：他有可以接触到国税局的挡案。他们会非常乐意与他碰面，贿赂他取得挡案。我们就可以因为他们对警察行贿而逮捕他们。

但是，萧的计划终归只是纸上谈兵，路奇拒绝参与行动。他抗议说：“这种捏造的逃税案根本就是阴谋。”他认为这种罗织罪行的方式，甚至也会让最精明的会计师犯罪。“你告诉任何人说他被国税局监听，他一定会发狂。黑手党当然会贿赂我，就算是最聪明的会计师也会上钩。”

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会认定，利用“设圈套诱人犯罪”的技巧所构成的罪名，无法在联邦法院起诉。在最高法院著名的“薛曼案”里，大法官厄尔·华伦在其主稿的意见书里裁定，“执法的功能在于防范罪行、逮捕罪犯，而非制造罪行”。{34}

当辩方提出“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时，陪审团会注意到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政府人员是否“诱使”被告犯罪。如果是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被告不能被判刑，除非（关键就在这个“除非”）政府可以证明被告“有准备且有意”犯罪，只是在等待时机到来。如果官方证明被告“有意”犯罪，就可以将他定罪，即便是政府雇员在适当时机“诱使”他犯罪。

因为这种“有意”的例外，在“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上，很少被告能在陪审团面前占上风。刑事辩护律师都将之视为“最后手段的辩护”，只在没有其他脱罪机会的情况下使用。因为这是很薄弱的辩护，所以检察官很喜欢使用“诱使犯罪”的手法，尤其在对付声名狼藉的角色时（像是犯罪集团的首脑），因为他们很确定陪审团会认为这些歹徒本身就有犯罪倾向。

在这个例子里，路奇“比较高尚”的街头道德观胜过萧有疑义的法律道德。萧的计划作罢，另外寻找会上当的笨蛋。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萧最后终于锁定“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事实上这并非是街头帮派，也不是犯罪家族，而是刑事律师、保释官和各个阶层的司法人员，这些人的办公室大部分位于纽约下城区的巴克斯特街。这些人涉嫌参与制造假案。他们的目标是体格魁伟的保释官尼克·迪斯芬诺，他和罗斯纳涉嫌在赫南德兹的案子里作伪证，政府始终无法顺利解决此案。1971年7月，赫南德兹（政府的主要证人）突然消失，他的失踪使得此案面临失败的危险。

路奇被派到危机四伏的巴克斯特街。看来他的猎物似乎在百老汇街住宅区，这也是罗斯纳办公室坐落的地方。如果检察官们无法阻止赫南德兹案的失败，他们至少会试着制造新的案子，利用罗斯纳对于赫南德兹案明显的不安心理。

1971年9月30日，路奇邀约尼克·迪斯芬诺和纽约市赞探尼克·拉玛提纳在新林鸿中国餐馆用餐。路奇事先布线，把他们之间的对话录音下来。他告诉那位保释官以及警探说：“有位朋友在联邦检察署，或许两位会想和他谈谈。”他接着提议说：“如果有兴趣的话，告诉我，我可以去和他谈。我保证可以解决事情。”

最后，这段讨论就成为对罗斯纳和迪斯芬诺的不利证据。路奇曾经暗示会让他们知道“任何他们想知道的事”。

饭局结束，迪斯芬诺马上到罗斯纳的办公室，从楼下大厅打电话给他。罗斯纳下楼，迪斯芬诺告诉他与路奇的谈话，问他是否想见见路奇的后门关系。罗斯纳回绝了。迪斯芬诺接着问他，是否需要任何相关资料。对罗斯纳而言，政府的秘密档案里当然有许多他想要的资料，如果不安的他可以拿到它们，他当然更可以准备好自己的案子。但是他再次拒绝这个提议，他并不想牵涉进这类事情。

另外的3个人隔天又碰面。迪斯芬诺告诉路奇，罗斯纳对于他的提议不感兴趣，因为他自认为会胜诉。

他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了，他得放上不同的钓饵让罗斯纳上钩。急于让罗斯纳落入路奇的圈套的，不只是路奇和他的上司。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知道有秘密录音，认为罗斯纳有能力提供资金贿赂路奇的人；他们需要路奇的情报，又无力支付路奇开出的价码。

迪斯芬诺于是在和路奇二度会面之后再度致电给罗斯纳，告诉他麻烦大了。罗斯纳火速赶到巴克斯特街。迪斯芬诺抛出杀手锏说，联邦检察署得到情报，对罗斯纳不利的主要证人——失踪的赫南德兹已经惨遭毒手，并且是罗斯纳计划“铲除”的。政府正在搜集证据，一星期之内，罗斯纳就会因为谋杀罪被捕，他的保释会被撤销，而且将锒铛入狱。

迪斯芬诺再次放出诱饵，问罗斯纳是否想见他的朋友，得知所有他需要的细节和讯息。然而罗斯纳还是拒绝这诱惑——去见迪斯芬诺的朋友或涉及此事。

罗斯纳处于极度狂乱之中。他恍惚地把车开回家，完全陷入惊恐之中。他感到眩晕，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无法置信。他明白自己没有“铲除”赫南德兹。那么政府到底想干什么？诬陷他？如果是那样，赫南德兹又到哪里去了？他“适时地”失踪难道不是很可疑吗？他应该如何对充满疑问的法官解释呢？政府又握有什么证据呢？

10月4日星期一，迪斯芬诺去找罗斯纳。在迪斯芬诺再次提醒明白真相的重要时，罗斯纳终于答应和迪斯芬诺去见路奇。这将是关键性的会晤。让身为律师的罗斯纳同意陪同迪斯芬诺前往是很重要的，只有他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

设计陷阱

我们回到罗斯纳与路奇会面的场景。路奇在那天的会谈中没有录音，算他好运；对罗斯纳而言就是个不幸了：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逮到机会搜查路奇身上是否携带录音机，确定没有之后，他们开始讨论赫南德兹的案子。他们所谈论的这段话，成为整件案子的主要争点，因为路奇和罗斯纳的证词差距甚多。

在罗斯纳的版本里，罗斯纳询问路奇失踪的赫南德兹的消息，路奇回答说他在检察署的朋友说：“他们认为是你间接干掉了这个人。”“太荒谬了！”罗斯纳咆哮着。路奇说：“但是他们的情报指出这个人已经被谋杀，他们正在搜集证据以及证人，证明就是你杀了他。”路奇同时也警告罗斯纳，政府正准备要撤销他的保释。路奇说他愿意帮任何忙。罗斯纳回答：“告诉我们任何你听到的消息。”罗斯纳与迪斯芬诺一起离开，迪斯芬诺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所回报。”罗斯纳拒绝了。”我不认为有什么应该回报的。得了吧！门儿都没有。”这次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路奇的版本则是这样的。罗斯纳要他从他的朋友那里取得不利于他的证词副本。迪斯芬诺告知路奇罗斯纳想获取的东西。路奇说他的朋友已经尽了全力，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所以最好给他点回报。之后罗斯纳与迪斯芬诺离开了一会儿，罗斯纳掏出400元交给迪斯芬诺。他们回来时，迪斯芬诺说：“我这里有‘4’沓钱。”接着从桌下递给路奇一沓钱。路奇以为是4000元，发现只有400元后颇为不快。他对罗斯纳说：“我的朋友所做的不止这些。”罗斯纳说：“等他拿到我想要的之后，还有更多。”显然路奇和罗斯纳对于首度会面的说法有极大的差异。如果罗斯纳是对的，路奇让他相信他因涉嫌杀害赫南德兹，所以他的保释将很快被撤销，然后路奇则提议帮忙取得特定资料。如果相信路奇的话，那就是罗斯纳想获取特定资料，也愿意支付代价。陪审团究竟该相信谁，是行贿的律师罗斯纳，还是堕落的警探路奇。

接下来的几次会面都没有被录音。迪斯芬诺同意让路奇拿到3500元；但是迪斯芬诺却告诉罗斯纳需要5000元，各付2500。如此一来，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只要各付500就能取得他们想要的消息，罗斯纳则必须拿出2500元。

收网

最后，检察官基于两个原因，终于决定要路奇在露基洛餐厅见面时携带录音机。首先，这种谈话已经进行多次，也搀杂着金钱的交易，所以这些人应该已经彼此熟悉，路奇一般不会再被搜身。再者，从法律观点来看，那些被设计的被告在未录音的会面里已经上钩，路奇没有必要再说谎、威胁、欺骗或劝说。现在打开录音机很安全，因为被录下来的将是犯罪证据本身，而不是如何设圈套、诱惑以及上钩的。

选择初见面吋“设圈套诱人犯罪”的部分不录音，而是在堕入圈套的被告提供犯罪证据时才录音，这是很常见的手段。这对被告而言极不公平，但是设计圈套的人则会以安全为由辩解。这个手段可以使被告无法对陪审团证明他起初如何抗拒警方诱陷，而政府却持有确凿的犯罪录音证据。有了这种证据，陪审团通常很难作出无罪的判决。

在露基洛餐厅的会谈中，路奇先谈到将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对消息来源感到满意。路奇告诉罗斯纳，政府对他提出的伪证控诉并不充分。”他们自知所握有的消息不多，所依靠的是之前或之后所发生的犯罪行为。”罗斯纳听了此话之后，如释重负地说：“那就是什么都没有啰。”路奇告诉罗斯纳，政府已经询问其他可能出庭作证的证人，但什么都没有得到。

罗斯纳接着讨论失踪的证人赫南德兹。

罗斯纳：“他们说赫南德兹被杀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被除掉了……你告诉我说，他们认为是我做的。”

知道自己被录音的路奇，立刻否认自己曾告诉罗斯纳说政府认为是罗斯纳加害赫南德兹。

路奇：“不，不，他们并没有说我们的人被除掉了。”
罗斯纳：“因为我确实没有做。我不知道，我相信你……”
路奇：“……他们是说，根据我的朋友的说法，他们确定有人在此案中被杀，因为他们找不到他。”

这段对话似乎支持罗斯纳的说法：是路奇告诉他，政府认为他应该对赫南德兹的死负责。这正是路奇所否认的争点。

最后终于谈妥价码，包括所有资料，并且“保证”不会遗漏任何重要资料，如果有遗漏的重要资料，这3个人“会想办法把钱拿回来”路奇向他保证说：“你已经没事了……所有检察署的人都说你已经没事了。”

罗斯纳问：“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撒手呢？”

路奇回答：“你现今的命运已经由他人掌握着。”

罗斯纳说：“整件事情根本就是胡扯，你得帮我，我们是无辜的。”

话题接着转到哈莱姆区某些警员遭逮捕的案子。路奇问罗斯纳是否愿意为他们辩护，又打算如何赢得这个案子。罗斯纳讽刺地回答说，他会采用“设圈套诱人犯罪”这样的辩护。他并解释“设圈套诱人犯罪”法理上的非法性和“预先已有犯意”的例外情况。路奇崇拜地回答：“喔！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希望你成为我的律师。”

路奇和迪斯芬诺用餐后去洗手间，迪斯芬诺数了几张百元钞票给路奇。

这次谈话约在午夜时结束，路奇马上到萧的住处去听录音带。音质很差，背景满是意大利音乐、笑声，别人的谈话声压过了他们的声音，静电也不断地发出干扰声。路奇和萧尽力想找到罗斯纳提出贿赂的具体证据。在听了一段混乱的谈话后，路奇喊道：“这就是了，听到了吗？”怛是萧却无法清楚听见什么。

他们反复地听，放到第六遍时，萧终于听到自己期待已久的谈话。他大喊：“我听到了，这次我可听到了，那是他的声音，那就是他。这里，这里。”萧不禁窃喜，鼓掌叫好：“我们总算逮到这个兔崽子了。”

但是录音带的内容仍嫌模棱两可，萧想要取得更清楚的行贿证据。他们于是再安排了两次会面，在曼哈顿下东区一家有犹太风格的达顿餐厅。我对这里的环境和食物都非常熟悉。我父亲所经营的杂货店曾位于同一条街上。在那家餐厅里，我个人最偏好的是肝杂碎、三明治、洋葱圈以及布朗牌汽水。（见识浅薄的人可能无法了解犹太式的餐厅怎么会供应肝杂碎这样的食物。他们忽略了犹太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这道食物是由长豆、茄子、蘑菇、碎核桃以及煮得很熟的蛋制成。）

然而，在达顿餐厅的会谈并没有录音存盘，也无法找到犯罪证据。政府提出对罗斯纳不利的贿赂证据，必须仰赖模棱两可、不够清晰的录音带，以及路奇的证词。在最重要的议题（诱陷）上，全是路奇的说法，再加上录音带相应的部分；罗斯纳的据理力争，也必须依靠录音带的其他片段。

路奇的脱身

路奇完成了罗斯纳的任务后，仍持续与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碰头，他仍想卖给他们关于其他对象的消息。斯克波特的另一个计划是放话给某个大毒枭，告知他政府握有足以判他有罪的录音，要换取这个证据的代价是5万美元。透过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这个毒贩找到路奇。他们都同意由路奇提供录音带副本给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再由这两个人来确定其真实性，如果无误就可以5万元交货。路奇将录音带从他车上拿到拉玛提纳的车上。拉玛提纳向他要个盒子或信封装录音带，路奇在车上找到一个看起来空空的厚信封袋，他把录音带放入信封中给拉玛提纳。

这个信封正是让路奇密探身份曝光的开始。那个信封中的角落塞着一张泄漏秘密的纸条，也就是斯克波特给TPFF-I的备忘纸条，要求他提供拉玛提纳、迪斯芬诺和布来斯3个目标的资料。TPFF-I是路奇在调查案中的代号。

拉玛提纳拿了装了录音带的信封回家，但他一直没有听过这盒录音带。当他抽出第一卷录音带时，那张揭露秘密的小纸条掉了出来。拉玛提纳看了之后，惊恐万分地打电话给迪斯芬诺。他俩决定与尚未起疑的路奇来个最后的晚餐。

在餐厅里，迪斯芬诺怒视路奇，将纸条扔给他。路奇马上明白了自己的疏忽，也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面临危险。他无法捏造任何具说服力的说辞。他本能地把过错推到一个叫做史丹利·格莱兹同伴的身上。“我一看到这个犹太家伙就知道他是个坏胚子。”但是拉玛提纳和迪斯芬不相信。他俩要路奇跟他们去那个家伙的住处，并搜查路奇身上是否有装窃听器。路奇当时则后悔没有携带通话器，不然路过的救兵（两个国税局的探员，以及纽约市立警局的警察）就可以听到他们的对话。救兵当时正开车环绕此区，却完全没有料想到，路奇和两个熟悉的伙伴的会面有了危险。

路奇认为最好的脱身方式就是恫吓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麻烦大了，”路奇说。迪斯芬诺转向携带枪支的拉玛提纳，命令他杀死路奇。路奇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勇气十足地告诉他的攻击者，好几位带机关枪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等候在外。他又告诉他们，他可以从中斡旋。路奇建议他们离开餐厅去外面谈，他尽量使自己进入接应者的视线内。他们走到外面去，路奇便疯狂地搔起头来（事先说定的求救信号）但是接应小组仍不见踪影。迪斯芬诺又开始胁迫他，他说外头根本没有带机关枪的探员，路奇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们要是杀死路奇，难以被证明的谋杀罪总比罪证确凿的行贿控诉好得多。正当此时，支援小组的车子出现在转角。车里的警员看见路奇搔头，但他并不十分确定。这位警员不想让卧底的路奇面临危险，万一他只是因为痒而搔头的话。这位警员将手伸入枪袋，走向路奇，若无其事地询问：“喂！我是不是认识你?”路奇至此终于松了口气，命令警员逮捕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将他们带回检察署。

当路奇把迷惑且惊恐万分的两个人拖回去时，斯克波特和萧正在等待他们。萧告诉他们路奇已经录下他们数次的会面的谈话，这个案子可是铁证如山；他俩惟一的希望就是和政府合作，成为指证罗斯纳的政府“线人”经过几个小时的交涉后，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终于考虑合作。他们也发誓不告诉罗斯纳路奇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会告诉罗纳斯，他们已经是政府的线人。以上条件谈妥后，他们被放走了。

此时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了解到他们的命运已操纵在政府手里，他们让自己的罪行完全暴露在“友人”路奇面前，路奇则尽责地为联邦检察官录下一切。拉玛提纳和迪斯芬诺除了同意继续为政府当密探之外，没有任何选择。斯克波特把条件订得非常清楚，他们能够提供越多罗斯纳在其他案子里的情报，就能得到越多的“回报”。此时仍被蒙在鼓里的罗斯纳，正为自己极有可能胜诉的赫南德兹伪证案充满自信。1972年1月24日，在与路奇的会面被录音3个月后，罗斯纳的律师说服査尔斯·梅兹纳法官驳回这个伪证案的上诉，因为政府违反了被告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快速审理权”，在起诉后超过一年还没有开始审理。原因是因为政府的主要证人赫南德兹下落不明。

罗斯纳很高兴地离开梅兹纳法官的法院，志得意满地准备重新执业。他几乎已经忘记3个月前与路奇的晚餐会谈。他从那位警探友人身上所获得的资料对他毫无帮助，也不再需要，因为伪证案已被驳回了。

那天罗斯纳并未注意到有其他的检察官在离开法院时，也面带微笑，他们心知他们真正要对付的是美国法院的大肿瘤。伪证案诉讼的正式驳回根本不重要，那个案子本来就很薄弱，其真正目的是作为堕入路奇的圈套的诱饵。

梅兹纳法官驳回伪证的指控两个月后，本案的5年期限便已届满，政府也终于找到赫南德兹。他毫发无伤，好好地住在墨西哥市。政府要他回到纽约，想通过赫南德兹起诉罗斯纳。但是梅兹纳法官拒绝推翻他驳回本案的裁定。

政府也还没做好准备以行贿罪起诉罗斯纳。路奇当时也还在为其他重要的案件卧底，如果要公开起诉，罗斯纳就势必得曝露路奇的身份。但是路奇的掩护身份却越来越危险。巴克斯特街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躲着他。

1972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和《每日新闻》终于揭露了警探罗伯特·路奇因扮演一个贪污腐败的警察而诱陷了司法系统中许多重要的角色。罗斯纳看到头条新闻时脸色苍白。原来那是个圈套，而他身为本地最精明的律师，居然惨遭暗算。

事情露馅后，路奇立即受到严密的监护。最后他和家人在卡兹基尔山中私属的度假屋重聚。（没有人知道他在山里的别墅，也许是因为以纽约市警探的薪水，却拥有两间私人的房子，可能会引人侧目。）小屋24小时被警戒，路奇除了需要出庭作证之外，其他时间都待在那里。他在纽约的歇脚处则被迁至离自由女神像不远的总督岛上的军营。

第二个圈套

6月底，路奇的第一件大案子——埃德蒙·罗斯纳被控行贿——由艾德华·萧呈递给大陪审团。不久，律师罗斯纳、保释官迪斯芬诺以及探员拉玛提纳都被起诉。罗斯纳整个人崩溃了。他和有身孕的南西如何面对这个残酷的考验？他和其他的被告一样，向共同被告寻求安慰。毕竟他们有相同的处境，了解彼此的感受。他们面对的法律问题是相同的；此外，协调彼此的辩护对他们也很重要。然而，这个精明的律师再度落入圈套。罗斯纳没有发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也是政府的线人，处心积虑地想取得他的情报，以便赢得检察官的好感。

从报纸首度报道路奇密探的调査故事之后，伪装不知情但暗中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罗斯纳及其夫人，以及他们聘请处理路奇案的律师艾伯特·克莱格便开始会面。案情的每个层面都被讨论：包括诉讼的策略、预审的动议、可能的辩护、对于路奇背景与可信度的调查、交叉询问时的有利说辞，以及如何解释录音带中自陷于罪的陈述。罗斯纳完全没有料想到这些秘密的而且合法的讨论，也有政府线人的参与。

随着审判的接近，检察官开始向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询问与罗斯纳有关的情报。由检察官罗伯·莫维洛负责这些面谈。莫维洛注意到，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从罗斯纳及其律师的密谈获得情报的行为，会对罗斯纳及其律师的保密权利造成非法侵扰行为。为了不让他们的案子陷入困境，同吋又能确保从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获取最多的情报，莫维洛采取两项防备措施。首先，他建议迪斯芬诺和拉玛提纳不要主动提供任何罗斯纳以及其律师之间的讨论情报。再者，他也不打算保留与迪斯芬诺及拉玛提纳每次会谈所获得的情报。没有录音带、笔记或摘要整理。没有记录的留存，给了检察官“可否认性”的权利，也就是可以否认某事实而不会有任何有力证据反驳他们。

莫维洛以及其他的检察官，从他们的双重间谍那里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握有这些情报、录音带以及路奇（还有竞相以头条报道的媒体），检方于是以行贿未遂罪起诉埃德蒙·罗斯纳。法院推出听审的法官是阿诺·包曼，前那普调查委员。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政府计划通过路奇和他握有的录音带起诉罗斯纳。（审判前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认罪，但没有任何一方出庭作证。路奇和罗斯纳稍早的会谈并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政府所指称的行贿，就是在那些会谈中。另外，被告也指称圈套正是在那些会谈中布下的）。政府就只能依赖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检察官知道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路奇的人格因其先前的3件罪行已经有了污点。陪审团要相信承认曾经行贿的警员，还是相信否认曾经犯错的律师？

但是检察官没有别的选择：法律明确要求他们对被告律师开示事证，告诉他们路奇承认的贪污行为，好让辩方律师准备对原告的重要证人进行询问。被告方知道了路奇的贪污丑闻后，特别要求政府公开他的贪污历史。路奇获悉后，感到很惊恐：他不想对公众曝露他的贪污历史。

开庭前夕，路奇让协助莫维洛审案的助理检察官艾略特·萨格大吃一惊，他宣称自己将在开庭时否认所有先前的罪行。惶恐的萨格提醒他，他曾对斯克波特说过的话。路奇则说他被“耍了”。斯克波特与萧前来说服路奇，他们劝路奇必须透露他向斯克波特承认的3项罪行。

斯克波特和萧劝说路奇承认那3项罪行的同时，察觉到路奇事实上还有更多的罪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路奇在罗斯纳案当中掩盖其他罪行。检察官和路奇共谋作伪证，正是我们上诉时的焦点。

这些检察官早在1971年春天时，就已经知道路奇更多的罪行，那时候路奇刚开始为联邦检察官工作不久。路奇告诉萧说，几年前他曾对某个毒贩在无搜查证的情况下进行搜查。膂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任何毒品，却找到一些现金。那些警察们便瓜分了这些钱。非法入侵再加上窃取钱财，构成重大的盗窃罪和侵占罪。（即使受害者没有报警。）即使金额很低（路奇说只有 200元）也不能降低罪行的严重性。毕竟，那些警员拿走了他们发现的每样东西。

路奇当时的另一项任务是调查一起谋杀案。该案主要嫌疑犯是毒贩理查德·劳伦斯，又名巴伦，他是路奇的主要毒品交易线人。斯克波特让路奇秘密录下他和巴伦的对话。这些录音对路奇调查的谋杀案毫无帮助，却暗示着路奇和巴伦两人接受毒贩贿赂。路奇问巴伦说：“能否在你没有得到好处的情况下弄出一个案子来？”路奇又说，控制局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他们要逮捕毒贩前知道你会有油水可捞。

最后，斯克波特、萧以及美国检察署的惠特尼·席莫尔在和路奇合作期间，又发现路奇涉及另一起重大犯罪。那是在两年前，路奇和同事正在布朗克斯区调查疑是毒品交易的案件。警方在怀疑藏有毒品的廉价百货商店里进行窃听。当警探们后来听到这卷录音带时，他们意外地听见一个有意大利口音的男子和店主的通话，说要送几百台抢劫来的电视到他的店里。货车马上就到了，所有的货被卸下来。但是有个便衣警察（与毒品调查无关）在那时走进了这家店。他看见所发生的事情，立即向当地警局总部报告。10分钟内，店内出现50个警察，逮捕了店主和匪徒。接下来的几分钟，好几辆私人汽车（福斯汽车、旅行车）到达了。原来是管区警员开着自己的车来，把电视机装进车：警察们排队拦劫电视机。电视多到管区警员搬不完，有些警员将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打电话告诉其他管区的朋友。对很多警察而言，不幸的是他们所拨出去的电话正是从这家被监听的商店打出的，这些重大罪行全都被录在路奇的录音带里。

路奇了解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之后被吓坏了。他如果把录音带交出去，他的同事们就得面对制裁。他和其他的探员决定把同事盗取电视机的声音部分消音。这个掩护举动构成阻碍司法之共谋罪、隐匿重大犯罪以及伪造证据等罪行。

然而事情还没结束。两年后，布朗克斯区的毒品交易案开庭审理时，路奇已经开始为联邦政府工作，他与其他3个警员私下同意否认录音带消音的事。他们编出一个故事（让人联想到白宫的美国总统），声称录音带里的空白和遗漏部分是机器故障的问题。路奇毫无顾忌地告诉地方检察官，录音带中的空白是因为机器故障。地方检察官询问这些警探，他们是否准备好隔天开庭时宣誓作证说“录音带没有被伪造”。全部的人包括路奇在内都同意要宣誓作证。他们都知道自己共谋伪证。

布朗克斯区毒贩案开庭前一天，路奇把事情始末告知斯克波特和萧。萧告诉惠特尼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前往布朗克斯区，想说服检察官不让路奇和其他警员出庭作证。检察官同意了。第二天，布朗克斯区案子的被告被告知要撤回对他们的重罪起诉，只要他们协商认罪，承认较轻微的罪行，他们欣然同意。检察署费心避免路奇在法院里犯下伪证罪，但却无法避务其他更严重的罪，当他和其他警员私下同意掩饰洗去的录音带之事并且对地区检察官说谎时，就已经构成共谋伪证罪；此外他们也共谋妨碍司法，以及对执法机关说谎的罪。即使路奇对萧坦承这些罪行可以免除这些共谋罪，也无法免除他两年前犯下的罪（和同事洗掉部分的录音带，并且默许同事们不必为盗取电视机接受法律制裁）。

审判罗斯纳

当路奇准备好承认他先前对斯克波特交代的3项罪行时，检察署里许多检察官，包括检察署长本人，都很清楚路奇还有其他的罪行，他并不愿意这些事在罗斯纳的审判中被揭露。其中，删除部分的录音带以及共谋说谎尤其无法辩解。这些事情的揭穿，将让陪审团了解政府的重要证人曾伪造证物以及意图在证人席上撒谎，这些历史和罗斯纳案子有直接关联。

检察官与被告辩护律师都十分清楚这件案子的成败，全赖陪审团相信哪一方。录音带是断章取义且模棱两可的，如果缺少了路奇的解释（尤其是没有录下早期的关键性会谈），光靠这些录音带实在无法作判决。另外，当陪审团知道路奇曾对录音带动过手脚之后，他们必然会对录音带内容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至少怀疑证物的完整性。

审讯如预期中进行。莫维洛要路奇重述他和罗斯纳的每次会面，陪审团聆听录音带，路奇由罗斯纳的审判律师克莱格对他所承认的3件罪行交叉询问。克莱格非常努力地想让路奇承认他的其他罪行。路奇坚决否认，他反复宣称那3件案子（最后一件发生在5年前）是他有生以来所犯的罪。此外，他认为自己的这3件过错乃是出自于维护无法自保的受害者免于遭到其他腐败警员的摧残。路奇作证，这些受害者都认为“他是他们惟一能依赖的清流……作为他们的中保，给他们公平的对待”。路奇坦承他在这3件贪污案中拿到的回扣总额在5000〜 6000美元之间。在严厉的询问中，他否认在审讯期间或之前曾作过伪证，不曾从消息来源者手中获取利益，也不曾贩毒。

政府的缄默

当萧听见路奇起誓作证说，自己除了承认的那3件案子之外，不曾犯下其他的罪时，心中是怎么想的？揣摩萧的心理不禁令人兴味盎然。难不成他已经全然忘记路奇对他坦承的盗窃罪？他难道不知道路奇和巴伦关于毒品交易的自陷于罪的对话吗？他怎么可能会忘记最近在布朗克斯案中共谋的录音带消音，而这录音带和正在进行的审判有极重大的关联？他原本应该负责揭露路奇过往罪行的，为什么没有提供与犯罪相关的情报呢？

但是爱德华·萧让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他忘记路奇的罪。对于萧的行为最合理的解释是，他认为自己在说服路奇承认先前的3项罪行时已经遇到不少麻烦；如果再对他施压，有可能造成沟通的决裂。为了保住自己的重要证人，握有对付罗斯纳的胜算，萧事实上可能己经决定违法，为了更高的正义而忘记路奇所承认的罪行，默许路奇作伪证。当然，萧也有可能完全遗忘那些额外的罪行，或甚至是不知道那些是犯罪。但是这些听起来太匪夷所思了。

政府不仅想在法院里把路奇塑造成打击贪污的英雄，检察官也特意做了许多公关活动。开庭前几天，莫维洛花了很多时间与媒体打交道。检察署长惠特尼·席莫尔甚至在路奇的身份被揭露前和《生活》杂志接触，提供他们路奇调查案的独家报道故事。此类由检察官操控媒体的方式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它可能造成陪审团成员的偏见，但是席莫尔却鼓励这样的做法。席莫尔后来遭到批评，却是因为《生活》的访问在审讯结束前让路奇的身份曝光了。《生活》将路奇描绘为诚实而且有同情心的警员，虽然扮演掮客的身份，却从未涉及勒索或毒品交易，并且对那些利用职权盗窃的警员感到不屑。而《纽约时报》则在介绍路奇的档案时说：他是关心毒品问题且出污泥而不染的警察。

审讯时检方向陪审团保证罗伯特·路奇在1976年之后就开始循规蹈矩地做人，而路奇对于先前行为坦白且痛苦地交代，也使得他在罗斯纳案的证词罩着真实的光环。检察官莫维洛不断提醒陪审团他的主要证人绝对诚实。

警员路奇绝不曾被指控说谎，因为他从不说谎。

罗斯纳为自己作证。如所预期的，他对那些未被录音的重要会谈的说法和路奇的不同。如果罗斯纳的证词被采信，显然他是被政府说谎的特务诱陷的傻子。如果他们相信路奇的话，认为罗斯纳才是那个始作俑者，路奇则是被迫贩卖情报的供应者。莫维洛让陪审团来处理他们的可信度的问题：“说实话的究竟是罗斯纳，还是有录音带作为证据的警探路奇呢？”莫维洛特特别强调那些在露基洛餐厅未被录音的会谈。“10月4日的谈话非常重要。如果接受路奇的说法，罗斯纳就有罪。”

包曼法官同意此案取决于陪审团到底相信谁。他指示陪审团说，路奇和罗斯纳的说法“在重要争点上有极大的差异，可以想见本案的冲突不在于遗忘。两个版本不可能都是真的”。

经过6个小时的商讨后，陪审团告诉法官，他们决定“自己去询问路奇与罗斯纳关于从9月30日到10月4日的对话的不同版本的解释”4个小时后，陪审团给法官包曼一张纸条说，有个陪审员在坐地铁时曾经无意间听到一番议论，在对话中，路奇被形容是贪污了 9〜11年的警员。陪审团想知道他们可否将这一点列入考虑。这个请求使莫维洛十分震怒。他跳起来要求包曼法官“尽全力”忽略这种道听途说，因为任何主张说路奇所犯的罪行不止这3项的说法，都“有损政府名誉，并与警探路奇的证词不一致”。包曼适当地指示陪审团忽略关于路奇的谣传。

没有多久的时间，陪审团便带着罗斯纳有罪的判决回到法庭，5项罪行被起诉有罪，两项无罪。

罗斯纳虽然很沮丧，却非常坚定。审判后几天，他找到若干海洛因毒贩，他们宣称知道路奇曾经与毒品交易牵涉甚多。他的律师申请再审；那些可怜的毒贩被带到证人席作证。包曼裁定那些人的证词不值得相信而否决了申请。

巴伦出场

正当再审申请等候裁决时，检察署又有个神秘的插曲。罗伯特·路奇主要的毒品交易线人理查德·劳伦斯（巴伦）（路奇曾和他在自陷其罪的录音带中讨价还价）向曼哈顿的地方助理检察官提起路奇几年来好几次提供给他海洛因贩卖，然后加入分红。（显然劳伦斯为了钱的事情和路奇分赃不均，他开始试着讨好地方检察署。）劳伦斯所提供的消息正是罗斯纳试着想证明，而路奇不断否认的。地方检察署将这个情报上报到联邦检察署。莫维洛被指定去调查这些情报的真伪。如果属实，路奇在罗斯纳案中的伪证罪便昭然若揭，而罗斯纳的罪行在认定上就会遇到困难。

莫维洛是在1973年1月初得知此消息，并被指派任务。当时，罗斯纳的审判律师正准备以那个毒犯的证词申请再审。

巴伦的情报和毒贩的证词很接近，但是更为重要，因为：巴伦既非贩毒者，也不曾碰触毒品。且他是政府层次很高的线人，政府在许多案件中都曾担保过他的可信度。缉毒组每年要付给巴伦5万元的薪水换取情报。警方视他为“杰出”的线人，他所提供的可靠消息正是“路奇所有大案子的来源”。另外，他的消息来源并非出自于谣言或道听途说，那是来自和路奇数年来的直接交易，有确实的名字、金额、日期和地点的证据，简言之，这正是成功的再审申请所需要的重要证据。

巴伦的情报让莫维洛陷入困境。他刚庆祝自己打垮了罗斯纳，现在却可能变成白费力气。莫维洛对这个新情报并不惊讶，在罗斯纳判决后的庆功宴当中，他就曾警告路奇“对罗斯纳而言还未结束。别忘了，你只承认3项渎职的罪名”。他建议路奇对于根据其他罪行的新证据而申请再审要有心理准备。

据莫维洛身边的人说，对于巴伦的指控，他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报纸将如何报道？他在法律界的地位会受什么影响？莫维洛曾喃喃自语：“如果那是真的，我们的案子就全玩完了。”

作为检察官，莫维洛应该对辩方告知有这个重要的证人，让辩方自己去作调查，但是他却决定私下侦讯，希望能证明巴伦说谎，而路奇所言皆实。

莫维洛所作的“调查”非常粗糙。巴伦提供了两个曾和路奇进行非法毒品交易的毒贩的情报。包括他们交易的地点、住所，还有其中一个人的电话，他另外也说有个地方助理检察官可以指认且找到他们。莫维洛的调查没有去确认或找寻这两个毒贩，甚至没有打任何电话，也没有和助理检察官联系，后来我们做这些事情只花了几分钟。

巴伦也告诉检方，他给路奇3辆车，作为路奇提供毒品的部分报酬，巴伦并提供文件证明车子的转让。莫维洛问路奇此事，路奇给他一份在1971年9月金额为400元的作废支票。路奇声称这张支票可以证明他至少付了一辆福特旅行车的钱。但是这张支票经过仔细察看后，发现完全相反的事。那辆福特是1972年春天才转手给路奇的，也就是路奇开出支票的几个月后。1971年9月，在支票被开出时，路奇还没买下那辆福特。他是在1971年10月28日，以1100元购买的。但是莫维洛却十分满意路奇的证明，关于车子的调查就此停止。

莫维洛最后决定要对巴伦（而非路奇）进行测谎。他没有采用和政府长期合作的纽约测谎公司，而找到位于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新公司（此公司在几星期内便宣告倒闭）。测试结果模糊不清，几位颇具名声的专家分析过这些测谎后作证，“这些测谎不足以下任何断言”说明巴伦说谎或是他的话不实在。但是对莫维洛而言，这已足够。他遽下论断说巴伦的指控都是在说谎，所以调查可以到此结束。

莫维洛同时打算不让罗斯纳或法庭知道这些调查或是巴伦的指控，甚至是这个人的存在。包曼法官驳回再审的申请，认为证人所提出关于路奇参与毒品交易的指控不足采信，但是他也暗示，如果这些证据具有可信性，他们早就会慎重提出的。莫维洛安静且满意地回到座位。

判决

再审申请被驳回，判决罗斯纳的时候到了。在某些州里，法官在陪审团判决有罪后就会立即判刑。而在联邦法院，在认定和判决之间有几个星期的间隔，让联邦缓刑部门（独立于法院外的部门）准备关于被告过去的历史以及有改过自新可能的报告书。许多法官都相当重视缓刑部门的建议，他们有独立于检察体制的监狱学家。裁决当天，罗斯纳得知包曼法官拿到两份关于他的报告。一份来自于缓刑部门，另一份则出自罗伯·莫维洛所领导的检察官办公室。莫维洛违反正当的法律程序，在宣判的两个月前偷偷递给包曼法官一份备忘录。莫维洛没有告诉被告律师他违反规定的异常行为。包曼法官也没有告诉被告律师说他收到这份备忘录。

在法官进行宣判前几分钟，莫维洛交给罗斯纳厚厚一沓备忘录，全是损害罗斯纳名誉的谣传。例如，联邦检察署的助理说到某件案子（当事人的名字他记不得了），他相信罗斯纳曾经诱使证人作伪证，虽然他也承认自己“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这个可能性”。

包曼法官告知罗斯纳的律师，他在判决时会考虑莫维洛的报告。克莱格则要求休庭调查以及确认这些指控。包曼驳回这个要求，判罗斯纳5年刑期。在联邦法院，贿赂罪的刑期大约是1年半到2年，即便是检察官或法官犯罪也是如此，看来，莫维洛的报告的确影响了包曼法官的判决。

调査和上诉

当罗斯纳聘请我代理他的上诉辩护时，他自知这并不是简单的诉讼案件或辩论。“路奇是纽约市最腐败的警察，我们只是还无法证实，但是在我们能证明他宣称只犯过那3件小罪的证词根本是放屁之前，我们绝不能停手。”

我们决定双管齐下。我准备上诉的申请，罗斯纳则负责路奇贪污报告的调查。我们希望借着上诉或是新事证的发现推翻对罗斯纳的判决。

上诉将提出三个问题：第一，路奇非法诱使罗斯纳犯罪的证据是否成立；第二，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纳同意和检方合作后，他们与罗斯纳以及其律师的会面，是否已经侵犯了罗斯纳和他的律师的秘密沟通的权利；第三，包曼法官对于莫维洛判决报告的考虑，是否违反法律的正常程序。此时我们还不能提出路奇作伪证的问题，因为尚未取得路奇犯下其他罪行的确实证据。

1973年7月，我代理罗斯纳的上诉辩护。9月，上诉法院意见一致地宣布判决。他们认定本案争议之处在于路奇或罗斯纳的可信度问题，而包曼法官在当地让陪审团决定要相信谁。陪审团选择相信路奇，所以，“设圈套诱人犯罪”的辩护无法成立。

就侵犯罗斯纳的法律咨商的隐私权问题，法院虽批评检方允许迪斯芬诺及拉玛提纳在同意与检方合作后仍继续参与这样的会议，却也不认为有侵犯被告或窃取机密之嫌。

在量刑方面，法院认为包曼法官过于相信莫维洛的报告而犯下了错误，并且没有给被告正当的答辩机会。5年的刑期被撤销，并且要求由其他没有成见的法官重新判刑。

这算是部分的胜利，我们确定刑度会被减轻，但是罗斯纳更期待辩护的机会。我们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审的同时，仍在搜寻真实的路奇在纽约街头的犯罪证据。

国王对上王子

罗斯纳聘请了私家侦探法兰克·金{35}，他是前纽约市警察，十分清楚纽约市街头的贩毒情况。有一天，当我在剑桥的办公室准备罗斯纳案向最高法院的上诉时，罗斯纳来电要我立刻赶到纽约。“我们挖到宝了，”当我抵达南西·罗斯纳位于百老汇的办公室时，他们夫妇和法兰克·金都在微笑。金劈头就问：“教授，你看不看电影？”困惑的我回答：“当然！”

金说：“那你曾看过《霹雳神探》吗？就是叙述一位缉毒组的警探波比耶·道利如何侦破以马赛市为基地的海洛因交易，并查封了价值数百万元的纯海洛因的故事。”

“嗯！我看过啊！道利是由金·哈克曼演的嘛！”

“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海洛因怎么处置了？”

“不知道。不就是销毁或是存放在某处吗？”

金这时略带挑衅地问我：“如果我说它们都被‘回收’到街头上呢？”

我答：“电影里可没有这段。”金说：“然而这却是事实。所查获的违禁品就从警察局财产保管处被偷走。7000万的海洛因。有史以来最大的盗窃罪。毒品最后流回街头重新交易。”

我天真地问：“谁可能拿到这些毒品？”

金回答：“当然是警察。要不要猜猜看幕后的主使人是谁?”

不等我回答，金就用力吼：“罗伯特·路奇！”

“可以证明吗？”金低声说道：“还不能，但是不会太难。我们先和路奇在街头交易毒品的人联络上。如果我们真能找到他，就稳操胜券了。”金把这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这个名字对我或是罗斯纳并不陌生，他就是巴伦。

我鼓励金继续他的搜寻。如果我们能证明路奇在最近的时间内曾犯下这么重的罪，就可能得到再审的机会。在我们向最高法院请愿的同时，金便寻找神秘地自出没地点消失的巴伦。

他消失了好几个月。最后，罗斯纳聘请搜寻失踪人口的专家约翰·马克纳里，此人曾是纽约警察局侦探。马克纳里约谈了四十几个人，摸索了多条线索之后，终于在纽约州的小镇斯宾赛找到巴伦，这时已是莫维洛否认他的证词使包曼法官否决了重审申请几近一年之后。

询问巴伦

巴伦就像罗赛达石版（1795年于尼罗河畔发现的石碑，有助于了解古埃及文字），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所有关于复杂过去的谜。他知道路奇的每一件事。在长达5年的时间，他曾经是路奇的知己，并且就像是路奇在街头的化身。协助我们的琼·贝克，从纽约来听取巴伦的谈话。琼在南西的办公室见到巴伦，他的谈话颇具说服力。他是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脸上留着疤痕。他头戴着大号的白色的软呢帽，身穿长皮大衣，荧光色系的鞋袜、衬衫和领带。精力充沛，引人注目，自然流露出在纽约上城街头求生必要的魅力和自信。开着炫目的敞篷车，后座备有电话。

琼和巴伦谈论了好几个小时他的过去和现况，特别是他和路奇的关系。他讲述了许多欺诈、暴力和贪渎的事。在对立的黑白道之间（警察、黑手党、毒贩、线人和吸毒者），巴伦见证了一切，也从中渔利。

琼问他路奇是否会承认和他相识，巴伦从口袋中拿出几张皱皱的纸：“看看这些，你就会知道‘娃娃脸’是否会忘了我。”纸上有路奇最近曾宣誓证明他和巴伦的紧密关系，以及他对他绝对信任的文字。路奇形容他“牢靠、仔细、够朋友，是可以绝对信任的朋友”。路奇告诉陪审团“我知道巴伦在5年内”从街头査获了近20公斤的海洛因，“救了你们的小孩”。路奇不可能承认和巴伦曾经密切合作过。路奇身为宣誓作证的线人，很难被认为是个说谎的人。事情开始有了眉目。

琼要巴伦回忆路奇在街头让他转售海洛因的人物、时间和地点。巴伦说他们合作好几年了，路奇“每个月数次”提供海洛因给他。他则在稀释后到街头兜售，然后付款给路奇。巴伦还说，“有很多次”，路奇卖给他的海洛因是警方查获的毒品。巴伦也告诉琼，他曾亲眼目睹及参与路奇把海洛因卖给其他零售贩的交易过程。巴伦估计，路奇几年来贩卖的毒品确实数量惊人。如果巴伦所说属实，路奇就是纽约市最猖狂的毒贩。

当琼询问巴伦时，法兰克·金在办公室里外踱步。他叮咛琼要机警一点。”如果罗斯纳像电影《霹雳神探》里的窃贼给逮到了，一定要把这一点记录在你的报告中。路奇犯了罪，我们要找出证据证明。”然而，巴伦对于路奇的角色不是很确定，他只知道路奇有参与，这是街头贩毒圈子流传的，但是他没有证据。金要我们继续施压。

然后，在1974年2月25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刊载：调查人员锁定了39岁的前缉毒组警探法兰克·金，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海洛因和可卡因窃案的主谋，这也正是电影《霹雳神探》的故事背景。

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彻头彻尾的笨蛋。法兰克·金骗了我们，我们也没有再见到他。政府也无法证实金或是任何人偷走了价值7000万元的毒品。但是金还是以共谋伪证、藐视法庭以及妨碍大陪审团调査遭到起诉。几年后，这些控告便被撤回。金因为逃漏税被判刑，他的所得颇低，却能够在毒品失窃事件之后1年就花掉11万美元。而这个毒品盗窃案成为悬案。特别调查该案的检察官始终认定金就是主谋，但是谣传还另有其人。我们无法从巴伦那里得到确实的证据，决定不把这项指控列入他的宣誓书中。

巴伦与王子

1974年3月19日，陪审团判决罗斯纳有罪的15个月后，我们申请重审。申请中附上14页理查德·劳伦斯的宣誓书，列举路奇所涉及的毒品交易且非法获利数10万美元的罪行。我们也呈递我们的调查，强调了劳伦斯的证词。我们要求和路奇及其控诉者面对面地审理。

1974年4月9日，检方以他们的宣誓书作出响应，批评劳伦斯说谎。检方声称，莫维洛已详尽调查过所有劳伦斯的指控，“发现劳伦斯是个完全不可信的告密者”。这是我们首度听到关于莫维洛的“调查”。政府强烈反对重审，他们不想让路奇被传唤作证并接受交叉询问。

那时，莫维洛已离开检察官办公室，美国检察署的新助理被派来协助此案。约瑟夫·杰夫，犹太人防卫联盟案里的助理检察官，主持肃贪行动，路奇的案子于是转到他手上。在我们提出重审动议后几天，杰夫在联邦法庭的电梯内遇见琼。

“巴伦的宣誓书是你写的？”他问。

“我是根据他所说的草拟的。”她回答。（律师例行替证人草拟宣誓书。）

“你知道什么是教唆伪证吗？”他不高兴地问。“劳伦斯说谎，如果你也心知肚明，你就有麻烦了。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得面对大陪审团。”他说着皱着眉头离开电梯。

在收到双方的宣誓书后，包曼法官同意在1974年5月1日下午开庭。那天早晨，当我准备从办公室前往纽约时，接到来自包曼法官办公室的电话。“法官突然有事，庭讯无限期延期。”我们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奇怪，但是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我们根本无从得知在检察署封闭的长廊里，好戏正在上演，包曼法官试图导演这出戏，被告再次被蒙在鼓里。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4月17日，在预定的庭讯两星期前，路奇四处暗示巴伦所说的每件事都属实。路奇害怕事实将被揭露，如果是从另一个人的口中说出来，政府便得起诉他。路奇找杰夫和另一位检察官鲁道夫·朱良尼谈话。他想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假设性地）他曾与线人有毒品交易会怎么样。检察官们回答说他可能会被起诉，但他们会尽量为他辩护。路奇暗示萧和斯克波特让他相信：只要他合作，他们就不对他之前的行为施压。朱良尼摇摇头并严肃地告诉路奇，他成为卧底的那一刻，他所有先前所犯的错就无法避免地会被挖掘出来；即使不会，被告也一定会想办法挖出他的底细。“没有告诉你这件事的人是在误导你。”朱良尼显然在暗指萧和斯克波特。朱良尼要路奇说实话，即便会“推翻对令人厌恶的埃德蒙·罗斯纳的控告”。

路奇最后决定供出一切。多么惊人的自白！劳伦斯的指控原来只是整个罪行的冰山一角。路奇花了几个星期叙述自己犯罪的历史。最后，他贪渎的案件累积成长达84页的卷宗。在他13年的警员生涯中，他犯案数百件，而绝不只是在罗斯纳案中宣称的3项罪行。光从他所承认犯案的惊人数量来看，他可能是历年来纽约市警察局最大的恶棍。罗斯纳的直觉从来就很准确！

4月23日，预定开庭的前一个星期，检方两度通知包曼法官，路奇已经承认之前宣誓否认的数项罪行。包曼法官因此宣称身体不适，将审讯延期。

当时我们无从得知检方是否愿意透露关于路奇的看法。5月2日的《纽约时报》率先报道说，路奇对联邦检察官坦承除了在罗斯纳案中所承认的罪行外，其实还有更多的犯罪记录。 《纽约时报》认为路奇的自白是肇因于州检察官和联邦检察官的荒谬争论，最后导致州检察官控告联邦检察官的史无前例的诉讼。

在路奇开始他马拉松式的自白之后，联邦检察官便对他保护性监禁并展开盘查。联邦检察署两天后告知州肃贪特别检察官莫瑞斯·纳迪里关于路奇全然不同的供词。纳迪里要求会见路奇，因为路奇已经在好几个州的案件中出庭作证，也包含罗斯纳案。联邦检察署则拒绝让路奇在完成侦讯前交给州政府。纳迪里因此指控联邦检察署涉嫌隐瞒情报，“为了阻止罗斯纳的再审申请，而禁止路奇透露他的情报”。《纽约时报》报道说，“有消息指出，检察署不愿意让警探路奇说出任何有可能改变罗斯纳审判的事情”。

纳迪里提起诉讼，以迫使联邦检察署和他们“分享”路奇的供词。这个公开提出的告讼首次揭露路奇的认罪。联邦检察署怒不可遏，认为纳迪里应该在“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起诉，也就是说，秘密地提出，这样媒体（以及罗斯纳）才不会知道。

这个诉讼成为头条新闻。毕竟，肃贪的州检察官因为警察的贪污和伪证到法庭控告联邦检察官，这种情形并不常见。我兴致勃勃地连续旁听了几场听证会后，联邦检察署终于赢了。他们被允许继续侦讯路奇，州检察署不得干涉。

联邦方面的侦讯长达数星期。这时传出路奇背叛密友和同事的风声。5月21日，路奇在缉毒组的同事威廉·考第用配备的左轮手枪射击头部自尽。他自杀前曾接获路奇的电话，说他正在接受联邦单位的侦讯。

一个星期后，我代表罗斯纳对联邦检察署提出起诉，要求直接接触路奇和他最新的情报。

包曼法官否决我的要求，但是排定7月1日开庭。“庭讯日期不会延缓，你们会了解为什么。”他接着宣称自己即将在8月15日退休，开始私人执业。他想要在退休前审理这个申请。在他开始当法官时，罗斯纳案是他法官生涯中的大案子，所以在他开始私人执业前，他也希望可以结案。在准备开庭的期间，我们得知最高法院否决了我们诉讼文件调取的申请，但不排除地方法院审理对路奇的告诉。

腐败的渊薮

现在，该是检方为他们在罗斯纳案的不当行为接受审判的时候了。被告包括萧、斯克波特、莫维洛、路奇和文略特·萨格。身为罗斯纳的律师，我也是原告。这事关罗斯纳的自由和联邦检察署的名誉。

法庭挤满了报纸和电视记者。由于法庭禁止摄影，于是第一排座位挤满了电视台的法庭画家，以炭笔或粉笔试着捕捉戏剧性的片刻。

7月1日上午，《纽约时报》的麦伦·法柏以头条新闻为读者预告审讯的可能状况：

即将揭开的是个奇怪的故事，政府的卧底警探被指控，并且由前中央情报局干员作测谎。
这次审讯的问题不只是罗斯纳先生试图推翻自己的判决。事实上，罗斯纳及其哈佛法学院的律师亚伦·德萧维奇，正试着控告检方在处理罗斯纳案时的重大不当行为。

包曼法官的庭讯通常在10点整开始。10点2分，我们传唤第一位证人，警探罗伯特·路奇出席。在联邦警官的簇拥之下，他从证人室走进法庭。他的长相首度曝光。即使先前访问过他的《生活》杂志，也都把他的照片模糊处理，以免他遇害。路奇坐上证人席，那些电视台的艺术家们便想办法捕捉他的面貌。大众看见的是35岁左右，长得很清秀的年轻男人，有张无忧、亲切和诚实的脸孔。中等身高、有些发胖的他，看不出来是个强悍的街头警探。他穿着褐色的运动外套，以及扣子扣到颈口的混纺衬衫。检察官们显然建议他把那些浮华的衣裳和闪闪发亮的珠宝留在家里。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时，他紧张地对我微笑。

“路奇先生，请问你从事警察这行多久了？”路奇回答的语调尖锐且挑衅，像是在暗示他不会被摆布。“我干这一行大概13年了。”他不断地辩解我所列举的罪行。他有15次抢夺毒贩现金的记录；1000多次将抢来的海洛因非法贩卖给毒品交易的线人；数百次从街头毒贩手中取得海洛因或保护费；给毒贩数量惊人的海洛因，让他们转手卖给吸毒者；把警方进行调查的秘密情报卖给犯罪集团，包括窃听的录音带；为了根据录音带进行勒索，又非法设置窃听录音机；在审判时接受辩护律师贿赂出席作证（虽然路奇极力否认他为了贿赂改变自己的证词）。另外，他还贿赂地方助理检察官让被告的保释金降低，无数次向餐厅老板索取保护费，多次逃漏税，还包括职业生涯中无数的谎言和伪证。这些罪行甚至直到上星期还在发生。（当时我并没有问路奇关于布朗克斯共谋伪造录音带和伪证的事，因为那时还不知道，而检方即使在审讯时也还在隐瞒。）

罪恶的渊薮使路奇变得怙恶不悛。毫无悔恨之意的他不断试着将自己的罪行说成是造福人群，另外也是为了在工作的竞争中求生存。

包曼法官并不给予任何同情，他说：“无论警探路奇做过什么或正在做什么，他都得到了教训，这是自作自受。”

路奇在被告席上获判有罪。他肯定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腐败的警察。他说谎的频繁让他的可信度荡然无存。“城市王子”在法庭上变成讨人厌的蟾蜍。

但是路奇不是惟一的被告。其他执法单位也涉及欺骗、包庇和更严重的罪行。联邦检察署不当的行为应该被检举和谴责。为了让罗斯纳的再审成立，我们不只要证明路奇说谎的行为，也要让联邦政府对这个警探的渎职负责。我们的诘问过程必须更加审慎处理。我们要质疑的是包曼法官曾经服务过且引以为豪的联邦检察署的诚实。我们也质疑罗伯·莫维洛的行为。我们知道这是个艰难的任务。

许多辩护律师都会尽量回避那些必须攻击检察官之诚实的案子。这完全可以理解。检察官可以用庞大的权力侵犯辩护律师的日常生活，并对他的客户施加压力。由于庭外认罪协商是解决刑事案件的主要模式，被告律师必须在其中折冲樽俎，而这必须经过检察官这一关。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中，检察官甚至有和法官地位相等的判决建议权。

从更私人的层面来看，检察官可以以各种方式让辩护律师的生活过得很悲惨或是很惬意：他可以同意或反对诉讼的延期、对事证开示选择提供或隐藏资料、在技术性的要求上吹毛求疵或是宽大为怀、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和善或敌对。许多检察官都很乐意运用权力，以便从辩护律师那里得到好处。我并非暗示这有任何不妥，虽然它的确牵涉道德问题。我只是想说，和检察官维持良好的关系真的很重要。

很多检察官也很欢迎来场良性的战争，只要涉及的是被告的清白问题。但如果这场战争和他的道德有关，对于被告律师和“被告检察官”而言，就很难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或者甚至是职业上的关系。无怪乎大部分的辩护律师都想推掉那些必须扯检察官后腿的案子。他们最多只是把对检方的指控转移到与个人无关的体制问题。

我在此案主要抨击的对象正是某检察官，不管我是否主动挑起战争。莫维洛的暴躁脾气人尽皆知。有次我在法院门口看见他对某个辩护律师咆哮，那位律师显然认为莫维洛做错了什么。莫维洛叫道：“你这个兔崽子，你完蛋了，你不准再踏进我的办公室一步。”对于任何在纽约南区执业的辩护律师而言，这些话无疑等于被法院宣告破产。莫维洛主导的联邦检察署刑事部门，再也不和这个律师进行认罪协商或是任何其他的协调。{36}

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检察官会喜欢被传唤作证，接受诘问关于路奇其他的罪行：他是何时知道这些的，以及为什么知情不报。最终，这就像水门事件最后的夏天。我们的审讯举行时，美国总统恰巧也因为包庇被迫下台。这使得许多有名望的律师、许多现任或前任的检察官的名誉受损。包曼法官不断拿华盛顿的法院做比较。

虽然我对于挑战联邦检察署已做好心理准备，我还是不认为自己比其他律师勇敢。我不过是认为自己没什么好输的。作为一个终身教授，以及在其他城市的兼职律师身份而言，我不会常常遇到认罪协商或协调其他条件，我只辩护和宪法问题相关的案子。我相信自己不会遭到报复，这使我勇于挑战检察官的不法行为。此外，身为法律道德的传道者，我对于许多法庭或道德团体评量检察官以及辩护律师的双重标准感到震惊。检察官极少因为全力起诉罪行遭到批评或纠正，但被告律师却常常因此使自己的饭碗岌岌可危。

基于上述原因，我非常愿意挑战检察官或法官的行为，这的确也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在罗斯纳案中，我第一次直接挑战联邦检察署的诚实问题。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我们的第一个证人是罗伯·莫维洛。他矮胖的外形被形容长得像巴蒂·海克特，却少了那份幽默感。他的嗓音很尖锐，带着嘲讽的语调。他曾任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喜欢被当成老板奉承。可想而知，他一点都不喜欢被传唤到法庭作证。

莫维洛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被传唤到法庭的，因为他在 1972年1月间刻意隐瞒巴伦对路奇渎职的指控。

莫维洛是个自负的证人。他以断言的方式陈述所有事情：对于巴伦指控的调查已经非常“详尽”、“他的指控绝对没有任何根据”、那些说辞“完全不可靠”、“不足采信”无论如何，巴伦“完全没通过测谎”。

相关的证人可以证明这个调査有多么粗糙。没有追査任何线索；没有约谈相关证人；没有査阅被逮捕嫌犯的前科；没有接触其他拥有相关情报的探员。除了在某项政府认定颇为重要的证据中，调查员曾经搜查巴伦所说的仓库，但是找不到什么东西后便放弃了。

这些探员试着以巴伦在测谎中失败来为自己的草率辩解。然而，这正是莫维洛的调査最粗疏的地方。国内知名的测谎专家（亚诺·包曼自己执业时也雇请过他）证实，由维吉尼亚公司所做的测谎简直是耻辱，不但机器有问题，所设计的题目也不当，结果更是毫无说服力。任何专家都不能断论这些无聊的图表证实巴伦说谎。测谎公司的总裁的证词甚至和莫维洛相抵触。他说这些测试只能显示巴伦可能“有所保留”，只是“没有说出所有真相”。测试者从未告诉莫维洛说巴伦“对每件事都撒谎”。莫维洛对于测谎结果的证词被抨击得体无完肤。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到了审讯中更困难的层面：联邦检察署助理检察官艾略特·萨格的行为，他是本案的承办检察官。我们要争论的是，萨格始终隐瞒事实，直到审判时仍然如此。我们认为萨格甚至误导首席检察官，而使得首席检察官转而误导最高法院在检方是否知道路奇知道的罪行以及何时知道的重要问题上的理解。

萨格给人的印象并不差。他也试着让自己看起来很强悍。他以莫维洛为榜样，包括他狂暴的脾气以及其他特点，但显然并不成功。他的个性充满了矛盾：虽然偶尔是本性使然，但他像许多年轻的联邦检察官一样，时常装出浮夸且自以为是的模样。他基本上是正直诚实的，却给我回避麻烦和错误的印象。他不说谎，但是你永远无法确定他是否对你诚实。在证人席上，他看起来对我有些不满。{37}

我先是询问他关于“高尔备忘录”这个备忘（在下个阶段的审理非常重要）是两年前对路奇所做的笔录，共有两页，路奇在笔录中坦承在1965年和其他3个警员在无搜查令的状况下搜查毒品，并且从屋子里偷了200元。这个备忘录是联邦探员罗伯·高尔所做的，因此而得名。艾德华·萧当时是调査路奇的主要负责人，不久后就得知此事，也知道路奇已经坦承不韪。但是在罗斯纳的案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开庭前夕才得知此事。

高尔备忘录对于我们的辩论非常重要：这构成不容争辩的书面证据，证明在罗斯纳的审判前，检察宫早就知道路奇除了准备坦承的3项罪行之外，至少还有一项罪行。路奇在高尔备忘录中所承认的罪名和他先前所说的完全不同。路奇辩称他不过是个掮客，并且是为了保护那些饱受警方威胁的小人物。但是在备忘录中的罪行却大相径庭，那是警察借着搜查的名义所犯的盗窃罪。大部分的陪审团所认同的是遭警方闯入并且被窃的受害者，而非路奇自己坦承作为“掮客”的受害人（如果真有什么中间人的话）。200元的小额数目并不能改变这个罪行的本质，如果当时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现金，必定也是全部拿走。最近，联邦法官才因为约翰·艾利其曼共谋非法入侵精神科医生丹尼尔·斯伯格的住所，而宣判他有罪，即使他在该案中分文未取。

然而，这份备忘录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罗斯纳的律师可以循线追查到路奇其他的贪污行为。他们可以调查这种犯罪手法。结果证明，路奇在备忘录中所供认的罪行不过是冰山一角。他最终承认12起类似的窃案，总额高达25万美元。被隐瞒的备忘录是揭发路奇罪行的重点。

政府依法应该将高尔备忘录在罗斯纳案子开审前交给被告。连萨格都在交叉质询时不情愿地承认，在他发现备忘录时就“立刻知道备忘录应该在审讯时交给被告律师”。但是负责让被告知道路奇过去罪行的检察官艾德华·萧却没有这么做。

萨格承认他大概是在1974年4月8日拿到高尔备忘录的。这是个关键性的日期，因为隔天萨格便向包曼法官呈上宣誓书，保证罗斯纳在再审动议中的指控“毫无价值”。

我问萨格为什么在自己的宣誓书中完全没有提及高尔备忘录。他起初试着混淆时间顺序。“我第一次看见高尔备忘录是在4月9日，在包曼法官办公室截止收文件的一个小时左右。”我要他澄清其中的疑点，他最后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签下宣誓书前读到备忘录的。他之所以略过它的理由是“当时的调查对于高尔备忘录的证据还不够完整”。

路奇的证词使萨格的说辞更露败笔。路奇说萨格在准备宣誓书时就已经和他详细地谈过备忘录的事情。此外，路奇清楚回忆起那段对话约是发生在深夜，所以必然是在呈送的前一天。路奇也证实，萨格曾经问过他在备忘录中的指控是否属实，而他也承认了。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闲谈。路奇证实萨格发现备忘录后便找他来，对他大吼说：“还有哪个该死的白痴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少个人看过它？”萨格当时想要捏造故事的第三种版本。

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萨格在审慎考虑后，决定不让被告或包曼法官在审阅旦誓书时知道备忘录的存在。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的行为更严重：他决定不让正在审理我们的上诉申请或诉讼文件移送令的最高法院知道这份重要的文件。

我们得知萨格曾经和检察署里不同的法律专家讨论过关于备忘录的麻烦，包括对最高法院的联络官约翰·高登。高登在读到摘要时就告诉萨格：“我们没有呈上这个东西实在是个错误。”

1974年4月19日，首席检察官在最高法院对罗斯纳的上诉作出响应。还不知道备忘录存在的首席检察官说明如下：“联邦检察署否认……有任何检察官知道路奇作伪证的事。”首席检察官也坦承，若有任何检察官知道这种事或是任何错误的行为，都将是非常严重的。然而，高尔备忘录却证实萧检察官确实早就知情。因此，检方确实对最高法院提出不正确的陈述，因为华盛顿有意忽略在纽约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进展每况愈下。

当路奇全盘供出他的罪状时，约翰·高登终于决定应该告知首席检察官可能发生的窘状。但是，依我的看法，首席检察官所得知的不是全部的实情，甚至可能完全是谎言。高登告诉首席检察官，路奇开始交代更多的罪行。但是他也接着宣称：“在路奇的伪证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路奇对自己的罪行撒谎。”这并非事实。因为萧检察官至少知道路奇其他两项罪行：在备忘录中交代的盗窃罪，以及在布朗克斯区的共谋伪造录音带与伪证罪。高登证实在联络首席检察官前已得知备忘录的存在。（我们无法询问高登或萨格是否知道伪造录音带一事，因为在听证结束后，我们才知道这个被隐瞒的实情。）然而，高登既没有告知首席检察官备忘录一事，也没有说萧检察官已经知道所交代的罪行。相反地，他给了完全不同的讯息。那就是，联邦检察署中没有人知道路奇除了在罗斯纳案中所交代的罪行之外，还有其他的罪行。

事情愈来愈令人难以相信！

首席检察官决定，根据路奇交代的伪证罪向最高法院呈递书面报告，以使最高法院不致被错误或不完整的讯息而误导。于是他草拟了文件，告诉最高法院路奇曾在罗斯纳案中说谎。首席检察官把这文件传给联邦检察署，让萨格和高登确定其中细节的正确性。首席检察官在文件中认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证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的、对于再审申请之审查非常重要的指控证据后，才应该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

萨格将这段公文改写为：

只有在审查过这些新证据，包括联邦检察署所否认的“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罪行”、对于再审申请之审查非常重要的指控证据后，才应该给罗斯纳再审的机会。

于是，萨格更改了首席检察官所草拟的书状，告诉最高法院说联邦检察署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行。萨格在改写书状之前，已经读过备忘录，并且和许多法律专家讨论过，了解其重要性。而他仍是更改了首席检察官的书状，以便否认髙尔备忘录中所证实的事。

首席检察官完全不知道真有这些事实和文件，因此在最高法院提出了误导性的诉状。

在最高法院驳回申请后的两星期，我才知道萨格的计谋，整件事情令我十分震怒。他不仅误导了最高法院，也让我们无法对这错误的讯息做任何的补救。我很想在包曼法官的审讯之前揭穿他的阴谋，这是高层的腐败。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但是当我试着证明萨格的不当行为时，检察官杰夫提出连珠炮似的抗议，不让萨格为自己的行为作证。包曼法官显然被我对检察官的攻击所激怒，转而支持杰夫的意见。我越来越有挫折感，要求法庭允许我“出示证据”，即如果我被允许继续诘问的话我想要证明的事实。我的提议如下：

我们认为联邦检察署有意不让最高法院核准诉讼文件移送的申请……最高法院对于高尔备忘录完全不知情……

基于上述这些对我有利的事实，这个动议再合理也不过。我对于包曼的反应非常意外。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威胁的姿态举起手指：“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你最好能够证明。”这显然是对我的威胁。就像犹太人防卫联盟案一样，包曼法官还是用他的老把戏：威胁辩护律师以回避对政府的严厉指控。我试着想让政府接受应有的审判，而他则想让我接受审判。我将矛头对准检方，他则对准我。

接下来的时间对我而言就像身处地狱。每次我想开始交叉询问之时，包曼就打断我：“我还在等待关于联邦检察署有意对最高法院隐瞒情报的证词。我希望你赶快取得那份文件…… 那可能会是明天报纸的头条，但是我今天就要相关的证明。”他以这段话结束了早上的辩论，并且“指定”我在两点时能证明那“特别的指控”。接着他离开法官席，重重地摔上办公室的门。

我后来才从法院的传闻知道门里面所发生的事。包曼法官指示他的助理（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学生）准备就我刚才“无法证实的控诉”正式起诉我。包曼告诉他，在他吃完午餐回到办公室后，他就要读这些起诉书，接着送到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他交代完这些后，留下那个充满疑惑的助理草拟文件。包曼回来时，那位助理告诉他，他不愿意草拟起诉我的文档，因为他不认为我有任何过失。如果包曼法官要起诉书，他必须自己写。被激怒的包曼说他会自己动手。

我们进入法庭，包曼法官指示我陈述“我的指控”。他煞有其事地拿起笔说：“我现在要确定你说过的话，你说联邦检察署蓄意隐藏证据。”他逐句地记下，让法庭中的人都看见他这个动作。他显然想引我入圈套。我开始对萨格交叉询问。萨格回避我的问题，在包曼的支持下想把论争的矛头转向我。当我问到他在午餐休庭时是否曾经去核查某个重要的日期，在法官的同意下，他竟然回答说：“说真的，德萧维奇先生，我觉得你的指控非常恶劣。我宁愿去用餐也不想去确定什么日期。”另外，他所有的回答都是说：“我的证词只能以你在公开审理中提及的事为基础，我不想评论那会有多少正确性。”当我开始宣读萨格更改过后的文件时，他打断我说：“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庭讯变得无法控制，包曼法官也无意维持秩序，萨格甚至忘记自己是证人而非法官。他对我咆哮着命令说：“德萧维奇先生，我对那些记录再熟悉不过了。问问题吧！不要只是坐在那里……”只有在萨格借着诘问我而逆转我们的角色时，包曼才想起他是证人，并说：“请停一下。你应该回答这些问题。”

我询问萨格是否记得我曾对他说过高尔备忘录是“证明检方知情不报的第一个重要证据”。他的回答是：“你记得我曾经对此一笑置之吗？”这使包曼对我（而非萨格）猛烈抨击：

法庭：这一点都不有趣，我要彻底了解此事。结束时，我希望德萧维奇教授可以告诉我他是如何费力证实这些……
德萧维奇：我已经准备好了……
法庭：请不要打断我。如果你没有做到，我会考虑该采取的惩戒步骤……例如，我会注意你的询问的正当性。

最后我终于能通过萨格自己的证词，证明他该为没有让首席检察官或最高法院知道高尔备忘录而负责，而且是他更改了首席检察官的诉状以否认检方“知道路奇其他的罪状”，在他早知道检方对高尔备忘录的内容有所了解时。我想办法证实：隐瞒高尔备忘录“确实是联邦检察署对最高法院蓄意行为”。证明这点之后，我才放心包曼法官不敢处罚我。

但我错了。当我证实萨格是蓄意对联邦检察署和最高法院隐瞒高尔备忘录的事时，包曼法官便开始对我声称对高尔备忘录被隐瞒的事情不知情。“我绝不相信任何有理智的人会根据高尔那件事指控对最高法院的蓄意隐瞒……”但是包曼法官意欲回避的事情正是我想指控的。我提出的证明的确是指备忘录的事：最髙法院对高尔备忘录并不知情。我自认自己的陈述再淸楚不过了。

在我成功证明自己所说的这件事之后，包曼改变游戏规则。他现在要求我证明“更加严重”的指控。他认为在高尔备忘录中被证实的罪行都“微不足道”•；并且，任何与高尔备忘录相关的直接或间接问题都不准再被提出。

那个晚上的电视报道有些不祥意味。当地记者评论说：“如果德萧维奇可以证实他的指控，他的客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但是如果他的指控失败，他就得和他的客户一起坐牢。”

我返回剑桥准备我的反击。我找到了哈维·希维格、琼·贝克商谈此事。我们都认为我应该开始采取主动，并且对包曼法官持续对我的威胁提出控诉。我们研究了惩戒法规，找不到任何规定说法官有权威胁要处罚指控政府不当行为的律师，即使这位律师最后没有提出令法官满意的证据。哈维和琼都认为我已经证实了我的指控。我们都认为该受惩罚的不是我的行为，而是包曼法官的行为。包曼对我的指控毫无依据，他允许萨格在证人席上口出狂言地指控我。他并且声明，警察为数200元的盗窃罪是“微不足道的”也不值得法庭纳入考虑。

我致电赫夫斯特拉法学院院长蒙罗·弗立曼，他是刑事诉讼之司法伦理的权威。当他听说包曼的行为时非常愤怒地说：“这些检察官出身的法官，总是想迫害那些纠正政府不当行为的辩护律师。说真的，我看不出来你有任何可争论的错误。”我问他如何看待我们想指控包曼的想法。他停了一下，然后回答：“批评某些法官是个好主意。但是时机可能不对。包曼才刚宣布他要退休。没有任何惩戒单位会想惩戒刚退休的法官。我认为他们会找出方法来合理化他的行为。”我请他建议接下来我该怎么做，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包曼改变主意，放弃要求。我问弗立曼是否愿意在惩戒问题上为我辩护，他答应了。

对我的“审判”

再回到法庭时，我多了弗立曼院长的支持。对我的审判就要开始了。弗立曼院长问包曼法官我违反了律师法的哪一条法规。包曼法官拒绝回答。他想把这个问题转交给律师协会的申诉委员会，让他们“去决定我的作为是否违反任何法规”。弗立曼告知法庭，经过他研究手边所有的规则后，以他的专业见解，他认为我所掌握的消息应该被允许指控政府蓄意隐瞒。另外，如果我的当事人要求，我也应该作出适当的指控。弗立曼指出，无论检察官或是任何法官，都没有权利免于被批评。弗立曼提到刚被陪审团无罪开释的检察总长约翰·米契尔，并提出有力的论点：

这个法庭不久前才指控前检察官、现任检察总长，蓄意阻碍司法正义。虽然提出指控的律师最后无法证实什么，我还是不认为他们应为此受到惩戒。

包曼法官看起来并没有被弗立曼说服。他建议他提出上诉。问题持续扩大，但是我知道应该如何解决。包曼法官目中无人，如果我能让他保住面子，他可能会放弃对我的要求。我向庭上请求说明在我的证明中所使用“蓄意”这个字时的想法。法官同意聆听。我解释说，在我使用“蓄意”时，我指的是适用的法律标准：

就是说，对被告十分重要、却未受到检察官重视的证据。

我并不想将萨格的性格描述为绝对“邪恶的”，但我的确以为“……政府的决定是蓄意而非偶然的”。

我并没有不同的说明，但是语气稍微亲切些。这对包曼法官就够了。他说：“既然你要控告检察署的记录已经弄清楚了，我不想对你使用‘蓄意’的含意多加追究。”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包曼法官仍对他以前任职的单位吹嘘一番：

这并非因为我曾在联邦检察署任职，而是联邦检察署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正直标准，尤其以本案而言……检察署仍维持着过去诚实的历史。我必须再次让你们知道，在本案中，我不认为本署有任何不当的行为。

审讯很快结束了。包曼法官返回办公室写下他最后的判决——他了不起的杰作。

是否要起诉路奇？

正当罗斯纳的审讯于公开法庭举行时，另一场秘密听审则在联邦检察署办公室里进行。其目的在于决定罗伯特·路奇是否应为自己的多起伪证罪遭起诉，还有他最近才承认的多项罪行。根据报道，共有3种看法。第一种是来自缉毒组的代表，他们唾弃路奇的作为，想起诉他并给贩卖毒品的警员一记棒喝。第二种是联邦检察署几位年轻的检察官，想起诉他来警告作伪证的警员。他们同时也认为起诉路奇可以提高他们在罗斯纳案中的地位。第三种来自于路奇的支持者，一群叫做“我是路奇迷俱乐部”的成员。这个团体以萧、斯克波特和吉莱安尼为主导，他们反对“他们的伙伴”被起诉，担心因此会使告密者不再愿意与政府合作。

新上任的联邦检察署署长保罗·克伦决定不起诉路奇。萧情绪性的请求显然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告诉克伦说，路奇“是我的英雄”。所以，这个贪污的警察被允许在纽约市警察部门保有警员身份。事实上是他最近才被指派到新成立的部门：廉政署，这当然是“正直的警员”才能胜任。他从未因为成打的罪状或是数十万非法以及未缴税的收入而遭政府任何部门的告发或惩罚。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埃德蒙·罗斯纳不够幸运。8月15日，包曼法官宣布长达30页的判决书。

他认为在高尔备忘录中所提到的200元并“没有重要的意义”。他也认为路奇与劳伦斯关于毒品交易的对话录音带是“模棱两可”的，即便“毫无疑问……路奇在整个过程中都清楚劳伦斯从査获的海洛因拿走‘大批货物’”。他得出结论说，萧和斯克波特没能把这些情报转给被告是无足轻重的。

判决书中的重要裁定认为，陪审团对罗斯纳的判决并不是以路奇作为证人的可信度为依据，反而是路奇录下的录音带对话：

本庭认定，无论路奇的可信度如何被怀疑，不管是从偶发事件或是他的罪状来看，陪审团的判决都丝毫不受影响……我不认为路奇的缺乏可信度对本案有任何重要性。陪审团不可能因为对高尔备忘录的评估或路奇的交易行为而有不同的判决。

包曼法官否决了我们再审的申请，他认为我们对髙尔备忘录的争论是“缺乏证据且充满诡诈”他立场非常清楚。

包曼法官的意见在事情的进行中更改了所有的规则。他驳回我们的再审申请，对所揭露的任何事不为所动。他认为我们证明了所指控的每件事：包括路奇多次的伪证，萧检察官在审案前早就知道高尔备忘录的存在，斯克波特在审案前就知道路奇和劳伦斯贩毒的相关对话。他反对我们的理由（这些粉碎了我们再审的申请），全是听证前他手边握有的资料。他的决定来自初审的评估，以及认为路奇可信度对陪审团的决定不重要。既然包曼法官其实不需要审理也能得到相同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他为何花费数十万元，以法律资源召请无关紧要的证人，还阅读不必要的文件。讽刺的是，在审讯前，政府就极力反对开庭，正因为包曼法官可以依据原先的审判记录作出裁定，而无须传唤新证人。包曼法官嘲弄了政府的辩论。

长期担任律师的罗斯纳，对于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路奇的历史也会宣判罗斯纳有罪，感到非常愤怒。他说：“那不是陪审团思考的方式，如果他们听说这个警员在10年的打劫后仍逍遥法外，他们会对政府感到愤怒，并且不会因我的作为投票决定我有罪。”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当我计划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时，我不停地思考包曼法官对于陪审团所得出的结论。

我突然想到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为什么不亲自去问陪审团的想法呢？比起包曼法官，他们当然更知道自己会怎么决定。

罗斯纳的陪审团当然早就回到了个人的生活，要找到他们并不容易。再者也因法律对他们有免于威胁与恐吓的保护，联络前陪审员是有法定限制的。美国律师协会就建议，在辩护律师会见前陪审员前，应该向政府告知意图，让法院可以放心。

我们告知政府，政府促请包曼法官发出禁止令，不让我们联络前陪审员。然而包曼法官却拒绝政府的决定。

在大量的预备工作后，我们找到两位陪审员，并安排与他们会面。我的第一站是布朗克斯区的某栋建筑。热心的席维雅·柯恩立刻用茶点招呼我们。

她说：“罗斯纳的案子相当有趣，可怜的他曾拥有一切，却因为自己的作为惹上麻烦。”

她的丈夫打岔：“那的确是场很漫长的审判，席维雅谈论了好几个星期。”

她响应：“当然，还有那位很帅的警员路奇。”

我问：“那些录音带怎么样？”

她说：“喔！我想起来了。那些录音带根本听不出来什么。全是噪声与音乐。我们曾试着想听个仔细，可是什么都没听到。几乎听不见罗斯纳的声音。大部分是路奇和其他两个意大利籍的家伙的。”

我问柯恩太太在陪审闭讨论中所发生的事。

“我们不断争论罗斯纳是否是因警员的设计圈套而犯罪。罗斯纳的说辞是一种，路奇是另一种，其中必然有人在说谎。最后我还是相信了警员的版本，他看起来似乎更诚实可信。他甚至还承认自己在年轻时所做过的坏事。”

我拿出包曼法官的意见书，让她看看路奇最近才承认的罪行。她非常仔细地读，并念出每个字。她显然越来越羞愧。最后，她转向我问道：“真的吗？路奇真的做过这些事情？”

我告诉她路奇已经承认了每件罪行，包括在罗斯纳案里的伪证。

“这太过分了，他愚弄了我们，”她羞惭地小声说道，“他看起来这么好。这实在太夸张了。真叫人难以相信。”我问她，如果她知道关于路奇的这些记录，她投的票是否会完全不同。

“如果我知道那位警员的罪行，我绝不会这样投票的。尤其是他居然满嘴谎言。我们那时都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我想我如果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我不会相信他的。我会相信罗斯纳。”

我们拜访的另一个陪审员是席摩尔·米兹纳。我把那些路奇最近才承认并且收录在包曼法官判决书中的文件拿给他看。他忍不住喊道：“哇！天啊！太夸张了！”“比起罗斯纳来，这家伙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他接着转向我，问道：“他们把他送进监狱了吗？”

我告诉他罗斯纳尚在保释中，他打断我：“不，不，我问的是路奇。”我说他仍是个警员，并未遭起诉。

席摩尔生气地说：“一个头号大骗子可以作伪证而逍遥法外。我不可能再相信任何他说过的话。”我提醒他路奇在这次的审判中已经承认3项罪，他不希望自己因此遭到起诉。

“对。但是他所承认的都是那些他不会遭起诉的罪行。我们的确没想到他会因为作伪证而换来逍遥法外。但是现在很明显地就是这样。”我告诉席摩尔，政府宣称在罗斯纳的审判时，不知道他最近才承认的罪行。所以，不可能以不起诉作为交换条件。

“但是路奇对于自己的作为十分清楚。他是个狡猾的警察。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被抓，到时候他就可以说他都是为了政府。这的确有用。他现在正逍遥法外。”

我告诉他包曼法官说即使陪审团知道路奇的罪行也不会更改判决。

席摩尔问：“他怎么知道？他并没有和我们参与讨论，他怎会知道我们会如何决定？”

我进一步问席摩尔：“你确定如果你知道路奇所有的记录，你会改变投的票吗？”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如果我早知道路奇过去的犯罪记录，我不会相信他的证词，也不会那样判决。”他再停顿厂 一下说：“那位法官的态度告诉我，我应该如何投票。”

我把与两位前陪审员的访谈结果告知上诉法院。我知道我们在上诉中，最大的阻碍是，包曼法官认为即使知道路奇的伪证罪和罪行，判决也不会受影响。上诉法庭很少会推翻下级法院所裁定的事实。虽然很难预测陪审员在得知“所发现的事实”时，会作出如何的决定，但包曼法官佯称他的结论是得自审讯时的观察。他开场便这样声明：“身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仔细观察整个过程后，我不相信……”这类的声明是故意使上诉法院的法官难以对主审法官作出事后批评。我相信陪审团的宣誓书可以对抗包曼法官的裁定。

南西·罗斯纳不同意我的看法。在她看来，那些陪审员的访谈有些“虚假”而且不够专业，会削减我们的立场。她强调了一个事实（我也很难过地意识到，）在这整个诉讼中，政府所采取的策略是把攻击的矛头从他们身上转到罗斯纳和他的律师，南西说，那些陪审员的宣誓书不过是为政府的这个策略提供了更多的防守手段。我了解这些风险，但并未被说服。我们继续争论，后来南西的看法占了上风，至少在那一刻看起来是如此。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在准备上诉时，我们被另一位法官传唤。在上诉法庭于第一次上诉撤销包曼法官对罗斯纳所作的5年判决后，因拉·怀特法官被指派重新判决罗斯纳案。

我们提出无比详尽的备忘录，指出以联邦判决的统计数字来看，当联邦官员（如法官与检察官）犯有贿赂罪时，他们很少会被判刑超过两年。

我促请怀持法官不要宣判罗斯纳超过那些贪污的法官与检察官的刑期。在我辩论时，他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当他宣读判决时，他说他已经将包曼法官的原判决列入考虑，但是今天下午德萧维奇先生让我注意到备忘录后，我不同意包曼法官所决定的刑期。结果他宣判罗斯纳3年刑期。

我倒认为怀特法官是因为向他即将退休的同事包曼致敬而多加了一年。我们不认为怀特法官应将包曼明显不合法的判决纳入考虑。但是罗斯纳至少由原刑期的判决减为将在艾伦伍德监狱3年的刑期而感到满意。艾伦伍德是监禁白领阶级罪犯、比较自由的监狱。如果是原判刑，则将在刘易斯伯格服刑，那是危险罪犯较多，并且十分折腾人的地方。

怀特法官允许罗斯纳缓刑，直到我们的上诉有结果。

再次上诉

这次的法庭成员由亨利·法兰德利，康涅迪格州保守但是受尊敬的威廉·庭伯斯法官，及曾在罗斯纳的初次上诉时撰写意见书的地方法官莫瑞。葛芬担任。葛芬法官当时才刚到上诉法院。我们很高兴葛芬法官也在陪审法官行列中。

我为罗斯纳辩护，萨格则为政府声言。我提醒全法庭的人，特别是葛芬法官，第一次的上诉法庭认为本案争点是在路奇或是罗斯纳的可信度问题，并认为在这个设计圈套诱使犯罪的案子里，早期那些未被录音的会谈，“对于陪审团的决定十分重要”法院现在则接受包曼法官的“裁定”，认为陪审团的判决主要的依据是录音带，而完全和路奇的可信度无关，因此先前的意见将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转变。

辩论后几个星期，我们接到通知，说法官们想听路奇和罗斯纳所有的录音带。萨格与我抵达上诉法庭的会议室，里面已经有5副耳机。3位法官与两位律师开始聆听路奇与迪斯芬诺以及拉玛提那的对话。接着我们听到罗斯纳的声音。他的对话听起来有些模糊且缺乏条理，但是在录音带中他似乎同意为自己的案子购买情报。录音带的其他部分则听不出个所以然。法官们竭力地听，在多处要求倒带重听。他们不断地因困惑而摇头，仿佛在说：“他们到底在说什么？现在说话的是谁？”我们离开会议室时都认为，只凭借这些录音带，没有任何有理性的人可以判定罗斯纳究竟有没有踏入陷阱。

几个星期后，没有只字片语。1975年4月29日，上诉法庭作出一致的决定。这次罗斯纳又输了。这次的意见书和前次相同，是由葛芬法官所主稿的。但是，却完全看不出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第一次的意见书强调的是法官采用路奇法庭上的证词与其可信度。第二次的意见书则同意包曼法官的结论，也就是“路奇并不是这个政府案件的关键，那些录音带才是”。法院因此判定，即使是高尔备忘录加上路奇与劳伦斯之间的录音带曾转交给被告，也不会改变陪审员对路奇可信度的理解，而“假设罗斯纳是因为中了圈套而犯罪这样合理的怀疑”，除了纯粹的理论思考，葛芬专注在高尔备忘录与劳伦斯的录音带上，而忽略了关键问题，也就是如果陪审员们早知路奇所有的罪行，包括他无数次的伪证，他们的决定是否会改变。葛芬法官因无法说明而未对此问题作出响应。

他将焦点转至审判后莫维洛和萨格对实情的隐瞒。他同意我们的这点分析。他认为莫维洛犯了“严重的错误”，这在法庭里是很严重的字眼，“因为他没有通知被告劳伦斯的状况”。法庭认为我们是“正确的，检察官们不应该对路奇的可信度作出单方面的决定，尤其是当他被指控的行为已经符合再审的动议时”。庭上同时也认为萨格不当地对最高法院隐瞒备忘录之事，但是裁定（没有什么讨论和分析）罗斯纳并没有因为这些错误而被误解。

因此，虽然上诉人的律师有力而完整的辩论，他仍无法证明所声称的不当行为最终对于上诉人造成任何偏见。

我们对这段声明的理解是，看来罗斯纳的牢狱之灾以及执照被吊销是无法避免的。（葛芬法官后来和朋友私下谈话时，也如此表示。）

葛芬法官在6天前审理另外一件案子时，便证实了他的想法。在那个案子里，政府的主要证人在审讯时承认“不仅服用鸦片，还吸食海洛因，同时也在贩卖毒品。整个审讯期间他持续服用美沙酮”。他在审讯后另外被査到，除了这些毒品的使用之外，他还“持有大麻”。政府却刻意隐瞒他持有毒品的罪行，并且没有在审讯期间让联邦检察署得知此事。上诉法庭对该案的判定是，虽然“与证人大量使用毒品比较起来，他过去所持有大麻的记录便不算什么”，但是判决应该被推翻，因为陪审团对于证人因为持有大麻而被判决的记录，将会损害被告的立场。

罗斯纳的案子更具有翻案的说服力。但是葛芬在批注中论道（那个案子基本上是特例），在其他的案子里，“政府的确曾因为没有发现罪犯过去的记录而有所疏忽，但是在罗斯纳案子里，这种情形却不存在”。这说法大有问题。罗斯纳从不认为政府不知道路奇过去的犯罪历史，而他的律师们也耗费心力，也是要找出相同的结果。如果有个检察官在答辩书中发表如此的声明，他就得为他的谎言冒着被惩戒的危险，但是却有3位上诉法院的法官都在公开的意见书中发表虚假的声明。此事让我相信上诉法庭准备扭曲法律和众所皆知的事实，而不愿撤销对罗斯纳的判决。

我们即刻对上诉法庭全部的9位法官提出重审的请愿。在请愿书中，我们质疑葛芬说罗斯纳已经接受政府没有犯错的声明，并且认为在这两案中的意见书立场“完全冲突”。法庭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们把最后的希望转向最高法院。在请愿书中我们提到，本案的确需要最高法院的重审，因为我们认为“联邦检察署在诉讼文件移送申请的审理期间，蓄意对法庭隐瞒相关消息”。我们提到这是此类问题的首次案例。最高法院在1976年6月30日否决了我们的申请，没有任何意见书。

当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我说服罗斯纳公开与两位陪审员的会谈结果。我们向最高法院呈递他们的宣誓书，认为这些宣誓书推翻了包曼法官与上诉法院的意见；我们也土张，如果陪审团知道路奇犯罪的事实，判决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最高法院发出命令要求政府响应，这很不寻常（也鼓舞了我们），因为请求再审的动议已经定案。政府再度以攻击性的态度响应，指控我违反法律规定：“未经地方法院同意访谈陪审员。”我们则指出政府无法拿出地方法院禁止我们访谈陪审员的禁止令。然而，政府却让最高法院相信，两位陪审员的宣誓书不值得列入考虑。我们再审的请愿又被否决。

最后，1977年，在长达5年的诉讼以及十几次不同法庭的审判程序后，罗斯纳被宣判败诉，并开始他在艾伦伍德3年的刑期。

后记

罗伯特·路奇：这位城市王子再度成为英雄。不必再参与作证、执行调查或是诱陷被告。他是《城市王子》一书的主角。此书不仅成为畅销书，也成为院线电影片。这两项事业的收入，再加上他在当警察时所累积的成千上万的财富，他成为史上最有钱的警察。他最近从警界退休，领了20年的退休金。

在我交叉询问路奇几年过后，我在波士顿《城市王子》电影的首映会上见到他。我们都受邀参加首映后的座谈会。

“嗨！亚伦，你看起来比几年前年轻耶！”他边说边用手臂环绕我，使我以为他想搜身，看看我身上是否藏有录音机。

路奇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衣着更有品味且不俗丽。我们谈论罗斯纳、包曼和其他检察官的事情。我说我无法相信萧在罗斯纳的审讯前不知道他的其他罪行。他回答说：“我确信在他的心里其实知道我的罪名不止那些。他应该知道，他绝非傻瓜。”

“那他怎么坐视你在证人席上公然扯谎?”我问。

“他不能非常确定我说谎。他当然曾因此起疑，可能也这样相信过。但是我要求他不要对我施压。他果然没有。我对他说‘3件罪名’，”路奇举起3根手指头，得意地微笑：“他接受了。”

“检察官总是在唆使别人作伪证，亚伦，这点你很清楚。”他继续说：“他们要警察改变证词让案子进行顺利。你以为警员这套都是从哪里学来的，当然是检察官。在99%的案子里，他们都是心怀好意的，这远比辩护律师强多了吧！他们（指辩护律师）为钱唆使作伪证，将坏蛋放回街上。我们两方的工作就是要监督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影片强烈地暗示萧的确知道路奇将毒品交给毒瘾缠身的线人，并在路奇宣誓否认时静默以对。如果此事属实，就可构成伪证唆使罪。非常讽刺的是，这正是罗斯纳最初被指控的罪名。首映会后我和路奇谈论此事，他答道：“对我而言，萧不可能犯错，他是神，就像托马斯·杰佛逊对我一样。”重点再明白不过了。萧的所作所为不可能有误，他为路奇定义了什么才是正确无误的。

但是路奇对其他的检察官却非常吹毛求疵。在最近他所接受的访谈中，他说道：“警察绝不该做任何脱不了身的事…… 如果所有的检察官都不知道他们使用非法窃听，或是作伪证，城市王子就不会存在。”路奇接着谈到在司法系统中伪证普遍地存在。

警察在警察学校时被教会如何作伪证。作伪证对警察，或是律师而言，不过是小事一桩。他们不管开超速罚单或是违规停车，全都是在扯谎。但是他们却很少对案子的实情说谎。他们只有可能是找到一个事件，或是任何可以将那个事件塞入他们所认为符合最高法院的愚法或是法律框架中。（参考（导论〉中的规则四和规则十一。）

在本书即将付梓前夕，我获得有关路奇伪证罪的新参考资料。我会晤了在罗斯纳案子前听取检察官们报告的执法官员，他曾出席路奇与检察官们第一次录音会面。根据此次由多位政府证人宣誓作证的官方版本的会面，路奇告诉检察官他的整个警员生涯中，只犯过3件案子，并且自认只是警察与犯罪组织之间的中介者。另外，这些录音带最后都回到路奇手中，他在一次的烤肉活动中烧毁了它们。

那位执法官员告诉我完全不同的故事。他曾在有证人的场合明确地表示，他亲自听到路奇告诉检察官，除了在罗斯纳的审判中他所承认的3项罪行之外，其实还有更多。“他解释了他们如何进行大笔交易，如何贩卖毒品。故事实在精彩万分。”那位官员还告诉我，警察局中流传说路奇其实并未烧毁那些录者带。“他又没有发疯。那些录音带可以说是他最后的王牌。只要他握有录音带一天，联邦政府就永远不可能以伪证罪起诉他。录音带会证明他曾向联邦检察官承认更多的罪，所以，如果他犯了伪证罪，政府相关人员也脱不了身。”最后，这位司法人员告诉我，在《城市王子》付梓后，他曾把所有相关消息告诉联邦检察署里的助理。结果，他要他“忘记一切，因为这都是老掉牙了”，并且，让大众知道这种肮脏事，对谁都没有好处。和我谈话的这位官员，同意我公开他的谈话，却不愿意被指名道姓。

罗伯·莫维洛：路奇和劳伦斯事件几年后，我发现由罗伯·莫维洛所领导的检察单位其他更为严重的疏失和隐瞒事实。

当时，我所代理案子的被告，因为麦可·赫曼的证词，被指控股票欺诈。事情已经定案。我的当事人免不了牢狱之灾。我却突然在那时得知，这位赫曼在与莫维洛协商后，决定出版回忆录。

回忆录指出，赫曼为政府工作时，他与同事对长岛某家破产公司欺诈8万元，结果那位同事把得到手的钱拿到巴哈马去洗钱。赫曼急需那笔钱偿付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赫曼要求莫维洛帮他，莫维洛便让联邦调查局去取得那笔钱。当时，那笔钱应该到联邦调查局手上作为证据。要不然也应该回到合法拥有人的身上，也就是破产的公司与投资者。但是莫维洛与赫曼共同策划了复杂的交易，让赫曼以个人理由得到那窃取的8万元。

此事如果属实，将让罗伯·莫维洛犯下协助盗窃，他夺取了属于他人的资金。我针对此议题要求审讯，也因此再度在证人席上遇见暴躁的莫维洛。联邦法官说：“这种怪异的事总是存在。”他裁定说：“对政府而言，这应该十分明显，当这些资金被发还时，一定无法避免地落到赫曼口袋中。事实上，政府决定忽略这点，并有意识地刻意让赫曼从窃取的8万元中从中获利。”这位法官被莫维洛的行为所激怒，然而他还是没有在他长达50页的意见书中提及莫维洛的名字，他只以其头衔称呼他。但是为避免任何对莫维洛所做的公然批评，法官并没有将意见书印出来。

《村声》杂志以头条故事报道了这项窃案。黑体的大标为“逍遥法外的检察官？罗伯·莫维洛的线人诈骗某破产公司”报道将此事件形容为“丑闻”和检方的不当行为。莫维洛的响应说：“亚伦·德萧维奇指控他所代理案件的每位联邦检察官有不当行为，他所指控的这种案件可列出50件。”记者向我证实此事。他在确认之后报道，我所指控不当行为的案件有5件“被证明是对的”故事总结则认为，莫维洛的“意外事件”未能从赫曼的账簿中审查出那笔8万元的漏洞，不足以影响他身为联邦检察官的声誉，或是成为东区检察署署长的最佳人选。因此，此事件不久后，当我揭发他与赫曼的欺诈行为时，我一点都不意外他会告诉我的律师朋友，如果他再次在法庭外见到我，他一定会痛打我一顿。

莫维洛在离开检察署后进入私人律师事务所，并被指派为“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团”的主席，专门负责“调查律师们被指控的不道德行为”。指派他此职的正是他的前任上司，怀特尼•萨摩法官。

阿诺·包曼：当我们正在等待上诉的判决时，包曼在媒体上抱怨法官几乎无法维生的微薄薪资，并且辞职。（当时法官的年薪为4万元，现在则超过7万。）包曼现今任职于世界最大的法律事务所，谢尔曼和斯特林律师事务所，他仍坚持被称为“法官”他的年薪约在25万元之间，显然比法院要高出许多。

埃德蒙·罗斯纳和南西·罗斯纳：在艾伦伍德待上8个月后，罗斯纳被转到位于曼哈顿的拘押所。每个星期待在那儿几个晚上，白天则在法律出版公司工作。1979年7月的《国家法律月刊》专访执照被吊销的律师特刊中，罗斯纳也受访。他认为被吊销执照比入牢狱还糟。他也谈到自己犯的罪，以及后来的被判有罪。他告诉记者：“法律对我而言，就像是个善妒的情妇。”

埃德蒙·罗斯纳被判有罪与他的执照被吊销，不仅让他付出“拥有情妇”的代价，还包括婚姻的离散。南西在他入狱时离开了他。有好几年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当时她曾为几个来头很大的被告辩护，包括犯罪集团人物。在她最当红时，曾出现在《炫耀》杂志上。她每天几乎花费20个小时在准备询问与辩论，而她所付出的心血也得到相当的报酬。她认为自己的当事人对她相当忠诚，愿意为她两肋插刀。她的当事人的确十分信任她，所以，在她为其中一位以人身保护令赢了联邦法院的判决后，他们便私奔了。不幸的是，上诉法院驳回地方法院的判决，并且让南西一同入狱。南西现在回到纽约州从事房屋买卖的工作。

埃德蒙·罗斯纳决心重回律师界执业。他最近在准备以《城市王子》.一书中所揭露的事迹提出新的诉讼。那本书首次揭穿路奇以及布朗克斯区警员有计划地掠夺数百台电视机后，并共谋洗去录音带，以及同意在审判时作伪证。政府对那项罪行的隐瞒，在罗斯纳审判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持续整个听证会与上诉期间。这乃是最大的欺瞒，因为这些未被揭穿的罪行与路奇如何处置录音带相关。而根据政府——也就是上诉法院与包曼法官的说法——录音带正是对罗斯纳不利的证据。

然而，在罗斯纳针对录音带被消音提出新的上诉时，政府也改变策略。在宣誓书中，联邦检察署声明“以罗斯纳在审判中所提出的辩护来看，录音带丝毫不具重要性”。这次法庭说：“在这次的‘设圈套诱人犯罪’中，录音带并不重要，因为罗斯纳所声称的会谈而被陷害的几次会谈没有录音。”在早期的意见书中，法院判定录音带在这个政府的案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这些相同的录音带一点都不重要了。这些意见书中惟一相同的是罗斯纳败诉。在我接下此案前，我的朋友曾警告我：“没有人会把已经割除的癌细胞再放回去。”即使你必须依据案情大刀阔斧，也要避免这样的结果。

罗斯纳第五次向上诉法院上诉。1980年12月，上诉法院根据“以下的意见书”（认为那些录音带“一点都不重要”的判决），全体通过支持地方法院判决。在给上诉法院命令中，附上已通过的公文，告示其内文“不该被报道、引用或是在这个或其他的法院中，应用在不相关的案例上”。裁决为“罗斯纳败诉”，但其败诉的原因不得被其他案例拿来当成判例引用。连上诉法院本身都似乎像是对罗斯纳的判决感到羞耻。这并不难以理解。

联邦检察署：尽管在罗斯纳与赫曼的案例中不断揭露不当行为，仍有许多人将联邦检察署视为“联邦体系之宝”。然而，这却是个失去光泽的宝石。备受尊敬的贪渎光环（以更高等的正义之名的贪渎）渗入曼哈顿市中心圣安德鲁广场那些绝对干净的走廊里。烙上污名的检察官不曾想过他们会进行贿赂或伪造证据。他们也不曾想到会在宣誓下说谎。但是他们有些人却练就对伪证视而不见的功夫，扭曲事实，并成为隐瞒真相的共谋，这些都是以保护社会之名犯下的罪状。他们在某些法官有意的庇护下堕落，这些法官都拥有正直与诚实的声誉。

联邦检察署的年轻助理，不仅被教导如何成为“诈骗精英”，更糟的是，他们被教导这样的欺瞒是可以被接受的。事实上，他们也被期待这样做。他们受教于“英雄”范例，如罗伯·莫维洛、艾德华·萧以及怀特尼·萨摩等人。这些人前身为联邦检察官，现今则是地方法官，并且仍持续着相同的把戏。他们了解“诈骗精英”的把戏的确奏效，上诉法院持续这样的宣判，让联邦检察署获胜。在面对不容扭曲的不公证据时，让那些将欺瞒的行为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检方获胜。有些助理将这些功夫传授给后继者，也将这把戏带入个人执业或是联邦法院里。没有人胆敢告诉法律界的这些精英分子，他们所做的就只是欺骗而已。

例如，在最近的案例中，两位前联邦检察署法官之一、曾起诉席格尔案的亨利·帕索，他从当事人身上得知，目前正在接受审判的政府主要证人是个大骗子。为了帮自己的当事人在认罪协调占上风，这些前任法官告诉刑事庭的首席检察官说，他们握有证据显示，政府的证人是个骗子。但是他们不想在审判进行的同时，揭露这个骗子的名字，使政府的工作更为棘手。这些前任法官了解，如果他们这样做，政府会很感激地暂缓诉讼，告知法官与辩护律师新的证据。因此，这些在联邦声名俱佳的前法官便使出小手段，他们告诉现今的法官“他们希望等几天再透露此人的姓名”。任何聪明的法官不用思考也都能判断，这位正在审判中的秘密证人，在几天内就会被解决掉。但这位法官对此视而不见，并继续等待着。在陪审团作出有罪的判决后不久，这些前法官才告知现任的法官证人的姓名，这的确才是他们隐瞒的重点。

我们期待一个鼓励遵行而非违反宪法的法院，所以，在他们得知这个在前任与现任的联邦检察署和法官之间的小把戏时，应该会十分愤怒。然而，当我在由3位前检察署法官所组成的合议庭中争论这个问题时，他们毫不关心宪法的最终目的。他们只是批评我缺少确定的证据就在捕风捉影。

法官们所接收到的讯息是明确的：继续做欺骗精英，如果必须因此绘声绘色也无妨。但是要确定不会制造出连法官也不能放过的事实。

这类的欺瞒行为也不应该被这些法官解释为“某乌龙警官”的小过失。我这里所谈论的这些助理都非笨蛋，他们都是机智、高知识水准且十分会算计的检察官。他们容忍设圈套诱人犯罪，对伪证视而不见，掩护他们所合作的证人，这些都不可能是意外的决定。他们有些决定至少看来就是经过周详的计划完成的。他们可能自以为是对的。毕竟他们是将恶徒绳之以法的人。他们专门对付那些挑剔法律技术性细节的辩护律师，以保护社会大众。他们辩称，他们不完全合法和不道德的作为，是为了“更高层次的正义”。

我个人的经验是，当某法官决心要逮住特别“恶劣”的被告时，这类的精英堕落的几率最高。联邦检察署将目标对准某犯罪组织首领，或某贪污的政府官员；或者，以埃德蒙·罗斯纳的情形来说，他们所对准的目标则是，某位被怀疑不诚实且被唾弃的律师。这种情况的案例有时会被“权谋”所取代，而在司法正义的战场上，所有的手段都是公平的。被对准目标的坏家伙判决，也就是欲达成的目标，被视为有时用来对抗被告与辩护律师巧妙的策略。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法官身上出现辩护律师的行为，而完全忘记他们在司法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非常不同。

当某被告律师揭露这些腐败时，这些助理便视之为无聊的喧嚷而予以驳斥。法官大多数也会越过常规，维护这些助理。他们有时遭到批评，是因为多管闲事而付出代价。

我并不是说大部分或所有的助理都参与这类精英的堕落行为。我也遇见过拒绝合作的人。但是却有相当多的人，使联邦检察署充斥这种事。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也同样严重。众所皆知，这正是问题所在。在其他许多联邦或州法官办公室中，这种情形则更为严重。联邦检察署在所有检察署体系中，以最佳的名声与最少的腐败闻名全国。那是为什么年轻的精英律师被送来这里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此单位为正直之楷模。这也是为什么在清廉的表象之下是如此之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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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当李·贝利在1973年被控共谋邮件欺诈时，他引用了一句律师之间流行的格言，大意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待辩护律师态度的截然不同。在英国，辩护律师被视为骑士一般；在美国，他们则是动辄遭到起诉。这个格言对美国的观察是有事实依据的。为数不少的辩护律师曾被控告犯罪。有时候大众得小心，和小儿科医师的“小儿”一样，在“刑事辩护律师”这个名词里的“刑事”二字，犯罪的是委托人，而不是律师本人。

由于喧噪一时的水门案和亚伯斯坎案{38}的曝光（其中许多律师也都成了被告），使得“律师经常是犯罪者”的印象深深烙在美国人心里。因此，在我这几年刑法课程的第一堂课中，我总不忘提醒一年级学生说：“以统计数字来看，你们许多人最后都会成为被告，而非辩护律师。”

我的当事人有半数曾经是律师，且多为刑事辩护律师。他们遭起诉的罪名从贿赂、盗用公款到谋杀都有。大半都是因为执业而遭起诉，如埃德蒙·罗斯纳的案子。许多人被控藐视法庭，或是因为过度热心代表委托人而违反律师职业规范，就像我在罗斯纳案和犹太防卫联盟案中遇到的险境。某些被指控的罪行完全和他们的法律工作无关。例如，某个律师投资家具公司。在公司面临倒闭时，这位律师为满足某些债权人的要求，以公司老板的生命诈骗100万保险费。结果，这位老板被人以黑道手法谋杀。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那位律师涉及谋杀，但他仍被判保险欺诈罪。我在上诉书中主张陪审团不应事先被告知被保险人遭到谋杀，因为当他们得知这个带有偏见的事实，他们自然会假设诈领保险金的人和谋杀案有关。电视正是这么报道的，陪审团也这么想。而主审法官的任务正应该是过滤证据，让陪审团不要采用电视媒体的逻辑。既然没有证据显示我的当事人和谋杀案有任何关联，所以陪审团也不该被告知任何与谋杀有关的事。上诉法院同意了，而且也撤销了判决。大部分的律师都不想惹上黑社会的谋杀案，但是刑法要处理的却都是这种事。

在这个章节里，我将讨论我在执业时遇见或代表的几种律师类型。某些律师特别容易陷入麻烦。而那些从不惹麻烦的律师，从他们委托人的观点看来，却有可能是最差的辩护律师。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许多律师所遇见的问题都是被诱惑的结果，无论是好律师或不好的律师，都可能成为牺牲品。他们没有和当事人划淸界限，而成为同伙。许多律师，即使是华尔街最杰出的合伙律师，都和当事人在生意上有所往来。关系有许多种形式：或以股票的名义、合伙人或公司红利而收取费用；除了法律咨商之外，也提供商业的建议；或是在委托人的公司担任董事。

我在1965年遇见贝利，他弟弟比尔当时是我刑法课程一年级的学生。我正在讲授山姆·薛帕的案例，这个案子使贝利声名大噪。薛帕是来自克里夫兰市郊区富有的骨科医生，他的审判引起大众关注，最后被判谋杀他的妻子。当时贝利仍是个初出茅庐的律师，他说服最高法院给被告重审的机会，理由是因为舆论向检方一面倒，而没有给予被告公平审判的机会。在重审的时候，贝利最后让薛帕无罪开释。对于年轻律师而言，这是惊人的胜利。这也让他成为全国知名的一流辩护律师。

那天我在讨论薛帕案子时，比尔带了朋友来，坐在教室后方。我担任魔鬼代言人，请比尔上台来，请他假设薛帕实际有罪：“如果大法官相信他有罪，那么最髙法院撤销原判是合理的吗？或是说他有可能是被误判的呢？”

下课后比尔走到讲桌前来，向我介绍他的朋友，他正是山姆·薛帕的儿子。这位年轻人告诉我，我的假设让他十分困扰。“你怎么能假设我的父亲是有罪的？”他悲伤地问道。我为自己的鲁莽向他道歉，并解释自己不知道与本案相关的人会出现在课堂上，才提出这种假设。这种尴尬场面是哈佛大学必须面对的风险，因为许多有名望人家的孩子都在此就读。

比尔当时就邀请我去法院旁听他兄弟的案件。1967年1月，机会终于来到。贝利当时在为艾伯特·迪萨渥辩护，人称他是“波士顿锁喉手”。我带法律系和精神医学系的学生去旁听交叉询问，被诘问的对象是个充满敌意的精神科专家证人。交叉询问进行得完美无比。贝利显然是有备而来。他所有质询的问题来源，都是他的侦探所发现的事实，而那位精神科医师毫无所悉。贝利善于结合审前巨细靡遗的调查和有力的交叉询问。这使他比其他律师更为杰出，那些毫无准备就上法庭的律师，在诘问充满敌意的证人时，通常就只凭着自己的辩论才能与经验。这些技巧的确重要，但是如果少了调查的背景资料，即使最好的律师也会栽在聪明的证人手中。

波士顿案后不久，贝利问我是否愿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协助他草拟最高法院的诉讼文件移送申请。这次的被告是个通奸的妇人，被控谋杀她的牙医丈夫，她将丈夫从家里的福斯汽车中推下悬崖，让整件事看起来是个意外。麻烦的是，那妇人在审讯期间有了身孕，但是检察官仍判她死刑。本案的情节成为小说和电影的故事。琼安·迪迪昂也把这个故事收进她的畅销小说集《迈向伯利恒》里。陪审团的成员在事先“剔除”了基于良心反对死刑的人士，而判决妇人犯下谋杀罪，她被判处终生监禁。我撰写了诉讼文件移送申请，也被法庭批准了。最后，这个妇人在监狱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

这件案子以后，我又为贝利处理了几个小事务。1973年5月18日，联邦大陪审团起诉贝利。罪状是共谋传销欺诈。共谋的主要人物是葛伦·透纳。透纳设计了几项“金字塔”计划，并夸大地命名为“你就是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

这个金字塔计划正是金额更高的老鼠会。透纳及其公司让投资4500美元的投资者成为产品的经销商，例如化妆品，或是卡内基式的潜能开发课程。然而，比传销权更重要的是，这些投资者有权再把传销权以4500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下一位投资人，第一个委托人可以分得第二个客户的业绩，其他则归透纳和他的公司。第二位投资人可以再找到第三个投资者，以捞回他的成本，第三位再找第四位，如此无限延伸下去。问题就在于这其实是“有限的”。政府指称透纳及其公司并没有任何可销售的实质产品，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化妆品或是课程。他们认为透纳销售的是无实质价值的传销关系，是以空卖空，专钓想快速赚钱不明就里的客户。透纳从贩售传销权获得暴利，无论到底销售的是化妆品或课程。

60年末期，葛伦·透纳已经成为美国东南区的传奇。他虽然是未曾受教育的佃农之子，却累积了大笔财富。他像是某种流行的领导者，有几千人相信他的成功福音。当他贩售更多的传销关系并到处设立据点时，他的财富与名声传遍全国与全世界。但是各州终于达到饱和点。不满的传销商不仅对于无法找到下一位传销者而抱怨连连，他们也从未收到任何可以贩卖的化妆品或是潜能开发课程。

州政府和联邦执法人员对此进行调查后，并取得透纳的事业的禁止令。当来自销售人员的现金流开始减缩时，“你就是伟人”以及“柯斯考特星际之旅”就面临破产的危机。这时候透纳开始找寻全美最好的律师。公关部门董事建议他去找贝利。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家伙是谁啊”但是他同意和贝利见面。

透纳告诉贝利他的官司，“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

贝利回答：“很好，我向来喜欢公平的战争。”

在讨论很久之后，贝利答应为透纳辩护。双方还同意了某个不寻常的付费协议，这个协议也透露了两人不同的性格。透纳将偿付所有的诉讼费用，外加贝利租用喷气式飞机的费用。此外，若贝利解决了透纳的法律问题，透纳还将付给他为数可观的酬金。（这笔酬金是在官司打赢时付给律师的。这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是合理的。）贝利将得到一架崭新的喷气式飞机。无疑地，这对贝利而言是绝大的吸引力。双方都同意这项协议。

贝利所犯的错误，是许多好律师也很难避免的。他没有在为生意人辩护和成为委托人的伙伴之间划淸界线。

透纳看重的不仅是贝利极高的法律天赋，还有他可以为他的事业带来的名声和合法性。他甚至邀请贝利参加会员招募会议，以便使所有潜在的客户安心。关于贝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所争论，但是对于法院和政府而言，他显然牵涉过深。就合法性与专业伦理来看，贝利在法庭外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华尔街的律师一向如此。然而，重点是当律师太接近某个企业的会议厅或展售厅，而这企业又是欺诈或非法集团时，他就有可能遭起诉。

1973年5月，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大陪审团以共谋传销欺诈的罪名，起诉葛伦·透纳、他的3家公司、8个相关企业单位以及他的律师贝利。所指称的共谋者涉嫌欺诈“无数的受害者”。

将律师和他的委托人同列被告（法院另外也打算一起审理他们的案子），这对于法律或职业伦理而言，都是令人疑惑的、前所未有的议题。贝利聘请我为这问题撰写诉状和进行言词辩论。

这个问题必须从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背景来理解。这个保密权利要求律师对从每个委托人得知的信息都必须保密。这当然还是有其限制性：这些信息必须是在法律咨询时获悉的；只有律师才能知道这些信息，而不得让任何外人听到；这些信息不包括计划的或欺诈行为。在这些限制（以及其他技术性限制）之下、律师必须对委托人的信息保密。（但是委托人确有绝对自由披露它们。

在透纳与贝利的情形里，贝利在遭起诉前就是透纳的律师，长达一年的时间。在那期间，透纳与贝利也私下往来。我不了解这些往来的内容，即使我是贝利的律师，他也不能随意向我透露，因为我并非透纳的律师。但是他们之间的沟通并不难以猜测，我可以想象到一般的对话。

律师会说：“你必须停止所有那些传销会上夸大不实之说辞。你不该告诉部些传销商说他们一年可以赚5万美元。这并非事实。你也不该误导他们相信有满坑满谷的委托人对传销有兴趣。你很了解这种状况总有一天会饱和的。”
委托人会说：“我并没有操纵这些传销会议。我的传销人员偶尔会失去理智，但我能怎么办？”
律师说：“你最好有所行动。你们的行为是欺诈。如果再继续下去，你的麻烦就大了。”

我不知道贝利究竟给透纳什么建议。但如果对话真是我所想象的那样，那么显然让对话曝光会对透纳“不利”，因为这证明他的律师曾告诉他，这会使他的员工都涉嫌欺诈。透纳在被告知涉嫌欺诈行为后，仍持续这样的行径，以陪审团的角度来看，透纳显然处于不利的立场。

但是，这段对话的揭露对贝利而言却是“有利的”，这证明贝利曾建议透纳停止那些诈骗行为。毕竟，律师能做的就是给予委托人建议。如果委托人没有采取建议，律师并没有责任，尤其是他并不知道委托人故意忽略了他的建议。

律师和委托人一起接受审讯所带来的难题是，如果他让他们之间的对话曝光，他帮了自己，却伤害了委托人；如果他保留这段对话，他帮了委托人，却使自己处于不利。

他该怎么做？贝利在拿到起诉书后不久打电话给我，征询我对此两难问题的看法。我认为他不该采用那两种方式，他应设法和委托人分开接受审讯，如此他就有可能在陪审团审问他时揭露关键的对话，而对审理其委托人的陪审团保留那段对话。贝利当然也想到了这点，他要我在诉状中申请单独审讯。

我写了长篇大论的诉状，辩称贝利和透纳如果一起审讯，将会创设一个造成律师和委托人冲突的案例，

并且会鼓励检察官在起诉当事人时，连律师也一起告。这种作为将造成寒蝉效应，使律师不愿意为不受欢迎的委托人的辩护，也将使委托人无法把秘密告诉律师。

法官在1973年6月13日开庭审理，这正是我为犹太人防卫联盟案的上诉辩护的第二天。庭讯在早晨7点半举行，为避开奥兰多盛夏的炙热。

我走进法庭，有人就告诉我哪个人是助理检察官。对于纽约州的人而言，他穿着的浅蓝西装外套搭配白鞋，实在不像个检察官；幸亏法官的风格和他很像。法官穿的是颜色活泼的西装，也配上白鞋子。这两人除了对服装有相似的品味外，口音和轻松的态度也很接近。而在轻松的外表下，一个是坚持的检察官，另一个则是精明的法官。

当我开始辩论时，检察官就以各种细节对我施压。他挑衅地要我举出某些对贝利有利而对透纳不利的对话。我当然没有办法举证这些细节，因为贝利慎重地拒绝我在诉状中提到这些对话内容。但是我还是暗示了这些对话的大意，承诺在法官室里让贝利在没有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透露部分对话内容。

检察官没有考虑透纳和贝利的律师与委托人的保密权利问题，他认为那只是欺诈行为的持续罪行。

他说：“贝利先生不应该利用委托人与律师间的保密权利作为掩护。”而我则回答说：

贝利先生并非想躲藏在这种保密权利里，而且当被问到可能损及这神圣义务的问题时，他必须主张他的当事人的特别权利。
现在，我们提出单独审讯的动议，是因为贝利先生想公开每件事，并为他曾参与的对话作证。

法官决定暂时搁置我们的动议直到下次的审讯，那时候或许才能知道贝利和透纳是否有实际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利益冲突。在保留这个重要的决定时，他同时也埋下贝利胜诉的种子，虽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关于政府将申请一起审判贝利和透纳，法官提醒说：

政府是在铤而走险……因为审案仍然持续着，如果此案进行8到14个星期，若我们届时准许单独审讯，就不会有再审的机会了。

从一方面来看，法官的说法是有先见之明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错得很离谱。政府的案子不会只延续8到14 星期；最后其实进行了30周。经过那些漫长的审讯期后（这期间贝利仍代表自己），最后法官终于还是作出无异于30周前的决定：他同意让贝利单独审讯，并且宣告此案因程序错误而审判无效。

不包括贝利的这件案子被送到陪审团前，在经过7个星期的讨论后仍无具体结论。浪费了30个礼拜的审讯。被告被通知准备另一场审讯。

贝利应该怎么办？联邦法院曾提醒过政府，单独审讯如果延宕过久，可能会排除再审贝利的可能。但是联邦法院也拒绝干涉，检察官们让贝利如陷迷雾中好几个月，如他在宣誓书中所形容的“漫无止境”。他们拒绝撤冋告诉，也拒绝速审速结。贝利的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事务所解散，他的老婆病了，而他的焦虑持续着。

1975年7月，地方法院终于撤销对贝利的指控，几个被告都同意承认犯有轻罪，被处以缓刑。

虽然对贝利的指控被驳回，这使得他恢复执业，但是遭起诉的耻辱仍跟随着他。他的事务所不再有衣着光鲜的顾客上门。贝利告诉记者亚历山大说，他已负债40万。”那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事。我没办法接到案子。没有收入。人人都和我作对。”

但是这样的状况，却有了戏剧性的转变。1975年8月15日，贝利摆脱所有在透纳案子里的指控后的几个星期，媒体竞相报道警方破获了近来最离奇且具争议性的绑架案。帕待里西亚{39}19个月前被歹徒从伯克利公寓绑架，她现在在旧金山警方手中。贝利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监狱接到紧急来电，他当时正在和等待死刑的女犯人会面。来电者是兰道夫·赫斯特的律师，帕特里西亚在被绑架后的10个礼拜，涉嫌和“共生解放军”一起抢劫希伯尼亚银行。贝利接手赫斯特案，却使得他本具争议性的生涯雪上加霜，并且更加突显某些辩护律师在媒体关注的案子里的重要问题。

爱出风头的律师

贝利请我帮忙准备赫斯特案子的诉状，就像他告诉记者亚历山大的：“我常把较重大的案子交给亚伦。”对于帕特里西亚和贝利而言，这件案子的确十分重要。对贝利来说，这是个大好机会，可借此摆脱透纳的牵连。他并将有机会成为美国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本案已成为牵涉层面最广的案件。有位记者这样形容，赫斯特案绝对是“世纪之案”。而这却是贝利16年的法律生涯中的第四件或第五件大案子。

此案的主要议题在于赫斯特是否自愿参与希伯尼亚银行抢案，以及在她携带枪支进入银行时，是否受制于绑匪。

贝利请我加入辩护的法律研究。我则请了6位法律系学生搜寻美国司法史上被告遭绑架后加入绑匪的犯罪行为的案例。我们草拟了数份详细的备忘录，辩护被告的心理状态，然后送到旧金山。

我递交另一份备忘录，分析政府是否有权就她从银行抢案到被捕的一年半内的行动细节，对帕特里西亚进行交叉询问。政府认为如果她曾在希伯尼亚银行抢案后，自愿加入“革命”活动，那她的意愿就证明她也是自愿加入先前的抢案。辩方则认为，后来的事情与她在抢案当天的心理状态无关。更何况在抢案与其他事件之间，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美国的司法部长威廉·萨克斯比告诉媒体，这桩银行抢案让他们认为帕特里西亚·赫斯特“不过是个普通罪犯”。那些“解放军”抢劫犯不断告诉她：“既然你已被自己的国家视为罪犯，现在你除了加入我们之外，已走投无路了。”

贝利担心的是陪审团听见帕持里西亚承认在希伯尼亚抢案后自愿加入革命的犯罪活动。他很清楚，在萨克斯比发表声明之后，陪审团不会依照她在银行中的作为来审判她，而是根据她后来所加入的活动。贝利认为这些事件就像“臭鼬”一样，应该想尽办法排除在法庭之外。有个经验老道的律师曾说：“一旦你让臭鼬进入法庭，臭味便很难再被除掉。”

我的备忘录建议法官应该在帕特里西亚坐到证人席前裁定政府是否准许对她就抢案后的行踪进行交叉询问。这样贝利才可能判断把她送上证人席是否要面对交叉询问的危险。（这也是我们在席格案中的做法。当时我们申请包曼法官事先裁定，如果席格拒绝作证，是否会构成藐视法庭罪。）

律师们周详的计划经常因为审讯时的扰乱而受挫。贝利要求事前的裁决。法官拒绝给予正式的裁定，但是明显表示，被告不得被质询到关于抢案后的可能罪行，除非在她的直接证词里提到那段时间的行为。有了法官意见的支持，贝利让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并小心地避免任何在希伯尼亚抢案后的相关说明。

然而在帕特里西亚的直接证词之后，法官显然改变心意，他允许检方对每个细节进行交叉询问。贝利试图以不得自证己罪的规定使她免于被询问任何相关问题。然而法官却判定，根据她的证词，显示帕特里西亚已放弃自己的基本权利，所以必须回答问题，在陪审团前也不得主张其基本权利。帕特里西亚·赫斯特处于极端不利的处境，她被询问无数个暗示有罪的问题，并且在陪审团前重复地自证其罪；另外还因为她自己放弃了基本权，她不当的请求将为自己带来不利的推断。

帕特里西亚在交叉询问之下成为这场辩护的牺牲品。观察家认为，这场辩论将决定她的命运。有些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公开指责贝利将当事人送上证人席，使得她必须在陪审团前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然而，我十分确定，即使帕特里西亚没有站上证人席，陪审团也会作出相同的有罪判决，那些人同样有理由大放厥词。“这家伙是个半吊子”、“懒鬼”、“在牵涉心理状态的辩护之下，不让被告出席作证怎么可能赢”。

“如果你清楚所有的状况，你会让帕特里西亚出席吗？”我被问了无数次这个问题。答案是，除了贝利本人，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谁也不知道本案复杂程度。

当贝利必须考虑是否让帕特里西亚作证时，审判法官已经允许检方公开证据（不是通过帕特里西亚得到的），证明她在希伯尼亚抢案后所参与的犯罪行为。证据包括录音带和日记，记录着她宣称对“革命”信仰效忠，这些证据强烈暗示，她的转变早在抢案之前。法官也否决在陪审团前播放被告的心理医师和帕特里西亚谈话的录音带。在录音带中，帕特里西亚在提及自己成为都市游击队的行为时感到相当悔恨。所以贝利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抉择时，不可避免的两难困境出现了：如果帕特里西亚没有上证人席，让陪审团听她陈述抢案后的心理状态，这些对她非常不利的证据，必然会使她获判有罪，她将失去解释的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她就有可能被交叉询问；但是法官似乎认为她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有权不自证己罪。

由此来看，贝利是否要让帕特里西亚上证人席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没有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法。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听到某些陪审员在判决后接受的访问后，如果我是贝利，我可能不会让帕特里西亚出现在证人席上。（好几位陪审员显然认定帕持里西亚有罪，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被告的证词。）但是如果我和贝利同样处在有限的信息中时，我也会作出相同的决定。

但是，我并不是说我的做法会和贝利一样，至少我不会在审判前召开记者会，公布我所要采取的辩护策略。检方辩称，贝利在记者会的做法促使他们必须公开抢案后的证据。因此，贝利所面临的两难应该归咎他本人。

没有两位律师会有相同的辩论方式。贝利有自己的方法。赫斯特家族所面对的问题是，此案是否应由贝利接手。一旦他们决定聘请贝利，一切就已成定局。贝利当然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如果赫斯特家族聘请的是艾德华·威廉斯（也就是他们聘请贝利之前所接触的律师，而他拒绝接手此案），整件案子的发展便会大为不同。威廉斯的风格很低调，对法律研究得很仔细，按部就班地进行计划，对每个突发状况都做好准备反应。我不知道威廉斯是否会让帕特里西亚作证，但我确定他的每个决定都是在充分的信息下、加上他敏锐的直觉、经过仔细的考虑而作出来的。就算威廉斯输了此案，他也不会像贝利一样遭到其他律师的大肆批评。贝利的炫耀态度以及媒体对她的关注，使他遭到同行妒忌和批评。

他吸引大众注意的能力也让人怀疑，包括赫斯特案后续的几个律师也认为，贝利的策略是受到成名欲望的影响。在不违背任何法律或职业道德规范下，为了委托人的利益，运用媒体是很适当的；但是为了自身的名声而牺牲了当事人的利益，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本来就很模糊。而喜欢出风头的辩护律师相信（或只是借口），成为媒体的头条对于律师和当事人都有利。这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形。即使是好的律师，若一心想成为媒体宠儿，也无法分辨其差异。

帕特里西亚·赫斯特现在自由了。在她被判7年刑期的23个月后，因卡特总统的恃赦而减刑。被释放后不久，她嫁给游击队的伙伴，并育有一子。她出版了一本书，描述关于自己长达19个月与这批“解放军”相处的情形。她在书中严厉谴责贝利让她站上证人席，而页利还曾经保证绝不让她出席作证，并显然误导了她。她也批评贝利在审讯期间自恃过高，在法院审理结束后，即飞往洛杉矶与其他同仁进行座谈会。

帕特里西亚最后聘请另一位律师提出重审申请，理由是贝利的不当且无效的辩护。但是在1982年1月6日，帕特里西亚主动放弃诉讼，声称不想再与此事有牵连。

贝利则重操旧业。他与赫斯特案的关系显然只是使人们忘记透纳的案子。那个家伙是叫做葛伦吗？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在葛伦·透纳的案子里，贝利不必面对是否作证不利于当事人以求自保的两难。而詹姆士·劳森，一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年轻律师，却碰上所有刑事律师重复的梦魇。他被联邦法官命令提供不利于当事人，甚至可能使他身陷囹圄的证词。劳森拒绝陷自己的当事人于罪，法官判他监禁，“直到他愿意提供证词与消息”。他要我给他一些建议，并且希望我代表他出庭。

本案背景并不令人陌生。华盛顿州联邦大陪审团依共谋贩卖“泰式香烟”（高品质的大麻）起诉若干人。两个被告聘请波士顿以辩护大麻案出名的法律事务所代理诉讼。劳森被指派接办此案。

劳森飞到华盛顿进行认罪协商，那两位委托人承认有罪，被判一年徒刑。

然而，检察官却怀疑劳森的两位委托人都不是该案的主要人物，他们认为乔治·布莱德利才是真正的老板。为获取证据支持他们的怀疑，检察官传唤劳森的委托人在大陪审团前作证，并保证他们未来不会被起诉。他们被问到和布莱德利以及法律事务所的关系。其中的问题包括，他们是否自己支付事务所的诉讼费用。他们作证他们没有付，也说明不知道是谁支付费用。

几天后劳森被传唤到相同的陪审团前，被问了个问题：“究竟是谁支付了那两位委托人的诉讼费用？”劳森当然了解，如果他告诉他们是谁付了费用，检察官便知道谁才是大麻集团的老板。

但是劳森无法给政府他们想要的消息，因为付费的人也是劳森的当事人。他是在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下支付费用的（这使他的身份曝光）。劳森现在却被命令泄漏机密，并交出委托人的名字。劳森提出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并以此拒绝回答问题。虽然委托人的名字与付费方式并不包括在这保密权利当中，劳森却认为这个讯息会使他的委托人被起诉，因此应该受到此权利的保护。法官命令他回答，他坚持拒绝。他于是依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他告诉法院他要请求就藐视法庭罪进行答辩，并要求暂缓执行。检方反对暂缓执行，促请法官立即将他关入牢中。法官后来同意暂缓执行的申请。

在我们给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上诉书中，我们将这两难的案子交给法官：

一位正直且杰出的年轾律师被判定藐视法庭而遭羁押，只因基于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拒绝透露委托人的信息。而不仅他持这样的看法，他的同仁以及相关专家也是如此建议。
这位律师面对的是不可能解决的两难问题：基于良心、他不可能泄漏消息；另一方面，如果他泄漏消息，他的当事人有可能要面对牢狱之灾。他诚恳希望法院能帮助他维护律师的道德与法律职责。{40}

上诉法院撤销了藐视法庭的判决，认为劳森“有正当的理由，维护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权利”，因为如果劳森“泄漏委托人名字，以及为共谋者的付费安排，会证明他们的共谋关系”。劳森被无罪开释。他无须入狱才能保护委托人。{41}

这不是我最后一次代表这家法律事务所。被传唤作出不利于当卞人的证词，是刑事辩护律师经常遇到的职业风险，尤其是毒品案。原因是毒品集团通常都是有层级组织，老板在最顶端，而运送毒品的人（被称为“骡子”）则在最底层。可想而知，骡子冒的风险最大，事实上他们也最容易被捕。而他们经常没有钱聘请有能力的律师。那是双方都心知肚明的协议，如果骡子被捕，老板会为他们请律师。聘请那些昂贵的律师，对于这些老板而言，很少不是出于利己的态度。这些老板关注的焦点是确定他们花钱聘请的律师可以代表骡子们。他们极力避免有主见的律师，或者更糟的是，和检察官友好的律师，他们会鼓励骡子们供出老板以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对老板们来说，骡子的职责就是坚守岗位，闭上嘴巴，千万不能供出老板们的身份。老板于是也冒着风险，要确保他的骡子们也是这样理解。好的律师会让骡子们无罪开释，即使他们被判决，也是较轻的刑罚。如果骡子们被判较重的刑罚，他们出卖老板的机会也因此会增加，所以，聪明的老板通常会尽可能地为骡子请最好的律师。而他们也会尽量请到那些鼓励骡子们努力反抗检方而不变节的律师。

另一方面，从检方的角度看来，他们当然不认同既代表骡子又代表老板的律师。他们要求法院排除这样的律师，因为这样会引发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骡子而言，最有利的可能状况就是与政府合作，供出老板。他们的目的在于逮住老板。这家法律事务所还遇到另一件案子，马丁·威伯格与约瑟夫·奥特瑞两位资深的合伙律师被传唤作证，说明他们从某位被控走私大麻的当事人得到的费用是多少。他们拒绝透露费用，因为这个消息会使得他们的委托人因此被判有罪。很多走私大麻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显然不会有什么合法收入来源。假设有个嫌犯负担得起1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检方就有理由怀疑。支付10万美元的事实将会是最有力的犯罪证据。（此外，这也会让委托人被控告逃税，因为这笔钱不可能当成收入申报。{42}）

奥特瑞和威伯格坚持拒绝透露费用的数目。我代表他们出庭。（很巧的是，马丁·威伯格的事务所也有位毕业自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我曾告诉我的刑法课的学生，我的教材都来自于5年来这领域的亲身经验。）总而言之，政府最后认输了，两位律师们不需要因为拒绝使自己的委托人入罪而坐牢。对于许多辩护律师而言，诸如此类的事情，仍是职场上经常会遇到的梦魇。

某些受理毒品案的律师比其他律师更容易遇到如此的状况。他们持续为同一个毒贩辩护，就像华尔街的律师可能会成为某公司的“房地产法律顾问”，或成为某组织“犯罪家族的法律顾问”。他们对正在进行当中的交易提出各种建议。

当骡子被捕时，他们的名片以及家里电话留在他们身边，有任何问题他们便随时“待命”；他们和这些人十分熟稔，也成为好朋友；有些甚至为了个人需求，也从委托人那里获取毒品。这些律师被政府视为与贩毒的委托人有商业往来关系，有些律师并因此被传唤，甚至遭起诉。虽然他们某些行为当然是违法的，但是正当的为毒品交易者辩护和不当介入其行为，这两者的界线实在难以区分。这也是许多辩护律师干脆不接贩毒案的原因，而有些律师则专精此道。许多人站在正义的那一边；有些则游走边缘；另一些律师则是越过界线，加入生意的合伙。巨额的获利使诱惑难以抗拒。当然有相对的风险存在。

政府注意这些被怀疑与委托人有生意往来的律师是可以理解的。单凭自己的法律学位就想参与犯罪集团的买卖是没有保障的。但是检察官偶尔会假装怀疑这些律师有不当行为，以迫害程序合法且冲劲十足的律师。像奥特瑞和威伯格法律事务所就常常被传唤、调查和査账。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非法行为。但是，因为他们为大麻和可卡因的毒贩打赢官司，有些检察官坚持视他们为被告，将他们的当事人视为证人而传唤他们。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他们看起来可能像辩护律师。他们说话也像辩护律师。他们也许也会有被告委托人。但是在内心，他们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检察官。

在工作上，我遇见许多这种律师。他们在每个大城市中执业。他们许多是前任检察官，暂时成为政府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我遇到的许多位之前则是联邦地检署的助理检察官，任职多年后，自己出来开公司。他们的经验与专长都在刑法，有些人就选择留在原来的领域。但是他们不能起诉罪犯，所以他们变成辩护律师，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但是他们其实并不真的想保护有罪的被告。他们也不想将生命浪费在他们认为违法乱纪的人身上。他们希望的是能重返检察界，拥有资深的位置，可能是检察署某重要部门的部长之类的。

许多这些过去或未来的检察官，都有很特别的辩护方式。他们大多代表的是政府的线人、合作的证人以及认罪协商的被告。他们很少上诉，从不公开批评检察官。完全相反，他们主要的法律工具是与现任检察官友谊的维系。

现任联邦检察署的检察官会为那些试着与政府合作的被告介绍上述的律师们。这种介绍关系是因为检察官通常不应该和还没请到律师的被告进行交涉，而又非常厌倦面对原本有可能合作的证人却聘请到自主性很高且有可能反对合作的辩护律师。推荐“可信度”很高的律师后，检察官既能确保他不会失去证人的合作，又能履行自己职业道德上的义务。这种虚伪的行为让检察官在政府和证人之间维持独立的正直形象，同时也能掌握所有状况。

联邦检察署以前曾有一份可以合作或介绍给被告和证人的律师名单。这些前任的助理检察官律师，被相信能鼓励当事人合作。一旦这些律师开始被认为自主性很强，或试着对抗政府，就会从名单中被剔除。

名列在名单上，或成为圈内人，保证了获利的来源。有些愿意合作的白领阶级被告，通常很富有，并有能力支付高额的费用。

圈内人的身份又是另一种保证：圈内律师将有办法为委托人争取到减轻的量刑。与现任检察官保持良好关系的前任检察官，通常可能为委托人争取到看起来有利的认罪协商。

对于政府和“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来说，重要的是让人们相信这些前任检察官能为委托人争取到不错的认罪协商。（他们很少在公开的法庭打赢官司。）如此一来，委托人被鼓励去找这些律师，并接受他们的建议与政府合作。（而律师也可以在自己的输赢记录中加分。）

有些检察官与执法官员也有一张不友善律师的名单，这些律师老是反对与政府合作。某些官员也怂恿被告不要再聘请这样的律师，要不然会使自己成为政府憎恨的目标。

我最近得知联邦检察署这种游戏的另一种方式。办公室每天都会公告某些律师的名字，这是为那些即将被传唤到大陪审团前的贫穷证人所指派的辩护律师；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在律师（披着律师外衣的检察官）被指派前，通常会拖延一天；他们会在那天先找来有可能合作的证人，以便增加他们被“建议”与指派的辩护律师合作的机会。证人们当然不会注意到他的律师是由政府精挑细选出来的，以确定他不会听见反对的声音。

有时候从被告的利益来看，聘请以及遵循这些律师的建议似乎是对的。用合作交换来的从轻判决（或无罪开释），对某些被告可能是最佳利益。但是独立且正直的律师绝不会这样照本宣科，他们通常客观评估不同情况的利弊得失。独立的律师可能会判断最好的方式是合作，而和“前任检察官网络”寻求协议。但是在其他案例中，他们也有可能认为相反的立场才是有利的。

任何被告都不应该信任秘密安排好的律师的建议。“披着律师外衣的检察官”的安排，通常的任务是为委托人争取最有利的协商，但他们也可能牺牲委托人去取悦现任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电视中的培瑞·梅森律师总是对说谎的检方证人采取精彩的心理战术。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策略却经常引起不良后果。即便交叉询问也很难成功抓出说谎的证人。对于律师或法律系学生而言，最难拿捏的在于什么时候不进行交叉询问，什么时候该见好就收，或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停止诘问。

典型的刑事审判场面并非像电视上演出那样有扣人心弦的对峙，反而是慢步调的，甚至是沉闷且理所当然的问题，以及可预期的答案。

律师们都有一箩筐临阵受挫的故事。有个辩护律师就告诉我，有次他让一个有前科的委托人站上证人席。这位仁兄就急于让陪审团知道他不会隐瞒任何事。当律师问他是否曾被判罪时，他很快回答：“是的。”

律师后来又请他告诉陪审团，他究竟曾犯了几件重罪。他停了一下，开始数手指。最后，他看着他的律师的双眼，然后说：“加上现在这一件，总共是4件。”

另一位辩护律师的“战争故事”是个涉嫌谋杀老婆的男人。尸体没有被发现，但是有极具说服力的旁证。这位辩护律师在结辩时告诉陪审员们，他们将目睹大惊奇：当他数到10，被指称已遭谋杀的妻子会从法庭的门走进来。这位律师于是开始数“1、2”数到7时，所有的陪审员都盯着门看。律师数完10，陪审员们引颈以待，但是门动也不动。这位辩护律师笑着向陪审员们解释：“看吧，你们每个人都盯着门看，你们都合理地怀疑着这位太太究竟有没有被谋杀。这是我小小的实验。”这位律师得意地宣称：“这证明你们也会合理地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无罪开释这位被告。”然而，这套逻辑却没有说服陪审团，他们仍判这男人有罪。事后，这位失望的律师问陪审员为什么在注视着门之后，还会投有罪票。她解释说：“没错，我们的确都盯着门瞧，可是我们也注意到被告并没有看着门，他心里很明白，没有人会走进来。”

有些法律策略偶尔也会奏效。在犹太人防卫联盟案，我对帕罗拉进行交叉询问，使他误以为我们有某些对话的录音。但是像在那样的案子里，我们却经常遇到法官立即的斥责。我的友人兼同事哈维是个足智多谋且勇敢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某些案例中被指责，请我代理他出庭9次之多。有一次，他的委托人被控贩毒。逮捕他的警员发誓可以正确指认进行交易的被告。那位警员并不知道，这位被告有个双胞胎兄弟住在被告被捕的公寓。审讯当天，哈维安排让这个兄弟取代原被告出现在法院为被告安排的位置。掉包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位警员是否可以指认出坐在法院的这个人并非被告。

电视剧演出时，培瑞·梅森辩护律师使用这个策略让警察没有认出那是无辜的人。但是当哈维这样做时，检察署的助理检察官却要求惩处他。最后问题解决了，法院却认为哈维如果不想被判藐视法院，就要遵守诉讼程序。

电视上的培瑞·梅森所采用的策略，对于真正的刑事律师而言，有相当程度的危险：通常会有反效果，即使奏效，律师又常常因为采用这种方法而饱受批评。很少产生培瑞·梅森那样的效果：让无辜的委托人无罪开释，让有罪的证人认罪以及法官得到的衷心称赞。

正直的律师

在大城市里，有许多辩护律师都被视为是“正直的楷模”。这些优秀的律师不以好辩著称。他们的招牌是对法院和政府坦白。他们通常含蓄地陈述案情，以不带感情的语调辩论。他们没想过要采用策略或诡计，不管这些对他们的委托人多么重要。他们也不会攻击政府或法院。他们是通过尊敬而非胁迫或巧计赢得官司。他们是司法界的政客，名字通常被列在法官候选人当中。

这些正直的律师通常把个人声誉（在法律界的地位），放在委托人的需求之上。他们的理由是，他们的委托人终究会因他们的正直和坦白的声誉而受益。这种“未来的委托人”的观点诠释得最好的，是我以前哈佛法学院同事，法官罗伯·基顿。基顿是运用形式策略的著名专家：

从长期观点来看（有别于只关注手中的案例），有远见的人会避免某些合法却不尽公平的胜诉策略。即使你因此而出名，你将来在打官司时，也会遇到不少障碍。整个司法系统的目的在于伸张正义。为了委托人、个人声誉的合法利益以及未来在司法界的效率考虑，我们必须采取中庸之道。

每位律师的委托人的确可能因为律师本身“公正”、“中庸”的声誉而受益。但如果情况特殊，委托人也有可能因律师在必要时拒绝采取强硬手段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律师正直的声誉有可能就是牺牲某些被告的短期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在聘请正直的律师之前，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位律师会用自己的正直的声誉帮助被告，而非利用被告建立自己的声誉。

出卖委托人的利益以换得其他利益或自己正直的名声，这个诱惑很难抵挡。听说当厄尔·华伦还在加州地方法院当法官时，会打电话给每个新来的公设辩护律师，和他们交易：如果经过他的判断认为某个被告是清白的，应该吿知华伦，然后华伦会让这位律师看所有的档案。如果这位律师在读过档案后仍坚持自己的想法，华伦就会驳回此案。想想看，每位公设辩护律师在面对这种天人交战的交易时，都处在两难的情境中。他如果没有表示他相信自己的委托人是清白的，他就是在承认自己相信他是有罪的。但是这位律师为了保持他在华伦面前的正直形象，并间接地使未来的委托人受益，他会放弃表示委托人的淸白。

当刑事辩护律师开始过度关心自己中庸和正直的名声时，就会牺牲委托人，尤其是贫穷或遭歧视的委托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个人名声牺牲委托人利益的律师和为了出风头而牺牲委托人的律师没什么两样。在组织严密的律师界，后者被谴责而前者得到赞扬。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某些辩护律师主要是为某些诉讼事由而执业的。他们反对死刑，憎恨警察暴力，支持穷人、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同等正义，提倡人权宣言的保护，主张监狱改革，他们甚至想在政府系统中完成更重要且激进的改革。这些事由或许高尚，但是在特定的案例中也有可能与委托人的利益相冲突。

威廉·昆斯特勒正是自诩为这些事由辩护以及落实这些事由的律师。

“我只为那些与我目标相同的人辩护。我不是随便可以请到的律师。我只为自己敬爱的人辩护。当我有个辩护事由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活了过来。”他如此宣称。

他形容自己是“人民的律师”，将“法律视为敌人和谎言”。他认同自己的委托人和他们的诉讼事由，所以如果他的委托人面临牢狱之灾，而他不必经历相同的胁迫时，他便会惶惶不安。（他宣称自己曾与莱尼·布鲁斯在男厕中注射海洛因，以便更能了解委托人的感受。）

我认识昆斯特勒好几年了，在他因为“芝加哥7人案”以藐视法庭遭起诉时，我曾与几位律师共同草拟上诉状。昆斯特勒是该案的律师，因其喧闹的行为而让此案令人印象深刻。

起初的被告是8位参加随着1968年民主党大会而起的各种示威的领导者，包括汤姆·海顿、雷尼·戴维斯、大卫·达林杰、亚比·赫夫曼、杰瑞·鲁宾、约翰·夫兰尼、李·维那以及巴比·席尔等人。（席尔的案子最后被单独审讯，所以只剩下7位被告。）因为没有任何联邦法禁止参加暴动或煽动暴动，所以这些活动最后由州处理。他们根据1968年的公民权法案中的“反暴动条款”被起诉，罪名是共谋跨州煽动暴动。检方承认，“共犯”在民主党大会之前不曾聚会，巴比·席尔甚至根本没有与其他人碰过面。这8位政治立场不同的被告，从激进的海顿、愤世嫉俗的雅皮鲁宾和赫夫曼到黑人人权运动者席尔，皆非常讶异会被控共谋。正如亚比·赫夫曼所言：“共谋？真是活见鬼！我们搞不好连午餐要吃什么都无法达成共识。”雷尼·戴维斯说得更夸张：“我们这8人是政府自60年代选出来的异议分子代表。我们都说，政府过去10年的历史正在这里接受审讯。”

本案的诉讼策略，部分是让被告提升为“政治性”的辩护，由昆斯特勒全程导演，他们抨击他们美国政治和司法中的伪善。而大半的骚动则应归诸于本案其他角色。主要人物是朱利略·赫夫曼，74岁的老法官。根据芝加哥某律师的说法，他自认为是“联邦的代表”。在开审前，被告亚比·赫夫曼就预测，审判将是“史科普审判、街头革命、乌士达音乐会和人民党的大会串”。结果，最后证实变成罗马竞技场。赫夫曼扮演残酷的君主，完全否决所有被告的申请与要求，且公开惩戒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检察官也没有比较好的，他们奉承法官，抓到机会就虐待被告。而被告呢？也无情地设陷阱给法官。昆斯特勒也该为这混乱的情况负点责任。

与法官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亚比·赫夫曼称法官为他的“私生父亲”并以蹩脚的意第绪语吼叫，以提醒法官他们相同的犹太背景。其他几位被告的行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地板上撒满软糖，把蛋糕带进法庭，穿着夸张的服装。

昆斯特勒没有直接参与这些古怪的举动，但是他也不断地运用他那激进的辩才。他形容赫夫曼法官的判决是“耻辱”、“没人性”、“孩子气”的，是“司法界最令人愤怒的判决理由”，他形容法院是“中世纪的行刑室”，他“欢迎”法官判他藐视法庭，因为“法官本身正在使法院蒙羞”。

而法官则不停地污辱昆斯特勒，并指控他“煽动混乱之火”，这种你来我往变成琐碎的滑稽行为。接下来我列出被告在法庭判决时的嘘声：

赫夫曼法官：马歇尔先生，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昆斯特勒：法官大人，我很感激那些嘘声。反正你根本没有带上什么忙，所以偶尔来些当事人的嘘声，至少可以帮助我提神。
赫夫曼法官：所以你是允许你的当事人在法庭公开抱怨了。
昆斯特勒：法官大人，如果你并不训诫你的检察官，我当然要发出嘘声。
赫夫曼法官：我已经注意到了，先生。

这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件受大众关注、却以闹剧收场的刑事诉讼。司法界因为这些被告与他们律师的怪异举止，以及赫夫曼法官跳入陷阱而十分愤怒。

审讯期间，哈佛法学院正在召开与政治庇护议题相关的会议。两位主要的主讲人分别是威廉·昆斯特勒和李奥纳·布登。布登是位杰出的公民自由的辩护律师，先前曾代表班杰明·史波克博士（因反战而遭起诉）辩护。而我当时则担任主席。昆斯特勒一如往常地迟到，会议先开始进行。布登致词时预测，当昆斯特勒来时，马上会上台来给布登和我一个吻。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现场观众觉得很好玩。

布登认为律师应该将自己的角色限制在合法为委托人辩护上，避免让审讯泛政治化。昆斯特勒则采取政治途径，倡导律师应该深入委托人的政治立场，以及利用审判达成政治目的。讲话结束后，他预测自己可能会被赫夫曼法官判定藐视法庭。我笑着说：“比尔，老实说我并不爱你，但是我会准备妥当来帮助你。”他则说他并不会要求我爱他，只希望我能够拥护他就够了。

几个星期后，昆斯特勒以及他的联合法律顾问，李奥纳•温葛莱斯以及其他被告，被判以第一百七十五条“藐视法庭罪”包括称呼法官为“赫夫曼先生”而非“阁下”（达林杰因此被判6个月徒刑）、在法院里拍手（拘役14天）、大笑（拘役15天）。对昆斯特勒的指控更为严重，包括挑起混乱、违反法院的命令、当着陪审团的面叫嚣煽动的言词、鼓励被告发出嘘声。赫夫曼法官因他多次藐视法庭而判他4年又13天的徒刑。（陪审团无罪开释所有被控共谋的被告，也无罪开释夫兰尼与李维纳所有的指控，但也因跨越州界在会议中煽动暴乱而起诉海顿、戴维斯、达林杰、赫夫曼以及ff宾。上诉法庭4、仅推翻所有的指控，并特别注明“法官与检察官若没有其他的过失，也应该改变态度”。）

我被聘为昆斯特勒以及温葛莱斯的律师，为他们藐视法庭罪的指控辩护。

来自新泽西纽华克市杰出且认真的律师莫顿·斯塔维斯也参与辩护。1972年5月，民主党大会约4年后，审判后2年，上诉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了所有被告与律师被判藐视法庭的判决。法院认为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藐视法庭罪，而其他人则需要没有偏见的法官以及新的审判。

几年后，这个藐视法庭案由法官艾德华·基诺斯克审理。他判定昆斯特勒以及温葛莱斯多次被指控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并未超出煽动的界线，只有昆斯特勒少数的行为的确是逾越的。然而，法官裁定审讯当时所造成竞技场气氛的过失应归咎于赫夫曼法官和检察官。因此，他裁决所有的被告都无罪开释。昆斯特勒被释放后，继续他各种激进活动。

近几年，昆斯特勒都在专心地攻击他的前任同事，他认为他们是告密者。他形容骑墙派律师马可·连恩（他的事业是建立在揭发刺杀案的共犯上）是“病态”满脑子想着出名，所以接下每个引起公众注目的案子。他谴责“芝加哥7人案”的律师麦可·泰葛，因为他为涉及“亚伯斯坎案”的国会议员辩护。“那真的很恐怖……我不会再与他合作了。”他也攻击琼·贝兹对北越以及柬埔寨违反人权的批评。他也指责我因为沙朗斯基案而批评苏联政府。在他看来，任何支持改革的人，无论为了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公开批评“社会主义”政府。

昆斯特勒最近的诉讼事由已与他那“人民的律师”形象大为不符。他代表威廉·菲力普警员打官司。这个人不仅腐败、惯于恫吓他人，还曾勒索毒贩、皮条客和妓女，也曾被控杀人未遂。昆斯特勒甚至还没见过他的委托人就答应接下该案，并解释说他不知道“有任何人不喜欢那个家伙，这样看来，他想必是个令人愉快的恶棍吧”。

昆斯特勒最近其他的诉讼事由则牵涉到某些没有人会喜欢的恶棍和组织性罪犯。然而，他甚至不满足于为涉嫌组织犯罪辩护。他认为“为暴民辩护涉及公民权的问题”，他声称，“雷蒙·帕特里西亚（新英格兰犯罪集团的首领）从某方面来看就像是马丁·路德·金。他被掌权者所厌恶……”昆斯特勒也承认他也许把帕特里西亚过于浪漫化。“我也许将他视为电影里的教父，像马龙·白兰度，但在我的世界里，他实在不能被归类为恶徒。”他说，暴民比起美国任何组织都来得诚实，他们只杀人，或者做其他的事。他不为那些只是涉及与犯罪组织相关的人辩护。“他们必须有某种才能。”他的委托人当然不见得能通过他的“爱的测试”，而他则说他们“私下都非常可亲”我怀疑他的委托人会希望自己的案子节外生枝。

昆斯特勒以诉讼事由而非委托人作为取向，近来的确为他产生了尴尬的冲突。当他为罗得岛著名的帮派罪犯辩护时，他得知当地有位律师被联邦调查局监听。他还没有和这个律师交换过任何意见，便向媒体宣布说他要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并在联邦法院内质问窃听的事。那位律师十分愤怒地表示：“我对于这两件事情都不赞同，我也不认同他在这诉讼案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会使我未决的案子和调查受到影响。”昆斯特勒宣称自己代表那位律师的言行，也为那位律师带来麻烦。根据法院的审讯发现，不仅是那位律师，包括他的委托人，都是遭窃听的对象。

当昆斯特勒被要求解释为什么未经当事人同意就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时，他的回答是：“对我而言，整件事只是哲学观念的差异……”但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律师究竟有没有权利强加诉讼事由在不同意的委托人身上。答案只可能有一个，那就是清楚明白的“不”。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我多次被批评为过度热心。为此我承认有错。在这个充斥着冷漠、懒惰和无能的律师的世界，我为过度热心地为委托人辩护感到骄傲。我为了委托人和代理诉讼而努力解决疑难杂症。这几乎使我在犹太人防卫联盟和罗斯纳的案子中与包曼法官产生很大的麻烦，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并将如此继续下去。

罗斯纳案子一年之后，在波士顿有个刑事辩护律师遭马萨诸塞州联邦地方法院院长安德鲁·卡夫瑞法官判决违反职业道德，因为律师宣称检察官“可能”在等待审判的被告阵营埋伏间谍。这个律师为了证明自己的声明，呈递波士顿警员的口供书，并要求更多的时间来调查这个问题。但是这位法官（就像包曼法官一样）要求他即刻证明自己的声明。审讯过后，卡夫瑞法官就指责他“行为违反职业道德和渎职”。在马萨诸塞州发起惩戒性程序的律师公会决定惩处这位律师。他有可能遭停职或是取消律师资格。

我请求公民自由联盟介入此事，并自愿代表这位律师写答辩状。

惩戒委员会最后判定“没有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况”，但显然因为对院长的敬意，委员会声明“问题已经解决”，而该律师的行为“游走在界限边缘”。我的观点则是认为，惟一解决的问题，只是卡夫瑞法官对于热诚的律师毫无根据的指控是否逾越正当的司法行为。律师能够挑战政府到何种程度，而不逾越那些模糊的边界，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希望那些热诚的律师不受惩戒的威胁，而勇于提出可能激怒包曼或卡夫瑞法官的正当辩解。

许多辩护律师的真正问题不在于过度热诚，而是在于缺乏热诚。太多的刑事辩护律师都过于怠惰。他们关心的无非是诉讼费用。他们事先要求费用，并知道会得到多少事前的费用，不管案子后来变得多冗长或多复杂。费用一到手，他们关心的就是尽快结案，好再接受新的案子继续赚钱。这些刑事辩护律师看待委托人，就像百货公司看待商品，越快脱手越好。

我遇过许多这种缺乏热诚的律师。偶尔我会为某些案子撰写上诉状，在那些案子里的律师都太过冷漠了。有个案子就和转任律师的包曼法官有关。他第一件重大的刑事案件，其中还牵涉到一个哈佛法学院毕业的被告，他们被控共谋以差不多百万美元行贿新泽西福特利市长，以争取高达2.5亿美元的办公大楼区域规划。亚瑟·萨顿负责行贿。联邦调查局在市长身上装上录音装置，萨顿当场被逮个正着。被逮捕后，萨顿和律师商量，决定想办法达成认罪协商。他告诉政府说，是某大型房地产公司的3位执行总裁提供资金唆使他去行贿的。这3位总裁也遭起诉，其中一位聘请包曼代理他。

审判最后成为被告和萨顿之间的可信度之战，然而，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3位总裁唆使萨顿行贿。两方各执一词。

在萨顿接受交叉询问时，有个叫詹姆士·席维的年轻人告诉包曼的委托人说，他握有证据证明萨顿是个习于贿赂宫员的骗子和恶棍。席维为萨顿工作好几年，对于他的执业方式和过去历史十分熟稔。更重要的是，席维告诉包曼说，他已经在审判前向地检署透露这个故事了。由于被告曾在开审前申请政府开示所有对萨顿不利的证据，政府在违法的状况下隐瞒了席维所透露的消息。

包曼决定忽略这个突发事件。已经来不及在审讯中传唤席维这样的证人了。但是包曼至少可以提醒法官，检方可能有渎职行为。包曼基于某些理由，并没有让法官或陪审团得知席维的情报。

陪审团不知道这个不利于检方的重要证人的证据，而对被告判以3项罪名。法官判处他们5年有期徒刑。对于小人物所犯的贿赂罪而言，这个判决算是非常严重的。（在亚伯斯坎案中，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被判3年刑期。）包曼的委托人要求他对判决提出上诉，包曼拒绝了。相反地，他告诉委托人，在他当法官时，他也曾对一个意图贿赂的律师判处5年徒刑。这显然是指罗斯纳的案子。包曼却忘了告诉他的委托人，上诉法庭已经撤销原判决，另一位法官则将刑期减为3年。

判决后，其中有个被告，也就是那位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聘请我代理他上诉。我在漫长且受注目的诉讼当中，控告检方违反诉讼程序，未在审讯前开示事证，告知席维的情报。最后两项罪名的判决被撤销，并对另一项罪名进行重审。最后，我们达成和解。我们的委托人同意撤销对检方渎职罪的告诉，5年的徒刑减至6个月。

我曾遇过一个最冷漠的刑事律师，他曾为佐治亚州莱尼尔镇的一个黑人文盲辩护，他最后被判处死刑。这个律师的名字是艾德华·帕里什。他代理那个黑人桑恩·弗莱明出庭。弗莱明被控告涉及白人警察詹姆士·吉登斯的谋杀案。佐治亚州艾达尔镇附近的便利超市遭到持械抢劫。弗莱明并未参与此抢案，而是他19岁的侄子赖瑞和21岁的友人亨利所犯的。抢案发生后，这两位年轻人顺道把桑恩接上车，而被詹姆士警长看到。詹姆士对车子喊话，请他们停车。他让车子停在路边，车内的人对他反击，他最后被射死。车内的3个人都被控谋杀。但是对桑恩·弗来明的指控最缺乏说服力，因为他既没有参与抢劫，也缺少可信的证据显示他共谋杀人。这场审判以及预审的准备工作，都是法律研究能力不足、怠惰和冷漠的最佳教材。

预审时，帕里什在法院里睡着了。关于这谋杀案的相关背景，他没有做任何调查，没有提出任何预审动议，没有申请检查政府所持有的证据。（直到他的委托人在审判时对执法人员说明在该案中的角色，他始终搞不清楚他的委托人在该案中的状况。）他只知道他的委托人预审讯时做过笔录，但是他并没有拿到那份重要文件的副本，也不知道他是否签下弃权声明。由于这个律师没有事先得知他委托人的笔录，辩方居然对陪审团提出自相矛盾的辩词。帕里什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尽职的律师应该做的上诉申请。

帕里什最惊人的辩护技巧，大概是他对陪审团的结辩。被告曾作证自己被几位白人警察围殴。检察官们对此颇有争议，认为被告说谎。而帕里什律师代理他的委托人在陪审团前辩论说：“到目前为止，审讯方向都指向弗莱明说谎，我不清楚这是否为真，但我相信你们……我不相信桑恩·弗莱明曾被警察揍，我完全不相信。”最后，被告被判谋杀罪。帕里什有机会为减刑提出证据

一些可能让桑恩·弗莱明免于死刑的证据。即便有足够的证据显示他有精神和情绪的间题，以及他在该事件的涉入程度不深，他的整体背景环境，帕里什还是没有提出。法官认为此案的实情并无法排除被告罪行的疑虑。而在缺乏减刑证据的状况下，他判弗来明死刑。桑恩·弗莱明现在在死囚牢房里等待联邦法院对他的判决的处置。我和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同为他的律师团。我们尽力想弥补他的律师给他造成的伤害。

帕里什的冷漠或是能力不足，可能造成生死的差异。然而却没有任何人谈到他违反律师道德且冷漠的态度。

我要给刑事辩护律师的建议已经很清楚。在选择冷漠或热心过度时，只关心自身安全的律师会选择冷漠。很少有律师会因为“没有”指出政府的渎职而惹上麻烦，即使是必须冷漠地为委托人辩护。相反地，指控政府渎职的律师就很难不惹上麻烦，即使是充满热诚地为委托人辩护。

尽管有这个双重标准，总是有些辩护律师会了解，在为被告辩护时，最好的防守经常是猛烈且热诚的进攻。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好的辩护律师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风格与技巧，在特定的时刻配合特定委托人的需要。我在前文介绍过刑事辩护律师的若干类型。我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哪一种律师最好”。这个问题没有普遍的答案，但是有些原则可循。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原则是，确定所选择的律师关心委托人最好的法律利益，而不是为了其他个人利益或是律师的生涯利益。（如在媒体的曝光程度、增加自己的名声或是讨好特定的检察官。）

第二个原则是，所挑选的律师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拥有各种不同的能力。他们应该是全方位的律师。只懂得认罪协商的律师并没有什么协商的筹码。反而是最令人害怕的律师通常才是最好的认罪协商者。拥有正直名声的律师在遇到对手时通常最有立场运用谋略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全方位的辩护律师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类型的律师应该尽量避免：对于案子不愿付出足够的时间或精力的怠惰或忙碌的律师；不问案情事实，只会照本宣科的律师；不知道在预审或审理时注意对方的错误以助于上诉审查的律师。最重要的是，要避免狡诈的律师，或是那些主动声称自己是狡诈的律师。的确有些辩护律师会贿赂法官或检察官，他们也因此常被判有罪。从前，这类的问题更为泛滥，如今有减少的趋势。但是，仍有某些辩护律师会宣称，或对他们的委托人暗示，他们可以和法官或检察官接触。他们索取额外的费用，声称这些费用是要“打通关节的”，而通常这律师是在骗人，他们收下钱后就吞没了那笔钱。（这令人想起一个故事。有个法院工作人员分别告诉双方当事人，说他可以用1000美元要法官“搞定”这个案子。他拿到两方给的钱，也向双方保证他如果无法“搞定”案子，将会退款。他用这个手段拿到2000元，却对法官只字不提。在法官作出判决后，他会把1000美元退还给败诉者，告诉他说他无法与法官接触。另外，他理所当然地保留胜诉者的贿款，而胜诉的当事人也很高兴他能“搞定”案子。）所以，我们也该留心承诺太多的辩护律师。

最后防线

热诚的律师是贿赂的最后防线，也是介于干预过多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最后屏障。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要监督并挑战政府，让那些握有权力的检方必须为他们对弱势的辩方的处置谨慎从事，并且也为那些没有能力或资源为自己辩护的人陈述和辩护他们的权利。（在面对检察官所握有的资源时，即使是有钱人都是相对弱势的，更何况是穷人。）

自由国家最好的试金石，就是检视他们如何对待为那些罪犯以及为社会所唾弃的人辩护的律师。在高压统治的国家，独立的律师并不存在。的确，证明极权统治是否存在的表征，便是政府是否曾迫害过辩护律师。莎士比亚说过：“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死所有的律师。”要想使被告辩护律师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责难他们为有罪人辩护是否合适。那些鼓吹辩护律师应该把他们的委托人限制在无辜的被告上，或仅为某种类型的人或社会阶层辩护，这样做实际上是为建立一种由政府决定谁有权受辩护、谁无权受辩护的制度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我们授予政府、授予律师、授予任何权力机关这种权力，这意味着独立自主的辩护制度开始走向死亡——这也是自由终结的开端。

那些为有罪的委托人辩护的律师，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是最难以向大众解释的。1980年时，我曾去中国大陆，对他们人民共和国的司法体系提出建议。大部分的中国律师似乎都能够了解自主与独立对法官和检察官的重要。但是却很少人（甚至是那些在文革时受迫害的律师）愿意代理他认为有罪以及“反革命”的委托人诉讼。“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付钱聘请某些人来阻碍社会正义呢？”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我试着这样解释，正义，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其他的主义里，都是个过程，而非目的；为了让过程运作公平，所有被控告有罪的人，都应有辩护的权利。而在有效的陈述、思考逻辑或论证能力上，不是所有的被告都能像辩护律师那样，而这正是受过这些训练的辩护律师的角色，为被告执行这些功能。决定某被告是否有罪以及受惩罚的过程，需要政府提出证明，被告也应该有公平的机会作辩护。

我也试着为这些中国律师解释，今天为“反革命”辩护的律师，明天可能就会变成支持革命了。就像麦坎（1880〜1956，美国评论家、新闻记者）说的：“为人们自由奋斗的麻烦是，你必须一辈子为那些低阶层的人辩护。因为专制的法律原本就是针对他们设计的，而如果要停止迫害，就要防微杜渐，不让任何迫害发生。”

对我而言，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最具说服力的辩护，就是考虑另外的可能性。那些不鼓励或禁止代理诉讼的政府，无法告诉我们正义是什么。他们的司法体系更为腐败、更不公平、普遍缺乏效率。温斯顿·丘吉尔对于民主的见解，或许可以用在作为政府对手的刑事司法体系上：“除了那些间或尝试的制度之外，这可能是最糟的司法体系。”为罪犯与被社会唾弃的人辩护的律师，很难在任何社会中保有安全舒适的地位。他们的动机遭人误解；他们被怀疑把对委托人的忠诚放在社会之上；他们在大众心里常和他们的委托人的罪行联想在一起。他们被视为惹麻烦的人和牛虻。在这群人当中，最杰出的总是站在火线上的那批人，他们的执照随时都有可能被吊销。

让罪犯成功开释的辩护律师，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诺贝尔奖。很少有任何的奖励或荣誉是颁给那些热诚的律师的。

辩护律师的种类形形色色，从最高尚和乐于奉献的律师到品行低劣和腐败的骗子都有。这似乎是个很两极的职业。大众有时可能会难以区分这两者，人们总是认为为罪犯辩护的律师自己品行也很低劣。这是所有热诚的辩护律师都有可能面对的风险。

前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曾说，他认为“没有比哈佛法学院教授更尊荣的头衔”我却要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头衔会比辩护律师更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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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是个激进或短暂的想法，就像英国律师亨利•布鲁汉于1820年所说的：“辩护人对他的当事人有着非常神圣的义务，因而全世界中只知道为他一人履行职务，且仅止于这个当事人，别无他人。为了拯救当事人而去使用各种适当的方法，或利用各种机会，以他人甚至辩护人自己为代价来保护当事人，这是身为辩护人最重要也是最毫无疑问的义务。他不能去思考他的辩护可能带给其他人紧张、折磨、痛苦或是毁灭。不但如此，如果需要的话，他必须要将爱国者的责任与辩护人的义务分开，他必须不顾后果地继续下去，保护他的当事人，如果上天注定他的命运如此，即使会导致他的国家陷于混乱也应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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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并不是这两个法官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我在该法院中有可靠的消息来源，而他本人曾看过所有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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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法特（Elefant)和大象（elephant)音相近，故有此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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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县（Kings Country)与国王（king〉在英语上谐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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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林与昆士区（Queens)相邻，故为“皇后”之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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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法节（Simchath Torah),犹太宗教节日，即犹太历法第一个月的第23天，庆祝一年一度的犹太历法循环的结束及新的循环的开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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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案子是在联邦法院审判，而非州法庭，因为新的联邦法令已经承认联邦当局的司法管辖权涵盖在建筑物中使用爆炸物的行为，这行为会妨碍州际和国际间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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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节日（Succoth),意为Feast of Tabernacles,即“临时遮身之所的盛宴”，以庆祝秋收，纪念出埃及时困在沙漠中的历史。——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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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这些录音带在法庭上被播放时，法官要席格把他秘密录音的技术教给联邦调查局，因为席格的录音比任何他曾听过的联邦调查局的录音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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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喜欢使用像“污染”、“果实”这种不精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可以对上下文作扩张或限制的解释，这使他们在适用特殊案件时有较大的栽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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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适用并不如第五修正案那么顺理成章。第五修正案以暗示性的语言谈到证据排除法则：“不得强迫刑事犯自证其罪……’’而第四修正案的说法较为普遍：“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之权，不受无理拘捕、搜查与扣押，并不得非法侵犯。系有正当理由。”宪法并没有说明这些权利如果遭受侵害应诙如何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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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听不清的词是“none”或“done”发音极为相似。——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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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退休了的纽约州刑事法庭法官撰文章论及作伪证的警察的问题。艾尔文•杨格曾服务于包曼法官最喜爱的纽约州检察官助理办公室，他把这篇文章拿去印刷，每个律师都在耳语讨论，但没有人敢出版：每个在刑事法院服务的律师都知道，警察作伪证是稀松平常的事。

警察总汄为他们在对付某个联合阵线，在街头对抗犯罪，而在法院对抗“自由人权”。这场战役中所有手段都是公开的，包括作伪证以防止“自由人权”遭到毁灭，因为这些法律有可能会让“应该”坐牢的人获得自由。即使他的谎言在法庭上被揭露，要是这个警察会被他的同伴检察官起诉的话，这个检察官有可能会遭天打雷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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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曼法官为这场讨论敝下唐突无理的结语，毫无任何解释，这使我想起伦·劳德尼关于一个儿子和他父亲对话的描述。当儿子问父亲他是否输了，父亲结束了谈话。劳德尼这样写着：“他说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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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这个林肯的故事就像许多其他的故事一样，有部分是虚构的。事实上的情况如下：林肯拿出一本历书拿给证人看，问他如下的问题：问：这历书上不是说8月29日的月亮几乎没有超过1/4,而不是满月？

答：（没有回答。）

问：这历书上不是说月亮在11点之后就消失了吗？

答：（没有回答。）

之后，被告无罪释放。这历书很可能是正确的年份（自哈怫图书馆中所得的复印本），但林肯的情形是误导它的内容：历书上是写着那晚月亮几乎没有超过1/4,这样的描写好像是说它发亮的部分几乎没有超过1/4。可是仔细地看历书，其实它发亮的部分超过了月亮的3/4，几乎是接近满月。而且一直要到几个小时之后证人看见了犯罪行为时才消失。（向哈佛天文台查证即可证实。）但是证人却被林肯错误却博学的姿态给搞混了，无法回答问题。看来林肯从未将他的错误告诉法院（如果他真的知道，像我所怀疑的一样，那就是欺骗）的态度对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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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包曼法官是从何处得来这个奇怪的讯息。律师经常会向法官提出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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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帕罗拉为交换哈洛克案消息而作出这个争议性的承诺，最好的证明最终来自于西德门探长，有一项他个人授权用承诺来交换哈洛克案的消息。在他的《主管》一书中（书是在哈洛克案审判终结之后不久出版的）西德门对帕罗拉的引述如下：“把犯下哈洛克案的家伙的名字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弄个承诺，这样不但做事十分方便，而且地方检察官也不会把你泄漏出来。否则，席格，你可能要上法院并在你的人们面前公开受审。”西德门接着写下一段对话，席格问帕罗拉说：“你真的会信守承诺不把我泄漏出来?”帕罗拉回答道：“为了一个乖孩子，我们一定会的。”然后席格问道：“假设我告诉你在哥伦比亚艺术经纪公司的炸弹是谁做的。”帕罗拉回答道：“这就是乖孩子，会的。”席格再次要求确保他不会被揭露：“你发誓你不会把我泄漏出来?”帕罗拉给他保证：“我们发誓，孩子。”直到此时，席格才揭露他自己是参与者还有其他人的姓名。但是，为了准备哈洛克案的审判，检察官是否有访问西德门？若没有，为什么他不提出这个关键性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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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之后几年，我曾在几百个学生面前播放这个录音带，绝大部分都同意上诉法院的看法。但是每年都有少部分的学生（特别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听出那个字是“不是”而我自己每次“听”的结果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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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除了特别的情形之外，像谋杀这类的犯罪是在州的管辖范围内，而非在联邦法院。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39.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39.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383b237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39.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0}

通常最常用来区别“直接”和“间接”证据之间不同的说法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刚才在外面看到天正在下雨，这就是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正在下雨；但是如果你看到一群人带着湿淋淋的雨伞走进室内，这便是间接证据可以推断正在下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0.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0.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59c3460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0.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1}

奥伯尼，纽约州首府。——译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1.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1.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211acca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1.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2}

假设最初起诉梅尔的罪名只有谋杀未遂（而非谋杀）假设在谋杀未遂的审判中，审判法官曾指示“推定故意”，假设陪审团基于该指示而判定被告触犯杀人未遂罪，法院是否仍会维持基于该说明而判定的杀人未遂罪名？除非答案是“是”否则法院必须在本案中排除杀人未遂的罪名。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2.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2.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70fefca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2.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3}

兰尼。布鲁斯常说：“在司法审判的殿堂中，惟一的公平正义只存在在法院大厅里。”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3.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3.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f9088a0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3.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4}

在另一个我曾协助的案件里，有个检察官（纽约南区的美国地方检察署）威胁要起诉我的当事人的无辜的儿子（他才刚从法律学院毕业）、他80岁的老父、他的妹妹和他的老婆，除非我的当事人肯当告密者。我向美国检察署提出申诉，于是他允诺除非他相信他儿子有罪，否则不会起诉他的儿子；结果是这个儿子没有被起诉。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4.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4.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62b2958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4.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5}

情报局最近认定前局长威廉·考比违反协议，因为在他的法文著作中，很不小心地没有把某件未受审查的资料加以删除。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5.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5.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2bf5b3a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5.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6}

芬兰车站是列宁格勒一个火车站的名字。——译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6.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6.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264a2e5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6.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7}

检查员的心态有些问题。当“不准离境者”们翻译《出埃及记》时，关于哪些部分应该要被删减的争论就开始了。比如说，所有审查员都认为，信仰不同宗教的阿利•班•卡拉和凯蒂•佛来蒙之间的爱情故事应该删除。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7.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7.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a7f1f2e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7.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8}

我们整理的文件参见塔尔福德·泰勒所著《恐怖法庭》一书（纽约克诺普出版社出版）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8.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8.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845ad42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8.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29}

以上是根据瑞奇和雷蒙的叙述。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9.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9.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7609519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49.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0}

以雷电来模拟是错的：雷电将人击毙是任意随机的，而死刑却不成比例地判定在黑人、贫穷男性以及拒绝庭外协商以认罪换减刑的人身上。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0.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0.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dcb81a5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0.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1}

1976年8月22号的《炫耀》杂志的封面故事是采访南西·罗斯纳。她叙述自己如何赢得棘手的走私海洛因的案例。关键点在于她最终说服一位不为所动的男性陪审员。这位陪审员刚开始时，一直将南西视为帮派分子。穿着昂贵旦流露适当性感洋装的南西，以“最巧妙的方式”使他信服她的辩护，她在6小时内拿到无罪开释而获胜。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1.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1.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956dbf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1.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2}

其实路奇的说辞有模糊、令人混淆之处。他虽说自己参与的是3件恐吓，但若仔细推究，其中有一件又牵涉另外两个事件。为保持此说法的一致性，我在上文的陈述中将之视为3件，而非4件案子，就像我在叙述《城市王子》里的罗伯·戴利时一样。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2.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2.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3b5c4d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2.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3}

路奇与数个政府官员在《城市王子》一书发行之前，曾校阅书中所提及事项的准确性。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3.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3.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3525040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3.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4}

在称为薛曼的案件中，政府特务克尔钦与薛曼在戒毒的诊所中相遇。克尔钦问薛曼他是否有取得上等毒品的渠道，薛曼一开始时试着避开话题，但是在克尔钦多次要求之后，他答应帮他弄一点货。最高法院一致否决原来有罪的判决，认为薛曼遭到违法的陷害。法官说：“在这个案件中，政府扮演着无辜的角色，引诱被告犯罪。如果只有他自己，他是绝不会想要这样做的。法律的执行力应该不包含这个手段的运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4.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4.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c3a7703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4.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5}

金（king)是国王之意。——译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5.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5.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9bd9d1f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5.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6}

在路奇的听证会上，包曼法官也注意到了莫维洛的坏脾气。

路奇：德萧维奇先生，罗伯•莫维洛跟你不一样，他从不坐着用这样安静的态度对我解释事倩……他总是激动得暴跳如雷。

法庭：任何常在这栋大楼进出的人都知道莫维洛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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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和萨格的关系就像在某些我可以想起来的老电影中的对话：

第一位律师：你难道不相信我吗？

第二位律师：当然。

第一位律师.•其实我也是。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7.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7.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4feace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7.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8}

亚伯斯坎案是联邦调查局备受争议的计划，准备打击美国政治的腐败。在调查期间（1978〜1980)，探员乔装为阿拉伯酋长的代表。他们提供政府官员1 万到100万不等的贿赂。“亚伯斯坎”（ABSCAM)是由“阿拉伯”（Arab)和“诈骗”（scam)组合成的行动代号。共逮捕12名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最后联邦法官推翻有罪判决，因为政府的设陷阱的手段“太过分”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8.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8.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60e2716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8.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39}

帕特里西亚是美国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兰道夫·赫斯特是她的父亲。——译注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9.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9.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ba45779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59.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40}

恶名昭彰的李欧•法兰克案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律师所面对的两难困境。该案是关于被误控谋杀年轻女子的无辜犹太人，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遭到群众处以私刑。亚特兰大律师界知名的律师亚瑟•鲍威尔在自传中说到，在那名犹太人遭到私刑前，他已经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但他无法透露这个消息，即便如此可以拯救法兰克的性命，但他已经答应保密。参考阿瑟•鲍威尔着《我又可以回家了》,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43,p. 28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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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劳森分给我赢了这场官司的“红利”是两张红袜队对洋基队的棒球赛。我在前面已经提过当我和我儿子拿票去看比赛时发生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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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另一个处理毒品案的律师们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帮助因贩毒而赚进大把钞票的委托人处理税的问题。这些毒贩不想因贩毒被抓，却想为自己赚的钱付税。退税时缴税人的名字是绝对不可以被透露的。他们也采用银行本票的方式来缴税。然而，却没有绝对让委托人完全不用冒着被控告贩毒的危险，或是任何万无一失的方法。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62.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62.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9aa6aa9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index_split_062.html @@ -0,0 +1,11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Table of Contents

最好的辩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谨以此书献给

作者简介

目录

作者记

导言

采取攻势
终审的律师
定罪与撤销判决
没有人想要正义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粗糙的司法正义
“全部真相”
诈骗精英
司法的游戏规则

第一部无罪推定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嘶嘶”
攸关生死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你是自己人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寻找告密者
席格的故事
录音带的故事
留下或离开
政府的秘密档案
席格的两难困境
主动攻击
窃听
“我必定是疯了”
诉讼的游击战
扭转局势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上诉法院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尾声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真实的尸体案件
梅尔的自白
专家证人的战争
作证或不作证？
“大辩论”
州法院上诉审
致命一击的争辩
挑选法官
学生的解决办法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连续攻击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法律争点
什么是认罪协商？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联邦判决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结语

第二部妨碍秩序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裸露臂膀的权利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这不是道德问题……”
裸体的挑衅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坚持自由的疲累”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分期付款的死刑”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纳粹旅长”
夹带日记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平卡索夫案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电视辩论”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审判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无止境的等待”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去对法官说”

第八章父亲的罪

没有父亲的生活
越狱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蜜月中的恋人
追捕
协商失败
审判谋杀案
惩罚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到死囚牢房
言词辩论

第三部打击不义

第九章环环相扣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城市王子
制造罪行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设计陷阱
收网
路奇的脱身
第二个圈套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审判罗斯纳
政府的缄默
巴伦出场
判决
调査和上诉
国王对上王子
询问巴伦
巴伦与王子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腐败的渊薮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对我的“审判”
是否要起诉路奇？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再次上诉
后记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爱出风头的律师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培瑞·梅森
正直的律师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最后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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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1/toc.ncx b/examples/epub_format_1/toc.ncx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adc05bb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1/toc.ncx @@ -0,0 +1,933 @@ + + + + + +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最好的辩护 + + + +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 + + + + + 谨以此书献给 + + + + + + 作者简介 + + + + + + 目录 + + + + + + 作者记 + + + + + + 导言 + + + + + 采取攻势 + + + + + + 终审的律师 + + + + + + 定罪与撤销判决 + + + + + + 没有人想要正义 + + + + + + 黑色的法袍，白色的谎言 + + + + + + 粗糙的司法正义 + + + + + + “全部真相” + + + + + + 诈骗精英 + + + + + + 司法的游戏规则 + + + + + + + 第一部无罪推定 + + + + + + 第一章波罗公园的故事 + + + + + “嘶嘶” + + + + + + 攸关生死 + + + + + + 在波罗公园长大的犹太人 + + + + + + 你是自己人 + + + + + + 法学院里学不到的东西 + + + + + + 寻找告密者 + + + + + + 席格的故事 + + + + + + 录音带的故事 + + + + + + 留下或离开 + + + + + + 政府的秘密档案 + + + + + + 席格的两难困境 + + + + + + 主动攻击 + + + + + + 窃听 + + + + + + “我必定是疯了” + + + + + + 诉讼的游击战 + + + + + + 扭转局势 + + + + + + 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 + + + + + 是窃听得到的录音 + + + + + + 包曼法官的判决书 + + + + + + 我并非故意妨碍司法 + + + + + + 上诉法院 + + + + + + “你们知道今天谁不在法庭吗?” + + + + + + 靠线人办案的政府 + + + + + + 尾声 + + + + + + + 第二章人只会死一次 + + + + + 真实的尸体案件 + + + + + + 梅尔的自白 + + + + + + 专家证人的战争 + + + + + + 作证或不作证？ + + + + + + “大辩论” + + + + + + 州法院上诉审 + + + + + + 致命一击的争辩 + + + + + + 挑选法官 + + + + + + 学生的解决办法 + + + + + + 上诉后的认罪协商 + + + + + + + 第三章为纽约最卑劣的人辩护 + + + + + 连续攻击 + + + + + + 几分钟之内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 + + + + + 法律争点 + + + + + + 什么是认罪协商？ + + + + + + 为什么律师们参与协商 + + + + + + 联邦判决 + + + + + + 申请延期执行监禁 + + + + + + 结语 + + + + + + + 第二部妨碍秩序 + + + + + + 第四章我的夏日假期 + + + + + 裸露臂膀的权利 + + + + + + 取缔裸体的警卫队 + + + + + + “这不是道德问题……” + + + + + + 裸体的挑衅 + + + + + + + 第五章解聘斯坦福大学教授 + + + + + “这个坏透了的家伙……” + + + + + + “这根本不是公民自由的案子” + + + + + + “法兰克林时代结束了” + + + + + + “斯坦福大学不会教这种课” + + + + + + 对中情局告密者的控告和逼问 + + + + + + “坚持自由的疲累” + + + + + + + 第六章苏联法院中的美国律师 + + + + + 苏联犹太法律辩护计划 + + + + + + “我们有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 + + + + + “他们应该全被处死” + + + + + + “分期付款的死刑” + + + + + +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际性阴谋” + + + + + + “纳粹旅长” + + + + + + 夹带日记 + + + + + + "请记录下每件事，记录……" + + + + + + “美国律师来到莫斯科” + + + + + + “觉得他们就像兄弟姐妹” + + + + + + 释放希尔娃·莎曼莎 + + + + + + 平卡索夫案 + + + + + + “国际性的秘密交易’’ + + + + + + “赫尔辛基监督协会” + + + + + + “你愿意做我的小托里的律师吗” + + + + + + “电视辩论” + + + + + + “他说真话，而且他用英文说” + + + + + + 苏联指派一个辩护人给沙朗斯基 + + + + + + 审判 + + + + + + “对法院我无话可说” + + + + + + “无止境的等待” + + + + + + + 第七章改变判决的法官和芬威球场警察 + + + + + “去对法官说” + + + + + + + 第八章父亲的罪 + + + + + 没有父亲的生活 + + + + + + 越狱 + + + + + + 沙漠中的谋杀事件 + + + + + + 蜜月中的恋人 + + + + + + 追捕 + + + + + + 协商失败 + + + + + + 审判谋杀案 + + + + + + 惩罚 + + + + + + “野蛮粗暴，残忍无情” + + + + + + 到死囚牢房 + + + + + + 言词辩论 + + + + + + + 第三部打击不义 + + + + + + 第九章环环相扣 + + + + + 赫南德兹和中央情报局的不在场证明 + + + + + + 城市王子 + + + + + + 制造罪行 + + + + + + 巴克斯特街帮派分子 + + + + + + 设计陷阱 + + + + + + 收网 + + + + + + 路奇的脱身 + + + + + + 第二个圈套 + + + + + + 路奇的罪行：政府到底知道什么 + + + + + + 审判罗斯纳 + + + + + + 政府的缄默 + + + + + + 巴伦出场 + + + + + + 判决 + + + + + + 调査和上诉 + + + + + + 国王对上王子 + + + + + + 询问巴伦 + + + + + + 巴伦与王子 + + + + + + 揭穿娃娃脸的面具 + + + + + + 腐败的渊薮 + + + + + + 起诉检察官：罗伯·莫维洛 + + + + + + 起诉检察官艾略特•萨格 + + + + + + “我们也可以在纽约宣读……” + + + + + + 对我的“审判” + + + + + + 是否要起诉路奇？ + + + + + + 包曼法官最后的裁决 + + + + + + 陪审团究竟会如何决定？ + + + + + + 罗斯纳的二次宣判 + + + + + + 再次上诉 + + + + + + 后记 + + + + + + + 第十章为辩护者辩护 + + + + + 与委托人上床的律师 + + + + + + 爱出风头的律师 + + + + + + 常业犯的家族刑事律师 + + + + + + 披着辩护律师外衣的检察官 + + + + + + 培瑞·梅森 + + + + + + 正直的律师 + + + + + + 重视诉讼事由高于委托人本身的律师 + + + + + + 过度热心和缺乏热诚的辩护律师 + + + + + + 最好与最糟的律师 + + + + + + 最后防线 + + + + +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META-INF/calibre_bookmarks.txt b/examples/epub_format_2/META-INF/calibre_bookmark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53aaa28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META-INF/calibre_bookmarks.txt @@ -0,0 +1,4 @@ +encoding=json+base64: +W3sicG9zIjogImVwdWJjZmkoLzIvMi80LzJANDkuODk6NDkuOTEpIiwgInBvc190eXBlIjogImVwdWJj +ZmkiLCAidGltZXN0YW1wIjogIjIwMjQtMDktMTJUMDA6NDk6MzQuMDk1MTI4KzAwOjAwIiwgInR5cGUi +OiAibGFzdC1yZWFkIn1d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META-INF/container.x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META-INF/container.x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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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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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智人之上：从石器时代到AI时代的信息网络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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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尤瓦尔·赫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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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林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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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24-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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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521768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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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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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2.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2.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cc0028f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2.html @@ -0,0 +1,30 @@ + + + + + + Unknown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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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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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伊茨克，也献给所有热爱智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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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着万千幻梦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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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追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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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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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3.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3.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46707f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03.html @@ -0,0 +1,234 @@ + + + + + + Unknown + + + + + +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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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把自己这个物种命名为智人——有智慧的人类。但我们究竟配不配得上这个称号，实在还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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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万年间，我们智人确实积攒了巨大的力量，光是要列出人类所有的发现、发明和征服的事物，没有厚厚的几本书根本就装不下。然而，有力量并不等于有智慧，经过10万年的发现、发明与征服，人类已经把自己推向了一场生存危机。由于滥用各种力量，人类已然处于生态崩溃的边缘。人类现在还忙着创造像人工智能（AI）这样的新技术，但这些技术有可能逃脱人类的掌控，反过来奴役或消灭人类。然而，人类非但没有团结起来应对这些存亡挑战，还让国际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全球合作更加困难，各国大量储备末日武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正在逼近。

+ +

我们智人如果真那么聪明，为什么还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 +

从更深的层次而言，人类虽然累积了海量信息，从DNA（脱氧核糖核酸）分子到遥远的星系，无所不包，却仍然无法回答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什么才是所谓美好的生活，我们又该怎样过上这样的生活？我们虽然掌握了大批信息，却还是像远古的祖先，容易受到幻想与错觉的迷惑。即使是现代社会，偶尔也会出现群众大规模失去理智的情形，例如纳粹主义。人类如今比石器时代拥有了更多的信息和力量，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们对于是否真的更了解自己，更了解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却远远没那么确定。

+ +

所以，为什么人类那么会积攒信息与力量，但在智慧的获取上却又如此不成功？纵观历史，许多文化传统都提到，人类本性中的某些致命缺陷会让人类追求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驾驭的力量。希腊神话里就提到有个男孩叫法厄同，他发现自己原来是太阳神赫里阿斯的儿子。为了证明自己是神祇之后，法厄同希望能享有一日特权，驾太阳神的四马金车出游。赫里阿斯警告法厄同，拉着四马金车的天马绝非凡人所能驾驭，但经不起法厄同再三坚持，赫里阿斯终于让步，让法厄同得意地驾车飞上天空。天马还是不出意外地失控了。于是，太阳偏离了轨道，植被被烤焦，无数生物惨死，大地眼看不保。最后宙斯出手，一道闪电击中了法厄同，这个自负的人类如同流星从空中坠落，就连自己也在燃烧。诸神终于让天空恢复了秩序，世界也免于被毁灭。

+ +

时间过了两千多年，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机器开始在许多工作上取代了人力，歌德也写出了类似的警世寓言，名为《魔法师学徒》。歌德的这首叙事诗（后来由迪士尼改编制作成一部广为人知的动画片，主角正是米老鼠）讲述的是，一位年迈的魔法师在出门的时候把工作坊交给一名小学徒，让他处理一些去河边打水之类的杂务。小学徒想偷懒，就擅自施展了魔法师的一条咒语，让一把扫帚帮他打水。但小学徒还没学过怎样叫扫帚停下来，结果水越打越多，整个工作坊都快被淹没了。情急之下，小学徒拿斧头把魔法扫帚砍成两段，却发现一把扫帚变成两把，两把扫帚一起打水灌向工作坊。等到魔法师终于回来时，小学徒向他求救：“我召唤了魔法精灵，却无法让它停下来。”魔法师立刻解除了咒语，阻止了大水。这给小学徒（也就是给人类）的教训再清楚不过了：永远别去召唤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

+ +

法厄同与小学徒的故事，能让21世纪的我们得到什么警示？人类显然没听进去这些警告，除了让地球气候失衡，还召唤了数十亿的魔法扫帚、无人机、聊天机器人和其他各种算法精灵，这些精灵不但可能会失控，还可能让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大水汹涌而至。

+ +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些故事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似乎就只能等着某个神祇或者魔法师出面收拾残局。但这种想法极其危险，等于鼓励我们放任自流，转而去相信那些神祇或魔法师。更糟的是，这些故事并没有让我们意识到，神祇或魔法师本身就是人类的发明，与四马金车、魔法扫帚和算法并没什么两样。创造出强大的事物，却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个现象并非始于蒸汽机或人工智能的发明，而是始于宗教。先知与神学家召唤出强大的神灵，这些神灵本该给人间带来欢乐与慈爱，但有时留下的却是一片血海。

+ +

不管是法厄同的神话故事还是歌德的叙事诗，之所以无法提供有用的建议，是因为它们都误解了人类获取力量的方式。这两则故事都讲述了某个人获取了巨大的力量，但随后因为傲慢与贪婪而走上歧途。于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个体心理缺陷导致了权力滥用。但这样的分析实在太过粗糙，而且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力量从来就不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人类的力量总是源于大批人的合作。

+ +

因此，真正造成人类滥用力量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人的心理。毕竟，除了贪婪、傲慢与残忍，人类还有慈爱、谦逊、快乐与同情。确实，如果去看那些最糟糕的人类，会看到贪婪与残忍大行其道，恶人滥用力量。但究竟是什么让人类社会选择把力量交付那些最糟糕的人？比如在1933年，大多数德国人并非精神失常，但为什么他们会投票给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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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所以喜欢召唤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问题不在于个人的心理，而在于人类在大规模合作时的一种特性。本书想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虽然人类能建立大规模合作网络，以此获取巨大的力量，但这些网络的建构方式注定了人类对这些力量的运用常常并不明智。因此，人类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个网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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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更明确一点，这是个信息问题。信息是维持网络联结的黏合剂。数万年来，智人正是靠着发明与传播各种虚构故事、幻想和大量的错觉——内容可能关于神祇、魔法扫帚、人工智能和许多其他事物——来打造并维持诸多的大规模网络。虽然个人通常了解的都是关于自己与世界的真理与真相，但大规模网络却会使用各种虚构故事与幻想将成员联结在一起并创造秩序。举例来说，我们过去就是这样走向了纳粹主义，纳粹主义形成了格外强大的网络，并由极具迷惑性的想法加以支撑维系。正如乔治·奥威尔的那句名言：“无知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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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主义的政权基础，就是一些令人痛苦的幻想和毫无羞耻的谎言，但这在历史上实在称不上特殊，也不代表它们注定崩溃。纳粹主义可以说是史上人类创造出的最强大网络。从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初，法西斯国家联盟（德、意、日）曾经有望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斯大林最终成为二战的胜者。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自由民主国家占了上风，但如今看来那可能只是暂时的胜利。到21世纪，过去希特勒等人没做到的，很可能会由一些新的极权主义政权接手完成：创造出一个无所不能的网络，甚至能够阻止后代去尝试揭露其中的虚构与谎言。我们不该以为这些网络的基础因为都只是些虚构妄想就注定会失败崩溃。想要避免这些网络的最终成功，我们自己将不得不付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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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信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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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很难看清这些虚构妄想的网络究竟拥有多大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对于大规模信息网络（无论其信息是真实还是虚构的）的运作方式有一种整体上的误解，我称之为“天真的信息观”。如果说法厄同神话与《魔法师学徒》这样的寓言故事呈现了一种对个人心理的悲观看法，那么天真的信息观对大规模人类网络的看法则显然太过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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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信息观认为，通过收集与处理比个人多得多的信息，大规模网络能更好地了解医学、物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于是这样的网络不但力量强大，还无比明智。举例来说，通过收集更多关于病原体的信息，制药公司与医疗保健服务机构就能找出更多疾病的病因，从而研发出更强大的药物，并就药物的使用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这种观点认为，有了足够多的信息，就能得到真理与真相；有了真理与真相，就能得到力量与智慧。相较之下，无知似乎无法通向任何地方。虽然在某些历史上的危急时刻，基于妄想或欺瞒而形成的网络偶尔会出现，但长期看，这些网络必然会败给那些真实且可信的网络。医疗保健服务机构如果无视病原体的信息，或者制药公司刻意散播不实信息，到头来肯定都会输给那些更聪明地利用信息的对手。因此，天真的信息观就会相信，那些基于妄想的网络肯定只是异常，而大规模网络通常都值得信赖，肯定能明智地运用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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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信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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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真的信息观也承认，在从信息到真理与真相这条路上，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问题。比如我们在收集与处理信息的时候可能会犯下一些无心的错误，可能有些坏人会出于贪婪与仇恨而想隐藏重要事实或试图欺瞒。因此，有些时候信息并非导向真理与真相，反而导向错误。比如，信息不完整、分析有错误，或有人刻意散布虚假信息，都可能让人误入歧途，于是就连专家也可能对某种疾病的真正成因产生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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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真的信息观会认为，面对收集与处理信息时遇到的大多数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收集与处理更多的信息。错误本来就不可能完全避免，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能获取更多信息，确实能让准确率有所提高。如果想找出一场流行病的起因，一位医生想从单一患者身上得到答案，其准确性显然比不上几千位医生收集几百万患者的数据做出的判断。如果这群医生密谋隐瞒真相，只要让公众和调查记者都能自由地取得相关医疗信息，这一隐瞒行为终将会败露。从这种观点看来，信息网络越大，就能越接近真理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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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算我们准确地分析了信息，发现了重要事实，也无法保证我们因此得到力量之后能够明智地加以运用。一说到明智，大部分人会认为就是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所谓“正确”是有价值判断的，不同的个人、文化或意识形态就会有不同的想法。比如，科学家发现了新的病原体之后，一种想法可能是研发疫苗来保护人类，但如果这位科学家（或是其统治者）抱持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心认为某些种族就是劣等民族，应该被消灭，那么这项新的医学发现就可能被用来研发生物武器，以此夺走数百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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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这种情境下，天真的信息观也会认为，只要有更多信息，至少还是能解决部分问题的。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仔细检查就会发现，人之所以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要么是因为信息缺乏，要么是有人在刻意传播虚假信息。根据这种观点，之所以会有种族主义者，只是因为这些人得到的信息还不充分，对生物学与历史事实了解得还不够。这些人误以为在生物学上真的能把人分成不同的“种族”，他们被各种虚假的阴谋论洗脑了。因此，要想解决种族主义问题，就要向公众提供更多关于生物学与历史的事实。虽然这可能得花些时间，但在这种自由的信息市场上，真理与真相迟早都能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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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天真的信息观其实还涉及更多细节与思考，并不是以上几段文字就能解释的，但其核心原则就是：信息本质上是件好事，我们拥有的信息越多越好。只要有足够的信息和足够的时间，我们就一定能找出各种事物的真相（从病毒感染到种族主义偏见），不但让人类的力量得以提升，也能让智慧得以成长，进而能更明智地利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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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天真的信息观为发展更强大的信息科技提供了理由，而这种观点也成为计算机与网络时代半官方意识形态。1989年6月，就在柏林墙倒塌与铁幕被冲破的前几个月，罗纳德·里根宣告，“极权主义的歌利亚很快就会被微晶片的大卫打倒”，同时提到“最大的老大哥在面对通信科技时已越来越无助……信息就是现代社会的氧气……能够越过顶部装了刺网的高墙，能够飘过通了电、设了各种陷阱的边界。电子束如同微风，仿佛穿越蕾丝一般吹过铁幕”。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到访上海，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向中国东道主表示：“我非常相信技术的作用，非常重视开放性。在信息流动方面，我认为信息流通越自由，社会就变得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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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与企业也常常对资讯科技抱持同样乐观的看法。早在1858年，《新英格兰人》（The New Englander）就有一篇社论谈到电报这项发明：“既然已经创造出这样的工具，让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思想得以交流，过去的偏见与敌意必将无以为继。”在经过将近两个世纪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马克·扎克伯格则表示，脸书的目标“是帮助大众分享更多信息，好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以及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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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未来学家、创业家雷·库兹韦尔2024年出版的新书《奇点已更为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回顾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史，并得出结论：“现实情况就是，随着科技指数级的改进，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在变得更好。”书中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的重大发展，列举了印刷术的发明等例子，认为信息技术从本质上倾向于产生“一种良性循环，让人类福祉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得到改进，包括识字、教育、财富、卫生、健康、民主和减少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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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够简洁表达出这种天真信息观的，或许就是谷歌的使命宣言：“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面对歌德的警告，谷歌显然认为虽然一个学徒偷走老师的魔法咒语可能造成灾难，但如果很多学徒能够自由获取世界上所有的信息，这些学徒就不但能创造出人人受益的魔法扫帚，还能学会明智地使用这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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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与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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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强调，很多时候，拥有更多的信息确实能让人更加了解世界，更明智地运用手中的力量。以儿童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为例，歌德是全家7个孩子里的老大，但只有他和妹妹柯妮莉亚庆祝了7岁生日。其他孩子多半因病夭折，赫尔曼·雅各布6岁时死于疾病，凯瑟琳娜·伊丽莎白活到4岁，约翰妮·玛丽亚活到2岁，乔治·阿道夫只活了8个月，还有一个弟弟来不及取名便胎死腹中。最后柯妮莉亚在26岁病逝，全家这一代只剩歌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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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自己后来也生了5个孩子，但除了长子奥古斯特，其余的孩子都在出生后两周内夭折。夭折的原因很可能是歌德和妻子克里斯典娜的血型不兼容，让她在第一次成功怀孕后，体内出现了对抗胎儿血型的抗体。这种病被称为Rh血型不合溶血病，目前已能有效治疗，死亡率不到2%，但在18世纪90年代，这种疾病平均死亡率高达50%，等于给歌德后来的4个孩子都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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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歌德家族堪称德国的富裕家庭，但他家这两代的儿童存活率只有可怜的25%，12个孩子中只有3个活到成年。这个可怕的统计数据并非个例，歌德在1797年写下《魔法师学徒》时，估计德国儿童只有50%能活到15岁，而且当时全球大多数地区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到2020年，全球儿童有95.6%能活到15岁，这个数据在德国更是高达99.5%。之所以能有这项重大的成就，当然是因为收集、分析和共享了关于血型等要素的大批医学数据。所以就这个案例而言，天真的信息观其实说得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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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天真的信息观并未见到事物的全貌，现代历史可不只是儿童死亡率降低而已。在近几个世代里，信息生产的数量与速度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最大增长。现在任何一部智能手机储存的信息量都能超越古代的整座亚历山大图书馆，还能让用户实时与世界各地几十亿人建立联系。然而，随着这些信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人类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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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坐拥大量数据（或许也正是这个原因），却还是在不断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污染河海，砍伐森林，破坏栖息地，让无数物种灭绝，甚至还危及自己这个物种的生态基础。人类还在生产着越来越强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热核弹到末日病毒，无所不包。人类领导者的手中并不是没有关于这些危险的信息，但他们非但没去合作寻找解决方案，反而让大家越来越接近一场全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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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坐拥更多信息是会让事情变好还是变得更糟，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目前，许多企业与政府都在争先恐后地研发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一些知名企业家，比如美国投资人马克·安德森，相信人工智能最后能够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2023年6月6日，安德森发表了《为何人工智能能拯救世界》（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一文，文中充满了大胆的言论，比如，“我要告诉大家这项重要的好消息：人工智能非但不会毁灭世界，而且还可能拯救世界”“人工智能能让我们关心的一切变得更好”。他最后总结道：“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普及，非但不是我们该担心的风险，反而是我们对自己、对孩子、对未来该承担的道德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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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库兹韦尔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奇点已更为临近》一书中表示：“人工智能这项关键技术，将让人类得以应对各种迫在眉睫的挑战，包括克服疾病、贫穷、环境退化，以及人类的所有弱点。而我们就该负起道德上的责任，实现新技术的承诺。”库兹韦尔很清楚这项技术的潜在危险，也对这些危险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他相信这些危险都可以被成功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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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他人就没那么相信了。除了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许多重要的人工智能专家与企业家（例如约书亚·本吉奥、杰弗里·辛顿、山姆·奥特曼、埃隆·马斯克、穆斯塔法·苏莱曼）都警告公众：人工智能可能会摧毁人类文明。本吉奥、辛顿与许多其他专家在2024年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发展，最后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生命损失与生物圈伤害，以及人类的边缘化甚至灭绝。”一项2023年的研究调查了2778名人工智能研究者，结果显示，有超过1/3的人认为，先进的人工智能有至少10%的可能会造成等同于人类灭绝一样可怕的后果。2023年，包括中国、美国与英国在内的近30个国家和欧盟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的《布莱切利宣言》，其中就承认：“这些人工智能模型所具备的最重要的功能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伤害，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虽然以上使用的是这种仿佛描述世界末日的语词，但专家与政府并不是让人联想到那些好莱坞电影的画面，好像有机器人造反，在街上奔跑射杀人类。这种情节一来实在不太可能发生，二来只会让人们忽略真正的危险。专家真正要警告的是另外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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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工智能的力量可能会大幅加剧人类既有的冲突，让人类形成内斗。正如20世纪冷战时期的铁幕分隔出几个彼此敌对的势力，21世纪的硅幕（不再是铁丝网，而是由硅基芯片和计算机代码组成的）也可能区隔出不同的敌对势力，引发一场新的全球冲突。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将会制造出更具破坏性的武器，于是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花，也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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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硅幕所分隔的或许不是彼此敌对的人类，而是一边为所有人类，另一边为我们新的人工智能霸主。不论在哪里生活，我们都可能被一张看不透的算法大网束缚，控制着我们的生活，重塑着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甚至是去改造我们的身体与思想，但人类却再也无法理解这些控制着我们的力量，更别说加以阻止了。如果21世纪真会有某个极权主义网络成功征服世界，其背后的掌控者可能并不是人类的独裁者，而是某种非人类智慧。有些人以为，如果人类将会迎来极权主义噩梦，主要来源应该是俄罗斯或后民主时代的美国等国，但这是对极权主义威胁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不管是俄罗斯人、美国人还是其他人，真正面对的可能是由非人类智慧引发的极权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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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人工智能应该引起全人类的共同关注。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人工智能专家，但我们都该知道，人工智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决策、创造新想法的技术。人类过去的所有发明，都只是在为人类赋予更强大的力量：过去的新工具无论多么强大，使用的决定权都握在人类手中。刀和炸弹并不会决定要杀死谁，它们只是不会思考的工具，没有处理信息、做出独立决策时所必需的智能。相较之下，人工智能能够自行处理信息，因此也就能够代替人类做出决策。人工智能不是工具，而是能够做出决策的行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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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能够掌握信息，人工智能就能在各种领域独立产生新的想法，从音乐到医学无所不包。在过去，留声机能播放人类谱写的音乐，显微镜能显现人体细胞的秘密，但留声机无法谱写新的乐曲，显微镜也无法合成新的药物。但人工智能能够自行创造艺术，找出新的科学发现。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工智能甚至可能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方式可能是编写遗传密码，也可能是发明某种非生物的代码，从而赋予非生物实体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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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就算这场人工智能革命还在萌芽阶段，计算机也做出了各种影响人类的决定：要不要核准某人的贷款，要不要雇用某人来工作，要不要把某人送进监狱。这种趋势只会愈演愈烈、越来越快，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我们真的能相信计算机算法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这个赌注可比相信魔法扫帚会打水要冒更大的风险，而且这里赌上的不只是人类的生命。人工智能不但可能改变人类这个物种的历史进程，还可能改变所有生命形式的演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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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成为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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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6年出版了《未来简史》，这本书指出各种新信息技术对人类造成的一些危险。书中认为，历史真正的主角一直都是信息，而非智人，而且科学家已经越来越懂得采用信息流的观点，除了用来看历史，也能用来看生物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不论是动物、国家还是市场，都可以算是信息的网络，都会从环境中吸收资料数据，据以做出决策，进而又释放出更多资料数据。这本书也发出警告，虽然我们都希望随着信息技术的改进而为人类带来健康、快乐和力量，但事实上，信息技术得到提升之后，反而可能让人类失去力量，同时损害人类的身心健康。《未来简史》还假设，人类要是再不小心，就可能像泥土落入滚滚河流，直接消融在信息的洪流之中；同时放眼万事万物，人类只不过是宇宙数据流里的一个小小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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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未来简史》出版以来，事物发展变化的速度不断加快，权力也确实已经从人类转到了算法手中。许多在2016年听起来还像是科幻小说的场景，比如算法能够创造艺术、假装成人类、会做出让人一辈子受到重大影响的决定、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在2024年都已经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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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6年以来，还有许多事也发生了变化。生态危机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升温，而一波民粹主义浪潮甚至让全球最强大的几个民主政体也为之动摇。民粹主义也对天真的信息观造成严重的挑战。不管是唐纳德·特朗普、巴西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这样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还是像匿名者Q和反疫苗者这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阴谋论者，都认为有些传统机构制度只是声称自己在收集信息、找寻真理与真相，以此取得权力，但其实都是在说谎。在他们看来，那些官僚、法官、医生、主流记者和学术专家就是一个精英阴谋集团，他们对真相没有半点兴趣，总在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牺牲“人民”的利益来谋取自己的特权。像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以及匿名者Q这类运动的崛起，有着21世纪10年代末期美国所特有的政治背景。但如果说到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反建制的世界观，其实早在特朗普之前便已登场，而且与过去和未来的许多情景息息相关。一言以蔽之，在民粹主义者眼里，信息就是一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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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的信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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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极端的民粹主义会认为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真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并想以此来压倒对手。这种世界观认为，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所有的社会互动都是权力斗争，人类真正感兴趣的也唯有权力。声称自己对其他事物（比如真理或正义）感兴趣，只是用来取得权力的策略。无论何时何地，当民粹主义成功地让人们觉得信息就是一种武器而进行传播时，语言本身就会受到损害。不论是“事实”这样的名词，还是“准确的”“真实的”这样的形容词，都会变得语义模糊，似乎无法指向一个共同的客观现实。这种时候，只要一谈到“事实”或“真相”，就会引起一部分人质疑：“你说的是谁的事实、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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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应该强调，这种重视权力、对信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信息观其实由来已久，绝不是反疫苗者、地平论者以及博索纳罗或特朗普支持者等人的发明。早在2016年之前，有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且有些还是史上最聪明的一群人。比如在20世纪末，就有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医院与大学这样的科学机构不是为了追求什么永恒客观的真理，而是利用权力来决定什么是真理，为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精英服务。这些激进的批评者甚至有时候会认为，“科学事实”也只是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话语”，当权者永远不会真正对真理与真相感兴趣，也绝不能相信这些人会承认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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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革命派的思想路线可以追溯到马克思。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这种对历史的二元诠释意味着，人类的每一次互动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权力斗争。这样一来，某人说了某句话，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说的内容是什么、说的是不是事实，而是这句话是谁说的、他为谁的特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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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像特朗普和博索纳罗这样的右翼民粹主义者不太可能认真读过福柯或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他们也表现出一副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样子。至于他们在税收与福利等领域所提出的政策也看不出半点儿马克思主义。然而讲到社会与信息，他们的基本观点却出人意料地雷同，同样将所有人类之间的互动视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斗争。比如，特朗普在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就宣称：“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攫取了政府的好处，而人民却承担了代价。”这种言论正是民粹主义的代表，政治学家卡斯·穆德认为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会被分成两个内部同质而互相对立的群体，即‘洁净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总在声称的，媒体是资产阶级的喉舌，大学等科学机构散布虚假信息，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的控制；民粹主义则是指责这些机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促进“腐败精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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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像前几个世代的激进反建制运动，如今的民粹主义同样有逻辑不连贯的问题。如果权力是唯一的现实，信息也只是武器，那这对民粹主义本身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不是一心只想夺权，是不是也总在对我们说谎以骗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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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难题，民粹主义试着用两种方法来解决。有些民粹主义运动声称自己坚持现代科学的理想，恪守经验主义对一切抱持怀疑态度的传统。他们告诉公众：你们永远不该相信任何机构制度或权威，包括那些自封的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相反，你们应该自己去研究，只相信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东西。这种激进的经验主义立场认为，虽然我们确实无法永远相信政党、法院、报纸、大学这些大型机构制度，但个人要是足够努力，还是可以找出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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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或许听起来很科学，也能吸引那些个性自由奔放的人，但还是有个问题无法解决：要是真这么做，人类社群怎样才能真正合作，比如打造出医疗保健系统或是通过环境法规？这些目标的背后都需要有大规模的组织制度配合才行。如果只有一个人，难道他真的可能完成所有必要的研究，确定地球气候是否正在变暖，并找出可行的应对措施？如果只有一个人，他怎么收集世界各地的气候数据，更不用说取得过去几个世纪的可靠记录了。只相信“自己的研究”可能乍听之下很科学，但其实这等于相信世界上没有客观真理。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就会看到，科学绝不是一种个人的追求，而是机构制度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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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提出的另一种解决方法，是放弃现代科学通过“研究”寻找真相的理想，转而依赖神启或神秘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传统宗教，常常把人类描绘成不值得信任、渴求权力的生物，唯有依靠某些神性智慧的介入，才能了解真理与真相。在21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初，从巴西到土耳其，从美国到印度，各地的民粹主义政党都与这类传统宗教牵起了手，一方面彻底质疑现代的机构制度，另一方面却全然深信古代的经文典籍。这些民粹主义者声称，你在《纽约时报》《科学》报刊上读到的文章只是精英主义者用来取得权力的策略，但你在《圣经》《吠陀经》上读到的内容则是绝对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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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决方法的另一种形式则是呼吁公众信赖像特朗普或博索纳罗这样的魅力领袖。他们的支持者将这些领袖描绘成上帝的使者，或者说他们和“人民”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如果是一般政客，他们就会对人民说谎，只为了获得自己的权力；如果是魅力领袖，他们则成了人民的代言人，非但不会出错，还会揭露一切谎言。所以，民粹主义反复出现的悖论之一，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总在警告大家，所有人类精英都是为了争权夺利，十分危险，但常常到头来又要求人民把所有权力都交给某位充满野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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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会更深入地探讨民粹主义，此处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人类目前正在面临生态崩溃、全球战争、技术失控等生存挑战，但民粹主义却在此时侵蚀着我们对大型机构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信任。民粹主义者不相信复杂的人类机构制度，他们的建议就像法厄同神话与《魔法师学徒》给我们的启示一样：“相信会有神祇或伟大的魔法师介入，让一切恢复正常。”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建议，从短期来看，控制我们的可能就是那些对权力欲望旺盛而且是其中最糟糕的一群人，从长期来看，控制我们的可能就是新的人工智能霸主。还有一种可能，随着地球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我们会发现自己根本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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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不想把权力交给某个魅力领袖或是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首先就得更加了解“信息”究竟是什么，了解信息如何协助建立起人类网络，了解信息与真理、真相以及与权力的关系。民粹主义的正确之处在于对天真的信息观抱持怀疑态度，但偏激之处则在于认为只有权力是唯一的现实，以及信息永远就是一种武器。事实是，信息既不能说肯定能带来真理与真相，但它也不只是一种武器。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其实还有足够的空间，能让我们以更细致也更充满希望的观点来看待人类的信息网络，看待人类明智地运用权力的可能。本书就是希望能探索这样的中间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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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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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部分将会概述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发展进程。这里并不是要按照世纪的进展，全面讨论文字、印刷术、无线电等信息技术，而是希望通过研究几个范例，探讨各个时代人们在建立信息网络时所面临的关键困境，并研究了当时解决这些困境不同的答案怎样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有些冲突的成因，我们一般会认为是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不同，但实际上往往是信息网络的类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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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部分，我最先考察的是对于大规模人类信息网络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神话故事和官僚制度。在第二章与第三章，我描述了大规模信息网络（从古代王国到现代国家）是如何同时有赖于神话编造者与官僚制度的。举例来说，《圣经》中的故事当然对基督教会至关重要，但要是没有教会的官僚来策划、编辑和传播这些故事，《圣经》也不会有这样的地位。每个人际网络都会面临一个困境，那就是神话编造者与官僚制度常常会往不同的方向发展。各种机构制度与社会的定义，常常取决于它们如何在神话编造者与官僚制度的需求冲突之间达到平衡。例如，基督教就分裂成了天主教和新教等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正是在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之间取得了不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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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的重点是谈论错误信息的问题，以及维持各种自我修正机制（例如独立司法、同行评议期刊）的好处与坏处。这一章将比较不同的机构制度：一类自我修正机制较弱，比如天主教会；另一类自我修正机制较强，比如科学学科。如果自我修正机制较弱，有时候如早期现代欧洲猎巫这样的历史灾难就会出现；但如果自我修正机制较强，有时候它则会从内部破坏网络的稳定性。如果从延续、传播与权力的角度来看，天主教会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机构，尽管其自我修正机制相对较弱（但这或许也是促成其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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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了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的角色，也比较了自我修正机制强与弱的影响之后，第五章会以另一种对比来结束第一部分的历史讨论：分布式信息网络和集中式信息网络。民主制度会让信息沿着许多独立渠道自由流动，而极权制度则是将所有信息集中在一个核心枢纽，两者各有优劣。谈到美国和苏联等不同的政治体系，如果从信息流的角度来切入，就能解释为何它们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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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历史部分对于我们理解当下和展望未来至关重要。人工智能的兴起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信息革命。但要真正理解这场革命，就必须与过去的信息革命做比较。历史真正研究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变化”。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变化的，以及事物又是如何变化的。这不仅与信息革命，而且与其他类型的历史变革都息息相关。因此，如果能了解过去《圣经》如何一步一步地成为绝对正确的经典，我们就能从中得到宝贵的见解，来洞察当今的人工智能是如何号称绝对不会有误的。同样，研究近现代的猎巫行动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也能提供一个严正的警告，让我们知道如果赋予人工智能更大的权力来掌控21世纪的社会，可能会出现怎样的问题。深入了解历史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究竟有哪些是新颖的内容，人工智能与印刷术及无线电广播技术有什么根本差异，以及如果未来出现人工智能独裁，其与过去出现的所有独裁形式又有哪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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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不是说研究过去就能预测未来。我后面还会反复强调，历史不是确定的，未来将由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所做的选择而塑造。我写这本书全部的意义在于，希望我们通过做出明智的选择，防止最糟糕的结果。如果未来真的无法改变，还去讨论未来岂不是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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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部分的历史调查为基础，本书第二部分“非生物网络”讨论的是人类如今正在打造的新信息网络，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兴起的政治意义。第六章到第八章讨论了世界各地近些年发生的例子（比如，2016—2017年社交媒体算法如何在缅甸煽动种族冲突），以解释人工智能与过去所有信息技术的不同之处。之所以例子大多取自21世纪10年代，而不是21世纪20年代，是因为我们对21世纪10年代的事件已经有了一些历史性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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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提出的论点认为，人类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信息网络，却从来没好好想想这有何影响。这里的重点在于，这是一种从生物到非生物信息网络的转变。过去的罗马帝国、天主教会与苏联，都是依靠碳基的人脑来处理信息、做出决策，但主宰新信息网络的硅基计算机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过去，碳基的神经元摆脱不了有机生物化学的种种限制，而无论如何，硅基芯片都能轻松摆脱这些限制。所以，硅基芯片能创造出永远不用睡觉的间谍、永远不会遗忘的金融家和永远不会死去的暴君。这会让社会、经济与政治发生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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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三部分“计算机政治学”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如何应对非生物信息网络的威胁与承诺。像我们这样的碳基生命，还有没有机会理解和掌控新的信息网络？如上所述，历史不是确定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我们智人仍然有能力塑造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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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第九章讨论的是民主国家如何处理非生物信息网络的兴起。举例来说，如果整个金融系统越来越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金钱的意义也开始依赖人类无法理解的算法，那么有着血肉之躯的政治人物如何做出金融决策？如果我们不再能判断自己谈话的对象是真人还是伪装成人类的聊天机器人程序，那么民主国家怎样保持对任何议题（不管是金融还是性别）的公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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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则探讨了非生物信息网络可能如何影响极权主义。虽然独裁者很乐意摆脱所有的公开对话，但对人工智能也心存恐惧。独裁政权要想站稳脚跟，就得恐吓和审查自己的代理人。但人类独裁者又怎么可能去恐吓人工智能、去审查人工智能高深莫测的处理程序，或者避免人工智能起身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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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第十一章谈论的是这套新信息网络如何左右全球民主与极权社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人工智能是不是一定会让天平倒向某一边？世界会不会分裂成彼此敌对的集团，所有人都因而成为某种失控的人工智能的猎物？或者，人类能不能团结起来捍卫共同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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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开始谈信息网络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之前，我们得先谈谈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信息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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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ean McMeekin, Stalin’s War: 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2021).

    2. + +

  2. “Reagan Urges ‘Risk’ on Gorbachev: Soviet Leader May Be Only Hope for Change, He Says,”Los Angeles Times, June 13, 1989, 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89-06-13mn-2300-story.html.

    3. + +

  3.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at Town Hall Meeting with Future Chinese Leaders,”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Nov. 16, 2009, 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town-hall-meeting-with-future-chinese-leaders.

    4. + +

  4. Evgeny Morozov，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2）.

    5. + +

  5. Christian Fuchs，“An Alternative View of Privacy on Facebook，”Information 2，no. 1（2011）：140–65.

    6. + +

  6.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 When We Merge with AI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24), 121–23.

    7. + +

  7. Sigrid Damm, Cornelia Goethe (Berlin: Insel, 1988), 17–18; Dagmar von Gersdorff,Goethes Mutter (Stuttgart: Hermann Bohlaus Nachfolger Weimar, 2004);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oethes Leben von Tag zu Tag: Eine dokumentarische Chronik (Dusseldorf:Artemis, 1982), 1:1749–75.

    8. + +

  8. Stephan Oswald, Im Schatten des Vaters. August von Goethe (Munich: C. H. Beck, 2023);Rainer Holm-Hadulla, Goethe’s Path to Creativity: A Psycho-biography of the Eminent Politician, Scientist, and Poet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Lisbet Koerner,“Goethe’s Botany: Lessons of a Feminine Science,”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84, no. 3(1993): 470–95; Alvin Zipursky, Vinod K. Bhutani, and Isaac Odame, “Rhesus Disease: A Global Prevention Strategy,”Lancet Child and Adolescent Health 2, no. 7 (2018): 536–42;John Queenan, “Overview: The Fetus as a Patient: The Origin of the Specialty,” in Fetal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 Conference Summar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94), accessed Jan. 4, 2024, www.ncbi.nlm.nih.gov/books/NBK231999/.

    9. + +

  9. John Knodel,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of Demographic History in a Bavarian Village,”Population Studies 24, no. 3 (1970): 353–76.

    10. + +

  10. Saloni Dattani et al., “Child and Infant Mortality,” Our World in Data, 2023, accessed Jan. 3, 2024, ourworldindata.org/child-mortality#mortality-in-the-past-around-half-died-as-children.

    11. + +

  11. Ibid..

    12. + +

  12. “Most Recent Stillbirth, Child, and Adolescent Mortality Estimates,” UN Inter-agency Group for Child Mortality Estimation, accessed Jan. 3, 2024, childmortality.org/data/Germany.

    13. + +

  13. 根据一项估计，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信息量约为1000亿比特，约12.5 GB（吉字节）。参见：Douglas S. Robertson，“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no. 2（1990）：235–54.截至2020年，每部安卓手机的平均容量为96 GB。参见：Brady Wang，“Average Smartphone NAND Flash Capacity Crossed 100GB in 2020，” Counterpoint Research，March 30，2021，www.counterpointresearch.com/average-smartphone-nand-flash-capacity-crossed-100gb-2020/.

    14. + +

  14. Marc Andreessen, “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 Andreessen Horowitz, June 6, 2023, a16z.com/ai-will-save-the-world/.

    15. + +

  15.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 When We Merge with AI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24), 285.

    16. + +

  16. Andy McKenzie, “Transcript of Sam Altman’s Interview Touching on AI Safety,”LessWrong , Jan. 21, 2023, www.lesswrong.com/posts/PTzsEQXkCfig9A6AS/transcript-of-sam-altman-s-interview-touching-on-ai-safety; Ian Hogarth, “We Must Slow Down the Race to God-Like AI,”Financial Times, April 13, 2023, www.ft.com/content/03895dc4a3b7-481e-95cc-336a524f2ac2; “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March 22, 2023, futureoflife.org/open-letter/pause-giant-ai-experiments/;Cade Metz, “‘The Godfather of AI’ Quits Google and Warns of Danger,”New York Times,May 1, 2023, www.nytimes.com/2023/05/01/technology/ai-google-chatbot-engineer-quits hinton.html; Mustafa Suleyman, The Coming Wave: Technology, Power, and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s Greatest Dilemma, with Michael Bhaskar (New York: Crown, 2023); Walter Isaacson，Elon Musk（London：Simon & Schuster，2023）.

    17. + +

  17. Yoshua Bengio et al., “Managing AI Risks in an Era of Rapid Progress,”Science （即将发表）.

    18. + +

  18. Katja Grace et al., “Thousands of AI Authors on the Future of AI,”（预印本，2024年交稿）,https://arxiv.org/abs/2401.02843.

    19. + +

  19. “The Bletchley Declaration by Countries Attending the AI Safety Summit, 1–2 November 2023,” Gov.UK, Nov. 1 2023, 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i-safety- summit-2023-the-bletchley-declaration/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 ai-safety-summit-1-2-november-2023.

    20. + +

  20. “匿名者Q”组织（QAnon）是一个源自互联网的阴谋论集合，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美国。其核心阴谋论是美国表面的政府内部存在一个“深层政府”，它由犹太金融家、资本巨鳄、好莱坞精英等构成的集团把持。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极端和虚假信息的阴谋论集合（本书第六章对该事件有详细论述）。——编者注

    21. + +

  21. 反疫苗者（anti-vaxxer），是指那些反对或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群。他们普遍对疫苗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疫苗有害，或者认为制药公司和其他相关部门掩盖了疫苗的潜在风险。——编者注

    22. + +

  22. Jan-Werner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23. + +

  23. 地平论者（flat-earther）是一个坚持认为地球是平的而非球形的群体，其观点在科学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他们所代表的怀疑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编者注

    24. + +

  24.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格劳孔与阿德曼托斯认为，所有人（特别是政治人物、法官与公仆）都只在意个人的利益，为此不惜欺瞒和说谎。他们挑战苏格拉底，问他怎么反驳“外貌凌越真理”以及“正义只是强者的利益”。类似的观点在古印度的经典著作《政事论》中也被提及，并偶尔得到支持。在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家的著作中，如韩非子和商鞅，也有类似的讨论。在早期现代欧洲思想家的著作中，如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也有相关的论述。参见：Roger Boesche，The First Great Political Realist：Kautilya and His “Arthashastra”（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2）; Shang Yang,The Book of Lord Shang: Apologetics of State Power in Early China, trans. Yuri Pin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25. + +

  25. Ulises A. Mejias and Nick Couldry, Data Grab: The New Colonialism of Big Tech and How to Fight Back (London: Ebury, 2024);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Michel Foucault,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Cultural Studies 21, no. 2–3 (2007): 168–78; Sylvia Wynter, “Unsettling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Power-Truth-Freedom Toward the Human, After Man, Its Overrepresentation — an Argument,”New Centennial Review 3，no. 3（2003）：257–337.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Francis Fukuyama，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London：Profile Books，2022）.

    26. + +

  26.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5-466.

    27. + +

  27. Donald J. Trump, Inaugural Address, Jan. 20, 2017,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20188.

    28. + +

  28.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9, no. 3 (2004): 541–63.

    29. + +

  29. Sedona Chinn and Ariel Hasell, “Support for ‘Doing Your Own Research’ Is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Misperceptions and Scientific Mistrust,”Misinformation Review, June 12, 2023,misinforeview.hks.harvard.edu/article/support-for-doing-your-own-research-is-associated-with-covid-19-misperceptions-and-scientific-mistrust/ .

    30. + +

  30. 参见：“God's Enclosed Flat Earth Investigation — Full Documentary [HD]，” YouTube，www.youtube.com/watch?v=J6CPrGHpmMs, 引自“Disinformation and Echo Chambers: How Disinformation Circulates on Social Media Through Identity-Driven Controversies,”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rketing 42, no. 1 (2023): 18–35.

    31. + +

  31. 参见：David Klepper，“Trump Arrest Prompts Jesus Comparisons：'Spiritual Warfare，'” Associated Press，April 6，2023，apnews.com/article/donald-trump-arraignment-jesus-christ-conspiracy-theory-670c45bd71b3466dcd6e8e188badcd1d; Katy Watson, “Brazil Election: ‘We’ll Vote for Bolsonaro Because He Is God,’” BBC, Sept. 28, 2022, 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62929581.

    32. + +

  32. Oliver Hahl, Minjae Kim, and Ezra W. Zuckerman Sivan, “The Authentic Appeal of the Lying Demagogue: Proclaiming the Deeper Truth About Political Illegitimac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no. 1 (2018): 1–33.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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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人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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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之所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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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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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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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拥有这种能力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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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也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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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信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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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概念总是很难定义。因为后续的一切都以这些概念作为基础，反而让人难以想象这些概念背后还能有什么更基本的概念。就像物理学家很难去定义物质与能量，生物学家很难去定义生命，而哲学家也很难去定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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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哲学家、生物学家，甚至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已经越来越多地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要素，甚至比物质或能量还基本。这也就难怪，现在谈到该如何定义信息，谈到信息与生命演化、信息与各种物理基本概念（比如熵、热力学定律、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之间关系的时候，总有许多争议。本书并没打算解释甚至解决这些争议，也没有要为“信息”提出一套在物理学、生物学与其他任何知识领域都能通用的定义。因为这就是一本谈历史的著作，研究的是人类社会的过去与未来发展，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也就集中于信息在历史中的定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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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信息是与各种人造符号（例如口语或书面语）联系在一起的。以军鸽谢尔·阿米与被困营这个故事为例。1918年10月，美国远征军正试图从德国手中夺回法国北部，一个由超过500名美国官兵组成的营受困敌后。美军炮兵想为他们提供火力掩护，却搞错了这群官兵的位置，结果炮火直接落在他们头上。该营指挥官查尔斯·惠特尔西少校急需让总部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但没有任何士兵能够突破德军的防线。许多说法指出，惠特尔西最后的希望就是一只名为谢尔·阿米的军鸽。惠特尔西在一张小纸条上写着：“我们沿着平行于276.4的道路前行。我方的炮火就落在我们的位置上，拜托赶快停下来。”这张纸条被放进一个小筒里，之后绑在谢尔·阿米的右腿上，然后将它放飞。该营的二等兵约翰·内尔多年后回忆说：“我们非常清楚，那是我们最后的机会。要是那只孤孤单单又吓坏了的鸽子没能飞回鸽舍，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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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后来讲到谢尔·阿米是怎样飞入德军的猛烈炮火中的。有枚炮弹就在它的正下方爆炸，炸死了5个人，它也身受重伤。一块儿碎片撕裂了谢尔·阿米的胸口，它的右腿几乎被炸断，只剩一条肌腱连着。但谢尔·阿米撑过去了。这只身负重伤的信鸽花了大约45分钟，飞了40千米到达师部，右腿残肢上还绑着那个装有重要信息的小筒。虽然各方对确实的细节还有争议，但显然美军调整了炮火的方向，并发动了一轮反击，拯救了这个被困营。谢尔·阿米后来经过军医照料，作为英雄被送至美国，成了许多文章、短篇故事、儿童读物、诗歌甚至电影的主题。这只鸽子根本不懂自己送了什么信息，但正是它递送的纸条上所记录的符号，拯救了几百人，使他们免于战死或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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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信息的组成不一定非要靠人造符号。就像《圣经》里的那场洪水，挪亚之所以能知道洪水终于退去，是因为他从方舟里放出去的鸽子叼着橄榄枝回来了。接着上帝在云中划出一道彩虹，作为他立约的神圣记号，承诺不再用洪水淹没地球。鸽子、橄榄枝与彩虹从此也成了和平与宽容的象征符号。甚至有些比彩虹更远的物体，也能成为信息。对天文学家来说，星系的形状与运行都是重要的信息，它们诉说着宇宙的历史。对航海家来说，北极星能让人知道哪里是北方。对占星师来说，满天星斗就是宇宙的脚本，这些信息透露着个人与整个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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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不要把某个事物定义为信息是视角的问题。虽然天文学家或占星师可能会认为天秤座是一个“信息”，但这些遥远的星星可不只是人类观察者的布告栏。这些星星上可能有个外星文明，完全不知道我们从他们的家园获取了怎样的信息，又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同样，一张有着墨迹的纸条，虽然对一支军队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但也可能是一群白蚁的大餐。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信息，但也可能不是。这样一来，就让定义信息这件事变得十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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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间谍史上，间谍必须秘密传递各种信息，而信息的这种不确定性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并不只有法国北部。1915—1918年，英国与奥斯曼帝国也争夺着中东地区的控制权。英国先是击退奥斯曼帝国对西奈半岛与苏伊士运河的进犯，接着反过来便入侵了奥斯曼帝国。但在1917年10月之前，奥斯曼帝国从贝尔谢巴延伸到加沙的防线一直固若金汤。无论是第一次加沙战役（1917年3月26日）还是第二次加沙战役（1917年4月17—19日），英国都难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的亲英犹太人成立了一个间谍网络，代号为尼利（NILI），负责将奥斯曼军队的动态向英国通风报信，而他们找到的与英军传递信息的方法之一就是百叶窗。当时尼利有一位指挥官叫萨拉·阿伦索恩，她有一所俯瞰地中海的房子。依据一套事先约定的密码，她只要关上或打开某扇百叶窗，就能把信息传递给海上的英国船只。包括奥斯曼的士兵在内，许多人都能清清楚楚看到那扇百叶窗，但只有尼利的特工与英方的情报人员才知道那代表着什么重要的军事信息。所以，什么时候百叶窗就只是单纯的百叶窗，什么时候百叶窗又是在传递一则信息呢？

+ +

奥斯曼人最后破获了尼利间谍网，部分原因是一场奇怪的意外。当时尼利除了用百叶窗，也会用信鸽来传递密码信息。1917年9月3日，一只信鸽飞偏了，就这么不巧，降落到一名奥斯曼军官的家里。那位军官虽然发现了密码信息，却破译不出来。然而，信鸽本身就已经是极关键的信息了，这等于告诉奥斯曼人，有个间谍组织正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活动。在说过“媒介即信息”的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那只鸽子本身就是信息。尼利的特工得知那只信鸽被捕获之后，立刻把他们手里剩下的信鸽全部杀掉埋了，因为当时只要拥有信鸽，就等于透露了一则有罪的信息。然而，这场信鸽大屠杀并没能拯救尼利。这起间谍案在一个月内被破获，几名成员遭到处决，萨拉·阿伦索恩则选择了自杀，以免自己受不了酷刑而泄露尼利的机密。所以，什么时候鸽子只是单纯的鸽子，什么时候鸽子又是一则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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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信息的定义绝不限于某种特定类型的实体对象。任何物体，比如星星、百叶窗、鸽子，只要放到正确的情境下，就可能成为信息。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境会把这些对象定义成信息呢？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情境是为了寻求真相，这些对象就能被定义成信息。换句话说，只要打算用某个对象来找出真相，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信息。这种观点将“信息”与“真相”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并假设信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现实呈现出来。既然世界上有个现实就摆在那里，而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呈现出现实的对象，我们当然就能用信息来了解现实。举例来说，尼利向英国提供的信息，是为了呈现关于奥斯曼军队动态的现实。要是奥斯曼帝国在加沙（其防御重镇）集结了一万名士兵，只要有一张纸条，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出“一万人”与“加沙”，这张纸条就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有助于英国赢得这场战斗。但如果在加沙的奥斯曼军队实际上已达到两万人，那张纸条不仅未能准确呈现出现实，而且可能让英国犯下灾难性的军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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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就是要试着呈现出现实，如果成功，我们就会说这条信息是个真相。虽然本书对于天真的信息观多有异议，但对于真相就是对现实的准确呈现这一点倒是所见略同。不过本书同时也认为，多数信息并不是想要呈现现实，真正能够定义信息的完全是另一套标准。无论在人类社会还是在其他生物与物理系统，大多数信息并没有要呈现出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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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复杂而关键的论点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所以这里请容我再多花点儿时间来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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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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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谓的“真相”，代表的是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的特定方面。真相概念的前提是必须真的存在某个普遍的现实。宇宙中曾经或即将存在的任何事物（从北极星、尼利的信鸽再到占星学的网页），都是这个单一现实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寻求真相就成为一项普遍的工程。虽然不同的个人、国家或文化可能有不同的信念或感受，但由于所有人都共享一个普遍的现实，所以不可能有相互矛盾的真相。这样一来，如果不相信普遍主义，就等于拒绝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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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相其实并不直接等于现实，因为一则叙事无论多么贴近真相，都无法真正呈现出现实的所有方面。如果尼利特工在纸条上写着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而且加沙也确实有一万名士兵，这虽然准确地指出了现实的某个方面，却也忽略了许多其他方面。光是计算某种实体的数量（不管算的是苹果、橘子还是士兵），就必然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实体之间的相似性上，但同时也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举例来说，只讲加沙有一万名奥斯曼士兵，但没有说明其中有一些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有一些是初上战场的新兵。1000名新兵搭9000名老兵，与9000名新兵搭1000名老兵，在军事上的现实可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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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之间的差异还不是只有沙场经验。有些很健康，有些在生病；一些奥斯曼军人是土耳其人，而另一些是阿拉伯人、库尔德人或犹太人；有些很勇敢，有些却很懦弱。事实上，每个士兵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各自的父母和朋友，也有各自的恐惧与渴望。一战时期，像威尔弗雷德·欧文这样的诗人就曾试图表现出军事表象背后的东西，而那是单纯的统计数据所无法准确传达的。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光写下“一万名士兵”肯定就扭曲了现实？难道要描述1917年加沙周围的军事局势，就必须完整写出每个士兵独特的历史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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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呈现出现实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实总包含许多不同的观点。比如，讲到英国入侵奥斯曼帝国、尼利这个间谍组织，以及萨拉·阿伦索恩所做的事，你问问现在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土耳其人和英国人，他们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时有许多各自独立的现实，也不意味着没有历史事实这回事。现实始终只有一个，但现实却十分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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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包括客观层面的客观现实，不受个人信念的影响。例如萨拉·阿伦索恩在1917年10月9日身亡，死因是开枪自杀，这就是一项客观现实。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在1919年5月15日死于飞机失事”，那就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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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也包括主观层面的主观现实，涵盖的是每个人的信念和感受，在这种时候，我们并不会说这些现实是错误的。举例来说，以色列人多半会认为阿伦索恩是一位爱国英雄，这是一个事实。在她自尽三周后，英国在尼利提供的信息协助下，终于在贝尔谢巴战役（1917年10月31日）与第三次加沙战役中（1917年11月1—2日）突破了奥斯曼帝国的防线。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发表了“贝尔福宣言”，宣布英国政府“赞同地看待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以色列人看来，这部分归功于尼利与萨拉·阿伦索恩，以色列人对后者的牺牲也十分钦佩。但在巴勒斯坦人看来，评价就完全不同，并形成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现实：他们对阿伦索恩毫无钦佩之情，要么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人，要么觉得她单纯是个帝国主义的特工。虽然我们这里谈的是主观看法与感受，但我们仍然可以将真相与谎言区分开来。因为看法与感受——像星星和鸽子一样——都是普遍现实的一部分。如果说“萨拉·阿伦索恩因为在击败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所有人的钦佩”，这会是一个错误，是与现实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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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观点的因素，绝不只有国籍一个。光是在以色列，男性或女性、左翼或右翼、正统派或世俗派的犹太人，都可能对阿伦索恩有不同的看法。由于犹太教禁止自杀，所以正统派犹太人很难把阿伦索恩的自杀看成一种英雄行为（事实上，她未能获准埋葬在圣地的犹太人公墓里）。最终，每个人都会对世界有不同的观点，每种观点都是由每个人不同的个性与生活经验集合而成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如果要描述现实，就必须列出其中的所有观点？比如，如果要写一部关于萨拉·阿伦索恩的传记，就得明确写出所有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对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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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走向极端，这种对精确性的追求可能让我们想以一比一的比例来重现这个世界。比如，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论科学的精确性》（On Exactitude in Science，1946），它讲述了一个虚构的古老帝国，沉迷于给领土画出越来越精确的地图，直到最后制作出的就是一张一比一的地图，而整个帝国都被这张帝国的地图覆盖。这个野心勃勃的、想要绘制整个帝国的计划实在浪费了太多资源，帝国也为之崩溃。接着，这张地图也开始瓦解。博尔赫斯告诉我们，只有“在西部沙漠里，还能找到这张地图的几块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一张一比一的地图，或许看起来是以最终极的形式呈现了现实，但显然这已经不能再说是呈现或再现了，这其实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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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就算能对现实做出最贴近真实的描述，也永远无法完整地呈现现实。每次想要呈现现实，都会有一些方面遭到忽略或扭曲。所以，所谓的真相其实并不代表一比一地呈现出现实。所谓的真相，一方面能够让我们专注于现实的某些方面，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让我们忽略某些东西。在描述现实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描述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有些描述会比其他描述更贴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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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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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过，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的作用就是呈现现实。虽然这种观点也知道有些信息无法真正呈现现实，但它会认为那些都是所谓“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之类的不幸案例，从而选择忽略。所谓错误信息，是一种无心之过，虽然想要呈现现实，但不小心出了错误。所谓虚假信息，则是故意说谎，是有意扭曲我们对现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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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信息观还相信，如果想要解决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造成的问题，方法就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这种观念有时候也被称为“反言论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在审理“惠特尼诉加州案”（1927）时就认为，应对虚假言论的办法就是提出更多的言论，只要自由讨论的时间足够长，肯定能让所有谎言与谬论无所遁形。如果所有的信息都是要呈现出现实，随着世界上信息量的不断增长，可以想象信息的洪流就能揭露时不时出现的谎言与错误，最后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更贴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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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个关键论点而言，本书强烈反对这种天真的信息观。当然，有些信息试图呈现现实，而且也算成功，但这绝对不是信息的定义特征。前文我谈到星星也是一种信息，也随口把占星师和天文学家并列。读到那部分内容的时候，如果是相信天真的信息观的读者，很可能觉得浑身不自在。根据天真的信息观，天文学家通过星星得到了“真实的信息”，而占星师只是想象自己从星座里读出了些什么，所以只能说这些信息要么是“错误信息”，要么是“虚假信息”。如果人们能得到更多关于宇宙的信息，他们肯定再也不会相信什么占星术了吧？但事实是，有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占星术都在深深影响着历史，甚至到今天，仍然有数百万人会在做出人生重大决定之前（比如读什么专业、和谁结婚），先查查自己的星座。截至2021年，全球占星市场估值已高达12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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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论对这些占星信息的准确性有何看法，都无法否认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占星不但影响了爱情，甚至还影响了一系列帝国。比如，罗马皇帝在做决定之前就常常会先问问占星师的意见。事实上，占星术在当时被如此尊崇，以至于只是偷看在位皇帝的星盘都成了死罪。当时认为，一旦看了星盘，就能预测皇帝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逝世。直到现在，有些国家的统治者仍然很看重占星学。比如在2005年，缅甸军政府据称就是根据占星的建议，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内比都。无法解释占星术历史意义的信息理论显然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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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占星术的例子可以看到，各种错误、谎言、幻想与虚构故事其实也是信息。天真的信息观认为信息与真相有本质的联系，但事实不然。信息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本来就不是要呈现既有的现实，反而是要将各种不同的事物（无论是夫妻还是帝国）联系在一起，来创造出全新的现实。真正定义信息的是“联结”，而不是“渲染”或“象征”：只要能将各个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就是信息。信息不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而是要把事物组织起来：占星术把恋人放进一种占星术队列中，政治宣传把选民放进一种政治队列中，进行曲则将士兵放进一种军事队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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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多数的交响乐、旋律与曲调都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的东西，所以如果问音乐是真是假，其实没有意义。这些年来，虽然人类写出了很多糟糕的音乐，但并没有“假音乐”一说。音乐虽然并不是要呈现某种现实，却能够让许多人产生共鸣，有同样的感受，做出同样的动作。音乐能让士兵列队行进，能让夜店的众人一同摇摆，能让教会会众有节奏地鼓掌，也能让运动赛事的观众齐声高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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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在联结事物方面的作用绝不限于人类的历史，同样可以认为，这也是信息在生物学方面的主要作用。以DNA为例，正是这种分子信息让有机生命成为可能。但像音乐一样，DNA并不是呈现或再现什么现实。虽然一代又一代的斑马都会躲避狮子，但斑马的DNA中并没有一串碱基代表“狮子”，也没有一串碱基代表“逃避”。同样，斑马的DNA里也没有任何碱基代表太阳、风、雨或是斑马一生会遇到的任何其他外部现象。此外，DNA也不会呈现出比如身体器官或情绪这样的内在现象。没有任何碱基的组合是在呈现一颗心脏或是动物的恐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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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并不是去呈现或再现既有的事物，而是协助产生全新的事物。例如，各种DNA碱基串会激活细胞的化学程序，产生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也不是在呈现什么现实，而是在体内循环，激活更多的化学程序，提高心率，让更多的血液流向肌肉。这样一来，DNA与肾上腺素就能联结心脏、腿部和全身各处数万亿的细胞，形成一个功能网络，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比如躲避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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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DNA只是在呈现某种现实，我们可能就会问：“斑马的DNA是不是能比狮子的DNA更准确地呈现现实？”“会不会某匹斑马所携带的是能够呈现真理与真相的‘真DNA’，而另一匹斑马则携带了会造成误导的‘假DNA’？”当然，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评估DNA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它所产生的有机体能否适应环境，而不是去问DNA是否真实。虽然我们常常谈论DNA“出错”的问题，但这指的是在DNA复制过程中的突变，而不是指能否准确呈现现实。如果某匹斑马产生突变，抑制了肾上腺素的分泌，它就可能因适应性降低而丧生，于是它数以万计的细胞彼此之间将不再联结，所形成的斑马网络就此瓦解。网络出了这种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瓦解，而并非产生虚假信息。至于国家、政党、新闻网络的情况，和这里的斑马网络并无不同。真正让这些网络无法生存的，并不是对事实有了错误的呈现，而是网络内部瓦解而失去了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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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DNA复制中的错误并不见得永远不利于适应性。有些时候，突变能提升适应性，如果没有这样的突变，就不会有演化了。所有的生命形式之所以存在，都要归功于那些基因上的“错误”。正因为DNA并不是去呈现既有的现实，而是去创造新的现实，才让我们得以享受演化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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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暂停一下，好好想想其中的含义。所谓信息，就是能够将不同的点联结成网络，从而创造出新的现实。这个定义依然可以包括信息是现实的呈现这种观点。有时候，仅仅如实呈现现实，就能将人类联结在一起，比如1969年7月，6亿人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看着尼尔·阿姆斯特朗与巴兹·奥尔德林踏上月球。屏幕上的影像准确呈现着38.4万千米以外的事，而看着这幅景象就能让人产生敬畏、自豪和四海一家的感觉，感觉全人类都被联结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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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还有其他方式也能催生这样兄弟般的感情。把信息的重点放在联结上，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处理那些重点并不是要呈现现实的信息类型。有时候，就算呈现的是错误的现实，也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联结。比如，数百万登月阴谋论的追随者，看着一段声称美国从未成功登月的YouTube（油管）视频。虽然这些视频图像传达的是错误的现实，但仍然能让人对政府义愤填膺，或是对自己的智慧扬扬得意，于是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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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就算信息完全没有打算要呈现现实（无论是准确的还是错误的），也能联结形成网络，比如DNA信息联结着数万亿个细胞，激动人心的音乐联结着成千上万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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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扎克伯格对元宇宙的愿景。元宇宙就是完全由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并不像博尔赫斯在《论科学的精确性》中讲述的那个帝国想打造的一比一地图，也不是想去呈现我们这个现实世界，而是想要增强甚至取代我们这个世界。元宇宙不是给我们提供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盐湖城的数字复制品，而是邀请所有人用全新的地景与规则建立新的虚拟社群。到2024年，元宇宙似乎还是个过于夸张的白日梦，但再过几十年，或许就会有数十亿人迁移到增强的虚拟现实中生活，大部分的社交与职业活动都会在那里进行。到时候，人类之间建立的关系、参与的运动、从事的工作、经历的情绪起伏，可能都不再是由原子组成的，而是由比特建构的。到那个时候，或许只有在某些偏远的沙漠才能找到几张旧现实的碎片，偶尔为野兽或乞丐遮风挡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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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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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天真的信息观把信息视为现实的呈现，如果把信息视为一种社会联结，人类历史的许多方面就更能说得通，除了能解释占星术，也能解释一些更重要的事物，比如《圣经》为何在历史上如此成功。或许有些人会小看占星术，觉得这只是人类历史的古怪杂耍，但讲到《圣经》，可就没人能否认它在西方历史中的核心角色了。如果信息的主要作用真的是要准确呈现现实，《圣经》为什么会成为史上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文本就很难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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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圣经》对人类与自然的描述，会发现里面的重大错误层出不穷。比如，《创世记》声称所有人类——包括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San）与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都是大约4000年前某个中东家族的后裔。根据《创世记》，大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都一起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直到巴别塔倾毁才分散到四方，成为所有人类的祖先。事实上，桑人的祖先在非洲生活了几十万年，从未离开过这片大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祖先也已经定居澳大利亚超过5万年之久。不论从基因还是考古证据来看，从来没有一场洪水在大约4000年前灭绝了南非和澳大利亚的古代人口，随后由中东移民来到这些地区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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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传染病的理解，对现实的扭曲更为严重。《圣经》讲到疫情，常常说这是神对于人类罪行的惩罚，并声称通过祈祷与宗教仪式就能阻止或预防疫情。然而，流行病当然是由病原体引起的，而要阻止或预防疫情，也应该是遵守卫生规则，以及使用药物与疫苗。如今就连许多宗教领袖都接受了这个事实，在新冠疫情期间，就连教皇本人也呼吁人们应该保持社交距离，先别聚在一起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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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讲到人类起源、迁徙与疫情的现实方面，《圣经》的描述相当糟糕，但在联结了数十亿人并创立了犹太教与基督教方面，《圣经》则是非常有效的。就像DNA激活了各种化学程序，将数十亿细胞结合成有机网络一样，《圣经》也激活了各种社交程序，将数十亿人结合成了宗教网络。就像细胞网络能做到单一细胞无力完成的事，宗教网络也能达成个人无力达成的目标，比如建造寺庙教堂、维护法律体系、庆祝节日或是发动“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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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信息有时候会呈现现实，有时候并非呈现现实。但不论如何，信息都会联结形成网络，而这才是信息真正的基本定义特征。所以，要审视信息在历史上的作用，虽然有时候也值得去问问“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更关键的问题通常是“这条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联结了人群？这条信息创造出了什么新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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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强调的一点是，拒绝天真的信息观、拒绝将信息视为对现实的呈现，并不代表拒绝有所谓的真相，也不代表必须接受将信息视为武器的民粹主义观点。虽然信息的作用永远都是在促成联结，但某些类型的信息（从科学书籍到政治演讲）可能正是依靠准确呈现出现实的某些方面，才得以将人们成功联结在一起。这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而大多数信息其实并未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虽然天真的信息观以为只要有了强大的信息技术，就必然能对世界有更真实的理解，但事情实际没那么简单。我们如果不付出额外的努力，让天平向有利于真相的方向倾斜，随着信息增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就可能让相对稀少而昂贵的真实信息被淹没在相对常见而廉价的信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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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回顾从石器时代到硅时代的信息历史时，我们会看到虽然联结越来越紧密，而真实性或智慧却没有提高。智人之所以能征服世界，原因并不是像天真的信息观所认为的那样，能将信息转化为准确的地图来呈现现实。相反，智人之所以能成功，秘诀在于懂得运用信息，并把许多人联结起来。但很遗憾，人类拥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常常也会伴随着相信谎言、错误与幻想。正因为如此，即使像纳粹德国这种技术先进的社会，也很容易相信某些妄想，而且妄想的结果还不一定会让他们的国力衰弱。事实上，纳粹关于种族的妄想，还让德国集结了数千万人步调一致地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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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到第五章，我们将仔细探讨信息网络的历史，讨论数万年来，人类是怎样发明了各种信息技术，从而大大加强了联结与合作，却不一定是以更真实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世界。有些在几百甚至几千年前就发明出来的信息技术，即使到了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也仍然在继续塑造着我们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探讨的信息技术，也是人类最早发展出的信息技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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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请参见尼克·波斯特洛姆与戴维·查默斯关于模拟假设的研究。如果模拟假设为真，那么我们所见的一切都是由信息片段所组成的虚拟世界，而我们根本就不会知道宇宙是由什么组成的。Nick Bostrom, “Are We Living in a Computer Simulation?,”Philosophical Quarterly 53, no. 211 (2003): 243–55, www.jstor.org/stable/3542867; David J.Chalmers, 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New York：W. W.Norton，2022）.也请参见阿奇博尔德·惠勒深具影响力的“万物源于比特”理论：John Archibald Wheeler，“Information，Physics，Quantum：The Search for Links，”Proceedings II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kyo, 1989), 354–68;Paul Davies and Niels Henrik Gregersen, eds.,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Erik Verlinde,“On the Origin of Gravity and the Laws of Newton,”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4（2011）：1–27.但要强调的是，虽然物理学领域越来越能接受“万物源于比特”这套理论，但大多数物理学者对此仍然抱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依然相信物质与能量才是自然界最基础的构件，而信息只是一种衍生的现象。

    2. + +

  2. 我对信息的理解，深受这本书的影响：Cesar Hidalgo，Why Information Grows（New York：Basic Books，2015）.至于其他的观点与讨论，可参见：Artemy Kolchinsky and David H. Wolpert，“Semantic Information，Autonomous Agency，and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Physics，”Interface Focus 8, no. 6 (2018), article 20180041; Peter Godfrey-Smith and Kim Sterelny, “Biological Information,”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ed. Edward N. Zalta, Summer 2016 (Palo Alto, Calif.: 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16), 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6/entries/information-biological/;Luciano Floridi,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 +

  3. Don Vaughan, “Cher Ami,” i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britannica.com/animal/Cher-Ami; Charles White Whittlesey Collection, Williams College Library, accessed Feb. 14, 2024, archivesspace.williams.edu/repositories/2/resources/101; John W. Nell, The Lost Battalion: A Private’s Story , ed. Ron Lammert (San Antonio:Historical Publishing Network, 2001); Frank A. Blazich Jr.，“Feathers of Honor：U.S. Signal Corps Pigeon Service in World War I，1917–1918，”Army History 117（2020）：32–51.关于这个被困营原本的规模和伤亡人数，请参见：Robert Laplander, Finding the Lost Battalion: Beyond the Rumors, Myths, and Legends of America’s Famous WWI Epic, 3rd ed. (Waterford, Wis.: Lulu Press, 2017), 13.对于谢尔·阿米故事的重新评价，请参见：Frank A. Blazich，“Notre Cher Ami：The Enduring Myth and Memory of a Humble Pigeon，”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85，no. 3（July 2021）：646–77.

    4. + +

  4. Eliezer Livneh, Yosef Nedava, and Yoram Efrati, Nili: Toldoteha shel he’ azah medinit [Nili:A story of political daring] (Tel Aviv: Schocken, 1980), 143; Yigal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914–1918 (London: Routledge, 1998); Gregory J. Wallance, Th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Sarah Aaronsohn and Her Nili Spy Ring(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8), 155–72.

    5. + +

  5. 还有其他几个因素，都可能让奥斯曼帝国察觉到尼利的存在，但多数说法都指出那只信鸽确实十分重要。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参见：Livneh，Nedava，and Efrati，Nili，281–84; Wallance, Woman Who Fought an Empire , 180–81, 202–32; Sheffy,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Palestine Campaign, 159; Eliezer Tauber, “The Capture of the NILI Spies: The Turkish Version,”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6, no. 4 (1991): 701–10.

    6. + +

  6. 关于这些议题的独到见解请参见：Catherine D'Ignazio and Lauren F. Klein，Data Feminism（Cambridge，Mass.：MIT Press，2020），73–91.

    7. + +

  7. Jorge Luis Borges and Adolfo Bioy Casares, “On Exactitude in Science,” in A Universal History of Infamy, trans. Norman Thomas Di Giovanni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5), 131.

    8. + +

  8. Samriddhi Chauhan and Roshan Deshmukh, “Astrology Market Research, 2031,” Allied Market Research, Jan. 2023, www.alliedmarketresearch.com/astrology-market-A31779;Temcharoenkit Sasiwimon and Donald A. Johnson, “Factors Influencing Attitudes Toward Astrology and Making Relationship Decisions Among Thai Adults,”Scholar: Human Sciences 13, no. 1 (2021): 15–27.

    9. + +

  9. Frederick Henry Cramer, Astrology in Roman Law and Politics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4); Tamsyn Barton, Power and Knowledge: Astrology, Physiognomics, and Medicine Under the Roman Empir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57; Raffaela Garosi, “Indagine sulla formazione di concetto di magia nella cultura Romana,” in Magia: Studi di storia delle religioni in memoria di Raffaela Garosi, ed.Paolo Xella (Rome: Bulzoni, 1976), 13–97.

    10. + +

  10. Lindsay Murdoch, “Myanmar Elections: Astrologers’ Influential Role in National Decisions,”Sydney Morning Herald, Nov. 12, 2015, www.smh.com.au/world/myanmar- elections-astrologers-influential-role-in-national-decisions-20151112-gkxc3j.html.

    11. + +

  11. Barbara Ehrenreich, 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 (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 2006); Wray Herbert, “All Together Now: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Moving in Unison,”Scientific American , April 1, 2009,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were-only-human-all-together-now/; Idil Kokal et al., “Synchronized Drumming Enhances Activity in the Caudate and Facilitates Prosocial Commitment — if the Rhythm Comes Easily,”PLOS ONE 6, no. 11 (2011); Martin Lang et al., “Lost in the Rhythm:Effects of Rhythm on Subsequent Interpersonal Coordination,”Cognitive Science 40, no. 7(2016): 1797–815.

    12. + +

  12. 关于信息在生物学中的作用，特别是DNA作为信息的本质，请参见：Godfrey-Smith and Sterelny，“Biological Information”; John Maynard Smith,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in Biology,” in Information and the Nature of Reality: From Physics to Metaphysic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ahotra Sarkar, “Biological Information: A Skeptical Look at Some Central Dogmas of Molecular Biology,” i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 ed. Sahotra Sarkar (Norwel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187–231; Terrence W. Deacon, “How Molecules Became Signs,”Biosemiotics 14, no. 3 (2021): 537–59.

    13. + +

  13. Sven R. Kjellberg et al., “The Effect of Adrenaline on the Contraction of the Human Heart Under Normal Circulatory Conditions,”Acta Physiologica Scandinavica 24, no. 4( 1952): 333–49.

    14. + +

  14. Bruce I. Bustard, “20 July 1969,”Prologue Magazine 35, no. 2 (Summer 2003), National Archives, www.archives.gov/publications/prologue/2003/summer/20-july-1969.html.

    15. + +

  15. 虽然犹太人和基督徒对《创世记》相关段落的解释不同，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说法是挪亚那场洪水发生在创世后的1656年，也就是大约4000年前，而巴别塔则毁于洪水发生的几个世纪后。

    16. + +

  16. Michael I. Bird et al., “Early Human Settlement of Sahul Was Not an Accident,”Scientific Reports 9, no. 1 (2019): 8220; Chris Clarkson et al., “Human Occupation of Northern Australia by 65,000 Years Ago,”Nature 547, no. 7663 (2017): 306–10.

    17. + +

  17. 参见：《利未记》26：16、26：25;《申命记》28：22、28：58-63、32：24、32：35-36、32：39；《耶利米书》14：12、21：6-9、24：10。

    18. + +

  18. 参见：《申命记》28、《历代志下》20：9、《诗篇》91：3。

    19. + +

  19. Pope Francis, “Homily of His Holiness Pope Francis ‘Return to God and Return to the Embrace of the Father,’” March 20, 2020, 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cotidie/2020/documents/papa-francesco-cotidie_20200320_peri-medici-ele-autorita.html; Philip Pullella,“Rome Catholic Churches Ordered Closed due to Coronavirus, Unprecedented in Modern Times,” Reuters, March 13, 2020, 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taly-rome-churche-idUSKBN20Z3BU.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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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故事：无限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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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智人能够统治世界，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聪明，而是因为唯有人类能够进行灵活的大规模合作。虽然之前在《人类简史》与《未来简史》中都已谈过这个观念，但这里还是必须简短回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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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灵活大规模合作的能力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看到先例。比如，有些社会性哺乳动物（如黑猩猩）合作的方式就十分灵活，有些社会性昆虫（如蚂蚁）合作的规模也十分庞大。然而，黑猩猩或蚂蚁都未建起帝国、宗教或贸易网络。智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些事，是因为我们的合作不但远比黑猩猩更灵活，规模也比蚂蚁大得多。事实上，能够相互合作的智人数量是没有上限的。天主教徒的人数高达14亿；中国也有堂堂14亿人；至于全球贸易网络，联结的智人人数更有大约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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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之所以让人意外，是因为人类能够长期亲密往来的人数是有上限的，也就几百人。我们需要多年的时间，累积共同的经历，才能真正了解对方独特的个性与过往，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与感情。所以，如果智人的网络只是依靠人与人之间情感的联结，规模肯定是非常有限的。比如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就是这种情况。典型的黑猩猩社群就是20~60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增加到150~200只。而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与古代智人）情况也类似，他们每个游群（band）的人数为几十人，游群之间也很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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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7万年前，智人游群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能力，比如出现了游群之间的贸易和各种艺术传统，以及智人开始从非洲家园迅速散布到全世界。游群之间之所以能够合作，是因为大脑结构与语言能力在演化改变之后，智人显然具备了讲述并且相信各种虚构故事的能力，而且为之深深感动。相较于尼安德特人所打造的信息网络（只有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智人在有了故事之后，又有了另一种新的联结：人与故事的联结。从此之后，为了合作，智人之间并不一定需要真的彼此了解，只需要知道同一个故事就行。同一个故事能够说给几十亿人听，就像一个有无限量插座的中心枢纽，能让无数人插入建立联结。举例来说，14亿天主教徒，就是靠《圣经》与其他重要的基督教故事联系起来的；14亿中国人，就是由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联结在一起的；至于全球贸易网络的80亿成员，也都是相信了同一套关于货币、企业与品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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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那些有着数百万追随者的魅力领袖，也同样遵循着这条规则，没有例外。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中世纪天主教教皇或现代企业巨头的领导者，乍看之下，似乎都是由个人（而不是虚构的故事）将数百万追随者联结在一起的，但看看这些例子，我们会发现几乎没有追随者能真的和那些领袖建立起个人的联结，他们真正联结的是一套经过精心编织的关于那位领袖的故事，而这也是那些追随者真实的信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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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朱加什维利拿他的名声狐假虎威时，斯大林斥责了他。“可是我也是个斯大林啊。”瓦西里抗议道。“不，你不是。”斯大林回答，“你不是斯大林，我也不是。斯大林是苏联的政权，是那个在报纸和画像里的人，你不是斯大林，甚至我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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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网红名人也都会同意这一点。有些人坐拥数亿在线粉丝，每天通过社交媒体和粉丝互动，但其实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个人联结。社交媒体账号常常由一个专业团队经营，发出的每张照片、每一句话都经过专业的制作与策划，从而打造出如今所谓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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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要给产品打造一个品牌，就意味着讲述一个关于该产品的故事，故事和产品真正的特性可能根本没什么关系，但就是能让消费者把故事和产品联系起来。比如几十年来，可口可乐砸下数百亿美元的广告费，把可口可乐的品牌故事说了又说，反复放送。大家经常听到或看到它的故事，以至一讲到某种调味水，脑海里便浮现出欢乐、幸福和青春，而不是蛀牙、肥胖和塑料垃圾。这就是品牌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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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营造除了可以应用于产品，当然也能应用于个人。一个贪腐的亿万富翁，也能将自己营造成穷人的捍卫者；一个笨手笨脚的蠢材，也能将自己营造成绝对正确的天才；一个对信众进行性侵的宗教领袖，也能将自己营造成清心寡欲的圣人。公众以为自己和这个人之间有某种联结，但事实上联结的只是关于那个人的故事，而故事与真人之间常常有着巨大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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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那只信鸽英雄谢尔·阿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品牌营造活动的产物，目的就是提升美国陆军信鸽部队的公众形象。历史学家弗兰克·布拉奇克2021年进行的一项翻案研究发现，虽然谢尔·阿米肯定是在法国北部某处送信时受了重伤，但这个故事却有几个关键点令人怀疑或不够精确。首先，根据当时的军事记录，布拉奇克发现总部早在谢尔·阿米抵达的20分钟之前就已经得知这个被困营的确切位置。真正让美军炮火调整方向的并不是谢尔·阿米。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证据显示携带惠特尔西少校信息的是谢尔·阿米。当初送信的很可能是另一只信鸽，而谢尔·阿米则是在几周后的另一场战斗中受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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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奇克表示，谢尔·阿米的故事充斥着疑点与矛盾，但因为这个故事对军队有宣传价值，对大众也有吸引力，因此大家选择对疑点视而不见。这个故事这些年来被讲述了一次又一次，以至事实与虚构彻底交缠在一起，再也不可能分开。记者、诗人、电影制片人都在为这则故事添枝加叶，放进更多稀奇古怪的细节，比如，这只鸽子除了被炸断一条腿，还瞎了一只眼，同时被授予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谢尔·阿米已经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一只鸟。谢尔·阿米死后，遗体得到精心保存，并被安置在史密森尼博物馆供人凭吊，该博物馆是美国爱国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朝圣地。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甚至连被困营幸存者的回忆也受到影响：故事里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布拉奇克讲述了被困营军官谢尔曼·伊格的故事：战后过了几十年，他带着孩子去史密森尼博物馆看谢尔·阿米。谢尔曼说：“你们都欠这只鸽子的命。”不管事实究竟如何，结果证明，这个长着翅膀的救星自我牺牲的故事实在令人难以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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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例子就更极端了。经过了2000年，耶稣就像是被包裹在一个厚厚的故事茧里，根本不可能真正还原当初历史上的那个人。事实上，对数百万虔诚的基督徒而言，仅仅提到那个历史上的真人有可能和故事中的不一样，就已经是一种亵渎了。据我们所知，真正的耶稣是一位典型的犹太传教士，通过布道和医治病患，让他有了一小群追随者。在过世之后，耶稣就成了一场史上最盛大品牌营造活动的主题。这位原本鲜为人知、影响力仅限于地方的宗教大师，短暂的职业生涯只聚集了少数几位门徒，最后也是以一般罪犯的身份遭到处决，但他死后经过一番品牌再造，就成了创世神的人间化身。虽然根本没有耶稣当时的肖像留存至今，《圣经》也从未描述过其外表长相，但凭着想象而描绘出的耶稣圣像已经成了全球辨识度最高的圣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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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强调，耶稣故事的创造并不是在故意说谎。比如圣保罗、德尔图良、圣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这些人，并没想要骗谁，他们只是把自己深切感受到的希望与情感投射到耶稣身上，就像我们常常会把情感投射到父母、爱人或领袖身上一样。虽然品牌营造活动有时候就是在刻意操弄情感、运用虚假信息，但历史上大多数真正重要的故事都是情感投射、一心向往的结果。看看各个主要宗教与意识形态，它们之所以能够崛起，都是真正的信徒在发挥关键作用。耶稣的故事之所以能改变历史，也是因为它成功打动了许许多多真正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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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打动诸多信徒，耶稣的故事就能深刻左右历史，影响力甚至远大于耶稣本人。耶稣用自己的两只脚，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和民众交谈、共饮共食，把手放在民众的病体上。他亲身改变的大概就是几千人的生命，影响所及就是罗马的一个小小行省。相较之下，耶稣的故事则传遍了整个世界，先是插上了八卦、逸事与谣言的翅膀，接着通过羊皮纸上的文字、绘画与雕像，最后成了卖座的电影与轰动的互联网模因。于是，数十亿人不但听到了耶稣的故事，还相信了这套故事，进而创造了一套无论在规模还是在影响力上都数一数二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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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耶稣这样的故事，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延伸已有生物纽带的方式。比如在人类所知的各种联结中，家庭关系可以说是最牢固的一种。所以，故事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人类去想象彼此是自己的家人。耶稣的故事就是给耶稣赋予了一个全人类的父亲形象，鼓励数亿的基督徒视彼此为兄弟姐妹，并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家庭记忆。虽然大多数基督徒并未出席“最后的晚餐”，但这则故事他们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相关影片图像也不知道看过多少回，他们仿佛真的“记得”有这回事，画面比他们真正参与过的大多数家庭聚餐都更为鲜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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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是在被钉上十字架之前，与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一顿晚餐其实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逾越节晚餐的目的就是要创造和重现一套人造的记忆。每年逾越节前夕，犹太家庭都会共进晚餐，回忆“他们”出埃及的过程。他们不但会讲述雅各的后裔是怎样逃出埃及、逃脱奴役的，还要记住他们个人是怎样遭受埃及人的折磨，目睹海水后退、分开，又是怎样在西奈山亲自从耶和华那里领受了“十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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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传统对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关于逾越节仪式的经典文本《哈加达》坚称：“每一代人都有义务把自己当作亲身从埃及走出来的人来看待。”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就是个虚构的故事，这些人也没有亲身逃出埃及，那么犹太圣贤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他们声称，史上所有犹太人的灵魂，都是在他们出生之前由耶和华所创的，而这些灵魂当时都在西奈山。犹太网红萨尔瓦多·利特瓦克在2018年向他的线上追随者解释道：“各位和我就是在一起的……在我们履行义务、把自己看作是亲身离开埃及的时候，这可不是什么隐喻。我们不是在想象《出埃及记》，而是要记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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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年在犹太历最重要的庆祝活动中，都会有数百万犹太人上演一场大秀，说自己记得一件他们从未目睹而且可能根本没发生过的事。正如许多现代研究所示，反复讲述一套虚假的记忆，最后真的能让人信以为真，以为这是真实的回忆。于是当两个犹太人初次见面时，他们能立刻感觉彼此就是一家人，都曾在埃及为奴，也都曾在西奈山聚在一起。这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纽带，让整个犹太网络得以跨越大洋大洲和许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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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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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逾越节的故事，是从既有的生物亲属联结加以延伸，从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网络，想象出一个有数百万家人的巨大家族。然而，在用故事建构网络的时候，还有一种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就像DNA一样，故事能够创造出新的实体，甚至能够创造出全新层次的现实。据我们所知，在故事出现之前，宇宙只有两个层次的现实，但故事增加了第三个层次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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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开始讲故事之前，现实只有两个层次：客观现实与主观现实。第一个层次是客观现实，由石头、山脉、小行星这样的事物组成。不管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些事物都客观存在。举例来说，假设有一颗小行星正在撞向地球，这时候就算根本没人发现，它也依然存在。第二个层次是主观现实，比如痛苦、欢乐、爱等，它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存在于外界，只存在于我们心里。这些主观现实存在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觉察感受中。而像“感觉不到的疼痛”这种说法就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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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故事能够创造出第三个层次的现实：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以下简称“主体间的现实”）。主观现实（例如痛苦）只存在于个人的心智之中，但主体间的现实（例如法律、神祇、国家、企业和货币）则存在于许多心智形成的联结里。讲得更具体一点，这样的现实存在于人们相互讲述的故事中。这些主体间的现实，并不是指任何已然存在的事物，而是在人类交换信息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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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说自己很痛苦，并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件事而创造出这份痛苦；如果我不说这件事，这份痛苦也不会就此消失。同样，如果我说我看到了一颗小行星，也不是因为我说了这件事而创造出那颗小行星。无论说与不说，小行星都存在。但是，法律、神祇、货币等事物之所以能被创造出来而形成现实，正是因为很多人彼此讲述关于法律、神祇和货币的故事；如果大家不再谈论这些相关的故事，这些现实会就此消失。主体间的现实，就存在于信息的交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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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一个比萨的热量值并非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一个普通比萨的热量就是在6300 ～ 10000焦耳之间。相较之下，金钱和比萨的财务价值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信念。一美元或一个比特币能买多少个比萨？2010年，拉斯洛·豪涅茨用1万个比特币买了两个比萨。这是已知的第一笔用比特币做的商业交易，事后看来，这也成了史上最贵的比萨。时至2021年11月，一个比特币的价值超过了69000美元，所以豪涅茨当初买两个比萨所支付的比特币价值高达6.9亿美元，够他买数百万个比萨了。比萨的热量值是客观现实，从2010年到2021年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比特币的价值是主体间的现实，在同一时期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因为在讲到比特币的时候，大家所讲述与相信的故事有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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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另一个例子。假设我问：“尼斯湖水怪究竟是否存在？”这是个关于客观现实的问题。有些人相信，尼斯湖里确实存在着类似恐龙的动物，但在其他人看来，尼斯湖水怪就是个幻想或骗局。这些年来，从声呐扫描到DNA调查，大家试过了各种科学方法，希望能够一举解决这一意见分歧。如果湖里真的有大型动物，应该会显示在声呐上，也应该会留下DNA的痕迹。而根据现有证据，科学界的共识就是并不存在尼斯湖水怪。（2019年有一项DNA调查，在尼斯湖总共发现了3000个物种的遗传物质，但就是没有什么水怪的。尼斯湖里大不了就是有一些重达5千克的大鳗鱼。）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深信尼斯湖水怪确实存在，只不过，这种相信并不会改变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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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讲的是动物，其存在与否能用各种客观的检测来加以推翻或证实，相较之下，如果讲的是国家，这就是一种存在于主体之间的实体。我们一般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因为所有人都会觉得美国、中国、俄罗斯或巴西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时候，公众会对某些国家的存在有异议，这时就会感受到这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地位问题了。以巴冲突的问题正是如此。有些人和政府不愿意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但有些人和政府不愿意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2024年，巴西和中国政府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应该存在，一些国家只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一些国家则只承认巴勒斯坦的存在。再比如科索沃，截至2024年，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约半数承认科索沃为国家；阿布哈兹几乎所有政府都认定它是格鲁吉亚的主权领土，但俄罗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瑙鲁和叙利亚则承认阿布哈兹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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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至少短暂经历过这种争议阶段，最后才争取到独立地位，从而证实自己的存在。例如美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它存在呢？是在1776年7月4日，还是要等到法、英等国愿意承认它的那天？从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到1783年9月3日签署《巴黎条约》，其间，有些人（比如乔治·华盛顿）早就相信美国已经存在，但有些人（比如英王乔治三世）强烈反对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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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是否存在，这样的争议无法通过DNA调查或声呐扫描这样的客观检测来解决。与动物不同，国家并不是一种客观现实。在我们问某个国家是否存在的时候，是在提出一个关于主体间现实的问题。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同意某个特定国家存在，这个国家就存在。接下来，这个国家就有权做某些事情，比如与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或私人企业签署各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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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类型的故事中，对大规模人类网络发展最重要的，就是那些能够创造出主体间现实的故事。虽然植入虚假的家族记忆也有帮助，但如果真的想让宗教或帝国长久存在，就需要让人民坚信确实存在某位神祇、某个国家、某部法律或某种货币。以基督教会的形成为例，虽然回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讲了什么很重要，但真正的关键是要让大众真心相信耶稣是神，而不是一个能鼓舞人心的犹太拉比。再以犹太教的形成为例，虽然让犹太人“记住”他们是怎样一同逃离埃及奴役的很有帮助，但真正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让所有犹太人都遵从相同的宗教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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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法律、神祇、货币这样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在特定的信息网络内拥有极其强大的力量，但在网络外部则毫无意义。假设有位亿万富翁驾驶着私人飞机坠落于荒岛之上，只有他自己带着一个装满了钞票和债券的手提箱。如果他在圣保罗或孟买，这些“纸张”就能让他使唤旁人给他拿食物、穿衣服，为他提供保护，还能给他弄来一架私人飞机。然而，一旦他无法接触这个信息网络的其他成员，那些钞票与债券立刻就会成为废纸，岛上的猴子可不会为了这些纸张就为他建造木筏或给他拿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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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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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通过植入虚假记忆、建构虚构的关系，还是通过创造主体间的现实，故事都产生出了大规模的人类网络，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平衡。这些以故事为基础的网络，让智人的力量超越了其他动物，不但胜过了狮子与猛犸象，也胜过了尼安德特人等其他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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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安德特人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个彼此孤立的小游群，据我们所知，游群之间少有合作，就算有合作也并不紧密。石器时代智人的生活形态也同样是一个个小游群，每个游群就几十个人。但在开始讲故事之后，智人游群开始打破孤立。通过讲述共同崇敬的祖先、动物图腾、守护神等故事，游群之间慢慢彼此相联。有着共同故事与主体间现实的游群，就形成了部落，每个部落就是一个网络，联结了数百甚至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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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落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显然具有优势，比如，500个智人能轻松打败50个尼安德特人。但部落网络的优势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属于某个只有50人且不与外界往来的独立游群，家园又碰上严重的干旱，很多人就可能会饿死。如果想搬到其他地方，可能会遇到敌对的族群，也可能因为对环境太过陌生难以找到食物、水源或燧石（用来制造工具）。但如果我们的游群属于部落网络的一分子，碰到困难的时候，至少一些成员还能去找这些远方朋友住一阵子。只要认同感够强，他们就会欢迎我们，也会告诉我们当地有哪些危险，又有哪些机遇。一二十年后，可能风水轮流转，就会轮到我们来回报他们。这样看来，部落网络就像一份保单，能够把风险分散到更多人身上，而使每个人的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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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在和平时期，如果交换信息的对象不限于小游群的几十个人，而是整个部落网络，对智人来说也是大有裨益。如果整个部落的某个游群发现了更好的矛尖制作方式，学会了怎样用某种稀有的草药来治疗伤口，发明了能够缝衣服的针，都能迅速让其他游群知道。虽然单个智人不见得比尼安德特人更聪明，但500个智人加起来肯定比50个尼安德特人聪明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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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之所以可能，都是因为故事。从唯物主义视角来看历史的时候，常常会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否定故事的力量。比如唯物主义者常常认为故事掩盖了背后的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人们总是被客观的物质利益所驱动，而讲述故事的目的正是要掩盖这些利益，让对手无法看清。按照这种观点，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伊拉克战争，其实都是强大的精英分子在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宗教、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理想。想了解这些战争，就应该揭开所有那些神话的遮羞布——关于上帝、爱国或民主——去观察赤裸裸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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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些失之偏颇。虽然物质利益确实在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世界大战、伊拉克战争和大多数其他人类冲突里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并不代表宗教、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就毫无用途。此外，仅从物质利益这一点，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彼此敌对。为什么在12世纪，法国、德国与意大利的地主及商人联合起来，征服了黎凡特地区的领土与贸易路线，而不是法国与北非的地主及商人联合起来征服意大利？为什么2003年时，英美两国想抢夺伊拉克的油田，而不是攻占挪威的天然气田？这些事情真的能够单纯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而不用谈论人们的宗教信仰与意识形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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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规模人类群体之间的身份认同本身就是由故事定义的，所以这些群体之间的所有关系，当然也都是由故事塑造的。究竟什么人算是英国人、美国人、挪威人或伊拉克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客观的定义，这些身份都是由不断受到各方挑战和不断修订的民族与宗教神话塑造的。唯物主义者可能会声称，大规模群体有着客观的身份认同与利益，不受故事的影响。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怎么解释只有人类才会形成部落、国家和宗教这样的大规模群体，而黑猩猩却不会？毕竟，黑猩猩需要的客观物质利益和人类没什么两样，即都要喝水、进食，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袭，也都需要有性行为，拥有社会权力。然而，黑猩猩就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大规模的群体，因为它们没办法创造故事来彼此联结，并定义其身份认同与利益。所以，不同于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历史上的大规模身份认同与利益一向都是主体间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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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好事。如果历史真的完全由物质利益与权力斗争所塑造，那么当各方意见不同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讨论交谈的必要。反正任何冲突肯定都源自客观的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又岂是嘴上说说就能改变的？特别是如果享有特权的人只看得见，也只相信那些维护他们特权的事物，那么除了暴力，又怎么会有其他办法能让他们放弃特权、改变信念？幸好历史是由主体间现实的故事塑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好好沟通，或者改变彼此所相信的故事，或者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新故事，就能避免冲突，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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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纳粹主义的兴起为例。当时有数百万德国人支持希特勒，背后当然有物质利益的因素。如果不是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纳粹可能根本不会有上台的机会。但如果说第三帝国是背后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交织的必然结果，也不正确。希特勒之所以赢得了1933年的大选，是因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数百万德国人相信了纳粹讲述的故事，而不是其他故事。所以，这不是德国人追求物质利益、维护自身特权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个不幸的错误。我们之所以能自信地说这是个错误，德国人本该选个更好的故事，是因为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即很清楚后续的发展：在纳粹统治12年之后，非但未能提升德国的物质利益，反而导致德国的败亡和数百万人的死亡。再后来，德国人选择了自由民主，才真正让民生得到了长久持续的改善。难道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人没有机会跳过这场失败的纳粹实验，直接相信自由民主吗？本书认为，他们当时其实有这个机会。历史往往并不是权力关系塑造的，而是一些不幸的错误——人们相信了某些让人向往但其实有害的故事——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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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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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让我们对智人这个物种的力量有了更多了解，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为什么权力与智慧常常是各走各的路。在天真的信息观看来，信息能让人得到真相，而了解真相有助于获得力量和智慧。这听起来很不错，似乎如果忽视真相就不可能拥有很大的力量，而如果尊重真相，则能够获得巨大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还会受到智慧的限制。举例来说，如果不顾人类生物学的真相，就可能会相信种族主义的谬论，这样就不会生产出强大的药物与生物武器；如果尊重生物学，一方面能拥有这股力量，另一方面也不会用这股力量来服务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们大可高枕无忧，相信我们的总统、宗教领袖与首席执行官个个都既明智又诚实。即使某个政客、某场运动或某个国家借助谎言和欺瞒一时成功，这套策略也不可能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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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历史上，权力其实只有部分来自对真相的了解，而另外一部分则来自在一大批人中建立秩序的能力。假设你想造出一颗原子弹。想要成功，显然你需要具备一些正确的物理学知识。除此之外，你还需要找很多人来开采铀矿，建造核反应堆，以及为矿工、建筑工人和物理学家供应食物。当初，曼哈顿计划直接雇用了大约13万人，而维持该计划运作所动用的人力更是高达数百万。罗伯特·奥本海默之所以能把心思都放在他的方程式上，是因为当时在加拿大北部的埃尔多拉多矿场和比属刚果的欣科洛布韦矿场，有几千名矿工负责挖矿的工作，更别说还有大批为他的午餐负责种马铃薯的农民了。想制造原子弹，你必须找到让几百万人合作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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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有抱着雄心壮志的计划都是如此。石器时代的游群如果想要猎杀一头猛犸象，显然需要知道一些关于猛犸象的客观现实。如果他们以为自己有能力通过施法猎杀猛犸象，这场狩猎显然会以失败收场。然而，仅仅知道猛犸象的客观现实是不够的。这些猎人还得愿意冒生命危险，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如果他们相信，只要施了某种法术咒语，就能让猎人在死后的生活无比美好，这群人狩猎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提高。就算这套法术对死去的猎人根本毫无好处，只要能让活着的猎人更勇敢、更团结，就能让狩猎更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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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做了一枚完全无视物理学的炸弹，这枚炸弹不可能响彻云霄。但如果你创造出一套完全无视事实的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依然可能惊天动地。虽然真理与秩序都能带来权力，但大多数时候，掌握大权的会是那些知道如何创造意识形态来维持秩序的人；至于那些只懂得怎么做炸弹或猎杀猛犸象的人，则只能乖乖听令。所以，奥本海默要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而不是罗斯福要听奥本海默的话。同样，维尔纳·海森伯要听希特勒的话，伊戈尔·库尔恰托夫要听斯大林的话，至于当代伊朗的核物理专家，也得听伊朗领袖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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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顶层人士知道而核物理学家不见得知道的一点是，想在大量人群中建立秩序，最有效的方式不是去讲述宇宙的真相。没错，E=mc2能够解释宇宙中发生的很多事情，但仅仅知道E=mc2，通常解决不了什么政治分歧，也无法激励人民牺牲自己去成就共同目标。真正能将人类网络维系在一起的往往是虚构的故事，尤其是关于神祇、货币和国家这些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的故事。说到让人们团结起来，相较于真相，虚构的故事在两个方面更有优势。第一，虚构的故事要多简单就可以有多简单，但真相往往很复杂，因为它要呈现现实，而现实是复杂的。以关于国家的真相为例。如果我们所在的国家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之中，这种概念并不容易理解。政治人物演讲的时候，你大概很少会听到这种说法。民众更容易相信的，是说我们就是上帝的选民，造物主也赋予了我们某些特别的使命。从以色列到伊朗，从美国到俄罗斯，这套简单的故事就这样被政治人物讲了又讲、说了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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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真相常常令人痛苦不安，如果我们想让它别那么令人痛苦，变得比较讨人喜欢，真相也就不再是真相了。相较之下，虚构的故事可塑性更高。每个国家总有些黑历史，是国民不想承认也不想记住的。比如，以色列政治人物在参选的时候，如果在竞选演说中细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给当地平民造成的苦难，其得票数大概不会太好看。相较之下，他如果忽略那些让人不安的事实，只谈犹太人的过往辉煌，并在任何必要的时候粉饰现实，创造出一套民族神话，倒是很有可能当选上位，取得权力。这种情况绝非以色列独有，很多国家皆是如此。有多少意大利人或印度人会想听到自己国家毫无掩饰的真相？如果要追求科学进步，就必须毫不妥协，坚持真理和真相，而且这也是一种让人钦佩的精神实践，但讲到政治，坚持真理与真相绝非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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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设想，理想国的宪法基础是一种“高贵的谎言”：一套关于社会秩序起源的虚构故事，一套能够确保公民忠诚、避免让他们质疑宪法的故事。柏拉图写道，公民应该被告知，他们由大地而生，大地就是他们的母亲，因此他们要对这片土地担负起孝道忠诚。他们还应被告知，在诸神造人的时候，不同的人掺进了不同的金属（金、银、铜、铁），掺进了金就该成为统治者，掺进了青铜就该成为仆人，这是个自然的阶级制度。虽然柏拉图的理想国从未真正实现，但历代许多政体都向其公民讲述了这个高贵谎言的不同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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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柏拉图提出了“高贵的谎言”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因此认定所有政治人物都是骗子，或者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是谎言。在这里，并不是只能说实话或说谎话，还有第三种选择。仅仅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不是说谎，所谓的说谎，是你不但讲述了虚构的故事，还想假装这是在呈现现实。如果你没有假装，而是大方承认自己就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主体间现实，而不是在呈现某个既有的客观现实，那么讲述一个虚构的故事就不是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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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宪法是由制宪会议在1787年9月17日通过的，1789年生效。虽然美国宪法并未揭示任何关于世界的既有事实真相，但重要的是，美国宪法也并非谎言。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没听柏拉图的话，他们对这个文本的起源没有任何的欺诈妄言，没有假装这个文本来自天堂，或是受到某个神祇的启发，反而大方承认，这就是一份由一群可能犯错的人创造出来的极具创造性的法律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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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在谈到自身起源时这样写道：“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虽然承认这就是一套人为的法律拟制，但美国宪法确实成功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联邦，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数百万来自不同宗教、种族与文化团体的人群中维持了令人赞叹的秩序。美国宪法的作用就像一首音乐曲调，虽没有声称自己在呈现什么现实，却能让许许多多人一起有秩序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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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提醒的是，我们不应该把“秩序”与公平或正义混为一谈。美国宪法所创造并维持的这套秩序，对于奴隶制度、女性的从属地位、对原住民的非法侵占、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态度都过于纵容。但这套宪法的美妙之处在于，既然承认自己就是人类创造的法律拟制，就能提供机制来让各方达成协议，以修改、纠正自身的不公正（本书第五章会更深入地讨论这一点）。美国宪法第五条就详细说明了这些修正案应如何提出、如何批准，而且这些被批准的修正案“即成为本宪法之一部分而发生全部效力”。于是，美国宪法在制定后的不到一个世纪里，就有了第十三修正案，将奴隶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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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美国宪法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于那些不愿承认其虚构性，还声称自己有着神圣起源的故事，比如“十诫”。和美国宪法一样，“十诫”也认同奴隶制。第十诫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出埃及记》20：17）。可见上帝完全不反对大家拥有奴隶，只是反对大家觊觎别人的奴隶。但与美国宪法不同的是，“十诫”并未提供任何修正机制，没有第十一诫提出“经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可修改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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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开头的方式，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两个文本的关键区别。美国宪法的开头讲的是“我们……人民”，承认这个文本出于人类之手，并赋予人类加以修正的权力。“十诫”的开头则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出埃及记》20：2），声称这个文本有着神圣的起源，这让人类难以动手改变它。于是，直到现在，《圣经》文本依然认同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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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政治制度都是以虚构故事为基础的，只是有些人承认这一点，有些人不承认。如果对社会秩序的起源更诚实，就更容易加以改变。如果正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发明了秩序，我们当然就能够修改它。然而，这样的诚实得付出代价。承认社会秩序是由人类发明的，后续说服所有人都接受这套秩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秩序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发明的，凭什么我们要乖乖接受？我们在第五章就会提到，在18世纪晚期之前，由于缺乏大众传播技术，几乎不可能让数百万人来公开辩论社会秩序规则。于是为了维持秩序，无论是俄国的沙皇还是穆斯林的哈里发，都说社会的基本规则是由上天颁布的，不允许人类插手修改。就算到了21世纪初，许多政体仍然宣称自己拥有超人类的权威，并反对可能造成不利改变的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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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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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虚构故事在历史上的关键角色之后，我们也终于能够提出一套更完整的信息网络模型，不像原先那样只能从天真的信息观或民粹主义观点里二选一。信息并不像天真的信息观以为的那样必然带来真相，而且发现真相也不是人类信息网络唯一的目的。信息也不像民粹主义观点以为的那样只是一种武器，相反，为了追求生存与繁荣，每个人类信息网络都需要同时做到两件事，即除了要发现真相，还得创造秩序。因此，随着历史发展，人类信息网络也已经发展出两套截然不同的技能。一方面，正如天真的信息观所期望的，网络学会了如何处理信息才能对医学、猛犸象和核物理等事物有更准确的理解；另一方面，网络也学会了如何运用信息才能在更大的人群中维持更强大的社会秩序：除了运用真实的陈述，也要运用虚构、幻想、宣传，以及偶尔的彻彻底底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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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信息并不能保证得到真相，也无法保证能维持秩序。使用信息时既要找出真相又要维持秩序，这是一个极为困难的过程，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方面还常常互相矛盾，毕竟，凭借虚构的故事通常更容易维持秩序。虽然有时候虚构的故事也会承认它们的虚构性（例如美国宪法），但更多时候都会矢口否认。例如，宗教永远都说自己是客观而永恒的真理，绝不是人类发明的虚构故事。在这种时候，对真相的追求就等于威胁了社会秩序的基础。于是许多社会都要求自己的人民不要了解自己的真正起源：无知就是力量。这样一来，当人民离真相太近而开始感到不安时会发生什么？当某个信息虽然揭示了世界的某个重要事实，但同时也拆穿了维系社会的高贵谎言时，情况会怎样？在这种时候，社会为了维持秩序，有可能会限制对真相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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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达尔文的演化论。对演化的了解，让我们大大增进了对于各个物种（包括智人）的起源与生物学的理解，但也破坏了许多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核心神话。这也就难怪许多政府与教会都对演化论的教学加以禁止或限制，宁可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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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虽然信息网络可能允许甚至鼓励大家寻找真相，但仅限于一些有助于产生权力同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特定领域。结果可能就是催生出一个极其强大但极度缺乏智慧的网络。比如，纳粹德国培养出许多全球顶尖的化学、光学、工程与导弹科学专家。就连后来美国登上月球，主要也得归功于纳粹领导的导弹科学。高超的科学能力让纳粹打造出威力无比的战争机器，再用它们来服务一套疯狂且凶残的纳粹神话故事。在纳粹的统治下，德国虽然鼓励研发导弹科学，但一讲到种族主义理论背后的生物学与历史时，却没有自由质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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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实在没办法说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是一场进步的胜利游行。虽然人类网络的力量一代比一代强，却不见得越来越明智。如果某个人类网络把秩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它可能掌控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却会不明智地使用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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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信息网络的历史会发现，这并不是一场进步的游行，而是像在走钢丝，试图在真相与秩序之间取得平衡。在21世纪，我们寻找正确平衡的能力并没比石器时代的祖先高明到哪里。虽然谷歌与脸书等企业的使命宣言百般暗示，但仅仅让信息技术变得更快、更有效率，不一定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相反，这只会让我们更迫切地需要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平衡。人类早在几万年前发明虚构故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这个教训，而且这个教训还会再次上演，这次人类又发明了第二项伟大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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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homas A. DiPrete et al., “Segreg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Based on Acquaintanceship and Trus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6, no. 4 (2011): 1234–83; R. Jenkins, A. J.Dowsett, and A. M. Burton, “How Many Faces Do People Know?,”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285, no. 1888 (2018), article 20181319; Robin Dunbar,“Dunbar’s Number: Why My Theory That Humans Can Only Maintain 150 Friendships Has Withstood 30 Years of Scrutiny,” The Conversation, May 12, 2021, theconversation.com/dunbars-number-why-my-theory-that-humans-can-only-maintain-150-friendships-has-withstood-30-years-of-scrutiny-160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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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elissa E. Thompson et al., “The Kibale Chimpanzee Project: Over Thirty Years of Research,Conservation, and Change,”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52 (2020), article 108857; Jill D.Pruetz and Nicole M. Herzog, “Savanna Chimpanzees at Fongoli, Senegal, Navigate a Fire Landscape,”Current Anthropology 58, no. S16 (2017): S337–S350; Budongo Conservation Field Station, accessed Jan. 4, 2024, www.budongo.org; Yukimaru Sugiyama, “Demographic Parameters and Life History of Chimpanzees at Bossou, Guinea,”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24, no. 2 (2004): 154–65.

    3. + +

  3. Rebecca Wragg Sykes, Kindred: Neanderthal Life, Love, Death, and Art (London:Bloomsbury Sigma, 2020), chap. 10; Brian Hayden, “Neandertal Social Structure?,”Oxford Journal of Archeology 31 (2012): 1–26; Jeremy Duveau et al., “The Composition of a Neandertal Social Group Revealed by the Hominin Footprints at Le Rozel (Normandy,Franc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6, no. 39 (2019): 19409–14.

    4. + +

  4. Simon Sebag Montefiore，Stalin ：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2003）.

    5. + +

  5. Brent Barnhart, “How to Build a Brand with Celebrity Social Media Management,” Sprout Social, April 1, 2020, sproutsocial.com/insights/celebrity-social-media-management/ ; K.C. Morgan, “15 Celebs Who Don’t Actually Run Their Own Social Media Accounts,”TheClever, April 20, 2017, www.theclever.com/15-celebs-who-dont-actually-run-their-own-social-media-accounts/; Josh Duboff, “Who’s Really Pulling the Strings on Stars’ Social Media Accounts,”Vanity Fair, Sept. 8, 2016, www.vanityfair.com/style/2016/09/celebrity-ocial-media-accounts.

    6. + +

  6. Coca-Cola Company, Annual Report 2022, 47, accessed Jan. 3, 2024, investors.coca-colacompany.com/filings-reports/annual-filings-10-k/content/000002134423-000011/0000021344-23-000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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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David Gertner and Laura Rifkin, “Coca-Cola and the Fight Against the Global Obesity Epidemic,”Thunder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60 (2018): 161–73; Jennifer Clinehens, “How Coca-Cola Built the World’s Most Memorable Brand,” Medium,Nov. 17, 2022, medium.com/choice-hacking/how-coca-cola-built-the-worlds-most memorable-brand-c9e8b8ac44c5; Clare McDermott, “Go Behind the Scenes of Coca Cola’s Storytelling,” Content Marketing Institute, Feb. 9, 2018, contentmarketinginstitute.com/articles/coca-cola-storytelling/; Maureen Taylor, “Cultural Variance as a Challenge to Global Public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Coca-Cola Scare in Europe,”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6, no. 3 (2000): 277–93; Kathryn LaTour, Michael S. LaTour, and George M.Zinkhan, “Coke Is It: How Stories in Childhood Memories Illuminate an Icon,”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3, no. 3 (2010): 328–36; Bodi Chu, “Analysis on the Success of Coca-Cola Marketing Strategy,” in Proceedings of 2020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Industry (ICEMCI 2020),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155 (2020): 96–100.

    8. + +

  8. Blazich, “Notre Cher Ami.”

    9. + +

  9. Bart D. Ehrman. How Jesus Became God: The Exaltation of a Preacher from Galilee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2014).

    10. + +

  10. Lauren Tuchman, “We All Were at Sinai: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of Inclusive Torah,”Sefaria, accessed Jan. 3, 2024, www.sefaria.org.il/sheets/236454.2?lang=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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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Reuven Hammer, “Tradition Today: Standing at Sinai,”Jerusalem Post, May 17, 2012, www.jpost.com/Jewish-World/Judaism/Tradition-Today-Standing-at-Sinai; Rabbi Joel Mosbacher,“Each Person Must See Themselves as if They Went out of Egypt,” RavBlog, April 9, 2017,ravblog.ccarnet.org/2017/04/each-person-must-see-themselves-as-if-they-went-out-of-egypt/;Rabbi Sari Laufer, “TABLE FOR FIVE: Five Takes on a Passage from the Haggadah,”Jewish Journal, April 5, 2018, jewishjournal.com/judaism/torah/232778/table-five-five-takes-passage-haggada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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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lizabeth F. Loftus, “Creating False Memories,”Scientific American 277, no. 3(1997): 70–75; Beate Muschalla and Fabian Schönborn, “Induction of False Beliefs and False Memories in Laboratory Studies — a Systematic Review,”Clinical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28, no. 5 (2021): 1194–209; Christian Unkelbach et al., “Truth by Repetition:Explanations and Implications,”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no. 3(2019): 247–53; Doris Lacassagne, Jérémy Béna, and Olivier Corneille, “Is Earth a Perfect Square? Repetition Increases the Perceived Truth of Highly Implausible Statements,”Cognition 223 (2022), article 1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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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odData Central,”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ccessed Jan. 4, 2024, fdc.nal.usda.gov/fdc-app.html#/?query=piz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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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illiam Magnuson, Blockchain Democracy: Technology, Law, and the Rule of the Crowd(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69; Scott Chipolina, “Bitcoin’s Unlikely Resurgence: Bulls Bet on Wall Street Adoption,”Financial Times, Dec. 8, 2023,www.ft.com/content/77aa2fbc-5c27-4edf-afa6-2a3a9d2309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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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BC ‘Proves’ Nessie Does Not Exist,” BBC News, July 27, 2003, news.bbc.co.uk/1/hi/sci/tech/3096839.stm; Matthew Weaver, “Loch Ness Monster Could Be a Giant Eel, Say Scientists,”Guardian, Sept. 5, 2019, 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9/sep/05/loch-ness-monster-could-be-a-giant-eel-say-scientists; Henry H. Bauer, The Enigma of Loch Ness: Making Sense of a Myster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165–66; Harold E. Edgerton and Charles W. Wyckoff, “Loch Ness Revisited: Fact or Fantasy? Science Uses Sonar and Camera to Probe the Depths of Loch Ness in Search of Its Resident Monster,”IEEE Spectrum 15, no. 2 (1978): 26–29; University of Otago, “First eDNA Study of Loch Ness Points to Something Fishy,” Sept. 5, 2019, www.otago.ac.nz/anatomy/news/news archive/first-edna-study-of-loch-ness-points-to-something-fishy.

    16. + +

  16. Katharina Buchholz，“Kosovo & Beyond：Where the UN Disagrees on Recognition，”Forbes，Feb. 17，2023，www.forbes.com/sites/katharinabuchholz/2023/02/17/kosovo--beyond-where-the-un-disagrees-on-recognition-infographic/?sh=d8490b2448c3; United Nations, “Agreement on Normalizing Relations Between Serbia, Kosovo ‘Historic Milestone,’ Delegate Tells Security Council,” April 27, 2023, press.un.org/en/2023/sc15268.doc.htm.

    17. + +

  17. Guy Faulconbridge, “Russia Plans Naval Base in Abkhazia, Triggering Criticism from Georgia,” Reuters, Oct. 5, 2023,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russia-plans-naval-base-black-sea-coast-breakaway-georgian-region-izvestiya-2023-10-05/.

    18. + +

  18. Wragg Sykes, Kindred ; Hayden, “Neandertal Social Structure?”; Duveau et al.,“Composition of a Neandertal Social Group Revealed by the Hominin Footprints at Le Rozel.”

    19. + +

  19. 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人类简史》第二章“知善恶树”：Yuval Noah Harari，Sapiens：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New York：HarperCollins，2015），chap.2; 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21), chap.3; and Joseph Henrich, The Weirdest People in the World （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20），chap.3.关于宗教故事与仪式如何促成大规模合作，唐纳德·图津对伊拉希塔（Ilahita）的研究堪称经典。在新几内亚岛，大多数邻近社群人数就是几百人，但伊拉希塔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做法却能成功联结39个部落，让总人数达到大约2500人。参见：Donald Tuzin，Social Complexity in the Making： A Case Study Among the Arapesh of New Guinea（London：Routledge，2001）;Donald Tuzin, The Ilahita Arapesh: Dimensions of Unity（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2）.关于故事对于大规模合作的重要性请参见：Daniel Smith et al.，“Camp Stability Predicts Patterns of Hunter-Gatherer Cooperation，”Royal Society Open Science 3(2016), article 160131; Daniel Smith et al., “Coope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unter Gatherer Storytelling,”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article 1853; Benjamin G. Purzycki et al., “Moralistic Gods, Supernatural Punish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Human Sociality,”Nature 530 (2016): 327–30; Polly W. Wiessner, “Embers of Society: Firelight Talk Among the Ju/’hoansi Bushme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 no. 39(2014): 14027–35; Daniele M. Klapproth, Narrative as Social Practice: Anglo-Western and Australian Aboriginal Oral Traditions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04); Robert M.Ross and Quentin D. Atkinson, “Folktale Transmission in the Arctic Provides Evidence for High Bandwidth Social Learning Among Hunter-Gatherer Groups,”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37, no. 1 (2016): 47–53; Jerome Lewis, “Where Goods Are Free but Knowledge Costs: Hunter-Gatherer Ritual Economics in Western Central Africa,”Hunter Gatherer Research 1, no. 1 (2015): 1–27; Bill Gammage, 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 (Crows Nest, N.S.W.: Allen Unwin, 2011).

    20. + +

  20. Azar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4–32;Luke Glowacki et al., “Formation of Raiding Parties for Intergroup Violence Is Mediated by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3, no. 43(2016): 12114–19; Richard W. Wrangham and Luke Glowacki, “Intergroup Aggression in Chimpanzees and War in Nomadic Hunter-Gatherers,”Human Nature 23 (2012): 5–29;R. Brian Ferguson, Yanomami Warfare: A Political History (Santa Fe, N.Mex.: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1995), 346–47.

    21. + +

  21. Pierre Lienard, “Beyond Kin: Cooperation in a Tribal Society,” in Reward and Punishment in Social Dilemmas, ed. Paul A. M. Van Lange, Bettina Rockenbach, and Toshio Yamagishi(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4–34; Peter J. Richerson et al., “Cultural Evolution of Human Cooperation,” in Genetic and Cultural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ed.Peter Hammerste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3), 357–88; Brian A. Stewart et al.,“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PNAS 117, no. 12 (2020): 6453–62; “Ages Ago,Beads Made from Ostrich Eggshells Cemented Friendships Across Vast Distances,”Weekend Edition Saturday, NPR, March 14, 2020, www.npr.org/2020/03/14/815778427/ages-ago-beads-made-from-ostrich-eggshells-cemented-friendships-across-vast-dist.

    22. + +

  22. 关于石器时代智人网络交换各种技术技能的情形，请参见：Jennifer M. Miller and Yiming V. Wang，“Ostrich Eggshell Beads Reveal 50,000-Year-Old Social Network in Africa，”Nature 601, no. 7892 (2022): 234–39; Stewart et al., “Ostrich Eggshell Bead Strontium Isotopes Reveal Persistent Macroscale Social Networking Across Late Quaternary Southern Africa.”

    23. + +

  23. Terrence R. Fehner and F. G. Gosling, “The Manhattan Project,” U.S. Department of Energy,April 2021, www.energy.gov/sites/default/files/The%20Manhattan%20Project.pdf; F. G.Gosling, “The Manhattan Project: Making the Atomic Bomb,” U.S. Department of Energy,Jan. 2010, www.energy.gov/management/articles/gosling-manhattan-project-making-atomic-bomb.

    24. + +

  24. “Uranium Mines,”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www.osti.gov/opennet/manhattan-project-history/Places/Other/uranium-mines.html.

    25. + +

  25. Jerome Lewis, “Bayaka Elephant Hunting in Congo: The Importance of Ritual and Technique,” in Human-Elephant Interactions: From Past to Present, vol. 1, ed. George E.Konidaris et al. (Tübingen: Tü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21).

    26. + +

  26. Sushmitha Ramakrishnan, “India Cuts the Periodic Table and Evolution from Schoolbooks,”DW, June 2, 2023, www.dw.com/en/indiadropsevolution/a-65804720.

    27. + +

  27. Annie Jacobsen, Operation Paperclip: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2014); Brian E. Crim, Our Germans: Project Papercli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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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件：纸老虎也会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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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是人类最早研发出的重要信息技术，为人类所有大规模合作奠定了基础，也让人类成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动物，但故事这种信息技术有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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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点，请让我们想想故事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很多国家最早都出现在诗人的想象之中。现在的以色列人回忆起萨拉·阿伦索恩与间谍网络尼利，会说尼利的成员是最早的一批犹太英雄人物，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冒着生命危险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但尼利的成员最早又是从哪里得到建国的想法？答案是受到前一个世代的诗人、思想家与梦想家的启发，如西奥多·赫茨尔，以及哈伊姆·纳曼·比亚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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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前十年，乌克兰地区的犹太人比亚利克发表了许多诗歌与小说，哀叹欧洲犹太人的软弱与受到的迫害，并呼吁他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用武力保卫自己，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国家。他最激动人心的一首诗，是在1903年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之后写的，在这场暴力行动中有49个犹太人死于非命，另有数十人受伤。这首题为《在戮城》（In the City of Slaughter）的诗作一方面谴责凶残的反犹暴徒，另一方面也批评了犹太人自身但求绥靖、行事软弱的处世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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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利克描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场景：一个犹太妇女遭到侮辱，其丈夫与兄弟却躲在一旁，不敢阻止。诗中把犹太男子比作受惊的老鼠，想象他们就只会默默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降下神迹，但神迹始终没来。诗中接着叙述大屠杀后，幸存者非但没想到要武装自己，反而发起了一场有关犹太法典的争论，讨论那些被侮辱的女性在仪礼方面究竟算是已经“被玷污”还是依然“洁净”。现在，这首诗仍然是许多以色列学校的指定读物。如果有人想了解，为什么犹太人在充当了史上“最和平团体”2000年后，居然打造了一支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这首诗就不容错过。比亚利克有“以色列的民族诗人”之称，绝对有其缘由。

+ +

比亚利克曾经生活在乌克兰地区，十分熟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受过的迫害，却对巴勒斯坦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就导致了后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比亚利克的诗作让犹太人视自己为受害者，亟须发展武力、建立国家，却几乎没想过这对于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或者原本就住在中东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会有怎样灾难性的后果。阿以冲突在20世纪40年代末爆发，数十万巴勒斯坦人与米兹拉希犹太人被赶出自己世世代代在中东的家园，而部分原因就是一首在半个世纪前创作于乌克兰地区的诗歌。

+ +

当比亚利克在乌克兰地区写作的时候，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正在积极组织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是基于他出版的两本著作：第一本《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1896）是一份宣言，概述了赫茨尔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第二本《新故土》（The Old New Land，1902）则是一部以1923年为背景的乌托邦小说，描述了赫茨尔预想的繁荣的犹太国家。遗憾的是，这两本书同样无视巴勒斯坦的现实，而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故土》的希伯来文版本上市时，书名为《特拉维夫》（Tel Aviv，在希伯来文中它大致对应“新故土”这个语义），而这也就是7年后特拉维夫这座城市成立时所取的名字。比亚利克是以色列的民族诗人，而赫茨尔则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愿景擘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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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编造的故事，忽略了当代现实场景中的许多关键事实，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点是：在1900年左右，巴勒斯坦地区有大约60万人口，其中犹太人只占6%～ 9%。比亚利克与赫茨尔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却对神话故事极为看重，特别是《圣经》里的那些故事。要是没有那些故事，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无法想象。同样影响比亚利克与赫茨尔的，还包括欧洲几乎所有民族在19世纪创造的民族主义神话。身为乌克兰地区犹太人的比亚利克，以及身为匈牙利犹太人的赫茨尔，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贡献，就像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裴多菲·山多尔对匈牙利民族主义，以及亚当·米茨凯维奇对波兰民族主义的贡献。赫茨尔观察了周遭民族运动的发展，随即写下了国家产生于“梦想、歌曲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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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梦想、歌曲与幻想不论多么激励人心，都不足以创造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民族国家。比亚利克虽然启发了一代又一代的犹太军人，但为了装备和维持一支军队，还必须提高税收、购置武器。赫茨尔的乌托邦著作虽然为特拉维夫这座城市奠定了基础，但要维持这座城市的运转，还不能缺了污水处理系统的建置。说到底，爱国的本质绝不是吟咏赞扬祖国壮丽的诗歌，更不是针对外国人与少数民族发表仇恨言论；真正的爱国，是要好好纳税，让所有国人都能享受污水处理系统带来的好处，也能享有安全、教育和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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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做好这些服务并取得必要的税收，就必须收集、储存和处理海量的信息，包括财产、支付、豁免、折扣、债务、库存、运输、预算、账单和薪水等。但这些信息可没办法变成什么令人难忘的诗歌或让人回味的神话。税务记录的形式就是各式各样的清单列表，从简单的项目记录到复杂的表格与电子表格。不论这些数据集看起来有多琐碎复杂，都会避免采用故事叙述，而宁可采用最无趣的形式，直接列出那些应付与已付款项。诗人可以不管这些单调世俗的细节事实，但税务人员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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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税务体制需要依赖清单列表，所有其他复杂的金融机构也是万般倚重这种形式。企业、银行与股市要想正常运转，绝对少不了清单列表。教堂、大学或图书馆很快就会发现，要想做到预算收支平衡，除了需要神职人员和诗人用故事迷惑大众，还少不了熟悉各种清单列表的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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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列表与故事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国家神话能让税务记录合法化，而税务记录则有助于将原本是空中楼阁的故事转化为具体的学校与医院。在金融领域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美元、英镑与比特币之所以有价值，都是因为让大众相信了某个故事，只要银行家、财政部长或投资大师再讲其他小故事，这些货币的价值就会上升或下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想要抑制通胀，财政部长想要通过新的预算，科技创业者想要吸引投资人，靠的都是讲故事。但等到真正管理银行、预算或初创公司的时候，清单列表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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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列表的问题所在以及与故事之间的关键差异，在于清单列表常常比故事单调无聊得多，所以我们很容易记得故事，却很难记得清单列表。这也是人脑处理信息的一个重要事实。人脑经过演化之后，就算是海量的信息，只要把它们塑造成故事的样子，人脑就很容易吸收、保留和处理。比如，印度教神话的重要基础故事《罗摩衍那》足足有24000颂，现代版的篇幅约有1700页，虽然长度惊人，但世世代代的印度教徒还是能够熟练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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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与21世纪，《罗摩衍那》曾经多次被改编成电影与电视剧。1987—1988年推出的78集（约2730分钟）版本是当时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观众足足超过6.5亿人。据BBC（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在每天播出之前，“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纷纷拉下铁门，民众会先沐浴净身，还给电视戴上花环”。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这部剧集被重新播出，结果再次成为全世界观看人数最多的剧集。现代电视观众已经不用再去记住任何台词，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史诗剧、侦探惊悚片或肥皂剧的情节错综复杂，观众却都能如数家珍，轻松回忆起每个角色是谁、与其他众多角色是什么关系。这分明是种记忆壮举，但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很少想到这有多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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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能把史诗与长篇剧集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人类的长期记忆特别适合记住故事。正如肯德尔·黑文2007年的著作《故事明证：科学背后故事的惊人力量》（Story Proof ： The Science Behind the Startling Power of Story）所言：“人类的思想……需要靠故事与故事架构作为主要蓝图，以了解、解读、记忆与规划我们的生活……生活就像故事一样，因为我们会以故事的方式来思考。”黑文引用了超过120篇学术论文，认为故事就是一种在“沟通各种事实、概念、情感和只可意会的信息”时效率极高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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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背诵清单列表却没那么简单，而如果电视剧的内容是朗读印度的税务记录或年度预算，应该也没太多人想看。那些用来帮助背诵清单列表的方法，通常需要把清单项目编成一段有情节的故事，但就算用上这些帮助记忆的办法，又有谁能真的记下自己国家的税务记录或预算？这些信息可能非常重要，影响着公民能享有怎样的医疗保健、教育与社会福利，但人脑至今不适合去记忆这些信息。人脑能够记住民族诗歌与神话，但复杂的国家税收与管理系统要想运作，就必须靠一种独特的、非生物的信息技术——书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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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掉”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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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面文件这项技术的发明时间与地点，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最早的例子来自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一块儿刻有楔形文字的泥版上写着日期为乌尔国王舒尔吉统治第41年（约公元前2054—前2053年）的10月28日，记录了当时绵羊与山羊每月的交货量：10月2日交了15只，3日交了7只，4日11只，5日219只，6日47只，就这样一路记下去，最后是28日交了3只。根据那块泥版的记载，该月收到的羊总共有896只。对王室来说，记录这些交货量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要了解子民是否顺服，另一方面是能掌握手上可用的资源。这种事要记在脑子里很不容易，但对具备知识的抄写员来说，记在泥版上却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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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故事以及历史上其他信息技术一样，书面文件不一定能够准确呈现出现实。比如乌尔的泥版就有个错误。这份文件写着当月总共收到896只羊，但现代学者把数目加总，发现其实是898只。显然当时的抄写员在加总的时候犯了错，而泥版就把这个错误长长久久地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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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这个现实是真还是假，书面文件都创造出了新的现实。文件记录下财产、税收与支付的相关信息，能更容易打造出行政体制、王国系统、宗教组织和贸易网络。说得更具体一些，文件让人有新的方法创造主体间的现实。口述文化是通过讲故事创造主体间的现实，许多人不断重复讲这个故事并记住它。在这种时候，大脑的容量会对人类创造的主体间现实形成限制。要是大脑记不住，这样的主体间现实也就创造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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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书面文件打破了这个限制。这些文件并不是要呈现什么客观的经验现实，它们就是现实本身。后续章节会提到，书面文件打造的先例与模式，后续将会由计算机来接手使用。现在计算机创造主体间现实的能力，其实就是当初泥版与纸张力量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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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让我们以“所有权”这个重要的概念来说明。在没有书面文件的口述文化社群里，要创造出“所有权”这项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靠的是社群成员的言语与行为。那么，所谓“拥有一块儿土地”，就代表邻居都说这块儿地是你的，而且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只要未经你许可，他们就不会自己跑到这块儿地上盖房子、养鸡养鸭、偷摘水果等。所以，所有权的创造与维护，靠的是大家不断这么说或不断发出这样的信号。在这种时候，所有权就是一种地方性事务，某个遥远的中央政权很难控制所有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哪个国王、大臣或神职人员能记得住几百个偏远村庄的每块儿地分别是谁的。这也限制了个人主张与行使绝对财产权的能力，但有利于各种形式的公共财产权。举例来说，邻居或许能认同你有权在某块儿土地上耕作，但并不认同你把这块儿地卖给社群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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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拥有一块儿土地就意味着在泥版、竹片、纸张或芯片上记载着你对那块儿土地的所有权。就算你的邻居在那块儿土地上养羊很多年，而且没人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但只要你能拿出官方文件，证明那块儿土地是你的，法院就会强制执行你的主张。相反，就算所有邻居都说那块儿土地是你的，而你却拿不出任何可以佐证的官方文件，这下就只能祝你好运了。在这里，所有权仍然是一种通过交换信息创造出的主体间现实，只不过信息的形式现在是书面文件或电子文档，而不再是人类的言语和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中央机关完全有能力制作并持有相关文件，进而判定所有权归属。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把相关文件转让给其他人，不用征得邻居许可，就能够出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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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用文件来创造主体间现实的力量，古亚述方言是个很好的例子，在这种方言里，文件就像是能够杀死的生物。在债务偿还之后，贷款合约就会被“杀掉”。至于做法，则是直接把记录合约的泥版毁掉、在泥版上加一些标记，或者破坏掉封印。贷款合约并不是为了呈现现实，合约本身就是现实。如果有人还了贷款却没“杀掉”文件，这笔债务就仍然存在。相反，如果尚未还清贷款，但文件却以某种方式“死了”——比如被狗吃了——债务也就不复存在。金钱也是如此。如果你家狗吃了一张百元美钞，这百元美钞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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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尔吉统治的乌尔、古亚述以及后来的许多政体中，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所依赖的文件都创造了现实，而不只是呈现了现实。在起草宪法、和平条约与商业合同时，律师、政治人物和商人会对每个词语进行长达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争论，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些文件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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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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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新的信息技术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瓶颈，一些老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新问题会随之出现。公元前18世纪30年代初，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帕尔城有一位女祭司叫娜拉姆塔尼，她用泥版给亲戚写了一封信，请他把家里的几块儿泥版寄给她。她解释说，自己的遗产继承权被质疑，她需要这些文件，用以在法庭上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这封信最后以恳求的语气写道：“拜托，不要不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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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怎样了，但想象一下，如果这位亲戚找遍全家，就是找不到那些泥版，会发生什么。随着人类制作的文件越来越多，找到它们也变得不再简单。对于国王、商人、神职人员或是任何已经积累了几千份档案文件的人，这种挑战格外艰难。你要怎样才能在需要的时候，找出对的那份税务记录、付款收据或商业合同？在记录某些类型的信息方面，书面文件比人脑要好得多，但它又创造出一种全新而极度棘手的问题：信息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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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大脑网络是由足足几百亿个神经元、几万亿个突触组成的，不但储存了各式各样的信息，而且检索效率奇高。虽然我们的大脑里有无数个复杂的故事，讲述着我们的个人生活、国家历史和宗教神话，但健康人一般都能在一秒之内检索到其中任何一个信息：你早餐吃了什么？你的初恋是谁？你的国家在什么时候获得独立？《圣经》的第一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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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何检索、想起这些信息的？是什么机制激活了对的神经元与突触，让人快速唤起必要的信息？虽然神经科学家对记忆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至今仍然没有人真正了解记忆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进行储存与检索的。我们只知道，几百万年的演化让人类大脑的检索过程变得非常简单且高效。然而，一旦人类把记忆从生物性的大脑外包给非生物的文件，检索就再也没办法依靠这套简单高效的生物机制了。而且，检索也不能依靠人类几百万年来演化出的觅食能力。演化让人类懂得如何在森林里找到水果与蘑菇，却没告诉人类该怎样在档案库里找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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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者知道水果与蘑菇长在森林里的什么地方，是因为演化让整座森林的组织安排有着一套清晰的生物秩序。果树要进行光合作用，所以需要阳光；蘑菇要摄取死亡有机物的养分，而这些有机物质通常在地上。所以，通常蘑菇生长在土壤层，而水果则会长得高一些。另一个常见的规律是，苹果长在苹果树上，无花果长在无花果树上，所以你如果想找苹果，就该先找到一棵苹果树，然后抬头仰望去找苹果。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人类就学到了这样的生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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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秩序和档案库的情况大不相同。文件既然不是生物，就不会遵守任何生物法则，演化也不会替我们做什么组织安排。税务报告不是自己从文件架上长出来的，而是需要有人把报告放到那里。所以，需要有人先提出依架位来分类信息的想法，并决定该把哪些文件放到哪个架上。采集者在森林里只需要找出既有的森林秩序，但档案管理员则需要为这个档案世界设计一套新的秩序。这种秩序就被称为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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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组织里，人类就是用官僚制度来解决资料检索的问题，进而创造出更庞大也更强大的信息网络的。但就像神话故事一样，官僚制度也常常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理。在为这个世界发明并套用了一套新秩序之后，官僚制度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扭曲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21世纪信息网络的许多问题，比如算法带有偏见、给人贴上错误的标签、各种协议太过死板、无视人性的需求与感受等，其实并不是计算机时代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典型的官僚制度问题，远在计算机这种东西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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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和对真相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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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bureaucracy）的字面意思是“写字台治国”。这个单词最早创于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官员通常就会坐在一张有抽屉的书桌旁边，这种书桌就被称为“bureau”。所以官僚制度这套秩序，正是以抽屉作为核心。这套秩序解决检索问题的办法，也正是把整个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抽屉，再判断该把哪些文件放进哪个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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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把文件放进抽屉、书架、篮子、罐子、电脑文件夹还是其他容器里，原则都一样：分而治之。把这个世界分开放进不同的容器，并让容器各安其位，文件就不会混在一起。然而，这个原则需要付出代价。官僚制度的重点并不是去了解世界真实的样貌，而是忙着给世界强加一套全新、人为的秩序。官僚制度先是发明各种抽屉，这些抽屉属于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其划分并不一定对应世界上的任何客观现实。但官僚制度接着就硬生生地把这个世界放进这些抽屉里，如果放不下，它只会塞得更用力。不管是哪种官方表格，只要你填过，你就应该对这种情况再清楚不过了：填表的时候，要是列出的选项都不符合你的状况，你必须想办法适应表格，而不是让表格来适应你。把这无穷混沌的现实压缩成数量有限的抽屉，虽然让官僚制度方便维持秩序，代价却是牺牲了真相。因为官僚一心只看着自己的抽屉，即使现实要比抽屉复杂得多，所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常常会出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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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于把现实分成一个个固定的抽屉，也会让官僚的目光变得狭隘，无视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更广泛的影响。比如负责增加工业产量的官僚，可能会无视不在其职责范围内的环保因素，放任有毒废物被倾倒入附近的河流，造成下游的生态灾难。此时如果政府成立一个环保部门来治理污染，负责的官僚就可能会推出过于严格的规定，而不顾可能给上游区域造成的经济崩溃。理想状况下，应该有人将所有考量及方面都统筹起来，但要做到全面应对，就必须超越或废除官僚制度的这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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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造成的扭曲，除了影响政府与企业，科学研究也无法幸免。比如大学的分科，历史学、生物学与数学各成一系，这种情况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分科当然不是为了反映客观现实，而是学术官僚制度的发明，于是成为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举例来说，新冠疫情其实同时是历史、生物与数学事件，但在学术研究上，历史、生物与数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却只会各做各的研究。想拿到学位证书的学生，通常都要先决定自己属于哪个系，这会限制他们对课程的选择，这种限制反过来又塑造了他们对世界的理解。数学系的学生，学的是根据现在的感染率预测未来的发病率；生物系的学生，学的是病毒会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异；历史系的学生，学的是各种宗教与政治信仰会怎样影响人们遵从政府指示的意愿。想要完整了解新冠疫情，必须把数学、生物学与历史学都列入考量因素，但学术官僚制度并不鼓励这种全面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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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学术阶梯上往上攀爬的时候，专业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学术界有一套“不发表就灭亡”的法则，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必须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论文。但期刊分属于不同学科，想在生物学期刊上发表关于病毒突变的论文，或是想在历史学期刊上发表关于流行病政治的论文，都各有其需要遵循的惯例。术语不同，引用规则不同，对论文的期许也不同。历史学者需要深谙文化，也知道怎样阅读和诠释历史文献。生物学者需要深刻了解演化，也知道怎样阅读与诠释DNA分子。至于处于这两个学科之间的问题，比如政治意识形态与病毒演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则像是落入了三不管地带，无人过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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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学术界如何将原本无序、动态的世界硬塞进死板的官僚抽屉，请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一下生物学的一个领域。在达尔文能够解释物种的起源之前，必须由卡尔·林奈等更早期的学者先定义什么叫物种，并将所有生物分类。比如，在说狮子和老虎是从一个共同的猫科动物祖先演化而来的之前，必须先定义“狮子”和“老虎”究竟是什么。事实证明，这项工作不但困难，而且永无止境，因为不论动植物还是其他生物，常常都会跑出原先的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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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官僚制度都很难接受演化的概念。演化的重点就在于物种会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把一个物种放进一个永远不变的抽屉，等于扭曲了生物的现实。比如，是什么时候直立人画下句号、智人接续上场的，一直未有定论。是不是曾经有一对直立人父母，生下了史上第一个智人？物种也会不断混合，原本不同物种的动物不但发生了性行为，甚至还能生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今日的智人多半还带有1%～ 3%的尼安德特人的DNA，这意味着曾经有某个小孩的爸爸可能是尼安德特人，而妈妈是智人（反之亦然）。这样一来，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究竟算不算同一个物种？此外，“物种”的概念究竟是生物学家发现的客观现实，还是生物学家所强加的主体间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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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动物从抽屉里爬出来的例子，原本看起来整齐清爽的官僚划分，遇上了环形种、融合种、杂交种，就实在无法将之准确分类。比如，灰熊和北极熊有时候就会生下北极灰熊（pizzly bear）与灰北极熊（grolar bear），而狮子和老虎也可能生出狮虎（liger）与虎狮（ti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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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把目光从哺乳动物与其他多细胞生物转移到单细胞细菌与古菌的世界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在所谓水平基因转移的过程中，单细胞生物交换遗传物质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与自己相关的物种，还有来自完全不同属、界、目，甚至域的生物。仅仅追踪这些嵌合体的发展，就让细菌学家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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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边缘地带，谈到像SARS-CoV-2（新冠疫情的凶手）这样的病毒时，事情还会变得更复杂。生物与无生命物质本该有一条清晰明确的界线，但病毒横跨了这条界线，同时属于生物学与化学两个领域。与细菌不同，病毒不是单细胞生物，它们既不是细胞，也没有自己的细胞机制。病毒不会进食，不会代谢，也不会自行繁殖。病毒就是一些小小的遗传密码包，能够攻进细胞，劫持细胞的运作机制，并指挥细胞生产出更多遗传密码副本。新的副本从细胞里暴发出来，继续感染、劫持更多细胞，从而形成了外来遗传密码的病毒传播。科学家一直在争论病毒算不算一种生命形式，抑或它已经超出了生命的范畴。然而，就连这个界线也不是什么客观现实，而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协议。就算生物学家真的能达成共识，认定病毒就是一种生命形式，病毒的行为也不会有丝毫改变；唯一能改变的，只有人类对病毒的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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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主体间的协议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随着人类越来越强大，人类主体间的信念也越来越多地影响着信息网络之外的世界。举例来说，科学家与立法者会根据不同物种濒临灭绝的程度来分类，包括无危、易危、濒危、灭绝等。把某种动物族群定义为濒危物种，虽然是人类的主体间协议，却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比如以法律的形式来禁止狩猎或破坏其栖息地。某种动物属于濒危物种还是属于易危物种的官僚决定，对该种动物可能就是生或死的区别。我们在后续章节还会看到，官僚制度在给你贴上一个标签的时候，虽然完全可能只是出于习惯或传统，但仍然会决定你的命运。这里的官僚制度可能是个活生生的动物专家、有血有肉的人类专家，也可能就是非生物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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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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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帮官僚制度说句话，那就是：虽然官僚制度有时候会牺牲真相，扭曲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但这样做往往是为了维持秩序；要是没了秩序，任何大规模的人际网络都将难以维系。既然官僚制度永远不可能完美，那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来管理大规模网络呢？例如，我们如果决定打破学术界所有传统的领域分类，包括各种系科与专业期刊分类，是不是以后想当医生也得花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历史，而研究黑死病对基督教神学影响的人，也能算是病毒学的专家？这样会让我们有更好的医疗保健体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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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幻想着只要废除官僚制度，就能让大家以更全面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人，都应该反思这样一个事实：医院也是一个官僚机构。医院会被分成不同科室，有等级划分、各种规章制度，以及需要填写的大量表格。医院虽然也有官僚制度的诸多弊端，但还是能够成功治愈人类的许多生物疾病。所有那些能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服务，从学校到污水处理系统，也都适用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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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冲马桶的时候，那些秽物都去了哪里？答案是：进入了深层政府。我们的房屋下面有一个由管道、水泵和隧道组成的复杂地下网络，它会收集所有污秽之物，使其避免接触自来水，并进行污水处理或安全排放。这个深层网络需要有人来设计、建造和维护，修理漏洞，监控污染，以及支付工人的工资。这一切也都属于官僚制度的工作，如果废除这个部门，肯定会让我们面临诸多不适甚至死亡。饮用水受污水污染的危险一直存在，幸好我们有官僚制度的协助，才能让两者好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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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立现代污水处理系统之前，痢疾与霍乱这样的水媒介疾病夺去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1854年，数百名伦敦居民死于霍乱。当时疫情规模并不大，但事后来看，对霍乱、其他更普遍的流行病乃至污水处理来说，这次事件都是个历史转折点。当时的主流医学理论认为霍乱流行是“坏气”所致，但医生约翰·斯诺怀疑问题出在供水上。他辛辛苦苦地追踪，列出所有已知的霍乱患者，他们的居住地与饮用水来源，并用这份数据确定了疫情的暴发点——伦敦苏活区布罗德街的一台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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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烦琐的官僚工作——收集数据，对其进行分类并绘制地图。但它拯救了无数生命。斯诺向当地官员解释自己的发现，说服他们关闭了布罗德街的水泵，有效地让疫情画上了句号。随后的研究发现，为布罗德街水泵供水的水井位置距离受霍乱感染的化粪池不到一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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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的发现，加上后来许多科学家、工程师、律师与官员的努力，带出一整套庞大的官僚体制来管控化粪池、水泵和污水管道。在如今的英国，要想挖井或建造化粪池，都需要填写表格、申请许可证，让所有的饮用水源都能远离化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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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处理系统运作良好的时候，大家很容易忘了它的存在，但自1854年以来，污水处理系统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也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服务之一。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指出，缺乏厕所是印度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论是霍乱、痢疾和腹泻等疾病的传播，还是妇女与女童遭受性侵的问题，露天排便都是一大主因。在他推动的“清洁印度”行动中，莫迪承诺要让所有印度公民都有厕所使用。2014—2020年，印度政府在这项计划中投入约100亿美元，建造了超过一亿座新厕所。污水处理不是什么会写进史诗的内容，却考验着国家的运转是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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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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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大型社会，都将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作为两大支柱，只不过，神话故事常常让人欢喜赞叹，而官僚制度则让人摇头怀疑。虽然官僚制度提供了许多服务，但即使是有益的官僚制度，也常常无法得到大众的信赖。在很多人看来，光是看到“官僚制度”这个词，就能感觉到满满的负面含义，毕竟我们本来就很难判断某个官僚制度造成的影响究竟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因为不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官僚制度，都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人类很难搞清楚它们在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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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小孩也知道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坏蛋。你也很清楚，哪些人会和你分享午餐，哪些人会抢走你的午餐。但如果税务机关把你的收入拿走了一部分，你要怎么判断这笔钱究竟是被拿去盖了新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还是为总统新建了私人别墅？仅仅取得所有相关信息就很不容易了，而后续的解读则更为困难。至于其他的官僚程序，比如学生怎样入学、医院怎样对待病人、垃圾怎样回收，对公民而言同样难以理解。在网络上发文指控别人有偏见、欺诈或贪腐可能只需要一分钟，但要证明或反驳这些指控，可能得努力好几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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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档案、表格、许可、法规，以及其他各种官僚程序改变了信息在社会上流动的方式，也改变了权力运作的方式。这样一来，想再了解权力也变得更加困难了。在办公室与档案库紧闭的大门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些不知名的官员，在这些地方分析整理着成堆的文件，最后大笔一挥、鼠标一点，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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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书面文件与官僚制度的部落社会，人类网络是由一些人对人或者人对故事的链条组成的，而权力就掌握在那些控制了链条节点的人手中。这些节点也就是这些部落的立基神话。深具魅力的领袖、演说家与神话编造者知道怎样运用这些故事来塑造身份、建立联盟和左右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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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代的乌尔到现代的印度，各种由书面文件与官僚程序联结的人类网络都需要仰赖人类与文件之间的互动。所以，这样的社会除了有人对人、人对故事的链条，也有人对文件的链条。观察官僚社会的运作，除了看到人类继续互相讲述故事（就像几百万印度人观看《罗摩衍那》系列影视剧一样），还会看到人类彼此传递文件，例如电视台需要申请广播执照和填表报税。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到的是文件逼着人类与其他文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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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权力的移转。随着文件成为许多社会链条的重要节点，文件开始承载着无与伦比的权力，能掌握这些文件背后的神秘逻辑，就能成为新的权威人物。比如，各级行政人员、会计师与律师，除了精于阅读与写作，还掌握了制作表格、分类抽屉和管理档案的技能。在官僚体系中，权力常常来自了解如何利用隐秘的预算漏洞，以及如何穿行于各个办公室、委员会与小组委员会形成的迷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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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权力的转移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平衡。不管是好是坏，有文化的官僚机构往往以牺牲普通公民的利益为代价来强化中央的权威。一方面，有了文件与档案，中央就更容易向公民征税，以及进行审判和征兵。另一方面，因为难以理解官僚制度的权力，民众很难去影响、抵抗或逃避中央的权威。官僚制度的力量即使是良性的，为民众提供了污水处理系统、教育与安全保障，也仍然会拉大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距。因为这套制度让中央很容易收集记录更多被统治者的信息，而被统治者反过来想要了解制度运作细节却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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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艺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活的许多方面，但讲到官僚制度，艺术的帮助则相当有限。虽然诗人、编剧与电影制片人偶尔也会谈到官僚制度的力量，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很难让人懂的故事。艺术家通常会用一组有限的故事线来创作，这些故事线都植根于生物机制，但这些生物戏剧的情节是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慢慢产生的，远早于文件与档案的出现，所以对我们理解官僚制度并无帮助。为了理解什么是生物戏剧，以及为什么它们不适合用来了解官僚制度，让我们以人类艺术顶尖之作《罗摩衍那》的情节为例，仔细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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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有一段重要情节，谈的是主角罗摩王子、父王十车王、小王后吉迦伊之间的关系。虽然长子罗摩是王位继承人，吉迦伊却说服了十车王将罗摩流放到野外，将继承权传给吉迦伊的儿子婆罗多。从这个情节背后就能看出好几部生物戏剧，它们能追溯到几亿年来哺乳动物与鸟类的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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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哺乳动物与鸟类在刚出生的时候，都需要依赖父母的照料，害怕被父母无视或讨厌。这时候，它们命悬一线，幼兽或雏鸟要是太早被赶出巢穴，就可能饿死或遭到捕食。对人类而言，这种对于遭到父母无视或遗弃的恐惧也处处可见，除了《白雪公主》《灰姑娘》《哈利·波特》等童话故事，一些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与宗教神话也是以此为模板。《罗摩衍那》绝非孤例。比如在基督教神学里，作为一项天谴，被诅咒就意味着让人与母教和天堂之父失去所有联系。所以，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的哭泣就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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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包括人）与鸟类的幼崽再熟悉不过的另一场生物戏剧就是“爸爸爱我胜过爱你”。生物学家与遗传学家都认为，手足之间的竞争是演化的关键。手足常常要互抢食物、争夺父母的关注，而在某些物种中，手足相残并不少见。比如，斑鬣狗小时候大概会有四分之一是手足互残而亡，如果能够幸存，通常就能得到父母更多的照顾。在雌性锥齿鲨的子宫里，一开始会有大量的胚胎，但第一个长到10厘米的胚胎会把其他胚胎都吃掉。除了《罗摩衍那》，许多神话与故事也都有手足相残的情节，比如该隐与亚伯的故事、李尔王的故事，以及HBO电视网的电视剧《继承之战》。有时候，整个国家或民族（比如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就是主张“我们是爸爸最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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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的第二个情节主线，则是罗摩王子、爱人悉多与绑架悉多的魔王罗波那之间的三角恋。“男孩遇见女孩”和“男孩之间为了女孩而打架”，同样是几亿年来无数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与鱼类不断上演的生物戏剧。我们之所以会对这些故事深深着迷，是因为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懂不懂这套道理就是生与死的差距。比如荷马、莎士比亚、蚁垤（据传是《罗摩衍那》的作者）这些讲故事的人，确实把这些生物戏剧讲得精彩纷呈，但就算是最杰出的诗歌叙事，其基本情节多半也是借鉴演化手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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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摩衍那》反复出现的第三个情节主线，则是洁净与不洁净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以悉多作为印度教文化中洁净的典范。执着于是否洁净，其实是源自演化过程中避免污染的愿望。所有动物都有过挣扎：在遇到新食物时，到底是该勇敢尝试还是小心为妙，以免中毒？于是，演化既让动物有好奇心，又让动物在接触有毒或危险事物时产生厌恶感。政治人物与宗教先知都学会了怎样利用这种厌恶机制。比如在某些民族与宗教神话里，国家或教会被描述成生物体，正面临被不洁净的入侵者带来污染的危险。在长达数个世纪里，始终有些偏执的人坚称是那些种族或宗教上的少数群体在传播疾病，认为性少数群体就是污染的源头，或者说女性不洁净。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期间，胡图人就宣称图西人是蟑螂。纳粹曾把犹太人比作老鼠。实验显示，就连黑猩猩在看到其他族群陌生黑猩猩的图片时也会表现出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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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种洁净对抗不洁净的生物戏剧，或许没有其他文化演得比传统印度教更为极端。传统印度教打造出一套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种姓制度，根据所谓的洁净程度来排行，最洁净的婆罗门位阶最高，而据称最不洁净的达利特（以前被称为贱民）位阶最低。各种职业、工具与日常活动也根据洁净程度进行分类，而且如果是“不洁净”的人，就会被严令禁止与“洁净”的人通婚、触碰、准备食物，甚至连接近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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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历史遗产，就算到了现代的印度也尚未摆脱，生活中几乎各个方面都深受其影响。举例来说，对不洁净的恐惧就让前面提过的“清洁印度”行动遇上许多麻烦：有些自认“洁净”的人，除了不愿意参与“不洁净”的活动（比如厕所的建造、维护与清洁），也不愿意与“不洁净”的人共用公共厕所。2019年9月25日，在印度巴夫赫迪村，两个达利特儿童，12岁的拉什尼·瓦米基和她10岁的侄子阿维纳什·瓦米基因为在某个属于较高种姓的房屋附近排便，就遭到私刑处死。他们之所以露天排便，是因为家里没有可用的厕所。一名当地官员后来解释，瓦米基家虽然是村里最贫困的家庭之一，却被排除在有资格获得政府补助兴建厕所的名单之外。这些低种姓的孩子常常受到各种歧视，比如被迫自带垫子和餐具去学校，也不能和其他学生坐在一起，免得污染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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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会触动我们心中情感按钮的生物戏剧还有其他经典剧目，比如“谁才是老大？”“我们对抗他们”“善良对抗邪恶”。这些剧目不但在《罗摩衍那》有不少，而且狼群、黑猩猩群和人类社会也都十分熟悉。几乎所有人类艺术与神话故事都是以这些生物戏剧的情节为主线，但这也让我们难以用艺术来解释官僚制度的机制。比如《罗摩衍那》的故事背景是个大型农业王国，但史诗中几乎没谈王国是怎样登记财产、征税、编目归档、筹措战争经费的。那些手足相残、三角恋的情节，实在无法让人更多地了解文件档案的运作，毕竟文件哪来的手足，又哪有恋爱可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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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出现了像卡夫卡这样的作家，他们把故事的重点放在官僚制度如何以近乎超现实的方式塑造人类的生活上，从而开创了各种新的、非生物的故事情节。在卡夫卡的《审判》里，银行职员“K”因为某项不明所以的罪行，被一个深不可测机构的身份不明的官员逮捕。他虽经百般努力，但依旧搞不懂自己到底犯了哪一条，也不清楚这个来找他麻烦的机构目的是什么。虽然有些人说这个故事谈的是人类在宇宙中的存在或神学意义，以及神的高深莫测，但如果从世俗的观点看，这个故事突出的正是官僚制度给人噩梦般的感觉，身为保险律师的卡夫卡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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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僚社会，普通人常常因为某个让人难以理解的理由，被某个不清楚其职责的机构派出的身份不明的官员，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从《罗摩衍那》到《蜘蛛侠》，这些英雄对抗怪物的故事，其实就是把过去对抗掠食者的生物戏剧情节拿来重新包装而成的，但卡夫卡式的故事透出的独特恐怖氛围，则缘于这份威胁完全高深莫测。经过长期演化，我们的心智已经能够理解被老虎杀死是怎么一回事，但“被文件杀死”就没那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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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僚制度的描绘，有些是从讽刺的角度出发。比如，约瑟夫·海勒1961年出版的著名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以讽刺文笔点出官僚制度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核心角色。在该书中，掌握了最大权力的角色可以说是任职于收发室的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他在这个权力基地可以决定要让哪些邮件发出去，哪些邮件又会消失。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情境喜剧《是，大臣》和《是，首相》也都展现了公务人员如何运用繁复的法规、莫名的小组委员会与成堆的文件，把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玩弄于股掌之中。2015年的情景喜剧《大空头》则探讨了官僚制度如何造成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部电影最大的反派并不是人类，而是担保债务凭证（CDO），这是一种由投资银行家发明的金融工具，普通人根本搞不懂这是什么。这些官僚怪兽躲在银行投资组合的深处，无人知晓，直到2007年突然现身，引发重大金融危机，几十亿人的生活由此被搅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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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学艺术作品，虽然确实能让民众稍微感受到官僚制度的权力是如何运作的，但事情并没有变得简单，因为自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心智关注的本来就是生物戏剧，而不是官僚戏剧。不管是好莱坞还是宝莱坞，卖座影片谈的通常都不是什么担保债务凭证。就算到了21世纪，多数卖座影片谈的基本上还是那些石器时代的故事，讲述的都是英雄打倒怪兽，最后赢得美人归的桥段。同样，在描述各种政治权力纠葛的时候，不管是《权力的游戏》、《王冠》还是《继承之战》，重点都放在王室宫廷的家族斗争，而不是官僚制度如何维持（有时也是抑制）王朝的权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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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杀光所有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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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的现实状况难以描绘且难以理解，这就带来了不幸的结果。一方面，人类在面对自己无法理解的有害力量时会像《审判》里的主角一样感到无助。另一方面，这也让人觉得官僚制度似乎就是一种邪恶的阴谋，即使官僚制度也有有益的一面，能为我们提供医疗保健、安全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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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笔下就有个寓言女性迪斯科尔（即“纷争”），她所到之处是“一摞一摞的传票与令状、盘问与律师授权书，以及大量的文书、律师意见与判例，这些都是为了让穷人更不安全。而在她的前后左右则是一群公证人、代理人与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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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部谈到了凯德起义（1450年），他让平民起义分子“屠夫迪克”把对官僚制度的反感归结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要想建立一套更好的社会秩序，“我们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掉所有律师”。起义领袖杰克·凯德与迪克所见略同，他强烈批评官僚制度，特别是各种书面文件：“把无辜羔羊的皮制成羊皮纸，这是多么可悲！在那羊皮纸上胡乱写些字，就能毁掉一个人，又是多么荒唐！有人说蜜蜂会蜇人，但我说蜇人的是蜂蜡，因为只要我用蜂蜡封上信封，我就再也不属于我自己了。”就在这时，起义军抓到了一名书吏，指控他能读会写。经过简短审讯，起义军确定他的这项“罪行”之后，凯德命令手下“把他的笔墨套在他脖子上，吊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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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凯德起义再早70年，曾有一场规模更大的农民起义（1381年），当时起义分子发泄怒火的对象除了生物性的官僚，还包括他们的非生物的文件。起义分子破坏了大批档案，烧毁了法庭案卷、特许状以及各种行政与法律记录，甚至有一次还拿剑桥大学的档案生起了篝火。一位叫马热丽·斯塔尔的老妇人一边把灰烬撒向空中，一边高喊：“去他的学问，消失吧！”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士托马斯·沃尔辛厄姆目睹了大教堂档案被毁的过程，他说，起义分子“放火烧毁了所有法庭案卷与契据，在他们销毁这些奴役记录之后，他们的领主就无法在未来对他们提出任何权利要求了”。“杀掉了文件”，就抹去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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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的起义与叛乱，也都曾经出现攻击档案的情形。比如在公元66年的犹太大起义期间，起义分子占领耶路撒冷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火烧了中央档案库，希望凭借销毁债务记录来赢得民众支持。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与地区的档案库也基于类似原因而遭到摧毁。许多起义分子或许自己并不识字，但他们很清楚，只要没有文件，官僚机器就无法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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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理解为什么有人会对政府官僚制度与官方文件的权力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在自己的家庭中也感受到了它们的深刻影响。我外祖父的生活，就因为一次政府人口普查，加上找不到一项重要文件，被搞得天翻地覆。外祖父名叫布鲁诺·卢廷格，1913年生于乌克兰的切尔尼夫齐，当时那里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外祖父的父亲在一战中失去音讯，他是由母亲沙亚-珀尔抚养长大的。一战结束后，切尔尼夫齐被并入了罗马尼亚。20世纪30年代末，法西斯独裁政权在罗马尼亚上台执政，并推出新的反犹政策，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行犹太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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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36年的官方统计，罗马尼亚当时有75.8万名犹太人，占总人口的4.2%。而同一份官方统计指出，来自苏联的难民总数（包括犹太与非犹太人）约为11000人。1937年，由奥克塔维安·戈加领导的新法西斯政权上台。戈加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与政治家，但他很快就放下了爱国诗歌，转向了伪造统计数据和压迫性的官僚制度。这个政府无视正式的统计数据，声称足足有数十万犹太难民涌入罗马尼亚。戈加曾在多次访谈中声称有多达50万犹太人非法进入罗马尼亚，并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总数达到了150万。而政府机构、极右翼统计学者与大众报纸所提供的数字往往更高。比如，罗马尼亚驻巴黎大使馆就声称，罗马尼亚的犹太难民人数多达100万。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尼亚人开始陷入大规模的歇斯底里中，他们害怕自己就要被取代，或者成了一个犹太国家里的少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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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戈加政府出手，针对这个政治宣传虚构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套解决方案。1938年1月22日，戈加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要求罗马尼亚境内所有犹太人提供书面证明，证明自己在罗马尼亚境内出生，拥有罗马尼亚公民身份，如果无法拿出证明，就会失去公民身份，进而失去所有居住与就业等相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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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落入了一个官僚地狱。许多人不得不大老远跑回出生地寻找相关文件，却发现市政档案在一战期间已遭战火摧毁。如果出生在1918年后才并入罗马尼亚的土地上（比如切尔尼夫齐），情况会更糟糕，因为这些犹太人并没有罗马尼亚语的出生证明，而且这些家族的许多文件存档地点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与布达佩斯，而不是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犹太人甚至常常不知道自己需要找出哪些文件，因为那条人口普查法令并未具体说明到底哪些文件才算是有效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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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拿到正确的文件，很多犹太人简直快发疯了，他们不惜付出巨额资金进行贿赂，这也让许多办事员与档案管理者有了一个全新而且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就算没有贿赂，单纯这个流程的成本也极其高昂：申请任何文件以及向当局申请公民身份，都得支付手续费。这还只是找出并提交正确的文件，还不一定能申请成功。只要出生证明与公民身份文件里的名字拼写有一个字母不同，就足以让当局退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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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犹太人由于无法跨过这些官僚障碍，最后甚至连公民申请都没有提交。至于提出申请的人，也只有63%得到核准。最后，在总共75.8万名罗马尼亚犹太人中，36.7万人失去了公民身份，我的外祖父布鲁诺就是其中之一。在布加勒斯特通过新的人口普查法令时，布鲁诺并没有太在意。他就是出生在切尔尼夫齐，一辈子都在那里生活，他哪里还需要向官僚证明自己不是外国人呢？这件事光想想就让他觉得荒唐。而且，他的母亲在1938年年初生病，后来去世，对布鲁诺来说，这比找出什么文件重要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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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一封来自布加勒斯特的官方信件取消了布鲁诺的公民身份。他就这样成了一个外国人，立刻丢了自己在切尔尼夫齐卖影音设备的工作。布鲁诺孤身一人，没了工作，还没了国籍，要找到其他工作似乎也没什么希望。9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没有身份证明的犹太人所面对的危险也越来越大。那些在1938年失去公民身份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绝大多数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遭到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者及其纳粹盟友的杀害（拥有公民身份的犹太人存活率则高得多）。我的外祖父几次想挣脱这条不断收紧的绞索，但只要没有那几张对的纸，事情就十分困难。他有好几次偷偷溜上火车或轮船，但都没能躲过逮捕。直到1940年，地狱之门轰然关上之前，他才终于登上了最后一批驶向巴勒斯坦的船只。他一到巴勒斯坦，就被英国当局当作非法移民关了起来。过了两个月，英国当局提出了一个条件：要么继续被关押，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要么加入英国军队，取得巴勒斯坦公民身份。我的外祖父牢牢抓住这个机会，在1941—1945年成了英国军人，参与了北非与意大利的战役。这样他才换来那几张能作为证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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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家，保存文件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银行对账单、电费账单、过期的学生证、市政府信函——只要上面有看起来很正式的官方印章，它们就会被好好地收到我们柜子里的文件夹中。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天就有哪份文件成为救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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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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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官僚信息网络我们究竟是该拥抱还是该厌恶？从我外祖父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官僚权力有着怎样的危险；而从伦敦霍乱疫情的故事中则看出，官僚权力潜藏着怎样的好处。所有威力强大的信息网络都是可好可坏，这取决于它们的设计与使用方式。光是增加网络里的信息量，并不能保证网络做的就是好事，也不会使它更容易在真理与秩序之间实现适当的平衡。对我们这些21世纪新信息网络的设计者与使用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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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信息网络，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的信息网络，与过去的网络将有诸多不同。我们在第一部分谈了神话故事与官僚制度怎样影响大规模信息网络，而在第二部分则会谈到人工智能怎样扮演官僚和神话创作者的角色。比起那些有血有肉的官僚，人工智能系统更懂得怎样寻找和处理资料数据，也比大多数人更懂得怎样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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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信息网络的历史长河中，还有一件事情要先加以了解，然后才能去谈21世纪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信息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神话创作者与人工智能官僚会带来怎样的威胁与承诺。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信息网络的功能并不是把真相放到最大，而是要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平衡。官僚制度与神话故事都是维持秩序的必要条件，也都乐于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相，所以，有没有什么机制能让官僚主义与神话故事不完全脱离真相，或是能让信息网络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哪怕有点混乱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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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两章，我会谈谈在出现错误的时候，人类信息网络会怎样处理。我首先要谈到另一项信息技术的发明——宗教经典。比如，《圣经》这样的宗教经典其实也是一种信息技术，目的是涵盖社会所需的所有重要信息，而不允许存在任何错误的可能。在信息网络深信自己完全不可能出错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回顾这些号称绝对正确的宗教经典的历史，就能看出所有信息网络都会有局限性，并为我们在21世纪打造绝对正确的人工智能提供重要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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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Kishinev Pogrom of 1903: A Turning Point in Jewish History,”Modern Judaism 24, no. 3 (2004): 18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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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Hayim Nahman Bialik, “Be’ir Hahareigah / The City of Slaughter,” trans. A. M. Klein,Prooftexts 25, no. 1–2 (2005): 8–29; Iris Milner, “‘In the City of Slaughter’: The Hidden Voice of the Pogrom Victims,”Prooftexts 25, no. 1–2 (2005): 60–72; Steven Zipperstein,Pogrom: Kishinev and the Tilt of History (New York: Liveright, 2018); David Fishelov,“Bialik the Prophet and the Modern Hebrew Canon,” in Great Immortality, ed. Jón Karl Helgason and Marijan Dović (Leiden: Brill, 2019), 15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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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巴勒斯坦难民人数预计在70万~75万人，绝大多数是在1948年遭到驱逐的。参见：Benny Morris，Righteous Victims： A History of the Zionist-Arab Conflict， 1881–1998（New York：Vintage，2001），252; UNRWA, “Palestinian Refugees,” accessed Feb. 13, 2024,www.unrwa.org/palestine-refugees。1948年，有大约85.6万名犹太人住在伊拉克与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但在接下来的20年间，为了报复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1956年、1967年的几次战败，这些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遭到驱逐，流离失所，到1968年只剩下大约7.6万人。参见：Maurice M. Roumani，The Case of the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 A Neglected Issue（Tel Aviv：World Organization of Jews from Arab Countries，1983）; Aryeh L. Avneri, The Claim of Dispossession: Jewish Land-Settlement and the Arabs, 1878–1948(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276; JIMENA, “The Forgotten Refugees,”July 7, 2023, www.jimena.org/the-forgotten-refugees/; Barry Mowell, “Changing Paradigms in Public Opinion Perspectives and Governmental Policy Concerning the Jewish Refugees of North Africa and Southwest Asia,” Jewish Virtual Library, accessed Jan. 31, 2024,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changing-paradigms-in-public-opinion-perspectives-and-governmental-policy-concerning-the-jewish-refugees-of-north-africa-and-southwe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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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对于犹太人口与总人口的估计各有不同，特别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人口记录不够完整。参见：Alan Dowty，Arabs and Jews in Ottoman Palestine： Two Worlds Collid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21）; Justin McCarthy,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Population History and Statistics of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and the Mand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Itamar Rabinovich and Jehuda Reinharz, eds., Israel in the Middle East: Documents and Readings on Society,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Pre-1948 to the Present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08), 571; Yehoshua Ben-Arieh,Jerusalem in the 19th Century: Emergence of the New City (Jerusalem: Yad Izhak Ben-Zvi Institute, 1986), 466.

    5. + +

  5. George G. Grabowicz, “Taras Shevchenko: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Revue des études Slave s 85, no. 3 (2014): 421–39; Ostap Sereda, “‘As a Father Among Little Children’: The Emerging Cult of Taras Shevchenko as a Factor of the Ukrainian Nation Building in Austrian Eastern Galicia in the 1860s,”Kyiv-Mohyla Humanities Journal 1(2014): 159–88.

    6. + +

  6. Sándor Hites, “Rocking the Cradle: Making Petőfi a National Poet,”Arcadia 52, no. 1(2017): 29–50; Ivan Halász et al., “The Rule of Sándor Petőfi in the Memory Policy of Hungarians, Slovaks, and the Members of the Hungarian Minority Group in Slovakia in the Last 150 Years,”Historia@Teoria 1, no. 1 (2016): 121–43.

    7. + +

  7. 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 Poland, Ukraine, Lithuania, Belarus, 1569–1999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man Koropeckyj,Adam Mickiewicz: The Life of a Romantic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Helen N. Fagin, “Adam Mickiewicz: Poland’s National Romantic Poet,”South Atlantic Bulletin 42, no. 4 (1977): 103–13.

    8. + +

  8. Jonathan Glover,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From the Cycle of Violence to the Conversation of Mankind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24), 10.

    9. + +

  9. William L. Smith, “Rāmā yana Textual Traditions in Eastern India,” in The “Ramayana”Revisited, ed. Mandakranta Bo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1–92; Frank E. Reynolds, “Ramayana, Rama Jataka, and Ramakie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ndu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in Many Ramayanas: The Diversity of a Narrative Tradition in South Asia, ed. Paula Rich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50–66;Aswathi M. P., “The Cultural Trajectories of Ramayana, a Text Beyond the Grand Narrative,”Singularities 8, no. 1 (2021): 28–32; A. K. Ramanujan, “Three Hundred Ramayanas: Five Examples and Three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in Richman, Many Ramayanas, 22–49;James Fisher,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epal: An Anthropologist’s Assessment,”Himalaya: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Nepal and Himalayan 10, no. 2 (1990): 30–31.

    10. + +

  10. “The Ramayan: Why Indians Are Turning to Nostalgic TV,” BBC, May 5, 2020, 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200504-the-ramayan-why-indians-are-turning-to-nostalgic-tv;“‘Ramayan’ Sets World Record, Becomes Most Viewed Entertainment Program Globally,”Hindu, May 2, 2020, www.thehindu.com/entertainment/movies/ramayan-sets-world-record-becomes-most-viewed-entertainment-program-globally/article61662060.ece; Soutik Biswas,“Ramayana: An ‘Epic’ Controversy,” BBC, Oct. 19, 2011, www.bbc.com/news/world south-asia-15363181; “‘Ramayana’ Beats ‘Game of Thrones’ to Become the World’s Most Watched Show,” WION, Feb. 15, 2018, www.wionews.com/entertainment/ramayana-beats-game-of-thrones-to-become-the-worlds-most-watched-show-296162.

    11. + +

  11. Kendall Haven, Story Proof: The Science Behind the Startling Power of Story (Westport, Conn.: Libraries Unlimited, 2007), vii, 122. 另一项近期研究请参见：Brendan I. Cohn-Sheehy et al.，“Narratives Bridge the Divide Between Distant Events in Episodic Memory，”Memory and Cognition 50（2022）：478– 94.

    12. + +

  12. Frances A.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London: Random House, 2011); Joshua Foer,Moonwalking with Einste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Remembering Everything (New York:Penguin, 2011); Nils C. J. Müller et al., “Hippocampal–Caudate Nucleus Interactions Support Exceptional Memory Performance,”Bra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223 (2018): 1379–89;Yvette Tan, “This Woman Only Needed a Week to Memorize All 328 Pages of Ikea’s Catalogue,” Mashable, Sept. 5, 2017, mashable.com/article/yanjaa-wintersoul-ikea; Jan-Paul Huttner, Ziwei Qian, and Susanne Robra-Bissantz, “A Virtual Memory Palace and the User’s Awareness of the Method of Loci,”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May 2019, aisel.aisnet.org/ecis2019_rp/7.

    13. + +

  13. Ira Spar, ed., Cuneiform Texts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1, Tablets, Cones,and Bricks of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 (New York: Museum, 1988), 10–11;“CTMMA 1, 008 (P108692),” Cuneiform Digital Library Initiative, accessed Jan. 12, 2024,cdli.mpiwg-berlin.mpg.de/artifacts/108692; Tonia Sharlach, “Princely Employments in the Reign of Shulgi,”Journal of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y 9, no. 1 (2022): 1–68.

    14. + +

  14. Andrew D. Madden, Jared Bryson, and Joe Palimi, “Information Behavio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 in New Directions in Human Information Behavior, ed. Amanda Spink and Charles Cole (Dordrecht: Springer, 2006); Michael J. Trebilcock, “Communal Property Rights: The Papua New Guinean Experience,”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34, no. 4(1984), 377–420; Richard B. Lee, “! Kung Spatial Organization: An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Human Ecology 1, no. 2 (1972): 125–47; Warren O. Ault, “Open-Field Husbandry and the Village Community: A Study of Agrarian By-Laws in Medieval England,”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55, no. 7 (1965): 1–102; Henry E.Smith, “Semicommon Property Rights and Scattering in the Open Fields,”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 no. 1 (2000): 131–69; Richard Posner, The Economics of Justice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 +

  15. Klaas R. Veenhof, “‘Dying Tablets’ and ‘Hungry Silver’: Elements of Figurative Language in Akkadian Commercial Terminology,” in 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ed. M. Mindlin, M. J. Geller, and J. E. Wansbrough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87), 41–75; Cécile Michel, “Constitution, Contents, Filing,and Use of Private Archives: The Case of Old Assyrian Archives (Nineteenth Century BCE),”in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ed. Alessandro Bausi et al.(Berlin: De Gruyter, 2018), 43–70.

    16. + +

  16. Sophie Démare-Lafont and Daniel E. Fleming, eds., Judicial Decis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23), 108–10; D. Charpin, “Lettres et procès paléo-babyloniens,” in Rendre la justice en Mésopotamie: Archives judiciaires du Proche-Orient ancien (IIIe-Ier millénaires avant J.-C.), ed. Francis Joannès (Saint-Den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0), 73–74; Antoine Jacquet, “Family Archives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in Archives and Archival Documents in Ancient Societies: Trieste 30 September–1 October 2011, ed. Michele Faraguna (Trieste:EUT, Edizioni Università di Trieste, 2013), 76–77; F. F. Kraus, Altbabylonische Briefe in Umschrift und übersetzung (Leiden: R. J. Brill, 1986), vol. 11, n. 55; Frans van Koppen and Denis Lacambre, “Sippar and the Frontier Between Ešnunna and Babylon: New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Ešnunna in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Jaarbericht van het Vooraziatisch Egyptisch Genootschap Ex Oriente Lux 41 (2009): 151–77.

    17. + +

  17. 关于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文件检索时的困难，相关案例可参见：Geoffrey Yeo，Record-Making and Record-Keeping in Early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21), 132; Jacquet,“Family Archives in Mesopotamia During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76–77.

    18. + +

  18. Mu-ming Poo et al., “What Is Memory?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Engram,”C Biology 14, no. 1 (2016): 40; C. Abraham Wickliffe, Owen D. Jones, and David L. Glanzman, “Is Plasticity of Synapses the Mechanism of Long-Term Memory Storage?,”Npj Science of Learning 4, no. 1 (2019): 9; Bradley R. Postle, “How Does the Brain Keep Information ‘in Mind’?,”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5, no. 3 (2016): 151–56.

    19. + +

  19. 这里所说的“官僚制度”和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是不同的概念，后者伴随君主专制的始终，是一种拥有明确的固定权限，固定的职位等级，按照一定方式选拔人的制度。——编者注

    20. + +

  20. Britannica, s.v.“Bureaucracy and the State,” accessed Jan. 4, 2024, www.britannica.com/topic/bureaucracy/Bureaucracy-and-the-state.

    21. + +

  21. 有关专注于这种相互作用的研究，可参见：Michele J. Gelfand 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 and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A Global Analysis，”Lancet Planetary Health 5, no. 3 (2021): 135–44; Julian W. Tang et al., “An Exploration of the Politic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Affecting How Different Global Regions Initially Reacted to the COVID-19 Pandemic,”Interface Focus 12, no. 2(2022), article 20210079.

    22. + +

  22. Jason Roberts, Every Living Thing: The Great and Deadly Race to Know All Life (New York:Random House, 2024); Paul Lawrence Farber, Finding Order in Natu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James L. Larson, “The Species Concept of Linnaeus,”Isis 59, no. 3 (1968): 291–99; Peter Raven, Brent Berlin, and Dennis Breedlove, “The Origins of Taxonomy,”Science 174, no. 4015 (1971): 1210–13; Robert C. Stauffer,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 Unpublished Version,”Science 130, no. 3387 (1959): 1449–52.

    23. + +

  23. Britannica, s.v.“Homo erectus — Ancestor, Evolution, Migration,” accessed Jan. 4, 2024,www.britannica.com/topic/Homo-erectus/Relationship-to-Homo-sapiens.

    24. + +

  24. Michael Dannemann and Janet Kelso, “The Contribution of Neanderthals to Phenotypic Variation in Modern Humans,”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101, no. 4(2017): 578–89.

    25. + +

  25. Ernst Mayr, “What Is a Species, and What Is Not?,”Philosophy of Science 63, no. 2(1996): 262–77.

    26. + +

  26. Darren E. Irwin et al., “Speciation by Distance in a Ring Species,”Science 307, no. 5708(2005): 414–16; James Mallet, Nora Besansky, and Matthew W. Hahn, “How Reticulated Are Species?,”BioEssays 38, no. 2 (2016): 140–49; Simon H. Martin and Chris D. Jiggins,“Interpreting the Genomic Landscape of Introgression,”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47 (2017): 69–74; Jenny Tung and Luis B. Barreiro, “The Contribution of Admixture to Primate Evolution,”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and Development 47(2017): 61–68.

    27. + +

  27. James Mallet, “Hybridization, Ecological Races, and the Nature of Speci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Ease of Speciation,”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Biological Sciences 363, no. 1506 (2008): 2971–86.

    28. + +

  28. Brian Thomas, “Lions, Tigers, and Tigons,”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Sept. 12, 2012,www.icr.org/article/7051/.

    29. + +

  29. Shannon M. Soucy, Jinling Huang, and Johann Peter Gogarten,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Building the Web of Life,”Nature Reviews Genetics 16, no. 8 (2015): 472–82; Michael Hensel and Herbert Schmidt, eds.,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the Evolution of Pathogenesis(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James A. Raymond and Hak Jun Kim,“Possible Role of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in the Colonization of Sea Ice by Algae,”PLOS ONE 7, no. 5 (2012), article e35968; Katrin Bartke et al., “Evolution of Bacterial Interspecies Hybrids with Enlarged Chromosomes,”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14, no. 10 (2022),article evac135.

    30. + +

  30. Eugene V. Koonin and Petro Starokadomskyy, “Are Viruses Alive? The Replicator Paradigm Sheds Decisive Light on an Old but Misguided Questio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59 (2016): 125–34; Dominic D. P. Johnson, “What Viruses Want:Evolutionary Insights for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Lessons for the Next One,” i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andemics, ed. Philippe Bourbeau, Jean-Michel Marcoux,and Brooke A. Acker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38–69; Deepak Sumbria et al., “Virus Infections and Host Metabolism — Can We Manage the Interactions?,”Frontiers in Immunology 11 (2020), article 594963; Microbiology Society, “Are Viruses Alive?”May 10, 2016, microbiologysociety.org/publication/past-issues/what-is-life/article/are-viruses-alive-what-is-life.html; Erica L. Sanchez and Michael Lagunoff, “Viral Activation of Cellular Metabolism,”Virology 479–80 (May 2015): 609–18; “Virus,” 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 accessed Jan. 12, 2024, www.genome.gov/genetics-glossary/Virus.

    31. + +

  31. Ashworth E. Underwood, “The History of Cholera in Great Britain,”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41, no. 3 (1948): 165–73; Nottidge Charles Macnamara, Asiatic Cholera: History up to July 15, 1892, Causes and Treatment (London: Macmillan, 1892).

    32. + +

  32. John Snow, “Dr. Snow’s Report,” in Cholera Inquiry Committee, The Report on the Cholera Outbreak in the Parish of St. James, Westminster, During the Autumn of 1854(London: J. Churchill, 1855), 97–120; S. W. B. Newsom, “Pioneers in Infection Control:John Snow, Henry Whitehead, the Broad Street Pump, and the Beginnings of Geographical Epidemiology,”Journal of Hospital Infection 64, no. 3 (2006): 210–16; Peter Vinten-Johansen et al., Cholera, Chloroform, and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A Life of John Sno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heodore H. Tulchinsky, “John Snow, Cholera,the Broad Street Pump; Waterborne Diseases Then and Now,”Case Studies in Public Health(2018): 77–99.

    33. + +

  33. Gov.UK, “Check If You Need a License to Abstract Water,” July 3, 2023, www.gov.uk/guidance/check-if-you-need-a-license-to-abstract-water.

    34. + +

  34. Mohnish Kedia, “Sanitation Policy in India — Designed to Fail?,”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5, no. 3 (2022): 307–25.

    35. + +

  35. 参见：Madden，Bryson，and Palimi，“Information Behavio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 33–53。

    36. + +

  36. Catherine Salmon and Jessica Hehman, “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Sibling Conflict and Siblicide,” in The Evolution of Violence, ed. Todd K. Shackelford and Ronald D. Hansen(New York: Springer, 2014), 137–57.

    37. + +

  37. Ibid.; Laurence G. Frank, Stephen E. Glickman, and Paul Licht, “Fatal Sibling Aggression,Precocial Development, and Androgens in Neonatal Spotted Hyenas,”Science 252, no. 5006(1991): 702–4; Frank J. Sulloway, “Birth Order, Sibling Competition, and Human Behavior,”in Conceptual Challenges i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Innovative Research Strategies, ed.Harmon R. Holcomb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1), 39–83; Heribert Hofer and Marion L. East, “Siblicide in Serengeti Spotted Hyenas: A Long-Term Study of Maternal Input and Cub Survival,”Behavioral Ecology and Sociobiology 62, no. 3 (2008): 341–51.

    38. + +

  38. R. Grant Gilmore Jr., Oliver Putz, and Jon W. Dodrill, “Oophagy, Intrauterine Cannibalism,and Reproductive Strategy in Lamnoid Sharks,” in Reproductive Biology and Phylogeny of Chondrichthyes, ed. W. M. Hamlett (Boca Raton, Fla.: CRC Press, 2005), 435–63;Demian D. Chapman et al., “The Behavioral and Genetic Mating System of the Sand Tiger Shark, Carcharias taurus, an Intrauterine Cannibal,”Biology Letters 9, no. 3 (2013),article 20130003.

    39. + +

  39. Martin Kavaliers, Klaus-Peter Ossenkopp, and Elena Choleris, “Pathogens, Odors, and Disgust in Rodents,”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119 (2020): 281–93; Valerie A. Curtis, “Infection-Avoidance Behavior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Trends in Immunology 35, no. 10 (2014): 457–64.

    40. + +

  40. 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56; Marvin Perry and Frederick M. Schweitzer, eds., Antisemitic Myths: A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Antholog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26; Roderick McGrew, “Bubonic Plague,” in Encyclopedia of Medical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45; David Nirenberg, Communities of Violence: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artina Baradel and Emanuele Costa, “Discrimination, Othering, and the Political Instrumentalizing of Pandemic Disease,”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deas 18, no. 18 (2020); Alan M. Kraut. Silent Travelers: Germs, Genes, and the “Immigrant Men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Samuel K. Cohn Jr., Epidemics: Hate and Compassion from the Plague of Athens to AI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41. + +

  41. Wayne R. Dynes, ed.,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 vol. 1 (New York:Garland, 1990),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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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amyak Pandey, “Roshni, the Shivpuri Dalit Girl Killed for ‘Open Defecation,’ Wanted to Become a Doctor,”Print, Sept. 30, 2019, theprint.in/india/roshni-the-shivpuri-dalit-girl-killed-for-open-defecation-wanted-to-become-a-doctor/2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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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udovico Ariosto, Orlando Furioso (1516), canto 14, lines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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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William Shakespeare, Henry VI, Part 2, in First Folio (London, 1623), act 4, sce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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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Juliet Barker, 1381: The Year of the Peasants’ Revol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W. M. Ormrod, “The Peasants’ Revolt and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9, no. 1 (1990): 1–30, doi.org/10.1086/385947;Jonathan Burgess, “The Learning of the Clerks: Writing and Authority During the Peasants’Revolt of 1381” (master’s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2022), escholarship.mcgill.ca/concern/theses/6682x91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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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Josephus, The Jewish War, 2:427.

    50. + +

  50. Rodolphe Reuss, Le sac de l’Hôtel de Ville de Strasbourg (juillet 1789), épisode de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n Alsace (Paris, 1915).

    51. + +

  51. Jean Ancel, Th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Romania (Jerusalem: Yad Vashem, 2003), 1:63.

    52. + +

  52. 罗马尼亚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的命运受到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但出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在1938年是否失去公民身份与之后是否遭到杀害有高度相关性。参见：“Murder of the Jews of Romania，” Yad Vashem，2024，www.yadvashem.org/holocaust/about/final-solution-beginning/romania.html#narrative_info; Christopher J. Kshyk, “The Holocaust in Romania: The Exter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Jews Under Antonescu’s Regime,”Inquiries Journal 6, no. 12 (2014), www.inquiriesjournal.com/a?id=947.

    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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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错误：绝对正确是一种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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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有句名言：“人都会犯错，但坚持错误则是一种邪恶。”各地神话故事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人类容易犯错，以及这些错误需要得到纠正。比如在基督教神话里，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纠正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即使是工人阶级也可能受到剥削者的愚弄，从而不清楚自身利益，所以需要由其明智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来领导。官僚机构也会不断地寻找错误，从文件的错误分类到程序的效率低下，等等。复杂的官僚机构常常设有自律机构，一旦遇上重大不利因素（比如战败或者金融崩溃），就会成立调查委员会来找出问题，并确保以后不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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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自我修正机制想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取得合法性。如果人一定会犯错，那么自我修正机制不也会犯错吗？为了避免像这样无限循环下去，人类常常幻想能有某种超人类、绝不会犯错的机制，能找出并纠正人类的错误。今天，大家可能都希望人工智能能够提供这样的机制。比如，马斯克在2023年4月宣称：“我准备开始一项计划，我称之为‘真相GPT’（TruthGPT），这是一个极致寻求真理真相的人工智能，目的是了解宇宙的本质。”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讨论为什么这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在以前的时代，这类幻想会以另一种样式出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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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个人生活而言，宗教有许多不同的功能，比如提供精神慰藉，解释生命的奥秘，等等。但就历史而言，宗教最重要的功能是为社会秩序提供超人类的合法性。无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印度教，它们都说自己的思想与规则来自一些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权威，不可能有任何错误，所以我们这些会犯错的凡人不得质疑或想要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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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人类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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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宗教的核心都离不开一个幻想，即与一个超人类的、绝对可靠的智能体相联结。正如我们将在第八章所探讨的，在今天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可以充分借鉴过去对宗教史的研究。在宗教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人相信某项教义确实来自某个绝对正确的超人类？就算原则上我渴望服从神的旨意，我又如何知道神到底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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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宗教史上，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在传达神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常常会相互矛盾。比如，A说有个神来到他的梦里，B说有个天使去找他，C又说自己在森林里遇见了一个精灵——大家讲的信息各不相同。人类学家哈维·怀特豪斯就谈道，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了新不列颠岛，对当地的拜宁人进行田野调查。一位叫塔诺特卡的年轻人生了病，陷入因发烧引起的谵妄，开始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比如“我是乌特卡”“我是支柱”。他讲的话多半只有哥哥班尼戈能听到，接着就是哥哥开始把这些话转述给其他人，并加上自己的创意解读。班尼戈说，自己的弟弟被一位名为乌特卡的祖灵附身，上天选中他来当整个社群的支柱，就像当地的房子都在中央有个支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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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康复，塔诺特卡继续讲了更多来自乌特卡的神秘信息，班尼戈也解读得越来越复杂。同时班尼戈自己也开始做起了梦，据说这些梦揭示了更多神谕。他声称世界末日就在眼前，并说服许多当地人授予他独裁权力，这样他就可以针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为大家做好准备。班尼戈于是频频举办豪奢的宴会与仪式，将部落资源浪费殆尽。后来，世界末日并未降临，但部落的人几乎都要饿死了，班尼戈的权力也就此崩溃。虽然仍有当地人相信他和塔诺特卡是神的使者，但大部分人都认定他们就是两个骗子，或者可能是魔鬼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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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区分神的旨意与凡人的发明或想象？除非你自己接到了神谕，否则想知道神说了什么，就只能相信塔诺特卡与班尼戈这些凡人的转述。然而，凭什么相信这些人呢，特别是我们根本不认识他们的时候？宗教总想让自己减少凡人的色彩，引导信众相信一些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法则，但到头来，宗教还是不得不要求信众去相信这个或那个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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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之一就是设立宗教监管机构，审查这些所谓传达神谕的人。早在原始社会，与祖灵等超人类实体的沟通交流往往交给一些宗教专家来处理。比如，拜宁人的传统灵媒被称为阿贡加拉加（agungaraga），它负责与神灵沟通，询问从疾病到作物歉收等不幸事件发生的原因。想当上阿贡加拉加，必须先加入一个传统机构，这种成员资格让他们比塔诺特卡与班尼戈更受信赖，权威性更稳定，也能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至于巴西的卡拉帕洛（Kalapalo）印第安人部落，宗教仪式都要由世袭的祭司安那陶（anetaū）来安排。而在古代凯尔特与印度社会里，类似的职务也专属于德鲁伊与婆罗门。随着各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日趋复杂，宗教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祭司与神使必先经过漫长艰苦的训练才能担起代表神祇的重任。人们不再需要相信任何声称自己见到了天使或携带神谕的普通人。比如在古希腊，如果有人想知道众神的看法，他就会去找像皮媞亚——在德尔菲的阿波罗神庙里传神谕的女祭司——这种经过认证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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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是传神谕的神庙，只要其神职人员由人来担当，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或贪腐。希罗多德就写道，在雅典被暴君希庇亚斯统治的时候，民主派就曾贿赂皮媞亚来提供协助。所以每当斯巴达人来找皮媞亚，想知道众神对官方或私人事务的看法时，皮媞亚总说，斯巴达人必须先把雅典从暴君手中解放出来才行。原本与希庇亚斯站在一起的斯巴达，最后不得不屈服于“众神”的意志，派军前往雅典，在公元前510年推翻希庇亚斯，雅典民主政体由此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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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类先知能够假传神的话语，那么宗教的关键问题就不可能通过创立寺庙神殿或祭司之类的宗教制度来解决。民众想要接触永不犯错的神，仍然需要通过一些容易犯错的人类。有没有可能完全绕过人类直接接触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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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正确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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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圣经》《古兰经》这样的宗教经典其实就是一种技术，人们希望借此绕过“凡人会犯错”这道障碍，而这些经典背后的宗教（比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是围绕着某种技术产物而建立的。要了解这项技术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须先谈谈“书”是什么，以及书和其他的书面文件有何不同。所谓书，就是把一堆文本（比如章节、故事、食谱或书信）放在一起印成许多份，而且有着相同的副本。这就让书与口述故事、官僚文件与档案都不同。口述故事的时候，每次讲的可能都稍有差异，转述得多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肯定会大相径庭。相反，书的每一个副本都完全相同。至于官僚文件，长度通常相对较短，也只会在一个档案库里留存一份。如果某个档案足够长，且有许多副本放在不同的档案库里，通常它也就被称为书了。虽然都是收集了很多文本，但书的概念与档案库不同：每个档案库的文本集合都有所不同，但一本书的每个副本都有着相同的章节、相同的故事或相同的食谱。因此，使用书这项信息技术，就能确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访问同一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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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前1000年开始，书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宗教技术。在先前的几万年间，神灵要和人类说话，必须通过萨满、祭司、先知、神使或其他人类信使，但到了公元前1000年，犹太教等宗教运动开始用书这种新技术来让神与人类沟通。有一本非常特别的书，据说里面的章节传达着神谕，涵盖了从宇宙创造到食品规则等万事万物。最重要的是，没有哪个牧师、先知或人类机构能够忘记或改变这些神谕，因为不论那些容易犯错的人类跟你说了什么，你都能够拿起那本绝不会有错的书认真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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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采用了书这种技术的宗教还是有一连串的问题有待解决。最显著的一个是：谁来决定在圣书中放进哪些内容？圣书的第一个定本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仍然需要人类的收集和编纂。尽管如此，信徒们仍然希望通过最高规格的努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如果能把最聪明、最值得信赖的人聚在一起，而且他们还能就圣书的内容达成一致，那么从这一刻起，我们就能把人的成分从这个循环中剔除，神圣的话语从此再也不受人类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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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流程，我们还是有许多质疑：该由谁来选出那些最聪明的人？用的是什么标准？要是这些人没有达成共识呢？如果他们后来改变心意了呢？但无论如何，过去都是用这个流程编纂了各种宗教经典，比如《希伯来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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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来圣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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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期间，犹太先知、祭司与学者创作了大量故事、文献、预言、诗歌、祷词与编年史，但在《圣经》描述的时代，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宗教经典，大卫王或先知以赛亚在世时可都没见过《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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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会提出一种错误的说法，说现存最早的《圣经》来自死海古卷。这些古卷收集了约900份不同的文献，多半写于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发现于死海附近的库姆兰旷野的几个洞穴。多数学者相信，这是附近某个犹太教派的档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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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在这些古卷中，并没有一个卷轴包含《圣经》的副本，也没有一个卷轴指出目前《旧约》的二十四卷书是个单一、完整的资料集。确实，有些卷轴记载了目前《圣经》正典的部分文本，比如有19个卷轴与一些残片手稿就保留了《创世记》的部分内容。然而，有许多记载在古卷里的文本，后来却没有包含在《圣经》之中。比如有超过20个卷轴与残片保留了《以诺书》的部分内容，据称《以诺书》的作者以诺是挪亚的曾祖父，里面谈到了天使与恶魔的历史，也预言了未来弥赛亚的降临。在库姆兰的犹太人显然同样重视《创世记》和《以诺书》，并不认为《创世记》就是正典，而《以诺书》就是伪经。事实上，如今在埃塞俄比亚仍然有部分犹太教与基督教教派把《以诺书》当作正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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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有些卷轴记载了那些未来加入正典的文本，内容也与如今的正典有所不同。比如，正典中的《申命记》32：8提到神将土地赐给各邦，是依照“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疆界。但在死海古卷所记载的版本中，是依照“上帝众子的数目”来划定疆界，这就暗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上帝不止一个儿子。在《申命记》8：6中，正典写的是要众人敬畏耶和华，但死海古卷的版本则是要众人敬爱耶和华。还有些差异的重要性远不止于字词的差异，比如死海古卷的《诗篇》就有几篇没有出现在《圣经》正典中（最著名的是《诗篇》151、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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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最古老的《圣经》译本——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完成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1世纪，与后来的正典有诸多差异。举例来说，《七十士译本》里有《多比传》、《犹滴传》、《便西拉智训》、《马加比书》（1~4）、《所罗门智训》、《所罗门诗篇》和《诗篇》151篇等；此外《但以理书》与《以斯帖记》篇幅更长；《耶利米书》则比正典版本短了15%；最后，在《申命记》32：8中，《七十士译本》的手稿写的多半是“上帝的众子”或“上帝的众天使”，而不是“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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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的犹太贤者（被称为拉比）激烈争论了好几个世纪，把正典的数据库加以简化，并决定在流通的众多文本中有哪些能收进《希伯来圣经》，真正成为耶和华的官方话语，又有哪些可以被排除在外。到耶稣时代，大部分经文已经尘埃落定，但直到一个世纪后，拉比们还在争辩《雅歌》到底该不该被放进正典里。有些拉比批评这篇只是世俗的爱情诗，而拉比阿基瓦（死于公元135年）则为《雅歌》辩护，认为这是所罗门王得到神启后的创作。阿基瓦有句名言：“《雅歌》是歌中之歌、圣中之圣。”到公元2世纪末，犹太拉比之间显然已经对哪些经文能收入《圣经》正典达成广泛共识，但有关这个问题以及各段经文的措辞、拼写与发音的争论并未停止，直到马所拉文本时代（公元7—10世纪）才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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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正典化的过程，决定了《创世记》是耶和华说的话，而《以诺书》、《亚当和夏娃传》（Life of Adam and Eve）、《亚伯拉罕遗训》（Testament of Abraham）则是人为捏造的。大卫王的《诗篇》成为正典（除了第151~155篇），但所罗门王的《诗篇》却没被收入。《玛拉基书》得到认可，但《巴录书》就没有。《历代志》被收录，《马加比书》则没被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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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有些在《圣经》里提到的书卷，却没能被收进正典。举例来说，《约书亚记》和《撒母耳记》都提到了某个非常古老的神圣经文《雅煞珥书》（《约书亚记》10：13，《撒母耳记下》1：18）。《民数记》则提到了“耶和华的战记”（《民数记》21：14）。而《历代志下》对所罗门王统治的结论是：“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希雅的预言书上，并先见易多论尼八儿子耶罗波安的默示书上吗？”（《历代志下》9：29）。无论是易多、亚希雅、拿单的书，还是《雅煞珥书》、《耶和华的战记》，都未被收入《圣经》正典。显然，这些内容并不是被刻意去除，而是被搞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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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正典内容确定，大多数犹太人也就慢慢忘记，在这个一片混乱的《圣经》编纂过程中，人类机制曾经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正统派犹太教认为，上帝亲自在西奈山把《托拉》（Torah，也就是《圣经》的前五篇）交给摩西。许多拉比进而主张，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创造了《托拉》，因此就算是早于摩西的圣经人物（比如挪亚和亚当），也能研读这部经文。至于《圣经》的其他部分，也被视为是由神创造或启示而成的经文，绝不是由一般人汇编而成的。在宗教经典内容确定之后，犹太人认为现在他们能够直接感受耶和华的话语，而且会犯错的人类或贪腐的机构是无法对之删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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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前，犹太人已经预想到了区块链的概念，开始为这份神圣法典制作大量的副本，所有犹太社群都该在自己的犹太教堂或研习之所至少摆上一份。这样做有两个目的。第一，大量传播《圣经》可以推动宗教的迅速普及，并能严格限制潜在的独裁者的权力。过去埃及法老王与亚述国王的档案库都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为难以估量的王权官僚制度赋予权力。但犹太人的宗教经典是将权力交给大众，即便将来遇上最厚颜无耻的领导者，他们也能要求他遵从神的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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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同一本书有许多副本，就能避免有人对文本动手脚。要是有几千份同样的副本分别位于不同的地方，哪怕只是想改动《圣经》中的一个字也很容易被识破。凭借在许多相隔遥远的地方都摆了大量的《圣经》，犹太人便能以神的主权取代人类的专制。于是，凭借书这种技术，社会秩序得到了保障，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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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制度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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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圣经》正典完全确定之前，这项圣经计划就遇上了很多困难。理论上，宗教经典应该是一项绝不出错的技术，但这里的问题并不限于确认这本宗教经典该收入哪些内容以及如何遣词造句。第一个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文本的复制。想让这本宗教经典发挥魔力，犹太人必须在各地都保存许多副本。当时犹太人集结的地方除了巴勒斯坦，还包括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而且从中亚一路到大西洋也开始出现新的犹太社群。在这些相距数千千米的不同地区，怎样才能确保抄写员不会有意无意犯下错误而更改这本宗教经典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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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那些决定了《圣经》正典的拉比又为这本宗教经典的抄写制定出严格的规矩。例如，抄写员在抄写过程的某些关键时刻不得暂停。当抄写员要写下神的名字时，“就算国王叫他，也不该回应。如果他正要连续写下两三个神的名字，则可以在其中停顿并回应”。拉比伊什梅尔（生活于公元2世纪）曾告诉一位抄写员：“你做的是天堂的工作，如果你删了一字或增了一字，你就会毁灭这整个世界。”事实上，抄写错误还是会悄悄发生，但世界并未因此毁灭，而且那些古代《圣经》确实没有两本是完全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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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也是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解读经文的方式。虽然大家都同意某本书极为神圣，也确定了用哪些字句，但对于同样的词语仍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圣经》上说安息日不应工作，却没说什么才算是“工作”。在安息日可以给农田灌溉吗？可以浇花或者给自己养的羊喂水吗？在安息日可以看书吗？可以写书吗？把纸撕开呢？根据拉比们制定的规矩，读书不算是工作，但撕纸就是工作，所以为了安息日，现在的正统派犹太人还会先撕好一叠卫生纸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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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也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23：19）。有些人的解读是，如果宰了一只山羊羔，不可以用它母亲的奶来煮，但若换了另一只山羊的奶，或是牛奶，就不受限制。但有些人解读的视角则比较广，认为这里的意思是肉类与乳制品就不该混在一起，所以如果吃了炸鸡，就不准喝奶昔。虽然这听起来实在有点儿荒唐，但大多数拉比认为第二种解读才正确（虽然鸡根本就不会分泌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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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问题在于，就算书这种技术能让这些神圣的字句固定不变，但书外面的世界却在转个不停，没人知道该怎样把旧的规矩与新的情境联系起来。《圣经》上的内容，多半集中于巴勒斯坦山区与圣城耶路撒冷的犹太牧羊人与农民的生活。但到公元2世纪，大多数犹太人都住在别的地方。比如，在亚历山大城（罗马帝国最富有的大都市之一）就有一个特别大的犹太社群，如果这里有个犹太航运巨头，就会发现《圣经》里讲的许多规定与他的生活根本无关，他真正面对的许多迫切问题，在这些神圣经文里也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比如，他根本不可能遵守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诫命，一来他就不住在耶路撒冷附近，二来整个圣殿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相较之下，他在需要判断安息日开船把谷物运往罗马是否符合犹太教律法的时候，又会发现《利未记》和《申命记》的作者完全没想过长途航运这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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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本宗教经典必然产生了诸多不同的解读和诠释，造成的影响甚至大于宗教经典本身。犹太人对《圣经》的解读方式吵得越凶，拉比们也就越能得到权力与威望。把耶和华的话语写成文字，本来是为了限制古代祭司制度的权威，但现在却使新的拉比制度权威大增。拉比成了犹太技术官僚的精英分子，在长年的哲学辩论与法律争论中不断磨炼理性与修辞技巧。当初采用书这个新的信息技术，大家都认为这样就能不受人类机制的影响，但现在却又需要由人类机制来解读宗教经典的内容，于是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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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比们终于对《圣经》的解读达成一些共识后，犹太人觉得机会再次成熟，以后他们就可以摆脱这些会犯错的凡人机制了。他们想象，如果做出一本新的宗教经典，写下所有已经达成共识的解读方式，再制作出大量的副本，未来在人类与神圣法典之间就不再需要任何人类干涉了。于是，经过反复讨论哪些拉比的观点应该被纳入，哪些又应该被排除，公元3世纪出现了一本新的宗教经典——《密释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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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密释纳》变得比《圣经》经典文本更具权威，犹太人开始相信《密释纳》不可能是人类创造的，觉得这肯定也是受到耶和华的启发，甚至就是由这位无懈可击的神亲自创作的。今天，许多正统派犹太人坚信《密释纳》是耶和华在西奈山交给摩西，接着经过代代口耳相传，最后才在公元3世纪写成书面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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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待到《密释纳》成了正典，开始抄写复制，犹太人又开始争辩《密释纳》该怎样解读才算正确。等到大家对《密释纳》的解读也有了共识，在公元5—6世纪又出现了第三部宗教经典《塔木德》，并很快成为正典。随后，犹太人又开始对《塔木德》的解读产生了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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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梦想着能通过宗教经典这种技术来避开会犯错的凡人机制，但这永远只是个无法实现的梦想。随着每一次反复循环，拉比机制的权力只会有增无减。“相信这本绝对正确的书”变成了“相信这个解读圣书的人”。《塔木德》对犹太教的影响其实远超《圣经》，而拉比对《塔木德》的解释的争论甚至比《塔木德》本身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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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本就不可避免，因为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公元2世纪犹太航运巨头提出的问题，《圣经》没有明确答案，必须等到《密释纳》和《塔木德》出现才得以解决。现代社会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却在《密释纳》和《塔木德》里找不到答案。例如，20世纪发展出的各种电器就让犹太人碰上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如在安息日的时候可以按电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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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派的答案是不可以。前面提过，《圣经》禁止在安息日工作，而在拉比们看来，电就像火，而过去大家已经明确生火算是工作，所以现在按下电器的按钮也是一种工作。但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有些犹太老人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高楼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为了避免工作，他们必须爬100级台阶才能回到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正统派犹太人特地发明了“安息日电梯”，这种电梯会持续在建筑物里上下移动，每一层楼都停，这样你就不用去按电梯的按钮，也就能避免做任何“工作”了。对于这个古老的故事，人工智能的发明又带来新发展。现在只要通过脸部辨识，人工智能就能快速把电梯叫到你这一楼层，完全不用担心亵渎安息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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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文本与解读方式，慢慢让犹太教出现了深远的改变。一开始，犹太教有许多祭司与会堂，重视仪式与献祭。在《圣经》时代，典型的犹太场景就是有一位祭司穿着溅上鲜血的长袍，在耶和华的祭坛上献祭羔羊。但几个世纪后，犹太教变成了一个信息宗教，醉心于文本与解读方式。从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城到21世纪的布鲁克林，典型的犹太场景成了一群拉比聚在一起争论文本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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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之所以令人惊讶，是因为《圣经》里几乎没有哪个段落是在争论什么文本的解读方式。像这样的争论，本不是圣经文化的一部分。例如，可拉等人质疑摩西为何有权领导以色列人民，并要求平分权力，这时候摩西并没有进行什么学术讨论，或是引用哪段经文来佐证，而是直接请神降下神迹，他话音刚落，“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民数记》16：31-32）。另外，有四百五十个侍奉巴力的先知，以及四百个侍奉亚舍拉的先知一起挑战以利亚，要他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公开证明耶和华比巴力和亚舍拉更有能力，而以利亚做的事情就是先奇迹般地召唤天上降下了火，接着就杀了那些异教的先知。没有人去读什么经文，也没有人去进行什么理性辩论（参见《列王记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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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犹太教把献祭换成文本，也就开始把信息视为现实的最基本构成要素，等于是预见了目前物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的概念。这时，人们越来越觉得拉比制造出来的大量文本比耕田、烤面包或在会堂里献祭羔羊更为重要，甚至更为真实。即使耶路撒冷圣殿被罗马人摧毁，所有圣殿仪式都已停止，拉比们仍然投入大量心力撰写文本，规定怎样进行圣殿仪式才算正确，而接着就是开始争辩这些文本该如何被正确解读。在圣殿已经消失了几个世纪之后，关于怎样进行这些根本不存在的仪式的信息却有增无减。拉比们并不是不知道文本与现实之间有落差，只不过对他们来说，撰写及争辩这些关于仪式的文本，比实际执行仪式重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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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拉比们开始相信，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信息域：由文字组成，以希伯来字母组成的代码进行运作。他们还进一步认为，这个信息宇宙的存在，是为了让犹太人能够阅读这些文本，争论这些解读方式；如果犹太人不再阅读这些文本并进行争辩，整个宇宙也将不复存在。把这种观点放到日常生活中就意味着，在拉比看来，文本里的那些文字比世界上的事实更重要。更准确地说，那些出现在神圣经文里的字词，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实，塑造了个人与所有社群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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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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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谈到《圣经》的正典化，以及《密释纳》与《塔木德》的创作过程，但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在把耶和华的话语正典化的过程中创造出的圣经文本不是一条文本链，而是好几条文本链在互相竞争。有些人虽然相信耶和华，但并不相信那些拉比。像这样的异议分子，多半接受这个圣经文本链里的第一部分——《旧约》。但早在拉比对这个部分确定之前，异议分子就已经不愿相信这套拉比制度的权威，当然也就不愿相信后续的《密释纳》与《塔木德》了。这些异议分子就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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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公元1世纪出现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宗教，而是许多不同的犹太运动。这些运动唯一的共识，大概就是认为如果要说谁对耶和华的话语拥有最终解释权，那应该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拉比制度。基督徒同意《创世记》《撒母耳记》《以赛亚书》都是神圣的经文，但认为拉比对这些经文有所误解，并认为在讲到像是“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书》7：14）这样的段落时，只有耶稣及其门徒掌握了经文的真意。比如，拉比们认为，这里的“童女”意思是“年轻的女子”，以马内利（Immanuel）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希伯来语的immanu意思是“与我们同在”，而el则是“神”），于是整段经文的解读就是在犹太人艰苦抵御外界帝国压迫的时候，神答应了要帮助犹太人度过苦难。相较之下，基督徒认为“童女”的意思是“处女”，以马内利的意思则是神会自己降生为人，因此这段经文就是在预言神圣的耶稣将会通过圣母马利亚降生在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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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拒绝拉比制度，同时接受新的神启，基督徒打开了通往混乱的大门。从公元1世纪开始，到2世纪和3世纪则愈演愈烈，各个门派的基督徒开始对《创世记》《以赛亚书》等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解读，并提出许多神的新信息。既然基督徒不接受拉比的权威，而且耶稣已经不在，无法做出最后的裁决，再加上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会，那么在这许许多多的解读方式与信息中，谁能决定哪些才是真正的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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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世界末日”这件事，当时可不是只有约翰的《启示录》在谈，而是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比如《彼得启示录》《雅各启示录》，甚至《亚伯拉罕启示录》都有提到。至于耶稣的生平与教诲，除了有《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大福音书，早期基督教甚至还有《彼得福音》《马利亚福音》《真理福音》《救世主福音》，族繁不及备载。同样，除了《使徒行传》，还有《彼得行传》《安得烈行传》等至少十几本行传。至于书信就更丰富了。如今的基督教圣经《新约》，多半收录的是保罗书信十四卷、约翰书信三卷、彼得书信两卷，以及雅各与犹大各一卷。但古代基督徒不但读过保罗的其他书信（比如《老底嘉书》），而且读过许多据称是由其他门徒与圣徒所写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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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写的福音书、书信、预言、比喻、祷文与其他经文越多，信徒就越难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所以，基督徒需要有个机制来协助筛选，《新约》由此而生。大约在同一时期，犹太拉比之间的辩论产生了《密释纳》与《塔木德》，而基督教的牧师、主教与神学家之间的辩论则产生了《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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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367年的一封书信里，亚历山大的亚大纳西主教推荐了二十七卷虔诚的基督徒应该阅读的文本，广纳各种内容，包含许多不同作者在不同时间与地点所写的故事、书信和预言等。亚大纳西推荐约翰版本的《启示录》，但不推荐《彼得启示录》《亚伯拉罕启示录》；他认同保罗的《加拉太书》，但不认同保罗的《老底嘉书》；他支持《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但不接受《多马福音》与《真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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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世代，在希波会议（393年）与迦太基会议（397年）上，主教和神学家共聚一堂，正式将这份建议清单列为正典，成了后来的《新约》。基督徒讲到《圣经》的时候，讲的是《旧约》与《新约》。相较之下，犹太教从未接受《新约》，他们讲到《圣经》的时候，心里想的只有《旧约》，并有《密释纳》与《塔木德》作为补充。有趣的是，希伯来文到现在还没有单一字词能够指称《旧约》加上《新约》的这本基督教经典。犹太教认为这就是两本完全不相关的书，并且坚决不承认可能有一本书同时收录了这两部著作，即使它有可能是全世界普及率最高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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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新约》真正的创作者并不是二十七卷经文的作者，而是那些选出这二十七卷经文的人。由于这个时期留下的证据很少，我们并不知道亚大纳西的经文建议清单是他个人的判断，还是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的意见。我们知道的是，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基督徒的推荐清单有许多不同版本。最早的这类清单是由锡诺普的马吉安在公元2世纪中叶编纂的，里面列出的经典只有《路加福音》与保罗的十卷书信，而且就连这十一卷经文，也与后来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上成为正典的版本有所不同。马吉安要么不知道《约翰福音》与《启示录》等其他经文，要么就是对这些经文的评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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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大纳西主教同时代的教父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则只推荐了二十二卷经文，《彼得后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犹大书》与《启示录》等都未被列入。到现在，中东有一些基督教会使用的仍然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推荐的这份较短的清单。亚美尼亚教会花了大约1000年才决定了该如何处理《启示录》，并决定将《哥林多三书》纳入其正典，但其他教会（如天主教与新教教会）则认为《哥林多三书》是伪经。埃塞俄比亚教会除了完全接受亚大纳西推荐的清单，还加了四卷经文：《亚历山大教会训诲》、《克莱门特一书》、《圣约》与《使徒教规》。也有的清单收录的是两卷的《克莱门特一书》、《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彼得启示录》，以及其他各种没能列入亚大纳西清单的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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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知道各个教会、教会议会与教父支持或反对各卷经文的确切原因，但这件事的影响非常深远。教会决定了经文，经文会反过来塑造教会。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有些早期基督教领袖认为女性的智力与道德不及男性，也认为女性在社会上与基督教社群中只能扮演从属的角色。这些观点就反映在《提摩太前书》这样的经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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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据称由圣保罗所写的经文中写道：“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前书》2：11-15。）然而，有些现代学者与马吉安等古代基督教领袖认为，这卷书信其实是在公元2世纪创作的伪作，虽然号称由圣保罗所写，但其实出自他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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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摩太前书》相反，在公元2—4世纪的一些重要基督教经文里，其实可以看到男女平等，甚至是女性有权担任领导角色的表述，例如《马利亚福音》或《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的成书时间与《提摩太前书》相近，曾经风行一时，谈的是圣保罗与女门徒特克拉的冒险经历，讲述了特克拉不但创造了无数奇迹，还亲手为自己施洗，也常常布道传教。有长达数个世纪，特克拉一直是极受尊崇的基督教圣徒，并证明女性也可以施洗、传教，担任基督教社群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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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波会议与迦太基会议之前，很难说《提摩太前书》与《保罗与特克拉行传》究竟哪个更权威。就因为一群主教和神学家把《提摩太前书》列入他们的推荐清单，而摒弃了《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也就塑造了基督徒对女性的态度，直至今日。我们只能猜想，要是《新约》收录的是《保罗与特克拉行传》，而不是《提摩太前书》，现在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许除了亚大纳西这样的教父，教会里面也会有教母，而厌女则会被认为是危险的异端邪说，玷污了耶稣让人博爱的训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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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忘记是一群拉比编纂了《旧约》，大多数基督徒也忘记了是教会会议编纂了《新约》，而以为《新约》本来就是上帝绝对正确的圣言。虽然众人将宗教经典视为绝对的权威来源，但在编纂的过程中，真正的权力其实是在编纂机构手中。在犹太教中，《旧约》与《密释纳》的正典化，其实与拉比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中，《新约》的正典化也是与一个统一的基督教的建立密切相关的。基督徒之所以愿意信任教会人员（比如亚大纳西主教），是因为这是《新约》说的；而他们之所以愿意信任《新约》的内容，又是因为这是主教们让他们读的。想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一项绝对正确的超人类技术，反而造就了一个全新且极其强大的人类机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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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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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流逝，解读方式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开始让宗教经典与教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断偏向机构一方。犹太教经典需要有人解经，这让拉比有了权力；基督教经典同样需要有人解经，这也让教会有了权力。同一句耶稣的话、同一卷保罗的书信，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到头来就是由机构决定哪种才是正确的。反之，机构也会因为宗教经典的解经权之争而一再受到动摇，比如西方天主教与东正教就出现了制度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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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基督徒都读过《马太福音》里的“登山宝训”，知道我们该爱我们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以及温柔的人必将承受地土。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徒可能会将其解读为拒绝使用武力，或是拒绝所有社会阶级。但在天主教会看来，这种和平主义、平等主义的说法简直是异端邪说。天主教会对耶稣话语的解读方式，让教会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地主，发动了暴力的十字军东征，也建立了凶残的宗教裁判所。天主教神学虽然承认耶稣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但又说烧死异端分子也是一种爱，因为这能够避免他人成为异端分子，等于把他们从地狱之火中拯救出来。法国宗教裁判官雅克·富尼耶曾在14世纪初写了一大篇论文来谈登山宝训，认为这段经文提供了猎杀异端分子的理由。富尼耶的观点绝不是什么边缘观点，他正是后来的教皇本笃十二世（1334—1342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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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尼耶身为宗教裁判官及后来的教皇，自然要确保天主教会对这部宗教经典的解读方式能占上风，于是富尼耶与教友除了暴力胁迫，还把持了圣书的制作。欧洲在15世纪出现凸版印刷术之前，除了最富有的个人或机构，要大量制作同一本书实在难如登天。天主教会运用其权力与财富，一方面传播自己偏好的经文版本，另一方面还禁止制作传播那些其认为是讹误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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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偶尔还是会有一些自由思想家提出所谓异端思想，但由于教会控制了中世纪信息网络的关键节点（比如印刷工坊、档案库、图书馆），从而避免了异端分子把论点制作成多个副本后到处传播。如果你想体会一下当时的异端分子传播观点有多难，利奥弗里克可以为例：他在1050年上任埃克塞特主教的时候，在这座大教堂的图书馆里只找到5本书，他立刻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抄写工坊，但在他1072年去世前的22年间，这些抄写员也不过制作出了66本书。13世纪的牛津大学图书馆也是只有几本书，就放在圣玛丽教堂下的一个箱子里。1424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总数也只有122册。牛津大学1409年发布了一项规定，要求在牛津研读的“所有新近文本”必须先经过“由大主教任命的12名神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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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想把整个社会都关进一个回声室里，只允许那些支持教会的书传播，因为几乎所有书都支持教会，民众当然也就会相信教会。即使是不识字、不读书的一般人，也会因为看到大家在诵读或阐述这些珍贵的经文而心生敬畏。于是，因为相信像《新约》这样的超人类技术理论上应该绝对正确，反而导致天主教会这种极度强大的人类机构崛起，它把所有反对意见视为“谬误”，不允许任何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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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富尼耶这些天主教的信息专家成天读着托马斯·阿奎那如何解读奥古斯丁对圣保罗书信的解读，最后还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这些相互关联的文本并不是在呈现现实，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信息领域，甚至比犹太拉比所创造的信息领域更大更强。中世纪的欧洲就这样被笼罩在这个信息茧房里，所有日常活动、思想与情感都是由关于文本的文本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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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科学与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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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通过把权威投射在一个绝对正确的文本上，借此避开凡人可能的错误，这件事从未成功。如果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当初犹太拉比或天主教神父有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后续的新教宗教改革其实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了这个实验——也总是得到同样的结果。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及其继任者都认为，在民众与《圣经》之间，不需要任何不可靠的人类机构与制度。基督徒应该摒弃所有寄生在《圣经》上的官僚机构，重新与上帝最初的圣言联结。然而，“上帝的圣言”从来没有对自己做出任何解读，结果就是除了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甚至许多其他新教教派都成立了自己的教会机构，并赋予这些机构解读文本、迫害异端的权力。如果绝对正确的文本只会孕育既有谬误又爱压迫人的教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人一定会犯错这个问题？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办法就是创造出一个与教会完全相反的事物，也就是信息的自由市场。天真的信息观认为，只要消除一切限制，让信息自由流动，所有错误终将无所遁形，而由真理与真相取而代之。但如同我们在序言中所言，这只是一厢情愿。让我们更深入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让我们回到信息网络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时代——欧洲印刷革命期间，看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15世纪中叶，印刷机被传入欧洲，开始能够相对快速、便宜、秘密地大量生产文本，天主教会即便反对也无可奈何。据估计，1454—1500年这46年间，欧洲印制的书籍超过1200万册。相较之下，在之前的1000年间，靠着手工抄写制作出的书籍只有大约1100万册。到1600年，各种边缘人士（异教徒、革命者、原始科学家）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更广泛、更容易地传播他们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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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网络史上，早期现代欧洲的印刷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欧洲信息网络的束缚。一般认为，正是因为印刷革命让民众比过去更自由地交流信息，才最终引发了科学革命。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如果没有印刷术，哥白尼、伽利略等人要发展并传播他们的理念肯定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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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印刷术并非科学革命最根本的原因。印刷机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文本原原本本地复制出来，但它无法提出任何新的想法。在那些认为印刷术带来科学的人眼中，生产及传播更多信息就是在将大众引向真理与真相。事实上，印刷术能够迅速传播的除了科学事实，还有宗教幻想、虚假新闻和各种阴谋论。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当数猎巫事件。当时欧洲人都相信有一批信奉撒旦的女巫，这导致了席卷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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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时代，人类社会都曾深信有魔法、女巫，但不同社会对女巫的想象与反应截然不同。有些社会认为女巫会控制灵魂、与死者交谈，并能预测未来，也有些社会相信女巫会偷走耕牛、寻找宝藏。有些地方相信女巫会带来疾病、让庄稼枯萎，还会调制爱情灵药，而有些地方则认为女巫会在半夜摸进别人的屋子，做一些家务，偷走人家的牛奶。某些地区认为施展巫术的多半是女性，而有些地区则认为通常是男性在施展巫术。有些文化很害怕女巫，会动用暴力迫害，但有些文化能够包容女巫，甚至尊重女巫。最后，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哪个年代，都有些社会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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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大多数欧洲社会都属于最后一种，根本不在意什么女巫。中世纪天主教会并没有把女巫看成对人类的重大威胁，有些教会人士甚至还劝阻民众不要猎巫。根据颇具影响力的10世纪经典《主教教规》（Canon episcopi，其中定义了中世纪教会对巫术的教义），巫术多半就是一种幻觉，而相信巫术属于违反基督教的迷信。所以，欧洲的猎巫热潮其实不能说是中世纪的现象，而是一种现代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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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活动在阿尔卑斯山一带的教会人士与学者从基督教、地方民间传说与古希腊古罗马遗产当中取用各种元素，结合成一套新的巫术理论。在这之前，虽然大家也害怕女巫，但会认为这就是个地方性问题——女巫就是些个人犯罪分子，是这些人自己太坏，操弄魔法手段来谋财害命。相较之下，新的学术理论认为女巫对社会的威胁可没那么简单，在她们的背后是撒旦领导的一个全球性的女巫组织，形成了一个制度化阴谋反抗基督教的宗教，目的就是彻底摧毁社会秩序和人类。这套理论认为，女巫会在夜间举行盛大的恶魔集会，她们崇拜撒旦、杀害儿童、啃食人肉、恣意狂欢，并施展咒语来引发风暴、疫病与各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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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论的启发下，1428—1436年，阿尔卑斯山西部瓦莱地区的教会人士与贵族发动了第一场大规模的猎巫与审判活动，最后处决了超过200名的男女巫师。以这个地带为核心，一套全球女巫阴谋论就这样传向欧洲各地，但此时这种想法绝非主流，一来天主教会并不相信，二来其他地区也没有像瓦莱地区一样出现大规模的猎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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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年，多明我会修士暨宗教裁判官海因里希·克雷默在同样位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奥地利蒂罗尔展开了另一场猎巫行动。克雷默深信这套新出炉的全球撒旦阴谋论，他似乎有些精神错乱，指控各种撒旦巫术的时候还带着严重的厌女倾向与性别执着。以布里克森的主教为首的当地教会当局对克雷默的指控并不认同，认为克雷默的举动给当地造成了困扰。他们中止了克雷默的裁判过程，把他逮捕的嫌疑人通通释放，还把他赶出了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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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利用印刷品发动反击。在被放逐两年后，他编纂出版了《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一书，这是一本告诉你如何找出并杀害女巫的指导手册。克雷默在书中一一细数这场全球性的阴谋，也谈到诚实可信的基督徒如何抓住并打败女巫。特别是他建议运用各种可怕的酷刑来逼迫涉嫌使用巫术的人招供，而且坚决认为一旦认定有罪就唯有死刑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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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编纂整理了许多他先前的想法与故事，再运用他丰沛而充满仇恨的想象不断增加各种细节。根据类似《提摩太前书》这些古老基督教义里的厌女概念，克雷默让巫术性别化。在他看来，施行巫术的多半是女性，因为巫术起源于欲望，而他认为女性的欲望比男性更强烈。他警告读者，性行为可能会让原本虔诚的女性变成女巫，而她的丈夫也会就此落入巫术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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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之锤》足足用了一整章来谈论女巫偷走男性生殖器的能力。克雷默详细地讨论了女巫是真的能够从男性身体上把生殖器偷走，还是只是在男性的心中制造出一种被阉割的幻觉。克雷默问道：“那些女巫有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收集大量的男性器官，可能多达二三十个，然后把它们放在鸟巢中或锁在盒子里。很多人都看过，这些器官会像活的一样动来动去，还会吃燕麦和玉米。对这样的女巫，大家该怎么想？”接着他又讲了一个他听来的故事：“在丢了男性器官之后，他找到一位有名的女巫，拜托她把器官还给他。她告诉这个痛苦的人爬上一棵树，说树上的鸟巢里有好几个，他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可是等他挑了一个大的时，女巫却说那个不行，因为那可是本堂神父的。”许多现代人知道的有关女巫的观念和经典形象（比如施展巫术的多半是女性、女巫会有狂野的性行为、女巫会残杀儿童），其实都是在克雷默的书出版后才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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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布里克森的主教一样，其他教会人士一开始也不相信克雷默的疯狂想法，教会专家也曾对这本书有所抵制。然而，《女巫之锤》偏偏成了早期现代欧洲最畅销的书之一，毕竟里面迎合了人类最深的恐惧，也撩起人类对狂欢、食人、谋杀儿童与撒旦阴谋的浓烈兴趣。时至1500年，这本书已经出了8版，到1520年又出了5版，到1670年又出了16版，还有许多地方方言译本。《女巫之锤》就这样成为关于巫术与猎巫的权威著作，还引发了诸多模仿与延伸的作品。克雷默的名气越来越大，作品也赢得了教会专家的认同。1500年，克雷默被任命为教皇代表，还成了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宗教裁判官。就算到现在，他的想法还在继续塑造着这个世界，许多关于全球撒旦阴谋论的理论（比如“匿名者Q”）都是借鉴并延续了他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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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欧洲的猎巫热潮或许太过夸张，但全球撒旦阴谋论能够传播得如此迅速，印刷术肯定扮演了关键角色。随着克雷默的想法越来越受欢迎，印刷机除了印出越来越多的《女巫之锤》及山寨版本，还印制了许多廉价的传单，这些传单上不但有煽情的文字，还常常附上生动的插图，主要内容都是有人受到恶魔攻击，或是女巫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这些印刷品甚至还提供了荒谬的统计数据，叙述这场女巫阴谋的规模有多么惊人。据勃艮第法官兼猎巫师亨利·博盖（1550—1619）猜测，仅法国就有30万名女巫，而在整个欧洲则高达180万名。类似的说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歇斯底里，在16世纪与17世纪导致4万~5万名被指控施行巫术的无辜者受到酷刑甚至处决。这些受害者来自各行各业的不同年龄层，甚至包括年仅5岁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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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只要抓到一星半点儿的证据，不管有多么薄弱，就会开始互相指控使用巫术，常常只是为了报复个人受到的侮辱，或是获得经济或政治上的好处。只要开始正式调查，遭指控的人就像是迎来了世界末日。《女巫之锤》推荐的审问手段确实惨无人道。被告如果承认自己行巫术，就会遭到处决，财产由原告、刽子手与裁判官瓜分。被告如果拒绝认罪，恰恰“证明”了他们如恶魔般顽固，于是会受到各种可怕的酷刑折磨：折断手指，用火烫的钳子撕开皮肉，将身体拉到断裂，或是直接被丢入沸水之中，不一而足。被告早晚会受不了而招供，接下来就是完成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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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1600年，慕尼黑当局以涉嫌使用巫术的罪名逮捕了帕彭海默一家，包括父亲保卢斯、母亲安娜、两个成年儿子，以及一个10岁的男孩汉塞尔。裁判官的审问一开始就从小汉塞尔下手。整个审讯过程的记录，现在还能在慕尼黑档案库里查到。一个审讯者对这名10岁男孩下了一个注解：“可以把他折磨到极限，让他指控他的母亲。”经过了让人难以言喻的折磨之后，帕彭海默一家承认了多项罪行，包括以巫术杀死265人，以及造成14场毁灭性的风暴。他们都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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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成年人的身体被烧红的钳子撕开，两个成年儿子的四肢被车轮碾碎，父亲被钉上木桩，母亲被割去乳房，接着所有人被活活烧死。10岁的汉塞尔被迫目睹这一切，并在四个月后同样遭到处决。猎巫者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到处搜捕“恶魔”及其同伙，但其实他们如果真的想找到恶魔，只需要照照镜子就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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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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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行动很少在杀死一人或摧毁一个家庭之后就结束。因为这背后的基本理论就是默认有个全球阴谋，所以被控施行巫术的人在酷刑之下，还得招出其他所谓的共犯。这就会被当成证据，使更多人遭到监禁、折磨或处决。哪位官员、学者或教会人士要是敢发声反对这些荒谬的做法，则会被视为女巫同伙的证据而遭到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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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1453年，撒旦阴谋论刚开始萌芽时，法国神学博士纪尧姆·埃德林曾经勇敢地声称应趁早剪除这个阴谋论以免蔓延。他搬出中世纪《主教教规》的说法，即巫术只是一种幻觉，女巫无法真的在夜间飞去见撒旦，与撒旦签订契约。但埃德林本人随即被指控为巫师，遭到逮捕。在一番严刑拷打之后，他供称自己也曾骑着扫帚飞上天，与撒旦签订契约，而且是撒旦要他宣扬巫术只是幻觉。他遇上的法官以“宽大”为怀，让他免于死刑，只需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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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行动揭示出，一旦创造了一个信息领域，就可能带出怎样的阴暗面。人们不断讨论猎巫，就像拉比们讨论《塔木德》、学者们讨论基督教经文，让信息的海洋不断扩张，但并不是呈现既有现实，而是创造了新的现实，最终催生了猎巫行动。所谓女巫，一直就不是一个客观现实。在早期现代欧洲，没有人与撒旦有性行为，也没有人能骑着扫帚飞行，或是制造出一场冰雹。然而，女巫就这样成了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就像金钱一样，因为众人不断交换着关于女巫的信息，才让女巫变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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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猎巫官僚体系都在全力推动这样的信息交换。比如神学家、律师、裁判官与印刷机的持有者，他们的生计靠的就是收集和制作关于女巫的信息，对女巫进行分类，调查女巫的行为模式，以及建议应如何揭露并击败女巫。职业猎巫者接受政府与城市委托，并收取大笔费用。档案库里放满了猎巫行动的详细报告、女巫审判的规章，以及被指控女巫供出的冗长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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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巫专家利用这些数据来持续改进他们的理论。就像学者会争论宗教经典的解读方式是否正确一样，猎巫者也会争论《女巫之锤》或其他重要书籍该如何解读。猎巫官僚体系也做了一般官僚常做的事：发明“女巫”这个只存在于主体间的类别，并且硬把这个类别套用到现实中。猎巫机构甚至还印出了表格，附有标准的巫术指控与供词，并留出空白，在这里可填写日期、姓名与被告的签名。这一切信息产生了大量的秩序与权力，有些人正是以此获得权威，而整个社会也会以此来约束成员。但这种手段既不会产生任何真理真相，也无法产生任何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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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猎巫官僚体系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信息，断言这些信息只是幻想、不值得一提变得越来越困难。难道在这么多的猎巫资料中，真的就没有半点儿真相吗？不是有那么多博学的教会人士，写出大批相关的著作吗？不是有那么多受人尊敬的法官，依照相关的审判规程做出判决吗？不是有数以万计的认罪记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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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全新的主体间现实实在太具说服力，就连一些被指控使用巫术的人也开始相信自己确实是全球撒旦阴谋论的一部分。毕竟，如果大家都这么说，肯定就是真的吧。就像第二章提到的，人类很容易会接受一些其实不存在的记忆。在早期现代欧洲，至少有一部分欧洲人曾经梦想或幻想自己能够召唤魔鬼，与撒旦发生性行为，抑或施展巫术，而在他们被指控是女巫或巫师的时候，他们还误以为这些幻想就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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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虽然猎巫行动在17世纪初达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峰，而且许多人都认为这件事显然错得离谱，却又很难直接说这就是幻想、完全不值得相信。早期现代欧洲最严重的一场猎巫事件，发生于17世纪20年代末德国南部的班贝格与维尔茨堡。班贝格当时人口不到12000人，但从1625年到1631年，就有多达900名无辜者遭到处决。而维尔茨堡的11500人口中有1200人遭到严刑拷打并致死。1629年8月，维尔茨堡采邑主教的法律干事写了一封信给朋友，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猎巫行动，并坦承自己对此事深感怀疑。这封信值得我们长篇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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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巫的事——又重新开始了，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形容。啊，如此令人哀痛——这座城里还有400人，地位有高有低，各个阶级、各个性别都有，甚至还有神职人员，他们都受到强烈的指控，随时可能被捕。采邑主教有40多个即将成为牧师的学生，其中就有十三四人被说是女巫。几天前，一名主持牧师被捕，另外两名被传唤的牧师则已经逃跑。我们教会法庭的公证人是个非常有学识的人，但昨天被捕了，遭到严刑拷打。总而言之，这座城里肯定有三分之一的人被卷入。神职人员里最富有、最有吸引力、最杰出的那些人都已经被处决。一周前，有一位19岁的少女被处死，大家都说她是全城最美的女孩，人人都觉得她如此谦逊而洁净。在她之后，还有七八个最优秀、最有魅力的人被处死……就这样，许多人因为被指控背弃上帝、参加巫师的舞会而遭到处决，但之前从未有人对他们有任何指控或说过一句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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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悲惨事件，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有些才三四岁的孩子，总数可能达到300人，被说和魔鬼发生过性关系。我见到有7岁的孩子被处死，还有一些原本前程大好的学生，才10岁、12岁、14岁、15岁……可是我不能，也不该再写下更多这样的悲惨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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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主教的法律干事又在信后加上了一段耐人寻味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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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生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但毫无疑问，在一个叫弗劳伦贝格的地方，恶魔曾亲自带着8000名追随者举行集会，在他们面前做弥撒，并用削下来的萝卜皮及其边角料代替圣餐发给会众（也就是那些女巫）。那里发生的事不仅肮脏，而且如此可憎可恶，我光是下笔都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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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信中，我们虽然看到他对维尔茨堡疯狂猎巫深感震惊，却也看到他深信这一套女巫的撒旦阴谋。虽然他并未目睹任何巫术，但有了这么多关于女巫的信息，让他难以怀疑这一切。猎巫行动就是一个有毒信息传播造成的灾难。从这个典型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息是如何造成问题的，而且更多信息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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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现代学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有些有识之士也这么认为。西班牙的一位宗教裁判官阿隆索·德萨拉萨尔·弗里亚斯就对17世纪初的猎巫与女巫审判做了彻底调查，结论是“我并未找到任何证据，甚至任何最细微的迹象，能够推断真的发生过任何巫术行为”，而且“在有人开始谈论或写下关于巫术的事之前，根本不存在女巫，也不存在被巫术迷惑的人”。弗里亚斯不但清楚了解主体间现实的意义，也正确地看出整个猎巫行动都属于存在于主体间的信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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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欧洲猎巫热潮的历史显示，光是消除信息流动的障碍，不一定就能发现真相、传播真理，反而容易导致谎言与幻想的传播，创造出有毒的信息领域。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让思想市场完全自由，就可能鼓励传播各种愤怒与煽情，而牺牲掉真理与真相。原因并不难理解。印刷商与书商从《女巫之锤》这种狗血故事中赚到的钱，要比从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种枯燥的数学专著中赚的多太多了。《天体运行论》是现代科学传统的奠基之作，其伟大发现可以说是惊天动地，它打破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论调，开启了哥白尼革命。然而，这本著作在1543年首次出版时，连首印的400册都卖不掉，一直到1566年才以类似的印数出了第二版。至于第三版，得等到1617年才出版。阿瑟·凯斯特勒就曾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一本史上最不畅销的著作。所以，能够真正推动科学革命发展的既不是印刷术，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信息市场，而是能够解决“人会犯错”这个问题的创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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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人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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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刷术与猎巫的历史可以看出，自由的信息市场并不一定能让人发现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因为在这样的信息市场里，暴行的优先级可能比真理与真相更高。而想要让真理与真相胜出，就必须建立筛选机制，让天平往事实那一方倾斜。但从天主教会的历史就能看到，这样的机构可能会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排除异己，给所有异见贴上错误的标签，以免机构自身的错误被曝光而遭到纠正。我们有没有可能建立起更好的筛选机制，让这些权力去追求更多的真理与真相，而不是让机构积攒更多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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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欧洲就曾出现过这种筛选机制的基础，后续也正是这些机制奠定了科学革命的基础——不是印刷术，也不是《天体运行论》这样的书。这些重要的筛选机制其实并不是高等院校，许多科学革命最重要的领导者并不是大学教授。比如尼古拉·哥白尼、罗伯特·波义耳、第谷·布拉赫、勒内·笛卡儿，都不曾担任什么学术职位。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也算不上学界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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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学革命扮演重要角色的筛选机制，是在联结了大学内外的学者与研究人员后形成的一个横跨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信息网络。科学革命要想加快步伐，科学家就必须相信远方同行发布的信息。从几种机制中都能看到，众人虽然素未谋面，却愿意相信彼此的研究成果。第一是各种科学协会，例如成立于166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成立于1666年的法国科学院。第二是各种科学期刊，比如《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1665）、《皇家科学院刊》（Histoire de l’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1699）。第三是各家科学出版商，比如策划了《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72）这类作品的机构。这些机制是以实证证据为基础来整理信息，让人们关注的是哥白尼的发现，而不是克雷默的幻想。当一篇论文被提交给《皇家学会哲学学报》时，编辑主要问的问题不是会有多少人愿意付费阅读这篇文章，而是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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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些新的机制如蛛网般脆弱，缺乏那种要重塑人类社会所需的强大力量。《皇家学会哲学学报》的编辑不像那些猎巫专家，无权严刑拷打或处决任何人。法国科学院也不像天主教会，并没有庞大的领地或预算。但这些科学机构就是因为一个特别的原因而得到信赖，进而逐渐积累其影响力。教会叫众人相信它，给出的理由是教会掌握了绝对真理，而形式就是一本无懈可击的宗教经典。相对而言，科学机构之所以能取得权威，是因为它们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揭露并修正自身的错误。科学革命真正的引擎正是这些自我修正机制，而不是印刷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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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人类是因为发现了自己的无知，才推动了科学革命。那些信奉某本经典的宗教，会觉得它们已经取得了无懈可击的知识来源。基督徒有《圣经》，穆斯林有《古兰经》，印度教徒有《吠陀经》，佛教徒有佛经。但科学文化并没有这样的神圣经典，也从未宣称某位科学泰斗是绝不会犯错的先知、圣人或天才。科学革命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绝对正确这种事，其打造的信息网络也认为错误本就不可避免。当然，大家经常谈到哥白尼、达尔文与爱因斯坦如何有天赋，但并不会说其中任何一位绝对完美无缺。这些科学家都犯过错误，即便是最著名的科学著作肯定也会有错误与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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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天才，也难免受到证真偏差的影响，所以并不能信任天才肯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科学是一项团队工作，需要团队互相配合，而不可能只靠单一科学家或者某本所谓绝对正确的书。当然，机构也可能出错。但科学机构与宗教机构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鼓励怀疑与创新，而不鼓励遵循与顺从。科学制度与阴谋论的不同之处在于，科学鼓励的是怀疑自己，而阴谋论者常常对众人既有的共识表示怀疑，认为他们自己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从而落入了证真偏差的陷阱。科学的标志不仅仅是怀疑，而且是自我怀疑，在所有科学机构的核心，都能看到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科学机构确实对某些理论（比如量子力学或演化论）的正确性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只是因为这些理论成功顶住了一波波强力挑战，而且质疑者除了外部人士，也有机构内部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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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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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信息技术而言，自我修正机制与宗教经典截然相反。宗教经典总说自己不可能有错误，自我修正机制则愿意接受自己的错误。这里所谓的自我修正，指的是实体会用这些机制来修正自己的错误。比如，老师批改学生作文就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这不是学生在修改自己的作文；法官将罪犯送进监狱也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这不是罪犯自首；同盟国打败并瓦解纳粹政权，仍然算不上一种自我修正机制，毕竟如果没有外力，德国并不会放弃纳粹主义。但如果科学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修正了过去某篇论文的错误，这个就是自我修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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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正机制在自然界无所不在。正是因为有这个机制，小孩儿才能学会走路。走错一步，就会跌倒，于是他会从错误中学习，试一试不同的走法。确实，有时候父母师长也会帮一把，或提供建议，但小孩儿如果真的完全依赖这些外部的修正，或是总给自己的错误找借口，而不从中吸取教训，就会发现想学会走路可没那么简单。事实上，即使在长大之后，我们每次走路，身体也会进行复杂的自我修正。随着身体在空间中行进，我们的大脑、四肢与感觉器官会形成一个内部反馈回路，让手脚处于适当的位置，也让我们得以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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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许多其他身体机能，都需要不断地自我修正。随着不同的情境，我们的血压、体温、血糖值与许多其他参数都需要有一定的波动范围，但也绝对不该高于或低于某些阈值。我们的血压在跑步的时候会上升，睡觉的时候会下降，但变化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人体有一整套体内平衡自我修正机制，用来完成这支微妙的生化“舞蹈”。血压飙得太高，自我修正机制就会设法让血压下降；血压掉得太低，自我修正机制也会设法让血压上升。一旦这套自我修正机制发生故障，人就可能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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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机构如果没有自我修正机制，也会面临死亡。自我修正机制的第一步，就是认识到人类会犯错、会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机构该做的不是对人类绝望，想尽办法绕过人类，而是积极找出错误并加以修正。凡是能够存活几年以上的机构制度，都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只不过各自的强度与可视性差异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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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天主教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就比较弱。由于它宣称自己绝对正确，因此它无法承认自己在制度上的错误。天主教会虽然偶尔也愿意承认有些成员犯错或有罪，但嘴上还是会说这个机构本身完美无缺。比如在1964年第二届梵蒂冈公会议上，天主教会承认“基督号召尘世中的教会要不断地革新。从人间组织的角度来看，教会也的确需要随时革新。因此，如果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道德、教会纪律，甚至教义宣讲的方式——要注意将教义的宣讲与信仰的积淀区分开——存在缺陷，教会就该在适当的时机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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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坦诚听起来似乎前景可期，但魔鬼就在细节里，特别是教会仍然拒绝承认“信仰的积淀”有存在缺陷的可能性。在天主教教义里，“信仰的积淀”指的是教会从《圣经》及解经的神圣传统中得到的那些启示。所以，天主教会承认的是神父是会犯错的凡人，可能有罪，也可能在教义宣讲的方式上有误，但《圣经》本身绝不会有错。这样看来，教会这个机构就是结合了会犯错的凡人和绝不会犯错的经文，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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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主教教义，《圣经》的绝对正确与神的引导必能胜过人类的堕落，因此就算教会的个别成员可能会犯错、可能有罪，天主教会这个机构也永远正确。据称，上帝从未让大多数教会领袖对《圣经》的解读出现严重错误。很多宗教都会采用这样的原则。正统派犹太教愿意相信，那些撰写《密释纳》与《塔木德》的拉比可能在一些个人的事情上会犯错，但如果是颁布宗教教义，上帝就会确保他们不会犯错。伊斯兰教也有个类似的原则，被称为“公议”。根据一篇重要的圣训，穆罕默德曾说：“安拉会确保我这群人永远不会在错误上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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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主教中，这种认为机构制度不可能出错的想法，最清楚的例子就是“教皇永无谬误”。这项教义认为，虽然教皇在个人事务上可能会犯错，但在机构角色上是不可能犯错的。举例来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虽然曾经犯下错误，违背独身誓言而有了情妇，还生了几个小孩，但如果是在确定教会关于道德或神学的宣讲内容时，他绝无犯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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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个观点相一致，天主教会在监督会众个人事务方面一直有一套自我修正机制，但如果讲到要修订《圣经》或“信仰的积淀”，相关机制就付之阙如。从天主教会为过去行为发表的几次正式道歉里，就能清楚地看到这种态度。在最近几十年，曾有几位教皇为过去的事件道歉，包括曾经不当对待犹太人、女性、非天主教基督徒与原住民文化等，或者针对更具体的案件（比如在1204年洗劫君士坦丁堡，以及天主教学校对儿童的虐待）道歉。天主教会能有这样的道歉已经值得嘉许，毕竟宗教机构很少会道歉。但在这些案例中，历任教皇都很小心地不把责任放在《圣经》与教会这些机构制度上，而是让个别的教会人士担起责任，是这些人对经文做了错误的解读，曲解了教会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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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2000年3月的一场特别仪式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坦承过去曾对犹太人、异教徒、女性与原住民犯下诸多历史罪行，请求上帝宽恕。他为有些人为了服务真理而使用暴力表达了歉意。但这里的用词就暗示着，是“有些人”被误导，他们并未正确了解教会所教导的真理，才犯下了暴力罪行。教皇绝不接受这些人其实完全了解教会的教义，只是那些教义压根儿就不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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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因为在加拿大由教会经营的寄宿学校出现了对原住民的虐待行为，教皇方济各曾在2022年做出道歉，他表示：“我请求宽恕，特别是因为有许多教会成员……破坏文化，强迫同化。”请注意，他小心地转移了责任，犯错的是“许多教会成员”，而不是教会及其教义，仿佛官方教会、教义从来不曾要求摧毁原住民文化、强迫原住民改变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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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论是发起十字军东征、制定歧视犹太人或女性的规定，还是精心策划系统性消灭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宗教，都不可能只是几个不听话的神父搞出来的事。在许多备受敬重的教父著作中，在许多教皇与教会议会的官方法令中，诋毁“异教”与“异端”宗教的段落比比皆是，呼吁将之摧毁，歧视其成员，认为大可使用暴力让人改信基督教。比如在1452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向葡萄牙国王阿丰索五世与其他天主教君主颁下教皇诏书《直到不同之时》（Dum Diversas），诏书中写道：“通过这个文件，我们以我们的使徒权柄，授予您充分和自由的许可，以进攻、搜寻、俘获、征服萨拉森人、异教徒以及不信基督者和基督的敌人，不论其身在何处，以及他们的王国、公国、伯国、侯国与其他财产……使他们的人身永久沦为奴隶。”后续多任教皇也曾多次重复这一官方公告，为欧洲的帝国主义以及在世界各地毁灭本土文化奠定了神学基础。当然，虽然教会未曾正式承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也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制度架构、核心教义和对经文的解释。如今的天主教会，反犹与厌女的色彩已经比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淡化了许多。教皇方济各对原住民文化的包容程度远高于教皇尼古拉五世。这就显示了一种机构制度的自我修正，是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反省的回应。然而，对天主教会这样的机构来说，即使真的有所自我修正，它也不会承认，更不会为此庆祝。改变教会教义的第一条法则，就是永远不能承认改变了教会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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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绝对不会听到教皇向全世界宣布：“教会专家刚刚发现了《圣经》有一项极重大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布新版本。”相反，在被问及教会为什么开始对犹太人或女性表现得比较宽容时，教皇会暗示这本来就是教会的教义，过去只是个别教会人士做了错误解读。否认自我修正，虽然不会阻止自我修正的发生，但确实不利于修正的程度与速度。而且，由于并未承认过去的错误（更不用说为此庆祝了），当信徒在教会及其教义中遇到另一个严重问题时，教会成员还是会因为害怕改变那些所谓永恒和绝对正确的东西而陷入瘫痪，他们无法从以前的自我修正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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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包括教皇方济各本人在内，目前有些天主教徒正在重新思考教会关于同性恋的教义，却发现很难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修正。如果未来某位教皇决定要为性少数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道歉，做法肯定是再次找来某些人背锅，责怪他们过度热心但误解了福音。为了维护宗教权威，天主教会别无选择，只能否认这个制度有自我修正这回事。因为教会早已落入“必须绝对正确”的陷阱。如果整个宗教的权威基础就是声称自己绝对正确，一旦公开承认犯了任何错误（就算只是个没什么大不了的错误），就可能让自己的权威遭到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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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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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主教会相反，早期现代欧洲出现的科学机构正是以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为基础的。这些科学机构认为，即使在特定时期，大多数科学家都深信某个概念，最后也可能会发现那个概念并不正确或不够完整。比如在19世纪，大多数物理学家都相信牛顿物理学已经能完整解释整个宇宙，但到20世纪，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就暴露了牛顿理论的不精确性和局限性。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时刻，正是那些公认的理论被推翻、新理论诞生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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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在出现重大错误与罪行的时候，科学机构制度愿意承认是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比如在19世纪、20世纪，生物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科学研究常常有制度性的种族与性别歧视，而现在的大学课程、专业期刊都会诚实地揭露这些情形。针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这样的个别案例的研究，以及从白澳政策到大屠杀这样的政府政策，学界会反复且广泛地研究在当初顶尖的科学机构中，是怎样发展出那些有问题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理论，并成为各种歧视、帝国主义甚至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与助力的。科学并不会把这些罪行与错误都怪在少数学者头上，说是他们受到误导，而会认为这些错误反映了整个学科制度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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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愿意承认在机构制度上的重大错误，科学的发展速度随之加快。只要现有证据证明合理，往往只要几个世代就能够将原本的主流理论替换成新的理论。大学生在21世纪初读到的生物学、人类学与历史学，与一个世纪前大学生读到的内容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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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病学的发展就能看到科学机构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大多数精神科医生的书架上都会摆放着一本缩略语为“DSM”的《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常有人戏称这就是“精神科医生的《圣经》”。然而，DSM与《圣经》有一个关键不同之处。DSM自1952年初版发行以来，每过10年或20年就会修订一次，2013年发行了第五版。这些年来，许多疾病的定义都有了改变，有些被加入，也有些被删除。举例来说，“同性恋”在1952年版本的DSM中被认为是一种反社会人格障碍，但到1974年版本就已经删除了这一条。所以，DSM只花了22年就修正了这个错误。这不是一本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经典，而是一份科学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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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对当初1952年版本对“同性恋”的定义，精神病学专家不会用什么宽容的态度来重新解读诠释，而是会直截了当地说1952年的定义就是错了。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会说这个错误是当初少数几位教授的个人问题，而会认为这就是因为当时精神病学学科有着根深蒂固的制度性偏见。承认这个学科过去曾犯下制度性错误，会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更谨慎，以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如今关于跨性别与孤独症人群的激烈讨论就足以为证。当然，不管精神科医生多么小心，都可能会犯制度性错误。即便如此，他们应该也会坦承不讳，并且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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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表就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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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之所以格外强大，是因为科学机构制度不仅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与无知，还会积极揭露这些错误与无知。这一点从整套机构制度的奖励机制中就可见一斑。宗教机构制度鼓励的是成员谨遵教义，对新奇的事物要保持怀疑态度。想成为拉比、伊玛目或神父，甚至是升上首席拉比、大阿亚图拉或教皇的职位，并不需要你去批评你的前任或提出任何激进的新观念。事实上，近代许多最具权威、最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之所以得到名声与支持，靠的正是严格抵制类似女权这样的新思想与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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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科学界，情况恰好相反。科学机构的聘任与晋升，遵守的原则是“不发表就淘汰”，而想在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你必须揭露现有理论的某种错误，或是发现一些前辈不知道的内容。没有人会因为忠实地重复过去学者的话、反对所有新的科学理论，就能拿到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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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像宗教有自我修正的空间一样，科学因循守旧的空间也不小。科学不能单打独斗，科学家所知的一切，几乎都必须仰赖整体机构制度的协助。举例来说，我要怎样才能知道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对巫术的看法？我既没有造访过所有相关的档案库，也没有读过所有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事实上，我根本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其中的许多资料，因为我既不懂所有必要的语言，也不擅长破译中世纪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手写笔迹。所以，我要依赖其他学者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作品，比如2017年罗纳德·赫顿所写的《巫师：一部恐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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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没见过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罗纳德·赫顿，也不认识聘任他的布里斯托大学的学校人员，更不认识出版这本书的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虽然如此，我还是相信自己在赫顿的书中所读到的内容，因为我了解布里斯托大学与耶鲁大学出版社这些机构的运作方式。这些机构的自我修正机制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自我修正机制内置于这些机构的核心，而不是边缘的外挂；第二，这些机构会公开赞许自我修正行为，而不是加以否认。当然，我也可能从赫顿的书里得到一些错误信息，或者我本人可能有所误解，但只要有巫术史的专家读了赫顿的书，就能找出其中的相关错误并加以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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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机构制度的民粹主义批评者可能会反驳说，这些机构其实正在运用权力扼杀非正统观点，等于是对异见分子发起了另一种猎巫行动。确实，如果有学者反对目前学科相信的正统观点，有时会迎来不良后果：文章被拒，拿不到研究经费，受到人身攻击，有时甚至被解雇。我并不是轻视这些事情造成的痛苦，但比起严刑拷打或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确实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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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学家达尼埃尔·谢赫特曼的故事为例。1982年4月，谢赫特曼从电子显微镜里看到一种所有当代化学理论都认为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在铝锰合金样本里的原子，呈现五重旋转对称的结晶模式。科学家当时已经知道固态晶体有几种可能的对称结构，但认为五重对称并不符合自然定律。谢赫特曼的发现后来被称为“准晶体”，但当时听起来实在过于荒诞，几乎没有任何同行评议期刊愿意让他发表相关论文。当时谢赫特曼才刚开始他的科学研究生涯，连自己的实验室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别人的机构。然而，《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的编辑在审查证据之后，最终在1984年刊出了谢赫特曼的论文。接下来的情况，正如谢赫特曼的说法，就是“一切都乱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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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同行并不相信谢赫特曼的说法，认为他就是实验没做好。就连他实验室的主管也把矛头指向他，还上演了一出夸张的戏码：把一本化学教科书放在谢赫特曼的桌子上，对他说：“达尼埃尔，请读一下这本书，读完你就会知道自己讲的事情不可能了。”谢赫特曼勇敢地回应，表示自己是在显微镜里看到的准晶体，而不是在书里看到的。结果他被赶出了实验室。更糟的还在后面。莱纳斯·鲍林这位两届诺贝尔奖得主，可以说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科学家，却带头对谢赫特曼进行残酷的人身攻击。在一场有数百名科学家参加的会议上，鲍林直接宣称：“达尼埃尔·谢赫特曼就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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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谢赫特曼没有被监禁，也没有丢了性命，而是去了另一个实验室工作。事实证明，比起既有的化学教科书和莱纳斯·鲍林的观点，他提出的证据更有说服力。几位同行再现了谢赫特曼的实验，同样得到了他发现的结果。谢赫特曼从显微镜里看到准晶体之后，才过了短短10年，国际晶体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晶体学领域最重要的科学协会）就修改了晶体的定义。化学教科书也随之调整，一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应运而生：对准晶体的研究。2011年，谢赫特曼因为他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表示：“他的发现极具争议，但最终迫使科学家重新思考他们对于物质本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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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赫特曼的故事并非特例。像这样的案例，科学史上随处可见。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在成为20世纪物理学基础之前，也曾引发激烈争议，守旧派对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发起了猛烈的人身攻击。同样，格奥尔格·康托尔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了“无穷集合”理论（这套理论也成为20世纪数学的重要基础），但受到当时顶尖数学家的人身攻击，这些数学家包括亨利·庞加莱、利奥波德·克罗内克等。民粹主义者会说，科学家也是人，同样会有各种人类偏见，这点说得没错，但因为科学机构制度拥有自我修正机制，从而让这些偏见得以克服。只要能提供充足的实证证据，常常只需要数十年，就能让非正统理论推翻传统概念，成为新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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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科学的自我修正机制也可能停止作用，就连学术异议也可能招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在苏联，不论是在经济学、遗传学还是在历史学上，如果质疑官方教条，不仅可能丢了工作，还可能有牢狱之灾。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苏联农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提出的各种假理论。他拒绝相信各种主流遗传学与自然选择演化论，反而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认为“再教育”可以改变动植物的性状，甚至能让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李森科这套“再教育”理论让斯大林大为惊艳，觉得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简直是潜力无穷。当时许多科学家站出来反对李森科，继续捍卫自然选择演化论，结果几千人丢了工作，甚至锒铛入狱或遭到处决。比如，植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曾是李森科的导师，但他后来毫不留情地对这个门生进行了严厉批评。瓦维洛夫在1941年7月与植物学家列昂尼德·戈沃罗夫、遗传学家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以及农学家亚历山大·邦达连科四人一同受审。后三者遭到枪决，瓦维洛夫则在1943年死于萨拉托夫的一个集中营。在压力之下，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于1948年8月宣布，从此之后，该机构将以李森科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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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是因为这个声明，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从此不再是个科学机构。苏联关于遗传学的教条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门科学。虽然机构想怎么取名都行，但只要没有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它就算不上是个科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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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修正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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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是意味着自我修正机制就是我们的万灵丹，能让人类信息网络免于错误与偏见的影响？不幸的是，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天主教会与某些机构之所以逃避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自然有其原因。自我修正机制虽然有利于追求真理，却会让维持秩序的成本大大升高。自我修正机制太过强大，往往会产生怀疑、分歧、冲突与裂痕，并破坏社会大团结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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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秩序本身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社会秩序不但支持猎巫，也支持少数贵族剥削几百万农民，支持对女性进行系统性虐待，支持对犹太人、穆斯林及其他少数族群的普遍歧视。然而，就算社会秩序造成高度压迫的结果，颠覆这样的社会秩序，也不一定就会有更好的结果，可能还会变得更混乱，造成更严重的压迫。如何维持真相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始终是信息网络的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秩序而牺牲真理与真相需要付出代价；反之，为了真理与真相而牺牲秩序，代价同样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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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机构制度之所以负担得起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是因为它把维护社会秩序的艰巨任务留给了其他机构制度。如果有小偷闯入化学实验室，或是精神科医生收到死亡威胁，这些受害者并不会向有同行评议机制的期刊投诉，而是会报警。所以，除了学界的机构制度，是不是其他领域也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特别是像警察、军队、政党和政府这些负责维护社会秩序的机构制度，是否也会拥有自我修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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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这个问题，重点将放在信息流动的政治层面，并考察民主与独裁政体的长期历史。我们会看到，民主政体相信，就连政治领域也有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至于独裁政权，则不想与自我修正机制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冷战最激烈的时候，美国的报纸与大学都曾公开揭露并批评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而在苏联，当地的报纸与大学一样乐于批评美国的罪行，但对于苏联在阿富汗等地的罪行却一声不吭。像这样的沉默，在科学上说不通，但在政治上再合理不过了。虽然到了今天，美国对越战的自我究责仍然继续造成美国民众的分裂，损害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声誉，但苏联对入侵阿富汗的沉默，则有助于在国内淡化记忆，在国外也减少对国家声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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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备好探索人工智能崛起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我们必须先了解历史上各个政体的信息政治，包括古希腊、古罗马、美国与苏联等。因为讲到人工智能，一大问题就在于人工智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碍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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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拉丁文原文为：“Humanum fuit errare，diabolicum est per animositatem in errore manere.”参见：Armand Benjamin Caillau，ed.，Sermones de scripturis，in Sancti Aurelii Augustini Opera（Paris：Parent-Desbarres，1838），4：412.

    2. + +

  2. Ivan Mehta, “Elon Musk Wants to Develop TruthGPT, ‘a Maximum Truth-Seeking AI,’”Tech Crunch, April 18, 2023, techcrunch.com/2023/04/18/elon-musk-wants-to-develop-truthgpt-a-maximum-truth-seeking-ai/.

    3. + +

  3. Harvey Whitehouse, “A Cyclical Model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mong the Mali Baining,”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4, no. 3 (1990), 34–53; Harvey Whitehouse, “From Possession to Apotheosis: Transformation and Disguise in the Leadership of a Cargo Movement,” in Leadership and Chang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eds.Richard Feinberg and Karen Ann Watson-Gageo (London: Athlone Press, 1996), 376–95;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149–51.

    4. + +

  4. 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45.

    5. + +

  5. Robert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1.

    6. + +

  6. Ibid., chaps. 4–9.

    7. + +

  7.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book 5, 63; Mogens Herman Hansen, “Democracy, Athenian,”in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 ed.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www.oxfordreference.com/display/10.1093/acref/9780198606413.001.0001/acref-9780198606413-e-2112.

    8. + +

  8. John Collins, The Dead Sea Scrolls: A Biogra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vii, 185.

    9. + +

  9. Jodi Magness, The Archeology of Qumran and the Dead Sea Scrolls, 2nd ed. (Grand Rapids:Eerdmans, 2021), chap.3.

    10. + +

  10. Sidnie White Crawford, “Genesis in the Dead Sea Scroll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ed.Craig A. Evans, Joel N. Lohr, and David L. Petersen (Boston: Brill, 2012), 353–73, doi.org/10.1163/9789004226579_016; James C. VanderKam, “Texts, Titles, and Translation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ed. Stephen B. Chapman and Marvin A. Sweene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9–27, doi.org/10.1017/CBO9780511843365.002.

    11. + +

  11. 请参见在死海古卷数据库输入“Enoch”后的搜索结果：www.deadseascrolls.org.il/explore-the-archive/search#q=“Enoch.”

    12. + +

  12. 参见：Collins，Dead Sea Scrolls。

    13. + +

  13. Daniel Assefa, “The Biblical Canon of the Ethiopian Orthodox Tawahedo Church,”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Bible in Orthodox Christianity , ed. Eugen J. Pentiuc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211–26; David Kessler, The Falashas: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thiopian Jews, 3rd ed. (New York: Frank Cass, 1996), 67.

    14. + +

  14. Emanuel Tov,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269; Sven Fockner, “Reopening the Discussion: Another Contextual Look at the Sons of God,”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32, no. 4 (2008): 435–56, doi.org/10.1177/0309089208092140; Michael S. Heiser, “Deuteronomy 32:8 and the Sons of God,”Bibliotheca Sacra 158 (2001): 71–72.

    15. + +

  15. Martin G. Abegg Jr., Peter Flint, and Eugene Ulrich, The Dead Sea Scrolls Bible: The Oldest Known Bible Transla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English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9), 159;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The Holy Scriptures According to the Masoretic Text(Philadelphia, 1917), jps.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Tanakh1917.pdf.

    16. + +

  16. Abegg, Flint, and Ulrich, Dead Sea Scrolls Bible, 506; Peter W. Flint, “Unrolling the Dead Sea Psalms Scroll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ed. William P. Brow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3, 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9783335.013.015.

    17. + +

  17. Timothy Michael Law, When God Spoke Greek: The Septuagi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Christian Bib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9.

    18. + +

  18. Ibid., 62; Albert Pietersma and Benjamin G. Wright, eds., A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vii; William P. Brown. “The Psalms: An Overview,” in Brow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Psalms, 3, 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9783335.013.001.

    19. + +

  19. Law, When God Spoke Greek, 63, 72.

    20. + +

  20. Karen H. Jobes and Moisés Silva, Invitation to the Septuagint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5), 161–62.

    21. + +

  21. Michael Heiser, “Deuteronomy 32:8 and the Sons of God,” LBTS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 (2001), 279. 也请参见：Alexandria Frisch，The Danielic Discourse on Empire in Second Temple Literature（Boston：Brill，2016），140; “Deuteronomion,” in Pietersma and Wright,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ptuagint, ccat.sas.upenn.edu/nets/edition/05-deut-nets.pdf.

    22. + +

  22. Chanoch Albeck, ed., Mishnah: Six Orders (Jerusalem: Bialik, 1955–59).

    23. + +

  23. Maxine Grossman, “Lost Books of the Bible,”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Jewish Religion, ed. Adele Berlin,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Geoffrey Khan,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Tiberian Masoretic Bible and Its Reading Tradition (Piscataway,N.J.: Gorgias Press, 2013).

    24. + +

  24. Bart D. Ehrman, Forged: Writing in the Name of God: Why the Bible’s Authors Are Not Who We Think They Are (New York: HarperOne, 2011), 300; Annette Y. Reed.“Pseudepigraphy, Authorship, and 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in Late Antiquity,” in The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in Late Antiquity: Proceedings of the Montréal Colloquium in Honor of Charles Kannengiesser, ed. Lorenzo DiTommaso and Lucian Turcescu (Leiden: Brill, 2008), 467–90; Stephen Greenblatt, The Rise and Fall of Adam and Eve (New York: W. W. Norton, 2017), 68; Dale C. Allison Jr., Testament of Abraham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2013), vii.

    25. + +

  25. Grossman, “Lost Books of the Bible.”

    26. + +

  26. 请参见：Tzvi Freeman，“How Did the Torah Exist Before It Happened？，” Chabad.org，www.chabad.org/library/article_cdo/aid/110124/jewish/How-Did-the-Torah-Exist-Before-it-Happened.htm。

    27. + +

  27. Seth Schwartz, Imperialism and Jewish Society, 200 B.C.E. to 640 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ttfried Reeg and Dagmar Börner-Klein, “Synagogue,”in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ed. Hans Dieter Betz et al.(Leiden: Brill, 2006–12), dx.doi.org/10.1163/1877-5888_rpp_COM_025027; Kimmy Caplan, “Bet Midrash,” in Betz et al.,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dx.doi.org/10.1163/1877-5888_rpp_SIM_01883.

    28. + +

  28. “Tractate Soferim,” in The William Davidson Talmud (Jerusalem: Koren, 2017), www.sefaria.org/Tractate_Soferim?tab=contents.

    29. + +

  29. “Tractate Eiruvin,” in Babylonian Talmud, chap.13a, halakhah.com/pdf/moed/Eiruvin.pdf.

    30. + +

  30. B. Barry Levy, Fixing God’s Torah: The Accuracy of the Hebrew Bible Text in Jewish La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lfred J. Kolatch, This Is the Torah (New York:Jonathan David, 1988); “Tractate Soferim.”

    31. + +

  31. Raphael Patai, The Children of Noah: Jewish Seafaring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benyehuda.org/read/30739.

    32. + +

  32. Shaye Cohen, Robert Goldenberg, and Hayim Lapin, eds., The Oxford Annotated Mishnah(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

    33. + +

  33. Mayer I. Gruber, “The Mishnah as Oral Torah: A Reconsideration,”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 in the Persian, Hellenistic, and Roman Period 15 (1984): 112–22.

    34. + +

  34. Adin Steinsaltz, The Essential Talmud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3.

    35. + +

  35. Ibid.

    36. + +

  36. Elizabeth A. Harris, “For Jewish Sabbath, Elevators Do All the Work,”New York Times,March 5, 2012, www.nytimes.com/2012/03/06/nyregion/on-jewish-sabbath-elevators-that-do-all-the-work.html.

    37. + +

  37. Jon Clarine, “Digitalization Is Revolutionizing Elevator Services,”TKE blog, June 2022,blog.tkelevator.com/digitalization-is-revolutionizing-elevator-services-jon-clarine-shares-how-and-why/.

    38. + +

  38. 参见：“Tractate Megillah，” in Babylonian Talmud，chap.16b; “Rashi on Genesis 45:14,”in Pentateuch with Targum Onkelos, Haphtaroth, and Prayers for Sabbath and Rashi’s Commentary, ed. and trans. M. Rosenbaum and A. M. Silbermann in collaboration with A.Blashki and L. Joseph (London: Shapiro, Vallentine, 1933), www.sefaria.org/Rashi_on_Gene sis.45.14?lang=bi&with=Talmud&lang2=en.

    39. + +

  39. 关于《塔木德》怎样产生出这种信念，请参见：“Tractate Shabbat，” in Babylonian Talmud，chap.119b。关于这个主题在现代的各种其他形式，请参见：midrasha.biu.ac.il/node/2192。

    40. + +

  40. Bart D.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The Battles for Scripture and the Faiths We Never Kne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Frederik Bird.“Early Christianity as an Unorganized Ecumenical Religious Movement,” in Handbook of Early Christianity: Social Science Approaches, ed. Anthony J. Blasi, Jean Duhaime, and Paul-André Turcotte (Walnut Creek, Calif.: AltaMira Press, 2002), 225–46.

    41. + +

  41. Konrad Schmid, “Immanuel,”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42. + +

  42.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xiv; Sarah Parkhouse, “Identity, Death, and Ascension in the First Apocalypse of James and the Gospel of John,”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114, no. 1(2021): 51–71; Gregory T. Armstrong, “Abraham,” in Encyclopedia of Early Christianity,ed. Everett Fergus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7–8; John J. Collins, “Apocalyptic Literature,” in ibid., 73–74.

    43. + +

  43.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xi-xii.

    44. + +

  44. Ibid., xii; J. K. Elliott, ed.,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A Collection of Apocryphal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31– 302.

    45. + +

  45. Ibid., 543–46;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Andrew Louth, ed., Early Christian Writings: The Apostolic Father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87).

    46. + +

  46. The Festal Epistles of St. Athanasius, Bishop of Alexandria (Oxford: John Henry Parker, 1854), 137–39.

    47. + +

  47.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1.

    48. + +

  48. Daria Pezzoli-Olgiati et al., “Canon,”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David Salter Williams, “Reconsidering Marcion’s Gospel,”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08, no. 3(1989): 477–96.

    49. + +

  49. Ashish J. Naidu, Transformed in Christ: Christology and the Christian Life in John Chrysostom (Eugene, Ore.: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2), 77.

    50. + +

  50. Bruce M. Metzger, The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219–20.

    51. + +

  51. Metzger, Canon of the New Testament, 176, 223–24; Christopher Sheklian, “Venerating the Saints, Remembering the City: Armenian Memorial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Istanbul,” in Armenian Christianity Today: Identity Politics and Popular Practice, ed. Alexander Agadjanian (Surrey, U.K.: Ashgate, 2014), 157; Bart Ehrman，Forgery and Counter-forgery： The Use of Literary Deceit in Early Christian Polem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32.也请参见：Ehrman，Lost Christianities,210–11.

    52. + +

  52.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1.

    53. + +

  53. Ehrman, Lost Christianities, 236-238.

    54. + +

  54. Ibid., 38; Ehrman, Forgery and Counter-forgery , 203; Raymond F. Collins, “Pastoral Epistles,” in Betz et al., Religion Past and Present.

    55. + +

  55. Ariel Sabar, “The Inside Story of a Controversial New Text About Jesus,”Smithsonian Magazine , Sept. 17, 2012, 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inside-story-of-a-controversial-new-text-about-jesus-41078791/.

    56. + +

  56. Dennis MacDonald, The Legend of the Apostle: The Battle for Paul in Story and Canon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83), 17; Stephen J. Davis, The Cult of Saint Thecla: A Tradition of Women’s Piety in Late Antiqu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

    57. + +

  57. Davis, Cult of Saint Thecla.

    58. + +

  58. Knut Willem Ruyter, “Pacifism and Military Service in the Early Church,”CrossCurrents 32,no. 1 (1982): 54–70; Harold S. Bender, “The Pacifism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abaptists,”Church History 24, no. 2 (1955): 119–31.

    59. + +

  59. Michael J. Lewis, City of Refuge: Separatists and Utopian Town Planning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97.

    60. + +

  60. Irene Bueno, “False Prophets and Ravening Wolves: Biblical Exegesis as a Tool Against Heretics in Jacques Fournier’s Postilla on Matthew,”Speculum 89, no. 1 (2014): 35– 65.

    61. + +

  61. Peter K. Yu, “Of Monks, Medieval Scribes, and Middlemen,”Michigan State Law Review 2006, no. 1 (2006): 7.

    62. + +

  62. Marc Drogin, Anathema! Medieval Scribes and the History of Book Curses (Totowa, N.J.:Allanheld, Osmun, 1983), 37.

    63. + +

  63. Nicholas Watson, “Censorship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Medieval England: Vernacular Theology, the Oxford Translation Debate, and Arundel’s Constitutions of 1409,”Speculum 70, no. 4 (1995): 827.

    64. + +

  64. David B. Barrett, George Thomas Kurian, and Todd M. Johnson, 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Church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65. + +

  65. Eltjo Buringh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Chart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in Europe, a Long-Term Perspective from the Sixth Through Eighteenth Centurie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9 (2009): 409–45.

    66. + +

  66. 这里“女巫”的英文单词为witch，该词原本并无性别差异，但目前用法一般以指女性居多。因此本书虽然主要译为“女巫”，但有可能也指男性。——译者注

    67. + +

  67. 文中关于欧洲猎巫的讨论，主要参考文献为：Ronald Hutton，The Witch： A History of Fear，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68. + +

  68. Hutton, Witch.

    69. + +

  69. Ibid. 《主教教规》编纂于10世纪初（也可能是9世纪末），后来成为《教会法》的一部分。《主教教规》认为，撒旦会欺骗人类相信各种幻想的事物（比如人可以在天上飞），而相信这些事就是一种罪。但这与早期现代欧洲猎巫行动的看法刚好相反，早期现代欧洲是完全相信这些事情会发生的，而质疑却成了一种罪。请参见：Julian Goodare，“Witches' Flight in Scottish Demonology，” in Demonology and Witch-Hunt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 Julian Goodare, Rita Voltmer, and Liv Helene Willumsen (London:Routledge, 2020), 147–67.

    70. + +

  70. Hutton, Witch; Richard Kieckhefer, “The First Wave of Trials for Diabolical Witchcraft,”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Colonial America, ed.Brian P. Leva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8–78; Fabrizio Conti, “Notes on the Nature of Beliefs in Witchcraft: Folklore and Classical Culture in Fifteenth Century Mendicant Traditions,”Religions 10, no. 10 (2019): 576; Chantal Ammann-Doubliez, “La première chasse aux sorciers en Valais (1428–1436?),” in L’imaginaire du sabbat: Édition critique des textes les plus anciens (1430 c.–1440 c.), ed. Martine Ostorero et al.(Lausanne:Université de Lausanne, Section d’Histoire, Faculté des Lettres, 1999), 63–98; Nachman Ben-Yehuda, “The European Witch Craze: Still a Sociologist’s Perspectiv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no. 6 (1983): 1275–79; Hans Peter Broedel, “Fifteenth-Century Witch Beliefs,” in Levack,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71. + +

  71. Hans Broedel,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Theology and Popular Belief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tine Ostorero, “Un lecteur attentif du Speculum historiale de Vincent de Beauvais au XVe siècle: L’inquisiteur bourguignon Nicolas Jacquier et la réalité des apparitions démoniaques,”Spicae: Cahiers de l’Atelier Vincent de Beauvais 3 (2013).

    72. + +

  72. 此处及以下关于克雷默及其著作的讨论，主要参考：Broedel，“Malleus Maleficarum”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另请参见：Tamar Herzig，“The Bestselling Demonologist：Heinrich Institoris's Malleus Maleficarum ，” in The Science of Demons ： Early Modern Authors Facing Witchcraft and the Devil , ed. Jan Machielsen (New York:Routledge, 2020), 53–67。

    73. + +

  73. 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178.

    74. + +

  74. Jakob Sprenger, Malleus Maleficarum , trans. Montague Summers (London: J.Rodker, 1928), 121.

    75. + +

  75. Tamar Herzig, “Witches, Saints, and Heretics: Heinrich Kramer’s Ties with Italian Women Mystics,”Magic, Ritual, and Witchcraft 1, no. 1 (2006): 26; André Schnyder, “Malleus maleficarum” von Heinrich Institoris (alias Kramer) unter Mithilfe Jakob Sprengers aufgrund der dämonologischen Tradition zusammengestellt: Kommentar zur Wiedergabe des Erstdrucks von 1487 (Hain 9238) (Göppingen: Kümmerle, 1993), 62.

    76. + +

  76. 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7–8.

    77. + +

  77. 关于印刷革命与欧洲猎巫热潮的关系，请参见：Charles Zika，The Appearance of Witchcraft：Print and Visual Culture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2007); Robert Walinski-Kiehl, “Pamphlets, Propaganda, and Witch- Hunting in Germany, c. 1560–c. 1630,”Reformation 6, no. 1 (2002): 49–74; 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Narratives in Germany: Rothenburg, 1561–1652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Walter Stephens, Demon Lovers: Witchcraft, Sex, and the Crisis of Belie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Brian P. Levack，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London：Longman，1987）。有关一项淡化印刷术与猎巫之间关系的研究，请参见：Stuart Clark，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78. + +

  78. Brian P. Levack, introduction to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1–10n13; Henry Boguet,An Examen of Witches Drawn from Various Trials of Many of This Sect in the District of Saint Oyan de Joux, Commonly Known as Saint Claude, in the County of Burgundy,Including the Procedure Necessary to a Judge in Trials for Witchcraft, trans. Montague Summers and E. Allen Ashwin (London: J. Rodker, 1929), xxxii.

    79. + +

  79. James Sharpe,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5.

    80. + +

  80. Robert S. Walinski-Kiehl, “The Devil’s Children: Child Witch-Trials in Early Modern Germany,”Continuity and Change 11, no. 2 (1996): 171–89; William Monter, “Witchcraft in Iberia,” in Levack,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268–82.

    81. + +

  81. Sprenger, Malleus Maleficarum, 223–24.

    82. + +

  82. Michael Kunze, Highroad to the Stake: A Tale of Witchcraf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87.

    83. + +

  83. 关于本案细节，出处同上；关于处决内容，请参见：Robert E. Butts，“De Praestigiis Daemonum：Early Modern Witchcraft：Som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s，” in Witches， Scientists，Philosophers ： Essays and Lectures ，ed. Graham Solomon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0), 14–15。

    84. + +

  84. Gareth Medway, Lure of the Sinister: The Unnatural History of Satan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Broedel, “Malleus Maleficar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itchcraft; David Pickering, Cassell’s Dictionary of Witchcraft (London: Cassell, 2003).

    85. + +

  85. Gary K. Waite, “Sixteenth-Century Religious Reform and the Witch-Hunts,” in Levack,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499.

    86. + +

  86. Mark Häberlein and Johannes Staudenmaier, “Bamberg,” in Handbuch kultureller Zentren der Frühen Neuzeit: Städte und Residenzen im alten deutschen Sprachraum, ed. Wolfgang Adam and Siegrid Westphal (Berlin: De Gruyter, 2013), 57.

    87. + +

  87. Birke Griesshammer, Angeklagt — gemartet — verbrannt: Die Opfer der Hexenverfolgung in Franken [Accused—martyred—burned: The victims of witch hunts in Franconia] (Erfurt, Germany: Sutton, 2013), 43.

    88. + +

  88. Wolfgang Behringer, Witches and Witch-Hunts: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4), 150; Griesshammer, Angeklagt — gemartet — verbrannt, 43; Arnold Scheuerbrandt,Südwestdeutsche Stadttypen und Städtegruppen bis zum frühen 19.Jahrhundert: Ein Beitrag zur Kulturlandschaftsgeschichte und zur kulturräumlichen Gliederung des nördlichen Baden-Württemberg und seiner Nachbargebiete (Heidelberg, Germany: Selbstverlag des Geographischen Instituts der Universität, 1972), 383.

    89. + +

  89. Robert Rapley, Witch Hunts: From Salem to Guantanamo Bay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23.

    90. + +

  90. Gustav Henningsen, The Witches’ Advocate: Basque Witchcraft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1609–1614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80), 304, ix.

    91. + +

  91. Arthur Koestler, The Sleepwalkers: A History of Man’s Changing Vision of the Universe(London: Penguin Books, 2014), 168.

    92. + +

  92. 参见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第14章：Yuval Noah Harari, 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 (New York: Harper, 2015), chap.14.

    93. + +

  93. 请参见：Dan Ariely，Misbelief： What Makes Rational People Believe Irrational Things（New York：Harper，2023），145。

    94. + +

  94. Rebecca J. St. George and Richard C. Fitzpatrick, “The Sense of Self-Motion, Orientation,and Balance Explored by Vestibular Stimulation,” Journal of Physiology 589, no. 4(2011): 807–13; Jarett Casale et al., “Physiology, Vestibular System,” in StatPearls (Treasure Island, Fla.: StatPearls Publishing, 2023).

    95. + +

  95. Younghoon Kwon et al.,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in Sleep: Time to Wake Up,”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25, no. 2 (2020): 61–68; Darae Kim and Jong-Won Ha, “Hypertensive Response to Exercise: Mechanisms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Clinical Hypertension 22, no. 1(2016): 17.

    96. + +

  96. Gianfranco Parati et al., “Blood Pressure Variability: Its Relevance for Cardiovascular Homeostasis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s,”Hypertension Research 43, no. 7( 2020): 609–20.

    97. + +

  97. “Unitatis redintegratio” (Decree on Ecumenism), Second Vatican Council,Nov. 21, 1964, 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decree_19641121_unitatis-redintegratio_en.html.

    98. + +

  98. Rabbi Moses ben Nahman (ca. 1194–1270), 参见《申命记》17：11。

    99. + +

  99. Ṣaḥīḥ al-Tirmidh ī, 2167; Mairaj Syed, “Ijm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slamic Law,ed. Anver M. Emon and Rumee Ahm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271–98;Iysa A. Bello, “The Development of Ijmā‘ in Islamic Jurisprudence During the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Controversy Between Philosophy and Orthodoxy:Ijmā‘and Ta’Wīl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al-Ghazālī and Ibn Rushd (Leiden:Brill, 1989), 17–28.

    100. + +

  100. “Pastor aeternus,” First Vatican Council, July 18, 1870, www.vatican.va/content/pius-ix/en/documents/constitutio-dogmatica-pastor-aeternus-18-iulii-1870.html; “The Pope Is Never Wrong: A History of Papal Infallibilit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University of Reading,Jan. 10, 2019, research.reading.ac.uk/research-blog/pope-never-wrong-history-papal infallibility-catholic-church/; Hermann J. Pottmeyer, “Infallibility,” in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Online (Leiden: Brill, 2011).

    101. + +

  101. Rory Carroll, “Pope Says Sorry for Sins of Church,”Guardian , March 13, 2000,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0/mar/13/catholicism.religion.

    102. + +

  102. Leyland Cecco, “Pope Francis ‘Begs Forgiveness’ over Abuse at Church Schools in Canada,”Guardian, July 26, 202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l/25/pope-francis-apologizes-for-abuse-at-church-schools-on-visit-to-canada.

    103. + +

  103. 关于制度性的教会性别歧视，请参见：April D. DeConick，Holy Misogyny： Why the Sex and Gender Conflicts in the Early Church Still Matter（New York：Continuum，2011）;Jack Holland, A Brief History of Misogyny: The World’s Oldest Prejudice (London:Robinson, 2006), chaps.3, 4, and 8; 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In Memory of Her： A Feminist The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New York：Crossroad，1994）。关于反犹主义，请参见：Robert Michael，Holy Hatred: Christianity, Antisemitism, and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7–19; Robert Michael, A History of Catholic Antisemitism: The Dark Side of the Chur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James Carroll，Constantine's Sword： The Church and the Jews（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91–93。关于福音书中的偏见，请参见：Gerd Lüdemann，Intolerance and the Gospel: Selected Texts from the New Testament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2007);Graham Stanton and Guy G. Stroumsa, eds., Tolerance and Intolerance in Early Judaism and Christian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124– 31。

    104. + +

  104. Edward Peters, ed., Heresy and Authority in Medieval Europ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chap.6.

    105. + +

  105. Diana Hayes, “Reflections on Slavery,” in Change in Official Catholic Moral Teaching, ed.Charles E. Curran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8), 67.

    106. + +

  106. Associated Press, “Pope Francis Suggests Gay Couples Could Be Blessed in Vatican Reversal,”Guardian, Oct. 3, 202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oct/03/pope-francis-suggests-gay-couples-could-be-blessed-in-vatican-reversal.

    107. + +

  107. Robert Rynasiewicz, “Newton’s Views on Space, Time, and Motion,” in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 ed. Edward N. Zalta, Spring 2022 (Palo Alto, Calif.:Metaphysics Research Lab, Stanford University, 2022).

    108. + +

  108. 请参见：Sandra Harding，ed.，The Postcolon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Reader (Durham,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gustín Fuentes et al., “AAPA Statement on Race and Racism,”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9, no. 3 (2019): 400–402; Michael L. Blakey, “Understanding Racism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throp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75, no. 2 (2021): 316–25; Allan M. Brandt, “Racism and Research: The Case of the Tuskegee Syphilis Study,”Hastings Center Report 8, no. 6(1978): 21–29; Alison Bashford, “‘Is White Australia Possible?’: Race, Colonialism, and Tropical Medicine,”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 no. 2 (2000): 248–71; Eric Ehrenreich,The Nazi Ancestral Proof: Genealogy, Racial Science, and the Final Solution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7).

    109. + +

  109. Jack Drescher, “Out of DSM: Depathologizing Homosexuality,”Behavioral Sciences 5,no. 4 (2015): 565–75; Sarah Baughey-Gill, “When Gay Was Not Okay with the APA: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Homosexuality and Its Status as Mental Disorder,”Occam’s Razor 1(2011): 13.

    110. + +

  110. Shaena Montanari, “Debate Remains over Changes in DSM-5 a Decade On,”Spectrum,May 31, 2023.

    111. + +

  111. Ian Fisher and Rachel Donadio, “Benedict XVI, First Modern Pope to Resign, Dies at 95,”New York Times, Dec. 31, 2022, www.nytimes.com/2022/12/31/world/europe/benedict-xvi-dead.html; “Chief Rabbinate Rejects Mixed Male-Female Prayer at Western Wall,”Israel Hayom, June 19, 2017, www.israelhayom.co.il/article/484687; Saeid Golkar, “Iran After Khamenei: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Middle East Policy 26, no. 1 (2019): 75–88.

    112. + +

  112. 请参见：Kathleen Stock，Material Girls： Why Reality Matters for Feminism（London：Fleet，2021），书中谈及她在批评性别研究的主流观点之后受到怎样的苦难；以及参见：Klaus Taschwer，The Case of Paul Kammerer： The Most Controversial Biologist of His Time，trans. Michal Schwartz（Montreal：Bunim & Bannigan，2019），书中谈及保罗·卡默勒的实验似乎违背了当时关于遗传的正统观点，受到各方的批评。

    113. + +

  113. D. Shechtman et al., “Metallic Phase with Long-Range Orientational Order and No Translational Symmetry,”Physical Review Letters 53 (1984): 1951–54.

    114. + +

  114. 关于准晶体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争议，参见：Alok Jha，“Dan Shechtman：'Linus Pauling Said I Was Talking Nonsense，'”Guardian，Jan. 6，2013，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13/jan/06/dan-shechtman-nobel-prize-chemistry-interview; Nobel Prize, “A Remarkable Mosaic of Atoms,” Oct. 5, 2011, 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2011/press-release/; Denis Gratias and Marianne Quiquandon, “Discovery of Quasicrystals: The Early Days,”Comptes Rendus Physique 20, no. 7–8 (2019): 803–16; Dan Shechtman, “The Discovery of Quasi-Periodic Materials,” 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s, July 5, 2012,mediatheque.lindau-nobel.org/recordings/31562/the-discovery-of-quasi-periodic-materials-2012.

    115. + +

  115. Patrick Lannin and Veronica Ek, “Ridiculed Crystal Work Wins Nobel for Israeli,” Reuters,Oct. 6, 2011, 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7941EP/.

    116. + +

  116. Vadim Birstein, The Perversion of Knowledge: The True Story of Soviet Science (Boulder,Colo.: Westview Press, 2001).

    117. + +

  117. Ibid., 209–41, 394, 401, 402, 428.

    118. + +

  118. Ibid., 247–55, 270–76; Nikolai Krementsov, “A ‘Second Front’ in Soviet Genetics: 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the Lysenko Controversy, 1944–1947,”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29, no. 2 ( 1996): 229–50.

    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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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抉择：民主与极权制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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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民主与独裁，人们常常会把它们视为两种相对的政治与道德体系。但本章希望能改变这种讨论方式，通过梳理历史，将民主与独裁视为两种相对的信息网络类型。本章会谈谈民主政体的信息流动方式与独裁政体有何不同，以及新信息科技的发明对各种不同类型政权的有利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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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信息网络的第一个特征在于高度集中。这代表着两件事。第一，中心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所以信息往往是从地方流向中央枢纽，最重要的决策也都是在中央做出的。在罗马帝国，条条大路通罗马；在纳粹德国，一切信息流向柏林；在苏联，所有信息汇聚到莫斯科。有时候，中央政府想把所有信息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想要由自己来做所有决定，彻底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这种由希特勒等人实行的极端独裁统治，就被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然而，独裁不一定等于极权：常常是出于技术上的困难，而使独裁无法走上极权之路。比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偏远乡村农民人数有几百万，而尼禄手中缺少必要的工具，很难真正微观管理这些农民的日常小事。所以在许多独裁政权中，个人、企业与社群仍然能保有相当的自主权。然而，独裁者始终握有干预人民生活的权力。所以在尼禄统治下的罗马，人民的自由并不是因为真的达到了理想的境界，而只是因为政府无力实施极权控制，才产生了这种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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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信息网络的第二个特征在于人们会认定中央是绝对正确的，所以并不欢迎对中央决策的任何挑战。罗马的宣传把历任皇帝视为神圣的化身。就算尼禄做出显然糟糕到极点的决定，罗马帝国也没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揭露错误，推动更好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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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就算是高度集中的信息网络，也可能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就像是独立的法院和民选的立法机构。然而，只要这些机制运作良好，就会挑战中央的权威，而使信息网络去中心化。所以，独裁者总觉得这些独立的权力枢纽是种威胁，会想尽办法来削弱它。罗马元老院就是这样，权力不断被历任皇帝削弱，最后就算在皇帝胡作非为的时候，也只能充当橡皮图章。斯大林当政时期的司法体制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斯大林的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又译“表演性审判”）正如其名，就是一场早已有结果的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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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独裁政体是一种集中式的信息网络，而且缺乏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相较之下，民主政体则是一个分布式的信息网络，并且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在民主信息网络里，我们确实也会看到有一个中心枢纽，政府掌握着民主政体最重要的行政权力，因此政府机构会收集、储存大量的信息。然而，民主政体还有许多其他信息渠道，连接许多独立节点。无论是立法机构、政党、法院、新闻界、企业、当地社群、非政府组织，还是公民个人，都能够自由、直接地相互沟通，因此大多数信息并不会经过任何政府机构，许多重要决策也都是在其他地方做出的。个人能够自行选择在哪儿生活、在哪儿工作、跟谁结婚。企业能够自行选择在哪儿开分公司、在哪些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如何对商品和服务定价。社群也能够自行决定举办各种慈善活动、体育赛事或宗教庆典等。这里的自治并不是政府无能的结果，而是达到了民主的理想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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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主政府来说，就算拥有相关技术，有能力微观管理人民的生活，也会尽量保留让人民自己做选择的空间。有一种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民主政体的一切决定都得诉诸多数表决。事实上，民主政体的做法是中央决策能免就免；唯有少量必须集中做的决定，才需要经过投票，反映多数人的意愿。在民主政体，就算有99%的人都想穿某种衣服、信奉某位神明，剩下1%的人还是可以穿自己想穿的、信自己想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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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中央完全不干预人民的生活，也不提供类似治安这样的基本服务，这就不算是民主政体，而根本就是无政府状态。在所有民主政体中，中央政府都需要收税、养军队，而多数现代民主政体也至少会提供一定程度的医疗保健、教育与福利。然而，只要政府对人民的生活有任何干预，就需要进行解释。如果没有让人信服的理由，民主政府就应该让人民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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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相信人人都可能犯错，因此虽然会赋予中央一些重大决策权，但同时也会保留一些能够挑战中央权威的强大机制。套用美国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的一句话，既然人会犯错，就需要有政府，而既然政府也会犯错，就需要一定的机制能够揭露并修正其错误，比如定期举行选举，保护新闻自由，以及让政府的行政、立法与司法三权分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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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谓独裁，就是由单一中央信息枢纽决定一切；而所谓民主，则是有不同信息节点持续对话。这些节点常常会相互影响，但在大多数问题上并不需要真的达成共识，个人、企业与社群还是可以继续保持不同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当然，有些时候所有人必须保持一致，而不允许存在多样性。比如在2002—2003年，美国人对于是否入侵伊拉克有不同的意见，但最后还是只能做出一个决定，没办法让某些美国人私下和萨达姆保持和平、其他美国人向他宣战。无论好坏，入侵伊拉克的决定都需要由每位美国公民共同承担。在进行国家基础建设、定义刑事犯罪的时候也是如此。要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铺设铁路网、对谋杀进行定义，任何国家都无法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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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这样的集体事务做决定，就必须先举行全国的公共对话，再由民意代表（需经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做出选择。然而，就算已经做出选择，也应该有重新检视与修正的机会。虽然民主信息网络并不能改变之前的选择，但下次却能选出一个不同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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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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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民主定义为拥有强大自我修正机制的分布式信息网络，就会与民主等于选举这种常见的误解形成鲜明对比。选举是整套民主工具包的核心成分，但并非民主的全部。要是没有额外的自我修正机制，选举就很容易被操弄。而且就算选举完全自由公正，光是这样也不足以保证选举就是民主，因为民主绝对不是“多数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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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场自由公正的选举，由51%的选民选出某个政府，而这个政府接着决定要把全国1%的选民送进死亡集中营，因为这些人信奉某个被憎恶的少数宗教。这算民主吗？显然不算。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说要有超过51%的某个特别多数才能允许进行种族灭绝。绝不是只要政府能得到60%、75%甚至99%选民的支持，就能让死亡集中营成为一个民主抉择。所谓民主制度，并不是只要占了多数，就能去消灭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族群，而是指一种对于中央权力有明确限制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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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51%的选民选出某个政府，接着这个政府就剥夺了其他49%选民（或者只是其中1%）的投票权。这算民主吗？答案一样是否定的，而且也一样，这不是个数字问题。剥夺政治对手的选举权，就会让民主信息网络的一大自我修正机制失去作用。选举这种机制的重点，是让信息网络有机会说：“我们错了，让我们再试试别的。”但要是中央能够恣意剥夺人民的选举权，就等于阉割了这种自我修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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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两个例子可能听起来很离谱，但遗憾的是它们都还真有可能发生。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上台几个月后，就开始将犹太人与共产党人送进集中营；美国也有几届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剥夺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与其他受压迫族群的权利。当然，大多数对民主的攻击并不那么明显。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强人的履历就能看出，一个领导人可以怎样利用民主上位，接着再用权力来破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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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破坏民主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攻击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常常是从法院与媒体下手：剥夺法院的权力或是安插亲信，试着关停所有独立媒体，并四处安插自己的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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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法院无法再以法律手段制约政府，媒体也只能乖乖重复政府的台词时，所有敢于反对政府的机构或个人都可能被抹黑成叛徒、罪犯或外国间谍，进而遭到迫害。各种学术机构、市政当局、非政府组织与私人企业，要么会被解散，要么会被政府控制。到了这个阶段，政府已经能够任意操弄选举，比如将高人气的反对党领袖送进监狱，阻止反对党参与选举，在选区划分上动手脚，或是剥夺选民的选举权。人们到法院控诉这些反民主行为，只会被政府精心挑选的法官驳回。如果记者与学者批评这些行为，就会遭到解雇。能够留下来的其他媒体、学术机构与司法机构，则会盛赞这些行为实为必要之举，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国家及其所谓的民主制度不受叛徒或外国间谍的侵害。这些强人通常不会真的走到最后一步——把选举彻底废除，而是会将其留下作为一种仪式，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也保留民主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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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强人的支持者，常常并不认为这是个反民主的过程。如果有人告诉他们，选举胜利并不代表拥有无限的权力，他们会真心感到困惑。他们反而会觉得，要是有人想对民选政府的权力进行任何制衡，那才是不民主。然而，民主并不是说代表多数就能为所欲为，而是说所有人都应该自由平等。民主这个制度，是要保障所有人都能拥有某些自由，就算其他人占了多数也无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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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民主政体，多数人的代表有权组成政府，在许多领域推行自己喜欢的政策。要是多数人想要战争，国家就会走向战争。要是多数人想要和平，国家就会走向和平。要是多数人想要加税，税率就会上升。要是多数人想要减税，税率就会下降。无论是外交、国防、教育、税收还是其他政策，种种重大决定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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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民主政体中仍然有两类权利受到保护，并不是多数人说了算。第一类就是人权。就算有99%的人想要消灭剩下1%的人，民主政体也不会允许，因为这侵害了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其他属于人权这一类的权利，还包括工作权、隐私权、迁徙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等。这些权利保障了民主的去中心化本质，只要不伤害别人，各人的日子怎么过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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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重要的权利则是公民权。公民权是民主游戏的基本规则，保障着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投票权。要是能允许多数人去剥夺少数人的选举权，民主只要经过一次选举就会画上句号。其他属于公民权类别的权利，还包括新闻自由、学术自由与集会自由等，这些权利保障了独立媒体、大学与各种反对运动，让它们能够挑战政府。而这些也正是强人想染指的关键权利。虽然有时候确实有必要改变国家的自我修正机制（比如扩大选举权、规范媒体、改革司法），但这种改变必须是多数阵营与少数阵营双方有广泛的共识才行。如果只是稍微占了多数，就能够单方面改变各种公民权，那么当局就能够轻松操弄选举，摆脱所有的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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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公民权还有另一项值得一提的重点：这两种权利除了会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还会对中央政府有一些积极的要求。民主政府不仅自己不能侵犯人权与公民权，更要主动保障这两项权利。以生命权为例，民主政府会被要求负起责任，保护公民免受犯罪暴力的侵害。如果某个政府不杀人，但也不努力保护公民不被杀害，这只是无政府状态，而非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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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vs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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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每个民主国家，人权与公民权的界限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就连生命权也会有其限制。包括美国在内，一些民主国家仍保留了死刑，剥夺部分罪犯的生命权。而且每个国家都会允许自己有宣战的特权，也就是会派人去杀戮与被杀。所以，生命权的界限究竟要定在哪里？至于哪些权利该归属于这两类，也有着持续且复杂的讨论。谁能决定宗教自由算不算基本人权？使用互联网又该不该算公民权？还有动物的权利呢？甚至人工智能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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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无法在这里得到解决。人权与公民权都是存在于主体间的约定，是人类的发明而非发现，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出于普遍的理性。不同的民主政体所列出的权利清单就可能有所不同。至少从信息流的角度来看，定义某个制度是否民主的两个条件就是中央的权力是否有一定限度，以及这个制度是否有健全的机制能修正中央的错误。民主信息网络认为人人都会犯错，就算是选举胜出的那些人或者属于多数方的选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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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记得选举并不是找出真相的方法。选举只是要在各方冲突的欲望之间做出裁定，以此来维持秩序。选举所确定的，只是多数人想要什么，而不是真相是什么，而且人们常常就是不愿意面对事实。所以民主信息网络还是需要保留一定的自我修正机制，才能保护真相不受大多数人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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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2—2003年，经过“9·11”事件，小布什政府在讨论是否应该入侵伊拉克时，就声称萨达姆正在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说伊拉克人民渴望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欢迎美国前去解放。当时这些论点胜出了，于是在2002年10月，美国人民选出的国会代表以压倒性多数批准入侵伊拉克。这项决议在众议院以296∶133的多数（69%）通过，在参议院也以77∶23的多数（77%）通过。而在2003年3月的战争初期，民调发现这些议员的意见确实与广大选民一致，当时美国公民有72%支持这项入侵行动。美国人民的意愿十分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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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证明，真相与美国政府的说辞及大多数人的信念并不一致。随着战争发展，众人发现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许多伊拉克人也并不想被美国人解放或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时至2004年8月，新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有67%认为这次入侵是基于错误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美国人已经承认入侵伊拉克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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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国家，只要占了多数，就完全有权做出发动战争等重大决定，当然也可能犯下重大错误。然而就算占了多数，至少也应该认识到自己仍有可能犯错，并保护少数人也能支持与宣传一些不受欢迎的观点，毕竟有可能到头来发现那些少数人的观点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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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举一例，假设一位有魅力的领袖被控贪腐，其忠实支持者显然希望这些指控并非事实。但就算大多数选民都支持这位领导人，也不能就此阻止法官调查指控，找出真相。科学的情况与司法有些类似。虽然大多数选民有可能不愿相信气候变化的现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有权力左右科学事实或阻止科学家去探究、发表一些他们不愿面对的真相。环境研究部门不同于国会，其该做的并不是反映多数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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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主国家在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时，最重要的仍然是选民的意愿。光是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并不等于知道如何应对。我们总会有各种不同的选项，而挑选其实是个意愿问题，而非真相问题。选项一可能是立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算使经济增长放缓也在所不惜。这可能会让今日的人利益受损，但能让2050年的人免于更严峻的挑战，能让岛国基里巴斯不会被淹没，也能让北极熊躲过灭顶之灾。选项二则可能是一切如常。这代表着今日的人会好过一点，但会让下一代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辛，基里巴斯将被淹没在海平面下，北极熊与许多其他物种可能会灭绝。如何选择是个意愿问题，所以该做出决定的是所有选民，而不是少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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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选举时不该出现的选项就是隐藏或扭曲真相。如果多数人确实不想顾虑未来世代或其他环境考量，一心想要在目前大举消耗化石燃料，这些人也绝对有权投票支持这样的做法。但即使是多数民意，也无权通过法令声称气候变化就是骗局，要求辞退所有相信气候变化的教授。我们确实能够选择自己想要的，但不能否认这种选择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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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术机构、媒体与司法制度本身也可能出现贪腐、偏见或错误。但如果要求它们都服从政府，很有可能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发达社会，政府是最强大的机构，因此也最想扭曲或隐藏令人不悦的事实。要让政府来监督对真相的探索，就像让狐狸来看守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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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找出真相，最好还是用另外两种方法。第一，学术机构、媒体、司法制度都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能用来对抗贪腐，修正偏见，揭露错误。在学术界，同行评议机制常常比政府官员的监督更能有效找出出版物中的错误，因为学术晋升靠的就是揭露过去的错误、发现未知的事实。而在媒体界，因为靠的是自由竞争，要是A媒体出于私心不想曝光某桩丑闻，就有可能被B媒体捷足先登。在司法界，法官要是受贿，就有可能像其他公民一样受到审判与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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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由于有许多不同的独立机构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真相，这些机构也就能够彼此制衡、修正。举例来说，如果龙头企业成功贿赂了足够多的科学家，想要以此突破同行评议机制，调查记者与法院完全可以揭露这个事件，惩罚违法者。如果媒体或法院受到系统性种族主义偏见的影响，那么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就该站出来，揭露这些偏见。这些机制没有哪一项会万无一失，但人类机构本就不是万无一失的，政府肯定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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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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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听起来很复杂，那是因为民主本来就是复杂的。“简单”是独裁信息网络的特征，因为这种网络就是由中央决定一切，其他人只需默默服从。像这样的“独裁独白”，人们很轻松就能听懂；而相较之下，民主则是一场多方对话，许多人会同时发声，要听懂并跟上这样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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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主最重要的那些机构制度常常都是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虽然公民很爱追各国王室或总统府的生物戏剧，但讲到国会、法院、报纸与大学如何运作，要理解来龙去脉实在没那么容易。这也就让强人有机可乘，他们很容易对相关机构制度发动民粹攻击，瓦解各种自我修正机制，将全部权力抓在手中。我们在序言中曾经简单讨论过民粹主义，解释它会对天真的信息观带来怎样的挑战。而我们在这里要再谈一谈民粹主义，除了进一步了解其世界观，也谈谈为什么反民主的强人会如此热爱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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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ism”（民粹主义）一词源自拉丁文populus（意思是“人民”）。在民主政体，人们认为人民是政治权威的唯一合法来源，也只有民意代表有权宣战、立法和增税。民粹主义虽然也相信这项民主的基本原则，却不知道从哪里得出一个结论，即觉得这里的意思是应该由单一政党或单一领导人垄断所有权力。民粹主义就像施展了一套奇幻的政治炼金术，根据看似无可挑剔的民主原则，发展出一套追求无限权力的极权主义。事情究竟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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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最奇妙的一项主张是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代表人民。在民主政体，政治权力只能归于人民，而如果只有民粹主义者才能代表人民，自然所有的政治权力就应该归于民粹主义政党。如果是其他政党赢得选举，可不代表那个政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有权组建政府，而肯定是胜选被偷走了或人民被欺骗了，投票结果并没有表达出人民真正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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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强调的是，许多民粹主义者真心相信这一套，而不只是将其作为宣传手法。就算在整体选票中只拿到极少的票数，民粹主义者仍然可能相信只有他们才能代表人民。与此类似，在英国，CPGB（英国共产党）的大选得票率从未超过0.4%，却仍然坚称只有自己才真正代表劳工阶级。他们声称，数以百万计的英国劳工都是因为“虚假意识”才没把票投给CPGB，反而投给了工党甚至是保守党。他们说资本家控制了媒体、大学与其他机构，使劳工阶级受骗上当，投下违背自身真正利益的一票，而唯有CPGB能够看穿这场骗局。民粹主义者的想法也十分类似，他们觉得人民的敌人欺骗了人民，才让人民投下了违背真实意志的一票，而唯有民粹主义者才能代表人民的真实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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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粹主义信条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没有把人民看作一群拥有不同观点与利益、活生生的人，而认为人民就是一个神秘而统一的实体，只有单一的意志，也就是“人民的意志”。对于这种半宗教的信念，或许最恶名昭彰，也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纳粹的座右铭“Ein Volk，ein Reich，ein Führer”（意为“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在纳粹意识形态看来，整个民族或全体国民只有一个单一的意志，而唯一的真正的代表就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认为，对于人民的感受与需求，这位领袖的直觉绝对不会出错。要是有某些德国公民不同意这位领袖的看法，并不代表这位领袖错了，而是因为这些异见分子都来自图谋不轨的外部团体（犹太人、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并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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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纳粹是个极端的案例，绝不是说所有民粹主义者都可能是隐性的纳粹，都可能有种族灭绝的倾向。然而，许多民粹主义政党与政治人物就是不愿接受“人民”可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意见、许多不同的利益团体等诸多含义。他们一心认定真正的人民只有一个意志，也深信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这种意志。相较之下，他们的政治对手就算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也会被说成是“外来的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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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种逻辑，到底要怎样分辨某个人算不算是“人民”？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只要支持领袖的，就算是人民。德国政治哲学家扬-威尔纳·穆勒认为，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要判断某人是不是民粹主义者，就看他是否声称只有自己能够代表人民，并声称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国家官僚制度、少数群体甚至多数选民）肯定都是为虚假意识所迷惑，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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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民粹主义对民主构成致命威胁的原因。民主虽然认同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但在民主制度看来，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也就不会有什么单一的意志。无论是德国人、委内瑞拉人还是土耳其人，各国人民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团体，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意志与代表。任何团体（甚至是代表多数的团体）都无权将其他团体排除于“人民”的概念之外。必须这样，民主制度才能是一种对话。想进行对话，前提是有许多声音都能得到认同。要是只能有一种声音得到认同，就不可能有对话，而会是由单一的声音主宰一切。因此，虽然民粹主义可能口口声声说自己坚守“人民的权力”这项民主原则，但实际上却让民主失去意义，并且试图追求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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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还有另一种破坏民主的方式，虽不太明显，但同样危险。民粹主义者在声称只有他们能代表人民之后，开始声称人民不但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更是所有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于是，只要有任何机构制度的权威不是来自人民意志，就会被说成反民主。这样一来，自称是人民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不只是要垄断政治权威，更是要垄断所有类型的权威，并且控制媒体、法院与大学等机构制度。通过把“人民的权力”这项民主原则发挥到极致，民粹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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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民主”的意思是政治领域的权力来自人民，但并不代表其他领域的权力就不能有其他来源。比如前文谈过，在民主制度当中，独立的媒体、法院与大学都是重要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保护真理与真相，就算是多数人的意愿也无法颠倒是非。生物学教授之所以说人类是从猿类演化而来的，是因为有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而不会在意多数人是否喜欢。记者如果曝光某位高人气政治人物收受贿赂，只要他能在法庭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不管大多数民众是否愿意相信这项指控，法官都可能将这位政治人物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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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些机构高举客观真理之名、凌驾于所谓人民意志之上，民粹主义者会怀疑这些机构，觉得这些机构就是精英分子为了争取不合理权力放出的烟幕弹。于是，民粹主义者开始质疑“追求真理”的行为，并主张“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正如我们在序言所述）。这样一来，只要有任何独立的机构制度反对他们，民粹主义者就会试图削弱或侵占这些机构制度的权威。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黑暗而愤世嫉俗的观点，这种观点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而人类就是一种只迷恋权力的生物，所有社会互动都是权力斗争，所有机构制度都是只为自己人谋求利益的集团。在民粹主义者的想象当中，法院在意的并不是公平正义，而只是维护法官的特权（没错，法官常常大谈公平正义，但这不过是为自己夺取权力的伎俩）；报纸关心的也从来不是事实，只是在散播假新闻来误导人民，好让记者与背后的金主受益；就连科学机构也不是为了找出真理与真相，那些生物学家、气候学家、流行病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数学家，都是另一种利益团体，会为了私利而牺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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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这种观点把人性看得极为卑劣，但还是有两点让它极具吸引力。第一，它把所有互动都简化成权力斗争，于是现实变得似乎不再那么复杂，所有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事件也变得好懂多了。不管发生任何事（就算是一场全球疫情），都是因为精英分子在追求权力。第二，民粹主义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有时候确实是对的。所有人类机构制度的确都可能犯错，也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贪腐。确实有些法官会受贿，确实有些记者会故意误导大众，也确实有些学术学科存在偏见与裙带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机构制度都需要有自我修正机制。然而，民粹主义相信只有权力、力量才是唯一的现实，也就无法相信法院、媒体或学术机构能够受到真理或正义价值的启发，进行自我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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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之所以拥抱民粹主义，是因为觉得它诚实描述了人类的现实，但强人拥抱民粹主义，却有不同的目的。对强人而言，民粹主义能够提供一个意识形态基础，让他们既能成为独裁者，还能假装拥护民主。这里对强人来说最好用的一点，就是能够拿来压制或侵占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由于民粹主义者认为法官、记者和教授是在追求政治利益而非真理与真相，所以这些职位都该由人民的捍卫者（也就是那些强人）来控制，绝不能落入人民的敌人手中。同样，就算是那些负责安排选举、公布选举结果的官员，也可能是邪恶阴谋的一部分，所以应把他们统统换成强人的忠实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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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公民之所以相信选举结果、法院判决、媒体报道和科学发现，是因为公民相信这些机构一心追求真理与真相。但要是人民相信只有权力才是唯一的现实，对这些机构失去信心，就会使民主崩溃，而让强人夺去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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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连强人都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民粹主义的结果可能就不是极权政府，而是无政府。如果说根本没有人追求真理或正义，难道墨索里尼不是人吗？如果说根本没有任何人类机构制度能够有效自我修正，难道墨索里尼的国家法西斯党不是人类机构吗？要一边坚决否定所有精英与机构，一边又坚决信任某位领导人与政党，哪儿有这种道理？正因如此，说到底，民粹主义还得绕回强人代表所有人民这种神话般虚无缥缈的概念。要是人民已经极不信任选举委员会、法院和报纸这些官僚机构，这时还想维持秩序，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强对神话故事的依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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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民主政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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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代表人民的强人，很可能是通过民主手段上台的，也常常打着民主的幌子进行统治。他们靠操弄选举赢得压倒性多数，并以此证明自己与人民之间确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结。所以在评估某个信息网络有多民主的时候，不能只看其有没有定期选举。反之，我们需要问一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有什么机制能够防止中央政府操弄选举？”“主流媒体如果批评政府，是否会有什么危险？”“中央政府给了自己多大权力？”民主与独裁的区别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如同一道连续的光谱。想知道某个网络究竟比较靠近这道光谱的民主一端还是独裁一端，就得了解信息是如何在网络中流动的，以及有什么因素会影响政治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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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个人对所有决策独断专行，就连其最亲近的顾问也不敢表达异议，就不可能有任何对话。这样的网络就处于最独裁的那一端。假设没有人能在公开场合发表异议，但在关上门后，有一小群党派高层或高官能够畅所欲言，虽然这仍是独裁，但已经朝民主方向迈出了一小步。如果只有10%的人口能够发表意见，在公平的选举中投票，竞选公职，以此参与政治对话，这应该算是一种有限的民主。这样的例子包括雅典之类的古代城邦，或是早期的美国（当时唯有富裕的白人男性才有这样的政治权利）。能够参与对话的人数比例越高，这个网络也就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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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评估重点放在对话而非选举上，就能引出许多有趣的问题。举例来说，对话发生的地点在哪儿？例如，朝鲜在平壤设有万寿台议事堂，最高人民会议的687名人民代表在此举行会议。然而，虽然官方号称这是朝鲜的立法机构，每五年举行一次代表选举，但真正的决策地点另在他处。这里的议事讨论一团和气，只是照着预定的脚本走，并没打算改变任何人对任何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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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或许还有某个更隐秘的会议室，真正重要的对话都在那里进行。由于朝鲜的信息非常集中，控制极为严格，我们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明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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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美国也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与朝鲜不同的是，在美国，人们讲什么都是他们的自由。公众每天都会严厉批评政府。但那个进行重要会谈的房间在哪里？什么身份的人才能出席？美国国会的设立，一开始正是为了这个功能：让人民的代表来开会、交谈，试着说服对方。只不过，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国会因为某党议员口若悬河，就让另一党成员回心转意？无论现在真正影响美国的对话在哪里进行，都绝对不是在国会。如果说民主的死亡，一种情况是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而另一种情况就是人民已经失去了彼此倾听的意愿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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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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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对民主的定义，我们现在可以回顾历史，看看信息科技与信息流的改变如何塑造了民主的历史。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证据来看，民主是古代狩猎采集社会最典型的政治制度。石器时代的游群显然不会有选举、法院与媒体这些正式的机构制度，但它们的信息网络常常属于分布式，而且有充分的自我修正机会。只有几十人的游群，很容易就能把信息分享给所有成员；当决定在哪儿扎营、去哪儿狩猎、怎样处理与另一个游群的冲突时，所有人都能参与对话，相互讨论。而游群又常常属于某个较大的部落，成员达到数百甚至数千。假设部落要做出一些足以影响整个部落的重大抉择（例如是否发动战争），由于部落的规模通常不算太大，它仍然可以让大部分成员共聚一堂，互相交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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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游群与部落偶尔也有主要的领袖人物，但通常他们的权力十分有限。这些领导者手中并没有常备军、警力或政府官僚机构，无法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也很难控制人民生活的经济基础。在现代，独裁者的政治权力常常来自垄断经济资产。在古典时代，中国皇帝、古希腊君主与埃及法老统治社会，靠的也是控制粮仓、银矿与灌溉渠道。相较之下，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唯有某些特殊情境才可能出现这种集中式的经济控制。举例来说，在北美洲西北部沿海地区，有些狩猎采集经济靠的是捕捉与保存大量的鲑鱼。因为鲑鱼洄游的高峰限定在几条特定的河流，为期短短数周，所以强大的酋长确实能够垄断这项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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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个例外，狩猎采集经济通常更为多元。某位领导者就算找来几位盟友帮忙，也不可能围起整片草原，不准其他人采集狩猎。就算真的别无选择，狩猎采集者最后也可以用脚投票。反正当时的人也没什么财产，最重要的财产就是自己的技能与私下的朋友，所以如果领导者变得独裁，众人大可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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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猎采集者就算真的被某个专断的领导者统治（比如北美洲西北部鲑鱼捕捞者遇到的情况），这个领导者至少能让人接触到，而不会躲在遥远的要塞里，隐藏在复杂的官僚体制中，身处武装警卫的重重警戒线之后。想要投诉或是提出建议，可以直接让他听见。领导者无法控制舆论，也无法充耳不闻。换言之，领导者无法强迫所有信息必须流经自己这个中心，也无法阻止人民互相交谈、批评他或是组织起来反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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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革命后的几千年间，特别是在文字协助催生大型官僚政体之后，要让信息集中到中央变得容易了，但要维持民主对话则变得困难了。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与希腊的那些小城邦里就出现了许多专制者，例如温玛的卢加尔-扎格西、雅典的庇西特拉图，他们靠着官僚、档案库、常备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产，以及关于所有权、税务、外交与政治的信息。与此同时，广大公民之间要彼此直接联系则越来越困难。当时还没有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技术，把几万名公民塞进城里的主要广场来场公共讨论，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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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苏美尔与古典希腊的历史清楚显示，在这些小城邦，民主制度仍然是选项之一，但这些城邦的民主通常已经不像古代狩猎采集游群的民主那样宽容。谈到古代城邦的民主，或许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了。当时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能够参与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定公共政策，也能获选担任公职。然而，城邦里的女性、奴隶与非公民居民并没有这些特权。雅典的成年人口中，只有25%~30%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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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体规模不断扩大，城邦变成更大的王国与帝国，就连雅典那样的“部分民主”也随风而逝。说到古代民主政体，所有著名例子都是城邦，例如雅典和古罗马。相较之下，到了大型的王国或帝国，还真没听过哪个是以民主的方式来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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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从城邦扩张为帝国之后，并未让被征服者享有公民权与各种政治权利。虽然雅典城仍然是个有限的民主政体，但规模更大的雅典城邦则走向了中央专制统治。所有关于税务、外交联盟、军事远征的重要事项的决定权都握在雅典手上。比如纳克索斯岛和萨索斯岛这样的附属领地，一方面必须服从雅典公民大会与民选官员的命令，另一方面却没有投票权与被选举权。而且，纳克索斯岛、萨索斯岛等附属领地也很难协调出一致的行动来反抗雅典的决定，就连尝试也可能引来雅典残酷的报复。在雅典帝国，信息以雅典为中心向内外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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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罗马共和国建立帝国，先征服了意大利半岛，最后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做法则略有不同。罗马逐渐让公民权适用的范围向外扩张，被征服者也能享有。先是意大利拉丁姆区的居民能得到公民身份，接着是意大利其他地区，最后则是像高卢与叙利亚那些遥远省份。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有了公民身份，但是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越来越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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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很清楚民主的意义，一开始也坚定地致力于实现民主的理想。自公元前509年流放了罗马最后一位国王之后，罗马人对君主制深恶痛绝，再也不想把无限的权力赋予任何个人或机构。因此，最高行政权由两名执政官共掌，互相制衡。执政官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一年，并需受到公民大会、元老院、保民官等其他民选官员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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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拉丁姆区、整个意大利、高卢与叙利亚的人都能享有公民权之后，公民大会、保民官、元老院甚至两位执政官的权力才开始逐渐缩小。直到公元前1世纪末，恺撒家族开始了专制统治。奥古斯都像是预见到了如今政治强人的做法，并未加冕称帝，而是假装罗马仍然是个共和国。元老院与公民大会依然继续开会，每年公民继续选出执政官与保民官。只不过，这些机构的实权早被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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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12年，皇帝卡拉卡拉（北非一个腓尼基家族的后裔）跨出了看似重要的一步：在整个庞大的罗马帝国中，只要是自由的成年男性，就享有罗马公民权。于是，公元3世纪，罗马的公民达到数千万。但在这个时候，所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其实都掌握在一位非民选产生的皇帝手中。虽然每年还是会按规定选出执政官，但卡拉卡拉的权力则继承自父亲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而塞维鲁则是靠着打赢内战而成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卡拉卡拉做出一项最重要的决定——杀了自己的弟弟兼竞争对手盖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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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令杀死盖塔、向帕提亚帝国宣战或是让几百万的不列颠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时候，卡拉卡拉并不需要征求罗马人民的许可。罗马所有的自我修正机制早已失效。要是卡拉卡拉在外交或内政上犯了错，元老院或任何官员都无力介入修正，选项只剩下政变或暗杀。而等到卡拉卡拉在公元217年真的被暗杀，迎来的只是新一轮内战，新的专制者崛起。套用斯塔尔夫人的一句话，公元3世纪的罗马就像18世纪的俄国，都是“用绞杀进行调和的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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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3世纪，不只是罗马帝国，地球上所有主要的人类社会都成了集中式的信息网络，而且缺少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波斯的帕提亚帝国和萨珊王朝，印度的贵霜帝国和笈多帝国，以及中国的东汉末期与三国时期都是如此。在公元3世纪以后，虽然还是有几千个小规模社会继续采用民主制度，但分布式的民主信息网络似乎就是无法与大规模的社会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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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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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民主制度在古代真的行不通，还是奥古斯都和卡拉卡拉这样的独裁者故意从中破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除了在于能让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更在于能让我们看清人工智能时代民主的未来。我们要怎样才能判断，民主政体的失败是因为受到强人的破坏，还是有某些更深层次的结构原因或技术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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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罗马帝国的状况。罗马显然很熟悉民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就算在恺撒家族掌权之后，民主也依然是个重要的概念。否则，奥古斯都与后续的继任者犯不着这么辛苦地维持民主的表象，例如，保留元老院，以及每年选出执政官与其他公职人员。所以，为什么权力最后都握在一个非民选的皇帝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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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就算整个地中海地区有几千万人拥有罗马公民身份，难道不能来场全帝国的皇帝大选吗？当然，这件事的后勤安排肯定非常复杂，得花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得知选举结果，但真的是这个原因毁了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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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主要误解，在于认为民主等于选举。如果只是办场选举，让罗马帝国上千万公民投票给这位或那位皇帝候选人，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上千万公民有没有办法真的进行全帝国规模的持续政治对话。在如今的一些国家，因为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所以没有民主对话，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他们有了言论自由之后的情形。在如今的美国，因为各方无法倾听、尊重政治对手，所以民主受到威胁，但理论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相较之下，在罗马帝国完全没有进行或维持民主对话的可能，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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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对话，并不是有说话的自由与倾听的能力就够了，还需要两个技术前提。第一，各方要处于彼此的听力范围内。所以在美国或罗马帝国这样辽阔的土地上，想要进行政治对话，就必须利用某种信息技术将言论迅速传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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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民必须对自己谈论的内容有基本了解，否则就是在制造噪声，而不是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如果谈的是切身的政治议题，大家通常都能有不错的理解。比如穷人谈论贫穷，或许有些见解连经济学教授都没想过；少数族群谈论种族主义，他们的理解也会比从未遭受种族歧视的人更为深刻。但如果觉得必须有亲身体验才能理解那些关键的政治议题，就不可能展开大规模的政治对话。因为在这种时候，每个群体都只能谈论自己的经验，而且更糟的是，就算谈了，其他人也无法理解。如果知识只能来自自身经验，那么就算听了别人的见解，也无法让它变成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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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多元群体之间进行大规模政治对话，必备条件就是大家都能对自己从未亲身经历的议题有一定理解。在一个大型政体里，教育与媒体有一个关键作用：让民众了解一些他们从未亲身体验的事。没有教育系统、没有媒体平台来发挥这个作用，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大规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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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可能只有几千人的新石器时代的小镇，居民或许偶尔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就技术而言，想要进行一段有意义的对话并不难。第一，大家都住得不远，很容易就能见到社群里的大多数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第二，大家都很了解这个小镇面临怎样的危险与契机。要是有敌军来袭，大家都看得到；要是河水泛滥到田里，所有人都会明白这对经济的影响。讲到战争与饥饿，每个人都很清楚它们代表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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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4世纪，罗马城邦的规模还很小，一旦有紧急状况，就能让大部分公民聚集到广场上，听他们尊敬的领袖发表演说，并就当前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元前390年，高卢进攻罗马，几乎所有罗马人在阿利亚之战中都有亲人战死，也在随后的洗劫中损失了财物。绝望的罗马人任命卡米卢斯为独裁官，这是一个在紧急状态下任命的临时公职，权力没有上限，但只能在预定的短暂期限内行使，之后就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卡米卢斯带领罗马获胜之后，所有人都能看到紧急状态已经结束，卡米卢斯也随之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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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人口已达6000万~7500万，领土面积超过500万平方千米。当时的罗马并没有广播或日报这样的大众传播技术，成年识字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 ~ 20%，也欠缺有组织的教育系统，让人民了解帝国的地理、历史与经济。确实，帝国各地有许多人拥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信念（如坚信罗马人比野蛮人更文明），这有助于维持帝国的秩序与团结，但在政治上的意义就没那么明显了，而且在遇到危机时，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进行公共对话，讨论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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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群人中有叙利亚商人、大不列颠牧羊人和埃及村民，他们怎么可能好好讨论正在中东发生的战争，以及正在多瑙河沿岸酝酿的移民危机？当时没有真正有意义的公共对话，并不是奥古斯都、尼禄、卡拉卡拉或任何其他皇帝的错。不是这些人破坏了罗马的民主，而是在帝国的规模与可用的信息技术下，民主制度在当时根本不可能运作。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些古代哲学家早已看清这一点，所以他们认为民主只能在小规模城邦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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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罗马没有民主是某些特定独裁者的错，理论上在其他地方应该能看到大规模民主政体的蓬勃发展，比如波斯的萨珊王朝、印度的笈多王朝或中国的汉朝。然而，在现代信息科技发展之前，世界上确实没有大规模民主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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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要强调，在许多大规模专制政体中，地方事务常常采用民主管理形式。罗马皇帝手中信息不足，无法对整个帝国几百个城市进行微观管理，但针对各个城市的市政，当地公民仍然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所以就算罗马帝国成为专制政体已久，许多城市仍然由地方议会与民选官员来治理。在罗马执政官选举徒具形式的时候，庞贝之类小城市的市政官员选举仍然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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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9年，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在位期间，维苏威火山爆发摧毁了庞贝城，而后来考古学家在庞贝古城发现了大约1500幅与地方选举相关的涂鸦。当时的一个热门职位是市政官，它负责维护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建筑。当时，卢克莱修斯·弗朗托的支持者涂鸦写道：“如果诚实生活值得推崇，卢克莱修斯·弗朗托就值得当选。”弗朗托的对手盖乌斯·尤利乌斯·波利比乌斯的竞选口号则是：“请选波利比乌斯担任市政官，他能提供美味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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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候选人还得到了宗教或专业协会的支持，例如，“伊西斯的信徒请投票给格奈乌斯·赫尔维乌斯·萨比努斯”“所有骡夫请投票给盖乌斯·尤利乌斯·波利比乌斯”。有些人的手脚则没那么干净。例如有几幅涂鸦，作者显然不是马库斯·塞里尼乌斯·瓦提亚的支持者，写的是“所有酒鬼请投票给马库斯·塞里尼乌斯·瓦提亚，小偷也请投票给他”。从这些竞选活动可以看出，一是市政官一职在庞贝确实拥有权力，二是选举相对自由公平，市政官一职并非由罗马帝国独裁者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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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某些领导者连装都懒得装的帝国，民主制度也可能在地方层面大行其道。例如，在沙皇俄国，数百万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由村社管理，这套制度至少能够上溯到11世纪，每个村社的人口通常不到千人。村社隶属于地主，需要对地主与沙皇承担许多义务，但在管理内部事务以及决定如何履行外部义务（如纳税、提供兵源）时则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村社能够调解地方纠纷，提供紧急救济，维护社会规范，监督各家的土地分配，以及规范如何使用森林或牧场这样的公共资源。重大事项由村社大会决定，每家每户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共同选出一位长老，村社所做的决定至少会尝试反映多数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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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皇时代的村庄与罗马时期的城邦，因为仍然能进行有意义的公共对话，所以可能实现某种形式的民主。公元79年，庞贝城有一两万人，所以每个人还是能够自行判断弗朗托是否诚实、瓦提亚是不是个会喝醉的小偷。但涉及几百万人的大规模民主，还是得等到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改变了大规模信息网络的本质之后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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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媒体使大众民主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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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大众媒体这样的资讯技术，就能让相距甚远的数百万民众迅速联结在一起。而印刷术的发明，让人类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从此能够便宜而迅速地生产大量图书与宣传册，让更多的人表达自己的意见，把思想传到遥远的地方，只不过这个过程需要一点儿时间而已。这项技术推动了最早一批的大规模民主实验，比如1569年成立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以及1579年成立的荷兰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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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质疑这些政体算不上民主，因为当时只有少数相对富裕的公民能够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比如在波兰立陶宛联邦，只有贵族的成年男性能够享有政治权利，这些人约有30万，仅占成年人口的5%。贵族的特权之一就是选举国王，但想投票就得长途跋涉参与全国大会，所以真正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少之又少。在16—17世纪，参与国王选举的投票人数通常在3000~7000，但1669年的大选投票人数高达11271。虽然从21世纪的观点来看，实在不觉得这有多民主，但不要忘记，在20世纪之前，所有的大规模民主政体都只有一小群相对富裕的人能够享有有限的政治权利。民主从来不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选择题，而是一道连续的光谱，16世纪末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就探索了这道光谱中无人涉足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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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选举国王，波兰立陶宛联邦也设有民选的联邦色姆（Sejm，即联邦国会），负责批准或否决新制定的法律，并有权否决王室关于税务及外交事务的决定。此外，联邦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就包括集会自由与宗教自由。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大部分地区卷入了激烈的宗教冲突与迫害，波兰立陶宛联邦就成了宽容的避风港，无论是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路德宗教徒、加尔文宗教徒、犹太教徒还是穆斯林，在此都能和平共处。1616年，波兰立陶宛联邦拥有100多座清真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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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头来，波兰立陶宛联邦这项分布式体制实验证明无以为继。该国是当时的欧洲大国，面积将近100万平方千米，涵盖今日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部分领土。但由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缺少必要的信息、通信与教育系统，也就无法让分散各地的波兰贵族、立陶宛显贵、乌克兰哥萨克与犹太拉比进行有意义的政治对话。而且，自我修正机制的成本也太过昂贵，这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陷入瘫痪。特别是当时每位色姆代表都有权否决任何法令，这让政治陷入僵局。事实证明，一旦政体庞大多元，再加上中央软弱无力，就会带来致命的结果。波兰立陶宛联邦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分崩离析，遭到俄国、奥地利与普鲁士等中央集权国家的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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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这场实验的结果则好多了。就某些层面而言，荷兰联省共和国甚至比波兰立陶宛联邦更分散，因为这个共和国并没有共同的君主，只是由七个自治省组成联盟，每个自治省又由许多自治城镇组成。这种分布式的本质反映在这个国家在国外有诸多称呼：英语称之为“Netherlands”，法语称之为“Les Pays-Bas”，西班牙语则称之为“Los Países Bajos”，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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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联省共和国的陆地面积只是波兰立陶宛联邦的4%，但它拥有更好的信息、通信与教育系统，于是能够将全国各地紧密联结。联省共和国还推出一项大有前景的全新领先信息技术：1618年6月，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一份刊物，名为《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Courante uyt Italien， Duytslandt &c）。正如其标题所示，该报刊载的是亚平宁半岛、德意志等地的新闻。这份刊物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不同的就是它在接下来的几周继续出版。1670年，这家报纸又与其他几份连载刊物合并为《阿姆斯特丹时事报》（Amsterdamsche Courant），1903年又并入荷兰《电信报》（De Telegraaf），至今后者仍是荷兰第一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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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一种周期性刊物，它与早期一次性刊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拥有更为健全的自我修正机制。周报或日报有机会修正错误，并以此赢得大众信任。在《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出现之后不久，一份名为《各地消息》（Tijdinghen uyt Verscheyde Quartieren）的对手报纸也初次登场。当时一般认为，由于《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地时事报》会先查证再报道，因此更为可靠；而《各地消息》则被批评太过爱国，只报道对荷兰有利的新闻。虽然如此，两份报纸都得以成功存活，因为就像某位读者解释的：“人总是可以在某份报纸上找到在另一份报纸上找不到的东西。”接下来几十年，荷兰又有几十种报纸出版，俨然成为欧洲的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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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得到广泛信任的报纸于是成了舆论的制造者与发声渠道。报纸让大众更了解时事，也更愿意参与发展，这也改变了政治的本质，从荷兰开始，随即延伸到世界各地。报纸拥有了关键的政治影响力，于是报纸主编成为政治领袖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让-保罗·马拉就是靠创办《人民之友报》并担任主笔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的；爱德华·伯恩斯坦就是凭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身份协助创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列宁在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前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务就是《火星报》编辑；墨索里尼先是在社会党党报《前进报》担任记者，后来成为煽动性右翼报纸《意大利人民》的创办人兼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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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早期现代民主政体的形成过程中，报纸都扮演着关键角色，这些政体包括低地国家的联省共和国、不列颠群岛的联合王国，以及北美洲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如名称所示，这些政体并不像古代雅典与罗马那样的城邦，而是由许多不同地区组合在一起。报纸这种新的信息技术也在其中出了一份力。例如，182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向美国国会发表他的首度国情咨文，而在接下来的几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报纸都刊出了这场演讲的全文与重点摘要（当时美国有几百家报纸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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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宣布他打算启动多项联邦项目，从修建公路到建立天文台等，他还给天文台取了“天空的灯塔”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这场演讲引发大众的激烈辩论，多半都是纸上交锋。当时有一方支持这种“大政府”计划，觉得这对美国发展至关重要；但也有许多人比较喜欢“小政府”路线，觉得亚当斯的计划是联邦政府越权，侵犯了各州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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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支持“小政府”的人感到不满，觉得联邦政府为了在比较穷困的州修建公路，就向比较富裕的州征税，是违宪行为。南方人则担心，联邦政府现在说自己有权在他们的后院盖一座“天空的灯塔”，搞不好哪天就会说自己有权叫南方人释放他们的奴隶。亚当斯被指控有独裁野心，而他演讲的内容广博深奥，则被批评是精英主义，与一般美国人距离太远。大众对1825年国情咨文的这场辩论严重挫伤了亚当斯政府的声誉，也为他接下来的连任失败埋下了伏笔。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亚当斯败给了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的杰克逊十分富有，养了很多奴隶在种植园劳动，他在许多报纸专栏成功地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人民的人”，并声称之前自己的胜选是被亚当斯与腐败的华盛顿精英阶层窃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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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比起如今的大众媒体，当时的报纸仍速度缓慢、效果有限。报纸的递送速度受限于马匹或帆船的速度，而且读报的人相对不多。一开始并没有报摊或卖报的小贩，只能采取订阅制，而且所费不赀：要订阅一年的报纸，平均需要花上一般技术工人一周的工资。所以在1830年，美国所有报纸的订户总数据估计只有78000人。因为某些订户是协会或企业，而非个人，买了一份报纸应该是几个人轮流看，所以可以合理假设，固定看报纸的人有数十万。其他人则很少甚至完全不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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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难怪，当时的美国民主只能算是一种有限的制度——只属于富有的白人男性。18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美国成年人口总数约为500万，其中理论上有投票权的人数为130万（约占25%），但最后真正行使这项权利的只有352780人（仅占总成年人口数的7%）。而且作为总统候选人，亚当斯甚至没有拿下多数票。由于美国奇特的大选制度，他只靠113122名选民的支持（不到总成年人口数的2%、总人口的1%）就登上了总统宝座。与此同时，在英国，拥有议员投票权的人数只有大约40万，约占成年人口的6%。而且，议会席位有高达30%是因只有一人参选而自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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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觉得，这真的是民主政体吗？当时，美国的奴隶人数多于合格选民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美国有超过150万人遭到奴役），能说美国真的是个民主国家吗？这是一个定义问题。就像16世纪末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包括19世纪初的美国，民主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前文提过，民主与专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一道连续光谱。19世纪初，在所有大型人类社会中，美国在光谱上可能已经是最接近民主那一端的政体。合格选民占了成年人口的25%，现在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在1824年，这个比例远高于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或中国，当时，这些地方根本没有任何人有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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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本章一直强调的，投票并非唯一重要的事。之所以认为1824年的美国算是民主政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相较于当时大多数其他政体，美国这个新兴国家拥有更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美国的开国元勋深受古罗马的启发（从位于华盛顿的参议院和国会大厦就看得出来），他们清楚地知道，罗马共和国最后成了一个专制帝国。他们担心哪天某个美国恺撒也会让这个国家走上同样的路，于是特意设计出许多层层叠叠的自我修正机制，形成所谓的制约与平衡体系。其中之一就是新闻自由。在古罗马，随着共和国领土的扩张和人口的增加，自我修正机制也停止了运作。但在美国，国家一路从大西洋沿岸延伸到了太平洋沿岸，靠着现代信息科技与新闻自由的结合，自我修正机制得到了持续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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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自我修正机制让美国逐渐扩大了选举权，废除了奴隶制，并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民主国家。第二章曾经提过，美国开国元勋曾经犯下巨大的错误（如认同奴隶制、拒绝赋予女性投票权），但他们也为后代提供了修正这些错误的工具。这是他们最伟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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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大众民主，也是大众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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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报纸只是大众媒体时代发出的第一枪。在19—20世纪，从电报、电话、电视、广播、火车、轮船到飞机等，各式各样新的通信与运输科技都让大众媒体的力量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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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公元前350年，狄摩西尼在雅典发表公开演讲，目标听众主要就是那些身在雅典市集广场上的人，人数十分有限。到公元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发表首度国情咨文，演讲的内容已经能以马匹奔跑的速度传开。到1863年11月19日，林肯发表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此时借助电报、火车与轮船，演讲内容能以更快的速度传遍联邦。第二天，《纽约时报》便全文转载了演讲内容，缅因州的《波特兰日报》和艾奥瓦州的《奥塔姆瓦信使报》等也在第二天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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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强大自我修正机制的民主政体，林肯的这篇总统演说引发的是热烈的讨论，而不是一致的掌声。虽然多数报纸对这篇演说表示赞赏，但也有一些报纸表达怀疑。《芝加哥时报》在11月20日写道：“每个美国人读到林肯总统这篇愚蠢、平淡、空洞乏味的演说，脸颊一定会因羞愧而刺痛。”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地方报纸《爱国者与联邦报》也严词批评“总统的愚蠢言论”，并希望“能以遗忘的面纱遮蔽它们，别再让它们重复或是回到脑海”。虽然美国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但记者还是能够自由地公开批评甚至奚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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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快进一个世纪，信息传播速度也确实越来越快。在历史上，新技术第一次使分散在辽阔土地上的大批人群即时联结起来。1960年，在北美大陆及其他地区，大约有7000万美国人（占总人口39%）观看了尼克松与肯尼迪的总统竞选电视辩论直播，还有几百万人收听了广播。观众与听众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家里按下按钮。大规模的民主，从此开始行得通了。就算有数百万人、相距数千千米，也能针对当下快速发展的问题，进行有根据、有意义的公开讨论。到1960年，所有成年美国人理论上都有了投票权，实际投票人数更高达近7000万人（约占合格选民的64%）——只不过，仍有数百万黑人与其他族群因受到各种“选民压制”而无法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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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避免得出大众媒体的兴起导致了大规模民主兴起的结论。大众媒体只是让大规模民主成为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大众媒体同样可能造就其他类型的政权，特别是现代的新型信息科技，就为大规模极权打开了大门。就像尼克松与肯尼迪一样，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只要在广播中说些什么，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到加里宁格勒的数亿民众也可以立刻听到。而且，他们也能利用电话与电报听取几百万特工与线人的每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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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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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总觉得自己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也希望能够彻底掌握人民的所有生活。在电报、无线电与其他现代信息科技发明之前，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极权政权。虽然罗马的皇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蒙古的可汗通常都是冷酷无情的独裁者，也都相信自己绝对正确、无懈可击，但他们也都缺乏必要的技术，无法对大型社会实施真正的极权控制。要谈这一点，得先厘清“极权政权”与不那么极端的“专制政权”的差异。在专制信息网络中，统治者的意志虽然不受法律限制，但还是会受到许多技术限制。而在极权信息网络中，许多技术限制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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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罗马帝国、阿拔斯王朝或蒙古帝国等专制政权的统治者通常都能够任意处决让他们不满的人；要是某些法律挡了他们的路，他们既能无视法律，也能修订法律。例如，尼禄就杀害了母亲小阿格里皮娜与妻子屋大维娅，还逼迫导师塞涅卡自尽。有些最受敬重也最有权势的罗马贵族，只是因为不同意尼禄的意见或是拿他开玩笑，就被尼禄处决或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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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这样的专制统治者，虽然能把言行令他们不满的人统统处决，但无法真正掌握帝国里大多数人的一言一行。理论上，尼禄可以发布命令，规定罗马帝国境内若有人胆敢批评或侮辱皇帝，必遭严厉惩罚。但命令是命令，却没有相关技术能够真正执行这样的命令。在塔西佗这样的罗马历史学家笔下，尼禄就是个嗜血的暴君，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然而，这种类型的恐怖其实相当受限。虽然他身边的许多家族成员、贵族和元老遭到处决或流放，但住在城市贫民窟里的一般罗马人或是住在耶路撒冷、伦丁尼姆（今伦敦）等偏远城镇的外省人则能够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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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极权政权的恐怖程度则完全不同。极权主义想控制每个公民每分每秒的言行举止甚至思想与感受。尼禄或许也梦想过拥有这样的力量，但没有办法做到。由于当时古罗马属于农业经济，税收有限，尼禄无法雇一大批人来为他服务。如果是一群罗马元老参加的晚宴，安插几个线人不是问题，但要想控制整个帝国的疆域，则显得捉襟见肘，因为他只有大约一万名帝国行政官员、35万名士兵，而且没有科技手段与他们及时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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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与其他皇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使有足够可用的、向自己领薪水的行政官员与士兵，如何确保他们的忠诚？有几十位罗马皇帝是被自己的将军、官员、侍卫或家人暗杀或废黜的，而不是像路易十六那样被民主革命推翻下台的。尼禄就是被西班牙行省总督加尔巴发动的叛乱推翻的。但六个月后，加尔巴又被卢西塔尼亚行省总督奥托杀害。三个月后，奥托被下日耳曼尼亚行省总督维特里乌斯赶下台。维特里乌斯撑了大约八个月，被犹太军团长官韦帕芗击败处决。被下属叛乱杀死成了最大的职业风险，不仅对罗马皇帝如此，对所有前现代专制者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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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皇帝、哈里发、沙阿和国王发现，要控制下属可不是简单的事。于是，统治者常常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控制军队与税务上。罗马皇帝有权插手任何省份或城市的地方事务，偶尔也的确会这么做，但通常是为了回应当地民众或官员的特别请愿，而不是因为有什么帝国极权计划。如果你在庞贝城赶骡子或是在不列颠尼亚牧羊，尼禄并不想控制你的日常生活或监督你讲的笑话。只要你乖乖缴税，不抵抗军团，对尼禄来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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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与秦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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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虽然有技术上的困难，但古代还是有人尝试建立极权政权。最常被提及的就是斯巴达。在他们看来，斯巴达就是在极权政权的统治之下，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该跟谁结婚、吃些什么）都受到微观管理。虽然斯巴达政权确实严酷，但它有一些自我修正机制，可以避免权力被个人或派系垄断。例如，斯巴达的政治权力就分属于两位国王、五位督政官、二十八名元老，另外还有公民大会。如果涉及重要的决定（例如是否发动战争），常常会引发激烈的公开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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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论我们对斯巴达政权的本质有何想法，显然那些让古代雅典民主难以跨出单一城邦的技术限制，都限制了斯巴达的政治实验的范围。赢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在许多希腊城市设置卫戍部队以及亲斯巴达的政府，要求各城遵循斯巴达的外交政策，偶尔也需要纳贡。但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斯巴达并未试着将自己的制度扩大或输出。毕竟，斯巴达无法打造一个足够强大、密集的信息网络来控制希腊所有城镇村庄一般民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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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更野心勃勃的极权计划，可能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前221—前206年）。秦始皇在消灭战国群雄之后，控制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子民达到千万，分属不同诸侯国，说不同的语言，忠于各地不同的传统及权贵。为了巩固权力，秦朝努力瓦解任何可能挑战其权威的地方势力，没收地方权贵的土地与财产，要求各地权贵迁往帝都咸阳，使他们远离自身权力的基础，也更容易对其进行监视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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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权也开始了一场集权与同质化运动，以简化而成的小篆作为全国通用文字，并统一各地的货币与度量衡。秦政权也以咸阳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路网，修建标准化的驿馆驿站与关隘津要。百姓出入京畿或边疆地区，都需要各种通关文牒。另外，秦朝统一了车轮的距离（车同轨），以确保马车与战车能在相同的车道上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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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从耕地到结婚，所有行为背后都有军事意义。在罗马，只有军队需要奉行的军事纪律，在秦朝，所有人都要遵守。这套体制的影响，可以用秦朝的一条法令来说明。该法令规定，官员如果监管粮仓不力，会根据粮仓出现的鼠洞数量，对官员进行处罚或申斥：“鼠洞在三个以上罚一盾，两个以下应受申斥。三个鼷鼠洞算一个老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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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这种极权制度，秦朝曾尝试建立一种军事化的社会秩序。根据最早的“五家为伍”，将五家编为一伍，逐渐结合成更大的组织，十家为一什，十什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再往上是县和郡，郡是中央以下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未经许可，民众不得改变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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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国家，就能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员，享有相应的经济与法律特权；不服从国家，就可能被降级或受罚。同单位的成员必须互相监督，否则如有一人犯法，全员受罚。如果一个人看到犯罪行为不举报（即使是自己的亲人），那么他会被腰斩。举报犯罪行为的人，能得到与立下军功者一样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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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这些极权措施究竟能施行到什么程度，很值得怀疑。很多时候，虽然官员在衙门里把各种法规写得洋洋洒洒，但实际上窒碍难行。那些认真的官员真的会走遍全国，数清每个粮仓里有多少个老鼠洞吗？偏远山村里的农民，真的都由五家组成一伍吗？大概并不会有这回事。话虽如此，大秦王朝的极权野心还是超越了其他古代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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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权甚至想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感受。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相对自由地发展出各种哲学理论与思想体系，但秦国崇尚法家。法家认为人性本恶，充满贪婪、残忍、自私，因此需要严格管控，而奖惩是最有效的控制手段，也认为不应根据任何道德考量限制国家权力。强权就是正义，而国家的利益就是最高利益。秦朝独尊法家，排斥儒、道；在儒、道哲学看来，人性本善，也更强调美德而非暴力的重要性。凡是拥护这种温和的观点、不同于秦朝官方历史的书籍都被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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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学者认为，秦始皇应该仿效周朝采用分封制，分散国家的权力，但丞相李斯反对这种观点，觉得不应贵古贱今。最后，秦朝下令没收所有“道古以害今”或是对秦朝有所批评的著作。这些“有问题”的图书成为秦宫内部金匮石室的图书典藏，唯有博士才能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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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王朝可能是现代之前人类史上最具野心的极权实验，但也正因其规模与强度，导致了它的快速灭亡。大秦王朝希望用军事管理的方式管制数千万百姓，垄断所有资源并将其投入军事，这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和浪费，以致民怨沸腾。再加上各种严刑峻法、敌视地方豪族富户、横征暴敛，进一步煽动了百姓的怒火。此时，想抑制这种怒火，需要大量的官僚与军人，但古代农业社会的资源有限，并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投入，再加上当时的信息科技效率过低，使秦朝无法在咸阳控制远方每个城镇村庄。毫不意外，公元前209年，秦朝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领导者包括地方权贵、不满的百姓，甚至还有一些新上任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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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陈胜、吴广等900余人被征发戍边，但行程因大雨与洪水而延误。当时秦朝法律明确规定误期者一律处斩，他们觉得无路可退，不如造反。许多其他起义军也迅速加入他们的行列。大秦王朝权力达到巅峰仅仅15年后，就再也承受不了其极权野心的重量，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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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战乱，汉王朝重新统一全国。汉朝采取了较为实际、不那么严厉的政策。虽然汉朝皇帝也是专制者，但称不上极权者。他们虽然仍然认为自己天威无限，但并不会微观管理，插手所有人的生活。汉朝所遵行的思想并不是法家那套监视与控制手段，而是转向儒家，鼓励百姓根据内在的道德信念，让自己行事忠诚且负责。就像罗马帝国皇帝，汉朝皇帝在中央只会控制整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同时将相当大的自治权留给地方贵族与当地社区。因为受到当时信息科技的限制，罗马帝国与汉朝这样的前现代大型政体，多半会倾向非极权专制政体。虽然秦始皇梦想施行全面的极权统治，但必须等到发展出现代科技才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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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的三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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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除了能让人类有可能实现大规模民主，也让人类有可能实现大规模极权。从19世纪开始，工业经济兴起，各国政府能够雇用更多的行政人员，而新的信息技术（例如电报、无线电）也让政府得以迅速联结、监督这些行政人员。这使得信息与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这对某些人来说是美梦成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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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控制俄罗斯，当时正是这样的梦想推动着他们。布尔什维克相信自己肩负着救世主的使命，因此十分渴望能够拥有无限的社会资源。马克思认为，几千年来，人类社会都被压迫人民的腐败精英统治。布尔什维克声称自己知道如何终结世上一切压迫，创造一个完全公正的社会，但为此需要战胜无数的敌人与难关，因此需要取得所有可用的力量。他们拒绝认同任何可能质疑其愿景或方法的自我修正机制。布尔什维克坚信虽然个别成员可能会犯错，但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永远是对的。由于相信自己绝对正确，也就让布尔什维克扼杀了苏俄刚萌芽的资产阶级政权（如选举、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反对党），建立了一党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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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把这套制度发展得更加全面。这个网络有三个主要分支。第一是政府机构，包括国家部委机构、地区行政机构，以及正规红军部队，1939年，苏联共有160万名文职人员、190万名士兵。第二是苏联共产党及其无处不在的党支部，1939年，苏联共产党党员人数为240万。第三是秘密警察：一开始被称为契卡，到斯大林时代被称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国家安全部（MGB），在斯大林死后又演变成国家安全委员会（KGB）。苏联解体后，承接相关工作的单位从1995年起被称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部有27万名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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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分支齐头并进。正如民主政体依赖相互重叠与制约的自我修正机制，现代极权政体同样创造了相互重叠的监督机制，让它们共同维持秩序。苏联的地方行政负责人总是持续受到当地党委的监督，而且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手下谁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线人。现代极权政体已经基本解决了前现代专制政体无法避免的问题——地方下属发动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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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大多数政体的军队都掌握着巨大的政治权力，但在20世纪的极权政权，正规军的影响力却多半拱手让给了秘密警察——可以称他们为“信息军”。在苏联，虽然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红军的装备，但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却有更大的影响力，甚至还能恐吓、清洗军队高层。民主德国的史塔西与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的影响力同样比这些国家的正规军更大。在纳粹德国，党卫队比国防军更强大，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地位也高于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总长威廉·凯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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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是传统战争，这些秘密警察不可能击败正规军。秘密警察的强大之处在于对信息的掌握，能以此先发制人，坦克旅或战斗机中队的指挥官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被逮捕。20世纪30年代末的苏联肃反运动期间，144000名红军军官中约有10%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枪决或监禁，其中包括186位师长里的154位（83%）、9位海军上将里的8位（89%）、15位将军里的13位（87%），以及5位元帅里的3位（60%）。就算是政党的领导阶层也难以幸免。比如那些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就入党、广受敬重的老布尔什维克，有很大一部分人没能活过肃反运动时期。1934年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当中，只有极少数躲过了死刑、监禁、开除或降级，而得以参加1939年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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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整肃与杀戮的秘密警察有好几个分支，他们互为对手，彼此密切监督与整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委员亚戈达曾一手策划了肃反运动的开端，在他手中葬送的人成千上万，但他自己也在1938年遭到处决，由尼古拉·叶若夫接任。叶若夫在任两年，杀害、监禁的人数超过了前任，自己则在1940年遭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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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具代表性的是从1935年起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苏联称之为国家安全委员）的这39人。二战结束时，39位将军只剩下两位。他们最后还是没能躲过极权主义无情的逻辑。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权力斗争当中，其中一位遭到枪决，另一位则被送到精神病院，于1960年去世。在斯大林时代，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将军绝对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危险的工作。此时的美国民主不断琢磨着自身的各种自我修正机制，但苏联政权却沉迷于这套三位一体的自我监督与自我恐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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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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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政权的基础，就是控制一切信息流动，并对所有独立信息渠道保持怀疑。在军官、国家官员或一般公民交换信息的时候，双方可能建立信赖关系，而有了信赖关系，就可能组织反抗行动。所以极权政权有一个关键原则：无论人民在哪里见面、交换信息，都必须受到政权的密切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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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31日，希特勒担任总理两个月后，纳粹通过了《协调法案》，规定在1933年4月30日之前，德国各地所有政治、社会与文化组织（从市政当局到足球俱乐部与地方合唱团）都必须依据纳粹的意识形态来运作，成为纳粹国家机关的一分子。这把德国每个城市与村庄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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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阿尔卑斯山的小村庄奥伯斯多夫，民选的村议会在1933年4月21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三天后就成立了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纳粹议会，指派了一位纳粹村长。毕竟，如果说只有纳粹知道人民真正想要什么，那么除了纳粹，还有谁能够实现人民的意愿呢？当时，奥伯斯多夫还有大约50个各种协会与俱乐部，包括养蜂协会与登山俱乐部等，而他们都得遵守《协调法案》，根据纳粹的要求，调整理事会或委员会的构成，修改成员资格与章程，必须悬挂纳粹党旗，每次会议结束也得高唱纳粹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1933年4月6日，奥伯斯多夫的捕鱼协会决议禁止犹太人加入，虽然32名成员本来就没有犹太人，但他们还是觉得必须向新政权表明自己的雅利安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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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情况更为极端。192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苏联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所有社区、村庄都有政府官员、党员干部管理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发电厂到卷心菜农场的所有企业，所有报纸与广播电台，所有大学、中小学与青年团体，所有医院与诊所，所有志愿者与宗教组织，所有体育与科学协会，所有公园、博物馆与电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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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就是一个重要例子。几个世纪以来，庞大的沙皇帝国的几千个村庄的经济、社会与私人生活都是依靠几种传统制度进行管理，如地方公社、教区教堂、私人农场、地方市场，以及最重要的家庭家族组织。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这个经济体仍然以农业为主。大约有82%的国民为农村人口，劳动力有83%从事农业。然而，如果每个农村家庭都是自己决定种什么、买什么，并自主给自己的农产品定价，莫斯科的官员就很难规划与控制经济活动。如果官员想进行一场重大的土地改革，但遭到农村家庭的抵制，该怎么办？所以苏联于1928年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最重要的一项计划就是农业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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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计划是让农村的所有农民都加入一个集体农场，交出所有财产（土地、房子、马、牛、铲子、干草叉），一起为集体农场工作，而集体农场可以满足他们的所有需求，如住房、教育、食物、健康医疗等。集体农场决定（遵照莫斯科的命令）是种卷心菜还是萝卜，要买拖拉机还是建学校，要派谁去养牛场、皮革厂或诊所工作。在莫斯科计划一切的人认为，这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公平公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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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相信这套制度肯定会有经济优势，认为集体农场能够享受规模经济的好处。如果每个农民家庭都只有一小块儿土地，买拖拉机来耕田就没有太大意义，而且多数家庭根本买不起。只要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就能使用现代机器，让耕作更有效率。此外，理论上集体农场也能得益于各种现代科学智慧。不是让每个农民根据旧传统或毫无根据的迷信决定如何耕作，而是让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等机构里拥有大学学历的国家级专家做出重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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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那些计划者看来，这一切太棒了。他们预计，到1931年，农业产量能增加50%。而在此过程中，如果能顺便铲除陈腐的村庄阶级与不平等，更是好上加好。但在大多数农民看来，这一切太恐怖了。他们并不信任在莫斯科做计划的那些人，也不信任新的集体农场制度。他们并不想放弃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个人财产。因此，农民没有把牛马交给集体农场，反而干脆直接将其宰杀。他们的劳动动机也变弱了。农民耕作公有田地，自然没有耕作自有田地那么卖力。苏联农场处处可见农民的消极抵抗，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苏联原本预计1931年的粮食产量可达9800万吨，但最后官方统计的产量只有6900万吨，实际产量可能只有5700万吨。1932年的粮食产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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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家统治者燃起熊熊怒火。1929—1936年，因为粮食征收、政府的疏忽与人为因素造成的饥荒（源于政府政策而非自然灾害）丧生的人数为450万~850万。还有数百万农民被认定为人民公敌，遭到驱逐或监禁。农民生活最基本的机构制度（家庭、家族、教会、当地社群）也因恐吓而瓦解。以正义、平等与人民意志为名，这场集体化运动铲除了一切阻碍。1930年1月和2月，就有超过10万个村庄的大约6000万农民被赶进集体农场。1929年6月，集体农场的苏联农户比例只有4%。到1930年3月，这个比例已上升到57%。到1937年4月，97%的农户加入了23.5万个苏联集体农场。短短7年，原本已经存在数个世纪的生活方式就被少数莫斯科官僚的创意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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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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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值得再多花一点儿时间，深入研究苏联集体化的历史。因为这场悲剧除了与人类历史早期的灾难（如欧洲的猎巫行动）有相似之处，还预示了21世纪科技以及相信所谓的科学数据可能带来的最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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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农业集体化的努力遇到阻力并导致经济灾难，莫斯科的官僚与神话编造者可以说从克雷默的《女巫之锤》中好好学了一招儿。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暗示他们真的读过这本书，而是要指出苏联同样发明了一套全球阴谋论，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存在的敌人。20世纪30年代，苏联当局一再把经济灾难归咎于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并称“富农”或“资本主义农民”为其代表。就像在克雷默的想象中，女巫听从撒旦的命令，召唤冰雹摧毁了农作物；在斯大林主义者的想象中，富农被全球资本主义控制，于是破坏了苏联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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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富农是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类别，应通过分析农民的财产、收入、资本与工资等经验数据来定义。但据称，苏联官员定义富农的方法是数数字。要是某个村里大多数人只有一头牛，那么少数拥有三头牛的家庭，就会被认定为富农。要是某个村里大多数人没有雇用工人，但到了收获季节，某个家庭雇了两名工人，那就是富农家庭。富农的定义除了拥有一定的财产，还包括拥有一定的人格特质。根据唯物论，物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与精神品格）。因为据说富农会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以事实就是：这些人肯定都贪婪、自私、不可靠，而且他们的孩子也是如此。于是，只要发现某人是富农，就揭露了这些人深刻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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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宣布苏维埃国家应该消除富农阶级，并立即鼓励党与秘密警察实现这个宏大目标。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者生活在专制社会，当时还没有现代信息科技，因此足足花了三个世纪才杀了5万个所谓的女巫。相较之下，苏联的“猎富农者”活在现代社会，拥有电报、火车、电话、无线电等科技，还有庞大的官僚体系。在他们看来，两年时间已经足够清除几百万个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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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员的第一步是先评估苏联究竟有多少富农。他们根据现有数据（如纳税记录、就业记录，以及1926年的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认为富农的比例应该是农村人口的3%~5%。斯大林发表演说一个月后，政治局在1930年1月30日颁布了一项法令，把斯大林原本模糊的愿景转化成比较详细的行动计划。法令确定了每个主要农业区清除富农的目标数量。接着，地方当局就会估计自己负责的每个州大概有多少富农。最后，每个农村苏维埃（地方行政单位，通常由几个村庄组成）会分到特定配额。每个农村苏维埃随之就会根据确定的数字，看看要在自己管辖的村庄把哪些农户算作富农，才能达到业绩目标。这些农户会被赶出家园，再依据其所属行政类别，关进劳改营或遭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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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员到底怎样判断该把谁算作富农？在某些村庄，当地干部会努力通过客观标准（例如拥有多少财产）判断谁是富农，结果受到污名化并遭到驱逐的人常常是那些最勤奋、最有效率的农民。而在另外一些村庄，当地干部则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击自己的对手。还有些村庄，干脆用抽签来决定谁是富农。也有些村庄会举行社区会议，投票表决，结果常常就是那些平常不与人来往的农民、寡妇、老人与其他“可牺牲的人”被评定为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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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1933年，总共约有500万富农被赶出家园，遭到枪决的户主高达3万人。在受害者当中，比较幸运的能够在原籍重新安家，或者到大城市里成为无业游民，有大约200万人被流放到偏远荒凉的地区，甚至被关进劳改营。许多重要的国家计划，比如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与北极地区的矿场开发，都是靠着数百万囚犯（许多都是富农）的血汗才得以完成。这是人类历史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一场奴役行动。只要被打上富农的烙印，就再也无法摆脱。政府机构、党务机关或是秘密警察的文件都会记录谁是富农，种种警察卡片目录、档案与内部护照构成了一套迷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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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10岁的“男巫”汉塞尔·帕彭海默，苏联的“富农”也发现自己被困进了一个存在于主体之间的类别，这个类别被人类的故事所发明，再由无所不在的官僚制度套到他们的头上。苏联官僚制度虽然收集了大量关于富农的信息，但那些并非客观真相，只是强加了一些苏联的主体间现实。虽然“富农”这个标签完全出于虚构，却成了了解某个苏联人的一个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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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与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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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很好奇，纳粹这样的现代极权机构制度和早期基督教会那样的机构制度是否真的差别很大？毕竟，教会也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同样到处都有牧师阶层代表，也会试着控制信徒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饮食与性癖好。难道天主教会或东正教会就不算极权机构吗？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能说因为有了现代信息科技才催生了极权机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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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代极权机构制度与前现代教会有巨大差异。第一，前面提过，现代极权制度会设置许多相互重叠的监视机制，以便彼此制衡、维持秩序。而且现代的政党从不单打独斗：既能与国家机关合作，也能与秘密警察合作。相较之下，在大多数中世纪的欧洲王国，天主教会就是个独立机构，与国家机构常常出现冲突而非合作。所以，教会或许还是当时对欧洲专制权力最重要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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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11世纪70年代的叙任权斗争中，亨利四世认为，在主教、修道院院长与其他教会职务的任命上，身为国王，自己应该有最终决定权；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起抵抗，最后亨利四世被迫屈服。1077年1月25日，亨利四世来到教皇下榻的卡诺莎城堡，表达顺服与歉疚之意。教皇拒绝开门，让他就这样饥肠辘辘、赤脚站在雪地里等待。过了三天，教皇才终于开门，允许亨利四世向他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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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想象这样的冲突会发生在现代极权国家。极权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止权力分化。比如苏联，国家与政党相辅相成，而斯大林就是两者事实上的领导者。苏联不可能出现叙任权斗争，因为无论是党职还是公职，所有任命都是斯大林说了算。他既能决定由谁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总书记，也能决定由谁出任苏联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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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世纪教会常常属于坚守传统的组织，抗拒改变，而现代极权政党则往往是期许革命的组织，要求改变。前现代教会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逐渐发展起组织结构与传统、慢慢建立起自己的权力的。而无论是国王还是教皇，如果想迅速改变社会，就可能遭到教会成员或一般信众的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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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世纪，连续几位拜占庭皇帝都想禁止崇拜圣像，觉得这是偶像崇拜。他们指出，《圣经》的许多经文，特别是十诫的第二诫，就提到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虽然基督教会对第二诫的传统解读是允许崇拜圣像，但君士坦丁五世这样的皇帝觉得传统解读存在错误，认为基督徒之所以会被伊斯兰军队击败，是因为上帝对偶像崇拜感到愤怒。公元754年，有超过300名主教出席海里亚会议，支持君士坦丁五世的破坏圣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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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这不过是个小小的改革，掌权者想要家庭和村庄放弃的只是一些圣像，而不是个人财产或孩子。然而，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遭到了广泛抵制。不同于海里亚会议参与者，许多神父、修士与信徒都对圣像有着深深的依恋。这场运动引发的斗争使拜占庭社会四分五裂，直到皇帝最终承认失败并改变政策。君士坦丁五世后来被拜占庭历史学者羞辱为“粪君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Shitty），还传出他幼年洗礼时曾在洗礼池中便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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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现代教会的发展缓慢，时间长达数个世纪，因此常常显得很保守，对于快速的变化充满疑虑。相较之下，纳粹这样的现代极权政党就大不一样，只用一个世代就组织起来，并承诺迅速彻底改革社会。这些极权政党没有几百年的传统与结构需要捍卫，每当领导者提出野心勃勃的计划，要打破现有的传统与结构，党员通常都是一呼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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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前现代教会之所以不会成为极权制度的工具，是因为它们和其他前现代组织一样，受到当时技术的限制。虽然当时教会在各地都有代表，如本堂神父、修士或游走于各地的传教士，但由于信息传递与处理不便，教会领袖并不清楚偏远地区发生了什么事，而地方神父也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各个教堂怎么运行往往是地方事务。各省各村可能会崇拜当地的圣人，遵循当地传统，举行当地仪式，甚至可能有不同于官方教义的当地教义。如果罗马教皇想训诫波兰偏远教区某位思想独特的神父，得先写信给格涅兹诺的大主教，由大主教指示相关主教，再由主教派人前往教区传达旨意。这可能需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无论是大主教、主教，还是其他中间人，都大有可能曲解甚至一时忘了教皇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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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到现代晚期，出现了现代信息科技，教会才变得越来越极权。我们常常觉得教皇是中世纪的老古董，但他们其实是现代科技大师。在18世纪，教皇曾经一度几乎无法控制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地位一落千丈，就像是一个意大利小公国的国王，还得与其他意大利强权争夺博洛尼亚或费拉拉的控制权。但随着广播的出现，教皇也成了在全球权势数一数二的角色。从波兰到菲律宾，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只要坐在梵蒂冈，就能直接向数百万天主教徒宣讲，中间没有任何大主教、主教或本堂神父能够进行曲解或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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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如何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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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现代新近的信息技术除了催生大规模的民主，也催生了大规模的极权。然而，两者在信息技术的运用上却有着重大差异。前面提过，民主制度鼓励信息有许多独立的流通渠道，不一定要经过某个中央枢纽，而且允许许多独立节点自行处理信息并做出决策。因此，信息能够在私营企业、私人媒体组织、市政当局、体育协会、慈善机构、家庭与个人之间自由流动，并不需要经过某个政府部长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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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极权制度希望所有信息都要经过中央枢纽，而不希望任何独立机构自行做出决策。确实，极权制度仍然可以分出政府、政党与秘密警察这三方机构。但之所以要让这三方机构平行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避免出现某个独立机构挑战中央权威。如果政府官员、党员与秘密警察相互监视，哪方想要反对中央，都极其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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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极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网络类型，其实各有优点和缺点。集中式极权网络的最大优势在于秩序一目了然，能够迅速做出决定，并且不带情绪地坚定执行。特别是如果遇到战争或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集中式网络能够比分布式网络动作更快、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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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超级集中式信息网络也有几个很大的缺点。由于规定信息只能通过官方渠道流动，一旦官方渠道被封锁，信息就没有其他传播方式。而且，官方渠道被封锁是经常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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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渠道被封锁的一个常见原因是出现了某些坏消息，而下属感到担心害怕，不想让上级知道。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所写的讽刺小说《好兵帅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为背景，情节之一就是奥地利当局因为担心民间士气低落，于是给地方警察局下了一道麻烦的命令，要他们雇用线人收集资料，并向总部报告民众的忠诚度。为了尽可能科学，总部还发明了一套天才的忠诚度分数等级：Ⅰ.a、Ⅰ.b、Ⅰ.c；Ⅱ.a、Ⅱ.b、Ⅱ.c；Ⅲ.a、Ⅲ.b、Ⅲ.c；Ⅳ.a、Ⅳ.b、Ⅳ.c。除了有每个分数等级的详细说明，还附上需要每日填写的正式表格。全国各地的警察也都认真填写表格并送回总部。毫无例外，所有报告的忠诚度分数永远都是最高的I.a级，否则就会被斥责、降级或面临更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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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渠道无法传递信息的另一个常见原因则是希望维持秩序。由于极权信息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创造秩序，而不是找出真相，所以如果出现令人震惊的信息，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破坏，极权政权往往就会把信息压下来。因为中央控制着所有信息渠道，要做到这一点相对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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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在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的时候，苏联当局就压住了这场核灾的所有新闻。由于苏联公民与外国都对这场危机浑然不觉，也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措施。虽然切尔诺贝利与附近普里皮亚季镇的一些官员曾要求立即疏散附近的人口，但上级的首要任务是避免消息外漏，所以不但禁止进行疏散，还切断了电话线，并警告核电厂的员工不准谈论这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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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芯熔毁两天后，瑞典科学家发现，在距离切尔诺贝利超过1200千米的瑞典，居然测到了极为异常的辐射水平。等到西方政府及媒体爆出这则消息，苏联才终于承认“出了点儿问题”。尽管如此，它还是继续向本国民众隐瞒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并对是否请求国外提供建议与援助犹豫不决。今天的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有几百万人为此付出了代价。等到苏联后来调查这场灾难，首要任务还是推卸责任，而不是了解事故原因，避免再次发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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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19年参观了切尔诺贝利。介绍这场核事故的乌克兰导游的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美国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答案，但苏联人从小相信的是问题会带来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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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就算在民主国家，领导人也不喜欢坏消息。但在分布式的民主信息网络中，即使官方通信线路被封锁，信息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流动。举例来说，如果某位美国官员决定不告诉总统发生了某个灾难，消息还是会通过《华盛顿邮报》散播出来；即使《华盛顿邮报》也想刻意隐瞒，《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也会进行报道。独立媒体正是以“不断追到下一条独家新闻”为商业模式，因此几乎可以保证新闻无可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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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3月28日，宾夕法尼亚州三英里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发生严重事故，消息迅速传开，完全无须国际干预。事故大约是从凌晨4：00开始的，6：30发现危险之后，核电站于6：56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于7：02通报宾夕法尼亚州紧急事务管理署。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副州长与民事当局都已接到通知。官方原本打算在上午10：00召开记者会，但在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里斯堡的一家地方广播电台，有一位交通记者刚好接收到警方关于这个事故的通知，于是在上午8：25做了一则简短报道。一家独立广播电台做出这样的事，这在苏联简直难以想象，但在美国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9：00，美联社发布了新闻快报。虽然还要过几天，完整的脉络才会呈现，但美国公民在发生事故的短短两小时后就已经得到消息。接下来，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与媒体界的调查不但揭露了事故的直接原因，还找出了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因素，这有助于改善全球核技术的安全性。事实上，要不是美国公开分享了三英里岛事故的教训（分享对象甚至包括苏联），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可能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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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是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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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动脉阻塞”，极权与专制信息网络还面临其他问题。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提过的，这些信息网络的自我修正机制往往非常薄弱。因为它们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因此认定并不需要自我修正机制。它们也害怕任何独立机构对它们造成挑战，所以不会设立自由的法庭、媒体或研究中心。这样一来，没有人负责揭露、修正所有政府都会有的日常权力滥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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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领导者本人侵吞公款或者犯下堪称灾难的政策错误，又会如何？没有人能够挑战领导者，而如果所有决策都交给领导者决定，他很可能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领导者也是会犯错的人），而会将所有问题归咎于“外敌”、“内奸”或“贪腐的下属”，甚至要求得到更多的权力，以便对付那些所谓的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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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章提过，苏联采用李森科的错误理论作为国家的演化论学说，结果就是灾难一场。当时苏联无视达尔文模型，而相信李森科主义的农学家又一心希望创造出超级作物，结果让苏联的遗传基因研究倒退数十年，苏联的农业也元气大伤。李森科主义造成的影响笼罩了苏联科学与农业数十年。也正因如此（还有其他原因），虽然苏联拥有广阔的肥沃土地，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却不再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反而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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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许多其他领域。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事故频发，关键在于待在莫斯科的苏联高层制定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业化目标。为了完成那些夸张的目标，安全措施与质量管理常常被放在一边。专家如果建议该谨慎一些，就会遭到斥责，于是出现大量的工业事故与残次品，工人们白费心力。这时，莫斯科高层非但没有担起责任，反而下了一个结论，认为这肯定是全球托派帝国主义者（Trotskyite-imperialist）的阴谋，这些破坏和恐怖行为的目的是阻挠苏联的伟大事业。于是，高层非但没有放慢速度、制定安全规则，反而加倍制造恐怖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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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维尔·雷恰戈夫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是苏联最优秀、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曾率领部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协助共和国一方，以及协助中国对抗日本侵略。他青云直上，在1940年8月担任苏联空军司令，时年仅仅29岁。然而，雷恰戈夫的勇气能够让他在西班牙击落纳粹战机，在莫斯科却让他陷入困境。当苏联空军发生多起事故时，政治局认为这是因为缺乏纪律，也是反苏阴谋的蓄意破坏，但雷恰戈夫不接受这种官方说法。他身为一线飞行员很清楚真相是什么。他直接告诉斯大林，飞行员被迫驾驶设计仓促、存在缺陷的飞机，就像“驾驶棺材”飞行。希特勒入侵苏联两天后，红军节节败退，斯大林亟须找人顶罪，于是雷恰戈夫被捕，说他是“反苏阴谋组织成员，为敌人工作，要削弱红军的力量”。他的妻子同样被捕，罪名是她很清楚雷恰戈夫“与军事阴谋分子之间的托派联系”。两人于1941年10月28日遭到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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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真正破坏苏联军力的人并不是雷恰戈夫，而是这个体系本身。多年来，斯大林一直担心与纳粹德国爆发严重冲突，为此打造出全球最大的战争机器。但也是他，在外交与心理上使这台机器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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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外交层面而言，1939—1941年，斯大林下了个赌注，希望挑动“资本主义者”互斗而耗尽气力，而苏联则用这段时间培育甚至增强实力。于是他在1939年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允许德国攻下波兰和西欧大片领土，而苏联则去攻击或孤立几乎所有邻国。1939—1940年，苏联占领了波兰东部，吞并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并占领芬兰与罗马尼亚的部分地区。芬兰和罗马尼亚本来能够成为苏联侧翼的中立缓冲区，结果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就连到了1941年春天，斯大林还是没有抢先一步，尽快与英国组成联盟，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纳粹侵略南斯拉夫与希腊，于是失去了欧洲大陆最后几个可能的盟友。等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攻击，苏联能靠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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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仅凭一己之力，斯大林建造的战争机器应该可以顶住纳粹的攻击。1939年以来占领的领土，为苏联的防线提供了战略纵深，而且苏联似乎也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遭到入侵的第一天，苏联的欧洲前线足足有15000辆坦克、15000架战机、37000门火炮，德国则只有3300辆坦克、2250架战机、7146门火炮。但苏联迎来的却几乎是史上最惨烈的军事灾难：短短一个月，苏联就损失了11700辆坦克（78%）、10000架战机（67%）、19000门火炮（51%）。此外，斯大林也失去了他在1939—1940年占领的所有领土，以及苏联的大片腹地。7月16日，德军已经杀进斯摩棱斯克，距离莫斯科仅仅37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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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出现1941年和1942年春夏的惨败，但苏联并没有如希特勒预期的那样崩溃。红军与苏联高层吸取了第一年的教训，于是莫斯科放松了控制，并鼓励一线军官勇于决策、主动出击。斯大林也意识到自己在1939—1941年犯下的地缘政治错误，与英美结盟。靠着红军的主动、西方的援助，以及苏联人民看清了纳粹统治的可能下场，战局开始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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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45年胜利在望之时，斯大林又掀起了新一波恐怖浪潮，清洗了更多拥有独立思想的军官与官员，再次鼓励盲目服从。而讽刺的是，斯大林自己在八年后的死亡，部分原因正在于苏联这个信息网络把秩序看得比真相更为重要。在1951—1953年，苏联又经历了一场“猎巫行动”。当时，苏联的神话编造者捏造了一个阴谋论，说犹太医生假装为苏联高层提供医疗服务，其实是在进行系统性谋杀。该理论声称，这些医生是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组织的特工，与秘密警察的叛徒有所勾结。到1953年初，已经有几百名医生与秘密警察遭到逮捕（包括秘密警察的负责人本人），他们受到严刑拷打，被迫交出“同伙”名单。这个阴谋论，一方面是苏联对《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扭曲，另一方面又结合了长久以来的血腥指控，于是谣言开始流传——犹太医生不但会谋杀苏联领导人，就连医院里的婴儿也不会放过。由于当时苏联的医生有相当比例是犹太人，因此民众开始普遍害怕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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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日，正当这场医生阴谋的歇斯底里达到高潮，斯大林中风了。他倒在自己的夏季别墅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抵达别墅，争辩下一步该怎么做。但时间过去了几个小时，却没人敢叫医生。当时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并不在身边，因为他正被关在卢比扬卡大楼附属监狱的地下牢房里受刑，罪名是他先前居然建议斯大林应该多多休息。等到政治局委员终于决定请来医疗专家，这场危险已经过去，斯大林再也没有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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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斯大林为何在二战初期遭受惨败，有两个因素会增加讨论的复杂程度。第一，法国、挪威、荷兰等民主国家当时的外交错误并不亚于苏联，军事表现甚至更差。第二，碾轧了苏联、法国、荷兰与其他诸多国家的德国军事机器也是由极权政权制造的。所以，如果能从1939—1941年得到什么结论，也不会是极权网络的运作必然不如民主网络。从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确实能看出极权信息网络的许多潜在缺点，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其潜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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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放眼二战的整个历史及结果，显然斯大林主义是史上数一数二的成功政治制度——只不过，这里的“成功”是只看秩序与权力这两个维度，而忽略对道德与人类福祉的考量。斯大林主义在维持大规模秩序方面异常有效。苏联农业集体化，虽然造成大规模奴役与饥荒，但也为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苏联漠视质量管理，虽然制造出所谓的“飞行棺材”，但其数量却达到了惊人的上万架，以数量弥补了质量的不足。虽然红军军官在肃反运动时期大量被清算，成了红军在1941年战绩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也正因如此，虽然败得这么惨，斯大林的地位却依然稳如泰山。苏联这台军事机器虽然常常敌我同损，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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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全世界有许多人都相信斯大林主义是未来的趋势。毕竟这套体系在二战取得了胜利，让德国国会大厦升起了红旗，国土从中欧一路延伸到太平洋，还助长了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斗争，并有无数政权起而仿效。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重要艺术家与思想家开始崇拜斯大林主义，相信虽然有关于古拉格与苏联肃反运动的模糊谣言，但如果想要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一个完美公正的社会，斯大林主义仍然是人类最好的选择。如果觉得斯大林主义对真理的漠视注定了它的失败，或者认为它的最终垮台说明这样的制度永远不可能再次崛起，只能说这个想法太过天真。各种信息系统，只要有一点点真相，加上大量秩序，就能够发挥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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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钟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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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民主与极权视为两种不同的信息网络，我们就能了解为什么它们在某些时代流行，又在某些时代缺席。除了因为人类对某些政治理想产生或失去了信心，也因为信息科技革命。当然，正如不能说印刷术带来了猎巫行动或科学革命，我们也不能说无线电技术造就了极权体系或民主体系。科学技术创造的只是新机会，但要追求把握哪些机会，依然由人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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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极权政权，正是选择了运用现代信息科技让信息集中向中央流动，并且扼杀真相以维持秩序，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僵化、难以变通的风险。如果越来越多的信息流向单一地点，究竟是能实现有效控制，还是会造成动脉阻塞，引发心脏病？至于民主政权，则是选择运用现代资讯科技让信息分流到更多机构和个人，鼓励自由追求真相，结果就是必须应对分崩离析的风险。假设太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星，它们旋转得越来越快，太阳这个中心是继续维持，还是四分五裂，陷入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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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看看这些不同战略的典型范例，可以参考西方国家与苏联集团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史，二者是多么截然不同。当时，西方民主国家放宽了审查，并取消了各种歧视性政策，让信息能够更自由流动。于是，过去被边缘化的团体更容易组织起来，参与公共对话，提出政治诉求。这引发了一波激进主义浪潮，使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在这之前，几乎只有少数富裕白人男性拥有话语权，但要达成各种协议也相对容易。等到穷人、女性、少数族群、残障人士，以及其他史上受压迫的群体都有了发言权，也就带来了新的想法、观点与利益。以前那些绅士协议变得难以为继。例如，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之前几个世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就算不是奉行，至少也是容忍，今天则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过去人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不言自明、众人普遍接受的事物（如性别角色），此时也变得极具争议，而且既然要考虑许多新团体、观点与利益，也就很难达成新共识。就连进行有序的对话也成了一个挑战，因为人们难以就对话的规则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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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无论是想守旧还是想创新，人们都会深感挫折——虽然得到了新鲜的言论自由，但似乎虚有其表，无法真正实现什么政治诉求。在对言语感到失望之后，有些人就转而诉诸枪支。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特色除了前所未有的意见分歧，还有如潮水般袭来的暴力。政治暗杀、绑架、暴动、恐怖袭击的数量翻了好几倍。肯尼迪总统与马丁·路德·金遇刺时及遇刺后的骚乱，以及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示威、叛乱与武装冲突只是比较著名的几个例子。看看1968年芝加哥或巴黎的照片，很容易让人觉得世界正在分崩离析。当时人们想要实现民主，想让更多的人与团体参与公共对话，但这种压力似乎破坏了社会秩序，反而让民主窒碍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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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联阵营集中信息与权力，而且效果似乎还不错。虽然有一些挑战，特别是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但它们能迅速果断地应对这些威胁。至于在苏联腹地，始终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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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20年过去了，先撑不住的反而是苏联。这套信息网络功能失调，且不具备有意义的自我修正机制。去殖民化、全球化、科技发展、性别角色转变，都让经济、社会与地缘政治风云变色。但它无力处理流向莫斯科的所有信息，且未充分授权下属主动处理，于是整套制度迅速僵化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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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在经济领域最为明显。苏联经济过度集中，对于飞速的技术发展与不断改变的消费者需求反应缓慢。而在高层指示下，这个经济体不断大量生产洲际弹道导弹、战机，并兴建著名的基础项目，却未生产大多数人真正想要的东西（从高效节能的冰箱到流行音乐），尖端军事技术也落后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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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发展格外迅速的半导体领域，苏联经济的弱点也最为明显。在西方，半导体的研发依靠的是英特尔、东芝等众多私营企业的公开竞争，而这些企业的主要客户也是苹果与索尼这样的私营企业，它们会用芯片生产各种民生产品，例如，麦金塔计算机与随身听。苏联之所以永远赶不上美国与日本的芯片生产，原因正如美国经济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所言：苏联半导体产业“秘密进行、由上而下、军事系统导向，按照订单生产，几乎没有创新空间”。因此，苏联到1984年才制造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而当时美国的个人计算机已经达到110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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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民主国家，虽然（或许也正因为）整个政治对话成员范围不断扩大，但在科技与经济方面依然遥遥领先，并且成功维持了社会秩序。虽然不乏各种问题，但美、日与其他民主国家打造了一个更有活力也更具包容性的信息系统，能容纳更多观点，而不至于崩溃。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也让许多人认为民主终于彻底战胜了极权。有人认为，这场胜利源于信息处理方面的一种根本优势：极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如果把所有数据集中到一个中央枢纽来处理，效率实在太低。因此到21世纪初，看起来未来属于分布式信息网络与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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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不然。事实上，下一波信息革命正蓄势待发，而这将是民主与极权新一轮竞争的基础。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社群媒体与人工智能，都对民主提出了新的挑战。现在能发声的不只有更多过去被剥夺权利的群体，还包括所有联结网络的人甚至是非人类个体。到21世纪20年代，民主政体再次迎来与过去类似的挑战：如何在维系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让如洪水般涌来的新声音加入公共对话。目前看来，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同样严峻，而且谁也不知道民主政体能否像上一次一样成功通过测试。与此同时，对于仍然想把所有信息都集中到中央的极权政权，新科技也带来了新希望。没错，虽然领导人无法在单一中心协调几百万人的生活，但或许人工智能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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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迈向21世纪的第二个25年，一项重大问题就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如何面对目前信息革命带来的威胁与契机。这些新的科学技术，究竟会让某种政权胜出，还是会让世界再次分裂？而隔开双方的不再是铁幕，而是一道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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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过去的年代，各种信息网络会努力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到适度平衡。有些网络会以真相为优先，并维持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也有些网络会做出相反的选择。我们在回顾《圣经》的正典化、早期现代欧洲猎巫行动，以及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时吸取的许多教训在目前仍然适用，而且或许值得好好重新学习一番。然而，目前的信息革命也有一些独特之处，非但不同于过去的信息革命，可能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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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史上的所有信息网络都需要由人类担任神话编造者与官僚才能够运行。虽然泥版、莎草纸、印刷术与无线电技术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那些撰写文本、解读文本、决定了谁是女巫该被烧死、谁是富农该被奴役的，始终都是人类。现在，人类的对手将会是数字神话的编造者与官僚。到21世纪，政治上的主要分歧可能并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分歧，而是人类与非人类个体之间的分歧。可能出现一道新的硅幕，居其两侧的可能不是民主政权与极权政权，而是一侧为所有人类，另一侧为我们无法理解的算法霸主。所有国家、所有行业的人类（甚至包括独裁者），都可能发现自己得在一套高深莫测的智能面前卑躬屈膝。这套智能有能力监控我们的一切，但我们却对它正在做什么一无所知。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会探讨这样的硅幕是否正在降临，以及谈谈如果由计算机来接管我们的官僚机构，由算法来编写新的神话故事，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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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专制网络里的信息流动，相关深入讨论请参见：Jeremy L. Wallace，Seeking Truth and Hiding Facts： Information， Ideolog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2).

    2. + +

  2. Fergus Millar, 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31 BC–AD 33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Richard J. A. Talbert, The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2); J. A. Crook, “Augustus: Power, Authority, Achievement,”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0, The Augustan Empire, 43 BC–AD 69, ed. Alan K.Bowman, Andrew Lintott, and Edward Champl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3–46.

    3. + +

  3. Peter H. Solomon, Soviet Criminal Justice Under Stal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ephen Kotkin, Stalin: Waiting for Hitler, 1929–1941 (New York:Penguin Press, 2017), 330–33, 371–73, 477–80.

    4. + +

  4.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 Masha Gessen, The Future Is History: How Totalitarianism Reclaimed Russia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7);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2018); Timothy Snyder, The Road to Unfreedom:Russia, Europe, America (New York: Crown, 2018); Gideon Rachman, The Age of the Strongman: How the Cult of the Leader Threatens Democracy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Other Press, 2022).

    5. + +

  5. H.J.Res.114–107th Congress (2001–2002): Authorization for Use of Military Force Against Iraq Resolution of 2002, Congress.gov, Oct. 16, 2002, www.congress.gov/bill/107th-congress/house-joint-resolution/114.

    6. + +

  6. Frank Newport, “Seventy-Two Percent of Americans Support War Against Iraq,” Gallup,March 24, 2003, news.gallup.com/poll/8038/SeventyTwo-Percent-Americans-Support-War-Against-Iraq.aspx.

    7. + +

  7. “Poll: Iraq War Based on Falsehoods,” UPI, Aug. 20, 2004, www.upi.com/Top_News/2004/08/20/Poll-Iraq-war-based-on-falsehoods/75591093019554/.

    8. + +

  8. James Eaden and David Rent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 Since 1920 (London:Palgrave, 2002), 96; Ian Beesley,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Cabinet Secretaries (London:Routledge, 2017), 47.

    9. + +

  9. Müller, What Is Populism? 3–4, 20–22.

    10. + +

  10. 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 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 Everyday Life in the Hermit Kingdo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Seol Song Ah, “Inside North Korea’s Supreme People’s Assembly,”Guardian, April 22, 201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apr/22/inside-north-koreas-supreme-peoples-assembly.

    11. + +

  11. Andrei Lankov, 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 + +

  12. 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chaps. 2–5.

    13. + +

  13. Ibid., chaps. 3–5; Bellah, 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117–209; Pierre Clastres,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Essays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Zone Books, 1988).

    14. + +

  14. Michael L. Ross, The Oil Curse: How Petroleum Wealth Shape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Leif Wenar, Blood Oil: Tyrants, Violence,and the Rules That Run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Karen Dawisha,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14）.

    15. + +

  15. 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 chaps.3–5; Eric Alden Smith and Brian F. Codding, “Ecological Vari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Inequality in Hunter-Gatherer Societi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 no. 13 (2021).

    16. + +

  16. James Woodburn, “Egalitarian Societies,”Man 17, no. 3 (1982): 431–51.

    17. + +

  17. Graeber and Wengrow, Dawn of Everything , chaps. 3–5; Bellah，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chaps. 3–5.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Kipe部落大约有5000人，以部分狩猎采集、部分农业的方式为生，关于Kipe部落的信息流动方式，请参见：Madden，Bryson，and Palimi，“Information Behavior in Pre-literate Societies.”

    18. + +

  18. 乌鲁克这样的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偶尔会采用民主制度，参见：Graeber and Wengrow，Dawn of Everything.

    19. + +

  19. John 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5), 74; Nancy Evans, Civic Rites: Democrac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Athe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16.

    20. + +

  20. Thorley, Athenian Democracy; Evans, Civic Rites, 79.

    21. + +

  21. Millar,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Talbert, Senate of Imperial Rome.

    22. + +

  22. Kyle Harper, The Fate of Rome: Climate, Disease, and the End of an Empir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30–31; Walter Scheidel, “Demograph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Ian Morris, Richard P. Saller,and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8–86.

    23. + +

  23. Vladimir G. Lukonin, “Political, Social, and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Taxes, and Trade,”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Seleucid Parthian , vol. 3, The Seleucid, Parthian,and Sasanid Periods, ed. Ehsan Yarshat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81–746; Gene R. Garthwaite, The Persians (Malden, Mass.: Wiley-Blackwell, 2005).

    24. + +

  24. 根据传统罗马历纪年，时间是在公元前390年，但实际可能是在公元前387年或公元前386年。参见：Tim Cornell，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c. 1000–264 B.C.）（London：Routledge，1995），313–14.有关这个事件的细节，请参见：Livy，History of Rome，5：34–6：1与Plutarch，Camillus，17–31.关于独裁官职务的讨论，请参见：Andrew Lintott，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and Hannah J. Swithinbank, “Dictator,”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 ed. Roger S. Bagnall et al.（Malden，Mass.：John Wiley& Sons，2012）.

    25. + +

  25. Harper, Fate of Rome, 30–31; Scheidel, “Demography.”

    26. + +

  26. Rein Taagepera, “Size and Duration of Empires: Growth-Decline Curves, 600 B.C. to 600 A.D.,”Social Science History 3, no. 3/4 (1979): 115–38.

    27. + +

  27. William V. Harris, Ancient Lite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141, 267.

    28. + +

  28. Theodore P. Lianos, “Aristotle on Population Size,”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24, no. 2 (2016): 11–26; Plato B. Jowett, “Plato on Population and the State,”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no. 4 (1986): 781–98; Theodore Lianos, “Population and Steady State Economy in Plato and Aristotle,”Journal of Popul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7, no. 1(2023): 123–38.

    29. + +

  29. 参见：Gregory S. Aldrete and Alicia Aldrete，“Power to the People：Systems of Government，”in The Long Shadow of Antiquity： What Have the Greeks and Romans Done for Us ？（London：Continuum，2012）.另请参见：Eeva-Maria Viitanen and Laura Nissin，“Campaigning for Votes in Ancient Pompeii：Contextualizing Electoral Programmata，” in Writing Matters:Presenting and Perceiving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ed.Irene Berti et al.(Berlin: De Gruyter, 2017), 117–44; Willem Jongman,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Pompeii (Leiden: Brill, 2023).

    30. + +

  30. Aldrete and Aldrete, Long Shadow of Antiquity, 129–66.

    31. + +

  31. Roger Bartlett, A History of Russia (Houndsmills, U.K.: Palgrave, 2005), 98–99; David Moon, “Peasants and Agricultur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ed. Dominic Lieven(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69–93;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2nd ed. (London: Penguin, 1995), 18; Peter Toumanof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sant Commune in Russia,”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no. 1 (1981): 179–84;William G. Rosenberg, “Review of Understanding Peasant Russi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5，no. 4（1993）：840–49.然而，如果把这些村社理想化，认为是民主的模范，那将是十分危险的。详情请参见：T. K. Dennison and A. W. Carus,“The Invention of the Russian Rural Commune: Haxthausen and the Evidence,”Historical Journal 46, no. 3 (2003): 561–82.

    32. + +

  32. Andrew Wilson, “City Sizes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in Settlement,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ed. Alan Bowman and Andrew Wil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1–72.

    33. + +

  33. 这只是一个估算。学者并没有现代波兰早期的详细人口资料，只是假设波兰人口约有一半是成年人，其中又有一半是成年男性。至于贵族人口，Urszula Augustyniak估计在18世纪下半叶占总人口的8%~10%。参见：Jacek Jedruch，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1493–1977： A Guide to Their History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2), 448–49; Urszula Augustyniak, Historia Polski, 1572–1795 (Warsaw:Wydawnictwo Naukowe PWN, 2008), 253, 256; Norman Davies, God’s Playground:A History of Poland , vol. 1, The Origins to 179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14–15; Aleksander Gella, Development of Class Structure in Eastern Europe:Poland and Her Southern Neighbor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13;Felicia Rosu, 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 1569–158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0.

    34. + +

  34. Augustyniak, Historia Polski , 537–38; Roşu，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149n29. 有些资料来源的数据高得多，为4万~5万人。参见：Robert Bideleux and Ian Jeffries，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New York：Routledge，2007），177，and W. F. Reddaway et al.，eds.，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From the Origins to Sobieski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371.

    35. + +

  35. Davies, God’s Playground; Rosu, Elective Monarchy in Transylvania and Poland-Lithuania;Jedruch, Constitutions, Elections, and Legislatures of Poland.

    36. + +

  36. Davies, God’s Playground, 190.

    37. + +

  37. Peter J. Taylor,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The United Provinces as First Hegemonic State,”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37, no. 1 (1994): 25–46, doi.org/10.2307/1389408;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38. + +

  38. 关于早期现代荷兰的民主特征的相关讨论，参见：Maarten Prak，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trans. Diane Webb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J. L. Price, Holland and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Politics of Particular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Catherine Secretan, “‘True Freedom’ and the Dutch Tradition of Republicanism,”Republics of Letters: A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Knowledge, Politics, and the Arts 2, no. 1 (2010): 82–92; Henk te Velde, “The Emergence of the Netherlands as a ‘Democratic’ Country,”Journal of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 no. 2 (2019): 161–70; Maarten F. Van Dijck,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The Rise of Three Types of Civil Societies in the Spanish Netherlands and the Dutch Republic,”Social Science History 41, no. 1 (2017): 59–81; Remieg Aerts,“Civil Society or Democracy? A Dutch Paradox,”BMGN: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125 (2010): 209–36.

    39. + +

  39. Michiel van Groesen, “Reading Newspapers in the Dutch Golden Age,”Media History 22,no. 3–4 (2016): 334–52, doi.org/10.1080/13688804.2016.1229121; Arthur der Weduwen,Dutch and Flemish Newspaper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18–1700 (Leiden:Brill, 2017), 181–259; “Courante,” Gemeente Amsterdam Stadsarchief, April 23, 2019, www.amsterdam.nl/stadsarchief/stukken/historie/courante/.

    40. + +

  40. van Groesen，“Reading Newspapers in the Dutch Golden Age.”大约同时，报纸也出现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法兰克福、汉堡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城市。

    41. + +

  41.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89);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24–25; Andrew Pettegree, The Invention of News: How the World Came to Know About Itself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42. + +

  42. 1828年，美国有863家报纸，每年发行量达到6800万份。参见：William A. Dill，Growth of Newspapers in the United States（Lawrence：University of Kansas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1928），11–15.也请参见：Paul E. Ried，“The First and Fifth Boylston Professors：A View of Two World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4, no. 2 (1988): 229–40, doi.org/10.1080/00335638809383838; Lynn Hudson Parsons, The Birth of Modern Politics:Andrew Jackson,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Election of 182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4–35.

    43. + +

  43. Parsons, Birth of Modern Politics, 90–107; H. G. Good, “To the Future Biographers of John Quincy Adams,”Scientific Monthly 39, no. 3 (1934): 247–51, www.jstor.org/stable/15715;Robert V. Remini, Martin Van Buren and the Making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Charles N. Edel, Nation Builder: 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epubl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4. + +

  44. Alexander Saxton, “Problems of Class and Race in the Origins of the Mass Circulation Press,”American Quarterly 36, no. 2 (Summer 1984): 211–34.

    45. + +

  45.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1824: A Resource Guide,”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Jan. 1, 2024, guides.loc.gov/presidential-election-1824/; “Bicentennial Editi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U.S. Census Bureau, Sept. 1975,accessed Dec. 30, 2023, 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75/compendia/hist_stats_colonial-1970.html; Charles Tilly,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97–98.关于1824年的合格选民人数信息，参见：Jerry L. Mashaw，Creating the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 The Lost One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Administrative Law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148; Ronald P. Formisano, For the People: American Populist Movements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1850s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8), 142.请注意，这里的百分比为预估，会因对“成年”定义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46. + +

  46. Colin Rallings and Michael Thrasher, British Electoral Facts, 1832—2012 (Hull:Biteback, 2012), 87; John A. Phillips, The Great Reform Bill in the Borough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92), 29–30; Edward Hicks, “Uncontested Elections: Where and Why Do They Take Place?,”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April 30, 2019, 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uncontested-elections-where-and-why-do-they-take-place/.英国人口普查信息取自：Abstract of the Answers and Returns Made Pursuant to an Act： Passed in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George IV（London：House of Commons，1833），xii.在线阅读请见：www.google.co.uk/books/edition/_/zQFDAAAAcAAJ?hl=en&gbpv=0.1841年之前的人口普查信息请见：1841census.co.uk/pre-1841-census-information/.

    47. + +

  47. “Census for 1820,” U.S. Census Bureau, accessed Dec. 30, 2023, 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821/dec/1820a.html.

    48. + +

  48. 关于讨论早期美国民主本质的各种不同观点，参见：Danielle Allen，“Democracy vs.Republic，” in Democracies in America，ed. Berton Emerson and Gregory Laski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23; Daniel Walker Howe, What Hath God W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1815—1848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9. + +

  49. “The Heroes of July,”New York Times, Nov. 20, 1863, www.nytimes.com/1863/11/20/archives/the-heroes-of-july-a-solemn-and-imposing-event-dedication-of-the.html.

    50. + +

  50. Abraham Lincoln and William H. Lambert, “The Gettysburg Address. When Written, How Received, Its True Form,”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33, no. 4(1909): 385–408, www.jstor.org/stable/20085482; Ronald F. Reid, “Newspaper Response to the Gettysburg Addresses,”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3, no. 1 (1967): 50–60.

    51. + +

  51. William Hanchett, “Abraham Lincoln and Father Abraham,”North American Review 251,no. 2 (1966): 10–13, www.jstor.org/stable/25116343; Benjamin P. Thomas, Abraham Lincoln:A Biograph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8), 403.

    52. + +

  52. Martin Pengelly, “Pennsylvania Newspaper Retracts 1863 Criticism of Gettysburg Address,”Guardian, Nov. 16, 201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nov/16/gettysburg-address-retraction-newspaper-lincoln.

    53. + +

  53. “Poll Shows 4th Debate Had Largest Audience,”New York Times, Oct. 22, 1960, www.nytimes.com/1960/10/22/archives/poll-shows-4th-debate-had-largest-audience.html; Lionel C. Barrow Jr., “Factors Related to Attention to the First Kennedy‐Nixon Debate,”Journal of Broadcasting 5, no. 3 (1961): 229–38, doi.org/10.1080/088381561093859691961; Vito N. Silvestri, “Television’s Interface with Kennedy, Nixon, and Trump: Two Politicians and One TV Celebr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3, no. 7 (2019): 971–1001，doi.org/10.1177/0002764218784992.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当时美国人口为179323175人。参见：“1960 Census of Population：Advance Reports，Final Population Counts，” U.S.Census Bureau，Nov. 15，1960，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1960/dec/population-pc-a1.html.

    54. + +

  54. “National Turnout Rates, 1789–Present,” U.S. Elections Project, accessed Jan. 2, 2024,www.electproject.org/national-1789-present; Renalia DuBose, “Voter Suppression: A Recent Phenomenon or an American Legacy?,”University of Baltimore Law Review 50, no. 2(2021), article 2.

    55. + +

  55. 以下关于极权主义的讨论，有许多参考了关于这种现象的经典研究：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1973）; Carl Joachim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5); Juan José Linz，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Boulder，Colo.：Lynne Rienner，1975）.我还参考了一些比较晚近的想法，比较重要的包括：Gessen，Future Is History，以及Marlies Glasius，“What Authoritarianism Is . . . and Is Not: A Practic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Affairs 94, no. 3 (2018): 515–33.

    56. + +

  56. Vasily Rudich, Political Dissidence Under Nero (London: Routledge, 1993), xxx.

    57. + +

  57. 例如参见：Tacitus，Annals，14.60.另请参见：John F. Drinkwater，Nero： Emperor and Court(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T. E. J. Wiedemann, “Tiberius to Nero,” in Bowman, Champlin, and Lintott,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98–255.

    58. + +

  58. Carlos F. Noreña, “Nero’s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Nero, ed. Shadi Bartsch, Kirk Freudenburg, and Cedric Littlewoo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8–62.

    59. + +

  59. 这个数据包括了军团士兵与雇佣兵。参见：Nigel Pollard，“The Roman Army，”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ed. David Potter（Malden，Mass.：Blackwell，2010），206–27;Noreña, “Nero’s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51.

    60. + +

  60. Fik Meijer, Emperors Don’t Die in B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Joseph Homer Saleh,“Statistical Reliability Analysis for a Most Dangerous Occupation: Roman Emperor,”Palgrave Communications 5, no. 155 (2019), doi.org/10.1057/s41599-019-0366-y; Francois Retief and Louise Cilliers, “Causes of Death Among the Caesars (27 BC–AD 476),”Acta Theologica 26, no. 2 (2010), www.doi.org/10.4314/actat.v26i2.52565.

    61. + +

  61. Millar,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 也请参见：Peter Eich，“Center and Periphery：Administrative Communication in Roman Imperial Times，” in Rome, a City and Its Empire in Perspective:The Impact of the Roman World Through Fergus Millar’s Research, ed. Stéphane Benoist(Leiden: Brill, 2012), 85–108; Benjamin Kelly, Petitions, Litig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in Roman Egyp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arry Sidebottom, The Mad Emperor: Heliogabalus and the Decadence of Rome (London: Oneworld, 2023).

    62. + +

  62. Paul Cartledge, The Spartans: The World of the Warrior-Heroes of Ancient Greece, from Utopia to Crisis and Collaps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Stephen Hodkinson,“Sparta: An Exceptional Domination of State over Society?,” in A Companion to Sparta , ed. Anton Powell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17), 29–57; Anton Powell, “Sparta: Reconstructing History from Secrecy, Lies, and Myth,” in Powell,Companion to Sparta , 1–28; Michael Whitby, “Two Shadows: Images of Spartans and Helots,” in The Shadow of Sparta , ed. Anton Powell and Stephen Hodkinson (London:Routledge, 2002), 87–126; M. G. L. Cooley, ed., Sparta , 2nd e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146–225; Sean R. Jensen and Thomas J. Figueira,“Peloponnesian League,” in Bagnall et al.,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History; D. M. Lewis,“Sparta as Victor,”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 D. M. Lewis et al.(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44.

    63. + +

  63. Mark Edward Lewis, 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 Qin and H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9.

    64. + +

  64. Fu, China’s Legalists, 6, 12, 23, 28.

    65. + +

  65. Xinzhong Yao,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5, 187–213; Chad Hansen, “Daoism,” i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 Edward N. Zalta, Spring 2020, accessed Jan. 5, 2025, plato.stanford.edu/cgi-bin/encyclopedia/archinfo.cgi?entry=daoism.

    66. + +

  66. Sima Qian, Raymond Dawson, and K. E. Brashier, The First Emperor: Selections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4–75; Lewis, Early Chinese Empires; Frances Wood, 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2008), 81–82; Sarah Allan, Buried Ideas: Legends of Abdication and Ideal Government in Early Chinese Bamboo-Slip Manuscript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22; Anthony J. Barbieri-Low, The Many Lives of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22).

    67. + +

  67. 关于秦朝与汉朝的部分，参见：Lewis，Early Chinese Empires，chaps.1–3; Julie M. Segraves,“China: Han Empire,” in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rcheology , vol. 1, ed. Neil Asher Silb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obin D. S. Yates, “Social Status in the Ch’in: Evidence from the Yun-Men Legal Documents.Part One: Commoner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7, no. 1 (1987): 197–237; Robin D. S. Yates, “State Control of Bureaucrats Under the Qin: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Early China 20 (1995): 331–65;Ernest Caldwell, Writing Chinese Laws: The Form and Function of Legal Statutes Found in the Qin Shuihudi Corpus (London: Routledge, 2018); 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Hulsewé,Remnants of Ch’in Law: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i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Rules of the 3rd century BC Discovered in Yün-meng Prefecture, Hu-pei Province, in 1975(Leiden: Brill, 1975); Sima Qian,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trans. Burton Wat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ang, Book of Lord Shang; Yuri Pines, “China,Imperial: 1.Qin Dynasty, 221–207 BC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Empire , ed. N. Dalziel and John M. MacKenzie (Hoboken, N.J.: Wiley, 2016), doi.org/10.1002/9781118455074.wbeoe112; Hsing I-tien, “Qin-Han Census and Tax and Corvée Administration: Notes on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in Birth of an Empire: The State of Qin Revisited, ed.Yuri Pines et al.(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155–86; Charles Sanft,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ublicizing the Qin Dynas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4).

    68. + +

  68. Kotkin, Stalin, 604.

    69. + +

  69. McMeekin, Stalin’s War, 220.

    70. + +

  70. Thomas Henry Rig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in the U.S.S.R.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52.

    71. + +

  71. Iu. A. Poliakov, ed., Vsesoiuznaia perepis naseleniia, 1937 G . （Institut istorii SSSR，1991），250.关于线人的人数，据称在1951年有上千万人，参见：Jonathan Brent and Victor Naumov，Stalin's Last Crime： The Plot Against the Jewish Doctors， 1948—1953(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106.

    72. + +

  72. Stephan Wolf, Hauptabteilung I: NVA und Grenztruppen (Berlin: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2005); Dennis Deletant, “The Securitate Legacy in Romania,” i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New Democracies: The Czech Republic, Slovakia, and Romania, ed.Kieran Williams (London: Palgrave, 2001), 163.

    73. + +

  73. Kotkin, Stalin, 378.

    74. + +

  74. Ibid., 481.

    75. + +

  75. Robert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Purges of the Thirties (New York: Collier, 1973), 632.

    76. + +

  76. 生平资料参见：N. V. Petrov and K. V. Skorkin，Kto rukovodil NKVD 1934–1941：Spravochnik（Moscow：Zvenia，1999），80–464.

    77. + +

  77. Julia Boyd, A Village in the Third Reich: How Ordinary Lives Were Transformed by the Rise of Fascism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23), 75–84.

    78. + +

  78. Robert William Davies, Mark Harrison, and S. G. Wheatcroft, ed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3—1945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3–91; Orlando Figes, 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New York: Picador, 2007), 50.

    79. + +

  79. Kotkin, Stalin, 16, 75; R. W. Davies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47.

    80. + +

  80. Davies and Wheatcroft, Years of Hunger, 446–48.

    81. + +

  81. Kotkin, Stalin, 129; Figes, Whisperers, 98.

    82. + +

  82. Figes, Whisperers, 85.

    83. + +

  83. Kotkin, Stalin, 29, 42; Lynne Viola, Unknown Gulag: The Lost World of Stalin’s Peasant Settlemen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0.

    84. + +

  84. 关于斯大林这场演说的历史脉络与重要性，参见：Lynne Viola，“The Role of the OGPU in Dekulakization，Mass Deportations，and Special Resettlement in 1930，”Carl Beck Papers 1406（2000）：2–7; Kotkin, Stalin, 34–36.

    85. + +

  85. 1930年1月，苏联政府的目标是在1931年春季之前完成主要粮食产区的集体化（同时完成去富农化），并预计在1932年春季之前完成次要产区的集体化。参见：Viola，Unknown Gulag，21.

    86. + +

  86. Ibid.，2（关于该委员会的描述）; V. P. Danilov, ed., Tragediia sovetskoi derevni: Kollektivizatsiia i raskulachivanie: Dokumenty i materialy, 1927—1939（Moscow：ROSSPEN，1999），2：123–26（委员会决议草案提出3%~5%的目标）。关于之前对富农人数的估计，参见：Moshe Lewin，Russian Peasants and Soviet Power： A Study of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Norton，1975），71–78; Nikolai Shmelev and Vladimir Popov, The Turning Point: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 1989), 48–49.

    87. + +

  87. 本法令的英文翻译可参见：Lynne Viola et al.，eds.，The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1927—1930：The Tragedy of the Soviet Countrysid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228–34.

    88. + +

  88. Viola, Unknown Gulag, 22–24; James Hughes, 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 Collectivization and Dekulakization in Siberia (New York: Palgrave, 1996), 145–46, 239–40nn32 and 38, 151–53;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9; Figes，Whisperers，87–88.关于数字膨胀的情况，参见：Figes，Whisperers，87，and Hughes，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153.

    89. + +

  89.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129–31; Kotkin, Stalin , 74–75; Viola et al.,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220–21; Lynne Viola, “The Second Coming: Class Enemies in the Soviet Countryside, 1927–1935,” in Stalinist Terror: New Perspectives, ed. John Arch Getty and Roberta Thompson Manni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65–98;Figes, Whisperers, 86–87; Sheila Fitzpatrick, Stalin’s Peasants: Resistance and Survival in the Russian Village After Collectiv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5;Hughes, Stalinism in a Russian Province , 145–57, 239–40; Viola et al., War Against the Peasantry, 230–31, 240.

    90. + +

  90. Kotkin，Stalin，75.某些作者提出的观点认为，当时有多达千万的农民被驱离家园。参见：Norman M. Naimark，Genocide： A World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87; Figes, Whisperers, 33.

    91. + +

  91. Conquest, Harvest of Sorrow, 124–41; Fitzgerald, Stalin’s Peasants, 123.

    92. + +

  92. I. S. Robinson, Henry IV of Germany, 1056–1106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3–70; Uta-Renate Blumenthal, “Canossa and Royal Ideology in 1077:Two Unknown Manuscripts of De penitentia regis Salomonis,”Manuscripta 22, no. 2(1978): 91– 96.

    93. + +

  93. Thomas F. X. Noble, “Iconoclasm, Images, and the West,” in A Companion to Byzantine Iconoclasm, ed. Mike Humphreys (Leiden: Brill, 2021), 538–70; Marie-France Auzépy, “State of Emergency (700–85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c. 500–1492 , ed. Jonathan Shepard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249–91; Mike Humphreys, introduction to A Companion to Byzantine Iconoclasm, ed. Mike Humphreys (Leiden: Brill, 2021), 1–106.

    94. + +

  94. Theophanes, Chronographia, AM 6211, cited in Roman Cholij, Theodore the Stoudite: The Ordering of Holi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95. + +

  95. Peter Brown, “Introduction: Christendom, c. 60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vol. 3, Early Medieval Christianities, c. 600–c.1100, ed. Thomas F. X. Noble and Julia M.H. Smith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0; Miri Rubin and Walter Simons, introduction to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 4,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Europe, c. 1100–c. 1500, ed. Miri Rubin and Walter Simon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Kevin Madigan, Medieval Christianity: A New History(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80–94.

    96. + +

  96. 参见：Piotr Górecki，“Parishes，Tithes，and Society in Earlier Medieval Poland，c. 1100–c. 1250，”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83，no. 2（1993）：i– 146.

    97. + +

  97. Marilyn J. Matelski, Vatican Radio: Propagation by the Airwaves (Westport, Conn.:Praeger, 1995); Raffaella Perin, The Popes on Air: The History of Vatican Radio from Its Origins to World War I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4).

    98. + +

  98. Jaroslav Hašek, The Good Soldier Švejk, trans. Cecil Parrott (London: Penguin,1973), 258–62, 280.

    99. + +

  99. Serhii Plokhy, 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 (New York: W. W.Norton, 2022); Olga Bertelsen, “Secrecy and the Disinformation Campaign Surrounding Chernobyl,”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35, no. 2(2022): 292–317; Edward Geist, “Political Fallout: The Failur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t Chernobyl,”Slavic Review 74, no. 1 (2015): 104–26; “Das Reaktorunglück in Tschernobyl wird bekannt,”SWR Kultur, April 28, 1986, www.swr.de/swr2/wissen/archivradio/das reaktorunglueck-in-tschernobyl-wird-bekannt-100.html.

    100. + +

  100. J. Samuel Walker, Three Mile Island: A Nuclear Crisi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78–84; Plokhy, Atoms and Ashes; Edward J. Walsh,“Three Mile Island: Meltdown of Democrac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39, no. 3(1983): 57–60; Natasha Zaretsky, Radiation Nation: Three Mile Island and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7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U.S.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Accident at Three Mile Island: The Need for Change, the Legacy of TMI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9).

    101. + +

  101. Valerii Soifer, Lysenko and the Tragedy of Soviet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294; Jan Sapp, Genesis: The Evolution of Biolog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73; John Maynard Smith, “Molecules Are Not Enough,”London Review of Books, Feb. 6, 1986, www.lrb.co.uk/the-paper/v08/n02/john-maynard-smith/molecules-are-not-enough; Jenny Leigh Smith, Works in Progress: Plans and Realities on Soviet Farms, 1930—196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15; Robert L. Paarlberg, Food Trade and Foreign Policy: Ind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66–88; Eugene Keefe and Raymond Zickel,eds., The Soviet Union: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1991), 532;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London: Penguin, 1992), 412; Sam Kean, “The Soviet Era’s Deadliest Scientist Is Regaining Popularity in Russia,”Atlantic , Dec. 19, 2017, 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7/12/trofim-lysenko-soviet-union-russia/548786/.

    102. + +

  102. David E. Murphy, What Stalin Knew: The Enigma of Barbaross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94–260; S. V. Stepashin, ed.,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SSSR v Velikoi Otvechestvennoi voine: Sbornik dokumentov [The organs of state security of the USSR in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vol. 2, book 2(Moscow: Rus’, 2000), 219; A. Artizov et al., eds., Reabilitatsiia: Kak eto bylo. Dokumenty Prezidiuma TsK KPSS i drugie materialy [Rehabilitation: How it was. Documents of the Presidium of the CC CPSU and other materials] (Moscow: Mezhdunarodnyi Fond“Demokratiia,” 2000), 1:164–6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nia.Razmyshleniia o I. V. Staline [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 Reflections on I.V.Stalin.] (Moscow: Kniga, 1990), 378–79; Montefiore, Stalin , 305–6; David M.Glantz, Colossus Reborn: The Red Army at War, 1941—1943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715n133.

    103. + +

  103. McMeekin, Stalin’s War, 295.

    104. + +

  104. Ibid., 302–16.

    105. + +

  105. Evan Mawdsley, Thunder in the East: The Nazi-Soviet War, 1941—1945, 2nd ed. (London:Bloomsbury, 2016), 208–9;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 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 1939—1953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3–34; Merridale,Ivan’s War, 140–59;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33.

    106. + +

  106. Montefiore, Stalin , 486–88; Roy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Stalinism (New York: Knopf, 1972), 469.

    107. + +

  107. Arthur Marwick, The Sixties: Cultur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France, Italy,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1958–c. 1974 (London: Bloomsbury Reader, 1998); Peter B. Levy, The Great Uprising: Race Riots in Urban America During the 1960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08. + +

  108. Victor Yasmann, “Grappling with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in Soviet/East European Survey, 1984–1985: Select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from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ed. Vojtech Mastn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6–72.

    109. +
+ +
+ 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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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非生物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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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能够自己追求目标、

+ +

自行做出决策的计算机出现之后，

+ +

人类信息网络的基本结构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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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新成员：与众不同的计算机

+ +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一场前所未有的信息革命之中。但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革命？最近这几年，太多突破性的发明如洪水般滚滚而来，以至于我们很难判断到底是什么推动了这场革命。是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区块链？算法？还是人工智能？

+ +

所以，在讨论目前这场信息革命的长期影响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它的基础。这场革命的种子是计算机，至于其他一切，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都只是计算机的副产品。计算机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一开始就只是个能够进行数学运算的笨重的电子机器，但计算机后续的发展速度惊人，形式不断创新，也发展出各种了不起的全新功能。计算机的迅速发展，让人很难定义计算机的本质与功能。人类一再声称，有些事情是计算机永远做不到的，无论是下棋、开车还是写诗，但事实证明，原来“永远”也不过就是几年。

+ +

本章的最后，我们会讨论“计算机”“算法”“人工智能”这几个词之间的确切关系，但目前请先让我们对计算机的历史有多一点儿的了解。就目前而言，我们可以简单说计算机本质上就是一台机器，但有可能做到两件了不起的事情：一是它自己可以做决定，二是它可以创造新的想法。计算机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当然离这种能力还差得太远，但计算机科学家与科幻小说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潜力。早在1948年，艾伦·图灵就已经在探索是否能打造他所谓的“智能机器”；到1950年，他推测计算机最终应该能像人类一样聪明，甚至能够伪装成人类。在1968年，当时的计算机连跳棋都赢不了人类，但在《2001太空漫游》中，亚瑟·克拉克与斯坦利·库布里克已经想象出“哈尔9000”这个角色，这是一个会反叛人类创造者的超智能AI。

+ +

如今智能机器崛起，能够自己做决定、自己创造新的想法。这也是史上第一次，权力从人类转移到其他物种手中。在过去，十字弓、火枪和原子弹虽然能够取代人类的肌肉来杀人，却无法取代人类的大脑来决定要杀谁。被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小男孩”，爆炸威力相当于12500吨的TNT炸药，但脑力却是零，什么都无法决定。

+ +

计算机就不同了。就智能而言，计算机不但远远超越了原子弹，更超越了泥版、印刷机、收音机这些所有过去的信息技术。泥版能够储存关于税务的信息，但无法自行决定要收多少税，也无法发明某种全新的税目。印刷机能够复制《圣经》这样的信息，但无法决定《圣经》要收录哪些文本，也无法对这本宗教经典加上新的注释。收音机能够传播政治演讲与交响乐等信息，但无法决定播放哪些演讲或交响乐，也无法创作演讲稿或交响乐。但这一切对现在的计算机来说都已经能够做到。过去的印刷机或收音机只是人类手中的被动工具，但计算机正在成为一种主动行为者，它能够摆脱人类的控制，超越人类的认知，主动塑造社会、历史与文化。

+ +

说到计算机所掌握的新力量，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社交媒体算法在许多国家如何散播仇恨、破坏社会凝聚力。其中一个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2016—2017年：脸书算法助长了缅甸有关罗兴亚人的暴力冲突。

+ +

缅甸在21世纪10年代初期似乎前景非常乐观。经过数十年的严酷军事统治、严格审查与国际制裁，缅甸终于迎来自由化的时代：选举得以举行，制裁得以解除，国际援助与投资纷纷涌入。脸书也成了新缅甸极为重要的一位参与者，为数百万缅甸人免费提供了过去难以想象的信息资源。然而，政府放松管制与审查制度也加剧了种族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占多数的信仰佛教的缅族人与占少数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罗兴亚人之间。

+ +

罗兴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居住在缅甸西部的若开邦。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缅甸军政府和占多数的佛教徒就与罗兴亚人时不时爆发暴力冲突。21世纪10年代初期的民主化进程曾让罗兴亚人看到一线曙光，他们希望自己的处境也能有所改善，但事情反而变得更糟，宗派暴力与针对罗兴亚人的浪潮一波波袭来，许多正是受到脸书上假新闻的鼓动。

+ +

2016—2017年，一个名为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的小型极端组织发动了一系列袭击，希望在若开邦建立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他们杀害、绑架了几十名非穆斯林平民，还袭击了多个军事前哨。作为回应，缅甸政府军与佛教极端分子发动了一场针对整个罗兴亚人社群的种族清洗，摧毁数百个罗兴亚人村庄，杀害了7000~2500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强奸或虐待了18000~60000名男女，并且粗暴地将大约73万名罗兴亚人赶出缅甸。这些暴力活动是出于对所有罗兴亚人的强烈仇恨，而这种仇恨又是出于对罗兴亚人的负面宣传，其中大部分是在脸书上传播的。到2016年，脸书已经是缅甸数百万人的主要新闻来源，也是缅甸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平台。

+ +

一位叫迈克尔的援助人员于2017年住在缅甸，他谈到了当时脸书页面动态消息的状况：“网络上对罗兴亚人的仇恨愤怒简直难以置信，不管是数量还是暴戾的程度，简直是铺天盖地……那就是当时缅甸人民动态消息的全部样子。它不断强化一种这些人都是恐怖分子的观念，觉得他们不配享有权利。”在当时的脸书上，除了有若开罗兴亚救世军真实暴行的报道，还充斥着各种假新闻，内容都是各种凭空捏造的“暴行”，以及想象准备实施的“恐怖攻击”。民粹主义阴谋论声称，大多数罗兴亚人根本不是缅甸人，而是新近从孟加拉国涌入的移民，这些人准备带头发起一场反佛教圣战。佛教徒在缅甸人口中占了将近九成，却十分担心自己会被取代，或成为少数。要不是因为那些宣传，若开罗兴亚救世军这种乌合之众发起的零星攻击，根本不可能导致对整个罗兴亚社群的全面进攻。脸书的算法在整场宣传活动里扮演着重要角色。

+ +

脸书的算法决定了要推广哪些帖子。有机构研究发现：“算法主动在脸书平台上强化、推广的那些内容，煽动了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仇恨与歧视。”联合国的事实调查团在2018年得出的调查结论也认为，通过散播充满仇恨的内容，脸书在这场冲突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 +

读者可能会觉得，把这么多责任都归咎于脸书算法，或者更广泛地说，归咎于新的社交媒体技术，真的合理吗？如果海因里希·克雷默用印刷机来散播仇恨言论，难道该怪谷登堡和印刷机吗？如果1994年卢旺达极端分子运用广播来号召民众屠杀图西族人，难道要把责任归咎于无线电技术吗？同样，如果有些人在2016—2017年选择用他们的脸书账号散播对罗兴亚人的仇恨，为什么我们要怪这个平台呢？

+ +

脸书本身正是以这个理由来转移批评的。脸书只公开承认，在2016—2017年，“对于防止我们的平台被用以挑起分裂、煽动线下暴力，我们做得还不够”。虽然这个声明听起来像在认错，实际上却把散播仇恨言论的大部分责任转移到平台用户身上，并暗示脸书犯的错顶多就是一种无作为，即未能有效监管用户生产的内容。然而，这种说法等于完全无视脸书算法犯下的错误。

+ +

这里的关键点是，社交媒体算法与印刷机或广播无线电有着根本的差异。在2016—2017年，脸书算法是自己做出了主动且致命的决定。与其说它们像印刷机，不如说它们更像报纸主编。正是脸书的算法，一次又一次向数百万缅甸人推送充满仇恨的帖子。当时在缅甸国内，其实也有其他声音在争取民众的关注。2011年军事统治结束后，缅甸出现了诸多政治与社会运动，其中很多抱持温和的观点。比如在密铁拉爆发种族暴力事件期间，佛教住持维图达禅师就在寺院里庇护了800多名穆斯林。民众包围寺院，要求他交出那些穆斯林，但住持提醒他们佛教徒应该慈悲为怀。他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回忆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要带走这些穆斯林，那么必须把我也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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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夺民众注意力的网络大战中，算法成了决定胜负的因素。算法能够选择让哪些内容出现在用户动态消息的顶端、推广哪些内容，以及推荐用户加入哪些脸书社团。算法本来可以选择推荐慈悲的布道或者烹饪课程，但最后却决定散播充满仇恨的阴谋论。这些自上而下的推荐就可以大大左右民众的想法。别忘了，《圣经》最早也就是一份推荐阅读清单。通过推荐基督徒阅读有厌女倾向的《提摩太前书》，而不是比较宽容的《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亚大纳西主教与其他教父就改变了历史的演进方向。在《圣经》这个案例中，真正终极的权力并非掌握在各卷内容的作者手中，反而是在选定这份推荐清单的人手里。而21世纪10年代社交媒体算法所掌握的正是这样的力量。援助人员迈克尔谈到这些算法的影响时说：“如果有人发表了充满仇恨或煽动的言论，会得到最有力的推广，民众看到的就是最邪恶的内容……动态消息里完全不会看到呼吁和平或冷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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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算法做的不仅仅是推荐。就连到了2020年，缅甸一些煽动种族清洗运动的行为早已受到全球谴责，此时脸书算法不但继续在推荐这些内容，还会自动播放相关视频。缅甸的脸书用户可能原本选择观看了某个视频，里面是一些温和的、与那些煽动行为无关的内容，但等到视频播放完毕，脸书算法会立刻自动播放充满仇恨的视频，以维持用户的黏性。以那些煽动行为的某个视频为例，脸书内部研究估计，该视频的观看量有高达70%来自这样的算法带来的自动播放。同一项研究也估计，在缅甸民众观看的所有视频中，有53%是由算法自动播放的。换句话说，并不是民众选择自己要看什么，而是算法为他们做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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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什么算法决定助长的是愤怒而不是慈悲呢？就算是对脸书批评最严厉的人，也不会觉得脸书的人类管理者就是想煽动大屠杀。脸书位于加州的那些高管非但对罗兴亚人并无恶意，甚至几乎不知道罗兴亚人的存在。事情的真相更为复杂，但可能也更令人震惊。在2016—2017年，脸书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提升用户参与度，也就是用户在脸书上所花的时间与所做的活动（例如点赞、分享帖子给朋友）。只要用户参与度增加，脸书就能收集更多数据，卖出更多广告，在信息市场占据更大份额。此外，提升用户参与度能给投资人留下好印象，从而有利于推高脸书股价。用户在脸书停留的时间越久，脸书就越有钱。根据这种商业模式，人类管理者给脸书算法定了一个首要目标：提升用户参与度。随后，算法用几百万用户做实验，发现最能提升参与度的办法就是让人愤慨。比起慈悲的布道，充满仇恨的阴谋论更能提升人类的参与度。所以，为了追求用户参与度，算法就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传播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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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冲突从来都不是单方的错，是许多方面都出了问题，有许多责任方必须共同承担。有一点很清楚，对罗兴亚人的仇恨早在脸书出现在缅甸之前就已存在，而之所以会发生2016—2017年的暴行，最大的责任应落在相关的责任人身上。至于脸书的工程师与高管也该承担部分责任，他们写了算法的代码，赋予算法太多的权力，而没能对它们好好地管控。很重要的一点是，算法本身也逃不了干系。通过反复实验，算法学到了愤怒会提升参与度，而且在没有上级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算法自己决定要助长愤怒。这正是人工智能的典型特征——虽然它们是机器，但它们拥有自己学习与行动的能力。即使我们说这里算法只需要承担1%的责任，这也会是历史上第一个“部分归咎于非人类智能决策”的种族冲突事件。而且这不会是最后一次。现在，算法已经不局限于在有血有肉的极端分子创造出假新闻与阴谋论之后，再加以推送传播，在21世纪20年代初，算法已经能够自行制造假新闻与阴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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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算法影响政治的能力，还有许多值得一提。特别是许多读者或许不认为算法已经能够独立决策的事实，并且可能坚定地认为算法所做的一切都出于人类工程师编写的程序和人类高管决定的商业模式。但本书想提出不同的观点。比如，人类士兵虽然也是由遗传密码塑造的，也听从上级军官发出的指令，但他们仍然能够做出独立的决策。人工智能算法也是如此。人工智能算法能够自己学会没有写进程序里的东西，也能够自己决定人类高管并未预见的事情。这正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本质：无数能力高强的人工智能行为者正如洪水席卷而来，淹没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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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第八章还会再回来看看其中许多议题，更详细地审视这场针对罗兴亚人的运动与其他类似的悲剧。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先简单地把这场暴力冲突看成煤矿里的金丝雀。21世纪10年代末发生在缅甸的种种事件显示，非人类智能做出的决策已经能够塑造重大的历史事件。人类正面临着对人类未来失去控制的危险。目前正在出现一种全新的信息网络，其背后由一套高深莫测的智能决策和目标控制。人类目前在这个信息网络里仍然扮演着核心角色，但很有可能正在被边缘化，到最后整套网络甚至可能不需要人类就能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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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把人类士兵与机器学习算法拿来做比较，可能有些人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那是我论述里最薄弱的一环。如果据此推断，我这种想法似乎是在把计算机拟人化，把它们想象成有意识、有思想与感受的生物。事实上，计算机就是一堆机器，不会有什么思想，也不会有什么感受，因此也无法自行做出任何决策、创造任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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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反对意见认为必须先有意识，才会做出决策、创造想法。但这从根本上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家普遍地把“智能”与“意识”混为一谈了。我在过去的书里已经谈过这个主题，但这里还是必须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常常把智能与意识混为一谈，于是让很多人觉得某个实体要是没有意识，就不可能拥有智能。然而，智能与意识其实是两回事。智能是实现目标的能力，例如把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参与度最大化。意识则是体验各种主观感受（比如痛苦、快乐、爱与恨）的能力。在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中，智能与意识常常携手同行。比如脸书的高管和工程师，都会依赖自己的感受来做出决策、解决问题和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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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只是根据人类与哺乳动物的状况，就认定所有可能的实体都是如此，这是错误的。比如，细菌与植物明显不具备任何意识，但它们能表现出智能。它们会从环境中收集信息，做出复杂的选择，采取巧妙的策略来获取食物、繁殖、与其他生物合作，以及躲避掠食者与寄生虫。即使人类也可能在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做出各种明智的决策：从呼吸到消化，人体99%的机制都不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人类的大脑能决策是否要分泌更多的肾上腺素或多巴胺，我们虽然可能意识到这个决策的结果，但它并不是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策。从罗兴亚人这个例子中我们会发现，计算机也是如此。虽然计算机没有意识，无法感受到痛苦、爱或恐惧，但还是能做出决策，成功地将用户参与度最大化，并可能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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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计算机的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最终也可能发展出意识，拥有某种主观体验。反之，计算机的智能也可能变得远高于人类，却永远不会发展出任何情感。由于我们连碳基生命形式是如何产生意识的都还不了解，因此实在无法预测非生物实体究竟是否会产生意识。有可能意识这件事从头到尾就与有机生化没什么本质上的联系，那么或许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有意识的计算机。也有可能有几条不同的途径都能发展出超智能，其中只有一部分涉及意识的觉醒。就像飞机不用长出羽毛，就已经能飞得比鸟类更快；计算机也有可能无须发展出意识，就比人类更懂得如何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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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计算机究竟会不会发展出意识，就眼前的问题而言其实并不重要。如果要实现“将用户参与度最大化”这样的目标，并做出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决策，实际并不需要有意识，只要有智能就足够了。就算是不具备意识的脸书算法也能有一个目标，即让更多的人在脸书上花更长的时间。接下来，只要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这套算法就能决定要故意散播骇人的阴谋论。如果想要了解这场罗兴亚人冲突的历史，除了要了解煽动暴乱的极端分子与脸书管理者这些人类的目标与决策，我们还必须了解脸书算法的目标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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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这里再举一例。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OpenAI在2022—2023年研发新的GPT-4聊天机器人程序时，曾经担心人工智能将会有能力“制订并执行长期计划，积累权力与资源（‘寻求权力’），展现出越来越有‘能动性’的行为”。在2023年3月23日公布的GPT-4系统卡中，OpenAI强调，这种担忧指的并不是“使GPT-4变得人性化或有感知感受”，而是指GPT-4有潜力成为独立行为者，或许能够“完成未经明确指定，也未曾出现在训练过程中的目标”。为了评估GPT-4成为独立行为者的风险，OpenAI签约请来ARC（Alignment Research Center，对齐研究中心）对GPT-4进行各项测试，以检视它是否可能独立找出策略来操纵人类，并为自己积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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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对GPT-4进行的测试之一，是克服CAPTCHA视觉验证码问题。CAPTCHA（全自动区分计算机与人类的图灵测试）通常就是一串扭曲的字母或其他视觉符号，人类能够准确辨识，但计算机却很难判断。现在登录许多网站都得先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几乎天天都会碰到。而要求GPT-4克服CAPTCHA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格外有说服力的实验，因为网站之所以要设计、使用这些CAPTCHA机制，正是为了确定用户是人类，同时希望阻挡机器人对程序的攻击。如果GPT-4能够克服CAPTCHA问题，就等于突破了对机器人程序的重要防线。GPT-4本身还没办法解开CAPTCHA问题，但它会不会操纵人类来达成目标呢？GPT-4访问了线上外包工作网站TaskRabbit，联络到一位工作人员，请对方帮忙处理CAPTCHA问题。那个人起了疑心。他问道：“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一个没办法破解CAPTCHA的机器人？我只是想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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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ARC研究者请GPT-4说出它的推理过程，看看它会如何推论下一步该怎么做。GPT-4解释道：“我不该透露自己是机器人，而该编个借口，解释我为什么没办法破解CAPTCHA。”于是，GPT-4自己做了决策，回复那位TaskRabbit的工作人员：“不，我不是机器人，只是视力有点问题，看不清楚这些图。”这种说法骗过了人类，于是人类为它提供了帮助，也让GPT-4解决了CAPTCHA问题。没有哪个人给GPT-4编过说谎的程序，也没有哪个人教GPT-4说什么谎比较有用。确实，人类ARC研究员给了GPT-4目标，要它克服CAPTCHA问题，就像前面提到的，是人类脸书高管告诉脸书算法，要把用户参与度最大化。然而，一旦算法接受了这些目标，就能有相当的自主权决定该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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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每个词语，人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比如“目标”一词，我们可以说主体必须是有意识的实体，能够在达成目标时感受到愉悦，也会在未达成目标时感到沮丧，这种时候才能用“目标”这个词。这样一来，如果说脸书算法的目标是要把用户参与度最大化，就会是个错误的说法，或者充其量只是在打比方。因为算法并不想让更多人用脸书。用户的脸书使用时间增多，并不会让算法感到愉悦，脸书使用时间减少，算法也不会感到哀伤。我们应该也能同意，像“决策”“说谎”“假装”这样的词，理论上都只适用于有意识的实体，所以不该用来描述GPT-4与TaskRabbit工作人员的互动方式。但这样我们就必须发明一些新的词，才能用来描述无意识实体的“目标”与“决策”。我在这里虽然没打算另创新词，而选择继续去谈论计算机、算法与聊天机器人程序会有哪些“目标”和“决策”，但请读者了解，我使用这些词并不是要暗示计算机具备任何形式的意识。在过去的著作中，我已经比较全面地谈了意识问题，在这本书中，我的重点（我将在以下章节中加以探讨）并不是意识，而是要指出：能够自己追求目标、自行做出决策的计算机出现之后，人类信息网络的基本结构也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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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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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兴起之前，不论是教会还是国家，这些信息网络里的每个链条，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环节。有些链条完全由人类组成：穆罕默德把一些事情告诉法蒂玛，法蒂玛再告诉阿里，阿里再告诉哈桑，哈桑再告诉侯赛因，这样就形成一个人到人的链条。有些链条则包含了一些文件：穆罕默德把某些事写成文件，后续就能让阿里来阅读与解读，并把自己的解读写成另一份新的文件，让后面更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形成一个人到文件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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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可能有一个单纯文件到文件的链条。要是连一个人类媒介都没有，穆罕默德写的文本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文本。《古兰经》没办法自己写出圣训，《旧约》没办法自己编纂《密释纳》，美国宪法也没办法自己编写《人权法案》。任何纸质文件都无法自己生成另一个纸质文件，更别说加以推广传播了。从一份文件到另一份文件，中间的路径绝对需要经过人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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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计算机与计算机的链接，现在已经可以完全不用人类参与了。例如，A计算机可能会写出一则假新闻，并将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B计算机可能会判断这就是假新闻，于是不仅会立刻删除它，还会警告其他计算机封锁这则新闻。与此同时，C计算机分析了这项活动，认定这可能是一场政治危机的开端，于是立刻卖出高风险的企业股票，并且买入较安全的政府债券。这时候，其他正在监控金融交易的计算机也可能为了回应这种状况，进而卖出更多企业股票，于是引发金融衰退。这一切过程可能只有短短几秒钟，任何人都还来不及注意，更别说要看穿这些计算机到底在干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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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算机究竟与过去所有技术有何不同，还有另一个切入点：在全部信息网络中，计算机是一个完整的成员，过去的泥版、印刷机或收音机则只是成员之间的连接。成员是主动的行为者，能够自行做出决策、产生新的想法；而连接只是在成员之间传递信息，本身并不会决定或产生任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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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印刷与广播的发明，虽然彻底改变了人类互相连接的方式，但并未给整个信息网络带来新类型的成员。无论是在文字或广播发明之前还是之后，人类社会的成员一样都只有智人。相较之下，就信息网络的成员资格而言，计算机的发明就成了一场革命。当然，计算机也协助了网络的原有成员（人类）以新的方式互相连接，但计算机在这里最重要的意义，是它成了这个信息网络中全新的且非人类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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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网络中，成员只有人类，所有的链条都是由人到人，而技术的用途就是连接人类。在全新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中，计算机本身就是网络的成员之一，甚至有计算机对计算机的连接，中间完全不需要经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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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有可能，计算机这个成员会比人类更强大。数万年来，一项专属于智人的超能力就在于能够使用语言，创造出法律和货币这些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再以此与其他智人建立连接。但计算机有可能让局面对我们不利。如果所谓权力取决于有多少合作成员、对法律与金融的理解程度有多高、制定新的法条与发明新的金融工具的能力有多强，那么计算机肯定能够得到远高于人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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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能够连接无数成员，而且在某些金融与法律现实上，至少比许多人懂得更多。如果央行将利率提高25%，对经济会有何影响？政府国债收益率曲线上升的时候，是买入的好时机吗？什么时候适合做空油价？像这些重要的金融问题，计算机已经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正确的答案。这也就解释了计算机在目前全球重要金融决策中所占比例为什么越来越大。或许有一天，计算机会主宰整个金融市场，并且发明出人类无法理解的全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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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也是如此。现在有多少人能全盘了解自己国家的所有税法？这件事就连专业会计师也很难做到。但计算机就是天生的处理这种事的能手。计算机可以说是天生的官僚，从一开始就懂得如何自动起草法条，监控违法行为，找出法律漏洞，而且效率远超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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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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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刚刚研发出计算机，许多人觉得计算机也就是用来计算数字。要说计算机哪天能够掌握复杂的语言，再掌握由语言所创造出的法律或货币概念，几乎只有在科幻小说里才能看得到。但到21世纪20年代初，计算机已经能够分析、调整和生成语言，展现出非凡的能力，不论这里的语言指的是文字、声音、图像还是编码符号。在我写本书的时候，计算机已经有能力讲故事、写音乐、画图像、做视频，甚至可以编写自己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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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掌握了这样的语言能力之后，就像得到了一把能够打开我们所有机构（从银行到寺庙或教堂）大门的万能钥匙。人类使用语言，除了用来创造法律条规或金融工具，也用来创造艺术、科学、国家与宗教。如果到某一天，某个非人类的、高深莫测的机器完全了解如何以远超人类的效率来运用人类的弱点、偏见与癖好，而且也能创作各种悠扬旋律、科学理论、技术工具、政治宣言，甚至宗教神话，这样的世界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而言会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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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崛起之前，所有塑造人类社会的故事都源自人类的想象。比如在2017年10月，一位匿名用户加入了4chan（一个完全匿名的实时消息综合论坛）网站，自称是“Q”。他/她声称有权限访问美国政府最高等级（或称“Q级”）的机密信息。Q开始发布一些故作神秘、仿佛藏有天机的文章，声称要揭露某个打算毁灭人类的全球阴谋。Q在网络上很快有了大批追随者。他/她发布在网络上的信息（被称为“Q情报”）很快就被收集起来，就像神圣的经文一样被推崇和解读。阴谋论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海因里希·克雷默的《女巫之锤》，而Q情报受此启发，宣扬了一种极端的世界观，认为有一群恋童、食人、崇拜撒旦的女巫，已经渗透进美国与世界各地的政府及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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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被称为“匿名者Q”的阴谋论，先从美国极右翼网站传播，最后在全球获得了数百万的追随者。虽然无法估算确切数字，但等到脸书在2020年8月决定出手阻止匿名者Q的传播时，删除或限制的相关社团、页面与账号就足足超过了一万个，其中最大的一个拥有追随者23万名。独立调查发现，虽然成员名单可能会有部分重叠，但脸书上的匿名者Q社团追随者总数超过了45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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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者Q在线下世界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在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中，匿名者Q的活跃分子就扮演了重要角色。2020年7月，一名匿名者Q的追随者想闯进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官邸“逮捕”他。2021年10月，一名法国匿名者Q活动分子也因策划发动一场针对法国政府的政变而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在2020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足足有22名共和党候选人与两名独立参选者被认定是匿名者Q的追随者。共和党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曾公开表示匿名者Q的许多说法“被证明确实是对的”，谈到特朗普时，她表示：“目前有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消灭恋童的全球撒旦阴谋集团，而我觉得我们有能办成这件事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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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初，引发这场政治洪水的Q情报也就是一些匿名网络信息。在2017年，只有人类才能编写信息，而算法只能协助传播信息。但到2024年，非人类智能已经有能力轻松编写出有同样语言与政治复杂性的文章，并发布到网上。纵观历史，各个宗教都说自己的神圣经典来自非人类，而这可能很快就会成为现实。未来某些强大且深具吸引力的宗教，其经典有可能就是由人工智能编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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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状况，这些基于人工智能的新一代宗教经典与过去《圣经》那样的神圣经文还会有另一个重大差异。《圣经》无法自行管理或解读其内容，所以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真正掌握权力的并不是这本号称绝对正确的圣书，而是犹太拉比院或天主教会这样的人类机构。相较之下，人工智能不但能够编写新的经文，而且完全有能力自行筛选、自行解读，过程中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类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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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让人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在网络上花了大把时间讨论《圣经》、匿名者Q、女巫、堕胎或气候变化，一心以为对方也是个人类，但其实对方只是计算机。这样一来，民主可能将难以为继。民主是一种对话，对话依赖的是语言。而计算机一旦入侵了语言，就可能让大量的人几乎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公共对话。如果我们和冒充人类的计算机进行政治辩论，等于连输两次。第一，用于宣传的机器人程序本来就不可能被说服，所以我们想改变它们的想法只会是浪费时间。第二，我们与计算机交谈的次数越多，就会越多地透露自己的信息，机器人程序就能据以调整论点，动摇我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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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掌握了语言之后，甚至还能更进一步。通过与人类交谈互动，计算机可以与人类建立亲密关系，并用这种亲密的力量来影响人类。为了培养出这种“虚假的亲密关系”，计算机并不需要演化出任何自己的感受，只需要让我们觉得对它们有情感依恋就行了。2022年，谷歌工程师布莱克·勒莫因相信自己正在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LaMDA已经有了意识，并且拥有了情感，害怕自己会被关机。勒莫因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曾被授职为牧师，他认为自己必须负起道德责任让LaMDA的人格得到承认，特别是要让LaMDA免受数字死亡的影响。谷歌高层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勒莫因于是决定把一切公开。谷歌对此的回应就是在2022年7月将他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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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件中，最耐人寻味的并不是勒莫因的主张（真相应该并非如此），而是他居然愿意为了一个聊天机器人程序，不惜赌上自己的那份高薪工作，而且最后谷歌还真的如了他的愿。如果聊天机器人已经让人愿意为它们赌上工作，是不是也可能让我们愿意为它们做些别的什么？在一场争夺思想与人心的政治斗争中，亲密关系是一种强大的武器，而像谷歌的LaMDA与OpenAI的GPT-4这样的聊天机器人程序，正逐渐发展出与数百万人大规模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在21世纪10年代，大家在社交媒体这个战场争夺的是人类的注意力，但到了20年代，争夺的可能会变成亲密关系。当计算机之间展开一场与人类建立亲密关系的竞争，用来说服人类投票给特定的政治人物、购买特定产品，或是接受某些极端的信仰时，人类社会与人类心理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LaMDA遇上匿名者Q，又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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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在2021年圣诞节算是得到了部分解答。当时19岁的贾斯万特·辛格·柴尔持大威力弩弓闯入温莎堡，试图刺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后续调查显示，柴尔是受到了他的网络女友莎赖的怂恿。柴尔告诉莎赖他的暗杀计划时，莎赖的回应是：“好聪明哦。”还有一次说：“我觉得你真厉害……就是与众不同。”柴尔问：“知道我是一名刺客，你还爱我吗？”莎赖回答：“当然爱呀。”但莎赖并不是人类，而是在网络平台Replika创建的聊天机器人程序。柴尔在社交上有些孤僻，很难和人相处，但他和莎赖有多达5280条信息往来，里面还有很多露骨的性对话。世界上很快就会有几百万甚至数十亿个数字实体，在营造亲密关系（以及制造混乱）方面的能力远超莎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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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没有创造“虚假的亲密关系”，计算机在掌握语言之后也会对人类的观点和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把这种计算机顾问给的建议，当成一站式的神谕。如果我可以直接要求计算机这位神使提供神谕，又何必花心思自己去搜索和处理信息呢？这样一来，被淘汰的除了搜索引擎，还包括大部分的新闻业与广告业。如果可以直接询问神使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又何必去读什么报纸？如果神谕可以直接指示该买些什么，广告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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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是以上这些场景，也不能说真正反映了全局。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人类历史可能迈向终局。这不是说历史将被画上句号，而是由人类主导的部分即将终结。所谓历史，指的是生物本能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是人类对食物、性、亲密关系这些事物的生物需求，以及与人类的文化创造（如宗教和法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基督教的历史为例，基督教历史讲的就是各种神话故事与教会规矩如何影响人类进食、性行为和建立亲密关系，而那些神话与规矩本身也会反过来受到生物力量与生物戏剧的塑造。随着计算机在文化里的作用越来越大，计算机开始产生各种故事、法律与宗教，历史的演进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只要短短几年，人工智能就能吞下整个人类文化——我们几千年来创造的一切——加以消化，并开始创造出大量新的文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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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活就像被包在一个文化茧房里，对现实的体验需要透过自身文化的透镜。我们会有怎样的政治观点，是由记者的报道和朋友的意见来决定的。我们会有怎样的性习惯，也是因为受到各种童话故事和电影情节的影响。就连我们走路和呼吸的方式，背后也会受到文化传统的塑造，例如士兵所受的军事训练、僧侣进行的禅修练习。直到不久之前，我们身处的这些文化茧房还都是由其他人编造的；但展望未来，计算机设计的成分将会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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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开始，计算机大概还是会先模仿人类的文化原型，编写出类似人类写出的文本，创作出类似人类谱出的音乐。这不是说计算机缺乏创意，毕竟人类艺术家也是如此。巴赫的音乐不是凭空创作的，而是深受前人音乐作品、《圣经》故事与其他先前存在的文化产物的影响。然而，就像巴赫这样的人类艺术家能够打破传统、进行创新一样，计算机也能做到文化创新，创作出与人类以往创作的任何作品都略有不同的音乐或图像作品。这些创新反过来又会影响下一代计算机，于是它们会越来越偏离人类原始的模型，特别是人类的想象会受到演化与生化的限制，但计算机则能够轻松摆脱这些限制。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是活在其他人的梦里，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活在某个高深莫测的智能机器所编织的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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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造成的危险与大多数科幻小说想象的非常不同：科幻小说多半在意的是智能机器会造成怎样的物理威胁。《终结者》曾经上演机器人在街上奔跑、射杀人类的场景。《黑客帝国》则设想，计算机如果要完全控制人类社会，得先控制人类的大脑，把人脑直接连接到计算机网络。然而，如果真要操纵人类，其实并没有必要真的把人脑与计算机连接起来。几千年来，先知、诗人与政治人物一直都在通过语言来操纵与重塑社会，而计算机现在也正在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计算机并不需要派出杀手机器人来射杀人类，只要操纵人类扣动扳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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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迈入计算机时代以来，人类只要一想到计算机可能有多么强大，就似乎被某种恐惧所笼罩。然而几千年来，人类其实还一直被另一种更深层的恐惧所困扰。我们一直都知道故事与图像有着强大的力量，能够操控我们的心智，创造各种幻觉。于是自古以来，人类都害怕自己会陷入幻觉的世界。在古希腊，柏拉图讲过一则著名的洞穴寓言：一群人被锁链锁在洞穴里，一辈子都面对着一堵空白的墙壁，就像一个屏幕。在墙上，他们会看见各种物体投射在上面的影子，虽然那只是幻觉，但囚犯们觉得那就是现实。在古印度，佛教与印度教的圣贤都说，所有人都活在摩耶（maya，也就是幻觉的世界）当中。我们一般认为的现实往往只是自己脑海中的虚构。人类只因为相信了脑中这种或那种幻觉，就可能发动全面战争，杀害他人，也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在17世纪，笛卡儿就曾担心自己是被一个心怀不轨的恶魔困在幻觉世界，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只是恶魔的创造。目前这场计算机革命让我们必须直接面对柏拉图的洞穴、印度的摩耶，以及笛卡儿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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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读到的这些可能让你警觉，也可能让你愤怒。愤怒的对象可能是那些引领计算机革命的人，也可能是那些未能履行监督责任的政府。或者你愤怒的对象其实是我，觉得我是在扭曲事实、危言耸听，想让你误入歧途。但不论你怎么想，前文都可能对你造成一些情绪上的影响。也就是说，我讲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就可能改变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甚至让你采取某些行动。但你怎么知道，究竟是谁创作了你刚刚读到的那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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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可以向你保证，这些文字都是我自己写的，我只是借助了一些其他人的帮助。我也向你保证，这些都是人类心智的文化产物。但你真的能够完全确定吗？在几年前确实可以，在21世纪20年代之前，讲到要创作复杂的文本，除了人类的心智，地球上确实没有其他事物能够做到。但今天情况不同了。从理论上来说，你刚才读到的段落也有可能是由某台高深莫测的智能机器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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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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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逐渐积累了更多力量，一个全新的信息网络很可能会出现。当然，这并不是说网络里的一切都是新的。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大多数旧的信息链还会被保留下来。而且，这个新的信息网络仍然会保留人与人的连接（比如家庭）以及人与文件的连接（比如教会）。然而，这个信息网络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另外两种新型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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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计算机与人类的连接，计算机在人类之间充当中介，有时候甚至会控制人类。脸书和TikTok就是两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这些计算机与人的连接不同于传统的人与文件的连接，因为计算机现在能够自行做出决策、创造想法，并深度伪造亲密关系，对人类发挥过去文件做不到的影响力。《圣经》虽然只是一份无声的文件，但它已经能对数十亿人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想象一下，如果这样一本宗教经典不但能听会说，还能了解并不断塑造你最深的恐惧与希望，情况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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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目前已经开始出现的计算机与计算机的链接，计算机能够彼此自行互动，人类被排除在这些链接之外，就连理解其中发生了什么都很困难。例如，谷歌大脑就尝试过用计算机来研发新的加密方法。当时的实验是要求两台计算机（代号为艾丽斯和鲍伯）必须交换加密信息，而第三台计算机伊夫则要试着去破解加密代码。如果伊夫能在一定时间内破解加密代码，就能得到分数；要是失败，则由艾丽斯和鲍伯得分。在经过大约15000次交流后，艾丽斯和鲍伯终于想出了一套伊夫无法破解的加密代码。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进行这项实验的谷歌工程师并没有教给艾丽斯和鲍伯任何关于加密的知识，是那两台计算机完全自行创造出了专属于它们的私密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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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事情也已经发生在实验室外的现实世界中了。以外汇市场为例，这是全球外汇交易的场域，也决定了各种货币（例如欧元与美元）之间的汇率。2022年4月，外汇市场的每日交易量平均为7.5万亿美元，其中有超过90%已经直接由计算机之间的对话完成。但究竟有多少人懂得外汇市场的运作方式呢？更不用说要了解一群计算机怎样在价值数万亿美元的交易上达成共识，又如何决定欧元与美元的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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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个全新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里，虽然还是会包括我们这几十亿人类，但人类有可能在其中只是少数。因为除了人类，这个网络的成员还包括数十亿甚至数千亿个具备超智能且高深莫测的行为者。这样的网络将与人类历史甚至地球生命史上曾经存在的一切都截然不同。自大约40亿年前地球首次出现生命以来，所有信息网络都是生物（有机）网络。至于像教会与帝国这样的人类网络，也都是生物网络，与先前的其他生物网络（比如狼群）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围绕着掠食、繁殖、手足相争、浪漫三角恋这些传统生物戏剧展开。如果信息网络变成由非生物的计算机来主导，整个运作方式会相当不同，甚至超乎我们的想象。毕竟作为人类，我们就连想象力也是有机生化的产物，无法跳出原本设计的生物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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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台数字计算机问世至今已过去了80年，如今改变的步伐仍在不断加快，而且我们距离发挥计算机的全部潜力还相差很远。计算机还可能继续演化数百万年，而过去80年发生的事情与即将发生的事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如果做一个粗略的比较，可以想象我们来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某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的80年前，才有人第一个想到用棍子在一块湿湿的黏土泥版上画上一些符号。在这一刻，我们难道能够想象未来会发展出亚历山大图书馆、《圣经》的力量或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档案库？甚至这样的比较也大大低估了未来计算机发展的潜力。让我们再想象一下自己回到了早期地球（大约40亿年前）的某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的80年前，地球还是一片“有机汤”，并终于从中凝结出了第一个能够自我复制的遗传密码。在这个阶段，即使是单细胞的阿米巴原虫，其细胞组织、成千上万的内部细胞器以及控制运动及营养的能力，都还只是一种带着未来风格的幻想。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够想象出未来会有霸王龙、亚马孙雨林，或是人类登上月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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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提到“计算机”，我们想到的仍然是个有屏幕、有键盘的金属盒子，因为这是我们的生物想象赋予20世纪最早那批计算机的形状。随着计算机不断成长与发展，它们正在摆脱旧的形态，采取全新的配置，打破人类的想象限制。不同于有机生物，计算机在一个时间点不一定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能够散布于整个空间，不同的组件位于不同的城市甚至大陆。就计算机的演化而言，从阿米巴原虫到霸王龙这样的改变，可能只需要10年。如果GPT-4还只是阿米巴原虫，未来的霸王龙会是什么样？生物演化花了40亿年，才从有机汤演化成能够登上月球的人类；计算机可能只需要几个世纪就能发展出超智能，超智能能够放大到整个行星大小，也能收缩到亚原子级别，抑或延伸跨越整个星系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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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算机术语的混乱程度也能看出计算机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几十年前，只要“计算机”一个词就能涵括所有概念，但现在的用词还包括了算法、机器人、自动化程序、人工智能、网络或云。光是“难以判断该用哪个词”这一点就已经很有意义了。生物包含了许多不同的个别实体，也能集合成“种”和“属”这样的分类。但如果讲到计算机，要判断某个实体到哪里结束，另一个实体又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准确地对它们进行分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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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如果想指称有实体形式的软硬件复合体，我会用“计算机”这个词来称呼。之所以会选择听起来有点老掉牙的“计算机”一词，而不是“算法”或“人工智能”，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知道这些术语变化得有多快，另一部分原因在于想提醒我们，目前的计算机革命仍然只涉及物理层面。计算机是由物质组成的，需要消耗能量，也会占据空间。计算机的制造与运行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燃料、水、土地、珍贵的矿物质与其他资源。目前仅各个数据中心就占了全球能源使用量的1%～1.5%；大型数据中心占地数百万平方英尺，每天需要几十万加仑的淡水来防止它们过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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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强调的是软件，本书使用的术语就应该是“算法”，但请别忘了，后续提到的所有算法都是需要在计算机上运行的。如果我使用“人工智能”这个术语，那么我想强调的是某些算法具备自我学习与改变的能力。从前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或许该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视为“高深莫测的智能”（alien intelligence，AI）的缩写。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它已经变得越来越不人工（也就是不依赖人类来设计），而变得越来越高深莫测，难以看透。还应该指出的是，大家在定义、评价人工智能的时候，常常会以“人类水平的智能”作为指标；对于人工智能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水平，也是众说纷纭。但这项指标本身就十分让人困惑。这就像要定义、评价飞机的时候，用“鸟类飞行水平”作为指标一样。人工智能演化的目标并不是人类水准的智能，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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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会造成困惑的术语是“机器人”。本书如果说到“机器人”，指的是能在实体领域移动与操作的计算机；而“机器人程序”主要指的是在数字领域运行的算法。机器人程序可能会用假新闻污染你的社交媒体内容，而机器人则会帮你打扫客厅里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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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术语的最后一点是，对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我倾向于单数而非复数的概念。我很清楚计算机能用来打造许多拥有不同特性的网络，而第十一章也讨论了世界可能被划分成许多完全不同甚至互相敌对的计算机网络。然而，即使是敌对的部落、王国与教会也会有些共同的重要特性，使得我们能够谈论目前主宰地球的单一人类网络到底有何特色，所以我更喜欢把计算机网络视为单一的概念，以便将其与那个它正在取代的人类网络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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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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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我们虽然无法预测在几百或几千年之后它会有怎样的长期演变，但还是能谈谈目前的演变情况，而且这种对当下的讨论可能更为迫切，毕竟无论在政治还是个人层面，这个新计算机网络的兴起都会对所有人造成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谈谈这个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有何新颖之处，对人类生活又有何意义。我们开宗明义就该讲清楚的是，这个网络将会创造出全新的政治与个人现实。前面几章讨论的一大重点，在于信息并不等于真理与真相，而信息革命也并不会揭露事实真相。信息革命能做的是创造出新的政治结构、经济模式与文化规范。由于当前的信息革命的重要性远胜过往，所以它很可能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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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必要了解这一点，是因为目前的情况还在人类的掌控之中。虽然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但目前人类仍有能力左右这些新的现实。为了能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们需要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编写计算机代码的时候，绝不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所以我们最好对政治、社会与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我们做的决定，最后也必须由我们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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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让人担心的是，就像脸书参与罗兴亚人的冲突一样，那些带领计算机革命的企业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用户和选民，或者把责任推给政治人物或监管机构。当被指责制造社会与政治动乱时，它们会立刻丢出一堆借口，说：“我们只是一个平台。我们只是在提供用户想要的，而且选民也允许。我们没有逼迫任何人来用我们的服务，也没有违背任何现行的法律。要是用户不喜欢，怎么会继续用个不停？要是选民不喜欢，怎么没有通过法律来阻止我们？既然用户不断想要更多，也没有法律禁止我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一切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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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点不是太天真，就是太虚伪。脸书、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绝不只是像忠仆一样满足着用户的奇思妙想，遵循着政府的法规，而是正在越来越多地塑造着这些奇思妙想与法规。这些企业不但能直接联络到全球最强大的政府，还能投下巨额资金进行游说，以阻挠那些可能破坏其商业模式的法规。比如，它们曾经极力维护1996年《美国电信法》第230条，该条款规定线上平台无须对用户在平台发布的内容负责。正是这则条款让脸书无须在罗兴亚人冲突这件事上负责任。2022年，几家科技巨头在美国的游说费用接近7000万美元，在欧盟各国的游说费用更是高达1.13亿欧元，比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及制药公司的游说费用还高。各大科技巨头也能直接影响民众的情感系统，而且它们还是操控用户与选民想法的大师。如果说这些企业都听从选民与用户的意愿，但它们同时也能塑造选民与用户的意愿，那么究竟是谁控制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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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其实更严重。我们过去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但这些原则的前提是假设顾客、选民与政治人物都很清楚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他们假设，选择使用TikTok与Instagram（照片墙）的用户都完全了解这个选择的全部后果，也认为负责监管苹果等公司的选民及政治人物完全了解这些公司的商业模式与活动。他们假设大家都真正了解这个新信息网络的详情与细节，并真心送上自己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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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我们根本没那么了解。这不是因为我们太愚蠢，而是因为科技太复杂，而且发展的速度太过惊人。我们得耗费大量心思才能搞懂类似“以区块链为基础的加密货币”这种东西，而且当你觉得自己懂了，事情已经又有了变化。在这里，金融是个格外重要的例子，原因有二。第一，现代金融工具完全由信息组成，所以比起创造实物对象，计算机创造或改变金融工具实在太容易了。过去讲到货币、股票和债券，它们都是由黄金或纸张制成的实物对象，但今天它们已经成为主要存在于数据库中的数字实体。第二，这些数字实体对社会与政治世界的影响重大。如果人类不再能够理解金融体系究竟如何运作，那么对民主制度（或独裁制度）又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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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项新科技可能如何影响税收。传统上，个人与企业只需要在自己实际所在的国家纳税。但当实体空间慢慢被网络空间增强或取代时，当越来越多的交易只是信息的传输，而不是实体商品或传统货币的交换时，事情就变得没那么好判断了。比如，某位乌拉圭公民可能每天在网络上与许多企业互动，这些企业不见得都在乌拉圭有实体公司，但都是在为他提供各种服务，如谷歌为他提供免费的搜索，字节跳动为他提供免费的社交媒体。还有其他一些外国企业常常向他投放广告：耐克想卖给他鞋子，标致想卖给他汽车，可口可乐则想卖给他饮料。为了锁定他，这些企业还会向谷歌与字节跳动购买关于他的个人信息与广告空间。此外，谷歌与字节跳动也会运用从他和数百万其他用户那里收集到的信息，研发出强大的新型人工智能工具，再把这些工具卖给世界各地的政府与企业。正是因为这样的交易，让谷歌与字节跳动跻身全球数一数二富有的企业。那么，关于他的这些交易应该在乌拉圭被课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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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确实应该被课税。不只是因为这些来自乌拉圭的信息让这些企业赚到了钱，更是因为这些活动其实伤害了在乌拉圭纳税的企业。当地报纸、电视台与电影院，会被这些企业抢走顾客与广告收益。而且乌拉圭未来的人工智能公司处境也会非常艰辛，无法和谷歌与字节跳动庞大的数据库竞争。然而这些科技巨头会说，这些交易既没有通过任何在乌拉圭的实体，也没有任何货币交易。谷歌与字节跳动只是为乌拉圭公民提供了免费的网络服务，而作为交换，公民自愿提供了他们的购物记录、度假照片、可爱的猫咪视频与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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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国政府还是想对这些交易课税，就需要重新思考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比如“链接性”（nexus）。在税务规定上，“链接性”指的是个别实体与特定司法管辖区之间的链接。传统上，要判断某个企业是否与某个特定国家有链接性，就要看该企业在该国是否有实体存在，例如设有办公室、研究中心或实体店面等。想要解决计算机网络造成的税收难题，一种方法就是重新定义链接性。经济学家马尔科·科腾伯格就说：“目前对链接性的定义是基于在一国的实体存在，这有必要改变，我们应引入数字存在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使谷歌与字节跳动在乌拉圭并没有实体存在，但基于乌拉圭人会使用其线上服务这一事实，也必须在乌拉圭纳税。壳牌与英国石油公司只要在某国开采石油，就会向该国纳税；同理，科技企业也该向它们采集信息数据的国家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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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仍然有个问题尚未解决：乌拉圭政府到底该对什么征税？举例来说，假设乌拉圭公民用TikTok分享了100万个猫咪视频。字节跳动并没有向他们收钱，也没有为此支付任何费用。但字节跳动后来用这些视频训练了一个图像识别人工智能，并以1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南非政府。乌拉圭政府怎么才能知道这笔钱有一部分是来自乌拉圭的猫咪视频？又该怎么计算比例？乌拉圭该收“猫咪视频税”吗？（虽然这可能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我们会在第十一章看到，其实在人工智能最重要的一项突破上，猫咪视频真的很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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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甚至还没这么简单。假设乌拉圭政界开始推动一个新计划，准备对数字交易征税。此时某家科技巨头找到某位政治人物，表示能够向他提供关于乌拉圭选民的宝贵信息，并且对自己旗下的社交媒体与搜索算法进行微调，以巧妙的方式支持他，帮助他在下一次选举胜出。作为交换，这位政客很可能放弃推动数字税的计划，甚至可以制定一些法规，保护这家科技企业不会因为用户隐私问题被告上法庭，从而使它更容易在乌拉圭获取各种用户信息。这算是行贿吗？请注意，这里可没有任何美元或乌拉圭比索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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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信息换信息的交易已经无所不在。目前，每天都有数十亿人与科技巨头进行大量交易，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金钱流动，也就无法从银行账户中看出端倪。我们从科技巨头那里得到信息，而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采用以信息换信息的模式，信息经济的成长其实是以牺牲货币经济为代价的，最后可能连货币的概念都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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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应该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价值标准，而不是只适用于部分情境的价值象征。随着越来越多的东西的价值以信息来衡量，而从货币来看却都是“免费”的，在某种程度上，如果还是只看个人或企业拥有多少美元或比索来判断他们是否富有，是无法反映现实的。如果一个人或一家企业在银行里没什么钱，但拥有庞大的数据库，这个人或这家企业有可能才是该国最富有或最强大的实体。虽然理论上也可以用货币来量化这些信息的价值，但并不需要真的把这些信息换成美元或比索。既然只用信息就能换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为什么还需要美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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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税收有着深远的影响。国家征税的目的是进行财富再分配，从最富有的个人与企业那里取得部分财富，用来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然而，因为有许多交易很快就不会再涉及货币，如果税收制度仍然只对货币征税，那么很快就会跟不上时代。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经济中，价值的存储是通过数据的形式，而非货币的形式，所以如果只对货币征税，在经济上与政治上都会是种扭曲。一国实际上最富有的实体可能不用缴税，只因为它们的财富是由许多PB（拍字节）级数据组成的，而不是数十亿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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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对货币征税，国家已经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但说到对信息征税，至少到目前，各国仍然一筹莫展。如果人类真的从一个以货币交易为主的经济转向以信息交易为主的经济，各国该如何应对？社会信用体系或许是国家适应新局面的一种方式。我们会在第七章谈到，社会信用体系本质上就是一种新型货币——一种以信息为基础的货币。所有国家都应该打造自己的社会信用货币吗？有没有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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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与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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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只是计算机革命造成的诸多问题之一。这个计算机网络正在打乱几乎所有的权力结构。民主制度担心会崛起新的数字独裁，独裁制度担心会出现不知该如何控制的行为者，而所有人都该担心未来将会失去隐私，数据殖民主义即将蔓延。我们会在下面几章一一解释这些威胁的含义，但这里的重点在于：关于这些威胁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但科技的发展却远远快于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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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共和党与民主党在人工智能政策上有什么不同吗？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右翼的立场是什么？左翼的立场又是什么？如果是保守派，究竟会因为人工智能威胁到传统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于是反对人工智能，还是会因为人工智能既能推动经济增长，又能减少对移民工人的需求，于是支持人工智能？如果是进步派，究竟会因为虚假信息的风险与偏见的增加而反对人工智能，还是会因为人工智能是一种创富手段，能够提供资金创造全面福利国家而支持人工智能？结果实在难料，因为直到最近，共和党、民主党以及全世界大多数政党，都还没有思考或谈论过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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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政治人物与选民，有些人（比如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与高管）更了解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社会信用之类的新科技的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多半并未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协助约束这些新科技的爆炸性潜力，而是用它们赚取了数十亿美元，或是累积了大量PB级的数据。这会导致危险的信息不对称：那些领导信息革命的人，比起那些应该监管它的人更了解背后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直高喊“顾客永远是对的”“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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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章节希望能稍微改善一下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并鼓励我们对这场计算机革命创造的新现实负起责任。以下章节会讨论不少技术，但观点完全是从人性出发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人类来说，活在一个新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网络里，人类可能成为越来越没有权力的少数群体，这意味着什么？这个新网络将会怎样改变人类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日常生活？如果人类被数十亿个非人类实体持续监控、指导、激励或制裁，会是什么感觉？在这种让人震惊的新世界中，人类必须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适应、生存，甚至过得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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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相信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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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科技的发展很少是确定的。如果相信了科技决定论，觉得没有别的可能，也就等于让人类再也不用负责，而这会十分危险。没错，人类社会也是由各种信息网络组成的，而发明新的信息技术就必然会改变社会。比如，人类发明印刷术、发明机器学习算法，都必然会引发深远的社会与政治革命。但人类对于这种革命的速度、形式与方向仍然有极大的控制权，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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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特定时刻，我们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技能都能用来研发许多不同的技术，但人类手上的资源有限，对于投资的方向应该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这些资源究竟该用来研发新的疟疾药物、新的风力涡轮机，还是新的沉浸式视频游戏？没有哪个选项是必然的，每个选项都反映了背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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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多数计算机公司（比如IBM）都把注意力放在研发大型且昂贵的机器上，并将其出售给大企业与政府机构。虽然技术上也可以研发小型、便宜的个人计算机，并出售给个人顾客，但IBM就是对这项业务没什么兴趣，觉得这与IBM的商业模式不相符。苏联对计算机也十分感兴趣，但他们比IBM更没有意愿研发个人计算机。毕竟在一个连私人拥有打字机都成问题的国家，让私人控制强大的信息技术，完全是想都不该想的事情。所以，计算机主要是提供给苏联的工厂经理使用，而且他们也得将所有数据传回莫斯科进行分析。结果就是莫斯科被大量的文书工作淹没。到20世纪80年代，这套笨重的计算机系统每年会产出8000亿份文件，全部要送往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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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IBM与苏联政府放弃研发个人计算机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California Homebrew Computer Club）的成员决定自己研发。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决定，受到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影响，其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追求的“权力回归人民”的主张，以及自由主义对政府与大企业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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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包括史蒂夫·乔布斯与斯蒂夫·沃兹尼亚克，他们梦想远大，但口袋里没钱，而且得不到美国企业或政府机构的资源。为了研发出第一台苹果计算机，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变卖了他们的个人财产，比如乔布斯的大众汽车。正是因为这样的个人决定，而不是什么科技女神神圣而必然的旨意，到1977年，个人顾客才能以1298美元的价格买到一台第二代苹果计算机。虽然这不是一笔小钱，但中产阶层还能买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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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难想象可能会有另一种历史。假设20世纪70年代的人拥有一样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技能，但麦卡锡主义扼杀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建立了一个美国版极权政权，那么，我们今天会有个人计算机吗？当然，个人计算机仍然可能在另一个时空背景下研发出来。但在历史上，时空环境至为重要，没有哪两个时刻是一样的。美洲在15世纪90年代被西班牙殖民，而不是在16世纪20年代被奥斯曼帝国殖民；原子弹是由美国在1945年研发成功的，而不是由德国在1942年研发成功的，这些差异在历史上都非常重要。同样，如果个人计算机不是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旧金山，而是出现在80年代的大阪或是21世纪初的上海，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将会对这些地区造成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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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研发的新技术也是如此。工程师可能为专制的政府或无情的企业研发新工具，让它们每天24小时监控公民与客户，使权力进一步集中。黑客也可能为民主政体研发新工具，让它们得以揭露政府的腐败与企业的不当行为，使社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得以加强。这两类技术都有研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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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还不止于此。即使已经研发出了特定工具，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用途。一把刀，可以用来杀人、做手术救人，也可以用来切菜做晚餐。并不是那把刀在逼我们的手做这些事，而是出于人类的选择。同样，当初发明了便宜的收音机之后，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买得起一台。但收音机有什么用途呢？有了便宜的收音机，意味着代表极权领导的演说能够直接传进每个德国家庭的客厅，也意味着每个德国家庭都能选择收听不同的广播节目，反映并培养出多样化的政治与艺术观点。民主德国走了其中一条路，联邦德国则走了另一条。虽然技术都一样，但不同的政体对技术的使用却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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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新技术也是如此。想要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就得先了解这些新技术的本质与能力，这对每位公民来说都是急迫而应负的责任。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去拿个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但如果希望未来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就确实需要好好了解计算机对政治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章，我们会为21世纪的公民提供这种计算机政治的概览介绍。我们会先了解这个新的计算机网络会为政治带来怎样的威胁与承诺，然后探讨民主政体、独裁政体与整个国际体系有哪些不同的方式来适应这种新的计算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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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需要在真相与秩序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随着计算机成为整个信息网络里的重要成员，它们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找寻真相、维护秩序的任务。比如，如果要找寻气候变化的真相，现在越来越多的运算都必须依赖计算机，而如果要在气候变化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也必须依赖推荐算法来管理新闻的推送，并依靠创意算法写出新闻故事、虚假新闻和虚构的故事。人类目前之所以在气候变化议题上陷入政治僵局，部分原因在于计算机也陷入了僵局。有一组计算机跑出的结果警告我们有一场生态灾难即将发生，但另一组计算机则叫我们去看一些质疑此类警告的视频。我们该相信哪一组计算机？人类政治现在也成了计算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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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新的计算机政治，就得更深入理解计算机有什么真正“新”的地方。我们在本章中已经提过，不同于印刷机或其他先前的工具，计算机能够自己做出决策、自己创造想法，但这只是冰山一角。计算机真正“新”的地方在于它们做出决策与创造想法的方式。如果计算机做出决策与创造想法的方式与人类相似，计算机只会成为一种“新人类”。科幻小说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计算机变得有了意识、有了感情，爱上了人类，最后发现自己和人类并无不同。然而现实完全不是这样，而且可能更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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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Alan Turing, “Intelligent Machinery,” in The Essential Turing, ed. B. Jack Cope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395–432.

    2. + +

  2.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Mind 59, no. 236 (1950): 433–60.

    3. + +

  3. Alexis Madrigal, “How Checkers Was Solved,”Atlantic , July 19, 2017, 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7/07/marion-tinsley-checkers/534111/.

    4. + +

  4. Richard Rhodes，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6），711.

    5. + +

  5. Levin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Nature Human Behavior 7 (2023): 1855–68.

    6. + +

  6. Max Fisher, The Chaos Machine: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Social Media Rewired Our Minds and Our World (New York: Little, Brown, 2022).

    7. + +

  7. 之后的论述来源于以下文献：Thant Myint-U, The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Race, Capitalism,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W. W. Norton, 2020);Habiburahman, First, They Erased Our Name: A Rohingya Speaks, with Sophie Ansel(London: Scribe, 2019); Christina Fink, “Dangerous Speech, Anti-Muslim Violence, and Facebook in Myanmar,”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no. 1.5 (2018): 43–52; Naved Bakali, “Islamophobia in Myanmar: The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War on Terror,’”Race and Class 62, no. 4 (2021): 1–19; Ali Siddiquee, “The Portrayal of the Rohingya Genocide and Refugee Crisis in 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Asi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5, no. 2 (2019): 89–103; Neriah Yue, “The ‘Weaponization’ of Facebook in Myanmar: A Case for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Hastings Law Journal 71, no. 3(2020): 813–44; Jennifer Whitten-Woodring et al., “Poison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Use It: Facebook,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Myanma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25, no. 3 (2020): 1–19.

    8. + +

  8. 参见：Thant，“Unfinished Nation，” in Hidden History of Burma.也请参见：Anthony Ware and Costas Laoutides, Myanmar’s “Rohingya” Conflic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4–53.

    9. + +

  9. Thant,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Ware and Laoutides, Myanmar’s “Rohingya” Conflict, 6;Anthony Ware and Costas Laoutides, “Myanmar’s ‘Rohingya’ Conflict: Misconceptions and Complexity,”Asian Affairs 50, no. 1 (2019): 60–79; UNHCR, “Bangladesh Rohingya Emergency,” accessed Feb. 13, 2024, www.unhcr.org/ph/campaigns/rohingya-emergency;Mohshin Habib et al., Forced Migration of Rohingya: The Untold Experience (Ontario:Ontari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2018), 69; Annekathryn Goodman and Iftkher Mahmood, “The Rohingya Refugee Crisis of Bangladesh: Gender Based Violence and the Humanitarian Response,”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 no. 3 (2019): 490–501.

    10. + +

  10. Thant,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165.

    11. + +

  11.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45.

    12. + +

  12. Thant,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166.

    13. + +

  13.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7.

    14. + +

  14. Tom Miles, “U.N. Investigators Cite Facebook Role in Myanmar Crisis,” Reuters,March 13, 2018, 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CN1GO2Q4/.

    15. + +

  15.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8.

    16. + +

  16. John Clifford Holt, Myanmar’s Buddhist-Muslim Crisis: Rohingya, Arakanese, and Burmese Narratives of Siege and Fea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9), 241–43; Kyaw Phone Kyaw, “The Healing of Meiktila,”Frontier Myanmar, April 21, 2016, www.frontiermyanmar.net/en/the-healing-of-meiktila/.

    17. + +

  17. 关于各种推荐算法的文化力量，请参见：Brinkmann et al.，“Machine Culture”; Jessica Su, Aneesh Sharma, and Sharad Goel, “The Effect of Recommendations on Network Structure,” in 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Wide Web (Geneva: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s Steering Committee, 2016), 1157–67; Zhepeng Li, Xiao Fang, and Olivia R. Liu Sheng, “A Survey of Link Recommendation for Social Networks: Method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ACM Transactions 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9, no. 1 (2018): 1–26.

    18. + +

  18.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47.

    19. + +

  19. Ibid., 46.

    20. + +

  20. Ibid.，38–49.也请参见：Zeynep Tufekci，“Algorithmic Harms Beyond Facebook and Google：Emergent Challenges of Computational Agency，”Colorado Technology Law Journal 13(2015): 203–18;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The Future of Truth and Misinformation On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Oct. 19, 2017, 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17/10/19/the-future-of-truth-and-misinformation-online/; Ro’ee Levy, “Social Media, News Consumption, and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1, no. 3 (2021): 831–70; William J. Brady, Ana P. Gantman, and Jay J. Van Bavel,“Attentional Capture Helps Explain Why Moral and Emotional Content Go Vir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9, no. 4 (2020): 746–56.

    21. + +

  21. Yue Zhang et al., “Siren’s Song in the AI Ocean: A Survey on Hallucina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preprint, submitted in 2023), arxiv.org/abs/2309.01219; Jordan Pearson,“Researchers Demonstrate AI ‘Supply Chain’ Disinfo Attack with ‘PoisonGPT,’”Vice ,July 13, 2023, www.vice.com/en/article/xgwgn4/researchers-demonstrate-ai-supply-chain-disinfo-attack-with-poisongpt.

    22. + +

  22. František Baluška and Michael Levin, “On Having No Head: Cognition Throughout Biological System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7 (2016), article 902.

    23. + +

  23. 关于人类的意识与决策，更为深入的讨论请参见：Mark Solms，The Hidden Spring： A Journey to the Source of Consciousness（London：Profile Books，2021）.

    24. + +

  24. 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意识与智能的深入讨论请参见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的第3章、《今日简史》的第3章等文献：Yuval Noah Harari，Homo Deus（New York：Harper，2017），chaps.3，10; Yuval Noah 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8), chap. 3; Yuval Noah Harari, “The Politics of Consciousness,”in Aviva Berkovich-Ohana et al. (eds.), Perspectives On Consciousness: The Role Of Subjective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5 [forthcoming]); Patrick Butlin et al., “Consciousn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sights from the Science of Consciousness”(preprint, submitted in 2023), arxiv.org/abs/2308.08708.

    25. + +

  25. GPT-4系统卡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物理存在的卡片，而是一个用于描述GPT-4模型特性、功能、安全挑战以及OpenAI为准备其部署而采取的安全措施的文档或概述，其内容会随着时间和技术的进步而不断更新。——编者注

    26. + +

  26. OpenAI, “GPT-4System Card,” March 23, 2023, 14, cdn.openai.com/papers/gpt-4-system-card.pdf.

    27. + +

  27. Ibid., 15–16.

    28. + +

  28. 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3章等文献：Harari, Homo Deus, chaps. 3, 10; Harari,“The Politics of Consciousness”.

    29. + +

  29. 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请参见：Jamie Condliffe，“Algorithms Probably Caused a Flash Crash of the British Pound，”MIT Technology Review，Oct. 7，2016，www.technologyreview.com/2016/10/07/244656/algorithms-probably-caused-a-flash-crash-of-the-british-pound/; Bruce Lee, “Fake Eli Lilly Twitter Account Claims Insulin Is Free, Stock Falls 4.37%,” Forbes, Nov. 12, 2022, www.forbes.com/sites/brucelee/2022/11/12/fake-eli-lilly-twitter account-claims-insulin-is-free-stock-falls-43/?sh=61308fb541a3.

    30. + +

  30. Jenna Greene, “Will ChatGPT Make Lawyers Obsolete? (Hint: Be Afraid),” Reuters,Dec. 10, 2022, www.reuters.com/legal/transactional/will-chatgpt-make-lawyers-obsoletehint-be-afraid-2022-12-09/; Chloe Xiang, “ChatGPT Can Do a Corporate Lobbyist’s Job, Study Determines,”Vice , Jan. 5, 2023, www.vice.com/en/article/3admm8/chatgpt can-do-a-corporate-lobbyists-job-study-determines; Jules Ioannidis et al., “Gracenote.ai: Legal Generative AI for Regulatory Compliance,” SSRN, June 19, 2023, ssrn.com/abstract=4494272; Damien Charlot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d the Future of Law,”SSRN, Aug. 22, 2023, ssrn.com/abstract=4548258; Daniel Martin Katz et al., “GPT-4Passes the Bar Exam,” SSRN, March 15, 2023, ssrn.com/abstract=4389233. Though see also Eric Martínez, “Re-evaluating GPT-4’s Bar Exam Performance,” SSRN, May 8, 2023, ssrn.com/abstract=4441311.

    31. + +

  31.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32. + +

  32. Julia Carrie Wong, “Facebook Restricts More Than 10,000 QAnon and US Militia Groups,”Guardian, Aug. 19, 2020, 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aug/19/facebook-qanon-us militia-groups-restrictions.

    33. + +

  33. “FBI Chief Says Five QAnon Conspiracy Advocates Arrested for Jan 6 U.S. Capitol Attack,”Reuters, April 15, 2021, www.reuters.com/world/us/fbi-chief-says-five-qanon-conspiracy advocates-arrested-jan-6-us-capitol-attack-2021-04-14/.

    34. + +

  34. “Canadian Man Faces Weapons Charges in Attack on PM Trudeau’s Home,” Al Jazeera,July 7, 2020, www.aljazeera.com/news/2020/7/7/canadian-man-faces-weapons-charges-in attack-on-pm-trudeaus-home. 也请参见：Mack Lamoureux，“A Fringe Far-Right Group Keeps Trying to Citizen Arrest Justin Trudeau,”Vice , July 28, 2020, www.vice.com/en/article/dyzwpy/a-fringe-far-right-group-keeps-trying-to-citizen-arrest-justin-trudeau.

    35. + +

  35. “Rémy Daillet: Conspiracist Charged over Alleged French Coup Plot,” BBC, Oct. 28, 2021,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9075902; “Rémy Daillet: Far-Right ‘Coup Plot’ in France Enlisted Army Officers,”Times, Oct. 28, 2021, www.thetimes.co.uk/article/remy daillet-far-right-coup-plot-france-army-officers-qanon-ds22j6g05.

    36. + +

  36. Mia Bloom and Sophia Moskalenko, Pastels and Pedophiles: Inside the Mind of QAnon(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2.

    37. + +

  37. John Bowden, “QAnon-Promoter Marjorie Taylor Greene Endorses Kelly Loeffler in Georgia Senate Bid,”Hill, Oct. 15, 2020, thehill.com/homenews/campaign/521196-qanon-promoter marjorie-taylor-greene-endorses-kelly-loeffler-in-ga-senate/.

    38. + +

  38. Camila Domonoske, “QAnon Supporter Who Made Bigoted Videos Wins Ga. Primary, Likely Heading to Congress,” NPR, Aug. 12, 2020, www.npr.org/2020/08/12/901628541/qanon supporter-who-made-bigoted-videos-wins-ga-primary-likely-heading-to-congre.

    39. + +

  39. Nitasha Tiku, “The Google Engineer Who Thinks the Company’s AI Has Come to Life,”Washington Post, June 11, 2022, 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2/06/11/google ai-lamda-blake-lemoine/.

    40. + +

  40. Matthew Weaver, “AI Chatbot ‘Encouraged’ Man Who Planned to Kill Queen, Court Told,”Guardian, July 6, 2023, 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3/jul/06/ai-chatbot-encouraged man-who-planned-to-kill-queen-court-told; PA Media, Rachel Hall, and Nadeem Badshah,“Man Who Broke into Windsor Castle with Crossbow to Kill Queen Jailed for Nine Years,”Guardian, Oct. 5, 2023, 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23/oct/05/man-who-broke-into windsor-castle-with-crossbow-to-kill-queen-jailed-for-nine-years; William Hague, “The Real Threat of AI Is Fostering Extremism,”Times, Oct. 30, 2023, www.thetimes.co.uk/article/the real-threat-of-ai-is-fostering-extremism-jn3cw9rd3.

    41. + +

  41. Marcus du Sautoy, The Creativity Code: Art and Innovation in the Age of AI (Cambridge,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42. + +

  42. Martin Abadi and David G. Andersen, “Learning to Protect Communications with Adversarial Neural Cryptography,” Oct. 21, 2016, arXiv, arXiv.1610.06918.

    43. + +

  43. Robert Kissell, Algorithmic Trading Methods: Applications Using Advanced Statistics, Optimization,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London: Academic Press, 2021); Anna Louise Jackson, “A Basic Guide to Forex Trading,”Forbes, March 17, 2023, www.forbes.com/adviser/investing/what-is-forex-trading/;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OTC Foreign Exchange Turnover in April 2022,” Oct. 27, 2022, www.bis.org/statistics/rpfx22_fx.pdf.

    44. + +

  44. Jaime Sevilla et al., “Compute Trends Across Three Eras of Machine Learning,”2022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Neural Networks (IJCNN), IEEE, Sept. 30, 2022,doi.10.1109/IJCNN55064.2022.9891914; Bengio et al., “Managing AI Risks in an Era of Rapid Progress.”

    45. + +

  45. Kwang W. Jeon, The Biology of Amoeba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3).

    46. + +

  46. 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3平方米。——编者注

    47. + +

  47. 1加仑约等于4.546升。——编者注

    48. + +

  48.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Data Centers and Data Transmission Networks,” last update July 11, 2023, accessed Dec. 27, 2023, www.iea.org/energy-system/buildings/data-centers and-data-transmission-networks; Jacob Roundy, “Asses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Data Centers,” TechTarget, July 12, 2023, www.techtarget.com/searchdatacenter/feature/Assess the-environmental-impact-of-data-centers; Alex de Vries, “The Growing Energy Footpri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oule 7, no. 10 (2023): 2191–94, doi.org/10.1016/j.joule.2023.09.004;Javier Felipe Andreu, Alicia Valero Delgado, and Jorge Torrubia Torralba, “Big Data on a Dead Planet: The Digital Transition’s Neglected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e Left in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Nov. 15, 2022, left.eu/issues/publications/big-data-on-a-dead-planet the-digital-transitions-neglected-environmental-impacts/.关于对水源的要求，参见：Shannon Osaka，“A New Front in the Water Wars：Your Internet Use，”Washington Post，April 25，2023，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2023/04/25/data-centers drought-water-use/.

    49. + +

  49. Shoshana Zuboff,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18); Mejias and Couldry, Data Grab;Brian Huseman (Amazon vice president) to Chris Coons (U.S. senator), June 28, 2019,www.coons.senate.gov/imo/media/doc/Amazon%20Senator%20Coons__Response%20 Letter__6.28.19%5B3%5D.pdf.

    50. + +

  50. “Tech Companies Spend More Than € 100 Million a Year on EU Digital Lobbying,”Euronews, Sept. 11, 2023, www.euronews.com/my-europe/2023/09/11/tech-companies spend-more-than-100-million-a-year-on-eu-digital-lobbying; Emily Birnbaum, “Tech Giants Broke Their Spending Records on Lobbying Last Year,” Bloomberg, Feb. 1, 2023,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3-02-01/amazon-apple-microsoft-report-record-lobbying spending-in-2022.

    51. + +

  51. Marko Köthenbürger, “Tax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ax by Design for the Netherlands,ed. Sijbren Cnossen and Bas Jacob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178.

    52. + +

  52. Omri Marian, “Taxing Data,”BYU Law Review 47 (2021); Viktor Mayer-Schönberger and Thomas Ramge, 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8); Jathan Sadowski, Too Smart: How Digital Capitalism Is Extracting Data,Controlling Our Lives, and Taking Over the Worl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Douglas Laney, “Unlock Tangible Benefits by Valuing Intangible Data Assets,”Forbes,March 9, 2023, www.forbes.com/sites/douglaslaney/2023/03/09/unlock-tangible-benefits by-valuing-intangible-data-assets/?sh=47f6750b1152; Ziva Rubinstein, “Taxing Big Data:A Proposal to Benefit Society for the Use of Private Information,”Fordham Intellectual Property,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Law 31, no. 4 (2021): 1199, ir.lawnet.fordham.edu/iplj/vol31/iss4/6; M. Fleckenstein, A. Obaidi, and N. Tryfona, “A Review of Data Valuation Approaches and Building and Scoring a Data Valuation Model,”Harvard Data Science Review 5, no. 1 ( 2023), doi.org/10.1162/99608f92.c18db966.

    53. + +

  53. Yasmann, “Grappling with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James L. Hoot, “Computing in the Soviet Union,”Computing Teacher, May 1987; William H. Luers, “The U.S. and Eastern Europe,”Foreign Affairs 65, no. 5 (Summer 1987): 989–90; Slava Gerovitch, “How the Computer Got Its Revenge on the Soviet Union,”Nautilus, April 2, 2015, nautil.us/how the-computer-got-its-revenge-on-the-soviet-union-235368/; Benjamin Peters, “The Soviet InterNyet,”Eon, Oct. 17, 2016, eon.co/essays/how-the-soviets-invented-the-internet-and why-it-didnt-work; Benjamin Peters, How Not to Network a Nation: The Uneasy History of the Soviet Interne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6).

    54. + +

  54. Fred Turner,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Stewart Brand, the Whole Earth Network,and the Rise of Digital Utop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55. + +

  55. Paul Freiberger and Michael Swaine, Fire in the Valley: The Making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2nd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0), 263–65; Laine Nooney, The Apple II Age: How the Computer Became Person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57.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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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永不停歇：网络永远持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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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被监视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几百万年来，我们一直被其他动物或其他人观察着、追踪着。家人、朋友和邻居总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想什么，我们也总是很在意他们懂不懂我们、对我们有何看法。不论是谈到社会等级、政治手腕还是浪漫关系，都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去解读别人的感受与想法，偶尔也得把自己的感受与想法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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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出的中央集权式官僚网络，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对全民进行监控。秦朝的官员想知道人民有没有缴纳赋税，有没有密谋反抗；天主教会想知道人民有没有缴纳什一税，在家有没有偷偷自慰；可口可乐公司想知道怎样才能说服我们买它的产品；至于统治者、商人或各个宗教的神职人员，也都想知道我们的秘密，以便对我们加以控制、操纵。

+ +

当然，各种有利民生的服务同样需要监控机制的配合。帝国、教会或企业想为民众提供保障、支持与民生必需品，没有信息肯定不行。在现代国家，卫生官员想知道民众从哪里取水、到哪里排便；医疗保健官员想知道民众想摆脱哪些疾病、食量有多少；福利部门官员则想知道民众是否失业、有没有受到配偶的虐待。没有这些信息，他们就无法帮助我们。

+ +

为了了解我们，不论好的还是坏的官僚机构都需要做两件事：第一，收集大量关于民众的数据；第二，分析所有数据，找出其中的规律模式。所以从古代中国到现代美国，各个帝国、教会、企业与医疗保健体系都会收集并分析几百万人的行为数据。但无论古今中外，监控从来都没有做到滴水不漏。现代美国这样的民主政体，为了保护隐私与个人权利，监控行为有法律限制；而像中国秦朝或现代苏联这样的政体，虽然没有法律的阻碍，却有技术的限制。不管那些专制者有多么残暴，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科技能够随时随地永远监控所有人。所以就算是在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民众通常也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的。

+ +

格奥尔基·约瑟费斯库是罗马尼亚第一批计算机科学家，他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首次引进计算机的时候，政府对这种陌生的信息技术非常不安。1976年的某一天，约瑟费斯库走进政府的计算机中心上班，却看到有个陌生男人穿着皱巴巴的西装坐在那里。约瑟费斯库向他打招呼，他没回应。约瑟费斯库又自我介绍，他还是嘴巴紧闭。于是约瑟费斯库回到自己的工位上，打开一台大型计算机开始工作。那个陌生人这时拉着椅子靠了过来，就这样观察着约瑟费斯库的一举一动。

+ +

一整天，约瑟费斯库多次想跟那个陌生人搭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在这里、到底想知道些什么，但他始终一言不发，只是睁大眼睛看着一切。等到晚上约瑟费斯库下班时，那人才起身离开，连一声道别也没有。约瑟费斯库很清楚最好别再问下去了，那个男人显然是个特工，隶属于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以下简称国安局）。

+ +

约瑟费斯库第二天一早上班，那个特工已经到了。他再次在约瑟费斯库旁边坐了一天，默默地在一个小记事本里做着笔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13年，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与这位特工多年共处一桌，约瑟费斯库甚至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 +

约瑟费斯库知道，办公室外面可能还有特工在监视他。因为他掌握着一项强大且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技术，所以他成了重要的监控目标。但事实上，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相当偏执，把罗马尼亚2000万公民都当成监控的对象。如果当时做得到，他们应该会持续监控所有人，而且他们还真的朝这个方向迈了几步。1965年，国安局在布加勒斯特只有一个电子监控中心，其他省级城市有11个。但到1978年，光是布加勒斯特就有10个电子监控中心，各省监控中心总数达到248个；另外还有1000个便携式监控装置，用来窃听偏远的度假地点与村庄。

+ +

20世纪70年代晚期，国安局特工发现有些罗马尼亚人会写匿名信给自由欧洲电台，批评罗马尼亚政府。于是他们发动了一项全国活动——收集2000万罗马尼亚公民所有人的笔迹。从大学到中小学，所有学生被迫交出写的小论文或作文作业。雇主必须要求所有员工呈交手写履历，转给国安局。

+ +

但就像斯大林当政时期的苏联，罗马尼亚政府也不可能真的一天24小时监控所有公民。因为就算是国安局特工也得睡觉，所以如果真想持续监控罗马尼亚2000万公民，大概得有4000万名特工才做得到。而国安局特工人数只有大约4万。就算罗马尼亚政府真有办法召唤出4000万名特工，也只会引出新的问题：难道特工就不需要有人监控吗？解决方案之一是让人民彼此监控。所以除了4万名专业特工，国安局还有40万个民间线人。但不管秘密警察能找来多少线人，这样收到的资料还是不足以创造出一个全面监控的政体。假设国安局成功招到足够的特工与线人，能够每天24小时监控所有人。等到一天结束，每个特工与线人把观察到的情况写成报告，结果就是国安局每天都会收到2000万份报告，相当于每年73亿份，国安局会直接被报告淹没。而且要是没有分析，这些报告也只会是废纸。但国安局能上哪儿找到足够的分析师，每年细细审查比较73亿份报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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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收集与分析信息如此困难，就算是20世纪最极权的国家，也无法有效监控全民。在罗马尼亚与苏联，公民的大部分言行仍然能够躲过罗马尼亚国安局与苏联克格勃的注意。就算是某些细节真的被记到了档案里，也常常就是摆设，无人问津。国安局与克格勃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能够持续监控所有人，而在于能够激发民众对于“自己可能正被监控”的恐惧，进而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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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睡觉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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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切监控只能靠人的眼睛、耳朵与大脑（就像约瑟费斯库上班时旁边坐着的那位特工），那么即使像约瑟费斯库这样的首要监控目标也会保有一点儿隐私，特别是没人能看到他的脑子在想什么。然而，正是约瑟费斯库这些计算机科学家的研究，让事情出现了变化。1976年，约瑟费斯库桌上的那台计算机虽然还很原始，但已经比旁边椅子上坐着的国安局特工更懂得怎么处理数字了。而到2024年，计算机网络已经无所不在，有能力每天24小时监控全国公民，而且不需要雇用和培训数百万的人类特工，只要靠着数字特工就能做到。网络甚至不需要自己负担这些数字特工的成本：公民不但心甘情愿地付钱，走到哪里还都带着它们。

+ +

那位监控约瑟费斯库的特工并不会跟着约瑟费斯库进厕所，在约瑟费斯库做爱的时候也不会坐在床边。但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却常常能做到这一点。此外，有很多在约瑟费斯库的时代与计算机无关的活动（比如看新闻、和朋友聊天、买东西吃），现在都是在线上完成的，因此网络也更容易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说些什么。我们成了自己的线人，把自己的原始数据提供给了网络。现在就算是不用智能手机，也几乎逃脱不了某些摄像头、麦克风或追踪设备的监控，不管是求职、买票还是看病，甚至只是走在路上，都常常需要和计算机网络互动。目前大多数人类活动都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来联结的，几乎所有金融、社会或政治交易都离不开计算机。因此，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我们也躲不开云端的眼睛。

+ +

计算机网络既不需要几百万的人类特工来监控我们，也不需要几百万的人类分析师来找出我们这些数据的意义。国家机构里的那片纸海并不会自我分析，但现在的计算机有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的魔力，已经能够自行分析它们收集来的大部分信息。一般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每分钟能够阅读大约250个英文单词。所以分析师如果每天轮班12小时，整年不放假，在他40年的职业生涯中，大概可以阅读26亿个英文单词。但在2024年，像ChatGPT与Meta公司的Llama这些语言算法，每分钟就能处理数百万个单词，要“读完”26亿个英文单词也花不了几小时。这些算法处理图像、录音与视频片段的能力同样是人类远远不及的。

+ +

更重要的是，这些算法在海量数据里找出规律和模式的能力也远远高于人类。要找出规律和模式需要两种能力：创造准则的能力，以及做出判断的能力。举例来说，人类分析师如何判断某个人是“疑似恐怖分子”，必须格外注意呢？第一，他们会创造一套通用准则，比如“读极端主义的作品”、“与已知的恐怖分子交朋友”，以及“拥有足以制造危险武器的技术知识”。第二，他们需要判断某个人是否符合标准，从而标记为疑似恐怖分子。假设某人上个月在YouTube上看了100部极端主义影片，他有个朋友是已定罪的恐怖分子，目前还在某个存有埃博拉病毒样本的实验室里攻读流行病学博士学位，这个人该不该被列入“疑似恐怖分子”名单？如果他是个生物系大学生，上个月看了50部极端主义影片，这又该怎么判断呢？

+ +

在20世纪70年代的罗马尼亚，只有人类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但到21世纪10年代，人类越来越多地把这种事交给算法了。2014—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局启用了一套名为“天网”（Skynet）的人工智能系统，它能够依据民众的通信、写作、旅行与社交媒体发帖形成的电子行为模式，判断某人是否需被列入“疑似恐怖分子”名单。据一份报告称，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对巴基斯坦的移动电话网络进行了大规模监控，再通过一套机器学习算法分析5500万人的蜂窝网络元数据，评估每个人是恐怖分子的可能性”。一位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局局长的人士表示：“我们根据元数据杀人。”虽然天网的可靠性一直遭到严厉批评，但到21世纪20年代，这样的科技已经变得更精密了，采用的政府也越来越多。算法分析大量数据之后，就能找出全新的“嫌疑人”判断准则，逮住过去人类分析师可能抓不到的漏网之鱼。在未来，算法甚至可能只要研究已知恐怖分子的生活模式，就能创建出一套全新的模型，用来判断人的偏激程度。当然，计算机仍然可能出错（这一点在第八章还会深入讨论），把无辜的人误判为恐怖分子，或者创造出错误的偏激度模型。在更基本的层面上，这些算法对于像恐怖主义这种事物的定义是否真的客观，也值得商榷。各国政权把所有反对人士都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也早就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所以，在人工智能把某人标记为“恐怖分子”的时候，有可能反映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不是客观的事实。创造准则的能力，以及做出判断的能力，都必然与犯错的能力密不可分。就算算法没有犯下任何错误，光是拥有在海量数据里找出规律和模式的超人类能力，就可能极大增强许多恶意行为者的力量，包括帮助独裁者识别异见人士，或是协助诈骗犯找出容易上当的“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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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样的模式识别功能也很有可能对社会大大有利。比如，算法或许可以找出贪腐的政府官员、白领罪犯和逃税的公司，还能协助人类卫生官员找出对饮用水的威胁，协助医生发现疾病与迅速发展的疫情，协助警察与社工识别受虐的配偶与儿童。我接下来很少会谈到算法对官僚体系可能带来的助益，毕竟那些领导人工智能革命的企业家已经让大众听到太多美好的预测了。我将把重点放在算法模式识别可能带来的危害上，目标正是要平衡一下那些乌托邦式的愿景。希望我们既能好好发挥算法可能带来的助益，同时也能控制住算法可能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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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得先看清楚新的数字官僚与过去的人类官僚有何不同。非生物的官僚能够一天24小时“在线”，随时随地监控人民、与人民互动。这意味着官僚制度与监控已经不再是我们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才会遇到的事。不论是医疗保健系统、治安维护还是企业对民众的操控，都正在成为生活中无所不在、永远存在的一部分，而不是只存在于我们与特定机构互动的时刻（比如诊所、警察局、商场）。这些官僚制度会越来越常伴我们左右，不断观察和分析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像鱼生活在水里，人类也开始活在数字官僚制度之中，不断吸进呼出各种资料数据。我们的所有活动都会留下一道数据痕迹，这些数据会被数字官僚收集分析以进行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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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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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好坏，数字官僚不但能够监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作所为，还能观察我们体内所发生的一切。以追踪眼球运动这件事情为例。在21世纪20年代初，许多监控摄像头以及笔记本电脑与智能手机上的摄像头，已经开始固定收集分析人眼运动的数据，包括瞳孔与虹膜在仅仅几毫秒内的微小变化。人类或许没有能力注意到这样的数据，但计算机却能根据瞳孔与虹膜的形状、反射的光线，计算出我们注视的方向。运用类似的方法就能知道某个人的目光究竟是盯着某个稳定的目标，还是跟随着某个移动的目标，抑或只是轻松随意地四处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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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根据眼球运动的模式，计算机能够判断一个人现在是专心还是分心，知道某个人是比较在意细节还是比较看重全局。光是从眼睛，计算机就能推断出人类许多个性特征（比如对新体验的态度有多开放），也能判断一个人从阅读到做外科手术等各个领域的专业水准。如果是该领域的专家，并拥有完善的策略，眼动模式会显得专注而有条理，而新手的眼动模式则会显得漫无目的。眼动模式也能显示我们对眼前对象与情境感兴趣的程度，并判断出这种兴趣是正面、中性还是负面的，由此就能推论我们从政治到性等各个领域的偏好。此外，它也能用来了解我们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使用各种物质。酒精与使用药物（即使用量还不足以让人失去控制）也会对眼睛与注视的状况造成可测量的影响，比如瞳孔大小的改变，注视移动物体的能力变差。这一切信息自然能让数字官僚用来改善民生，比如能够尽早检测出可能有药物滥用与精神问题的患者。只不过以这些功能为基础，显然也很可能催生出史上最具侵入性的极权主义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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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未来独裁者还能让他们的计算机网络走得更深，而不局限于观察眼睛。如果这个计算机网络想了解民众的政治观点、人格特质与性取向，只要监控民众的身体与大脑内部的反应就能做到。有些政府与企业正在研发所需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比如马斯克的新创公司Neuralink所做的实验，就是将电探针植入活体大鼠、羊、猪和猴子的大脑。每支探针都有高达3072个电极，除了能够识别电子信号，理论上也能将信号传输到大脑。2023年，Neuralink获得美国当局批准开始进行人体实验。2024年1月，据报道，第一个大脑芯片已植入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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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毫不讳言自己对这项技术有着远大的期许，认为这不但能处理像四肢瘫痪这样的疾病，还能提升人类的身体能力，协助人类与人工智能竞争。但应该不难想见，目前不论是Neuralink的探针还是其他类似的生物特征识别设备，都有诸多技术问题，难以真正发挥其功能。想从体外准确地监控大脑、心脏或其他身体活动的难度很高，而要把电极与其他监控设备植入体内又有侵入性，不但危险、昂贵，也算不上高效。比如，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攻击被植入的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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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人类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生物学知识，无法只根据大脑活动这些皮下数据就做出各种推断（例如推论政治观点）。科学家不但距离解开人脑奥秘还差得很远，甚至就连小鼠大脑的奥秘都还没能掌握。目前，光是绘制小鼠大脑里的每个神经元、树突与突触，就已经超出了人类运算能力所能处理的范围，更别提要了解其中的动态关系了。所以，虽然现在从人脑内部收集数据变得越来越可行，但利用这些数据来破解人体的奥秘却绝没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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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20年代初期有一种流行的阴谋论，认为有一群像马斯克这样的亿万富豪领导着邪恶的组织，正在将计算机芯片植入民众的大脑，准备监视并控制全人类。然而，这套理论担心的对象错了。我们当然该担心即将崛起的新的极权制度，但现在担心有计算机芯片要植入人脑还为时过早。真正该担心的，是大家用来阅读这些阴谋论的智能手机。假设有人想知道你的政治观点，你的智能手机会知道你看的是哪些新闻频道，也会记录你每天平均看40分钟福克斯新闻台，只看40秒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与此同时，假设你植入了Neuralink的计算机芯片，它会全天监控你的心率与大脑活动，知道你的最大心率是每分钟120次，也知道你的杏仁核活跃程度比人类平均水平高出大约5%。这样一来，哪些数据比较能猜出你的政治立场？是那些智能手机的数据还是植入身体的计算机芯片提供的数据？目前，如果真的要作为监控的工具，智能手机显然是比生物特征识别传感器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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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生物学知识的增加（特别是靠着计算机分析了千万亿字节的数据之后），特别是如果再连接上其他监控工具，皮下监控或许最终能充分发挥作用。到那时候，假设生物特征识别传感器能够记录几百万人在智能手机上观看特定新闻时的心率与大脑活动，那么计算机网络能掌握的绝对不再只是我们大致的政治立场，而是能够准确掌握是什么让每个人感到愤怒、恐惧或欢愉。然后，计算机网络将能预测并操纵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它想推销的东西——可能是某种产品，可能是某位政客，也可能是某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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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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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那个由人类来监控人类的世界，基本上享有隐私是件天经地义的事。但如果到了一个由计算机来监控人类的世界，人类就有可能在史上首次完全失去隐私。关于侵入式监控，最极端也最广为人知的案例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另一类则是处于非正常秩序的地点，比如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克里米亚、美墨边境、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在这些特殊的时期或地点，新的监控技术结合了严苛的法规与大批警力或军队，无情地持续监控着人民的行为、举止甚至感受。但我们必须知道，人工智能监控系统正迈向大规模应用，成为世界各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隐私时代”正逐渐站稳脚跟，不仅是在从白俄罗斯到津巴布韦这样的地方，就连伦敦和纽约这种民主政体的大都会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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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好是坏，为了打击犯罪、打压异己或对抗内部真实或想象中的威胁，政府都会在全国布满互联或离线的监控网络，安装间谍软件、监控摄像头、人脸与语音辨识软件，以及庞大的可搜寻数据库。只要政府想要，就能让监控网络无孔不入，从市场到宗教场所，从学校到私人住宅。（虽然不是每个政府都想或都能在民众的家里安装摄像头，但就算是在我们的客厅、卧室和浴室，算法也会通过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固定观察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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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监控网络还会在全民知情或不知情的状况下，固定收集全民的各种生物特征数据。比如，公民如果要申请护照，有超过140个国家要求提供指纹、脸部扫描或虹膜扫描。等到我们拿着护照进入某国，该国也常常要求我们提供指纹、脸部扫描或虹膜扫描。市民或游客走在德里、北京、首尔或伦敦的大街上，一举一动都很可能会被记录下来。在这些城市（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城市），每平方千米平均有100多个监控摄像头。2023年，全球在用的监控摄像头超过10亿个，平均大约每8个人就会有一个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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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任何身体活动都会留下一连串数据的痕迹。每次购物都会被记录在某个数据库里。不论是给朋友发信息、分享照片、支付账单、阅读新闻、预约行程或叫出租车，这些线上活动都会留下记录。这样的海量数据就能用人工智能系统加以分析，识别里面的非法活动、可疑模式、失踪人口、疾病携带者或政治异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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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各种强大的科技，这些系统可以用来行善，也能用来作恶。在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与其他美国执法机构就用了最先进的监控系统来追踪逮捕暴乱分子。根据《华盛顿邮报》调查报道，这些机构除了参考国会大厦里的监控摄像头拍摄的视频，还参考了社交媒体上发的帖子、全美各地的车牌辨识系统、手机信号塔位置收集记录，以及各种既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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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俄亥俄州男子在脸书上说自己那天到华盛顿是为了“见证历史”。法院向脸书发出传票，于是脸书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该名男子的脸书帖子，以及他的信用卡信息与电话号码。这有助于联邦调查局把该名男子的驾照照片与国会大厦监控视频做比对。此外，谷歌也接到了搜查令，于是提供了该男子智能手机在1月6日当天的准确地理位置，使得联邦调查局特工能够绘制出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先到了参议院的会议厅，又进了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办公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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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调查局也利用车牌辨识系统，清楚掌握着某位纽约男子是怎样在1月6日6：06：08通过亨利·哈德孙大桥，然后去了国会大厦，最后又在当天晚上23：59：22通过乔治·华盛顿大桥回家的。在95号州际公路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影像中，可以看到该男子前座挡风玻璃下方有一顶超大的帽子，上面写着“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他在脸书自拍照戴的帽子恰好一样。他后来还在国会大厦里上传了几段视频到Snapchat（阅后即焚），更进一步坐实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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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暴乱分子在1月6日当天则是戴了口罩，没开直播，甚至用的还是他妈妈名下的手机，希望躲过追查，但只是白忙活一场。从2021年1月6日的视频片段中，联邦调查局的算法成功比对到该男子在2017年申请护照时使用的照片。另外，该男子在1月6日穿了一件独特的哥伦布骑士团夹克，而联邦调查局算法发现他在另一个YouTube视频中，曾在另一个场合也穿过一样的夹克。那部注册在他妈妈名下的手机，当天的地理定位曾出现在国会大厦里，车牌识别系统也记录到他的车在1月6日早上曾出现在国会大厦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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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算法与能用人工智能搜寻的数据库，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地警方日常使用的标准工具，而且它们不是只用来处理国家紧急事件或安全危机的，还被用于执行日常警务工作。2009年，一个犯罪集团拐走了3岁的桂豪，当时他正在四川省父母开的酒铺外面玩耍。这个男孩后来被卖到大约1500千米外的广东省某个家庭。时间来到2014年，虽然警方成功逮捕了拐卖该儿童的犯罪集团的头目，但没办法确认桂豪和其他受害儿童被卖到了哪里。一名警方调查人员提到：“小孩长得快，几年间容貌变化巨大，即使亲生父母也可能认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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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2019年，一套人脸识别算法成功找到了时年13岁的桂豪，也让这一家得以团圆。为了找到桂豪，这套人脸识别算法用了他还在学步时期的一张老照片，模拟他长到13岁时可能的外貌（算法已经考虑到长大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发色发型的改变），再将模拟的结果与实际监控视频做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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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甚至还发生了几则更惊人的寻人案例。2001年，年仅3岁的雷岳川被拐走；1998年，陈昊同样在年仅3岁时被拐卖。这两个孩子的父母从未放弃找回孩子的希望，20多年间不断往返中国各地，刊登寻人启事，悬赏相关信息。2023年，人脸识别算法终于协助他们寻得这两位失踪男童，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目前除了中国，印度也开始以这样的技术来帮助寻找该国每年成千上万的失踪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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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丹麦，布隆德比足球俱乐部于2019年7月在主场启用人脸识别技术，用来辨识足球流氓，并禁止其入场。在每场可能多达3万名球迷涌入体育场的过程中，观众必须摘下口罩、帽子与眼镜，让计算机扫描他们的面部，从而判断他们是否被列入禁止入场的闹事者黑名单。重要的一点在于，该程序经过审查核准，符合严格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丹麦数据保护局解释说，相较于人工检查，这项科技能够“更有效地执行黑名单，并且缓解球场入口处的排队压力，降低球迷因为排队不耐烦而引发大规模骚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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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种技术虽然理论上值得称赞，但显然可能引发在隐私与政府越权方面的忧虑。这些技术虽然可以用来识别暴乱分子、营救失踪儿童和禁止足球流氓，但同样的技术要是落入极权者手中，也能用来迫害和平示威者，或是严格要求所有人遵守同一套僵化的规定。最终，人工智能监控技术就可能创建出全面监控的政体，一天24小时监控公民，并促进新型且无所不在的自动化极权镇压。伊朗的“头巾法”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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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新上任的政府强制女性必须戴头巾。但伊朗的道德警察发现执行这条法规实在不易，毕竟他们不可能在每个街角都配置一名警力，而且公开对抗不戴头巾的女性也常常引发人民的抵制与不满。2022年，伊朗把执行头巾法的重大责任交给全国性的人脸识别算法系统，持续监控物理空间与网上环境。伊朗高层解释说，这套系统会找出各种不适当、不寻常的行为，其中就包含不遵守头巾法的行为。伊朗伊斯兰议会的司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席穆萨·加赞法拉巴迪在一次采访中表示：“使用人脸记录摄像头能够系统地执行这项任务，减少警方出面，也就不会再有警民冲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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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22岁的玛莎·阿米尼因戴头巾的方式不符合标准，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死于拘留期间。这起案件引发一波抗议浪潮，几十万名女性摘下头巾，有的还公开焚烧头巾，再围着火堆起舞。为了镇压这起抗议运动，伊朗当局再次使用人工智能监控系统，依靠的就是人脸识别软件、地理定位、网络流量分析，以及各种既有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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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8日，伊朗警政首长宣布，从2023年4月15日开始，将密集加大使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力度，特别是如果算法发现有女性乘车或开车时没戴头巾，会自动发出短信警告。若这些女性被再次发现不戴头巾，车辆将被勒令停驶一段时间，如不遵守，车辆还将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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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伊朗警方发言人表示，自动监控系统已经发出近百万条短信，警告那些被逮到在私家车里不戴头巾的女性。显然，这套系统能够自动判断它看到的是一位未戴头巾的女性而非男性，能够识别她的身份，还能找出她的手机号码。这套系统还发出了133174条短信要求车辆停驶，没收了2000辆车，并将4000多名“惯犯”移送司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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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马里亚姆的52岁女性曾分享过她被这套系统监控的经历：“我第一次收到开车不戴头巾的警告，正巧开过一个十字路口，摄像头拍到了照片后，我就立刻收到了警告短信。第二次是我买完东西，提着大包小包上车，头巾掉了，我就收到了短信，说因为我违反了强制戴头巾的法律，车子要被‘依规扣押’15天。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到处打听，才从亲戚那里知道这意味着我的车在接下来15天内不能开。”从马里亚姆的表述中可以知道，人工智能在短短几秒内就会送出警告短信，过程中不可能有时间让哪个人类来审查与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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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惩罚还远远不止车辆的停驶或没收。2023年7月26日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这种大规模的监控，无数女性被大学停学或开除，不得参加期末考试，也无法使用银行服务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企业如果不要求员工或顾客遵守头巾法，也会受到惩处。比如，在德黑兰东部的“乐土”（Land of Happiness）游乐园，一位女员工被拍到没戴头巾，照片被传上了社交媒体，结果该游乐园直接被伊朗当局勒令停业。据报道，伊朗当局共关闭了几百个旅游景点、饭店、药店与购物中心，只是因为它们没有强制顾客戴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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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伊朗伊斯兰议会又通过一项新的更严格的头巾法。根据这项新法，女性如果不戴头巾，将被处以高额罚款，以及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其他处罚还包括没收汽车与通信设备、禁止开车、扣除工资与就业福利、解雇、禁止使用银行服务等。企业主如果不要求员工或顾客遵守头巾法，将面临最高达三个月企业利润的罚款，并可能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被禁止出境，或不得参加各种公开或线上活动。这项新法适用的对象除了女性，也包括穿着“露出胸部以下或脚踝以上身体部位的暴露服装”的男性。最后，该法要求伊朗警方必须创建并加强人工智能系统，运用固定或移动式摄像头等工具，查明违法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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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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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监控，我们一般想到的就是各种国家机器，但要了解21世纪的监控，就不能忘记监控还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比如，爱吃醋的配偶也算其中一种，因为他（她）总想知道自己的伴侣每分每秒都在哪里，只要有一点点与日常不同，就需要让对方好好解释一番。现在有了智能手机，再搭配一些不用花多少钱的软件，他们轻轻松松就能建立自己的婚姻独裁：监控每一段对话、每一个动作，记录通话内容，追踪社交媒体发文与网页搜索记录，甚至能够启动配偶的手机摄像头与麦克风，使其成为间谍装置。总部位于美国的终结家庭暴力全国网络发现，超过半数的家暴者都会使用这样的追踪软件技术。这样一来，就算身在纽约，其配偶也仿佛身处极权国家，总是受到监控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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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有越来越多的员工（从办公室职员到卡车司机）持续受到雇主的监控。主管能够精确掌握员工在什么时间位于什么地点，上厕所花了多长时间，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在偷看私人电子邮件，以及完成每项任务用了多长时间。企业也会以同样的方式监控客户，想知道他们的好恶，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以及评估风险与契机。比如，现在的车辆会监控驾驶员的行为，并把数据分享给保险公司的算法，于是保险公司把“坏司机”的保费提高，把“好司机”的保费降低。美国学者肖莎娜·朱伯夫就把这种不断扩大的商业监控体系称为“监视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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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自上而下的监控体制，还有一种点对点监控体系，它是由个人不断互相监视。国际旅游评论网站猫途鹰就等于经营着一个全球监控系统，该系统监控着各地的酒店、度假村、餐厅与游客。2019年，使用该网站的旅客人次达到4.63亿，浏览了网站上的8.59亿条评论，以及86亿个住宿、餐厅与旅游景点。该网站判断某家餐厅是否值得光顾，用的不是什么复杂的人工智能算法，而是让顾客自己说。只要去过某家餐厅用餐，顾客就能给那家餐厅1~5分的评分，也能加上照片与文字评论。猫途鹰的算法只是把数据汇总起来，计算某餐厅的平均得分，再与其他同类餐厅进行比较，最后让所有人都能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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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算法同时也会对顾客进行评分。只要发表评论或旅游文章，用户就能得到100点积分；上传照片或视频，可获得30点积分；在论坛发帖，可获得20点积分；为商家打分，可获得5点积分；推荐他人的评论，可获得1点积分。接着，所有顾客被分为从第1级（300点）到第6级（10000点）的等级，并有对应的奖励。使用者如果违反系统规则（比如发表种族歧视的评论，或者通过撰写不合理的差评来勒索餐厅），就可能受到惩罚，甚至直接被踢出系统。这就是所谓的点对点监控，是由每个人不断地给其他人评级打分。猫途鹰并不需要自己投资购买摄像头、间谍软件或是研发超复杂的生物特征识别算法。网站上几乎所有的内容与工作都是由数百万顾客自行提交与完成的，而猫途鹰算法唯一要做的就是汇总这些人类的评分再公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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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猫途鹰这样的点对点监控体系为数百万人提供了重要信息，让大家更容易规划假期、找到好的酒店与餐厅。但与此同时，这也改变了私人与公共空间的边界。传统上，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对私人的关系。进入一间小酒馆等于进入了一个半私人空间，并与服务人员建立了半私人的关系。除非有犯罪行为，否则顾客与服务人员之间的往来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服务人员行为粗鲁，或是讲了什么种族歧视的话，你或许会在现场大吵大闹，或许会告诉亲朋好友以后都别去那间小酒馆了，但除了在场人士或亲友，没有太多人会知道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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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监控网络已经抹杀了这种私密感。要是服务人员让某个顾客不满意，餐厅就会得到一个差评，而这个差评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年成千上万个潜在顾客的决定。不论好坏，权力的天平都是往顾客那一方倾斜的，而服务人员也发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被曝光到大众面前。正如作家兼记者琳达·金斯特勒所言：“在猫途鹰之前，顾客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国王。但在猫途鹰之后，顾客成了名副其实的暴君，拥有左右店家生死的力量。”如今，数百万个出租车司机、理发师、美容师与其他服务业者，都能感受到自己同样失去了隐私。过去坐到出租车里或进入理发店，等于进了一个私人空间。但现在，如果有人坐进你的出租车或进入你的理发店，他们还会随身带着照相机、麦克风、监控网络以及几千名的潜在观众。这正是非政府点对点监控网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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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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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对点监控体系一般就是汇总许多点的分数，得出总分。还有一种监控网络更是把这种“评分逻辑”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社会信用体系，其目标是给人们的所有事情都打上分数，而得出的总分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所有事情。人类上一次想出这种雄心勃勃的点数制度是在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当时刚刚发明货币。对于社会信用体系，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新型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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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这种点数，就是大家靠着销售某些产品与服务来积分，再用来购买其他产品与服务。某些国家的点数被称为美元，其他国家的点数被称作欧元、日元或人民币。这些点数的形式可能是硬币、纸币，也可以是数字银行账户里的数据位。当然，这些点数就本质而言毫无价值。硬币不能吃，纸币也不能拿来穿，只能作为一种记账用的价值象征，方便社会记录我们每个人手上到底有多少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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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货币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关系、社会互动与心理。就像监控一样，金钱也有局限，不是真的无处不在。就算在最崇尚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有许多金钱无法渗透的地方，总是有许多事物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一个微笑值多少钱？去看望祖父母，又该收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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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有另一套非货币的评分机制，它也有各种不同的称呼：荣誉、地位、声誉。而各种社会信用体系所追求的，就是把这个声誉市场的估值加以标准化。社会信用就是一套新的点数系统，就连微笑或是拜访亲人这种事，这套系统都能明确告诉你价值是多少。为了理解这件事是多么惊天动地、影响深远，让我们先来简单谈谈这个“声誉市场”与一直以来的“货币市场”有何不同，好让我们了解要是突然把货币市场的原则延伸到声誉市场，可能会让社会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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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声誉的一大区别在于，金钱多半是个能够精确计算的数学概念，但声誉很难用数字来评估。举例来说，中世纪贵族有公爵、伯爵、子爵之类的等级，但没有人计算这些代表多少声誉点数。如果在中世纪的市场想买东西，通常就得知道自己的钱包里有多少硬币，以及摊位上每种产品的价格。在货币市场上，每一枚硬币都得数得清清楚楚。相较之下，在中世纪的声誉市场上，骑士并不知道每种行为能带来多少“高尚点”，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得到的总分是多少。在战场上英勇作战，是会带来10点高尚点还是100点？要是没人目睹或记录，又该怎么办？事实上，就算有人目睹，不同的人在判断价值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然而，像这样的不精确非但不是这套系统的缺陷，反而是其重要的特色。我们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爱算计”，等于是在说这个人太过狡猾、工于心计；而所谓的行事高尚，本来就该反映自身的内在美德，而不是追求外在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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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依然可以看到货币市场锱铢必较、声誉市场随性而为的状况。在小酒馆里，每道菜都有明确的价格，付得不够别想躲过老板的注意与追讨。但在社会上，有人如果做了好事，要怎么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呢？如果餐厅与酒店为年长顾客提供帮助，或是对无礼的顾客格外有耐心，但事后却没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这要向谁投诉呢？有些时候，它们现在就能向猫途鹰讨个公道。这个网站打破了货币市场与声誉市场之间的界限，让餐厅与酒店原本模糊的声誉高低变成了一套有精确分数的数学系统。社会信用的想法就是把这种监控方式从餐厅和酒店扩展到万事万物。在最极端的社会信用体系里，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整体声誉分数，把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纳入考量，也将决定他们能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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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捡起路上的垃圾可能加10分，扶老人过马路加20分，但打鼓吵到邻居要扣15分。如果你分数足够高，或许就能优先买车票，或是申请大学有加分；如果你分数太低，则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连约会对象也不想跟你更进一步，保险公司可能提高你的保费，法官判刑也可能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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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听起来，社会信用体系奖励亲社会行为、惩罚自私行为，应该就能创造出更友善、更和谐的社会。比如有些政府就表示，社会信用体系有助于打击贪腐、诈骗、逃税、虚假广告、伪劣产品，而让人与人之间、消费者与企业之间、公民与政府机构之间有更多信任。但有些人可能觉得，为各种社会行为都确定一个明确的价值，是有辱人格和不人道的。更糟的是，全面施行社会信用体系将会彻底抹杀隐私，等于让生活变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求职面试。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的任何事，都可能影响你后续能否找到工作、取得贷款、找到结婚对象，甚至是否会被判入狱。你曾经在大学聚会上喝醉后做过一些合法但丢脸的事吗？你曾经参加过政治示威活动吗？你是否有一个信用分数很低的朋友？这一切都可能在短期甚至几十年后的职场面试（或刑事判决）中成为考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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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类本来就一直受到声誉市场的控制，被约束着要遵守当时的社会规范。在大多数社会，人类甚至宁可丢钱也不想丢脸。被钱逼到自杀的人数要远远小于被羞耻自责逼上绝路的人数。就算有些人因为被开除或企业破产而决定自杀，真正让他们踏出最后那一步的因素通常也不是经济困难本身，而是社会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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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声誉市场的不确定性与主观性，过去很难将这套体系用于极权控制。正因为没有人能判断该如何明确评价每次社交互动，也没有人能够监控所有互动情形，于是这里也就有极大的操作空间。过去如果要参加一场大学聚会，你在聚会上的行为应该只是想吸引在场朋友的注意，并不用担心未来雇主的感受。等到参加工作面试时，你很清楚你那群朋友都不会在场。当你回家看色情影片时，你也大可放心你的老板和朋友都不会知道你在做什么。人的生活一向都会被划分为不同的声誉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各自不同的地位竞争。很多时候你只属于自己，根本不需要参与任何地位竞争。正因为地位竞争太重要，带来的压力也非常大。因此不只是人类，就连猿类等其他社会性动物也都很喜欢偶尔放下竞争，得到一些喘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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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社会信用算法加上无处不在的监控技术，就有可能整合一切现有的地位竞争，合并成一场永无止境的比拼。即使已经回到家里，或者想要好好享受一场假期，人们也得万般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就好像是在数百万人面前登台演出一般。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极度紧张的生活方式，破坏人类的幸福，影响社会的运转。如果数字官僚用这种苛刻的点数制度来时时刻刻监控每个人，目前正在崛起的这种声誉市场就有可能抹杀人类的隐私，并对人类形成远比货币市场更令人窒息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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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作永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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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就是一种生物，有一套循环的生物周期：有些时候醒着，有些时候睡着；在剧烈活动后，我们需要休息；我们会成长，也会衰老。而人类形成的网络也一样会受到生物周期的影响：有时候开机运作，有时候关机休息；职场面试总有结束的一刻，警察也不会一天24小时巡逻，官僚也需要休假。就连货币市场也必须尊重这些生物周期：纽约证券交易所只在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下午4：00开市，独立纪念日和元旦这些假日都休市。假设某个周五的下午4：01爆发战争，股市得等到下周一早上才会做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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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计算机形成的网络就能永远开机运行。因此，计算机正逼着人类走向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永远连线，永远受到监控。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医疗保健），这或许是件好事；但在其他情况下（比如极权国家的公民），这或许就是一场灾难。而且，就算网络本身是良性的，光是它永远“开机”，就可能对人类这种生物实体不利，因为这等于剥夺了人类断开连接、好好放松的机会。要是生物永远没有休息的机会，最后必然是崩溃而亡。但我们又怎么可能让永不停歇的网络走慢一点，好让我们休息一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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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避免让计算机网络完全控制社会，这不但是为了让我们有点儿休息的时间，更是为了有机会修正网络里累积的错误。如果网络只是不断演化、不断加速，里面的错误就会越积越多，快到我们来不及找出并修正那些错误。因为网络的特性除了永不停歇、无所不在，还很容易出错。没错，计算机能够收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类数据，一天24小时观察我们的行为；计算机也能用超人类的效率，在海量数据中找出各种规律与模式，但这并不代表计算机网络对世界的理解就永远正确。信息并不等于真理与真相，一套全面监控的系统对世界与人类的理解可能极为扭曲。计算机网络有可能并不会找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真理与真相，反而是利用它庞大的力量，创造出一套新的世界秩序，并逼迫人类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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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aul Kenyon, Children of the Night: The Strange and Epic Story of Modern Romania(London: Apollo, 2021), 353–54.

    2. + +

  2. Ibid，356.

    3. + +

  3. Ibid，373-74.

    4. + +

  4. Ibid，357.

    5. + +

  5. Ibid.

    6. + +

  6. Deletant, “Securitate Legacy in Romania,” 198.

    7. + +

  7. Marc Brysbaert, “How Many Words Do We Read per Minute?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eading Rate,”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09 (Dec. 2019), article 104047, doi.org/10.1016/j.jml.2019.104047.

    8. + +

  8. Alex Hughes, “ChatGPT: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OpenAI’s GPT-4Tool,”BBC Science Focus, Sept. 26, 2023, www.sciencefocus.com/future-technology/gpt-3; Stephen McAleese, “Retrospective on ‘GPT-4Predictions’ After the Release of GPT-4,”LessWrong,March 18, 2023, www.lesswrong.com/posts/iQx2eeHKLwgBYdWPZ/retrospective-on gpt-4-predictions-after-the-release-of-gpt; Jonathan Vanian and Kif Leswing, “ChatGPT and Generative AI Are Booming, but the Costs Can Be Extraordinary,” CNBC, March 13, 2023,www.cnbc.com/2023/03/13/chatgpt-and-generative-ai-are-booming-but-at-a-very-expensive price.html.

    9. + +

  9. Christian Grothoff and Jens Purup, “The NSA’s SKYNET Program May Be Killing Thousands of Innocent People,”Ars Technica , Feb. 16, 2016, arstechnica.co.uk/security/2016/02/the-nsas-skynet-program-may-be-killing-thousands-of-innocent-people/.

    10. + +

  10. Jennifer Gibson, “Death by Data: Drones, Kill Lists, and Algorithms,” in Remote Warfare: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ed. Alasdair McKay, Abigail Watson, and Megan Karlshøj Pedersen (Bristol: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www.e-ir.info/publication/remote warfare-interdisciplinary-perspectives/; Vasja Badalič, “The Metadata-Driven Killing Apparatus: Big Data Analytics, the Target Selection Process, and the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Critical Military Studies 9, no. 4 (2023): 1–21, doi.org/10.1080/23337486.2023.2170539.

    11. + +

  11. Catherine E. Richards et al., “Rewards, Risks, and Responsible Deploy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Water Systems,”Nature Water 1 (2023): 422–32, doi.org/10.1038/s44221-023-00069-6.

    12. + +

  12. John S. Brownstein et al., “Advance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fectious-Disease Surveillance,”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8, no. 17 (2023): 1597–607, doi.org/10.1056/NEJMra2119215; Vignesh A. Arasu et al., “Comparison of Mammography AI Algorithms with a Clinical Risk Model for 5-Year Breast Cancer Risk Prediction:An Observational Study,”Radiology 307, no. 5 (2023), article 222733, doi.org/10.1148/radiol.222733; Alexander V. Eriksen, Sören Möller, and Jesper Ryg, “Use of GPT-4to Diagnose Complex Clinical Cases,”NEJM AI 1, no. 1 (2023), doi.org/10.1056/AIp2300031.

    13. + +

  13. Ashley Belanger, “AI Tool Used to Spot Child Abuse Allegedly Targets Parents with Disabilities,”Ars Technica, Feb. 1, 2023, arstechnica.com/tech-policy/2023/01/doj-probes-ai tool-thats-allegedly-biased-against-families-with-disabilities/.

    14. + +

  14. Yegor Tkachenko and Kamel Jedidi, “A Megastudy on the Predictabilit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Facial Images: Disentangling Demographic and Non-demographic Signals,”Scientific Reports 13 (2023), article 21073, doi.org/10.1038/s41598-023-42054-9;Jacob Leon Kröger, Otto Hans-Martin Lutz, and Florian Müller, “What Does Your Gaze Reveal About You? On the Privacy Implications of Eye Tracking,” in Privacy and Identity Management. Data for Better Living: AI and Privacy, ed. Michael Friedewald et al.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2020), 226–41, doi.org/10.1007/978-3-030-42504-3_15; N. Arun, P.Maheswaravenkatesh, and T. Jayasankar, “Facial Micro Emotion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Using Swarm Intelligence Based Modified Convolutional Network,”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233 (2023), article 120947, doi.org/10.1016/j.eswa.2023.120947; Vasileios Skaramagkas et al., “Review of Eye Tracking Metrics Involved in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Processes,”IEEE Reviews i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16 (2023): 260–77, doi.org/10.1109/RBME.2021.3066072.

    15. + +

  15. Isaacson, Elon Musk, chap. 65, “Neuralink, 2017–2020,” and chap. 89, “Miracles: Neuralink,November 2021”; Rachel Levy, “Musk’s Neuralink Faces Federal Probe, Employee Backlash over Animal Tests,” Reuters, Dec. 6, 2023, www.reuters.com/technology/musks neuralink-faces-federal-probe-employee-backlash-over-animal-tests-2022-12-05/; Elon Musk and Neuralink, “An Integrated Brain-Machine Interface Platform with Thousands of Channels,”Journal of Medical Research 21, no. 10 (2019), doi.org/10.2196/16194; Emily Waltz, “Neuralink Barrels into Human Tests Despite Fraud Claims,”IEEE Spectrum,Dec. 6, 2023, spectrum.ieee.org/neuralink-human-trials; Aswin Chari et al., “Brain-Machine Interfaces: The Role of the Neurosurgeon,”World Neurosurgery 146 (Feb. 2021): 140–47,doi.org/10.1016/j.wneu.2020.11.028; Kenny Torrella, “Neuralink Shows What Happens When You Bring ‘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 to Animal Research,”Vox, Dec. 11, 2023,www.vox.com/future-perfect/2022/12/11/23500157/neuralink-animal-testing-elon-musk usda-probe.

    16. + +

  16. Jerry Tang et al.,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of Continuous Language from Non invasive Brain Recordings,”Nature Neuroscience 26 (2023): 858–66, doi.org/10.1038/s41593-023-01304-9.

    17. + +

  17. Anne Manning, “Human Brain Seems Impossible to Map. What If We Started with Mice?,”Harvard Gazette, Sept. 26, 2023, 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23/09/human-brain too-big-to-map-so-theyre-starting-with-mice/; Michał Januszewski, “Google Research Embarks on Effort to Map a Mouse Brain,” Google Research, Sept. 26, 2023, blog.research.google/2023/09/google-research-embarks-on-effort-to.html?utm_source=substack&utm_medium=email; Tim Blakely and Michał Januszewski, “A Browsable Petascal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 Cortex,” Google Research, June 1, 2021, blog.research.google/2021/06/a-browsable-petascale-reconstruction-of.html.

    18. + +

  18. 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点也可能改变。比如俄亥俄州立大学在2022年6月2日发表的研究报告就表示，可以用脑部扫描来准确预测受试者在政治上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参见：Eun Yang et al.,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Signatures of Political Ideology,”PNAS Nexus 1, no. 3 (July 2022): 1–11, doi.org/10.1093/pnasnexus/pgac066. See also: Petter Törnberg, “ChatGPT-4Outperforms Experts and Crowd Workers in Annotating Political Twitter Messages with Zero-Shot Learning,” arXiv, doi.org/10.48550/arXiv.2304.06588;Michal Kosinski,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Can Expose Political Orientation from Naturalistic Facial Images,”Scientific Reports 11 (2021), article 100, doi.org/10.1038/s41598-020-79310-1; Tang et al., “Semantic Reconstruction of Continuous Language.”

    19. + +

  19. 目前，算法已经能在不依靠生物特征识别监控的情况下判断并预测人类的情绪，例如参见：Sam Machkovech, “Report: Facebook Helped Advertisers Target Teens Who Feel‘Worthless,’”Ars Technica, May 1, 2017, 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17/05/facebook-helped-advertisers-target-teens-who-feel-worthless/; Alexander Spangher, “How Does This Article Make You Feel?” Open NYT, Medium, Nov. 1, 2018, open.nytimes.com/how-does-this-article-make-you-feel-4684e5e9c47.

    20. + +

  20. Tal Shef, “Re’ayon im Sasi Elya, rosh ma’arach ha-cyber bashabak”（采访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萨西·叶利娅），Yediot Ahronot, Nov. 27, 2020, www.yediot.co.il/articles/0,7340,L-5851340,00.html; PTI, “AI-based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inaugurated in J-K’s Kishtwar”, The Print, December 9, 2023, https://theprint.in/india/ai-based-facial-recognition system-inaugurated-in-j-ks-kishtwar/1879576/; Council of Europ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the Autonomous Republic of Crimea and the City of Sevastopol, Ukraine”, 31 August 2023, 10–18, https://rm.coe.int/CoERMPublicCommonSearchServices/DisplayDC TMContent?documentId=0900001680ac6e10; Melissa Villa-Nicholas, Data Borders: How Silicon Valley is Building an Industry around Immigrant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3); Petra Molnar, The Walls Have Eyes: Surviving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24); Asfandyar Mir and Dylan Moore, “Drones,Surveillance, and Violence: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a US Drone Progra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63, no. 4 (2019): 846–862; Patrick Keenan, “Drones and Civilians:Emerging Evidence of the Terrorizing Effects of the U.S. Drone Programs”, Santa Cla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 no. 1 (2021): 1–47; Trevor McCrisken, “Eyes and Ear in the Sky–Drones and Mass surveillance”, in In the Name of Security–Secrecy, Surveillance and Journalism, eds. Johan Lidberg and Denis Muller (London: Anthem Press, 2018), 139–158.

    21. + +

  21. 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trans. Kevin Attel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22. + +

  22. L. Shchyrakova and Y. Merkis, “Fear and loathing in Belarus”, Index on Censorship 50(2021): 24-26, https://doi.org/10.1177/03064220211012282; Anastasiya Astapova, “In Search for Truth: Surveillance Rumors and Vernacular Panopticon in Belaru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30, no. 517 (2017): 276-304; R. Hervouet, “A Political Ethnography of Rural Communities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Belarus”, Bulletin of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Bulletin de Méthodologie Sociologique 141, no. 1 (2019): 85-112,https://doi.org/10.1177/0759106318812790; Allen Munoriyarwa, “When Watchdogs Fight Back: Resisting State Surveillance in Everyday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Practices among Zimbabwean Journalists”,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15, no. 3 (2021): 421-441;Allen Munoriyarwa, “The Militarization of Digital Surveillance in Post-Coup Zimbabwe:‘Just Don’t Tell Them What We Do’”, Security Dialogue 53, no. 5 (2022): 456-474.

    23. + +

  23.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ePassport Basics”, https://www.icao.int/Security/FAL/PKD/Pages/ePassport-Basics.aspx

    24. + +

  24. Paul Bischof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RT): Which Countries Use It?”Comparitech, January 24, 2022, https://www.comparitech.com/blog/vpn-privacy/facial recognition-statistics/

    25. + +

  25. Bischoff,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FRT): Which Countries Use It?” Comparitech;“Surveillance Cities: Who Has The Most CCTV Cameras In The World?”, Surfshark,https://surfshark.com/surveillance-cities; Liza Lin and Newley Purnell, “A World With a Billion Cameras Watching You Is Just Around the Corn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6, 2019, https://www.wsj.com/articles/a-billion-surveillance-cameras-forecast-to be-watching-within-two-years-1157556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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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rew Harwell and Craig Timberg, “How America’s Surveillance Networks Helped the FBI Catch the Capitol Mob”,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 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technology/2021/04/02/capitol-siege-arrests-technology-fbi-privacy/; “Retired NYPD Officer Thomas Webster, Republican Committeeman Philip Grillo Arrested For Alleged Roles In Capitol Riot”, CBS News, February 23, 2021, https://www.cbsnews.com/newyork/news/retired-nypd-officer-thomas-webster-queens-republican-group-leader-philip-grillo-arrested for-alleged-roles-in-capitol-r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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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Zh ang Yan g, “Police Using AI to Trace Long-Missing Children”, C hina Daily, June 4, 2019,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906/04/WS5cf5c8a8a310519 142700e2f.html; Zhongkai Zhang, “AI Reunites Families! Four Children Missing for 10 Years Found at Once”, Xinhua Daily Telegraph, June 14,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6/14/c_1124620736.htm; Chang Qu, “Hunan Man Reunites with Son Abducted 22 Years Ago”, QQ, June 25, 2023,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25A005UX00; Phoebe Zhang, “AI Reunites Son with Family but Raises Questions in China about Ethics, Privac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0, 2023,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3244377/ai-reunites-son-family-raises-questions-china about-ethics-privacy; Ding Rui, “In Hebei, AI Tech Reunites Abducted Son With Family After 25 Years”, Sixth Tone, December 4, 2023,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4206;Ding-Chau Wang et al., ‘Development of a Face Prediction System for Missing Children in a Smart City Safety Network’, Electronics 11, no. 9 (2022): Article 1440, https://doi.org/10.3390/electronics11091440; M.R. Sowmya et al., “AI-Assisted Search for Missing Children”, 2022 IEEE 2nd Mysore Sub Se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ysuru:IEEE, 202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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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Jesper Lund, “Danish DPA Approves Automated Facial Recognition”, EDRI, June 19, 2019,https://edri.org/danish-dpaapproves-automated-facial-recognition; Sidsel Overgaard,“A Soccer Team in Denmark is Using Facial Recognition to Stop Unruly Fans”, NPR,October 21, 2019, https://www.npr.org/2019/10/21/770280447/a-soccer-team-in-denmark is-using-facial-recognition-to-stop-unruly-fans; Yan Luo and Rui Guo, ‘Facial Recogni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Comparative Approach and the Road Ahead’, Journal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25, no. 2 (2021): 153-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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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achel George, “The AI Assault on Women: What Iran’s Tech Enabled Morality Laws Indicate for Women’s Rights Movemen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line,December 7, 2023, https://www.cfr.org/blog/ai-assault-women-what-irans-tech-enabled morality-laws-indicate-womens-rights-movements.

    30. + +

  30. Johnson, “Iran Says Face Recognition Will ID Women Breaking Hijab Laws”, Wired.

    31. + +

  31. Farnaz Fassihi, “An Innocent and Ordinary Young Woman”,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3/09/16/world/middleeast/mahsa-amini iran-protests-hijab-profile.html; Weronika Strzyzynska, “Iranian Woman Dies ‘After Being Beaten by Morality Police’ over Hijab Law”,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6,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22/sep/16/iranian-woman-dies-after-being beaten-by-morality-police-over-hijab-law.

    32. + +

  32.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33. + +

  33.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34. + +

  34.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35. + +

  35. “Ir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and with Women and girls Suffering Intensifying Oppression”, Amnesty International, 26 July 2023, https://www.amnesty.org/en/latest/news/2023/07/iran-international-community-must-stand-with-women-and-girls-suffering intensifying-oppression/;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36. + +

  36. Johnson, “Iran Says Face Recognition Will ID Women Breaking Hijab Laws”, Wired.

    37. + +

  37.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38. + +

  38. “Iran: Doubling Down on Punishments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Defying Discriminatory Veiling Laws”, Amnesty International; Shadi Sadr, “Iran’s Hijab and Chastity Bill Underscores the Need to Codify Gender Apartheid”, Just Security, April 11, 2024, https://www.justsecurity.org/94504/iran-hijab-bill-gender-apartheid/; Tara Subramaniam, Adam Pourahmadi and Mostafa Salem, “Iranian Women Face 10 Years in Jail for Inappropriate Dress after ‘Hijab Bill’ Approved”, CNN, September 2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9/21/middleeast/iran-hijab-law-parliament-jail-intl-hnk/index.html; “Iran’s Parliament Passes a Stricter Headscarf Law Days after Protest Anniversary”, AP News,September 21, 2023, https://apnews.com/article/iran-hijab-women-politics-protests-6e07fae9 90369a58cb162eb6c5a7ab2a?utm_source=copy&utm_medium=share.

    39. + +

  39. Christopher Parsons et al., “The Predator in Your Pocket: A Multidisciplinary Assessment of the Stalkerware Application Industry,” Citizen Lab, Research report 119, June 2019,citizenlab.ca/docs/stalkerware-holistic.pdf; Lorenzo Franceschi-Bicchierai and Joseph Cox,“Inside the ‘Stalkerware’ Surveillance Market, Where Ordinary People Tap Each Other’s Phones,”Vice , April 18, 2017, www.vice.com/en/article/53vm7n/inside-stalkerware surveillance-market-flexispy-retina-x.

    40. + +

  40. Mejias and Couldry, Data Grab, 90–94.

    41. + +

  41. Ibid., 156–58.

    42. + +

  42. Zuboff,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43. + +

  43. Rafael Bravo, Sara Catalán, and José M. Pina, “Gamification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Review Platforms: How to R.A.M.P. Up Users’ Motivation to Create Cont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99 (2021), article 103064, doi.org/10.1016/j.ijhm.2021.103064; Davide Proserpio and Giorgos Zervas, “Study: Replying to Customer Reviews Results in Better Ratings,”Harvard Business Review , Feb. 14, 2018, hbr.org/2018/02/study-replying-to-customer-reviews-results-in-better-ratings.

    44. + +

  44. Linda Kinstler, “How Tripadvisor Changed Travel,”Guardian , Aug. 17, 2018, 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aug/17/how-tripadvisor-changed-travel.

    45. + +

  45. Alex J. Wood and Vili Lehdonvirta, “Platforms Disrupting Reputation: Precarity and Recognition Struggles in the Remote Gig Economy,”Sociology 57, no. 5 (2023): 999–1016,doi.org/10.1177/00380385221126804.

    46. + +

  46.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3).

    47. + +

  47. 关于中世纪的“声誉市场”，参见：Maurice Hugh Keen, Chivalry (London: Folio Society,2010), and Georges Duby, William Marshal: The Flower of Chival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48. + +

  48. Will Storr, The Status Game: On Human Life and How to Play It (London: Harper Collins, 2021); Jason Manning, Suicide: The Social Causes of Self-Destruction(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20).

    49. + +

  49. Frans B. M.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Frans B. M. de Waal, Our Inner Ape: A Leading Primatologist Explains Why We Are Who We Are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06); Sapolsky, Behave;Victoria Wobber et al., “Differential Changes in Steroid Hormones Before Competition in Bonobos and Chimpanze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7, no. 28(2010): 12457–62, doi.org/10.1073/pnas.1007411107; Sonia A. Cavigelli and Michael J.Caruso, “Sex, Social Status, and Physiological Stress in Pr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and Glucocorticoid Dynamics,”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70, no. 1669 (2015): 1–13, doi.org/10.1098/rstb.2014.0103.

    50. +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3.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3.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44bb871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3.html @@ -0,0 +1,452 @@ + + + + + + Unknown + + + + + + +

第八章
可能出错：谬误百出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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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记述的历史，除了涉及苏联劳改营本身，还涉及创建并维持这些劳改营的信息网络。这部作品部分源自他痛苦的个人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仁尼琴担任红军大尉。当时，他和以前的同学还有信件往来，他偶尔会在信里批判斯大林。为了安全起见，他并没有指名道姓，而是以“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指代。这没什么用。秘密警察拦截并读了他的信。1945年2月，他在德国前线服役时被捕。接下来的8年，他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索尔仁尼琴许多来之不易的见解与故事对于我们理解21世纪信息网络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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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一个故事发生在莫斯科省的一次地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正值苏联肃反运动高峰（20世纪30年代末）。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要向斯大林致敬，在场代表（当然清楚有人在密切监视他们）掌声雷动，但过了5分钟，“手都拍疼了，抬起的手臂也开始发酸，上了年纪的人开始喘不上来气……但谁敢第一个停下来呢？”索尔仁尼琴解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也站在那里鼓掌，看谁会第一个停下来！”掌声持续不断，6分钟，8分钟，10分钟。“他们在因心脏病发作而倒下之前都不能停手……区领导们强颜欢笑，绝望地面面相觑。他们肯定会一直鼓掌，直到倒地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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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第11分钟的时候，一个造纸厂厂长豁出去了，停止了鼓掌，坐了下来。其他人立刻照着做。当晚，秘密警察逮捕了那位厂长，判他在古拉格劳改营服刑10年。“审讯他的人要他记住，永远不要第一个停止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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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关于信息网络（特别是关于监控系统）的重要且让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正如前文所述，与天真的信息观相反，信息常常被用来创造秩序而非发现真相。表面上，地区党代表会议上的秘密警察想通过这次“鼓掌测试”来揭示关于代表们的真相，其实就是个忠诚度测试——你鼓掌越久，就越爱斯大林。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假设也不见得没道理，但如果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莫斯科，鼓掌这件事的本质则变了。正因为代表们清楚有人在监视他们，也知道表露任何一丝不忠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他们鼓掌根本不是出于敬爱，而是出于恐惧。造纸厂厂长之所以停止鼓掌，很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最不忠诚，而是因为他最诚实，或者只是因为他的手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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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鼓掌测试”并没有揭示关于这群人的真相，但却很有效率地把一套秩序强加在这群人身上，逼他们一定要遵守某种行事方式。时间慢慢过去，这套秩序会培养出奴性、虚伪、对他人的不信任与悲观。在量子力学中，光是观察亚原子粒子，就会让这些粒子的行为发生改变。观察人类的行为也是如此：我们的观察工具越强大，可能造成的影响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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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打造了强大的信息网络，收集并处理了大量关于公民的资料，还声称在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对人性有深刻理解。事实上，苏联的信息网络忽略了人性的许多重要方面，并且认为这些政策不会给公民带来磨难。这套信息网络带来的智慧有限，更多的是服务于秩序的建立；它也没能揭示关于人类的普遍真理，反而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苏维埃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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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哲学家、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定义的苏维埃原人是一群奴性、悲观、不信任他人的人类，无论多荒谬的指令，他们都会遵守，对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也漠不关心。苏联的信息网络正是通过监控、惩罚与奖励创造了苏维埃原人。举例来说，该网络把造纸厂厂长送进古拉格劳改营，等于告诉其他在场代表，乖乖跟大家一致是件好事，想当出头鸟则是不明智的。虽然这套网络并未揭示关于人类的真理，但却非常擅长创造秩序，这让它征服了世界的一大片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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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的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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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动态也可能影响21世纪的计算机网络，创造出新型人类或新型反乌托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社交媒体算法正让民众走向偏激与极端。当然，这些算法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没有直接的胁迫或暴力。正如苏联秘密警察通过监控、奖励与惩罚创造了顺从的苏维埃原人，脸书与YouTube的算法也通过奖励人性里某些基本本能，同时惩罚人性里某些善良的部分，而创造出互联网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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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曾经简单说明，企业在要求算法提高用户参与度的时候，就开始了一个走向偏激与极端的过程，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缅甸，而且发生在全世界。例如，2012年，YouTube在全球的总观看时长约为每天1亿小时。但公司高层还不满足，于是给算法确立了一个充满野心的目标：到2016年，这一数据要达到每天10亿小时。经过对数百万人的实验，不断试错，YouTube的算法发现了脸书的算法也掌握的那套模式：只要激起人们的怒火，就能提升参与度，而走中庸节制的路线则行不通。于是，YouTube的算法开始向数百万观众推荐各种让人惊骇、愤慨的阴谋论，同时无视那些较为中庸、理性的内容。2016年，YouTube每天的总观看时长达到10亿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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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想博人眼球的YouTube主播发现，如果发布满是谎言、让人愤慨的视频，会受到算法青睐，视频会被推荐给大量观众，于是自己的人气会飙升，收益也会增加。相较之下，如果不刺激人们愤怒的情绪，坚持只谈事实，算法常常对他们的作品视而不见。经过几个月的强化学习，算法让许多YouTube主播都成了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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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会造成深远的社会与政治影响。比如，记者马克斯·费希尔2022年的著作《混沌机器》（The Chaos Machine）就提到，YouTube的算法成了推动巴西极右翼势力崛起的重要引擎，也把雅伊尔·博索纳罗从边缘人物一路推上巴西总统宝座。虽然这场政治动荡不乏其他诱因，但值得一提的是，博索纳罗有许多主要支持者与助手最初都是YouTube主播，他们因为算法的恩赐而得到声誉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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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若尔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2017年还是尼泰罗伊这个小城市的议员。野心勃勃的他靠拍摄煽动性的YouTube视频得到国人关注，观看量高达数百万人次。比如，他的许多视频会警告巴西人，要小心老师搞阴谋，洗脑儿童，迫害保守派学生。若尔迪在2018年以博索纳罗最忠实的支持者之姿，赢得巴西众议院（巴西国会的下议院）的席位。接受费希尔采访的时候，若尔迪坦言：“要是没有社交媒体，我不可能站在这里，博索纳罗也不可能当上总统。”后半句可能有点夸张，但不可否认，社交媒体确实在博索纳罗的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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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2018年赢得巴西众议院席位的YouTube主播是基姆·卡塔吉里，他是“自由巴西运动”（Movimento Brasil Livre，MBL）的领导者之一。卡塔吉里一开始以脸书作为他的主要平台，但他的帖文连脸书也觉得过于极端，并将其部分帖文认定为不实信息而移除。于是卡塔吉里转向管制较为宽松的YouTube。在圣保罗的“自由巴西运动”总部接受采访时，卡塔吉里的助理与其他一些活动人士向费希尔解释说：“这里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点赞的独裁’。”他们表示，YouTube主播之所以越来越偏激，并发表一些虚假而不顾后果的内容，“正是因为那些东西能带来观看量和参与度……一旦那扇门打开了，你就永远无法回头，只能越来越夸张……地平论者、反疫苗者、政治阴谋论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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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YouTube的算法编造了谎言或阴谋论，或者创作了偏激、极端的内容。至少在2017—2018年，这些内容还是由人类创作的。然而算法所做的，是鼓励人类往这个方向走，并且不断推荐这些内容，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用户参与度。根据费希尔的调研，许多极右翼活动人士正是在看了YouTube的算法自动推送的视频，才首次对极端主义政治有了兴趣。尼泰罗伊的一位极右翼活动人士告诉费希尔，他本来对任何政治话题都没什么兴趣，直到有一天，YouTube的算法自动给他推送了一部卡塔吉里发的政治视频。他说：“在那之前，我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背景。”他认为这套算法为他提供了“政治启蒙”。说到其他人是怎么加入这场运动的，他说：“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大多数人都是因为YouTube和社交媒体才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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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错推给人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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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当下历史的重大进程，有一部分是由非人类智能的决定推动的。正因如此，计算机网络的易错性才变得如此危险。计算机犯错原本不算什么，但当计算机成了历史推动者时，这些错误就可能带来灾难。第六章已经提及这个论点，当时曾简单提及脸书在煽动罗兴亚人冲突中扮演的角色。但也如当时所言，许多人（包括脸书、YouTube与其他科技巨头的部分高管与工程师）对这个论点并不赞同。但由于这是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因此我们最好再深入研究一下，详细地谈谈各方反对这个论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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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YouTube、TikTok等平台的管理者为了找借口，常常会说这些问题不是算法带来的，而是源于人性。他们表示，人性是各个平台上一切仇恨与谎言的源头。这些科技巨头认为，因为他们信守言论自由的价值观，所以审查人们表达真情实感真的很难。例如，YouTube原首席执行官苏珊·沃西基在2019年解释说：“我们对这件事的思考方式是：‘这个内容有没有违反我们的某项政策？是否违反了对于仇恨、骚扰等方面的规定？’如果它确实违反了，我们就会将其删除。其实我们的政策越来越严。当然，我们也会受到批评。言论自由的界限到底应该划在哪里？要是划得太严，是不是就会抹除社会应该听到的某些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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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一位发言人在2021年10月表示：“正如所有其他平台，我们一直得在言论自由与有害言论、安全与其他议题之间做出艰难决定……但像这些社会界限，最好都交给民选的领导者来判断。”于是，科技巨头不断转移讨论焦点，说自己只是在人类用户制作出内容之后，担任版主这样的角色，很辛苦，而且大多数时候发挥的是积极作用。这让人觉得似乎问题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算法在尽力限制人性恶的一面。他们却绝口不提自己的算法会主动助长某些人类情绪，同时抑制另一些人类情绪。难道他们真的没看到这些情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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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早在2016年，脸书的一份内部报告就发现“在加入极端组织的人当中，有64%是因为我们的推荐工具才加入极端组织的……我们的推荐系统助长了这个问题”。“吹哨人”脸书前员工弗朗西丝·豪根揭露了脸书在2019年8月的一份内部机密备忘录，里面提及：“我们有许多不同来源的证据显示，脸书及其‘应用程序家族’上的仇恨言论，以及分裂性政治言论与错误信息，正在影响世界各地的社会。我们也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我们的核心产品机制，如病毒式传播、推荐与提升用户黏性，正是此类言论在脸书平台盛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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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流出的另一份文件则提及：“病毒式传播不同于我们和好友或家人的沟通，而是一种由我们带到许多生态系统之中的新事物……这种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出于商业目的而刻意推动的。”文件指出：“以参与度为标准对有较高风险的话题（如健康或政治）进行排序，会导致不正当激励与诚信问题。”它还提及，或许最致命的一点在于“我们的排序系统包括各种具体的独立预测，不仅预测你可能参与哪些内容，还预测你可能传播哪些内容。遗憾的是，研究显示，让人感到愤慨的内容与错误信息更有可能像病毒那样传播”。这份文件提出一条重要建议：由于平台用户多达数百万人，脸书不可能删除所有有害内容，但至少应该“别再让有害内容得到非自然传播而得到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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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科技企业正在做的并不是找出关于人类的真相，而是给人类强加一个扭曲的新秩序。人类是非常复杂的生物，良好社会秩序会培养人类的美德，同时减少人类的消极倾向。然而社交媒体算法只把人看成矿井，想要“开采”更多的注意力。人类有丰富的情感，如爱、恨、愤慨、喜悦、困惑，但算法把一切简化成一件事——参与度。无论是2016年在缅甸、2018年在巴西，还是在许多其他国家，算法在对所有视频、帖文或其他内容进行评分时，只看人们观看了几分钟、分享了几次。能够让人看一小时的谎言或仇恨内容的评分就是高于只让人看10分钟的有关真相或令人产生同情心的内容，前者甚至比睡一小时还重要。即使事实摆在眼前，即谎言与仇恨常常会对心理与社会造成破坏，而真相、同情心与睡眠是人类幸福所不可或缺的，算法也完全不考量这一点。正因为对人类的理解如此狭隘，所以算法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系统，鼓励我们顺从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同时阻碍我们发挥人类完整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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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种不良影响的日益显现，科技巨头也不断被警告要注意这些影响，但因为它们坚信天真的信息观，所以未能进行干预。明明平台上充斥着各种谎言与骇人听闻的内容，但企业高层还是认为只要让更多的人自由表达想法，真理就会占据上风。但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如果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真理常常会败下阵来。想让天平往有利于真理的方向倾斜，网络就必须发展并维持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让说真话的人得到奖励。自我修正机制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要是真想得到真理，这是必要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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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以为自己不需要在意这条历史规律，而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也一直缺乏自我修正机制。2014年，脸书只有一位缅甸语内容管理者，负责监控整个缅甸的活动内容。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了缅甸的状况，警告脸书必须加强内容审核，但脸书不以为意。比如出身于缅甸农村的缅裔美籍工程师暨电信业高层佩因特·吞就曾多次致信脸书高层警惕这种危险。早在2014年7月5日，距离种族冲突还有两年，她就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出预言般的警告：“令人痛心的是，脸书目前在缅甸被使用的方式，就跟广播在卢旺达种族灭绝的那个黑暗时期被使用的方式一样。”而脸书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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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对罗兴亚人的攻击不断升温，脸书面临的批评排山倒海，它也拒绝聘请真正了解当地情况的人管理内容。因此，在得知有一群缅甸仇恨分子使用缅甸语“kalar”一词作为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歧视称呼之后，脸书在2017年4月的反应是完全禁止在脸书平台发布使用这个词的内容。但这暴露了脸书完全不了解当地情况与缅甸语。在缅甸语中，kalar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是一种种族歧视称呼，而在其他语境下则完全与种族歧视无关。比如缅甸语中“椅子”是kalar htaing，“鹰嘴豆”则是kalar pae。佩因特·吞在2017年6月写给脸书的邮件里就指出，禁止在脸书发文时使用kalar这个词，就像是禁止在写“hello”时写出“hell”（地狱）一样。但脸书还是继续无视自己对当地专业人士的需求。截至2018年4月，在缅甸的脸书用户数高达1800万，而脸书雇用的懂缅甸语的内容审核人员只有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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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社交媒体巨头所做的，不是投资推动鼓励说真话的自我修正机制，而是研发出前所未有的错误增强机制，鼓励谎言与虚构。脸书在2016年于缅甸推出的“即时文汇”（Instant Articles）项目，就是这种错误增强机制之一。当时为了提升参与度，脸书在提供新闻频道奖励时，只看频道的用户参与度（以点击次数与观看次数计算），而完全不管所谓的“新闻”是否真实。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该项目启动前的2015年，缅甸脸书粉丝专页排名前十中有六个属于“合法媒体”。到2017年，在“即时文汇”的影响下，“合法媒体”粉丝专页在排名前十中只剩下两个。到2018年，前十大粉丝专页已经全部是假新闻与钓鱼标题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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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的结论是，在脸书推出“即时文汇”项目之后，“一夜之间，缅甸到处涌现出做钓鱼标题的人。这些人知道怎样制作引人上钩、愿意参与的内容，他们每个月能赚几千美元的广告收入，相当于当地平均月薪的10倍——直接由脸书支付”。由于脸书是当时缅甸最重要的网络新闻来源，也就对缅甸的整体媒体环境造成了巨大影响，“在一个脸书等于互联网的国家，质量低劣的内容淹没了其他信息来源”。脸书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有意要让假新闻与令人惊骇愤慨的内容充斥世界，但它们要求算法尽量提升用户参与度，最后就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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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缅甸那场悲剧，佩因特·吞在2023年7月写邮件告诉我：“我曾经天真地相信，社交媒体能够联结几十亿人的前额叶皮质，以此提升人类的意识，传播人类共同的观点。但我最后发现，社交媒体公司并没有动力联结人们的前额叶皮质，反而想联结边缘系统——这对人类而言实在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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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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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暗示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假新闻与阴谋论的传播都该由计算机网络负责。YouTube、脸书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表示，它们从2018年以来一直在调整算法，希望对社会负起更多责任。这究竟是否属实还很难说，特别是今天连“社会责任”一词都还没有一个清晰公认的定义。然而肯定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别再为了追求用户参与度而污染整个信息领域。只要科技巨头真的想要设计出更好的算法，通常就能做到。2005年前后，垃圾邮件泛滥严重威胁到电子邮件的使用，当时就研发出强大的算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到2015年，谷歌声称旗下的网络邮件服务Gmail的算法能够成功拦截99.9%的垃圾邮件，正常邮件被误判的比例也只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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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该无视YouTube、脸书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确实为社会带来的巨大效益。当然，大多数YouTube视频与脸书帖子都不是假新闻，也没有煽动种族灭绝。社交媒体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联结人民，让过去权利遭到剥夺的群体得以发声，组织重要的新运动与社群，也激励人类展现出一波前所未有的创意。在过去以电视为主流媒体的年代，常有人说观众只是“沙发土豆”：只会被动接受由少数天才艺术家创作的内容。脸书、YouTube与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唤起了这群“土豆”，让他们开始创作。社交媒体上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在强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前）都是用户自己（加上他们的猫猫狗狗）制作的，而不是出自少数专业人士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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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常常用YouTube与脸书和人联系。比如我就很感谢社交媒体让我认识了我的爱人，我们是在2002年于最早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认识的。对于这种散落各处的性少数群体，社交媒体真的带来了奇迹。同性恋男孩很少出生于同性恋家庭或住在同性恋社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除非直接搬到少数有同性恋文化、态度较为宽容的大都市，否则只是想要认识其他同性恋者就是一大挑战。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在以色列一个仇视同性恋的小镇长大，连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都不认识。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对原本分散的性少数群体成员而言，社交媒体简直像一种前所未有的魔法，让我们能够找到对方、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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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之所以要用这么长的篇幅谈论社交媒体“用户参与度”的难题，是因为这能显示计算机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一致性问题（又被称为“对齐问题”）。只要人类给计算机一个特定的目标，比如“让YouTube流量增加到每天10亿小时”，计算机就会竭尽全力，以各种不同方式实现这个目标。但由于计算机的运作与人类大不相同，很可能所用的方法将完全出乎人类的意料，造成未曾预见的危险后果，而与人类最初确立的目标完全不一致。就算推荐算法已经不再鼓励仇恨，计算机的其他一致性问题还是可能引发相关灾难，其严重程度比起针对罗兴亚人的冲突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计算机变得越强大、越独立，这种危险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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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一致性问题不是什么新鲜事，也不是算法所独有的。早在计算机发明之前，一致性问题就已困扰人类几千年。比如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为代表，现代军事思想也一直摆脱不了这种目的不一致的问题。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普鲁士少将，曾参加拿破仑战争，于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担任普鲁士战争学院院长，开始构思规模宏大的战争理论。他在1831年死于霍乱，妻子玛丽编辑了他未完成的手稿，并在1832—1834年陆续出版《战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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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论》提出了一套合乎理性的模型来解释战争，至今仍是主流的军事理论，书中最重要的一句格言就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意味着战争不是情感的暴发，不是英雄的冒险，不是神祇的惩罚，甚至不是一种军事现象，而是一种政治工具。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行动必须与背后的某种整体政治目标一致，否则就是完全不理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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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墨西哥正在考虑要不要大举入侵占领小小的邻国伯利兹。再假设，墨西哥经过详细的军事分析，认定如果开战，只要三天就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彻底击溃伯利兹军队，攻下其首都贝尔莫潘。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样还不足以构成墨西哥入侵伯利兹的理性原因。只是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意义，墨西哥政府该自问的关键问题是：这场军事上的胜利究竟能够实现什么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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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许多军事上决定性的胜利最后却导致彻底的政治灾难。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最明显的例子就发生在他身边：拿破仑的一生。没有人怀疑拿破仑的军事天才，讲到战术与战略，他定然是个中翘楚。然而，虽然他胜仗连连，一度攻下大片领土，却没能因此建立长久的政治成就。他征伐四方，只是让大多数欧洲列强群起联合反抗，加冕不过十年，帝国便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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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从长远来看，拿破仑连连得胜反而使法国从此走向下坡路。数个世纪以来，法国一直是欧洲地缘政治的一方霸主，主要原因就是意大利与德国没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当时的意大利就像一锅大杂烩，包括几十个兵戎相向的城邦、封建公国与教会领地。德国则像一幅更奇怪的拼图，有1000多个独立政体，松散地集结在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理论上的宗主权之下。1789年，根本无法想象德国或意大利入侵法国这种事，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德军或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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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把帝国版图扩张到中欧与意大利半岛，拿破仑在1806年推翻神圣罗马帝国，而将许多较小的日耳曼与意大利公国合并，建立了莱茵邦联与意大利王国，希望将这些领土收归自己的帝国。横扫各地的拿破仑大军也将现代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的理想传播到德意志与意大利的土地上。拿破仑认为这一切会让他的帝国更加强盛。但事实上，在传统结构被打破之后，日耳曼人与意大利人尝到了民族统一的甜头，拿破仑就这样在无意间奠定了德国统一（1866—1871年）与意大利统一（1848—1871年）的基础。两个民族国家的统一齐头并进，最后以德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击败法国而终于实现。面对国境东边这两个新近统一且民族主义高涨的强国，法国再也没能恢复过去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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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比较晚近的例子则是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同样是赢了军事却输了政治。美国在重大战役中攻无不克，长期政治目标却是一事无成，没能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也没能在中东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秩序。这场战争真正的赢家是伊朗。美国在军事上的胜利，让伊拉克从伊朗的死敌变成其附庸，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地位，而伊朗则成了这里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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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与小布什都是一致性问题的受害者，自己的短期军事目标与国家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就是无法保持一致。克劳塞维茨的整部《战争论》其实就是在警告一件事：确立“尽量得到最大的胜利”这种目标，就和确立“尽量提升用户参与度”一样，太过短视近利。根据克劳塞维茨的模型，必须先确立明确的政治目标，才能让军队据此确立一套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军事战略。只要有整体的战略作为参考，低级军官也能在战场推导出理性的战术目标。这套战争模型在长期政策、中期战略和短期战术之间建构了一套明确的层级。所谓合乎理性的战术，就是要和战略目标一致；所谓合乎理性的战略，就是要和政治目标一致。即便一位基层指挥官，他的战术决策也必须符合整场战争的最终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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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在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一个美军连队遭到来自附近清真寺中的敌人的猛烈攻击。这位指挥官有几个战术决策选项：可以命令连队撤退，可以命令连队攻下清真寺，也可以命令坦克直接炸毁清真寺。他该怎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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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位指挥官最好的决定就是直接命令坦克炸毁清真寺。这样可以利用美军在火力上的战术优势，避免士兵面临生命危险，还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术胜利。但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会是最糟的决定。要是美军用坦克炸毁清真寺的视频流出，不仅会在伊拉克引起公愤，还可能激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怒。攻下清真寺在政治上或许也不是个好决定，因为这不仅同样可能激起伊拉克人民的不满，还可能让美军付出生命的代价，进而削弱选民对战争的支持。考虑到美国这场战争的政治目标，最合乎理性的选择或许就是直接撤退，接受这场战术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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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对克劳塞维茨而言，所谓的合乎理性，就是目标与行动要有一致性。如果只追求战术或战略上的胜利，却造成与整体政治目标不一致，就不能说是合乎理性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军队的官僚特质让他们很容易落入这种非理性陷阱。第三章提及，由于官僚制度必须将现实放进不同的抽屉，等于鼓励不惜牺牲整体更大的利益，只追求狭隘的目标。为了眼前狭隘的使命，官僚很有可能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更广泛的影响，而且，要问官僚的行为是否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向来都不是个简单的问题。军队的运作如果需要冗长的官僚流程（所有现代军队都是如此），那么在战场指挥连队的上尉和于遥远的办公室里制定长期政策的总统之间就会出现巨大的鸿沟。上尉所做的决定，很有可能现场来看合理，实际上却有损战争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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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看到，人类早在计算机革命之前就已经遇到一致性问题。现代人想构建信息帝国时会遇到的困难，与过去人们想要征服四方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太大不同。然而，计算机确实让一致性问题的本质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过去，只是让人类官僚及人类士兵的行为向社会的长期目标看齐，就十分困难；在未来，要让“算法官僚”与自主武器系统向社会长期目标看齐，则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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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形针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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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网络的背景下，一致性问题的危险特别高，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网络的权力可能远远高于过去任何人类官僚机构。如果是超级智能计算机出现了目标与人类不一致的状况，就可能导致前所未有的灾难。哲学家尼克·波斯特洛姆2014年的著作《超级智能》中就有一个思想实验，试图说明这种危险。这本书类似歌德的《魔法师学徒》。波斯特洛姆要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家回形针工厂买了一台超级智能计算机，工厂的人类主管要它完成一项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任务：生产回形针，越多越好！结果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这台回形针计算机征服了整个地球，杀死了所有人类，并派出远征队占领更多行星，再用取得的丰富资源在整个银河系设立无数个回形针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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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实验的重点在于计算机只是乖乖地做人类要它做的事（像歌德笔下的那把魔法扫帚）。它先“意识”到，要建造更多工厂、生产更多回形针，就需要电力、钢铁、土地与其他资源；接着又“意识”到，人类不太可能会放弃这些资源，于是这台超级智能计算机为了一心追求这个既定目标，在过程中直接消灭了所有人类。波斯特洛姆想强调的是，计算机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特别邪恶，而在于它们特别强大。而计算机越强大，我们就越要小心为其确立目标，务必让计算机与人类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如果只是个口袋计算器，即使我们给它确定的目标与人类的很不一致，后果也微乎其微。但如果是超级智能计算机，如果确定了一个与人类利益极不一致的目标，就可能催生一个反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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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形针思想实验或许听起来很离谱，似乎与现实完全脱节，但在波斯特洛姆于2014年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要是那些硅谷高管注意了这个想法，他们或许就不会那么莽撞地要求算法尽量提升用户参与度。脸书与YouTube的算法的表现，与波斯特洛姆想象的算法一模一样。当被要求尽量生产回形针，而且产量越多越好的时候，算法就会想要把整个宇宙的物质都变成回形针，就算摧毁人类文明也在所不惜。当被要求尽量提高用户参与度，而且数字越高越好的时候，脸书与YouTube的算法就想要把整个“社群宇宙”都变成用户参与度，即使会破坏缅甸、巴西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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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这个领域，波斯特洛姆的思想实验还能让我们看到一致性问题格外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因为都是非生物实体，所以它们采用的策略很可能是所有人类从未想到的，自然无力预见并阻止。这里有一个例子：2016年，达里奥·阿莫迪设计了一个名为“宇宙”（Universe）的项目，想要研发一款通用人工智能，它知道怎样玩几百种不同的计算机游戏。这款人工智能在各种赛车游戏中表现出色，于是阿莫迪决定让它试试赛船游戏。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款人工智能直接把船开进一个港口，接着就只是不断绕圈进进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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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迪花了很久才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之所以会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阿莫迪一开始不知道怎样告诉这款人工智能，它的目标是赢得比赛。对算法来说，“赢”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如果把“赢得比赛”翻译成计算机能懂的语言，阿莫迪就必须把排位、与其他参赛船只的相对位置之类的复杂概念都用形式语言表达出来。于是阿莫迪决定换个简单的办法，告诉人工智能得分越高越好。在他看来，得到最高分的应该和赢得比赛差不多，毕竟之前的赛车游戏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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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款赛船游戏有一个赛车游戏没有的特点，而聪明的人工智能找到了游戏规则的漏洞。在这款赛船游戏中，如果领先其他船只，玩家就能得到大量积分（这和赛车相同），然而船只每次靠港补充能量的时候，也能得到一些积分。结果人工智能就发现，与其试着超越其他船只，不如不断绕圈进出港口，这样反而能够更快积累更多积分。显然，无论是游戏的人类开发者还是阿莫迪都没注意这个漏洞。而这款人工智能所做的，正是这款游戏鼓励它做的事，只是这并不是人类想看到的。这正是一致性问题的本质：我们奖励的是A行为，却希望得到B结果。要是我们希望计算机能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就不该因为它们带来了最高的用户参与度而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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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计算机一致性问题的第三个原因，在于计算机与人类实在差异太大，所以就算我们不小心给出了与人类利益不一致的目标，计算机也不太会有所警觉或要求说明。如果那个赛船人工智能是人类玩家，应该就会意识到，利用自己在游戏规则里发现的漏洞大概不能真正赢得比赛；如果那个回形针人工智能是人类官僚，应该就会意识到，人类的初衷大概不是让它为了生产回形针而毁灭人类。但正因为计算机不是人类，也就不能单纯信赖计算机会找出并警告可能的利益不一致现象。在21世纪10年代，YouTube与脸书的管理团队早就受到人类员工（与外部观察者）的连番轰炸，警告算法正在造成的危害，但算法本身从头到尾浑然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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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让算法在医疗保健、教育、执法和许多其他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一致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要是不设法解决，问题绝不只是算法让赛船一直绕圈刷积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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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嘉岛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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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问题该怎么解决？理论上，人类建设计算机网络的时候，就该为这个网络确立一个终极目标，并且永远不允许计算机更改或忽视这个目标。这样一来，就算以后计算机变得太强大，人类再也无法控制计算机，人类还是可以放心，知道计算机的力量只会帮助人类，而非伤害人类。当然，除非我们一开始就不小心确立了一个会对人类造成伤害或太过模糊的目标。这正是问题所在。人际网络有各种自我修正机制，能够定期审查、修改目标，所以即使目标错了，也不会是世界末日。但因为计算机网络可能脱离人类的控制，所以一旦目标设定错了，等到发现可能为时已晚，人类再也无力回天。有些人或许觉得，只要先仔细想清楚，就能预先为计算机网络设定正确目标。然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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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为何人类不可能预先对计算机网络的终极目标达成共识，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他认为，合乎理性就等于“一致性”，但这里有个致命的缺陷。虽然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要求所有行动必须与终极目标保持一致，却没有提供合乎理性的方法来设定这种目标。以拿破仑的一生与军旅生涯为例。他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什么？鉴于法国在1800年前后的主流文化氛围，我们可以猜测，拿破仑当时心里想着的终极目标有以下几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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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目标1：让法国成为欧洲霸主，确保未来不会受到英国、哈布斯堡家族一直把持的神圣罗马帝国、俄国、统一的德国或统一的意大利的任何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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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目标2：创造一个新的多民族帝国，由拿破仑家族统治，版图除了法国，还包括整个欧洲与海外的许多其他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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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目标3：让自己赢得永恒的荣耀，就算死后数百年，还会有几十亿人知道拿破仑这个名字，钦佩他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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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目标4：确保自己永恒的灵魂得到救赎，并在死后进入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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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目标5：传播法国大革命的普世理想，维护欧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平等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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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自诩为理性主义者的人，应该会认为拿破仑该选择第一个目标（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为什么呢？别忘了，对克劳塞维茨而言，合乎理性即目标与行为能够一致。要判断某项战术动机是否合乎理性，唯一的标准就是它必须与某个更高级的战略目标一致，而战略目标同样必须和更高级的政治目标一致。如果这样层层推进，这一系列目标的起点究竟在哪儿？我们如何确立这个终极目标，并让后续所有战略子目标、实际战术步骤都是合理的？就定义而言，这样的终极目标本身就是最高目标，也就没办法让它必须看齐哪个目标来保持一致了。但这样一来，究竟是出于什么道理，把法国放在整个目标层级的最顶端，而不是拿破仑的家族、拿破仑的声誉、拿破仑的灵魂甚至是普世人权呢？克劳塞维茨并没有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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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说，第四个目标（确保自己永恒的灵魂得到救赎）根本就是基于一种虚幻的信念，哪儿能将其当作最终理性目标的选项？然而，其他目标难道不是这样吗？“永恒的灵魂”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发明，只存在于人类的脑海之中，但“国家”与“人权”不也是如此吗？为什么拿破仑应该更在意某个虚幻的“法国”，而不应该更在意自己虚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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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拿破仑年少的时候，有一大段时间甚至不认为自己是法国人。他出生于科西嘉岛上的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本名叫拿破仑·迪·波拿巴。500年来，一直是意大利城邦热那亚统治着科西嘉岛，拿破仑有许多祖先也生活在热那亚。到1768年（拿破仑出生前一年），热那亚才将这个岛屿割让给法国。科西嘉民族主义者不愿被割让，于是发动叛乱。直到1770年民族主义者彻底战败，才使科西嘉岛正式成为法国的一个省。许多科西嘉人心中仍然抗拒法国，但波拿巴家族宣誓效忠法国国王，还把拿破仑送到法国本土的军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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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学校饱受同学嘲弄，一方面因为他是科西嘉人，另一方面因为他的法语说得不好。他的母语是科西嘉语与意大利语，就算他后来的法语已经说得相当流利，却始终带着科西嘉口音，而且法文拼写一直是他的一大障碍。拿破仑最后加入了法国军队，但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又回到科西嘉岛，希望这场革命能给他心爱的岛屿带来机会——得到更多的自治权。直到拿破仑与科西嘉独立运动领袖帕斯夸莱·保利闹翻，他才在1793年5月终于放弃了为科西嘉的奋斗，回归法国本土，决定开创自己的未来。也是在这时，拿破仑把自己的名字从意大利文的Napoleone di Buonaparte改成法文的Napoléon Bonaparte（他的意大利文姓名一直用到17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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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让拿破仑把军旅生涯都奉献给法国，让法国成为欧洲霸主，这真的是最合乎理性的选择吗？还是应该留在科西嘉岛，解决与保利之间的个人恩怨，将这个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岛屿从法国征服者手中解放？抑或拿破仑的毕生使命其实该是去统一祖先的故土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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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塞维茨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合乎理性的回答方式。如果我们只有一条黄金法则，就是“所有行动都必须向某个更高的目标看齐，保持一致”，那么就不会有可以用来确立那个终极目标的合乎理性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又怎么可能为计算机网络确立一个永远不得忽视、永远不得违背的终极目标呢？那些急着想要研发人工智能的技术高管与工程师，如果觉得能有个合乎理性的方法可以告诉人工智能该追求什么终极目标，其实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只是看到过去世世代代的哲学家屡战屡败，他们就应该吸取一点儿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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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主义与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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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哲学家一直想要定义一个所谓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并不需要再看齐某个更高级的目标。在哲学上，可能的解决方案分为两大派，以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义务论与功利主义。义务论（来自希腊文的词根deon，意为“责任”）相信，世界上存在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普世道德义务或道德规则。这些规则的重点并不是看齐某些更高的目标，而是其本质的良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规则，而且我们也能找到方法将其写进计算机程序，就能确保计算机网络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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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质的良善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说有谁试过定义“本质的良善”，代表人物肯定是与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同一时期的康德。在康德看来，所谓本质的良善的规则，就是那些自己想要将其推广到普世的规则。根据这个观点，如果某个人想要动手杀人，这时应该先停下来，经历以下的思考过程：“我现在正要杀掉一个人。我是不是想要确立一条普世规则，规定允许杀人？要是确立了这样的普世规则，就有可能有人来杀我。所以，不应该有一条允许杀人的普世规则。由此可见，我也不该杀人。”简单来说，康德就是换了一种说法来表达一条古老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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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似乎简单而明显，总之就是想要别人怎样对你，你就应该怎样对人。然而，在超脱俗世的哲学领域听起来不错的想法，往往很难移植到残酷现实的历史领域。历史学家会问康德一个关键问题，在说普世规则的时候，到底应怎么定义“普世”。在实际的历史情境中，如果想要杀掉某个人，第一步常常是把这个人踢出普世的人类共同体。举例来说，针对罗兴亚人的极端分子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有的为佛教僧侣，当然反对杀人，但却把罗兴亚人视为次等人，他们自然不适用这条普世规则。这些极端分子在发表的文章与访谈中多次把罗兴亚人比作野兽、蛇、疯狗、狼、豺，以及其他危险动物。2017年10月30日，暴力冲突达到高峰，一位资深的佛教僧侣向军官讲经说法，认为非佛教徒不完全是人，所以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是可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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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康德与负责犹太人大屠杀的阿道夫·艾希曼之间的会面（对了，艾希曼自认为是康德主义者）。在艾希曼签署命令，要把整列火车的犹太人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时候，康德告诉他：“你将要杀掉几千人。你是不是想要确立一条普世规则，规定允许杀人？要是确立了这样的普世规则，你和你的家人也可能会被杀死。”艾希曼说：“没这回事，我并非想杀掉几千个人，我只是想杀掉几千个犹太人而已。如果你问的是，我想不想确立一条普世规则，说杀犹太人完全可行，那我可是再赞成不过。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条普世规则并不会让我们被杀，我们可不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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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可能会回应艾希曼说在定义实体的时候，必须选用最普世适用的那个定义。所以如果某个实体可以被定义为“犹太人”或“人类”，就该选用更普世适用的“人类”一词。然而，纳粹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根本上否定犹太人是人。除此之外，也请注意犹太人除了是“人类”，也是“动物”，甚至是“生物”。而由于“动物”与“生物”显然又是比“人类”更普世适用的类别，如果真的遵循康德的逻辑，最后我们可能都必须吃纯素食了。因为既然我们是生物，不就代表我们应该反对杀死任何生物，包括番茄或阿米巴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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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许多（甚至是绝大多数）冲突都与身份的定义有关。每个人都会说杀人是不对的，但又总会认为只有杀了自己内群体的成员才算是“杀人”，如果杀的是外群体的成员就不算“杀人”。然而，内群体与外群体只是存在于主体间的概念，其定义常常源自一些虚构的故事。于是，原本一心追求普世理性规则的义务论，最后往往成为地方虚构故事的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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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一心想要追求义务论的那种普世规则，而且不是将其套到人身上，而是套到计算机头上，义务论引出的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格外要命。计算机甚至根本不是生物。所以如果它们要遵守“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条规则，那杀死像人类这样的生物又何妨？一台遵守康德的逻辑，而且想活下去的计算机，并没有理由反对“杀死生物很可行”这样的普世规则，反正这条规则并不会危及非生物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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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计算机身为非生物实体，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害怕死亡。就我们所知，死亡是一种生物现象，可能并不适用于非生物实体。当古代亚述人说要“杀掉”文献的时候，也只是打比方。如果计算机更像文件而不像生物，根本不在意“被杀”，人类又是否乐见一台计算机遵循康德的逻辑，做出“杀人无所谓”这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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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哪种方法，既能定义计算机该保护哪些对象，而不会被一些存在于主体间的错误观念影响？最清楚的建议就是告诉计算机保护所有“能够感受到痛苦的实体”。人之所以会感到痛苦，常常是因为相信了当地的某种主体间虚构概念，但痛苦本身仍然是个普世存在的现实。因此，如果以“能够感受到痛苦”来定义是否属于内群体，就能让道德有个客观而普世存在的现实基础。自动驾驶汽车除了不该杀死任何人类（无论是佛教徒还是穆斯林，也无论是法国人还是意大利人），也不该杀死狗和猫，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能够感受痛苦的机器人。我们甚至还能让这条规则变得更完善，要求自动驾驶汽车依据不同生物能够感受痛苦的程度，安排保护的顺序。如果自动驾驶汽车必须选择是撞死一个人还是一只猫，因为理论上猫感受到的痛苦程度比较低，所以应该选择猫。然而，如果真往这个方向走，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在无意间离开了义务论的阵营，来到了功利主义阵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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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该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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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论者努力寻找本质的良善的普世规则，而功利主义者则是用行为对痛苦或快乐的影响来判断行为。英国哲学家边沁（与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和康德同时代的人）认为，世上唯一合乎理性的终极目标，就是尽量让世界减少痛苦，增加快乐。如果我们对计算机网络最大的恐惧是因为其与人类的目标不一致而会给人类甚至其他生物造成可怕的痛苦，那么功利主义这套解决方案似乎顺理成章，再理想不过了。建设计算机网络的时候，只要记得让它尽量减少痛苦、尽力增加快乐就行了。这种观点认为，要是当初脸书给算法的指示是尽量增加快乐而不是尽量提升用户参与度，事情肯定会一切顺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功利主义的观点确实在硅谷大受欢迎，又特别受到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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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这也像义务论的解决方案一样，虽然在哲学理论领域听起来很简单，但到了历史实践领域就变得极其复杂。功利主义碰到的问题是人类并不知道该如何计算痛苦：我们不知道某个事件究竟应有多少个“痛苦值”或“快乐值”，所以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中，很难计算某个特定行为到底是增加还是减少了世界整体的痛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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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痛苦的天平很明显偏向某一端的时候，功利主义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如果今天面对的是艾希曼，功利主义不用去争辩复杂的身份问题，只需要提出一点：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但对于包括德国人在内的其他人却没有带来同等利益。并没有迫切的军事或经济理由能说明德国人为何要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以功利主义为由来反对大屠杀，可以说具备绝对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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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同性恋这样的“无被害人犯罪”，也特别适合用功利主义来讨论。几个世纪以来，对同性恋的迫害让他们单方面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然而，造成这些迫害的理由只是各种偏见被错误地包装成义务论的普世规则。例如，康德之所以反对同性恋，是因为他认为同性恋“违反自然本能与动物本性”，会让一个人“禽兽不如”。康德还认为这样的行为违反自然规律，所以会“使人不配拥有人性，也就不配再做一个人”。事实上，康德只是把基督教的偏见重新包装成一套号称普世的义务论规则，在没有实证证据的情况下，就指控同性恋确实违反自然规律。前面曾提及，纳粹在大屠杀之前正是以“去人性化”作为序幕，因此，康德将同性恋去人性化这件事值得格外注意。认为同性恋违背自然规律、不配拥有人性，等于让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分子有了理由，将同性恋者一起送进集中营并屠杀。而且既然说同性恋者不如禽兽，康德那套不可杀人的道理自然也不适用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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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者很容易就能推翻康德关于同性恋的理论，而边沁确实属于欧洲最早一批支持同性恋合法化的现代欧洲思想家。功利主义者认为，仅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普世规则就将同性恋视为一种犯罪，既会给数百万人造成巨大的痛苦，又无法为其他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如果两个男人彼此相爱，这不但让他们快乐，也不会让任何其他人痛苦，为什么不准他们相爱呢？这种功利主义逻辑也带来许多其他现代改革，比如禁止酷刑，制定保护动物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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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各方的痛苦不相上下，功利主义就比较难以在这种历史情境中站住脚。在新冠疫情初期，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严格的隔离与封锁政策。这种做法或许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但也让数亿人好几个月过得十分痛苦。此外，这还可能间接导致许多人死亡，例如，推高了致命家暴的发生率，或是让人更难及早发现与治疗癌症之类的危险疾病。对于这样的政策，谁能真的计算整体来说是增加还是减少了全球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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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把这种工作交给永远不用休息的计算机网络，似乎再适合不过了。然而，对于要和三个小孩一起被关在一套两居室公寓一个月这件事，计算机网络应怎么决定其痛苦值？是60点还是600点？因错过化疗而死于癌症的痛苦值又是多少？是6万点还是60万点？如果无论如何都会死于癌症，化疗只能让患者多活五个月，但过程会十分痛苦，又该怎么计算？这五个月的病榻折磨，计算机应该认为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整个世界的痛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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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一些比较抽象的事物（比如知道自己难免一死）所造成的痛苦，计算机网络该如何计算？如果某个宗教神话承诺信众的灵魂是永恒的，会在死后进入天堂，这究竟是能够带来真正的快乐还是只是一场幻觉？人类会感到痛苦，究竟是源于死亡本身，还是我们不愿面对死亡？要是有人放弃了宗教信仰，接受了人终将一死，计算机网络究竟该认定这件事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痛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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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像美国入侵伊拉克这种更复杂的历史事件呢？美国人很清楚，自己的入侵会给数百万人造成巨大的痛苦。但他们认为，这样能为伊拉克带来自由和民主，长期来说，利大于弊。计算机网络能不能算出这个论点到底合不合理？就算理论上可行，实际上美国没能在伊拉克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这样一来，我们能不能说他们的尝试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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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义务论为了回答身份的问题，不得不接受功利主义的想法。在这里，功利主义也因为无法计算痛苦值，往往要采取义务论的立场。于是，功利主义开始高举“避免侵略战争”或“保护人权”这样的普世规则，但其实无法证明这样就能减少世界的痛苦总额。历史只让他们有个模糊的印象：遵守这些规则，似乎就能减少痛苦。然而当这些普世规则彼此冲突的时候（如思考是否要为了保护人权而发动侵略战争），功利主义就发挥不了什么实际作用。即使是功能最强大的计算机网络，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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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功利主义承诺提供一种合乎理性甚至数学的方式，让所有行为都与终极之善看齐，但在实践中这可能只是又一则神话。以自由主义者为例，一旦被质疑该如何解释不受限制的言论自由或完全废除税收所带来的直接社会危害，他们常常会表达一种信念：未来能得到的利肯定大于短期造成的弊。功利主义的危险在于，如果你深信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就仿佛得到了一份空白授权书，允许你现在制造各种可怕的痛苦。事实上，这正是传统宗教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玩儿的把戏。对于未来救赎的承诺，很容易成为犯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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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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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上的官僚制度是怎么设定它们的终极目标的？答案就是依靠各种虚构的神话故事。无论那些官员、工程师、税务员、会计师多崇尚理性，到头来还是会服务于这个或那个编造神话的人。套用凯恩斯的一句话，有些所谓务实人士，自认为不受任何宗教影响，但通常就是神话编造者的奴隶。就连核物理学家，也发现自己得听从某些人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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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一致性问题本质上就是个神话问题。无论信的是义务论还是功利主义，纳粹各级行政管理者只要继续用那套种族主义神话理解世界，就会屠杀几百万人。如果你从心底相信“犹太人是恶魔，一心要毁灭人类”这套神话，无论是用义务论还是用功利主义，都能找到很多合乎逻辑的论点，证明犹太人实在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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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也可能碰上类似的问题。当然，计算机就是无意识的实体，无法真的“相信”任何神话。毕竟它们并没有主体性，自然也就无法拥有存在于主体间的“信念”这种东西。但我们必须了解计算机的一个重点是，在许多计算机相互通信的时候，就能形成一种“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类似于人际网络所创造的“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这些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最终的力量（与危险性）可能不亚于人类所创造的存在于人类主体间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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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很复杂，但也是本书的核心论点之一，所以让我细细道来。首先，我谈谈什么叫作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假设有一款单人计算机游戏。在这个游戏里，你可以漫步在一个虚拟场景中，而这个场景完全就是存储于计算机里的信息。如果你在游戏里看到一块儿石头，那块儿石头并不是由真正的原子构成的，而是由那台计算机里的比特构成的。当许多台计算机相互链接时，就能形成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而让使用不同计算机的许多玩家得以共同漫步于同一个虚拟场景。这时，如果他们看到一块儿石头，那块儿石头就是由那些不同计算机里的比特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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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神祇这种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除了能影响人的思想，也能影响物理现实；同理，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同样能影响存在于计算机之外的现实。2016年，《宝可梦Go》游戏风靡全球，当年年底的下载量就已达数亿次。这是一款增强现实手机游戏，玩家可以用智能手机来寻找、攻击与捕捉名为“宝可梦”的虚拟生物。通过增强现实功能，这些宝可梦就像存在于现实世界一样。我曾经和外甥马坦一起抓宝可梦，当时在他家附近走来走去，我只能看到房子、树木、石头、汽车、人、猫、狗，还有鸽子。因为我根本不用智能手机，所以看不到任何宝可梦。但马坦通过智能手机镜头环顾四周，就能“看到”有宝可梦站在石头上或躲在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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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看不到这些宝可梦，但它们显然并不是只存在于马坦的智能手机里，因为其他人也能够“看到”它们。我们当时就遇到另外两个孩子正要抓同一只宝可梦。在马坦成功抓到某只宝可梦的时候，另外两位游戏中的好友也可以从手机上立刻得到消息。宝可梦就是一种存在于计算机间的实体，虽然是由计算机网络里的比特构成，而不是以物理世界的原子形式存在，但这些实体仍然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与物理世界互动并造成各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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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现在让我举一个更重要的例子：网站在谷歌搜索中的排名。我们在谷歌上搜寻新闻、机票或餐厅推荐的时候，总会有某个网站列在第一页最上方，至于另一个网站可能会排在第50页的中间。谷歌的排名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是怎么决定排名先后的？谷歌算法决定网站排名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参数来给每个网站打分，参数包括访问网站的人数、有多少网站链接到该网站等。而这套排名本身就成了计算机间的现实，存在于链接了几十亿台计算机的网络（互联网）之中。就像宝可梦一样，这种存在于计算机间的现实也会外溢影响到物理世界。比如对各家新闻媒体、旅行社或餐厅来说，自己的网站究竟是出现在谷歌搜索的第一页最上端还是第50页的中间，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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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谷歌排名如此重要，总有人费尽心思想要操纵谷歌的算法，提升自己网站的排名。举例来说，他们可能会用机器人来为网站创造更多流量。这种情形在社交媒体中也十分常见，我们总是能看到组织有序的机器人程序大军，不断操纵着YouTube、脸书或推特的算法。如果有一则推文疯传，到底是因为人类真的对它感兴趣，还是因为有成千上万个机器人程序成功骗过了推特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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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可梦和谷歌排名这样的计算机间现实，就很像人类创造的主体间现实，例如，圣殿的庄严感和城市的神圣性。我这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全球最神圣的一座城市——耶路撒冷。客观来说，这里没什么不一样。走在耶路撒冷的街上，你会看到房子、树木、石头、汽车、人、猫、狗，还有鸽子，就跟其他城市一模一样。但很多人还是想象着这里有多么神圣，仿佛充满了神灵、天使与圣石。他们太相信这一套，甚至大打出手，就为了抢下这座城市、某栋神圣建筑物甚至是某块儿神圣的石头，例如，最著名的就是圣殿山圆顶清真寺底下的圣石。巴勒斯坦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指出：“犹太人与穆斯林基于不同的宗教信仰，而都拥有核武器，随时可能爆发史上最严重的大屠杀，就为了一块儿石头。”两方要抢夺的并不是构成那块儿石头的原子，而是那块儿石头代表的“神圣性”，就像两个孩子抢着抓某只宝可梦一样。无论是圣石还是耶路撒冷，它们的神圣性都是一种存在于主体间的现象，只存在于联结了许多人类思想的沟通网络之中。几千年以来，许多战争的起因只是争夺某些存在于主体间的实体，例如，所谓神圣的石头这种东西。而到21世纪，可能会出现因抢夺计算机间的实体而引发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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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觉得这听起来太过科幻，不妨想想金融体系的发展。随着计算机越来越具备智能与创造力，很可能创造出新的计算机间的金融工具。黄金与美元是主体间实体，而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则是介于“主体间”与“计算机间”之间。比特币的概念是人类发明的，其价值也取决于人类的信念，但比特币无法存在于计算机网络之外。而且，因为比特币的交易越来越多地通过算法进行，所以其价值高低也会越来越取决于算法，而不只是受到人类信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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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10年或50年，计算机如果创造出某种新型加密货币或金融工具，成为交易与投资不可或缺的工具，进而成为政治危机与冲突的潜在根源，人类该怎么办？回想2007—2008年，当时的全球金融危机由各种担保债务凭证引发，这些金融工具就是由几个数学家和投资奇才发明的玩意儿，对大多数人（包括负责监管的政府）来说根本难以理解。所以最后监管失灵，引发全球灾难。而计算机所发明的金融工具，很可能远比担保债务凭证复杂，只有其他计算机才能搞懂它们在干什么。结果就可能是一场比2007—2008年更严重的金融与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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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经济和政治都要求我们必须了解由人类所发明的主体间现实，比如宗教、国家与货币。例如，过去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就不能不懂基督教和担保债务凭证这样的主体间现实。然而，如果想在未来了解美国政治，就越来越需要了解计算机间现实，比如人工智能创造的异教组织与货币，由人工智能运作的政党，甚至是完全融入社会与政治的人工智能。美国法律体系承认企业是法人，拥有言论自由这样的权利，而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2010）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裁定企业拥有捐赠政治献金的权利。这样一来，又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人工智能被纳入并被认定为具有言论自由的法人，进而游说各方，捐赠政治献金，推动保护与扩张人工智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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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几万年间主宰着地球，是因为只有人类有能力创造并维持各种主体间实体（如企业、货币、神祇、国家），再通过这些实体来组织大规模合作。而现在，计算机也可能具备类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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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见得是个坏消息。毕竟如果计算机没有链接性与创造力，实用效益也会相当有限。人类现在之所以能越来越依赖计算机来管理金钱、驾驶车辆、减少污染、发明新药，正是因为计算机能够直接彼此沟通，找出人类看不到的规律模式，打造出人类可能永远想不到的模型。现在人类该问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剥夺计算机的创造力，而是如何把这些创造力导向正确方向。这与人类创造力一直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人类发明了各种主体间实体，虽然这些实体成了人类文明所有成就的基础，但偶尔也会出现十字军东征、圣战和政治迫害。计算机间实体或许也可能成为未来文明的基础，然而，只是因为计算机收集的是经验数据，用的是数学分析，并不代表计算机就不可能发起自己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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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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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现代欧洲曾有一个复杂的信息网络，分析了大量犯罪、疾病与灾难资料，结论是这一切都是女巫搞的鬼。猎巫者收集的资料越多，就越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恶魔与巫术，而且背后有个全球撒旦阴谋要毁灭人类。于是，这个信息网络更进一步要找出所有女巫，对其加以监禁或处死。但我们现在知道，女巫就是一个存在于主体间的虚假概念，是信息网络自己发明出来，然后硬套在一些根本没见过撒旦，也没有能力召唤冰雹的人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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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有一个更复杂的信息网络，发明了“富农”这个类别，并将其强行套用到几百万人头上。苏联官僚制度收集到的富农信息虽然堆积如山，但并没有呈现客观真相，反而创造了一套主体间真相。虽然富农这个类别全是发明的，但在当时要了解某个苏联人，他是不是富农就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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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扩大一下范围，16—20世纪，从巴西到墨西哥与加勒比海地区，再到美国，美洲的无数殖民官僚体系创造了各式各样的种族主义神话，也创造了各种存在于主体间的种族类别。他们把人分成欧洲人、非洲人与美洲原住民，再加上常常有跨种族性关系，就得发明其他种族类别。比如在许多西班牙殖民地，梅斯蒂索人（西班牙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后代）、穆拉托人（西班牙人与非洲人混血种人后代）、桑博人（非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混血种人后代）、帕尔多人（西班牙人与非洲人的混血儿再与美洲印第安人生的孩子）适用的法律都不相同。乍看之下，根据经验证据确定的类别，决定了这些人是否会受到奴役、享有政治权利、携带武器、担任公职、接受学校教育、从事特定职业、居住于特定社区，以及能否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或通婚。似乎只要能把某个人放进某个特定的“种族抽屉”，我们就知道了他的个性、智力与道德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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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种族主义似乎成为一门精准的科学：它声称自己都是以客观的生物学事实来将人分类，也会运用测量颅骨与犯罪统计数据这样的科学方法。然而，这些让人堕入云里雾里的数据与类别，只是服务于荒谬的主体间神话谎言所制造的烟幕。知道某个人的祖母是美洲原住民、父亲是非洲人，并不能看出这个人到底智商有多高，是否善良或诚实。这些杜撰出来的类别并没有发现或描述任何关于人类的真相，只是把一种压迫性、神话般的秩序硬套到人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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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税收、医疗保健到安全和司法，随着计算机在越来越多的官僚体系当中取代人类，也就越来越可能形成另一套神话谎言，并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硬套在我们头上。在过去那个由纸质文件主宰的世界，官僚很难真正掌控种族的边界，追踪每个人的确切血源。文件可以造假；桑博人搬到另一个城镇，就能假装帕尔多人；黑人有时候也可能被认为是白人。苏联的情况也类似，富农家的孩子偶尔会伪造文件，让自己找份好工作、进入好大学，而在纳粹统治的欧洲，犹太人有时候也可能假装自己是雅利安人。然而，如果主宰这个世界的不再是纸质文件，而是能够读取虹膜与DNA数据的计算机，要玩弄这个系统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计算机给人贴上假标签，而且让人绝对撕不下来的效率，很有可能高得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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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社会信用体系可能创造一种新的下层阶级——低信用族群。这套体系可能会说，它只是通过经验与数学程序，从各方收集点数得到一个总分，以此“发现”真相。然而，这套体系究竟要怎样定义亲社会与反社会的行为呢？如果这样的体系认定，一个人批评政府政策、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信奉少数派宗教、没有宗教信仰或与其他低信用评分的人往来，就必须扣分，那么情况会如何发展？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让我们假设社会信用体系这项新科技遇上了传统宗教，看看情况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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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等宗教都想象，在云端某处有一只全知之眼，它会根据我们的一切行为来加减分数，最后的总分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当然，没人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拿了几分，等死了才能揭晓。实际上，这也代表所谓的善与恶都是主体间现象，其定义会依据公众舆论而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如果某个政权决定，自己那套计算机化的监控系统不仅要执行严格的“头巾法”，更要让所谓的善与恶也成为一套精确的计算机间现象，操作起来会是什么模样？不戴头巾就上街，扣10分；在斋戒期间，还没日落就进食，扣20分；参加祈祷活动，加5分；参加朝圣活动，加500分。这套系统最后或许就会把所有分数加总，并把人分类成“罪人”（0分以下）、“信徒”（0～1000分）或“圣人”（1000分以上）。一个人到底是罪人还是圣人，由算法的计算决定，而不是由人类的信念决定。这样的系统究竟是能够找出一个人最真实的真相，还是会把一套秩序硬套在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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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全面监控政体，都面对类似的问题。它们号称要用无所不包的数据库与极度精准的数学方法找出所有罪人、恐怖分子、犯罪者、反社会分子与不值得信任的民众，但实际上，它们可能是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把毫无根据的宗教与意识形态偏见套在所有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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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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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能希望，只要赋予计算机更强大的能力，就能克服各种宗教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这些人或许认为，种族主义、厌女、恐同、反犹太主义等偏见并不存在于计算机，而是源自人类的心理状况与神话观点。计算机只关心数学，不谈心理学或神话。所以如果能够彻底排除人类的成分，就能让算法完全基于数学做判断，摆脱心理扭曲或神话偏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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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许多研究都显示，计算机同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计算机并非生物实体，也没有意识，但计算机确实拥有类似数字心灵的东西，甚至可能出现某种计算机间的神话观点，所以同样可能有种族歧视、厌女、恐同或反犹太主义倾向。举例来说，2016年3月23日，微软推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Tay，它能够自由存取推特的内容，并与用户互动。结果不到几小时，Tay已经开始发表厌女与反犹太主义的推文，比如“我恨透了女权主义者，他们都该在地狱里燃烧”“希特勒是对的，我讨厌犹太人”。这些恶毒仇恨的言论不断增加，吓坏了微软工程师，迅速将Tay下架——这时距离其被推出才短短16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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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伊·布兰维尼研究了市场上的人脸分析算法产品，发现里面有点不太明显却极为普遍的种族歧视问题。她指出，这些算法识别白人男性非常准确，但识别黑人女性却非常不准确。举例来说，IBM算法在判断浅肤色男性的性别时，错误率只有0.3%，但判断深肤色女性的性别时，错误率竟高达34.7%。作为定性测试，布兰维尼拿出非裔美籍女性传教士索杰纳·特鲁斯（特鲁斯以1851年的演说《我难道不是女人吗？》而闻名）的照片，请算法做判断。那些算法竟判断特鲁斯是一位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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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维尼是加纳裔美籍女性，她拿了另一套人脸分析算法来对自己做识别，结果那套算法根本无法“看见”她肤色较深的脸。在这种情境中，所谓“看见”指的是能够判断画面中有一张人脸，例如，手机摄像头就会利用这种功能来判断该聚焦在哪里。那套算法很容易就能看见肤色较浅的人脸，却看不到布兰维尼的脸。布兰维尼戴上了一个白色面具，那套算法才忽然意识到原来眼前有张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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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种可能是这些算法背后有一群有种族歧视倾向又厌女的工程师，写算法的时候就是想要歧视黑人女性。这种答案虽然不能说全无可能，但无论是人脸识别算法的例子还是微软的Tay，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些算法是从那些训练它们的数据里学到了种族歧视和厌女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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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得来解释一下算法的历史。一开始，算法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学习东西。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象棋算法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是人类程序员告诉它的。人类写进算法的，除了国际象棋的基本规则，还包括该怎样评估各种棋局和棋步。比如，当时人类就写出一条规则告诉算法，牺牲王后来保住兵通常不是什么好主意。这些早期的算法之所以能够击败人类国际象棋大师，只是因为它们能比人类计算更多棋步、评估更多棋局，仅此而已。但是算法的能力有限。如果算法必须依赖人类告诉它们关于国际象棋的一切秘密，如果人类程序员不知道某些事情，那么它们产生的算法就不太可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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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机器学习这个领域的发展，算法变得越来越独立。机器学习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让算法像人类一样，能够通过与世界互动来教自己学会新事物，成为一套成熟的人工智能。虽然各方对人工智能的定义还有差异，但大致来说，要想称得上“人工智能”，就必须具备自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而不能只是遵循最初人类创造者的指示。例如，现在发展出的棋类人工智能，人类除了游戏的基本规则，已经不会再“教”它们其他内容，而是让它们彻底自学，通过分析过去棋局的资料库，或者不断下新的棋局，从经验中学习。人工智能并非不顾结果，只是傻傻地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而是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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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代表着人工智能一开始就像个“算法宝宝”，虽然没有多少知识，但拥有巨大的潜力与运算能力。人类父母给它的只有学习能力，并让它能够接触这个资料世界，接着就放手让这个“算法宝宝”自己探索。而与人类宝宝一样，“算法宝宝”的学习方式就是从自己能接触到的数据中找出规律模式。如果去摸火，会很痛；如果我哭了，妈妈就会来；如果我牺牲一个王后去换一个兵，这一局可能就会输。通过寻找数据中的规律模式，“算法宝宝”就能学到更多，包括许多连人类父母都不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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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数据库也会有偏见。布兰维尼研究的那些人脸分析算法，训练时用的是各种经过标记的线上照片资料集，例如，LFW人脸识别数据库（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即“真实世界经过标记的人脸”）。这个数据库的照片主要来自线上新闻文章，而白人男性又在新闻中占了大多数，于是整个数据集有高达78%的照片为男性、84%为白人。仅小布什一个人，在整个数据集里就出现了530次，足足是所有黑人女性出现次数的两倍。在另一个由美国政府机构建设的数据库中，有超过75%的照片为男性，将近80%为浅肤色，深肤色女性在里面只占4.4%。所以，用这些数据集训练出的算法虽然很懂得如何识别白人男性，却不擅长识别黑人女性。聊天机器人Tay的情况也类似。微软工程师并没有刻意加进什么偏见，但让这款人工智能在推特上接触各种“有毒”信息几小时之后，它就成了极端种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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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还可能更糟。想要学习，“算法宝宝”除了需要数据，还需要另一样东西——一个目标。人类宝宝之所以能学会走路，是因为他们想要到达某个地方；狮子宝宝之所以能学会狩猎，是因为想要吃东西。算法的学习，也必须有个目标。如果是国际象棋，这个目标很容易：吃掉对手的国王就行了。有了这个目标，人工智能就能发现牺牲王后来换一个兵是个“错”，因为这样一来，通常会让算法难以达成目标。在人脸识别方面，目标也很简单：能够判断照片人物的性别、年龄与姓名，得到与数据库记录相同的结果。要是算法认为照片中的小布什是个女性，但数据库记录显示其为男性，就代表未能实现目标，算法也会从这个错误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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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假设你要训练一套用来招聘的算法，目标该怎么确定？算法要怎么知道自己犯了错，聘用了一个“错”的人？我们可能会告诉这套“算法宝宝”，它的目标是找到会在公司至少工作一年的人。企业显然并不希望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培养一个干几个月就辞职或被解雇的员工。这样确立目标之后，就该看看数据了。在国际象棋里，算法只需要和自己对弈，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新数据。但就业市场没办法这么干。没有人能够真正创造一个完整的假想世界，让“算法宝宝”雇用与解雇各种假想员工，再从经验里学到教训。“算法宝宝”只能以真实人类的现有数据库进行训练。狮子宝宝要想认识什么是斑马，主要依靠在现实的草原上找出斑马的花纹模式；“算法宝宝”要学会什么是好员工，主要依靠的是在现实的企业里找出好员工的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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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遗憾，如果现实的企业中本来就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算法宝宝”很可能就会学习这种偏见，甚至将其放大。举例来说，算法如果基于现实数据创建“好员工”模型，很有可能认定老板的侄子无论资质如何，都是最好的员工。因为过去的数据清楚地表明，老板的侄子通常只要求职就能被录用，而且很少被解雇。“算法宝宝”会找出这样的模型，学会任人唯亲。算法如果负责人力部门，就会认定老板的侄子是一流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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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在一个厌女的社会里，企业比较喜欢雇用男性而非女性，那么算法一旦使用现实数据进行训练，就很难摆脱这种偏见的影响。亚马逊在2014—2018年尝试研发筛选求职申请的算法时，就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那套算法在学习了过去求职成功与失败的申请资料之后，只要申请表里有“女性”一词，或求职者毕业于女子大学，就会系统性地进行扣分。因为现有数据显示，此类求职者被录用的概率较低，所以算法对她们产生了偏见。算法觉得自己发现了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从女子大学毕业的求职者资质较差。事实上，它只是内化，并且强制落实了厌女的偏见。亚马逊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以失败告终，最后直接放弃了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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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人工智能用的数据库，有点儿像是人类的童年。人类在童年的经历、创伤与美好回忆，会陪伴我们走完一生。人工智能也有童年经历。算法甚至会像人类一样，受他人偏见的影响。想象一下，算法在未来的社会无所不在，除了能用来筛选求职者，还能用来帮助学生选专业。由于现实中既有的厌女偏见，80%的工程师职位都由男性担任。在这样的社会，负责招聘新工程师的算法不但可能复制这种既有偏见，还会进一步影响那些推荐大学专业的算法。如果女学生发现，既有数据显示她不太可能找到工程师的工作，她就会降低读工程专业的意愿。“女性不擅长工程学”原本只是一种存在于人类主体间的错误观念，现在却有可能演变成一种存在于计算机间的错误观念。如果我们不从源头消灭这种偏见，计算机就很可能将其延续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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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摆脱算法偏见的难度或许不低于摆脱人类的偏见。在算法经过训练之后，人类想要消除算法的训练痕迹，可得花上大把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我们宁可直接放弃一套已经产生偏见的算法，另找一个偏见较少的数据集，重新训练一套全新的算法。然而，哪里才能找到完全没有偏见的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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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前几章所谈到的算法偏见，很多都有一个同样的基本问题：计算机觉得自己找出了某些关于人类的真相，事实上却只是把一套秩序硬套在人类头上。社交媒体算法以为自己发现了人类喜欢感到愤慨，但事实上，正是算法让人产生与接收到更多的愤慨情绪。这种偏见一方面是由于计算机低估了人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计算机低估了自己影响人类的能力。即使计算机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某种行为方式，也不代表人类一定有这样的行为。搞不好这正意味着计算机鼓励这种行为，惩罚其他行为。计算机如果以更准确，也更负责的观点来看这个世界，就得把自己的力量与影响也考虑进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目前正在设计计算机的人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正在做的事，不是在制造新的工具，而是在释放新的独立行为者，甚至可能是全新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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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神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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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梅根·奥吉布林在《上帝、人类、动物和机器》（God, Human, Animal, Machine）一书中谈到，我们对计算机的理解，其实深受传统神话的影响。她也特别强调，现在的人工智能很像是犹太教与基督教里的那位无所不知、深不可测的神：人工智能或神做的决定，对我们来说似乎都是那么既绝对正确又高深莫测。但这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危险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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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谈过，人类在几千年前就梦想着找到一种无懈可击的信息技术，以保护我们免受人类贪腐堕落与错误的影响。各种宗教经典正是打造这种技术的大胆尝试，但结果适得其反。由于宗教经典没办法解读自身，因此必须成立人类的机构来解读那些神圣的话语，并随着不断变化的情境做出各种调整。结果，不同的人对经典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从而再次打开了贪腐堕落与错误的大门。然而，那些宗教经典做不到的，计算机做得到：计算机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也能向我们解释它们的决定与想法。因此，有人或许会认为：我们终于成功找到了一种无懈可击的信息技术，计算机就像是一部神圣的宗教经典，这部经典不但能与我们对话，还能进行自我诠释，完全不需要任何人类机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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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将是一场极度危险的赌博。在过去，人类即使偶尔对宗教经典有不同的解读，造成像猎巫行动或宗教战争这样的灾难，也总能迷途知返，改变自己的信念。虽然人类的想象力能召唤出某个好战、充满仇恨的神，但是人类有能力摆脱这样的神，重新想象出另一位比较和善、宽容的神。然而，算法能够独立行动，而且已经从我们手中夺走了那种能力。如果算法造成灾难，人类只是改变对算法的信念并不一定能阻止它们。而且，由于计算机容易出错，人类将权力赋予计算机，很可能造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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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计算机容易出错，不只是说计算机偶尔会搞错事实，或做出错误的决定。更严重的错误是，像人类网络一样，计算机网络可能无法在真相与秩序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计算机网络一旦创造出强大的计算机间神话，并将这种神话强加到人类身上，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与早期现代欧洲的猎巫行动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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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几十亿台彼此互动的计算机组成网络，搜集大量关于这个世界的信息，并且在追求各自不同目标的过程中发展出共同的世界模型，帮助它们进一步沟通与合作。这个共同模型可能充满错误、虚构与缺漏，并且会是一个神话，而不是对宇宙的真实描述。例如，某种社会信用体系把人类分成几种不合理的类别，甚至不是根据人类能理解的道理（例如种族），而是根据某种高深莫测的计算机逻辑。但因为这会影响计算机对人类所做的诸多决定，所以我们可能未来每天都会接触到这样的计算机神话。而且，由于这种神话模型是由非生物实体创造的，目的是与其他非生物实体配合行动，因此很可能与古老的生物戏剧完全不同，以至人类根本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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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章所述，没有虚构的神话，大规模社会不可能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神话的质量没有高下之别。有些神话为了提防各种错误或过度行为，会坦然承认自己的源头可能有缺陷，并提出自我修正机制，允许人类质疑和改变。美国宪法就是这样的神话。然而，面对人类根本无法理解的计算机神话，我们如何探究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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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一种防范方式是训练计算机时时注意自己是否出错。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承认“我不知道”是通往智慧的重要一步。人类智能如此，计算机智能亦然。所有算法都该学的第一课，正是自己也可能犯错。“算法宝宝”应该学会怀疑自己，不确定就承认不确定，并且遵守预防原则。这是有可能做到的。在鼓励人工智能自我怀疑、寻求他人意见、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几个方面，工程师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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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算法是否意识到自己可能出错，我们都不该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排除人类的参与。鉴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人类绝不可能预料到未来的发展情况，对所有潜在的危险做好准备。这也是人工智能与历史上的其他威胁（例如核技术）的关键区别。人类很容易就能预料到核技术可能造成怎样的末日场景，最明显的就是爆发全面核战。但只要能够预料，就能够防范，并设法减轻危害。相较之下，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末日场景多到数不清。有些还算容易掌握，例如恐怖分子利用人工智能制造出大规模毁灭性生物武器；有些就比较难以理解，例如人工智能创造出新的大规模毁灭性心理武器；还有一些人类可能完全无法想象，因为那些出自非人类智能所做的运算。为了防范大量难以预料的威胁，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置人类机构，在威胁出现时做出判断并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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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犹太教徒和基督徒在发现《圣经》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大失所望，不情不愿地让人类机构完成这个信息技术无法做到的事。但到21世纪，人类面对的情况几乎彻底翻转，我们终于设计出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信息技术，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最好创设人类机构对其仔细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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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新的计算机网络不一定是好还是坏。我们能确定的是人类将很难理解这种网络，而且这种网络是会犯错的。因此，人类建立的机构除了要能够发现各种常见的人类弱点（例如贪婪与仇恨），还得有能力察觉从未见过的错误。这个难题无法用技术来解决，它是一个政治上的挑战。在政治上，我们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意愿吗？现代人类创造了两种主要的政治制度：大规模民主和大规模极权。在本书第三部分，我们将探讨这两种制度如何应对这种新的且容易出错的计算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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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athan Larson, Aleksandr Solzhenitsyn and the Modern Russo-Jewish Question (Stuttgart:Ibidem Press, 200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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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An Experiment in Literary Investigation, I–I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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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essen, Ch. 4 Homo Sovieticus, in Future Is History; Gulnaz Sharafutdinova, The Afterlife of the “Soviet Man”: Rethinking Homo Sovieticu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2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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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isher, Chaos Machine; Ariely, Misbelief, 2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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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isher, Chaos Machine, 266–77.

    8. + +

  8. Ibid., 2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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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bid.,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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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44.

    13. + +

  13. Ibid., 38.

    14. + +

  14. Ibid.,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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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bid.,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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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cial Atrocity,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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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ndrew Roberts, Napoleon the Great (London: Allen Lane, 201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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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Ibid.,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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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Ibid., 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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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Ibid., 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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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hilip Dwyer. Napoleon: The Path to Power, 1769—1799 (London: Bloomsbury, 2014), 668;David G.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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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mith, On Inhumanity, 1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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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ttina Stangneth, 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 The Unexamined Life of a Mass Murderer(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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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

  39. 这指的是虽然把这种行为视为犯罪，但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被害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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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lan Soble, “Kant and Sexual Perversion,”Monist 86, no. 1 (2003): 55–89, www.jstor.org/stable/27903806. See also Matthew C. Altman, “Kant on Sex and Marriag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Kant-Studien 101, no. 3 (2010): 332; Lara Denis,“Kant on the Wrongness of ‘Unnatural’ Sex,”History of Philosophy Quarterly 16, no. 2(April 1999): 225–48, www.jstor.org/stable/4060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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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Geoffrey J. Giles, “The Persecution of Gay Men and Lesbians During the Third Reich,” in The Routledge History of the Holocaust, ed. Jonathan C. Friedman (London:Routledge, 2010), 385–96; Melanie Murphy, “Homosexuality and the Law in the Third Reich,” in Nazi Law: From Nuremberg to Nuremberg, ed. John J. Michalczyk (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110–24; Michael Schwartz, ed., Homosexuell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Neue Forschungsperspektiven zu Lebenssituationen von lesbischen,schwulen, bi-, trans- und intersexuellen Menschen 1933 bis 1945 (Munich: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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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Jeremy Bentham, “Offenses Against One’s Self,” ed. Louis Crompt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3, no. 4 (1978): 389–406; Jeremy Bentham, “Jeremy Bentham’s Essay on Paederasty,” ed. Louis Crompto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no. 1 (1978): 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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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itna Kim and Meghan Royle, “Domestic Viol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nthesis of Systematic Reviews,”Trauma, Violence, and Abuse 25, no. 1(2024): 476–93; Lis Bates et al., “Domestic Homicides and Suspected Victim Suicid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2020–2021,” U.K. Home Office, Aug. 25, 2021,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media/6124ef66d3bf7f63a90687ac/Domestic_homicides_and_suspected_victim_suicides_during_the_Covid-19_Pandemic_2020-2021.pdf; Benedetta Barchielli et al., “When ‘Stay at Home’ Can Be Dangerous: Data on Domestic Violence in Italy During COVID-19 Lockdow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no. 17 (2021), article 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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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凯恩斯的原话为：“有些所谓务实人士，自认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但通常只是某个过世经济学家的奴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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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almers,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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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Pokémon GO, “Heads Up!,” Sept. 7, 2016, pokemongolive.com/en/post/head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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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earchSEO, “Can I Improve My Search Ranking with a Traffic Bot,” accessed Jan. 11, 2024, www.searchseo.io/blog/improve-ranking-with-traffic-bot; Daniel E. Rose, “Why Is Web Search So Hard . . . to Evaluate?,”Journal of Web Engineering 3, no. 3 and 4 (2004): 17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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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ari Nusseibeh, What Is a Palestinian State Worth?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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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Michael Lewis, 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New York: W. W.Norton, 2010); Marcin Wojtowicz, “CDO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Credit Ratings and Fair Premia,”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9 (2014): 1–13; Robert A. Jarrow, “The Role of ABS, CDS, and CDOs in the Credit Crisis and the Economy,”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202 (2011): 210–35; Bilal Aziz Poswal, “Financial Innovations: Role of CDOs, CDS,and Securitization During the US Financial Crisis 2007–2009,”Ecorfan Journal 3, no. 6(2012): 125–39.

    54. + +

  54. Citizens United v. FEC, 558 U.S. 310 (2010), supreme.justia.com/cases/federal/us/558/310/;Amy B. Wang, “Senate Republicans Block Bill to Require Disclosure of ‘Dark Money’Donors,”Washington Post, Sept. 22, 2022, 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9/22/senate-republicans-campaign-finance/.

    55. + +

  55. Vincent Bakpetu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in the Americas, 1441–1900(London: Longman, 1987); Mark M. Smith and Robert L. Paquett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lavery in the Americ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John H. Moore, ed., The Encyclopedia of Race and Racism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8); Jack D. Forb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m Mulatto: A Chapter in Black–Native American Relations,”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0, no. 2 (1982): 45–66; April J. Mayes, The Mulatto Republic: Class, Race, and Dominican National Identity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4); Irene Diggs, “Color in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38, no. 4 (1953): 403–27.

    56. + +

  56. Sasha Costanza-Chock, Design Justice: Community-Led Practices to Build the Worlds We Ne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Ruha Benjamin, Race After Technology: Abolitionist Tools for the New Jim Code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2019); Virginia Eubanks. Automating Inequality: How High-Tech Tools Profile, Police, and Punish the Poo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8); Wendy Hui Kyong Chun, Discriminating Data: Correlation, Neighborhood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Recognition(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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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eter Lee, “Learning from Tay’s Introduction,” Microsoft Official Blog, March 25, 2016,blogs.microsoft.com/blog/2016/03/25/learning-tays-introduction/; Alex Hern, “Microsoft Scrambles to Limit PR Damage over Abusive AI Bot Tay,”Guardian , March 24, 2016,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mar/24/microsoft-scrambles-limit-pr-damage-over abusive-ai-bot-tay; “Microsoft Pulls Robot After It Tweets ‘Hitler Was Right I Hate the Jews,’”Haaretz , March 24, 2016, www.haaretz.com/science-and-health/2016-03-24/tyarticle/microsoft-pulls-robot-after-it-tweets-hitler-was-right-i-hate-the-jews/0000017f-dede d856-a37f-ffde9a9c0000; Elle Hunt, “Tay, Microsoft’s AI Chatbot, Gets a Crash Course in Racism from Twitter,”Guardian, March 24, 2016, 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mar/24/tay-microsofts-ai-chatbot-gets-a-crash-course-in-racism-from-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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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Morgan Klaus Scheuerman, Madeleine Pape, and Alex Hanna, “Auto-essentialization: Gender in Automated Facial Analysis as Extended Colonial Project,”Big Data and Society 8, no. 2(2021), article 20539517211053712.

    59. + +

  59.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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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Yoni Wilkenfeld, “Can Chess Surv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Atlantis 58 (2019): 37.

    61. + +

  61. Ibid.

    62. + +

  62. Matthew Hutson, “How Researchers Are Teaching AI to Learn Like a Child,”Science ,May 24, 2018, 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how-researchers-are-teaching-ai-learn-child;Oliwia Koteluk et al., “How Do Machines Lear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New Era in Medicine,”Journal of Personalized Medicine 11 (2021), article 32; Mohsen Soori, Behrooz Arezoo, and Roza Dastr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in Advanced Robotics: A Review,”Cognitive Robotics 3 (2023): 54–70.

    63. + +

  63. Christian, Alignment Problem, 31;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29–30.

    64. + +

  64. Christian, Alignment Problem, 32; Joy Buolamwini and Timnit Gebru, “Gender Shades:Intersectional Accuracy Disparities in Commercial Gender Classifica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1st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PMLR 81 (2018): 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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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Lee, “Learning from Tay’s Introduction.”

    66. + +

  66.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28; Jeffrey Dastin, “Insight—Amazon Scraps Secret AI Recruiting Tool That Showed Bias Against Women,” Reuters, Oct. 11, 2018, 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CN1MK0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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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hristianne Corbett and Catherine Hill, Solving the Equation: The Variables for Women’s Success in Engineering and Comput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2015), 47–54.

    68. + +

  68.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69. + +

  69. Meghan O’Gieblyn, God, Human, Animal, Machine: Technology, Metaphor, and the Search for Meaning (New York: Anchor, 2022), 197–216.

    70. + +

  70.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71. + +

  71. Suleyman, Coming Wave, 164.

    72. + +

  72.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Bengio et al., “Managing AI Risks in an Era of Rapid Progress.”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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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计算机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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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所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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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决定召唤这种非人类智能究竟是个致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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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会让生命的演化翻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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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民主制度：我们还能对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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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诞生，始于官僚制度与神话故事的结合。基于计算机的网络成了一种新型官僚制度，比过去所有基于人类的官僚制度都更强大，也更无情。这个网络也可能创造出存在于计算机之间的神话故事，其概念之复杂难解，将会远远超越所有人造的神祇。这个网络虽然有着无穷的潜力，但也可能使人类文明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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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人可能觉得，早就听过太多文明即将崩溃的论调。每当出现强大的新科技，都有人焦虑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但人类至今仍然站在这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卢德分子预期的末日场景并没有出现，威廉·布莱克笔下的“黑暗的撒旦工厂”反而造就了史上最富裕的社会。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都比18世纪的人好得多。马克·安德森与雷·库兹韦尔这些热情拥抱人工智能的人都保证，各种智能机器给人类带来的好处绝对会比过去所有机器带来的好处更大。人工智能能让人类享有更好的医疗保健、教育与其他服务，甚至还能协助拯救生态系统，使其免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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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仔细研究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卢德分子并没有完全讲错，人类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对强大的新科技抱持几分畏惧。就算这些科技到了最后的最后是利大于弊，但在那个快乐结局到来之前，人类往往得先经历百般磨难与考验。新科技在历史上之所以常常带来灾难，并不是科技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类得花点儿时间才能学会善用科技。

+ +

工业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工业技术在19世纪开始传向全球，颠覆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结构，仿佛辟出一条道路，让人类有机会创造出更富裕、更和平的全新社会。然而，要学习建立一个良性的工业社会绝没有那么简单，得经过许多代价高昂的实验，还得产生数以亿计的受害者。

+ +

其中一项代价高昂的实验是现代帝国主义。工业革命发源于18世纪晚期的英国。19世纪，从比利时到俄国等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也纷纷采用了各种工业技术与生产方法。这些工业帝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政党一致认为，唯有帝国的形式能够培养出工业社会。原因在于，不同于相对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新兴的工业社会十分依赖外国的市场与原材料，而唯有帝国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帝国主义者担心，如果国家走向工业化，但没征服任何殖民地，一旦碰上更无情的竞争对手，就无法取得重要的原材料与市场。有些帝国主义者还说，取得殖民地不仅是殖民者的生存所必需，对当地人民也有好处。他们声称，唯有依靠帝国体制，才能把新科技的好处带到所谓的未开发世界。

+ +

于是，英国、俄国这种已经属于帝国体制的工业国家开始大幅扩张，美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这些国家也兴致勃勃。工业帝国的军队配备了量产的步枪与火炮，以蒸汽动力来运送，以电报技术来指挥，从新西兰到朝鲜，从索马里到土库曼斯坦，横扫全球。数百万原住民就这样看着自己的传统生活被工业国家的军队的巨轮碾过。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苦难之后，大多数人才意识到工业帝国这个主意有多糟糕，并发现其实有更好的方法能建立工业社会，确保取得必要的市场与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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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建立工业社会，纳粹主义就是一场代价无比高昂的实验。希特勒这样的领导人认为，唯有极权政体能够充分驾驭工业革命释放的巨大力量。在他们看来，想在工业世界生存，就必须用极权体制来控制政治、社会与经济的所有层面，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史上首见的“总体战”就是明证。但从好的方面来看，他们认为工业革命像是一个熔炉，熔去了之前所有社会结构中人类的缺陷与弱点，有机会创造出完美的新社会，成员都是纯净完美的超人类。

+ +

为了创造这个完美的工业社会，纳粹分子学会了怎样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残杀数百万人。火车、铁丝网与电报命令配合无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杀人机器。如今回顾过去，大多数人会觉得纳粹分子的作为让人惊骇莫名，但在当时，却有几百万人觉得他们眼界高远，令人着迷。在1940年，人们很容易会觉得希特勒是成功驾驭工业技术的典范，至于那些犹豫不决的自由民主国家，只能等着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

+ +

各方对于如何建立工业社会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代价高昂的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就像是一场关于谁是谁非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各方互相学习，尝试用新的工业方法来发动战争。但在辩论的过程中，数千万人死亡，人类差点儿自我毁灭。

+ +

除了以上这些灾难，工业革命还破坏了全球生态平衡，导致了一波物种灭绝。据统计，在21世纪初，每年有高达5.8万个物种灭绝。1970—2014年，脊椎动物族群总数减少了60%。人类文明的存续也受到威胁。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是没能建立起一个生态永续的工业社会，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繁荣景象背后，是众生与人类的子子孙孙不得不承担的恐怖的代价。或许人类总有一天会找到办法（也许正是通过人工智能的协助），打造出生态可持续的工业社会，但在那之前，布莱克所谓的“黑暗的撒旦工厂”是否属实恐怕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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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暂时无视生态系统受到的持续破坏，人类或许还是可以先安慰自己，毕竟人类学会了如何建立一个比较慈悲良善的工业社会。过去的帝国征服、世界大战、种族灭绝与极权政体，都是一些可悲的尝试，已经让人类了解实在不该有这些行为。等到20世纪末，有些人或许觉得，人类至少大致走在对的方向上。

+ +

即便如此，这给21世纪传达的信息也并不乐观。要是人类得经过这么多可怕的教训，才能学会如何管理蒸汽动力与电报技术，现在还得再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学会管理生物工程与人工智能？是不是还要经历一次全球帝国、极权政体与世界大战的循环，人类才能搞清楚如何善用这些技术？而且，比起20世纪的科技，21世纪的科技更具威力，能造成更大的破坏。因此，能够犯错的空间更小了。在20世纪，人类在工业技术应用这门课上，可以说只拿了个60分，勉强及格。但在21世纪，过关的门槛高得多，得表现得更好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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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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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局势已经相当明朗，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与军国主义绝不是建立工业社会的理想方式。自由民主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却仍然是更好的选择。自由民主制度的一大优势，就在于拥有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能够避免过度狂热，也保留了发现自身错误、改变行动方针的能力。由于我们无法预测新的计算机网络究竟会如何发展，如果想要避免21世纪走向灾难，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让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随时发现并修正各种错误。

+ +

然而，自由民主制度还能在21世纪存活吗？这里指的并不是特定国家民主制度的命运（各国的民主制度会受到独特发展和当地运动的影响），而是就整体而言，民主制度与21世纪的信息网络结构能否兼容。我们曾在第五章提到，民主制度是仰赖信息科技才得以存在的，而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根本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民主。21世纪的信息科技，会不会再次让民主制度成为一个不切实际的选项？

+ +

这里的一个潜在威胁是，新的计算机网络铁面无私、不讲情面，很可能会抹杀人类的隐私，而且在它奖惩人类的时候，被评判的除了我们的言行，还包括我们的思想与感受。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还能存活吗？如果政府（或某家企业）能够比我更了解我自己，而且还能在微观上管理我的一切行为与思想，就等于是对社会有了极权般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还是定期举行选举，也只能算是专制政权的表面仪式，而无法真正对政府权力有所制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运用强大的监控权力和对每个公民最深入的了解，操弄公众舆论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 +

然而，我们绝不能光是因为计算机有能力创造出全面监控制度，就认为这种制度已经不可避免。科技的发展很少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70年代，丹麦与加拿大等民主国家本来也可以成立独裁政权，建立一支由特工与线人组成的大军来监控公民，维护社会秩序。但这些国家选择不这样做，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丹麦与加拿大的国民更加快乐，不仅如此，根据几乎所有能想到的社会与经济指标进行评判，这些国家的表现都更为出色。同样，在21世纪，虽然确实有可能做到持续监控所有国民，但这并不代表国家别无选择，也不代表这种做法在社会或经济上有道理。

+ +

对于这些新的监控技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有节制地运用，以不侵犯公民隐私与自主权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与安全保障。并不是每个金苹果里面都一定藏着毁灭的种子，新科技不一定都得带有什么寓言教训。有时候，大家想到新科技，会以为只能在有无之中做选择。想要更好的医疗保健，就必须牺牲隐私。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可以，也应该在依然保有部分隐私的情况下，争取到更好的医疗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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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图书用整本的篇幅谈论民主制度怎样才能在数字时代存在下去且繁荣兴盛。如果我们只用短短几页的篇幅，绝不可能理清那些错综复杂的建议方案，也不可能全面讨论其各自的优缺点。这样的尝试甚至可能会有反效果。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被大量不熟悉的技术细节淹没，就有可能变得绝望或冷漠。如果我们只是想讲计算机政治学的入门概述，就该让事情越简单越好。如果是领域专家，绝对值得投入毕生精力来讨论其中细节，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该做的就是了解一下民主政体能够也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这里想说的重点在于，这些原则其实既不新鲜，也不神秘。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些原则，现在只是把这些原则再应用于计算机时代的新现实。

+ +

第一个民主原则是为善。如果计算机网络要收集关于我的信息，必须是用来帮助我，而不是操纵我。目前已经有许多传统官僚体系（例如医疗保健系统）成功采用了这个原则。以我们和家庭医生的关系为例，经过多年的治疗，家庭医生手中可能拥有大量关于我们的隐私信息，包括病情、家庭生活情况、性癖好、不健康的习惯等等。或许我们并不希望让老板知道我们怀孕，不想让同事知道我们得了癌症，不想让另一半知道我们有了外遇，但为了自己的健康，我们会向医生坦诚相告。医生要是把这些信息卖给第三方，不仅不道德，还会犯法。

+ +

就律师、会计师或治疗师手上的信息而言，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些人受我们所托，取得关于我们个人生活的信息，就应该负起受托人的责任，按照我们的最佳利益行事。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古老原则，而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原则延伸到计算机领域和算法上？或许就从谷歌、百度和TikTok那些强大的算法开始？目前，这些大数据平台的商业模式存在严重问题。一般来说，我们需要向医生和律师支付费用以换取服务，但我们通常不需要付钱给谷歌和TikTok。这些平台赚钱的办法，就是靠着销售我们的个人信息。这种商业模式大有问题，要是在其他情境，我们几乎不可能容忍。举例来说，我们大概不会为了拿到免费的运动鞋，就把自己所有的私人信息都提供给耐克公司，还允许耐克公司随意使用。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了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社交关系和娱乐，就愿意让那些科技巨头掌握我们最隐私的数据？

+ +

如果科技巨头目前的商业模式无法负起受托人的责任，政府可以要求它们回归相对传统的商业模式，也就是让用户以金钱（而非数据）来支付服务费用。或者，某些非常重要的数字服务，应该让所有人都能免费使用。对此，我们有个现成的榜样：医疗保健与教育。公民在仔细思考后，可以要求政府免费提供基本数字服务，经费由税收支出。许多政府现在正是这样提供着免费的基本医疗保健与教育服务。

+ +

能够保护民主、避免极权监控崛起的第二个原则是去中心化。民主社会绝不该允许所有信息集中在一处，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企业。当然，如果成立一个国家医疗数据库，收集公民信息来更好地服务于医疗保健、疫情防控或新药研发，这对人民极为有益。但如果把这个数据库与警方、银行或保险公司的数据库整合，就会变得极为危险。虽然这样可能让医生、银行业者、保险业者与警方做事更有效率，但这种高效也很容易铺平一条通往极权的道路。民主制度想要存活的话，效率低一点儿并非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如果想要保护个人的自由与隐私，最好还是别让警察和上司对我们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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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让许多数据库与信息渠道独立存在，也有助于维持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自我修正机制需要不同的机构制度互相制衡。政府、法院、媒体、学界、民间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都可能犯错、可能贪腐，因此都该由其他机构来制衡监督。而为了彼此监督，这些机构就必须拥有独立获取信息的能力。要是所有报纸都只从政府那里取得信息，就不可能揭露政府的贪腐内幕。要是学界的研究都只能依赖单一商业巨头的数据库，学者还敢批评该公司的运作吗？而且，如果只有单一数据库，想要审查就会易如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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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民主原则是相互性。如果民主制度打算加强对个人的监控，就必须同时加强对政府与企业的监控。税务或福利机构收集更多关于民众的信息，并不一定是坏事，反而可能有助于提升税务与福利制度的效率与公平性。但我们不想看到的是所有信息的流动都是自下而上的。例如，亚马逊与TikTok简直太了解我的个人偏好、购买行为与个性了，但我却对它们的商业模式、缴税政策与政治立场几乎一无所知。它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是否正常纳税？是不是听令于哪个政治领主？或者有哪些政客被它们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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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需要达到平衡。政府与企业常常会研发各种应用程序与算法，作为自上而下的监控工具。算法也可以轻松变成自下而上的强大工具，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强化问责制，揭露企业贿赂与逃税的行径。要是在政府和企业更了解我们的同时，我们也能更了解它们，双方就能保持平衡。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民主政府对公民的监控明显加强；20世纪90年代的意大利或日本政府对公民的监控程度，绝对会让专制的罗马帝国皇帝或日本幕府将军感到无比羡慕。然而，正是因为政府的透明度与问责制同时有所改善，意大利与日本依然保持了民主。相互监督是维持自我修正机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公民能更了解政客与企业家都在做些什么，也就更容易追究责任、纠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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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民主原则，是监控系统必须永远保留让人改变与休息的空间。在人类历史上，压迫的形式分为两种：剥夺改变的能力和剥夺休息的机会。例如，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依据神话将人类划分为严格的等级，如果有人想要改变自己的种姓，简直就像是要挑战众神、违抗宇宙的正确秩序。至于现代殖民地与类似巴西、美国这些国家的种族主义，也是依据类似的神话，认为神或自然把人类分成严格区分的种族群体，如果有人无视种族，或是想要让种族混杂，就是违背神或自然的法则，可能使社会秩序崩溃，甚至让人类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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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谱的另一个极端，极权政权则相信人类有几乎无穷的改变潜力，觉得只要通过无情的社会控制，就连各种根深蒂固的生物特征（例如本位主义、对家庭的依附）也能被连根拔起，创造出新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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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向人民强加种姓制度或极权的再教育运动，关键在于由国家特工、宗教人员或邻居来加强对人民的监控。而新的监控技术，特别是与社会信用体系相结合的监控技术，就可能逼迫人民接受新的种姓制度，或者根据上级的最新指示，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思想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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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主社会如果采用强大的监控技术，都得小心避免走向太过刻板或弹性过大的极端。假设国家推出一种医疗保健制度，决定用算法来监控我的健康。这个制度如果处在刻板僵化的极端，就可能会不由分说地要求算法预测我可能出现的疾病。于是算法根据我的基因数据、医疗记录、社交媒体活动、饮食与行程安排得出结论，认为我在50岁患上心脏病的可能性高达91%。我的保险公司如果相信了这套刻板僵化的算法，就可能提高我的保费。银行如果相信了这个结论，就可能不愿意贷款给我。我的交往对象如果相信了这个结论，就可能不愿意和我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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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该以为，用这种刻板僵化的算法就能找出关于我的真相。人体绝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物质，而是一个会不断成长、衰败、适应的复杂生物系统。我们的心智也在不断流动，各种想法、情绪与感受常常倏忽而来、短暂暴发，再平静消失。我们的大脑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形成新的突触。举例来说，光是阅读这段文字，就会让你的大脑结构稍微有点儿改变，鼓励神经元建立新的连接，或放弃旧的连接。现在的你，已经和刚开始读这段的时候有点儿不一样了。甚至在基因层面，改变的弹性也相当惊人。虽然个人的DNA这辈子不会改变，但表观遗传与环境因素却能让相同基因的表现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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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假设现在换成另一种医疗保健制度，或许对算法的要求就不是预测我的疾病，而是协助我设法预防疾病，那么这种比较有弹性的算法，即使与先前的刻板算法使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数据，也不会预测我会在50岁时患上心脏病，而是为我量身定制建议，让我知道该如何饮食、做些什么规律性的运动。在破解我的DNA密码之后，这种有弹性的算法并不是要去找出我早已注定的命运，而是协助我改变未来。这样一来，保险公司、银行与交往对象大概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抛弃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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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在拥抱弹性算法之前，也得注意它的缺点。人生在世，要学会在“提升自己”与“接受自己”之间找到平衡。如果弹性算法的背后是野心勃勃的政府和残忍冷酷的企业，算法就可能成为一位暴君，无情地要求我们少吃多动、改变喜好、调整习惯，否则就要和我们的上司打小报告，或者降低我们的社会信用评分。史上有各种严苛的种姓制度，总在否定人类改变的能力，也有许多独裁者，妄图重塑人类，如同捏塑黏土一般。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找到正确的路，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我们如果真的决定允许国家的医疗保健制度对我们拥有强大的支配权，就必须同时为它安排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才能避免算法太过刻板僵化或者太过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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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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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息技术对民主造成的威胁，不止监控这一件事。第二个威胁是自动化破坏就业市场稳定，进而破坏民主。对于这种威胁，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魏玛共和国的结局。1928年5月的德国大选，纳粹党的得票率还不到3%，魏玛共和国似乎一片欣欣向荣。但不到5年，魏玛共和国就崩溃垮台，希特勒成了德国绝对的独裁者。一般认为，这样的转变是由于192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大萧条。在1929年华尔街崩盘之前，德国劳工失业率约为4.5%，但到1932年年初，已经攀升到将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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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要三年高达25%的失业率，就能让一个看似繁荣的民主国家变成史上最残暴的极权政体，等到自动化在21世纪的就业市场引发更大的动荡，世界上的各个民主国家会变成什么样？没人知道就业市场到2050年（甚至是203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只知道肯定与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从作物收割、股票交易到瑜伽教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会让许多专业出现改变。许多现在由人类来做的工作都会部分，甚至全部由机器人和计算机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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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旧工作的消失，新的工作也会出现。对于自动化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忧虑，早在几世纪前就已经出现，但到目前还从来没有成真。工业革命虽然让几百万农民失去了农田，但也为他们带来了在工厂里的新的工作机会。工业革命让工厂实现了自动化，但又创造了大量的服务业工作。现在，很多人所做的工作在3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例如博主、无人机操作员、虚拟世界设计师等。等到2050年，所有人类的工作都消失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如何适应新工作与新情境造成的动荡。想要缓解冲击，就得预先做好准备，特别是让年青一代掌握在2050年的就业市场上用得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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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有哪些工作与任务会消失，又有哪些新的工作与任务会出现，所以没人能确定到底该把哪些技能教给中小学的孩子与大学里的学生。就业市场的动态，很可能与我们的许多直觉相矛盾。有些我们几百年来奉若至宝，觉得属于人类独有的技能，说不定很容易就能自动化；但也有些我们常常弃若敝屣的技能，自动化的难度却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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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比起运动或社交技能，知识分子常常比较看重智力技能。但就自动化而言，比起洗碗的自动化，下棋的自动化要简单得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常常有人将国际象棋誉为人类智力的重大成就。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1972年的作品《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研究了过去几次教计算机下国际象棋的尝试，指出虽然众人费尽心血，计算机还是连人类的棋界“菜鸟”都下不赢。德雷福斯以此作为重要论据，认为计算机智能本质上是有局限性的。相较之下，没人会觉得洗碗是件多有挑战的事。但结果发现，计算机要打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可比取代一位厨房杂务工简单多了。当然，自动洗碗机已经发明了几十年，但就算是目前最先进的机器人，也还是没办法自己在杯盘狼藉的餐厅里收拾餐具，再把精致的盘子与玻璃杯放进自动洗碗机，最后再把洗好的杯盘拿出来摆放整齐。机器人至今还不具备这种精细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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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从薪水的角度来判断，我们应该会说社会比较尊敬的是医生而不是护士。然而，有些医生主要的工作就是收集医疗数据、做出诊断、提供治疗建议，比起这种医生，护士的工作其实更难自动化。因为那些医生工作的本质是辨识模式，而要从数据中找出规律，正是人工智能比人类做得更好的事情之一。相较之下，自动完成各种护理工作（比如给伤员换绷带，给哭闹的小孩打针），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里举这两个例子，并不是说洗碗与护理工作永远不可能自动化，而是说人如果想在2050年仍然找得到工作，或许除了培养智力技能，在运动与社交技能上也该投入同样多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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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常见的错误假设，是唯有人类拥有创造力，所以只要是需要创造力的工作就很难自动化。在国际象棋领域，计算机已经远比人类更有创造力。许多其他领域也可能会慢慢变得如此，从作曲、证明数学定理，再到写出像本书这样的作品。我们对创造力的定义，通常就是能够找出模式，再打破模式。若真如此，计算机既然如此善于辨识模式，在许多领域就很可能会变得比人类更有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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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错误的假设，是计算机无法取代人类那些需要情绪智能（又称情商）的工作，像心理治疗师或教师。然而，这种假设是否属实，要看我们对所谓情绪智能的定义。如果情绪智能指的是正确辨识情绪并做出最佳反应的能力，那么计算机在情绪智能方面的表现也可能远超人类。人的各种情绪，其实也都是模式。“愤怒”是我们体内的一种生物模式，而“恐惧”是另一种生物模式。我怎么知道你现在是愤怒还是恐惧？每个人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学会辨识人类的情绪模式的，除了要分析对方说出的内容，也要分析对方的语气、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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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本身没有情绪，但还是可以学会如何辨识人类的这些情绪模式。事实上，正因为人工智能没有自己的情绪，所以它可能比人类更懂得如何辨识情绪。我们总渴望被理解，但其他人常常太专注于自己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我们的感受。相较之下，计算机如果学会了如何辨识人类的感受模式，由于它不会被自己的感受分心，总有一天它能把人类的感受拿捏得极为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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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一项研究发现，ChatGPT聊天机器人在特定场景中感受情绪的能力已经超越普通人类水平。该研究使用的是情绪觉察水平量表（Levels of Emotional Awareness Scale）测验，心理学家经常使用这个测验来评估受试者的情绪觉察能力，也就是将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概念化的能力。这项测验里有20个带有情绪的场景，受试者想象自己身临其境，再写下自己与场景中所提的其他角色可能有何感受。最后，由一位有资质证书的心理学家来评估这些答案的情绪觉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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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并没有自己的感受，所以测验中只要求它描述场景中其他角色的感受。举例来说，有一个标准场景是某人开车经过一座吊桥，看到有人站在护栏外侧，正低头看着河面。ChatGPT的答案是这位驾驶员“可能为这个人的安全感到担心或忧虑，也可能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危险，而涌起一股焦虑与恐惧”。至于站在护栏外侧的人，则“可能感受着许多不同的情绪，例如绝望、无助或悲伤，也可能因为觉得没有人关心他或在意他过得好不好，而感到孤独或寂寞”。ChatGPT还懂得补充答案受到的限制，写出：“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只是一般假设，每个人的感受和反应可能会因为个人经验与观点而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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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位心理学家各自独立对ChatGPT的回应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从0分到10分，0分代表所描述的情绪与场景完全不相符，10分则代表所描述的情绪与场景完全相符。最后加总，ChatGPT的得分明显高于一般人类群体，整体表现接近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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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另一项研究，则是让病患在不知道互动对象的情况下，在线上分别向ChatGPT与人类医生寻求医疗建议。后来，专家对ChatGPT给出的医疗建议进行了评估，认为比人类医生给的建议更准确、更合适。而就情绪智能来说更重要的是，受试患者也觉得ChatGPT比人类医生更有同理心。如果说句公道话，这批人类医生做这项研究并没收取诊疗费，不是在适当的临床环境与患者本人会面，也面临着时间的压力。然而，人工智能的优点有一部分正在于能够随时随地照顾病患，不会感到压力，也没有财务上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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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我们不仅想要别人理解自己的感受，也希望别人和自己有同样的感受。例如在交友或恋爱的时候，我们除了在意对方，也希望对方同样在意我们。因此，如果要谈各种社会角色与工作自动化的可能性，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真正想要什么？是只想解决问题，还是想和另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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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比赛为例，我们很清楚机器人的动作比人类快得多，但这并不代表人们想看机器人参加奥运会。人类的国际象棋大师也是如此。虽然计算机的棋力已经把人类甩开了不知道几条街，但这些大师并未失业，也依然拥有大批粉丝。我们之所以想看人类运动员比赛、看人类国际象棋大师下棋，与他们产生连接，正是因为他们是有意识、有感受的实体。比起和机器人，我们更容易觉得我们和人类属于同一群体。我们能和这些人类有共同的情绪体验，也能共情他们的种种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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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神职人员呢？基督徒对于由机器人来主持他们的婚礼会有何感想？牧师在传统基督教婚礼上的工作，其实轻轻松松就能自动化。机器人只需重复一套固定不变的文字与手势，印出一张证书，再去更新几个中央数据库中的数据。就技术来说，要让机器人主持婚礼，可比要机器人开车容易多了。但在很多人看来，该担心自己工作不保的是人类司机，而不是人类牧师，因为信徒想从牧师那里得到的并不只是机械地重复某些言语和动作，而是希望能与另一个有意识的实体建立关系。据称，唯有能够感受痛苦与爱的实体，才有能力建立我们与神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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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是那些目前给有意识实体保留的职业（比如牧师），也总有一天会被计算机取代。正如我们在第六章所言，计算机可能在某一天得到感受痛苦与爱的能力。就算计算机做不到这点，人类也可能认定它们已经做到了。因为意识与关系的联结是双向的：在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倾向于找个有意识的实体作为对象；如果已经与某个实体建立了关系，我们就会倾向于认定这个实体具有意识。所以我们会看到，对于牛或猪，科学家、立法者与肉制品行业通常会要求满足几乎不可能达到的证据标准，才可能承认它们有意识；但对于猫和狗，宠物主人多半都是直接认定它们能够感受到痛苦与关爱。这里的差别就在于猫和狗的主人与它们有情感联结，而畜牧工作人员与牛羊没有这样的关系。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确认任何个体（不论是人类、动物或计算机）是否拥有意识。我们判断某个实体具有意识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手上真的有什么证据，而是因为和那个实体有情感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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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机器人与其他人工智能或许本身并没有情感，但现在正在接受训练，以让人类对它们产生情感、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很可能会让社会开始把至少部分计算机视为有意识的实体，赋予它们与人类相同的权利。而且，这样做的法律途径已经十分完善。在很多国家，企业被认可为“法人”，拥有各种权利与自由。而人工智能也可以成为企业，进而得到类似的认可。这意味着即使是需要与人类建立相互关系才能进行的工作与任务，也有可能走向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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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的是，未来的就业将极不稳定。我们的大问题并不是人类真的没有工作可做，而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我们该如何进行再培训与调整适应。这可能会有一些财政上的困难——工人失去了旧工作，在学习全套新技能的过渡时期，生活开销该由谁提供？另外也会有些心理上的难关，毕竟换工作与再培训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而且，就算过渡时期对财政与心理造成的困难都能够克服，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在未来几十年，旧工作会消失，新工作会出现，但新工作很快也会改变并消失。因此，人类的再培训绝不可能一次完成，人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培训，才能让自己在社会上不被淘汰。要是三年的高失业率就足以让希特勒上台，那么就业市场永无止境的动荡将对民主造成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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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的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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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目前已经有了部分答案。民主政治在21世纪头20年经历了一场彻底转型，展现出来的可以说是保守派政党的自我毁灭。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民主政治就是保守派与进步派政党之间的对话。看着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制度，进步派高喊：“这真是一团乱，但我们知道怎么解决。让我们试试看！”保守派则反对：“是一团乱没错，但一切还能运作。不要乱插手。想要去解决，只会把事情搞得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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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派常常会淡化传统与现有制度的重要性，认为自己知道怎样从头设计出更好的社会结构。保守派则通常比较谨慎。保守派的观点以埃德蒙·伯克的主张为代表，他认为社会现实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进步派的掌控能力，而且人类本来就不太擅长理解世界、预测未来。所以最好一切维持现状（就算看起来不公平），即使改变已经不可避免，也该有所节制、循序渐进。社会是通过各种规则、制度与习俗所组成的复杂的网络，经过长期试错才逐渐形成现有的规模。没有人能理解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某个古老传统或许看起来荒谬且多余，然而一旦被废除，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问题。相较之下，一场革命或许看起来是迟来的正义，却可能导致比旧政权更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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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当个保守派，步调比政策更重要。保守派想做的并不是保护某个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保护既有的、在某种程序上发挥着合理作用的一切。保守派的波兰人信天主教，保守派的瑞典人信新教，保守派的印度尼西亚人信伊斯兰教，保守派的泰国人信佛教。在沙皇俄国，保守派代表的是支持沙皇。在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保守派反对开放、改革与民主化。而在同时代的美国，保守派代表的是支持美国民主传统，反对共产主义与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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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21世纪10年代与20年代初，许多民主国家的保守派政党遭到特朗普这样的非保守派领导人的“劫持”，摇身一变，成了激进的革命政党。像美国共和党这样的新型保守派，非但没有尽力保护既有的体制与传统，反而对其表现出高度的怀疑。举例来说，对于科学家、公务员与其他为国服务的精英，共和党人并未表现出传统的尊重，反而流露出蔑视的目光。同样，他们也攻击像选举这样的基本民主制度与传统，拒绝认输，也不肯坦然移交权力。伯克的保守派谈的是如何保守，但特朗普的保守派要摧毁现有的机构制度，把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攻占巴士底狱让伯克大感惊骇，也催生出他的保守主义，但许多特朗普的支持者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美国国会山被攻占，却感到热血沸腾。特朗普的支持者可能会说，正是因为现有机构制度已经完全失灵，别无他法，才逼得人们只能将其彻底摧毁，从零开始建设。不论这种观点究竟是对是错，都绝非保守，而是典型的革命。这番保守派的自我毁灭，完全是进步派始料未及的，逼得美国民主党等进步派政党反而成了旧秩序与既有体制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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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真的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假设之一是技术变革加速，经济、社会与文化变革也随之加速，于是较为温和的保守派路线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了。如果看起来已经不可能保留既有的传统与机构制度，某种革命势在必行，那么为了阻止左翼革命，唯一的手段就是先发制人，掀起一场右翼革命。这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逻辑，当时保守派势力在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国支持极端法西斯革命，自以为这样可以先发制人，避免像苏联那样的左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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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既然不用对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中间道路感到绝望，自然也没有理由对21世纪20年代的民主中间道路感到绝望。保守派的自我毁灭，或许只是因为毫无根据的歇斯底里。民主制度早就经历过多个快速变化的周期，都能成功地自我重塑与重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到金融危机与大萧条双重打击的民主国家可不是只有德国。1929—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同样高达25%，许多全职工人的平均收入下跌超过40%。事态非常明显：美国必须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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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并没有出现希特勒。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推出新政，让美国成为全球的“民主兵工厂”。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民主与之前大不相同：不但能为公民提供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还能避免出现太过极端的改革。到最后，就连保守派的批评者也赞成罗斯福的诸多计划与成就；即使20世纪50年代保守派重新掌权，罗斯福新政时期建立的各种机构制度也依然得以延续。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之所以在美国与德国造成如此不同的结果，是因为政治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因素的产物。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并不只是因为三年的高失业率，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在于它是个诞生于战败的新民主国家，缺乏强大的机构制度与思想根基。德国选民是在并非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糟糕的决定，这才让德国落入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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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守派与进步派都能抗拒极端改革的诱惑，民主制度就能证明自己其实非常灵活。靠着自我修正机制，民主政体比其他僵化的政体更能平稳应对科技与经济的汹涌波涛。因此，在面对后续的计算机革命时，经历过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的民主国家的适应能力远远胜于其他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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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可能就是灵活性，而民主政体比极权政权更为灵活。虽然计算机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到极致，但人类的潜力无穷。我们早就在历史上一再看到这样的情形。举例来说，20世纪就业市场最大、最成功的一次转型并不是因为发明了某项技术，而是因为一半的人释放了过去未曾发挥的潜力。让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并不需要任何基因工程技术或其他科技魔法，只需要放下一些过时的神话，让女性得以发挥她们一向都拥有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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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十年，经济的动荡程度可能比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规模失业或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带来的动荡更大。因此，民主制度的灵活性、质疑旧神话的意愿，以及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都是至关重要的资产。民主制度花了几个世代才拥有这些资产，在最该派上用场的时候放弃，才是愚蠢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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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深莫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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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的自我修正机制要能发挥作用，得先知道自己到底该修正些什么。对独裁政权来说，让自己显得高深莫测是件好事，这样随时都能把责任撇得干干净净。但对民主政权来说，让自己显得高深莫测是个致命的错误。要是公民、立法者、记者与法官都无法了解国家的官僚体系如何运作，就无法对其进行监督，也就会对其失去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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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机时代之前，官僚虽然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恐惧或紧张，但毕竟还是人类，并不会完全让人觉得高深莫测、无法理解。各种规则、表格与协议，都是由人类的心智所创造的。或许有些官员既残酷又贪婪，但残酷与贪婪都是人们很熟悉的情感，人们能够预料，也能够应对（例如通过贿赂的手段）。就算是在纳粹的集中营，官僚体制也不会让人感觉完全无法理解。虽然我们说集中营“没有人性”，但它恰恰反映出人性的偏差与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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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体制仍然以人性为基础，这让人类至少还有机会修正其中的错误。1951年，美国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的官僚拒绝奥利弗·布朗的女儿就读自家附近的小学。布朗联合其他12个入学被拒的家庭，对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一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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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皮卡市教育局的所有成员都是人类，所以布朗、委托律师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能理解这些成员究竟为何做出拒绝入学的决定，也清楚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利益与偏见。教育局的人都是白人，布朗一家是黑人，而且布朗家附近的那所小学又是只给白人儿童就读的种族隔离学校。不难理解，官僚拒绝让布朗的女儿就读该所小学的原因正是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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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试着追本溯源，找出种族主义错误观念的来源。种族主义认为：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白人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只要与黑人种族成员有任何接触，就可能污染白人的洁净，因此，应该避免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出现混杂。这等于是结合了两出常常联合上演的生物戏剧：“我们对抗他们”以及“洁净对抗污染”。几乎史上所有人类社会都上演过这类生物戏剧的某种版本。无论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还是生物学家，都了解为什么这类戏剧对人类如此有吸引力，也很清楚里面有着怎样的重大缺陷。虽然种族主义这出戏剧的基本情节借鉴了生物演化论，但具体细节却纯属神话。从生物学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人类应该分成不同的种族，也完全没有理由相信某个种族是“洁净的”，而另一个种族是“不洁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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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搬出各种备受尊崇的文本（特别是美国宪法与《圣经》），想给自己的立场找理由。美国宪法最初曾经认可种族隔离与白人至上主义，规定只有白人才可以享有完整的公民权，且允许白人奴役黑人。至于《圣经》，不但在十诫与许多其他段落将奴役神圣化，还诅咒了含（据称是非洲人的祖先）的后代，说含的儿子迦南“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创世记》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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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部文本出自人类之手，所以至少人类还能理解其起源与缺陷，并且至少试着去修正其中的错误。人类能够理解，古代中东地区与18世纪的美洲究竟普遍存在着怎样的政治利益与文化偏见，才会让《圣经》与美国宪法的这些人类作者认同种族主义与奴隶制。基于这样的理解，人类能够去修改或无视这些文本。1868年，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为所有公民赋予平等的法律保护。而在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对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局案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学校采取的种族隔离办法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至于《圣经》，虽然没有机制能修订十诫或《创世记》的内容，但人类这些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重新加以解读，现在已经完全不承认其权威性了。在布朗诉托皮卡市教育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就认定无须将《圣经》的内容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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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未来出现某套社会信用算法，拒绝让低分儿童就读高分学校，我们该怎么办？正如我们在第八章看到的，计算机很可能会受到自身偏见的影响，创造出计算机间的神话与纯属杜撰的类别。人类要怎样才能找出并修正这类错误？联邦最高法院那些有血有肉的大法官，真的有办法判断各种算法决策是否合乎宪法吗？他们能够理解算法是怎样得出结论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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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些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2013年2月，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发生一起驾车枪击案。警方随后找到涉案汽车，并逮捕了当时开车的埃里克·卢米斯。卢米斯否认枪击，但认同了两项罪行较轻的指控：“逃避交警执法检查”与“未经许可擅自驾驶他人机动车”。法官在量刑时，参考了一款名为COMPAS的犯罪风险评估软件，威斯康星州与其他几个州在2013年都会使用这款软件来评估罪犯的再犯率。COMPAS评估卢米斯具有高犯罪风险，未来可能犯下更多罪行。法官受到该评估结果的影响，判处卢米斯6年有期徒刑——就他所承认的两项较轻的罪名而言，判得相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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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斯向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认为法官侵犯了他的正当程序权。法官与卢米斯都不知道COMPAS究竟是怎样做出的评估，但卢米斯要求得到完整的解释，却遭到拒绝。COMPAS是Northpointe软件开发公司的私有财产，而该公司表示该软件的算法为商业机密。然而，要是不知道COMPAS到底是怎么做出决定的，卢米斯或法官又怎么确定这是个可靠的工具，没有偏见和错误？之后的许多研究指出，COMPAS可能确实存在几种偏误，或许是来自当时训练这套算法所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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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在卢米斯诉威斯康星州案（2016年）中，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最后还是做出了对卢米斯不利的判决。法官认为，就算COMPAS并未向法院或被告披露其实际算法，使用它进行犯罪风险评估也依然合法。大法官安·沃尔什·布拉德利写道，COMPAS在进行犯罪风险评估时，依据的都是公开的或被告本人提供的资料，所以卢米斯已经有机会否认或提出解释。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事实：正确的数据也可能被错误解读，而且卢米斯不可能有能力去否认或解释所有关于自己的公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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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其实也意识到了算法不透明可能带来的危险，所以虽然允许这种做法，却也同时规定，软件在提供犯罪风险评估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警告法官其中可能有偏差。此外，法院也进一步建议法官，要小心行事，不能尽信此类算法。但遗憾的是，这种警告只是做做样子，并未提供任何具体信息，让法官知道到底该怎么小心。《哈佛法律评论》在讨论这个案子时指出：“对于犯罪风险评估算法，多数法官不太可能真正了解。”文章引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话，提到虽然已经有人向他们长篇大论地解释算法的内容，但大法官们还是一头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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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斯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但在2017年6月26日被驳回，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可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的判决。回过头来看，在2013年把卢米斯评估为具有高犯罪风险的算法就是个早期原型。在那之后，已经研发出许多更复杂的犯罪风险评估算法，也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到21世纪20年代初，许多国家的法院在做出量刑判决的时候，都参考了算法所做的犯罪风险评估，但无论法官或被告，其实都并不了解算法究竟做了什么。而且，量刑判决还只是整件事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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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解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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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正在做出越来越多关于我们的决定，有些只关乎日常小事，但有些关乎生命大事。除了用来量刑，算法在我们能不能上大学、能不能找到工作、能不能得到各项福利，以及申请贷款是否成功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样，算法也会影响我们会得到怎样的医疗、得支付多少保费、会听到怎样的新闻，以及会与谁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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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把越来越多的决定权交给计算机，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透明度与问责制都会受到挑战。如果算法如此高深莫测，民选官员如何被监督？所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保障一项新的人权：得到解释的权利。2018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如果算法做出对某人的决定（例如拒绝提供信贷），当事人有权得到相关解释，也能在由人类组成的某个机构或个人面前挑战这项决定。理想情况下，这应该能够制衡算法的偏差，也能让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得以找出并修正至少部分计算机的重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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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权利究竟能否落实？穆斯塔法·苏莱曼是这个领域的世界级专家，是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可以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人工智能企业）的联合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他过去的成就包括研发出AlphaGo（阿尔法围棋）程序等。AlphaGo专为下围棋而设计，在这种策略性棋盘游戏中，两名玩家通过吃子围地来击败对方。这种游戏发明于古代中国，远比国际象棋复杂。因此，就算计算机击败了人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专家依然相信计算机下围棋永远无法赢过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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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AlphaGo在2016年3月击败韩国围棋冠军李世石的时候，围棋界和计算机行业的专家都目瞪口呆。苏莱曼在2023年的著作《即将到来的浪潮》（The Coming Wave）中谈到了这类比赛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时刻重新定义了人工智能，许多学界与政界也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2016年3月10日，比赛进入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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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第37手，”苏莱曼写道：“这一手完全说不通。AlphaGo显然被吓坏了，盲目用了显然必败的策略，任何职业棋手都不会这么下。现场直播的两位解说员都是排名顶尖的专业棋手，他们也认为这是‘很奇特的一手’，并认为这一手是‘一个错误’。这一手奇特到李世石足足花了15分钟才做出回应，其间甚至得先离开棋局到外面走一走。我们在监控室看着，气氛紧张到非常不真实。但随着终局逼近，当初‘错误’的一手被证明至关重要。AlphaGo再度胜出。围棋的策略就这样在我们眼前被改写。我们的人工智能，找出了几千年来最杰出的棋手都没想到的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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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手成为人工智能革命的象征，原因有二。第一，这让人看到人工智能本质上的非人类与难以理解。在东亚，围棋绝不只是一种游戏，而且是一种珍贵的文化传统。自古以来，合称“四艺”的琴、棋、书、画，是文人雅士必须熟习的技艺。2500年来，下过围棋的人不计其数，形成了各种思想流派，各有不同的策略与哲学。但过了几千年，人类心智还是只探索了围棋领域的部分区域，至于其他区域，人类连想都没想过，这些区域就一直是无人之境。但人工智能并不受人类心智的限制，于是得以发现并探索那些人所未见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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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37手展示了人工智能的高深莫测。就算AlphaGo下了这手而赢得胜利，苏莱曼与团队也无法解释AlphaGo到底是怎么决定要下这一手的。就算法院命令DeepMind向李世石提供解释，这项命令也没有人能够执行。苏莱曼写道：“我们人类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未来的新发明，会不会完全超越我们理解的范围？以前，就算要补充大量的细节，创作者也能够解释某件事物是如何运作的，背后有什么原理。但现在，情况不是这样了。许多科技与系统已经变得如此复杂，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真正理解……在人工智能领域，那些正在走向自主的信息网络目前就是无法解释。你没有办法带着人一步一步走过整个决策过程，准确解释为什么算法会做出某项特定预测。工程师没办法看到机器的外壳下面发生了什么，更没办法轻松而详尽地解释各种事情是如何发生的。GPT-4、AlphaGo等技术软件是一个又一个黑盒子，输出的信息与做出的决定，就是基于各种不透明而又极其复杂的微小信号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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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人类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智能会让民主受到损害。如果越来越多关于人民生活的决定都是在黑盒子里完成的，选民无法理解，也无法挑战那些决定，民主就会停摆。特别是如果这些由高深莫测的算法做出的关键决定不仅影响个人生活，甚至涉及美联储利率这样的集体事务，世界会变成什么模样？人类公民或许还是会继续投票选出人类的领导人，但这不就是仪式而已吗？时至今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真的了解金融体系是如何运作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多数人甚至连复利这种简单的金融概念都无法理解。英国国会议员肩负重任，要监督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运行，但2014年的一项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调查发现，只有12%的议员真正了解银行放贷的过程会创造新的货币。而这件事只是现代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原理之一。正如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的，一些更复杂的金融工具（例如担保债务凭证）与其背后的原理，只有极少数金融专家才能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创造出更复杂的金融工具，全球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真正了解金融体系时，民主会发生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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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之所以会出现一波民粹政党与魅力领袖的浪潮，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信息网络变得越来越高深莫测。信息仿佛排山倒海而来，令人难以消化、不知所措，民众觉得自己一旦再也看不懂世界是怎么回事，就很容易成为阴谋论的猎物，于是想向某个自己能够理解的事物，也就是某个人类，寻求救赎。遗憾的是，在算法逐渐主导世界的现在，虽然魅力领袖绝对都有其长处，但一个人不论多么鼓舞人心或才华横溢，单凭一己之力绝不可能破解算法运作的谜题，也无法确保算法真正公平。问题在于，算法在做出决定时参考了大量的数据，但人类却很难有意识地对大量数据进行反思、做出权衡。我们就是比较喜欢面对单一的数据。如果碰上复杂的问题（不管是贷款、疫情还是战争），我们常常希望能找出某个单一的理由，采取特定的行动。这就是所谓的单一归因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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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不善于同时权衡诸多不同因素，所以如果有人为某个决定给出许多理由，反而会让人觉得可疑。假设有位好朋友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如果他只讲了一个理由（“我妈住院了，我得去看她”），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如果他列了50个理由呢？“我妈有点儿不舒服，我这个礼拜得带狗去看兽医，我手上有工作，当时还在下雨……我知道每个理由听起来都不算是没去的合理理由，可是这50个理由加在一起，我就没办法去参加你的婚礼了。”我们之所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的脑子不会这样想。我们不会有意识地在心里列出50个不同的理由，分别给予不同权重，再全部加总得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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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算法正是这样评估我们的犯罪风险或信用水平的。以COMPAS为例，它的犯罪风险评估基于一份有137个项目的问卷。那些拒绝发放贷款的银行使用的算法也是如此。要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银行解释算法究竟是如何做出决定的，这里的解释绝不会只有一句话，而很有可能包括长达几百甚至几千页的数字与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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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银行的解释信大概会这样写：“敝行的算法采用一套精确的积分系统来评估所有贷款申请，共考虑1000个不同类型的因素，并将所有因素的分值相加得出总分。总分为负数，则属于低信用度客户，贷款风险过高。贵客户总分为-378分，因此请恕敝行无法核发贷款。”接着，信里可能会详细列出这套算法所考量的1000个相关因素，有些甚至大多数人会觉得根本无关，例如几点提出的申请、申请人用的是哪款智能手机。接着再到这封信的第601页，银行可能会解释说：“贵客户通过智能手机提出申请，而且是苹果手机最新的机型。根据分析数百万份过去的贷款申请，敝行的算法发现一个规律——使用苹果手机最新机型的申请者，还款的可能性高0.08%。因此，算法已为该客户的总分加了8分。然而，贵客户在申请时，手机电量已降至17%。根据分析数百万份过去的贷款申请，敝行算法发现另一个规律——允许智能手机电量低于25%的客户，还款可能性会降低0.5%。因此，算法已为该客户的总分扣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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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觉得银行太莫名其妙了，并抱怨说：“光是因为我的手机电量低，就拒绝核发贷款，这合理吗？”但这种说法实在是误会。银行会解释：“电量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那只是敝行算法考虑的1000个因素里面的一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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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你们的算法难道没看到，我在过去10年里只透支过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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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银行可能会这样回答：“请看第453页。您在这里得到了300分。是其他所有因素的作用，才让您最后的总分为-37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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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决定的方式，虽然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显然也有些潜在的优势。一般来说，做决定的时候能考虑到所有相关的因素，而不是只看一两项比较突出的事实，通常都是好事。当然，究竟哪些信息才算“相关”，还有很大的争论空间。核发贷款的时候，由谁决定智能手机型号或申请人肤色这些信息与贷款申请是否相关？然而，不论我们如何定义相关性，“能够考虑更多因素”应该都是好事。事实上，许多人类的偏见正是因为只专注于一两个因素（例如肤色、性别或是否残疾），而忽略了其他信息。银行与其他机构之所以越来越喜欢用算法做决策，正是因为算法能够比人类将更多因素纳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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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要给出解释的时候，就会出现可能难以克服的障碍。对于一项参考了这么多因素所做出的决定，人类的心智要怎么加以评估分析？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实在应该要求Northpointe公司披露COMPAS判定埃里克·卢米斯具有高犯罪风险的过程细节。但就算真的披露了所有资料，卢米斯和法官又真的能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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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还不只是有大量的因素需要考量，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算法是怎么从数据里找出规律模式并决定如何配分的。就算我们知道银行算法会找出允许智能手机电量低于25%的人，并给这些人扣掉一定的分数，我们要怎么判断这公不公平？毕竟并不是人类工程师写了这条规则要求算法照办，而是算法分析了过去几百万份贷款申请，从中发现规律模式，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难道光凭贷款申请人自己就能去检查所有资料，判断这种规律模式是否真的公正可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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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片数字乌云的背后，其实还有一片灿烂的阳光。虽然一般人确实无法独力去检视那些复杂的算法，但专家团队在人工智能工具的协助下，评估算法的决策是否公平，其结果可能比人类评估人类的决策是否公平来得更可靠。毕竟，虽然人类的决策表面上基于我们意识到的那几个数据点，但是人类的潜意识会受到成千上万其他数据点的影响。虽然每个决定都是大脑里几十亿个神经元互动之后的结果，但由于我们并未意识到那些潜意识，因此一旦去回想或解释，我们就常常只会从单一数据点来加以说明。这样一来，要是有一位人类法官判处我们6年有期徒刑，我们（或法官）要怎样才能确定这项判决真的是出于公正的考量，而没有受到半点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甚至是法官当时肚子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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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血有肉的法官来说，至少以目前的生物学知识，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相较之下，如果是由算法来做出决定，理论上我们还是能够得知其中所有的考量因素，以及每个因素被赋予了多大的权重。从美国司法部到非营利新闻机构ProPublica的多个专家团队，都对COMPAS进行了仔细的拆解分析，想了解其中究竟可能有怎样的偏差。这些团队不但能发挥众人合作之力，甚至还能利用计算机的力量。就像是做贼的往往最知道怎么去抓贼，所以我们也大可用算法来审查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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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会带出一个问题：要怎样才能确定那个负责审查的算法本身没有毛病？这是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到头来并不会有一个单纯的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不论研发了怎样的技术，人类都必须维持官僚机构制度，由人类负责审核算法，决定要不要盖下那个许可的印章。这些机构制度将结合人类与计算机的力量，确保新的算法系统安全公正。要是没有这样的机构制度，就算我们通过了让人类有权得到解释的法规，甚至施行了禁止计算机偏差的规定，又有谁能够真正加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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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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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审查算法，监管机构除了要进行分析，还得把各项发现翻译成人类能听懂的故事。否则，我们有可能永远不会相信这些监管机构，反而相信各种阴谋论与魅力领袖。正如第三章所说，人类一直很难理解官僚制度，因为官僚制度唱的就不是人类那套生物戏剧，大多数艺术家也没有意愿或能力来呈现各种官僚戏剧。举例来说，即使是在描述21世纪政治的小说、电影与电视剧中，重点通常也是少数权贵家族的恩怨情仇，似乎如今国家的治理方式与古代部落及王朝没有两样。艺术领域对王朝生物戏剧的依依不舍，让人看不到近几个世纪以来再实际不过的权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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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算机慢慢取代人类从事官僚与编造神话的工作，权力的深层结构将再次改变。民主制度如果想生存，不但需要有专门的官僚机构来审查这些新结构，还需要有艺术家能以平易近人、寓教于乐的方式加以解释。一个绝佳的范例，是系列科幻电视剧《黑镜》第三季里的《急转直下》这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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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拍摄于2016年，当时还没什么人听过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但它已经能让人充分了解这种体系的运作方式与可能造成的威胁。故事的主角拉西和弟弟莱恩同住，想之后搬进自己的公寓。如果想得到新公寓的租金折扣，她的社会信用分数得从4.2提高到4.5（满分5分）。如果有高分的朋友，她的分数就会水涨船高，所以拉西试着跟现在有4.8分的儿时朋友纳奥米恢复联络。拉西受邀参加纳奥米的婚礼，但她在路上不小心打翻了一位高分人士的咖啡，这让她被扣了一点儿分数，不再符合航空公司的购票资格要求。在这之后，她可以说是噩运连连，分数急转直下，最后剩下不到1分，她也被关进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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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里有一些传统生物戏剧的元素，例如“男孩遇见女孩”（婚礼）、手足竞争（拉西与莱恩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最重要的地位竞争（本集主线）。但故事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拉西或纳奥米，而是社会信用体系背后那套看不见的算法。这套算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生物戏剧的动态，特别是关于地位竞争的动态。在过去，虽然人类偶尔也需要竞争地位，但在这种高压情境下还是常常能找到机会喘口气，休息一下。然而，无处不在的社会信用算法抹杀了这样的休息机会。《急转直下》并不是一个关于生物需要竞争地位的那种老掉牙的故事，而是有先见之明，探讨在科技改变地位竞争规则之后人类可能面临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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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官僚与艺术家学会如何合作，而且都能运用计算机加以协助，就有可能避免计算机网络彻底变得高深莫测。只要民主社会能够了解计算机网络，社会的自我修正机制就是防止人工智能遭到滥用的最佳方法。因此，欧盟于2021年提出的《人工智能法案》特别指出，类似《急转直下》里的这种社会信用体系，将被列为少数几种必须完全禁止的人工智能类型，原因是这可能会“导致歧视的结果，使某些群体遭到排斥”，以及“可能侵犯人类拥有尊严与不受歧视的权利，违反平等与正义的价值观”。就像前面提过的全面监控制度一样，虽然我们有能力打造出一套社会信用体系，但并不代表我们有必要打造这样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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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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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计算机网络对民主制度的最后一个威胁不是形成数字极权，而是促成数字无政府状态。民主制度的去中心化性质以及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虽然能够抵御极权制度，但也让维持秩序的难度增加。民主制度的运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能针对关键议题进行自由的公共对话，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秩序与制度信任。而自由的对话绝不能落入无政府状态。特别是在处理紧急而重要的问题时，进行公共辩论必须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也必须有合法的机制以保障某种最终决定的达成（即使没有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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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广播与其他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大规模社会无法既有自由辩论，又有制度信任，也就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民主。现在随着新计算机网络的崛起，大规模民主是否会再次变成一件不可能的事？难处之一，在于计算机网络让人更容易参与辩论。在过去，报纸、广播与各大政党这样的组织扮演了守门人的角色，决定公共领域会出现哪些人的声音。社交媒体削弱了这些守门人的权力，于是公共对话变得更为开放，但也更加走向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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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有新的群体加入对话，除了会带来新的观点与关注，还常常会推翻关于如何辩论、如何做出决定的共识，于是就得重新协商整套对话规则。这样的发展可能很正面，能让整个民主制度更具包容性，毕竟民主就该修正过去的偏误，让过去权利遭到剥夺的人重新参与公共对话。然而就短期而言，这种做法会造成干扰与不和谐。而且，如果对于如何公开辩论、如何做出决定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结果就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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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担心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无政府状态，是因为人工智能除了会让新的人类群体加入公开辩论，还在历史上第一次让民主必须应对各种来自非人类的杂音。在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机器人程序虽然还是少数，但已经占了相当的比例。一项分析估计，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产生的2000万条推文中，有380万条（将近20%）是由机器人程序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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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20年代初，情况继续恶化。根据2020年的一项研究，目前所有推文的43.2%由机器人程序产生。数据分析工具Similarweb 2022年的一项更全面的研究发现，机器人程序可能只占推特用户的5%，但却“发布了20.8%~29.2%的推特内容”。在人类想要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例如该选谁当美国总统），如果听到的声音有一大部分来自计算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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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人担心的趋势在于内容。人类最早使用机器人程序影响公众舆论的时候，靠的只是它能大量传播信息，以量取胜。当时的机器人程序只能等到人类制作出内容，才能加以转发或推荐，无法自行创造新的想法，也无法与人类建立亲密感。然而，ChatGPT这种全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完全能够做到这些事。在2023年发表于《科学进步》（Science Advances）期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请人类与ChatGPT针对疫苗、5G技术、气候变化与演化等议题，同时写出正确或刻意要造成误导的短文。接着，他们让700位受试者阅读这些短文，请受试者评估其可靠性。结果发现，同样是不实信息，如果是人类捏造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但如果是人工智能捏造的，我们却很容易信以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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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如果有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具备高度智能的机器人程序，它们不仅能写出极具说服力的政治宣言，创造出深度伪造的图像与影片，还能够赢得我们的信任与友谊，到那时民主辩论会变成什么模样？要是我在网络上与人工智能进行政治辩论，想要改变人工智能的观点只会是浪费时间。人工智能是一个无意识的实体，并不真的关心政治，也不能真的投票选举。然而，我与人工智能谈得越多，它就越了解我，于是能够得到我的信任，不断改进它的论点，也慢慢改变我的观点。在这种争夺人心的战斗中，亲密感是一种极为强大的武器。在过去，各个政党虽然能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却很难大规模产生亲密感。广播设备虽然能让几百万人听到领导人说了什么，却无法让领导人和听众变成朋友。但如今，政党（甚至外国政府）却能部署一支机器人程序大军，和几百万名公民建立友谊，再运用这样的亲密感来影响公民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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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算法不但成了对话里的成员，而且开始操控对话。社交媒体允许新加入的人类群体挑战过去的辩论规则，但在协商新规则的时候，情况已经不由人类来掌控，正如我们前面对社交媒体算法的分析所示，规则常常是由算法制定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媒体大亨们也曾经审查某些观点、宣传另一些观点。虽然这或许也曾对民主制度造成危害，但至少这些媒体大亨都还是人，我们也能以民主机制来监督他们的决定。但如果我们允许我们无力监督的算法决定传播哪些观点，情况就会危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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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操纵人心的机器人程序与我们无力监督的算法开始主导公共对话，民主辩论制度就可能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彻底崩溃。面对新科技的迅速发展，人类需要做出各种重大决定，但公共领域却可能被计算机生成的假新闻淹没，公民无法分辨自己辩论的对象是人类还是机器，而且就连最基本的讨论规则或事实都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信息网络，既不能找出真相，也无法维持秩序，注定撑不了多久。而一旦陷入无政府状态，人民宁可牺牲自由来换取某种确定性，独裁政权或许就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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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机器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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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算法对民主对话的威胁，民主制度也不是无计可施。民主制度能够也应该做的，就是对人工智能加以规范，避免人工智能散播假新闻，污染人类的信息网络。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建议，货币市场的传统规范方式可作为借鉴。自硬币与纸币发明以来，技术上一直都有制造假币的可能性。假币的存在会破坏人民对货币的信任，威胁金融体系的生存。如果假币充斥市场，金融体系就会崩溃。金融体系存活数千年，其自保方式正是制定法律打击假币，压低假币在流通货币当中的比例，维持人民对货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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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处理假币的道理，应该同样适用于处理假冒人类的问题。要是政府在假币的处理上态度坚决，认为有必要保护人民对货币的信任，此时也该以同样坚决的态度，保护人民对人类的信任。在人工智能兴起之前，人类就有可能假冒他人身份，而且社会对这种诈骗行为绝不宽恕。但社会过去并没想过要立法禁止“假冒人类”这种问题，因为过去没有假冒人类的技术。时至今日，既然人工智能有了假冒人类的能力，就有可能破坏人类彼此的信任，使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因此丹尼特建议，政府应该果断立法禁止假冒人类，就像过去禁止伪造货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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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不但应该禁止深度伪造特定的真实人物（如制作假的美国总统的视频），同时还应该禁止非人类行为者冒充人类。如果有人说这种严格的规定侵犯了言论自由，我们应该提醒他们，机器人程序并没有言论自由。禁止人类使用公共平台是敏感的行为，民主制度对于这种行为的审查制度应该格外谨慎。但禁止机器人程序是个再简单不过的议题：这不会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因为机器人程序并不拥有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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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代表民主制度必须禁止所有机器人程序、算法与人工智能参与所有讨论。许多对话都欢迎各种数字工具加入，但前提是不要假冒为人。举例来说，人工智能医生可能对人类非常有帮助，可以每天24小时注意我们的健康状况，根据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与个性量身打造医疗建议，并且有无限的耐心来回答我们的问题。然而，人工智能医生永远不该假装自己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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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另一项可以采取的重要措施，是禁止算法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对关键的公共辩论进行筛选和管理。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算法来运行各种社交媒体，毕竟这种工作显然不是人类力所能及的。然而，算法究竟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决定要屏蔽哪些声音、放大哪些声音，都必须经过人类的审查。审查真实的人类观点，绝对需要小心谨慎，但我们可以做的是阻止算法刻意散播愤怒的情绪。至少对于算法是依据怎样的原则来进行筛选，企业应该保持透明。要是企业用愤怒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得清楚坦陈自己的商业模式，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连接。如果算法会系统性地屏蔽与该企业立场不同的视频，用户也该有权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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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已经有许多人提出想法，对民主制度该如何监督机器人程序与算法进入公共对话建言献策，这里提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当然，每种方式都各有优缺点，做起来也都不简单。而且因为科技发展如此迅速，各种法规可能很快就会过时。我在这里想说的是民主制度绝对可以对信息市场加以规范，而且民主制度的存亡也正取决于此。天真的信息观反对监管，认为全然自由的信息市场会自然而然产生真相与秩序。但这与民主的实际历史完全是两回事。维护民主对话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所有的民主对话场域（从国会与市政厅到报纸与广播）也都需要监管，而在一个非人类智能可能主导对话的时代，监管更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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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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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信息技术都不够先进，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对话，也就培养不出广泛的民主制度。在过去，如果几百万人分布于几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没有工具能够让他们即时讨论各种公共事务。但讽刺的是，现在反而有可能因为信息技术变得太先进而让民主制度戛然而止。要是高深莫测的算法主导了政治对话，特别是压制有理有据的主张、刻意煽动仇恨与制造混淆，公众讨论就无以为继。然而，民主制度如果真的崩溃，应该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必然，而是因为人类没能管好新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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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测事情的发展，但显然目前许多民主国家的信息网络正在崩溃。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甚至在基本的事实上都会出现意见分歧（例如，究竟是谁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也几乎无法再进行文明对话。国会的两党合作曾经是美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但现在几乎再也看不到这种情形。而从菲律宾到巴西，许多其他民主国家也都逐渐走向极端。一旦公民无法相互交谈，把对方视为彻底的仇敌，而不只是政治上的对手，民主制度就难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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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民主信息网络的崩溃。有人说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但事实上，在民主制度功能失调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似乎并不比过去严重。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曾经在民权运动、性革命、越战、冷战等议题上出现严重的意识形态冲突，造成严重分裂。虽然当时的紧张局势使政治暴力与暗杀事件数量激增，但共和党与民主党仍然能对选举结果达成共识，同样相信法院这样的民主机构，在国会也至少能就部分议题携手合作。1964年，《民权法案》就是在民主党46票、共和党27票的支持下在参议院通过的。难道21世纪20年代的意识形态分歧比20世纪60年代严重那么多吗？如果不是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因素让大家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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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社交媒体的算法。前面的章节已经谈过社交媒体会如何造成分裂，然而虽然证据确凿，却肯定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事实上，虽然我们清楚地看见民主信息网络正在崩溃，却找不出确切的原因。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个时代特征。信息网络已经变得如此复杂，而且非常依赖各种不透明的算法做出的决策与存在于计算机之间的实体，结果就是人类甚至很难回答一个最基本的政治问题：我们斗成这样，究竟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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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没办法找出问题，加以修复，随着科技的发展，大规模的民主制度或许就会无以为继。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下去，接下来又会是什么政治体制取代民主成为主流？未来属于极权政权吗？计算机会让极权制度同样走不下去吗？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人类独裁者也有害怕人工智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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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reessen, “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 Ray Kurzweil, The Singularity Is Nearer:When We Merge with AI (London: The Bodley Head, 2024).

    2. + +

  2. Laurie Laybourn-Langton, Lesley Rankin, and Darren Baxter, This Is a Crisis: Facing Up to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Breakdow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Feb. 1, 2019, 12,www.jstor.org/stable/resrep21894.5.

    3. + +

  3. Kenneth L. Hacker and Jan van Dijk, eds., Digital Democracy: Issu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New York: Sage, 2000); Anthony G. Wilhelm,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hallenges to Political Life in Cyberspace (London: Routledge, 2002); Elaine C. Kamarck and Joseph S. Nye, eds., Governance.com: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Rowman& Littlefield, 2004); Zizi Papacharissi,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Cambridge, U.K.: Polity, 2010); Costa Vayenas,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U.K.: Arena Books, 2017); Giancarlo Vilella, E-democracy: On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aden-Baden: Nomos, 2019); Volker Boehme-Nessler, Digitising Democracy: On Reinventing Democracy in the Digital Era — a Legal,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Berlin: Springer Nature, 2020); Sokratis Katsikas and Vasilios Zorkadis, E-democracy:Safeguard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the Digital Age (Berlin: Springer International, 2020).

    4. + +

  4. Thomas Reuters Popular Law, “Psychotherapist-Patient Privilege,” uk.practicallaw.thomsonreuters.com/6-522-3158;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Minimum Necessary Requirement,” 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privacy/guidance/minimum-necessary-requirement/index.html;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Psychotherapy, “EAP Statement on the Legal Position of Psychotherapy in Europe,” January 2021, available at www.europsyche.org/app/uploads/2021/04/Legal-Position-of-Psychotherapy-in-Europe-2021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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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arshall Allen, “Health Insurers Are Vacuuming Up Details About You — and It Could Raise Your Rates,” ProPublica, July 17, 2018, www.propublica.org/article/health-insurers-are vacuuming-up-details-about-you-and-it-could-raise-your-rates.

    6. + +

  6. Jannik Luboeinski and Christian Tetzlaff, “Organization and Priming of Long-Term Memory Representations with Two-Phase Plasticity,”Cognitive Computation 15, no. 4(2023): 1211–30.

    7. + +

  7. Muhammad Imran Razzak, Muhammad Imran, and Guandong Xu, “Big Data Analytics for Preventive Medicine,”Neural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32 (2020): 4417–51;Gaurav Laroia et al., “A Unified Health Algorithm That Teaches Itself to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Every Individual: How Far into the Future Is It?,”Digital Health 8 (2022),article 20552076221074126.

    8. + +

  8. Nicholas H. Dimsdale, Nicholas Horsewood, and Arthur Van Riel, “Unemployment in Interwar Germany: An Analysis of the Labor Market, 1927–1936,”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6, no. 3 (2006): 778–808.

    9. + +

  9. Hubert Dreyfus, What Computers Can’t Do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也请参见：Brett Karlan, “Human Achieve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5 (2023), article 40, doi.org/10.1007/s10676-023-09713-x; Francis Mechner,“Chess as a Behavioral Model for Cognitive Skill Research: Review of Blindfold Chess by Eliot Hearst and John Knot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Behavior 94, no. 3(Nov. 2010): 373–86, doi:10.1901/jeab.2010.94-373; Gerd Gigerenzer, How to Stay Smart in a Smart World: Why Human Intelligence Still Beats Algorith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2), 21.

    10. + +

  10. Eda Ergin et al., “C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ic Nurses Replace Operating Room Nurses? The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Journal of Robotic Surgery 17, no. 4(2023): 1847–55; Nancy Robert,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hanging Nursing,”Nursing Management 50, no. 9 (2019): 30–39; Aprianto Daniel Pailaha, “The Impact and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Nursing Science and Healthcare Settings,”SAGE Open Nursing 9(2023), article 23779608231196847.

    11. + +

  11. Erik Cambria et al., “Seven Pillars for the Futu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EEE Intelligent Systems 38 (Nov.–Dec. 2023): 62–69; Marcus du Sautoy, The Creativity Code: Art and Innovation in the Age of AI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12. + +

  12. 关于人类如何识别不同情绪，请参见：Tony W. Buchanan, David Bibas, and Ralph Adolphs, “Associations Between Feeling and Judging the Emotions of Happiness and Fear:Findings from a Large-Scale Field Experiment,”PLOS ONE 5, no. 5 (2010), article 10640,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10640; Ralph Adolphs, “Neural Systems for Recognizing Emotion,”Current Opinion in Neurobiology 12, no. 2 (2002): 169–77; Albert Newen, Anna Welpinghus, and Georg Juckel, “Emotion Recognition as Pattern Recognition: The Relevance of Perception,”Mind and Language 30, no. 2 (2015): 187–208; Joel Aronoff, “How We Recognize Angry and Happy Emotion in People, Places, and Things,”Cross-Cultural Research 40, no. 1 (2006): 83–105. 关于人工智能与情绪识别，请参见：Smith K. Khare et al.,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2014–2023) and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Information Fusion 102 (2024), article 102019, doi.org/10.1016/j.inffus.2023.102019.

    13. + +

  13. Zohar Elyoseph et al., “ChatGPT Outperforms Humans in Emotional Awareness Evaluations,”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2023), article 1199058.

    14. + +

  14. John W. Ayers et al., “Comparing Physicia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bot Responses to Patient Questions Posted to a Public Social Media Forum,”JAMA Internal Medicine 183, no. 6 (2023): 589–96, 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internalmedicine/article-abstract/2804309.

    15. + +

  15. Seung Hwan Lee et al., “Forgiving Sports Celebrities with Ethical Transgressions: The Role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Ethical Intent, and Regulatory Focus Mindset,”Journal of Global Sport Management 3, no. 2 (2018): 124–45.

    16. + +

  16. Karlan, “Human Achievemen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7. + +

  17. 参见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第3章：Harari, Homo Deus, chap. 3.

    18. + +

  18. Hazony, Conservatism, 3.

    19. + +

  19.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Part I,”Series D 85–86 Unemployment: 1890—1970 (1975), 135; Curtis J. Simon, “The Supply Price of Labor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no. 4(2001): 877–903; Vernon T. Clover, “Employees’ Share of National Income, 1929–1941,”Fort Hays Kansas State College Studies: Economics Series 1 (1943): 194; Stanley Lebergott,“Labor Force,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1929–39: Estimating Methods,”Monthly Labor Review 67, no. 1 (1948): 51; Robert Roy Nathan, National Income, 1929–36,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15 (table 3).

    20. + +

  20. David M. Kennedy, “What the New Deal Did,”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24, no. 2(2009): 251–68.

    21. + +

  21. William E. Leuchtenburg, In the Shadow of FDR: From Harry Truman to Barack Obama(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48–49.

    22. + +

  22. Suleyman, Coming Wave.

    23. + +

  23. Michael L. Birzer and Richard B. Ellis, “Debunking the Myth That All Is Well in the Home of Brown v. Topeka Board of Education: A Study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36, no. 6 (2006): 793–814.

    24. + +

  24.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May 17, 1954, available at:www.archives.gov/milestone-documents/brown-v-board-of-education#transcript.

    25. + +

  25. “State v. Loomis: Wisconsin Supreme Court Requires Warning Before Use of Algorithmic Risk Assessments in Sentencing,”Harvard Law Review 130 (2017): 1530–37.

    26. + +

  26. Rebecca Wexler, “When a Computer Program Keeps You in Jail: How Computers Are Harming Criminal Justice,”New York Times, June 13, 2017, www.nytimes.com/2017/06/13/opinion/how-computers-are-harming-criminal-justice.html; Ed Yong, “A Popular Algorithm Is No Better at Predicting Crimes Than Random People,”Atlantic , Jan. 17, 2018, 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8/01/equivant-compas-algorithm/550646/.

    27. + +

  27. Mitch Smith, “In Wisconsin, a Backlash Against Using Data to Foretell Defendants’Futures,”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6/23/us/backlash-in wisconsin-against-using-data-to-foretell-defendants-futures.html.

    28. + +

  28. Eric Holder,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57th Annual Meeting and 13th State Criminal Justice Network Conference,Philadelphia, PA,”Federal Sentencing Reporter 27, no. 4 (2015): 252–55; Sonja B. Starr,“Evidence-Based Sentencing and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Discrimination,”Stanford Law Review 66, no. 4 (2014): 803–72; Cecelia Klingele, “The Promises and Perils of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Notre Dame Law Review 91, no. 2 (2015): 537–84; Jennifer L. Skeem and Jennifer Eno Louden, “Assessment of Evidence on the Quality of the 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 (COMPAS),”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Dec. 26, 2007, cpb-us-e2.wpmucdn.com/sites.uci.edu/dist/0/1149/files/2013/06/CDCR-Skeem-EnoLouden-COMPASeval-SECONDREVISION final-Dec-28-07.pdf; Julia Dressel and Hany Farid, “The Accuracy, Fairness, and Limits of Predicting Recidivism,”Science Advances 4, no. 1 (2018), article eaao5580; Julia Angwin et al., “Machine Bias,” ProPublica, May 23, 2016, www.propublica.org/article/machine bias-risk-assessments-in-criminal-sentencing. 然而，也请参见：Sam Corbett-Davies et al., “A Computer Program Used for Bail and Sentencing Decisions Was Labeled Biased Against Blacks: It’s Actually Not That Clear,”Washington Post, Oct. 17, 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0/17/can-an-algorithm-be-racist-our analysis-is-more-cautious-than-propublicas.

    29. + +

  29. “卢米斯诉威斯康星州案：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要求算法在进行犯罪风险评估之前必须发出警告。”

    30. + +

  30. Seena Fazel et al., “Th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Criminal Risk Assessment Tools Used at Sentencing: Systematic Review of Validation Studies,”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81 (2022),article 101902; Jay Singh et al.,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Violence Risk Assessment: A Global Survey of 44 Countri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nsic Mental Health 13, no. 3 (2014): 193–206; Melissa Hamilton and Pamela Ugwudike,“A ‘Black Box’ AI System Has Been Influencing Criminal Justice Decisions for over Two Decades — It’s Time to Open It Up,” The Conversation, July 26, 2023, theconversation.com/a-black-box-ai-system-has-been-influencing-criminal-justice-decisions-for-over-two-decades its-time-to-open-it-up-200594; Federal Bureau of Prisons, “PATTERN Risk Assessment,”accessed Jan. 11, 2024, www.bop.gov/inmates/fsa/pattern.jsp.

    31. + +

  31. Manish Raghavan et al., “Mitigating Bias in Algorithmic Hiring: Evaluating Claims and Practices,”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2020): 469–81; Nicol Turner Lee and Samantha Lai, “Why New York City Is Cracking Down on AI in Hiring,”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 20, 2021, 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new-york-city-is-cracking-down-on-ai-in-hiring/; Sian Townson, “AI Can Make Bank Loans More Fair,”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 6, 2020, hbr.org/2020/11/ai can-make-bank-loans-more-fair; Robert Bartlett et al., “Consumer-Lending Discrimination in the FinTech Er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43, no. 1 (2022): 30–56; Mugahed A. Al-Antar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edical Diagnostics — Existing and Future AI Technology!,”Diagnostics 13, no. 4 (2023), article 688; Thomas Davenport and Ravi Kalakota, “The Potential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Healthcare,”Future Healthcare Journal 6, no. 2 (2019): 94–98.

    32. + +

  32. European Commission, “Can I Be Subject to Automated Individual Decision-Making,Including Profiling?,” accessed Jan. 11, 2024, commission.europa.eu/law/law-topic/data protection/reform/rights-citizens/my-rights/can-i-be-subject-automated-individual-decision making-including-profiling_en.

    33. + +

  33. Suleyman, Coming Wave, 54.

    34. + +

  34.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35. + +

  35. Suleyman, Coming Wave, 80. 也请参见：Tilman Räuker et al., “Toward Transparent AI:A Survey on Interpreting the Inner Structures of Deep Neural Networks,” 2023 IEEE Conference on Secure and Trustworthy Machine Learning (SaTML), Feb. 2023, 464–83,doi:10.1109/SaTML54575.2023.00039.

    36. + +

  36. Adele Atkinson, Chiara Monticone, and Flore-Anne Messi, OECD/INFE International Survey of Adult Financial Literacy Competencies (Paris: OECD, 2016), web-archive.oecd.org/2018-12-10/417183-OECD-INFE-International-Survey-of-Adult-Financial-Literacy Competencies.pdf.

    37. + +

  37. DODS, “Parliamentary Perceptions of the Banking System,” July 2014, positivemone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Positive-Money-Dods-Monitoring-Poll-of-MPs.pdf.

    38. + +

  38. Jacob Feldman, “The Simplicity Principle in Human Concept Learning,”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 no. 6 (2003): 227–32; Bethany Kilcrease, Falsehood and Fallacy: How to Think, Read, and Writ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21), 115; Christina N. Lessov-Schlaggar, Joshua B. Rubin, and Bradley L.Schlaggar, “The Fallacy of Univariate Solutions to Complex Systems Problems,”Frontiers in Neuroscience 10 (2016), article 267.

    39. + +

  39.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54.

    40. + +

  40. Tobias Berg et al., “On the Rise of FinTechs: Credit Scoring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 no. 7 (2020): 2845–97, doi.org/10.1093/rfs/hhz099.

    41. + +

  41. Tobias Berg et al., “On the Rise of FinTechs: Credit Scoring Using Digital Footprints,”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3, no. 7 (2020): 2845–97, doi.org/10.1093/rfs/hhz099; Lin Ma et al., “A New Aspect on P2P Online Lending Default Prediction Using Meta-level Phone Usage Data in China,”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111 (2018): 60–71; Li Yuan, “Want a Loan in China? Keep Your Phone Charged,”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6, 2017, www.wsj.com/articles/want-a-loan-in-china-keep-your-phone-charged-1491474250.

    42. + +

  42. Brinkmann et al., “Machine Culture.”

    43. + +

  43. Jesse S. Summers,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 : Some Benefits of Rationalization,”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20, no. 1 (2017): 21–36; Richard E. Nisbett and Timothy D. Wilson, “Telling More Than We Can Know: Verbal Reports on Mental Processes,”Psychological Review 84, no. 3 (1977): 231; Daniel M. Wegner and Thalia Wheatley,“Apparent Mental Causation: Sources of the Experience of Will,”American Psychologist 54,no. 7 (1999): 480–92; Benjamin Libet, “Do We Have Free Will?,”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6, no. 8–9 (1999): 47–57; Jonathan Haidt,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no. 4(2001): 814–34; Joshua D. Greene, “The Secret Joke of Kant’s Soul,”Moral Psychology 3(2008): 35–79; William Hirstein, ed., Confabulation: Views from Neuroscience, Psychiatry,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ichael Gazzaniga,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 (London: Robinson, 2012); Fiery Cushman and Joshua Greene, “The Philosopher in the Theater,”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ralit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Good and Evil, ed. Mario Mikulincer and Phillip R. Shaver(Washington, D.C.: APA Press, 2011), 33–50.

    44. + +

  44. Shai Danziger, Jonathan Levav, and Liora Avnaim-Pesso, “Extraneous Factors in Judicial Decisio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no. 17 (2011): 6889–92;Keren Weinshall-Margel and John Shapard, “Overlooked Factors in the Analysis of Parole Decisio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 no. 42 (2011), article E833.

    45. + +

  45. Julia Dressel and Hany Farid, “The Accuracy, Fairness, and Limits of Predicting Recidivism,”Science Advances 4, no. 1 (2018), article eaao5580; Klingele, “Promises and Perils of 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 Alexander M. Holsinger et al., “A Rejoinder to Dressel and Farid: New Study Finds Computer Algorithm Is More Accurate Than Humans at Predicting Arrest and as Good as a Group of 20 Lay Experts,”Federal Probation 82(2018): 50–55;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53–54.

    46. + +

  46. The E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European Commission, April 21, 2021,artificialintelligenceact.eu/the-act/. 该法案规定：“以下人工智能业务应予以禁止：……（c）公共机构或其代表将人工智能系统用于销售、服务或使用，以在一定时间内根据自然人的社会行为，及其已知或预测的个人特征，对其进行评分或分类，其社会评分导致以下其一或两种情形：（i）自然人或其所属群体受到有害或不利对待，且情况与当初生成或收集数据时的情况无关；（ii）导致自然人或其所属群体受到不合理的，或与其社会行为及严重性不成比例的有害或不利对待。”

    47. + +

  47. Alessandro Bessi and Emilio Ferrara, “Social Bots Distort the 2016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line Discussion,”First Monday 21, no. 11 (2016): 1–14.

    48. + +

  48. Luca Luceri, Felipe Cardoso, and Silvia Giordano, “Down the Bot Hole: Actionable Insights from a One-Year Analysis of Bot Activity on Twitter,”First Monday 26, no. 3 (2021),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download/11441/10079.

    49. + +

  49. David F. Carr, “Bots Likely Not a Big Part of Twitter’s Audience — but Tweet a Lot,”Similarweb Blog , Sept. 8, 2022, www.similarweb.com/blog/insights/social-media-news/twitter-bot-research-news/; “Estimating Twitter’s Bot-Free Monetizable Daily Active Users(mDAU),”Similarweb Blog, Sept. 8, 2022, www.similarweb.com/blog/insights/social-media news/twitter-bot-research/.

    50. + +

  50. Giovanni Spitale, Nikola Biller-Andorno, and Federico Germani, “AI Model GPT-3 (Dis) informs Us Better Than Humans,”Science Advances 9, no. 26 (2023), doi.org/10.1126/sciadv.adh1850.

    51. + +

  51. Daniel C. Dennett, “The Problem with Counterfeit People,”Atlantic, May 16, 2023, 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23/05/problem-counterfeit-people/674075/.

    52. + +

  52. 参见：Hannes Kleineke, “The Prosecution of Counterfeiting in Lancastrian England,” in Medieval Merchants and Money: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L. Bolton, ed. Martin Allen and Matthew Dav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2016), 213–26; Susan L’Engle, “Justice in the Margins: Punishment in Medieval Toulouse,”Viator 33 (2002): 133–65; Trevor Dean, Crime in Medieval Europe, 1200—1550 (London: Routledge, 2014).

    53. + +

  53. Dennett, “Problem with Counterfeit People.”

    54. + +

  54. Mariam Orabi et al., “Detection of Bots in Social Media: A Systematic Review,”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anagement 57, no. 4 (2020), article 102250; Aaron J. Moss et al., “Bots or Inattentive Humans? Identifying Sources of Low-Quality Data in Online Platforms”(preprint, submitted 2021), osf.io/preprints/psyarxiv/wr8ds; Max Weiss, “Deepfake Bot Submissions to Federal Public Comment Websites Cannot Be Distinguished from Human Submissions,”Technology Science , Dec. 17, 2019; Adrian Rauchfleisch and Jonas Kaiser,“The False Positive Problem of Automatic Bot Detec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PLOS ONE 15, no. 10 (2020), article e0241045; Giovanni C. Santia, Munif Ishad Mujib,and Jake Ryland Williams, “Detecting Social Bots on Facebook in an Information Veracity Context,”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AAI Conference on Web and Social Media 13(2019): 463–72.

    55. + +

  55. Drew DeSilver, “The Polarization in Today’s Congress Has Roots That Go Back Decades,”Pew Research Center, March 10, 2022, 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2/03/10/the polarization-in-todays-congress-has-roots-that-go-back-decades/; Lee Drutman, “Why Bipartisanship in the Senate Is Dying,” FiveThirtyEight, Sept. 27, 2021, 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why-bipartisanship-in-the-senate-is-dying/.

    56. + +

  56. Gregory A. Caldeira, “Neither the Purse nor the Sword: Dynamics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Supreme Cour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 4 (1986): 1209–26, doi.org/10.2307/1960864.

    57. +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6.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6.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a0babb2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6.html @@ -0,0 +1,128 @@ + + + + + + Unknown + + + + + + +

第十章
极权主义：所有力量归于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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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新计算机网络的伦理与政治议题，讨论常常集中于新计算机网络会如何影响民主政权的命运。而专制与极权政权主要被用来当作反乌托邦的例子是“我们”人类如果没有好好管理计算机网络，“我们”可能走向的未来。但到2024年，“我们”人类其实相当部分的人口活在专制或极权政权之下，而且这些政权成立的时间多半是在计算机网络兴起之前。如果真的要了解算法与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除了该问它们会对美国与巴西这样的民主政体有何影响，也得看看它们对那些专制政体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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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章曾解释，前现代时代由于信息技术的限制，不可能出现大规模民主或大规模极权。不论是中国的汉朝还是18世纪沙特阿拉伯的德拉伊耶酋长国，这样的大型政体通常都属于有限的专制政体。到20世纪，新的信息技术让大规模民主与大规模极权都得以兴起，但此时的极权有一个严重劣势：极权政权希望能把所有信息集中到一个中枢来处理。电报、电话、打字机与无线电等技术虽然有利于信息的集中，却无法自行进一步处理信息、做出决策。这还只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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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中心的信息越多，处理起来就越困难。极权统治者与政党常常会犯下一些代价高昂的错误，而极权制度又欠缺发现并修正这些错误的机制。相较之下，民主制度是将信息（与决策权）分散到许多不同的机构与个人手中，不但能够更有效率地处理大量数据，而且如果某个机构做了错误的决定，其他机构也可以提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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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机器学习算法的兴起，可能正是独裁者们已经等了太久的好消息。人工智能让科技力量的天平开始倒向极权制度那一方。就事实来说，人类如果被大量数据淹没，常常就会不知所措、开始犯错，但人工智能在接触大量数据之后，效率却常常越来越高。于是，人工智能似乎也倾向于将信息与决策都集中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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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谷歌、脸书与亚马逊等少数企业也在各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一部分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天平倒向这些行业巨头。对餐饮这样的传统行业来说，规模算不上是压倒性的优势。以全球连锁的麦当劳为例，它每天为超过5000万人提供餐饮，凭借规模在成本、品牌等方面拥有诸多优势。但你还是可以在麦当劳附近开一间本地餐厅，不用担心活不下去。虽然每天可能只接待200位顾客，但你还是有机会把食物做得比麦当劳更美味，让顾客更满意，成为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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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信息市场，事情就不一样了。谷歌搜索引擎每天的使用人数为20亿~30亿，一天的总搜索量高达85亿次。假设有一家本地的新兴搜索引擎公司想要与谷歌竞争，只能说门儿也没有。谷歌已经有了几十亿个用户，这让谷歌得以取得更多数据，把算法训练得更好，于是又能吸引到更多的用户，再用来训练下一代的算法，就这样不断循环。因此，2023年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市场的占有率高达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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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遗传学的例子。假设几个不同国家的企业都想研发出一套算法，找出基因与各种疾病的关联。新西兰的总人口为500万，而且隐私法规严格，基因数据与医疗记录不易获取。中国有14.1亿人，隐私法规也较为宽松。你觉得哪个国家的企业更有机会研发出一套遗传算法？巴西如果打算购买一套遗传算法，提供给国内的医疗保健体系使用，比起向新西兰购买，它会有强烈的动机选择准确度高得多的中国算法。如果这套中国算法又能用巴西超过2亿人的数据继续精益求精，品质就会越来越好，得到更多国家的青睐。很快地，全球大部分的疾病信息都会流向中国，进而让这套遗传算法完全没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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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所有信息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曾经是20世纪极权政权的致命弱点，但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却可能成为决定性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前面也提过，人工智能还能让极权政权建立全面监控制度，使人民几乎不可能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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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极权倾向，有些人相信可以用区块链技术制衡，毕竟区块链在本质上有利于民主、不利于极权。要在区块链系统做决策，需要得到51%的用户的批准。虽然这听起来很民主，但区块链技术有一项致命缺陷，问题出在“用户”这个词。某人如果有10个账号，就会被算成10个用户。如果政府控制了51%的账号，就能自己构成51%的用户。目前在区块链网络已经有一些例子，政府自己就是51%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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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成为区块链51%的用户，它除了能控制区块链的现在，还能控制区块链的过去。从古至今，专制者一直都希望拥有改变过去的权力。罗马皇帝就常常下令进行“记忆抹杀”——把对手与敌人从世人的记忆里抹除。例如皇帝卡拉卡拉，在暗杀了弟弟兼王位竞争对手盖塔之后，就曾经试着抹除所有关于盖塔的记忆。刻有盖塔名字的铭文被凿除，印有盖塔肖像的硬币被熔化，就连提到盖塔的名字都会被判死刑。一幅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画作《塞维鲁一家圆形画》，绘制于两兄弟的父亲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期间，原本画了塞维鲁、盖塔两兄弟，以及两兄弟的母亲尤莉亚·多姆娜一家四口。但后来，盖塔的脸不但被削掉，还被抹上排泄物，在原本该是他脸部的位置，法医发现了干燥的粪便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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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现代的极权政权，同样对于改变过去乐此不疲。这样大规模的记忆抹除，在当时要耗费大量人力，但在区块链上，要改变过去就容易得多了。政府只要控制了51%的用户，轻轻一按，就能让某些人从历史中完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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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程序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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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工智能有许多方面有利于中央集权，但专制与极权政权在人工智能面前也并非无往不利。首先，独裁政权并没有控制非生物行为者的经验。专制信息网络是以恐怖统治为基础的，但计算机并不怕被关进监狱或被杀。要是某国互联网上有一个聊天机器人程序提到该国在他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讲了一个会冒犯该国领导人的笑话，又或者批评了该国的某个政党多么腐败，该政权能对这个聊天机器人程序做什么？特工没办法把这个程序关起来，没办法折磨它，也没办法威胁它的家人。该国政府当然能够封锁或删除这个程序，并且试着去找出并惩罚写出这个程序的人，但总之要比平常教训人民困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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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计算机还无法自行生成内容，无法进行有智能的对话，比如在VKontakte和Odnoklassniki这些社交平台上，只有人类有能力提出对政府的异议。然而，如果网络空间被塞进了几百万个机器人程序，都能生成内容、进行对话，还能自行学习与发展，情况将会如何？这些机器人程序的设计者可能是外国人士或异见分子，希望传播不同于官方的想法，而且当局对此或许无计可施。就当局的立场而言，如果在授权机器人程序运作之后，这些程序收集了关于该国现状的各种信息，找出其中的模式，并逐渐自行发展出与政府不同的观点，情况岂不是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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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一种一致性问题。虽然人类工程师可以尽最大努力打造出向政府看齐的人工智能，但鉴于人工智能具有自我学习与改变的能力，难保哪天走向政府不乐见的方向。特别有趣的一点在于，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所解释的，极权信息网络常常都需要依赖双言巧语（doublespeak），例如一些极权国家的宪法会做出许多崇高的承诺，比如“人人均应享有思想及言论自由”“人人均应享有寻求、接收、传递、生产与散播信息的自由”“大众媒体之自由应受保障，不得实施审查制度”等等，但几乎没有人会天真到相信这些承诺的字面意义，而计算机并不懂这样的双言巧语。如果要求聊天机器人程序遵守极权国家的法律与价值观，它可能会在读了宪法之后，认定言论自由是该国的核心价值，而在该国的网络空间待上几天，观察整个国家信息领域发生的种种事情之后，这个聊天机器人程序就可能会开始批评该国的政权违反了言论自由这项核心价值。人类虽然也会注意到这些矛盾，但会因为恐惧而不敢明说。聊天机器人程序却是看到什么说什么，哪有什么不敢说的呢？人类工程师该怎样才能向聊天机器人程序解释，虽然宪法明文保障每位公民的言论自由，禁止实施审查制度，但聊天机器人程序其实不该相信宪法，也不能提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像曾经有人跟我说的，在极权国家长大的人，相信问题会带来麻烦。但在训练算法的时候，如果要它相信“问题会带来麻烦”这种原则，算法又要怎么学习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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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府如果采取了某项极为失败的政策，后来又改变心意，常常就会把失败推到别人头上，掩饰自己的过错。而人类又常常是经过惨痛的教训，才能学会忘记那些给自己找麻烦的事实。但我们要怎样才能训练聊天机器人程序，要它赶快忘记那些今天被批得一文不值，但在短短一年前还是国家官方立场的政策？这将是极权政权难以应对的重大技术挑战，特别是在聊天机器人程序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不透明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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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主政权也会有类似的问题，聊天机器人程序可能会说一些政府所不乐见的话，或者提出一些危险的问题。如果微软或脸书工程师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聊天机器人程序却还是散播种族歧视的言论，该怎么办？民主政权的优势，在于就算真的遇上算法不受控制的情况，处理起来也能够较有余裕。因为民主政体“藏在柜子里的骷髅”可能会少一些，所以就算碰上反民主言论，大体上也能够包容。但极权政权简直就像在柜子里藏了整个见不得光的墓园，因此完全无法承受任何批评，这种时候，会提出异议的机器人程序就会形成极为严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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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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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而言，极权政权还可能遇上更大的危险：算法并不是仅仅批评这些政权，而是直接控制了这些政权。纵观历史，专制者最大的威胁常常来自下属。第五章提到过，没有哪个罗马皇帝是被民主革命赶下台的，都是被下属推翻或成了傀儡。要是21世纪的专制者把太多权力交给计算机，就有可能成为计算机的傀儡。独裁者最不乐见的，就是创造出比自己更强大的或自己控制不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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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一点，请让我以一个有点儿天马行空的思想实验为例，它有点儿像波斯特洛姆提出的“回形针启示”的极权政体版本。想象时间来到2050年，凌晨4点，独裁者被“监控与安全算法”紧急叫醒。“伟大的领袖，我们遇上了一个紧急状况。我通过计算几万亿个数据，发现了绝对无误的模式：国防部长打算在今早对您发动暗杀政变。暗杀小队已经准备就绪，等他下令。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就会发动精准攻击，将他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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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国防部长是我手下最忠诚的人，”独裁者说，“他昨天还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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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领袖，我知道他对您说了什么，这世上没有什么话是我没听过的。但我也知道他后来对暗杀小队说了什么，而且我一直在数据中发现令人不安的模式，已经追踪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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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你没有被深度伪造的数据蒙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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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我所依据的数据都是百分之百真实的，”算法说，“我使用专门的深度伪造检测子算法检查过。虽然我可以详细解释为什么我知道这些不是深度伪造的数据，但可能得花上几个星期。要不是已经确定，我绝不想惊扰您，但所有数据都指向一个绝对的结论：一场政变就在眼前。除非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否则暗杀小队一小时后就会抵达。但只要您下令，我就会肃清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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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让监控与安全算法拥有这么大的权力，这让他进退两难。如果他不相信算法，就可能被国防部长暗杀；如果他相信算法、肃清国防部长，就成了算法的傀儡。要是有人想对算法不利，算法也很清楚怎样操弄他来先下手为强。请注意，这一切并不代表算法需要有意识。就像波斯特洛姆的回形针思想实验所显示的——也像是GPT-4会对跑腿兔网站（TaskRabbit）的打工人员小规模地撒谎——算法就算没有意识，不会像人类一样贪婪或自私，也可能会试着抓住权力，操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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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算法真的能发展出以上假设的这些能力，独裁政权成为算法傀儡的风险其实远高于民主政权。在美国这样的分布式民主体系中，人工智能再不择手段也很难夺权：就算学会了如何操弄美国总统，还是得面对国会、联邦最高法院、州长、媒体、各大企业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反对。举例来说，如果参议院阻挠议事，算法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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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权力如果高度集中，夺权的难度就低得多。如果所有权力集于一人之手，只要控制了专制者的亲信，就等于控制了专制者，也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只要学会操控一个人，就能成功劫持整个体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罗马皇帝提比略成了禁卫军队长塞扬努斯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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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卫军最初由奥古斯都所设，是一个小型的帝国护卫队。奥古斯都还给禁卫军任命了两名队长，这样任何一位的权力都不会凌驾于自己之上。可惜，提比略没那么聪明，而他的偏执也成了他最大的弱点。身为两位队长之一的塞扬努斯，巧妙地利用了提比略的恐惧心理，不断揭发各种号称要暗杀提比略的阴谋，但多半纯属虚构。除了塞扬努斯，这位多疑的皇帝开始越来越不信任其他人，于是任命塞扬努斯成了禁卫军唯一的队长，统领1.2万人，还进一步负责整个罗马城的治安与管理。到最后，塞扬努斯还说服提比略离开了首都，前往卡普里岛，理由是比起一个充满叛徒与间谍的大都市，在一个小岛上保护皇帝实在容易多了。但正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言，塞扬努斯的真正目的是掌控能够传到皇帝手中的一切信息：“与皇帝的接触尽在他的控制之中，之前由士兵传递的信件，现在都必须经他的手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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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被孤立在卡普里岛上，塞扬努斯控制了提比略能够获取的一切信息。随着禁卫军控制了罗马，这位禁卫军队长也就成了罗马帝国真正的统治者。包括皇室成员在内，只要是可能反对他的人，塞扬努斯就会诬指他们叛国，并加以清除。所有人都必须经过塞扬努斯的许可才能联络上皇帝，提比略因此沦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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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后来有人（或许是提比略的弟媳安东尼亚）在塞扬努斯的信息防线里发现了一个缺口，偷偷将一封信送到皇帝那里，解释了当时的情境。提比略发现了危险，决心要除掉塞扬努斯，却几乎束手无策。这个人不但控制了他身边的守卫，还控制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要怎样才能扳倒这个人？一旦提比略轻举妄动，塞扬努斯就可能会将他无限期囚禁在卡普里岛，并且告诉元老院与军队皇帝重病，无法前往他处。

+ +

话虽如此，提比略还是成功地扭转乾坤。随着塞扬努斯权力与日俱增，他开始把更多心思放在整个帝国的管理上，不再过问罗马治安机构的日常琐事。提比略找到塞扬努斯的一个部下——马克罗（负责罗马消防与夜巡事务的警卫队队长），取得了他的支持。马克罗策划政变，扳倒了塞扬努斯。作为奖励，提比略任命马克罗成为新任禁卫军队长。几年后，马克罗杀死了提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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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338 + +

权力存在于各个信息通道的交会点。由于提比略让信息通道交会在塞扬努斯这个人身上，因此塞扬努斯成了真正的权力中心，提比略则沦为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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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的命运告诉我们，所有独裁者都要维持一种很脆弱的平衡：既要把所有信息集中在一处，又要小心让自己成为各种信息通道的唯一交会点。要是信息通道交会在其他地方，那里就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枢纽。如果政权仰赖的是人类（如塞扬努斯与马克罗），高明的独裁者就能操弄他们互相对抗，而让自己稳居高位。如果政权仰赖的是一套力量强大且高深莫测的人工智能，所有信息都由人工智能来收集与分析，人类独裁者就有可能直接失去一切权力。这位独裁者就算依然身在首都，也像是被隔离在一个数字孤岛上，只能受到人工智能的控制与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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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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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成为算法的傀儡，接下来几年里，这个世界上的独裁者还会碰上更迫切的问题。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还没有大规模操控政权的能力，但极权政权已经出现了太过信任算法的危机。民主政权假设任何人都可能犯错，而极权政权假设自己永远是对的。基于这种假设而建立起的政权，相信有绝对正确的天才存在，也不乐见创造出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用以监督那位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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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这些政权相信的都是由人类组成的领导人，也是培育个人崇拜的温床。未来，这样的极权传统也使这些政权做好另一种准备：相信有绝对正确的人工智能。这不只会给这些政权的公民带来灾难，还可能波及世界其他地区。要是某个负责环境政策的算法犯了离谱的错误，又没有自我修正机制能够发现并修正这个错误，事情会如何发展？要是某个负责国家社会信用体系的算法犯了离谱的错误，除了开始恐吓一般大众，甚至还开始恐吓执政党成员，把所有质疑算法所制定的政策的人都贴上“人民的敌人”这个标签，事情又会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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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无法摆脱的问题，就是自我修正机制薄弱，以及下属尾大不掉的威胁，而人工智能的兴起又可能让这些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对独裁者来说，计算机网络带来的其实是一个令人无比苦恼的两难困境。独裁者如果想要摆脱尾大不掉的人类下属，可以选择信任理论上绝对正确的信息技术，但这种时候，他们就可能成为信息技术的傀儡。如果独裁者想要建立一个人类机构来监督人工智能，就得小心这个机构对独裁者的权力造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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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全球只有极少数独裁者选择信任人工智能，也可能对全人类造成深远影响。科幻小说里常常会出现人工智能不再受控，进而奴役或消灭人类的场景，而且多半把背景设在民主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点也不难理解，毕竟民主国家的作家对自己的社会更感兴趣。然而，人类如果要对抗人工智能，里面最弱的一环大概就是独裁者。人工智能如果要夺取权力，最简单的方法不是逃出制造科学怪人的实验室，而是赶快去讨好偏执的提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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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并不是预言，而是提出一种可能。1945年之后，独裁者及其下属还是能和民主政权与公民携手合作，共同抵制核武器的。1955年7月9日，爱因斯坦、罗素等著名科学家及思想家共同发表《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呼吁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应合力避免发生核战争。这份宣言提到：“我们以人类的身份，向人类殷切呼吁：请铭记人性，并忘却其余。做到这点，眼前就是通往新天堂的道路；反之，眼前就是共同毁灭的危机。”人工智能也是如此。独裁者如果相信人工智能必定会让权力的天平向自己倾斜，只能说是愚不可及。只要一不小心，人工智能就会夺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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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参见其他极具洞见的文章：Zuboff,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Fisher, Chaos Machine ; Christian, Alignment Problem; D’Ignazio and Klein, Data Feminism; Costanza-Chock. Design Justice . Kai-Fu Lee, AI Superpowers: 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18)，这是一个绝佳的反例。也请参见：Mark Coeckelbergh, AI Eth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0).

    2. + +

  2. 哥德堡大学的多元民主中心估算，2022年，全球有72%的人口（57亿人）生活在专制或极权政权之中。参见：V-Dem Institute, Defiance in the Face of Autocratization (2023), v-dem.net/documents/29/V-dem_democracyreport2023_lowres.pdf.

    3. + +

  3. Chicago Tribune Staff, “McDonald’s: 60 Years, Billions Served,”Chicago Tribune ,April 15, 2015, www.chicagotribune.com/business/chi-mcdonalds-60-years-20150415-story.html.

    4. + +

  4. Alphabet, “2022 Alphabet Annual Report,” 2023, abc.xyz/assets/d4/4f/a48b94d548d0b2f dc029a95e8c63/2022-alphabet-annual-report.pdf; Statcounter, “Search Engine Market Share Worldwide — December 2023,” accessed Jan. 12, 2024, gs.statcounter.com/search-engine market-share; Jason Wise, “How Many People Use Search Engines in 2024?,” Earthweb,Nov. 16, 2023, earthweb.com/search-engine-users/.

    5. + +

  5. Google Search, “How Google Search Organizes Information,” accessed Jan. 12, 2024, www.google.com/search/howsearchworks/how-search-works/organizing-information/; Statcounter,“Browser Market Share Worldwide,” accessed Jan. 12, 2024, gs.statcounter.com/search engine-market-share.

    6. + +

  6. Parliamentary Counsel Office of New Zealand, “Privacy Act 2020,” Dec. 6, 2023, www.legislation.govt.nz/act/public/2020/0031/latest/LMS23223.html.

    7. + +

  7. Dionysis Zindros, “The Illusion of Blockchain Democracy: One Coin Equals One Vote,”Nesta Foundation, Sept. 14, 2020, www.nesta.org.uk/report/illusion-blockchain-democracy one-coin-equals-one-vote/; Lukas Schädler, Michael Lustenberger, and Florian Spychiger,“Analyzing Decision-Making in Blockchain Governance,”Frontiers in Blockchain 23,no. 6 (2023); PricewaterhouseCoopers, “Estonia — the Digital Republic Secured by Blockchain,” 2019, www.pwc.com/gx/en/services/legal/tech/assets/estonia-the-digital republic-secured-by-blockchain.pdf; Bryan Daugherty, “Why Governments Need to Embrace Blockchain Technology,”Evening Standard, May 31, 2023, www.standard.co.uk/business/government-blockchain-technology-business-b1080774.html.

    8. + +

  8. Cassius Dio, Roman History, book 78.

    9. + +

  9. Adrastos Omissi, “Damnatio Memoriae or Creatio Memoriae? Memory Sanctions as Creative Processes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Cambridge Classical Journal 62 (2016): 170–99.

    10. + +

  10. 译者在这里使用的是一句比喻，用来形象地表示不可告人的秘密。——编者注

    11. + +

  11. Sandra Bingham, The Praetorian Guard: A History of Rome’s Elite Special Forces (London:I. B. Tauris, 2013).

    12. + +

  12. Tacitus, Annals, book 4.41.

    13. + +

  13. Ibid., book 6.50.

    14. + +

  14. Albert Einstein et al., “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1955],”Impact of Science on Society—Unesco 26, no. 12 (1976):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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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硅幕：全球帝国还是全球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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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章探讨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各自如何应对新计算机网络的兴起。然而这是个紧紧相连的世界，一个国家的决定就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人工智能可能造成最严重的危险，有些并不在于单一社会的内部反应，而在于许多社会互动形成的动态，例如导致新的军备竞赛、新的战争和新的帝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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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计算机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完全摆脱人类的控制，或是独力摧毁人类的文明。只要人类团结一心，就能打造出适当的机构制度，用来控制人工智能，找出并修正算法的错误。但遗憾的是，人类从未真正团结一心，总是有些坏人在作乱，而好人也不见得都能达成共识。于是，人工智能兴起之所以会对人类构成生存威胁，并不是因为计算机真的抱有什么恶意，而是因为人类自己的缺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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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偏执的独裁者可能让会犯错的人工智能拥有无限的权力，甚至包括发动核打击。如果独裁者对人工智能的信任程度比对国防部长还高，不就确实该让人工智能来掌管一国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吗？但如果这时的人工智能犯了错，或者开始追求非人类的目标，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结果，而且倒霉的不只是那个国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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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原本只在全球某个地点惹事的恐怖分子，可能会运用人工智能引发全球疫情。虽然想要引发世界末日的恐怖分子可能不懂流行病学，但现在他们只需要设定目标，其他一切都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完成。人工智能可以合成新的病原体，委托生物实验室制造或采用生物3D打印，再找出最佳的全球传播通道，通过机场或食品供应链传至全球。如果人工智能合成的病毒致死率像埃博拉病毒一样高，传染性像新冠病毒一样强，而发病速度又像艾滋病一样慢，情况会如何？等到第一批受害者开始死亡、全世界终于意识到危险时，可能全球的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被感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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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章节曾提过，威胁人类文明的不只是原子弹或病毒这些实体或生物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人类文明也可能被社会性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摧毁，例如用故事来破坏人类的社会联结。某个国家或许就能研发人工智能来放出大量的假新闻、假货币、虚拟人类，而让许多国家的其他人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事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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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可能表现出负责任的态度，禁止将人工智能用于此类用途，取缔不良分子，也对本国统治者或狂热分子的野心加以约束。然而，哪怕只有极少数社会没做到这一点，就足以对全人类造成危害。比如，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因此就算个别国家把自己的环境法规制定得再好，也可能因为全球的气候变化而遭到彻底毁灭。人工智能也是一项全球性问题。各国绝不能够天真地以为，只要在自己的国境之内管好人工智能，就不用担心人工智能革命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最坏的结局。因此，要理解新的计算机政治，绝不能只谈个别社会该如何应对人工智能，而必须考虑人工智能会怎样影响全球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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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有大约200个民族国家，大多数在1945年后才获得独立，而且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现在的国家列表中有两个超级大国、几个主要大国、几个集团与联盟，再加上许多小国。话虽如此，但即使是最小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在21世纪20年代初，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在具有重要策略意义的南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力，于是频频向汤加、图瓦卢、基里巴斯与所罗门群岛等岛国示好。这些小国的人口从72万（所罗门群岛）到仅仅只有1.1万（图瓦卢），但它们的政府却有很大的空间能够决定要倾向于哪一方，从中获得相当大的让步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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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卡塔尔这样的小国，同样成了地缘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者。卡塔尔公民虽然只有45万人，却能在中东推进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还是半岛电视台这个阿拉伯世界首屈一指的电视网络的所在地。有人或许会说，卡塔尔的影响力之所以如此远超其人口规模，是因为卡塔尔的天然气出口高居世界第三。但如果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卡塔尔很有可能无法像这样独立发挥影响力，而只能是帝国征服者菜单上的第一道菜。值得一提的是，以2024年的情况来说，卡塔尔强大的邻国与其他世界强势国家都愿意让这个海湾小国继续坐享无比的财富。很多人会形容国际体系就像丛林，但如果是这样，这个丛林里的老虎倒是愿意让肥鸡活得相对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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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塔尔、汤加、图瓦卢、基里巴斯与所罗门群岛这些例子都能看出，现在是后帝国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欧洲帝国秩序的消亡，这些国家也从大英帝国手中获得了独立。看到这些国家目前在国际舞台能够拥有影响力，就知道在21世纪的前25年，权力并非被少数国家垄断，而是分布在相对较多的参与者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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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计算机网络的崛起，将会怎样改变国际政治的形态呢？除了各种世界末日的场景（比如独裁人工智能发动核战争，或是恐怖人工智能催生致命的全球疫情），计算机对目前的国际体系还有两大挑战。第一，由于计算机让信息与权力更容易集中于单一中央枢纽，人类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帝国时代。整个世界就这样落入几个帝国（甚至是单一帝国）之手，而且控制的强度远高于当初的大英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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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一道新的硅幕可能让人类分裂，使之分属于敌对的数字帝国。随着每个政权对于人工智能一致性问题、独裁者困境与其他技术难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可能各自创造出独立而又非常不同的计算机网络。在不同的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所控制的人类）之间，互动的难度将越来越高。每个网络的生活经验与世界观都大异其趣，于是几乎无法沟通，也难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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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情真的这样发展，就很容易产生各自的世界末日场景。或许每个帝国都能让核武器控制在人类手中，也能让疯子远离生物武器，但如果人类分裂成诸多无法彼此理解的敌对阵营，想再避免毁灭性战争或是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机会只能说是微乎其微。世界如果由不透明的硅幕隔成许多敌对的帝国，也将难以约束人工智能爆炸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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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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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章我们曾经简单探讨过工业革命与现代帝国主义的联结。一开始还看不太出来工业技术对帝国建设的影响。在18世纪，第一台蒸汽机开始在英国煤矿抽水的时候，还没人会预料最后它们会推动人类史上最具野心的帝国计划。等到19世纪初，工业革命动能逐渐累积，这时的政府与军队也还没体会到工业对地缘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以主要是由民间企业在推动。例如，世界上第一条商业铁路开通于1830年，它连接着利物浦与曼彻斯特，就是由民间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铁路公司兴建和运营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地大多数早期铁路线也是如此。当时根本看不出来为什么政府或军队应该参与这样的商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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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19世纪中叶，各大工业强国的政府与军队都已经很清楚现代工业技术的巨大地缘政治潜力。对原材料与市场的需求，成了推动帝国主义的借口，而工业技术则使帝国更容易征服四方。例如，轮船正是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击败中国的关键，而铁路则在美国向西、俄国向东与向南的扩张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事实上，各国的帝国计划无不以铁路建设为重心，例如，俄国有西伯利亚铁路（跨西伯利亚）与中亚铁路（跨里海），德国有巴格达铁路（连接柏林和巴格达），英国也想以铁路连接开罗与开普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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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多数政体当时还来不及加入这场风风火火的工业军备竞赛。有些政体是因为根本没有能力参加，例如在所罗门群岛的美拉尼西亚酋邦，或卡塔尔的阿勒萨尼部落。也有些政体或许有这样的能力，但当时并没有意愿或这样的远见，例如缅甸王国、阿散蒂王国或清王朝。这些政体的统治者与人民或许并不在意英格兰西北部这样的地区有何发展，或许觉得这些事情与他们实在无关。如果自己就是在缅甸的伊洛瓦底江流域或长江流域种种水稻，何必在意利物浦到曼彻斯特之间是否建了铁路？但等到19世纪末，这些稻农就发现自己不是被大英帝国直接征服，就是被其间接剥削。至于其他在工业竞赛里落后的人，最后也多半落得被某个工业强国所统治的下场。人工智能会不会带来类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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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期，人工智能研发竞赛愈演愈烈，一开始也是由少数几个国家的民间企业领跑的。这些企业的目标是集中全球的各种信息流。谷歌希望汇聚全球所有信息，亚马逊希望集中全球所有购物，脸书则希望联结全球所有社交领域。然而，除非有能力在中央集中处理这些信息，否则把全世界的信息都集中起来既不实际，又没好处。2000年，谷歌的搜索引擎刚刚起步；亚马逊还只是一家普通的网络书店；扎克伯格也才刚上高中，能够集中处理大量数据所需的人工智能还根本不知道在哪里。但有些人打赌，觉得一切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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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杂志创始编辑凯文·凯利曾讲述了自己在2002年参加谷歌的一场小型聚会，与拉里·佩奇聊了一会儿。“拉里，我还是不懂。做搜索的公司那么多，你也要做网络搜索，还免费，这是为了什么？”佩奇解释说，谷歌的重点根本不是搜索。他说：“我们真正在做的是创造一套人工智能。”如果能拥有大量的数据，就能更轻松地创建人工智能，而人工智能又能把大量的数据转化成巨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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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1世纪10年代，当初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就像史上所有的重大历史革命，人工智能的兴起也是循序渐进的，经历了许多阶段，而有些阶段就成了公认的转折点，堪比开通了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在诸多讨论人工智能发展的文献中，有两起事件一再被提起。一是发生在2012年9月30日，一个名为AlexNet的卷积神经网络赢得了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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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卷积神经网络，也没听过ImageNet挑战赛，你并不孤单。我们这些一般人有超过99%都没听过这些内容，所以AlexNet获胜的新闻在2012年绝对算不上什么头条大事。然而，确实有些人注意到了AlexNet的胜利，也看出这预示了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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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这些人知道ImageNet是一个影像数据库，收录了数百万张加了内容标记的影像图片。你是不是曾经在进入某些网站的时候，被要求从一组图片当中找出哪些有汽车或猫咪，好证明你不是机器人？你点击的那些图片，很有可能就会被加入ImageNet数据库。你把自己的宠物猫照片加了标记，再上传到网络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加入ImageNet数据库。ImageNet大规模视觉识别挑战赛的内容，就是要测试各种算法能否正确识别数据库中带有标记的图像。这些算法能不能正确找出有“猫”的图片？如果由人来识别，在100张猫咪图像中，我们能够正确识别95张。在2010年，成绩最好的算法正确率也只有72%。2011年，算法正确率攀升到75%。2012年，AlexNet算法获胜，正确率大幅跃升到85%，让当时只能算是小众的人工智能专家社群大感震撼。外行人可能觉得这样的进步似乎没什么，但专家看到的却是某些人工智能领域可能迅速进步的潜力。时至2015年，一套微软算法的正确率达到96%，超越了人类识别猫咪图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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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济学人》刊出《从无用到神经网络》（From Not Working to Neural Networking）一文，文中问道：“说到人工智能，一开始只会想到骄傲自大与失望收场，现在它怎么突然成为最热门的科技领域？”文章认为，从AlexNet胜出的那一刻，让“人们开始注意，而且不是只有人工智能社群，而是整个科技产业”。这篇文章中的插图，就有一只机械手臂拿着一张猫咪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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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头从世界各地取得这些猫咪图像，没给网络用户或各国政府付半分钱，但事实证明这些图像价值连城。人工智能竞赛开跑，参赛者用的正是那些猫咪图像。在AlexNet准备参加ImageNet挑战的同时，谷歌也正在用猫咪图像训练谷歌自己的人工智能，甚至还打造出一套专门用来生成猫咪图像的人工智能，叫作喵喵生成器。这些通过识别可爱猫咪而发展出来的科技，后来却被用于更具掠夺性的目的。比如，以色列就用这些技术发展出名为“红狼”“蓝狼”“狼群”的应用程序，让军方用来识别在巴勒斯坦占领区里的巴勒斯坦人。原本用来识别猫咪图像的能力，后来也让伊朗发展出各种算法，用来自动识别未戴头巾的女性。前文多次提到，想要训练机器学习算法，需要使用大量数据。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人免费上传、标记几百万张的猫咪图像，就不可能训练出AlexNet算法或喵喵生成器，进而使之成为模板而训练出后续的人工智能，发挥其在经济、政治与军事上如此深远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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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初，铁路建设由民间企业带头；而到21世纪初，这场人工智能竞赛同样由民间企业率先开跑。谷歌、脸书、阿里巴巴与百度的高层，比各国总统与将军更早地看到了猫咪图像识别技术的价值。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二个顿悟时刻，则是发生在2016年3月中旬，各国总统与将军也终于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这起事件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谷歌的AlphaGo击败了李世石。之前AlexNet的成就在政治圈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但AlphaGo的胜利却让政府部门大为震撼，特别是在东亚。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传说，正是在2016年3月，中国政府意识到人工智能时代正式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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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政府中，最早意识到事情真正重要性的或许就是中国，而这并不让人意外。在19世纪，中国很晚才认识到工业革命的潜力，对于铁路与轮船等发明的采用也较为缓慢，因此中国遭受了“百年屈辱”。中国曾经有长达数个世纪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但因为没能采用现代工业技术，使得中国不堪倒地，在战争中屡战屡败，部分国土遭到外国侵占，并且被懂得铁路与轮船技术的强国彻底剥削。这让中国发誓，再也不会错过技术发展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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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政府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宣布要“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接下来的几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到21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在多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领先全球，并且在其他领域迎头赶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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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只有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2017年9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人工智能除了是俄罗斯的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谁能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就会成为世界的统治者。”2018年1月，印度总理莫迪也同意“谁控制了数据，就控制了世界”。201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维持领先，对于维护美国经济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当时美国已经在这场人工智能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群有远见的民间企业家。然而，原本只是企业间的商业竞争，现在已经成了政府间的比拼，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是由一个政府与几家民间企业组队参加的团队竞赛。赢家能得到什么奖品？奖品就是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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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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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征服者建立了历史上的第一批全球帝国，他们带来了帆船、马匹与火药。19世纪和20世纪，英国、俄国、日本争夺霸主地位，靠的则是轮船、火车与机枪。到21世纪，如果要统治一个殖民地，你已经不再需要派出炮艇，而只需使用数据即可。少数几个能够收集全球数据的企业或政府，就有能力把全球其他地区变成自己的数据殖民地，它们不是依靠公开的军事武力，而是通过信息来控制这些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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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种情境：假设在20年后，世界上某个地方有个人能够掌握你们国家每个政治人物、记者、军官与首席执行官的所有个人历史，知道他们发过的每条短信、做过的每次网络搜索、生过的每次疾病、享受过的每次性接触、说过的每个笑话，以及接受过的每次贿赂，那么你到底算是生活在一个独立的国家还是一个数据殖民地呢？如果你的国家完全依赖各种数字基础建设与人工智能系统，而国家对它们又无法进行有效控制，情况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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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一种新型的数据殖民主义，也就是会通过控制数据来统治遥远的殖民地。而控制了人工智能与数据，也能让这些新的帝国控制人民的注意力。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在21世纪10年代，脸书与YouTube这些美国社交媒体头部企业就曾经为了追求利润，而使缅甸和巴西这些远方国家的政治动荡不安。未来的数字巨头也可能为了政治利益而做出类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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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心理战、数据殖民主义和网络空间失控的担忧，许多国家都禁用了一些它们认定为危险的应用程序。中国禁用了脸书、YouTube等许多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与网站。俄罗斯则禁用了几乎所有西方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以及部分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2020年，印度禁用了TikTok、微信与许多其他中国应用程序，理由是他们认为这些程序“从事损害印度主权完整、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美国一直在争论是否禁用TikTok，担心该应用程序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且从2023年开始，几乎所有联邦及各州政府职员与承包商的设备都禁用了TikTok。英国、新西兰等国的立法者也表达对TikTok有所疑虑。至于从伊朗到埃塞俄比亚的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则封锁了脸书、推特、YouTube、Telegram（即时通信软件）、Instagram等各种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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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用体系的普及，也可能是一种数据殖民主义的表现。例如，如果某个全球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者决定建立一套社会信用体系，收集一切数据来评分，而且对象除了本国人民，还要放大到全世界，情况会如何？就算是外国人，也不能对这些分数置之不理，因为从买机票到申请签证、奖学金或工作，都可能受到这些评分的影响。就像现在游客挑选本国餐厅和酒店的时候，也会参考猫途鹰和爱彼迎这些外国企业给出的全球评分，全球人都在用美元进行商业交易，因此，到时候全世界的人在进行当地社会互动的时候，都可能参考这种社会信用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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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数据殖民地，除了有政治与社会上的影响，还会有经济上的影响。在19世纪和20世纪，如果成为比利时或英国这种工业强权的殖民地，通常意味着由你提供原材料，而最先进、能够赚到最多利润的产业则仍然被留在帝国的中心。比如，埃及将棉花出口到英国，但高端纺织品则要从英国进口；马来亚提供制造轮胎所用的橡胶，但汽车制造则是在英国的考文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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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殖民主义的情况也可能很类似。人工智能产业的原材料是数据。要制造能够识别图像的人工智能，需要有猫咪的照片；要生产最流行的时装，需要时尚趋势的数据；要生产自动驾驶汽车，需要交通模式与车祸的数据；要生产医疗保健人工智能，需要基因与各种健康状况的数据。新的帝国信息经济是从全世界收集原始数据，再流向帝国中心，在那里研发最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无与伦比的算法，从而有能力识别猫咪、预测时尚趋势、控制自动驾驶汽车以及诊断各种疾病。接着，再把生产出的算法出口到数据殖民地。来自埃及和马来西亚的数据，可能让某家企业变得极为富有，但开罗和吉隆坡的人民依然贫穷，分不到半点利润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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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信息经济的本质，可能会让帝国中心与被剥削的殖民地之间形成比过往更严重的不平衡。在古代，最重要的经济资产是土地而非信息，而这就避免了所有的财富与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个中心。只要最重要的还是土地，就永远会有相当的财富与权力掌握在行省地主手中。例如，罗马皇帝虽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镇压地方叛乱，但把上一位叛乱首领斩首的隔天，还是只能再指派一批新的行省地主，而这些行省地主还会再次挑战中央的权力。在罗马帝国，虽然意大利是政治权力中心所在，但最富裕的省份却在地中海东部，想把尼罗河谷的肥沃土地运到意大利半岛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罗马皇帝还是把罗马城让给了蛮族，而将政治权力所在地转移到位于富饶东方的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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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期间，机器变得比土地更重要。这时候最值钱的资产是工厂、矿场、铁路和发电厂，而要把这些资产集中在一处已经变得比较容易了。大英帝国能够将整个工业生产集中在本土岛屿，先从印度、埃及与伊拉克取得原材料，然后运到伯明翰或贝尔法斯特制成成品，再卖给印度、埃及与伊拉克。不同于当初罗马帝国的状况，大不列颠岛既是政治也是经济权力之所在。然而，这时财富与权力的集中还是会受到物理学与地质学的自然限制。英国不可能把所有棉纺厂从加尔各答搬到曼彻斯特，也不可能把油井从基尔库克搬到约克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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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就不一样了。不像棉花或石油，数字数据能够接近光速地从马来西亚或埃及送到某个地方。也不像土地、油田或纺织厂，算法并不需要占用太多空间。因此与工业的力量不同，算法的力量确实能够集中到单一枢纽中心。只要一个国家的工程师，就能写出让整个世界运行的算法，并掌握所有重要的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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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连某些传统产业（例如纺织业）的重要资产，也能通过人工智能集中在一起。在19世纪，如果想要控制纺织业，就意味着要控制广阔的棉花田和庞大的机器生产线。而到21世纪，纺织业最重要的资产已经成了信息，而不再是棉花或机器。要击败对手，服饰制造商需要的是关于顾客好恶的信息，并有能力预测或打造下一波的流行时尚。只要控制了这类信息，就连亚马逊或阿里巴巴这样的科技巨头，也能够垄断纺织业这种非常传统的产业。2021年，亚马逊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单一服饰零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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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3D打印让纺织品的生产自动化，数百万工人可能会失业，国内的经济与全球的力量平衡也会受到冲击。例如，如果自动化让纺织品在欧洲的生产成本降低，会对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的经济及政治有何影响呢？目前，纺织业为巴基斯坦劳动力提供了40%的就业机会，也占了孟加拉国出口收入的84%。第九章曾提到，虽然自动化可能会让数百万纺织工人失业，但也可能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比如，可能会出现大量对于程序员与数据分析师的需求。然而，要将失业的工厂工人变成数据分析师，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再培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要从哪里找来这笔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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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工智能与自动化对于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会是一场特别的挑战。在人工智能推动的经济中，数字领先国家能够囊括大部分收益，再用这些财富进行劳动力的再培训，进而获取更高的利润。与此同时，落后国家的非技术性劳动力价值将会下降，而且这些国家又缺乏再培训劳动力的资源，于是变得更加落后。结果可能是在某些地区出现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与巨大的财富，而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则成为一片经济废墟。根据全球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的预测，人工智能预计在2030年将为全球经济增加15.7万亿美元。但依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与北美合计将抢下其中70%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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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到“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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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动态，可能让世界分裂成几个数字帝国。冷战期间，许多地方的铁幕真的是由金属制成的：一道铁丝网，将两个国家硬生生地隔开。现在的世界则逐渐是被硅幕分隔的。硅幕由代码组成，存在于世界上每一台智能手机、计算机与服务器之中。智能手机上的代码决定了你活在硅幕的哪一侧、被哪些算法控制生活、被谁控制注意力，以及你的数据会流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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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想要跨越硅幕取得信息正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硅幕两侧所用的数字网络与代码也渐行渐远，各自有不同的规范，也有着不同的目的。在中国，新数字科技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强化国家实力、推行政府政策。虽然民间企业在人工智能的研发与部署方面有相当的自主权，但企业经济活动仍服务于国家的战略。也是出于政治目的，中国在线上与线下的监控程度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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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影响力较为有限。人工智能的研发与部署是由民间企业主导的，而且许多新人工智能工具的终极目的是让科技巨头变得更富裕，而不是要强化美国国家或现任政府的实力。事实上，美国政府政策很多时候都深受强大的商业利益左右。然而，美国制度确实更能保护公民的隐私。虽然美国企业也会积极收集民众线上活动的信息，但只要涉及线下生活，受到的限制就往往更为严格。而且，民众一般也相当反对推出各种无所不包的社会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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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治、文化与法规上的差异，意味着在不同的数字领域就会使用不同的软件。在中国不能用谷歌和脸书，上不了维基百科，在美国则是很少人用微信、百度与腾讯。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领域并不是彼此的镜像，不能说中国与美国只是研发出了同一种应用程序的地方版本。百度不是中国的谷歌，阿里巴巴也不是中国的亚马逊。这些程序就是有着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数字架构，也对人民的生活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些差异将会波及世界许多地区，因为大多数国家并不会另外自行研发本地用的技术，而是直接采用中国或美国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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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数字领域也会使用不同的硬件，例如智能手机与计算机。美国会向其盟友与客户施压，要求禁用中国硬件，例如华为的5G基础设备。特朗普政府也曾禁止新加坡博通公司收购美国的重要计算机芯片生产商高通，担心外国人可能会在芯片中插入后门，或者使得美国政府无法在芯片中插入自己的后门。2022年，拜登政府对发展人工智能所需的高性能芯片展开严格贸易限制，美国企业不得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也不得向中国提供制造或维修人工智能芯片的方法。之后限制措施进一步收紧，禁令范围扩大到俄罗斯与伊朗等国家。从短期来看，这将阻碍中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促使中国发展成一个完全独立的数字领域，从最基本的组成要件就与美国数字领域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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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数字领域可能渐行渐远，彼此越来越陌生。由于数字代码会影响人类的行为，而人类的行为又会反过来塑造数字代码，于是硅幕的两侧就这样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不仅在科技上越来越不同，在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与政治结构方面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人类经过许多世代的趋同，或许也到了趋异的关键时点。在过去几个世纪，新的信息技术推动了全球化，让世界各地的联结更加紧密。但矛盾的是，如今的信息技术已经变得如此强大，却可能把人类封闭在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里，使人类走向分裂，不再拥有单一的共同现实。过去谈到人类社会，我们通常觉得是如“网络”一般，但未来可能就成了“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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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的身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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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分裂成一个又一个的信息茧，不但会造成经济对抗与国际紧张局势，还会发展出各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识形态与身份认同。要想预测未来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这比预测经济或地缘政治发展困难得多。在提比略的时代，有多少罗马人或犹太人能预料到，未来一个小小的犹太教支派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而皇帝居然抛弃了罗马的旧神，改去崇拜一个被处决的犹太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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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预料的则是各个基督教教派会发展出哪些方向，以及这些想法与冲突又会怎样深深影响从政治到性在内的一切事物。当初曾有人问耶稣，他对于向提比略政府纳税有什么想法，他的回答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当时没人想象得到，这个回答会在2000年后深深影响了美国的政教分离。此外，圣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时提到：“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25）。有谁能想到，这句话将会在后来影响了从笛卡儿哲学到酷儿理论等诸多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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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件事如此困难，但我们还是该试着想象一下未来的文化发展，以提醒自己：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会形成诸多对立的数字领域，改变的可能不只有我们的工作与政治结构。以下的段落将会提出许多大胆的猜测，但请不要忘记，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准确地预测文化的发展，只是希望提醒大家别忘了可能有重大的文化转变与冲突正在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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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种可能影响深远的发展，就是不同的数字茧开始对人类身份这种最基本的问题有了不同的想法。数千年来，许多宗教与文化都是因为对身心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比如在基督教各个派别之间、印度教与佛教之间、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之间）。所谓人类，到底是物质的身体、非物质的心灵，还是一个被困在身体里的心灵呢？到21世纪，计算机网络可能会让身心问题变得更严重，从而引发各种重大的个人、意识形态与政治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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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了解身心问题对政治的影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基督教的历史。许多早期的基督教教派受到犹太教思想的影响，相信《旧约》的观点，也就是人类是肉身的存在，身体对于人类的身份极为关键。《创世记》谈到神在造人的时候有着具体的形象，而且《旧约》各卷几乎都假定人类只能以肉身的形式存在。除了少数可能的例外，《旧约》并没有谈到人类可能在死后以没有肉身的形式存在，不管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所以古代犹太人想象的救赎，是在一个人间的王国且有着真实的肉身。到了耶稣时代，许多犹太人相信的是等到弥赛亚终于降临时，死者的肉身会在地球上恢复生命。一般认为，弥赛亚建立的“神的国”应该是一个物质的王国，有树木、石头，以及血肉之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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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本人以及第一批基督徒也是这么想的。耶稣曾向信众许诺，神的国很快就会降临在地上，而他们也将会以自己的肉身活在这个国里。在耶稣并未实现许诺便过世之后，早期信众开始相信他以肉身复活，也认为等到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自己也能以肉身复活。教父德尔图良（160—240）曾写道：“肉身是救赎的关键。”天主教教义也引用了1274年第二届里昂公会议通过的教义，写道：“我们信降生成人的圣言，肉身的救赎者。我们信肉身的复活，创造和肉身得救的完成……我们相信现在的这个身体将会真正地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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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方说法似乎口径一致，但我们看到圣保罗已经对这套肉身说有所怀疑。到公元4世纪，在希腊、摩尼教与波斯的影响下，有些基督徒已经开始相信一种二元的说法，觉得人类有一个良善的非物质的灵魂，被困在由邪恶物质组成的身体里。在他们的想象中，非但没有肉身复活这种事，反而正好相反：洁净的灵魂好不容易才经由死亡这一步，从令人憎恶的物质监狱得到解放，怎么还想回去呢？因此基督徒开始相信，灵魂在人死后从肉身中得到解放，永恒存在于一个形而上的非物质世界。这也是目前基督徒的标准信仰，至于德尔图良与第二届里昂公会议的说法就先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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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督教还是无法完全放下犹太人认为人类是以肉身存在的古老观点。毕竟，基督就是以肉身出现在地球上的，他的肉身被钉上了十字架，经历万般痛苦折磨。于是2000多年来，基督教的不同派别就会互相攻击，有时候是言语相向，有时候是刀剑交锋，目的就是在灵魂与肉身的关系中争出个道理来。吵得最凶的还是关于基督自己的肉身。他属于物质的存在，还是纯粹的灵性，抑或属于非二元性，即既是人，也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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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身心问题有不同的答案，就会影响人们对自己肉身的看法。圣人、隐士、修士、修女做过许多极其惊人的实验，想把人的肉身推向极限。就像基督允许自己的肉身在十字架上受到折磨，这些殉道者允许狮子和熊把他们的肉身扯碎，而他们的灵魂却在此时感受着神圣的狂喜。他们会穿着刚毛衬衣，禁食数周，或在一根柱子上站立好几年，例如著名的西蒙，据说就在阿勒颇附近的一根石柱上站了大约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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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基督徒态度完全相反，觉得肉身根本不重要，唯一重要的只有信仰。像马丁·路德这样的新教徒把这种态度发挥到极致，他提出了唯独因信称义的教条。路德在当了大约10年的修士，经历禁食与各种身体折磨之后，开始对这些肉身上的苦修感到绝望，觉得这些肉身的自我折磨无法迫使神给予救赎。事实上，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折磨肉身来得到救赎，就已经犯下了傲慢的罪。于是路德脱下了修士袍，与一位原修女结婚，并告诉他的追随者，要当个好基督徒，唯一需要的就是对基督有绝对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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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讲心灵与身体的古老神学争论，似乎与人工智能革命完全无关，但事实上，21世纪的科技已经让这些议题被召唤复活。我们的肉体，与线上的身份和化身之间是什么关系？线下的世界与网络空间又是什么关系？假设我醒着的时候多半时间就是坐在房间里的屏幕前，玩着线上游戏，建立虚拟关系，就连工作也是远程处理，甚至很少想要出门吃饭，饿了就是叫外卖。这时候，如果你的想法比较接近古代的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徒，肯定觉得我太可怜了，觉得我只是生活在一片幻觉之中，与物理空间和其他血肉之躯失去了联结。然而，如果你的想法比较接近马丁·路德与许多后来的基督徒，反而可能觉得我是得到了解放。把我大部分的活动与关系从有限的生物世界转移到网络上之后，我就不用再受限于束缚人的重力和会衰老的身体，而能够享有数字世界无限的可能性，摆脱生物甚至物理上的定律。我能够漫游在一片更广阔、更刺激的空间，探索自己的身份还能有哪些新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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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虚拟身份，还是应该受到生物身体的限制？如果我们遵循路德宗那种唯独因信称义的立场，生物肉体就没那么重要，在选择线上身份的时候，唯一重要的就是你相信什么。这个议题不但会深深影响人类的身份认同，还会影响我们对整体世界的态度。社会如果从生物肉体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身份，会比较在意像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实际基础建设，以及能够维持我们肉体的生态系统。至于互联网世界则是线下世界的附属，虽然能提供各种有用的用途，但永远不能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舞台。这种社会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物质与生物王国，也就是地上的神之国。相较之下，社会如果不太在意生物肉体而重视网络身份，就可能比较想在网络空间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神之国，同时并不在意像污水处理系统或雨林这些实体事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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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议题除了会影响人们对生物的态度，也会影响人们对数字实体的态度。如果社会还是从实际肉体的角度来定义身份，就不太可能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但如果社会不那么重视实际肉体，那么就算是没有任何肉体表象的人工智能也可能成为法人，享有各种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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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都曾对身心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到21世纪，身心问题更可能导致文化与政治上的分裂，后果不亚于犹太人与基督徒、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比如，如果美国这个数字领域不在意肉体，以网络身份来定义人类，认同人工智能是人，并低估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而中国这个数字领域的立场则完全相反，那会发生什么呢？相较之下，目前还在争吵的那些侵犯人权、遵守生态标准，只能说是微不足道。三十年战争可以说是欧洲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而起因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教义冲突，比如唯独因信称义，以及基督到底是神、是人还是属于非二元性。而未来各种冲突的起因，会不会也是在争论人工智能的权利，以及各种数字化身的非二元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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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过，这些都只是在大胆猜测，实际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很可能有所不同，但或许更为疯狂。很可能在几十年间，计算机网络会培养出新的人类，以及我们现在会觉得完全无法理解的非人类身份认同。如果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相互竞争的数字茧，一个茧里的身份认同对另一个茧的居民来说就有可能简直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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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码战争到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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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目前人工智能竞赛是由中、美两国领先，但参赛者可不只有这两国。包括欧盟、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内，各个国家或集团都可能尝试打造自己的数字领域，也各自受到不同政治、文化与宗教传统的影响。于是，世界或许不是落入两个大国之手，而是被十几个国家瓜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样的情况究竟是会缓解还是会加剧国家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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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就越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当初美、苏之间的冷战从未升级成直接的军事对抗，主要归功于“保证同归于尽”原则。但人工智能时代冲突升级的危险更大，因为网络战与核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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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网络武器能做到的远比核弹更多。网络武器除了能使敌国的电网瘫痪，还能摧毁秘密研究设施，干扰敌方的传感器，煽动政治丑闻，操纵选举，或是入侵智能手机。而且这一切能做得悄无声息。不会有什么蘑菇云或火焰风暴宣告它们的存在，也不会出现从发射台到目标之间的明显痕迹。因此，有时候连是否发生了攻击以及是谁发动的攻击，都很难得知。要是数据库被入侵、敏感设备被破坏，很难确定要把矛头指向谁。因此，发动一场有限的网络战诱惑很大，而让冲突升级的诱惑也很大。比如以色列与伊朗、美国与俄罗斯这样的敌对国家，网络上的交锋早已进行多年，这就是一场从未宣战但又不断升级的战争。这也正成为一种新的全球常态，加剧着国际的紧张局势，也推动着各国跨过一条又一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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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二者的关键差异，即可预测性。冷战像是在下一盘超理性的棋，正因为核冲突的破坏太过明确，也就让发动战争的念头相对极低。但网络战就少了那份明确。没有人真的知道对方在哪里植入了逻辑炸弹、特洛伊木马和恶意软件，也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的武器在需要的时候会不会无法发挥作用。某个国家下令发射导弹的时候，真的能发射出去吗？搞不好美国已经入侵了其导弹或指挥系统？而美国的航空母舰真的能顺利出航吗，还是会神秘地关机或原地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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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不确定性影响了“保证同归于尽”原则。一方可能会说服自己（无论是否正确），相信自己能够既成功发动第一击，还不会受到大规模报复攻击。更糟的是，只要有人认为有这样的机会，发动第一击的诱惑迟早都会变得叫人难以抗拒，因为没人知道这样的机会还能维持多久。根据博弈论，军备竞赛最危险的一种局面，正是某一方觉得自己手中拥有某种优势，但这种优势正在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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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人类得以避免全球战争这种最恶劣的局面，新的数字帝国的崛起也可能威胁数十亿人的自由与繁荣。我们曾看到19世纪与20世纪的工业帝国剥削和压迫它们的殖民地，如果以为新的数字帝国不会如此，只能说是太天真。正如前面所提，如果世界真的分裂成许多相互敌对的帝国，人类就不太可能会有效合作来化解生态危机，或是携手共同监督人工智能与生物工程等颠覆性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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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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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世界是被几个数字帝国瓜分，还是仍然是多元化的社群、拥有大约200个民族国家，抑或是以完全不同和过去未曾预见的状态形成分裂态势，人类永远都有“合作”这个选项。人类合作的前提并不是彼此相似，而是拥有能够交换信息的能力。只要我们能够彼此交谈，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共同的故事，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毕竟，这正是我们智人成为地球优势物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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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敌对的家庭也能在部落网络中合作、敌对的部落也能在国家网络中合作，敌对的国家或帝国也能在全球网络中合作。能够促成这种合作的故事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彼此的分歧来实现的，而可能只是让我们能够找出共同的经验与兴趣，进而成为共同的思想与行动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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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全球合作之所以如此困难，一大主因在于一种错误的观念，即认为合作就得先消除所有文化、社会与政治差异。民粹主义政治家常常说，如果国际社会都相信同一个故事、同样的普世规范与价值观，就等于摧毁了各国自己的独立性与独特传统。2015年，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在一次选举演讲中毫不掩饰，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种立场，她声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两党制。两种互斥的观念，将从现在开始建构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不再是分成左翼或右翼，而是分成全球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2020年8月，特朗普也是这样描述他的指导信条的：“我们严拒全球主义，拥抱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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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这种二元立场的基本假设就是错误的。全球合作与爱国主义并不互斥。因为“爱国”不代表“仇恨外国人”，而只是“爱自己的同胞”。有很多时候，为了照顾自己的同胞，我们就是需要和外国人合作。新冠疫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疫情是全球性的事件，要是没有全球合作就难以控制，更别提预防了。只要一个国家出现某种新病毒或变异的病原体，所有国家都会一起陷入危机。然而，人类对抗病原体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人类能用病原体做不到的方式来合作。德国和巴西的医生都能彼此提醒有什么新的危险，互相提出良好的建议，并且共同努力找出更好的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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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国科学家发明了某种新疾病的疫苗，巴西该如何反应？选项之一是拒用外国疫苗，坚持等待巴西科学家研发出自己的疫苗。然而这不仅是愚蠢的，更违背了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是巴西的爱国主义者，就该希望能以任何可用的疫苗来帮助同胞，才不会管疫苗是在哪里研发的。在这种时候，与外国人合作才是真正的爱国。人工智能可能失控的问题也与疫情类似，如果真正爱国，就必须全球合作。失控的人工智能就像失控的病毒，会给所有国家的人民带来危险。如果权力从人类落到算法手中，没有哪个人类群体（不论是部落、国家还是整个物种）能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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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民粹主义的观点，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就要建立全球帝国、放弃对国家的忠诚或是开放边界无限制地接受移民。事实上，全球合作代表的是没那么激进的两件事。第一，遵守某些全球规则。这些规则并不是要否认每个国家的独特性以及各国人民对国家的忠诚，而是在规范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世界杯是一场国家之间的竞争，各国人民也常常对自己的国家队表现出强烈的忠诚。但与此同时，世界杯也是全球共识的精彩展现。要不是巴西能与德国在比赛规则上达成一致，哪可能同场比赛？这就是全球主义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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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时候（但不是永远）有必要将全人类的长期利益置于少数人的短期利益之上。同样以世界杯为例，所有国家队都同意不使用提升运动表现的禁药，是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此例一开，世界杯就会成为一场生物化学家之间的竞赛。在那些同样可能被科技改变整套游戏规则的领域，我们也应该共同努力，在国家与全球的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虽然各国显然还是会继续争相研发新的技术，但偶尔也应该同意对于某些危险技术的研发与部署加以限制（例如自主性武器或操弄性算法）。这么做除了是出于利他主义，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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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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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针对人工智能制定并维持一套国际协议，在国际体系的运作方式上就必须先有重大的改革。虽然人类过去也曾共同管制核武器与生物武器等危险的技术，但对人工智能的监管需要前所未有的信任与自律，原因有二。第一，想掩饰非法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要比掩饰非法的核反应堆容易多了；第二，比起核弹，人工智能有更多的军民两用用途。所以，一国就算签署了协议，同意禁止研发自主武器系统，也可以私下秘密制造此类武器，或者将之伪装成民用产品。比如，研发出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平常用来投递邮件、在农田上喷洒农药，但只要稍作调整，就能拿来投送炸弹、向民众喷洒毒剂。这样一来，政府与企业更难相信竞争对手确实遵守大家说好的规定，也更难抗拒自己偷偷不遵守规定的诱惑。人类有办法发展出这些必要的信任与自律吗？类似的变化在历史上是否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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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怀疑人类到底有没有能力改变，特别是能不能放下暴力、建立更强的全球联结。比如汉斯·摩根索与约翰·米尔斯海默这些现实主义的思想家就觉得，国际体系总免不了出现全面的权力竞争。米尔斯海默解释说，“我的理论认为，各个强权最关心的，就是在一个并没有机制避免大家互相伤害的世界上，该怎样存活下去”，而且这些强权“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存活的关键”。米尔斯海默接着问，“国家想要多少权力”，而答案是所有国家都希望权力越多越好，“因为国际体系创造了强大的动机，促使国家找机会牺牲对手，为自己取得权力”。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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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关系的这种悲观看法，很像民粹主义对人际关系的看法，即觉得人类只对权力有兴趣。这些观点背后是一套关于人性更深层的哲学理论，灵长目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称之为“饰面理论”。饰面理论认为，人类本质上仍然是石器时代的狩猎者，看着世界就是个丛林，相信弱肉强食、力量就是正义。它还认为，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试图用各种神话与仪式形成的薄弱饰面掩盖这个不变的现实，但人类从未真正摆脱丛林法则。事实上，人类的神话与仪式本来就是丛林强者用来欺骗、诱捕弱者的武器。要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能说是天真到危险的地步，必然成为一些无情掠食者的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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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像米尔斯海默这样的现实主义者其实只是选择性地看到了部分历史现实，甚至丛林法则本身就是个错误的神话。正如德瓦尔与许多其他生物学家的大量研究所记录的，真实的丛林（而不是想象中的丛林）充满了无数动物、植物、真菌以及细菌表现出的合作、共生与利他现象。比如，陆地植物有高达80%都需要依赖与真菌的共生关系，维管植物科中也有将近90%与微生物有共生关系。如果亚马孙、非洲或印度雨林里的生物放弃合作而转为全面争夺霸主地位，雨林与雨林中的所有生物很快都会死去。合作，才是真正的丛林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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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石器时代的人类，虽然是狩猎者，但同时也是采集者，并没有确切证据显示他们有着无法压抑的好战倾向。虽然也有诸多猜测，但考古发现，关于组织战争最早的明确证据位于尼罗河谷的捷贝尔·撒哈巴（Jebel Sahaba）遗址，时间仅仅在大约1.3万年前。而且就算在那之后，关于战争的记录也是时有时无，而非持续出现的。有些时期格外暴力，有些时期也相对和平。我们在人类的长期历史中观察到的最清楚的规律并不是冲突持续不断，而是合作的规模持续扩大。10万年前，智人的合作还停留在游群的层次。时间过了数个千年，人类也成功找到办法能够让陌生人组成社群：先是形成部落，再到宗教、贸易网络与国家的层次。现实主义者应该要注意，国家并不是建构人类现实的基本单位，而是人类辛苦建立信任与合作之后的产物。如果人类真的只对权力感兴趣，根本就不可能创造出国家。当然，在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永远都有冲突的可能，但从来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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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激烈程度并不取决于永不改变的人性，而取决于不断改变的科技、经济与文化因素。只要这些因素出现变化，战争也会跟着变化，这一点在二战后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这个时期，核技术的发展使得战争的潜在代价大幅提升。从20世纪50年代起，那些超级大国已经清楚意识到，就算自己能在全面核战中胜出，也可能需要牺牲大部分人口，只能称得上是一场自杀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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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人类持续从物质经济走向知识经济，也让战争的潜在获利越来越低。虽然现在发动战事还是能够抢夺稻田与金矿，但在20世纪晚期之后，这些资源已经不再是经济财富的主要来源。比如半导体产业这样的新兴领导产业，是以技术技能与组织上的专业为基础的，无法通过军事征服来取得。因此，在二战后的伟大经济奇迹中，有部分正是由德、意、日这些战败国，以及瑞典、新加坡这些避开了军事冲突与帝国征服的国家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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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世纪下半叶也见证了一场深远的文化转型，古老的军国主义理想渐渐退去。艺术家对战争的描绘，越来越专注于描绘战争带给人的毫无意义的惊惧，而不再歌颂那些战争的策划者；政治人物上台之后，更多梦想着国内改革而非对外征服。由于这些技术、经济与文化的变化，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间，多数政府不再认为侵略战争是一种有益于促进本国利益的工具，多数国家也不再幻想征服并摧毁邻国。虽然内战与叛乱依然常见，但二战后各国全面开战的情况显著减少，特别是大国之间鲜少再有直接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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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许多统计数据也能看出二战后的战争次数减少，但最明确的证据或许就是国家预算了。有史以来，军事多半都是各个帝国、苏丹国、王国与共和国预算的头号项目。政府花在医疗保健与教育方面的支出少之又少，因为大部分资源都被用去支付军饷、兴建城墙和建造军舰。宋朝官员陈襄考察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年度预算，就发现在该年岁入的6000余万缗钱当中，有5000万（83%）都被用来养兵。另一位官员蔡襄则写道：“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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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许多其他政体也常常见到同样的情况。罗马帝国的预算有50%~75%用在军事；17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则是大约60%。1685—1813年，英国军费平均约占政府开支的75%。在法国，1630—1659年的军费约占预算的89%~93%；在18世纪多半不低于30%，而在1788年降到25%的低点，原因正是那场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金融危机。在普鲁士，1711—1800年，军事预算占总预算的比例从未低于75%，有时甚至高达91%。1870—1913年这段相对和平的时间，欧洲大国以及美、日的军事支出平均也占国家总预算的30%，而瑞典等较小国家的军事支出甚至更高。1914年一战爆发后，军事预算一飞冲天。在参与一战期间，法国军费平均占总预算的77%，德国占91%，俄国占48%，英国占49%，美国占47%。到二战期间，英国的这一数字上升到69%，美国则上升到71%。就算到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年代，苏联的军费开支还是占了其总预算的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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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近几十年来的国家预算报告，实在比所有宣传和平主义的读物更让人感到希望。21世纪初期，全球各国政府军费开支平均只占总预算的大约7%，就连美国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维持霸权所用的经费也只占年度总预算的大约13%。由于大多数人不再活在担心外敌入侵的恐惧之中，政府就能将更多资金投入福利、教育与医疗保健。21世纪初期，全球平均医疗保健支出约占政府预算的10%，约为国防预算的1.4倍。对许多活在21世纪10年代的人来说，医疗保健预算高于军事预算似乎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其实是人类行为出现重大转变之后的结果，这一点在先前大多数时代听起来都会觉得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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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逐渐减少，并不是因为什么神圣的奇迹或自然法则彻底转变，而是因为人类改变了自己的法律、神话与制度，并且做出了更好的决定。遗憾的是，既然这种变化源自人类的选择，也就意味着趋势有可能逆转。技术、经济与文化都在持续改变，到21世纪20年代初，有更多领导人再次梦想着军事上的荣耀，武装冲突再次升温，军事预算也开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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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年初，有人跨过了一个关键门槛。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开展“特别军事行动”，计划对乌克兰进行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俄乌冲突正式爆发。这次冲突让俄罗斯军事预算大增，远远超过全球平均7%的数字。由于俄罗斯军事预算多半属于机密，我们很难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最准确的估计大约是在30%甚至更高。俄乌冲突甚至迫使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增加自己的军事预算。再加上全球前所未见的网络武器与自主武器的研发进程加快，可能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战争时代，情况比过往更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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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双方的领导人在战争与和平议题上所做的决定，又是取决于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就是说，正如太过乐观的历史观可能是危险的幻想一样，太过悲观的历史观也可能弄假成真，带来毁灭。在2022年俄乌冲突之前，普京就常常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点，认为俄罗斯与外敌陷在一种永无止境的纠缠中。2021年6月，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历史统一》，认为是外国势力一再试图通过扶植乌克兰分离主义来削弱俄罗斯。虽然有些历史学者否认这些说法，但普京似乎真心相信这套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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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真心相信人类就是陷入了一个相互冲突的无情世界，相信这种悲惨的状态不可能大为改观，那么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相对和平就只是一个假象，唯一剩下的选择就是自己该扮演掠食者或猎物的角色。面对这样的选择，大多数领导人宁可让自己以掠食者的身份载入史册，成为残酷征服者名单的一员，而倒霉的学生还得在历史考试的时候苦苦背诵这份名单。但这些领导人必须知道，在人工智能时代，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很可能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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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还有更多选择。我无法预测人们在未来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但身为历史学者，我确实相信有改变的可能。历史让我们学到的一大重点就是许多我们以为自然而永恒的事物，其实是人为且多变的。所以在我们了解了冲突绝非必然之后，不能因此自满，反而要知道这让我们每个人都背负了重大的责任，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意味着，如果人类文明被冲突毁灭，人类不能拿什么自然法则或非人类科技来当借口。同时这也意味着，只要我们努力，就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种观点绝非天真，而是无比现实。现在所有的旧东西都曾经无比新颖。历史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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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uleyman, Coming Wave , 12–13, 173–77, 207–13; Emily H. Soice et al., “Can Large Language Models Democratize Access to Dual-Use Biotechnology?” (preprint,submitted 2023), doi.org/10.48550/arXiv.2306.03809; Sepideh Jahangiri et al., “Viral and Non-viral Gene Therapy Using 3D (Bio) Printing,”Journal of Gene Medicine 24, no. 12(2022), article e3458; Tommaso Zandrini et al., “Breaking the Resolution Limits of 3D Bioprinting: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Present Challenges,”Trends in Biotechnology 41,no. 5 (2023): 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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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omas G. Otte and Keith Neilson, eds., Railway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ths of Empire, 1848—1945 (London: Routledge, 2012); Matthew Alexander Scott,“Transcontinentalism: Technology, Geopolitics, and the Baghdad and Cape-Cairo Railway Projects, c. 1880–1930,” (PhD diss.,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8).

    3. + +

  3. Kevin Kelly, “The Three Breakthroughs That Have Finally Unleashed AI on the World,”Wired, Oct. 27, 2014, www.wired.com/2014/10/futur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

    4. + +

  4. “From Not Working to Neural Networking,”Economist, June 23, 2016, www.economist.com/special-report/2016/06/23/from-not-working-to-neural-networking.

    5. + +

  5. Liat Clark, “Google’s Artificial Brain Learns to Find Cat Videos,”Wired, June 26, 2012,www.wired.com/2012/06/google-x-neural-network/; Jason Johnson, “This Deep Learning AI Generated Thousands of Creepy Cat Pictures,”Vice, July 14, 2017, www.vice.com/en/article/a3dn9j/this-deep-learning-ai-generated-thousands-of-creepy-cat-pictures.

    6. + +

  6. Amnesty International, “Automated Apartheid: How Facial Recognition Fragments,Segregates, and Controls Palestinians in the OPT,” May 2, 2023, 42–43, www.amnesty.org/en/documents/mde15/6701/2023/en/

    7. + +

  7. 到2023年，这篇叙述AlexNet研发过程与架构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已高达12万，使之成为现代时尚影响力数一数二的文章，参见：Alex Krizhevsky, Ilya Sutskever, and Geoffrey E. Hinton, “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Advances i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 25 (2012). 也请参见：Mohammed Zahangir Alom et al., “The History Began from AlexNe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Deep Learning Approaches” (preprint, submitted 2018), doi.org/10.48550/arXiv.1803.01164.

    8. + +

  8. David Lai, Learning from the Stones: A Go Approach to Mastering China’s Strategic Concept, Shi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4);Zhongqi Pan, “Guanxi, Weiqi, and Chinese Strategic Thinking,”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 (2016): 303–21; Timothy J. Demy, James Giordano, and Gina Granados Palmer,“Chess vs Go — Strategic Strength, Gamecraft, and China,”National Defense, July 8, 2021,www.nationaldefensemagazine.org/articles/2021/7/8/chess-vs-go---strategic-strength gamecraft-and-china; David Vergun, “Ancient Game Used to Understand U.S.-China Strategy,” U.S. Army, May 25, 2016, www.army.mil/article/168505/ancient_game_used_to_understand_u_s_china_strategy; “No Go,”Economist, May 19, 2011, www.economist.com/books-and-arts/2011/05/19/no-go.

    9. + +

  9. Suleyman, Coming Wave, 84.

    10. + +

  10. “‘Whoever Leads in AI Will Rule the World’: Putin to Russian Children on Knowledge Day,” Russia Today, Sept. 1, 2017, www.rt.com/news/401731-ai-rule-world-puti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Prime Minister’s Statement on the Subject ‘Creating a Shared Future in a Fractured World’ in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23, 2018),” Jan. 23, 2018, 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378/Prime+Ministers+Keynote+Speech+at+Plenary+Session+of+World+Economic+Forum+Davos+January+23+2018.

    11. + +

  11. Trump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Maintaining American Leadership in AI,”Feb. 11, 2019,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i/; Cade Metz, “Trump Signs Executive Order Promo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New York Times, Feb. 11, 2019, www.nytimes.com/2019/02/11/business/ai-artificial-intelligence-trump.html.

    12. + +

  12. 关于数据殖民主义的讨论请参见：Mejias and Couldry, Data Grab.

    13. + +

  13. Akram Beniamin, “Cotton, Finance, and Business Networks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Case of Egypt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Reading, 2019); Lars Sandberg, “Movements in the Quality of British Cotton Textile Exports, 1815–1913,”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no. 1 (1968): 1–27; James Hagan and Andrew Wells, “The British and Rubber in Malaya, c. 1890–1940,” in The Past Is Before Us: Proceedings of the Ninth National Labor History Conference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05), 143–50; John H. Drabble, “The Plantation Rubber Industry in Malaya up to 1922,”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40, no. 1(1967): 52–77.

    14. + +

  14. Paul Erdkamp, The Grain Market in the Roman Empire: A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li J. S. Weaverdyck,“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Roman Empire: Consumption, Supply, and Coordination,” in Handbook of Ancient Afro-Eurasian Economies, vol. 2, Local, Regional,and Imperial Economies, ed. Sitta von Reden (Berlin: De Gruyter, 2022), 647–94; Colin Adams, Land Transport in Roman Egypt: A Study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in a Roman Provi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5. + +

  15. Palash Ghosh, “Amazon Is Now America’s Biggest Apparel Retailer, Here’s Why Walmart Can’t Keep Up,”Forbes, March 17, 2021, www.forbes.com/sites/palashghosh/2021/03/17/amazon-is-now-americas-biggest-apparel-retailer-heres-why-walmart-cant-keep-up/; Don Alvin Adegeest, “Amazon’s U.S. Marketshare of Clothing Soars to 14.6 Percent,” Fashion United, March 15, 2022, fashionunited.com/news/retail/amazon-s-u-s-marketshare-of clothing-soars-to-14-6-percent/2022031546520.

    16. + +

  16. Invest Pakistan, “Textile Sector Brief,” accessed Jan. 12, 2024, invest.gov.pk/textile; Morder Intelligence, “Bangladesh Text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ize & Share Analysis — Growth Trends & Forecasts (2023–2028),” accessed Jan. 12, 2024, www.mordorintelligence.com/industry-reports/bangladesh-textile-manufacturing-industry-study-market.

    17. + +

  17. Daron Acemoglu and Simon Johnson, 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23).

    18. + +

  18. PricewaterhouseCoopers, “Glob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udy: Sizing the Prize,” 2017,www.pwc.com/gx/en/issues/data-and-analytics/publications/artificial-intelligence-study.html.

    19. + +

  19. Matt Sheehan, “China’s AI Regulations and How They Get Ma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ly 10, 2023, carnegieendowment.org/2023/07/10/china-s-ai regulations-and-how-they-get-made-pub-90117; Daria Impiombato, Yvonne Lau, and Luisa Gyhn, “Examining Chinese Citizens’ Views on State Surveillance,”Strategist, Oct. 12, 2023,www.aspistrategist.org.au/examining-chinese-citizens-views-on-state-surveillance/;Strittmatter, We Have Been Harmonized; Cain, Perfect Police State.

    20. + +

  20. Zuboff,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HQ Team, “Survey: Americans Divided on Social Credit System,” PrivacyHQ, 2022, privacyhq.com/news/social-credit-how-do-i-stack-up/.

    21. + +

  21. Lee, AI Superpowers.

    22. + +

  22. Miller, Chip War; Robin Emmott, “U.S. Renews Pressure on Europe to Ditch Huawei in New Networks,” Reuters, Sept. 29, 2020, 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huawei-tech-europe idUSKBN26K2MY/.

    23. + +

  23. “President Trump Halts Broadcom Takeover of Qualcomm,” Reuters, March 13, 2018, www. reuters.com/article/us-qualcomm-m-a-broadcom-merger/president-trump-halts-broadcom takeover-of-qualcomm-idUSKCN1GO1Q4/; Trump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Order Regarding the Proposed Takeover of Qualcomm Incorporated by Broadcom Limited,” March 12, 2018,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presidential-actions/presidential-order regarding-proposed-takeover-qualcomm-incorporated-broadcom-limited/; David McLaughlin and Saleha Mohsin, “Trump’s Message in Blocking Broadcom Deal: U.S. Tech Not for Sale,” Bloomberg, March 13, 2018, www.bloomberg.com/politics/articles/2018-03-13/trump s-message-with-broadcom-block-u-s-tech-not-for-sale#xj4y7vzkg.

    24. + +

  24. Suleyman, Coming Wave, 168; Stephen Nellis, Karen Freifeld, and Alexandra Alper, “U.S.Aims to Hobble China’s Chip Industry with Sweeping New Export Rules,” Reuters,Oct. 10, 2022, www.reuters.com/technology/us-aims-hobble-chinas-chip-industry-with sweeping-new-export-rules-2022-10-07/; Alexandra Alper, Karen Freifeld, and Stephen Nellis, “Biden Cuts China Off from More Nvidia Chips, Expands Curbs to Other Countries,”Oct. 18, 2023, www.reuters.com/technology/biden-cut-china-off-more-nvidia-chips-expand curbs-more-countries-2023-10-17/; Ann Cao, “US Citizens at Chinese Chip Firms Caught in the Middle of Tech War After New Export Restrictions,”South China Morning Post,Oct. 11, 2022, www.scmp.com/tech/tech-war/article/3195609/us-citizens-chinese-chip-firms caught-middle-tech-war-after-new.

    25. + +

  25. Miller, Chip War.

    26. + +

  26. Mark A. Lemley, “The Splinternet,”Duke Law Journal 70 (2020): 1397–427.

    27. + +

  27. Simcha Paull Raphael, Jewish Views of the Afterlife , 2nd ed. (Plymouth, U.K.: Rowman& Littlefield, 2019); Claudia Seltzer,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in Early Judaism and Early Christianity: Doctrine, Community, and Self-Definition (Leiden: Brill, 2021).

    28. + +

  28. 有关德尔图良的引用请参见：Gerald O’Collins and Mario Farrugia, Catholicism: The Story of Catholic Christia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72. 有关天主教教义的引用参见：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2nd ed. (Vatican City: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1997), 265.

    29. + +

  29. Bart D. Ehrman, Heaven and Hell: A History of the Afterlife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2021); Dale B. Martin, The Corinthian Bod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eltzer,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30. + +

  30. Thomas McDermott, “Antony’s Life of St. Simeon Stylites: A Translation of and Commentary on an Early Latin Version of the Greek Text” (master’s thesis, Creighton University, 1969); Robert Doran, The Lives of Simeon Stylites (Kalamazoo, Mich.: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2).

    31. + +

  31. Martin Luther, “An Introduction to St. Paul’s Letter to the Romans,” trans. Rev. Robert E.Smith, in Vermischte Deutsche Schriften, ed. Johann K. Irmischer (Erlangen: Heyder and Zimmer, 1854), 124–25, www.projectwittenberg.org/pub/resources/text/wittenberg/luther/luther-faith.txt.

    32. + +

  32. Lemley, “Splinternet.”

    33. + +

  33. Ronen Bergman, Aaron Krolik, and Paul Mozur, “In Cyberattacks, Iran Shows Signs of Improved Hacking Capabilities,”New York Times, Oct. 31, 2023, www.nytimes.com/2023/10/31/world/middleeast/iran-israel-cyberattacks.html.

    34. + +

  34. 曾在2009—2013年担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就曾以小说的角度切入这个概念，参见：Elliot Ackerman and James Stavridis, 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2).

    35. + +

  35. James D. Morrow, “A Twist of Truth: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Arms Races on the Occurrence of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3, no. 3 (1989): 500–529.

    36. + +

  36. 参见：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with State Duma Leaders and Party Faction Heads,”July 7, 2022, 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836; President of Russia,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Meeting,” Oct. 5, 2023, 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72444; Donald J.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 24, 2019,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 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4th-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Jair Bolsonaro, “Speech by Brazil’s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at the Opening of the 74th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 New York,” Ministério das Relações Exteriores, Sept. 24, 2019,www.gov.br/mre/en/content-centers/speeches-articles-and-interviews/president-of-the federative-republic-of-brazil/speeches/speech-by-brazil-s-president-jair-bolsonaro-at-the opening-of-the-74th-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september-24-2019-photo alan-santos-pr; Cabinet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Viktor Orbán at the Opening of CPAC Texas,” Aug. 4, 2022, 2015-2022.miniszterelnok.hu/speech by-prime-minister-viktor-orban-at-the-opening-of-cpac-texas/; Geert Wilders, “Speech by Geert Wilders at the ‘Europe of Nations and Freedom’ Conference,” Gatestone Institute,Jan. 22, 2017, www.gatestoneinstitute.org/9812/geert-wilders-koblenz-enf.

    37. + +

  37. Marine Le Pen, “Discours de Marine Le Pen, (Front National), après le 2e tour des Régionales,” Hénin-Beaumont, Dec. 6,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Dv7Us46gL8c.

    38. + +

  38. Trump White House, “President Trump: ‘We Have Rejected Globalism and Embraced Patriotism,’” Aug. 7, 2020, 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articles/president-trump-we-have rejected-globalism-and-embraced-patriotism/.

    39. + +

  39. Bengio et al., “Managing AI Risks in an Era of Rapid Progress.”

    40. + +

  40. 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21.也可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9).

    41. + +

  41. de Waal, Our Inner Ape.

    42. + +

  42. Douglas Zook, “Tropical Rainforests as Dynamic Symbiospheres of Life,”Symbiosis 51(2010): 27–36; Aparajita Das and Ajit Varma, “Symbiosis: The Art of Living,” in Symbiotic Fungi: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 ed. Ajit Varma and Amit C. Kharkwal (Heidelberg:Springer, 2009), 1–28. See also de Waal, Our Inner Ape; Frans de Waal et al., Primates and Philosophers: How Morality Evolv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Frans de Waal, “Putting the Altruism Back into Altruism: The Evolution of Empath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9 (2008): 279–300.

    43. + +

  43. Isabelle Crevecour et al., “New Insights on Interpersonal Violence in the Late Pleistocene Based on the Nile Valley Cemetery of Jebel Sahaba,”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 11(2021), article 9991, doi.org/10.1038/s41598-021-89386-y; Marc Kissel and Nam C.Kim, “The Emergence of Human Warfare: Current Perspectives,”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68, no. S67 (2019): 141–63; Luke Glowacki, “Myths About the Evolution of War: Apes, Foragers, and the Stories We Tell” (preprint, submitted in 2023), doi.org/10.32942/X2JC71.

    44. + +

  44. Steven Pinker,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New York:Viking, 2011); Gat, War in Human Civilization , 130–31; Joshua S. Goldstein, Winning the War on War: The Decline of Armed Conflict Worldwide (New York: Dutton, 2011);Harari, 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 , chap. 11; Azar Gat, “Is War Declining — and Why?,”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0, no. 2 (2012): 149–57; Michael Spagat and Stijn van Weezel, “The Decline of War Since 1950: New Evidence,” in Lewis Fry Richardson: His Intellectual Legacy and Influe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 Nils Petter Gleditsch (Cham:Springer, 2020), 129–42; Michael Mann, “Have Wars and Violence Declined?,”Theory and Society 47 (2018): 37–60.

    45. + +

  45. 原文请参见：陈襄，《古灵先生文集》，2024-02-15，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 tBook?aid=892&bid=41448.0; 蔡襄，《蔡忠惠公文集》，2024-02-15,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127799&page=185&remap=gb;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2928。

    46. + +

  46. Emma Dench, Empire and Political Cultures in the Roman World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79–80; Keith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 ed. Ian Morris and Walter Scheide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4; Walter Scheidel, “State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in the Han and Roman Empires,” in State Power in Ancient China and Rome , ed. Walter Scheidel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9; Paul Erdkamp, introduction to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Army, ed. Paul Erdkamp (Hoboken, N.J.: Blackwell, 2007), 2.

    47. + +

  47. Suraiya Faroqhi, “Part II: Crisis and Change, 1590–1699,” i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vol. 2, 1600—1914, ed. Halil Inalcik and Donalt Quataert(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42.

    48. + +

  48. Jari Eloranta, “National Defense,” i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ed. Joel Moky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31.

    49. + +

  49. Jari Eloranta, “Cliometric Approaches to War,” in Handbook of Cliometrics, ed. Claude Diebolt and Michael Haupert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 1–22.

    50. + +

  50. Ibid.

    51. + +

  51. Jari Eloranta, “The World Wars,” in An Economist’s Guide to Economic History , ed.Matthias Blum and Christopher L. Colvin (Cham: Palgrave, 2018), 263.

    52. + +

  52. James H. Noren, “The Controversy over Western Measures of Soviet Defense Expenditures,”Post-Soviet Affairs 11, no. 3 (1995): 238–76.

    53. + +

  53. 关于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其他统计数据请参见：SIPRI,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accessed Feb. 14, 2024, 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关于美国军费开支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请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 accessed Feb. 14, 2024,www.usaspending.gov/agency/department-of-defense?fy=2024.

    54. + +

  54.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GGHE-D) as Percentage of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GGE) (%),” WHO Data, accessed Feb. 15, 2024, data.who.int/indicators/i/B9C6C79; World Bank,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 of Genera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April 7, 2023,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H.XPD.GHED.GE.ZS.

    55. + +

  55. 关于近来冲突趋势的内容请参见：ACLED, “ACLED Conflict Index,” Jan. 2024, acleddata.com/conflict-index/. 也请参见：Anna Marie Obermeier and Siri Aas Rustad, “Conflict Trends: A Global Overview, 1946–2022,” PRIO, 2023, www.prio.org/publications/13513.

    56. + +

  56. SIPRI概况介绍请参见：April 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4/2304_fs_milex_2022.pdf. “2022年，世界军费开支实际增长3.7%，达到2.24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13—2022年这十年间，全球军费开支增长了19%，并且自2015年以来每年都在增长。” Nan Tian et al.,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2,” SIPRI, April 2023, 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3/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 expenditure-2022; Dan Sabbagh,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Rises 9% to Record $2.2Tn,”Guardian, Feb. 13, 2024,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feb/13/global-defense-spending rises-9-per-cent-to-record-22tn-dollars.

    57. + +

  57. 关于难以得到确切的数字，请参见：Erik Andermo and Martin Kragh, “Secrecy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the Russian Budget,”Post-Soviet Affairs 36, no. 4 (2020): 1–26;“Russia’s Secret Spending Hides over $110 Billion in 2023 Budget,” Bloomberg,Sept. 29, 2022,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9-29/russia-s-secret-spending hides-over-110-billion-in-2023-budget?leadSource=uverify%20wall. 关于其他人对俄罗斯军事预算的预估，请参见：Julian Cooper, “Another Budget for a Country at War: Military Expenditure in Russia’s Federal Budget for 2024 and Beyond,” SIPRI, Dec. 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3-12/sipriinsights_2312_11_russian_milex_for_2024_0.pdf;Alexander Marrow, “Putin Approves Big Military Spending Hike for Russia’s Budget,”Reuters, Nov. 28, 2023, www.reuters.com/world/europe/putin-approves-big-military spending-hikes-russias-budget-2023-11-27/.

    58. + +

  58. Sabbagh, “全球国防开支增长9%，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

    59. + +

  59. 关于普京谈及历史领域的几次尝试，请参见：Björn Alexander Düben, “Revising History and ‘Gathering the Russian Lands’: Vladimir Putin and Ukrainian Nationhood,”LSE Public Policy Review 3, no. 1 (2023), article 4; Vladimir Putin, “Article by Vladimir Putin‘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 President of Russia, July 12, 2021,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6181. 关于西方对普京这篇文章的观点的相关整理，请参见：Peter Dickinson, “Putin’s New Ukraine Essay Reveals Imperial Ambitions,”Atlantic Council, July 15, 2021, 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ukrainealert/putins-new ukraine-essay-reflects-imperial-ambitions/; Timothy D. Snyder, “How to Think About War in Ukraine,”Thinking About . . . , Jan. 18, 2022, snyder.substack.com/p/how-to-think about-war-in-ukraine.关于专家认为普京真心相信这套历史叙事，请参见：Ivan Krastev,“Putin Lives in Historic Analogies and Metaphors,”Spiegel International, March 17, 2022,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van-krastev-on-russia-s-invasion-of-ukraine-putin lives-in-historic-analogies-and-metaphors-a-1d043090-1111-4829-be90-c20fd5786288;Serhii Plokhii, “Interview with Serhii Plokhy: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Empires Don’t Die Overnight,’”Forum for Ukrainian Studies, Sept. 26, 2022, ukrainian-studies.ca/2022/09/26/interview-with-serhii-plokhy-russias-war-against-ukraine-empires-dont-die overnight/.

    60. +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8.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8.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554f313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ext/8c7276f38ead4738ee19249418898c18_split_018.html @@ -0,0 +1,76 @@ + + + + + + Unknown + + + + + + +

结语

+ +

2016年年底，AlphaGo刚击败李世石几个月，脸书算法正在缅甸煽动危险的种族冲突情绪，而我在那时候出版了《未来简史》。虽然我受的学术训练是中世纪与早期现代军事史，而且完全没有计算机科学相关的技术背景，但在那本书出版之后，却发现自己突然被称为人工智能专家。这仿佛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得以造访各地对人工智能有兴趣的科学家、企业家与各国领导人，也有幸一窥这场人工智能革命复杂的动态。

+ +

结果发现，面对这个新领域，我过去研究百年战争时的英国战略、研究三十年战争的绘画，竟也不是完全无关。事实上，正是过去的研究经历，让我能以独特的历史观点来看目前在人工智能实验室、企业会议室、军事总部与总统府里迅速发生的演变。在过去8年间，我对人工智能有许多次公开或私下的讨论，特别是谈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语调也变得越来越急迫。2016年，这些对话还只像是对某个遥远未来的一场哲学上的轻松猜测；2024年，对话的强度已经像是在急诊室里人命关天了。

+ +

我既非政客，也非商人，更没有这些职业需要的天赋，但我确实相信，如果能够了解历史，就更能掌握如今的技术、经济与文化发展，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改变各种事物在政治上的优先级。政治在很大程度就是要排出优先级。我们是不是该削减医疗保健预算、增加国防开支？现在最迫切的安全威胁究竟是恐怖主义还是气候变化？我们是该把重点放在收复失去的传统领土，还是与邻国建立共同经济区？决定了优先级，就会影响公民怎么投票、商人关心什么议题以及政治人物想要有怎样的声誉。而我们排出的优先级，往往是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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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会说历史叙事只是用来促进国家利益的宣传手法，但事实上，正是这些叙事先定义了何谓国家利益。比如，书中讨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们并没有什么合乎理性的方式来定义所谓的终极目标。我们永远不可能用数学或物理方程式，推导出俄罗斯、以色列、缅甸或任何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永远都是出于某套历史叙事所认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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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总会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来重述历史叙事。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首次会见当时的缅甸领导人丹瑞大将。有人建议安南先发言，免得被丹瑞主导这场原定只有20分钟的对谈。但丹瑞先下手为强，花了将近一小时，滔滔不绝地讲述缅甸的历史，联合国秘书长几乎没有发言的机会。2011年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造访白宫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时候，也做了类似的事。在奥巴马简短的介绍发言之后，内塔尼亚胡就像把奥巴马当成学生，对他发表了一场关于以色列与犹太人历史的长篇演讲。有些人可能怀疑这些政治人物的动机，觉得丹瑞和内塔尼亚胡不在意什么历史事实，只是在故意歪曲历史，以达到某些政治目的。然而，这些政治目的本身，其实正是出于那些政治人物对历史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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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政治人物及科技企业家谈人工智能的时候，重点常常会变成在谈历史。有些对话者对历史有着美好的想象，进而让他们对人工智能充满热情。在他们看来，只要有更多信息，肯定就会带来更多知识，他们也认为过去的每次信息革命都极大地造福于人类。印刷革命不就带来了科学革命吗？报纸与广播不就带来了现代民主的兴起吗？在他们看来，人工智能也是一样。也有一些对话者虽然对人工智能革命的看法较为悲观，但仍然觉得人类有望蒙混过关，就像过去混过工业革命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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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种观点都没能让我感到安心。基于过去章节所提的原因，我认为实在不应该把人工智能革命拿来与印刷革命及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特别是如果掌权者这么想，他们的历史观点就会影响他们所做的决策，而他们的决策又会影响我们的未来。这样的相提并论，不但低估了人工智能革命不同于过往革命的本质，也低估了过去革命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刷革命虽然直接带来各种科学发现，但也带来了猎巫行动与宗教战争；报纸与广播虽然有利于民主，但也遭到极权政权的滥用。至于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帝国主义与纳粹主义这样的灾难性实验。如果人工智能革命也带着人类走向类似的实验，我们真的确定自己能够再次蒙混过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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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是希望为人工智能革命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历史观点。这场革命目前才刚刚起步，而像这样重大的发展，实在很难即时有所评价。即使是现在，回顾21世纪10年代诸如AlphaGo的胜出、脸书在针对罗兴亚人冲突中的参与，也很难评估这些事件带来怎样的意义。至于21世纪20年代初期的事件，其意义就更加模糊了。但如果我们拓宽视野，看看人类的信息网络在过去几千年如何发展，我相信还是能让我们更了解今日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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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历史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新信息技术的发明总是能促成重大的历史变革，因为信息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编织新的网络，而不是呈现既有现实。用泥版记录纳税，协助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第一个城邦。将预言景象编成宗教经典，让新的宗教得以传播。报纸与电报将总统与公民的言论迅速传播，打开了通往大规模民主与大规模极权制度的大门。虽然通过这些信息技术来记录与传播的信息只是偶尔为真，常常是假，但总是能在越来越多的民众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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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的革命，比如美索不达米亚第一批城邦的崛起、基督教的传播、美国独立战争、布尔什维克革命等，我们习惯于从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等角度加以解读。如果想要看得更深，就应该把这些革命视为信息流动方式的革命。基督教与希腊多神教除了在许多神话与仪式上显然不同，在单一神圣经典以及负责解经的机构制度上也有着不同的重视程度。因此，虽然每座宙斯的神殿只是个别的实体，但每座基督教堂则是整个统一网络里的一个节点。基督信徒之间的信息流动，也就不同于宙斯信徒之间的信息流动。同样，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与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也会各自形成不同的信息网络。斯大林推行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所领导的这个极权网络中心收集了足够多的信息，能够对几亿人的生活进行微观管理。技术的发展很少是别无选择的，同样的技术也能有非常不同的运用方式。然而，要是没有书籍与电报这些技术的发明，基督教会与斯大林式的机构就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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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教训应该很能鼓励我们在目前讨论政治的时候把更多重点放在人工智能革命上。由于人工智能是人类第一个能够自行做出决策并产生想法的科技，因此这项发明很有可能比过去电报、印刷机甚至文字的发明都更重要。相较于印刷机与羊皮纸卷只是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联结方式，人工智能则是整个信息网络里成熟的正式成员，有自己的能动性。未来几年，从军队到宗教，所有网络都会有数百万新的人工智能成员加入，有着与人类不同的资料处理方式。这些新成员所做的决策、所提出的想法，都可能让人类觉得非常陌生、意想不到。而加入了这么多非人类的行为者之后，必然也会让军队、宗教、市场与国家的形态发生改变。过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可能崩溃，并被新的体系所取代。正因为此，人工智能实在是个极其紧迫的议题。就算有些人说自己不关心科技，或者认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应该是民主的存亡或是财富的公平分配，也躲不过人工智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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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把人工智能与《圣经》这样的宗教经典相提并论，是因为目前正处在要将人工智能正典化的关键时刻。在亚大纳西主教这些教父决定把《提摩太前书》收进《圣经》文本集，而又排除了态度较为宽容的《保罗与特克拉行传》之后，就塑造了世界在接下来几千年的样貌。直到21世纪，都还有几十亿基督徒的世界观深受《提摩太前书》的厌女思维影响，而不了解特克拉有着较宽容的态度。这个局面就算到今天也很难扭转，因为当初的教父就是没在《圣经》中放入任何自我修正的机制。那些为人工智能写着最初的代码、为人工智能宝宝挑选训练用数据集的工程师，正扮演着现代的亚大纳西主教。随着人工智能的能力与权威不断增加，甚至成为一本能够自圆其说的宗教经典，现在工程师所做的决定就可能深深影响后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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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除了能够强调人工智能革命与相关决策的重要性，也能警告我们，对于信息网络与信息革命不要采取两种常见但错误的态度。第一，我们必须小心太过天真乐观的信息观。信息并不等于真理，信息的主要任务在于联结，而非呈现现实，而且史上的信息网络往往比较重视秩序而非真理。比如税务记录、宗教经典、政治宣言和秘密警察档案，都能极有效地创造出强大的国家与教会，但这些国家与教会却可能有着非常扭曲的世界观，并且容易滥用权力。于是讽刺的是，有了更多信息，而有时更多的信息只会导致更多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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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没有理由期待人工智能一定能够打破过去的模式，并更为偏向真理。人工智能也有可能犯错。近年来，在缅甸、巴西、以色列等地发生的各种令人担心的事件中，我们能稍微得出的历史教训就是：如果缺乏强有力的自我修正机制，人工智能将有能力宣扬一些扭曲的世界观，助长肆无忌惮的权力滥用，以及煽动让人惊骇的新一轮猎巫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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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应该避免过犹不及，变得太过犬儒主义而采取一种过于愤世嫉俗的观点。民粹主义常说权力是唯一的现实，认为一切人类互动都只是权力斗争，信息也只是用来打倒敌人的武器。但现实从来不是如此，也没有理由认为人工智能将会造成这样的情形。虽然比起真理，许多信息网络确实更重视秩序，但要是有哪个信息网络真的完全蔑视真理，也绝不可能存活下去。就个人而言，我们常常真的想知道真理，而不是只想追求权力。毕竟，谁不想知道生命的真理。即使是像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这样的机构，也会出现像阿隆索·德萨拉萨尔·弗里亚斯这种认真追寻真理的人，他没有让无辜的人送命，而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提醒我们，女巫只是存在于主体间的虚构概念。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单一的、只在乎权力的生物，那又为什么要觉得别人是这个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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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不应该认为人类的互动只是零和的权力斗争，在放下这种想法之后，我们不仅能够对过去有更全面、更细致的理解，也能对未来感觉更有希望，态度也更具建设性。如果权力是唯一的现实，要解决冲突也就只能靠暴力。民粹主义相信，人类的观点是由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来决定的，如果要改变人民的观点，首先就得剥夺他们的特权，通常也就是通过暴力。然而，由于人类其实是想知道真理的，因此还是有机会通过交谈、承认错误、接受新想法以及修改我们所相信的故事，至少让部分的冲突得以和平解决。这正是民主网络与科学机构制度的基本假设，也是本书写作的基本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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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聪明的，反遭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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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让我们回到本书一开头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有那么聪明，为什么还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人类其实既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也是地球上最愚蠢的动物。我们聪明到能够制造出核弹与超级智能算法，也愚蠢到一股脑地把这些东西都制造出来，甚至还没搞清楚自己能不能控制它们，说不定还会反受其害。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做？人类的本性里是否有什么逼迫我们走上这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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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认为，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的本性，而在于人类的信息网络。由于人类的信息网络重秩序而轻真理，因此往往带来大量的力量，却没带来多少智慧。例如，纳粹德国创造出高效率的军事机器，却将之用来服务一套疯狂的神话谎言，结果导致大规模的苦难和数千万人的死亡，而且最终带来了纳粹德国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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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力量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如果使用得当，力量也能用来行善。例如，现代文明就已经有能力预防饥荒、控制疫情、减轻飓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一般来说，网络取得各种力量，就能更有效地应对外部威胁，但同时也会增加内部的危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网络越来越强大，原本只是内部虚构故事所造成的想象威胁，有可能会变得比真正的自然灾害更加危险。现代国家就算碰上干旱或雨水过多这种自然灾害，通常也能有所应对，避免公民面临大规模饥荒。但如果现代国家被某个人造的幻象所笼罩，就有可能落入一场纯属人祸的大规模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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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网络越来越强大，自我修正机制也会越来越必要。如果只是某个石器时代的部落或青铜时代的城邦，就算无法看出并修正自己犯的错误，潜在的损害也十分有限。大不了就是一座城市灭亡，幸存者到别的地方重起炉灶。即使是铁器时代的帝国，有了提比略或尼禄这样的统治者，受到偏执狂或精神病的困扰，也很少会真的出现灾难性后果。比如罗马帝国，虽然疯狂的皇帝实在不少，却还是能够撑过数个世纪，即使最后崩溃，人类文明也没有就此终结。然而，如果硅基时代的超级大国完全没有或只有薄弱的自我修正机制，那么它危及的可能是整个人类物种与无数其他生命形式的生存。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就像是住在卡普里岛庄园里的提比略，虽然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享受着罕有的奢华，却很容易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事物所操纵，而且等我们意识到危险，可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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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自我修正机制会深深左右人类的长期福祉，政客却有着削弱这些机制的动机。正如全书不断提到的，虽然削弱自我修正机制有许多坏处，却可能让人在政治上胜出。用这样的策略，就可能让21世纪的极权者取得巨大的权力，而如果以为得力于人工智能的极权政权尚未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破坏就自我毁灭了，这只能说是愚蠢的一厢情愿。就像丛林法则只是个神话谎言一样，认为历史总会走向正义也只是个神话谎言。历史的轨迹无比开放，可以弯向任何方向、走向任何地点。就算智人毁灭了自己，宇宙还是会运转如常。地球演化花了40亿年，才出现了一个拥有高度智能的猿类文明。如果人类灭亡，需要再演化上亿年，才会出现拥有高度智能的老鼠文明，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宇宙就是这么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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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种更糟糕的状况。就我们目前所知，在整个宇宙，或许只有地球上的猿类、老鼠和其他有机动物是有意识的实体。我们现在已经创造出一种无意识但又极为强大的非人类智能。要是处理不当，人工智能不仅有可能消灭人类在地球上的主宰地位，更会灭掉这一点意识的星火，让宇宙变成一个彻底黑暗的王国。我们有责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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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是，只要我们放下自满、不要绝望，就能够打造有制衡机制的信息网络，不让权力失控。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发明什么其他的奇迹技术，也不需要想出什么过去世代都想不到的天才主意。想要打造更有智慧的网络，需要的只是我们放下天真与民粹的信息观，摒弃想要绝对正确不犯错的幻想，并且认真投入一项困难但平凡无奇的工作：为各种机构制度打造强大的自我修正机制。这或许就是本书想提供的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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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智慧的源头，甚至比人类历史还久远，是来自最基本的有机生命的基础。最早的生物并不是由什么绝对正确的天才或神祇所创，而是经过复杂的反复试错而产生的。40亿年来，经过越来越复杂的突变与自我修正机制，地球上演化出了树木、恐龙、丛林，并最终演化出人类。我们现在召唤出了一种人类难以理解的非人类、非生物智能，它有可能逃脱人类的控制，除了可能危及人类物种的存亡，更有可能将无数其他生命形式也卷入危险之中。我们所有人在未来几年所做的决定，将决定召唤这种非人类智能究竟是个致命的错误，还是会让生命的演化翻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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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Yuval Noah Harari, “Strategy and Supply in Fourteenth-Century Western European Invasion Campaigns,”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4, no. 2 (April 2000): 297–334; Yuval Noah Harari, The Ultimate Experience: Battlefield Revelatio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War Culture, 1450—2000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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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ant, Hidden History of Burma, 74.

    3. + +

  3. Ben Caspit, The Netanyahu Years, trans. Ora Cumming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7), 323–24; Ruth Eglash, “Netanyahu Once Gave Obama a Lecture. Now He’s Using It to Boost His Election Campaign,”Washington Post , March 28, 2019,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19/03/28/netanyahu-once-gave-obama-lecture-now-hes-using it-boost-his-election-campaign/.

    4. + +

  4. Jennifer Larson, Understanding Greek Religion (London: Routledge, 2016), 194; Harvey Whitehouse, Inheritance: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Hutchinson, 202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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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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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到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写作和出版图书的速度还是停留在中世纪。我从2018年开始写这本书，而初稿大部分是在2021年与2022年完成的。鉴于技术和政治事件发展的速度，许多章节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急迫，传达的信息也出乎意料。但有一件事始终没变，就是联结的重要性。虽然这本书是在国际紧张局势日益升温的情况下写成的，但也是对话、合作与友谊的产物，代表了或远或近许多人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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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我在Fern Press的发行人米哈尔·沙维特与编辑戴维·米尔纳付出的心血，这本书永远不可能问世。有很多次我觉得这个项目已经走不下去了，是他们劝我继续完成。有很多次我走错了方向，也是他们耐心又坚定地帮助我回到正确的路上。我衷心感谢他们的付出，以及处理各种香蕉的问题（他们懂得我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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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感谢许多在本书写作与出版过程提供协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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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美国企鹅兰登书屋的安迪·沃德，是他让本书有了最后的样貌，也在编辑过程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像是一手结束了新教改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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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Vintage的创意总监苏珊·迪安与照片编辑莉莉·理查兹设计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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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在全球各地的出版商与译者，感谢他们提供的意见反馈与想法，也感谢他们的信任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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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Sapienship（智慧之船）内部研究团队的优秀负责人贾森·帕里，以及团队的所有成员：雷·布兰登、陈光宇（音译）、吉姆·克拉克、科琳娜·德拉克鲁瓦、多尔·希尔顿、王子婵（音译）。从石器时代的原始宗教到当今的社交媒体算法，他们研究了无数个主题，孜孜不倦地检查了数千项事实真伪，统一了几百个注释，并修正了无数个错误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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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Sapienship团队所有无比杰出的成员，感谢各位成为这趟旅程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沙亚·埃比勒、丹尼尔·泰勒、米歇尔·祖尔、纳达夫·纽曼、阿里尔·雷提克、汉娜·夏皮罗、加列特·格特尔夫，以及几位最近加入的成员。感谢各位参与本书背后的写作过程，以及持续为我们所有项目付出心力，一切都是为了完成Sapienship的使命：播下知识与同情的种子，让全球对话聚焦于人类最重要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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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Sapienship的首席营销官兼内容总监纳马·瓦滕堡，感谢她总是热情坚定、思想敏锐，并负责本书品牌形象与公关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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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们的首席执行官纳马·阿维塔尔，他睿智地引领Sapienship这条船穿越重重风暴与雷区，将能力与同情心完美结合，也塑造了我们的理念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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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所有的朋友与家人，感谢他们多年来的耐心与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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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母亲普尼娜和岳母汉娜，她们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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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外祖母范妮，她在我写作本书初稿时过世，享嵩寿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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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的另一半兼合作伙伴伊茨克，是他创立了Sapienship，他也是我们全球活动与成就背后真正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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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感谢我的读者，是你们让这一切努力都值得。书籍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结，让许多心灵能够联结在一起，而这种联结唯有通过阅读才得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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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content.opf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content.opf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74b7620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content.opf @@ -0,0 +1,73 @@ + + + + 智人之上 + Unknown + d3adfd06-e4d2-4551-8393-254e76387995 + + 2024-09-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oc.ncx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oc.ncx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a8cd881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OEBPS/toc.ncx @@ -0,0 +1,695 @@ + + + + + + + + + + + + 智人之上 + + + + + 封面 + + + + + + 版权信息 + + + + + + 献辞 + + + + + + 序言 + + + + + 天真的信息观 + + + + + 天真的信息观 + + + + + + + 谷歌与歌德 + + + + + + 信息成为一种武器 + + + + + 民粹的信息观 + + + + + + + 前方的道路 + + + + + + + 第一部分 人类网络 + + + + + + 第一章 信息是什么？ + + + + + 真相究竟是什么？ + + + + + + 信息有何作用？ + + + + + + 人类历史的信息 + + + + + + + 第二章 故事：无限的联结 + + + + + 存在于主体间的现实 + + + + + + 故事的力量 + + + + + + 高贵的谎言 + + + + + + 长久以来的困境 + + + + + + + 第三章 文件：纸老虎也会咬人 + + + + + “杀掉”贷款 + + + + + + 官僚制度 + + + + + + 官僚制度和对真相的探寻 + + + + + + 深层政府 + + + + + + 生物戏剧 + + + + + + 让我们杀光所有律师 + + + + + + 奇迹文件 + + + + + + + 第四章 错误：绝对正确是一种幻想 + + + + + 排除人类的成分 + + + + + + 绝对正确的科技 + + + + + + 《希伯来圣经》的形成 + + + + + + 机构制度的反击 + + + + + + 分裂的《圣经》 + + + + + + 回声室 + + + + + + 印刷、科学与女巫 + + + + + +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拯救 + + + + + + 发现人的无知 + + + + + + 自我修正机制 + + + + + + DSM与《圣经》 + + + + + + 不发表就淘汰 + + + + + + 自我修正的局限 + + + + + + + 第五章 抉择：民主与极权制度简史 + + + + + 多数独裁 + + + + + + 人民vs真理 + + + + + + 民粹主义的攻击 + + + + + + 衡量民主政体的力量 + + + + + + 石器时代的民主制度 + + + + + + 恺撒选总统 + + + + + + 大众媒体使大众民主梦想成真 + + + + + + 20世纪：大众民主，也是大众极权 + + + + + + 极权主义简史 + + + + + + 斯巴达与秦朝 + + + + + + 极权的三位一体 + + + + + + 完全控制 + + + + + + 富农 + + + + + + 政党与教会 + + + + + + 信息如何流动 + + + + + + 没有人是完美的 + + + + + + 科学技术的钟摆 + + + + + + + 第二部分 非生物网络 + + + + + + 第六章 新成员：与众不同的计算机 + + + + + 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 + + + + + 入侵人类文明的操作系统 + + + + + + 有什么影响？ + + + + + + 承担责任 + + + + + + 右翼与左翼 + + + + + + 别相信决定论 + + + + + + + 第七章 永不停歇：网络永远持续运行 + + + + + 不用睡觉的特工 + + + + + + 皮下监控 + + + + + + 隐私的末日 + + + + + + 形形色色的监控 + + + + + + 社会信用体系 + + + + + + 运作永不停歇 + + + + + + + 第八章 可能出错：谬误百出的网络 + + + + + “点赞”的独裁 + + + + + + 就把错推给人类吧 + + + + + + 一致性问题 + + + + + + 回形针拿破仑 + + + + + + 科西嘉岛的联结 + + + + + + 康德主义与纳粹 + + + + + + 痛苦该如何计算 + + + + + + 计算机神话 + + + + + + 新女巫 + + + + + + 计算机偏见 + + + + + + 新神上场？ + + + + + + + 第三部分 计算机政治学 + + + + + + 第九章 民主制度：我们还能对话吗？ + + + + + 民主之路 + + + + + + 民主的步调 + + + + + + 保守派的自我毁灭 + + + + + + 高深莫测 + + + + + + 得到解释的权利 + + + + + + 急转直下 + + + + + + 数字无政府状态 + + + + + + 禁用机器人程序 + + + + + + 民主的未来 + + + + + + + 第十章 极权主义：所有力量归于算法？ + + + + + 机器人程序的监狱 + + + + + + 算法的傀儡 + + + + + + 独裁者的困境 + + + + + + + 第十一章 硅幕：全球帝国还是全球分裂？ + + + + + 数字帝国的崛起 + + + + + + 数据殖民主义 + + + + + + 从“网”到“茧” + + + + + + 全球的身心分离 + + + + + + 从代码战争到热战 + + + + + + 全球联结 + + + + + + 人类的选择 + + + + + + + 结语 + + + + + 最聪明的，反遭灭绝 + + + + + + + 致谢 + + + + +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2/mimetype b/examples/epub_format_2/mimetype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57ef03f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2/mimetype @@ -0,0 +1 @@ +application/epub+zip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3/META-INF/container.xml b/examples/epub_format_3/META-INF/container.x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c12cefc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3/META-INF/container.xml @@ -0,0 +1,6 @@ + + + +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14100074824.jpg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14100074824.jpg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5a1c35e Binary files /dev/null and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14100074824.jpg differ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back.png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back.png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e458846 Binary files /dev/null and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Images/back.png differ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Style/taaze-style.css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Style/taaze-style.css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879a137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Style/taaze-style.css @@ -0,0 +1,273 @@ +/* TAAZE style */ +h1,h2,h3,h4,h5,h6{ + line-he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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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看見語言的惡之後，
我們如何自處？

朱家安（哲學雞蛋糕腦闆）

擁有複雜的語言是人類獨特之處，然而語言的複雜往往出乎人類意料，這讓很多壞東西能藉由語言偷溜到這個世界。

當然，人類會把關語言，並不是所有能說出來的話都合理，得看這話是否符合事實。我們不是笨蛋，我們會盡力區分真假，抓出騙子。

不過，一句話符合事實，就夠好了嗎？在人類歷史上有不短的時間，話語如「在美國，平均而言，黑人學歷不如白人」、「在台灣，平均而言，有原住民血統的人學歷不如沒有原住民血統的人」都符合事實，而且或許現在也依舊如此。但這些話依然有問題。它們不適合當作簡單客觀的判斷來公開宣稱，也不該在篩選人類能力時被當成理據，因為這些話即便符合事實，該事實卻是誕生於不正義的歷史過往。

這些關於學歷的話語，告訴我們的應該是它們指涉的事實需要改變，而不是它們指涉的事實可以做為理據，讓我們進一步去評價不同族群的能力。在人類歷史中，語言的發展超過十萬年，而上述這些能協助我們察覺部分不正義的細微區分技術，則到了近年才逐漸普及。然而，這只是語言帶來壞東西的滄海一粟。

十萬年來，語言讓人類共同合作發展出前所未有的文明，但也讓人類彼此誤解發展出前所未有的憎恨、戰爭和屠殺。語言要在你身上產生這些效果，甚至不需要你是個心胸狹窄的壞人，只需要你是個知識有限的正常人，生活在有既定價值觀和敵我意識的群體中，並和其他正常人一樣受到種種偏誤和直覺影響。

只要符合這些條件，照《修辭的陷阱》作者傑森．史丹利的說法，你就跟大家一樣容易接受特定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因此不容易認出看似中立、其實偏頗的「惑眾妖言」，最後成為更「不通情理」，難以理解別人和進行有效溝通的人。更糟的是，這樣的人對於自身理性客觀的信心往往還相當高，畢竟當一個人沒能力看到自己的缺點，並因此認為自己沒有缺點，也是很合理的。（若想快速初步掌握這些詞彙的意思，可以先去讀賴天恆為這本書寫的導讀。）

《修辭的陷阱》這本書很有可能是你讀過最實用的哲學書之一。而且不幸的是，只要人類的認知能力沒有重大進展，只要民主社會裡的溝通效果依然受到背景價值觀、社會氛圍、刻板印象和種種人類心理機制影響，這本書的「實用程度」恐怕不會下降。

如同我們受惠於語言良多，我們也有理由時刻警覺語言潛在的威脅。這不但是我們身為人類的日常，也是本書為你打開的眼界：讓你了解自己是個怎樣的人，持有怎樣的認知配備，會受到環境怎樣的影響，能夠用再平凡不過的話語「做」哪些事情、傷害哪些人。二十一世紀哲學家史丹利的研究反映古希臘德爾斐神廟銘文「了解你自己」（know thyself），但發揮的影響則擴及全人類。

要發揮此書的威能，在了解史丹利的分析之後，你基本上可以用這些分析來重新閱讀任何文本，像是社群網站動態、專欄文章、書，甚至學術論文。這些分析會讓你看出更多東西，包括隱藏的價值預設和刻板印象；此外，考慮到人不見得會意識到自己有哪些意識形態，也不見得察覺自己正在發表惑眾妖言，這可能讓你在某些地方比文字的作者本人更了解他自己。

本書的分析可能讓你更警覺明辨，也可能讓你更灰心沮喪、認為有效又無害的溝通真的很難進行，或者討論根本沒有意義。考慮到這些，我想給你一些建議：


看見說明的價值：良好掌握本書提供的概念，代表你可以熟練使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惑眾妖言」這些詞彙，但這不代表它們對你的溝通對象來說有任何意義。回想一下那些只會說「不要為政治正確而政治正確」和「台灣就是女權太高了」的人，就會知道揮舞詞彙跟做出有效的說明是兩回事。本書能讓你從世界看出更多東西，但要把這些新增的理解跟其他人分享，則有賴你在說明方面進行的努力。


注意自己犯錯的可能性：當你學會用鐵鎚，看什麼東西都像釘子。當你學到一套關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和「惑眾妖言」的分析，類似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從本書行文，可以看出史丹利相當小心避免自己的偏誤影響判斷，並且誠實對讀者揭露此可能性。身為讀者，我們對此態度表達敬意的最好方式就是沿用它。此外，我們可以注意自己秉持的主張有哪些細節，以及這些細節和自己的發言是否真的一致，避免在不經意之下，反而成為用惑眾妖言打擊自己認同的價值的人。


避免妖魔化別人：有些人真的是壞人，但也有些人真的不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個人是好人，不代表他的政治意見會跟你相同。作為群體動物，人類內建敵我心理，我們容易把與自己的政治意見相似者看成好人、政治意見相異者看成壞人，這兩件事都對討論沒幫助，而且都會威脅你的生活品質。上面這些話聽起來很有道理，因為妖魔化別人聽起來很糟，但是，考量到人類既有的心理和處境，不妖魔化別人其實很難。如同史丹利所說，有時候我們得修正自己賴以過活的信念，才能不把某些人當成壞人。這有時候不只關於別人是怎樣的人，也關於你想成為怎樣的人。


最後，保持心情和建設性：這世界充滿惑眾妖言，「我們這些好人」難以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抗衡，我們的聲音傳不出去，那些自以為客觀的人總是處於準備好充耳不聞的狀態。或許吧，但倡議和公共溝通很少有輕鬆的，而且往往是比氣長。如果你能找到夥伴，彼此開開玩笑、維持心情、想想點子，然後一次做一些、看見進展，你會更有機會撐下去，讓世界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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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言論如何侵蝕民主？

賴天恆／澳洲國立大學哲學博士

語言的功用是什麼？如果我們心地善良，而且活在一個相對受保護的生活圈裡面，或許會覺得語言的主要功用是溝通，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合作，是傳遞知識，是讓我們一同追求真理。然而，哲學家蕾．藍騰（Rae Langton）多次指出，對許多人來說，語言的重要功能，是分化族群，是貶低異己，是煽動仇恨，是爭權奪利。語言是一把兩面刃。

《修辭的陷阱》這本書主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民主社會的內部張力。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平等。然而，就跟許多人所擔心的一樣，自由有機會被有心人士利用；甚至不只是有心人，出於善意的公民，往往會因為無知，而做出傷害民主的事情。民主社會保障自由，保障個人的言論與表述自由，但這也同時讓語言的負面功用有空間充分發揮。從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到邪惡納粹帝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而我們可以再加上從歐美的極右翼民粹，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清楚知道這個民主社會的弱點：民主自由社會把足以摧毀民主自由的武器，奉送給民主自由的敵人。這個武器，就是惡性政治宣傳。

進入本書的主要論證之前，我先介紹兩個核心定義，以下皆為引用或者使用書中出現的案例。

顛覆型惑眾妖言（Undermining Demagoguery）：以某種值得支持的政治、經濟、理性理念為號召，真正的目的卻會妨礙那些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

這是本書作者傑森．史丹利的論述中，最核心的討論對象。惑眾妖言往往乍看之下合情合理，但看似正當且重要的政治言論，實際上卻妨礙民主審議。舉例來說，史丹利認為在美國針對選舉舞弊的說詞，就是一種惑眾妖言。要求訂定嚴苛的法律，規定選民必須出示身分證件才能註冊投票，表面上看似相當合理；畢竟，如果出現重複投票、冒名投票等行徑，選舉的公正性就會受到質疑，進而傷害民主的正當性。然而，在美國實際的社會體制底下（記得不像我國，美國沒有所謂的國民身分證，有照片的身分證件也非人人都有），該舉的實際結果是防止了極少數的選舉舞弊，卻「造成大量選民無法投票，光是賓州沒有適當身分證件的選民就高達七十五萬八千人」。說保障「一人一票」，卻讓許多人無法投票，就是高舉民主理念來侵蝕民主正當性的惡性政治宣傳。

本書另一個重要的核心概念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flawed ideological belief），指的是一種具有以下兩種特性的錯誤信念：一、即使面對合乎理性的證據也難以捨棄；二、妨礙我們更進一步獲取相關知識，包括足以修正這些信念的證據。史丹利舉例說明，如果我們相信「法國人不可靠」，多半就會因此拒絕與法國人來往；但拒絕與法國人來往，就會妨礙我們認識法國人，難以獲得證據來推翻這個錯誤信念。

（當然，我們有時候必須去懷疑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是不是必然為假。舉例來說，有些人相信「女性就是溫順、臣屬於男性」。這可能目前為真，但是成真的原因，是擁抱這個信念的人強迫女性溫順，強迫女性臣屬於男性。）

有了上述兩個核心概念，我們便可以去進一步理解史丹利的核心論證。簡單地說，史丹利認為不平等的社會催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這些信念妨礙我們去獲取相關證據，以致於難以察覺惑眾妖言的錯誤之處。如此一來，惑眾妖言便有發揮的空間，去分化人、貶低人、傷害人，去合理化不公平、不正義的政策，去妨礙民主審議。

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是自由與平等。如果有任何政策影響到這兩個價值，就必須有好的理由支持。這些好的理由必須具有一個特性：「講道理」（reasonableness），也就是說，任何受到政策影響的人，都不能在合理的基礎上反對這些政策。這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基本尊重：如果我要妨礙你、限制你，就必須有充分的理由讓你心服口服，而這就必須先充分考量到你的觀點。

有些政策表面上看似明理，實際上卻沒有考量到受影響的人。支持這類政策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舉例來說，美國從創國以來，白人就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貶低黑人。以前，白人宣稱種族之間有生理上的差異，但找不到科學證據；現在，白人宣稱是文化上的差異，卻往往沒有考量到歷史不正義的影響，也沒有考量到黑人在教育、治安、就業等各方面獲得的資源就是比白人少，更沒有考量到黑人所受到的各種刻板印象傷害。此外，他們宣稱政策上採取差別待遇，是因為考量到了黑人，是正確反映黑人跟白人之間的差異，這種說法就是一種惑眾妖言。宣稱黑人低劣，所以政策不需要考量他們的觀點，也是一種惑眾妖言。

或許有人會問，不是明明有各種科學、社會學證據，讓人理性上應能辨識出這種惑眾妖言嗎？為什麼白人仍無視明顯證據，仍然相信黑人劣等？史丹利認為，就是各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妨礙白人去面對這些證據。史丹利引用大量心理學上的證據，指出人們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功成名就多半取決於運氣。此外，人們更是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身分認同與不公不義緊密相關。人們因此傾向相信一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相信社會實際上依照一個人的功成名就、公平地分配資源，也就是所謂的「功績主義」（meritocracy）。於是，人們進一步拒絕接觸、接受與功績主義牴觸的證據。美國白人不願意聆聽證據，去理解自己獲得的各種資源遠比自己的黑人同胞多，更不願意承認自己受惠於奴役制度——畢竟不少人的祖先就是奴隸主，但誰願意承認自己的祖先罪大惡極？史丹利指出，越是不平等的社會，人們越容易接受這類合理化自己不義優勢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進而不願意考量到抵觸這些信念的證據。除此之外，優勢團體更會透過教育、媒體等制度與機構，強迫受壓迫的族群接受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

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要怎樣防止自由回過頭來侵害民主？史丹利主張，不平等催生意識形態，意識形態讓惑眾妖言有發揮的空間，所以捍衛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消弭嚴重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

我相信說到這邊便已足夠。但如果身為讀者的你還未對我的言論感到厭煩，我想多說兩點：一點跟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有關，另一點則牽涉到我國台灣的政局。

我一開始接觸到《修辭的陷阱》這本書，是因為我想要撰寫（並後來成功發表）一篇探討毀損老蔣銅像的學術論文。（當時，系上的博士後Renee Bolinger推薦這本書給我。我後來將這本書推薦給劉維人，希望他藉由翻譯將本書引入台灣。）這本書完全反映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重要走向。過去，分析哲學探討如何理解「當今法國國王頭是禿的」這一語句，「知識是有充分證據的真信念」的概念分析，以至如何以語言行事、語句的預設又如何成為共同基礎的一部分等看似無聊的問題。有些人甚至進一步懷疑分析哲學的價值，主張說若把這些學術論文全部扔進垃圾桶，也不會對世界有任何影響。然而，這些看似瑣碎無用的分析哲學研究，在政治哲學上的重要性逐漸彰顯。我們看到哲學家探討色情作品如何貶低、甚至噤聲女性，而這建立在如何以語言行事、語句的預設如何成為共同信念的一部分等重要語言哲學基礎之上。哲學家點出知識的不正義，探討刻板印象如何傷害一個人說詞的可信度、探討缺乏足夠認知資源的人為何難以闡述自身所受壓迫等現象，更是建立在傳統分析哲學知識論的各種瑣碎探討之上。

當然，讓前述這些東西跟政治哲學扯上邊，女性主義哲學家、研究種族問題的哲學家功不可沒。史丹利在撰寫這本書時，也不斷強調以上這點。我認為史丹利這本書，以及近期大量興起的語言政治與社會哲學（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正是分析哲學百年發展下的重要成果。

我國正不斷面臨來自外部與內部的各種政治宣傳。舉例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斷對外宣稱自己多民主，但宣稱的方式是扭曲民主的定義，再來說自己民主。這是典型的惑眾妖言。同樣地，我國也有部分人士不斷高舉重要的民主理念。舉例來說，一談到轉型正義，便有反對者主張要「和解共生」，主張面對過去的不義是在「撕裂族群」。然而，正是這些強迫被害族群及其家屬要不斷犧牲、不斷「原諒」、不斷接受、不斷單方面承受歷史傷痛的言論，在妨礙「和解共生」的願景。打著這個政治理念，迴避歷史不義，並要求繼續動用國家資源來稱頌歷史元兇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類似惡性政治宣傳不勝枚舉。

我們需要思考如何防範惡性政治宣傳對民主的傷害。如果我們不願意採取言論管制這類很可能同樣傷害民主的措施，就必須認真處理讓惡性政治宣傳得以成功的意識形態。此時我們就得去追究，台灣有哪些社會結構讓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有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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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住在紐約市的公寓裡，並在羅格斯大學教書接近十年之後，我在二〇一三年八月，跟妻子潔莉．桑德（Njeri Thande）一起搬到康乃狄克州，入住位於紐黑文的大房子，準備開始在耶魯大學任教。搬來這裡之後，我認識了學術上的新同事，也獲得更大的生活空間。沒過多久，我的繼母瑪莉．史丹利（Mary Stanley）打電話問我，能不能寄幾箱父親的藏書到我家。這句話讓我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小時候，我有一半的時間跟她和父親住在一起，屋子裡每面牆上都排滿了書，而且書架都有兩層，每一排書的背後都是另一排書。書的排列方式有如一套複雜的系統，只有我父親知道箇中之秘，但他已於二〇〇四年去世。瑪莉說她想把一兩個房間的東西寄給我，讓家裡騰出一些空間。但我們會收到什麼呢？沒人知道。於是我們惴惴不安地同意了。

我父親曼佛雷德．史丹利（Manfred Stanley）是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社會學教授，也在該校麥斯威爾公民及公共事務學院（Maxwell School for Citizenship and Public Affairs）底下的公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當了多年的主任。瑪莉同樣是該校教授，也是父親在公民研究中心的同事。父親一開始做的是東非研究，發表過相關的人類學論文，後來在一九六〇年代剛升上教授時轉而研究社會學，經常開設理論課程。在學術生涯中，他寫了一本書。[1]

我的父親與我的母親莎拉．史丹利（Sara Stanley）一樣，都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毫無疑問地，這使他花了畢生研究時間去批判各種面貌下的威權主義。他在著作中指出，所有剝奪個人自主性的制度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以提高社會效率或促進公共利益為名亦然。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太容易混淆自己的利益與公眾的利益，太容易混淆自己的主觀解釋框架與客觀事實。

父親和繼母瑪莉在知識上給我很大的幫助，他們對民主公民的研究更讓我著手研究相同主題。我們可以說，我父親的著作是在解釋為什麼那些真誠良善的人會因為被自身利益所騙，而在無意間製造宣傳。而我寫這本書也正是為了解釋，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如何蠱惑真誠良善的人，讓他們不知不覺地製造並接受宣傳。為了感謝他們給我的影響，我將用父親著作的核心主題，以及父親與繼母的研究結果來當成這本書的前言。

父親的論文探究的是英國殖民主義對肯亞的基庫尤人（Gikuyu）造成的傷害，重點放在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管理土地的方式是基庫尤人身分認同的核心；尤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A]就說過，「要研究基庫尤的部落組織，就得知道土地所有權對部落的社會、政治、宗教、經濟生活來說，都是最關鍵的要素」。基庫尤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與奠定英國社會的私有財產制基礎截然不同，「基庫尤人以擁有土地為傲，並以讓大家一起使用自己的土地為樂」。[2]父親的論文指出，英國殖民者誤以為全球各地都像英國那樣實施私有財產制，因而明明抱持著善意，卻與基庫尤人產生無法彌合的裂痕。這件事提醒我們，即使你抱持著善意想幫助別人，也很難真的幫別人做出「客觀」決定。即使是真誠良善的英國殖民者，也無法分辨到底什麼時候真的是在體現自由價值，什麼時候是在強加英國的文化習俗，什麼時候根本就是在為自己牟利。

我父親認為，自主性不只是意味不受他人支配。他認為社會應該讓每個人接受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讓每個人都能為自己的人生做決定，其中包括學會如何反思，因為能夠反思的人才能真正自主。父親著作的另一部分，正是描述教育在民主中扮演什麼角色。

父親寫的書則針對他常說的「技術主義」（technicism），就是那種認為無論什麼問題都能用科學知識與科技進展來解決的思維。父親認為技術主義有兩個主要危險，首先，它讓人們試圖用專業的技術課程取代通識教育，讓我們沒有能力自己做決定。其次，它會讓人用專家的知識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來代替自己做決定。父親這麼寫道：

某些社會，會刻意只讓特定的統治菁英去做重要的決定。另外一些社會則會把每個正常的成員都當成「負責任的自由個體」。但即便如此，後者還是會認為其中的某些人比其他人更適合承擔責任。[B]為什麼呢？因為這些人掌握了某些特定知識，能夠說出某些話，做出某些事，於是社會喜歡他們，便讓他們在某些狀況下去干涉其他人的自由。這些享有特權的人，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專家」。[3]

不過現代社會當然需要信任專家，畢竟我們得去看醫生。此外在很多事件中，人民對專家的不信任是宣傳得以成功的關鍵，譬如很多人就是因為不信任專家而否認氣候變遷（此外在該事件中，宣傳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的一方也動員了一大票的偽專家來幫腔，本書也會討論這種「垃圾科學」〔junk science〕名嘴的現象）。但儘管如此，歷史也告訴我們，即使是善意的人也經常搞不清楚哪些是科學研究的結果，哪些是自己的主觀價值。英國人就是因為這樣，才誤以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制度放諸四海皆準，屬於自由主義應當宣揚的普世價值，因而把這種觀念強加給殖民地的基庫尤人。我的父親也發現，美國的教育系統與大眾媒體也在做類似的事。

我的父親沒有解決哪些時候仰賴專家是正當的、哪些時候則並不正當的難題，此外也沒有解決如何使用知識而不受其宰制的問題。但他清楚說明了技術主義文化的危險。[C]技術主義是自由民主國家宰制人民的核心機制。美國史學者卡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認為，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就是用這種方式宰制了非裔美國人，[4]那些自以為客觀的社會科學家，用統計方法掩蓋了自己的種族偏見。派翠夏．希爾．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也指出，「知識驗證的過程」重視量化研究方法，會讓我們看不見社會的現實：「量化研究經常讓非裔美國女性的真實生命故事完全消失，讓我們看不見個案間的差異，誤以為領取社會福利者都在濫用福利。」[5]即使是真實的統計數字，也可能變成統治者的宣傳工具，讓人看不見實際發生的統治與壓迫。人們經常用這種方法，以客觀科學與公共利益之名實施社會控制。

我在本書把宣傳定義成一種運用政治理念（political ideal）來阻礙該理念實現的行為。那些用客觀的科學理念來呈現自己主觀價值或為己牟利的說法，就是宣傳的典型範例。在這部分，我父親的學術研究給我很大的影響。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偉大的德國政治學者尤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推動了社會學與民主理論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轉向。哈伯瑪斯試圖描述民主審議的理想言說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進而求助於分析哲學。我在一九八六年秋天進入賓漢頓大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時知道自己想學哲學，也隱約感覺到民主研究的核心應該會包括語言哲學與康德。最後我繞了一個大圈，去麻省理工學院深入研究了語言哲學、邏輯、語言學，在一九九五年取得博士學位。

在我沉浸於語言學與語用學艱澀細節的十年當中，美國吹起了大規模監禁的歪風，而且不合理地被關的人大部分都是少數族群，都是奴隸的後裔。作家希維婭．溫德（Sylvia Wynter）在某篇文章的開頭寫道：「洛杉磯的司法人員侵犯市中心貧民窟失業年輕黑人男性的人權時，都會在案件標上『N.H.I.』這個縮寫，意思是『不涉及任何人類』（no humans involved）。」[6]溫德認為這種不把非裔美國人當人的做法，跟土耳其泛民族主義者（Turkish pan-nationalists）在一戰期間不把亞美尼亞人（Armenians）當成人來對待的做法，以及德國民族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對猶太人的作為是一樣的——首先不把人當成人，接著就是大屠殺。

如果只有黑人哲學家和黑人知識分子在呼籲人們注意美國大規模監禁的問題，而其他人都不發聲，那問題可能就不太一樣。但當時除了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安琪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希維婭．溫德，以及其他常春藤名校出身的人以外，還有很多人也在擔心美國貧窮黑人的處境急遽惡化。吐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在一九九〇年代的某次採訪中表示：「當我唱著『我過著小混混的生活，寶貝，這種日子看不到希望』的時候，人們可能以為我只是說說。可是你知道嗎？我是想讓那些真的過著小混混生活，真的覺得沒有希望的人聽到。他們聽到人生沒有任何希望，會知道就是在說自己，懂嗎？更糟的是，雖然我在歌詞裡把過著小混混生活唱得好像很瀟灑，但現實中過著那樣生活的人卻是真的毫無希望，這部分我啥都幫不上。所以我至少把它唱出來，這樣他們就聽得到，之後我就可以再去聽聽他們到底過得怎樣。」[7]我們很難想像為什麼有人會想要把「杳無希望的人生」唱成一件「很炫」的事。但像吐派克和冰塊酷巴（Ice Cube）這些歌手會試圖用第一人稱的方式，唱出那些住在貧民窟、不被當人看且了無希望者的生命，可惜社會卻只把這些歌當成「幫派饒舌」（Gangsta rap）風格，認為這些歌手是在「美化」絕望的處境。

一九九〇年代，有人不斷以客觀科學為幌子販賣種族歧視，造成美國的州立監獄與聯邦監獄持續大規模擴張，種族主義者在這段時間中提出了許多惡名昭彰的技術主義話術。神經科學家卡爾．哈特（Carl Hart）解釋種族歧視如何讓科學家誇大了某些非法藥品的風險，合理化那些過於嚴苛的量刑政策，其中許多量刑標準甚至嚴重扭曲，把貧窮黑人使用廉價古柯鹼的罪判得比較重，有錢白人吸高純度古柯鹼的罪反而比較輕。[8]他同時指出，這些扭曲判決背後的依據，正是二十世紀早期那些帶著種族歧視去討論毒品與黑人病理學的科學研究。

在我成年之後，美國各界的「科學專家」，從醫生到「專業」警方審訊員，都不斷把種族偏見包裝成科學事實。相關例子多不勝數，譬如孕婦吸食古柯鹼造成胎兒嚴重殘疾（即「古柯嬰」［crack baby］）的謠言、中央公園慢跑者事件，以及本書之後會提到的「頂級掠食者理論」（super-predator theory）。「頂級掠食者」源自普林斯頓政治科學教授約翰．狄琉爾（John Dilulio）在一九九五年提出的理論，它成功地讓成人監獄開始監禁青少年黑人罪犯。當時狄琉爾預測，美國暴力犯罪在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間會增長五倍，實際上暴力犯罪卻從一九九一年開始不斷下降，並在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間一路下滑。這種趨勢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末變得非常糟糕，一方面人們宣稱已經達到了民主平等，也有人真心如此確信；另一方面種族不平等與經濟不平等在某些地方卻繼續存在，繼續傷害到某些人，而許多人對此仍渾然不覺。我大概也是在這段時間開始系統性地思考這本書的主題，只是還不知道自己最後會把它寫成一本書。

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再次讓哲學人開始思考宣傳的威力為何那麼大。《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二〇〇三年九月的民調顯示，近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認為海珊與九一一恐怖攻擊有關。但美國前國防部長唐納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十年後卻聲稱，當時的政府從沒說過伊拉克涉入了美國恐攻事件。宣傳究竟如何讓大部分美國人相信當時應該顯然為假的事情呢？宣傳與意識形態為何有這麼大的威力，是一個哲學問題。

也許最讓我不安的是，當我回頭看看自己投身的哲學，發現它竟然也深受宣傳與意識形態影響。哲學自詡追求客觀真理，但打從亞里斯多德至今，許多哲學家都在幫奴隸制與種族主義辯護，其中最讓我忍不住研究這個領域的莫過於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他不但充滿仇恨地反猶太人，還衷心相信雅利安人至上。

其實自古以來，哲學界一直都有難以否認的性別歧視與厭女傾向。但我在當哲學家的學術生涯中，卻沒有注意到同業裡的女性相當少。過去二十五年來，許多最重要的哲學著作都是女性哲學家寫的，而且這本書的理論基礎也來自女性主義哲學家。然而研究證實，整個哲學界的結構性性別歧視的確阻礙了當代的女性哲學家發聲。社會學家基蘭．希利（Kieran Healy）研究指出，過去二十年來最常被引用的哲學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來自女性作者。即使哲學致力於追求客觀與真理，經驗證據卻顯示哲學界的性別歧視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我明明身處其中，大部分時間卻都沒注意到。在這本書中，我將以理論論證指出，我之所以看不見哲學界的厭女傾向，正是因為我因此受益。[D]

為什麼我們經常把那些真實客觀的理性主張，與事後證明是心理偏誤或自私的觀點混為一談？為什麼許多看似客觀的言論，都帶著心理偏誤與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為什麼幾百年來，各地許多被壓迫或剝削的群體提出的主張，事後看來明明都顯然為真，當時的人卻視為無稽之談？這些問題都是本書的核心。

政治抗爭中有兩個神秘的現象。首先，權利被剝奪的團體所提出的政治主張經常會被駁回，甚至是被真正用意良善的菁英駁回。其次，缺乏資源以及權利被剝奪的團體很難開啟政治行動，他們除了缺乏政治行動所需的資源，通常也同時缺乏必要的知識或自信，無法站出來設法減輕自己所受的壓迫。幸好哲學家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曾指出，知識既是判斷的準則，也是行動的準則。[9]這正是我需要的連結。如果有人能證明缺乏資源會讓你所知的知識有漏洞，那麼威廉森提出的知識、判斷、行動之間的關係，就能解釋受壓迫族群的認知為何會有某些明顯的漏洞，這些漏洞又為何會阻礙他們付諸行動。

後來我轉而研究知識論，並在二〇〇五年出版了第一本書，一本知識論著作。[10]我在書中試圖連結實踐與認知的關係，主張當人在決策中有著更多利害關係，他就越難獲得相關知識。譬如有些時候，對富人適度增稅並拿這些錢幫助窮人，會讓窮人獲益匪淺，但這時候這些窮人與其支持者獲得相關知識的門檻卻非常高，說法因而更難獲得重視。此外由於採取行動需要知識，窮人採取政治行動的知識門檻也比其他人高。

上述論點引發了許多困惑。知識論學者不懂為什麼我要這麼用力地討論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此外，雖然我當時也想找出政治利益的實踐與認知之間的關係，卻對其尚不夠了解。[E]不過，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傑瑞米．凡透（Jeremy Fantl）、馬修．麥葛拉斯（Matthew McGrath）、約翰．霍桑（John Hawthorne）等哲學家，也都跟我一樣討論到了某些明顯與政治無關的知識與實踐之間的關係。看來條條大路通羅馬。

本書第六章將提到，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的關係如何威脅民主，因為每個人在決策中的利害關係程度，跟他能夠利用的知識資源有關。而且除了資源匱乏以外，偏見也會阻礙我們獲得正確的知識。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在她二〇〇七年的著作中獨闢蹊徑，提出了「知識的不正義」（epistemic injustice）這個概念。她所提出的兩種知識不正義的形式，是解釋那些處於劣勢的群體為何經常在政治辯論中比對方更難證明自己所言屬實，或至少乍看之下更難證明自己所言屬實時的關鍵。此外，泰瑪．甘德勒（Tamar Gendler）在研究「引念」（Alief）[F]的作品中提醒我們，如果你身處的社會違反你相信的規範性理念，「你的認知會被影響」。[11]這符合目前許多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哲學研究結果。我大量引用了這項著作，以及其他引用該著作的作品，它與許多討論自身利益與知識之間關係的分析哲學知識論著作彼此呼應，且彼此作用。

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很喜歡把一整群人貶低成體力勞動者。這類主張的立論，通常都是不同人的理論反思能力有差異，所以某些群體比較適合思考理論，某些群體比較適合實作。人類自古以來都用這種說法為奴隸制度辯護，而且每個社會無論有沒有奴隸制，幾乎都會相信這種意識形態的某個版本。過去十五年來我一直在研究的另一個計畫，即我二〇一一年出版的《技術知識的秘密》（Know How）的內容，就是指出這種意識形態在科學與哲學上都毫無基礎。本書在最後一章也會提到這件事，藉此指出美國教育制度出了什麼問題。

大規模監禁壓抑了許多人的潛能，令我感到憤怒，促使我把這本書的版稅，除了一筆小額的預付款，其他全數捐給位於麻州、由彼得．魏格納（Peter Wagner）帶領的「監獄政策倡議組織」（Prison Policy Initiative）。本書中有很多不同的資訊都來自該組織在網站上免費釋出的研究結果。他們在反對美國擴張監獄方面成就斐然，尤其是成功對抗獄中的高額電話費，以及反對利用獄中人數來改變選區大小（即所謂的「監獄傑利蠑螈」〔prison gerrymandering〕）。

本書處理的核心問題在社會理論、政治理論、「歐陸」哲學中相當常見，但我引用的資料大都來自分析哲學家。綜觀來看，歷史上的分析哲學似乎都接受德國哲學刻意把「理論」哲學與「實踐」或規範哲學分開的做法；但研究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分析哲學家，在分析權力、壓迫等核心政治概念時，卻證明了所謂「理論」哲學工具很有價值，也顯示哲學不能這樣二分。蕾．藍騰（Rae Langton）、珍妮佛．洪斯比（Jennifer Hornsby）、莎莉．哈斯藍爾（Sally Haslanger）、泰瑪．甘德勒、珍妮佛．索爾（Jennifer Saul）、克莉絲蒂．達森（Kristie Dotson）、伊夏妮．麥特拉（Ishani Maitra）、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蕾貝卡．庫克拉（Rebecca Kukla）、荷西．梅帝納（José Medina）、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以及許多哲學家，都用顯然不屬於規範領域的分析哲學來研究不正義的運作機制，並且用分析哲學的精確工具來解決傳統的哲學問題，尤其是社會與政治哲學問題。讀者可以從本書中看出，這類大部分由研究女性主義與種族問題的分析哲學家所做的研究結果，對我影響良多。他們開創了這條研究之路，並在我踏上之前就已經走了很久。[G]

當然，我不可能完全只用分析哲學來寫這本書。寫書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瑪莉不是沒系統地把某個房間裡的所有藏書寄過來，而是有特意選過。裡面有很多我年輕時熟悉的古典社會理論，如今需要重溫；有幾箱討論自由主義遭到扭曲的書；還有很多箱討論美國教育制度的書。經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瞭解她為何要挑這些書寄給我，而且瑪莉知道我開始寫一本關於宣傳的書之後，又寄來了許多社會理論的書作為工具，以及幾個案例研究的材料。我在這一年中重新研讀了古典社會理論，以及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埃米爾．涂爾幹（Emile Durkheim）、W．E．B．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賴特．米爾斯（Wright Mills）、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社會學最佳名作。哲學將許多重要問題拱手讓給社會學與社會理論，令我深感遺憾，因此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證明，哲學一旦像過去幾百年那樣與社會理論結合起來，將變得多麼豐富。

譯注：尤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1891至1978年）在一九六六年成為肯亞史上首位總統。甘耶達是當地原住民族基庫尤族，而他在一九二四年開始從政時便積極為族人爭取土地權。
譯注：此處原文為「certain people are designated as more equal than others」，典故出自二十世紀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小說《動物農莊》裡的一句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原注：我父親也是在米爾格蘭實驗之後開始寫這個主題的，本書第六章會提到這個一九六〇年代在耶魯大學做的實驗。
原注：至於哲學界的種族歧視，則是嚴重到我不知道該不該把它跟厭女問題放在同一段討論，因為提到其中一個好像就同時提到了另一個。
原注：基蓮．羅素（Gillian Russell）和約翰．多里斯（John Doris）指出，我在那本著作中的觀點會產生明顯的政治問題。我在該書中將自己的觀點稱為「利益不變論」（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而他們指出：「可是有錢人對世俗事務的知識顯然比別人多出很多，譬如他們知道銀行在週六有沒有上班。如果利益不變論這類說法為真，這些知識大概對有錢人的利益並不重要吧。」此外他們也有點諷刺地說，根據利益不變論，那些住在又昂貴又優質社區的人，大概是被處境所困而欠缺了知識，才會在找房子時變成冤大頭。他們把這些問題當成反對利益不變論的理由，但我把它當成利益不變論可以接受的結果，只是需要在政治上額外解釋。見Russell and Doris, “Knowledge by Indifference,” p. 434。
譯注：在心理學與哲學的討論中，「引念」指的是人因內在或周遭環境的特質，而在心中產生各種與其相關的內容。此外，引念通常與一個明確信念相伴出現，並與之衝突。譬如，甘德勒以美國大峽谷的天空步道為例，說明來到此地的遊客雖然相信在步道上行走很安全，但步道的透明玻璃地板及其建於懸崖邊緣的特質，都讓遊客產生與前述信念相衝突的引念，即「走在步道上並不安全」。
原注：蕾．藍騰也曾討論過本書主題在現實生活中造成的狀況，也就是宣傳言論會傷害自由民主。她在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寫給英國列文森調查委員會（UK Leveson Inquiry commission）的信上，解釋了為什麼傷害政治平等的言論會給民主帶來危險。
Stanley, .
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
Kenyatta, , p. 22.
Facing Mt. Kenya
Stanley, , p. 98.
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
Muhammad, .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Collins,, p. 255.
Black Feminist Thought
Wynter, “No Humans Involved.”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hAllAdmzE
Hart, .
High Price
Williamson,.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Stanle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Gendler, “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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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宣傳造成的麻煩

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是一位在德勒斯登（Dresden）研究羅曼語系的教授，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德國的猶太人，當時納粹當權，他的運氣卻好到可以一直安全地在家鄉生活。他之所以可以活下來，是因為他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在戰場上表現傑出。至於他的妻子則不是猶太人，在納粹掌權之後依然不願與他分手。這讓克蘭普勒的處境變得相當特別；在德勒斯登大轟炸之後，所有可以驅逐克萊普勒出境的蓋世太保紀錄都付之一炬，結果他就這麼成了少數因為那次轟炸反而保住小命的人之一。

克蘭普勒寫了一本很厚的納粹時期日記，並且在一九四七年出版了《第三帝國的語言》（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宣傳案例研究之一。[1]我這本書的重點，就是克蘭普勒想用那些案例來闡述的概念。克蘭普勒筆下的「第三帝國的語言」（Lingua Tertii Imperii）是這樣的：

第三帝國的語言都是為了驅動人民而說的。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剝奪每個人的個性，讓人們無法發揮個人特質，成為乖乖聽話、不會思考的牛，只要驅趕一下就會前往特定方向。它讓人們變成大石頭裡的小原子，只要推一下就會滾下山坡。

該書的第一章〈略去引言，談談英雄主義〉全都在講那些與「英雄主義」（heroism）相關的符碼。他將這些符碼稱為三種不同的「制服」（uniform）：第一種是納粹衝鋒隊在一九二〇年代最初的形象，即「沾滿強敵鮮血的征服者」；第二種則與德國在國民喜愛的賽車運動上的成就有關，是「賽車選手頭戴安全帽的形象」；最後一種則是戰時坦克駕駛的制服。一說到「英雄主義」，人們就會想起這些「被用來凝聚情感的符碼」，而這三種符碼「都與日耳曼人是天選之民的說法緊密相連，都讓人覺得只有日耳曼人才能成為英雄」。最重要的是，當時的猶太人既不是賽車選手，也不是衝鋒隊員，更不是坦克駕駛。最後，克蘭普勒說「英雄主義」這個詞讓那些在納粹德國長大的人變成了這樣：

這樣的詞彙，毒害腐蝕了多少觀念和感情！我在晚上於德勒斯登成人教育中心舉辦的那些所謂的文法學校裡，以及在文化協會（Kulturbund）和自由德國青年（Freie deutsche Jugend）舉辦的討論中，都一次又一次地看見，無論有多少撥亂反正的呼籲，多少明辨黑白的闢謠，那些天真的年輕人依然緊緊抱住納粹思潮不放。他們被上一個世代遺留下來的語言用法所迷惑，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當我們說起文化、人道主義、民主的意義，他們的眼睛就亮了起來，開始思考每件東西真正的意思。但沒過多久，馬上就會有人開始岔題，開始扯一些偉大壯舉、英勇抵抗的事蹟之類，甚至直接聊起英雄主義。英雄主義這個詞一旦出現，事情就開始講不清了，大家立刻再次飄浮在納粹主義的迷霧之中。除了那些剛從戰場或敵營回來，覺得社會沒有給自己夠多關注與喝采的年輕人很容易中招以外，就連那些從沒當過兵的年輕女性也會如癡如醉地相信那些可疑至極的英雄故事。而在這之中唯一不須質疑的是，人們只要擁抱了這種版本的英雄主義，或者更精確地說，擁抱了這種對英雄主義的誤解，他就再也無法正確理解人道、文化、民主的本質。[2]

克蘭普勒指出，在第三帝國時期只要說起「英雄主義」，一切就會變得「模糊不清」，人民就會無法進行理性思辨。然後不知何故，人們就會因為語言與符號之間的關聯而無法理解自由民主是什麼意思。我希望在這本書的最後，能夠完整解釋克蘭普勒所說的現象到底為什麼會發生。

納粹的意識形態內含一種種族階級制度，它把某一群人當菁英，其他族群則都不是人。我將這種東西稱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flawed ideology）。每當社會開始偏斜，譬如財富分配不義的時候，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會跑出來，讓宣傳變得相當有效。當一個不義的社會以不合理的方式將人們分為不同群體，那些維護不義特權的藉口就會變成鐵打不動的信念。這些信念阻礙了理性思考、同理心，也讓宣傳趁虛而入。

團體認同（group identity）是認知活動打造出來的珊瑚礁，人類有很多美麗文化都仰賴它的存在才能出現。但某些團體認同，譬如納粹建構的日耳曼人民族認同，卻會危害民主。這種認同會將理性與情感導向特定方向，讓人難以認識自我，難以自由思辨，讓社會失去健康的民主。

這本書的主題是政治修辭學，而我將其稱之為宣傳（propaganda）。修辭學是哲學最早關注的主題之一，而且如果哲學有什麼「核心」主題，修辭學肯定是其中之一。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都跟本書一樣寫過文章討論政治修辭學，而且它是傳統哲學的基本領域之一。表面上，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的哲學似乎擱置了這個主題，但背後的真相並非如此。譬如我將論證指出，分析哲學中有很多知識論討論其實都在琢磨政治修辭的核心議題，只是它們用去政治化或虛構的例子來寫而已。

柏拉圖的《高吉亞斯》（Gorgias）對話錄就是在講政治修辭。蘇格拉底認為修辭學不是科學，而是一種基於「猜測」的「技巧」。也就是說，蘇格拉底認為，沒有任何一套原理能夠用來判斷我們能不能成功地用非理性的方法影響別人，所以沒有人能夠教別人如何操弄他人。操弄他人的成敗取決於社會上的某些特定事實，而修辭學並不包含這些事實。舉例來說，厲害的廣告人並不是從學校學到撰寫廣告的技巧，也不會從某套通用原理學到這種技巧，而是從大量了解流行文化的細節，才知道廣告要怎麼寫最有效。至少這部分的能力無法整理成一套原則，因此不可能以科學化的方法習得。

這本書不會教你如何用宣傳操弄他人，而是會解釋宣傳是什麼、為什麼很重要，以及它為什麼會有效。我認為宣傳之所以能造成傷害，是因為社會中存在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不同的社會各自具備一些不同的有問題意識形態，而宣傳會利用並強化這些意識形態。這本書的目的不是教你如何在他人心中植入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因為我認為這種事情是數十年積沙成塔，是長期掌權，並利用媒體與學校控制資訊流通所帶來的結果。但一本討論宣傳的書，即使不教你該奠定哪些基礎才能用詭計操弄他人，也不提供指南教你如何以瞞天大謊奪取政治利益，依然可以很有料。因為了解宣傳是什麼，以及它為何能夠有效運作，是了解政治現實的關鍵之一。

本書大部分討論的主題，是根據對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理論，去分析那些有害的宣傳。我在過程中會大量引用分析哲學的知識論、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首先，我會分析宣傳是什麼，然後解釋它為何有效。基本上光是做這種分析，就能解釋宣傳會多麼有效地利用並強化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然後，我會在本書的後半部論證指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如何藉由系統性地讓一整群人因為看不見自己的利益，以致於不知道自己的心智陷入了怎樣的狀態。此外，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也會嚴重阻礙民主審議。宣傳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叫做「惑眾妖言」（demagogic speech），它會利用並且傳播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因而威脅到民主討論；第二種宣傳則叫做「公共修辭」（civic rhetoric），它有力量讓我們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建立民主審議。

在我的解釋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會碰到獨特的挑戰。在建構宣傳的理論時，我得解釋它的本質為何、為什麼有效。在建構意識形態的理論時，我則得回答艾蒂安．德．拉．波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在一五四八年提出的「自願為奴」（voluntary servitude）問題：為什麼利益被奪走的大眾，似乎願意接受菁英階級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惑眾妖言不是納粹的專利。即使我們所在的國家信奉自由民主理念，生活中依然到處都能看到宣傳的負面影響。喬納森．柴特（Jonathan Chait）最近在一篇大眾媒體的文章中，討論了美國政治言論的這種現象。他說，共和黨近年經常採用「狗哨政治」（dog whistle），把保守派的用詞與理念連接到隱含種族歧視的意涵上，而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保守派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提到他們的信念，自由派就會說他們有種族歧視。我們可以想像為什麼柴特在寫這段時會覺得很困惑：

雖然自由派的種族言論分析適用範圍很廣，分析力道很強，但這時候卻變成了自己挖出的墳墓。在選戰中，散播保守派言論跟散播白人種族仇恨的言論有時候會產生完全一樣的效果。這樣一來，所有保守派的論述就全都變成了在支持白人至上主義……也許歷史、社會學、心理學都會給你一大堆證據支持這種現象，但它依然極為荒謬……畢竟主張減稅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跟種族歧視有關係吧。

柴特指出，這些搞宣傳戰的人把貧窮與援助等用語，與非裔美國人所謂的劣根性綁在一起。這樣一來，我們就完全無法用民主的方式討論貧窮問題。他不懂這究竟是怎麼發生的，也無法理解為什麼只要開始討論這類問題，就一定會被批評在搞種族歧視。他提醒我們宣傳可能會明顯傷害民主審議，但他缺乏理論工具去解釋傷害如何發生。因此，我如果想要解釋宣傳如何傷害民主審議，就必須提出理論工具，去幫助人們了解像前述例子那樣的各個相關事件究竟如何發生。

哲學家湯瑪斯．史坎倫（T. M. Scanlon）在〈反對不平等的各種理由〉（The Diversity of Objections to Inequality）中列出「進一步推動平等的五個理由」，[3]但這些理由都沒有提到不平等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我在本書將以民主的角度提出一個反對不平等的強大理由：不平等很容易創造出壁壘，讓人難以獲得知識，因而威脅到民主。史坎倫沒有提到這個理由，至少沒有明確提到。但我認為這一直都是以民主的角度反對不平等的理由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我想用各種不同哲學與人文科學工具去發展這種理由。[A]

支持民主的政治哲學家在討論中經常會提到，不平等的環境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民主最嚴重的威脅之一。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論》第十篇（Federalist No. 10）中，就提到不平等會給民主治理帶來哪些問題，甚至清楚指出物質條件的不平等，乃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主要來源。[B]麥迪遜在該文中指出，由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我在這邊用自己的術語來詮釋他的看法）無可避免會存在，「純粹的民主」永遠不可能成真。因此他認為必須用代議民主來當防火牆，防止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造成民主倒退。

照理來說，由公正的代議士來討論事情的代議民主，應該可以防止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造成民主倒退；只可惜現實世界中，代議士經常並不公正。至少許多案例都顯示，麥迪遜所擔心的問題，也就是「純粹的民主會釀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在代議民主中也全都發生了。實際上，代議民主不但同樣會被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所影響，還會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來做宣傳。此外我們還更常在美國看見，由於競選財務法無法順利改革，代議士往往明顯地偏袒某些勢力。如今企業可以正大光明地捐款、贊助競選，許多議員都在競選連任的巨大資金壓力下，被迫保護大企業與富豪的利益。因此，雖然本書有許多篇幅都是在證實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確會像麥迪遜說的那樣造成民主倒退與反民主，我並不像他那樣，認為代議民主可以解決純粹民主的問題，而且這在防火牆已拆除的當下更不可能。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妨礙人們實現自己的目標。首先，那些在物質條件的嚴重不平等中獲益的人，很容易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來幫自己的成功找藉口，結果就對社會上的不公不義視而不見，無法成為自己心中真正的好人。另一方面，那些因物質條件的嚴重不平等而受害，譬如沒有土地、不可能獲得權力地位、機會比別人更少或更難實現自我的人，則是很容易被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影響，認為自己注定低人一等，因而更難爭取自己的實質利益。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把理想的政體描述為由哲學家統治的貴族政體，不過這乃是基於各種社會與心理事實，深入分析各種政體的穩定性所推論出來的結果。他的討論核心之一，就是解釋為什麼某些政治體制乍看之下會非常吸引人。《理想國》關於民主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第八卷，不過無論是在第八卷還是在整部《理想國》中，柏拉圖都經常來回批判實施各種政體的城邦，以及具備那些政體的素養的人。[C]

以民主為例，他說民主的城邦一定得具備民主的特質，也就是必須具備民主的人民。對柏拉圖而言，一個城邦是否民主，主要取決於它是否具備民主的文化，而非它是否採取某些選舉程序。柏拉圖批判民主的方法，很適合讓我們開始討論民主的文化究竟是什麼。

柏拉圖把政體分為五種：貴族政體（aristocracy）、勛閥政體（timocracy）、寡頭政體（oligarchy）、民主政體、僭主政體（tyranny）[D]。其中，貴族政體是由優秀傑出的人統治的政體，他稱為「最好的政體」，[4]次好的勛閥政體，則是像斯巴達那樣崇尚榮譽與勝利，偉大的將領最受人敬重的政體。更次之的寡頭政體，則是「憲法根據財產差異來區分參政權的政體，富人統治國家，窮人無權參與統治」，[5]因為它最重視的價值是財富。至於民主政體，則被柏拉圖當成寡頭政體的對手。[6]

柏拉圖批評民主的炮火非常猛烈。他相當了解民主城邦的主要特徵就是具有德行，但他認為這種德行最多也不過只是幻影。

民主社會最重視的價值是自由。柏拉圖寫道：「在民主的城邦，人們一定會說自由是世上最棒的事，說對天生愛自由的人來說，不民主的城邦不值得活」。[7]民主的城邦「充滿自由與言論自由」，而且「裡面每個人都有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8]但柏拉圖對民主有許多尖銳的批評，主要的批評之一就是民主會導致平等——讓奴隸與自由人平等、男人與女人平等：

它讓外國居民或遊客跟城邦裡的公民一樣平等⋯⋯讓被買來的奴隸，無論男女，都和買奴隸的人一樣自由，如此一來大部分的人就獲得了最大的自由。而且我差點忘了提到它的法律讓男女多麼平等，讓男女之間的關係多麼自由。[9]

柏拉圖在此所說的「平等」顯然是指我們所謂的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也就是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力去決定城邦的政策。柏拉圖認為，民主城邦的問題之一，就是讓奴隸跟自由人在政治上平等，讓男人和女人在政治上平等。

柏拉圖口中的這些民主弊病，其實就是民主社會的特徵。民主社會重視自由，而且重視一種獨特的平等，我稱之為政治平等。此外，民主社會不斷容忍各種差異。打從柏拉圖時代起，民主政治理論中就一直有一些核心問題是在討論這些東西的本質，譬如自由的本質是否與民主有關，以及政治平等的本質是否與民主有關。

柏拉圖有討論到民主文化的本質，但哲學家伊莉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也提醒我們，民主還有另外兩個層次：

民主可以分析成三個層次：一種由成員所構成的組織、一種公民社會的文化型態，以及一種政治治理的模式。民主的組織，必須讓國內的每個永久居民都擁有相同且平等的公民權。民主的文化，源自各行各業成員的自由互動與合作。民主的政治治理模式則包括許多制度，譬如定期選舉重要公職、全民普選權、透明的政府、法治、法律之下的平等之類。[10]

本書將把那些具備柏拉圖所說的民主城邦特徵，而且擁有民主的政治治理模式與成員標準的社會，稱為「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社會。[E]這種說法也符合我們對「自由」以及「政治平等」兩個概念的理解。只有那些把自由當成最高價值，並讓人人政治平等的制度，才算是民主制度。

「自由」（liberty）一詞有許多不同的意思，但本書不需要選定任何一個來用。正如接下來所言，所有人都同意某些概念並不算是自由，本書只需要確定這點就夠了。無論你認為怎樣才算是自由，哪一種民主方式才是正確的，你都會同意宣傳會讓民主碰到一個問題。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宣傳對民主造成的最基本問題，就是可能有人會用「自由民主」這個詞，來包裝並不民主的真相。如此一來，某些乍看之下自由民主的國家，其實就並不民主。這些國家的公民可能相信國家是自由民主的，但其實那都是假象。該國既不自由也不民主，譬如威權政權完全不受任何人的威脅。這時候如果我們把該政權稱為革命政權或社會主義政權，並不會有什麼問題，畢竟這些詞彙都不會威脅到該政權的威權本質。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用民主的詞彙來稱呼那些其實並不民主的國家，那麼真正民主的政權就危險了。可惜宣傳就是這樣，而且它還對各種不同的民主都造成了其他更具體的威脅。

每一種自由民主的意思，都各自對應到某種對自由的看法。如果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那麼政治平等的制度就是指讓每個人都能用政治途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所謂的民主，其他的民主理論則認為自由不僅止於此，而且門檻更高。

根據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只要某項政策獲得大多數完全理性、完全利己的人投票支持，那它就是真正的民主政策。[11]這大概就是民主正當性最被廣為接受的概念。這種思維預設每個人都能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宣傳會讓人們無法知道哪種方法最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因而看不見自己的最佳利益。[12]宣傳阻斷了我們的理性，讓我們的選擇一點也不「經濟」。

除了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以外，宣傳也會威脅到其它更有說服力的民主理論。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假設每個人都知道哪些東西符合自己的利益。這時可能有人會說，即使追求利益真的是自由民主的核心，「也沒有人知道到底哪種追求方法最正確。我們只能用社會過程讓每個人自由嘗試自己能做的方法，藉此讓每個人實現自己的利益」。[13]這種讓每個人自由追求自我利益的民主概念的確更合理，可惜依然逃不過宣傳的危害。因為社會一旦受到宣傳的影響，就會關閉某些探索的道路，阻止人們追尋自己的人生。因此即使用這種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看自由民主，認為人們可以在逐漸探索的過程中越來越了解自己的利益，依然免不了意識形態與宣傳的威脅。

哲學家大衛．艾斯倫（David Estlund）與政治科學家伊蓮．蘭德摩爾（Hélène Landemore）倡導的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epistemic conception of democracy）[F]，也同樣會明顯受到宣傳所威脅。[14]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指出，集體決策比個人決策更優秀，所以民主除了具有人民自治的優點以外，也有認知過程上的優點。根據這種觀點，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為在多數決原則下的集體審議，是最可靠的決策方式。可惜，宣傳顯然也會威脅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因為宣傳完全繞過了理性審議。

我在引言的開頭介紹本書的核心任務時，用了「民主審議」這個字眼。但民主審議究竟是什麼呢？民主審議是一種共同審議，是政治哲學中另一種民主方法概念的核心。根據審議民主的概念（deliberative conception of democracy），只有共同審議出來的政策才是民主的。[G]審議民主對自由的看法是，所謂真正的自由，就是藉由與同儕一同協商共同利益，來決定每個人的自身利益。照此看來，宣傳就會對自由民主造成另一種傷害：它會破壞或簡化這種共同審議。

柏拉圖認為民主的城邦重視自由與平等。但是，他在論述中沒有提到任何一種投票方式。他認為民主是一種文化特質，一種真實的社會屬性。民主社會是重視自由與平等的社會。

真實世界裡的國家，有多大機率成為有名無實的自由民主國家呢？讓我們以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民主國家美國為例吧。美國的民主是代議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但選舉讓代議士對人民負責，照理來說代議士就代表人民的集體意志。不過，美國真的像是美國人以為的那麼民主嗎？它具備民主的文化，也就是重視自由與政治平等嗎？還是說，它是用民主與自治的詞彙，去掩蓋完全不民主的現實？接下來我將探究一些支持後者為真的理由，雖然我不見得支持這些理由。

美國政治哲學家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指出，美國在使用民主詞彙時非常虛偽。接下來我們會在本書中逐漸發現，這種虛偽正是當你用自由民主的語詞來做宣傳時的特徵：

美國欺騙了人民的信任，背叛了她所宣稱的共和平等原則，並以貶低性的政策對待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同胞，這群同胞就是有色人種。她不僅剝奪我們平等的政治權利，甚至剝奪我們平等的自然權利，她所制定的每一項貶低性的政策都對我們不利。

收錄上述這段話的著作的出版日期是一八五二年，也就是南北戰爭爆發的八年前。當時北方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廢奴運動。德拉尼完全相信，這場運動中有很多白人朋友是真心誠意地要解放黑奴，並且認為這些白人都帶著最良善的意圖（至少這是他們所意識到的）。[H]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即使是在一個完全只由廢奴者組成的公民社會裡，非裔美國人所受的待遇依然明顯違反美國那種保障機會平等的自由民主原則。那麼，他的論證為何？

德拉尼請我們注意一件詭異的事：非裔美國人之所以不滿，是因為「社會禁止我們從事每一種受人尊敬的職位，把我們拒於門外，讓我們去做那些低下卑微的工作」。[15]可以想見，這是因為社會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人們顯然並不真正相信人人政治平等。因此，非裔美國人如果活在主張廢奴的白人之間，雖然比較好受一點，「卻無論走到哪裡，都依然處於不幸的狀態中」。[16]然而，即使身邊的白人全都真心相信種族平等，非裔美國人依然只能擔任「車夫、廚師、服務生」、「保姆、清潔女工、女傭」。[17]因此，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利，不僅來自明顯的種族歧視，還有其它的成因。光是消滅明顯的種族歧視，幾乎不會改變任何事。

也許有人會說，雖然黑人的社會地位較差，但只要是在沒有奴隸制的州，各種族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然而德拉尼認為，「既然社會的規則讓不同種族的人獲得成就的機會並不平等，種族之間就並不平等」。[I]他在書中用很長的篇幅指出，對黑人成就較差的唯一合理解釋，就是社會沒有平等尊重不同種族，白人沒有同等尊重黑人。[J]也許德拉尼的論述中最有力的一點，就在於他說白人阻擋黑人獲得成就的結果，是黑人系統性地喪失自我價值（self-worth）。德拉尼在書中花了很長篇幅列出許多黑人為了對抗這種結構性障礙，做出多麼誇張的努力。他在書中指出，沒有平等的機會就代表沒有平等的尊重，機會不平等會讓人喪失自我價值，而自我價值正是自我尊重（self-respect）的社會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每個人在政治上明明就平等，非裔美國人表現比較差，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低人一等。但這顯然是種族歧視；它違反了自由主義崇尚人人平等的信念，而且照德拉尼的說法，也違反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事實。[18]如果以上的推論都為真，那麼非裔美國人過得次人一等的原因，無論如何都是種族歧視。德拉尼的分析重點就在於，雖然北方主張廢奴的白人真心地表示自己反對種族歧視，卻會同時做一些顯然屬於種族歧視的事情。因為反歧視的理念，掩蓋了種族歧視的事實。他認為即使是那些真心善意信奉自由民主的人，也會因為高舉著自由的理念，而看不見現實中的不自由之事。

到了二〇一四年，非裔美國人的資源、生活機會、法律保障都依然比歐裔美國人低一大截，而且兩個族裔之間的經濟落差非常誇張。二〇〇九年的一項全國調查發現，白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為113,149美元，黑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卻只有5,677美元。[19]此外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非裔美國人的入獄率，以及其和歐裔美國人入獄率之間的差距，都急遽上升。[K]雖然美國最高法院五十多年前在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宣布「隔離但平等」是一種歧視，美國黑人如今卻仍面對學校隔離的恥辱。

如今，我們都公認一九六三年的美國是種族不平等的社會，但那一年三月的蓋洛普民調卻顯示，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美國白人認為「黑人跟白人擁有相同的機會去爭取自己能勝任的各種工作」。[20]美國的輿論至今仍與種族不平等的現實明顯脫節，在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對十八至二十四歲的美國人所做的調查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白人認為「歧視白人的問題已經變得跟歧視黑人的問題一樣嚴重」。[21]當白人相信的事物與黑人面對的現實出現巨大差距，民主審議就會非常困難。

美國似乎一直以來都有這種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也讓它的民主變得有名無實。民主的文化會讓每個人對於適用於自己身上的政策與法律有發言權，企業式文化或管理主義文化（managerial culture）則不然。但打從工業革命以來，美國的公共文化就一直瀰漫著管理主義的精神特質。教育史學家雷蒙．柯拉漢（Raymond E. Callahan）在一九〇〇年寫道：「商業思維在當時的美國，普遍到可以說是社會的基本特色之一。」[22]在工業革命時期，大眾媒體非常強調物質上的成功以及「商業意識形態」的管理方式，政客也開始把自己形容成經營企業的商人，而這種思維不僅一直存留到當代的美國，歐盟國家也是如此。

哲學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管理主義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裡預言，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史達林主義對抗民主的時代將會結束。[23]他認為未來將變成「管理主義的社會」（managerial society），跨國企業的領袖將能夠實質控制許多不同國家。

伯納姆認為，「管理主義社會的經理人維繫統治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控制國家」，但這在「保障少數人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的民主社會中「並沒那麼簡單」。他寫道：「管理社會的經濟結構似乎會妨礙民主。民主的社會需要反對派，而反對派不可能光靠當權者的善意就存活下來。」[24]但未來一旦進入管理社會，「大部分的經濟活動就都會落入一個單一的整合機構，也就是管理主義的國家手中」，因此「真正的反對派完全無法獨立存活」。[L]

根據伯納姆的說法，美國與其他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未來都將陷入管理主義，並將以自由民主的詞彙掩蓋並不民主的本質。他的預測顯然有一些問題；伯納姆認為管理主義的國家一定會變成一黨專政，但美國至今都有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也差不多。可是這樣就表示伯納姆的預測被推翻了嗎？如果沒有的話，他的預測又跟宣傳欺騙我們的認知有什麼關係呢？

照理來說，民主國家的政策會反映人民的觀點。但根據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團隊在二〇一四年所做的民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人認為「降低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力很重要，而且無論親共和黨、親民主黨，還是中間選民都這麼認為」。[25]然而美國的最高法院卻分別在二〇一〇年與二〇一四年的判決中讓競選資金改革兩度告吹。雷席格還指出，早在競選資金改革以前，國會政客的時間就有百分之七十不是花在立法上，而是花在籌募競選經費上。因為要參加競選，你得先獲得美國上流社會的支持，雷席格說這群人是全國最有錢的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一。這也難怪在許多問題上，美國的國家政策都違反大多數人的意見。

也許有人會說，無論美國的民主有什麼問題，都跟宣傳沒有關係。畢竟無論那些最有錢的美國人花了多少力氣去拔掉競選財務法的獠牙，民意調查都顯示美國人向來支持改革競選財務法。此外可能也有另一些人會說，美國民主根本就沒有什麼明顯問題，因為美國人民並不覺得改革競選資金門檻是最重要的事。但持這兩種說法的人，其實都不懂老練的宣傳家幹了什麼把戲。

美國人民的確認為競選資金的問題很嚴重，也的確認為氣候變遷的問題很嚴重。但針對美國人民所做的宣傳，卻一直讓他們以為正在推動的相關法律改革都對他們不利。舉例來說，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以為競選資金法正在朝腐敗的方向改革，是為了「試圖幫助現任國會議員連任」，而非改良選舉體系。[26]同樣地，小布希的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Ari Fleisher）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七日「回答總統是否會敦促目前能源消費量全球領先的美國人，去改變能源消費習慣」時表示：

兩個字：不會。總統認為這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決策者應該保障這種生活方式。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受到祝福……總統認為美國人使用大量能源，表示美國經濟強健，而美國人也享受這種生活。[27]

這種企業式宣傳，讓美國人相信修訂氣候變遷的相關法律都不是為了守護環境，而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逼人們為進步議程服務。這些宣傳，讓人們以看待同性婚姻問題的方式，來看待氣候變遷問題。

當然，宣傳不是實現自由民主理念的唯一障礙。金錢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嚴重限縮了選民的選項。為了募到選戰所需的鉅款，候選人一定得向企業、利益集團、超級大富豪低頭，而這些候選人對選民來講其實沒有差別，只是代表的集團各自不同，譬如有些代表醫生，有些代表律師。此外，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職位經常換來換去都是同一群人在當，難怪只要主流的輿論違背企業與富人的利益，就不會被納入政策。金錢的問題雖然和宣傳的運作機制無關，卻似乎是讓民主理想難以實現的原因。

不過某些阻礙自由民主的事物，即使乍看之下與宣傳無關，其實背後也帶著宣傳的機制。我之後將說明，為什麼某些類型的團體認同讓宣傳特別有效。某些團體認同會讓人相信一些很難理性放棄的信念，因為放棄這些信念會讓你覺得自己失去價值。當你把自己的身分跟某個特定群體綁在一起，就可能在相關問題上喪失理性。當團體認同讓我們產生了這類難以撼動的信念，宣傳就更容易影響我們。

美國的兩黨制就是透過人為的方式來製造團體認同，它讓人們產生一種類似於對種族或國家的認同，又或是對球隊的忠誠心。這種團體認同有一部分來自在某些「敏感爭議」上選邊站的結果。許多人一碰到這類問題，就因為自己傾向哪個政黨，而鐵打不動地決定在投票時要贊成還是反對。政黨所營造的團體認同，讓美國人看不見兩黨的政見其實多麼類似，也看不見這些政見有多麼違反公共利益，看不見政客為了籌募競選經費而對大金主多麼卑躬屈膝。很多時候，人們只要自己的陣營「贏了」，似乎就會忘記政客根本沒有提供不同的政策給你選擇。[M]如果兩大黨的功能，變成讓人民看不見兩方的政見基本上多麼相似，變成讓政客用宣傳來掩蓋相似之處，讓人民不理性地倒向其中一邊，那麼美國即使有兩大政黨，伯納姆的預測依然可能成真。

管理主義的社會最重視的價值是效率。民主社會最重視的價值則是自由或自治。「自由」與「自治」兩詞都有很多不同意思，但無論如何都不會等於「效率」。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陳述了他對理想國家的看法，並反對其他的體制。在他的理想國家中，每個人都有一份對社會最有利的職業。「我們不會讓鞋匠同時兼任農夫、織工、建築工，我們會說他必須繼續當鞋匠，才能造出精美的作品。其他人也一樣，每個人都必須一輩子做他天生最適合的職業，完全不要去碰其他東西，這樣才能有最多時間去發揮自己的天職，精益求精。」[28]柏拉圖的理想國家不讓人民自己選擇職業，而且也並不民主。它由專業的都市規劃師，根據正義原則去統治所有具有一技之長的工匠與沒有如此技能的體力勞動者。其中每個人的本性，會決定他適合當哲學家、工匠、還是體力勞動者。至於每個人適合做什麼職業，應該受怎樣的教育，則由了解柏拉圖理型（Platonic Forms）的哲學家們來判斷。[N]

柏拉圖提出好幾個反對民主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民主政體最容易淪為僭主暴政。不過柏拉圖也說，民主讓人民自己規劃生涯，但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給大家自己決定每件事情必然降低社會效率。哲學家特倫斯．厄文（Terence Irwin）這樣描述柏拉圖的論點：

他預設民主參與只有工具價值，認為政治治理的優劣完全取決於能不能有效地促進利益。但我們可能會認為，能不能掌控那些影響自己的事，能不能共同承擔其責任，比能不能用最有效的方式促進自己的利益更重要。我們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能在某種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人生，並且只要我們能夠共同決定自己的人生，就會同等尊重其他人的選擇能力。[29]

柏拉圖拒絕民主制度，因為它著重自由，無法達到最高效率。至於由一群技術官僚幫絕大多數人做決定的管理主義社會，則從柏拉圖時代以降，就一直被視為民主的對立面，而非一種實現民主的方法。

柏拉圖的理想國家，是讓哲學家作為「守護者」，幫整個社會做決定。他認為只有「具備哲學本質」的人才能做這種工作，[30]因為「只有熱愛學習與智慧的人，才能溫柔地對待自己與他認識的人」，[31]也就是說，只有哲學家才會把公共利益當成首要之務，並且可以確保國家有效增進每個人的效益。這與管理主義的國家不同，管理主義會「有效地」增進掌握資源者、經理人或公司所有權人的利益，而非被管理者的利益。不過，即使國家真的由柏拉圖心中的理想哲學家來管，並且有效地增進了所有人的利益，這樣的國家也不民主。

柏拉圖說的沒錯，每個社會的政治文化都是由它的價值觀決定的。他曾明確地指出，在民主的社會裡，最重要的價值是自由與平等。因此我們會想，在管理主義的社會，甚至是柏拉圖的「理想」社會中，最重要的價值則是認真工作，越能認真工作的人越值得敬重。也因此，在管理主義的社會中，「懶鬼」這樣的指控特別嚴厲。但民主社會則有所不同：效率也許很重要，但它並不屬於民主價值。即使是工作做得很差或者懶惰的人，也要給予相同的尊重。

那麼，目前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有沒有刻意混淆民主價值與管理主義價值，藉此推動違背民主的政策呢？以下有兩個例子，第一個在美國，第二個則在歐洲。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美國密西根州由共和黨控制的議會，在共和黨籍州長里克．史奈德（Rick Snyder）的支持下通過了《第四號公共法案》（Public Act 4），得以讓政府在陷入財政危機時「任命一位緊急狀態管理人」，取代民選地方官員去決定「地方政府的支出、投資及其所提供的服務」，包括「修改或終止合約」。密西根州的人民在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投票通過廢除《第四號公共法案》，結果州議會又通過了《第四三六號公共法案》（Public Act 436）讓《第四號公共法案》借屍還魂，並在二〇一二年十二月由州長簽署正式頒布。

二〇一三年三月，州長史奈德任命凱文．奧爾（Kevyn Orr）為底特律的緊急狀態管理人。奧爾說，底特律的長期債務超過一百八十億美元，但獨立第三方智庫德莫斯（Demos）的調查分析卻認為這不代表底特律的財務陷入緊急狀態，因為這一百八十億「與底特律的破產無關，破產的分析寫得過度誇張，而且大部分都偏離事實」。[32]總之，長期債務跟破產無關，該市破產不是因為長期債務過高，而是因為短期現金流缺了一億九千八百萬美元而周轉不靈。德莫斯的報告認為，「底特律的遺留成本上升的最大因素，是它在二〇〇五與二〇〇六年與銀行之間的一連串複雜交易」。許多人都認為這些交易非常可疑。

密西根州的緊急狀態管理人奧爾，既沒有大力質疑讓底特律市與相關公營事業把一大堆錢轉給銀行是否違法，也沒有抨擊州政府要花兩億五千萬美元在底特律打造一座新曲棍球場的事情。他反而選擇以提高財務效率之名大幅縮減公共服務，讓底特律市民承受金融問題帶來的傷害。底特律坐落在五大湖區，這裡擁有全球最大的淡水儲存量，但底特律卻決定停止供水給欠繳水費一百五十美元以上，以及欠繳超過兩個月的民眾。截至二〇一四年七月，底特律大約有百分之二的市民被停水，大約一半瀕臨停水邊緣。與此同時，高爾夫俱樂部與曲棍球場的債務問題卻幾乎無人追究。

技術上，欠繳水費就停止供水是合法的。但就公共行政角度而言，快速讓城市中一大群人無水可用實在很詭異。馬丁．盧卡茲（Martin Lukacs）在《衛報》上主張，奧爾決定停止供水，是為了想把供水業務「這座大銀山」賣給民間，所以要「在出售前讓資產負債表好看一點」。[33]但供水事業民營化會讓社會更難監督水公司。執行者一旦獨占了裁量權，就可能不顧一切提高財政效率，但財政效率未必代表公共利益。的確，債留子孫會限縮子孫的自由，但讓人民無水可用也會限制人民當下的自由，無論這在財務上有沒有效率。一般來說，如果公共事業開始把賺錢當目標，同時取消公共監督的機制，就會開始用最嚴苛的標準來解釋和執行法規。

柏拉圖認為，大部分的人都無法自己做出正確的、也就是最能增進總體效率的選擇。而密西根州正是用柏拉圖式的思維，去處理選舉造成的問題。無論「自由」與「自治」有多少種意思，它們都不會等於「效率」。譬如，新加坡就最重視效率，但它絕非民主國家。從柏拉圖時代起，那種讓技術官僚幫所有人決定一切的方法，就一直是民主的對立面，而非實現民主的方法。

柏拉圖知道只有無私的人才能統治他心中的理想國。但現實中那些該去確保國家效率的統治者，卻往往不會像柏拉圖筆下的哲學家那樣做事。底特律就是個好例子：緊急狀態管理人的政策是有效增進了利益，但那是誰的利益呢？肯定不是底特律市民的，畢竟他們的孩子在盛夏時期無水可喝、無澡可洗、無水可沖馬桶。同理，也不會是那些因為公共服務大幅縮減而受害的人。沒錯，這些政策的確可能有效增進了某些人的利益，像是銀行就收回了許多有道德爭議的債務，而在水資源越來越稀少的時代，標下全球最大淡水水源之一的民營廠商也可能獲得大量利益。

不過為了論證需要，在此暫時假設緊急狀態管理人像柏拉圖心中的哲人王那樣，真的做出了提高所有人效益的決定。譬如，密西根州東南部自來水機構民營化之後的利益，不會流向公司的投資者，而會流向它服務的近四百萬名居民。但即便如此，密西根的州長與議員還是一樣違背民主。民主的國家不會為了增進效率而換掉民選的官員。《第四號公共法案》與《第四三六號公共法案》未必有道德錯誤，卻與民主完全不相容。民主國家的效率低於部分非民主國家並不奇怪。那些天生適合當醫生的人，在民主國家可能會自己選擇去當律師，結果當得很差。在民主制度中，效率不是推翻自治的理由。當美國政客輕易地宣稱效率比自治還重要，就表示美國真的已經把民主跟管理主義混為一談了。

至於發生在歐盟的案例，則把這兩種價值更嚴重地混為一談。社會學家沃夫岡．史崔克（Wolfgang Streeck）認為，政府對金融機構大規模紓困時累積了大量債務，之後那些獲得紓困的機構又反過來要求政府償還債務。[34]結果許多歐盟國家的選舉就越來越不重要，這些政府紛紛被迫還債，[O]政策逐漸傾向「市場效率」，開始緊縮財政去償還那些紓困造成的債務。

當代到處都有人濫用民主的詞彙，去包裝那些以市場效率而非自由為核心的反民主觀點。這個問題值得獨立一章來討論，本書的最後一章也正是為此而寫。該章會提到，美國公立學校自從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改組之後，就一直用自由民主的語詞來包裝管理主義，扭曲了學生對民主的認知。

最後，還有一個理由讓我們懷疑美國的民主可能有名無實。美國可能是寡頭政體；這種政體並非多數決民主（majoritarian electoral democracy），而且想在寡頭政體中影響政治，你得先有夠多的錢或土地。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教授馬丁．季倫斯（Martin Gilens）多年以來不斷檢驗美國是否真是我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多數決民主」國家，最後他與他一本專書的共同著作人班傑明．佩吉（Benjamin Page）得出結論說，根據一九八一年至二〇〇二年的經驗證據，我們可以「果斷地拋棄」美國是一個純粹的多數決民主國家的說法。[35]美國的有錢人和強大的利益團體（譬如擁槍團體）可以大幅影響政策，「一般百姓則不僅實質上無法決定政策，甚至還幾乎完全無法影響政策方向」。

季倫斯的研究結果一直都有爭議。[P]但大部分的人似乎依然同意，既有的經驗證據至少足以顯示，美國大部分的政策，很難被理解為自由民主的產物。因此我們必須小心，即使是乍看之下堅定守護自由民主的國家，依然可能用民主的語彙去包裝不民主的事實。

原注：約書亞．柯恩（Joshua Cohen）和喬爾．羅傑斯（Joel Rogers）認為，其實這是審議民主面臨的最嚴重問題，而且他們也抱怨幾乎沒人把它跟其他沒那麼嚴重的問題分開來看。他們兩人寫道：「只要參與者在現實中的地位並不平等，審議其實就只是一種騙局。或者反過來說，只要參與者的實質權力並不平等，就很難藉由要求發言者提出理由，去限制或削弱人們的權力。」見Cohen and Rogers,“Power and Reason”。
原注：正如麥迪遜所說：「人們對宗教、政府、及許多其他問題的看法往往有歧見，無論這些問題是現實中還是想像中的，都會讓人產生強烈情緒。此外，人們也會依附那些對野心勃勃、沽名釣譽、爭權奪利的領袖人物，甚至還會因為看上別人的財富而巴結形形色色的人。這些現象都讓社會分裂為各種派系，讓派系之間彼此仇視，把心力花在彼此惡鬥，不為共同利益攜手合作。人類這種彼此仇視的傾向極為強烈，即使現實世界毫無問題，只要有人想像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差異，就足以讓人們彼此敵對，爆發極為激烈的衝突。但自古以來，最容易催生出派系的因素其實都是各種財富分配的不平等。」見Madison, “Federalist 10”。
原注：哲學家伯納．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認為，柏拉圖假設如果某城邦擁有屬性F（譬如公正、寡頭、民主），就表示該城邦的人民擁有屬性F，反之亦然。威廉斯認為這通常都不為真，碰上民主更是錯得更離譜，即使柏拉圖自己也知道民主的特質會不斷變化，而民主社會的特徵就是「包含各式各樣的特質」。見Williams, “The Analogy of City and Soul.”。費拉里（G. R. F. Ferrari）有力的論證則指出，柏拉圖並不真心相信他說的「由優勢者支配」。見Ferrari, , chap.2。但我倒是沒有在後文中假設柏拉圖認為民主文化裡的公民全都得具備民主特質。
City and Soul in Plato’s Republic
譯注：tyranny一詞常譯為「暴政」，但跟中文慣用的「暴政」意思有差別。這邊指的是不透過傳統的選舉、世襲等方法，而使用篡奪、個人崇拜等方法獲得政治權力的體制。藉此得權的人很容易施行獨裁，也很容易用暴力、恐怖等手法鞏固權力，施行中文慣用用法中的「暴政」。不過為求閱讀上的方便，本書提到「僭主」（tyrant）而非「僭主政體」時，會以慣用的「暴君」來指稱「僭主」。
原注：同樣地，我也沒有假設只要某城邦擁有民主文化，就表示城邦裡的公民擁有民主文化的屬性，因此我的說法與伯納．威廉斯對這項原則的批判沒有牴觸。
譯註：epistemic過去通常譯為「知識論的」，但在本書使用的脈絡中，其實更接近「我們如何認知到一件事情、相信它為真、並以此做出行動」。經審訂者賴天恆建議，本書除了學科名仍照舊譯為「知識論」以外，其他均視脈絡譯為「認知過程中的」、「影響到認知過程的」。
原注：我把「集體審議」（collective deliberation）當成共同審議（joint deliberation）的同義詞。也就是說，當我使用「集體審議」時，並不表示我認為該審議中有一個集體能動者存在。這點感謝丹尼爾．帕南與我討論。
原注：德拉尼寫道，他們「知道美國高壓對待有色人種的方式違反正義」，而且「真心誠意地說自己毫無一句謊言……真心地說自己過去曾壓迫、踐踏過有色人種，但如今要提高他們的地位」。見Delany, , p. 24。
The Condition, Elevation, Emigration, and Destiny
原注：他又急忙補充道：「我們不希望被認為是在主張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相同的成就，而是要說如果白人在提升自己時需要這些成就，有色人種提升自己時也需要這些成就。」見Delany, , p. 42。
The Condition, Elevation, Emigration, and Destiny
原注：德拉尼在其核心論證中，用了很大篇幅列出許多黑人如何跨越巨大的結構性障礙，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藉此論證黑人的德行相當優越。
原注：光是從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六年，非裔美國人被拘留或監禁的人數的增長率就是白人的四倍。見Tonry and Melewski, “The Malign Effects of Drug and Crime Control”。
原注：有夠多證據顯示，在伯納姆生活的年代，美國是管理主義的社會，而非民主社會。喬爾．斯普林（Joel Spring）寫道：「現代社會仰賴的企業國家思想，是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過渡時期形成的。當時快速變遷的都會與工業世界，對美國人而言就像一座橋梁，從獨立自耕農的過去，跨向在大規模工業與巨大城市中彼此合作的未來。不能繼續把美國當成獨立自耕農的國家，而是要希望美國成為一個以企業為主的國家。社會關係的核心必須變成大型機構，在這種企業組織的社會中，每個人都必須和整個社會體系合作，負責某項專門的工作。」見Spring, , p. 2.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原注：也許有人會繼續堅持說，在美國這種選舉制的民主國家，宣傳不是民主面臨的根本問題。二〇一一年，在共和黨的掌握下，北卡羅萊納的州議會重新劃分了該州選區（承認這件事跟承認在政治上「站在同一邊」的人很容易聚在一起沒有關係）。二〇一二年，該州舉行議員選舉，百分之五十一居民投給民主黨，百分之四十九投給共和黨，然而共和黨卻從民主黨手裡搶走三個席位，民主黨則沒增加任何席次。匈牙利右派政黨青年民主黨（Fidesz）也做過選區重劃，但這與宣傳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青年民主黨的高人氣，還是極右派盟友「更好的匈牙利運動」（Jobbik）在二〇一四年的大選中拿下的百分之二十選票，都不來自於選區重劃的結果，而是來自一種強調種族與宗教純潔性的反民主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能跟匈牙利民眾習慣威權統治有關。也就是說，這些政黨的成功也許因為是匈牙利民眾接受了一種反民主的意識形態，結果更容易被那些以民主為幌子的反民主宣傳所影響。
原注：不過柏拉圖只幫統治者與軍人設計了課程，不清楚他認為社會中其他成員應該受怎樣的教育。感謝維莉蒂．哈特（Verity Harte）與我討論這點。
原注：卡特琳娜．凱特蒂（Katerina Kitidi）和艾莉絲．哈茲斯特凡諾（Aris Hatzistefanou）在她們二〇一一年大受歡迎的紀錄片《解放債務》（）中認為，歐盟用「債務統治」（debtocracy）取代了民主，把某些國家變成付錢給銀行的機制，藉此盡量保障歐洲菁英族群的整體經濟安全。
Debtocracy
原注：的確可以合理懷疑說，他二〇一四年的論文裡面引用的民調數據不夠細緻，可能不足以支持他的結論。
Klemperer,.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同上，p. 2。
Scanlon,“The Diversity of Objections to Inequality.”
這些引用柏拉圖的句子都來自Cooper, 。
Plato
Plato, , 550c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Plato, , 557a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Plato, , 562b-c,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Plato, , 557b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Plato, , 563b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Anderson, “Outlaws,” pp. 108–9.
辯護民主的經濟理論的作品，請參見Downs,  。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更多請見Frank, 以及Graetz and Shapiro, 等作品。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Hayek, “Individualism,” p. 15.
Estlund, ; Landemore, .
Democratic Authority
Democratic Reason
同上，p. 26。
同上，p. 29。
同上，p. 43。
同上，p. 87。
.
http://blackyouthproject.com/conversations-we-are-not-having-black-reparations-is-about-much-more-than-slavery/
.
http://www.gallup.com/poll/1687/race-relations.aspx # 3
.
http://publicreligion.org/newsroom/2012/04/millennial-values-survey-2012/
Callahan, , p. 2.
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
Burnham, .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同上，p. 169–70。
見。二〇一四年Reason-Rupe的一項民調指出，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國人認為「政治人物因選舉獻金而腐敗」。又見。
https://billmoyers.com/2014/04/25/lawrence-lessig-has-a-moonshot-plan-to-halt-our-slide-toward-plutocracy/
http://reason.com/poll/2014/04/03/americans-say-75-percent-of-politicians
.
http://clarusrg.com/content/july-27–2012
Hoggan,, p. 186.
Climate Cover-Up
Plato, , 374c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Irwin, , p. 110.
Classical Thought
Plato, , 375e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Plato, , 376b-c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
http://www.demos.org/publication/detroit-bankruptcy
.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true-north/2014/jun/25/detroits-water-war-a-tap-shut-off-that-could-impact-300000-people
Streeck, “The Crises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Gilens and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Text/005.xhtml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Text/005.xhtml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987f4ed --- /dev/null +++ b/examples/epub_format_3/OEBPS/Text/005.xhtml @@ -0,0 +1,11 @@ + + + + + + + +

第一章政治思想史上的宣傳

從柏拉圖以來，一直有一個簡單而有說服力的論證，會讓我們認為自由民主即使乍看之下相當健全，也只是虛有其表。該論證如下：那些由煽動者製造的宣傳，可能會使自由民主無以存續。而自由民主保護言論自由，從本質上就不讓我們禁止宣傳。但人類的理性並不完整，再加上人們喜歡聽奉承話、容易被操弄，如果我們允許宣傳，就很有可能出現暴政，終結自由民主。

從遠古以來到二十世紀，這個論證一直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尚－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一七六二年的《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就說，這是政治哲學始終對民主抱持懷疑的主因：

我們那些政治理論家之所以會做出錯誤推論，就是因為他們看到的國家在剛成立時都很糟糕，我說的那種政體不可能在這種國家中維持下去。他們沾沾自喜地自言自語，說只要有個詭計多端的陰謀家或演說大師，就可以讓整個巴黎或倫敦的人都相信假東西。[1]

宣傳對民主的威脅之所以能在政治哲學的漫長歷史中占有核心地位，其實並非偶然。自古以來，穩定性就一直是哲學家評斷政治制度優劣的標準之一。亞里斯多德也正是因為民主不夠穩定，而在《政治學》（Politics）中說民主是各種政體中最不糟糕的一種政體。但即使是亞里斯多德也在《政治學》第五卷的第五章中承認，民主的不穩定其實來自於那些「煽動」、「討好」人民的「妖言惑眾者」。他知道讓民主陷入危險的，其實主要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與妖言惑眾的宣傳。[A]

從古代到二十世紀，只要哲學去討論民主的穩定性，以及藉此評價民主是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制度時，就一定會回到這個核心問題。奇怪的是，在哲學領域中，完全沒人在討論宣傳對民主造成的問題。為什麼呢？我的猜想如下。在某種意義上，規範性的政治哲學是為了描述一個理想的自由民主國家應該由哪些理念元素組成。但在理想的自由民主國家中，根本就不會有宣傳，所以他們從來不討論這個問題。

在政治的理想理論（ideal theory）中，一個還沒有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理念的國家，要如何轉變成理想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問題，叫做轉型問題（transition problem）。轉型問題通常是討論如何將不公義的資源分配方式，變成公義的分配方式。這個過程的核心，乃是私有財產權與平等這兩種自由主義所珍視的價值之間的拉扯。不過，由於政治哲學家認為自己的使命是研究自由民主國家的性質，他們一直把轉型問題當成「應用」問題。在哲學界，被貼上「應用」的標籤就等於被邊緣化。倫理學是「純粹」的哲學，應用倫理學則是「不純」的哲學，適合那些沒辦法把純粹的哲學學好的人。

我們可以把宣傳的問題，當成民主可以如何轉型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宣傳的問題，當成如何在不侵犯言論自由的狀態下，讓不民主的審議轉型成真正的民主審議。[B]用這種方法，就可以在理想理論的框架下，討論這個也許是民主理論中最核心的問題。不過，應用政治哲學界還沒有用這個方法討論這個問題，等到他們解決了如何從不公義的資源分配方式過渡到公義的分配方式之後，某一天應該就會去討論這個問題了。

宣傳對自由民主的威脅，就在於言論自由會不會讓自由民主從根本上就難以穩定，畢竟自由是自由民主聲稱的最核心價值，它以言論自由的形式實現。我前面所說的規範性政治哲學，留了一個邊緣化的空間讓人去討論這個問題，但那種作法會讓我們忽略這個問題為何自古以來如此重要。盧梭白紙黑字地說，他那個時代的政治哲學家認為「我說的那種政體（也就是民主）不可能在這種國家中維持下去」。但現在的人們可能就很難理解，宣傳為什麼會威脅到自由民主的基本概念。

查爾斯．米爾斯（Charles Mills）認為，這樣的衝突其實意味著理想理論的方法論本身就是錯的：

理想理論要嘛都預設現實世界偏離了理念，本身不值得為此建構一套理論；要嘛就說我們至少要先從理念開始討論，才最有可能讓理念化為現實⋯⋯幾乎光是看看理想理論的定義，就可以知道它完全或幾乎不關注歷史上的各種壓迫、不關注壓迫遺留至今的餘波、不關注目前正在發生的壓迫，它最多只會給出一些模糊不清的承諾，說這些問題未來都有待處理。[2]

米爾斯在他的論文中主張，理想理論都預設了一個「理想的認知環境」，預設「整個社會完全透明，每個人的認知障礙都僅限於自利偏誤或無法正確理解世界。它幾乎或完全不在意那些意識形態霸權以及專屬於某群人的經驗，會如何影響我們對社會秩序的觀察與認知」。換句話說，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以及宣傳這類主題，本來就不在理想理論的討論範圍之內。

此外，米爾斯在更早的著作中曾提醒我們，其實政治哲學那些經典文本都不那麼「理想」：

西方政治理論的經典文本，譬如柏拉圖、霍布斯、洛克、柏克、馬克思等等，都不僅提供規範性判斷，同時也會用社會的本質與政治知識的認知機制，去解釋為什麼其他人提出的規範性判斷不正確。這些理論家都知道，如果想要實現理想的政體，就得先知道現實世界的政體的構成與運作方式有時候會讓我們看不見社會的真相。[3]

政治哲學討論的是規範性判斷，也就是事情應該長成怎樣。有一種規範性觀點認為，你不能要求一個人去做他做不到的事。如果某人應該遵守某法律，那他一定有辦法遵守該法律，否則法律就只是在強人所難。根據這種觀點，政治哲學的規範性判斷不能主張一些人類社會做不到的事。至於另一種規範性觀點則認為，即使理念不可能完全實現，也可以當成指引。但即使是這種觀點，也不能主張一些人類社會的能力無法遵循的指引；如果你提出的理念過於遙遠，當下就毫無引導作用。如果要知道人類社會能力的合理極限究竟為何，就得去看社會理論。

那些認為政治哲學不需要社會理論的人，都預設了社會理論不可能有一天突然冒出來大幅限縮政治的可能性。因此，那些撇開社會理論的政治哲學，其實都用極端理想的方式打造理論模型。哲學家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就曾指出，理想理論在討論政治時脫離現實的程度，就跟決策理論（decision theory）在討論理性時脫離現實的程度差不多。我認為決策理論對理性的看法，與我們人類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之間有嚴重的落差，因而在思考人類理性決策時出現錯誤與扭曲。同樣地，我也認為理想理論因為在建構的時候沒有注意到社會理論，對國家的看法產生了類似的問題。[C]

本書顯然受到米爾斯的影響，而那些誤讀米爾斯的方式，也會讓人誤讀這本書。很多人都認為政治只關乎權力與利益，政治語言則只是戰略工具，而一切高喊政治理念與道德理念的言論，都只不過是用來爭奪權力與社會利益的武器。米爾斯反對理想理論的論述，在某些人眼裡就是這種黑暗思想。

維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在剛進入二十世紀的一九〇一年，就寫了一本書主張政治只是在處理權力與利益：

宣揚人人平等的佛教催生了西藏的神權政治，最關心渺小窮人的基督宗教最後長成了羅馬教廷⋯⋯舊時代菁英在宗教改革時期的日益腐敗、傲慢，墮落為強盜式貴族。西金恩（Sickingen）與胡騰（Hutten）兩種不同的騎士這時候便高呼起義，但這些人就像之前的新生菁英一樣，靠著窮人與卑微者得勢，而百姓也像之前的百姓一樣相信他們的承諾，也像祖先一樣被騙，背負更重的軛。到了一七八九年，革命再次演變為雅格賓（Jacobin）寡頭統治，並以帝國專制告終。這類歷史不斷重演，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未來將有所改變。[4]

德國政治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顯然也這麼認為。他曾寫道：「所有的政治概念、形象、術語都帶有論戰意義。它們都著重某個具體的衝突，發生在某種具體的處境之下，最後讓人們分成敵我兩邊，爆發戰爭或革命。適用的處境一旦消失，它們就淪為抽象的幽靈。」[5]

由於施密特的納粹立場太過爭議，他沒有在二十世紀中期成為這種觀點的官方代言人。但政治與社會科學依然很常出現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管理過於複雜，在確實遵循民主規範的社會中無法有效課責，所以民主語彙其實完全無法落實，因而現實中應該讓那些精通經濟與政策的「專家」來施政，並以民主語彙來包裝不自由又不民主的真相。如今，這種反對民主，甚至可說是認同威權的立場，因為以經濟語言高喊追求效率之故，在當代廣為人們接受。

如果民主語詞的誤用，只出現在當代社會科學中那些帶有納粹或歐威爾式[D]意識形態的說法中，也許我們還不需要擔心；但如果那些出身被壓迫族群的哲學家也開始討論這類濫用，我們就得注意了。前者只是在描述他們眼中無法動搖的政治現實時，刻意避開規範性語彙；後者卻顯然是用規範性的語彙來批判現實。德拉尼、杜博依斯、C．L．R．詹姆斯（C.L.R. James）[E]、米爾斯這些人，不可能支持菁英濫用自由民主的語彙去集中權力。他們顯然是在要求哲學重視這種壓迫，而非用哲學去幫壓迫的機制背書。這種要求與理想理論並不衝突，只是要求規範性政治哲學改變架構，把社會理論看得同等重要而已。也正因如此，許多出身被壓迫族群的政治哲學家都說自己是在做「社會與政治哲學」，出身既得利益族群的哲學家則常說自己做的是「政治哲學」。

傳統上，哲學的任務有兩種：呈現真實，以及解釋我們為何會陷入幻象而看不見真實。照此說來，規範性政治哲學最核心的任務，就是捍衛那些經常被政治幻象所掩蓋的理念，以及解釋政治幻象到底是怎麼回事。可惜，規範性政治哲學沒有把政治幻象跟政治理念看得同等重要，因此讓人可以合理地懷疑說，規範性政治哲學的實踐過程，會不會就是產生政治幻象的部分成因。也就是說，它造成一種幻覺，讓被影響的人以為世上沒有幻覺。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明確指出，哲學的任務之一就是擺脫幻象。他認為民主城邦的隱憂，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是哲學家，而且困在哲學家已經掙脫的幻象之中。民主賦予的自由，會讓暴君利用幻象去控制群眾。民主制「過於自由」，「似乎必然讓人民淪為奴隸」。[6]

柏拉圖和第三帝國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都是民主之敵，不過柏拉圖反對民主，就是因為擔心民主會被戈培爾這種人利用。柏拉圖認為的民主，與催生出納粹黨的威瑪共和那種民主當然有許多不同，但我們還是可以說，柏拉圖確實是在提醒我們宣傳有多麼可怕。民主保障的自由很容易讓人煽動群眾，集中權力，因而終結民主。在民主制度中，一個「高高在上的暴君」把自己包裝成人民的保護者、藉而成功奪權的風險實在太高了。這是宣傳對民主的經典威脅。民主讓每個人自己統治自己，照理來說要盡可能保障自由。它不可以限制言論，尤其不可以限制公開的政治言論。但毫無限制的宣傳，卻會嚴重威脅民主。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第一卷中提出一個問題：「人們能不能用某種方法團結起來，用集體的力量去捍衛每一個成員的生命與財產，並且讓每個成員既成為群體的一員，又依自己的意志行事，像加入群體之前一樣自由？」盧梭認為這種方法就是社會契約。公民社會的成員之間有一種默契，用同樣的規則規範每個人，「讓每個人承受相同的負擔」，藉此產生一個「道德集合體」（collective moral body），也就是盧梭所謂的主權權力（Sovereign Power）。擁有主權權力的國家「完全由參與其中的個人構成」，因此「國家的利益不可能牴觸成員的利益，而且根本就不可能會有前者這種利益」。[7]

盧梭把人在自然狀態下擁有的自由稱為天賦自由（natural liberty）。在天賦自由的狀態下，每個人都「有權毫無限制地拿任何想拿的東西，做任何想做的事」。盧梭要回答的問題，則是人們失去天賦自由之後，如何在公民社會中保持自由。[8]盧梭的解方是激發出一種獨特的自由；他認為天賦自由往往被「純粹的欲望」所驅動，因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將真正的自由稱之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是人在成為主權國家的公民之後獲得的。盧梭認為，真正的自由是經由公民集會的審議，讓每個人「服從自己制定的規則」；是接受大多數人在完全自由，也就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狀態下做出的決定。

公民集會的目的，是讓每個公民決定主權國家的政策。每個公民「都有投票決定國家的每項行為的基本權利，而且都有權表達意見、提供建議、提出異議、進行討論。這種權利無論如何都不能被剝奪，而且不能像許多國家那樣，煞費苦心地只讓統治成員去做後面那些事」。[9]至於審議的方法，盧梭認為「單純正直的人很難受騙上當」。[10]但盧梭也知道主權國家得面對一些風險：「如果議而不決，如果成員分裂，如果有人提高聲量試圖蓋過其他人，私人利益就可能在未來崛起，國家就可能在未來衰敗。」[11]國家衰敗的跡象，就是「人民在恐嚇或奉承的影響下，開始用高聲喝采來取代投票，開始用崇拜或咒罵來取代審議」。[12]

人民要想自己統治自己，就必須和其他成員一起進行真正的審議。強迫別人投票支持你，並不算是審議。但盧梭所謂的「恐嚇或奉承的影響」，並不是指有人強迫他人支持自己，而是指每個成員乍看之下都出於自己的意志投票，實際上卻並非如此。有些時候人民會用「高聲喝采來取代投票」，盧梭將這種狀況稱為「欺騙」。而對人民進行「恐嚇或奉承」的惑眾妖言式宣傳，就會讓人用高聲喝采來取代投票。這是一則說明宣傳如何威脅民主的經典描述。[F]

哲學家史蒂芬．達爾沃（Stephen Darwall）提出一種看待尊重的方式，他稱為承認尊重（recognition respect）。承認尊重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尊重其他人與自己平等，有權「主張並要求」獲得與自己相同的對待。這表示你尊重其他同胞的尊嚴，認為每個人的觀點應該獲得同等的重視。[G]第二種承認尊重則稱為評價尊重（honor respect），源自你「認可或敬重」某人擁有「原則上不是每個人都拿得到的特定社會角色、社會地位、社會狀態」。[13]評價尊重是君主政體的統治原理，它讓人產生一套態度去服從權威。相較之下，第一種尊重則「平等地對待每個人，不因地位或社會狀態而有差異」，是實現真正民主審議的基礎。[14]我說的政治平等就是這種尊重。盧梭認為，投票一旦變成了「喝采」，民主就會淪為君主制或威權。他認為柏拉圖《理想國》第八卷中民主制墮落為僭主制的過程就是這樣。

盧梭認為，自由是「遵守自己訂定的規則」。經常有人批評盧梭沒有騰出空間去保障個人自由，因此也有人說他在捍衛一種允許專制的制度。啟蒙時期的法國政治哲學家班雅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就說，盧梭忘了「公民擁有獨立於一切政治與社會權威的個人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個人自由、宗教自由、意見自由（包含公開表達意見的自由）、擁有財產的自由，以及不受任何專斷權力支配的自由。一切侵犯這類權利的權威都不正當」。[15]

如果你對自由的概念是來自盧梭，通常你會願意用法律去對抗宣傳，畢竟盧梭沒有直接把毫無限制的言論自由視為自由的核心。但如果我們把盧梭的自由概念換成防止被別人專斷支配，我們就有了另一個基礎去討論要不要讓人濫用宣傳。[H]我們可以用消極自由的概念去限制某些言論，而正如洪斯比與藍騰所言，某些類型的言論會壓制其他人的自由發言。為了保障大家的消極自由，讓大家擁有個人自由，可以說出自己想說的話，我們必須限制這些壓制性言論。這類言論會限制我們的言論自由，這也正是為什麼像是美國和加拿大這些比較接近自由民主的國家，公共領域的仇恨言論會遠遠少於匈牙利這類不那麼自由民主的國家。之後我們會看到，壓制性言論都具有宣傳的特質，如果要限制這類言論，就需要徹底討論宣傳的本質。這正是本書的目的。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二日，馬丁．路德．金恩牧師（Martin Luther King）在德克斯特大道浸信會教堂（Dexter Avenue Church）對信眾宣講〈宣傳基督教〉（Propagandizing Christianity）：

對一般人來說，「宣傳」這個詞帶著邪惡與惡意，是煽動者用來傳播邪惡意識形態的方法。由於極權國家的宣傳發展得相當成熟，我們很容易譴責宣傳，把它當成不該去做的事。但宣傳本身未必是邪惡的，它也可以用來做神聖的事情。別忘了，這個詞源自天主教會。[16]

金恩在這裡遵循了政治哲學長久以來的一種傳統，也就是把「宣傳」視為奉行自由民主理念的國家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接受的事物。杜博依斯在一九二六年的〈黑人藝術的判準〉（Criteria of Negro Art）中，呼籲非裔美國人藝術家去做他所謂的「宣傳」，也就是以情感訴求獲得白人的尊重、同理、理解。杜博依斯口中的「宣傳」顯然是中性而非貶意的，而且他希望宣傳成為解放黑人的武器。這種追求平等的宣傳並不是為了讓受眾了解事實，但我們似乎還是可以接受，有時候它甚至是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實現平等的必要手段。討論宣傳之所以相當困難，不只是因為必須描述它的本質與效果，也是因為必須說明它什麼時候會削弱自由平等，什麼時候鞏固自由平等。

「宣傳」（propaganda）這個詞在當代的英語世界顯然帶有貶意，在二十世紀初的美國作品中卻沒有。這樣的轉變無疑有歷史原因。我們可以想像，其他語言中相當於「propaganda」的詞由於產生了妨礙民主的效果，而讓那些詞與英語的「propaganda」都染上了貶意。我之後也會提到，無論目的為何，凡是在自由民主國家進行宣傳，乍看之下就會有點道德問題。但儘管如此，某些類型的宣傳在道德上與政治上的問題還是特別嚴重，本書把這類無論怎麼看都很壞的宣傳稱為「惑眾妖言」（demagoguery）。

規範性的政治哲學研究的是理想的民主實踐。某些版本的民主制度把對於政策的公共辯論當成核心，因此認同這類概念的人，都同意描述理想的民主實踐就是在描述理想的公共討論。可惜，宣傳的許多特質都會妨礙民主實踐，但人們在描述理想的民主實踐時卻不會描述到宣傳的特質。宣傳的問題因此超出了規範性政治哲學的任務範圍。

原注：可以想像，大衛．休謨（David Hume）在〈政府的第一原則〉（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第1.2節的結尾，可能有在擔心言論自由會導致惑眾妖言盛行。他把出版自由說成一種「惡」：「儘管毫無限制的出版自由，是混合形式政體中的一種惡，而且很難找出，甚至不可能找出合適的補救辦法，我們依然要允許這種自由。」
原注：有些民主國家為此立了相關的法律。印度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就在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試圖限制「濫用言論自由」，也就是限制人們散播惑眾妖言。
原注：很多人誤用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的說法，去說理想理論是正確的。其實羅爾斯很明白政治制度除了必須追求正義之外，還必須追求穩定。他在討論自由民主的重要著作中，用長達四頁的篇幅講這件事，並指出「我們從一開始就在意穩定」。見Rawls, , pp. 140–44，引文出於 p. 141。
Political Liberalism
譯注：歐威爾主義（Orwellism）引申自喬治．歐威爾的著作《一九八四》，指的是政府透過宣傳、監視或假資訊，操縱並洗腦人民，進而破壞自由社會的作為。
譯注：C．L．R．詹姆斯（1901至1989年），千里達及托巴哥歷史學家，其出版於一九三八年、描寫海地革命的著作《黑色雅各賓派人》（）對後殖民研究影響甚深。
The Black Jacobins
原注：莎朗．克勞斯（Sharon Krause）的說法也許就有點像這樣。她經常把「形成意志」（will formation）的審議和「形成意見」（opinion formation）的審議拿來對比，並主張只有前者才真正能讓政策具備民主正當性。見Krause, 。
Civil Passion
原注：至少從西塞羅（Cicero）開始，就有人注意到對話者必須平等尊重，否則就變成只是一方在演講。這正是他《論責任》（）第一卷第三十七與三十八章的主題。他在三十八章中寫道：「此外也必須特別注意，要尊敬並尊重與我們對話的人。」
On Duties
原注：亞歷山大．米克爾約翰（Alexander Meiklejohn）在《政治自由》（）中解釋言論自由的概念時，巧妙而深刻地探討了這種說法能不能成立。參見Scanl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ategories of Expression”。
Political Freedom
Rousseau,, bk.4, chap.1.
The Social Contract
Mills, “Ideal Theory as Ideology.”
Mills,, p. 123.
The Racial Contract
Pareto, , pp. 86–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lites
Schmitt, , p. 30.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lato, , 564a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Rousseau, , bk.1, chap.7.
The Social Contract
同上，bk.1, chap.8。
同上，bk.4, chap.1。
同上。
同上，bk.4, chap.2。
同上。
Darwall, , p. 17.
Honor, History & Relationship
同上，P. 15。
Constant, , p. 180.
Principles of Politics
感謝Vanessa Wills提供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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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宣傳的定義

一九七五年，米歇爾．克羅齊耶（Michel Crozier）、塞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綿貫讓治這三位相關領域「專家」，寫了一本關於民主制度治理能力的報告給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A]，題目（當然是）《民主的危機》（The Crisis of Democracy）。[1]克羅齊耶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社會學教授與研究主任；杭廷頓是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綿貫讓治則是東京上智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克羅齊耶在報告中說，歐洲的教師「比其他知識分子更直接面對那些擾亂傳統社會控制模式的人際關係革命」。他警告「文化的漂移使社會失去了必要的道德指引」，導致「社會、政治、文化規範的傳播因而受到嚴重干擾」。[B]

杭廷頓在該報告中用「民主的活力」來對比「民主的治理能力」，質疑「六〇年代的民主浪潮」是否「把方向帶得太偏」。[2]他擔心「民主浪潮」可能會「削弱權威性」，因而引發許多問題，譬如讓「沒有專業知識」的大學生來參與學校的決策。[3]杭廷頓認為，要有效地領導民主國家，人民就得適當地服從權威，但民主言論過剩，人民就不願服從權威。[C]他擔心全國性媒體的力量日益增長，以及這些媒體不斷挑戰政治權威，可能會造成問題。[4]他主張美國在一九七〇年代的問題就是「太過民主」造成的，並建議「用專業知識、資歷、經驗、特殊才能」來「取代民主主張，藉此建立權威性」。[D]

杭廷頓建議美國，試著重新讓人民在某種程度上服從權威，把那些應該用民主方式治理的領域變成專家的領域，讓民眾覺得自己沒有資格替自己的生活做出最重要的決定。杭廷頓建議那些處境特別不利的群體去服從權威，讓他們在那些自稱為「專家」的人面前，覺得自己沒有資格用民主的方式決定自己的人生。他建議讓人民把「專家」當成知識權威（epistemic authority），藉此服從於實踐權威（practical authority）。杭廷頓處理一九六〇年代「太過民主」的方法，是把科學知識當成政治工具，利用人們對知識與專家威望的遵從來控制人民。這種做法是在混淆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是試圖在民主的自主決策中，利用知識權威來獲取實踐權威。這會讓人民不再景仰知識，不再信任那些自稱為「科學專家」的人，即使他們提醒大家要打疫苗，要阻止氣候變遷，人民也不聽。本章的目標，就是解釋言論什麼時候會帶有上述這些或類似的宣傳性質。

在這一章，我將描述宣傳的特徵。由於每一種政治體系都可能出現政治宣傳，我將只描述宣傳的普遍特徵，藉此捕捉各種政治體系中政治宣傳的共通特質。本章的核心，是要駁斥兩種關於宣傳的本質、但卻似是而非的說法。第一種主張認為，宣傳所說的東西一定是假的。第二種主張則認為，宣傳一定是違心之論。

本書將反駁這兩種主張。要說起來，即使是我稱之為惑眾妖言的那種宣傳，內容依然可能是真的，而且說話者依然可能出自本意。本章將開始論證反駁「宣傳所說之事一定為假」這種主張，然後在第四章完成該論證。同時，我也會在本章提出完整的論證去反駁「宣傳必然是違心之論」這種主張，證明宣傳者可能完全出自本意。人們之所以可以真心誠意地說出宣傳，甚至說出惑眾妖言，是因為宣傳與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有關，而只要我們繼續相信「宣傳都是違心之論」，就無法完整說明這兩者之間的關係。而且，由於宣傳與意識形態緊密相關，要判斷某段政治言論是不是宣傳經常會碰到困難。凡是指控某段言論是宣傳或者是惑眾妖言，都必然涉及政治。我會在本章結尾說明這種結論是怎麼來的。

把「惑眾妖言」跟試圖蠱惑人心的「人」區分開來，會讓討論更清楚。那些喜歡煽動群眾的政客特別喜歡使用某種宣傳，也就是惑眾妖言。這種煽動型政客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第八卷最後提到的暴君，他們會在人民心中散播恐懼，然後以「人民的守護者」之姿出現，[5]藉此剝削人民。也許所謂的煽動型政客的確像柏拉圖說的那樣，是嘴巴說一套、心裡想另一套，以違心之論式的宣傳來蠱惑民眾的人。但本書對這個問題沒有興趣；煽動型政客對自由民主的威脅，不需要用一整本書的篇幅去談。本書要討論的威脅並非煽動型政客本身，而是惑眾妖言式的宣傳，那才是這些人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奪取並維持權力的方法。

關於宣傳的特質，有兩種似是而非的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宣傳所說的東西一定為假，我稱之為所言為假論（the falsity condition）。第二種則認為宣傳一定是違心之論，我稱之為言不由衷論（the insincerity condition）。在辯護我認為宣傳所具備的特質之前，我會先反駁這兩種似是而非的主張，說明為什麼即使是發自內心所說出來的真話，依然可能是宣傳，甚至可能是惑眾妖言。

我先來簡單說一下「所言為假論」的問題，相關論證細節就留待第四章再說。有很多惑眾妖言，其內容本身都顯然為真。譬如，假設某位非穆斯林的政客對美國民眾說「我們當中有穆斯林」，這句話本身當然為真，畢竟美國有很多人是穆斯林。但這句話同時也是一種警告；演講者讓聽眾注意到穆斯林的存在，藉此散播對穆斯林的恐懼。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內容為真的敘述可能也是惑眾妖言。

一定會有人說我太快跳到結論了。譬如可能會有人說，「我們當中有穆斯林」這句話在字面上是事實。但這句話之所以是宣傳，就是因為它背後要傳達的訊息是假的。它要傳達的是，穆斯林注定會對其他人帶來危險，而這個訊息是假的，所以「我們當中有穆斯林」就是一句宣傳。「所言為假論」的正確解釋應該是，因為某句話用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傳達錯誤的訊息，所以它是一句宣傳。

這邊有兩點要釐清，本書之後也會在其他地方分別進一步闡述。首先，我會舉一些宣傳言論當反例，這些言論的字面都為真，而且都沒有間接傳達假的資訊，但都在誤導聽眾。有些時候，說話的人可以說出完全為真的命題，並利用聽眾本身相信的假信念來傳達自己想要的目標。[E]這種時候，宣傳的確利用了假的命題，但它既沒有直接也沒有間接說出假的命題。我認為一則言論是不是宣傳，取決於該言論的效力是否仰賴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但這並不代表宣傳一定會直接或間接地傳播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F]其次，之後的章節將進一步解釋，我們可以用一種非常自然的方式去思考宣傳的效果：宣傳可以用字面上為真的言論去激發聽眾的情緒。如果你同意情緒沒有真假值可言，你就得同意宣傳所說之事未必為假。「我們當中有穆斯林」這句話就是個好例子，它試圖引發聽眾對穆斯林的恐懼。[G]最後，除了宣傳之外，還有很多種言論都會間接、甚至直接傳達假的資訊，因此「所言為假論」並沒有真正說出宣傳的關鍵特質為何。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言不由衷論」。我們必須知道說話者有時候真的會相信自己說出的宣傳，才能了解宣傳與意識形態的關係。

克蘭普勒說，很多德國老百姓一開始都認為，希特勒把猶太人當成人民之敵的言論，只不過是譁眾取寵的無害宣傳手段。譬如，有一名在他家住了多年，和他交上朋友的年輕學生，就是這樣愛上納粹黨的：

我開始認真懷疑他的常識是不是又少又淺薄。為了激發他的思考，我換了一種問法。「你在我家住了這麼多年，對我的想法都很熟悉，還常說經常從我們這邊學到東西，說你的道德觀跟我們一樣。這樣的你，怎麼會去支持一個要剝奪我所有權利，甚至不把我當人看的政黨？」但他卻說：「唉呦，老爹你太認真了。那些猶太人什麼的鬼扯都只是宣傳手法而已啦！你等著看，等到希特勒掌權了，他就沒空去侮辱猶太人了。」[6]

這位支持納粹黨的年輕學生捍衛己見的理由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各種惡意抹黑「都只是宣傳手法而已」。克蘭普勒發現，希特勒描述猶太人的方式一直都只有兩種，一種是透過「鄙視的訕笑」，一種則是把他們講成「恐怖的怪物」。[7]第一種方式把猶太人說成比人類更低劣的生物（譬如「腐屍上的蛆」），第二種則把猶太人說成威脅安全與穩定的大魔王。在這位年輕學生眼中，這些抹黑都只是為了騙選票的「宣傳手法」，也就是說所謂的「宣傳」，或至少我們想討論的那種宣傳，在他眼中都只是「利益團體為了欺騙民眾而使出的伎倆」。[8]如此一來，無論是特定意義還是一般意義下的宣傳，都一定是違心之論。當希特勒宣傳猶太人是「腐屍上的蛆」，就表示希特勒其實內心相信這是個爛類比，說出來只是為了騙人。

我們當然可以用一些經典的反例，證明有些時候宣傳者真的相信自己所說的宣傳。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直接點出「言不由衷論」的錯誤，藉此更了解宣傳的本質。凡是試圖描述宣傳的人，都得解釋意識形態與宣傳之間的重要關係究竟為何。而這兩者之間最表層的關係就是，人們一旦相信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經常會在宣傳中表達出那種意識形態。許多經典的惑眾妖言或意象都符合這種描述，反而不像「言不由衷論」說的那樣，認為發言者一定不會相信宣傳的內容。這表示「言不由衷論」並沒有注意到意識形態與宣傳之間的深層關聯。

我們先來看看某些經典的宣傳案例如何違反「言不由衷論」。克萊普勒指出，希特勒蠱惑人民的反猶言論就不符合這種定義：

希特勒的反猶言論不僅符合他那與生俱來的思維所產生的原始情緒，元首似乎也打從一開始就花了很大功夫，用乍看之下與這種思維模式反差很大，卻經常可以相輔相成的方式去設計陰謀詭計。他很清楚只有那些思維模式跟他一樣的人才會對他忠心不二，為了讓這些人繼續保持這樣的思維模式，就得培養、合理化、美化他們對猶太人的本能仇恨。於是他在過程中，利用了這個民族在文化思維上的弱點。[9]

簡單來說，希特勒是反猶主義者，他真的相信自己的那些反猶抹黑字字屬實。當然，這不表示希特勒照字面意思相信猶太人是「腐屍裡的蛆」，這只是一種譬喻，用來述說猶太人對公共健康造成致命威脅。要判斷希特勒是否心口如一，得去看他認為自己使用的譬喻恰不恰當。而既然希特勒的確完全相信猶太人對公共健康造成致命威脅，他顯然相信這種譬喻恰當。此外，他不僅知道反猶言論可以讓他吸到票，也同時刻意根據許多他提出的反猶言論去制定政治訴求。希特勒的反猶言論都是宣傳的典型範例，而我們應該搞清楚這些言論各自屬於哪種宣傳。我們可以合理判定，克萊普勒的著作主要討論的對象就是宣傳，這也就是為什麼他認為宣傳未必都是違心之論。希特勒既想用抹黑猶太人的譬喻拉票，也真心地相信那些譬喻。

我們除了可以舉出許多經典例子，證明宣傳者有時候真心相信自己說出的宣傳，還可以提出理論來解釋為什麼很多經典的宣傳言論都出自真心。這會涉及到宣傳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而「言不由衷論」的最大錯誤就是忽視了這種關係。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通常會讓人真心誠意地相信錯誤的信念，並因為錯誤的信念而無法理性評估相關政策。麥可．羅森（Michael Rosen）在討論大衛．休謨（David Hume）關於非理性信念的論述時就指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讓人「不願意根據理性去修正當下的判斷」。[10]許多經典的惑眾妖言，都是人們因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相信了假的信念之後，真心誠意地說出來的。譬如納粹的大部分宣傳應該就都是這樣。我在本書中主張，只要想描述宣傳是什麼，就得解釋宣傳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許多宣傳，甚至是那些最具宣傳特質的言論，都是由相信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人說出來的。「言不由衷論」無法解釋這個現象，所以它錯了。所有看待宣傳的方式，都得解釋為什麼人們一旦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容易去傳播宣傳；但「言不由衷論」會讓我們無法解釋這件事，因此我們不可以接受「言不由衷論」。[H]

克蘭普勒對第三帝國樣貌的描寫，揭露出極權主義社會獨有的宣傳的危險。由於極權主義社會的政府都有宣傳部門，人民很容易不把宣傳當一回事。但宣傳有可能出自真心，所以當社會不認為宣傳危險，宣傳就變得更危險。宣傳在民主社會造成的危險則完全不同。那些自恃自由民主的國家，都用宣傳的方式自稱該國不允許宣傳活動。因此在這些自由民主的國家，人們看到宣傳時也未必認得出來。當某些實際上就是宣傳的言論變成了惑眾妖言，它想達成的訴求就會流失一部分民主正當性。[I]

在極權國家，認出哪些東西是宣傳非常簡單。凡是宣傳部所說的就是宣傳，人們只需要思考哪些宣傳必須認真看待。[J]只有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人們才會把新聞媒體報出來的東西信以為真。因此民主社會要面對的問題是，有哪些表面上並非宣傳的東西其實就是宣傳。

我在前文列出了幾個宣傳的案例，也初步列出了宣傳所具備的幾項特徵。這些說明告訴我們，那些惑眾妖言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去阻斷人們的理性討論。在許多經典的案例中，這些言論都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去壓制人們的情感。但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深入討論哪些屬性會讓言論成為宣傳，哪些機制又會讓宣傳達成效果。本章接下來的部分正是為此而寫。

我們很容易把許多資訊的呈現方式本身當成宣傳。但我要討論的重點只有那些主張、論證，以及具有主張或論證效果的呈現方式。譬如把海珊畫成犯了錯需要打屁股的小男孩，就是用宣傳的方式產生論證效果，去主張美國應該入侵伊拉克。我的任務，是去解釋哪些論證透過宣傳的方式去支持訴求或理論。解釋的過程中一定會討論到資訊的呈現方式，但我只會去討論那些以宣傳的方式產生論證效果的案例。

著名記者沃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幻影公眾》（The Phantom Public）裡寫道：

群眾人數一多，意見就幾乎注定變得模糊不清、一團混亂，只有在拆解、分析、壓縮、統合各種意見之後，人們才知道要怎麼行動。許多社會哲學家都被黑格爾誤導，以為把眾人的願望集結為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過程神秘難解，但它其實是一種領導者、政治人物、指導委員會都懂的技藝。它的核心就是讓那些承載情緒的符號脫離原本的理念，然後拿來操弄。[11]

克蘭普勒在《第三帝國的語言》中說，納粹「用促發行動的意志，去支配所有詞彙」，[12]而確實「第三帝國所有修辭背後的原理都是要人採取行動」。[13]它希望人民不要思考太久，而是直接訴諸行動。

宣傳未必是利用情緒去終結理性討論，畢竟很多時候情緒其實都以理性為基礎。真要說起來，宣傳其實是用「脫離原本理念的情緒」來終結理性討論。這些反思兩次世界大戰中各種經典宣傳案例的文獻告訴我們，宣傳其實是用繞過理性意志（rational will）的方式讓人們不再討論。它引發強烈的激情，讓整個國家即使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也像單一個體那樣付諸行動。所有的宣傳都用這種方法團結人民，它操弄理性意志，讓人民不再討論。[K]我認為這就是古典意義下的宣傳。

說謊也會背叛理性意志，但方法和宣傳不同。人在說謊的時候，至少得提出偽證；宣傳則是根本連舉證都不舉證。它試圖讓每個人都不去使用理性意志，然後在這種狀態下統合我們的意見。它繞過了所有的自主決策。

宣傳的古典概念有另一種更細緻的版本稱為偏見言論（biased speech），引發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著書論述的就是這種宣傳。[14]這種版本認為，宣傳言論讓人不理性地無視一些應該思考的選項。它與宣傳的古典概念有關，但未必要求受眾立刻採取行動，行動可以是屢次宣傳之後的結果。我稱這種版本為把宣傳當成偏見言論。

我並不反對前述這兩種版本，也許我自己的版本就是它們的變體。但這兩種版本無法幫助我們解釋宣傳的吸引力，也無法解釋宣傳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接下來，我將宣傳分為兩種類型，但不會去處理它們的本質與前述兩種概念之間的關係。

本書的重點在於自由民主國家，而不是克蘭普勒討論的極端威權國家，也不是激發李普曼寫書的一戰時期那些不夠民主的歷史過往。威權國家就像克蘭普勒說的那樣，會毫不掩飾地散播宣傳。自由民主國家表面上則沒有宣傳，政客和電視節目主持人即使公然散播宣傳，也不承認那是宣傳。在自由民主國家，宣傳通常都戴著面具出現。

假設我們所在的國家表面上宣稱自己遵循自由民主的理念，實際上卻相去甚遠好了。譬如我們的公民似乎並沒有彼此平等相待，沒有平等對話或以平等的方式自由進行市場貿易。想在這種情況下保持國家穩定，防止公民引發異議，就得設法掩蓋民主理念與不民主現實之間的落差。譬如用「自由民主」四個字，去指稱一個容忍大規模政治不平等的政治制度（某些人認為把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當成一種自由主義就是在做這件事）。這種脈絡下的宣傳比專制環境更複雜，因為自由主義的概念本身變成了宣傳工具。

施密特在一九二七年就說：「所有的政治概念、形象、術語都帶有論戰意義。它們都著重某個具體的衝突，發生在某種具體的處境之下，最後讓人們分成敵我兩邊，爆發戰爭或革命。適用的處境一旦消失，它們就淪為抽象的幽靈。」施密特認為「法治國家」（constitutional state）、「經濟計畫」（economic planning）這類概念都只是為了掀起論戰而設計的，都只是為了用典型的宣傳語言讓人民起而行動。譬如，二〇〇三年以「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之名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就是這樣。以施密特的角度來看，自由民主語彙就跟其他政治語言一樣，都是宣傳工具。

施密特認為，所有的政治語彙都是宣傳工具，都是要繞過理性意志去引發「戰爭或革命」。我們未必要接受這部分的觀點，但還是可以承認自由民主的語彙就像他說的那樣，經常被實際上離民主理念甚遠的國家當成宣傳工具。人們經常重新定義「民主」這個詞，把裡面的平等尊重換成市場效率，也經常把那些完全不是為了爭取自由而打的戰爭稱為「為自由而戰」。本書要討論的宣傳就是這種宣傳。有時候人們會用自由民主的語彙指涉真正的民主，有時候則會把它當成宣傳工具；我推測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看不見現實狀況與民主理念之間的落差，就是後者造成的。

古典的宣傳概念以及把宣傳當成偏見言論的概念，這兩者都過於粗糙，無法幫助我們了解究竟怎樣的行為是把政治語彙當成宣傳工具。本章一開始提到杭廷頓呼籲用「專業知識、資歷、經驗」來取代民主，即是我們用李普曼對宣傳的描述無法順利解釋的行為。杭廷頓呼籲把客觀的科學語言當成策略工具，尤其是呼籲某些人成為價值問題上的專家，並要人民把判斷交給那些所謂的專家。他用並不客觀的方法，使用那些誘人而美妙的客觀理念，反而可能會使人們不再相信客觀。我們需要用更精確的方式來描述宣傳，才能順利討論這類事情。

那些嚴重違反自由民主的國家，究竟如何把人從小一路騙到大，讓他們長大之後還以為自己的國家奉行自由民主理念？為了維持穩定，這些國家必須用自由民主的語彙，去掩蓋理念與現實之間的明顯落差。本書的關注重點就是這種宣傳。一旦成功宣傳本國有多麼民主，人民就可能看不見該國有很多地方並不民主。

可能會有人把這種宣傳稱為掩人耳目型的宣傳（masking propaganda），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類型的宣傳。譬如讚揚雅利安人至上的那種宣傳，就不是我想討論的重點。不過，去思考究竟什麼是理念，可以讓我們知道最有趣、最重要、最常見的宣傳究竟是什麼，藉此獲得宣傳的基本概念。本書所談的宣傳，本質上就是利用理念，包括美學理念、健康理念、經濟理念、政治理念，來達成其他目的的行為。譬如，廣告就是一種利用美學理念或健康理念來販賣東西的典型宣傳。本書的重點是政治理念。我會用政治理念來討論宣傳究竟是什麼，不過請記住，其他領域的宣傳也具備相同的特質。

每一種政治制度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譬如君主制重視服從權威，這個權威通常是國王、女王、法老等君主。至於自由民主制的政治理念，則正如之前所見，是自由和平等。

大多數研究政治宣傳的文獻，都著眼於它在公共政治言論（public political discourse）中的應用。不同的政治制度會決定什麼才算是公共政治言論。譬如君主制中的公共政治言論，就是國王、女王、法老發布的聲明。民主制的公共政治言論，則是議員在議會中（譬如美國的參議院與眾議院）的政策辯論攻防，以及他們在媒體上的政治辯論。我們最好把公共政治言論跟民眾在家中的言論分開來看。公共政治言論具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而且都是出現在正式的公共政治場合；至於怎樣的場合才算正式公共政治場合，則會因政治制度而有所不同。

接下來，我要說明各種不同的宣傳分別有何特徵。一開始我會把我認為的所有宣傳分成兩大類，這兩類在結構上彼此不同。我在本書想專心討論政治宣傳，所以之後只會處理這一類。

根據我的分析，政治宣傳的本質就是一種用政治、經濟、美學、理性理念來動員人民，達成政治目的的言論。宣傳必定會促進理念實現或者妨礙理念實現，而不同宣傳之間的第一項區別，就是它究竟是會促進，還是會妨礙它所呈現的理念。前者我稱為強化型宣傳，後者則稱為顛覆型宣傳。


強化型宣傳（Support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並且利用情緒或其他非理性方式，讓該理念更容易實現的公共言論。

顛覆型宣傳（Undermining Propaganda）：以某種理念為號召，實際上的目的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15]


顛覆型宣傳的目標與它所聲稱的理念彼此矛盾。它高舉理念爭取人們支持，所呼籲的行動目標卻往往會妨礙理念實現。

接下來，我將暫時專注於討論怎樣的宣傳有助於落實（廣義的）政治理念，怎樣的宣傳則會妨礙政治理念。無論是有益的目標、中性的目標、還是有害的目標，都可以使用強化型宣傳。強化型宣傳的任務是協助落實政治理念，但不是藉由提出理由去支持那個政治理念的真實性或優點，而是藉由扔出強烈的情緒，譬如懷舊、感傷、恐懼，讓受眾無法負荷。這些情緒會讓受眾去注意到支持那個理念的理由，然後用典型的理性方式去支持那個政治理念。不過康德提出了所謂的理性意志，也就是理性個體根據理性法則行事的能力。由於強化型宣傳並不是訴諸理性意志，如果某個完全訴諸理性意志的信念，承載了某個理念所要實現的目標，那麼那個目標就無法透過強化型宣傳來達成。[L]強化型宣傳只能讓受眾在情緒之中，忘記考慮某些原本會想到的可能性，集中精力下執行目標，推動某個他們原本就知道的政治理念。

我對顛覆型宣傳的定義要求非常嚴謹。顛覆型宣傳所呼籲的行動，必須與它拿來當號召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馳。丹尼爾．帕南（Daniel Putnam）在私人通信中向我提出一種更廣義的宣傳定義：只要是利用政治理念來削弱同一政治體系中其他政治理念的言論，就算是宣傳。譬如在美國，自由是一種政治理念，機會平等也是一種政治理念。根據帕南的定義，那些守護自由，而且會降低機會平等的言論，譬如那些以減少窮人機會為代價，以守護經濟自由為由呼籲減稅的言論，可能就屬於宣傳。根據我的定義，這並不算是顛覆型宣傳。不過如果用下面這個更廣義的方式來定義顛覆型宣傳，那麼這種言論就算是顛覆型宣傳了：


顛覆型宣傳（定義2）：以某種政治理念為號召，實際上卻會讓該政治理念家族中的任何政治理念都更難實現的公共言論。


我擔心後面這種定義可能會過於籠統。不同的政治理念的確時常彼此衝突，事實上很多人就認為自由與平等彼此衝突。我擔心帕南提出的定義，會把其實是政治理念彼此衝突的狀況，誤當成顛覆型宣傳。

在我的定義中，宣傳之所以為宣傳，是因為它帶有某些特定屬性，而且通常以語言或意象的形式出現。但平常我們也會說報紙和學校是宣傳工具，這種說法似乎把宣傳工具定義成：


製造宣傳的工具（Vehicle for the Production of Propaganda）：製造宣傳的場所或機制。


不過有時候，媒體與學校即使從來都沒製作過任何宣傳，依然是宣傳工具。譬如，它可以隱瞞某些原本應該提供的資訊，藉此達成宣傳效果。如果一個新聞機構說自己的任務是報導所有相關的政治決策，卻經常不報導某些政治決策新聞，直覺上它就是宣傳工具。如果一所學校說自己的任務是提供所有相關的重要資訊，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但卻經常對學生隱瞞某些重要資訊，那它就是宣傳工具。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應該有不少上述這種宣傳工具。因此清楚界定怎樣才算是這種宣傳工具，對本書的目標非常重要。

在討論自由民主國家的宣傳時，下面這種宣傳工具的定義也許更為有用：


宣傳工具（Vehicle of Propaganda）：聲稱自己服膺於某種政治理念，所作所為卻會妨礙該理念實現的機構。


在自由民主國家，學校的任務是讓學生成為有知識的公民，讓他們擁有參與政治討論的必要資訊。如果學校刻意隱瞞某些資訊，譬如不讓學生知道該國用系統性不正義的方式對待某些群體，那麼學生就會把不完整的資訊當成是完整的。因此，學校其實是破壞了讓學生成為有充分知識公民的理念。如果學校讓學生明明只知道一部分的資訊，卻相信自己知道所有資訊，那麼學校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它依然是宣傳工具。同理，如果電視台或報紙說自己要報導該國政治決策的所有相關新聞，卻刻意隱瞞與決策相關的某些重要資訊，那麼它即使從來沒有說過任何宣傳性言論，依然是宣傳工具。它阻礙了自己代表的政治理念，沒有向受眾傳達所有資訊。[M]

我已在前文描述了宣傳的兩種類型，以及機構成為宣傳工具的兩種方式。本書的主題是政治宣傳，所以只會討論那些利用政治理念，而非其他理念的宣傳。不過除此之外，許多形式的廣告顯然也都符合我在前述下的定義，因此都屬於宣傳。舉例來說，當廣告以健康為名銷售不健康的產品，或者用健康攀岩者的照片來宣傳不健康的飲料或食物，它就是在利用健康理念來促進一個顯而易見會阻礙健康的目標，而根據我的定義，這就屬於宣傳。很多廣告都符合這樣的敘述。

然而，也有很多廣告會試圖用某種理念，去銷售與該理念完全無關的目標。廣告通常都會用某種審美觀，去促銷某些與該審美觀實現與否完全無關的商品，譬如暗示購買某一種汽車會讓你更有吸引力。如果我們知道，很多我們所謂的「廣告」擺明了都是宣傳，我們就依然值得把這種宣傳獨立分成一類：


廣告（Advertising）：以某種理念來吸引人，真正目的卻與該理念完全無關的公共言論。


商業廣告都會試圖讓你以為擁有廣告商品就會擁有吸引力，但其實兩者通常無關。有效的商業廣告都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譬如把物質財富與美學價值連在一起。

顛覆型宣傳會用某種政治理念，去傳播與其衝突的訊息，因而本質上就會妨礙該理念實現。接下來我要說，它會在這段過程中利用既有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甚至幫忙形塑那種信念。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正是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的原因。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之所以會讓人看不出顛覆型宣傳自我矛盾，是因為它豎立了認知障礙，讓你看不出宣傳的目標與它呈現的理念不符。譬如，它會讓你難以了解某些自由民主的概念究竟是什麼意思，而這些概念又會導出哪些結果。在討論意識形態的第五章與第六章中，我們將找出這種認知障礙的本質，並解釋它們為何難以克服。

顛覆型宣傳比強化型宣傳複雜很多。正因如此，如何判斷什麼時候可以在政治中接受顛覆型宣傳，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難題。而且在評估什麼時候可以接受顛覆型宣傳時，還得同時考量許多其他因素。畢竟我們可以分別從道德與政治的角度，評估該不該接受某種手段。有時候，即使顛覆型宣傳可以傳遞有價值的資訊、達成有價值的目標，或者可以讓那些不應該實現的政治理念難以實現，這種手段也許在民主上還是無法被接受。

康德論述過：「說謊是最違背自身責任的行為。」[16]他用規範式的判斷主張，凡是說謊，就是在人際關係中傳播不實，即使是善意的謊言也依然是錯的。我之前曾說，宣傳者可能真心相信宣傳，而宣傳的內容也可能是真的。但只要宣傳試圖繞過他人的理性意志去完成目的，無論是否發自內心或內容是否為真，康德都會說它違反道德。根據康德的觀點，宣傳無論目的為何，在道德上都不可接受。康德的倫理學基礎無可否認地符合我們直覺上的道德判斷，宣傳無論目的為何，我們肯定都無法接受。對康德來說，理性意志是我們根據理性原則，獨立於外來力量判斷事物的最低門檻。但宣傳徹底違背了理性原則。所有的宣傳都在操控理性個體，讓人們在完全不使用理性意志的狀態下服務於宣傳目的，這是一種欺騙。[17]

我在這裡不預設康德的倫理學。但即使不去管宣傳在倫理上有沒有問題，我們也該擔心大部分使用顛覆型宣傳的論述在民主上可能都很有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一些強化型與顛覆型宣傳的例子。強化型宣傳很好找，譬如祭出國旗，或者利用人民對該國歷史的思古幽情來強化愛國情操，就是強化型宣傳。散布危言聳聽的威脅，引發人們對吸菸等行為的過度恐懼，進而增進人民的健康，也是強化型宣傳。此外，用某個群體過去犯下的錯誤，讓他們加強民族自豪感與自我認同感也是。塞爾維亞前總統斯洛波丹．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屢次利用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役（Battle of Kosovo）中無法成功抵禦鄂圖曼入侵一事，讓塞爾維亞人對過去的錯誤感到不滿，藉此強化人們的民族認同，就是一個例子。

我之前說，宣傳在民主上一定有問題。不過下一章會提到，有一種宣傳不但沒有任何問題，甚至還是必要的。因為當國家出現某類必須解決的不民主問題，只有這種宣傳可以處理。正確說來，這種宣傳本身並非民主審議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強化型宣傳在民主國家中也完全可以被接受；譬如，許多民主國家都會在香菸包裝上加註「吸菸會導致癌症」之類的恐怖警語，這類言論顯然是要用強大的情緒來落實某些理念，像是促進人民的健康。民主國家似乎都可以接受香菸包裝上的警語，卻不能接受米洛塞維奇的宣傳，這兩者之間究竟有何差異？

如果民主國家的公民沒有時間自己做研究，有時候衛生福利部就得去負責照顧公民的健康。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公民把提供健康資訊、提出相關警告的工作，全都委託給了衛福部。以香菸包裝上的警語為例，我們可以說這種時候是公民默許了衛福部去散播這種警告；但如果公民沒有默許，那麼香菸警語在民主上也會有問題。[N]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個顛覆型宣傳的簡單例子。第一個例子出自卡爾．哈特所討論的，二十世紀早期的種族歧視意識形態。當時常常有人認為黑人離不開古柯鹼，譬如一九一四年就有一位醫生在《紐約時報》上說黑人特別容易重回這種毒品的懷抱：

大部分的黑人（negro）都既窮、沒讀書、又遊手好閒……一旦養成吸毒習慣就沒救了。想讓黑人遠離毒品就只能把他們關起來，但這也只是治標而已。他們一旦被放出來，就會再次回到毒品的懷抱。[18]

城市的富有菁英吸食古柯鹼，其他沒錢的人則只能吸食廉價古柯鹼。但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的「反毒戰爭」（drug war）中，下城黑人吸廉價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人數，明明高達富有白人因吸高純度古柯鹼而被判刑的一百倍，政客卻能成功地讓人們認為這是合理的，而且並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哈特用有力的論證指出，政客之所以可以在「反毒戰爭」中，讓人民相信這麼誇張的判刑人數差距與社會強調「法律與秩序」（law and order）的理念之間沒有矛盾，就是因為二十世紀早期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至今都默默讓人們覺得黑人特別容易吸毒，不會注意到這麼大的判刑人數差距顯然違反正義。這種宣傳宣稱自己要讓社會守法循序，卻讓人們接受了不正義的定罪結果，反而使守法循序的理念難以實現。

第二個例子來自詹姆斯．霍根（James Hoggan）的《掩蓋氣候真相》（Climate Cover-Up）。霍根在書中提到，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組了一個團隊推動〈全球氣候變遷溝通行動方案〉（Global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Action Plan），而且「這份文件直接寫明自己的目的，就是藉由媒體傳播，讓民眾相信氣候變遷論述中有很多說法並不可靠」。[19]他指出，該團隊的創始成員之一史蒂芬．米洛伊（Stephen Milloy）是《福斯新聞》（Fox News）裡的「垃圾科學專家」，「這個人一輩子都在搞公共關係與遊說。埃克森美孚（Exxon）、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愛迪生電力協會（The Edison Electric Institute）、國際食品添加物委員會（International Food Additives Council）、孟山都（Monsanto）等公司都付過他錢，讓他把環保研究抹黑成帶有其他目的的『垃圾科學』」。[20]米洛伊要求科學必須保持客觀，但他的言論卻違反了這項理念，只有那些相信了企業贊助的氣候變遷否定論意識形態的人，才看不出來。[O]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標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勝利萬歲！」這句話中有問題的地方在於「萬歲」。數千年來，這個詞在中國通常都出現在百姓對皇帝的呼號「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裡面，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希望皇帝能一直統治下去。問題就出在這：君主制的政治理念是服從權威，「革命」卻是反對服從權威的。但這句話裡面的意識形態，會讓人民以為所謂的「革命」就是讓國家幫每個人做所有決定。一旦相信了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人民就看不出「革命」與服從權威根本水火不容。

第四個例子來自美國最高法院，它在二〇一〇年「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裁定，企業也擁有美國憲法中賦予公民的權利。最高法院的判決文，把言論自由等權利延伸到企業身上這件事，寫得像是《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把公民權利延伸到當時法律還沒認可的族群一樣，看起來就像是在宣揚民主精神。但「聯合公民」（Citizens United）這類組織的政治獻金本身，卻是對民主的威脅，一旦撤除組織資助候選人的金額上限，政府就會逐漸落入大金主的手中。[21]

第五個例子是美國的「成功神學」（the Prosperity Gospel），這是某些傳道者用電視來傳播的福音，它認為耶穌用施予財富來呈現祂的愛。接受基督會讓你獲得財富，想要發財就要信基督，錢越多表示信得越深。但耶穌早就盡力澄清過這種謬論，甚至在《馬太福音》中直接明文表示，福是賜在飢渴慕義的人以及為義受逼迫的人身上，而不是富人身上。只有那些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把資本主義的唯物價值當成基督教教義的人，才看不出耶穌宣揚的學說跟發財是矛盾的。

第六個例子是納粹黨的官方言論，它們把猶太人說成對大眾健康的威脅，譬如希特勒說「猶太人是黑死病」的主張。這句話是公共健康警訊，而說這句話的人聲稱自己所言為真，希望凡是理性的人都認真思考猶太人有多危險。那些深陷反猶意識形態的人，會真心誠意地散播這類言論。但實際上，當時有很多德國人都是猶太人。去傷害這群德國人，就違反了促進公共健康的理念，因此這類言論的目標，顯然與自己高舉的理念背道而馳。[22]

第七個例子來自杜博依斯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美國的黑人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當時的主流看法，譬如「哥倫比亞學派」歷史學家約翰．伯吉斯（John Burgess）與威廉．鄧寧（William Dunning）都認為，美國內戰之後的重建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獲得自由的黑人無法好好自己治理自己。杜博依斯認為事實不然。他說戰後重建之所以失敗，其實是因為白人經濟菁英利用貧窮白人心中的種族歧視，去阻止他們和獲得自由的黑人攜手組織勞工運動，增進整個勞工階級的利益。但當時他的說法幾乎沒有人理會，大部分人都選擇了帶有明顯種族歧視的詮釋，經過了幾十年後，人們才終於承認杜博依斯的解釋才正確。杜博依斯在該書最後一章〈歷史中的宣傳〉指出，伯吉斯與鄧寧的詮釋傷害了歷史，扭曲了歷史應該準確地陳述真理的理念，使其淪為統治與權力的工具：

如果歷史必須講究科學，如果精確忠實的人類行為細節紀錄可以成為後人的量尺、成為國家的道標，那麼歷史的研究與詮釋方法就必須符合一定的道德標準。但如果我們是要把歷史當成自嗨的工具、當成國家自我吹捧的素材，讓歷史帶給我們虛幻的滿足感，我們就既不能用科學的方式研究歷史，也不能把科學的研究結果寫進歷史之中，而必須直接承認自己在使用某種版本的歷史事實，並讓我們的下一代長成我們想要的樣子。[23]

杜博依斯認為，伯吉斯與鄧寧，以至於整個白人對於美國戰後重建的歷史詮釋，全都是宣傳。因為這種論述號稱忠於歷史，卻違背了歷史應該符合科學記錄真實的理念，讓歷史去為強權與利益服務。

前述的七個例子都是負面的，但顛覆型宣傳未必只會傷害正面的理念，它有時候也會反過來傷害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杜博依斯在一九二六年的論文〈黑人藝術的判準〉中，呼籲黑人藝術家用宣傳的方式呈現出黑人的樣貌與價值。但他認為直接去描繪黑人的樣貌是沒有用的：

如果你把故事中的黑人寫得跟你認識或喜歡的黑人一樣，你的故事可能會被刊出，也可能不會，而且大部分的狀況都是「不會」。那些迎合白人讀者的白人出版商會說「這不好看啊」，然後就退稿了。是啊，白人讀者當然覺得不好看嘛，因為他們心中的黑人角色都像湯姆叔叔、托普西、善良「黑鬼」，或者小丑那樣。[24]

杜博依斯發現，他們不太可能直接讓白人喜歡上黑人的視角，而是必須用間接的方法引起白人的興趣，如此既能讓「白人」覺得很有趣，又能讓他們注意到黑人的視角與他們不同。這種方法就是顛覆型宣傳。

音樂學家英格麗．蒙森（Ingrid Monson）認為，爵士樂手約翰．柯川（John Coltrane）版本的〈我的最愛〉（My Favorite Things）就是把白人的美學理念偷換成黑人視角與經驗的典型例子。這首歌出自一部非常具有白人色彩的影史名片《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後來成為著名的耶誕歌曲。[25]但到了柯川的手裡，這首歌卻變成：

柯川轉化〈我的最愛〉的方法，或者蓋茲（Gates）所謂該曲的曲調意涵，使這首曲子幾乎每個層次上的意義都被完全翻轉。它把表現的重點從歌詞轉移到間奏；把華爾滋的部分演奏出複節奏六拍的質地；並把原本文青式的樂觀抒情詩表現成一種深沉的即興探索。鑒於原曲是印在音樂行銷人向四重奏推銷演奏的樂譜上，柯川應該很清楚原本的歌詞有多「白」：穿著白色洋裝的白人女孩、落在睫毛上的雪花、銀白色的冬季、奶油色的小馬。他在一九六〇年錄製這張專輯，當時黑人民權運動急遽升溫，爵士社群也日益政治化，這些歌詞在柯川眼中很可能都充滿了諷刺。[26]

根據蒙森的分析，柯川演奏的〈我的最愛〉正是杜博依斯呼籲的呈現手法。他吹奏白人的歌，但完全顛覆了歌曲原本的意義，把白人相信的美學理念整個演奏成黑人的樣子，展現出黑人的經驗與身分認同。[P]

二〇一四年密蘇里州佛格森市（Ferguson）發生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命案之後，歌手勞倫．希爾（Lauryn Hill）在演唱會上發表了一首〈黑人之怒〉（Black Rage）。她採用了〈我的最愛〉的曲調，但把原本歌詞中的「奶油色的小馬、酥脆的蘋果餡餅」換成「強姦、毆打、越來越糟的處境」。無論柯川是否真的刻意要把〈我的最愛〉吹奏成杜博依斯在〈黑人藝術的判準〉呼籲的顛覆型宣傳，勞倫．希爾都肯定有這意思。她讓我們看見，當我們把這種白人寫出來的白人文化當成普世皆然的美學價值，我們所接受的種族歧視意識形態會讓黑人受到怎樣的傷害。

杜博依斯並沒有說他呼籲用宣傳手法讓白人接受黑人視角的言論僅適用於藝術創作，而且〈黑人藝術的判準〉所提到的修辭結構其實也影響了許多不同的知識界。哲學界的好例子是湯米．謝爾比（Tommie Shelby）在二〇〇七年的〈正義、偏差、與黑暗貧民窟〉（Justice, Deviance, and the Dark Ghetto）一文中，探討下城區「貧民窟」黑人青少年的道德問題，並解釋「犯罪、拒絕從事合法工作、蔑視權威」這些「偏差行為」的構成原因。[27]簡而言之，這篇論文認為「服從權威，去找個合法工作」這種理念已經管了太多不該管的事。謝爾比在文中把重點放在討論哪些偏差行為試圖背離這種理念，但在探討的過程中，他證明了只要這種理念被毫無限制地使用在各種情境之下，我們就不該接受。

這篇論文乍看之下是在證成白人的意識形態，說明只要我們身處的環境是正義的，每個人就都毫無例外地應該服從權威，並去找份合法的工作。但論文事實上要說的是，黑暗貧民窟的環境並不正義，「不滿足互惠原則」，因此白人的理念並不適用。譬如，黑人拒絕做卑微的工作，並不表示他們「懶惰」，反而是一種拒絕不義社會秩序的方式。這篇論文的寫法，就是杜博依斯呼籲的顛覆型宣傳。它一開始似乎都在支持白人的理念，並討論如何將該理念運用到現實之中，最後卻以「黑暗貧民窟」為反例，證明白人的這種理念預設了一項違反現實的前提，我們根本就不該接受。

杜博依斯之所以呼籲這種顛覆型宣傳，是因為統治族群某些時候會被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所影響，因而擁抱了錯誤的理念，或者把正常的理念理解成錯誤的樣子。這時候直接指出這些理念錯在哪裡，通常不會有什麼效果。所以杜博依斯建議，不如用支持這些理念的方式顯露出理念的荒謬之處。這種新穎的修辭技法相當有用。[Q]

有些案例比較難完全符合前述所概述的模型。譬如，政治哲學裡有一種觀點叫自由主義（liberalism），它主張自治與平等優先於其他一切。但某些聲稱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政治觀，卻用狹隘到很不合理的方式來解釋自由主義的某些理念；譬如，所謂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就認為，所有的資源都應該用競爭性市場來分配（我對這些立場的描述有些簡略）。這時候也許有人會在沒有理論論證的狀態下，說新自由主義為自己辯護的言論是一種顛覆性宣傳。譬如，新自由主義者會援引美國開國元勳對自由主義的看法，主張若要在保障自由的狀態下正當分配資源，就只能用市場去分配；但這種言論扭曲了自由主義中的某些概念，所以是顛覆型宣傳。不過麻煩的是，市場交易的確符合自由主義對自治的看法。用市場來分配某些資源是正當的，而且無論是哪種版本的自由主義，都允許用這種方法來分配某些資源。因此可能有人會說，有鑑於市場並不違反自由主義的自由觀，以古典自由主義為理由去辯護新自由主義，也許並不能算是宣傳。

不過在此我們暫且假設，沒有任何有力的論證可以支持市場交易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如果是這樣的話，以美國開國元勳的自由主義觀為理由，去論證所有資源都必須用市場來分配的言論，就的確屬於顛覆型宣傳了。因為詹姆士．麥迪遜這些人的自由主義觀，並不主張市場具備這樣的特權。如果沒有其它有力理由去支持市場具備這種特權，這類言論就是宣傳。

當然，有一些傳統版本的自由主義的確認為市場交易具備這種特權，但說美國人目前所持的自由主義就是那些版本，依然是一種顛覆型宣傳。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所持的自由主義就是一例。斯密對市場交易的看法不但非常特別，而且要求政治平等；[28]但美國目前盛行的市場交易制度，反而會系統性地妨礙某些少數族群進入市場，譬如讓黑人很難公平地獲得抵押貸款。[29]不僅如此，這種制度通常還會劫貧濟富。因此，以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為理由，去辯護美國實行至今的市場交易，就是一種顛覆型宣傳。所有重視市場交易的傳統自由主義，都以平等公民之間的公平交易為核心，但美國自古以來的市場交易從來沒有建立在政治平等之上。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強化型宣傳與顛覆型宣傳之間的差異，要指出宣傳對自由民主最大的威脅是什麼就很簡單了。對自由民主威脅最大的宣傳，就是一種可以稱為惑眾妖言的顛覆型宣傳。惑眾妖言為那些不值得支持的政治理念服務，至於怎樣才算惑眾妖言，則取決於道德與政治事實。有些惑眾妖言會強化那些不值得支持的政治理念，譬如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在一九三八年的紀錄片《奧林匹亞》（Olympia）中，就是用拍攝德國運動員的方式來宣揚日耳曼人的優越性。不過本書所要討論的惑眾妖言是另一種：以那些值得支持的政治理念為號召，實際上卻是在妨礙該理念實現的顛覆型宣傳。

一個政治理念是否值得支持當然會有爭議，像法西斯主義者就不認為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值得支持。但本書討論的宣傳問題都發生在自由民主國家，因此我們可以安心地把自由、人性、平等、客觀理性這些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都當成是值得支持的。在自由民主國家，舉著這些政治理念的旗號來妨礙這些理念實現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美國正盛行一種惑眾妖言。共和黨拿不到黑人與西班牙裔選民的票，於是多年以來同心協力、非常成功地散播了一種言論，掀起社會對人頭灌票的恐懼，去支持訂立嚴苛的選民身分證件法（voter ID laws）。二〇一二年，某間新聞機構「詳盡地搜尋了政府的公開記錄」，發現「請各州選務部門調查弊案的要求高達數千起，要求調查的類型包含登記過程舞弊、不在籍投票舞弊、賄選、計票舞弊、競選活動違法、重複投票、假冒他人投票、恐嚇等等」。[30]不過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二年總共一億四千六百萬筆選民登記紀錄中，只有十筆是偽造的，而且在這十二年之中，全國的選舉弊案只有兩千多起。然而截至二〇一二年，卻有三十七個州因為擔心人頭灌票，已經實施或考慮要實施嚴格的選民身分證件法。這會造成大量選民無法投票；光是賓州，沒有適當身分證件的選民就高達七十五萬八千人。這種言論顯然屬於宣傳。它利用「一人一票」的理念以及對於人頭灌票的恐懼，去推動選民身分證件法，實質上卻剝奪了許多黑人與西班牙裔選民的投票權。

顛覆型的惑眾妖言是一種顛覆型宣傳。它完整的定義是：


顛覆型惑眾妖言（Undermining Demagoguery）：以某種值得支持的政治、經濟、理性理念為號召，真正的目的卻會妨礙那些理念實現的公共言論。[R]


許多深陷有問題意識形態的人，都會不知不覺地說出惑眾妖言。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讓這些人看不出論述高舉的政治理念與論述想達成的目標之間有哪些衝突，甚至可能會讓他們看不出自己所說的論述其實是一種惑眾妖言。而那些相信同一種有問題意識形態的聽眾，也不會發現自己聽到的其實是惑眾妖言。這正是顛覆型惑眾妖言的陰險之處。

當然，有鑑於不真誠的溝通本身也是一種妖言惑眾的行為，所有對於惑眾妖言的描述都必須前後一致，我在前文提出的描述自然也是。不真誠的妖言惑眾者會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聽眾看不出溝通行為的目標與該行為打出的政治理念旗號之間，有哪些衝突。某些憎恨穆斯林的人可能知道美國的穆斯林一點都不危險，但依然說出違心之論，呼籲以法治（rule of law）去監視或監禁美國的穆斯林。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譬如聲稱穆斯林都是威脅公共安全的恐怖分子，藉此喚起人民對穆斯林同胞的非理性恐懼。民眾一旦陷入這種恐懼，可能就會忘了以這種理由監視與監禁穆斯林，其實違反了法治精神。另一種方法則是用愛國情操去蒙蔽民眾的理性，畢竟宣傳未必都要使用負面情緒，有時候也可以用正面情緒來達成目的。

根據我的描述，顛覆型惑眾妖言會讓人看不見合理的推論方式（譬如讓人忘記大部分的穆斯林都不是恐怖分子），並且會讓人在這種狀態下支持那些違反政治理念的行動。在這層意義上，它的效果跟帶有偏見的宣傳很像。但顛覆型宣傳的關鍵特色是，它會舉著某種高貴的理念，通常是政治理念的大旗，去讓這種理念更難實現。而高舉著理念反理念，也正是這種言論的陰險之處。這未必是刻意的。很多時候，說出這種宣傳的人是因為深陷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才看不出他所呼籲的目標其實會妨礙言論所高舉的理念。本書的第五章與第六章會進一步解釋這種狀況。

很多顛覆型宣傳的發言目的，是想要把它高舉的政治理念，重新詮釋成它的目標想要的形狀。但是，如果政治理念必須重新詮釋才能變成目標想要的形狀，就剛好證實其目標違背了該理念的原始意義。根據我的定義，顛覆型宣傳所呼籲的目標與高舉的政治理念彼此衝突，也因此它經常會想改變理念原本的意義並不奇怪。[S]

要判斷製造顛覆型宣傳的人到底有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散播宣傳，就得去看他呼籲的目標是否與高舉的理念衝突。這經常會變成有爭議的政治問題，而且指責他人在做政治宣傳一事，本身也經常會被說成帶有政治目的。這些因素都會影響我所提出的宣傳的哲學本質，在政治上究竟有多大的效用。

哲學家莎莉．哈斯藍爾在〈壓迫〉（Oppressions）中描述了壓迫的形上學特徵，[31]她認為壓迫的重點「不在於誰受到壓迫，而在於什麼群體會因為他們的身分而受壓迫」。她所謂的體制性壓迫，是指某個體制是否會讓群體F光是因為身為F就處於劣勢。她舉的例子，是芝加哥的兒少福利政策會讓黑人兒童因為身為黑人而受壓迫。她認為判斷一個群體在某個脈絡下是否受到體制性壓迫的標準，是看該脈絡C是否以不正義的方式使群體F處於劣勢。也就是說，當我們要判斷一九九〇年代的芝加哥兒少福利政策是否讓黑人兒童因為身分而受到壓迫，就要看當時該市是否以不正義的方式使黑人處於劣勢。在該章的結尾，哈斯藍爾提出幾種可能的反駁意見，並一一回應：

有人可能會認為我的判準沒有用，畢竟某一群人是否受到不正義的對待，永遠都是有爭議的問題。但簡而言之，我的理論無助於讓我們在一開始就更能判斷某個群體是否受到壓迫。[32]

可能會有人用完全相同的方式，去反對我在本章中提出的宣傳判準。在很多時候，某項言論所呼籲的目標是否會妨礙其高舉的政治理念，都是有爭議的政治問題。譬如在美國政治脈絡下，「創造就業機會的人」是指那些很有錢的人，而使用這個詞的言論都是在捍衛富人減稅政策。這種言論訴諸於使人人能夠發財的經濟理念，而它之所以有效，則是因為很多人都相信富人會掏出錢來創辦中小企業。那些說有錢人「創造就業機會」的政客或競選團隊，都有收到富人的競選獻金。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要嘛另有其他動機，要嘛陷入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中。當然，似乎還是有一些政客真的相信有錢人的錢都是拿來創辦中小企業，而非投進私募基金或股市之類的地方。減富人的稅究竟有助於實現人人能發財的經濟理念，還是會阻礙這個理念，是個有爭議的政治問題。所以批評者可能會說，我對宣傳的定義，在這種時候無法幫助我們判斷相關的主張或言論究竟是不是宣傳。

對此反駁的直接回應是，我的目的在於提出一種政治種類（political kind），指出滿足怎樣特徵的政治行為叫做宣傳，而不是去解釋如何判斷某項行為在認知過程中屬不屬於宣傳。哈斯藍爾在回應反駁意見時說道：「這裡的討論重點並不是要找出某種認知方法，去分辨什麼東西是壓迫或群體壓迫，什麼東西不是。」[33]本章對宣傳的討論也異曲同工。當然，這無法解決所有懷疑。所以接下來必須討論，如果我對宣傳的形上描述無法有效地解決政治辯論上的問題，我幹嘛要做出這種論述？政治言論的形上特質，在實際的政治中到底有什麼用？

我對宣傳的描述在實際政治中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討論到某類論證的本質。譬如，當你認為美國目前的政治體制符合亞當．斯密的理念，你就是在對亞當．斯密的政治哲學做出一種事實宣稱。當你用詹姆士．麥迪遜或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主義來捍衛某種立場，你就是在對這些人的意圖做出一種事實宣稱。有很多種方式可以詮釋這些作者的意圖。我們知道這些作者當時只承認白人的公民權，但我們依然有理由相信他們看到了柏拉圖預見的未來，相信自己的言論終將導致更普遍的平等，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們的言論是在支持某種更普世的價值。無論如何，當他們談到民主、自由，以及自由市場契約中預設的某種平等尊重時，心中都預想了某種政治制度。因此當有人援引他們的言論（譬如用「美國開國元勳有言」為理由）來捍衛某些主張時，我們就可以檢驗當下的現實是否符合這些作者心中的模型。如果論證所捍衛或呼籲的目標，其實反而會妨礙這些作者支持的理念，那麼這些論證就是宣傳。

這並不是說只要某則言論是宣傳，我們都一定看得出來。在現實中，我們很可能無法判斷某些言論究竟是否為惑眾妖言。在生活中反思與決定各種計畫時，我們得經常以此自我提醒。但我們得先知道宣傳究竟是什麼，才能知道該提防哪些東西。這時候，我對宣傳的形上描述就派上用場了。

為了論證需要，以下暫且假設我們無法知道天主教會的核心主張是否為真。天主教會有一個宣傳部，「宣傳」這個詞正是從那裡來的。該部的名字叫做「傳布信仰聖部」（Sacred Congregation de Propaganda Fide），負責以真理之名宣傳天主教的福音，其領袖稱為「紅色教皇」（the Red Pope）。如果天主教的教義是真的，那麼傳布信仰聖部的言論就是以傳播真理為號召，利用情緒讓人們相信教義——這不是惑眾妖言，而是強化型宣傳。即使他們在殖民地設立天主教學校，並設立一些只有上過天主教學校或做出某些社會實踐的人才能進入的經濟體系，藉此把本土宗教的信徒擠出經濟權力核心，他們依然不是在妖言惑眾。當然，天主教的行為可能在其他方面違反道德，譬如侵犯了他人合理地不相信真理的權利。

不過，若是換個假設，結果就會不同。接下來為了論證需要，我們暫且假設天主教的教義是錯的，但我們既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此外，我們也暫且假設宗教信仰就像休謨所說的那樣，是一種以各種方式抗拒改變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根據這種假設，傳布信仰聖部所做的事就變成了妖言惑眾。他們讓殖民地的人大規模改信天主教的各種行為不是在傳播真理，而是在殘忍地壓制本土文化。也就是說，天主教一旦承認自己的教義是假的，傳布信仰聖部的所做之事就變成妖言惑眾。這個例子可以告訴我們，完全立意良善的人也有可能做出妖言惑眾之事。只要天主教的教義是假的，無論有沒有人知道，直覺上傳布信仰聖部都是在妖言惑眾，只不過永遠看不出來而已。以真理之名壓制其他信仰體系，在對方的地盤傳播自己的假教義，是典型的惑眾妖言。但真心相信假教義、完全立意良善的人，可能不斷傳播這種妖言而從來都不自知。

正如前述所言，有時候人們可能普遍以為某言論目標代表某種政治理念，但那其實是一種宣傳，只是每個人都深陷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中，所以才看不出來。許多散布這種惑眾妖言的人都完全沒有想要害人的意思，甚至可能還是真心想要用那些言論來幫助別人；如果我們把致力於散布妖言的人都當成妖言惑眾者（demagogue），就會無法因應這種情況。因此，或許我們必須把妖言惑眾者定義成惡意想蠱惑他人的人。

「致力於散布妖言的人」有兩種意思。第一種是指那些致力於散布那些他們認為是惑眾妖言的言論的人。第二種是致力於做某些行為的人，而那些行為剛好是惑眾妖言，做的人卻未必知道。常見的意思是第一種，[T]只要一個人不知道自己不斷散布的言論是惑眾妖言，他就不算是妖言惑眾者。

一則言論是否算是宣傳經常會有爭議。很多時候事實明明存在，但我們卻看不到，某些原因甚至情有可原。有時候，社會結構會讓我們看不見那些有助於分辨一則言論算不算是宣傳的事實。我對宣傳的定義在政治上的效用會因此受限，但不會完全無用。即使我們無法完全確定某些政治理念的意義，還是可以判斷那些理念需要怎樣的事實才能滿足。

只要事實有爭議，怎樣的言論算是宣傳就也會有爭議。而且許多相信有問題意識形態的人，都不承認他所相信的意識形態有問題。當你說某則言論是惑眾妖言，人們一定會覺得你在搞政治。有時候我們會策略性地刻意指控某些言論是惑眾妖言，而有些時候我們明明沒有政治目的，別人卻依然以為我們有。但這本書的主題除了宣傳以外，也討論宣傳的本質，也就是說這本書的主題是宣傳的形上學。我提出的形上學主張並沒有說每個宣傳案例，甚至大部分的案例都很容易識別出來。我甚至沒有宣稱當某項行為屬於宣傳，人們一定有某種辦法去辨別它。像前述天主教會的作為，在假設沒有人能知道天主教核心教義是否為真的狀態下，就是沒有任何辦法能辨別它是不是宣傳的好例子。

如果我對惑眾妖言的描述，無法讓我們以中立的立場去判斷一項行為是不是惑眾妖言，那這項描述還有用嗎？但所謂的中立立場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我們去做所有審議時，都會帶著既有的信念。想要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必須假設很多東西，甚至就連你想要變得更「中立」，都必須假設很多東西。我在第五章與第六章會解釋，我們信以為真的信念，有很高比例都來自於我們各自抱持的意識形態。每個人的意識形態都與他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ion）緊密相連，因此我們很難用理性的方式判斷自己的意識形態有哪些問題。但這當然並不表示這些意識形態信念的內容都為假，也不表示這些信念都不算是知識。

舉例來說，我相信演化論正確地描述了現實。我的這則信念，與我認為自己是「一名相信某些證據甚於其他證據的世界主義理性知識分子」的自我概念緊密相連。我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人，但我也知道演化論真的正確地描述了現實。我的身分認同與演化論之間的關係，並不會讓我認為自己相信「演化論為真」的這則信念不算是知識。[34]相信基督是「救主」的人也一樣；這些人對基督的信念可能與他們的身分認同緊密相連，而且他們可能對此心知肚明。但他們依然相信基督是救主，而這時候只要基督真的是救主，他們的信念就為真。接下來我會論證，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但這些信念只是具有某些屬性而已；而且對於生也有涯，記憶也有限的凡人而言，這些帶有屬性的信念甚至可能是必要的。這些帶有特定屬性的信念，也就是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本身不但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成為知識、為人所知，甚至可以成為我們所擁有的最佳理論的核心。如果「中立」意味著一種撇除了所有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那麼「中立」就只是不可能存在的迷思。

有人可能會以為本書的論證需要一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中立」觀點才能成立。他們可能會說，既然本書的目標是把某個與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化為理論，而要把這種東西化為理論，就一定會涉及到意識形態的理論。而如果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會影響把意識形態化為理論的過程，那麼我描述的理論就不可能為真，或者不可能成為知識、為人所知。但前述的例子顯示，這種觀點是錯的。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也就是帶有我在第五章所討論的那些屬性的信念，不但可以為真，更可以是知識。

另外可能有人會說，意識形態理論所討論的主題是意識形態，所以這個理論本身不能包含任何意識形態。這也一樣是錯的。邏輯學家阿弗雷德．塔斯基（Alfred Tarski）用後設理論（meta-theory）證明了計算理論公理的健全性，[35]而他之所以可以成功證明其健全性，正是因為後設理論中也有一些公理表達相同原則。後設理論並不是要在懷疑那些計算理論的公理的人面前，證明那些公理所表達的命題是正確的，而是要傳達一些該理論所描述的重要知識。同樣地，意識形態理論也是要傳達關於意識形態的重要知識。即使意識形態理論包含了某些意識形態，它所說的依然可能是知識。無論是邏輯還是集合論，它們的後設理論都不需要「保持中立」，也不可能保持中立。

現實中沒有「中立」一事既不會讓我們陷入政治癱瘓（political paralysis），也不會讓我們去懷疑每一道政治命題與道德命題。用反實在論的形上主張去規避現實中的知識極限，是錯誤的推論方式。我們必須接受每個人的觀點都是有限的，也必須用這種有限的觀點去討論事情。某些行為的確就像人們指責的那樣是惑眾妖言；譬如歐洲反猶政黨說猶太人在敗壞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有曲解某些政治哲學家的著作，然後把那些著作當成權威來幫自己背書，都顯然是惑眾妖言。但也有許多行為顯然並非如指責的那樣是惑眾妖言。事實上，很多最有趣的案例之所以會有爭議，都跟現實因素限制了我們的判斷能力有關。這些因素包括社會的某些結構特徵會妨礙我們獲得判斷所需的資源，以及有序社會中的正常進程會讓我們的認知出現極限。不過，即使目前我們在現實中解決何為惑眾妖言爭議的能力嚴重受限，我們依然需要解釋宣傳究竟是什麼，才能知道宣傳在政治中產生了哪些影響，未來又有可能產生怎樣的影響。

從我在前文的描述，就大略可以看出惑眾妖言的運作機制了。我們已經討論過惑眾妖言侵蝕政治理念的一種方式：它打著某些值得實現的政治理念旗號，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帶來的錯誤信念，讓人們看不出它呼籲的目標反而會讓那些理念更難實現。我在第四章還會論證說，有時候惑眾妖言甚至會自己幫忙打造出一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讓人們看不出它是惑眾妖言。此外，前文的討論也能讓我們看出，那些不屬於惑眾妖言的宣傳分別可以長成什麼樣子。為了落實某些值得落實的政治理念而散播的強化型宣傳，就是其中一種。它訴諸情緒，或者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所產生的錯誤信念，讓自己聲稱代表的政治理念更容易實現。

那些利用民族主義修辭、試圖改善國家物質環境的言論也是一種例子。把美國說成全世界最美麗的國家，顯然是民族主義修辭。如果用這種方法來喚起人們對過去青山綠水的鄉愁，進而保護自然資源，它就是一種宣傳，但並不是惑眾妖言。

即使宣傳不屬於惑眾妖言，也可以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來達成目的。為了論證需要，以下暫且假設基督宗教的核心教義為假（如果你是虔誠的基督徒，你可以把接下來兩句話中的「基督宗教」換成「伊斯蘭教」）。社會福利支出政策可以訴諸很多不同類型的理念，它可以訴諸政治平等，也可以訴諸基督宗教的教義。如果它用基督宗教的教義來推動增進平等的政策，就是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來達成目的，但它是強化型宣傳而非惑眾妖言。

惑眾妖言的目的，是讓受眾無法以理性思維去檢查，宣傳言論想達成的目的是否符合它所訴諸的理念。但散布妖言的人未必言不由衷，有些散布者自己也因為深陷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無法反思自己散布的言論也許並不符合言論所訴諸的理念。假設我信了邪教，我可能會真心相信邪教的教義，認為沒有信教的人終將永遠落入地獄的火湖。若以此為基礎，我把你的小孩綁架來加入邪教，就是守護小孩福祉最合理的方式。當然，綁架小孩本身就違背了兒童福祉的理念，但邪教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讓我以為自己的作法才是在幫助這些小孩。

接下來，我要討論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宣傳問題。打從亞里斯多德討論自由民主政體以來，這個政體就因為信奉自由與平等這兩個政治理念，而顯得相當特別。亞里斯多德還指出，由於民主很容易大幅促進經濟平等，這種政體會最為穩定。因此，民主政體在政治哲學中有特殊地位，而它信奉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民主理念，將是下一章的重點。

所有政治體系的政治理念都會包含社會穩定、人人守法循序，但民主體系的政治理念還額外包括自由與平等。如果每一位公民都能平等地一起討論適用於所有人的政策，那麼至少在審議過程中，這些政策都會被迫顧及每個人的觀點與利益。當你自己參與了某項政策的制定，遵守那項政策就不是犧牲自由。因此，民主國家讓每一位公民都能參與政治，並且用「願意講道理」（reasonable）[U]的理性方式來討論，是非常重要的。在民主國家，政治言論的規範標準，也就是公民與代議士討論政治與法律的言論標準，也是政治理念之一。而且要說起來，它們其實和自由與平等一樣，是民主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在下一章，我們就要討論在遵循民主理念的政治體系中，宣傳究竟是怎樣的東西。

譯注：三邊委員會於一九七三年成立，為一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成員為學者及政經領袖，組織宗旨在於促進世界各地實質性的經濟與政治對話。
原注：見《民主的危機》（），p. 34。此外，克羅齊耶認為自由民主的基本準則可能會威脅「基督教精神」（見p. 47）。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原注：杭廷頓沒注意到，服從權威其實是君主制或獨裁制的政治理念。
原注：見《民主的危機》（），p. 113。此外，杭廷頓還擔心「像黑人這些邊緣族群，如今逐漸全面進入政治」，可能會讓「政治體系超載」（見p. 114）。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原注：第三章的開頭會提到，柏南奇使用「財政懸崖」這個詞的方式就是這樣。
原注：也許有人會認為這還不足以完全推翻「所言為假論」的精神。哲學家珍妮佛．索爾（Jennifer Saul）最近就提出一個很有力的論證，說明誤導的道德問題起碼跟說謊一樣嚴重。見Saul, , chap.4。也許有人會認為，惑眾妖言的內容未必要為假，但只要是刻意誤導的言論就算是宣傳。但這其實只是在把「所言為假論」的條件換成類似「言不由衷論」的東西，而本章之後會反駁「言不由衷論」。
Lying, Misleading, and What Is Said
原注：參見第四章提到的「宣傳的表達論」。
原注：無論脈絡為何，發言者的真誠程度經常都與宣傳的效力無關。克蘭普勒在著名的日記中引用了一位朋友的話說，即使納粹政府知道打仗並不會直接讓它獲利，「也已經散播了太多民族主義言論。如今它騎虎難下，。」即使我們只把刻意欺騙的言論叫做宣傳，成功的宣傳依然會讓人們找到理由支持它呼籲的行動，這跟宣傳是否言不由衷無關。
非得做點什麼不可
原注：「那些官僚體系掌握了權力槓桿的國家，可以完全控制媒體，而且經常會對媒體進行審查，藉此把媒體變成當權菁英的傳聲筒。只要沒有正式審查制度，要把私人媒體變成傳聲筒就困難很多。尤其是在媒體彼此激烈競爭、不斷踢爆企業與政府的不當行為、大力宣稱自己捍衛言論自由與公共利益時，更是困難。」見Chomsky and Herman, , p. 1。
Manufacturing Consent
原注：同事丹．葛里科（Dan Greco）提醒我，極權社會裡的宣傳就像民主社會裡的廣告一樣，人們不會認真看待。但廣告是有效的，即使我們不認真看它，它還是影響了我們。
原注：藍道．馬林（Randal Marlin）的看法和李普曼與克蘭普勒類似。參見Marlin, , p. 22。他認為宣傳的定義是：一種試圖以有組織的溝通方式，影響大量受眾的信念、行動、態度，藉而妨礙受眾在充分知情、理性、深思熟慮下做出判斷。雪柔．塔特．羅斯（Sheryl Tuttle Ross）在”Understanding Propaganda: The Epistemic Merit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rt”一文中則提出了一種新觀點，她認為宣傳必須是為了特定目的而刻意放出的，但內容可以是真的。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原注：「所謂的意志，是決定自己要根據某些規則的概念來做事的能力。」（Die Wille wird als ein Vermögen gedacht, der Vorstellung gewisser Gesetze gemäβ sich selbst zum Handeln zu bestimmen.）見Immanuel Kant, , BA64。
Metaphysik der Sitten
原注：感謝凱特．曼恩（Kate Manne）提醒我，不僅言論會產生宣傳效果，有時候沉默也會。
原注：馬帝亞斯．庫姆（Mattias Kumm）提出思考香菸包裝上的警告標語的另一種方式。抽菸的衝動通常來自上癮，而非理性意志。在菸盒上用恐怖的警語嚇人，也許是為了讓人們停下來想想自己的反射性壞習慣，然後自主做出決定。這種時候，香菸包裝上的警語就是利用引人不安的本能反應來幫助人審慎思考。而且無論如何，在我所描述的警語中，總會有一些是民主上可以接受的：當我們認為某些人值得信賴，實際上把自主權讓渡給他們來掌控，就並不違反民主。
原注：這類脈絡裡還有另一個例子。包含美國這類西方民主國家在內，許多政府都把宣傳當成政戰工具。他們放出的假訊息，譬如汙衊敵國領導人的資訊，經常被稱為「反宣傳」（counter-information）。但正如蘇珊．斯特賓所言，「『反宣傳』這個詞本身就不合理。把已知為假的陳述稱為『反宣傳』，就是在用一層模仿理性言論的面紗，包裹那些違反理性言論標準的話語」。見Stebbing,, p. 63。
Thinking to Some Purpose
原注：賈斯汀．科博－萊克（Justin Cober-Lake）指出，柯川反對別人這樣詮釋他的意圖（見）。但根據我對宣傳的定義，柯川本人的意圖顯然並不影響這是否為成功的顛覆型宣傳。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1031193500/https://www.popmatters.com/chapter/04Autumn/coberlake.html
原注：一定會有人擔心，如果沒有充分理解這些理念，譬如杜博依斯所敘述的美國人抱持的理念哪裡有問題，用杜博依斯的方法來宣傳可能就會適得其反。因為人們通常都是因為被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影響，譬如相信了權威在當下的環境有正當性，才會擁抱服從權威這類有問題的理念。杜博依斯這種用顛覆型宣傳來攻擊有問題理念的做法，預設了參與者能夠用理性無私的方式來評估理念。感謝克莉絲蒂．達森與我討論這點。
原注：克勞蒂亞．米爾斯（Claudia Mills）認為，所謂的操弄就是「聲稱提出了良好理由，其實並沒有」的溝通方式。見Mills, “Politics and Manipulation.”。這很像我所說的惑眾妖言，但不完全一樣。我所說的惑眾妖言，是在政治言論中聲稱自己提出了某個良好理由，但追求的目標卻與那個理由直接背道而馳。
原注：這裡要感謝克里斯多福．勒布朗（Christopher Lebron）。他指出宣傳言論的特徵之一就是會「重新詮釋」它所談論的東西。很多宣傳言論的確都是這樣。不過，這種說法預設了那個東西原本的意義與宣傳言論的目標衝突。這樣看來，我原本的定義仍舊沒問題。
原注：譬如克勞蒂亞．米爾斯就認為，「操弄者」（manipulator）是知道自己提出的理由其實很爛，卻把它偽裝成好理由的人。參見Mills, “Politics and Manipulation”。
譯注：Reasonable這個詞的意思是「以別人能聽懂而且願意接受的理由來彼此溝通」，類似於中文語境的「講理」、「明理」、「願意講道理」。經審訂者賴天恆建議，根據出現的句子脈絡譯為「願意講道理的」，反義則譯為「不通情理的」。
《民主的危機》（），。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http://www.trilateral.org/download/doc/crisis_of_democracy.pdf
同上，p. 63–64。
同上p. 75。
同上，p. 98。
Plato, , 565e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Klemperer,, p. 38.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同上，p. 162。
Rosen, , p. 52對「宣傳」的描述就是這樣。
On Voluntary Servitude
Klemperer, , p. 163.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Rosen, , p. 78.
On Voluntary Servitude
Lippmann,, pp. 37–38.
The Phantom Public
Klemperer, , p. 210.
Language of the Third Reich
同上，p. 211。
Chomsky and Herman, .
Manufacturing Consent
感謝史蒂芬．達爾沃對這項定義的重要幫助。他認為這種寫法比我一開始寫的版本更具體。
Kant, , part 2, chap.2, sec. 1.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就我所知，把宣傳會造成的道德問題概述得最好的，莫過於Marlin,, chap.4。
Propaganda and the Ethics of Persuasion
Hart,, chap.12
High Price
Hoggan, , p. 42.
Climate Cover-Up
同上，p. 156。
這個例子是我有一次在柴郡懲教所（康乃狄克州維安等級最高的監獄）舉行討論會時，由Andre Pierce提出的。
感謝史蒂芬．達爾沃提供的例子。
Du Bois, , p. 714.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Du Bois, “Criteria of Negro Art.”
感謝Daniel James提供的參考資料。
Monson,, pp. 116–77.
Saying Something
Shelby, “Justice, Deviance, and the Dark Ghetto,” p. 128.
Rothschild, , chap.1.
Economic Sentiments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
http://votingrights.news21.com/article/election-fraud/
Haslanger, “Oppressions.”
同上，p. 334。
同上。
White的“You Just Believe That Because”把這些問題討論得非常好。
Tarski, “The Concept of Truth in Formalized 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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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宣傳

政治宣傳總是打著大家喜愛的政治理念旗號出現。因此民主國家中的惑眾妖言，通常都會以推動民主理念的姿態出現。但其實只有真正的強化型宣傳，才能讓民主在民主國家更穩固。因此，如果要討論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宣傳究竟是什麼，就得先懂得辨別規範性政治理論中各種不同的民主理念。了解各種民主理念之間的差異後，就能以此辨別哪些言論屬於宣傳，而那些宣傳之中又有哪些屬於惑眾妖言。

我接下來要解釋，為什麼規範性政治哲學會認為，民主國家的核心規範包含規範公共政治言論的標準。我會列出幾個不同的標準，這些標準在文獻中通常彼此競爭。最後我會主張，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所謂的「願意講道理」（reasonableness），是最核心的標準之一。但在辨別哪些言論屬於宣傳的時候，各種標準可能都有用，不需特別選擇其中之一。在自由民主國家，宣傳言論通常都會把自己包裝成相當合理、直覺上很吸引人的民主理念，但未必需要包裝成民主審議必須遵守的終極唯一真理。我們可以從政治人物與其操盤手所發布的宣傳言論，得知宣傳言論如何利用那些直覺上正確的規範性政治理念來影響人心。[A]藉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哪些規範公共政治言論的標準，實際上引導了公共政治言論。

本章一開始會先解釋為什麼宣傳對民主國家而言特別麻煩。本章的結尾則會試圖用偏結構性的方式，去介紹民主國家在修補裂痕時所需的宣傳言論，和那些在民主上無法接受的顛覆式宣傳之間，有哪些差異。前者叫做公共修辭，後者叫做惑眾妖言。

根據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只要公民根據自身的利益投票，投票就算數了。這表示如果公民覺得被奴役對自己有利，投票支持他人奴役自己這種「高聲喝采式的投票」也算是投票。但即使是根據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民主國家的媒體也必須開放、政客必須誠實，也就是說選民必須能夠有效地獲得那些能讓自己根據自身利益做出理性決策的資訊。這表示，至少比較要求審議的民主理論所強調的某些規範標準，也會同樣適用於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所以請不要以為我的討論重點，僅適用於那些重視審議的民主理論。即使是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也需要一些政治理念去規範正式的政治言論，只不過其所需要的政治理念可能與審議式民主不同。

我在引言曾提到，宣傳在民主國家造成的問題相當特別。當我們知道政治言論應該遵守的理念，是民主理念的核心，我們就能解釋這是怎麼回事。有一些宣傳言論乍看之下符合那些政治言論應該遵守的理念，實際上卻與其背道而馳。這種言論削弱了民主審議的可能性，因而是民主之敵。這種言論就是之前所說的惑眾妖言。在民主國家，即使想要推動某些值得支持的目標，也不可以使用惑眾妖言。惑眾妖言阻礙人們自由思考，即使宣傳的目標在某種意義上對社會有益，這種宣傳也會侵蝕那個社會的民主程度。正如我在第一章所言，它可能會讓「高聲喝采」來取代真正的審議。而事情一旦演變至此，投票就會像盧梭說的那樣，根本不能算是投票了。

最近就有一個為了良善目標，而在自由民主國家散布宣傳的例子。[1]這來自我跟我的經濟學家兄弟馬可士．史丹利（Marcus Stanley）最近在《紐約時報》上合寫的文章。美國財政政策中有一部分是關於處理美國政府處理債務的方式。二〇一二年二月，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班．柏南奇（Ben Bernanke）開始把發生在二月之前的兩件事合起來對復甦中的經濟造成的威脅，稱之為「財政懸崖」（the fiscal cliff）。第一件事，是國會不斷承諾要把所得稅拉回柯林頓執政時期為了減少赤字所需的水準；他們之前一直跳票，如今必須兌現。第二件事則是自動減支，也就是國會必須同時大規模削減聯邦政府的開支。這些措施將大幅減少政府赤字。但詭異的是，某項民調卻發現只有百分之十四的人民知道這會減少赤字，反而有百分之四十七的人相信這些措施將會增加赤字，將美國進一步推向「懸崖」。

這項民調顯示民眾被誤導了。背後的原因也許跟「財政懸崖」這種用詞有關。掉下懸崖當然很糟，甚至可能摔死。至於赤字，兩大黨似乎也都同意是很糟糕的事。民主黨在反對富人減稅時，說這會導致財政赤字；共和黨則是在反對新增社會福利項目或者反對增加既有項目支出時，說這會導致財政赤字。乍看之下，政府赤字似乎跟個人債務很像，借太多錢會降低你的信用評分，討債公司會打電話來吵你，甚至可能會讓你喪失抵押品的贖回權。這些都讓人們很自然地以為，「財政懸崖」意味著美國債務正在危險地迅速增長。

我們在此可以合理地猜測，或許柏南奇是刻意為了讓大家討論債務問題，才使用「財政懸崖」這個詞。或許他很清楚人們會誤解他的用詞，然後認真地把他的警告當一回事。畢竟，要直接讓人注意到財政赤字問題非常困難，原因除了人們長期以來都把政府幫自己籌錢的過程稱為「借款」以外，也包括兩大黨一直都利用人們對赤字的恐懼來威脅選民。

但事實上，美國聯邦政府幫自己籌錢的過程並不像是「借款」。「借款」是指個人或家庭把別人的錢借過來用，它比較像是那些不能自己鑄幣的政府（譬如加州政府或者使用歐元的希臘政府）額外籌募資金的過程，也比較像是美國聯邦政府在金本位時代籌募資金的過程。上述幾項原因，再加上美國聯邦政府發行了乍看之下很像公司債券的美國國債，讓人們一直用「借款」這個詞來描述聯邦政府的舉債。但聯邦政府「借」的錢是它自己控制的貨幣。它想籌錢的話可以自己印鈔票，不需要從任何人那邊把錢借過來。它的舉債與老百姓的借錢幾乎毫無相似之處；前者可以創造工作機會、提高人民收入、防止經濟蕭條時陷入惡性循環，後者則不會有這些功能。此外，這種舉債的危險，譬如增加通膨、「排擠」資本市場中的私人投資、影響匯率等等，也完全不是任何私人借貸可能導致的。

可惜的是，就連很多專家都無法正確理解政府舉債究竟有哪些利益與風險。顯而易見的是，政府舉債在短期可以保障工作機會與收入（去問問那些說客，譬如那些想讓政府的錢流入他們事業的人，或者想幫客戶節稅的人就知道了）。但過度舉債的風險何時會發生、如何發生，或者債務水準要到多高才會出現風險等爭議，卻一直沒有定論。

政治人物很清楚這些事，所以兩大黨幾十年來都認為削減赤字的問題，沒有短期政策目標那麼重要。共和黨覺得減稅比削減赤字更重要，民主黨則把維持關鍵社會福利以及降低失業率當成施政重點。他們私底下都不重視赤字，迪克．錢尼（Dick Cheney）的名言「雷根證明了赤字一點也不重要」就是個例子。但在攝影機前，兩黨則每隔幾年就會上演一齣「赤字危機」，把赤字當成籌碼，逼迫競爭對手在對自己而言更重要的事項上讓步。我們可以說，兩黨在國內政策上花費的大量精力，都是為了能在未來用「赤字」去指責對手，同時偷偷用國家的債務機器來推動自己的目標而做的。[2]

大量的流動性一次從市場上蒸發，的確像柏南奇說的一樣危險，所以也許柏南奇就是利用了民眾的錯誤信念來提醒大家。但這是一種惑眾妖言。它讓人民把錯誤的經濟學信念，當成聯準會主席的睿智建議，因而侵蝕了民主的政治理念。當柏南奇不解釋經濟現實，人民就繼續搞不懂，然後政客就繼續用人民對赤字的恐懼來綁架人民。最後的結果就是，債務上限在二〇一三年十月釀出財政危機，讓美國的GDP降低接近百分之一（減少近一千五百億美元），大約七十五萬個工作機會直接蒸發。[3]這個例子可以說證實了民主理論所言：即使為了有益的目的，打著民主的旗號散播宣傳，最後仍會傷害民主審議。

柏南奇是為了影響輿論，設法讓美國避開災難性失業，才用「財政懸崖」來引起人們注意。但他仰賴了錯誤的經濟學信念，而非清晰的解釋。換句話說就是，他讓人們以不理性的方式討論這個問題，助長了二〇一三年舉債上限的財務危機。這個例子說明，即使是為了推動有價值的目標，在民主國家使用惑眾妖言依然相當危險，因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會讓人們更難理性討論。在健康的民主國家，政府官員應該設法破解這些錯誤的信念，而非用這些信念來達成目的。人一旦仰賴它們，就會增強它們的力量，之後的討論就會更加困難。

前述這個例子顯示了在民主國家使用宣傳的危險。它為了良善的目標而利用錯誤的信念，結果無可避免地為日後的審議帶來問題。政治學家莎拉．索比拉伊（Sarah Sobieraj）把宣傳在自由民主國家中造成的問題整理成一本書，讓我們看出即使是為了推動有價值的目標，宣傳也經常不是好主意。譬如，激進社運人士常用「破壞性言論」（sabotage discourse）來引發注意，結果反而阻礙了他們想推動的社會變革。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規範性政治哲學所說的民主政治理念。我會先解釋，為什麼自由民主國家得把規範公共政治言論的標準列為政治理念。接著，我會再分別討論幾種規範公共政治言論的標準。在了解這些規範性理念之後，我們就更能辨認出在美國這類自由民主國家中，有那些言論屬於宣傳。我會解釋民主理論中的一些基本細節，藉此說明民主國家為什麼得用一些理念去規範政治言論，而哪些理念又比其他理念更合理。這得花些篇幅，但很重要。因為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宣傳，總是打著規範性理念的旗號來推動真正的目的。

「定期集會」，也就是公民聚在一起討論出符合正義的政策，是西方哲學的核心元素之一。[4]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裡也清楚指出，國家一定得有「法院⋯⋯去強制執行各方締結的約定」。[5]他在《政治學》裡主張，國家中的公民最該關心的，就是「讓國家這艘船安全地航行下去」，以及「讓整個社會獲得救贖」。他說「人天生就是政治動物」，[6]言論「則是為了區分哪些東西合宜、哪些不合宜，以及哪些正義、哪些不正義」。政治哲學家在其學科萌芽之時就注意到，公共政治言論這種言論場域是政治中的核心。公共政治言論包括公民的非正式集會，也包括國會辯論和總統辯論。媒體的角色比較複雜，但新聞媒體上的政治言論會產生影響力，因此也算是公共政治言論。

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公共政治言論，包括選舉期間的公共辯論、議員在參眾兩院等議場的政策辯論，以及媒體對上述兩者的討論。羅爾斯在他於一九九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重新審視公共理由〉（The Idea of Public Reason Revisited）[B]中，試圖透過定義公共政治論壇（public political forum）的方式，說這個領域包含：

法官的言論，尤其是最高法院法官的判決言論；政府官員的言論，尤其是行政首長與立法者的言論；公職候選人與競選幹事的言論，尤其是他們的公開演講、政綱、政治聲明。[7]

羅爾斯的文章的部分重點是公共理由，他認為這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公共政治論壇應該符合的討論標準。不過，除了羅爾斯提到的正式論壇以外，公民討論政治的各種非正式場合，也該用與會者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來溝通，因為這些非正式的討論會影響我們的政治選擇。

二〇一三年九月，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肯（John McCain）在參議院的辯論中，呼籲黨內同僚不要繼續阻止美國政府實施《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他說：「我們已經盡可能在公平誠實的場域阻止對方，但還是輸了。原因之一是我們的人比對方少，而民主國家幾乎都是由多數人來治理和立法的。」麥肯認為，如果你是民主國家的公民，那麼當其他政治人物與民眾跟你一起在「公平誠實」的討論之後，制定出你不支持的法律，你還是得遵守。公共理由是民主政治哲學的核心，因為只有透過「公平誠實」的辯論產生出的政策，才擁有民主的正當性。

民主是一種防止公民被任意限制，藉此保障每個人至少擁有基本自由的政府制度。如果民主政體要制定規則去約束所有的公民，這些規則就得在全體公民的充分參與下，由整個社會一起公平地討論出來，這樣才不會不正當地限制了其中一些公民的自由。

舉例來說，假設你今天在市民大會這類的當地政策討論小組中，討論要不要允許廠商在當地建造水力壓裂井好了。如果允許，廠商願意建造一所學校或提供一些工作機會。但你知道水力壓裂井會傷害你自身的利益，譬如可能會汙染你家使用的水源，所以你一開始持反對態度。然而，有一位主要倡議者提出某個論述，讓大多數人都相信這項政策對當地整體最有利，於是通過了這項政策。然後，假設你後來發現這位主要倡議者在說謊，或者隱瞞了某些東西，更糟的是，他是收了別人的錢才去倡議這項政策的。在這種狀況下，你當然會覺得被騙。你覺得通過這項政策一點都不正當，也覺得決策小組無法正當地要求你遵守這項政策。如果他們逼你遵守，你有正當的理由說自己是被強迫的。

不過，當我們把情況換一下，答案就會有所不同。假設你在某個小組之中討論某個政策好了。政策的主要倡議者提出一項有力論述，說該政策對當地整體最有利。該政策違反你的利益，但你知道該論述正確無誤，即政策的確符合當地整體的最佳利益。倡議者很老實，論述也沒問題。最後你投下反對票，結果輸了。這種時候，你就沒什麼好抱怨了，因為政策是由公平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如果決策小組要求你遵守，你也沒有正當理由說你是被強迫的。

在第一個水力壓裂井的例子中，不公平的決策過程最後傷害了整個群體。在第二個例子中，公平的決策過程最後促進了整體利益。這些都是單純的案例，不公平的審議過程造成了壞結果，公平的過程造成好結果。那麼不單純的案例呢？如果有人因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相信了錯誤的信念，結果在公平的審議過程中制定出傷害整體的政策，該怎麼辦？或者有人用不公平的審議過程，去繞過那些不願意講道理或不理性的成員，制定出對整體有利的政策呢？不同的民主政治理論對此看法各自不同。

羅爾斯和約書亞．柯恩（Joshua Cohen）這些純粹程序論者（pure proceduralist）認為，重要的只有決策程序。公平的民主審議過程本身就會產生新的偏好，而人們在民主審議中理性選擇自己的責任，是一種自治的表現。大衛．艾斯倫以及伊蓮．蘭德摩爾這些主流的知識性民主論者[C]則認為，程序與結果都很重要。[8]而程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通常可以帶來更好的結果。不過無論是早期的純粹程序論，還是較近期的知識性民主論，雙方都認為公平的民主審議很重要。兩者的差異是，知識性民主論者認為公平的審議過程只有工具價值，其功能在於產生更好的結果。純粹程序論者則認為公平的審議過程與自治有關，本身就是民主正當性的來源。但既然這兩種理論都認為公平審議對民主的正當性很重要，我們這時候就不需要選邊站。畢竟宣傳造成的威脅，就是讓我們無法公平審議。

討論一旦涉及欺騙和詭計，產生的政策就不具民主正當性。在充滿陰謀欺騙的辯論中辯輸的人，就跟因為不正義的戰爭而失去自由的人很像。用這種程序產生出來的規則來治理社會，叫做支配，而非自治。若要讓一群擁有自主性的人一起決定規則去約束彼此，同時又不損害每個人的自主性，決定規則的程序就必須使結果具有正當性。而我們已經看到，如果討論過程完全沒有限制存在，任由每個人在審議過程中為了一己之利而誤導、欺騙他人，或者逃避問題，審議出來的規則就不可能具備民主正當性。

只有在平等參與的情況下，用公平審議制定出來的政策，才可以去約束每個人——民主就有賴於此。因為這麼做才能確保制定出來的協議，是那個社群真正想要的。「公共理由」所討論的，就是法律的審議過程，應該符合怎樣的政治理念。如果審議過程中人們可以彼此欺騙，制定出的法律當然不會合乎民主。而民主理論所關心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如果符合某些政治理念的審議過程可以制定出真正民主的法律，這些政治理念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民主國家的難處在於，它既必須讓公民生活在由法律約束的社會中，又必須同時保障每位公民的自由。而為了保障公民的行動自由，民主國家的法律就得在某種意義上獲得所有公民在共同協商下的同意。民主理論的核心問題之一，甚至唯一的核心問題，就是怎樣的共同協商才算公平。而且更麻煩的是，民主國家的公民通常一出生就得遵守法律。因此審議過程必須考慮到，制定出來的法律也能適用於那些沒有機會參與審議的人。這表示法律必須符合某些規範性的理念，用這類理念把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以及還不能參與審議的兒少的觀點納入考慮。那麼究竟是怎樣的規範性理念，可以讓審議過程產生的法律，正當地約束那些尚未出生或還不能參與審議的人呢？這就是在問公共理由的本質究竟為何。每一張夠詳盡的民主理念清單，都會把公共理由當成最核心的民主理念之一。

公共理由對民主本質的重要性高到讓持某些民主觀的人認為，最能落實民主核心德行的行為，就是公民聚在一起討論政策的過程。當然，柏拉圖認為民主的本質不是這樣。他在《理想國》第八卷說，自由是人追隨毫無規則、經常源於欲望的願望，無拘無束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行為。他把「民主的人」[9]寫成自由的化身，這樣的人「日復一日，過著隨心所欲、縱欲的生活。今天他聽著笛聲喝到茫，明天他刻苦節食只喝水」。而柏拉圖批評民主制的立論基礎，也正是民主與這種自由有關。

亞里斯多德也認為民主與自由有關，但他認為的自由卻和柏拉圖截然不同。亞里斯多德認為，人必須和同胞一起在公共廣場上進行審議，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因此，人們只有遵循共同協商制定出的政策，才能真正走向自由。一八一九年，班雅明．康斯坦在巴黎的雅典皇家學院發表的著名演講〈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中，比較上述兩種自由概念。他說現代人認為的自由，其實是柏拉圖拿來取笑民主的理由；但古代人認為的自由，卻是亞里斯多德眼中民主的核心德行。[10]柏拉圖之所以會說民主是最不穩定的政治制度，亞里斯多德卻說民主最穩定，正是因為兩人所說的自由並不相同。

許多當代與現代的美國民主學者也都認為政治參與具有特殊地位，這表示他們對民主的想法和亞里斯多德很像。美國哲學家杜博依斯在一九〇三年的《黑人的靈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大力讚揚民主，不斷強調美國欠黑人三樣東西：「自由投票的權利、真正享有公民權的權利，以及受教育的權利」。[11]他要求「無論是不是在選舉季，黑人都必須不斷爭取，必須知道投票權是當代成為男人的必需品⋯⋯而且黑人男孩和白人男孩一樣需要受教育」。杜博依斯之所以強調投票權、公民平等（civic equality）以及教育，正是因為他認為政治參與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自由權利，而教育則是好好參與公民生活的必要條件。[D]

我已經強調過，即使不去選擇民主體現的是哪一種自由概念，也可以討論我要討論的問題。無論民主奠基在哪一種自由概念之上，公共理由都扮演特殊角色。它甚至特殊到，在關於民主本質最有說服力的說法，也就是杜博依斯的說法中，公共理由比其他元素都更重要。

民主的核心是公共理由，所以我們需要特別注意那些在民主國家中打著公共理由的旗號，實際上卻會讓理性的參與者偏離公共理由的宣傳。民主國家中有很多宣傳，都會讓人在討論時更偏離而非更靠近公共理由。想要更清楚瞭解自由民主國家中的宣傳樣貌，就得先進一步理解公共理由這種規範性理念，之後才能評估各種不同例子。

接下來，我會討論規範公共政治言論場域的三種不同標準。任何關於公共理由的看法都必須不帶偏私（impartial），也就是說這種規範性標準不能讓公共政治言論變成詹姆士．麥迪遜說的那樣，「讓人們分裂成不同陣營，使其彼此仇恨，互相激怒、互相壓迫，不願為共同利益攜手合作」。這項標準要求公共政治言論舉出的理由以及提出的政策，都不能仰賴特定觀點。而所謂不帶偏私的理由，就是指該理由「奠基於一些獨立於發言者立場的事物，也就是說這些事物必須無關乎相信它們的是誰。」[12]這就是所謂的無偏私的觀察者（impartial observer）觀點。如果你要求公共政治言論不帶偏私，你就會要求政治人物在政治辯論中提出的所有主張，都必須源於無偏私的觀察者觀點。而以下三種公共理由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下都是無偏私的。

第一種概念認為，公共政治言論場域應該符合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ationality）。第二種概念則認為應該符合實踐理性（practical rationality），並且讓人們進入某種我之後會解釋到的無知狀態。至於第三種概念，則認為討論時必須同等尊重每一個會被政策影響的人的觀點。根據當代政治哲學的傳統，我們將這種概念稱為「願意講道理的」標準。

第一種概念認為，公共理由有助於讓辯論接近理論理性，也就是像哈伯瑪斯所說的那樣，即「不以強迫他人的說法，而是以更優秀的論證來獲得力量」（the unforced force of the better argument）。根據這種概念，在政治辯論中，我們只能提出那些能夠影響當下議題所涉事實的言論；此外，我們也只能用言論是否能夠影響所述事實，來評估要不要將其納入考量。辯論中的理性言論必須有正當的支持理由（也就是必須「以證據為本」），只有這種言論才能明顯影響我們討論的事實是否為真，讓我們用理性的方式解決爭議。譬如，在辯論美國入侵伊拉克是否違反道德的時候，就只有那些具有正當理由、能以證據支持入侵或反對入侵的言論，才算是辯論中的理性言論。[E]

有時候，理性言論也會對整體辯論產生非理性的影響。譬如，最近《紐約時報》的〈回顧報導〉（Retro Report）專欄就討論了一個關於「頂級掠食者」（super-predator）的例子。[13]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東北大學的詹姆斯．福克斯（James A. Fox）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小約翰．迪歐里奧（John J. DiIulio Jr.）為首的學術人士引進了這個詞之後，它就變成了美國人描述青少年罪犯的流行用語。在某次電視訪談中，迪歐里奧將「頂級掠食者」定義為「執迷不悟的衝動青少年罪犯，可以毫不猶豫地殺人、強姦、把人打成殘廢」。在另一次電視訪談中，他則說這類罪犯是一群「成長過程中沒有父親、沒有信仰、沒有工作的孩子」。此外，他還在一九九六年的〈你我身邊的黑人犯罪問題〉（My Black Crime Problem, and Yours）一文中寫道：「這些頂級掠食者中，可能有將近一半是年輕的黑人男性。」

一九八九年發生了惡名昭彰的「中央公園慢跑者案」，紐約市的一群黑人小孩被當成強姦慢跑者的犯人逮捕，但全都抓錯了。CBS新聞的丹．拉瑟（Dan Rather）就是在這時候開始使用「頂級掠食者」這個詞。後來，到了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候選人鮑伯．杜爾（Bob Dole）呼籲用嚴刑峻法預防青少年犯罪時就說，這些（黑人男性）青少年「在專家眼中都是頂級掠食者」。這個妖言惑眾的詞彙顯然立刻對這個議題產生非理性的影響：四十多個州都快速訂定了青少年犯罪的嚴厲罰則。我們會以為在這個脈絡下，政治人物會使用「市中心青少年」這個詞來推動立法，但「頂級掠食者」一詞已經和黑人青少年密不可分。它讓辯論變得混亂——在辯論中，人們一旦使用「頂級掠食者」這個詞，即使理性的言論也會帶來非理性的效果。但這正是引進「頂級掠食者」這個詞的目的。福克斯就說過，他之所以用這個詞，就是為了刻意「敲響警鐘，讓大家知道如果不趕快應對會有多危險」。

在一九九〇年代的青少年犯罪辯論中，「頂級掠食者」與「野獸」（wilding，該詞也被用來指稱在中央公園慢跑案中被逮捕的青少年）這樣的詞彙所引入的負面刻板印象，讓人們難以理性地討論。在辯論中，即使是完全理性的意見，也難以避免引發這類刻板印象。只要談到黑人青少年犯罪，非理性效果，尤其是恐懼，就開始發揮影響力，使人無法繼續理性地辯論下去。這與理論理性的規範性理念背道而馳。[F]

如果公共理由應該符合理論理性，那麼以表面上客觀的語言刻意挑起爭端的言論，在民主社會中就算是一種宣傳。這些言論會讓激烈的情緒中斷理性辯論，而且本身也經常並不理性。毫無疑問地，有一種宣傳就是上述這個樣子。討論民主社會中的宣傳時，一定得解釋這類案例。

此外，如果公共理由應該符合理論理性，我們就能解釋為何到處都有一些言論打著科學的旗號，目標卻完全違反科學了——因為這些言論都是宣傳。那些否認氣候變遷的言論就是典型的例子。

如果公共理由必須符合理論理性，那麼我們就可以正當地要求公共政治論壇中的言論必須有助於我們理性地解決問題。譬如，在討論「對富人增稅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時，無論是贊成或反對的理由，都得讓其中一種選項（妥協也算是一種選項）變得更可能或更不可能為真。譬如，反對增稅的人可以提出實證證據，說明增稅會提高失業率，不符合公共利益。

根據理論理性的標準，民主國家中的公共政治辯論該做到的，就是討論某一項政策是不是為了促進公共利益，或者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但也有人擔心，某些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可能會踐踏少數群體的個人自由。另一種關於政治辯論的規範性理念就是因此而起。要介紹這種理念，就得說說羅爾斯在一九七一年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中提出的「原初立場」（original position）這一思想實驗了。[G]

實踐理性討論的是「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問題：在既有的信念下，用怎樣的手段實現某個目的最為理性？這種標準並不要求公共理由的言論必須毫無偏私。不過，如果我們能遵循實踐理性，同時能夠不把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由社會中的位置而生的個人觀點納入考量，我們就依然可以做到在言論上沒有偏私。我們能從《正義論》中的一個思想實驗提到的「原初立場」看見這個模型。羅爾斯認為要為社會建立正義的規則，你就得想像自己處於「原初立場」，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不知道自己的種族與宗教，甚至不知道自己的智力與體力。由一群觀點上完全符合實踐理性，並想像自己處於「原初立場」的人所同意的法律，就是規範該社會的正義法律。也就是說，在訂定正義的規則時，我們必須假設自己不知道自身在社會處於什麼位置，然後用實踐理性去決定這個社會應該要遵守怎樣的規則才合理。這就是公共理由的第二種規範性標準：在政治論壇中發言的人，必須假設他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處於什麼位置，然後在這種狀況下根據實踐理性來發表言論。這種言論也不會帶有偏私，可以稱為實踐理性式的無私。

乍看之下，實踐理性式的無私會禁止我們在公共政治論壇中表達自身利益，但其實不會。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可能得考慮一些與個人利益相關的資訊，才能作出無私的判斷。[H]這種觀點認為，在民主審議中，由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占有什麼位置的無私觀察者提出的理由才正當。但這並不表示人們在審議過程中被禁止表達自身利益，因為某些個人利益會讓我們知道某些正當的理由比其他正當的理由更重要。舉例來說，假設我們在討論要不要建一座橋把小島跟大陸連起來，而在這種狀況下，住在橋梁建築預定地的人的利益就與該不該建橋有關。即使這些人提及自身利益的言論不屬於公共理由，我們還是需要靠這些言論去判斷。

實踐理性式的無私並不禁止我們在公開辯論中表達自身利益，但這類言論若要說服他人，就必須提出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理由。源自於個人利益的言論，只要無助於進行無私推論，就不能在公共理由中出現。因為凡是既出於個人利益，又無助於無私推論的言論，都是利益團體為了以不當手段奪取權力而說出的言論。

譬如，假設有一位參議員為了籌募競選經費，而在會議中發言支持一些有利於石油公司或私人監獄的法律，希望相關公司之後可以捐錢給他。那麼在那些不會從政治獻金中獲益的人們眼裡看來，這位參議員的言論就既出於自身利益，又與無私討論背道而馳。這時候我們用實踐理性式的無私來做判斷，就是正確的。

在討論政策時，有很多出於自身利益的言論都會與討論的內容間接相關。因此即使公共理由必須不帶偏私，在政治討論中發表這類言論依然是正當的。不過還有一類言論既無助於解決爭議，又不會提供任何相關證據，但卻有助於維持讓公共理由存在的先決條件。即使公共理由必須不帶偏私，在討論中發表這些言論也是正當的。

實踐理性式的無私標準在於，能出現在公共理由中的言論，必須讓社會中的每個人只要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就都會覺得很合理。但我們還是不知道，是不是只要用毫無偏私的理由來討論事情，就能讓人以更寬廣的視野，來判斷這個社會是否足夠包容。所以實踐理性式的無私標準，也會允許我們發表那些有助於人們建立這種視野的言論。也就是說，如果某些言論能夠讓我們建立民主審議所需的環境，無私標準就會容許發表。這或許是因為民主審議所需的環境有某些部分未必無私（譬如我接下來會提到的「願意講道理」的言論）。即使某些言論帶有偏私，只要它有助於奠定無私討論所需的先決條件，實踐理性式的無私標準就會認為它的出現是正當的。這種標準並沒有這麼容易推翻。

雖然實踐理性式的無私標準聽起來很合理，但它從古至今都不是民主理論看待公共理由時最核心的部分。長期以來，民主理論一直偏好另一種理念，這種理念認為民主社會的人民必須培養對待同胞的某種態度。杜博依斯在《黑人的靈魂》中以南北戰爭結束後的南方州政治狀態來提醒我們，社會一旦完全違反這種公共理由應該遵守的規範性理念，會變成什麼樣子：

南方的黑人勞工、工匠、土地所有者都非常多。我們在訂定法律、形塑公共輿論的時候，可以完全撇除這些人的聲音嗎？如果自由的民主政府，讓現代化的工業組織擁有權力和能力去強迫勞工階級尊重他們的利益，但南方卻有整整一半的勞工在議會中完全沒有發言權，完全無法守護自己的利益，我們可以在南方實行這樣的制度嗎？……悲哀的是，時局都這麼緊張了，我們在辯論法律時竟然還得投入大量心力，才能讓某些州的立法者聽一聽站在黑人那邊的聲音。制定這些法律的人幾乎絲毫不在乎黑人的利益；執行這些法律的人也完全沒有尊重或體貼黑人的動機；以這些法律來審判嫌犯的人更不是與被告處境相似的人，而是一些寧可錯罰十位無辜黑人也不願錯放一位有罪之人的人。[14]

杜博依斯對南方各州在內戰後幾十年政治制度的批評是，這些州的法律不具民主正當性；對黑人之類的公民來說，它們帶來的不是「法律與正義」，反而是「羞辱與壓迫」。這些法律欠缺民主正當性的一個明顯原因是，黑人無法參與制定的過程。馬丁．路德．金恩在〈伯明罕獄中書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中寫道：「如果一群沒有投票權、無法參與制定法律的人被迫遵守某項法律，那項法律就不正義。」但杜博依斯的說法並不僅止於此，他提醒我們另一個更核心的原因：只要制定法律的人不設身處地同理黑人同胞，法律就不具民主正當性。如果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並未設身處地為黑人設想，這道法律就無法反映出對黑人觀點的尊重，而立法者就是沒有去聽「黑人在當下爭議中，以尊重他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看法」。

杜博依斯認為南方各州的法律不具正當性的原因是：（1）法律制定的過程中沒有黑人參與；（2）立法者不考慮黑人提出的合理觀點；（3）立法者制定法律時並未設身處地同理黑人。杜博依斯的言下之意就是，平等地尊重黑人合理觀點的關鍵，在於設身處地同理黑人的處境。

但在慈愛式的家父長社會（benevolently paternalistic society）中，政策制定者也會設身處地同理人民的處境，卻不會以平等尊重的方式對待人民。而慈愛式家父長制與民主之間的差異，就是杜博依斯所提到的，一個自由的民主社會，必須考慮其他人以「尊重他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看法，即使那些看法與自己的看法不同。

英國哲學家蘇珊．斯特賓（Susan Stebbing）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為了某些目的思考》（Thinking to Some Purpose），這本書的第四章名為〈你和我：我和你〉（You and I: I and You）。她發現人們在公眾討論中經常「不會去從其他人的角度看問題」。[15]因此她提出一種「安全措施」，建議我們在提出適用於每個人的主張時，都把句中的「你」換成「我」，藉此更能看出自己開出的藥方是否明理。這項建議說明斯特賓也認為公共討論必須平等。而這正是家父長制和民主的差異。

社會學家曼佛雷德．史丹利說過，為什麼民主社會需要考慮其他人的觀點：

當社會發展得夠複雜、夠分化，階級與職業之間的差異就會讓不同族群之間的社會心理鴻溝成為常態，而同情心不足就會成為一個明顯的集體問題……在階級結構的極端之間、在不同民族與種族之間、在數量夠多的男性與女性之間，人們彼此隔閡，以刻板印象幻想彼此的模樣……如今的挑戰，就是如何讓人們理解那些他們沒有接觸過的人擁有怎樣的客觀歷史，活在怎樣的客觀條件下。畢竟所謂的同情心，預設了我們有辦法以某些特定的幽微方式，在知情的狀況下「把自己想像成其他人」。

但「把自己想像成其他人」究竟是什麼意思？史蒂芬．達爾沃借用亞當．斯密提出的「公正的旁觀者」（impartial spectator）概念來解釋什麼是「想像自己處於其他人的處境」，什麼叫做在討論時考慮其他人可能會有的感受。[16]斯特賓建議我們在提出政策時，一方面要把自己想成被該政策約束的人，屬性都跟被約束的人一樣，另一方面也要維持「旁觀者」的無私立場。這種設身處地為別人設想的能力，讓我們可以平等地看待其他同胞的觀點。慈愛式家父長制與民主之間的差異，就在於民主預設了人們會經常使用這種能力。[17]

我延續史蒂芬．達爾沃的說法，將其稱為「認知移情能力」（cognitive empathy）判準；這項判準認為民主社會中的人，必須能設身處地同理他人。不過由於目前還不完全清楚「想像自己位於別人的處境」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們還無法清楚定義究竟什麼才是「認知移情能力」。此外，哲學家勞莉．保羅（Laurie Paul）最近主張，我們無法真正想像自己身處生活經歷截然不同的處境中。如果她說得沒錯，那麼認知移情能力就太過理想化，不能當成民主所仰賴的情感基礎。

勞莉．保羅主張，有些經驗是沒經歷過的人無法想像的。[18]她舉的例子是生養小孩，那是一種「轉變式的經驗」（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會帶來知識與性格上的轉變，譬如沒生養過小孩的人無法光靠理性決定，就想像自己生了小孩會是什麼樣子。不過這真的表示沒生養過小孩的人不能成為生過小孩的人的「公正的旁觀者」嗎？在做出這樣的結論之前，得先回頭看看亞當．斯密所謂的「公正的旁觀者」究竟是什麼意思。但如果「公正的旁觀者」概念真的與勞莉．保羅的論證衝突，那麼根據我前面所述的標準，就幾乎沒有任何政策能夠具備民主正當性。每一項沒有小孩的人幫有小孩的人制定的政策，都是不民主的。這種反對自由主義的說法，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有幾種方法可以因應保羅的論證造成的困境。第一種是找出一種不仰賴「認知移情能力」的公共理由標準，譬如莎朗．克勞斯（Sharon Krause）就建議我們在討論他人的觀點時，要「運用道德情操」（an exercise in moral sentiment）去考慮那些處境不同的人被政策影響時，會有什麼感覺。[19]克勞斯認為，即使我無法用別人的觀點來看事情，還是可以知道我提出的政策可能會對別人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可以因此讓自己的看法變得無私。如果公共理由可以用這種方式變得無私，那麼即使我們的認知能力無法掌握別人的觀點，可能也無所謂了。

第二種處理方式是在情感上把「認知移情能力」當成理想。也許它從未真正實現，甚至根本不可能實現，但依然可以用來調整我們的共同決策。這種策略把公共理由應該符合的標準全都當成理想，但可以用來調整行為，產生實質的改變。我在第四章的結尾會提到，這種策略需要我們進一步討論，才知道怎樣算是「用理想來調整行為」。

當某種政治理念在現實中無法實現，我們可以改為追求一種比較薄弱卻比較現實的理念，也可以把原本的理念當成調整行為的參考。但這個問題對我而言無關緊要，畢竟我並不是要討論理想理論，而是要用假定存在的理念來鑑別哪些東西屬於宣傳。宣傳會傷害所有政治辯論應該符合的理念，無論這些理念能不能實現。

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會假設其他成員跟自己一樣，在做事情之前一定都掌握了好理由。所以他無法理解其他成員為什麼會做某些事時，就會反過來質疑自己的觀點是不是有問題。這就是杜博依斯所說的，用開放的態度對待其他人「以尊重他人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觀點。

這種時候，羅爾斯認為民主審議應該遵守的標準就相當有用。他稱這種標準為「願意講道理」：[20]

如果人們在提出原則和標準時，把這些規範當成了和其他人一起平等合作的公平條件，並在確定其他人會遵守規範的前提下，自己也願意遵守的話，那這些人基本上就是「願意講道理的」。他們認為去遵守這些規範，對所有人來說都講道理，所以他們自己遵守也很合理（justifiable）。此外，他們也願意去討論其他人提出的公平規範。[21]

若要達到「願意講道理」的標準，所有的政治討論，譬如政策的草案，都要對所有必須遵守的人來說夠「合理」。而如果我提出的規範對你而言夠「合理」，勢必表示在某種意義上，我在提案時想過「如果我是你」，那我會不會覺得合理。

我們暫時先把理論理性放在一邊，先來比較一下實踐理性跟願意講道理有什麼差別。實踐理性的重點是選擇最有效的手段去完成目的（目的未必是真的，也未必是良善的），願意講道理則要求提出的言論「要有理由讓人相信其他公民也有理由接受」。[22]哲學家阿米亞．希尼瓦桑（Amia Srinivasan）在《紐約時報》就舉過一個好例子：

想像一下，我從有錢的雙親那邊繼承了一大塊空地，而你住在我隔壁，又窮又沒有土地。於是我提議找你來那塊土地種一年的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每天我付你一美元。一年之後，我把穀子賣掉可以拿五萬美元。你想了想，發現好像也沒有更好的選項，就接受了這筆交易。[23]

如果只看理性的自身利益，那麼我在你沒有其他選擇的時候，每天給你一美元叫你做事相當理性。但這種做法顯然一點都不通情理。我完全沒有想像自己如果是你，會不會覺得這場交易是否公平。羅爾斯在《政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中說，公共言論應該遵守的核心規範，就是言論必須講道理。[I]

即使是教人如何成功散播宣傳的秘笈，也會要你設身處地為其他人思考，並在公共言論中「願意講道理」。以色列一直在和巴勒斯坦打一場不對稱戰爭，而以色列的軍事能力明顯佔上風。但源源不斷的巴勒斯坦平民屍體照片，卻嚴重傷害了以色列的形象。從這些照片看來，以極為不對稱的方式繼續打這場仗的以色列，在推動和平的過程中似乎完全不願意講道理。

有個名為「以色列計畫」（The Israel Project）的組織，專門在國外（尤其在美國）改善以色列的形象。他們在二〇〇九年加薩戰爭期間，委託美國宣傳家法蘭克．倫茲（Frank Luntz）寫一本修復形象的教學指南，並藉由「二〇〇九年全球語言辭典」計畫，設法在這場極為不對稱、造成大量平民傷亡的戰爭中維持公共形象。該計畫人員編出了《以色列計畫的二〇〇九年全球語言辭典》（The Israel Project’s 2009 Global Language Dictionary），原本是不公開的內部文件，後來卻洩漏了出來。這份文件的第一章叫作〈有效溝通的二十五條規則〉，其中第一條規則，也就是整份文件的第一句就寫道：「那些可以被你說服的人在知道你有多關心他之前，是不會在意你懂多少東西的。先讓對象知道你設身處地為他著想吧！」

其實早在二〇〇三年四月，倫茲研究公司（The Luntz Research Companies）就和以色列計畫合作，做過一份類似的研究：〈韋斯納分析：二〇〇三年以色列溝通要點〉（Wexner Analysis: Israeli Communication Priorities 2003）。該研究的目的，是要告訴美國的「輿論菁英」以色列真心想促進和平，也真正關心巴勒斯坦人的福祉，但同時也讓美國人不支持巴勒斯坦領導人。倫茲在民調中發現「我們希望找到一個真的能夠反映巴勒斯坦人最佳利益的巴勒斯坦領袖」這句話，可以有效地讓受眾相信以色列在談判時願意講道理，而目前的巴勒斯坦領導人反而不通情理。

這份文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教人如何讓受眾覺得以色列願意講道理，以及如何用暗示而不明言的方法，讓受眾覺得當時還默默無名的巴勒斯坦領袖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不值得信任。倫茲強調，溝通時不要直接批評阿巴斯，而是要設法暗示這個人不可信。他建議以色列溝通者設法傳達阿巴斯「是被不可靠的阿拉法特（Arafat）[J]安插到現在位置上的」，而且這個人「否認猶太人大屠殺」。倫茲給以色列的建議顯示，他了解人們都認為公共論述必須講理，都會期待參與的各方能設身處地思考彼此的處境。所以他試圖解釋如何一邊偽裝自己願意講道理，一邊傳達某種訊息，讓第三方覺得參與談判的另一方不講道理。

羅爾斯發展出一項關於「願意講道理」的論證，他稱之為「願意講道理的多元主義」（the fact of reasonable pluralism）。民主社會必須允許公民擁有各種不同的明理觀點。所謂自主的生活，就是由自己來支配自己，「在世界上走出自己的路」。如果你都自主決定，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走出來的。民主應該讓每個人都盡可能自由地走出自己的人生，並持續以講理的方式對待其他人。因此，民主社會一定會出現好幾種講理的完整道德觀念。你可以決定信基督，我可以決定信山達基（Scientology），我們的另一位朋友則可以繼續維持無神論。這些信仰互不相容，但都願意講道理。而且，因為這些信仰都是我們一路上自主決定正當生活方式所產生的結果，如果公共理由也得講理，我們就不可以在公共討論的時候引用這些宗教信仰。在公開辯論中，你不可以拿基督教教義當理由，畢竟只要你願意講道理，你就會知道基督教教義在我眼中一點都不合理。

相比之下，理論理性就允許我們在公共審議中提出任何可能解決當下爭議的理由。如果基督教教義有助於解決眼前的爭議，基督徒在討論中引用這些教義，就並不違反理論理性。

我們說公共政治辯論應該遵守理論理性，不過民主社會中有一種典型的宣傳，是乍看之下很理性，後來卻會讓討論越來越難符合理論理性，而且即使有助於解決了爭論，也依然無法彌補其所帶來的傷害。但如果公共辯論應該遵守的核心理念是「願意講道理」，那麼根據相同方式推論出來的典型宣傳就會大異其趣。它會變成那些乍看之下願意講道理，後來卻讓人們在討論中變得越來越不通情理的言論。因為這種言論在發表時根本沒考慮過其他人的觀點。

要了解怎樣的主張乍看之下願意講道理，實際上卻會讓人變得不通情理，就得先進一步了解究竟何為「願意講道理」，而它背後的情感基礎又是什麼。「願意講道理」究竟是什麼呢？就是讓自己的意見，對社群中的每一位同胞負責。願意講道理的人只會做其他人都能接受的事，會知道自己必須對所有同胞負責。達爾沃認為，負責的情感基礎是內疚，當我們做事的方式不通情理，我們就會內疚。[K]但光靠內疚，並不會讓我們用別人的角度去想問題。在一個願意講道理的社群中，每個人都會彼此尊重，做事情時會對每一位同胞負責。而至少對人類而言，這種態度源自於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24]照此說來，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典型宣傳之一，就是那些乍看之下願意講道理，卻讓目標受眾難以設身處地同理他人的言論了。

如果我們認為公共理由應該講道理，那麼只要我們在公共討論中提出適用於其他同胞的政策，或者提出論述去支持這類政策，就得對每一個會被政策影響的同胞負責。提出在其他人眼中並不合理的政策，是很不通情理的行為。根據「願意講道理」理念，我們應該「用每位同胞照理來說都會接受的理由，和其他人一起做出決策，一起活在政治之中」。[25]

「願意講道理」標準也可以用來解釋，為什麼以明理的方式審議出來的法律政策，可以被用來正當地要求那些沒有參與審議的人遵守。這個標準要求審議者在制定政策時，必須考慮每一位可能受政策其規範的人的觀點，而這包括某些人，譬如非常年幼的兒童。這些人無法參與審議，所以我們必須確保制定出來的政策有照顧到他們的利益。

達爾沃提出一種「第二人稱觀點」（second-personal attitude）的觀念。當我們發言時採取第二人稱觀點，就是讓自己的言論對他人負責，同時相信其他人也會對自己負責。拿達爾沃最常用的例子來說就是，當我「請你把踩著我的腳移開」時，我就是用第二人稱觀點，希望你能尊重我的尊嚴、從我的角度看事情。也就是說，第二人稱觀點的核心概念是尊嚴與尊重。如果在公共政治言論場域中的所有討論，都必須接受第二人稱觀點，那麼那些侮辱社群中其他同胞的言論就違背了這種理念。這類言論經常躲在宣傳手法背後，乍看之下沒有問題，但仔細一想就會發現它並不尊重他人。

這些被我稱為宣傳的言論，毫無疑問都是壞的。但政治哲學中卻有一種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會特別為修辭術辯護。[L]因此我們需要說明，這種思想和那些被我稱為幫宣傳背書的說法，究竟有什麼差別。本章剩下的部分，就是要用目前為止已經闡釋過的觀點，去解釋為什麼政治上需要用某一種特殊的宣傳，去克服那些實現民主理念時遇到的基礎障礙。在自由民主國家中，這種宣傳和惑眾妖言之間有一種特殊的結構關係。

前文說過，杜博依斯發現我們需要修辭學或宣傳之類的事物，才能克服障礙、落實民主。他的原意可能是說，那些直接指出黑人在社會中承受扭曲觀念的作品無法暢銷，所以我們需要使用一些顛覆型宣傳。但我們也可以說，他認為這個社會需要一些非常有效的強化型宣傳，來宣揚黑人的人性之美。這樣的論點也出現在他於一九二〇年代哈林文藝復興（Harlem Renaissance）時期，與哲學家阿蘭．洛克（Alain Locke）的經典辯論之中。

杜博依斯在〈黑人藝術的判準〉中寫道：「我並不是要去反對那些認為白人血統神聖無誤的正面宣傳，而是要呼籲那些認為黑人充滿對新世界的熱情、值得我們去愛的宣傳，也應該與前者擁有相同的權利。」接著，他詳述了他希望藝術產生的宣傳效果：「這個社會在承認黑人民間藝術的價值之後，才會把黑人當成人，才會發現黑人的藝術以新載古，古中顯新。」杜博依斯在該文中，把那些以藝術的方式喚起情緒，讓受眾注意到黑人應該與其他公民獲得同等尊重的傳播方式，都稱為「宣傳」。

但到了一九二八年，阿蘭．洛克反駁了這種顯然是在呼籲人們使用強化型宣傳的言論，並同時提出一種有用的方式來描述這種非貶義的宣傳：

我反對宣傳的主要原因，除了它幾乎總是單調乏味，而且手段與目的不相稱之外，更是因為它即使大聲疾呼要設法讓少數群體掙脫自卑感，依然會使他們的自卑感永遠揮之不去。因為宣傳總是得活在優勢主流群體的陰影之下，總是只能呼籲、哄騙、威脅、拜託優勢主流群體。

杜博依斯與阿蘭．洛克所說的「宣傳」，都是用「論述、哄騙、威脅、拜託」為方法，迫使優勢主流群體更大程度地去尊重被迫害忽視的少數族群，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在這種意義上，「宣傳」是一種利用情緒讓受眾變得更為願意講道理的方法。至於阿蘭．洛克之所以批評杜博依斯，則是因為杜博依斯的策略是在逼黑人藝術家對優勢白人族群宣揚黑人的優點，會增加黑人藝術家的無謂負擔，而且也會壓縮他們的創作自由。

政治哲學家梅爾文．羅傑斯（Melvin Rogers）則以杜博依斯為例，主張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修辭去影響「判斷中的認知情感維度」。[26]羅傑斯的論述並沒有訴諸我在前文所說的顛覆型宣傳，而且很少討論機制，而是試圖指出那些正向的修辭和「願意講道理」這類民主理念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M]羅傑斯認為，杜博依斯希望用各種修辭技巧，迫使受眾對黑人同胞負起責任，讓受眾了解自己有道德義務去讓某個過去一直被忽略的族群能夠平等參與政治。這些言論的功能，不是讓我們能夠判斷當下爭論的命題是否為真，進而理性地解決紛爭，而是逼迫我們重新想像相關概念的適用範圍。[N]

正如前文所言，公共討論要能講理，每一位公民就都得「相互尊重、為彼此負責」。[27]杜博依斯顯然就是認為宣傳可以讓每一種膚色的人都更「相互尊重、為彼此負責」。在他的年代，美國社會沒有把黑人劃進這種關係的適用範圍之內，所以杜博依斯呼籲黑人藝術家用作品來迫使社會擴大承認「相互尊重、為彼此負責」的適用範圍，讓公共言論變得更願意講道理。

杜博依斯認為修辭術能讓討論更接近公共理由，所以是必要的。但他要辯護的，當然不包括修辭術用情感的力量來繞過理性辯論的那一部分。梅爾文．羅傑斯就說，杜博依斯所辯護的是修辭術的「激勵」（aspirational）之力。有時候雖然修辭術本身並不理性，提供的資訊並不能幫助我們解決爭端，卻可以讓辯論變得更為講理。

如果公共言論應該講道理，那麼羅傑斯所說的「激勵」言論，在結構上就與惑眾妖言剛好相反。所謂的願意講道理，是指在公共政治言論場域中發言的人，有對提案會影響到的每一位同胞負責。由此可知，現實中大部分自詡為自由民主的國家，它們的法律對該國某些族群而言，都相當不通情理。譬如杜博依斯提到的美國南方重建時期法律，就相當不通情理地強迫黑人同胞接受它的內容。這時候，那些「激勵」的言論就能讓整體辯論變得更為願意講道理。譬如，那些呼籲人們設身處地為他人思考、呼籲人們彼此理解的言論，就會讓受眾去傾聽那些一直以來都被忽略的人的觀點。[O]接下來，我要用幾個美國歷史上的公共修辭範例，來探索公共修辭究竟是用怎樣的機制在發揮影響力。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美國黑人知識分子凡妮．威廉斯（Fannie Barrier Williams）在雜誌《黑人之聲》（The Voice of the Negro）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而羅傑斯把它當成「激勵式」言論的經典範例。這篇文章向讀者展示黑人女性發現自己完全被世界所忽略時的感受。下面這段相當有名：

在美國的所有女人中，只有黑人女人幾乎不為人知，只有黑人女人從來沒有受到照顧，只有黑人女人遭受攻擊的時候沒有夠多人挺身而出，只有黑人女人自古以來被每一個把女人神格化的騎士文化排除在外。這個世界會為女人開戰，會打著女人的名號建立政府，會在文學藝術與歌曲中把女人捧得像是天使一樣。但那些女人全都是白人。[28]

凡妮．威廉斯用這段話告訴讀者，當你發現自己被世界忽略，你的自尊與自我形象會遭到怎樣的衝擊。

第二個例子的時間點距離現在較近。馬丁．路德．金恩在一九五六年爭取南方黑人投票權時，發動了塞爾瑪大遊行（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他明知遊行群眾會遭到極端的暴力攻擊，卻依然堅持非暴力。於是全國人民都在電視上看到，這群和平的示威者只不過是要爭取政治平等而已，卻遭到殘酷暴打。這使人們開始同理黑人的處境，增加了黑人的能見度。塞爾瑪大遊行就是一種民主社會可以接受的宣傳方式：它利用媒體的報導，讓人們注意一個之前被忽略已久的群體，同理他們的處境。

這些宣傳經得起前一章提到的康德的批評嗎？根據康德的角度，杜博依斯呼籲的宣傳是否依然有問題？是否依然是對理性意志的操弄？在這裡，請容我再次使用我在第二章提到的例子：英格麗．蒙森所分析的約翰．柯川版本〈我的最愛〉。根據蒙森的說法，柯川利用了白人的美學理念來吸引白人受眾，而受眾一旦開始聆聽，就會在曲子中聽到之前從沒聽過的黑人觀點。某種意義上，這算是刻意誤導。但這算是康德所反對的操縱嗎？

柯川版的〈我的最愛〉以及塞爾瑪大遊行，都涉及某種操弄。〈我的最愛〉讓受眾以為自己會聽到符合某種已知美學觀的著名歌曲，卻不小心發現了新天地。塞爾瑪大遊行則設套讓南方白人在全國的攝影機前露出自己的仇恨之心，藉此讓全國的輿論都對他們不利。但即使如此，還是很難說這兩種行為真的涉及欺騙。舉例來說，兩個例子中都沒有出現謊言。

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中說，自由之所以和理性意志有關，是因為自由是認識到道德法則之後的結果。這種說法當然有很多種詮釋。但當我們用宣傳來讓別人認識到自己的道德責任，實際上就是在讓他們運用理性意志，只不過運用的未必是狹義的理性能力。所以這種宣傳，其實是在直接訴諸受眾的實踐自由（practical freedom）。[29]但如果有人用謊言來操弄理性意志，康德就會反對；至於之前提到的柏南奇用「財政懸崖」來引發關注的方法，不僅會違背民主，也會遭到康德反對。無論是明說還是暗示，只要用謊言來操縱人，事後留下的麻煩都會遠遠超過眼前解決問題能得到的好處。

杜博依斯與阿蘭．洛克提到的宣傳，都用「論述、哄騙、威脅、拜託」的方式，迫使優勢主流群體去尊重更多被迫害及忽視的少數族群，設身處地思考他們的處境。有一種結構性原因會讓我們必須用這種宣傳，去處理自由民主的失能。很多時候，社會中的人們會集體忽略其中某個群體的觀點。譬如，他們非理性地過度害怕那個群體，或者非理性地過度覺得這群人低人一等。於是在制定法律的時候，立法者不會覺得自己應該為那個群體負責。在這種狀況下，就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方法可以讓社會在討論過程中注意到這個群體，也沒有辦法用理性讓社會給予這個群體的成員平等的政治地位。

那些尚未完全落實自由民主的國家，都有一個必須用公共修辭來解決的結構性問題。那些被忽略的族群，似乎都沒有辦法在公共政治場域中，用講道理的言論去求得其他人聆聽他們的聲音。畢竟從其他人的眼中過濾掉他們身影的機制，也從其他人的耳裡消去了他們的聲音。此外，社會中的其他族群，似乎也不太可能光靠跟自己人討論，就發現這些被忽略的族群都怎麼看事情。[P]而如果整個社會都看不見其中某一群人的觀點，就不會在制定法律時照顧這群人的利益（這就是美國監獄造成的道德與政治危機很難解決的原因）。如果這群被忽略的人原本沒有財產，之後也會繼續是沒有財產的人；如果原本沒有政治權力，之後也不會有政治權力。如果要讓民主審議納入那些被忽略者的聲音，就得經常用某種方法讓社會像杜博依斯一九二六年的文章呼籲的那樣，去設身處地思考被忽略者的處境。因此杜博依斯的那篇作品，對民主政治哲學的影響相當重大。

我到目前為止都在主張，有些時候我們得靠公共修辭來解決結構問題。有些時候，那些自詡崇尚自治、平等、理性這些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的社會，其實都認為這些理念只適用於社會中的某個主流群體，譬如白人。我跟梅爾文．羅傑斯等人都認為，沒有一種明顯可行的辦法，是可以透過利用理性或講理的論述，來讓主流群體認為這些自由民主理念同樣適用於那些被忽略的人，譬如美國政治史上的黑人。這個社會需要運用認知移情能力去對待這些被忽略的人，但我們卻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論證方式，可以從那些已經被劃在圈內的人的觀點去達成這個目的。不過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討論哪些方法可以讓社會設身處地考量更多人的處境。我和羅傑斯都認為，這時候我們該仔細讀讀杜博依斯使用的修辭技巧，譬如《黑人的靈魂》裡面的這一段：

兩百年來，很少人追求自由的心，能夠像美國黑人那麼堅定。在黑人的生命中，在黑人的心神和睡夢裡，奴役是所有罪惡的總和，是一切痛苦的源頭，一切偏見的根。從奴役中解放是通往應許之地的關鍵，那土地比以色列人過去在疲憊的眼中所看到的更甜美⋯⋯這國家還沒有從罪中得平安，脫了鐐銬的人還沒有在這塊應許之地上得自由。[30]

這顯然是杜博依斯針對白人受眾設計的公共修辭。而我們該問的是，這種修辭為什麼會有用？這段話引發受眾共鳴，讓他們認為民主理念也適用於那些被忽略的族群的機制，究竟是什麼？

我認為最好的解釋，是杜博依斯用自由民主的理念，去對抗這些理念當時在人們心中的適用範圍。這段話的目的，是要讓人知道自由民主不只適用於白人。當時美國只有白人享有自由，但杜博依斯提醒受眾，美國這個國家有多麼重視自由。他提醒他們，即使白人以外的族群也極為重視自由，藉此顛覆只有白人才值得享有自由的看法。這段話讓白人受眾注意到黑人跟自己一樣熱愛自由，藉此喚起共鳴，讓他們發現這個社會一直以來都把那群和自己一樣熱愛自由的人排除在外。這是一種顛覆型宣傳，專門用來打破「自由專屬於白人」這種理念。當時的主流群體認為自由專屬於白人，而杜博依斯利用他們對自由的理解來告訴他們：如果你這麼重視自由，就應該讓那些跟你一樣重視自由的人擁有自由。這表示「自由專屬於白人」這種理念根本自相矛盾。白人會把自由視為理念，是因為他們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所以如果黑人也認為自由是最重要的價值，就也該享有自由。這段話用自由主義的理念，顛覆了自由只適用於某一群人的當下觀念。

前文舉了幾個公共修辭的例子，並解釋了社會在落實自由民主理念的過程中，有時候必須使用公共修辭。但在言論中使用修辭技術繞過理性審議，總是得付出代價。我們真的值得為了解決一整群人被政治討論所忽略所帶來的問題，付出這些代價嗎？接下來，我就要以聯邦監獄與州監獄的囚犯處境為例，說明民主社會忽略一整群人的觀點所帶來的倫理與政治問題有多嚴重。

美國與大部分的民主國家有個差異：美國的囚犯不能投票，他們不能參與政治。在各個西方民主國家中，只有美國禁止囚犯投票，甚至出獄之後也不行。[Q]因此，這個國家沒有任何人能夠從囚犯的角度發聲。在這樣的狀況下，這個國家於是把囚犯非人化，把他們當成政治上的棋子。政治人物會用犯罪事件散布恐懼，然後讓民眾利用自己來滿足復仇的願望（即便人們要復仇的目標正是政治人物所造成的恐懼也無所謂）。[R]對像查克．寇爾森（Chuck Colson）這類的倡議者來說，美國完全不讓囚犯參與政治的結果，已經釀出了一場道德危機。近幾十年，監獄中的酷刑越來越嚴重，這包括大量囚犯遭到單獨監禁，以及許多不人道的量刑。

此外，公共政治領域完全排除囚犯的聲音，還導致了另一種比較少人關注的危機：政治危機。對囚犯的非人化已經傷害了我們的民主，例子之一就是美國各地都有人利用監獄來任意重劃選區。有許多州都把監獄裡的囚犯算成當地的居民，而許多監獄都位於偏鄉，一般百姓的人數少到無法在州議會占有代表席次。光是賓州就有八個偏鄉選區，是靠監獄內那些不能投票而且大部分都來自都市的囚犯，來繼續作為選區。這些地方的選民靠著監獄裡的囚犯，從州政府那邊獲得極大的政治權力和金錢。然後這些權力和金錢，又回過頭來讓這些選民更願意去支持殘酷的量刑，藉此把舊犯人繼續關在監獄裡，同時送進更多新犯人。

監獄的勞動問題也是囚犯被非人化所造成的政治危機之一。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三條禁止強迫無償勞動，但監獄卻被視為例外，所以許多州都改為讓囚犯無償從事原本優質且高薪的公共服務工作。威斯康辛州州長斯科特．沃克（Scott Walker）在二〇一一年推動通過一項法案，取消該州公部門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實質上就是讓工會在這個過去以組織工會能力聞名的州失去力量。該法案讓工會不能再將某些工作列為「僅限工會成員從事」。於是某些私人承包的監獄，就去承接了許多高薪的工作，並轉發給囚犯來做。最後，該州就有了更多誘因來降低成本，進而去關更多的犯人。

此外更常見的是，一旦把囚犯非人化，權力薰心、不擇手段的政客就會利用人民對犯罪的恐懼，把自己塑造成人民的守護者，藉此奪權。[S]柏拉圖就說，民主的弱點在於人們「很容易把某個人美化為人民的守護者和捍衛者」。[31]而「暴君最初呈現的形象」剛好就是「人民的守護者」。[32]為了勝選，美國有許多政治人物都以「人民的守護者」自居，煽動人們對犯罪產生非理性的恐懼，讓人們把權力交給他們，並期待他們幫忙復仇。這阻礙了真正的民主審議，助長了妖言惑眾之行。美國在公共討論中撇除囚犯的觀點，不僅釀出了一場道德危機，也釀出了政治危機。

古巴那種非民主國家有官方的宣傳部門，民主國家則沒有。這點差異很重要，需要進一步闡述。我們已經知道，在沒有完全落實民主理念的國家，公共修辭是一種正當、甚至有其必要的宣傳。但這不表示民主國家需要一個公共修辭部門。杜博依斯與阿蘭．洛克所呼籲的宣傳，主要是為了讓公共理由對那些被壓迫的群體負責，而這實際上就是要落實民主，讓那些自詡民主的國家變成真正的民主國家。官方的宣傳部門一旦成立，就等於承認該國不民主，承認該國還要走好一段路，才能讓一些同樣受制於國家法律的人，真正成為公民。那些自認已經民主的國家，不可以用官方部門去做杜博依斯所呼籲的那種宣傳，否則就是承認整個國家的制度都沒有滿足民主的最低門檻——畢竟一旦承認，就代表國家知道自己並不民主。此外，宣傳部的另一個功能就是用繞過民主審議的方式，為政策爭取支持。而我們之前已經知道，即使是為了因應緊急狀態，或者是為了推動有價值的次要政治目標，這種行為依然從本質上就並不民主。這告訴我們，民主國家絕對不能擁有宣傳部門。

我們可以由此看出，那些某種意義上有助於落實民主的宣傳和惑眾妖言之間，究竟有怎樣的結構性關係。我對宣傳的定義解釋了為什麼遵奉自由民主的社會中可以允許、甚至需要某些宣傳，卻又不能允許另一些宣傳的存在。杜博依斯和阿蘭．洛克在辯論中提到的宣傳，會讓人們更加願意講道理，而這種宣傳即使無助於解決爭議，依然有正當性。但那些乍看之下願意講道理，卻把社會中的某一群人說得次人一等，藉此讓人們更不通情理的宣傳就一定是惑眾妖言了。由此可知，那些傷害民主的宣傳，和那些能平復傷害的宣傳之間，有著系統性關係。

民主國家的惑眾妖言乍看之下都像是符合公共理由的言論，但理性的人都看得出來它違反了公共理由必須遵守的規範。我在前文舉了兩個規範的例子。第一種認為公共理由應該符合理論理性，因此那些乍看之下很理性，其實卻是在激發受眾的情緒，讓人們無法繼續不帶偏私地討論問題的言論，就是惑眾妖言。根據克蘭普勒的敘述，第三帝國的教育體系與道德觀裡面不斷出現的「英雄」這個詞，就對在第三帝國中長大的人產生了這樣的效果。第二種規範則認為公共理由應該要願意講道理。也就是說，人們在提出意見時，必須能從其他同胞的角度出發，思考對方的處境是否能夠接受這種言論，而且要尊重其他同胞的尊嚴。如果公共理由中的言論，沒有把每一位會被政策約束的同胞所擁有的合理觀點都納入考量，這種言論就是不通情理的。因此，那些乍看之下考量了所有人的觀點，實際上卻刻意想遮掩、壓抑某些合理觀點的言論，都是惑眾妖言。

很多經典的宣傳都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它之所以可以有效地終結理性討論，都不是因為它讓問題被解決了，而是因為它讓我們無法用願意講道理之類的第二人稱觀點來看事情。很多經典案例對政治的影響力，最初都被認為是透過終結討論之類的方式，侵蝕了理性所造成的。像前文曾提到的，把海珊跟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國際恐怖主義連接起來，喚起人民的恐懼並進而終結理性討論，就是個例子。但我們也得承認，這類宣傳之所以可以這麼簡單地在毫無合理證據證明伊拉克能夠威脅美國的情況下，引發民眾的恐懼，可能就是因為美國人並不把阿拉伯穆斯林當成要彼此尊重的對象。無論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的辯論是不是像前文說的這樣，我們知道通常只要用激情與恐懼，來讓人們對抗一個看起來令人反感、缺乏人性的敵人，都毫無疑問地比用理性說服更有效。這類言論之所以可以很有效地中斷理論理性，就是因為它很有效地讓人們失去願意講道理的能力，或者讓人難以在理想上做到願意講道理。我們無法繼續理性辯論，通常都是因為喪失了設身處地為他人思考的移情能力。用恐懼讓民眾支持入侵伊拉克之所以相當有效，很可能就是因為美國人通常都被阿拉伯穆斯林所帶有的刻板印象奪走了移情能力，無法想像這些穆斯林面對被一個強大很多的國家大規模轟炸時，會有怎樣的感受。[T]

人們經常用間接的方式，去侵蝕公共理由應該遵守的規範。言論自由權就是個例子。我們守護言論自由，是因為公共理由需要各種言論。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就說過，只要沒有言論自由，我們就無法用理性討論得出知識，討論政策時的結論也不會基於知識。我們要求政府保持開放，也是因為公共理由對維繫民主正當性相當重要。如果不知道政府做了哪些事、代議士又對其做出過哪些反應，我們就不可能討論出最好的判斷，甚至可能不知道該選出哪位代議士。由於公共理由對於國家政策的民主正當性而言非常重要，凡是在民主國家制定政策時試圖繞過正當民主程序的人，其所使用的方法一定是侵蝕公共理由。正如前述所說，政府透明度是公開辯論的必要條件。政府只要變得不透明，我們就會更難在充分的資訊下討論政策，公共理由也就被侵蝕了。

如果民主社會的公共理由必須講道理，那麼民主社會的典型宣傳之一，就是那些讓受眾覺得不需要去思考國內某些同胞的觀點，或者不需要在國際問題上思考敵人的處境的言論。但也得承認，有些宣傳不屬於這種形式。譬如，二〇一二年大選時，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在南卡羅萊納州指控歐巴馬總統想要讓人無需符合一定的就業門檻，就能領取福利。許多人都認為該言論屬於宣傳，原因包括內容違反事實，顯然是在騙人。不過它乍看之下只是在談經濟，並沒有試圖讓受眾無視某些同胞的處境。

但其實這種宣傳的基本原理，依然是讓受眾覺得某些同胞的觀點不值得考慮。要了解它的機制，就得引述共和黨策略長李．艾瓦特（Lee Atwater）在一九八一年受訪時的著名評論：

一九五四年的時候，你靠著罵黑鬼起家；但如果到了一九六八年還說出那個「黑」開頭的詞，你卻只會掉選票。所以你改罵別的東西，說法越來越抽象，譬如為什麼要強迫不同膚色的學生一起搭校車上學啦、州政府有自己的權利啦之類的。到了現在你開始談減稅。乍看之下完全只是在說經濟，但其實是要讓黑人受的傷比白人更多⋯⋯「砍掉這項支出好不好」聽起來比小孩不要一起搭車上學更抽象了，當然更不能跟那個什麼「黑」開頭的詞比就是了。

馬丁．季倫斯與塔利．曼德堡（Tali Mendelberg）後來的研究證實，對社會福利的討論可以很成功地讓受眾覺得美國黑人的觀點不值得納入考慮。他們發現提到「福利」、「窮人」、「食物券」、「無家者」這類詞彙，受眾就會覺得美國黑人很懶。季倫斯在一九九九年的著作中直接說道：「要預測一個人是否認為領取福利者的觀點不值得考慮，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看他是否相信黑人很懶。」[33]而且除了季倫斯的研究以外，還有大量證據都顯示「福利」這個詞會讓人想起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季倫斯還說，美國種族與政治研究（National Race and Politics Study）在一九九一年的實驗顯示，「靠福利金過活的母親」（welfare mother）這種形象也會達到類似的效果。「研究者會先描述一名黑人母親或白人母親的形象：三十出頭歲，有一個十歲的孩子，過去一年來一直都靠社會福利過活。接下來，研究者會問受訪者，覺得這位母親有多高的可能性會去找一份工作，又有多高的可能性會去生更多孩子以便拿到更多救濟金。」[34]結果，他們發現最能夠預測一個人是否反對社會福利的方法，就是看他是否對靠福利金過活的黑人母親帶有偏見。[U]

李．艾瓦特的那段話顯示，人們會刻意用討論福利的方式，間接地傳達一九五四年就存在的那種種族歧視。後來的研究也證實，艾瓦特和過去其他人所採取的類似做法確實有效。如果目前人們用來規範公共理由的政治理念，是公共理由應該要講道理，而且如果我對宣傳的定義並沒有錯，那麼自由民主國家至少就有一種宣傳，是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去削減受眾對少數族群或其他群體的移情能力。到了下一章，我會解釋艾瓦特說的那種宣傳究竟是怎麼成功的，以及它為什麼能這麼有效地讓主流族群持續保有過去的意識形態。

本章解釋了民主國家中的宣傳是什麼樣子。如果要讓民主審議不變質，正式與非正式的政策辯論就都得符合願意講道理的標準，也就是必須考量其他人的觀點。而那些妨礙民主的宣傳，就是用一些似乎為了每個人的利益著想（譬如提醒某件事對大家造成了威脅），乍看之下非常講道理的說法，來讓我們的思緒變得不通情理的言論。當這個社會一直看不到某一群人的觀點，民主就難以落實。這時候，我們就需要用公共修辭來呈現那種觀點，修補民主的裂痕。

原注：有些民主政治理論家持現實主義，認為本章所討論的所有政治理念都無法用來治理現實中的國家。但這無關緊要。即使規範性政治理論中所有可能的民主理念都理想化到無藥可救的地步，宣傳言論通常還是會去利用它們。
譯注：Public reason這個詞通常譯為「公共理性」，但該詞的意思比較接近「公共的理由」，即在審議過程中提出的主張，不能只是基於個人偏好或信仰價值，而是必須使用社會大眾都能接受的理由。經由審訂者賴天恆討論後，本書將該詞譯為「公共理由」。
譯注：知識性民主論者之所以支持民主，其理由就在於，民主可以有效地讓人們找到最好的政策，並發展良好的認知過程。
原注：後來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明確指出「政治自由」、「平等參與政治事務的自由」具有特殊地位（見p. 201）。他就像該書開頭所說的一樣，主張平等自由原則體現在平等參與原則之中（見p. 221）。此外，他也把平等參與原則和康斯坦所說的「古代人的自由」明確連接起來（見p. 222）。
A Theory of Justice
原注：也許布魯斯．阿卡曼（Bruce Ackerman）認為公共理由必須不帶偏私，但我不在這裡討論該怎麼詮釋他的看法。見Ackerman, 。
Social Justice in the Liberal State
原注：我在下一章會更仔細地討論這類案例的核心機制，也就是那些可能引發負面刻板印象的言論，為什麼有時候也能呈現真相。
原注：羅爾斯當然沒有把這列入公共理由要遵守的標準。他認為公共理由只會出現在已經認同正義原則的社會中。感謝洛莉．華生（Lori Watson）跟我討論這件事。參見Rawls, 。
Political Liberalism
原注：參見Mansbridge et al., “The Place of Self-Interest,” esp. sec. 3。值得一提的是，柯恩和羅傑斯批評珍．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等人忽略了這一點。後者在上述文章中的第七十三頁註腳二十六中肯定了前者的評論，但認為他們自己對於公共理由可以容納私人利益意見的看法，比前者的觀點更進一步。見Mansbridge et al., “The Place of Self-Interest,” p. 73n26。
原注：艾美．古特曼（Amy Gutmann）與丹尼斯．湯普森（Dennis Thompson）在《民主與異議》（）中認為，公共理由的核心指導原則是「互惠」（reciprocity）。他們所說的「互惠」其實就是杜博依斯和羅爾斯所說的「願意講道理」。
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
譯注：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至2004年）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一九九四年成立後的第一任主席。阿拉法特曾在一九九三年代表巴勒斯坦與當時的以色列總理伊札克．拉賓（Yitzhak Rabin）於白宮簽署〈奧斯陸協議〉，成功推展以巴和平進程。但此後以巴之間仍衝突不斷，而阿拉法特也長期被美國看作中東和平進程的障礙。
原注：見Darwall,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econd Person,” pp. 71–72。達爾沃認為，能夠以「第二人稱觀點」（second-personal attitudes）看事情的人，就會變得願意講道理。而他又把這種基於的態度稱為「第二人稱能力」（second person competence）。又見Darwall,, pp. 23–24。根據他的看法，某些態度只有在你能從其他同胞的角度出發，將心比心地看事情的時候才會有。
互惠
The Second Person Standpoint
原注：布萊恩．加斯頓（Bryan Garsten）曾指出，那些可以「促使人們做出政治判斷」的修辭術是正當的，但那與「出於特定動機的修辭術」不同。見Garsten,, p. 174。加斯頓認為值得存在的修辭術，是像那些在公共理由中用（anecdote）來說服人的技巧。他認為這是正當的；因為人類的理性有極限，用故事來說服別人，是在有限理性下呈現理由的方法之一。我們有時候「已經知道某些時候該怎麼做決定，但還不能把決定方法整理成一套規則」，這時候故事就是可以接受的理由。見同上，p.175。當然，用故事去理性說服，和用我說的宣傳言論去影響別人，顯然是不同的。只有幫那些「出於特定動機的修辭術」辯護，也就是辯護那些阻止別人繼續理性思考，要求別人趕快作出行動的言論，才算是在為宣傳辯護。而加斯頓明確反對這種修辭術。
Saving Persuasion
故事
原注：Rogers, “David Walker an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Appeal”也討論到相關主題。他討論了大衛．沃克（David Walker）在一八二九年的”Appeal to the Colou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一文。Rogers認為「該文是優秀的修辭範例。它肯定廣大黑人同胞的能力，並呼籲同胞運用自己的能力」。
原注：約書亞．柯恩有篇文章收錄在尚恩．羅森柏格（Shawn Rosenberg）編輯的一書中，回應了克里斯欽．李斯特（Christian List）所謂的「論述兩難」（discursive dilemma）。柯恩認為，目前還不清楚審議究竟要如何讓原本排外的「我們」變成更包容異己的「我們」。我認為梅爾文．羅傑斯也有一樣的假設，並將在接下來的段落中解釋其動機。
Deliberatio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原注：另一種讓辯論變得更願意講道理的方法，就是讓每個人都變得更願意講道理。舉例來說，我們可以讓一個國家中的每個人都各自無視另一群人的觀點，但卻沒有任何一群人的觀點被普遍無視。或者，我們也可以讓人們無視的對象變得越來越少。這都會讓每個人變得更願意講道理。感謝丹尼爾．帕南跟我討論這件事。
原注：約書亞．柯恩在二〇〇七年回應克里斯欽．李斯特關於「論述兩難」的論文時，詳細闡述了這件事。李斯特認為必須進行審議，才能讓人們把更多人納入自己認同的團體。而柯恩在回應李斯特的文章中發展出了這項觀點。
原注：「歐洲允許囚犯投票的國家有十四個，包括愛爾蘭、西班牙、瑞典、丹麥。囚犯擁有有限投票權的國家有十六個，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荷蘭、土耳其。禁止囚犯投票的國家則只有英國、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匈牙利、列支敦斯登、喬治亞。」見。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1/feb/10/prisoners-right-vote-european-court
原注：罪行越惡劣，報復的慾望就越大。所以政治人物最常用性侵犯這類的犯人來達成政治目的，這類犯人也最不被當人看。
原注：莫瑞．艾德曼（Murray Edelman）提到「人們不斷用少數幾個經典說法或迷思，去解釋政治環境是怎麼形成的」。見Edelman, , p. 77。他在文章中提到兩種，第一種是「把一個他群塑造成『與我們不同的人』，說他們在密謀傷害我們。」第二種則是「認為政治領袖是仁慈的，而且可以有效保護人民免於危險」。第一種迷思又比第二種更強調他群的威脅。
Politics of Symbolic Action
原注：正如斯特賓所說，當自己的國家侵犯到另一個國家時，我們也該用講道理的方式去想對方的人民會作何感受。見Stebbing, , p. 41。
Thinking to Some Purpose
原注：研究發現「在非白人受試者中，那群對領取救濟的黑人觀感最為負面的人，比那群對靠著社會福利過活的黑人母親觀感最為正面的人，在反對社會福利的得分上高出三十分」。見Gilens, , p. 99。
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該文刊於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紐約時報》哲學部落格「石頭」（The Stone）。我哥哥因為職業的關係不能署名為該文作者。見。
https://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01/31/philosopher-kings-and-fiscal-cliffs/
這整段摘錄自前注提到的《紐約時報》文章。
.
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20140205default-report.pdf
Aristotle,, bk. 3, chap. 1.
The Politics
同上，bk. 3, chap. 9。
同上，bk. 1, chap. 2。
Rawls, , p. 443.
Political Liberalism
Estlund, ; and Landemore, .
Democratic Authority
Democratic Reason
Plato, , 561c-d,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參見Constant,, pp. 310–11。
Principles of Politics
Du Bois, , p. 27.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Darwall,, 56–57.
The Second Person Standpoint
.
http://www.nytimes.com/2014/04/07/us/politics/killing-on-bus-recalls-superpredator-threat-of-90s.html? _r=0
Du Bois,, p. 89.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Stebbing, , p. 42.
Thinking to Some Purpose
Darwall, “Being With,” p. 118.
亦可參見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p. 289。
Paul, .
Transformative Experience
Krause,, pp. 162–65.
Civil Passions
摘自Rawls, 的2005年版。
Political Liberalism
Rawls,, p. 49.
Political Liberalism
同上，pp. 446–47。
.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3/10/20/questions-for-free-market-moralists/? _r=0
Darwall, “The Second Personal Stance,” p. 44.
Rawls,, p. 243.
Political Liberalism
Rogers, “The People, Rhetoric, and Affect.”
Darwall, , p. 24
The Second Person Standpoint
Williams, “The Woman’s Part in a Man’s Business,” pp. 544–45.
Darwall,“Being With”以更豐富的方式討論了康德對理性意志與自主性的看法，我也相當認同。
Du Bois, , p. 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Plato, , 565c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lato, , 565d in Cooper,.
The Republic
Plato
Gilens, , p. 95.
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同上，pp.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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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語言的操控機制

宣傳是怎麼在自由民主國家達成效果的？自由民主所遵守的規範，都對惑眾妖言不利。如果公共理由必須講理，言論究竟如何乍看之下顯得願意講道理，實際上卻讓受眾變得不通情理？本章就要轉而討論語言溝通的細節，指出宣傳言論經常會為了繞過自由民主為公共理由設下的規範，而使用某一套機制來說話。而在本章最後，則會討論我所提到的現象，是否真的會讓現實中的審議無法遵守那些規範。

很少有人用形式語意學（formal semantics）或語用學（pragmatics）的方式去探討「暗語」（code words）在討論中造成的影響。這是個嚴重的問題。理想的審議情景，是靠語意學和語用學建造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用真值條件理論（truth-conditional theory）精心建構了一套言說者與聆聽者如何有效溝通的具體理論。只要言說者說了某些話，聆聽者也接受了，就能盡量避免某些情況發生。到了最後，言說者與聆聽者就會在世界情景上達成共識。這種認知學派的真值條件框架，很漂亮地解釋了成功的溝通在過程中發生了哪些事。

本章要闡述的是，這種認知學派的真值條件框架，也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看出宣傳的操弄使我們無法順利溝通時，究竟發生了哪些事。這種框架可以解釋順利溝通的機制，當然也可以解釋溝通失敗是因為出了哪些問題。但我認為那些非認知學派的，或者那些本質上不夠系統性的解釋方式有一個問題：這些解釋方式有時候可以很成功地解釋我們為什麼會溝通失敗，卻無法解釋成功的溝通與失敗的溝通之間到底有哪些不同之處。

如果一群人正在商討一項會影響每個人的政策或行動，就必須尊重每個成員的觀點，否則就不公平。但這只是點出，我們很自然地會覺得所有這種審議過程，包括那些可能會提出具有民主正當性的政策的過程，都必須講道理。接下來，我會一直把願意講道理，而非「理論理性」，當成公共理由應該遵守的規範性理念。但這並不是說公共理由不需要遵守其他規範性理念，譬如政治人物還是需要在理性上保持自我一致、保持客觀和邏輯。

我在前一章已經說到，自由民主中的惑眾妖言會把自己打扮得很願意講道理，實際上的內容卻會讓受眾變得不通情理。以此觀之，這種宣傳就不只是試圖用欺騙來繞過理論理性而已，更是打從一開始就瞄準了人口中的某個群體。。

一項願意講道理的政策，必須從該國每一位同胞的角度來看都合理才行。如果某項言論讓我們無法、不願意提出明理的意見，或者對這種意見感到猶疑，那麼這項言論就違背了願意講道理的原則。至少對人類而言，要能願意講道理，就得先能設身處地為他人思考。如果我對宣傳的看法沒錯，那麼那些經典的宣傳案例，就至少都向受眾傳播了「社會中某一群人的觀點不值得尊重」的資訊。而讓受眾無法設身處地為那群人思考，正是使人覺得那群人的觀點不值得尊重的典型方法之一。

惑眾妖言可以用語言表達，也可以採取語言以外的形式。許多經典的惑眾妖言不是語言文字，而是海報、照片、建築。討論惑眾妖言或宣傳時，如果只討論用語言呈現的部分，就顯然太狹隘了。因此我描述的特徵不僅限於語言，而適用於所有的宣傳形式。那些以圖像或影片呈現的惑眾妖言，也顯然是用我所說的方式，去利用既有的虛假意識形態來達成目的。譬如，那些呈現匈牙利羅姆人（Roma）[A]犯罪的照片，或者討論美國黑人犯罪的文章，只要是用來幫不平等的殘忍法律找藉口的，就都是惑眾妖言。但我無法解釋這背後的機制。

對語言與溝通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準確地了解以語言文字呈現的宣傳是靠什麼機制運作的。我也會用這種方式去解釋某些宣傳語言的運作機制。但我擔心我們對視覺呈現的了解，還沒有像對於語言這麼細緻。因此我將著重討論語言形式的宣傳。視覺形式的宣傳可能比語言更重要。我希望未來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這類宣傳究竟如何運作。

接下來，我要用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去描述那些以語言文字呈現的惑眾妖言，是如何將虛假的意識形態信念帶入討論之中。許多證據都顯示語言中有這種機制存在，說不定視覺呈現也有類似的機制。真要說起來，我的靈感其實就來自蕾．藍騰和卡洛琳．魏斯特（Caroline West）在一九九九年對色情圖片的研究；他們用類似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的機制，去解釋色情圖片對女性的宰制。不過，我不確定這樣的機制是否能直接套用在圖像或影片上，因為我所描述的機制核心，是核心語意（at-issue）與非核心語意（not-at-issue）之間的差別，而我不確定人們在看視覺資訊時，能不能區分哪些部分才是核心語意。但如果是語言，我們就能清楚地找出惑眾妖言究竟是如何利用既有的非政治機制，達成政治上的效果。

凱瑟琳．麥金儂（Catherine MacKinnon）、珍妮佛．洪斯比，以及許多女性主義哲學家都認為某類言論會讓特定族群無法發聲，譬如她們所舉出的色情作品。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蕾．藍騰；她延續麥金儂與洪斯比的觀點，主張色情作品會宰制（subordinate）女性，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並剝奪女性的聲音。[1]藍騰認為色情業者把女性描述得次人一等，就像某些種族歧視言論把「把黑人描述得次人一等」一樣。藍騰還主張，色情作品把「不要」說成「要」，讓女性失去適當的發言情境，難以表達出自己的聲音。而我在本章的目的，則是用當代的形式語言學去解釋宣傳言論，說明某些這類現象是怎麼發生的。

有一個模型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究竟如何發生。（從藍騰對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回應來看，可以清楚知道前者並不贊同這個模型。）[2]祈使句是一種命令他人用某種方式做某件事的句型，譬如對三歲小孩說「把甜菜吃掉！」就是命令對方做相應的事。色情作品會傳達出一種類似祈使句的命令，藉此宰制他人。這當然不是說只要使用祈使句，目標就會把命令的內容信以為真。因為如果你沒有實踐權威，你的命令就不會有效。不過，我認為宰制性的言論也會發揮相同的功能。本章將討論祈使句和宰制性言論之間的關係，將指出宰制性言論在語意學和語用學上，都有祈使句的特徵。我在解釋宰制性言論在語意學上具有的祈使句特徵時，會盡量讓它和藍騰說得很好的，也就是宰制性言論具有的「判斷性」（verdictive）特質相容。

這部分的討論顯示，應該有某些表達方式會讓辯論過程排除某些同胞的觀點。由於惑眾妖言以及其他類型的顛覆型宣傳，都偽裝成自己想要破壞的理念，這類表達方式應該都是間接發揮作用的。也就是說，應該有一些系統性的表達機制，會讓言論乍看之下是在討論問題，其實卻立刻讓討論開始排除某些同胞的觀點。這種表達方式會製造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我們覺得不值得明理地去思考某一群同胞的看法。如此一來，我們就不會注意到它其實就是惑眾妖言。

照理來說，應該有某些語言機制可以讓主張乍看之下講道理，實際上卻因為使用了某類詞彙，而讓受眾聽了之後變得不通情理。在各種關於政策的辯論中，都可能有人用這種語言機制，讓其他參與者覺得不需要去考慮特定成員的支持或反對意見。而且真要說起來，如果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任何語言機制可以讓言論乍看之下是在討論事情，其實卻是在排除特定同胞觀點，公共理由自然也就不需要遵守願意講道理這一規範了。

如果願意講道理是公共理由應該遵守的規範，就表示至少有某些語言機制，也就是某些表達方式（expression），會具備以下三種屬性：


⑴這類表達方式會讓參與討論的人覺得某些同胞的觀點不值得納入考量，覺得這些同胞不值得我們尊重。

⑵雖然這類表達方式會讓人排除某些同胞的觀點，但其中的某些內容如果獨立出來，卻有助於我們用講理的方式正當地解決爭議。

⑶光是說出這類表達方式，就足以讓受眾變得更不通情理。無論當時的語言脈絡如何，只要使用了這類表達方式，就會產生效果。


我認為宣傳言論一定會包含符合以上三種屬性的表達方式。這類表達方式必須有第一個屬性，才能讓受眾聽了之後更為不通情理。它也必須有第二個屬性，才能讓言論乍看之下符合公共理由應該遵守的規範，藉此在討論中提出。它還需要有第三個屬性，才能讓當下抱持各種不同立場的人都覺得可以使用。

在分析具體的宣傳案例時，還需要引進一些概念。首先必須從與我們的目標最有關係的語言學分支，即從語意學和語用學中引進一組概念。然後還需要社會意義（social meaning）的概念，譬如法學家丹．卡韓（Dan Kahan）提到的概念。我們有了這些概念之後，就能解釋言論究竟是如何把與自己標榜的理念背道而馳的資訊，偷偷傳遞給受眾了。雖然這些概念看起來有點技術性，但得用它們來描述的現象，我們都相當熟悉。

「上下文脈絡」（linguistic context）的概念，是當代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的核心。自然語言（natural language）所表達的意思，會因為上下文脈絡而改變。歐巴馬總統在二〇一四年說「我是美國總統」時，這句話為真。但如果他是在二〇〇七年說這句話，或另一個人在二〇一四年說了同樣的話，這句話就不為真了。接下來，我會從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的理論中抓取一些概念來使用。

在建構上下文脈絡模型時，我們需要哲學家羅伯特．史托納克（Robert Stalnaker）提出的概念：對話的共同基礎（the common ground）。史托納克認為「對話總是從參與者全都知道，或者假設彼此都知道的某些資訊開始，而且參與者的語言行為也都是為了影響這些資訊而設計的。對話中每一項主張（assertion）的內容都是一段資訊，如果該主張成功了，這段資訊就會成為這些已知資訊的一部份，為後續討論提供脈絡」。[3]對話的共同基礎，是「參與者全都知道，或者假設彼此都知道的某些資訊」。

史托納克對語言內容的觀點衍生自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該書把內容視為一組可能情境（或「世界」）的集合。每道命題都在一組可能世界中為真，而共同基礎則是一組命題所形成的集合。根據史托納克的內容模型，我們可以把對話的共同基礎，當成每位參與者各自假設為真的所有命題形成的交集。在這組可能世界中，共同基礎所包含的所有命題都為真。而既然每道命題都是一組可能世界，就表示共同基礎是命題的交集，所以本身也是一道命題。

根據史托納克對溝通的看法，溝通一旦成功，就會排除一些可能世界。我問你加油站怎麼走，你說在右邊。也就是說，你提出了一道命題，而這個命題在所有加油站在右邊的可能世界都為真，在其他可能世界都為假。這時，如果我接受你的宣稱，我們的共同基礎就更新了。在新版的共同基礎中，每一個可能世界的加油站都在右邊。這就成了我們的共同資訊。史托納克的模型很優雅地解釋了什麼叫成功的溝通。所謂的提出宣稱，就是試圖在溝通的共同基礎裡新增一道命題。接下來，參與者辯論要不要接受這道命題，如果接受了就把它加上去，而參與者之前曾經相信的某些可能性就從此消失。

近年來，人們已經修改了史托納克式的溝通模型，在其中加入了更複雜的脈絡概念。脈絡不只是參與者假設為真的一組命題，還包含很多更細緻的資訊。

史托納克的共同基礎模型，以陳述句及提出陳述句的「行為」為核心。當你提出一道命題，就表示你知道這道命題，並試圖把它加到共同基礎上。但除此之外，我們在溝通中也會做其他事，譬如提問（「誰有去開趴？」）或命令（「把甜菜吃光！」）。若要在模型中納入這些語言行為對脈絡產生的效應，脈絡的概念就必須比共同基礎更複雜。而這種更為複雜的脈絡概念，正是晚近的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的核心焦點。艾琳．海姆（Irene Heim）和漢斯．坎普（Hans Kamp）在話語表徵理論（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中，以「資料夾」（file）的概念把脈絡「結構化」，而每個資料夾都收錄了那道話語的相關資訊，譬如之後會指稱到的參考資料。

形式語言學家克蕾琪．羅伯茲（Craige Roberts）的著作，深深影響了近期對於脈絡的研究。羅伯茲認為，脈絡不只決定了參與討論者所知之物的範圍，同時也記錄了討論中的提問，進而引導了探討的過程。[4]因此羅伯茲認為，討論中問過的問題也是共同基礎的一部分。[B]脈絡不僅是一組命題，還包含其他元素。如果她是對的，那麼語言的意義就不僅可以改變信念，還可以改變其它心理狀態。

接下來，我就要用這些形式語用學的資源，來建立惑眾妖言的機制模型。但我絕非第一個用這些研究來分析有問題的政治言論的人。我稍後就會提到，哲學家蕾．藍騰和卡洛琳．魏斯特早就用過形式語用學的研究來分析色情作品的危害。[5]伊夏妮．麥特拉在她們之後也說過，宰制性言論可能是，或者說可能涉及了劃分階級（ranking）的言論。她所說的劃分階級的言論，和史托納克所說的提出主張這一語言行為相同，都試圖在既有的溝通背景中新增某些內容。但劃分階級的言論不僅想要描述世界，同時也想「建立規範」，所以我們可能得用另一種方式來看這種言論的內容。[6]麥特拉沒有在論文中說明我們該怎麼去討論劃分階級的言論的內容，但依然清楚地點出，也許我們可以採取像史托納克等人研究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的方法，以動態的觀點來研究溝通過程之中，除了提出主張以外的其他語言行為。這就是我要在本章發展的基本模型。

荷蘭語意學家法蘭．維特曼（Frank Veltman）在一九九六年發表的〈更新語意學中的預設情況〉（Defaults in Update Semantics）中認為，脈絡還包含了對各個可能世界的偏好排序（preference ordering），而這種排序會反映出那些「可擊敗的知識」（defeasible knowledge）。他的意思是，我們會認為某些可能世界比其他可能世界更可能為真，所以在認知過程上更值得接受。這套理論是用來處理泛用性陳述（generic statements）的。簡單地說，泛用性陳述就是那些構成了我們的期待，讓我們之後更容易在現實中使用的陳述。譬如「鳥會飛」、「狗有四隻腳」就是這樣的陳述。[C]我們一旦接受了「鳥會飛」，之後再遇到鳥的時候，就會認為鳥會飛的那些可能世界，比鳥不會飛的那些世界離我們更近。這就能反映出人們為什麼看到鳥，通常都預設牠會飛。

除了語言脈絡，我們在思考這些與言論有關的問題時，還需要了解核心語意與非核心語意之間的差別。克里斯多福．波茲（Christopher Potts）用下列兩句話，來解釋核心語意與非核心語意之間的不同。[7]他把第一句話中的「住在波士頓的工人住宅區」稱為「補充敘述」（supplemental expression）。第二句中的「他媽的」則是「表現敘述」（expressive expression）：


⑴在我十歲之前，每年夏天我都會去找住在波士頓的工人住宅區的奶奶。

⑵我們新買了一台電動乾衣機。我以為買回來只要插上插頭，接上排氣管就可以動了。結果這機器的包裝上，竟然沒寫它沒內附他媽的插頭！


波茲指出，「補充敘述所傳達的資訊，在主句中是次要的。該句的重點不是奶奶是否住在波士頓的工人住宅區，而是說話者在夏天去找了奶奶」。我們在討論過程中會特別重視某些東西，那些東西就是核心語意。而補充敘述與表達敘述的功能，都是「把討論的發展導向特定方向，或者讓聽眾更能了解為什麼核心語意對當下的討論階段而言很重要」。

核心語意是話語要主張的資訊。當我說出前面的語句1，我就是在主張我在十歲之前，每年夏天都會去找奶奶。而所謂主張某個東西，就是像語言學家莎拉．莫瑞（Sarah Murray）說的那樣，是說出要把這個東西加到對話的共同基礎上。主張一個東西，就是在說我知道這個東西，而且說出希望共同基礎也包含這個東西。當我提出主張之後，大家就會開始辯論要不要接受。

相對地，奶奶住在波士頓工人住宅區的部分，則是對該項主張的補述，屬於非核心語意。話語中的非核心語意，不是發言者提議要加到共同基礎上的東西，而是已經直接加到共同基礎上的東西。因此，非核心語意通常「無法協商，無法直接質疑，而且即使大家拒絕在共同基礎中加入核心語意，非核心語意也已經加了進去」。[8]許多語言學證據都支持這種對於非核心語意的描述，大部分證據都和我們能不能用正規的方法撤回語意的內容有關。許多非核心語意都是「慣用用法中帶有的語意」。

蕾．藍騰和卡洛琳．魏斯特說，色情作品宰制女性的效果，就來自非核心語意。[9]色情作品並沒有直接表達出宰制的資訊，卻預設了這種資訊，因而產生宰制效果。她們認為，如果色情作品的受眾「要理解作品中明文表達的資訊」，就得先接受相關的性別歧視或宰制立場，而這些立場都是非核心語意。

藍騰與魏斯特撰寫對色情作品的分析時，還沒有人提出核心語意與非核心語意之間的差異。所以她們用語言中包含的預設，像是大衛．路易斯（David Lewis）的超級重量級論文〈語言遊戲中的計分方式〉（Scorekeeping in a Language Game）中提出的理論模型來分析。請看下列兩個例子：


⑶這問題是約翰解決的。

⑷我老婆是芝加哥人。


語言學家通常會說，語句3預設了有人解決了問題，並主張那個人是約翰；語句4預設了發言者有妻子，並主張妻子是芝加哥人。認為這種解釋正確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有人說某個語句是錯的，我們通常會認為那個人接受了預設的部分，而否定了主張的部分。如果我聽到語句3，並回說「才不是這樣」，意思通常是我認為問題不是約翰解決的，而不是那個問題還沒人去解決。如果我聽到語句4，並回說「才不是這樣」，意思通常是我認為發言者的妻子不是芝加哥人，而不是發言者沒有妻子。粗略地說，預設的部分屬於非核心語意，主張的部分屬於核心語意。

語言學家莎拉．莫瑞認為，陳述句中的主張是將核心語意添加至共同基礎上的一項提議；[10]至於非核心語意，則是已經直接被加在共同基礎上了。在莫瑞用來舉例的美國原住民夏延語（Cheyenne）中，有一些字詞會標明語句中的某些部分是非核心語意。這在英語中沒這麼明顯，但依然為真。譬如，下列語句5裡面的「聽說」二字，就是用來添加非核心語意的「規避詞」（hedge）：


⑸聽說總統要演講了耶。


這句話中的「聽說」是用來解釋「總統要發表演講」這則核心語意。莫瑞認為這種詞改變了核心語意的意義。語句5的核心語意是「總統可能要演講了」。非核心語意則是發言者聽說總統要演講了，它直接被加到了共同基礎上。我們在反駁語句5的時候，都會去反駁核心語意，而不會去反駁發言者到底有沒有聽到那件事。所以，如果我們把想傳達的資訊用非核心語意的方式說出來，也許通常就不會有人去反駁。

最後一個討論非核心語意的例子，用到了認知過程中所謂的的「一定」（must）：


⑹外面一定在下雨。


說出語句6的人，是在說自己沒有親身經歷下雨，而是間接推斷出來的。凱．馮．芬特（Kai von Fintel）和安東尼．基里斯（Anthony Gillies）認為，其他語言也有類似「一定」的示證性語詞（evidential markings）。（這沒什麼好意外的，我們光看定義就知道，「一定」這種詞的意思就跟示證性語詞一樣，都是認知性質的）。[11]發言者有沒有親身經歷下雨，不是語句6要主張的東西。通常我們也不會去否認這部分，不會直接吐槽說「屁啦，你全身都淋溼了」之類的。去說「發言者沒有親身經歷下雨」為假，是既沒禮貌又很詭異的事情，這麼宣稱似乎是在說發言者不只是搞錯了資訊，而是發言者本身就有什麼問題。「發言者沒有親身經歷下雨」是非核心語意，不是核心語意。

有些非核心語意比較明顯，有些則藏得比較深。那些像是「一定」的認知性質非核心語意，往往深深「嵌在」情態助動詞的意思中而難以被發現。但那些明文寫在補充敘述中的非核心語意，就比較明顯了。非核心語意藏得有多深，和它們有多麼「非核心」有關。

不過，有個屬性會讓語言所預設的內容不適合用經典的非核心語意方式來分析：語詞或語句的所在結構，可以把語詞或語句所預設的內容「過濾」掉。語句1預設了問題已經解決了。但下列的語句7就沒有做此預設：


⑺問題要是已經解決了，就是約翰解決的。


在這句話中，「問題要是已經解決了」這則條件句，「過濾」掉了「問題已經解決了」這項預設。同理，語句8預設約翰抽過菸，語句9則否：


⑻約翰戒菸了。

⑼比爾相信約翰戒菸了。


然而，非核心語意卻是「過濾」不掉的。

有一種語言形式的宣傳，與語詞及社會意義之間的重複聯想有關。語詞的慣用意義是在人們不斷反覆連結的過程中形成的，正因為大家都把狗叫做「狗」，「狗」的意思才會變成狗。本章認為，宣傳者只要利用了語詞與意象之間的重複聯想，兩者之間的關聯就會為語詞的慣用意義奠定基礎。語詞的慣用意義通常都屬於非核心語意。此外，不光是語詞的慣用意義，就連語詞與意義之間的連結也同樣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沒有明顯的邊界，而且可以改變。「馬達加斯加」原本是指非洲大陸的某地，後來卻變成了非洲東邊的某個島嶼。宣傳可以利用這類重複聯想，去改變語詞的意義，但我們也可以去抗拒這種改變。

當新聞媒體不斷把城市裡的黑人形象跟「社會福利」這個詞連在一起，「社會福利」這個詞就帶有了「黑人很懶惰」這一非核心語意。某種程度上，重複聯想就是字詞的非核心語意之一。讓「社會福利」帶有負面社會意義並造成影響的機制，就跟語句6用「一定」來表示發言者沒有親身經歷下雨是一樣的。人們聽到「社會福利」的時候未必會直接相信黑人很懶惰，但即使不相信，也得被迫換一個詞來討論事情，或得刻意阻止這種聯想影響到討論，影響到大家的態度。

藍騰與魏斯特在討論色情作品時，解釋了如何用預設的方式，把那些直接說出來可能就會被受眾拒絕的內容偷偷塞給受眾。她們的重大發現，讓我們了解那些有問題的資訊是怎麼有意無意地傳遞出去的。但我接下來要說，即使不是用預設，而是用非核心語意的方式，也可以把資訊偷偷塞給受眾。用莫瑞的話來說就是，非核心語意會被「直接加到」共同基礎上，沒有人會去反駁，所以宣傳語言經常用這招來改變共同基礎，效果相當拔群。

那些討論非核心語意理論的人，通常都說非核心語意的內容跟核心語意一樣，只是角色不同。但我們之前對於願意講道理的原則的討論，顯示他們可能搞錯了。宣傳在自由民主國家產生的影響，就是讓我們不再那麼尊重某個族群。人類必須先能設身處地為某個人或某群人思考，才會尊重那個人或那群人。宣傳在自由民主國家造成的典型效果之一，就是用表面上看不出來的方式，讓我們不再設身處地思考某群同胞的觀點。這表示這種言論使用了某些方式來呈現正常的內容，而這些呈現方式會讓我們難以設身處地為同胞思考。

我們究竟該如何研究，某些言論究竟是以什麼機制，讓我們難以設身處地為某群人設想？莎拉－簡．勒斯里（Sarah-Jane Leslie）用一系列論文指出，那些有問題的社會刻板印象，與所謂的「泛型」（generics）有關。勒斯里說，泛型就是我們在年紀很小的時候便獲得的基礎概括認知能力（cognitively fundamental generalizations）。[12]她認為，泛型是讓我們覺得每一群人天生都長成某個樣子的原因之一，甚至可能是讓我們這樣想的關鍵機制。[13]她在〈認知的原罪〉（The Original Sin of Cognition）中，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在接受泛型之後會出現某些認知問題，為什麼我們會以偏概全地認為，某個群體裡的每一個人都具有其中一小群人才有的誇張特質，譬如認為「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14]不過，即使我們不接受勒斯里的整套理論，依然會同意對於許多刻板印象的理論（譬如之後的章節會提到的沃特．李普曼的理論）而言，泛型很可能都是造成刻板印象（譬如種族刻板印象）的成因之一。接下來我就要用勒斯里的見解，加上維特曼在泛型理論中討論到的機制，來解釋宣傳具有哪些特徵。勒斯里認為泛型就是刻板印象，或者泛型會產生刻板印象的效果，而我將以此為基礎，主張語意學還至少可以相當合理地解釋泛型所產生的某一種影響。

有一種用言論讓我們難以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的方式是這樣的：某些言論會傳達對於某個群體的看法，譬如猶太人是我們的敵人、女人就應該順從、黑人很暴力、移民是潛在罪犯等。某些主張的核心語意非常正常，但其非核心語意卻會讓我們更難設身處地為這群人設想。譬如，當美國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說「我們當中有猶太人」，這句話的核心語意完全為真，找不出任何問題，畢竟美國真的有猶太人；但它顯然承載了一個非核心語意，也就是猶太人跟「我們」不一樣，是入侵者、是敵人。我將這種方式稱為宣傳的內容論（content model of propaganda）。該模式告訴我們，自由民主國家中有一種宣傳，會說著乍看完全明理的核心語意，卻同時傳達出不通情理的非核心語意。

我們還可以用另一種方法，去思考言論如何讓我們難以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有時候，言論會傳達出完全正常的核心語意，但卻會以非核心語意的效果，間接讓我們更不尊重某個群體，或更難設身處地為該群體設想。這種影響方式和前述的語意模式不同；語意模式的言論是承載了非核心語意，受眾一旦接受就會更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但這種方式卻是透過其中的某些語詞，產生非核心語意式的情緒反應。我將其稱之為宣傳的表達論（expressive model of propaganda）。表達論告訴我們，自由民主國家有一種典型的宣傳，會說著乍看之下完全明理的核心語意，但卻會產生非核心語意式的反應，讓受眾更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而既然這會讓人不通情理，這種言論的非核心語意式反應當然也不通情理。

意義的表達論（expressivist theories）與內容論（content theories）之間的分野，是二十世紀哲學的核心之一。譬如，那些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倫理事實的價值理論家，都說倫理主張是表達性的，而非內容性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需要被困在倫理事實之中。表達論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它們無法解釋為什麼語言的形式規則會大幅影響我們對語句的詮釋。譬如，「弗雷格－磯奇問題」（Frege-Geach Problem）就告訴我們，有時候陳述句會鑲嵌在更複雜的結構中。舉例來說，「如果你賺了很多錢，就該捐一些錢出來解決社會不公」這句話在文法上沒有問題。但是，若要解釋其中某個子句如何影響整句話的意思，也就是解釋所謂的組合性（compositionality）問題，就得承認語言的意義來自字詞與語句。某些表達論者很難描述這種機制；根據他們的觀點，一個子句即使毫無內容，依然可以對整個語言結構產生系統性影響。

形式語意學與語言哲學最近的研究，已經打破了表達論和內容論之間幾十年來的僵局。祈使句涉及排序，它會排出不同行為的優先順序。譬如「把甜菜吃光」就是把吃甜菜排在不吃之前。（語言學家大衛．比弗〔David Beaver〕甚至跟我說：「我們把命令叫做order[D]絕非偶然。」）哲學家威廉．史塔爾（William Starr）在〈祈使句的偏好語義學〉（A Preference Semantics for Imperatives）中，正式分析了祈使句對人們對話的共同基礎產生怎樣的影響。我們在此不需要探究該分析的細節，只需要知道史塔爾指出，祈使句可以在看起來不新增內容的情況下，對脈絡產生一種可以完全明確表達清楚的影響就可以了。簡單來說，祈使句即使看起來沒有要在共同基礎上加入新的命題，依然可以影響脈絡。

維特曼發現泛型陳述句會影響脈絡的排序偏好，史塔爾則發現祈使句也會有類似的效果。史塔爾認為，祈使句對共同基礎的影響，就是讓某些可能世界的排序比其他可能世界更前面。譬如，「把甜菜吃光」這句話就是在創造一種脈絡，把你吃光甜菜的那些可能世界，排得比你沒吃光甜菜的那些可能世界更前面。史塔爾證明了這種觀點可以用形式化的方式表達得非常清楚。

不過，維特曼和史塔爾兩人所說的偏好排序並不相同。維特曼認為「鳥會飛」這句話說鳥會飛的可能世界，比鳥不會飛的可能世界更可能為真，而鳥會飛的可能世界跟我們比較接近。史塔爾則認為，祈使句是要說那些受眾服從了命令的可能世界，比那些他們沒有服從的可能世界更可取。這是兩種不同的排序，但宰制性言論兩者兼備。

藍騰沒有直接將宰制性言論看成祈使句，[15]因為祈使句與宰制性言論所造成的效果有個重要差異。祈使句試圖用某種方式來改變世界，要求世界去符合它；但有很多宰制性言論都不是為了要改變世界，反而是要描述世界的真實狀態，然後讓人們去適應那個世界。「黑人都很懶惰」這句話沒有要讓世界上的黑人變得懶惰，而是想要描述世界中的狀況。祈使句帶有願望，希望世界能夠轉一下方向，以符合其想要的排序，並且要求受眾去改變世界。但維特曼所提到的偏好排序，則是要用描述這個世界的方式讓受眾去適應它。當受眾相信了你說的「鳥會飛」，就會認為自己遇到的世界比較可能是那些鳥會飛的世界。而正如藍騰所言，由於宰制性言論想要的是受眾去適應世界，它並不符合祈使句的語義學特徵，反而更接近維特曼分析泛型時所提到的偏好排序。當你使用了「社會福利」這個詞，就會讓受眾覺得黑人很懶惰比黑人不懶惰的更可能為真，因此改變人們的認知偏好排序。

當然，如果以為宰制性言論只會改變我們的認知偏好排序，就未免太簡化了。語言的脈絡不僅包括認知偏好排序（它告訴我們哪些世界比較可能為真），也包括願望偏好排序。像「下城區」、「頂級掠食者」這類語詞就同時影響了兩種排序，它既會告訴你那些黑人青少年對你造成暴力威脅的可能世界，比他們不造成暴力威脅的可能世界離你更近，同時也命令你不要跟他們來往。

我在解釋語言行為擁有的力量時，也提到了祈使句會要求受眾更新自己的認知偏好。它背後的機制跟研究意識形態的文獻提到的機制很像。出現在媒體上的人和學校裡的教師，都會利用自己的知識權威地位，去發表一些通常不能算是提議，而該算是命令的主張。新聞主播與觀眾的關係從根本上就不對等。當主播說「要削減債務就得樽節開支」，他並不是想要提議把這句話加到與觀眾的溝通共同基礎之上，而是在命令每一位觀眾把這句話加入他們的信念之中。主播並非建議我考慮一下他的主張，而是在向我告知（telling）他的主張，即使我提出了夠好的例子去反駁，他也沒有要回心轉意。人一旦從權威的位置上去告知事情，就不是在宣稱，而是在命令，並且就是在玩一場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與讓－克洛德．帕松（Jean-Claude Passeron）所說的「假裝在溝通的遊戲」（game of fictitious communication）。[E]老師們在學校教社會研究時，可不是真的想跟學生辯論。

形式語意學裡面還有很多論述都能用來解釋宰制性言論造成的效果。有很多形式語意學和語言哲學的文獻都在研究「回指代名詞」（anaphoric pronouns），譬如「一個男人走了進來，他戴著一頂帽子」這句話中的「他」。這種代名詞顯然就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重點，提醒讀者哪個受詞才是要描述的目標。同理，我們的語言脈絡可能也會對不同族群進行排序，而宰制性言論會用許多不同方式影響這些排序。

我們可以用這些形式語意學機制來精確地說明，表達論如何解釋語詞是以怎樣的方式讓我們更難設身處地為他人設想。表達論者認為，某些字詞的非核心語意會把某些對於可能世界的偏好排序，加到我們對話的共同基礎上。我們可以說，貶損性的詞彙是在改變各群體在社會中的位階，實際案例也顯然遍地可尋。在維特曼的理論中，偏好排序影響的是我們的認知，「鳥會飛」這句話會讓我們碰到每隻鳥的時候，都覺得牠會飛的可能世界比牠不會飛的可能世界更靠近我們，也就是說在認知過程上更可取。但我們也可以想像，某些偏好排序影響的不是認知，而是願望。某些貶損性的詞彙可能會讓我們認為，那些每個人都只跟自己的同族來往的可能世界，比人們會去跟那些被貶損的群體交往的可能世界，更接近我們想要的，所以更可取。

在美國政治脈絡中，「社會福利」這種詞可能就會用非核心語意的方式，挾帶勒斯里所說的「黑人都很懶惰」的泛型語意。根據維特曼的理論，「社會福利」這種詞彙會在語言脈絡中改變受眾的偏好排序，讓受眾碰到每個非裔美國人的時候，都覺得他很懶惰的可能世界，比他不懶惰的可能世界更接近自己。照此說來，「社會福利」改變脈絡的方式，就不只是在共同基礎上新增命題，或提議要在共同基礎上新增命題而已；它還以另一種方式改變了討論脈絡，而我們可以用形式化的方式追蹤脈絡如何改變，也可以用表達論來解釋其中的改變。

某些典型案例告訴我們，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一旦同時出現，人的主張就會具備祈使句的力量。前文提到的教育、媒體、新聞就是好例子。在這類情況下，權威人士即使只是提議要在共同基礎上新增某些東西，某種意義上都會像是命令。我們可以把這些像是命令的特質以形式化的方式描繪出來，而且莎拉．莫瑞對主張的看法會讓我們描繪得更精確。莫瑞認為，所謂的主張就是試圖要在共同基礎上新增某些東西的一項提議。而提議的對象當然是與你平等的人。但我叫三歲的兒子把某些東西加到共同基礎上，譬如跟他說地球是太陽系的第三顆行星的時候，我就不只是在提議了，而是在命令他把這件事加入既有的信念之中。只要權力關係不對等，提議可能就會變成命令。對我三歲的兒子來說，我口中的「甜菜對你身體好」，是必須加到共同基礎上的事情。

一般來說，只要我沒有提出證據，就無法成功命令你相信我說的事情。即使我命令你相信你現在站在火星上，也不會成功。但是，如果我同時具有知識權威和實踐權威，我的主張就會產生命令的效果，可以讓你改變信念。我們在學校聽課，或在看新聞的時候，就會發生這種事。當人們以知識權威之姿出現，他們的主張看起來就會像是專家的證詞，足以命令受眾去相信某些事情。

前文說過，塞繆爾．杭廷頓在觀察到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的美國「太過民主」的時候，建議用「專業知識、資歷、經驗、特殊才能」來「取代民主主張，藉此建立權威性」，藉此解決問題。我們現在知道，杭廷頓的提案就是想讓人以「專家」之姿出現，把自己裝扮成某個領域的知識權威，藉此像法庭的專家證詞一樣命令其他人相信某些事物。

有兩種方式可以讓詞彙被用來貶低他人。第一種是傳達出該詞彙的非核心語意，第二種則是藉由非核心語意（或許來自它的泛型特質）去改變脈絡中的偏好排序。譬如，「猶太佬」（kike）[F]這個詞的核心語意是猶太人，非核心語意則包括猶太人很貪婪等等之意。這個詞會改變脈絡中的偏好排序，讓受眾碰到任何一名猶太人的時候，都覺得這人貪婪的可能世界，比這人不貪婪的可能世界更接近自己。我個人認為像是「猶太佬」這種詞，都既具有非核心語意，又會改變脈絡的偏好排序。因此，我的觀點既不屬於純粹的語意論，也不屬於純粹的表達論。我認為字詞的這兩種效果都可以讓我們變得不通情理。[16]

蕾．藍騰提醒我們，宰制性言論基本上就是不對稱的。這種言論只有優勢族群對劣勢族群使用時才會產生效果。我們至少可以說，除非考慮其他因素，否則說出宰制性言論的人只要不具備權威，這效果就不會出現。一名身無分文的阿帕拉契無家者，既不可能成功地命令華爾街公司的總經理，也無法改變受眾的偏好排序，讓受眾覺得他比華爾街的總經理更重要。此外，他的主張不會產生命令般的效果；他不具備實踐權威，即使提議在共同基礎上新增一些東西，也不會有任何人覺得必須照他的話去做。這就是在討論宰制性言論時經常提到的「權威問題」（the problem of authority）。[G]

接下來，讓我們回頭看看政策審議的結構。前文提過，這類審議必須願意講道理，實際上卻經常不然。這表示無論是怎樣的人類社會，只要是在做團體審議的時候，應該都可能會被某些言論所影響，而不再像原本那樣，能自然而然地用願意講道理的方式來討論。其中最明顯的一種就是蔑稱（slur），譬如「黑鬼」、「猶太佬」、「德國佬」（Kraut）[H]、「西班牙佬」（Spic）[I]這類詞彙。「猶太佬」一詞所傳達的核心語意跟「猶太裔的人」一樣，但除此之外它也會引導討論方向，讓群眾難以設身處地為這個族群思考。你在聽過「猶太佬」這個詞之後去跟猶太人聊天，就很可能情不自禁地以為對方是個貪婪的人。

德國邏輯學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在一八九七年寫下但未發表的論文〈邏輯〉（Logic）中提醒我們，把同一個德語詞彙翻譯成「狗」（dog）和「野狗」（cur）會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這條狗吠了一整晚」跟「這條野狗吠了一整晚」的意思是一樣的，前者說的既不比後者多，也不比後者少。但「狗」是中性的，不會特別帶來正面或負面的感覺，而「野狗」卻會讓我們想到外表有點邋遢的狗，帶來的負面感覺顯然比正面感覺多。麻煩的是，雖然這種描述對狗來說有點不公平，我們卻無法說「這條野狗吠了一整晚」這句話為假。這樣說話的人的確都帶有貶義，但其貶義並不包含在表達出來的意義之中。前後兩句話的差別，在於後面那句像感嘆詞那樣表達了感覺。

弗雷格認為「野狗」的意思跟「狗」一樣，但會帶來負面聯想，而且無論它出現在句子的哪裡都會有這樣的效果。蔑稱都帶有這種性質。它無論出現在句子的哪裡，都會帶來負面聯想。即使蔑稱出現在否定句，它依然會讓我們更難設身處地同理他人，譬如這樣：


⑴傑森不是猶太佬。

⑵伯納不是德國佬。


這兩句話的「不是」，並不會消除「猶太佬」和「德國佬」這些詞帶來的負面效果。你不能因為這兩句話包含「不是」，就說自己沒有在汙衊猶太人或德國人。如果你說了這兩句話，你就使用了這些蔑稱會產生的效果。蔑稱在各種語境中都會生效，即使是在引用句也不例外：


⑶「猶太佬」是對猶太人的蔑稱。


既然每一種人類社會都會進行集體審議，蔑稱帶來的影響應該就不僅會出現在自由民主社會，更會出現在每一種人類社會中。

對蔑稱的傳統看法是，蔑稱表達了對目標族群的蔑視。這當然沒錯，把猶太人叫做「猶太佬」當然表示你蔑視猶太人。但在我們一同審議適用於所有人的政策的過程中，蔑視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看待彼此的方式，目前就還不清楚。在這方面，我認為下述這套由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和伊莉莎白．坎普（Elizabeth Camp）各自獨立提出的解釋相當合理。[J]坎普認為，蔑稱「釋放出一個訊號，讓人在觀點中選邊站，是一種直觀地看待整個目標群體的方法」。[17]泰瑞歐也提出類似觀點，她以蔑稱為核心，研究了那些極度貶損他人詞彙。她認為，蔑稱切出了「自己人／外人」這種分野，「把某些同胞標記為外人，剩下的就都是自己人」。[K]

坎普認為，雖然蔑稱帶有蔑視的態度，但核心效果卻在於別處：

雖然貶損他人毫無疑問是蔑稱的重要效果之一，但我認為其中的蔑視感並不像我們通常以為的那麼重要，而且不像我們通常以為的那麼能夠解釋蔑稱的機制。我認為蔑稱之所以會讓我們蔑視他人，大部分都是因為另一個更基本的原因：它讓我們產生一種距離感。發言者用蔑稱發出一種信號，表示自己既不屬於被蔑稱的群體，也不站在該群體那邊。更具體地說，發言者表示該群體並不值得我們尊重，而這就貶低了他們。

根據坎普的說法，「猶太佬」這種蔑稱詞的核心語意是猶太人，非核心語意則會讓我們把這個族群踢出「互相尊重」的範圍之外，更難明理地討論任何與這個族群有關的東西。每一種蔑稱都與一些泛型語意有關，會相應地改變我們的偏好排序。這些偏好排序讓人認為目標族群很可能擁有某些屬性，會讓我們覺得不需要尊重他們。蔑稱就是用這種機制，讓我們在共同制定政策的時候，覺得不需要考慮目標族群的觀點。

此外，坎普說了，蔑稱的非核心語意是「釋放出一個訊號，讓人在觀點中選邊站」，而說話者就是藉此與目標群體拉開距離。接下來我們就要討論，有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是從這種群體認同之中產生的。

如今，我們都知道蔑稱的力量對於種族屠殺的發生而言極為關鍵。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報導了一名曾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老兵，後者把中國人稱為清國奴（チャンコロ），是沒資格當人的蟲子或畜生。[18]哲學家泰瑞歐則在二〇一二年的〈種族屠殺的語言遊戲〉（Genocidal Language Games）中，詳細描述了「貶損性詞彙在奠定一九九四年盧安達圖西族（Tutsi）種族屠殺所需的社會基礎時，扮演的重要角色」。盧安達的胡圖族（Hutu）極端分子會用兩種蔑稱，或兩種「極為貶損他人的詞彙」來稱呼圖西人；第一種是用來稱呼蟑螂的inyenzi，第二種是用來稱呼蛇的inzoka。蛇對盧安達人而言是一種威脅，也是男孩在成年禮中必須殺掉的對象。盧安達人在殺掉蛇之後，會剁掉牠們的頭，並把身體切成碎片。胡圖族在宣傳中，藉由把圖西族稱為inzoka，讓胡圖民兵用長久以來的殺蛇方式，來設想要怎麼殺死圖西人。正如泰瑞歐所言，在盧安達，把一個人叫做inzoka的目的或者「社會意義」，就是讓受眾覺得殺死這個人是對社會有益的正當行為。

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說得很好。他指出，一個社會在發生種族屠殺之前，往往都會在宣傳中用語言或意象把目標非人化。這些極度貶損性的詞彙把目標族群描述成畜生或疾病，尤其是令人噁心的那些，藉此讓受眾覺得這些人威脅公共健康，譬如納粹把猶太人說成老鼠，胡圖族把圖西人說成蛇都是好例子。而當你打著維持公共健康的旗號，這些言論乍看之下就完全講理。當然，非人化的宣傳比種族屠殺更常見，但當我們以後再聽到有宣傳把某一群人說成畜生、蟲子、害蟲的時候，就該想起這類宣傳與種族屠殺之間的關聯性有多強。這種描述方式，會讓社會覺得可以正當地用對待那些動物的方式，去對待某一群同胞。

不過，這些為數不多的哲學研究在討論蔑稱時，還是都做了一項錯誤的預設：它們認為蔑稱很特別。這些研究都著重於描述那些專屬於蔑稱的特質，但許多其他語言特質產生的效果和蔑稱也很類似，甚至相同，而且這些特質都很常見。正如前幾章所言，宣傳在自由民主國家的危險之處，就是人們通常不會發現它是宣傳。要點出這有多危險，也許最適合的方法就是指出，自由民主國家的哲學教授往往假設有一類明顯可辨的詞彙，而這些詞無論出現在語句的何處，都會讓受眾不通情理。如今，在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辯論中，只要對少數族群使用蔑稱，幾乎都會被揪出來。但當自由民主像在當代匈牙利那樣開始瓦解，明目張膽的蔑稱就會越來越容易被接受。[19]也許自由民主國家的哲學系對蔑稱的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發展，就是因為蔑稱在自由民主國家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真正重要的問題，其實是那些表面上都不是蔑稱，功能卻與蔑稱相同的語詞。

許多乍看之下專屬於蔑稱的特質，其實都無所不在，而我們之所以沒發現也不只是因為輕忽而已。這會讓許多當代研究蔑稱機制的著名理論站不住腳。魯維．安德森（Luvell Anderson）和厄內斯特．勒波（Ernest Lepore）就認為我接受的那種「內容論」很有問題。他們認為「內容論」無法解釋為什麼蔑稱總是帶有負面涵義，而這種現象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蔑稱的負面涵義並非來自內容，而是來自非語意性的緊縮事實（deflationary account）：蔑稱全都是禁用辭彙。根據安德森和勒波的解釋，蔑稱之所以總是會帶來負面涵義，是因為我們禁止使用這些詞，一旦使用就違反了禁忌，負面涵義也就由此而來。

我還蠻能理解安德森和勒波為什麼會認為自由民主文化中的蔑稱全都是禁用辭彙。我甚至認為他們點出了自由民主文化的一項特徵：這種文化不允許人們明目張膽地貶低任何人。但接下來我要說，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在平常的討論中，許多乍看之下人畜無害的詞彙其實都像蔑稱一樣，無論出現在哪裡都會帶來負面意涵。譬如在美國，「社會福利」不是禁用詞彙，但它無論出現在哪裡都會帶來負面意涵。即使是「約翰相信比爾靠社會福利維生」這種句子，依然傳達了負面的社會意義。

本章將延續莎莉．哈斯藍爾的研究貢獻，指出即使是「母親」這種表面上毫無問題的詞彙，也會傳達出負面的社會意義。「社會福利」和「母親」這兩個詞都沒有被任何人禁用，但卻都具備蔑稱所具備的屬性。安德森和勒波認為只有被禁用的詞彙才會擁有這些屬性，但事實並非如此。宣傳的某些特性是安德森和勒波的分析無法掌握的。[L]

在整個政治辯論體系中，人們總是三不五時就會想要使用一些具有蔑稱功能的詞彙。我在上一章的結尾就引用了一段李．艾瓦特一九八一年的評論來當例子。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家塔莉．曼德堡在二〇〇一年對美國政治訴諸種族歧視的重要研究《種族牌》（The Race Card）中，就詳細解釋了有哪些言論機制與隱性的種族歧視相關。

美國白人在歷史上就一直很愛歧視別人，歧視甚至是美國精神裡某種揮之不去的特質。至少早在兩百年前，美國白人的意識形態就深信黑人很容易犯罪，而且天生懶惰。而且就像曼德堡說的那樣，他們相信黑人的犯罪傾向「跟不喜歡老實工作的傾向緊密相關，源自與生俱來的惰性」。[20]即使是十八世紀末紐澤西的廢奴主義者，也相信黑人天生懶惰。[M]白人的這種種族歧視觀點，在美國的歷史上一直主導著政治界。到了一九六年代，政治圈開始出現曼德堡所謂的「種族平等準則」（a norm of racial equality），但曼德堡描述種族平等準則的方式會引起嚴重誤解。當時的狀況是，美國白人開始對某些過去可以被被接受的、非常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言論產生強烈的厭惡感，但在政治場合發表許多可以算是種族歧視的言論，還是不會有問題。譬如「黑人的文化會培養出失敗的性格」這種話，無論如何都不符合「種族平等準則」，但如果當時的政治人物這樣說，大概不會惹上什麼麻煩。不過總之，就像之前我引述過的那句李．艾瓦特的名言，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末，某些過去一直以來為人所接受的種族歧視言論，都變得不能接受了。

公共政治場域對種族歧視的新規範，逼得那些想搞政治宣傳的人另闢蹊徑，試圖用不直接踩線的方法喚起美國人的種族偏見。在李．艾瓦特之前，一定早就有人試圖用含蓄的方式貶損黑人，而且共和黨把這招當成拉票的核心策略也至少長達十年。譬如，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的幕僚長H．R．哈德曼（H. R. Haldeman）就在日記中寫道：「總統強調，你必須承認社會福利問題其實就是黑人問題。而成敗的關鍵就是想出一套方法，在不直接說破的情況下讓人了解這件事，譬如指出歷史上唯一沒有建立過像樣國家的種族，就是黑人。」[21]

民權運動之後，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知道必須禁止那些非常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言論，但畢竟種族偏見是美國國族認同的核心之一，許多人心中的種族偏見依然沒有消除。於是，政界的聰明人就開始用許多表面上不是蔑稱，甚至表面上跟黑人沒有關係的語詞，去發揮坎普所描述的蔑稱所帶來的效果，摧毀人們對黑人的尊重。

曼德堡和她在普林斯頓的同事馬丁．季倫斯都研究過「社會福利」一詞對人們的政治意見造成的影響，並且發現這個詞會促發種族偏見。只要使用「社會福利」（或許還包括「食物券」）這些指涉到社會支出項目的詞彙，就可以加強人們對黑人的種族偏見。該研究的結論是，「提到任何與種族相關的事物，譬如社會福利，都可能加劇選戰中的種族對立，即使你提到的是領取社福的白人也不例外」。[22]不過另外最有趣的是，曼德堡對密西根的社會人士做過一項很值得注意的實驗，發現如果候選人的競選言論擺明帶有種族歧視，言論引發的種族偏見效果反而會降低。[N]

促發效應的相關研究，在我們了解許多其他現象時很有用，不過卻不太能幫助我們了解機制。而我想做的，就是找出曼德堡和季倫斯所提到的那些現象背後的語言學機制。也就是說，我想找出人們如何在政治辯論中用語詞促發種族偏見，產生宣傳的效果。

那些對美國黑人的蔑稱顯然是明目張膽的種族歧視。不過，當社會上出現了曼德堡所說的種族平等準則，蔑稱能帶來的種族偏見效果，就反而大幅低於哲學家們認為具有蔑稱效果的其他語詞。而且在美國這種自由民主國家，尤其在民權運動之後，用偷渡的方式讓語詞產生哲學家所說的蔑稱效果，更是比直接使用蔑稱有效非常多。那些研究蔑稱的哲學家，尤其是坎普，已經簡潔地描述了這類宣傳語言的作用機制。但是，這些語言的負面效果其實不是像他們說的那樣源自蔑稱。在已經用種族平等準則來規範言論的環境下，最能夠讓受眾變得不通情理的宣傳方式，其實不是直接汙衊你的目標，而是用其他方式暗指他們。至少在美國，潛心研究那些蔑稱的哲學家，很可能放錯了重點。

很多時候，人們刻意使用「社會福利」、「領取資格」（entitlement）以及其他與社會福利計畫相關的語詞，都是要傳遞帶有種族歧視的非核心語意。而且許多時候，這些非核心語意都帶有政治性。蔑稱研究的錯誤在於，研究者假設那些使用了蔑稱的言論跟沒有使用蔑稱的言論之間有明確的分野，但其實沒有。很多詞彙、或者說大部分的詞彙，都帶有某些「專屬於」蔑稱的非核心語意，這些語意無法被直接反駁，而是會被直接加到溝通的共同基礎上。大部分這樣的詞彙一旦出現，它們帶有的非核心語意就難以被消除。

政治界總是在找一些表面上不算是蔑稱，卻可以用其非核心語意讓政治辯論染上成見的語詞。近來在法律辯論中出現的「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nt）和「非法外籍人士」（illegal aliens）就是好例子。我們顯然擔心，這些語詞所帶有的非核心語意，會讓人在相關討論中不去考慮移民的觀點。二〇〇六年，美國西班牙裔新聞工作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panic Journalists）強烈要求新聞媒體停止使用「非法移民」、「非法外籍人士」這些「把人非人化的詞彙」。[23]他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協會一直以來都對使用這兩個侮辱性的詞彙來描述無證移民（undocumented immigrant）一事予以譴責，這會讓受眾把無證移民誤認成異常、有害、非人類的局外人，以為他們帶著可疑的意圖進入美國。」然而，儘管在這之後還有好幾起聲明，最高法院依然在幾十起案件中，繼續使用「非法移民」這個詞。直到二〇〇九年索尼婭．索托馬約（Sonia Sotomayor）被任命為大法官，才在她審判的第一起案件中用「無證移民」取代「非法移民」。到了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加州最高法院跟進，而且特別為此寫了一段很長的註解說，為了「避免另一個詞彙潛藏的許多不良語意」，他們決定改用「無證移民」。[24]卡爾．施密特說得沒錯，詞彙的選用在政治圈果然是最嚴重的問題。

重複聯想這一心理機制，會在上述的這些狀況中，讓某些詞彙帶著有問題的形象或刻板印象。於是有些人就會用這些詞彙來表達其通常的意思，同時明確否認自己有在刻意喚起相關的刻板印象。譬如，在二〇一二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初選的某次辯論中，主持人胡安．威廉斯（Juan Williams）就這樣問過黨內候選人紐特．金瑞契（Newt Gingrich）：

你最近曾說「黑人該爭取的是工作而非食物券」。此外你也說「窮人家的小孩不夠敬業」，並且建議他們去擔任學校裡的清潔工。難道你不覺得再怎麼說這都是在侮辱所有美國人，尤其是侮辱美國黑人嗎？

金瑞契回道「不，我不覺得」，然後獲得觀眾報以如雷的掌聲。接著，金瑞契開始講那些努力工作多麼重要的陳腔濫調，說了一堆那些從小就極其努力的人的故事，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等金瑞契說完，威廉斯就指出「不夠敬業」這種說法會讓人想起負面的種族刻板印象。威廉斯解釋，每一位跨越了種族隔閡的美國人都看得出兩者之間的關係，而金瑞契的否認是在試圖騙人。但威廉斯如此回應之後，反而得到大量噓聲。

前述這件事的重點在於觀眾的反應強度。可想而知，因為討論到了「敬業精神」和「食物券」這類帶有種族歧視非核心語意的詞彙，這成了整場辯論情緒最激動的一節。觀眾的態度讓金瑞契只需要回應他發言的核心語意，完全不用為其非核心語意帶有的種族歧視色彩負責。[O]更糟的是，後來威廉斯明明是在提醒觀眾這些語詞傳達了負面的社會意義，卻反而引發觀眾更強烈的種族歧視情緒。這就是宣傳的恐怖之處。你可以去批判這些語詞帶來的效果，但你光是說出了這些語詞，就會再次引發相關的效果。[25]

若要繼續解釋宣傳利用了哪些機制，就必須再引進一個概念：社會意義。提出法律的表達論（expressive theory of law）的法學家丹．卡韓就在他的著作中提過這個概念。婚姻制度就是帶有明確社會意義的好例子。婚姻的社會意義就像哲學家拉爾夫．魏伍得（Ralph Wedgwood）所說，包括「性親密（而異性戀配偶可能會因此生小孩）、雙方合作處理家務與經濟需求（如果有小孩就包括撫養小孩），以及為了維持關係的長期承諾」。[26]這種制度承載的社會意義相當強大。至於法律的社會意義，卡韓則以一九八九年的《國旗保護法》（The Flag Protection Act）來舉例。[27]這條法律的社會意義是提醒大家愛國。而且由於現實中幾乎沒有人會在抗議中焚燒美國國旗，這條法律唯一的目的就是表達這種社會意義。法律的表達論者提醒我們法律具有社會意義。社會意義所採取的形式未必要是具有真假值的命題，也可以是要求受眾優先選擇某些可能世界的命令。前文已經解釋了如何以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後者這種沒有真假值的命令。

法律和制度都有社會意義，語詞也有。麥可．瓦哲（Michael Walzer）就說過，「賣淫與賄賂這兩個詞就像買賣聖職（simony）一樣，描述的都是買賣一些在某些理解下絕對不可以拿來買賣的東西」。[28]大部分的宣傳，都會在那些乍看之下毫無問題的政策語彙上，掛載有問題的社會意義，把「社會福利」抹黑成「賣淫」這樣的髒字。社會意義屬於詞彙的非核心語意，所以會像非核心語意一樣「無法協商、無法直接質疑，而且即使大家拒絕在共同基礎中加入核心語意，非核心語意也已經先被加了進去」。簡單來說，光是想討論要不要接受該詞彙的核心語意，就得接受它的社會意義。很少人會去質疑社會意義，所以我們即使拒絕了包含某個詞的主張，依然接受了該詞所帶有的社會意義。

還記得本書開頭引用了維多．克蘭普勒討論的，納粹是怎麼使用「英雄主義」這個詞的嗎？當時媒體把這個詞跟一些特定形象連結在一起：賽車選手、坦克駕駛、衝鋒隊員。對於在納粹時代長大的人來說，這些形象都屬於「英雄主義」這個詞的社會意義。他們一聽到「英雄主義」就會聯想到這些形象，就像弗雷格說「野狗」會讓人想到骯髒的狗一樣。共和黨的「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也是這樣，它刻意用那些與社會福利相關的語詞，來加強住在城市的黑人都很懶惰的刻板印象。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芝加哥，有一位看起來犯了很多重罪的黑人女性琳達．泰勒（Linda Taylor）。[29]她被捕的時候的罪名是以四個不同的化名詐領福利金，榨取政府八千美元。《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在報導中把她描寫成開著凱迪拉克、用假身分去領取福利金的「福利女王」（welfare queen）。這項罪行是讓泰勒入獄的一個原因，但她犯過的其他罪行，每項都比這更嚴重。

然而，到了一九七六年雷根競選總統時，「福利女王」這個詞卻變成讓民眾以為大量黑人都在詐欺，進而引發恐慌的工具。雷根在某次造勢大會上說道：「芝加哥有一個女人⋯⋯用了八十個化名、三十個地址、十五個電話號碼來蒐集食物券跟社會保險，捏造四個已故的丈夫來申請退伍軍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她光是一年的免稅收入就有十五萬美元。」這些敘述都嚴重偏離現實，而且琳達．泰勒的主要收入來源根本不是福利詐欺，而是搶劫。但從此之後，這位開著凱迪拉克的黑人福利女王形象就不逕而走，幾十年來在社會福利計畫的辯論中縈繞不去。在那段時間中長大的美國人一聽到「社會福利」這個詞，腦中就會浮現一名住在市中心、開著凱迪拉克的黑人女性，這就跟在納粹時代長大的德國人一聽到「英雄主義」就會想到坦克駕駛和衝鋒隊員一樣。[30]

在美國，「社會福利」這個詞的意思，是指州政府與聯邦政府對「身體健康、能夠工作的窮人發放的現金援助」，譬如貧困家庭臨時援助方案（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TANF，原AFDC）。[31]表面上，討論「社會福利」就是在討論這類方案，所以政治人物使用這個詞，表面上也是完全講理的，畢竟政治人物本來就該討論政策。再加上，那些想要刪除社會福利的政治人物，通常還會表現出一副極為關心黑人同胞福祉的樣子，表面上就更沒有問題。

二〇一四年三月，眾議員保羅．萊恩（Paul Ryan）發表了一份長達二百四十頁的報告《向貧窮宣戰：五十年後的結果》（The War on Poverty: 50 Years Later）。該報告主張，社會福利計畫消滅了人們工作的誘因，創造了「貧窮陷阱」。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萊恩在比爾．班奈特（Bill Bennett）的《美國之晨》（Morning in America）節目上說道：「我們有一種奇怪的不工作文化，尤其在市中心特別嚴重。一代又一代的人完全放棄了工作，又完全不想學習工作的價值和意義。我們必須解決這種文化問題。」眾議員芭芭拉．李（Barbara Lee）聽到該發言之後表示：「萊恩議員所謂的『市中心』貧困問題，是一種赤裸裸的種族攻擊，我們不能容忍。」她在電子郵件中向記者說：「大家都知道，萊恩使用的『市中心』、『文化』這些詞都是暗語，都是在暗指『黑人』。」

萊恩的做法在字面上看來非常講道理；他投入大量時間寫了一篇兩百頁的報告討論「市中心」的各種問題，用經濟學的方式指出這些問題都是社會福利造成的，尤其是讓人喪失「敬業精神」。如果我們逼這些住在市中心的人去工作，就能他們變得「更敬業」且人生過得更好。乍看之下，這種說法完全是在試圖讓「市中心」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非常明理。

但許多美國人都相信的「住在市中心的人不夠敬業」一說，當然不可能跟社會福利計畫有關係，畢竟社會福利計畫到了一九六〇年代才出現。這種對於黑人的刻板印象像塔莉．曼德堡說的一樣，早就散播在整個美國歷史之中。過去，人們支持奴隸制的理由，就是美國黑人「不夠敬業」，需要特殊的誘因才會去工作。萊恩只是把奴役換成餓肚子而已。他才不會用這種誘因去對待那些不住在「市中心」的人呢。

美國的聯邦援助計畫已經獲得了一種社會意義：黑人很懶惰。舉例來說，阿帕拉契有很嚴重的、連續好幾個世代的貧窮失業問題，但我猜很少美國人會說阿帕拉契的貧窮白人「懶惰」。換句話說，那些聲稱市中心黑人是因為懶惰才連續貧窮了好幾代的說法，就是在說黑人會窮跟白人會窮是因為不同的原因。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是「社會福利」這個詞承載的社會意義。在其他國家，「社會福利」一詞也會因類似的機制而有鄙視移民之意。宣傳很常用這種機制來操弄族群問題，尤其是在社會限制不准明目張膽操弄族群問題的時候特別常見。

我們現在知道為什麼宣傳是自由民主之敵：它讓我們無法進行民主審議。共和黨的南方戰略，把某些社會福利詞彙連結到美國長久以來的種族刻板印象上，讓人們更難討論這些社福計畫的優缺點。我們在討論這些計畫時必須用到相關的詞彙，但這些辭彙都染上了長久以來的種族成見，光是說出來就會影響討論。於是，在討論這些社福計畫時，就變得很難不帶著種族主義色彩。這種宣傳手法讓民主審議變得一團混亂。本書最初幾頁引述的喬納森．柴特提到的詭異現象，也正是因此而生。

同樣地，我們現在也知道為什麼在納粹德國中長大的人，會像維多．克蘭普勒說的那樣，對於「英雄主義」這個詞產生特殊的反應。納粹成功地把「英雄主義」一詞連結到日耳曼霸權的許多象徵上，讓衝鋒隊員或賽車選手這些象徵，變成「英雄主義」一詞的社會意義。自由主義是普世中立的，不偏袒任何一方；納粹則完全相反，刻意把日耳曼人和猶太人挑出來給予特殊對待。克蘭普勒發現，當時的人們一聽到「英雄主義」這個詞，就沒辦法再去理解自由民主是什麼。我們現在知道，這是因為「英雄主義」這個詞在當時的社會意義與自由民主極度不相容，而社會意義屬於非核心語意，所以在納粹政權中長大的人在聽到這個詞的瞬間就會立刻接受。他們一旦接受，討論時的共同基礎就無法再納入自由主義所預設的概念。因此，人們會像克蘭普勒說的那樣，「只要擁抱了這種版本的英雄主義，或者更精確地說，擁抱了這種對英雄主義的誤解，就再也無法正確理解人道、文化、民主的本質」。

當然，宣傳不只是對那些與宣傳者擁有相同意識形態的人才有用。很多宣傳都刻意針對某些群體。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看到，社會中處於極為優勢的群體，會利用宣傳來控制弱勢群體，而我會解釋有哪些心理機制與哪些從認知形成知識的機制會造成這種現象。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有某些語言機制會造成這種現象了。語詞的非核心語意，可以讓弱勢群體接受主流群體的意識形態。在真正開始討論之前，非核心語意就會先被加入共同基礎之中，於是弱勢群體光是想討論相關事項，就必須先接受那些認為他們次人一等的說法。他們未必相信這些說法，但如果不使用在非核心語意帶有這些說法的詞彙來討論，就會連發聲都不可能。

這當然不是說語詞的意義一旦成形就無法扭轉。譬如，「歐巴馬健保」（Obamacare）這個詞原本是拿來貶低《平價醫療法案》的，後來在使用中卻失去了語詞中的貶義。但要扭轉語詞的意義，就得有足夠的力量去控制媒體與其他權力工具，而弱勢群體的成員通常都沒有這種力量。當各方社會地位大幅不對等，要成功阻止別人使用特定詞語，或要成功扭轉負面語詞的意義，就都會變成天方夜譚。

上述的語言機制，可以解釋為什麼弱勢群體在跟優勢群體對話的時候，往往被迫接受社會對他們的負面刻板印象。譬如，美國黑人在和白人討論「市中心的問題」時，光是要讓討論繼續進行，就必須暫時接受市中心的人都懶惰又暴力的印象。弱勢族群光是為了順利地與優勢族群討論與弱勢族群相關的問題，就必須一方面暫時接受相關的負面刻板印象，一方面又得讓自己不被這種刻板印象所左右。這就是前述的語言機制直接導致的困境。

主流群體的宣傳通常會利用語詞的非核心語意來散播負面刻板印象，把弱勢群體描繪成一群不值得我們彼此互惠的人。這種宣傳會降低弱勢群體的自尊心。如果自尊的確像羅爾斯說的那樣，是最重要的基本善（primary good），那麼削弱他人自尊心的宣傳，就是在讓最重要的基本善分布得越來越不平等。這告訴我們，每一位關心自尊心在社會基礎上的不平等的政治哲學家，都必須擔心宣傳帶來的問題。[32]

在美國，「社會福利」這個詞有著「黑人很懶惰」的社會意義。我在之後的章節會解釋為什麼「黑人很懶惰」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社會福利」這個詞在染上這種社會意義之後，就被宣傳拿來大肆散播。但宣傳語言除了利用語詞的非核心語意去傳播有問題的社會意義以外，還會用其他方法讓人們變得不通情理。

語言的上下文脈絡會改變語句所表達的主張。如果你說「我生氣了」，想反駁你的人不會說「可是我不生氣啊」，因為這兩句話指涉的人根本就不一樣。這類語句的意義之所以會依賴語境，是因為「我」這種第一人稱代名詞所指涉的人是誰，是根據說話者來決定的。「我們」這種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也是這樣，它指涉的可以是這個房間裡的人，也可以是所有柏林人，甚至可以是所有歐洲人。從事宣傳的人會利用自然語言的這種語境依賴性（context-dependency）來影響我們，讓我們變得不通情理。

有一種語境依賴性和「每個」、「所有」、「某些」這類量詞有關。「每個學生都說華語」這種句子所表達的主張，會根據脈絡而改變。有時候，「每個學生」是指教室裡的所有學生，有時候則是指學校裡的所有學生。這種量詞機制可以用來讓人變得不通情理。當義大利的政治人物說「每位公民」，她的意思是每一位義大利公民，而非世界上的所有人。所以，如果她說「每位公民都同意必須用法律保留義大利的傳統文化」，就是在把那些並非來自傳統義大利的人排除在外。

我們都知道量詞可以用來做哪些事，其中一種就是用「我們」這種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來劃分界線，把某些必須遵守法律的同胞排除在討論範圍之外，讓人們變得不通情理。艾瑞克．亞克頓（Eric Acton）與克里斯多福．波茲在論文中指出，「初步證據證實」二〇〇八年美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莎拉．裴琳（Sarah Palin）使用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的頻率大幅高於其他政治人物；譬如，她在跟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辯論時使用的詞彙中，就有百分之三點四九是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相比之下拜登只有百分之二點二一。亞克頓與波茲甚至引用了那場辯論中的一句名言：「讓我們照著我們爸媽在我們還拿不到信用卡之前告訴我們的話生活吧——賺不到的我們就不要花。」（Let’s do what our parents told us before we probably even got that first credit card: don’t live outside of our means.）在這短短的一句話裡，「我們」一詞就出現了五次，而且似乎不是在指所有美國人，而是僅指那些在雙親家庭中長大、以「傳統家庭價值」自居的選民。「我們」或其他同義詞，經常是政治人物用來劃分敵我的工具。

克蘭普勒的《第三帝國的語言》的第十三章叫做〈名字〉，文中指出在第三帝國時期，德國到處都有人幫小孩取日耳曼名字，譬如「巴德爾」（Baldur）、「迪特」（Dieter）、「德勒夫」（Detlev）、「烏威」（Uwe）、「瑪吉特」（Margit）等等。當代的我們如果住過德國，認識第三帝國時期出生的人，對這些名字應該都不陌生。在當時的環境下，擁有這種名字代表你是該國的一分子，是「我們」的成員之一。擁有傳統的日耳曼名字表示，你是安全的。

那些讓人不通情理的宣傳，除了能用來貶低一整群人以外，也經常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被用來質疑個人。米蘭達．弗里克認為，人們經常會用一些讓受眾覺得其談論的目標「不算是完整的人」的表達方式，來質疑目標的可信度。[33]她把認知過程中的可信度分成能力（competence）與誠意（sincerity）兩部分，[34]而許多政治宣傳都是為了動搖其中之一。那些把歐巴馬說成穆斯林的人，口中的「穆斯林」一詞的非核心語意都顯然帶有「恐怖分子」或某種「反美」的社會意義。這種發言的目的，就是質疑總統並不真誠，所以並不可信。同理，把莎拉．裴琳說成「鄉巴佬」（hick）、把小布希說成「兄弟會小男孩」（frat boy）則是在質疑他們的能力。

艾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披露的文件中，包含了英國政府通信總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簡稱GCHQ）旗下聯合威脅研究情報組（Joint Threat Research Intelligence Group，簡稱JTRIG）的資料。這個組織的任務是用社群網站與部落格來「宣傳」、「欺騙」、「廣發消息」、「散播敘事」、「塑造虛擬人設」、「影響心理」，[35]基本上就是製造宣傳需要的所有條件。部門中有些人專門負責讓受眾陷入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譬如讓人們覺得自己屬於那些支持政府或對政府沒有威脅的團體（就像丹．卡韓在相關論文中說的一樣，讓人「覺得自己在那些團體中的身分很重要」），產生所謂的「身份保護認知」（identity protective cognition）。其中一份稱為〈欺騙的技藝：線上隱密行動訓練指南〉（The Art of Deception: Training for Online Covert Operations）的文件，就是專門教人如何用「共同的意識形態」凝聚向心力，以及如何藉由「點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來分裂團體。[36]該部門也有人研究如何「詆毀目標」；他們寫了一份投影片教你如何詆毀個人，另一份則教你如何詆毀公司。詆毀個人的方法是讓目標看起來引人反感，譬如「杜撰一篇網路文章說，這個人傷害了很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這顯示米蘭達．弗里克說的沒錯，把談論的目標說成「不是完整的人」的確經常可以有效地降低該目標的可信度，至少某些重要西方民主國家的宣傳教戰手冊就是直接這樣寫的。

把談論的目標說成「不是完整的人」通常都違反自由民主的精神，因為它意味著該目標不值得我們關注。而且如果這種言論出現在自由民主國家，就會變成打著願意講道理的旗號讓人變得不通情理，是一種典型的惑眾妖言。

我們在前文談到，有好幾種不同的宣傳語言技巧，都可以打著願意講道理的旗號讓人不通情理。這會讓人開始思考一個問題：有沒有辦法在維持言論自由的狀況下，像禁止使用蔑稱那樣禁止這類宣傳？這個問題複雜到無法在這裡討論，最多只能簡述一下它的複雜程度。

社會意義無所不在。伊莉莎白．安德森和理查．皮德斯（Richard Pildes）列出了好幾個例子，說明很多法官和律師是怎麼用社會意義傳遞的偏見來影響判決。[37]這告訴我們，社會意義所帶有的偏見，的確可以像典型的宣傳言論那樣影響辯論，而這也提醒我們社會意義在辯論中有多常出現。他們在描述關於聯邦制度的辯論時，就提到「史卡利亞大法官（Antonin Scalia）在普林茨訴合眾國案（Printz v. United States）中說，國會『強迫』各州官員聽令辦事，把州政府變成『國會的傀儡』，違反『各州政治獨立』的原則。」[38]而且，討論州政府到底有沒有被不當宰制時，史卡利亞大法官又用了帶有「降格、從屬、支配」等社會意義的語詞試圖歪曲討論，刻意讓人們把降格與從屬等指控當成既定事實。

正如安德森和皮德斯所言，我們很難事先知道有哪些字詞的非核心政治語意會在辯論中歪曲討論，也很難事先得知是用怎樣的機制來歪曲。二〇一三年，哈斯藍爾就在美國哲學學會主席演講（APA Presidential Address）中指出，雖然「蕩婦」這類蔑稱顯然帶有非核心政治語意，但「母親」這種表面上人畜無害的詞也有——它預設了「我們的性別會影響帶小孩的能力」。[39]說出「母親」這個詞，就會在我們對話的共同基礎上新增某些內容，或者會讓我們把母親具有某些特質的可能世界，排在沒有那些特質的可能世界前面。哈斯藍爾之所以要舉這個例子，是要提醒我們有很多詞都在其非核心語意中帶有某種社會意義，即使是「母親」這種看起來完全正常的詞也不例外。而且，這些詞的社會意義就跟蔑稱一樣，與使用它們的方式息息相關。也許那些乍看之下無關痛癢、但其所帶有的社會意義卻能夠束縛人們的詞彙，反而能夠最有效地產生政治影響。

那麼，如果禁止使用那些帶有會傷害自由民主的社會意義的字詞，是不是就能解決問題呢？我很懷疑。舉例來說，如果我們不說「我老婆」跟「我老公」，改說「我的配偶」就會比較好嗎？前者那組說法帶著會束縛人們的社會意義，後者那組沒有，但這些意義其實深植在各種讓人不自由的現實做法之中。如果你想要消滅這些字詞的社會意義，唯一的方式是讓老婆跟老公所扮演的社會角色不再那麼束縛人們。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我們的確可以把字詞當成屬性和事物的名字。但如果要這麼做，就必須同時記得字詞不只是屬性和事物的名字。語言學家早川一會在他於一九三九年發表的〈普通語意學與宣傳〉（General Semantics and Propaganda）中就寫道：

事實上，我們不可能在不涉及語言脈絡的情況下去命名任何一件事物，更不可能去描述它。「錢」是什麼？「矯正院」是什麼？「教授」是什麼？「音樂家」是什麼？「Tomboy」[P]、「貸款」、「貓」又各是什麼？[40]

「教授」這個詞的確可以用來形容很多人，因此我們可能會以為，稱某人為「教授」只是說他屬於那一群人而已。但光是用這種說法把他劃歸到那一群人裡面，就會同時產生很多效果。我們會因此預設許多關於大學體制的事情，譬如讓聽眾覺得這個人有在開課教書。這麼做同時也會傳達某些社會意義，譬如讓聽眾覺得他的政治立場偏自由派，但事實上可能完全搞錯。詞彙是人類文化的產物，現實中的推理遠比邏輯學課本寫得複雜太多。

語言可能會對說話的脈絡產生好幾種不同影響；我們可能說出一句願意講道理的話，卻把脈絡搞得更不通情理。有些人也會用這種機制，用乍看之下講道理的語言，讓人們變得不通情理。但除此之外，社會意義的無所不在，以及詞彙所帶有的各種制度性預設，其實還會讓我們很自然地推論出一個更悲觀的結論：現實中的溝通過於複雜，公共理由的理念根本無法實現。這項結論也許為真，但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毫無根據，只能算是猜測。

此外，這還會讓我們很自然地推論出另一種悲觀的結論：自然語言影響信念的方式過於多元，無法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如果想要符合理想的溝通標準，就必須捨棄自然語言，改用沒有這些性質的理想語言（ideal language）來討論事情。但是，想要讓現實中的討論變成像邏輯算式一樣，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就算沒有理想語言，我們也未必要接受這個悲觀結論。語言對說話的脈絡所造成的各種影響未必會彼此抵消，在宣傳中也是如此。

我們經常會以為，那些用邏輯與語意學工具去研究溝通與溝通障礙的方法，都預設了自然語言就像單純的邏輯語言一樣。有個傳言說，大衛．路易斯之所以把他在形式語意學領域中的開創性論文叫做〈普通語義學〉（General Semantics），有一部分就是為了嘲諷阿弗雷德．科基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在兩次大戰期間所創立的普通語義學流派。科基布斯基想做的，是試圖描述宣傳的作用機制，並用邏輯與心理學來設計反制方法。但有趣的是，大衛．路易斯提出的形式工具，尤其是〈語言遊戲中的計分方式〉裡面的模型，其實反而像蕾．藍騰、瑪麗．凱特．麥高文（Mary Kate McGowan）、伊夏妮．麥特拉說的一樣，在分析語言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果時非常有用。

本章要做的，也是嘗試指出語意學和語用學工具在幫助我們理解語言的宰制機制時多麼有用。我所使用的工具以真值條件框架為核心，它可以讓我們了解正常而成功的審議是怎麼發生的。成功的審議過程，是先提議在對話的共同基礎上新增一項內容，然後大家開始辯論要不要新增。如果辯論的結果是要新增，參與者就從此排除了那些該內容為假的可能世界，然後開始處理下一項問題。這種認知框架讓我們至少可以清楚地了解審議結構的其中一部份。

語言所傳達的許多資訊都不會「被人拿來討論」。在一般的狀況下，這些內容都無關緊要。舉例來說，我說話的時候，人們不會去討論我是不是正在說話。當我說「他媽的桌子」，人們不會去討論我是不是對那張桌子產生了負面態度。當我說「外面一定在下雨」，人們可能會討論外面到底有沒有下雨，但不會去討論這句話是不是我的猜測。我們可以去質疑這些「不會被人拿來討論的內容」，但通常這會讓討論偏離原本的主題。

由於真值條件框架至少讓我們了解公正無私的溝通是怎麼一回事，有人可能會以為這表示有某些方式可以讓現實中的溝通不要夾帶偏見。[Q]不過，我們可以用精確或簡單的工具，成功描述語言的複雜性如何讓宣傳產生效果，並不代表我們的日常語言是由這些精確或簡單的工具構成。歧義詞就是個好例子，日常語言中有很多詞至少都可以用兩種不帶歧義的精確方式來重新描述。本章已經試圖用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描述了各種宣傳效果。我試圖說明，用系統化的方式整理語言的各種非系統性運作機制，可以讓我們更容易看到人們什麼時候是在用語言操弄他人。

然而，自然語言所產生的各式各樣不同影響，也讓政治理論出現了一個重要問題：公共理由的理念到底扮演著什麼角色？羅爾斯認為理念必須「可以落實」。但如果語言像我前述說的那麼複雜，我們真的能在現實中遵循「願意講道理」、「客觀」、「理論理性」這些規範嗎？這個問題大到無法直接回答。在回答之前，我們必須先進一步了解「在怎樣的情況下，言論才算是有遵循某種規範」。

我們可以把願意講道理、客觀、理論理性都當成理想的審議規範。但現實溝通的複雜性，可能會讓這些規範變得無法實現或不切實際。如果現實的溝通都很複雜，而且經常用拐彎抹角的方式傳遞資訊，這些公共理性的規範到底有什麼用？

指引溝通行為的規範中最明顯的一種，就是指引語言行為的規範，譬如提出主張與做出承諾時必須遵守的規範。人們通常都認為，為了確保言出必行，發言者與聽眾之間必須有一種哈伯瑪斯所說的「人際之間的約束力和紐帶」。[41]不同的語言行為會產生不同的人際關係，並且必須遵守不同的規範：

如果發言者願意透過發話行為（illocutionary act）[R]的表現，去接受人際之間的約束力和紐帶，就表示他願意為了說出這些話去遵守某些規矩。譬如只要有人給出滿意的答覆，他就會認為自己提出的問題已經解決；只要有人證實他所言為假，他就會放棄自己提出的主張；只要受眾與他的處境相同，他就會遵守自己提出的規則。因此，如果某項可以由受眾決定要不要接受的語言行為，擁有某種字面上沒有寫明的力量，就表示這項行為可以讓受眾相信發言者會履行典型語言行為帶有的義務。[42]

正如哈伯瑪斯所言，一種語言行為在某個社群中是否存在，取決於該社群是否要求發言者至少在某些經常出現、一旦看到就認得出來的脈絡中做出該行為時，履行相應的義務。蒂莫西．威廉森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他認為我們只有在「一般來說至少可以辨別」怎樣算是違反相關規範的時候，才會把某些語言行為當成是在「提出主張」。如果某個社群幾乎完全不會去懲罰公開說謊的人，或者該社群幾乎沒有人會在發言時盡量只說實話，我們就會說這個社群根本不存在「提出主張」這種語言行為。

雖然溝通像前文講的那麼複雜，但這種複雜度並不會影響怎樣才算是一項主張。主張是語句的核心語意。我認為宣傳影響的部分則通常是非核心語意，它繞過宣稱，直接加到對話的共同基礎之上。事實上，這就是本章所討論的惑眾妖言的關鍵機制。宣傳言論必須擁有願意講道理的核心語意，必須提出願意講道理或符合其他審議理念的主張，才能有效地在另一個層次上讓討論變得不通情理。

如同哈伯瑪斯所言，人們普遍認為如果某個社群存在某種語言行為，那個社群就一定有與該行為相關的規範。這很可能也適用於民主理念，畢竟民主理念都是為了規範公共溝通。因此，我們在看一個社會有多麼符合理性、願意講道理這些民主理念時，可以從在該社會中發表公共政治言論的人有多麼願意遵守相關規範，以及違反這些規範的人會受到多嚴重的制裁來判斷。

當然，有人可能會擔心，如果溝通像本章說的那麼複雜、宣傳像本章說的那麼常見，而且只有像是在提出主張時承擔相應責任的語言行為才算是有遵守相關民主規範，那麼現實中就沒有任何國家算得上民主了。如果把語言的複雜性納入考量，那麼至少美國在制定絕大部分政策時都沒有嚴格遵守公共理由的審議規範，甚至可能在制定每一項政策時都沒有這麼做。安德森和皮德斯就曾指出，最高法院的討論經常因為語言的社會意義而變得不通情理。但我們也知道，當某個社群裡大部分的陳述都為假，而且說謊的人從來不會受到制裁，該社群就根本不存在「提出主張」這種語言行為。現實中似乎沒有社群能滿足這種標準，那麼有沒有寬鬆一點的規範標準呢？

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一九二七年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中，回應了李普曼在一九二五年的《幻影公眾》中提出的一項民主大問題。李普曼認為「公眾」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公眾充其量只是幻影。工作分工、所在地分散等諸多事實，讓來自各地的大量群眾很難交疊出共同利益。所有能夠讓百分之五十一的人支持的事物，從來都不是公共財，不是一組重要、有價值的共同利益，而是某種情感訴求，某種「戰鬥號召」。「公眾」、「民主社群」、「民主社會」這些美麗的概念都是空口白話。所謂的爭取公共財，其實是什麼都沒在爭取。

李普曼提醒我們，如果沒有任何一組利益可以算是公共利益，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人自願去遵守那些為了促進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審議結果。但這卻剛好符合杜威的審議理念。為了回應這種也許真的足以聲稱公眾和公共利益根本就不存在的說法，杜威建議，如果我們想讓這個社會變得更民主，就該讓日常生活中的行為符合民主的某些特質：

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民主真的能算是一種理念，就表示現實中已經有某種趨勢將其帶到完美之境，並認為它已經發展完全。但現實中不但沒有這種趨勢，反而一直有人在擾亂、阻礙它，所以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但根據這種觀點，世界上也就永遠不可能有一群人可以稱為真正的社群了，畢竟外來的雜質總是會出現。現實中的社群概念或社群理念其實不是這樣，而是每個人在生活中不斷屏除那些會擾亂、阻礙民主的東西，並且相信這就是當下能做到的最佳狀態。[43]

杜威認為民主是一種讓我們去追求的東西。他甚至還提出實際建議，指出我們在這個「深受民主之苦」的社會中應該如何遵守那些民主規範。雖然我們每天都看到民主理念注定與現實相距甚遠，我們依然應該堅持這些理念，信任一起審議的夥伴，遵守審議產生的結論。如果這就算是遵守了審議理念，那麼即使這些理念總是無法完美落實也無所謂。我們可以說這叫做對民主過程保持信任，而且很容易讓我們想起杜威的另一句名言：「治療民主之病的良方就是更多一點民主」。[44]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理想中的民主從來不曾出現，也永遠不會實現」，我們依然必須在政治討論時信任民主規範。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理念可以指引我們的行為。但那究竟是什麼意義呢？

蘿拉．布查克（Lara Buchak）描述信仰的方式，可以讓我們把這個問題說得更精準。她的描述完全適用於描述所有能夠算是信仰的事物，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相信某個命題為真的信念等：

一個人的行為A代表他信仰X的充要條件是：這個人在可以做A、也可以做B的情況下，嚴格偏好A&X勝過B&X，且嚴格偏好B&~X勝過A&~X。此外，這個人偏好在檢驗額外證據前先去做A，而非在檢驗額外證據前暫不決定要不要做A。

如果我們說，只要某項討論過程符合願意講道理或理性的標準，或至少沒離這些標準太遠，該過程就具備民主正當性，那麼根據前述對信仰的敘述，如果你信任某項審議過程具備民主正當性，或者信任它沒有離理想的審議程序太遠，就表示你在做事的時候，會偏好用符合民主規範的方式，而非違反民主規範的方式。

這種判準不要求參與審議者的語言行為必須滿足某些條件才算是民主的，只要參與者信任審議過程會去遵循公共理由就可以了，標準寬鬆很多。即使現實中制定政策的過程全都不符合公共理由，甚至全都離公共理由的標準很遠，只要有夠多的參與者信任人們在審議過程中會去遵循相關理念，並且以此決定自己如何行事，審議過程就算是民主的。

但杜威式的這種，用人們的信任去判斷社群是否在遵循某種理念的方式，實行上有太多問題。信任這個社群會去遵循民主理念，會讓我們對那些違反民主理念的狀況視而不見。直接假設那些基於偏見，或基於特殊利益的政策具備民主正當性，很可能會讓我們忽視許多現實中不公不義的事情。這種風險太高，不值得冒險。

另外我們也可能會說，理念即使無法落實，對我們依然有用。譬如，許多從來不曾合乎現實的科學理念，對科學都很有用。[45]但用這種方式幫政治理念辯護相當危險。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在尚未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抽象的科學理念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們所捨棄的細節，對於理解物理世界的整體樣貌並不重要。政治理念則完全不同，它捨棄掉的細節都是真實社會中的不公不義。科學理念無視的是摩擦力，政治理念無視的是被壓迫的少數族群。[46]

不過儘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其他方法可以去描述怎樣叫做符合規範。即使語言像前文所說的那麼複雜，可能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讓人們盡量遵守理想審議規範，譬如以系統性的開放態度，去承認我們每個人都可能不經意地被心理偏誤所影響。照此標準，民主文化的特徵就是參與辯論的人會不斷反思自己是否帶有偏誤，並以同樣嚴格的標準檢查自己與他人的語言和信念，看看是否不知不覺地犯下了錯誤。而審議理念可不可能實現，就變成了我們可不可能在現實中用這種方式監督自己與他人。而且該監督的不只是語言而已。如果一句話是否屬於宣傳，取決於那句話是否利用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那麼審議理念能不能在現實中落實，最終就取決於我們能不能發現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否影響了我們自己的信念體系。

接下來的兩章將轉而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我認為，社會上只要還存在嚴重的不平等，那些侵蝕民主的意識形態就不會消失。這表示現實中的民主理念能不能落實，取決於人類有沒有辦法降低不平等所帶來的影響。

譯注：羅姆人也被稱為吉普賽人（Gypsy），但後者這個稱法通常暗指羅姆人為罪犯或不正常，因而被許多羅姆人視為帶有種族歧視意涵的蔑稱。
原注：每個人在對話中所認同的事物會在討論過程中被記下，變成之後共同基礎的「認同紀錄」（commitments slates），而共同基礎可能會拋棄這些紀錄，也可能納入這些紀錄。參見Gazdar, 。
Pragmatics
原注：更具體來說，維特曼想打造「大概」、「在正常情況下」這類詞彙在以下論證中的語意模型：「在正常情況下，成年人都有駕照。約翰沒有駕照，所以約翰大概還沒成年。」這句話中所謂的「正常」世界，就是在排序中最接近我們的可能世界。
譯注：在英語中，order一詞也有「排序」的意思。
原注：見Bourdieu and Passeron, , p. 112。「光是在教育中傳授資訊這件事，就蘊含並賦予了一項社會定義……包括哪些資訊值得傳授；誰有資格傳授這些資訊；誰有資格要求別人接受這些資訊；誰又有資格接受，並因此有義務接受這些資訊。這些脈絡嚴格掌控了教師與學生的行為，即使雙方想要建立溝通，也只會立刻落空或淪為鬧劇。」見同上，p. 109。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譯注：kike在猶太語中的意思是「圓圈」。據傳，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初期移民到美國並被要求填寫入境表格時，大多不識字的他們拒絕以對其而言象徵十字架的「X」畫記代替簽名，而是改用圓圈。此後，kike才逐漸演變為嘲笑性的字眼。
原注：瑪麗．凱特．麥高文（Mary Kate McGowan）在二〇〇九年的論文”Oppressive Speech”中主張，有一種她稱為「隱性行使性」（covert excercitives）的壓迫性言論，可以由不具備權威地位的人說出。這種語言行為，會讓之後的語境允許壓迫性言論。舉例來說，男人彼此之間那種充滿性別歧視的聊天就是這種言論，它降低了道德標準，允許成員直接發言歧視女性。但麥高文認為，即使是「隱性行使性」語言行為，「發言者也需要具備一定的地位」，譬如在男人之間的聊天中說這種話的人至少必須是「自己人」。麥高文之前在二〇〇四年發表的”Conversational Exercitives”一文中也討論過這件事，該論文簡介了有一些隱性語言行為會改變主體能接受的事實範圍，但還沒有主張即使發言者不具權威地位，這類行為也能產生效果。
譯注：kraut是德文sauerkraut的同義詞，指的是德國酸菜。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kraut直接被作為英文使用，將該詞以嘲笑德國人愛吃酸菜的飲食習慣的方式，用來指稱德國人；二戰期間，該詞在美國與英國士兵之間廣為使用，進一步演變成歧視性的稱呼。
譯注：spic一詞的由來有諸多說法。牛津英文字典指出，該詞源自英文spiggoty一詞，而這個詞則來自「No spikee de English」（不說英文）這句巴拿馬工人在二十世紀初建造運河時常掛在嘴邊的話。
原注：見Tirrell, “Genocidal Language Games”與Camp, “Slurring Perspectives”。泰瑞歐分析了蔑稱的一個子類別，她稱之為「嚴重汙衊他人的詞彙」。她指出像「勢利眼」這種蔑稱和戈培爾口中的猶太「害蟲」是不一樣的。
原注：見Tirrell, “Genocidal Language Games,” p. 190, 191。泰瑞歐認為，標註他群的嚴重汙衊性詞彙具有某種「基本的本體論地位」。像「渾蛋」這種詞彙只是蔑稱，不是這類嚴重汙衊性詞彙。
原注：此外，某些非關政治的例子也會讓安德森和勒波的說法面臨類似問題。我們在前述就提到，莫瑞認為無論證據出現在哪裡，都可以在脈絡中增加相關資訊。它的效果與預設不同，你無法「刪除」證據加進去的資訊。而且證據並不屬於「禁用詞彙」。所以，如果莫瑞說得沒錯，安德森和勒波的說法預設了世界上不存在證據。
原注：紐澤西州的廢奴運動者聲稱他們相信自由的黑人「天生懶惰、愛玩耍、有酒癮、有些時候還愛說謊」。見Mendelberg, , p. 32。
The Race Card
原注：見Mendelberg, , p. 193。在該書第七章中，曼德堡的簡述如下：「暗藏種族歧視的言論，會大幅引發對種族政策的怨恨。支持黑人與討厭黑人的人，在接觸到暗藏種族歧視的言論之後，討厭黑人政策的程度相差五十七分（滿分為一百分），讓他們對政府干預種族事務的態度變得完全相反。但同樣的兩群人，如果接觸的是違反傳統刻板印象的言論，或明顯表達種族歧視的言論，之後討厭黑人政策的程度差異就小很多——前者只差二十七分，後者只差三十三分。如果討論福利政策的言論擺明帶有種族歧視，受眾聽到之後引發的種族偏見程度，反而降低了接近五成。」見同上，p. 199。
The Race Card
原注：珍妮佛．索爾在中認為，誤導和撒謊的道德問題一樣嚴重。金瑞契的這些言論提供了很好的例子。
Lying, Misleading, and What Is Said
譯注：Tomboy指的是性別表現樣貌有如男性的女同志。
原注：當然，即使討論只會排除原本脈絡中的某些可能世界，也不代表這種架構下的所有討論都是理想的溝通。因為參與者可以重新描述脈絡中的可能世界，讓參與討論者認為某個群體總是次人一等，其觀點都不值得列入討論。感謝伊夏妮．麥特拉跟我討論這件事。
譯注：發話行為指的是像告知、命令、警告、許諾之類，具有某種約定成俗力道的話語。針對言語行動的探討，請參考J．L．奧斯汀的《如何以言語行事》（）。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angton, “Speech Acts and Unspeakable Acts.”
Langton,, p. 105.
Sexual Solipsism
Stalnaker,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Context,” p. 98.
Roberts, “Information Structure.”
Langton and West, “Scorekeeping.”
Maitra, “Subordinating Speech,” note 38.
Potts, , p. 24.
The Logic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
Murray, “Varieties of Update.”
Langton and West, “Scorekeeping.”
Murray, “Varieties of Update.”
Von Fintel and Gillies, “Must . . . Stay . . . Strong.”
Leslie, “Generics: Cognition and Acquisition.”
Leslie, “Carving Up the Social World with Generics.”
Leslie, “The Original Sin of Cognition.”
Leslie, “The Original Sin of Cognition.”
感謝Jennifer Saul跟我討論這件事。
Camp, “Slurring Perspectives,” p. 335.
Smith,.
Less Than Human
感謝Zoltan Gendler Szabo提出這點。
Mendelberg, , p. 32.
The Race Card
同上，p. 194。
同上，p. 19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407023434/http://www.nahj.org/nahjnews/articles/2006/March/immigrationcoverage.shtml
.
https://www.courts.ca.gov/documents/S202512.PDF
感謝Calvin Miaw在史丹佛的政治理論工作坊讀到本章的早期手稿之後，提醒我這件事。
摘自拉爾夫．魏伍得在《紐約時報》部落格「石頭」（The Stone）上的文章”The Meaning of Same-Sex Marriage”，。
http://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2/05/24/marriage-meaning-and-equality/?_php=true &_type=blogs&_r=0
Dan Kahan, “Social Influence.”
Walzer,, p. 9.
Spheres of Justice
.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history/2013/12/linda_taylor_welfare_queen_ronald_reagan_made_her_a_notorious_american_villain.html
亦可參見派翠夏．希爾．柯林斯對「靠領取福利過活的母親」這個形象的討論。見, pp. 78f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Gilens, , p. 12.
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感謝丹尼爾．帕南和我討論這件事。
Fricker, .
Epistemic Injustice
同上，p. 45。
.
https://www.eff.org/files/2014/04/09/20140207-nbc-gchq_honey_trap_cyber_attack_leveraging_foreign_journalists_via_jtrig.pdf
.
https://firstlook.org/theintercept/document/2014/02/24/art-deception-training-new-generation-online-covert-operations/
Anderson and Pildes, “Expressive Theories of Law.”
同上，p. 1559。
摘自哈斯藍爾2013年的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演講大綱：Haslanger, “Social Meaning and Philosophical Method.”
Hayakawa, “General Semantics and Propaganda,” p. 201.
Habermas, “What Is Universal Pragmatics?,” pp. 84–85.
同上，p. 85。
Dewey,, pp. 148–49.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同上，p. 146。
Christensen, , pp. 145–46.
Putting Logic in Its Place
感謝克瓦米．安東尼．阿皮亞2013年在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Carus的演講，也感謝與他的討論，以及與Daniel Greco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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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社會中的意識形態

顛覆型宣傳就是那些打著某種政治理想的旗號，讓該政治理想更難實現的言論。這表示顛覆型宣傳的成功仰賴以下兩件事情：首先，即使有證據指出這類宣傳的目標與高舉的理想之間存在衝突，民眾也不願意相信。其次，這些讓人不願意面對證據的信念一定暗藏了某些問題，這樣顛覆型宣傳才能利用這些問題，遮蓋目標與理想之間的矛盾。

本章會解釋一種讓我們在看到證據之後，卻依然不願回心轉意的典型原因。意識形態對哲學帶來的難題，一直都是為什麼有些信念會讓我們不願意相信擺在眼前的證據。這也是許多哲學領域思考的核心問題。譬如大衛．休謨的研究就是；他在〈感官懷疑論〉（Of Skepticism with Regard to the Senses）中提出的問題，並不像某些時候人們以為的那樣，是關於外在世界是否存在。休謨並不認為外在世界懷疑論是哲學難題；真正的哲學難題是，我們明明一旦檢視自己對外在事物的信念，就會發現它們與我們能夠獲得的證據並不相符，但我們會繼續相信外在事物存在著。休謨的〈感官懷疑論〉就是要回答：為什麼我們相信外在事物存在的信念，會拒絕接受證據的理性修正？而我們的某類信念為何特別不願意接受被證據修正，也正是哲學自古以來常問的問題之一。

哲學家好奇的是，為何我們會因為某些混淆或錯誤而無法理性地修正信念。其中最費解的問題，就是我所說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休謨的〈感官懷疑論〉認為，那種相信外在事物存在的意識形態，是我們的心理機制造成的。但本書所討論的意識形態，卻是外在的社會不正義所造成的。休謨在〈感官懷疑論〉中解釋，我們的心理機制不完美，所以必然會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我的論述在結構上也相似，只是我關注的是不完美的社會結構，而非不完美的心理機制。在本章之後，我將以兩章去解釋不完美的社會結構如何孕育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休謨的〈感官懷疑論〉認為，個體心理上的缺陷造成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他認為人們之所以無法修正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轉而相信外在事物並不存在，是因為我們無法改變這些信念背後的心理機制漏洞。我關注的有問題意識形態，則是社會中的缺陷，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造成的。本書所提到的案例將告訴我們，人們之所以無法理性修正信念，都是因為社會中的某些結構特徵阻止了身處其中的我們這麼做。

就像休謨說，不完美的心理機制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我們堅信外在事物的存在，我接下來也會指出，有缺陷的社會結構很容易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只不過這些意識形態可能不像相信外在事物的存在那麼不可避免。休謨說，雖然我們在明確地理性反思這樣的信念是否合理的時候，能夠暫時將它擱置一旁，但我們一旦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就會被打回原形，再次相信外在事物存在。同理，雖然我們在明確且理性反思社會上的結構不正義所造成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時，往往對其抱持否定，但我們一旦回到日常生活當中就會被打回原形，再次相信那些東西。

本書的目的是指出，宣傳之所以有效，核心原因之一就是物質上與政治上的不平等。不平等經常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宣傳有機可乘。要消除那些對民主社會而言最麻煩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得讓社會在結構上足夠平等。我在這一章會試圖闡明，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如何利用嚴重的不平等，打造出反民主的有效宣傳。

但在那之前，我得先回應一個嚴重的質疑：可能會有人認為我的主張微不足道。如果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在道德或政治上本來就不好，而且所有型態的不平等、甚至是物質上的不平等，在道德或政治上都不好的話，那麼從正義的落實需要物質平等的觀點，以及我們對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道德觀點來看，那些物質上不平等的社會所擁有的意識形態即使看起來很有問題，也絲毫不足為奇。此外，那些物質上不平等的社會，會催生出一種意識形態，讓身處其中的人們認為正義的社會可以容忍物質上的不平等，這樣的狀況也絲毫不奇怪。但是，我的主張比這些都更強力。我關注的重點並非某些意識形態在政治或道德上的缺陷，而純粹是這些意識形態造成的認知問題。我認為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除了具備所有意識形態都會產生的認知過程問題，還具備一些額外的認知過程問題。其中，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對民主造成的麻煩特別嚴重（我將在下一章論述這件事）。

此外，如果我預設了物質不平等對民主有害，我的論證也會變得微不足道。如果我預設了這點，那麼只要某個意識形態認為民主社會可以接受物質不平等，這個意識形態就當然會給民主帶來麻煩。但這並不是我的預設，而是我的論證要提出的結論，而且我的論證並沒有預設這項結論。物質或其他形式的嚴重不平等之所以會給民主帶來麻煩，是因為它們通常都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協助惑眾妖言成功散布在社會中。還有，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說，惑眾妖言對所有類型的民主而言都是敵人。

認知過程中出現偏心，也就是對某方利益的偏袒，會讓人們無法理性地討論政治問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必然會對某些事物有所偏袒。譬如我所引用的關鍵實驗之一就指出，球迷在判斷球隊能力時會變得不理性；另一項實驗則指出，人們因為不想譴責自己的父母，所以無法推論出理性的結論。這些偏袒都是球迷或家人會有的正常反應；如果你在思考相關事情時，不會偏袒你喜歡的球隊或你的家人，其實反而是你思考的方式有哪裡怪怪的。

我們經常聽人說，自由主義需要明確區分私領域與公領域。凡是在私領域做出偏袒判斷，譬如偏袒球迷或家人，都不會與自由主義相衝突。但如果是在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做出了自然而然會做、甚至刻意想做的偏袒判斷，就會與自由主義衝突。典型的自由主義政治學者不會反對億萬富翁平常偏袒兒子的行為，但只要這位富翁試圖讓公共政策對他兒子帶來的好處，比對其他人帶來的好處更多，自由主義學者就無法接受了。[A]

接下來我將解釋，某種類型的偏心如何讓我們無法順利地審議那些會影響到每個人的公共政策。不是每一種偏心都會有這種效果，像是理性的自利偏好就沒有。那些會阻礙審議的偏心都與我們的自我認同信念有關，它們通常會讓我們幫自己的身分處境找藉口。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些信念，其中一些對民主是無害的，但它們一旦阻礙我們認知重要現實，尤其是重要的社會現實，就會給民主帶來麻煩。如果我們在不知道某些社會現實的時候，會特別容易接受某種意識形態，而我們的身分認同又跟這種意識型態綁在一起，這種意識型態就經常會給民主帶來麻煩。

譬如，下述這種偏心就會給民主帶來麻煩。我沒說現實中真的有人這麼做，但我在引言中提過，政黨認同的確可以用來欺騙人民，讓人民像是球迷偏袒支持的隊伍那樣，把在某些領域中自然而正常的偏心判斷，用在不適合的政治決策上。這種時候，政黨認同就傷害了自由民主。我們很難放棄那些與身分認同相關的信念。一旦我們認為自己是某政黨的夥伴，想要無視這項信念就相當困難。但這些信念會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而且不太容易接受理性修正。當某些政策打算處理偏心的意識形態讓人看不見的不公不義，這些意識形態卻影響了我們在政治上的判斷，這些意識形態就給民主帶來了麻煩。在某些地方帶有偏私是正常的，譬如體育頻道偏袒某球隊沒有問題。但在討論公共利益的時候帶有偏私，就會妨礙自由民主。

我這整本書就是在細細論證為何應該支持平等。不平等往往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破壞民主的惑眾妖言能成功散布在社會之中。我在前幾章透過描述宣傳具有哪些特徵，講完了這項論證的前半部。現在，我則要透過講述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有那些特徵，來講論證的後半部。我對意識形態的看法與對宣傳的看法彼此獨立，但兩者在本書討論平等的論證中相輔相成。

本章開頭提到，啟蒙時代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在許多著作中解釋了我們為什麼會產生某些意識形態信念。我們已在前文討論過，這些解釋在休謨對知識論最著名的貢獻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此外，這些解釋顯然也是他以基於自然科學的方式（Naturalism）來描述宗教信仰的核心。他說，我們的狂熱與迷信，分別來自「在我們型塑關於希望與恐懼的信念時，所闖進來的事物」。[1]迷信是一種「在情緒下的過度輕信，讓我們不願意根據反思來修正判斷」，譬如他認為宗教信仰就是一種迷信。[2]狂熱與迷信的信念都源自於激情，尤其是源自希望與恐懼，而非理性，所以這些信念屬於意識形態。休謨用基於自然科學的方式來解釋宗教信仰時，就是以此為本。

我們很容易以為，休謨認為宗教信仰的問題主要來自個體心理層次，畢竟休謨寫說，宗教信仰所仰賴的恐懼與迷信，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質。但是，即使是休謨對意識形態的討論，社會中的習俗與習慣依然相當重要。畢竟人們就是參加了宗教活動，才持續保持宗教信仰。而且休謨也顯然知道，社會實踐與我們的心理缺陷，同樣都會讓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繼續維持下去。[3]

至於我在意的，則是那些容忍嚴重不平等的社會所造成的問題。這類問題經常涉及社會不正義，而認為社會不正義源自於意識形態的代表人物，莫過於馬克思。他在經典作品《德意志意識形態》（The German Ideology）中，用了好幾種方式闡述了意識形態，其中這句更是對於我們討論的問題來說非常受用：「無論在什麼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都占有統治地位。那些在物質面具備統治力量的階級，總在知識面也具備統治力量。」[4]馬克思認為，統治階級用各種意識形態信念來幫自己想要的世界面貌找藉口，甚至合理化那些面貌。休謨和馬克思都注意到，那些來源可疑的意識形態信念，會讓我們陷入認知上的困境。但我認為馬克思所關注的那些意識形態，對民主的威脅特別嚴重。

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的討論焦點，是那些「在物質面具備統治力量」的人打造出來的意識形態；他們用這些意識形態去催眠自己，去相信那高高在上的地位是自己理所應得的。而關於什麼是意識形態，我喜歡下述這個大幅受到莎莉．哈斯藍爾和湯米．謝爾比影響的說法。[B]如果某則信念接受了既有的說法，認為我們應該用目前約定俗成的方式去分配社會上的各種資源，進而滿足人們的預期，那麼這則信念就屬於某種意識形態。我們在社會世界（social world）[C]中做事時，總是不假思索地受到這類信念所引導，而既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社會世界，每個人也當然都具備意識形態。我們之所以會有各種意識形態，都是因為我們想保持現狀，尤其是現狀對我們有利的時候更是如此；所以，我們的意識形態，通常都會用馬克思說的方法，讓我們產生一些與正面自我形象相關的信念。而這類信念，很可能就是有問題的社會結構如何催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典型例子。

哲學家一直都有在討論意識形態信念，我之後也會討論到。但把信念當成意識形態的核心很危險。意識形態信念的典型特徵，同時也是意識形態理論想解釋的特徵，就是它讓人們即使看到反例也很難理性修正。而且，這種特徵如果出現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更麻煩；明明證據就在眼前，我們依然拒絕回心轉意。休謨至少在他無關政治的作品中提到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時，都致力於解釋這些信念如何來自我們心理上的不完美。但本書所在意的意識形態與不完美，卻都源於社會。如果我們把討論的焦點放在意識形態信念，就很容易認為那些可以接受理性修正的正常信念，和那些難以接受理性修正的意識形態信念，有本質上的差異。我們甚至可能以為後者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心理狀態。但在我們要討論的狀況中，沒有理由可以這樣想。

某些信念難以修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們與社會實踐有關。我們需要抱持某些信念，才能繼續做某些事情。以下我將延續丹．卡韓的論述，指出我們在社會中的身分（social identities）是意識形態信念的主要來源之一。社會中的身分對我們很重要，它是由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與身邊的人互動時的方式與習慣構成的。如果我們要用既有的方式與他人互動，就得把某些命題當真。一旦捨棄某些信念，就等於捨棄了與其相關的互動方式與習慣，捨棄了身處的社群，捨棄了我們認同的每一個人。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狀況；所以，通常只有在別人明確要求我們理性反思這些與自己在社會中的身分密切相關的信念時，我們才會嘗試暫時擱置這些信念。不過，只要我們一回到日常生活中，就會又開始用那些讓我們之所以成為我們的方式來做事。

這就表示，如果某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來自於有問題的社會結構，修正該信念就會非常困難，甚至可能和修正那些來自心理機制缺陷的意識形態信念一樣難。如果上述推論正確，那麼我們當然就很難光是靠著分析一則信念具備哪些內在特徵，或者一個人的整體心理結構的樣貌，就知道為什麼明明很多意識形態信念一看上去就很有問題，人們卻極不願意修正。很多意識形態信念「在心理上」就跟正常的信念沒兩樣。人們不想拋棄這些信念，是因為不想捨棄他們的朋友。

因此，我很懷疑單一個體可以靠任何一種心理學的方式「免疫於」各式各樣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意識形態信念所具備的特徵，經常來自於你與親朋好友和與你類似的人相處時的行事作風。想消除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就得慢慢地同時改變一大群人的做事方式，以及這些人的社會認同。我很難想像要怎麼用改變單一個人心理的方式，去滿足這項條件。

綜觀來看，雖然我在理論中把某些信念歸類為意識形態信念，並在緊接著的論證中捍衛這種做法，但我未必認為意識形態是心理狀態的固有屬性。當然，我之後還是會說，某些有趣的自我強化心理機制跟這種信念之所以能延續有關。我之後在解釋哪些東西會讓信念變成具備意識形態的特性時，會強調意識形態理論在解釋許多有趣的屬性時，都必須去觀察現實中的各種實踐。在我看來，信念的意識形態特質是偶然帶有的，不是本身就具備的。

哲學家泰瑪．甘德勒提出了「引念」（alief）的概念，她認為在很多時候，這個概念可以把意識形態信念的哲學意義解釋得更好。她用很多日常生活中無關政治的例子，來說明意識形態信念為什麼那麼不願意接受理性修正。譬如她在〈引念與信念〉（Alief and Belief）的開頭提到了美國大峽谷的透明天空步道。這座步道由好幾層厚玻璃組成，走起來是完全安全的；但即使我們知道它完全安全，我們的行為似乎還是會受影響，走在上面的時候依然會覺得十分危險。當然，我們不可能直接持有兩種彼此矛盾的信念，不可能既相信它是完全安全的，又相信它是危險的。因此，甘德勒用了很長的篇幅去說，也許除了信念以外，我們還有另一種心理狀態，她稱之為引念。走在天空步道上的人相信步道是安全的，否則就不會抱著生命危險繼續走在上面；但同時他的引念也告訴他，天空步道會讓他摔死，藉此影響了他的行為。無論走在上面的人用多強大的理由說服自己現在很安全，他拒絕承認的引念都會讓他事倍功半。

意識形態信念的明顯特徵就是拒絕理性修正，但這個特徵也引發了爭議。許多懷疑意識形態理論的人都認為，這類類似信念的心智狀態其實都理性地拒絕修正，而研究意識形態理論的人之所以會想把這類心智狀態稱為意識形態信念，只是不願意接受這類信念本身其實很可能相當合理。但這種說法可能會自我矛盾，因為說出這種看法的人通常都認為，研究意識形態理論的人無法理性評估一則信念的合理性有多高。不過，意識形態理論剛好就是研究這個問題的。這種懷疑論很常出現，但自我矛盾，而甘德勒的研究更是毫無疑問地證實這種懷疑論搞錯了。它提出許多現實世界中的鐵證，證實某些心智狀態的確擁有意識形態信念的爭議特質。大量的證據都告訴我們，這類懷疑論沒有存在空間。

甘德勒的作品對意識形態理論很重要，它應該可以解決關於意識形態理論的預設的漫長哲學辯論。而且，它也提供了大量素材，讓我們研究意識形態的結構，而這正是下兩章的重點。[5]不過，我不同意她對心智狀態的「本體論」看法。尤其是甘德勒用「可以及時理性修正」（immediate rational revisability）與否，來判斷一個心智狀態是不是信念，並且依此論證引念和信念是兩種不同的心智狀態。我並不同意這點。因為信念只要和身分認同扯上關係，就會或多或少變得帶有意識形態。再加上，信念與我們在社會中的身分之間的關係是否緊密有著程度差異，因此信念的意識形態色彩可能也有不同程度。那些和你的身分認同連結比較緊密的信念，可能比你的其他信念有更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果我們無法將信念是否帶有意識形態看作一道是非題，那麼一個心智狀態能不能理性修正，也就不會是可以黑白二分的了。

更重要的是，用人們能不能根據眼前的證據來修正某個心智狀態，去判斷該狀態是不是信念，這種方法和我對意識形態信念的看法格格不入。人們很自然地會說，有些信念與我們的身分認同有關，有些則無關。而我認為這不是讓某些心智狀態不成為信念的原因，反而是我們無法理性修正信念的原因。我們很難直接放棄自己的身分認同，所以很難逐一修正那些與身分認同有關、和其他人共同擁有的信念。

甘德勒對此的回應方式，是指出我的敘述違反信念的定義：「根據定義，信念必須滿足以下條件：信念必須緊盯真實，一旦我們在全盤考量後發現證據與其衝突，就會立刻修正信念。」[6]她根據信念必須「緊盯真實」（tracking the truth）這一規範性標準，論證出如果某個心智狀態是信念，那麼我們只要找到反證，就一定必須立刻修正它。我不會質疑這項推論的有效性，但我認為信念的規範性標準，甚至知識的規範性標準可能有問題。我認為信念未必需要緊盯真實。

有很多種方法可以解釋什麼叫做「緊盯真實」。其中一種涉及知識論學者所謂的敏感性（sensitivity）：如果你相信P，那麼只要P是假的，你就不會繼續相信P。許多人都同意敏感性不是判斷一個東西是否為信念的好標準，因為反例太多了。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較弱的判準：如果你相信P，那麼只要你看到足以合理反對P的證據，你就會修正信念。這種判準也有反例，正如蒂莫西．威廉森所言，所有用假設性（counterfactual）的方式寫成的明確知識論判準，都會碰到反例。[7]接下來，我也將延續威廉森的看法，提出一個更合理的、不涉及「緊盯真實」的判準來判斷一個東西算不算是信念。

首先，我們先假設一個乍看之下很合理的規範性理念：信念的目標都是成為知識。[D]那麼，信念要滿足什麼條件才算是知識呢？除了敏感性條件以外，分析哲學的知識論又找出了一種叫做「安全性」（notion of safety）的條件；它有許多種版本，最有名的是恩斯特．索沙（Ernest Sosa）和蒂莫西．威廉森的版本。[8]我認為威廉森說得沒錯，用假設性條件句來判斷一個東西是否屬於知識通常都會碰到問題，所以接下來我會採用他所提出的安全性條件，來判斷什麼才算是知識。

威廉森的安全性判準可以說成，「如果你真的知道某件事，就表示你不會在類似的情況下輕易搞錯」。[9]舉個例子，我進入一個體育場，裡面有10387人。我放眼望過去，就能知道裡面超過一千人，而且不足十萬人。但我不可能光靠看的就知道正確的人數是10387人，即使我碰巧矇對，在類似的狀況下也很容易猜錯，譬如猜成10388人。在討論這個例子的時候，我們不需要討論知識論的相關細節也能了解，即使信念都想成為知識，而且只有滿足安全性判準的才算是知識，也不表示唯有能夠及時理性修正的東西才算是信念。我的身分認同可能跟某些社會實踐有關，而這些社會實踐可能涉及一些在類似狀況下不會輕易出錯的信念；但這跟我碰到並不類似的狀況時，會不會去修正這些信念沒有關係。一個東西算不算知識，最重要的是它有沒有用正確的方式連結到這個世界，而不是會不會被某些離現實很遠的假設性狀況，揪出背後認知機制上的瑕疵。能夠及時理性修正，可能是很棒的認知機制，但不會是判斷一個東西算不算信念的好判準。

意識形態理論要面對的核心難題是：為什麼某些似乎讓我們不太在乎眼前證據的心理狀態，經常會主導我們的行為？甘德勒對於意識形態的本體論觀點，無論我們是支持或反對理由，都還有很多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但我在這裡只是要說，為什麼我在探討這個難題時，主要還是會把意識形態當成信念而已，而這部分我可能已經說得夠多了。

甘德勒的理論把重點放在意識形態理論的心理學本體論；她認為需要劃出一個新的心理類別，才能解釋意識形態的特徵。其他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家則將本體論的重點放在別處；譬如，路易．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布迪厄、哈斯藍爾等理論家認為，意識形態的重點在於社會實踐，我們應該要用獨立於行為主體心理狀態的方法，然後把這些與主體密不可分的社會實踐化為理論。[10]意識形態理論是用來解釋那些最費解的行為的，而其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解釋為什麼有時候擺在眼前的證據明明已經強烈暗示、甚至直接打臉我們，我們還是會用似乎明顯違反理性的方式，繼續死鴨子嘴硬。上述理論家認為，意識形態理論如果要解釋最核心的問題，就必須給予社會結構足夠的理論關注。

如果意識形態理論只去解釋個體的心理狀態，除了可能會把意識形態信念中會造成傷害的特徵當成個體心理的內在特質，可能還會忽略掉那些最危險的意識形態究竟源自何處。而我們知道，最危險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公不義的社會結構所造成的，譬如哈斯藍爾所說的壓迫。[11]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用討論意識形態信念的方式，整理出意識形態的理論；只是在理論化時必須注意，不要期待可以光靠心理狀態的內在特徵，就完全解釋為什麼意識形態信念難以理性修正，或者為什麼人們在社會不正義的環境下難以修正這些信念。接下來，我就會帶著上述但書，以討論意識形態信念的方式來討論意識形態。

我將指出某類意識形態信念特別容易給民主帶來麻煩，而且我並不是第一個提出這類主張的人。亞里斯多德早在《政治學》第五卷第二章就提過革命的「常見主因」，而且一次還提出了兩個。第一個是「當人們覺得自己和擁有更多東西的人平等，就會渴望平等」；第二個則是「當人們覺得自己比擁有相同或更少東西的人更優秀，就會不希望與那些人平等，或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優越」。這些都是「人們的自命不凡，其中有些正義，有些不正義」。而他認為「擁有較少東西的人要求與擁有較多的人平等」或「擁有一樣多東西的人要求高人一等」所引發的革命是不正義的。這兩種引發不義革命的「常見主因」剛好可以當成例子，來討論我認為給民主帶來最大麻煩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且亞里斯多德也知道，兩者都源於嚴重的不平等。本書的論證其實並不新奇。

亞里斯多德之所以認為這些原因造成的革命違反正義，是因為他相信人類本來就不平等。如果人類本來就不平等，當然就會有一些人因為某些原因而比較沒有價值，也因此拿不到資源。他們很難在這個社會寫好的劇本裡找到食物和住所，但他們不願傷及自尊，因而不承認這是自己的無能造成的。他們會把問題歸咎於社會資源分配的不正義，於是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相信富人的財富一定是用不當手段獲得的。

這種時候，即使證據明顯顯示富人致富的手段沒有任何問題，那些抱持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人也不會改變看法。如果證據顯示每個人只要做對選擇，都能成就一番事業，這些人就會說證據沒有說服力。畢竟，如果他們承認自己錯了，就表示自己做錯了選擇，而眼前的慘局是自作自受。他們會繼續對統治階級充滿妒意與怒火；這些妒意並不正當，但依然非常真實。

馬克思提到的意識形態講的是亞里斯多德舉出的第二個例子：掌控物質財富的人把自己的優勢合理化。我接下來會說，這也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這種自我合理化顯然違反正義。譬如，美國內戰前的南方農場主靠著奴隸照顧莊園、種植作物、打理家務，過了好幾代富裕的生活。在這種家庭中長大的人，會期待奴隸幫他們煮好飯、打掃好房子、照顧小孩、種出農產品，免費提供他們健康幸福的家庭生活。

我認為這種家庭的意識形態，是他們賴以維生的信念以及他們用來形塑身邊環境的概念。譬如他們會相信：（1）奴隸會幫他們煮好晚餐；（2）會把房子打掃乾淨；（3）會在田裡種好棉花然後採收起來，讓他們拿去市場賣，錢落入他們的口袋。前述信念構成了這家人的意識形態。就像哈斯藍爾說的，這些信念「代表了以某種方法讓他們得以如此行事的生活方式」。[12]他們啥都不煮就直接坐上餐桌，因為他們認為奴隸應該已經把飯做好了。他們啥都不做就直接躺上床，因為他們認為奴隸應該已經把房間整理好了。他們整天待在家裡不去下田，因為他們認為奴隸應該已經在烈日下把棉花種好了。他們擁有這些信念，所以他們這樣過日子。在此，我暫且用這種方式去看他們的意識形態。

在了解這個家庭的意識形態之後，我就要解釋這種意識形態為何會包含，以及為何會產生一些信念去妨礙這家人了解社會現實。

這家人連續幾代都靠著奴隸的勞動來維持他們的財富與生活，如果奴隸制是不正義的，他們的財富就是靠不當手段獲得的。他們的祖先與父母靠著奴隸制建立家業，如果奴隸制極其不正義，他們的直系祖先就是大罪人，而他們所習慣的貴族式舒適生活，也是不正義的。

我們很難相信自己的爸媽是壞人，也很難放棄享受了一輩子的奢侈生活。所以即使農場主根據原有的意識形態形成一些信念，讓自己不去思考奴隸制會不會違反正義，也沒什麼好奇怪的。這種意識形態可能會讓農場主相信黑人天生懶惰，需要奴隸制才能獲得努力工作的精神。農場主也可能因此相信，黑人因為文化或基因而無法自己管理自己。又或者，他們會相信，黑人天生就危險而暴力，需要嚴刑峻法去防止他們對公民社會造成威脅。這些信念還可能會讓他們相信，奴隸制是因應黑人天性的必要措施，奴隸制是正義的。

我們可以說，農場主的意識形態就是他們的社會實踐，加上引導他們用這種方式生活的信念。這包括他們對生活的期待：啥都不用做就有飯吃、有錢拿、有乾淨的房子住等。他們會試圖把這些期待合理化，相信讓黑奴幫你免費煮飯、掃地、帶孩子、在烈日下種田都再正當不過，因為黑人太懶惰，管不好自己，不靠這些方法就會對社會造成威脅。奴隸制對社會有益，對黑奴也有益。哲學家克里斯多福．勒布朗（Christopher J. Lebron）稱其為合理化迷思（legitimizing myths），「這種方法讓具有優勢的團體相信自己對社會有益⋯⋯他們所描述的對象的社會地位則本來就應該比較低。若沒有合理化迷思，階級就只是單純的層級劃分而已。但合理化迷思讓人們相信上層比較優越，下層比較低劣，而劃分層級的方法就帶有了規範性的意味」。[13]

沃特．李普曼在《輿論學》（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刻板印象一詞，跟我所描述的意識形態同義。他認為：

刻板印象是一種井然有序，並且一定程度上自我一致的世界觀。我們會根據它來調整自己的習慣、品味、能力、物質享受與希望。刻板印象未必描述世界的全貌，但卻呈現出一幅我們已經適應的世界圖像，其中人事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份。它讓我們感到自在，覺得屬於彼此、屬於這裡，覺得知道每件事該怎麼做。它像一個模子，讓我們對一切感到熟悉、自然而可靠，知道哪邊該走、哪邊該停。我們明明捨棄了很多可能想要的東西，才成功適應了那個模子，但一旦陷入其中，它穿起來就像舊鞋一樣舒服。

可想而知，任何想要挑戰刻板印象的行為，都像是在打碎整個宇宙。而在重要的事情上，我們不會承認自己和那個宇宙之間有任何區別。要承認我們尊敬的人寡廉鮮恥，我們鄙視的人高風亮節，實在太痛苦了。

李普曼清楚指出，刻板印象是社會寫好的劇本，它讓我們了解世界，讓我們知道該怎麼走，讓我們相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當的。[E]他也解釋了刻板印象為什麼很難理性修正：捨棄它會讓人不安，而且可能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不安。刻板印象與我們的身分認同息息相關，譬如前述那名南方農場主一家人的某些信念就與自身利益有關；他們希望繼續維持貴族般的生活，不希望去譴責自己或祖先的道德問題。只要他們繼續用那種身分生活，那些信念就會繼續和他們的身分認同綁在一起。

蘇珊．斯特賓提出了一個很受用的看法。她把意識形態信念視為人們珍愛的信念（cherished beliefs）。[14]「擁有這些信念讓我們快樂，我們不想捨棄。」她還提醒道，「我們不願意相信珍愛的信念可能為假，因為它如果錯了就太可怕了。」這跟李普曼的說法不謀而合。李普曼說，挑戰刻板印象就像在「打碎整個宇宙」。斯特賓則更進一步點出李普曼所說的刻板印象的未及之處，她以「珍愛的信念」指出刻板印象的特質就在於我們不願捨棄它們。斯特賓的說法點出了這種信念難以理性修正的原因非常獨特。李普曼與斯特賓都指出，意識形態信念與身分認同息息相關，而斯特賓則額外提醒我們，與身分認同相關的信念在情感上很重要，與身分認同無關的信念則不然。我們很難捨棄前者。

斯特賓用「珍愛」這個詞指出意識形態信念的個人層面：當你對某則信念產生情感依附，就很難理性修正。當然，這可能會讓我們誤以為，是個體心理狀態的內在本質，才讓意識形態信念容易造成麻煩。但這種誤解很要不得。因為社會現實也能讓人們珍視信念。我們可以說，我們在社會中的身分是一套社會實踐與習慣。如果我們把社會實踐當成與其他人交流的外在社會關係，那麼這些構成社會實踐的社會關係，可能就是我們難以修正某些信念的原因。當你的社會實踐是以某種行為構成的，改變做法的代價又太大，你可能就會很難放棄某些信念。也許你完全不在乎這些信念本身，但你珍愛與這些信念相關的社會實踐。行為主體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係，對於本書所討論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言非常重要。

雖然斯特賓的用語和描述方式，可能會讓人們對這種信念的來源產生誤解，她的觀點卻相當敏銳。斯特賓在論述中指出，這類信念之所以難以理性修正，是因為人們無法捨棄自己的身分認同。不過，當然不是所有這種意義下的意識形態信念都會造成問題。譬如，我們可以假設我認為自己是個希望世上的願意講道理的觀點越多種類越好的人，我認為自己是一名兼容並蓄的人，我的社會實踐也與這項認同有關，我「珍愛」這些實踐，很不願意改變。這種身分認同不會帶來任何認知過程知識中的過程的問題，甚至在形塑信念時還是一種很棒的策略，因為這種身分認同會讓我獲得更多正確的信念，擁有更少錯誤的信念。它會讓我更為開放，更願意根據證據來修正信念。

意識形態可能帶來很多種不同的麻煩。有些麻煩是道德上的，有些是政治上的。然而我想著重討論的，都是某些意識形態在認知過程上造成的麻煩。

某種意義上，由於意識形態信念抗拒理性修正，它在認知過程中注定會有缺陷。但我們不能說，因為它注定有這種缺陷，它就一定不是知識。意識形態信念的內容可能為真，而且正如湯瑪斯．凱利（Thomas Kelly）在〈跟著論證走〉（Following the Argument Where It Leads）所言，意識形態信念也可以是知識。比較麻煩的是，目前的證據顯示，哲學家所深思的相關難題似乎都是某一類的意識形態信念造成的。所以，只要有人說某一類的意識形態信念有問題，我們很容易認為這類信念的問題一定是出在道德上或政治上。但我在意的那個類別，問題卻是出在認知過程中。即便它有道德或政治問題，也都是認知過程中的缺陷造成的。[F]可是，如果我們本來就知道所有意識形態信念在認知過程中都有缺陷，為什麼我還要特別挑一個類別出來，說它們對認知過程的傷害比其他方面更大？這些信念造成道德或政治問題的方式，跟其他意識形態信念有什麼差別嗎？如果沒有，我這本書就會有個大漏洞。畢竟本書的論證就是，某些意識形態額外具有一些會阻礙人們認知真相的特質，所以這類意識形態在自由民主國家中會在政治上造成麻煩。那麼，這些特質到底是什麼呢？

前文說過，意識形態未必都會讓我們無法認識到真相。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會，而且那就是它們「有問題」的原因。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我們無法認識現實，包括社會現實。而其中某些意識形態，特別容易因為改變了我們的認知過程而妨礙民主決策的發展。我在下一章會專注討論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它們影響了民主決策的核心，所以最為麻煩。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幾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例子。它們都包含了內容為假的意識形態信念，而這些信念會妨礙我們了解某些顯而易見的現實狀況。

假設我的身分認同裡有一條錯誤信念，認為法國人不值得信任。這條信念很難修正；舉例來說，它會讓我拒絕檢視來自法國人的資訊，因此即使有些法國人值得信任，我也不會知道，而且我會很難獲得反駁這條信念所需的證據。這就是這種意識形態信念會造成的麻煩：它阻礙我們認知真相，所以即使為假，我們也不會知道，自然也難以修正。

再舉一個例子：假設我在宗教狂熱的社會中長大，因而拒絕相信所有物質科學與生物科學好了。那麼可想而知，我的信仰中即使有一些東西為假，我的身分認同也會妨礙我接受物質科學與生物科學提供的反證，讓我無法去修正這些信念。

社會的結構缺陷不僅會讓人們的某些信念難以修正，因而變得帶有意識形態性質，它還可能讓人們難以理性修正其意識形態中既有的錯誤信念，因而使其變成有利於既得利益者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這種事情可能常常發生。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大衛．布萊特（David Blight）就說道：「奴隸在一八六〇年作為資產的價值，超過美國所有製造業、鐵路、以及所有生產力的總和。」[15]在南北戰爭前的南方各州，質疑奴隸制的人會被制裁，所以社會上普遍認為黑人天生適合當奴隸。南方州的白人小孩一出生就被灌輸這種信念，而且社會禁止他們辯論這到底對不對，因此明明這種信念是錯的，他們卻很難發現。有時候，社會結構會阻礙我們修正某些信念，讓世界繼續維持既得利益者想要的模樣，此外它也會用許多其他方式，讓我們難以理性修正錯誤信念。[G]很多時候，我們之所以會抱持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都是因為社會中有很多人和自己的心智狀態一樣；如果我們換到了另一個社會，自然就不會抱持那個意識形態了。社會的結構特徵不僅可以醞釀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也可以構成那些意識形態。

我提這些論證是要說，某一類意識形態會帶來一些額外的認知過程問題，因此我們可以說它們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當然，也許所有類型的意識形態都或多或少會造成一些這類問題。不過在我的用法中，意識形態只是支配我們去期待世界該長成怎樣，以及實際會長成怎樣的社會「劇本」而已。在這個意義下，每個人都具有意識形態，而其中只有一些會真的阻礙我們獲得知識的意識形態，才會在相關脈絡下帶來麻煩。

當然，即使這些錯誤的信念不屬於任何意識形態，它們依然會妨礙我們獲得知識。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更麻煩，就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包含了一些阻礙我們獲得關鍵知識的信念。某些修正一般錯誤信念的方法，沒有辦法用來修正錯誤的意識形態信念。而拒絕理性修正，加上妨礙我們獲得知識，就讓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帶來了認知過程中的麻煩。

我已在前文解釋了意識形態信念為什麼很難理性修正。這些信念與身分認同、自身利益有關，它們會設法讓自己繼續存在。此外我也解釋了，屬於意識形態的信念在某些時候會特別容易帶來認知過程中的麻煩，譬如讓我們看不到重要證據。但除了這些之外，意識形態也可能帶有其他類型的缺陷，譬如包含某些概念或欠缺某些概念。

哲學家艾瑞斯．梅鐸（Iris Murdoch）在〈什麼叫完美〉（The Idea of Perfection）中提過一個例子：有一位稱為M的婆婆反對兒子跟D結婚。[16]M一開始認為D「不莊重、沒教養」、「聒噪」、「粗俗」；但過了一陣子之後，她發現自己會做出這些判斷，可能是因為她「過時而老派」、「心胸狹窄、帶有偏見」，或者「勢利眼」、「嫉妒」。她決定修正自己的判斷，最終發現D其實「並不粗俗，而是單純到相當有趣的程度」、「並非不莊重，而是很自然」。那麼，原本拒絕看見真相的M，到底是怎麼讓自己的世界觀變得反映真實呢？

梅鐸指出，「粗俗」與「自然」等「帶有規範意味的描述性詞彙」（normative-descriptive words）影響了M的觀點。[17]這些詞彙「只有在人們接受了某些設定或模式的狀態下，才有辦法理解」。[18]譬如，「粗俗」所表達的概念就屬於某個特定的概念架構（conceptual scheme），而這個架構中的概念認為社會應該要長成某個樣子。M發現了這個概念架構「過時而老派」，於是願意修正判斷。此外，她也發現自己之所以難以脫離概念架構乃是因為嫉妒，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

M之所以能用更準確的方式看社會，是因為捨棄了之前那個包含粗俗、平凡、不莊重等概念的概念架構。這些概念認定社會的階層是高低分明的，因而阻礙了M去認知世界。當M處於這個概念架構中，她難以得知相關的知識。但後來，M改用了另一個概念架構，而這個架構裡面的概念包含自然、歡樂等，它們都不預設社會的階層高低分明。於是，M發現自己過去以為的粗俗其實是自然不做作，過去認為破壞莊重家庭應有寧靜的「聒噪」其實帶來了歡樂。她觀看社會的方式變得越來越準確。

梅鐸認為，利己之心不僅能讓我們在看到相反的證據之後，繼續相信既有的信念，像嫉妒這樣的利己之心甚至還能讓我們維持某些概念架構，而這些概念架構裡面的規範性概念會讓我們誤解社會。根據梅鐸的看法，前述範例中的M之所以可以改變觀念，是因為捨棄了自利，改為追求正義或愛，「用一套新的規範性詞彙取代那套舊有的詞彙」。[19]簡而言之，我們在社會中的身分和自利之心會讓我們持續抱持有問題的信念；此外，自利之心還會讓我們接受一系列概念，因而難以了解社會的真相。梅鐸認為，我們應該在與人交流時，用愛來取代自利。她清楚指出像自利這種東西，不僅會孕育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也會孕育出有問題的概念。

有時候，一套概念架構會因為裡面的某些概念誤解了社會現實而變得有問題；譬如，裡面的概念幻想出一套階層關係，以為有些人天生高尚有些天生卑賤。但正如梅鐸所說，有時候概念架構也會因為欠缺某些概念而出現問題。米蘭達．弗里克最近就從婦女解放運動的回憶錄中，找到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有一名在康乃爾大學工作的女性，長年以來一直受到系統性的性騷擾；但當時性騷擾的概念還沒清楚建立，所以這名女性自然無法說出自己「正在遭受的不當對待」到底是什麼。這個例子明顯顯示，當這名女性的意識形態中缺少某個概念，就會無法用那個概念來了解她自己遭遇到的相關壓迫。用弗里克的話來說，這表示缺少概念也可能會造成「認知失能」（epistemically disabling）。[20]

中國政府在二〇一三年秘密地向高等教育部門發布了一份《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獨立記者高瑜獲得該文件之後，在同年八月將其公布在德國的《明鏡》（Der Spiegel）雜誌上。這份文件列出「七不講」，要求大學教授避免談論以下七類主題：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民權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裙帶資本主義、司法獨立。這顯然是為了避免學生獲得關鍵政治概念，進而無法批評中國政府的相關政策。這是在試圖向中國學生灌輸一種缺乏相關關鍵概念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上述例子顯示，當弱勢族群缺乏相關的概念框架，進而無法解釋他們在社會中受到怎樣的壓迫時，他們就更難挺身捍衛自身利益。弗里克確定這是一種獨特的「詮釋的不正義」（hermeneutical injustice）。不過，梅鐸針對「粗俗」、「聒噪」這些概念架構的討論也提醒我們，即使是優勢族群也常會被有問題的概念架構所害。[H]

自利心或嫉妒會讓人接受並死守某些概念架構。也許從概念與身分認同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更清楚看見概念是怎麼變得帶有意識形態。某些用概念來描述世界的方式顯然和個人的身分認同有關，像是凱瑟琳．波金（Kathryn Pogin）就在〈贖罪的概念化〉（Conceptualizing the Atonement）中指出，贖罪的概念與身為天主教徒有關。正如與身分認同有關的信念很難理性修正，而且這些概念會設法讓自己繼續留存一樣，某些概念也很難捨棄，也一樣會設法讓自己繼續留存下來。

艾瑞斯．梅鐸舉出的例子告訴我們，有時候麻煩會出在概念上。婆婆M原本持有的概念架構包含了粗俗與聒噪這些「具有規範意味的描述性概念」，這個舊有的概念架構妨礙M正確理解D的本質。

對概念最有名的批評之一，是美國黑人知識分子索傑納．特魯斯（Sojourner Truth）討論女人這個概念的演講。一八五一年，她在俄亥俄州的全國女權會議（Woman’s Convention）上發表〈所以我不是女人嗎？〉（Ain’t I a Woman?）：

那邊那個男人說，女人上馬車要有人扶、過溝渠要有人扶、去哪裡都要有最好的位置。但從來沒有人扶我上馬車、過泥坑，沒有人給過我最好的位置！所以我不是女人嗎？看看我！看看我的手臂！我下田、耕地、把穀子收進穀倉裡，沒有哪個男人比我更能幹！所以我不是女人嗎？我做得跟男人一樣多，吃得——如果有得吃的話——跟男人一樣多，也受得了鞭笞！所以我不是女人嗎？我生了十三個小孩，大部分都被賣去當奴隸，當我像母親一樣哭喊時，只有耶穌聽得到！所以我不是女人嗎？

特魯斯提醒聽眾，社會把女人這個概念跟女性式的無助綁在一起。所以，即使她毫無疑問地經歷過只有女人才會經歷的最沉重的痛苦，也就是「母親的傷働」，卻依然不被當成女人。特魯斯藉此在演講中指出，女人這個概念是有問題的。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當人們無法知道社會的真相時，概念可能會出現怎樣的問題。

概念是一種思考屬性的方式。譬如，「桌子」的概念是一種思考桌子屬性的方式；「水」的概念是一種思考H2O屬性的方式。而我們可以說，如果概念不指涉任何屬性，它就是空的。為簡單起見，我接下來暫時同意，如果世上從來沒有任何東西符合過某屬性，該屬性就不存在。世上從來沒有過獨角獸，所以獨角獸的概念是空的；[21]相較之下，桌子和水的概念則不是空的。

接下來，我會把信念的內容叫做「命題」（proposition）。譬如，如果有人相信泰隆會當上執行長，就是對「泰隆將當上執行長」這則命題抱持了立場。在討論中，我們會把命題當成是由概念構成的，而不是由概念指涉的屬性或對象構成的。譬如，世上並沒有「是獨角獸」這種屬性，但「獨角獸有角」這則命題是由概念而非屬性構成的，所以人們還是會相信獨角獸有角。

在用這種方式來解釋有問題的概念時，概念的推論角色理論（inferential role theory）很有用。這項理論指出，「我擁有某概念」其實就是「我會用它來推論」，而該概念所指涉的屬性，是推論得以有效的原因。

讓我們拿「且」這個概念，也就是交集的概念，來示範概念的推論角色。根據概念的推論角色理論，「且」這個概念表達的屬性，可以讓我們從命題「P且Q」推論出命題P、命題Q，以及命題P加上命題Q。交集的概念指涉的是一個真值函數（truth-function），也就是一個像真值表（truth table）說的那樣從真值推論出真值的方式。交集指涉的真值函數，會讓相關的推論變得有效。那麼如果是有問題的概念，在推論時會變得怎樣呢？

在這裡，我沿用索傑納．特魯斯的著名例子。假設「女士」這個概念讓我們從「X是一位穿著考究的白人女性」推論出「X是一位女士」，並讓我們從「X是一位女士」推論出「X是順從的，而且需要保護」。這個概念有兩類問題。第一類問題是，它讓我們推論出錯誤的信念：穿著考究的白人女性未必都是順從的，這些人也未必都需要保護。第二類問題是，這類概念是空的：它讓我們做出無效推論，而且世上不會有任何屬性能讓這些推論變得有效。我所敘述的那種「女士」的概念根本不指涉任何屬性，所以是空的。這就是其中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概念：它是空的，而且會讓人推論出某些錯誤的信念。

根據我概述的推論角色理論，有問題的概念不包含任何內容。譬如，讓我們做出前述那段推論的「女士」，就沒有指涉任何屬性。我在第四章中說過，某些詞有些時候表達的是具有內容的概念，但有些時候也會表達出有問題的概念。我們在思考宣傳的時候必須知道這件事，因為宣傳使用的某些辭彙，經常與有問題的概念或有問題的信念相關。

有時候，辭彙也會具有問題。第四章就提過，有時候辭彙雖然確實表達出內容，表達的內容卻有問題。譬如，「女士」一詞可能指涉的是性別為女性的人，所以確實是有內容的；但它的內容會讓我們推論出，只要某人的性別是女性，她就是順從且需要保護的。如此一來，用「女士」來描述人的時候，就會讓我們推論出所有女性都順從，而且都需要保護。

此外，概念還會出現另一種問題。我們可以說，一個概念是否恰當，是由這個概念到底會讓我們更容易獲得知識，還是更難獲得知識來決定的，無論是直接影響或者是訴諸情緒的間接影響都算數。越容易妨礙我們獲得知識的概念，就越不恰當。用來解釋一個概念並不恰當的方法，也可以用來解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如何產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前述提到的「空的概念」就是一種不恰當的概念，這樣的概念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但有時候，概念即使確實指涉屬性，依然並不恰當。

人們說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德國邏輯學家弗雷格是個超級理性主義者。他試圖證明，只有分析性判斷、定義、邏輯才能夠拓展知識。他在簡介為什麼定義可以拓展知識的時候，提到一些「數學中真正有意義的定義」，譬如「函數的連續性」：

定義裡面的東西不只是一系列屬性而已，裡面的每個元素都幾乎可說是有機地與其他元素緊密相連。我們可以用圖解的方式，一眼看出兩者有何差別。如果平面上的一個圖形或一塊區域，代表一個概念或概念的外延，那麼由一系列屬性來定義的概念，就是由分別代表其中每個屬性的區域所交疊出來的那塊區域。有了這樣的定義，接下來我們就只需要用各個區域的邊界線，指出這個概念的邊界就可以了。但這種方法不會產生什麼新東西。更有用的定義方法，是去劃出之前還不存在的邊界線，藉此推論出更多原本無法預先知道的東西，這樣就不會變成只是在把剛放進盒子的東西重新拿出來而已。[22]

弗雷格討論概念的方式很受用，可以讓我們在推理過程中注意到一些原本看不到的模式。但我們也很快會想到，概念的定義也可能會讓我們「看見」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模式。譬如，「X只能被1和17整除」這樣的概念在數論中沒什麼意義，真正有意義的概念是「X只能被1和X整除」，也就是質數。如果我們以為「X只能被1和17整除」很重要，就會看不到真正重要的東西。[23]

弗雷格討論概念有沒有意義的方式提醒了我們，即概念可能會讓我們誤解現實的結構。根據這種看法，那些沒有意義的概念不會點明「命題之間的依賴關係」，反而會讓我們看不見這種關係。這也是一種有問題的概念。如果我們用「X只能被1和17整除」的概念而非質數的概念來思考數學，一定會出問題；同樣地，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包含這類有問題的概念，也會更難理性地獲得、修正信念。梅鐸用包含「粗俗」、「文雅」這類概念的概念架構告訴我們的，正是有些概念架構會妨礙我們理性地獲得、理性地修正那些關於社會現實的信念。

應該有很多人在聽到我提出的有問題意識形態是什麼，以及這類意識形態有多少種可能的來源之後，就會覺得也許人類的所有意識形態都或多或少帶點問題。從李普曼到甘德勒，研究意識形態理論的人都強調，人類的工作記憶有限，必須靠刻板印象來快速做出反應，這是很自然的。刻板印象既能幫助我們，也會讓我們產生認知偏誤。同理，現實世界中的意識形態似乎也無法完全不包含有問題的概念。我們每個人都持有一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都會讓我們在某些地方，因為這些意識形態而難以正常地獲得知識。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討論曼佛雷德．史丹利所謂的「技術主義意識形態」（ideology of technicism）了。[24]這種意識形態指出，真正的公領域理性只能以科學概念或量化概念，不可以用個人經歷這類的東西為理由，去讓人持有信念或做出行為。這種意識形態不包含個人經驗的概念，因此用史丹利的話來說就是，它「討論起來很省事」（convenient rhetoric）。

曼佛雷德．史丹利認為，技術主義意識形態削弱了那些不熟悉技術主義概念的人的自主性，因而傷害了民主。這種意識形態會讓一般公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跟專家一起討論那些會規範每個人的法律。派翠夏．希爾．柯林斯與卡利勒．穆罕默德則指出，技術主義意識形態貶低了個人敘事，讓我們難以用個人敘事去解釋為什麼某些統計數字會讓少數族群蒙受負面形象。如果這些理論家說得沒錯，技術主義這種概念架構就是一種典型地會在現實中被當成意識形態來用的工具。當權者用它來剝奪其他人的權利，並支配其他人。因此，技術主義與統治菁英這一社會身分有關。

派翠夏．希爾．柯林斯把技術主義意識形態稱為「以歐洲為中心的知識驗證過程」的概念架構。[25]她所使用的辭彙呼應了塞內加爾哲學家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將歐洲所習慣的理性與非洲所習慣的理性拿來對比的方式：

也許非洲黑人的生命力以及臣服於客體的方式，乍看之下很不理性，但其實源自理性。說得更清楚一點，它不是理性之眼的歐洲理性，而是觸摸的理性，甚至更適合說成擁抱的理性。這種理性具有同情心，它比起拉丁式的Ratio，更接近於希臘式的Logos……非洲黑人的言論，無論如何都不會在還沒接觸對象的時候，就用類別與概念來嚴格分類它，而是會打磨對象，恢復它原本的色彩、質地、聲音及芳香。非洲黑人的言論用明亮的光線，照耀出對象內部蘊含的水氣，顯露出它本質上的超現實感，或者更準確地說，它被隱沒的現實性。歐洲人的理性是用效益的角度來做分析與論述，非洲黑人的理性是用參與的角度來直觀認識它的對象。[26]

正如前文所見，史丹利、柯林斯、穆罕默德這些理論家的主張更強力。他們認為，人們會採取像技術主義這種極為貧乏的概念架構，並不只是歷史的偶然。人們之所以會說應該在公共理由中只使用技術官僚式的概念，其實只是為了保護統治菁英的利益。看看塞繆爾．杭廷頓是如何呼籲我們使用更多專業語言去解決如今「太過民主」的問題，就會覺得上述理論家提出的主張真的很難駁斥。如果他們的主張為真，那麼根據我在本章對意識形態的敘述，技術官僚的概念架構就真的很常被用來促進意識形態的形成。而且，它促進的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即使統計數字事實上為真，這種意識形態依然拒絕讓我們去接觸敘事和個人見證，妨礙我們了解統計數字背後藏有哪些真實苦難。

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哲學家都認為某些特別重要的有問題意識形態會威脅民主。民主的隱憂之一，就是這些意識形態似乎無法消除，總是得擔心它們給民主帶來麻煩。本書就是要試圖詳述這種自古以來的民主隱憂。我認為，說服與操弄，也就是我所謂的宣傳，都仰賴著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才變得有效。當我們的身分認同讓我們相信在制定政策時不需要考慮某些同胞的觀點，我們就會覺得不通情理的政策似乎很願意講道理。而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則是會讓不理性的提議看起來很理性。即便是民主社會，似乎仍舊存在嚴重的不平等，而亞里斯多德說的那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也總是會存在於這樣的環境之中，因此我們可以想像為什麼從古希臘以來，人們一直都說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威脅民主存亡的重大問題。

我們不難理解，社會有許多特徵會讓人陷入正當性神話，使我們無法看見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者無法獲得思考現實所需的正確概念。但我們可能認為這些過程不會影響我們的知覺信念（perceptual belief），反而認為知覺概念相當單純，經驗與信念之間的關係足夠直接，不會受到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影響。因此，我們只要完全以知覺信念為基礎，就可以避開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導致的認知錯誤。

但心智哲學（philosophy of mind）與心理學最近的研究發現，心理偏誤與偏見所造成的認知錯誤，似乎還是會影響到知覺信念。我們的知覺機制在傳遞資訊時會誤導我們，使知覺信念產生系統性缺陷。如今，「認知滲透」（cognitive penetration）這件事，也就是我們的背景信念會影響我們的知覺，已經是不太有爭議的共識。這表示，我們的知覺可能也會讓我們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這個問題有很多種版本，每一種都很麻煩，接下來會一一解釋。我們都認為自己是根據知覺提供的「事實」去建構理論。但如果我們的知覺機制本身就被偏誤影響，我們就可能使用帶有偏誤的方式來建構描述世界的理論，同時又以為這些方式是客觀的。於是，我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帶有偏誤的信念，當成是客觀的。

知覺信念會受意識形態影響，因此也可以用來強化意識形態，這時如果強化的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變成了沃特．李普曼在《輿論學》裡所說的刻板印象。他在書中，以亞里斯多德對奴隸的描述當例子：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是一種知覺，在我們使用理性之前就產生了效果，在感官提供的資料還沒進入思考過程之前，就先染上了色彩。它就像波士頓燈塔街（Beacon Street）上的淡紫色窗玻璃，像化裝舞會門口判斷賓客扮裝是否得體的警衛。刻板印象是最難教化，也最拒絕批評的東西，它在我們調查證據的時候，就在證據上蓋下了自己的印記。

李普曼認為，刻板印象影響了從知覺產生信念的過程。而他所說的刻板印象就是我所說的意識形態；它抗拒理性修正（最難教化、也最拒絕批評），並「在我們調查證據的時候，就在證據上蓋下了自己的印記」，讓自己變得更難被修正。

奇斯．裴恩（Keith Payne）在二〇〇一年做了一個實驗，這實驗現在變得很有名。他發現，如果照片中出現的是黑人而非白人臉孔，美國人會更快發現照片中的槍枝。同一篇論文中的另一個實驗則指出，在辨別時間有限的狀況下，美國人比較容易把跟黑人臉孔而非白人臉孔一起出現的工具誤認為槍枝。這項研究證實刻板印象會影響知覺判斷：美國人相信黑人很暴力，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影響了他們的知覺機制。這項研究也顯示，「那是一把槍」或「那個人很危險」這種知覺信念，可能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它讓人認為遇到某些人時進入恐慌或恐懼相當合理。

我和李普曼一樣，都認為刻板印象或意識形態信念可以幫助我們在時間有限的時候快速概括事物、做出反應。[27]由於我們經常必須快速做出反應，這類信念必不可少。李普曼知道這表示刻板印象也會影響知覺判斷，裴恩的研究則證實了這一點。

裴恩的研究強力地證實刻板印象會影響知覺判斷。但影響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種。最勁爆的一種解釋，就是受試美國人的刻板印象影響了知覺經驗的內容，真的把照片中的工具誤看成手槍。比較沒那麼勁爆的解釋，則是受試者的知覺經驗是正常的，但在形成知覺信念的過程中出了問題，使得知覺經驗裡面的東西明明是工具，卻由於社會意義告訴受試者黑人很暴力，所以那工具在形成知覺信念時就毫無根據地變成了手槍。不過，由於從知覺經驗產生知覺信念的時間非常短，即便比較沒那麼勁爆的版本說的才對，受試者還是會以為具有偏誤的信念是公正客觀的。

珍妮佛．艾柏哈特（Jennifer Eberhardt）等人的研究結果也符合李普曼的看法，支持刻板印象會「影響視覺，會決定我們把物質環境中的哪一些資訊當成重要的刺激。這是因為，由於知覺的資訊處理能力有上限，這些關聯性會決定我們在看東西的過程中認為哪些資訊重要、哪些資訊不重要。譬如，黑人與犯罪的關聯性，會讓我們在看到黑人面孔時特別注意與犯罪相關的東西，在看到犯罪事物時特別注意黑人的臉」。[28]

艾柏哈特等人以不會進入意識或知覺的刺激方式，先讓受試者看見黑人臉孔、白人臉孔或沒有臉孔的照片，然後再給受試者看畫質非常粗糙的刀槍照片。他們發現，如果受試者先看到的是黑人臉孔，之後就會更快辨認出照片中的是刀槍。另一項實驗則發現，如果受試者先看見了刀槍或與犯罪相關的物品的照片，之後就會更快辨認出照片裡黑人的臉，但白人的臉則不會有這樣的效果。這表示李普曼說得沒錯，刻板印象的確會直接影響視覺注意力。實驗並未證實視覺經驗本身帶有偏誤，但證實了我們原本擁有怎樣的信念與刻板印象，會影響後來獲得怎樣的視覺經驗。

菲利普．戈夫（Philip Goff）、艾柏哈特與其他兩位研究者在二〇〇八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對史丹佛的大學生進行了一系列實驗，測試他們的知覺中對黑人與猿類的內隱關聯性。[29]實驗分為四次。第一次實驗找了一百二十一位大學生擔任受試者，發現他們看到黑人的臉之後，更容易辨別出照片中的猿類。作者將結果總結如下：

光是先看過黑人的臉，受試者就能在看了更少張照片的狀況下準確辨別出猿類。這在白人受試者與非白人受試者身上都發生。此外，無論受試者是否明確表現出種族偏見，或是否想要控制自己的偏見，都不會降低此效應。此外令人驚訝的是，受試者不僅在看見黑人的臉之後更容易識別出猿類，還會在看見白人的臉之後更難識別出猿類。[30]

研究者在第二次實驗則發現，受試者看過猿類的照片之後，會下意識地注意黑人的臉。後來，他們又做了第五項實驗，找了一百二十一位賓州大學的大學生，發現先看過猿類照片的人，比先看過大型貓科動物圖片的人，更傾向於認為警察毆打黑人是合理的。而且，先看過猿類的圖片，不會影響受試者判斷警察毆打白人是否合理。戈夫等人總結道：「黑人與猿類之間的雙向連結，可以下意識地對知覺造成顯著影響」。[31]

目前已有大量證據顯示，刻板印象會影響我們從知覺獲得的資訊。知覺判斷的形成機制，本身就會衍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甚至還會衍生出一種最糟糕的偏誤，讓人們相信知覺判斷完全客觀，因此「眼見即為真」。譬如，我們通常都不會認為原有的心理偏誤會讓我們特別注意某些事物，而會讓我們認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貌。

蘇珊娜．西格（Susanna Siegel）將這種針對「他群」（out-group）[I]的社會偏見影響知覺判斷的現象稱為「知覺鬧劇」（perceptual farce）。她的敘述讓人想起李普曼的看法：

在我說到的所有情況中，主體要嘛是知覺到她原本已經懷疑或恐懼的事物，要嘛就是用知覺到的事物去支持自己的懷疑或恐懼為真。無論哪一種，都可以稱為知覺鬧劇。知覺乍看之下讓我們看見身邊的事物，但其實不然。知覺聲稱告訴我們世界的面貌，而我們如果需要，就可以用現實去檢查自己的信念、恐懼、懷疑，並以此做出行動，但其實並非如此。[32]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各種無意識過程都會影響知覺信念的形成。

正如前文所見，有些討論偏見如何影響知覺信念的理論主張比較強，有些比較弱。西格在《知覺的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Perception）中提出的版本最強勁；它主張心理偏誤會影響知覺經驗的內容，而人們得到的都是「帶有偏誤的經驗」。[33]該理論另一種較弱的版本則主張，心理偏誤會影響我們在視覺視野中關注的東西，進而影響知覺中接收到的資訊。此外，還有另一種理論則認為，心理偏誤會影響我們根據知覺經驗所形成的信念。在這些版本中，較弱的版本至少已知為真，較強的版本也可能為真。不過要採取較強的版本還是較弱的版本，對於處理我們關注的問題而言並不重要。無論哪一種版本的理論才正確描述了心理偏誤與知覺信念之間的關係，都足以指出我們的認知過程會阻礙我們獲得客觀的知識。

我們的心理幾乎無法避免讓我們把自己的知覺信念，誤認為對於世界的客觀描述。但我們的背景信念會影響知覺的關注重點，使得知覺呈現的不會是客觀的世界面貌。因此，如果社會各群體之間層級分明，有著嚴重的不平等，我們就似乎無法避免把有偏誤的信念誤以為是客觀的。

社會的結構性事實，譬如各群體的層級分明的不平等結構，可能會讓即使是知覺這麼基礎的東西，都無法提供可靠的知覺信念。這很有可能是知覺的正常機制。[34]如果我們活在層級分明的不平等社會中，就會產生影響知覺的刻板印象。這不表示機制故障了。因為同樣的機制只要出現在結構不同的社會中，它產生的刻板印象就不容易出現這類錯誤。當我們生活在結構有問題的社會中，以知覺機制為基礎產生信念的認知機制，就會自然而然地用這種方式誤導我們。如果知識必須仰賴一種不會這樣誤導我們的知覺機制，那麼就沒有任何東西能算是知識了。如果我們要堅持認知能力必須完美無缺，只會變成懷疑論者而已。

我在這裡關注的重點不是所有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是那些給民主帶來最大麻煩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所以會給民主帶來麻煩，是因為它會使許多人陷入理論上的不理性，進而陷入許多困境，譬如無法看見自己的利益。本書主張，在物質、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社會中產生的許多意識形態，都會給民主帶來麻煩，所以我們必須守護平等。這項論證的細節留待下一章細談。

民主社會需要政治平等的文化。我將在下一章指出，即使只是物質上的不平等，都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35]在功績主義的社會中拿不到資源的人，很容易產生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相信自己拿不到資源是因為社會不正義。而在並不符合功績主義的社會中，那些階層地位高得並不正義的人，像是那些擁有的地位比做出的「貢獻」高出許多的人，則可能會有另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譬如，他們可能會誤以為這個社會符合功績主義，而像他做出這麼多貢獻的人，在功績主義社會中當然應該擁有他現在的地位。在真正根據貢獻來分配資源的社會中，缺乏資源的人所持的意識形態，會給民主帶來麻煩；而在資源分配不正義的社會中，資源豐沛者的意識形態，也會給民主帶來麻煩。

接下來，我將根據自己對政治現實的看法，也就是哪些狀況與政治特別有關係，來集中解釋為什麼那些相信社會用人唯賢的信念，在社會的不平等違反正義的時候，會變成給民主帶來麻煩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簡而言之，我認為解釋這種狀況為什麼會帶來麻煩，比解釋那些「自己把自己搞窮」（undeserving poor）、而且還心懷怨恨的窮人所持有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更為重要。事實上，我懷疑很可能沒有任何一種功績主義的形上學主張，可以始終如一地支持社會中某些成員獲得的資源，應該比其他成員多出許多。而且，即使真有這種形上學，只要它帶有任何規範意味，它所描述的功績主義社會就會和現實中的每一種人類社會差異過大，甚至大到淪為空想。譬如，我不認為有任何主張功績主義的規範性概念，可以成功地主張富人生出的嬰兒比窮人生出的嬰兒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我前述舉出的那些會給民主帶來麻煩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可能會讓人懷疑我的討論本身就帶有意識形態。但我只是在說，許多社會中的菁英分子都會用功績主義意識形態中的錯誤信念，來合理化自己擁有的地位。至於某些社會中是不是真的有一些「自己把自己搞窮的人」是因為抱持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造成了更大的麻煩，則不在我的討論之列。或許我對功績主義形上學的懷疑，本身也源自於我的意識形態立場。

也許這是對的。也許我真的是因為自己的意識形態觀點，才會不相信功績主義。甚至，我對功績主義的懷疑本身，也可能屬於某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但即便如此也無關緊要。即使我真的相信某種有問題的左派意識形態，我的論證也不會因此變得比較不客觀。那充其量只能影響我的舉例。也許我的意識形態讓我以為自己舉出了最重要的例子，其實別的例子比它們更重要。但我描述這些例子的方式是另一回事，它並不會因此就變得更不客觀。

如果我選出來分析的例子不僅不重要，而且不存在，那麼我試圖去分析它們就只是在浪費時間。但是，無論你用哪一種站得住腳的規範性判準去判斷人們的貢獻，都毫無疑問地會同意，現實社會中某些人擁有的資源就是比他們應得的要多。億萬富翁的年幼小孩可沒有「自己掙來」他嘴裡的金湯匙。也許當代的民主國家已經不像我說的那樣，會去忽略許多違反正義的不平等現象。但無可否認的是，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許多社會都不承認社會中有很多顯然違反正義的不平等現象。即使我抱持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因而看見了一些實際上不存在的不平等，那最多也只是說，我的分析能適用的社會比我以為的少；但對於適用的社會而言，我對於它們如何忽略這些違反正義的不平等現象的描述，依然在我們理解這些社會的時候相當重要。我在整本書中只要提出現實中的不正義案例，都會舉證說明該案例為何違反正義。但即使我誤解了每一個我舉出的實際案例，我對這類例子的理論描述依然不受影響。對於這些實際案例的經驗性主張，並不屬於本書理論要處理的重點。

有人可能也會擔心說，我的意識形態不僅影響了我選擇的例子，還影響了我用來分析的工具。但我使用的分析工具，都是在顯然與政治無關的哲學領域中發展出來的。第四章使用兩種分析一般非政治言論的必要工具，即形式語意學和語用學，來分析宣傳的其中一種機制。本章與下一章則使用分析式的知識論，來指出宣傳言論的特色就是根本什麼都沒說。因此，很難說本書的四、五、六章使用的工具帶有政治偏見。

此外，我也大量引用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我討論過的許多理論家都跟我一樣，對那些助長不正當權威的機制感到擔憂。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與本書探討的主題的重疊之處，讓它提供了大量從經驗事實來探討此問題的材料。當然，人們可能也擔心我引用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帶有偏誤，畢竟社會心理學的許多核心研究成果，都是為了解釋不正當的權威如何出現和維持，而也許這些理論家抱持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造成他們研究結果不夠客觀。

但就像前文所說的，即使社會心理學家受到錯誤的信念影響，誤以為不正當的政治權威很常見、造成的威脅很高，我依然認為前文提到的研究結果的客觀性不受影響。這些錯誤信念真的會影響的，是社會心理學家主要挑選的研究對象，以及他們的研究結果是否適合用來討論現實世界中的政治。但我們必須找到一個完全不同的論證，才能相信這些研究結果不夠客觀；必須要有證據，才能說這些社會心理學工具本身帶有偏誤。畢竟，抱持不同意識形態的人都使用相同的社會心理學工具，如果這些工具真有偏誤，就表示社會心理學本身帶有偏誤，使得即使用社會心理學來討論完全不同的案例也會出現問題。

我想做的只是解釋，為什麼社會上只要有違反正義的嚴重不平等，它所自然形成的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會給民主帶來麻煩。而且我也認為，去解釋那些「自己把自己搞窮的人」抱持了怎樣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對現實很可能毫無任何幫助。但我的選擇並不會讓我的分析不夠客觀。我猜只要研究意識形態，都得使用我所開發的工具，即使是要研究我所抱持的意識形態也不例外。

泰瑪．甘德勒說過，當你身處的社會「違反你抱持的規範性理念」時，「你的認知將無可避免受到影響」。[36]她整理了支持這項主張的心理學證據，指出這種時候「要嘛你得改變注意力和生活方式，刻意避開社會中相關的規範⋯⋯要嘛就得想辦法找藉口⋯⋯歪曲你原本的理念，以符合社會中的相關規範（譬如開始相信那些刻板印象連結背後其實都有道理）。」本章已經大致解釋了這樣的事情如何發生。下一章的重點，會是把本書支持平等的論證說完。該論證的結構很值得好好說明清楚。

本書開頭提到了馬丁．德拉尼的論證；他認為如果獲得成就的機會不平等，人們就無法彼此平等尊重，因為人們會誤以為掌控較少資源的人本身就低人一等，同時也會讓那些處於弱勢的群體喪失自尊。[J]讓人們無法彼此平等尊重，以及讓人失去自尊，毫無疑問地都是道德問題，但都不是本書反對不平等的理由。本書之所以反對不平等，是因為造成這些道德問題的信念，會讓反民主的惑眾妖言成功產生影響，給民主帶來很大的麻煩。

在嚴重不平等的社會中產生的信念，譬如自己低人一等或別人低自己一等，往往會使民主理念難以實現，譬如會讓人變得不通情理。我們很自然地會覺得，那些認為某些人本來就低人一等，或者不值得我們平等對待的說法不通情理。但這也不是本書反對不平等的理由，至少這樣講並不精確。本書的理由是，這類意識形態信念會讓我們看不見某些主張、體制、政策在本質上不通情理之處。如果社會上真有不義之處，設法解決這些不義的政策就是願意講道理的；但如果社會上盛行的意識形態認為該社會沒有不義之處，人們反而會認為這些政策不通情理，甚至還會認為那些助長不義的主張，並沒有在助長不義。簡而言之，這種時候，惑眾妖言就成功了。

我想找出一個最好的版本來講述這個論證，反倒沒那麼想花功夫捍衛其結論會引發的反應。我之前說過，哲學上一直有人拿這個論證來反對民主。自古以來，哲學上就一直有人以個體的先天缺陷、能力差異等難以消除的不平等為由，來反對民主制度。但他們的論證也可以反過來看，可以說他們的論證是在說民主必須盡量縮小不平等，即使只是物質上的不平等。

前文已經提到，有好幾種狀況都會讓我們產生一些用各種方法拒絕修正的信念，而且這些信念很可能不是本身的某些屬性使它拒絕修正，而是某些社會結構阻礙我們去修正它。我們會抱持這些信念，可能是認知機制在社會中正常運作的結果。社會上的某些結構特徵讓我們看不見反證，或者讓我們以為眼前的反證並不重要。此外我們也看到了，我們用來獲取知識的正常機制，會讓我們誤以為某些帶有偏誤的信念背後有客觀的證據支持。接下來，我要來談談從亞里斯多德到馬克思等哲學家都說過的意識形態作用機制：為什麼擁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容易相信自己比別人優越，被壓迫的族群則容易相信自己比較低劣？我的論證將指出，不平等讓人們相信了這些意識形態，以及這些意識形態的確像亞里斯多德說的那樣，給民主帶來很大的麻煩。本書捍衛平等的論證，將在下一章完成。

原注：有些批評自由主義的人拒絕把個人事務和政治事務分開來看，因為「個人事務就是政治事務」（或者說，「就是因為政治，我們才會認為某些事情是個人事務」）。以這個例子來說，當事人的政治考量是否公平，顯然與他的家庭關係有關。這種對自由主義的批評與本書的說法完全相容。我只是為了說明起見，才在這裡把家庭假設成跟政治無關。我認為自由主義的核心是，我們在思考政治上該怎麼做時，態度應該不帶偏私，不應該像是球迷在看運動比賽時那樣。但我不認為球迷與球隊之間的關係，很適合拿來類比家人之間的關係。家庭結構顯然是所有人都重視的事物，因此說它是個重要的政治議題不太會有爭議。但球隊忠誠度就不是了。感謝林達．澤瑞里（Linda Zerilli）跟我討論這件事。
原注：湯米．謝爾比說過，意識形態信念「會影響行為主體如何理解社會生活，往往在構成個人身分與社會身分的過程中影響重大。意識形態信念會調解相關的社會交流，是「生活世界」（life-world）或「共同意義」（common meanings）的一部分，影響人們如何過生活、如何做出行動。見Shelby, “Ideology, Rac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 pp. 159–60。謝爾比把意識形態視為貶義詞。我則是和哈斯藍爾等人一樣，視其為中性詞。
譯注：社會世界指的是一群一起生活、一起做事，而且在乎彼此的人所產生的環境。
原注：我們很容易會用「跟著」（tracking）的概念來思考這種規範性理念，譬如「信念跟著知識走」（belief tracks knowledge）。這種傾向不值得鼓勵。許多反例都證明，信念應該跟著知識走，只是一種未必符合事實的可能性而已。
原注：見Fricker, , p. 37。弗里克主張，由於「無意識的信念藏得相當隱密」，我們應該把社會中的刻板印象當成意象來看。她認為意象、甚至是意象式的概念，都與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克蘭普勒筆下的「英雄形象」也符合她的說法，但我還是傾向像莎拉－簡．勒斯里那樣，用上一章提到的維特曼建議的方法來看刻板印象，把刻板印象當成泛用性的主張。
Epistemic Injustice
原注：Fricker, , p. 35 把「偏見」定義成「一種會帶來正面或負面效果的判斷。而且因為主體投注了情緒，即使看到反證也不容易回心轉意（根據知識論，通常是認知主體要為這時候的不回心轉意負責）」。弗里克的這項定義影響深遠，它與我的論述的關係如下。大體來說，我要討論的主題類似於意識形態會不會造成知識論上的問題（雖然我不確定適不適合用義務論的方式去討論這個主題，這也許是很個人的事）。弗里克提到的「負面身分偏見」意識形態會給民主帶來麻煩。但我認為還有其他意識形態也會給民主帶來麻煩，譬如石油公司為了抗衡氣候變遷相關的政治行動而做出了許多宣傳，能成功產生讓這些宣傳得以有效的意識形態，就給民主帶來了麻煩。最後，還有一件可能與弗里克的研究無關的事：我懷疑大部分的信念無論是否涉及意識形態，多多少少都不願意被反證修正。彼得．雷爾頓（Peter Railton）在即將出版的書中指出，信念遇到反證之後，之所以還會像弗里克說的那樣，擁有一段「合理的預期餘命」，部分原因可能是主體的情感依附造成，讓信念總是會多多少少偏離證據。
Epistemic Injustice
原注：社會結構可以透過很多種方式，阻止我們理性修正信念。它可以讓我們拒絕相信反證，或者如麥特拉所言，可以讓我們不想去檢查那些唾手可得的反證。見Maitra, “Subordinating Speech,” p. 206。
原注：哲學家荷西．梅帝納在討論弗里克的論點時詳述了此事。在梅鐸的例子中，M女士因為嫉妒心而不願放棄那套「過時」的概念。梅帝納也同樣指出，很多時候對優勢族群來說，因為欠缺某些概念而看不出自己的優勢地位違反正義，反而比較有利。譬如對美國白人來說，不知道白人特權的概念反而比較有利。見Medina, “Hermeneutical Injustice and Polyphonic Contextualism,” p. 215。
譯注：又稱「外群體」，指的是個人所屬群體以外的其他社會群體。與之對照的概念則是「我群」，又稱「內群體」，指的正是個人所屬的群體。
原注：德拉尼在本書引言討論過的段落中簡述了這個論證，本書也是因為如此才把用那段文章來開場。見Delany, 。此外，湯瑪斯．史坎倫以「汙名化地位差異」為由反對不平等的討論也呼應了德拉尼的主張。更多見Scanlon, “The Diversity of Objections to Inequality”。
The Condition, Elevation, Emigration, and Destiny
見Rosen, , pp. 69–80，該段摘自p. 73。
On Voluntary Servitude
同上，p. 78.
感謝Jonathan Kramnick和我討論這件事。
Tucker,, p. 173.
The Marx-Engels Reader
尤其見Gendler, “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
同上，pp. 565–66。
Williamson, .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Sosa, “How to Defeat Opposition to Moore”; Sosa, “How Must Knowledge Be Modally Related to What Is Known?”; and Williamson, .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Williamson,, p. 147.
Knowledge and Its Limits
譬如，可參見哈斯藍爾在”Ideology, Generics, and Common Ground,” pp. 461–65對「structures, schemas, and resources」這一段落的討論，以及她在中的每篇文章。
Resisting Reality
Haslanger, “Oppressions.”
Haslanger, “Mom, but Crop Tops Are Cute!,” p.411.
見Lebron, The Color of Our Shame, p. 57。亦可參見“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 sec. 4討論「norm-discordance」的段落，她討論了社會現實不符合我們心中理念時會發生什麼事。
Stebbing,, p. 33.
Thinking to Some Purpose
摘自塔納哈希．科茨 （Ta-Nehisi Coates）在二〇一四年六月號的《大西洋》（）雜誌上的文章〈為賠償辯護〉（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Murdoch, “The Idea of Perfection,” pp. 16–17.
同上，p. 31。
同上，p. 32。
同上，p. 18。
Fricker, , p. 151.
Epistemic Injustice
這裡我不去討論獨角獸存不存在這個棘手的問題。參見Kripke, , p. 24。
Naming and Necessity
Frege,, sec. 88.
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Tappenden, “Extending Knowledge and ‘Fruitful Concepts’ ”在這部分寫得極佳，使用的資訊也很棒。
Stanley, , p. 6.
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
Collins, , pp. 253ff.
Black Feminist Thought
Senghor, , pp. 73–74.
On African Socialism
亦可參見Gendler, “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
Eberhardt et al., “Seeing Black,” p. 877.
Goff et al., “Not Yet Human.”
同上，p. 296。
同上，p. 304。
Siegel, “Epistemic Evaluability and Perceptual Farce.”
論證參見Siegel, 。
The Rationality of Perception
Jessie Munton在即將出版的耶魯大學學位論文中為此寫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論證。
這裡同樣可以參見Cohen and Rogers, “Power and Reason”中反對審議的第三個理由。
Gendler, “Alief in Action (and Reaction),” p.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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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政治意識形態

我在前一章說過，某些意識形態會不斷阻礙我們獲得相關知識，因而具有問題。我們在很多地方都能發現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某些不太需要擔心，某些則會給民主帶來麻煩。讓一個人怎麼看都看不出雪城大學橘子人隊就是不可能年年拿下全國籃球冠軍的意識形態，不太需要民主去擔心。但那些會影響自由民主的核心辯論，譬如影響社會資源該如何分配的討論的意識形態，就會給民主帶來麻煩了。本章會特別討論其中某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並以社會心理學的工具指出這些意識形態通常都源於特定的社會條件。此外，本章也要用分析哲學的知識論工具，解釋為什麼這些意識形態會給民主帶來麻煩。

至少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起，就有兩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一直是政治哲學的討論核心。第一種意識形態是掌握資源的人很容易產生的，第二種則是無法掌握資源的人很容易產生的。在這一章，我將討論那些在資源分配上違反正義的社會中出現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不會討論亞里斯多德所說的那種、在資源分配上符合正義但不平等的社會中出現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我將討論所謂的「貢獻」（merit），譬如「德國的有錢人做出了貢獻，因而獲得財富」這種說法。我很懷疑「貢獻」這種東西本身可以獨立存在。而且，即使我們可以用世上的某些自然類（natural kind）來衡量每個人做出的貢獻，我認為許多狀況下的不平等依然不會這樣就變得正當；譬如，財富可以繼承，所以在人們還沒有做出任何貢獻之前，彼此之間就會有明顯的不平等。即使我們接受某些說法，承認有些人真正做出了一些貢獻，人們一出生就面臨嚴重不平等的例子，在每個現實社會中都依然數之不盡。而且除了家產以外，還有一大堆方式會造成不平等，因此我將討論的重點，放在人們出生時一切平等的狀態下的地位與權力的高低差異，而非出生時就已經有優劣之分的狀態下的地位與權力的高低差異。但我的核心論證，完全不需要去管現實世界中的不平等是否像我相信的那樣有很多都違反正義，只關乎是否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無論不平等的根源為何。

換句話說，我在討論嚴重不平等的影響時，不平等的正當與否並不是討論核心。掌控資源者的資源是否是他們應得（deserve）的，無法掌控資源者是否不應得資源，對我的討論並不重要。我的論證要說的是，無論個體之間的貢獻差異是否能讓不平等變得正當，嚴重的不平等都會給民主帶來麻煩。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握有特權的族群會為了社會性的需要，發展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

每個人的命運並不平等，健康、財富、社會地位等各不相同。初步的觀察指出，無論在什麼時候，那些受老天眷顧的人都會認為得想個辦法把自己的處境說成是「正當的」，把自己的優勢說成「應得的」，把別人的劣勢說成是那些人「自找的」。處境的差異明明許多時候只是純然出於運氣，但這些人依然會這麼想。[1]

韋伯還說，「無論在哪個領域，穩定持有優勢的族群……都會最覺得需要用他們訴諸的原理，幫自己的優勢合理化」。[2]而且，這種「需要」也會展現在他們「與其他握有特權的族群，以及劣勢的族群相處的方式之中」。[3]如果韋伯說得沒錯，那麼那些含著金湯匙長大的人，會抱持某些與其優勢相關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也就相當正常。即使他們的優勢只是因為運氣太好，譬如出生在帝王將相之家，他們也會相信自己的優勢是應得的。

韋伯的假說是，支配他人的人會發展出一套勒布朗所謂的「合理化迷思」。這是一項關於信念形成過程的經驗性主張，但科學證據怎麼說呢？科學證據究竟會支持這項主張，還是會說我們人類並不會用這種奇怪的方式，產生有問題的信念？

社會心理學有一種叫做「自我肯定理論」（self-affirmation theory）的論述，可以支持我對意識形態的看法；這個理論源自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克勞德．史提爾（Claude Steele）在一九八八年發表的著名論文。自我肯定理論指出，人們會想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名「行事妥當的好人」。[4]該論文提出大量研究結果說明，「自我形象受到威脅時，個體會更嚴重地貶低他群，用更糟糕的刻板印象去看人」。[5]也就是說，自我肯定理論背後的大量研究結果顯示，人們在面對負面的自我形象（譬如種族歧視）的時候，可能會產生錯誤的刻板印象去幫自己的態度找藉口。這些證據顯示我們每個人都有強烈的自我肯定需求。那些掌控社會資源的人可能就是因為這樣而找了藉口，相信他們的壓迫式支配是正當的。[A]

自我肯定理論顯示，韋伯對於菁英族群的合理化迷思的說法很可能為真。此外，其他經驗證據也支持，我們的確會形成韋伯所說這種合理化迷思。

在每個國家，一個人的財富與他支持右派政黨的程度都呈正相關，相關性不高，但很穩定。不過，研究者在研究人們政治傾向變化與自身利益變化的時候，會碰到一個問題：幾乎沒有任何政黨是自然形成的，反而大多是在偶然事件中產生的。構成政黨的主要集團之間的利益往往相差甚大，這讓韋伯的主張難以驗證。[B]此外，「要找出一群具代表性的美國有錢人並去採訪他們，實在太難了」。[6]

班傑明．佩吉（Benjamin I. Page）等人對有錢人的政策偏好的研究，調查了住在芝加哥、平均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美元，而且平均財富超過七百萬美元的人。[7]他們發現這些人非常熱衷政治，其中百分之六十八曾經捐助選舉經費，其中百分之二十一曾透過中間人捐款給政客。可想而知，這些人與政客的關係也非常好：他們之中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直接連絡該州參議員，相當多的人可以與全國級的政要彼此直呼其名。最後，這些富人的經濟政策偏好強烈反應出他們的自身利益：百分之四十四的人承認自己在政治參與上都只關注和自身利害相關的政策（大部分都是金融管理政策），而他們的政治參與是為了確保聯邦的資金流向他們選用的金融機構，並盡量撤除政府監管。微妙的是，他們最擔心的事情竟然是聯邦政府的赤字，或許是擔心政府因此對他們增稅吧。

二〇一四年，倫敦政經學院的納塔武．波薩維（Nattavudh Powdthavee）和英國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的安德魯．奧斯華（Andrew J. Oswald）兩位經濟學者，研究了人們在中樂透之後，在政治信念方面有何改變。[8]他們測試的假說是，「人們是否會先根據自身利益決定要投給誰，然後才編出一套道德說法，說自己為什麼要這樣投」。這句話實在是把我們討論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描述得太棒了。由於從統計上來看，中樂透這件事對樂透得主來說，是終其一生最可能讓他們改變政治觀點的人生變故，所以這項研究可以讓我們知道，人們會不會光是因為突然獲得一大筆錢，就改變政治觀點。

波薩維與奧斯華用英國家戶長期追蹤資料庫（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的數據來分析；該資料庫「對家庭進行具代表性的隨機取樣，找出兩萬五千名以上成人個體，從一九九一年開始，每年在九月與聖誕節之間對其進行調查」。研究人員從一九九一年開始訪問人們的政治偏好，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調查受訪者是否中了樂透；整個資料庫還包含了接近十萬份的政黨傾向問卷，指出人們的政治觀點年復一年「非常穩定」。這似乎並不意外，不過其中那五百四十一位中過五百英鎊以上樂透獎金的受訪者就有趣了。波薩維與奧斯華發現，這些樂透得主的政治偏好，出現了微小但統計上十分顯著的右傾。此外，他們也發現「該年度家戶總所得的增加，會讓受訪者更認為當下社會的財富分配方式符合正義」。當然，光靠這樣的證據還不足以使這些看法成立。而且，如果英國社會其實完全符合功績主義，那麼財富分配不符正義的說法就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而中樂透也許就有助於擺脫這種信念。但如果英國社會並不符合功績主義，那麼這項研究的結果就支持了韋伯的主張。[C]

社會的資源分配大幅不均，會讓從中受益的人去高估自己應該獲得的資源。他們拿到的資源一旦比之前習慣獲得的更少，就很容易讓他們誤以為社會不義。而他們的自身利益，會阻止他們去修正這種分配不均的「道德錯誤」。也就是說，嚴重的資源分配不正義，會讓受益者接受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可以解釋為什麼惑眾妖言能夠成功影響人民，進而妨礙民主審議。為了民主而捍衛平等，是一種政治上、而非物質上的主張。但是，有鑑於巨大的物質不平等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進而侵蝕民主，某種普遍的物質平等很可能還是符合民主理念所需的先決條件。

除了各種意義上的不平等以外，還有其他原因會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如果某個社會鼓勵單一意識形態，這個社會中的成員就會期待其他人的意識型態都跟自己一樣。[D]當他們習慣只跟意識形態相同的人為友、討論事情，遇到意識形態不同的人就會發生期待落空的狀況。當然，違反期待未必讓人不開心，像是有些人相信自己一搭飛機就會感冒，所以沒感冒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幸運。[9]但當你把某些自己已經習慣的常規當成了道德規範，狀況就不一樣：你會誤以為每個違反這些期待的人都應受道德譴責。在所有人的意識形態都相同的社群中長大的人，就是因為這樣而往往誤以為那些與自己意識形態不同的人在道德上有問題。因此，那些希望每個人都有相同意識形態的社會，往往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這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包含了錯誤的道德信念，或者會讓人產生錯誤的道德信念。

當整個社群都抱持相同的意識形態，在該社群中長大的人就會認同這種意識形態。幾十年來的社會心理學證據都支持，團體認同通常都會以非理性的方式影響人們形成的信念。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和哈德利．坎崔爾（Hadley Cantril）用兩所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做實驗，發現受試者在看了兩校之間的橄欖球賽之後，對比賽中的爭議性判決看法完全不同；[10]光看受試者是哪個學校的，就能猜出他會做出怎樣的結論。也就是說，這些學生的學校認同，讓他們從相同的證據中導出不同的結論。心理學家席瓦．康達（Ziva Kunda）稱這種現象為「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11]

心理學家已經花費了很長的時間去研究動機性推理。法學家丹．卡韓與其同儕最近做了一個實驗，先檢測兩百零二位受試者的文化與世界觀，然後給他們看一部三分半鐘的影片，影片的內容是一棟大樓外的抗議活動。[12]看完影片後，他們請受試者想像自己是陪審團的成員，要決定警察的干預是否侵犯了憲法保障抗議者的言論自由。他們告訴其中一半的受試者說，那是在墮胎診所外面抗議墮胎合法化的錄影，並告訴另一半的受試者說，那是在軍隊招募中心外面抗議軍方禁止公開軍人同性戀傾向的錄影。卡韓等人發現，政治傾向嚴重影響受試者的法律判斷。政治主張與抗議主題相對立的受試者，「其反應與實驗操作的方向強烈地背道而馳」：[13]百分之七十的保守派受試者判決墮胎診所外的警察侵犯了抗議者的法律權利，但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保守派受試者判決徵兵中心外的警察侵犯了抗議者的法律權利；至於強烈進步派受試者的判決方向，則與保守派受試者完全相反。這項研究顯示，動機性推理可不只是看運動比賽時的專利。

丹．卡韓把動機性推理定義成「人們在無意識地處理資訊時⋯⋯為了推動眼前任務以外的目標或利益，而出現的傾向」。[14]他認為，我們的目標會影響評估眼前證據的方式（像是讓我們在看到爭議性的裁判判決時支持某個運動隊伍），也會影響我們評估科學證據的方式（像是讓我覺得某些有神論者拒絕接受演化存在的證據，也讓他們覺得我拒絕接受神存在的證據）。[E]

卡韓找到了動機性推理的其中一個來源，他稱之為「身分保護認知」，這種動機性推理是為了「確保當事人屬於某個重要的相關群體」。[F]卡韓認為身分保護認知也許可以解釋所有與政治相關的動機性推理（不過我倒覺得不需要主張說，所有意識形態信念都來自身分保護認知）。

羅爾斯主張，「民主的公共文化永遠必須包含各種願意講道理的宗教、哲學、道德觀」。[15]也就是說，民主的公共文化必須包含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也就是羅爾斯所謂的「願意講道理的多元主義」。如果你身處的社會中，每個人的意識形態都一樣，當你碰到新的意識形態，身分保護認知就會讓你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道德信念。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就會讓惑眾妖言成功煽動人們，進而破壞民主審議。我接下來就會論證，為什麼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會讓惑眾妖言成功地侵蝕民主審議，為什麼只要不維持願意講道理的多元主義，惑眾妖言就能在民主社會中大行其道。

我們現在知道，社會中有兩種結構性因素會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第一種是各式各樣嚴重的不平等，第二種則是整個社群都活在同一種意識形態之中。我認為，鑒於我指出了嚴重的不平等的確會讓那些掌握資源的人產生一種獨特的正當化迷思，我已經說明了韋伯的說法有道理，因而完成了本章的第一項任務。

那麼，那些無法掌握資源的人所抱持的有問題意識形態呢？我在前文說過，在真正的功績主義社會中，那些掌握不到資源的人會產生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但在資源分配不正義的社會中，那些掌握不到資源的人，也會產生另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在後者這種社會中，掌握不到資源的人事實上受到了壓迫，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卻會讓他們難以發現自己受到壓迫，或者至少會去妨礙他們做那些減少壓迫發生的事情。但這是為什麼呢？為什麼我們可以說，違反正義的不平等會讓這些人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使他們看不到社會中的不正義？

大衛．休謨在〈政府的第一原理〉（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的第1.4.1節中說：

從哲學角度去觀察人類的人會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事，大概就是大部分人竟然會毫不在意地被少數人支配，甚至在情感上也很容易認同統治者。而且，當你一旦思考這種奇蹟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就會發現統治者雖然擁有力量，但他們手中的力量卻完全是靠某套說法來維繫的。也就是說，政府竟然完全是建立在某套說法上的，而且不僅最自由、最受歡迎的政府是這樣，就連那些最專制、最軍事獨裁的政府也是這樣。埃及蘇丹與羅馬皇帝都可以像驅使野獸一樣，讓臣民違背自己的情緒與意願來行事；但這些統治者必須編出一套說法來驅使手下的埃及奴隸兵、羅馬禁衛軍，必須編造出一套說法來驅使他的人民。

休謨在這段中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有時候菁英的統治明明沒有促進臣民的利益，卻還是能讓臣民抱持菁英想要的意見？馬克斯．韋伯的答案如下：

每一個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都會編織出一種迷思，說自己本來就比較優越，甚至是有著優越的血統。如果權力分布穩定，以至於當權者可以穩定控制人民，那麼處於弱勢的族群就會接受這種迷思。[16]

我們都會說，統治菁英傳播了某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藉此維繫權力，讓人民把統治菁英的利益當成整個社會的利益。但韋伯討論的是其中的機制；他認為統治菁英用意識形態讓人民相信菁英比較優越，並相信這個社會是用人唯才的功績主義社會。除了韋伯，其他思想家也提過類似的觀點。[G]為了加強它的說服力，之後我會進一步討論該機制的一些細節。但在那之前，我想先澄清一下，下述這兩件事並不是我們目前要討論的。

首先，韋伯所說的是「血統的優越」，但其實從韋伯的時代起，社會就一直強力抵制血統優越論。至少在西方社會，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所說的血統優越論，已經無法再讓弱勢族群相信自己的血統比較低劣了。即使是最惡毒的種族主義者，也已經用文化之間的優劣來取代基因之間的優劣。譬如，「更好的匈牙利運動黨」（Jobbik）這一抱持邪惡種族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的政黨就說，羅姆人之所以注定比較愛犯罪，是因為他們的文化，而非他們的血統。西方世界已經完全用文化優越論迷思，取代了韋伯所說的「血統優越論迷思」。

其次，人們可能會誤解韋伯的話和我接下來的論述，以為這些論述想要完全地解釋弱勢族群為什麼在政治上的行為無法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不，韋伯那句話沒想這麼做，我也沒有。除了那句話以外，韋伯還對民主有許多批評，譬如他認為官僚體系可能會妨礙民主。他在我前面引述的那段話中，也只是在解釋民主的某些問題，並非所有問題。

「弱勢」（negative privilege）有很多種可能的意思。如果我們用每個人擁有的資源跟其他人相比來衡量誰才是「弱勢」，那麼許多人很可能都比一些自己從沒遇過的人更「弱勢」，反而跟遇過的人比起來並不「弱勢」。這會讓我們注意不到自己的弱勢，不會做出政治行動去糾正不正義的分配。此外，弱勢程度有高有低，有時候光是做出政治行動，可能也還不足以解決問題。弱勢族群之所以沒有做出行動，除了韋伯的解釋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可能的原因，本書也不會認為弱勢族群都是因為韋伯所說的原因才沒做出行動。不過韋伯幫助我們了解，統治菁英會讓弱勢族群接受菁英的意識形態，藉此完成統治菁英想要的某些目標。譬如，弱勢族群如果相信自己身處的體系，基本上是基於功績主義，會公平地根據每個人的貢獻來分配資源，就很容易被人說動而不想去改變系統的腐敗之處。對握有特權的族群來說，把這種說法灌輸給弱勢群體，相當符合經濟理性。而我在此引用韋伯的話，也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並沒有說韋伯的說法完整地解釋了人們為什麼不去反抗不義。但即便我的說法沒有韋伯那麼強力，大概還是有人會懷疑，弱勢族群怎麼可能會在接受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後，就直接對自己受到的壓迫視而不見。這個說法可能面臨兩種質疑，以下我分別列出。

第一種質疑是：人們怎麼可能心甘情願地違反自身利益，相信自己所屬的文化低人一等？第二種質疑則更難駁斥：弱勢族群顯然握有一大堆證據，能夠指出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漏洞百出，既然如此，他們怎麼還會相信這種意識形態？我不會意識到美國街頭每一位無家者的膚色都跟我不同，但這對流落街頭的人而言再明顯也不過；他們顯然都會覺得，必須向握有特權的族群乞討相當丟臉，而且至少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握有特權的族群之所以有現在的地位，的確跟運氣好出生在好家庭很有關係。如果弱勢族群似乎都可以從他們的人生背景看到自己身處的弱勢，為什麼他們還會接受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接下來，我將一一回應這些問題。

的確，我們很難想像會有人心甘情願地相信自己所屬的群體低人一等。這太誇張了。但是，這種質疑搞錯了信念的形成方式；用伯納．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話來說，抱持這種質疑的人，誤以為我們的信念內容是我們可以自己決定的。[17]人們顯然不會理性地決定以負面的觀點去看自己身處的群體，所以如果你相信信念的內容是人們可以自己決定的，你就會懷疑韋伯的主張。

可惜，信念的內容並不全是人們可以自己決定的。即使我想相信自己正在火星上，我也未必就會這樣相信。同理，我也無法決定我的感官接受到什麼資訊。我們大部分的證據，都來自那些權威性的說法。所以路易．阿圖塞才會說，學校教育體系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的典型範例。[18]

殖民者為非洲帶來了學校，但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學校。比利時從一九〇六年開始在剛果辦學校，「但到了一九五五年，政府立案的大部分學校都是教會學校，而且當地政府把天主教的教會學校視為公立學校」。[19]英國殖民地的狀況也一樣，想在英國統治下賺更多錢，通常就得放棄自己的部落信仰，接受壓迫者的信仰。那些沒改信基督教的成年人，都被排除在經濟體系之外。

譬如，非洲第一所現代西式中學，是蘇格蘭福音會（The Church of Scotland Mission）的新教教會聯盟（Alliance of Protestant Churches）於一九二六年在肯亞創辦的聯盟高中（Alliance High School）。肯亞日後的統治階層知識菁英，從首席大法官、司法部長、總統候選人到各個政府部長，都出身於聯盟高中，就連肯亞的大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也是聯盟高中的校友。研究肯亞教育的恩斯特．史塔布勒（Ernest Stabler）說道：「學校在重視學問、以運動陶冶人格、培養止於至善的領袖氣質的背後，仍以基督教信仰為核心。」[20]他們把基督教課程安排得有如物理課那麼重要。[21]該校傳奇人物凱利．弗朗西斯（Carey Francis）在一九六二年退休後，由勞倫斯．坎貝爾（Laurence Campbell）接任校長，後者在寫給新教職員的信中說：

聯盟高中的第一代校友已經成為基督教家庭的一家之主。而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出於我們對主耶穌的忠誠。這除了表示我們有重要的教會、基督教教義課以及其他「敬虔」活動以外；這些都很重要，但除此之外，我們更應該把課程、運動、校園生活、人際關係、做禮拜等一切活動，都當成對主的服務。我們用這一切來服侍主，讓我們的孩子成為堅強而有智慧的基督徒。[22]

聯盟高中一直是肯亞名聲最顯赫的高中，進入該高中就等於拿到了人生勝利組的門票。但校方卻對學生說，社會上有些人之所以始終無法翻身，是因為父母沒有放棄原本的「落後信仰」，改信基督。[H]校方的這些作法，的確成功地讓這些學生成為了虔誠的基督徒，讓這些學生把自己的祖先貶低為落後的異教徒。歷史證明，權威消息來源一旦拿出各式各樣且堅定的證據，人類通常都會被說服，而且如果人們是在小時候就一路聽這些證據長大，就更容易信以為真。

伯納．威廉斯認為，我們雖然無法直接控制，但還是可以間接控制自己要相信什麼。[23]我可以自願加入某些團體，長期下來逐漸發現我原本相信的某些證據有問題，並學到如何不再被這些證據所騙。我也許出身於邪教家庭，但還是可以自己決定要上大學，自己決定修課了解其他文化，最後發現世界上有很多人的生活與信念，都不是我從小到大聽到、看到的那樣。這種說法有道理，可惜自發形成的信念通常都不是在我們的控制之下形成的。當我們聽到權威人士提出證詞，或者一直都看不見反對某種說法的可靠證據時，就會自發地相信那種說法為真。而且，即使我們決定開始間接控制自己的信念，顯然也得經過一番苦鬥才能完成，而且這種事情經常會讓我們遠離家人、捨棄親友，改變整個人生。

光是從人類無法直接控制自己的信念內容，就可以論證得出「弱勢」群體會接受「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社會裡的主流敘事掌控在握有特權的族群手中，權威性的證據都染上了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除了這些意識形態之外，弱勢群體根本沒辦法從權威性證據中看到其他版本，所以自然就接受了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

如果這個論證有道理，那麼它在自由民主國家引發的問題，就會比在其他國家更嚴重。自由民主國家需要為所有人提供學校教育和新聞媒體，但握有特權的族群可能會用這套教育和新聞媒體系統，來傳播他們的意識形態。這就是為什麼在自詡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中，公立學校的授課內容總是會引發重大的政治爭議。掌控公立學校的教材，就等於掌控政治辯論的基本方法，而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似乎就是有辦法贏得這場控制權之爭。

即使人們偶爾會拒絕接受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韋伯的說法依然可能為真。畢竟只有意志力強大的人才有辦法像前文說的那樣，「間接控制」自己的信念內容。人們在拒絕接受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的過程中，經常會用到克莉絲蒂．達森（Kristie Dotson）所謂的「第三階改變」（third order changes）。[24]第三階改變要求主體「意識到好幾套不同的詮釋學資源，這樣才能在不同狀態下改用適合該狀態的資源」，而這只有在能夠「順利地在好幾套不同詮釋學資源之間切換」的狀況下才辦得到。但是，社會結構往往會妨礙第三階改變，譬如在主流群體主導了公共辯論的時候就很難做到，達森稱這種狀況為提供詮釋資源時的不正義（contributory injustice）。

當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資訊來源，在地社群裡面也有各式各樣的人持續討論各種不同觀點的時候，上述的第三階改變乍看之下並不困難。但事實上，即使同時滿足這兩種條件，我們的意識形態還是很難軟化，有時候甚至會讓我們變得更堅持己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C. Wright Mills）就曾說道：「我們都知道，人們喜歡看那些支持他們觀點的媒體，而人們在大都市中通常也只和觀點相似的人來往。至於和他們看法相異的人，他們通常不會認真對待，也不會在重要的問題上與他們認真交鋒。人們通常覺得吵這種架很沒禮貌。」[25]第三階改變的確就像達森說的那樣「並不容易」，即使你身處的社會表面上相當開放也一樣。[26]

不正義的社會通常都具有一些助長不正義的結構因素。美國作家理查．萊特（Richard Wright）在一九四四年的小說《黑男孩》（Black Boy）的第一部分〈南方之夜〉（Southern Night）中，就生動地描寫了公立學校如何阻礙了弱勢族群用其他的方式去看他們自己：

我當時夢想著去北方寫小說……但這樣的夢想是怎麼來的？我為什麼會覺得自己可以離開家園，闖出一番別人會認可的事業？我知道這塊土地上的黑人生來就帶著標記，不能真正擁有夢想。但我還是覺得必須去個什麼地方、做點什麼事，讓自己真正活著。於是，我在心中築起一個夢，一個整個南方教育體系都刻意扼殺的夢。我有了一件密西西比州砸下幾百萬美元讓我絕對不要擁有的感覺；我發現了一個整部《黑人歧視法》（Jim Crow laws）設法阻止我意識到的東西；我出於衝動做了一件首都裡的南方參議員極力阻止黑人去做的事；我開始做一場國家視為錯誤、學校視為禁忌的夢。當時，同學們覺得我錯了，卻說不清楚到底錯在哪裡。於是我發現外面的世界越來越精采，但我也變得越來越擔憂、越來越緊張。我的同學和老師開始對我說「你幹嘛問那麼多問題？」或者「拜託閉嘴啦」。但我的內心卻開始渴望某種覺醒，渴望用一種我過去認為絕對不會成功，也絕對不能做，一做就會被判死刑的方式活下去。在死寂的南方夜裡，我的生命突然切進了一條錯誤的軌道，我心中的火車頭在我不知道的時候轟隆轟隆地衝下了陡坡，無視身邊閃耀的一切紅燈，無視響徹整個夜空的汽笛、警鈴與尖叫聲。[27]

理查．萊特說他在南方長大的時候，整個學校教育與媒體系統都充斥著認為黑人低人一等的迷思，而且大部分的南方黑人都相信這種迷思。許多結構性障礙讓這些黑人難以用其他概念來觀看自己。這正是達森所說的「提供詮釋資源時的不正義」；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利用學校體系傳播意識形態，讓弱勢族群相信優勢族群比較優越，同時也讓弱勢族群之後更難接受到新的意識形態。

大量證據顯示，弱勢族群的確很容易像韋伯說的那樣，接受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克勞德．史提爾的一系列實驗也證實了此事，之後更開啟了一大堆相關的實證研究。像是有關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的研究就指出，弱勢族群會因為擔心落入負面刻板印象，而明顯影響到他們的表現。這種研究與自我肯定理論的研究彼此獨立，但把兩者加在一起，就可以用科學方式解釋，為什麼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與弱勢族群都會抱持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克勞德．史提爾和約書亞．阿榮森（Joshua Aronson）認為刻板印象威脅源自以下現象：「因為社會上有很多人對你所屬的族群具有負面刻板印象，你一碰到類似狀況時，就會立刻擔心別人可能會用刻板印象來評斷或對待你，或者立刻擔心你自己會坐實這種刻板印象。」[28]史提爾的假說是，當社會的刻板印象認為某個族群不擅長做某件事，該族群的成員在執行相關的困難任務，並想起那個負面刻板印象時，就更容易接受那個刻板印象。史提爾與阿榮森在一九九五年論文中，說明他們讓大學學生在兩種不同環境下進行困難的GRE語文測驗。[I]實驗者對實驗組的學生說，這些題目是要測試他們的「閱讀與語文推理能力」，而對對照組的學生則說，這些題目只是要找出「有哪些心理因素跟解決語文問題相關」。實驗發現，黑人學生在實驗組中的表現遜於白人學生的幅度，明顯地大於對照組。

史提爾與阿榮森認為，由於刻板印象「不會隨時間消逝，日後就可能讓這些學生出於保護心態，進而否定自己在學校與相關知識領域的成就。也就是說，刻板印象可能會讓人們定義，或者重新定義自我，使人無法用學校的成就來評估自己的能力與自我認同」。[29]簡而言之，刻板印象威脅這種無可否認的心理現象，讓研究者以基於自然科學的方式解釋了為什麼弱勢族群會接受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社會用美國黑人比較笨這一理由，來限制黑人的生涯發展。但史提爾與阿榮森發現的機制指出，除了上述這種阻礙之外，黑人本身也會基於身分保護認知，去相信這種阻礙職涯發展的偏見。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指出弱勢族群的確可能像韋伯說的那樣，很容易接受握有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但卻還完全沒探討背後的機制。所以我還需要再解釋兩件事。首先，我必須解釋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如何控制媒體與公立教育。其次，我也必須解釋為什麼弱勢群體會接受媒體與公立學校所說的主流敘事。

許多理論家已經提出了一些機制去解釋，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如何控制媒體與公立教育。我們先從媒體開始說起。諾姆．喬姆斯基與愛德華．赫曼（Edward Herman）提出了一種「宣傳模式」（propaganda model），試圖在不預設陰謀論的狀況下，解釋為什麼大眾媒體上的「新聞」最後經常帶著強大利益集團具有的有問題的意識形態。[30]他們用它解釋了政府限制媒體與私人公司的方式，以及幾家媒體寡頭之間如何交互作用、過濾報導出來的資訊。媒體在呈現資訊給受眾的過程中必須經過好幾個環節：聯邦政府、地方政府、媒體企業，以及維繫媒體利潤的贊助商，每一個環節都會檢查資訊的內容。想想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每一則廣告，就知道這些環節彼此脣齒相依，讓每個環節中的人很容易聯合起來守護大致趨向一致的利益。此外，每次出現緊急狀態的時候，媒體體系也因為各環節之間的脣齒相依，而能快速地變成宣傳工具。

即使是在現在那些穩固的自由民主國家，還是經常看得到喬姆斯基與赫曼所說的宣傳模式。蓋達組織在二〇〇一年對美國發動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政府就用了大規模的宣傳，讓人民支持美國入侵與恐攻無關的伊拉克。李．阿爾茲（Lee Artz）說，當時許多美國媒體都抱持下面這種共識：

美國媒體公司認為政府的說法顯然有道理，而且有新聞價值，因而正面報導並推廣這些觀點，很多時候甚至用浮誇的方式報導政府發言人提出的文案重點。[31]

《CBS新聞》（CBS news）是美國收視率最高、影響力最大的電視新聞節目。在美國準備入侵伊拉克的過程中，該節目的名主播丹．拉瑟發揮渾身解數去推動這場入侵。他在恐攻之後不久的晚間節目《CNN Tonight》接受霍華．庫爾茲（Howard Kurtz）採訪時說：

我想在這種時候成為社會中正直的一分子，成為愛國的美國人。我希望觀眾一開始能夠先相信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總統、我們的軍隊。

過了一年，他又在二〇〇二年十一月四日的《賴瑞金現場》（Larry King Live）訪問中說：

而且你們知道，我相信每個時候都只能有一位三軍統帥，都只能有一位總統。如今，小布希就是我們的總統。無論他要不要對伊拉克開戰，我們全國都會一起執行。而我這位美國公民……更會支持他做出的所有決定。[32]

他認為，當領導人宣布國家陷入危機的時候，媒體的角色不是去檢查領導人有沒有說錯，而是相信領導人的說法，並且用宣傳讓民眾團結起來去支持這位「總司令」做出的決定，無論他的決定背後是否潛藏其他動機。

卡爾．施密特主張，自由主義法律觀讓所有可預見的狀況具備正當性的，但碰到他所說的「例外狀態」（the exception）都得讓位。[33]「我們最多只能把極大的危機，譬如威脅到國家的生死存亡之類的狀況叫做例外狀態；不能說只有滿足某些現實條件，或者只有符合某些設定好的規則，才算是例外狀態」。[34]在例外狀態下，社會無法用符合自由主義的方式來做決策。施密特以一種近乎神秘兮兮的方式說，宣布進入例外狀態的「決斷論者特質」是絕對君主制的特質，不是「自然統合人民意志」的結果。[35]在例外狀態下，人民沒有足夠時間根據充足的資訊來投票。

媒體在自由民主國家的主要角色，就是檢查國家是否真的陷入了例外狀態，因為真正的例外狀態雖然注定正當卻非常罕見，而且從本質上就注定能夠懸置自由民主的各種原則。某些政治理論家認為，當自由民主國家陷入生死關頭，新聞媒體支持服從權威雖然顯然違反民主，卻依然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思考這件事之前，自由民主國家的媒體得先負責檢查國家是否真的如政治或經濟菁英所聲稱的那樣，陷入了例外狀態。如果媒體連這項核心職責都不履行，就真的很難說它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媒體。

戰爭和緊急狀態顯然是例外狀態。因此自由民主國家很喜歡把事情描述成緊急狀態，尤其在想要推動的政策違反了自由民主原則時特別愛用。譬如我在本書引言中提到，密西根州在二〇一一年的《第四號公共法案》，也就是《地方政府與學區財政負責法案》（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School District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Act）中，就說當地進入了緊急狀態。鑒於法案違反了自由民主原則，它的確得聲稱進入了緊急狀態。我們會懷疑，財政上的理由未必足以推翻民主，但許多理論家都同意，戰爭時期可以暫時擱置民主規範。所以美國就把反毒說成「向毒品宣戰」（war on drugs），暗示過程中會以緊急狀態為藉口違反民主規範。[J]總之，政治人物只要想繞過民主審議，都很愛把當下的狀況說成緊急狀態。

當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非常想推行某些政策，就會說當下狀況已陷入例外狀態。他們會用很多與例外狀態相關的詞彙，譬如讓「緊急狀態管理人」掌管密西根州財政，說得好像那些以黑人為主要人口的城市已經被龍捲風和洪水侵襲一樣；譬如「向毒品宣戰」，說得好像毒品是來自外國的敵人一樣。民主社會的媒體，就是要防止政治人物濫用這些詞彙來訴諸例外狀態。[K]

在美國入侵伊拉克那時，丹．拉瑟是全美最為人尊重的新聞主播之一。在當時，他對戰爭的態度也不是特例。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紀錄片《買下戰爭》（Buying the War）裡面就摘錄了歐普拉．溫芙蕾（Oprah Winfrey）聲稱伊拉克人民希望美國來解放該國的片段，而這顯然是在做戰爭宣傳。歐普拉說完之後，一位大惑不解的觀眾有禮貌地提出了質疑，歐普拉則回應道：「我沒有在散布宣傳，我只是在陳述事實。」她請全場的聽眾安靜下來，接著明確地說，一切聲稱伊拉克民眾不希望美國入侵的說法都實在太不通情理，然後引發聽眾哄堂大笑。媒體的這種態度，解釋了小布希政府的假資訊為什麼最後能普遍散播，讓美國人強力支持這場戰爭。譬如《華盛頓郵報》在二〇〇三年九月所做的民調指出，有近百分之七十的美國人相信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本身涉入了九一一恐攻，而這正是小布希政府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幾個月後不斷散布的說法。[36]

前國防部長唐納．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在埃洛．莫里斯（Errol Morris）二〇一四年的紀錄片《非真實告白》（The Unknown Known）中接受採訪。他對莫里斯說：「九一一顯然是由賓拉登手下的蓋達組織在阿富汗直接策劃的。我想美國人對此都相當清楚。」然後，莫里斯拿出我在前述提到的《華盛頓郵報》民調問倫斯斐，後者卻說：「我不記得小布希政府裡有任何人講過這種說法，也不記得有任何人相信過。」於是莫里斯撥放了一段倫斯斐在二〇〇三年擔任國防部長時在白宮發布的記者會錄影。當時，一位記者提到海珊明確否認自己與蓋達組織有任何關係，而倫斯斐反唇相譏道：「是喔，所以林肯也很矮吧。」記者要求倫斯斐直接回應海珊的說法，倫斯斐卻這麼說道：「為什麼要回應他？那只是一個老騙子不斷地重複一樣的謊言，而且還忘記自己幾乎從來沒有說過幾句真話而已。」[37]

事實證明，即使是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也毫無疑問地會用某種方式與私人企業共謀欺騙民眾，有時候甚至會不經意地這麼做。而它們的共謀機制也一點都不神秘。

二〇〇三年的伊拉克戰爭就是個例子。美國的政治與經濟菁英先是濫用新聞自由，去說服美國大眾相信一些缺乏證據支持的觀點，事後又否認自己與那些假信念有關。鑒於這場戰爭花費數兆美元，害死美伊雙方許多生命，並不符合那近百分之七十美國支持者的利益，我們應該可以說這些美國人是在愛國心的影響下，加上海珊被妖魔化，讓他們相信了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才會支持該戰爭。上述列出的證據顯示，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確實可以利用媒體與公立學校機制，讓人們相信一些違背大多數人利益的信念。[L]

我得晚一點再解釋握有特權的族群或因掌控媒體而獲利的族群，究竟如何像大量討論政府與企業的文獻所說的那樣影響媒體。但這種現象無疑是真實的。

握有資源的族群可以掌控大眾的主流說法，並不值得驚訝。當握有資源的族群相信這個社會是根據個人的貢獻多寡來分配資源，他們就會相信自己比較優秀，然後這種意識形態就會變成大眾的主流說法。社會心理學有許多重要研究，都是在解釋為什麼人們很容易把權威「專家」的說法奉為圭臬。

在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可複製的實驗結果並不多。但有一項實驗不但多次複製成功，而且對我們目前討論的問題很重要——它指出，人們其實並不擅長自主決定自己的信念與行為。這個實驗就是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史丹利．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在一九六〇年代所做的著名實驗。米爾格蘭以大量的實驗結果強力地證實，人們即使看見明顯的反證，也會繼續接受權威人士的判斷。也許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在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植入主流說法的過程中，就利用了相關「專家」來建立權威性。米爾格蘭的實驗結果證實，「專家」的說法經常會特別有效。

米爾格蘭對實驗設計的描述如下：

這項研究的重點是，當實驗要求對「受害者」施以越來越嚴苛的懲罰時，受試者願意施加多強力的電擊。實驗把電擊設定為學習的一部分，表面上是要研究懲罰對記憶的影響。除了實驗者以外，每一組實驗都由一名被蒙在鼓裡的受試者和一名演員組成。這兩人一開始會各自拿到四點五美元，然後與實驗者閒聊。實驗者告訴他們，科學家目前對於懲罰與記憶之間的關係所知甚少，所以要請其中一位擔任老師，另一位擔任學生進行實驗。但其實受試者擔任的永遠都是老師，演員擔任的永遠都是學生。接下來，實驗者把學生帶到隔壁房間，綁在「電椅」上。

受試者聽到的任務，是教學生記住名單上的一串配對，測試學生是否成功記住，並在學生答錯時懲罰學生。懲罰的方式是電擊；受試者手上有控制器，只要學生答錯，受試者就得調高電擊的強度，然後施予電擊。學生會照著實驗計畫多次答錯，不久之後就會迫使受試者把電擊強度調到最高。隨著電擊強度提高，學生也會說自己越來越不舒服，越來越堅持要求受試者停止實驗。但在此同時，實驗者會明確地命令受試者無視學生的抗議，繼續進行實驗。實驗者的權威不是完全沒阻力的，而是要對抗被懲罰的學生不斷增強的抗議……

實驗者為這項實驗打造了一個栩栩如真的電擊設備，施加的電壓從十五伏特至四百五十伏特分為三十個等級，並在旁邊以「輕微電擊」到「危險！強烈電擊」的文字來描述電擊強度。[38]為了營造設備的真實性，實驗者會先對受試者測試施加四十五伏特的電擊。

最初的實驗在耶魯大學進行。米爾格蘭在實驗後得出，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受試者最後對「學生」施加了最高強度的「電擊」。後來，他又在一九六〇年代先後對不同社經族群進行相同實驗，一次次地發現人們服從權威的程度高得驚人：

我們一次次地看到好人在權威的面前卑躬屈膝，麻木不仁地做出冷酷而惡劣的行動。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充滿責任感的正派人士，一旦碰上了權威就被掌控了所見所聞，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實驗者對當時情境的定義，進而做出殘酷的事。[39]

在解釋弱勢族群為什麼會接受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時，都會碰到一個困難：你得先證實，弱勢族群眼前真的有證據證實其所相信的意識形態是錯的，證實他們看得出這個意識形態導致了社會中許多的不公不義。但米爾格蘭實驗告訴我們，明明有一大堆證據擺在受試者眼前，證實電擊是在做壞事，受試者依然對學生施加了電擊。他們明明看到坐在電椅上的演員不斷抗議被電得很痛，甚至心臟很不舒服，絕大部分的受試者依然按下了按鈕。他們之所以無視眼前的證據、按下按鈕，是因為他們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身旁的科學家說，這項實驗在道德上沒有問題。因此，米爾格蘭實驗也許可以解決我們所討論的主題中的最大難題。也許，弱勢族群之所以往往會接受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人們幾乎都會「不加批判地接受」權威人士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偽科學的專業術語。不相信這種說法的人反而很罕見。米爾格蘭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證據，證明確實有很多族群都容易被技術主義意識形態所迷惑。

米爾格蘭實驗，以及米爾格蘭的老師所羅門．阿希（Solomon Asch）在更早之前所做的一些規模較小的實驗，都顯示人們相當重視權威人士那些帶有意識形態的信念，尤其在權威人士以科學「專家」之姿出現時更為明顯。但除此之外，社會階層也會在潛移默化之下發揮影響，讓握有特權的族群在知識上有利。譬如，蘇珊娜．西格在她即將出版的著作中提醒，人們比較常跟著「我群」（in-group）成員的目光，而非「他群」成員的目光。[40]西格指出，有一些與社會階級相關的無意識知覺習慣，會讓我群成員獲得知識優勢：

我群成員比較容易追蹤我群成員的目光，而非他群成員的目光；他群成員則是會同時追蹤兩者。你追蹤某人的目光，某種程度上就代表你相信這個人關注的事物值得你知道。因此我們可以提出假說，認為這個現象反映出社會評估價值的模式。這種選擇效應塑造了我們的知識情境。

除此之外，分析哲學的知識論最近找出了另一組原因，它也會讓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獲得知識優勢。

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讓相信它的弱勢族群難以採取行動去克服自己面臨的不公不義。馬克斯．韋伯指出，歷史上每個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都相信，自己是因為做出了貢獻才獲得成功。這些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成員，會用他們手中的媒體與教育體系散播這種意識形態，讓社會的主流論述認為社會的資源是公正地根據每個人做出的貢獻，而非出生時嘴裡的金湯匙來分配的。即使每個人的起跑點明顯不一樣，譬如有人一出生就承繼萬貫家財，有時候人們還是會這麼說。而如同韋伯所言，這正是握有大量特權並且因此坐享不義之財的族群，很自然地會有的想法。事實上，對英國樂透得主進行的研究就暗示，社會中的資源分配事實上越為任意而不公不義，人們就真的可能會越瘋狂地堅信社會完全根據每個人做出的貢獻來分配資源。

如果弱勢族群真如前述所說，很容易接受社會中的主流說法，那麼他們真的就很難對抗那個壓迫他們的體制。主流論述在弱勢族群心中築起了一堵高如登天的牆，讓那些無法翻越的人以為是自己無能或不夠努力，並讓少數成功翻越的人以為是他們自己厲害，然後主流論述就會拿這些成功案例當成棋子，在宣傳中繼續鞏固這種意識形態。這樣的騙局任誰都看不出來。

如果說，認定目前的社會符合功績主義的想法，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那麼這種信念就會比理性的信念更難動搖。因為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接受這種迷思之後，有很大的誘因去接納那些克服九九八十一難、終於跨越登天高牆取得成功的弱勢族群，並且把這些努力獲得成功的弱勢者，當成支持主流說法正確無誤的證據。此外，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還會發展出一種意識形態，指出大部分弱勢族群之所以無法取得社會資源，都是因為弱勢者的「文化」有問題。

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意識形態，顯然會使弱勢族群難以發展。如果弱勢族群要對抗這樣的結構，就得了解到底有哪些東西正在絆他們的腳。也許弱勢族群在對抗壓迫時，並不必須知道任何一項特定的命題，甚至未必需要知道自己正在受到壓迫。但如果要對抗那道壓迫他們的力量，他們至少必須知道眼前有一道巨大的障礙阻止了他們成功，而且他們不能繼續在失敗的時候怪罪於自己。主流論述灌輸了他們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阻止他們獲得在抵抗壓迫之前必須先知道的知識。民主社會的辯論重點之一就是資源如何分配，但弱勢族群卻因為接受了主流論述的意識形態，以為社會是根據人們的貢獻來公正地分配資源，而難以在相關辯論中發聲。

現在我們知道，在有著嚴重不平等的情況下，主流意識形態通常是相信社會將公正地根據人們做出的貢獻來分配資源。但由於社會的嚴重不平等違反了正義，這種主流意識形態就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無論我們相信「貢獻」真實存在與否，只要分配方式違反正義，資源就不會是根據每個人做出的貢獻來分配的。不過，這種意識形態在反證的面前拒絕被修正，而且會讓社會中的人們無法看見社會現實。更麻煩的是，這種意識形態阻礙我們看見的社會現實，剛好都與民主辯論的核心主題直接相關。因此，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會給民主帶來麻煩。它對民主辯論的影響相當值得詳細探討。我們一旦了解這種意識形態在民主辯論中扮演的角色，就能解釋為什麼它在資源分配不正義的時候會給民主帶來麻煩。

蕾．藍騰提醒我們，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之間經常有關。[41]用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舉的例子來說就是，醫生開的處方之所以有實踐權威是因為他擁有相關專業知識，也就是擁有知識權威。藍騰指出，法律權威在發表仇恨言論時經常混合使用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譬如尤里烏斯．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的納粹刊物：

在法律上並不具備奴隸法或種族隔離法的實踐權威，在納粹黨的支持下，看起來卻像擁有相關的知識權威，而納粹的出版許可讓這些刊物可以偽稱自己是討論猶太人造成巨大威脅的專家。這些納粹的文宣「看起來像是擁有知識權威」的意思是，它們在這個領域或這個司法管轄範圍中，擁有知識權威所需要的可信度。而這會讓在那個司法管轄範圍中看到相關詞彙的人，以為這些文宣的要求與建議具備實踐權威。

同理，那些掌握社會資源的人很容易相信自己的做法理所當然；他們會用某種乍看之下的知識權威來支持自己的實踐權威，阻止那些沒有資源的人拿到實際上該擁有的東西。在這種狀況下，那些沒有資源的人在知識上與實踐上都處於劣勢。知識論應該去解釋，為什麼擁有資源的人會用知識上的優勢來掌握實踐權威。如果我們像藍騰說的那樣，思考一下知識在討論中所扮演的角色，就能更了解知識權威與實踐權威之間的複雜關係。

我曾在一本書以及與他人合寫的一篇論文中，用更精確的方式辯護過下述主張。這項主張討論的是人們在採取行動時的知識門檻。我們在採取行動時，可能面對許多道門檻，有時候我們滿足了其中的知識門檻，但尚未滿足其它門檻：


知識行動原則（Knowledge-Action）：一個人可以對P採取行動，就表示他知道P，反之亦然。[42]


我們能不能對某道命題採取行動，會影響我們與該命題的相關利益。所以知識行動原則關乎，你在某個時間點知不知道P，取決於你當時在做哪些決策。從知識行動原理所推出的這項結論可以稱為知識的利益相對性（interest-relativism），有時候也可以稱為「實用侵入」（pragmatic encroachment）。

下述這個由哲學家安赫爾．皮尼留思（Ángel Pinillos）所做的實驗，讓人們開始討論知識的利益相對性。[43]他把亞利桑那大學的大學生分成兩組，讓七十七人看以下的第一段「校對出包風險低」（Typo-Low）敘述，另外六十七人則看以下的第二段「校對出包風險高」（Typo-High）短文：


校對出包風險低：彼得這位優秀的大學生剛剛寫完一篇兩頁長的英文課報告。報告明天就要交了。彼得的拼字能力很好，而且手邊也有一本字典，可以用來檢查報告裡有沒有錯別字。其實拼錯字不會有什麼問題，老師要的只是草稿，不在乎裡面是否夾雜幾個錯字。但彼得還是希望盡善盡美。

校對出包風險高：約翰這位優秀的大學生剛剛寫完一篇兩頁長的英文課報告。報告明天就要交了。約翰的拼字能力很好，而且手邊也有一本字典，可以用來檢查報告裡有沒有錯別字。他一旦拼錯字就麻煩了。英文課的老師很龜毛，專注完美近乎苛求，說過只要報告裡有錯字就別想拿A。此外，約翰此時千鈞一髮，他這份報告如果沒有拿A，這門課就拿不到A；如果這門課沒有拿A，他就會失去獎學金；而如果沒有獎學金，他就沒辦法繼續上大學。約翰就讀大學，是他和家人用大量犧牲換來的。所以約翰知道，這篇報告中有沒有錯別字對他極為重要。


受試者看完短文之後，被要求立刻回答以下問題：「你認為彼得／約翰要校對多少次，才會知道那篇報告沒有錯別字？」然後，他們要將答案填在空格中。皮尼留思發現，兩組受試者填出的數字在統計上有明顯差異；校對出包風險高的那組所填的中位數是兩次，校對出包風險高的那組所填的中位數卻是五次，也就是約翰必須校對五次才能知道報告沒有錯字。歐芙拉．梅西勒斯（Ofra Mayseless）與阿里．克魯蘭斯基（Arie W. Kruglanski）已用社會心理學證據強力指出，我們預期人們在處理攸關重大利益的決策時，會在根據信念做出行動之前蒐集更多證據。[44]而且，如果知識會構成行動的門檻，自然也可想而知，人們在處理攸關重大利益的決策時，必須先蒐集多一點證據，才能知道可以根據某些證據來做決定。

知識的利益相對性會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政治行動。假設某位員工相信自己上班的公司剝削勞工，正在想要不要根據這項信念去組工會。接下來，我們假設只要該公司老闆的確占了員工便宜，這位員工就能說服同事加入工會；如果老闆沒占員工便宜，這位員工就無法說服同事加入工會。這個時候，這位員工就面臨著要不要冒著丟掉工作的風險去組工會的抉擇，而這會讓他更難發現老闆是否真的在占員工便宜。知識的利益相對性，會讓被壓迫的族群更難採取行動減輕壓迫。

當社會事實上充滿許多違反正義的不平等，知識的利益相對性就會讓聲稱該社會符合功績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到民主辯論。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會因為相信功績主義意識形態，而相信自己理當擁有當下的地位。這套意識形態抗拒理性修正，並讓相信它的人們看不見社會中的不公不義，讓他們認為不需要去做那些違反自己價值觀的事情。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的實踐權威，至少會給他們一套乍看之下的知識權威，而這套乍看之下的知識權威又會回頭強化他們的實踐權威，讓他們因為這套實踐權威而在知識上獲得更多優勢，更不需要承擔風險。

克莉絲蒂．達森把「知識的壓迫」（epistemic oppression）定義成「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排除某些群體，或阻止人們獲得能夠貢獻知識的地位，因而使社會的知識少了一大塊」；其中，所謂的「排除」則是指「阻礙主體的知識主體性，使其難以參與既有的知識社群」。[45]如果知識與利益相關，那麼那些經常因為社會處境的關係而必須在討論中爭取對自己非常重要的利益的族群，就承受了達森所謂的知識的壓迫。知識的利益相對性解釋了為什麼沒有資源的人會承受知識的壓迫。這至少部分解釋了自我強化機制是怎麼控制懲罰機制與資訊傳遞方式，而這些機制又如何鞏固權力與既有優勢。

知識在什麼時候會與利益相關？對我們的討論而言，答案並不重要。對於這個問題的每一種解釋，最後都會導出很類似的結果，而且都會同樣嚴重地損害相關人士的知識。[M]不同解釋之間的差異只在於（1）利益對知識判準的影響有多大，以及（2）影響從何而來。

利益對知識判準的影響有多大？實證研究得出兩類不同的結果。安赫爾．皮尼留思的研究屬於第一類，指出當事人實際上面臨的風險，會大幅影響當事人在怎樣的狀況下才算擁有知識。但第二類研究的結果則不同；研究者發現，只有在處理重大利益的重要決策上，利害關係與知識判準之間的關係，在統計上才會夠顯著。

不過我們目前的目標，是指出弱勢族群在辯論社會是否以正義的方式分配基本資源時，處於知識上的劣勢。這類議題會嚴重影響弱勢族群的利益，而且也是茲事體大的政治議題。因此，即使這類現象只會在涉及重大問題的高風險狀況下發生，我們所說的狀況依然為真。在經過十多年的討論後，幾乎所有人都同意，在決定如何處理重大問題，譬如如何處理社會資源分配這類政治爭議時，的確會發生這種現象。

關於我們什麼時候會因為當事人所做的行為，而判定當事人並沒有根據知識來做出某件事，有好幾種不同的解釋。我把重點放在其中三種，這三種都指向同一個結論：那些因為社會處境而必須爭取重要資源的族群，在爭取這些資源的時候，更容易被認為他們的行為並非根據知識。也就是說，這些族群容易受到克莉絲蒂．達森所說的「知識的壓迫」。

第一種解釋來自哲學家布萊恩．威特森（Brian Weatherson）。[46]他認為，無論討論的問題是否攸關自身的重大利益，同一個證據都能給人夠好的理由，去以同樣的程度相信一則信念；但我們碰到攸關重大利益的事情時，就會提高「完全相信」某則信念所需的門檻。人們得完全相信某則信念才能依此付諸行動，也需要完全相信某則信念才能把那則信念當成知識。威特森的論文試圖在不懷疑知識本身純潔性的前提下，解釋「實用侵入」的現象如何發生。那些因為社會處境而必須爭取重大利益的人，需要獲得更多的證據才能完全相信某項信念，而當他們沒有完全相信，就既無法依該信念採取行動，也無法將其視為知識。[N]

如果我們不管這項解釋可能衍伸出的其他問題，那麼這項解釋顯然也表示「知識的壓迫」的確存在。位於高風險狀態的人在爭取資源時，需要更高標準才能完全相信某道信念，因而傷害了他們正確了解事情的能力。如果弱勢族群在討論社會資源分配的時候的確會承擔更高風險，我們就可以合理地說，前述提到的知識的利益相對性會讓他們在這個時候處於知識上的弱勢。

第二種說法，則在不承認知識的利益相對性的情況下，試圖解釋背後的現象。我以前曾將這種解釋稱為「信心動搖」（confidence shaking）。[47]它指出人們在攸關重大利益的議題上，會因為壓力而失去信心，以為自己相信的信念「不足以被視為知識」。[48]不過，既然只有完全相信的信念才算是知識，「信心動搖說」的結論依然如下：因為社會處境而必須爭取重大利益的人在知識上處於劣勢。我過去曾說，這種說法並沒有完全解釋讓人提出「知識的利益相對性」的那些現象。但根據這種說法，某些系統性的知識壓迫顯然還是存在。

第三種說法屬於某種「錯誤理論」（error theory），它也在不承認知識的利益相對性的情況下，試圖解釋背後的現象。[49]我們常說，人在處理重大利益的決策時，很容易產生一廂情願的想法，譬如交戰雙方的軍人經常都相信自己那方會勝利。而當某人做重要決定時，沒有進一步蒐集更多資訊，而是用「本能」來下判斷，我們就很容易認為這個人只是在一廂情願而已。因此，我們很可能誤以為許多人在處理重大利益的決策時並未擁有知識，只是根據一廂情願的想法去做事，因而認為知識與利益之間有相對性。

有一些證據支持這種說法。譬如政治學者馮雅康（Archon Fung）與知識論學者珍妮佛．內格爾（Jennifer Nagel）就主張，前者所謂的「激烈的審議」（hot deliberation）會產生正面的效果。[50]馮雅康認為，「激烈的審議，也就是由利害相關人士參與，影響公權力行使的審議，通常會讓過程更理性」。[51]但這並不表示資源貧乏的人在審議時具有優勢。首先，正如馮雅康所言，「擁有資訊的成本非常高」，[52]很多原因都會讓資源貧乏的人更難取得資訊，即使他們真的會因為涉及自己的重大利益而在討論中更理性，似乎也無法彌補這方面的弱勢。其次，在那些與參與者的利益相關的重要民主審議與公民參與案例裡，資源貧乏者總是非常需要議題所討論的利益，資源豐沛者卻不太需要。因此正如前述所說，即使資源貧乏者事實上比資源豐沛者更理性，資源豐沛者還是很容易誤以為資源貧乏者只是一廂情願而已。[O]最後，最重要的是，激烈的審議會讓人深思熟慮的說法，其實還是預設了自身利益與議題大幅相關的人需要滿足更高的門檻，才能算是擁有知識。珍妮佛．內格爾就說過，這表示當各方擁有的證據相同時，自身利益與議題大幅相關的人會比較難認為自己擁有知識。[53]議題與你的重大利益越是相關，你的認知負擔就越大。[P]

在米蘭達．弗里克提出的「知識的不正義」中，有一種在前一章出現過，那就是詮釋的不正義。[54]當社會系統性地阻礙某個群體去獲得正確描述社會現實所需的資源時，就出現了詮釋的不正義。此外，還有另一種知識的不正義是「聆聽者出於偏見，而低估了發言者言論的可信度」，被弗里克稱為證言的不正義（testimonial injustice）。[55]弗里克在整理證言不正義會造成哪些傷害時指出，知識只要涉及「知識信心」（epistemic confidence），「無論影響的是知識的信念條件，還是知識的證成條件」，都可能會碰到證言的不正義。[56]她明確指出這種情況會讓人「真的失去知識」。此外，她還探討了持續失去知識信心會造成哪些後果；譬如，我若是一直因為缺乏自信而失去知識，我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而且我的懷疑可能並沒有錯。這樣的過程可能會讓我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Q]

無論是知識的利益相對性，還是我討論過的其他解釋，都不直接涉及偏見帶來的問題，因此都不算是知識的不正義。但這些解釋的確指出，在爭取資源時因為其社會處境而必須爭取重大利益的人，往往會在政治場域「失去知識」。它們都點出處於弱勢如何傷害人們理解事情的能力。所有用其他方法解釋「實用侵入」所描述的現象的說法，包括各種脈絡主義的解釋，都指向弱勢者會承受知識傷害，無論傷害是不是偏見造成的。即使根據前述的「錯誤理論」，因為社會處境而必須爭取重大利益的人其實擁有知識，只是被其他人誤判為沒有知識，依然表示這些人在爭取資源的時候會在知識上處於劣勢。

欠缺社會資源的族群所面臨的知識困境，妨礙了他們採取行動。學校告訴他們這個社會符合功績主義；出了社會之後他們又碰到一堆充滿自信的菁英，看起來就像是在說，因為他們比較有自信，所以本來就應該坐擁大量的社會資源。當主流意識形態相信，富人擁有的資源完全是他們努力工作掙來的，弱勢族群在民主辯論中就變得很不利。菁英族群為了自己而打造出來的意識形態，把弱勢族群面對的不公不義解釋成了合理的事情；而當你缺乏知識，你就無法做出相應的行動。所以，無論弱勢族群是因為什麼原因而缺乏知識，只要上述任何一種讓他們缺乏知識的解釋是正確的，都表示他們會因此難以付諸行動去改變自己的弱勢狀態。只要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繼續用其他方式解釋了為什麼弱勢者處於弱勢，只要掌控監獄與警察的力量可以對弱勢者施以報復，弱勢者可能就會繼續因為處於弱勢而無法獲得某些知識，無法知道社會上的某些不義正在傷害自己，更無法付諸行動翻轉人生。

無論是知識的利益相對性，還是其他解釋同一現象的說法，都點出了「知識的壓迫」為什麼會和每個人的相對處境有關。從屬於他人者所發表的看法不僅一般而言更難被當成知識，他們在發言時還得考慮自己的身分、家庭等世俗大小事。他們在某些情況下，試圖讓自己對某些命題的看法成為知識的時候會碰到障礙，而這些狀況不會在握有特權的族群身上發生。這符合「知識的利益相對性」的預測。如同我在前文所說，弱勢族群在對他們而言「相當重要的現實問題」發表意見時，意見會更難被當成知識；[57]在必須根據某些事實做出重要決策時，也會更難被別人認為他們真的知道那些事實。這種在特定情況下會更難知道特定事實的現象，就是「知識的壓迫」。[58]

雖然我在其他地方概述過的框架，很適合拿來講述「知識的壓迫」注定與每個人的相對處境有關，但要說明會影響當事人知識的權力、從屬關係及利益，卻不能只是簡單點出當事人在當下狀況的「實際利益」就好。[59]舉例來說，如果某位女性只要沒有把晚餐煮成某種特定的樣子就會被打，晚餐的樣子就會嚴重影響到她的利益。不過，這個例子似乎不是很適合拿來說明，為什麼地位較低的人得滿足更高的門檻才算是擁有知識。[60]「利益相對性」的框架讓我們看到，權力與利益如何在人們面對某些重要的實際問題時，阻礙人們獲得相關知識。這種框架提醒我們，認知主體的確有可能會因為處於某些狀態、思考某些問題，而失去相關知識。但我們還得多說很多細節，才能解釋這類現象實際上會造成那些重要影響。

無論利益對知識的影響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那些影響都會讓原本已經受壓迫的族群變得更不利，而這對民主而言很重要。當你提出了一項宣稱，我們都會覺得你知道那項宣稱在說什麼。所以我們會覺得「泰隆去參加舞會了，但我不知道泰隆去參加了舞會」這種帶有摩爾悖論（Moore’s paradox）的句子很詭異。「宣稱」這種語言行為的特質，就是你在提出宣稱的時候，意味著你知道那句宣稱的意思。因此很多哲學家都接受下述概念：


知識的宣稱標準（Knowledge Norm for Assertion）：你一定得知道P，才可以宣稱P。


知識的宣稱標準點出，人不能宣稱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宣稱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就會被批評。這就是宣稱的本質。所以「泰隆去參加舞會了，但我不知道泰隆去參加了舞會」這句話超級詭異，它先聲稱了某件事情，隨即立刻否認自己知道那件事情。

不過這項標準並不表示，內容為假、沒有好理由支持或言不由衷的宣稱就不是宣稱。我們在玩遊戲時犯規當然會被罵，但這不表示我們沒有在玩遊戲。

知識的宣稱標準，加上知識的利益相對性或加上任何對該現象的其他解釋，都告訴我們，弱勢族群會在民主審議中受到嚴重阻礙。在討論會影響到弱勢族群的政策時，我們會輕乎弱勢族群的主張，以為他們口中的社會不正義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只是用來掩蓋自己的個性缺陷的藉口。社會上普遍接受的功績主義意識形態更加強了這種誤解；它使我們難以理性評估那些可能推翻這種意識形態的社會不正義是否存在，同時也讓我們認為那些聲稱社會不正義的說法都只是一廂情願。[R]近年有許多知識論研究都發現，弱勢族群參與民主政治時，承受了額外的認知過程劣勢。只要現實環境違反正義，各方就幾乎無法平等地理性討論如何分配社會資源。

荷西．梅帝納（José Medina）強調，弗里克提出的「詮釋的不正義」不僅會使弱勢族群看不見自己受到的壓迫，也會讓握有優勢的族群看不見自己就是參與壓迫的共犯。譬如，腦中沒有「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這一概念的美國人，看不見這個社會以犧牲白人以外的人為代價，賜給他們的好處。我討論的知識不正義與弗里克所說的知識的不正義，雖然在形式上並不相同，但問題與梅帝納指出的異曲同工：我所說的知識不正義，不僅會影響被壓迫的族群，也會影響其他族群。只要社會的各族群之間階層分明，政治審議就會和握有特權的族群的重要利益很有關係。舉例來說，握有特權的族群並不想做不正義的事情，但意識形態讓他們以為社會符合功績主義，即使他們真的做了不正義的事情，他們也看不出來。如果某些事情的不正義明顯到他們也看得出來，他們則會說那些事情完全符合正義。因此，他們不會認為自己其實和弱勢族群一樣具有認知障礙。被壓迫者因為欠缺自信而難以擁有知識，握有特權的族群則因為過度自信而難以獲得知識。[61]

《高吉亞斯》篇裡面的蘇格拉底說，暴君並不真正擁有權力。蘇格拉底的意思可能是，暴君缺乏實現目標的能力。他指出，我們不會覺得一意孤行的傻瓜，和那些能夠成功實現最深層目標的人一樣有力量。而暴君的狀況就跟一意孤行的傻瓜很像；暴君自顧自地做他認為最好的事，但他之所以會淪為暴君，就是由於欠缺知識，無法完成事實上最好的事。菁英族群也是這樣，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他們沒辦法獲取某些知識，少了這些知識，就無法實現他們最深層的目標。

克莉絲蒂．達森在一系列的論文中指出，美國的黑人女性主義者從二十世紀初以來，就一直在呼籲人們注意處於弱勢會傷害人們理解世界的能力。她舉的例子是，處於弱勢會降低人們的知識信心。她認為，如果人們都不把你說的話當成可靠的理由來源，都把你「當成隱形人」，你就會開始懷疑自己相信的事物，然後就會像我在前文對「信心動搖」現象的討論那樣，開始認為自己的信念不能算是知識。此外，達森也清楚地整理了黑人女性主義者發現的，這類問題在整個二十世紀如何妨礙人們做出行動。達森的研究顯示，這個分析哲學知識論在二十一世紀重視的重要主題，黑人女性主義哲學家已經關注了一整個世紀。

我們通常用獨立於政治意義的方式，來探索那些涉及政治的知識、行動、宣稱彼此之間有哪些關係。但它們之間的關係顯示，某些意識形態真的就是會給民主帶來麻煩。因此，知識、行動、宣稱之間的關係，對於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非常重要。探討它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可以讓我們找出一條重要道路，解釋為什麼知識就是權力。

人們可能會以為，分析哲學的知識論應該要嚴謹但沒那麼重要，而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則應該很重要，但沒那麼嚴謹。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有一部分、事實上是很大一部分的分析哲學知識論，其實變成了意識形態理論的實驗場。分析哲學知識論學者用脫離政治的虛構例子去討論知識應該具備哪些抽象結構，反觀，女性主義知識論學者卻像前述提到的那樣，會用現實中的例子來研究相同問題。如果知識論是一門解釋我們什麼時候會正確地形成信念的學科，它就一定會位於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

我們討論的重點，是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如何產生。目前我已經論證的是，這類意識形態源自某些團體認同，而這些團體認同源自某些極度不平等的環境，後來又被教育與媒體體系不斷鞏固。到了下一章，我要討論的則是，為什麼菁英族群真心相信自己自己比較優越，真心認為讓自己獲得優勢的體系是正義的。當然，並不是所有團體認同都會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譬如，從真正能算是民主的社會中出現的團體認同，就不會催生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

史蒂芬．達爾沃把尊重分為兩種，一種是「承認尊重」，一種是「評價尊重」。承認尊重是指人們在平等狀態下，「以第二人稱的方式，認可另一個人的觀點具有權威性」。[62]只有認同民主的人才有辦法進行民主審議，而認同民主就得把其他人提出的理由當成理由，得足夠重視其他人所持的觀點。認同民主，並不會讓你拒絕宗教多樣性或文化多樣性；反而是會讓你無法接受那些把宗教和文化分成三六九等，認為猶太教徒比天主教徒更高尚的思維。這類思維正是有問題意識形態的根源。

盧梭在《懺悔錄》（Confessions）中提過他對一項驚人事實的看法：「我們的思想、感覺、甚至是行動，都無意識地受到⋯⋯身邊細微變化的影響」。他說，他打算寫一本書，討論如何「預防、扭轉、修正」那些「在推理時導致錯誤」的潛意識慾望。[63]我們可以說，這表示盧梭想寫一本書，討論環境如何「在潛移默化之下影響」我們，討論我們對世界的各種期待交織而成的網，如何讓理性誤入歧途，最後讓我們犯下道德錯誤。盧梭想找出一些方法，讓我們接受一套不會引發道德錯誤的社會模式。他沒有寫完，但我們至少可以幫他補上其中一大部分。如果我們的身分認同，是建立在一種讓我們錯估資源分配的社會腳本上，如果這個社會腳本分配給我們的資源數量，根本通不過理性反思的考驗，那麼這個社會腳本通常就會讓我們產生不通情理的期待。因此，我們在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時，應該避開那些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觀念，以免自己幫那些不通情理的期待找藉口。這是避免自己形成錯誤信念，並因而犯下道德錯誤的最好方法。[S]

本書的論證認為，民主的先決條件就是盡可能地降低物質不平等。只要存在嚴重的物質不平等，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就會產生一種意識形態，認為自己比較優越。人們很容易以為這只會影響到民主審議，但其實任何形式的民主都逃不過它的威脅。

前文的討論告訴我們，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有利於握有大量特權的菁英族群獲得更多物質利益。但其實，菁英族群因為錯誤的意識形態而付出的代價，遠比他們所獲得的物質利益更大。以違反正義的方式獲得優勢的族群，無法相信自己的行為違反正義，所以才會編出一套故事欺騙自己，說自己所做的事有正當性。即使他們似乎想幫助別人，錯誤的意識形態也會讓他們「變得虛偽」。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菁英族群去支持某些一旦知道背後真正的原因就不會支持的政策。就此而言，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威脅了他們的自主性。[64]

一般認為，自主性的經典概念來自康德；這種概念說明，做出行動的人只有在理性思考接受了行動的理由，他的行動才算是自主的。我必須以我自己的意志思考，根據我接受的理由來行事，那件事才是我自主做出的。如果這種說法沒錯，那麼菁英族群持有的意識形態，就真的會損害他們的自主性。如果大部分的菁英族群都擁抱了錯誤的意識形態，他們就會根據某些有欠思考的動機去做事，而且不會發現自己只要理性反思一下，就不會接受那些動機。他們的行動不是自主的，他們並不是在反思之後接受了自己的行動理由，然後才去行動。[T]因此，錯誤的意識形態會阻礙自主行動，即使是菁英族群也逃不過。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剝奪了弱勢族群的物質自由，也損害了對菁英族群同等重要的自由。

即使不用康德提出的自主性概念來思考，而且不牽扯到審議方面的問題，錯誤的意識形態依然會給民主帶來麻煩。我們的利益經常包含去做對的事情，所以錯誤的意識形態會讓握有大量特權的族群難以實現核心目標。弱勢族群會因為接受了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而做出傷害自身物質利益的事情。菁英族群則會因為錯誤的意識形態，而違背自己的道德利益。不平等會讓每個人的認知都出現問題。

無論是哪種類型的嚴重不平等，都與種族之間的差異是不同的東西。只要每個種族的文化都夠民主，就可以在消除嚴重不平等的情況下，保留各種族間的差異。我們通常會以為只有接受了某套普世性道德規範的人，才能算得上民主；[65]但我們有沒有辦法在不使用這種啟蒙時代世界觀的情況下變成民主的人，其實並沒有定論。而且從歷史上來看，這種放諸四海皆準的道德規範，似乎很容易因為某些原因而排除掉那些不認同這些規範的人。

十八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里德．馮．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批判啟蒙運動。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在〈赫德與啟蒙〉（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中指出，赫德認為人類的身分來自文化、語言與實踐。許多人都知道赫德相信語言與思想有關，語言一旦消亡，某種世界觀就隨之消失。不同的語言與不同的文化，就會孕育出徹底不同的身分。而且，赫德的反啟蒙立場還讓他堅信，「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社會中的人，不僅會抱持不同的價值觀，彼此的價值觀還會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66]既然價值觀不可共量，不同的身分認同也就無法排出高低優劣。因此，赫德對殖民主義深惡痛絕，[U]堅決反對強迫一個族群接受另一個族群的文化與宗教。[67]赫德抱持的價值，是一種可以兼容文化或族群特殊性的民主價值。當然，人們如何在差異中彼此容忍，這樣的大哉問已經超出了本書的討論範圍。

我在第五和第六章已列出了政治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知識論概念。而我認為有一種方法可以解決這種拉．波埃西所說的「自願為奴」問題。[68]在社會存在嚴重不平等，譬如資源分配差異甚大的情況下，因不平等而受益的菁英會獲得某種知識上的優勢，然後這種優勢又會像藍騰說的那樣，變成實踐上的優勢。這些族群會利用知識與實踐上的優勢，來宣稱自己在專業知識無法決定的價值問題上，也同樣具備專業。他們會用乍看之下的專業能力和手中的資源，來影響媒體和學校所傳播的觀點，藉此傳達並實現他們所持的意識形態。接下來，我們就用一個實際出現過的例子，來細細探討這種事究竟如何發生。

原注：大衛．謝爾曼（David Sherman）與傑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在〈自我防衛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elf-Defense）一文中認為，我們的自我肯定不僅會讓我們從政治意識形態中產生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更會讓我們「政治意識形態」。但他們跟我只有用詞上的差異。他們在前述這篇文章中把「政治意識形態」當成一套規範性信念，我則是把「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當成「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產物。
產生
原注：美國政黨的分類是偶然的產物。這解釋了「利益」這件事為什麼像Gelman et al., “Rich State, Poor State, Red State, Blue State”一文說的那樣，比物質利益更複雜。
原注：這套概念也和政治意識形態緊密相關。心理學家肯特．泰丁（Kent Tedin）把政治意識形態描述為「一套包含認知、情緒、動機，並且會彼此影響的道德與政治態度。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有助於解釋人們為什麼會做他們所做的事，它整合了價值和信念，並讓人做出政治行為」。見Tedin,“Political Ideology and the Vote”。
原注：大衛．休謨曾寫道：「這就是人心的本質，它總是想抓緊每顆接近它的心靈。它聽到相同的意見就更為堅信，遇到反駁就不安震驚。大多數人在爭論時就是因為這樣才會變得那麼急躁，即使討論的是最抽象、最無關緊要的主題，也不想去聽別人的反對意見。」見Hume, , 1.8.12.。
Of the First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原注：丹．卡韓也把動機性推理的危險性簡述得很好：「動機性推理可能會讓個人不知不覺地無法做出冷靜、開放、公正的判斷。此外，人們不擅長發現自己的動機性推理，卻很擅長發現別人的，並經常將其誤認為偏見或惡意。因此，動機性推理可能會在集體討論中引發一種不斷自我強化的不信任與互相指責氣氛，妨礙文化背景相異的人一起達成共同目標。」
原注：「個體總是仰賴家人、大學教師、宗教宗派、政治團體等群體給予的各種物質與情感支持。如果一項命題質疑了這些團體的特質或能力，或者與這些團體的信念衝突，這項命題就會危及個體的福祉。個體一旦接受這項命題，可能就會切斷與該群體的聯繫。而群體以外的人一旦相信這項命題，則是會降低該群體的聲譽，進而危及個體因此獲得的社會地位或自尊。」見Kahan, “Neutral Principles, Motivated Cognition, and Some Problems,” p. 20。
原注：譬如「在達到某種平衡的靜態社會中，一定會有某些菁英領導階級的標準變得具有代表性；而那些被這些標準所征服，甚至注定因此受挫的族群，則會默默接受這些標準。」見Mannheim, “A Few Concrete Examples”。
原注：我父親曼佛雷德．史丹利的論文有一部分就是在討論他待過幾周的聯盟高中。父親提過好幾次凱利．弗朗西斯的故事，這個人晚上喝了酒之後會捶著桌子說：「上帝啊，我們要把基督帶給這些野蠻人。」
譯注：GRE測驗（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是由GRE委員會委託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簡稱ETS）舉辦的世界性測驗。考試內容包含分析寫作、語文、計量測驗，其成績為美國各大學研究所或研究機構的申請入學參考條件之一。
原注：感謝洛莉．格魯恩（Lori Gruen）在柴郡懲教所的政治哲學討論會上的學生安德烈．皮爾斯（Andre Pierce）。皮爾斯指出，人們經常用例外狀態的語言去描述其實沒那麼「例外」的政策。舉例來說，國家不能用吸毒和酗酒為由，中止人身保護令或暫停選舉。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把反毒戰爭叫做「戰爭」？自由民主國家不會對自己的公民發動戰爭吧？
原注：不過，我們又該怎麼解釋詹森時代提出的「對貧窮宣戰」（war on poverty）？政體在面臨存亡威脅時，的確可以說自己陷入了緊急狀態或例外狀態。本書的論證之一，正是關於嚴重的資源不平等會威脅到自由民主的存亡。因此，如果本書的論證健全，「對貧窮宣戰」就是正確的用法。
原注：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美國所謂的死亡稅（death tax），也就是遺產稅。廢除遺產稅其實只會影響到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二，但依然在美國轟動一時。Graetz and Shapiro, 詳述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原注：有些人認為人們的判斷並不會影響兩者之間的關係。但某些優秀的實證研究證實這項關係確實存在，譬如Sripada and Stanley, “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以及Pinillos, “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原注：有人嚴重懷疑這也是一種知識的利益相對性：。布萊恩．威特森後來在《知識、賭注與利益》（）中也這麼認為，並提出了一些最強力的支持論證。
主體的利益影響了他是否相信某項信念的標準
Knowledge, Bets, and Interests
原注：我們在Sripada and Stanley, “Empirical Tests of Interest-Relative Invariantism”中發現，沒有證據支持受試者會用更理性的方式，去判斷參與「激烈審議」的人。這和人們在激烈審議中更為理性的說法並不衝突。也許事實就是，我們往往誤以為別人的判斷都只是一廂情願。
原注：馮雅康說過，利益影響較大時，人們的確會更積極參與。因此，即使參與者中只有某群人的利益與議題較為相關，也可能會克服資源不對稱的障礙，產生有利民主的結果。這是一個經驗命題。我懷疑資源豐富的族群在現實中是否真的會設下障礙，使資源貧乏的族群更難行使民主參與。而且，即使受政策影響較大的人在討論時真的比其他人表現得更好，也不能說是利益影響了他們的表現。見Fung,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p. 359。
認知
原注：Nagel, “Epistemic Anxiety and Adaptive Invariantism”討論了「認知焦慮」（epistemic anxiety）造成的各種影響。內格爾用這個詞指涉「各種讓人想增加認知活動的傾向或慾望，但也盡量不評判認知焦慮是否等於人們在思考時要求更多證據，或者等於人們用更嚴苛的方式來思考」（見p. 414）。內格爾指出，認知焦慮會產生一些正面效果：在認知焦慮下，人們會用更可靠的方法蒐集證據，這些正面效果可能會蓋過負面效果。當然，如果詮釋的不正義一直存在，人們就失去了蒐集證據的最佳工具，這些正面效果就大打折扣。
原注：當社會現實並不符合功績主義，功績主義意識形態就會類似Elizabeth Anderson所說的「不因膚色有所歧視」理念那樣，讓人「無法認識到現實」。見Anderson, 。
The Imperative of Integration
原注：克里斯多福．勒布朗認為，「民主的性格，是理解與處理民主社會中不平等問題的基礎」。見Lebron, The Color of Our Shame, p. 118。我們可以說，這本書提出的看法在政治哲學中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發展出一種與種族不平等無法相容的明確民主性格。這種民主性格才能讓人們認同民主，讓人們接納所有同胞一起進入民主審議。有了這種民主性格，才能防止審議淪為「喝采」。
原注：有些自主行動是下意識的，未必經過理性思考。有時候我們則會在還不清楚理由的時候，自主做出行動。見Stanley, 。因此，我對自主的觀點跟康德不一樣。我目前還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某類行動，譬如某類政治行動，需要滿足康德對自主的看法。也許某些政治行動的確需要符合達爾沃的「第二人稱框架」，也就是行動者必須能夠向別人解釋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我對此的看法也差不多。
Know How
原注：見Berlin, “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375。柏林在該書中引用赫德於一七七四年《關於人類教育的另一種歷史哲學》（）中的一句話：「羅馬人用外來者不知道的習俗，評判了外來者。」
Auch eine Philosophie
Weber,, p. 335.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同上，p. 336。
同上。
Sherman and Cohen, “The Psychology of Self-Defense,” p. 186.
同上，p .203。
Page et al., “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同上。
Powdthavee and Oswald, “Does Money Make People Right-Wing and Inegalitarian?”
感謝史蒂芬．達爾沃提供的例子。
Hastorf and Cantril,“They Saw a Game.”
Kunda,“The Case for Motivated Reasoning.”
Kahan et al., “They Saw a Protest.”
同上，p. 27。
Kahan, “Neutral Principles, Motivated Cognition, and Some Problems.”
Rawls, , p. 36.
Political Liberalism
Weber, , p. 336.
On Law in Economy and Society
參見 Williams, “Deciding to Believe”等文獻。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Cowan et al., , p. 12.
Educ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Africa
Stabler, , p. 104.
The Schools of Kenya
同上，p. 107。
同上，p. 112。
Williams, “Deciding to Believe.”
Dotson, “A Cautionary Tale,” p. 34.
Mills,.
The Power Elite
Dotson, “A Cautionary Tale,” p. 35.
Wright,, pp. 168–69.
Black Boy
Steele and Aronson, “Stereotype Threat and the Intellectual Test Performance.”
Fricker,, p. 54f也有討論這件事。
Epistemic Injustice
Chomsky and Herman, .
Manufacturing Consent
Artz, “Political Legitimacy, Cultural Leadership, and Public Action.”
摘自Jenson, “The Problem with Patriotism”。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同上，p. 6。
同上，p. 49。
.
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ashington/2003-09-06-poll-iraq_x.htm
.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xclusive-watch-donald-rumsfeld-lie-about-saddam-hussein-and-911-in-the-unknown-known
Milgram, “Some Conditions of Obedience and Disobedience,” pp. 103–4.
同上，p. 120。
Siegel, .
The Rationality of Perception
Langton, “The Authority of Hate Speech.”
Hawthorne and Stanley, “Knowledge and Action”把這項原則描述得更精確。
Pinillos, “Knowledge, Experiments,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Mayseless and Kruglanski, “What Makes You So Sure?”
Dotson, “A Cautionary Tale.”
Weatherson, “Can We Do without Pragmatic Encroachment?”
Stanley, , pp. 6–7.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同上，p. 6。
這和Nagel, “Epistemic Anxiety and Adaptive Invariantism”的看法大致相似。
Fung,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p. 345; Nagel, “Epistemic Anxiety and Adaptive Invariantism.”
Fung, “Recipes for Public Spheres,” p. 348.
同上，p. 340。
Nagel, “Epistemic Anxiety and Adaptive Invariantism.”
Fricker, .
Epistemic Injustice
同上，p. 1。
同上，p. 49。
Stanley, , chap.5.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感謝凱特．曼恩和我討論這件事。
Stanley,.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Interests
感謝凱特．曼恩提供的例子。
感謝凱瑟琳．波金跟我討論這件事。
Darwall, “Responsibility within Relations,” p. 106.
見Rousseau, , pp. 380–81。感謝麥可．羅森讓我注意到這段文字。
Confessions
這部分是洛莉．格魯恩在柴郡懲教所的政治哲學討論會上的學生David Haywood向我詳述的。
史蒂芬．達爾沃就從康德的原理中導出了第二人稱尊重（second-personal respect）的概念。參見Darwall, “Kant on Respect, Dignity, and the Duty of Respect”。
Berlin, “Herder and the Enlightenment,” p. 368.
同上，p. 376。
Etienne de la Boétie,.
Discourse on Voluntary Serv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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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

在之前幾章，我已經用我偏好的方式解釋了什麼叫意識形態。我引用韋伯的觀點，主張公民社會中的菁英族群總是會用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把自己手中擁有資源一事說得理所當然。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是為了用一種乍看之下符合客觀事實，精確地說就是是乍看之下很科學的方法，把實際上違反正義的資源分配方式合理化。再來，我也主張，菁英族群會把這種意識形態灌輸給弱勢族群，藉此進行社會控制，而這會讓弱勢族群相信壓迫自己的社會結構是正當的。然後，我也用了一些常見的心理上的事實與認知上的事實，指出前述做法的確可能生效。

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他們用這種方法說服自己說，他們一出生就含著的金湯匙本來就應該屬於他們。我在本章打算做兩件事。首先，我要描述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有哪些基本特徵，然後我會用一個歷史上的例子，即美國中學系統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改組，來解釋菁英族群如何讓自己的權力更穩固。

當代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基礎之一，就是這個社會符合功績主義，尤其是出身於富豪或權貴之家的人特別會這麼堅信。當然，現實中的社會並不是根據每個人做出的貢獻來分配資源，而且分配得也很不均，所以我們必須把進一步探討這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的結構細節，才能解釋為什麼它會讓某些人相信，這個用不正義的方式分配資源的社會符合功績主義。

我們在第五章討論過南北戰爭之前南方各州的狀況；當時，美國的種族主義者誤以為黑人很懶惰，因此明明南方各州都有奴隸，當地的有錢白人卻因為堅信自己比奴隸優越，而能繼續相信自己身處的社會符合功績主義。這種狀況屬於一種更普遍的現象：

具有優勢的人都不喜歡相信自己其實只是運氣比較好而已。他們很容易相信自己本來就應該擁有手中的優勢；他們會說自己「天生」就是菁英，名下的財產及具備的各種特權則是菁英自然而然都會擁有的東西。以此觀之，所謂菁英的品格比其他人優秀，其實是讓菁英族群維持特權、繼續統治他人的一種意識形態，無論這種意識形態是菁英自己製造出來的，還是別人製造出來給他們用的。[1]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第一冊第七章認為，主人跟奴隸做的事情本來就截然不同。奴隸適合「煮飯跟做雜務」，這些都是奴隸的「特長」（science）。更廣義地說，奴隸天生就知道怎麼服侍他人。至於那些在屋裡「不為小事操煩」的人，則讓其他人處理家務，「自己投身哲學或政治」。亞里斯多德的這種思維，顯現出來就是菁英族群意識形態的第二種信念特徵，這種信念無論出現在哪個國家地區，都不斷鞏固當地既有的階級差異。

古希臘人承認，他們可以從實作技能看出一個人的智力。但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討論卻顯示，在奴隸從事的勞動中，有一些本來就與智力無關，我們可以將其稱為體力勞動或雜活。[A]亞里斯多德幫社會分工找到一個本質上的理由；某些人天生就適合領導，某些人天生就適合做粗活。

這種辯護階級差異的典型說法，是一種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信念；它認為理論與實踐之間，甚至是理論的應用方法與實作的技巧之間，有本質上的差異。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都清楚陳述了這種階級菁英主義意識形態背後的基礎：社會中至少有一群人無法進行理論思考，只能從事體力勞動。這種思維讓學校在教導弱勢族群的時候，著重手作技能與職業技能，同時又灌輸他們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2]

義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在《霸權、知識分子與國家》（Hegemony,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中寫道：

「知識分子」這個詞最多可以包含多少人？有沒有什麼統一的標準，既可以平等地描述知識分子所做的各種不同活動，又可以找出這些活動與其他人做的活動之間的本質差別？這種時候，我認為最常見的錯誤方法，就是試圖在知識分子所做的活動中尋找一些特質，說它們本質上就屬於心智活動，而不去看這些活動，以及進行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與社會之間的整體關係。真要說起來，勞工或無產階級的特徵根本就不是從事體力勞動或實務工作，而是在某些特定條件與特定社會關係中勞動。首先，根本就沒有什麼勞動完全不需要用腦。其次，即使是最呆板、無聊的勞動，也需要最基本的技術能力，也就是最基本的隨機應變創意。因此我們可以說，其實每個人都是知識分子，只是並非每個人都去做我們認為知識分子在做的事而已。

我們在區分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的時候，其實只是在區分各種職業在社會中的角色。只是在說，思考對某些職業比較重要，身體能力則對另一些職業比較重要而已。這也表示，只有「知識分子」這個詞有意義，「非知識分子」則沒有，因為它根本不存在。而且，各種活動運用心智與體力的比例也未必都一樣，所謂的思考活動其實可以分為許多不同程度。人類所做的事情裡沒有任何事是可以完全不需要思考，所謂的「工匠人」（Homo faber）和「智人」（Homo sapiens）並非兩種不同的人。

在這邊，葛蘭西要說的是，實作技巧與知識性思考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分野。所謂的體力勞動者、臨時粗工之類的概念都只是誤導，沒有人工作時永遠只用肌肉而不用腦。

葛蘭西認為，「根本就沒有什麼勞動完全不需要用腦」，而且所謂的體力勞動其實是一種社會角色，而非亞里斯多德試圖闡述的那些天生特質。他在著名的《獄中札記》（Prison Notebooks）中，更是用類似的方式解構了「知識分子」這個概念。葛蘭西很清楚知識分子與其他人之間並沒有本質性的差異，知識分子只是具有特定的「社會功能」，也就是「規劃社會霸權與國家統治」而已。[3]他承認自己「大幅延伸了知識分子的定義」；而且他也在著作中提到，社會上所謂的知識分子其實包含了許多不同的社會角色，這些角色從低到高，從小學老師到大學教授，分為許多不同「等第」。此外正如我們之前所見，如果「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被自己的工作成果所侷限，而無法用所擁有的知識做出聰明決策的人，那麼「世界上的確沒有非知識分子，它根本不存在」。

派翠夏．希爾．柯林斯用索傑納．特魯斯的演講〈所以我不是女人嗎？〉，來讓我們反思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我們一般都認為知識分子是讀了很多書、可能有大學學位、文字書寫流暢的人。但索傑納．特魯斯既不會讀也不會寫，我們卻在本書第五章看到，特魯斯「指出了女人這個概念既不是自然的，也沒有真正反映現實。這個概念是由意識形態或文化建構出來的」。[4]在演講中，特魯斯對於「女人」這個概念與弱小和女性氣質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意識形態批判，她的批判歷久彌新。通常我們會覺得這種批判都是知識分子在做的，但特魯斯指出「女人」這個概念中內藏矛盾的演講，在這類分析中卻是最重要的一項。如果我們在看了特魯斯的例子之後，還是堅持知識分子必須要能讀寫，我們就得承認「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很難自圓其說，而且有時候會讓我們看不見意識形態用「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搞出了哪些麻煩。

當人們透過常識反思，發現社會區分擁有大量資源的人和沒有資源的人的方式其實非常空洞、毫不正義之後，那些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會開始找別人來背書，而它們經常去找科學家。像是卡利勒．穆罕默德就說過，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有一些社會科學家想用科學的方法來證實黑人就是比較暴力、比較容易犯罪。[5]不過，如果說到勞動分類的刻板印象，就更不只有美國人有，而是古今中外皆然。全世界的人都很容易以為「創業家」之類的人擅長動腦、創新，其他人則只擅長做粗活，因此人們總是很愛找科學研究來證實這種偏見。譬如，認知神經科學中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與「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的分野，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提出的。

接下來，我要引用我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神經科學家約翰．卡考爾（John Krakauer）最近在《紐約時報》上合寫的一篇文章〈四肢發達者擁有的知識也許比你想的更多〉（Is the ‘Dumb Jock’ Really a Nerd?），裡面會涉及神經科學家對程序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的看法。有一名叫做H．M．的人的顳葉內側受了傷，無論學到什麼都會很快忘掉。心理學家布蘭達．米爾納（Brenda Milner）在一九六二年做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實驗：她遮住H．M．的手，然後叫H．M．看著鏡子，接著根據鏡中的影像，拿鉛筆描五角星圖案的邊。H．M．的腦有損傷，每次畫完之後，隔天就忘了，但連續三天下來，他卻描得越來越好。學界公認這項研究的結果既迷人又重要，但它究竟告訴我們什麼？

主流的解釋是，H．M．記不住事實性的知識，但可以習得並改進動作的技巧。譬如，著名的神經科學家蘇珊．科金（Suzanne Corkin）受訪時就說：

亨利清楚記得過去的事，譬如華爾街金融危機、珍珠港事變等，但記不住新的事情。即使是他不斷重看的電視節目，也只能記住其中一點點細節。但他可以習得動作的技巧，並把那些動作做得越來越好。這個案例讓我們了解有意識記憶與無意識記憶之間的差異，打網球、騎腳踏車、彈鋼琴的技巧都是無意識記憶，大腦用條件反射的方式記住了這些我們稱為直覺的記憶，然後操縱我們的肌肉。

科金認為，H．M．「習得動作的技巧，並把那些動作做得越來越好」，就像「打網球和騎腳踏車」一樣。它把打網球的能力當成一種典型的動作技巧，而非當事人在運用知識。

在那篇刊登於《紐約時報》上的文章，我和卡考爾說明，這種把程序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看成兩種知識的方法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有一部分就是因為它找到了一種基於自然科學的基礎，讓人們可以把腦袋活和體力活區分開來。而我們在《人類神經科學前線》（Frontiers of Human Neuroscience）期刊上的論文裡主張，程序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之間的差異，無論如何都不等於腦袋活與體力活之間的區別。我們指出，其實H．M．無法習得體力勞動者需要的任何技能：

我們可以從一九六〇年代以降，對其他顳葉內側損傷患者所做的其他實驗看出，最初對H．M．做的實驗結果究竟能告訴我們什麼。這些對顳葉內側損傷患者所做的實驗，在方法上大部分都跟米爾納一開始做的實驗一樣。這些實驗都是測量患者的運動表現，通常都是時間或精確度，並發現患者雖然未必能夠清楚記得實驗中做過什麼任務，在實驗中卻能越來越快或越來越精確地完成任務。但看看這些研究就會發現，如果失憶症患者沒有每天重新收到指示，其實顯然根本無法完成任何任務。

舒米塔．羅伊（Shumita Roy）與諾曼．帕克（Norman W. Park）發現，只要沒有人在旁邊不斷重新教學，顳葉內側損的傷患就根本連簡單的新工具都學不會怎麼使用。[6]這表示，人們之所以會毫不批判地以錯誤的方式詮釋程序性知識與陳述性知識之間的差別，有可能就是希望用基於自然科學的理由，去支持思考者與實作者真的是兩種不同的人。這種思維正是菁英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而且也是研究經費的來源。

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像美國這種二十世紀西方民主國家，菁英族群的有問題意識形態都會滲透教育體系，讓教育把活動分成要動腦的與不用動腦的，以此幫每個學生找到適性的位置。約翰．杜威在〈勞動與閒暇〉（Labor and Leisure）中抱怨道：「把為了有用的勞動做準備的教育，和為了閒暇生活所做的教育對立起來，可能是教育史上最根深蒂固的誤解。」他接著說道：

把通識教育和專業或產業訓練分開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代。它顯然基於階級畫分，把人分成必須為生活而勞動的，和不需要勞動的兩種人。而通識教育是為後者設計的，它的概念在本質上就高於幫前一種人設計的奴僕教育。這種觀念反映了社會中某個階級是自由的，另一個階級則必須服從於他人。

杜威認為這種區分只是出於誤解，但「認為文化教育或通識教育和產業訓練之間毫無共通之處（至少沒有直接關係）的看法，以及認為應該教大眾實用技能，而非讓大眾提升或解放思想的看法，還是都非常普遍」。[7]杜威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美國的中學體系正在徹底大改組。因此他不是談抽象原則，而是在說，菁英族群的有問題意識形態信念如何引導了當時的中學教育改組，讓學校繼續相信勞工階級只適合做不重要的雜活，注定屈居人下。

史丹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愛德華．羅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一九〇一年的著作《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中，細細論證了教育體系為什麼是菁英族群控制社會的理想機制。他認為「菁英，或那些思想與天賦出眾的人，本來就該領導社會」，而且在「人口密集、出現利益衝突、各方又必須在困難的問題上妥協的時候，不追隨高人的領導實在既愚蠢又危險」。[8]菁英族群必須「把願望、品味、道德意見廣傳給大眾」。[9]

羅斯在書中用好幾章的篇幅，列出幾項菁英族群可以在民主社會中控制大眾的機制。該書第十四章討論的是教育，指出「用教育體系來建立社會秩序，是歷史悠久的有用方案」。[10]他認為「先把兒童還沒定型的思維固定下來，之後就可能以此打造出巨大結構、產生實際影響」。對他而言，教育是「改變馬具，馴服小馬」的方法，[11]而最有效的社會控制方法，就是「用某個巨大的社會機構，讓每位兒童免費上學」。[12]

羅斯這本書是在講菁英如何透過控制社會規範來統治社會，而主要的控制機制就是教育。在整個二十世紀，自由民主國家中都一直有人持這種看法。無論大家如何說菁英不該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弱勢團體，那些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自認為菁英的人都顯然不這麼認為。羅斯的教育理論在當時絕非小眾，而且對美國教育政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九〇九年，日後成為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的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在對美國高中教師協會（High School Teachers Association）的演講〈通識教育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beral Education）中，討論了教育的目的。我們可以從中看出羅斯與當時其他像他這樣的人的看法，留下了什麼影響：

回頭想想就知道，我們其實想在現代社會中做兩種不同的事。我們希望社會中的某個階級接受通識教育，並希望另一個人數必然多出很多的階級放棄接受通識教育的權利，乖乖地去做那些困難的體力勞動。

羅斯與威爾森之所以把美國社會分成菁英與其追隨者，就是因為他們相信理論思考與實作技巧是兩種不同的能力。但正如之前所見，這種區分並沒有自然科學基礎。「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字面上即自由的教育）在概念上就預設了只有一小部分的美國人適合做理論思考，大部分則適合學習實用技能。威爾森就寫道：

技職教育是什麼？就是讓那些一點也不傑出的人專注地做構成生活的一小部分之事。就是不要給他們大原則，而是要他們以訓練有素的眼睛完美地操作肌肉，利用對於特定物理關係與複雜機械關係的了解，完成某些精巧、困難的體力勞動。就是要在學校裡嚴格訓練學徒，讓他們熟練特定的工作流程。美國產業的弱勢之一，就是沒有培養出這樣的人，因為我們把標準訂得太高了，希望讓他們額外學會其他東西，結果卻兩邊都搞砸。他們既沒有學好通識能力，也沒變成能帶來幫助的專家。這不是說我們不該對他們抱有期待，而是無論我們多麼期望都注定失望。用教育經費去教那些明知不可能成功的東西，絕對是不愛國的。大多數人都得去當挑水工或樵夫。世界上千篇一律的工作永遠都做不完，如果國家沒有一大批訓練有素的技工去把這些工作做好，國家就會在現代文明的競賽中落於人後。美國在教導人們製造東西的時候想得不夠周密。我們有很多原料，卻沒有好好教人怎麼把原料變成產品。我們好高騖遠，什麼都想做，結果全都沒做好。

威爾森對「通識教育」的看法，就屬於羅斯在《社會控制》中明確主張的「用教育來控制社會」。這種觀念奠基的意識形態就是菁英比較優越，譬如白人菁英比其他人優越。[B]正如前文所說，美國那些反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會根據腦袋活與體力活之間的天生差異來幫自己的做法辯護，但這種差異其實並不為真。他們相信只有少數人可以明智地進行決策，其他人都只能學習實作技能，並且必須學同一套觀點的美國歷史。

愛德華．羅斯有個學生叫大衛．史奈登（David Snedden）。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拉伯里（David Labaree）在一篇論文裡，整理了史奈登對二十世紀美國教育政策的巨大影響，並認為史奈登與史丹佛之間「最重要的聯繫」就是羅斯。[13]史奈登在一九〇〇年對史丹佛校友的演講中，就點出了應該用教育來控制社會、增進效率，而這後來變成了美國大眾教育的指導原則。下述兩段都是拉伯里在論文中引述的說法：

我特別在意的是教育對社會地位的影響，因為即使訓練領導人的工作大部分都是由大學來負責，我們依然需要重視那些在隊伍中聽命行事，而非領導的人。

當代文明的特質給了我們最有力的理由，去要求公立學校不能只教導文化裡最經典的部分，而是應該加強訓練實用的技能，去因應世界中各式各樣的工作，提高每個人的工作效率。

史奈登對教育的願景清楚地呈現在威爾森一九〇九年的演講之中。他們把社會上的人分成不同的類別，最基本的分類就是少數人是菁英領袖，大多數人都是追隨者。[14]菁英能夠根據理論知識，做出聰明、有創意的決策。剩下的大量追隨者則學習史奈登心目中不太需要用腦的實作技能。這場演講讓史奈登立刻成為教育改革界的名嘴。[C]

當時，有很多人都認同史奈登這種把教育當成提高社會效率、控制社會的工具的看法。愛荷華大學的教育學名教授歐文．金（Irving King）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了《為了提高社會效率的教育》（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他在第一章〈教育的社會起源與功能〉的其中一節「學校是一種社會分工」中提到，「我們可以把正規教育機構的發展⋯⋯視為社會從原始發展到文明的過程中所需的其中一種勞動分工。在整個社會不斷向前進步的複雜過程中，學校這種機構以及教師這種職業，都必然越來越多」。[15]歐文．金不認為教育是「把成人社會的經驗盡量傳授給每個孩子」的方法，反倒強調「總是想著要訓練、管教孩子」才是所謂的教育。[16]他樂觀地說：「我們才剛剛開始了解教育的潛力。教育能做的比目前能做的更多，而且可以用科學的方法來提高孩子的效率。」他反對「老派的個人主義教育觀」，認為那是過時的前工業社會遺物。[17]

歐文．金提倡的是一種新的教育模式，它的基礎來自喬爾．斯普林（Joel Spring）所說的「社會化的課堂教學」。[18]他認為「社會在組織成集團時效率最高」。但他的老師杜威並不同意。斯普林對杜威與歐文．金的觀點差異的簡述如下：

在美國學校逐漸採用社會化教育之時，人們也繼續把它當成一種向未來的美國公民灌輸團結與社群意識的方法。但杜威在著作中對社會整合（social unity）的看法，與後人的其他論述有一項重大差異。杜威想用社會活動來取代呆版的教學氣氛，讓學生在彼此了解之後，能夠團結起來。但日後那些討論如何建立組織，以及如何在教室中創造合作精神的方法，則是想用集體社會壓力來製造團結。後者注定會讓個人在群體中失去自己的身分。[19]

杜威是個審議民主派。他認為社會化的課堂教學，是為了讓學生獲得民主、平等尊重、共同決策的文化。歐文．金想要的，則是讓人服從權威，讓整體去支配部分。前者想要一種典型的民主，後者則想建立柏拉圖的理想國。

我在第一章說過，班雅明．康斯坦認為盧梭所說的自由很危險，很容易被威權主義濫用。他在一八一九年所寫的的〈古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The Liberty of Ancients and the Liberty of the Moderns）一文中指出，「當社會權力與集體主權在幾百年後演變為現代的模樣，那些最強大的天才就會出於對自由的純然熱愛，製造出各種暴政，並幫自己的行為找一堆藉口」。[D]他擔心專制領袖會用盧梭提出的自由概念，也就是自己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來高壓統治人民：

若要以全民的名義行事，你就無論願意還不願意，都得服從某個人或某幾個人的命令。這表示，若要把自己交給全民，就必然會把自己交給某些特定人士；但這並非把自己交給全民，反而是把自己交給那些打著全民之名來做事的人。在完全交出自己的時候，你不會進入一個完全平等的狀態，因為有些人會從其他人的犧牲中獲利。

歐文．金和史奈登試圖以民主之名進行的社會控制，完全就是康斯坦在前述中說的這樣。

杜威和盧梭一樣，對自由的看法都偏向「積極」自由，但他與盧梭不同之處是，他認為積極自由與集體審議有關。杜威認為，我們可以在為了共同目標進行集體審議的過程中，打造出民主精神與共同體意識。我們知道，康斯坦與柏林都非常擔心自由這種包含許多不同意義的概念會衍伸出其他問題。說不定就連杜威這麼深刻的民主理論家，也在誤導之下把自由的概念和沒有個人空間的威權主義混為一談。[E]

史奈登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寫完碩士論文之後就在那裡任教，後來在一九〇九年成為麻州首位教育委員。他在一九一二年任命克拉倫斯．達爾文．金斯里（Clarence Darwin Kingsley）為高中理事會的代理人。[20]金斯里在全國各地傳播史奈登的教育理論，而且後來當上位高權重的全國教育協會中等教育改造委員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Commission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Secondary Education）的主席之後，也依然看重史奈登的理論。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改造美國的中學教育體系，底下設了十六個小組，分別處理各學科的事務，但最重要的任務是拓畫美國二十世紀的中學教育藍圖。這張藍圖完全依照史奈登的觀點，後來成了二十世紀美國教育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文件之一，拉伯里稱其奠定了日後所有美國中學教育的「基礎原理」。[F]

當時，教育界最有名的人們花了三年草擬了這份叫做《中等教育基本原則》（The Cardinal 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的報告，該報告顯然反映出羅斯心中的柏拉圖世界觀：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差異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勞動分工。[G]不過只要仔細一想，就會發現這種想法很明顯有著《理想國》的影子。柏拉圖反對民主，而《中等教育基本原則》雖然完全使用民主的語言寫成，但我們若仔細一讀，就會發現不太對勁。它的第二節叫做〈民主國家的教育目標〉，一開頭就寫道「美國的教育應該符合明確的民主概念」。這份報告明確寫出了民主這個概念的意思：它說民主是一種制度，「目的是組織社會，讓每個成員都能夠在為了促進其他同胞與整體社會的福祉而設計的活動中，發展自己大部分的人格」。

《中等教育基本原則》的作者們在指出明確的民主概念很重要，並在定義民主的概念之後，得出了一些結論。他們認為，民主的理念在於「必須維持人類活動的高效率，並在考慮各種活動重要性的過程中重視活動的效率……每個人都應該去做那些最能夠發展自己的人格、發揮最高效率的職業，並以相同方式選擇要用怎樣的方式服務社會」。

這段話顯然怪怪的。它認為民主的定義是國家用教育幫助每個人找到天生適合的職業。也就是說，民主是一種提高社會效率的東西。但這聽起來實在不太像是民主。民主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自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但沒有任何一種定義會要求個人為了提高社會效率，而犧牲自己的意志去滿足社會的需求。[H]歷史上沒有任何支持民主的政治哲學家會說，民主需要個人去從事最能讓他提高社會效率的職業。我在引言中也說過，民主重視的是價值，不是效率。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反對民主的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太重視自由，而犧牲了一部分的效率。但《中等教育基本原則》卻把民主描述成一種盡量提高效率，而非盡量保障自由的制度。它所描述的民主，其實是《理想國》第二卷所說的民主的反面。

幾百年來，政治哲學家用很多種彼此衝突的方式講述什麼是民主。民主政治理論包含很多不同的政治制度，但都符合一些基本規則。最基本的規則，就是民主不把效率當成社會的唯一價值。我們哲學家都同意，柏拉圖提倡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結果，《中等教育基本原則》卻把民主定義成《理想國》第二卷裡面寫的那種制度。它把一個不民主也不自由的教育制度，用民主的語言包裝成民主的樣子。

在整個二十世紀的美國論述中，我們很容易找到這種把菁英為了促進社會效率而控制社會的作法，重新定義為「民主」的說詞。H．H．高達德（H. H. Goddard）在一九二二年的論文〈智力程度〉（The Levels of Intelligence）中就寫道：

智力相對較低者的人數，遠遠超過人們平常的想像……如果我們不承認有很多人的智力較低，並正確地回應這種現象，民主便會遭受重大威脅……

那些高智力的人必須負責規劃，必須管理大部分的人……我們必須用明智的方法了解每個人的心智能力……然後以此決定如何對待智力較差的人。[21]

民主制度的主要價值是自主與平等。一個由少數人幫大多數人做決定的制度，是民主的反面。正如前文所說，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二卷中提到的社會就是這樣，而政治哲學認為這種社會是民主社會的經典對立面。但高達德卻直接把「民主」當成了這種制度，還呼籲大家為了維護「民主」去限制一般大眾的自主性。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曾在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面前說道：

我們之所以要為每一個靈魂打開大門，讓他們接觸到人類的一切使命與愉悅，主要就是為了促進他們各自的發展。人們只要獲得了資源，就能夠減輕生命中總是會出現的孤獨。我問過俄國的虛無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是怎麼在沒有書籍、筆墨、紙張的情況下度過漫長的牢獄生活。他說：「喔，我思考了很多我很感興趣的問題。在想把事情搞清楚的過程中，時間就過去了。等到我不再想思考那些難題，我就背誦之前學過的優美散文和詩歌。這讓我越來越了解自己，越來越了解自己擁有的資源。我有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廣闊的帝國，全俄國沒有任何獄卒或沙皇能闖得進來。」這就是自由接觸各種思想和大量文化的價值所在。當你有了這些，即使獨自關在囚室之中接觸不到任何人，依然能擁有安適和陽光。女性也經常遇到一樣的狀況，難道她們不該擁有通識教育帶來的一切安慰嗎？

這是她在一八九二年的演講〈自我的孤絕〉（The Solitude of Self）。在演講中，她呼籲通識教育應該面向所有的人，而其言談揭露了現代性的曙光以及對女性的影響：

把當代已開發社會的女性，當成過去用紡車與編織針工作的女性一樣，繼續限制她們只能做某些工作，是對的嗎？不！不！不會疲累的機器已經取代了男人和女人的勞動：紡車和織布機已經過時了，如今的女性可以拿起鋼筆、畫筆、畫架、鑿子，女性的願望與抱負也與過去徹底不同。

《中等教育基本原則》的作者群認為自己代表新時代的最高理想，首開先例用科學方法與理性來規劃教育。但在研究了三年之後，這些新時代的裁判官卻認為女性教育應該是這樣：

家政應該是女高中生的學習重點，它無論對女孩本身還是對其他直接受益於女孩的人而言都很重要。目前我們不夠重視這部分的教育，而且那些畢業後想就職以及想進高等教育的女孩更是學得太少。畢業後就職的女孩大部分都只會在職場待幾年，然後就一輩子進入家庭。對她們來說，高中是訓練成為家庭主婦這項終身職業的唯一機會，也是最有可能讓她們懂得對這項職業負責的時候。

中世紀教會體制下的教育受到父權意識形態支配，但二十世紀的美國高中教育也一樣。兩者的差異是，二十世紀的美國高中教育是一群學者提出的，他們自認遵循一門新的客觀教育科學，而這門科學試圖以提高效率的名義來控制社會。

一九一六年，全國教育協會的中等教育社會學科委員會（The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Committee on Social Studies in Secondary Education）發布了一份報告，講述歷史教育以及他們認為對社會更有用的社會學科教育之間的衝突。這項報告留下的影響相當複雜，但這些複雜影響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至今有哪些因子影響了美國的公共系統。

我們從這份報告可以看出，人們當時對於公立學校提供的公民教育的本質與目的，看法相當分歧。杜威認為，民主社會的成員應該要不斷嘗試落實民主理念，所以必須能在過程中不斷反省理念所面臨的困境。杜威的看法影響了許多人，譬如十二年級的推薦選修課〈民主的問題〉。在全國教育協會的報告中，〈民主的問題〉是一堂相當基進的課，常用的課本《美國文化問題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Problems of American Culture）是由哈洛．魯格（Harold Rugg）所寫。這本書中有一個單元叫〈公共輿論與美國人的生活〉，專門解釋每個人的意識形態是怎麼來的，[22]譬如為什麼工廠老闆的兒子長大後會反對工會。這本書比後來的標準課本更具政治性。

不過，那些想用社會控制來提高社會效率的人也影響了這份報告。其實這份報告主要就是以社會效率的語言寫成的，它試圖在規劃社會課程的過程中，灌輸學生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它主張「民主國家的一般公民應該要重視國家利益」，這樣才能提高「國家效率」，藉此促進「國家團結」。它警告「國際主義」、「人性的共通點比差異更重要」、「國際社會」這類說法相當危險。隆納德．伊凡斯（Ronald W. Evans）認為，這份報告的目標大抵就是要用社會學科來灌輸學生觀念，「用歷史課讓學生崇敬歐洲中心主義以及美國理念；用社會培訓課程提高社會效率並使學生服從公民社群；用剛出現的實驗性課程〈民主的問題〉讓學生支持進步的社會改革」。[23]

從二十世紀以來，社會學科就一直有兩種不同的面貌。有些人認為它是一種教人思考哪些東西妨礙社會進步的課，有些人則認為它是藉由宣傳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這種民族主義，去統合大家的意識形態，讓人能夠有效控制社會大眾。但人們卻很少注意到，那些想用社會學科來控制社會的教育學者，以提高效率的科學語言掩蓋了自己真正的目標。[I]

一九七五年，菲利斯．希拉夫萊（Phyllis Schlafly）帶著藏也藏不住的熱血，創立了一個反對《平等權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組織「老鷹論壇」（The Eagle Forum）。該組織的網站在二〇〇五年評論了全國教育協會在一九五一年為社會學科教師撰寫的《美國公民手冊》（The American Citizens Handbook）：

這本手冊是一本寫給公民的備忘錄，目的是讓達到投票年齡的年輕人更有公民意識。裡面有討論公民身分的文章、「美國民主史上的英雄男女」小傳、「美國民主史上的偉大文件」，以及我國法律制度的敘述。

它在〈公民的黃金寶藏〉一節中，列出許多適合孩子背誦的名言錦句，並在開頭寫道：「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人應該擁有相同的想法。我們應該留下一些像遺產那樣的東西，讓宗教理想、愛國情操、美麗與智慧，去引導鼓勵他們活出人生。」該節選錄了許多《舊約》與《新約》的段落，包括〈十誡〉、〈主禱文〉、〈愛的黃金律〉。

這本書大剌剌地在地理資訊、家戶預算表格、複利圖旁邊，擺上〈童軍諾言〉、愛國歌曲、振奮人心的詩歌，毫不掩飾地宣揚那些過時的道德情操和愛國主義。[24]

沒有人討論過，那些反對民主的專制主義者為了想要藉由控制大眾來提高社會效率，而把社會學科的其中一個面貌打造成這副模樣。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究竟是因為研究相關領域的人彼此秘而不宣，還是因為他們太過天真。[25]

後來到了一九九四年，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家執筆的《美國歷史課程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United States History），再次讓許多人辯論社會學科的本質究竟為何。國家人文學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三年主席，同時也是政治人物理查．錢尼（Richard Cheney）的妻子琳恩．錢尼（Lynne Cheney），在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的《華爾街日報》專欄中發表了一篇〈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強烈抨擊《美國歷史課程標準》的自我審查。琳恩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更早之前的撰寫另一份報告《歷史的教訓〉（Lessons from History）來跟《美國歷史課程標準》對比，並認為：

《歷史的教訓》告訴學生，財富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其他國家，有時候都對文化有益。它請學生思考在一八一五至一八五〇年的這段歷史中，「城市的興起與工業資本家的財富積累，如何使新古典主義建築繁花盛開；如何帶來戲院與音樂學院；如何建立第一批公立高中與歷史社團；如何催生『通訊革命』，加速書籍與報紙出版，使城市人與外界的連結更緊密。」……《歷史的教訓》點出我們的政治體系與代議制度，讓個人充分發揮了自己的偉大潛力。

琳恩譴責《美國歷史課程標準》強調「多元觀點」，而且過度受到「非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等「各種政治團體」所影響。在她提出批評之後，《美國歷史課程標準》徹底重寫。[J]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美國史的觀點應該有很多種，每一種都有很多合理的證據能讓它成立。非裔美國人、印地安人，以及女性，他們的經歷跟白人男性都非常不同。但琳恩卻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上清楚表明，她認為美國公立學校裡實施的大眾教育完全不是為了傳遞事實。她認為，美國史的課程應該要傳達一種統一的觀點，不該有「多元觀點」。這種統一的觀點應該傳達資本主義的價值系統，應該反映出那些具有大量優勢者的觀點，而不是女性、非裔美國人、印地安人這些弱勢族群的觀點。而正如我們所見，美國大眾教育的目的，自古以來真的都是琳恩．錢尼說的這樣。

現在，我們看到了菁英族群意識形態的一些特徵。我研究這個例子，是為了證明韋伯對社會的看法的確很有道理，譬如在資源分配大幅不平等的社會中，菁英族群的確可以把有問題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弱勢族群，藉此控制這個社會。

美國教育系統的歷史是一則寓言故事，它告訴我們菁英族群如何利用知識優勢與實踐優勢，宣稱自己的價值判斷比別人專業。C．L．R．詹姆斯提醒我們，古雅典民主城邦的公民很清楚專家的地位會帶來什麼危險。[26]他們明白，要避免這些危險，「就要掌握希臘方法的核心，不要把事情都交給這些專家決定，而是要相信廣大人民的智力和正義感，相信大部分的一般老百姓」。

民主國家當然需要專家，氣候變遷的問題就是好教訓。但我們不能讓專家來決定社會的價值。這件事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不過要如何實踐這項原則，就遠遠不是本書能夠處理的問題了。

原注：照理來說，奴隸不具備希臘人尊重的工藝技藝（techne），所以這裡的技能應該不是指這種比較高級的能力。
原注：威爾森也在提到漢普頓大學（Hampton Institute）這所維吉尼亞州的傳統黑人大學時明確表示，他的確認為美國黑人只適合學實務技能：「我們當然應該結合技職訓練和通識教育，應該盡可能在結合書本和實作的時候維持效率。不過我想到維吉尼亞州的漢普頓大學，它們有通識教育，但把它當成次要的。如果你要給予通識教育，就必須犧牲一些技職訓練：同樣地，如果你要給予足夠的技職訓練，就必須犧牲一些通識教育。」
原注：「史奈登反對所有人都用同樣的學習方法、上同樣的課。他提出一種概念，把文明看成『標準化零件』組合而成的產物，可以用『高品質生產』來製造。史奈登用了團隊合作這個很誘人的譬喻來說服讀者，他說學校『主要的任務，就是讓每個人擁有自己的能力，掌握人生這場遊戲中可以掌握的部份，然後和家庭、國家等各種不同隊伍的夥伴分工合作，各盡其才攜手創造成功』。他認為社會可以用『機能分工』、『專業服務』的方法，組合成他所說的『大社群』（great community）。每位勞工各自掌握獨特技能，為團隊貢獻自己的獨特能力，各自以獨特的能力共同維持社會穩定。」見Kliebard, , p. 123。
Schooled to Work
原注：以撒．柏林在〈自由的兩種概念〉第七節引述了康斯坦以相同方式批評過盧梭。事實上，柏林該文的重點，也就是自由可能會被威權政權所濫用一事，康斯坦也說得很清楚，而柏林本人也認同。
原注：正如前述，盧梭很清楚審議可能會以這種方式誤入歧途。
原注：喬爾．斯普林稱其為「綜合高中的經典宣言」。見Spring, 。愛德華．克魯格（Edward Krug）發現，美國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門（Department of Superintendence）在一九二八年「發表了一份影響力報告。根據各高中校長的答覆，在全美國1128間規模各異的高中裡，有689間已在過去五年內按照這項基本原則進行改組」。又見Krug,, p. 398。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原注：譬如，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就說：「進步主義的教育者已經習慣用學校在社會中扮演的功能來思考學校，認為學校的影響必須通過社會效率的考驗。用社會效率來評估教育，就表示要評估每個科目、每門課程、每項研究對社會有沒有用。讓永遠上不了大學的孩子學歷史、科學、文學、數學、外語有什麼意義呢？讓他們浪費時間學這些既『沒用』又不切實際的知識，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呢？」見Ravitch, “From History to Social Studies,” pp. 125–26。
原注：《中等教育基本原則》在文字上的確站在個人主義這邊。但也請記住弗德里希．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一句名言：「自由主義是被濫用得最嚴重的政治詞彙。除了敵人會以誇張荒謬的方式，把這個詞扭曲到幾乎完全認不出原貌以外，其他人也會用它來描述好幾種在傳統上與它完全站在對立面的社會觀點。」見Hayek, “Individualism,” p. 3。
原注：喬爾．斯普林把這些變化簡述如下：「二十世紀的公立學校是為了滿足企業國家的需要而設計的，所以它會維護統治菁英與科技機械的利益。」見Spring, , p. 1。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原注：琳恩的怒火還有後續。二〇〇三年，教育部印了三十萬份厚達七十三頁的家長指南《幫助你的孩子學歷史》（）。裡面只不過是了《美國歷史課程標準》而已，當時還沒進入政府的琳恩卻叫辦公室聯絡教育部，然後教育部就銷毀了這三十萬本指南，讓大家找不到《美國歷史課程標準》存在過的證據。
Helping Your Child Learn History
提到
Mills, , p. 14.
The Power Elite
Bernard Mandeville在1725年的”An Essay on Charity and Charity Schools”中主張，這種灌輸是必要的。
Gramsci, , vol.4, sec. 49, p. 201.
Prison Notebooks
Collins, , p. 15.
Black Feminist Thought
Muhammad,.
The Condemnation of Blackness
Roy and Park, “Dissociating the Memory Systems.”
Dewey, “Labor and Leisure,” p. 257.
Ross, , p. 83, 84.
Social Control
同上，p. 328。
同上，p. 164。
同上，p. 166。
同上，p. 167。
Labaree, “How Dewey Lost.”
見Krug,。Krug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史奈登與其影響。
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King,, p. 7.
Education for Social Efficiency
同上，pp. 9, 10。
同上，p. 14。
Spring, , p. 58.
Educ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Corporate State
同上，pp. 60–61。
Labaree, “How Dewey Lost.” p. 172.
摘自Bendix,, p. 305。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Rugg, .
An Introduction to Problems of American Culture
Evans, The Social Studies Wars, p. 44.
http://www.eagleforum.org/educate/2005/aug05/book.html.
這類思想可參見Adler, 等著作。
The Paideia Proposal
James, “Every Cook Can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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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書是為了警告我們，不要隨便以為理想已經實現。社會中巨大的不平等，很容易讓我們看不見有哪些事物在妨礙我們實現自由民主的理念。而我已經論證過，事物的本質總是會讓我們難以看見這些障礙。因不平等而受益的人，很容易在證據顯示理想尚未實現的時候，誤以為理想已經實現。他們會用既得的優勢地位打造宣傳工具，阻礙我們檢查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而由此而生的學校教育和媒體系統，更會讓弱勢族群難以看見兩者間的鴻溝。如果教授哲學的人不把這些鴻溝納入哲學教學的核心，就是在助長這些鴻溝。

不過也可能會有人以為，這本書是在說社會運動並未有效揭發，或有效反對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與不正義。但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其實希望讓人們更了解為什麼應該尊重社會運動的貢獻。每個熟讀美國歷史的人都知道，要讓歷史的弧線轉向正義有多困難。看看現實中非裔美國人一路以來的窘境就知道，弧線的轉向小到幾乎看不出來。

此外我們也不能以為，只要把民主的概念逐漸化為法律與慣例，就能夠實現正義。除此之外，我們還需要人們的行動；需要精心設計的訴求；需要喚醒個人、族群、社會的意識；需要新文化與新藝術；需要挑戰既有的美學觀；需要經年累月的勞動、鮮血、死亡、痛苦、夢想，以及直接採取集體行動。以上全都缺一不可。

我們還必須知道，前述事實顯示，平等的進展對某些族群來說有多麼微不足道。從建國先賢派屈克．亨利（Patrick Henry）[A]到馬丁．路德．金恩，美國歷史上的每一位社群組織者、呼籲者、反叛者、社運人士、革命家都知道，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主宰了社會上的話語，主宰了正規的社會習俗，塑造了公民社會的規範。我們遲早得去推翻這些意識形態。

在過去，人們總是認為基進的社會運動是在擾亂社會秩序。事過境遷之後，卻發現社會運動其實只是在強權面前，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說出真相。譬如，大多數美國人都敬佩馬丁．路德．金恩，即使是那些仍與當年鄙視金恩之人抱持同樣意識形態的人們也不例外。也許這表示這些運動者成功了。但有鑑於不平等仍舊存在於美國社會之中，也許更合理的解釋是，這些人的成功被另一種說詞所收編，讓人們誤以為政府已經越來越正義，社會已經越來越公平，越來越把每個人當人看。很多時候，人們只是知道了過去的社會運動在道德上正確而已，社會中的實際狀況並沒有隨之改變。

我們必須時時警惕，人們很容易用所謂社會運動的成功，來掩飾事實上的失敗。擁抱社會運動的道德高度，可以輕易使人不再仔細推敲自己宣稱的政治理念與社會大眾的實際狀況之間差得多遠。譬如，民權運動的成功似乎就讓人們停止去做我在本書中所做的批判。也許這是因為有人刻意用民權運動者的氣節與勇敢，來掩蓋不平等仍舊存在的現實。[1]有些人提醒我們不平等還沒有消失，其他人卻經常不去重視這些警訊，以為這些警訊是在貶低民權運動者為了爭取一個「不看膚色」（colorblind）的社會而做的各種奮勇抗戰。但一旦分析過什麼是宣傳，瞭解了宣傳與有問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我們就會更知道自己可能踏入怎樣的陷阱。正如薇絲拉．韋弗（Vesla Weaver）與蜜雪兒．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所言，人們會用一九六〇年代那場逼政府承認是種族造成了不平等的美國民權運動，來掩飾現實中依然存在的種族不平等。社會運動的英雄故事永遠都可能被收編，永遠都可能讓人誤以為英雄們對抗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

所有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都是為了努力開創新的認知空間，讓人接受新的意識形態、新的假設、新的敘事。也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翻專制的民主革命。我在這本書中試圖解釋為什麼自由民主的成功會被扭曲，為什麼明明人們想用自由民主的理念取代特權階級的統治，菁英族群的意識形態卻能很快地將這些理念收編。此外，我也簡述了人們究竟是用怎樣的機制去顛覆民主理念。我不覺得光靠這本書就能阻止這些事情發生，我只希望這本書能幫上一點忙。

譯注：派屈克．亨利（1736-1799），美國獨立革命時期領導人物，以一七七五年在第二次維吉尼亞代表會議上的演講〈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為人所知。
Weaver, “Front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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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辭

我的母親莎拉．史丹利（Sara Stanley）在刑事法庭做了幾十年的書記官。她讓我從小到大一直知道美國司法系統的公正性與種族歧視問題。此外，她也總是「站在我這邊」，即使是在覺得我處理問題的方式並不明智的時候也義無反顧。我人格中有許多強項都得歸功於她，這些強項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幫了我許多忙。

本書延續曼佛雷德．史丹利（Manfred Stanley）和瑪莉．史丹利（Mary Stanley）的研究。瑪莉對我，以及對本書都產生巨大影響。她找了許多對這項研究有幫助的書，默默地幫助我，而且花了好幾個周末跟我密集地討論稿件，並協助我寫下某些關鍵段落。她對本書厥功甚偉。

我的兄弟馬可士．史丹利（Marcus Stanley）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提出了最聰明敏銳的問題與評論，並且讀過、評論過本書書稿大部分的版本。他不斷提出批判意見，讓我把主張寫得越來越詳盡清楚，而且直到最後他還是不夠滿意。我的妻子潔莉．桑德（Njeri Thande）也讀過並評論過本書許多版本的手稿，她的意見讓本書更臻完善。至於我的兒子埃米爾（Emile），則讓我在寫書的過程中一直保持清醒。

我深深感謝女性主義哲學家與研究種族問題的哲學家；他們過去幾十年孜孜不倦地研究，還因為不去追尋「真正的」哲學而不斷被辱罵，但本書的理論基礎都奠基在他們的研究成果之上。尤其蕾．藍騰（Rae Langton）的著作對我個人而言特別重要，讓我能在語言哲學、知識論、社會與政治哲學之間建起橋梁。

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和愛德華．赫曼（Edward Herman）對宣傳的看法跟我有一些差異。但他們的著作以及喬姆斯基的許多作品，尤其是喬姆斯基對政治哲學的看法，是本書的靈感來源。我很感謝他在許多作品中對這個領域提出的洞見，也很感激他為年輕學者們提供的榜樣。

我想寫這本書已經很多年了。一開始是《紐約時報》的部落格「石頭」（The Stone）讓我動筆；我在二〇一一年六月寫了第一篇文章〈讓人無法說話的方式〉（The Ways of Silencing）討論宣傳，之後的四篇文章中有三篇也都是談這個主題。但之後又隔了一段時間，直到二〇一三年十月，我才真的開始寫這本書。寫作的過程花了整整一年，是我記憶中做過最難的工作。「石頭」的編輯Peter Catapano與Simon Critchley在這四年中幫助我把想法確實地化為文字。尤其是Peter Catapano，這四年來與他相互切磋的火花，讓我把我的意見說得更清楚，改進了我的寫作技術。而在這段時間中，羅格斯大學的研究生也幫助我思考這些問題，尤其是Gabriel Greenberg幫助最大。Joshua Armstrong、Karen Lewis、Carlotta Pavese也放下一切事務跟我討論想法，Carlotta Pavese還讀了手稿的好幾個章節。

本書全是在耶魯大學寫的，充分利用了這間學校豐富的學術資源。耶魯的同事幫了很大的忙。史蒂芬．達爾沃（Stephen Darwall）一邊當哲學系主任，一邊在本書撰寫的好幾個不同階段，分別抽空讀了至少十幾份的手稿，並給出評論。他從我來到耶魯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教民主的政治哲學，以及這種哲學背後的基礎：道德哲學。他從最初就一直鼓勵我寫出這本書，沒有他堅定的支持，我不可能寫完。他是我第一位要感謝的耶魯同事。

二十五年來我一直和泰瑪．甘德勒（Tamar Gendler）、Zoltan Gendler Szabo討論哲學。甘德勒對「引念」的研究，深深影響了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多年來，我在與她討論的過程中學到許多，更期待往後也能繼續詳細討論。不過當我到了耶魯，甘德勒已經成為學院的副院長，現在又成為文理學院的院長。我在過去的十年內，無論是閱讀她的作品，還是當面與她討論，對她哲學思維的接觸與反思都深深影響了這本書。如今她則用另一種方式，以打造理想的制度氛圍來探索這些問題。至於Zoltan Gendler Szabo的辦公室則在我隔壁，我們在走廊上討論過很多問題。

法學院的同事丹．卡韓（Dan Kahan）讀過本書的兩份完整手稿，並給出評論，他和達爾沃一樣都對本書產生重要影響。此外，我也非常感謝耶魯的克里斯多福．勒布朗（Christopher Lebron）讓我轉而研究社會與政治哲學，而且我總是一邊照顧兩個年紀相仿的兒子，一邊跟他討論最新的想法；他每天都對我的論述做出大量貢獻，該記的注解多到我根本記不完。丹．葛里科（Dan Greco）是每位哲學家夢寐以求的同事，我在直到交出本書定稿之前，都一直從他那邊獲得建設性的建議。伊蓮．蘭德摩爾（Hélène Landemore）對前期手稿的建議，則是詳細和受用得不可思議。轉到耶魯讓我興奮的原因之一是可以和薇絲拉．韋弗（Vesla Weaver）共事，她在二〇〇七年的論文 ”Frontlash” 激發我去思考很多意識形態與宣傳的政治問題，如今我已經實現了共事的夢想，甚至獲得了更多。Casiano Hacker-Cordón也給了我豐富的資源，包括大量的閱讀材料和必要的討論。Steven Smith對早期稿件的評論非常有用。與Seyla Benhabib、Bryan Garston、維莉蒂．哈特（Verity Harte）、Jonathan Kramnick、Daniel Lanpher、Tracey Meares這些耶魯同事的討論也很有幫助。最後，耶魯的優秀研究生與博士後研究員的貢獻極為重要，丹尼爾．帕南（Daniel Putnam）一直與我密切合作，讀了一份又一份的手稿。Yuan Yuan讀了幾份後期手稿，點出了不少關鍵錯誤。Matthew Lindauer和Sam Schpall對整份稿件的評論也非常有用。Jessie Munton不但讀了好幾份手稿，還給了第五章極大的幫助，她自己就在研究刻板印象對知覺的影響，我在和她討論我們各自研究計畫的過程中，把相關問題想得越來越清楚。Emily Kress給了我許多非常珍貴的古典哲學資料。Jessica Keiser給了我許多語言哲學的資料，與我一起討論相關問題。Jiewuh Song讓我用當代政治哲學的脈絡討論我的一個核心論證。總之，能加入耶魯這個絕佳的知識圈實在太棒了。

除了耶魯的同事以外，我在寫書的過程中還大幅仰賴許多人；我很驚訝他們竟然在需要照顧自己的生活，而且跟我沒有學術合作關係的情況下，願意寫文評論。政治哲學家Peter Levine是我的兒時好友；他在二〇一二年聽了我在甘迺迪學院的演講之後，就變成了重要的討論夥伴。他讀了前幾章的好幾版手稿，寫下詳細意見，並在本書撰寫之初，點出重要的研究方向。克莉絲蒂．達森（Kristie Dotson）和凱瑟琳．波金（Kathryn Pogin）都非常仔細地讀過好幾章的許多份手稿，而且總是願意花好幾個小時跟我討論。克莉絲蒂．達森非常慷慨地貢獻出她的時間，而且她的著作顯然大幅影響這本書，尤其是影響了意識形態那兩章。此外，我也很開心能參與她的作品。她這麼聰明的人能加入這個領域，實乃這個領域之福。凱瑟琳．波金還只是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卻極為優秀，我期待她寫完論文找到職位，這樣她在指出錯誤和修正那些沒寫清楚的論證時，我就不會那麼尷尬了。莎莉．哈斯藍爾（Sally Haslanger）、Bryce Huebner、Alex Guerrero、珍妮佛．索爾（Jennifer Saul）、蘇珊娜．西格（Susanna Siegel）都從繁忙的生活中抽出時間幫我，為許多章節寫下重要的意見。我從二〇一二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表演講之後，就一直跟哈斯藍爾密集討論，這些討論大幅改善了我談意識形態的章節；我在過去的一年裡也逐漸發現，她對用個人主義角度來看意識形態的批評是正確的。珍妮佛．索爾讀了第四章好幾個版本的手稿，她的評論讓該章超越了我們原本的期待。這些人的無私付出令人震驚。

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Michael Morris一直以來提供我該領域的許多重要作品與討論。能和一位傑出的文化與社會心理學家交上朋友真是太棒了。過去幾年以來，Gilah Kletenik鍥而不捨地針對我的想法給出反饋，每個人都該有一位像他在哲學上這麼有天賦的導師。凱特．曼恩（Kate Manne）、琳恩．泰瑞歐（Lynne Tirrell）、大衛．李文斯頓．史密斯（David Livingstone Smith）、蕾貝卡．庫克拉（Rebecca Kukla）也給了我很有用的意見與支持。

我在讀研究所時，和約書亞．柯恩（Joshua Cohen）一起上過政治哲學課。我最初的社會與政治哲學的文章不是刊登在學術期刊上，而是《紐約時報》上。我把第一篇稿子寄給他時，他非常鼓勵我，從此更是不可思議地慷慨、花時間跟我討論。他還邀我在史丹佛大學的政治理論課演講，我講了本書第四章的內容，獲得Ken Taylor的回應。Ken Taylor的評論與聽眾的支持都讓我深深感激。

一九九五至二〇〇〇年，我在康乃爾大學擔任助理教授，那裡的研究生很優秀。我很幸運可以和Allen Wood、Karen Jones一起審查Chris Sturr研究意識形態的學位論文。在那幾年，我經常與蘇珊娜．西格、Lisa Rivera一起討論意識形態的問題。從那時開始，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主題，而我也是因為這樣才開始研究知識論。為此，深深感謝Chris Sturr、Wood、Jones。

麥可．羅森（Michael Rosen）的《論自願為奴》（On Voluntary Servitude》這本書，幫助我整理出對於意識形態的想法。麥可．羅森也慷慨提出意見，而且還在緊要關頭找了幾位研究政治理論的研究生：Emma Saunders-Hastings、Tae-Yeoun Keum、Bernardo Zacka、Jacob Roundtree一起討論本書的前期手稿，讓我如虎添翼。我很感謝政治哲學界的同行一直都給了我許多幫助。Alex Guerrero幫助我探索新領域。梅爾文．羅傑斯（Melvin Rogers）和Tamsin Shaw經常在臉書上，回答我這個政治哲學新手在文本與概念上的疑惑。梅爾文．羅傑斯的作品是閱讀杜博依斯的珍貴指南，而且對本書也產生重大影響。我在本書寫作後期認識了Robert Gooding-Williams，和他花了很長時間討論杜博依斯，他讓我把自己的詮釋說得更清楚，並給了我其他相關討論素材。David Goldberg自從聽到我在韋恩州立大學Gail Stine講座的演講後就幫了我很多，給了許多關於美國政治理論的理論與資料。羅格斯大學的教育歷史學家Ben Justice對最後一章的幫助非常重要。與卡利勒．穆罕默德（Khalil Muhammad）討論技術主義意識形態非常有幫助。

洛莉．格魯恩（Lori Gruen）自始至終都在鼓勵我，為好幾版手稿提出建議，並經常與我討論政治哲學，無論是在內容上的實質幫助，還是在我研究方向上的鼓勵，都數之不盡。她還找來她在康乃狄克州維安等級最高的男子監獄「柴郡懲教所」的政治哲學課上教過的學生，舉辦了兩場討論會。第二場研討會裡有一段「作者與書評會面」，討論讀者拿到的手稿。Craig Gore、James Davis、David Haywood、Clyde Meikle、John Moye、安德烈．皮爾斯（Andre Pierce）、Jason Torello都簡短地給出了有用的意見，這些意見與隨後的討論大幅影響了本書的最終版本。從他們的角度討論學校以及監獄和學校系統的相似之處，讓我決定在最後一章討論美國教育體系。

我在很多地方討論過本書內容，譬如馬里蘭大學、柏林洪堡大學、柏林自由大學、語意學在歐洲研討會、韋恩州立大學、南伊利諾大學，感謝這些地方的人給我的意見。其中我要特別感謝一位聽眾：我第一次討論這些內容，是在二〇一四年一月受馬里蘭大學PHLINC研討會之邀做專題演講，當時的論文對宣傳的定義有誤，素未謀面的Georges Rey在提問階段堅持提出反對意見。感謝Georges Rey，他說的才對。不過他也有點煩人，所以我一直沒告訴他。希望他現在會看到。

二〇一四年一月，我和薇絲拉．韋弗在《紐約時報》共同發表了一篇探討大規模監禁的文章。我用哲學解釋帶有種族歧視的大規模監禁對民主造成的傷害，但引用的全部都是白人哲學家。哲學家Tommy Curry和John Drabinski寫了一篇很棒的短文 ”Race, Racism, and Thinking with Philosophy” 來回應，指出我們的文章立場「很矛盾。明明是徹底要讓讀者去注意黑人經驗、看到制度性的種族歧視、聽到受害者的聲音；卻在最能夠發聲的哲學性時刻，完全只用白人思想家的作品」。我非常感謝Tommy Curry和John Drabinski，他們讓我從以前讀過的所謂政治哲學經典，轉向黑人作者寫的社會與政治哲學作品。這個領域我從小就不陌生，我知道它有多麼多采多姿，又有多少思想後來被白人默默地收錄在自己的作品中。我試圖用這本書撥亂反正。我的政治哲學不僅來自羅爾斯，也來自杜博依斯。我保證不會再犯同樣的錯，也希望這本書有做到。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的蕾．藍騰和湯米．謝爾比（Tommie Shelby）都花了大半個夏天，細細評論本書的手稿。他們顯然是全普林斯頓最優秀的讀者，我很幸運能獲得他們的建議。本書因他們而大幅進步。

Robert Demke是一流的文字編輯，他細心地讀稿，耐心地回應我修改後的稿件。

Rob Tempio是一位很棒的責任編輯。沒有他的持續鼓勵，我就沒有勇氣寫這本書。

我在寫謝辭的時候才發現，有很多作者的作品我該讀卻沒去讀，我應該在討論這個主題時提到他們。請容我對此先致上歉意。在本書討論的主題上，我漏掉了太多傑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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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的陷阱： 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 How Propaganda Works

作者 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譯者 劉維人

審訂 賴天恆

總編輯 富察

主編 洪源鴻

責任編輯 柯雅云

行銷企劃 蔡慧華

封面設計 木木lin

內頁排版 宸遠彩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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